围城的纪实故事

第一篇：围城的纪实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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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会上，沈军递过来的眼神，分明写着暧昧。袁芳知道，他在诱惑自己。

袁芳很享受这样的诱惑，为什么要拒绝呢？能得到这类成功男人的垂青，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对自己的认可。女人的资本不就是这几分姿色？

袁芳是公司这次谈判的陪同，而沈军却是原料供应商老板。对于沈军跳舞的邀请，袁芳当然是欣然接受。在或明或暗的灯光下，袁芳一次又一次地华丽转身，俨然是当晚的公主。沈军说：“袁芳，你怎么可以这么动人？！”

袁芳笑，有一种莫名的满足，想假装不以为然都不可以。沈军在这一方土地，也算是有脸面的人。他尽管身材矮胖了点，可满面的容光就是资本。在这样的世道，对于男人，实力就是魅力，与相貌无关。

舞会后，沈军请袁芳吃夜宵。袁芳第一次知道，夜宵原来不只是街头的凉皮凉面，抑或是馄饨饺子。他们去的是全聚德，灯光柔和的包厢，沈军递给她一张卡，说：“袁芳，只要你愿意，你随时可以来这里用餐。”袁芳竟有点措手不及。

回到家，刘伟居然也才下班回来，递过来当月的工资，整整3000元。她不觉有了气，寒着脸说：“刘伟，你怎么就不能像人家那样去挣大把的钞票，却安心去做四班三运转的工人？”

刘伟忙不迭地点着头：“我一定努力。”努力？看着刘伟唯唯诺诺的神情，袁芳苦笑，结婚前怎么就没觉得他原来这么没个性？生活就是这样，再是可口的菜，吃得多了，都感到生厌。刘伟是长得帅，可帅有什么用。男人可以长得勉强，但不可以没有钱。

很晚了，袁芳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和刘伟生活五年了，婚姻已经摔打尽兴，那些最初的不和谐，也转为无动于衷。爱刘伟吗？袁芳从未问过自己。她只知道，做可口的饭菜，定期打扫房间，周末晚上，安慰一下彼此的身体。一切都循规蹈矩，没有人试图打破它。平稳的家庭，一直以来，袁芳都是满足的，起码表面上是。

然而，今天认识了沈军，世界的一切都已颠倒。袁芳想起一句家电的广告词，原来生活可以更美的。

是谁说过，漂亮女人通常对物质都有强烈的占有欲。袁芳就是这样的女人。

大学毕业以后袁芳一直在一个繁华的城市漂泊，希望可以跻身富人的行列，每天站在市区租赁的房子逼仄的阳台，看楼下的车流，希望可以拥有自己的车子和房子，直到遇到刘伟。

也算是有宽裕的生活，可也仅限于宽裕，那也是他的父辈努力积攒下来的。可这不是袁芳对生活知足的理由，她要的不只是这些。

所以，当沈军再来电话的时候，袁芳的心就活络了，沈军给了她颠覆寻常生活的欲望。张爱玲就说过，女人常常看不起坏女人，但有机会扮坏的时候总是跃跃欲试。

她顺理成章地坐在了他副驾的座位上。他们去K歌，到高速公路上飙车，沈军很会玩，更会讨她欢心，让袁芳对享受生活有了全新的定义。

车上，沈军会说一些笑话，但这不代表他很幽默，因为他说的都是荤笑话。虽然也不算过火，但是总会让你作为过来人有些联想。故事经不得品味，一品味就感觉到了鱼和羊合成的味道。

起初，袁芳会闹得面红耳赤，低头不语，可耳朵不自觉地竖起来听个仔细。是粗俗了一点，却很刺激。沈军是个圈里的老手，深谙女人的本质。

沈军的右手放在了她的手上。袁芳想过挣扎，却终究没有把手抽回，她在想下面发生的故事。车子停在了无人的郊区，袁芳的心竟有些紧张。不容她多想，沈军的唇覆盖了上来。

车内，充斥着肾上腺和汗水混合的味道。袁芳无力抵抗，像只扑火的飞蛾毅然展翅张扬自己的美丽。末了，沈军伏在她的身上，喘着粗气说：“袁芳，你这个妖精，我爱上你了。”

欲望的闸门一旦打开，就像开启了潘多拉魔盒，身体的游戏，一次又一次，从车上，转移到宾馆，或者是野外，沈军总是能用不同的方式挑起她身体的欲望。

袁芳开始厌倦和刘伟在一起的乏味。尽管也有些许的不安，可她无法拒绝沈军的召唤。那是和刘伟截然不同的男人，粗暴而又粗俗，却又能让她彻底的放纵。刘伟在床上的彬彬有礼，令她深恶痛绝。

她有一种征服的成就感。如今，她可以骄傲地走进金鹰大厦，随意挑选高档的衣服，或者女子的饰物。哪怕是口红，她也认为，上千元的价位是必须的。暴发户一样的沈军不在乎这一点，他很清楚自己，穷到除了钱，一无所有。

有了心事，袁芳在外的张扬和在家的不耐烦，清晰地写在脸上，深深地刺痛着刘伟的心。在这样的世界里，他不是看不懂，只是他不愿意挑破。

袁芳爱儿子多多，她带他去肯德基吃套餐，去游乐场坐过山车，或者到商场里买好多好多的玩具。但，从没有刘伟，她觉得多了他一人碍事。后来，甚至陪伴多多的，多了一位叔叔。

刘伟终于无法承受。他说：“袁芳，你究竟要如何？！”袁芳不说话。午夜，寂静到刘伟吸烟的声音都显得沉重。很久，刘伟抬起头，眼睛盯着她，说：“我原谅你，你忘了他。”袁芳很惊讶，这样的回答，出乎她的预料。

袁芳望着刘伟，心开始崩溃。这个人，和自己有共同的房子，共同的父母，还有共同的生活习性。但，今天却要丢了他。就算没有爱，也有情分，是可以与他同路走下去的。袁芳想说好，因为，她开始动摇，不想丢弃这个安逸的家。

一番思量，她决绝地说：“我忘不了他。”声音很低，这样的回答令她自己都感到震惊。

说完，她的泪就下来了。她知道，这样的回答意味着什么。

袁芳的离婚令认识他们的所有人震惊，尽管有很多人私下已经知道她和沈军的暧昧，可人们一直都认为不过是成年人之间的游戏，都不承想，袁芳会把这样的游戏当真。

袁芳清楚，自己成了所有人唾弃的对象。但她不后悔。她也想和刘伟过安分的日子，可自从认识了沈军，她决定了，人就只有一辈子，何苦委屈了自己。爱情，什么纯洁不纯洁的，只要自己过得好，其他的有什么重要。

第二篇：《围城》诉讼代理纪实

《围城》侵犯著作权纠纷代理纪实

《围城》演绎权纠纷代理纪实

案情简介

1990年初，四川文艺出版社（下称川文社）向胥智芬约稿，对《围城》一书进行汇校，胥智芬遂将钱钟书所著《围城》分别发表于《文艺复兴》杂志、上海晨光出版社出版的单行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的三个版本进行汇校，完成后交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该社自1991年5月至1992年7月共出版发行《围城》汇校本计12万本，其中有9万本封面上未印“汇校本”字样。1992年3月18日，钱钟书与人民文学出版社（下称人文社）签订《围城》一书的出版合同，并对人文社1991年1月1日起拥有《围城》的专有出版权予以追认。1991年6月，川文社将一本《围城》汇校本寄给钱钟书，希望钱钟书支持出版此书。同年12月，川文社又汇给钱钟书稿费9800元，被钱拒收。此间，人文社与川文社为《围城》汇校本多次交涉未果。1993年6月21日，钱钟书与人文社正式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下称二中院）起诉川文社和胥智芬，认为二被告擅自对《围城》进行汇校并出版《围城》汇校本，侵犯了钱钟书的著作权和人文社对《围城》的专有出版权，要求停止侵权、公开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京、沪两地的媒体纷纷对此案进行了报道，专家学者也对此案各抒己见，一时间众说纷纭。1993年11月23日，二中院正式开庭审理此案。庭审中双方围绕“《围城》汇校本使用的底本是否属于人文社专有出版权保护范围”、“《围城》汇校本是否为不同于《围城》的演绎作品”、“出版《围城》汇校本是否侵犯了人文社对《围城》的专有出版权”等焦点问题进行了激烈地辩论。1994年12月9日二中院作出一审判决，认为被告胥智芬未经钱钟书同意，对《围城》进行汇校，并于1991年5月由被告川文社出版，两被告既侵犯了钱钟书的著作权，也侵害了人文社的专有出版权，且不适当地大量复制发行，违背了诚实信用地原则，不利于出版界正常的出版秩序。判决两被告停止侵害，在《光明日报》上公开向钱钟书和人文社赔礼道歉，共同赔偿钱钟书人民币88320元，共同赔偿人文社人民币110400元。被告胥智芬和川文社不服一审判决，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1996年12月25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认为胥智芬和川文社侵犯了钱钟书的著作权，同时认为两上诉人以《围城》汇校本的形式出版《围城》，违背诚实信用和社会公德的原则，搅乱了正常的出版秩序，构成对人文社专有出版权的侵害，遂判决维持一审判决中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内容，而将赔偿经济损失的内容变更为：胥智芬与川文社共同赔偿钱钟书87840元，共同赔偿人文社109800元。至此，历经3年、轰动一时的《围城》汇校本著作权纠纷案落下了帷幕。

胥智芬仍被“围在城中”

1998年岁末的一个深夜，我正在家中为1999年《律师与法制》第四期撰文考虑选题。忽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断了我的思路，我拎起话筒，那头传来的是一个女人沙哑的哭诉：“朱律师，他们到我单位里去，说要强制执行，要扣我的工资，以后每个月都要扣1500元，往后的日子叫我怎么过啊？”她说着说着便泣不成声了„„，我静静地听着，尚未辨别出哭诉的女人是谁？更是不明就里。但我没有打断她的哽咽，一边静听着她的抽泣，一边在脑海里飞快地搜索往事„„她是谁？她说的是什么事？

电话那头的哭泣声似乎停了下来，我似有所悟地问道：“你是胥智芬吧？”她说：“是的”。一听是她，我不禁问道：“怎么你那件案子的执行还未了结？”，她说“是啊，我央求法院去执行出版社，但法院执行人员说‘到四川去执行，路途远、费用大、难度高，啥人出差旅费？’于是就成天盯牢我不放。执行员还说‘判决书要你与出版社共同承担赔偿责任，你想要从这件事摆脱出来，就自己去搞定出版社’，所以执行员从1997年开始就一直对我进行执行，如今动真格的了，判决书判共同赔偿20余万，执行员要我承担一半10余万元，每月扣1500元，不知要扣到猴年马月？我身体不好，有严重的肾病，医生一直要我住院治疗，我是带病工作的。如今我怎么工作？怎么生活？”她说着说着又哽咽起来。

《围城》著作权案，我和助手周荆律师代理两位被告，即胥智芬和四川文艺出版社。该案历经四年诉讼，我虽尽力，但仍回天乏术。尽管该案我方以败诉告终，倒也澄清了一些事实，因此并非一败涂地。例如，汇校工作是否具有创造性？对现代文学能否进行汇校？《围城•汇校本》是不是《围城》的演绎作品？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同时《围城•汇校本》的诉讼也给法学界和版权界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和商榷的问题，譬如对现代文学如何汇校？对现代文学的汇校是否侵犯被汇校作品的专有出版权？专有出版权其效力能否追溯？图书封面或图书征订单上内容部分失实是侵犯专有出版权，还是构成不正当竞争？判决书不判明作者和出版社各自应承担之责任而是判决出版社和作者（或汇校者）共同承担责任是否合理？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总想写出来供学术界探讨。不料文章尚未发表，探讨尚未进行，问题却已出现，胥智芬被无情地困于“围城”之中。早在1997年，法院执行庭就舍远就近，舍难就易先执行胥智芬。我认为这样执行有悖于法、有悖于情、有悖于理。首先，钱钟书和出版社要求赔偿是按总码洋的10％－15％来计算的，这个赔偿额实际上相当于出版社的利润。出版发行《围城•汇校本》是出版社的工作，利润也为出版社所得，汇校者仅只获得稿酬，怎么能够要一个只获得2000余元汇校费的胥智芬去承担获利数十万的出版社的责任呢？其次，出版社远在四川成都，上海法院对其执行尚觉困难，何况让一个病弱女子先去四川诉讼，尔后再向四川法院申请执行，难道轻而易举吗？第三，法院执行胥智芬亦非易事。一名记者的工资是有限的，每月扣其工资一二千元，一年也就是一二万元，执行十余万元要5－10年，这难道不是一场马拉松式的执行案吗？更是一种长久的精神折磨！正因为如此，胥智芬于1997年6月提出申诉，她在电话中的哭诉说明其申诉被驳回了，她仍然被困缚在“围城”中。正是她的来电促使我应当尽快将《围城》著作权案的真相和内幕公诸于世，让世人来评说是非。

下风官司也要打

1993年6月下旬的一个下午，《文汇报》的一位朋友约我到文汇报大楼的顶层咖啡厅，谈一起著作权纠纷案—轰动海内外的《围城•汇校本》纠纷案。随这位朋友来的女士就是《围城•汇校本》的汇校者胥智芬，30多岁的胥智芬已因媒体的炒作而闻名遐迩，只可惜是作为被告，她眼神里透露出一种忧郁—一种无法冲出“围城”的深深的忧郁。

胥智芬的案情介绍，使我对这起著作权纠纷有了概括的了解，我立即意识到这是一起非常棘手的下风官司。这是因为首先原告是大名鼎鼎的钱钟书先生（下称“钱老”）和堪称出版界老大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下称“人文社”），而被告是名不见经传的胥智芬和西南地区的小老弟四川文艺出版社（下称“川文社”）。正因为如此，北京新闻界乃至全国媒体将《围城•汇校本》著作权案炒作得沸沸扬扬不可开交，一时间被告似乎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原告在舆论上已先声夺人。其次，被告在汇校长篇小说《围城》过程中确有过错，汇校《围城》并未征得《围城》作者钱老的同意，这是显而易见的侵权。然而，再仔细分析，此案也并非绝对下风官司。其中有两个问题还是值得商榷的：《围城•汇校本》究竟是不是小说《围城》的盗版本？这是其一；“川文社”究竟有没有侵犯“人文社”关于小说《围城》的专有出版权？这是其二。因此，听完胥智芬的介绍后，我比较客观地谈了我的看法，没有拒绝她提出的要我作为代理人为她出庭辩护的要求。同时，为了便于协调和诉讼，我还代理另一被告“川文社”。

没多久，我因事去北京。每次到京必去国家版权局会会朋友，商讨一些版权问题，当我谈到最近在沪代理的《太阳部落》舞剧和《围城•汇校本》两起著作权案件时，一位对版权颇有研究的朋友诚恳地对我说：“《太阳部落》舞剧纠纷案是上风官司，胜诉的概率高，可以打一打。至于《围城•汇校本》纠纷案，是败诉的概率高，还是退为上策”。接着他又说钱老学贯中西、淡泊名利，德高望重。但是当这位朋友理解我当律师不能见难而退，光打易赢的官司时，他又告诉我一个情况，那就是国家版权局的观点：被告侵犯钱老的著作权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被告不侵犯“人文社”的专有出版权。我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坦诚和忠告，同时我更坚定了为被“围在城中”的被告辩护的决心。

《围城•汇校本》不是《围城》的益版本

1993年6月中旬，钱老的代理人与“人文社”以一纸诉状将胥智芬和“川文社”推上了被告席，其后京城媒体加以炒作，纷纷指责《围城•汇校本》是变相盗版本。法学界和出版界也有人认为“汇校没有创造性，电脑也可以汇校”。对此，版本学的学术界也有两种不同的观点。看来，《围城•汇校本》纠纷案不单单是法律问题，它还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且这两个问题还互为因果。因此，要弄清法律问题，就必须先解决学术之争。

1993年10月，我和四川省版权局联合在沪邀请了版本学、校勘学、文学史料学和现代文学方面颇有建树的专家学者，如复旦大学贾植芳、陈思和及华师大陈子善等就“汇校工作有无创造性？”“现代文学是否可以汇校？”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大家一致认为汇校具有创造性。“汇校工作不是简单的资料整理、版本对照和文字校对。汇校工作包括版本的考察、鉴别和汇集、底本的选定、汇校方法的确定、文本异文的审核校对和过录等多道程序，工序繁难，工作量颇大。尤以版本的考证、收集及汇校方法的确定等更具创造性。”

对此，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的观点也是如此：“‘汇校本’，在新文学史料研究领域，是独立的科研成果。‘汇校’具备了科研的全部性质，其中包括版本鉴别认定、版本原始考察、异文审慎核校和过录等繁难工序，汇校一部名著，劳动量相当甚至大于写同样字数的研究论著。”

汇校工作不是一项简单劳动，巴金和郭沫若（生前）也均有同感。巴金曾于1984年5月30日，为了说明他人对《家》的版本研究之不易，曾在《家》某一版本的扉页上题词：“《家》的各种版本，我自己也无法帮忙找到。我以前收藏的早已散失，有的也送给北京图书馆现代文学馆了”，“这是第七次修改本，排印原稿已捐赠给‘北图’手稿部”。由此，汇校工作中寻找各种版本的工作量之大、考证版本真伪之难可略见一斑。郭沫若也深知汇校工作之难，他认为汇校一部作品的工作量、难度甚至可能超过创作一部作品。

与会的专家和学者还认为，“《围城》因钱钟书先生前后有许多次修改，当然也应该搞汇校，‘川文社’出版的《围城•汇校本》当然是汇校本，汇校是版本校勘学的基本功，对校法也是校勘学最基本的校勘方法。”

“《围城•汇校本》是有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的，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学者们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因而在现代文学史料学中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围城•汇校本》的学术态度还是很严肃的，以汇校为名进行盗版这帽子戴不上。‘汇校本’对现代文学研究是有帮助的，关键看假汇校还是真汇校。《围城•汇校本》态度是严谨、踏实的，抱着治学的态度，所以说是真汇校。”

“简单地作出出版《围城•汇校本》就是变相盗版的结论，恐怕不是实事求是的结论。”

专家学者们的观点充分证明了汇校工作的创造性，同时也否认了一些不懂版本学、校勘学的人们所持的“电脑也可以汇校”的肤浅观点。

现代文学能否汇校？与会专家也都认为可以而且很有必要：“新文学书刊，由于政治或其他原因，不同版本的差异并不少，也正有待于校勘和整理，新的校勘学是需要的。”

“无论古典作品抑或现代著名作品，只要他们存在各种不同的版本，便有校勘的必要。”

“研究者要研究新文学，不看初版不行，新文学作品同样有必要进行校对。”“柳青的《创业史》后来改成批判刘少奇的作品，面目全非，不校勘不行。”

“新文学不仅存在校勘问题，而且其校勘是一项具有相当学术意义的研究工作。汇校作为一种校勘的方法，在新文学的研究领域中作用是显而易见、功不可没的”。

会后，我汇总专家学者们的看法，结合北方学术界的权威人士如朱金顺等在论著中的观点，揉合进此案的代理词中递交法庭，并在庭审中加以阐明。由于我们的努力，合议庭虽然认为胥智芬和“川文社”汇校出版《围城》未经作者同意，侵犯了作者的著作权，但是毕竟还是认可了胥智芬“对《围城》进行汇校”，称《围城•汇校本》“为胥智芬的汇校作品”，从而采纳了关于汇校工作具有创造性，《围城•汇校本》不是变相盗版本这一基本观点。

是否侵犯专有出版权？双方打得难解难分

本案被告侵犯钱老的著作权似乎从一开始就已成定论，我也是如此认为。只是作为被告代理人在法庭上总得据理一争，譬如对钱老在1991年11月得知“川文社”寄9000余元稿酬给他，却一直拖到1992年3月18日才退回“川文社”是否属一种先默认后反悔的行为？为什么钱老退回稿酬的日期与钱老和“人文社”签订《图书出版合同》，将《围城》中文本专有出版权授予“人文社”的日期同为3月18日？我知道这种质疑只能掀起浪花，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因此，本案重点在于对“川文社”是否侵犯“人文社”对《围城》的专有出版权进行剖析、论证。对于这个问题，法学界、版权界、乃至法院内部的合议庭、审委会都存在争议。

我作为代理人，围绕专有出版权之争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首先，搞清楚什么是专有出版权？对此，我国《著作权法》及其《实施条例》均有明确规定，专有出版权是“以同样文字的原版、修订版和缩编本的方式出版图书的独占权利”（《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九条）。

其次，搞清楚“人文社”对《围城》有无专有出版权？应该说，“人文社”从1980年起取得了对《围城》的专有出版权，一直保持到1990年。由于我国《著作权法》1991年6月才实施，故“人文社”1992年3月18日与钱老签订《图书出版合同》，又取得了《围城》的专有出版权。但从1991年l月1日起至1992年3月17日止，“人文社”对《围城》不享有专有出版权。利用《图书出版合同》将这段“真空”追溯，只是钱老与“人文社”之间的双方约定，而不能对抗其他第三者的出版权利。

第三，搞清楚胥智芬与“川文社”汇校出版《围城》是否侵犯了“人文社”的专有出版权？这个问题涉及面较广：

1．胥智芬和“川文社”汇校的《围城•汇校本》作为作品其类型与小说《围城》是否相同？如不相同则不构成侵权，否则就构成侵权。

2．《围城•汇校本》的出版时间是否落在“人文社”对《围城》专有出版权的“真空”段1991年1月1日至1992年3月17日？如在“真空”段内出版则不构成侵权，否则就构成侵权。

3．汇校本可否包括被汇校作品的原版（原本）？如可以包括被汇校作品的原版（原本）则不构成侵权，否则就构成侵权。

前述第三个问题是本案关键之关键，也是双方争议的焦点。

围绕上述几个问题，我查阅了大量的书籍，特别是版本学方面的专著，请教了各方面的有关专家、学者，研究了《著作权法》及其《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走访了国家版权局和最高人民法院，与上海中、高院承办法官反复交换意见，写成了一篇有一定学术价值的万言代理词。虽然最后由于种种原因，功亏一篑而败诉，然而能够使承办法院的合议庭以及审判委员会内部形成不同意见，使法院对该案没有贸然判决，在僵持了近五年后才终审判决，这充分说明了作为代理人只要其代理意见具有合理性，法院就会而且应当重视。

后记

在《围城•汇校本》著作权纠纷案中，我和助手代理势单力薄的被告，在力量悬殊的抗衡中，支撑了近五个年头，以败诉而告终，真可谓在著作权诉讼中演绎了相当悲壮的一幕。说其悲壮，是指双方实际上并非在事实和法律上的比试，而是在物质力量、社会基础上的比试。

在庭审过程中，我们曾经提出“川文社”在《围城•汇校本》的征订单上不写明“汇校本”，而只写“《围城》”；在再版《围城•汇校本》时，将该书封面上的“汇校本”三字去掉，只在书脊上保留“汇校本”三字的行为不属于侵犯专有出版权范畴，至多是不正当竞争，应以反不正当竞争的有关法律或法规来调整，但法院未予采纳，仍以侵犯专有出版权处置。再有，我们在审理过程中指出，“川文社”发行部是独立法人，是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征订单上书名不真实以及擅自改变图书封面的民事责任应由发行部来承担，而不应由“川文社”来承担，但法院还是未予采纳。法院认为反正是侵权，至于为什么侵权？侵什么权？谁承担侵权责任似乎不是主要的。这些难道不是事实败于观念吗？

对于被告是否侵犯专有出版权问题，分歧已升到最高层次，即国家版权局与最高人民法院。国家版权局认为，对《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39条中所规定的侵犯专有出版权三种情况，即“原版、修订版和缩编本”任何人不能作扩大解释，汇校本不属于这三种情况，所以“胥智芬及四川文艺出版社未侵犯人民文学出版社对《围城》一书的专有出版权”。然而，最高法院持不同意见，认为经作者同意出汇校本是可以的，但不得附原作，否则就是侵犯了原作的专有出版权。最后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判决，这难道不是法律败于权力吗？

《围城•汇校本》著作权纠纷案已于1996年底降下帷幕，并已被收集到上海高院和最高法院汇编的知识产权大要案中，而且还被公告，且继续作为知识产权的典型侵权案例广为宣传。对此，我也无可非议，因为既然已经终审判决，那就已经产生法律效力。只是不得不在此对该案中争议较大的专有出版权问题说上几句。但是我更要说的是文首提到的执行问题，那就是法院在执行过程中仍然避难就易、避远就近。孰知这样的执法方式却会导致一个付出创造性劳动仅取得2000余元稿酬的汇校者不公平地付出十余万元的代价，一个艰难度日的中年女记者在5-10年内将处于被执行人的地位而不得翻身。如今无可奈何的胥智芬在申诉被驳回后，再次通过民主党派组织和人大与法院交涉和协调，而无能为力的我也只能在《围城•汇校本》著作权纠纷案后为她大声疾呼：希望司法和执法再公正一些，再公平一些！

代理词

——《围城》演绎权纠纷案

审判长、审判员：

上海市经济贸易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胥智芬和四川文艺出版社的委托，指派我们出庭作为其代理人，现就庭审调查所确认的事实，针对原告之指控发表我们的代理意见：

本案所涉及的法律关系有两个。第一个法律关系是在钱钟书先生与胥智芬女士、四川文艺出版社之间发生的，这是一个作品使用权纠纷。对此，我只想简要地谈一些看法。而对于第二个法律关系即人民文学出版社与胥智芬女士、四川文艺出版社之间发生的专有出版权纠纷。代理人在本代理词中将着重予以阐述。

一、钱钟书先生的沉默导致了被告行为不构成侵权

毫无疑问，被告汇校出版钱钟书先生的小说《围城》理应做到i:一是征得钱钟书先生的同意，二是支付合理的使用费。

对于第一点，尽管被告事先曾托熟人与钱钟书先生打招呼，但终因熟人疏忘，导致在钱钟书先生不知的情况下汇校并出版了《围城•汇校本》，应属侵权。

但是被告却做到了第二点，即被告在汇校本出版后于同年（1991年）10月31日将稿酬（使用费）主动寄给了钱钟书先生，汇款用途标明是《围城•汇校本》稿费。钱钟书先生收到此款（9974元）后并未如其代理人所讲的立即拒绝，而是沉默了四个月后于第二年（1992年）3月18日才将此款退回四川。代理人认为，钱钟书先生在收到此笔稿酬后四个月的沉默，在法律上应认定为默认，其法律后果就是对被告汇校出版小说《围城》行为的一种追认。这种追认不但使被告在钱钟书先生沉默的四个月期间再版《围城•汇校本》不构成侵权，而且还导致了被告汇校出版小说《围城》由非法变成了合法。因此，钱钟书先生在沉默了四个月之后的退款，是对其追认的反悔，应属无效。

二、被告胥智芬和四川文艺出版社汇校出版《围城》不侵犯原告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专有出版权

（一）《围城•汇校本》是一本学术性作品

1．汇校工作是一项学术性较强的创造性劳动。

从学术性讲，汇校是一项具有文学史料学意义的研究工作。所谓“汇校”，校即“校勘学”中的校，“校是查校古书中文字的异同；勘是勘正古书流传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同一本书籍，在流传过程中，字句可能有所不同，校勘就是补正文字上的种种错误，校出古书中字句或内容上的异同，以使人们获得较为可靠的，较接近于原稿的本子。”（摘自《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P）这是其一。校勘一般采用四种方法，即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本案中所涉及的就是对校法。对校法“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不同之处，则注于其旁，其主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而其长处则在不参己见。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别本之本来面目。凡校一书，必须先用对校法，然后再用其他校法（摘自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汇校是把同一作品的多种版本的文字加以对照、汇校成册，这是其二。尽管代理人所引用的校勘定义是针对古书而言的，但这并不就意味着只有古代文字才存在校勘问题。相反，新文学、现代文学甚至当代文学都存在校勘问题，这是其三。这并非代理人杜撰的个人看法，代理人的这种观点直接取之于那些版本学、校勘学、文学史料学和现代文学方面颇有建树的专家学者，如（按引用顺序排列）朱金顺、谢桃坊、贾植芳、陈思和、陈子善、陆耀东、曾枣庄、王锦厚、汤炳正等，他们的观点摘要如下：

（1）“新文学书刊，由于政治或其他原因，不同版本的差异并不少，也正有待于校勘和整理，新的校勘学是需要的。我们应当在旧的校勘学的基础上，研究新问题，把握新特点，建立新文学的校勘学。”（朱金顺）

（2）“无论古典作品或现代著名作品，只要他们存在各种不同的版本，便有校勘的必要，而整理出详备的汇校本大为必要。单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考虑，不仅可为古典作品汇校，也可为当代作家作品汇校。”（谢桃坊）

（3）“作者对自己的作品有改动的权利，改动总是有原因的，也是文学史研究的内容和对象，是一种文学现象。许多因素都可导致作家修改作品。要研究作家的创作道路，汇校是很有益的，可以看到作品的本来面目。现代文学同样存在版本学、目录学和校勘学的问题，而且是很有研究意义的。”（贾植芳）

（4）“有很多文章，作品修改后与此前出版的文章，作品相比较已改得面目全非，根本与原先的文章、作品不同，为还其本来面目，汇校对研究原先的作品是有益处的。”（陈思和）

（5）“研究者要研究新文学，不看初版不行，新文学作品同样有必要进行汇校。对这种作品不同程度上的修改，只要有两种以上的版本就有汇校的必要。文学的发展有阶段性，为体现文学进步的真实面目，进行汇校就能达到这样一个目的。柳青《创业史》后来改成批判刘少奇的作品，面目全非，不校勘不行。”（陈子善）

（6）“就汇校本而言，我便是主张出的，我对《郭沫若全集》未采用初版本深为不满，说：‘我们不要给子孙后代留下包袱’，如全集不注明版本异同，每出版一本，我们就约一些人作汇校。”（陆耀东）

可见新文学不仅存在校勘问题，而且新文学的校勘是一项具有相当学术意义的研究工作。汇校作为一种校勘方法在新文学的研究领域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功不可没的，对汇校持简单否定的态度是不可取的，这是其四。

从创造性讲，汇校工作不是简单的资料整理、版本对照和文字核对，而是一项创造性劳动。汇校工作包括版本的考察、鉴别和汇集，底本的选定，汇校方法的确定，文本异文的审校核对和过录等多道程序，工序繁难、工作量颇大。尤以版本的考证、收集及汇校方法的确定等更具创造性。正如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的公函所述：“‘汇校本’，在新文学史料研究领域，是独立的科研成果。‘汇校’，具备了科研的全部性质，其中包含版本鉴别认定，版本的原始考察，异文审慎核校和过录等烦难工序，汇校一部名著，劳动量相当甚至大于写同样字数的研究论著。”

对此，巴金和郭沫若均有同感。

巴金曾于1984年5月30日，为了表示他人对《家》的版本研究不易，曾在《家》版本之一种的扉页上题词：“《家》的各种版本，我自己也无法帮忙找到，我以前收藏的早已散失，有的也送给北京图书馆现代文学馆了”，“这是第七次修改本，排印原稿已捐赠给‘北图’手稿部”。可见汇校工作内容之一寻找各种版本的工作量之大，以及考证版本真伪之难。

郭沫若也深知汇校工作之难，他认为汇校一部作品的工作量以及难度甚至超过创作一部作品。

两位文学大师对汇校工作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2．《围城•汇校本》是一本真正的汇校本。

《围城•汇校本》采用的是对校法。汇校者胥智芬酷爱“钱学”，在接受四川文艺出版社约稿后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工作，经过反复考证和筛选，先后搜集了小说《围城》的8个版本，分成三个系列，即1948年2月至1947年1月《文艺复兴》杂志上的连载小说，简称初刊；1947年5月至1949年3月，上海晨光出版公司的三个印刷本，简称初版；1980年10月至1985年8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四次印刷本，简称定本。最后，选定以初刊为底本，对照初版本的第三次印刷本和定本的第四次印刷本，采用对校法进行汇校，遇有不同之处以底注形式标出。纵观全书，共汇校2219处，其中晨光版改动763条，人文本改动1503条，在人文本改动的1503条中属文字使用规范化的有874条，整个汇校过程凝聚了胥智芬艰辛的创造性劳动。对此，学术界也予以肯定。《围城•汇校本》作为一部学术作品受到文学理论界和文学史料界好评：

（1）“汇校本《围城》以1946年《文艺复兴》上的初刊本作底本，与1947年晨光出版公司的初版本和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重印本对校，几乎每页都有详尽的校汇，当然应算汇校本，汇校本不仅有益于读者，有益于作者”。（曾枣庄）

（2）“《围城》因钱钟书先生前后有许多次修改，当然也应该搞汇校，你们出版的《围城•汇校本》当然是汇校本，汇校是版本校勘学的基本功，对校法也是校勘学最基本的方法”。（王锦厚）

（3）“《围城•汇校本》是有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的，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学者们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因而在现代文学史料学中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谢桃坊）

（4）“我看了《围城•汇校本》，学术态度还是很严肃的，以汇校为名进行盗版这帽子戴不上，‘汇校本’对现代文学研究是有帮助的，关键看假汇校还是真汇校，我看还是真汇校。《围城•汇校本》态度是严谨、踏实的，还是一个治学的态度。”（贾植芳）

（5）“《围城•汇校本》研究的是版本异同，对研究很有帮助，我关心的不是官司，而是学术研究。”（陈子善）

（6）“最近读了贵社出版的胥智芬同志《围城•汇校本》，觉得这是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里的新收获，这项工作，不仅会给一般读者以许多方便；更会对现代文学研究者以诸多启发，从《围城》的汇校本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的艺术思想，写作技巧等都在不断地发展与精妙，这就为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者对作家创作的探讨提供最可靠的依据。”（汤炳正）

（7）“简单地认定出版《围城•汇校本》就是变相盗版，恐怕不是实事求是的结论。”（朱金顺）

代理人认为这就是理论界对《围城•汇校本》学术价值的客观评价，也是对《围城•汇校本》以及汇校者胥智芬创造性劳动的一种肯定。

由此可见，汇校某部文学作品，其创造性劳动是显而易见的，那种认为汇校工作简单得连电脑也可操作的观点显然是对汇校工作的一种误解。原告代理人提出“《围城•汇校本》看不出有汇校者的创造性劳动，算不得真正的汇校本，不能成为演绎作品。”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二）《围城•汇校本》是一本演绎作品

1．汇校工作是一种演绎工作。我国著作权法规定原作品演绎的方式有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几种。但是就汇校的属性来看，汇校也是一种对原作品进行演绎使用的方式，这不仅得到了版权理论界的肯定，而且得到了国家著作权法律权威机关的认定，国家版权局1992年11月13日所发（92）权办字第37号文件清清楚楚地写道“汇校是对原作品演绎的一种形式，汇校者依法汇校他人作品，对其汇校享有著作权。”

2．演绎作品与原作品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作品。原作品一般有小说诗歌等，其创作客体比较开阔，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前提下可以任意发挥，而演绎作品创作客体是原作品，演绎是对原作品的再创作，它的前提是尊重原作，它受到原作的严格限制。

由于演绎作品与原作品著作权的主体与客体均不相同，因此，出版原作品需经作者同意，而出版演绎作品则需同时征得作者与演绎者的同意，并且还需征得对原作品享有专有出版权的出版者同意。

由此可见，《围城•汇校本》是小说《围城》的演绎作品。

（三）《围城•汇校本》作为演绎作品不属于专有出版权的保护范畴

1．演绎权与专有出版权是著作权中并列的两项不同权利。著作权法规定，著作权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两大部分，而财产权又包括出版权、演绎权和二次使用权（即报刊转载等）三种并列的权利。所谓专有出版权是指作品的原版，修订本和缩编本均应由专有出版者出版。专有出版权与演绎权是两个并列，且互不相关的两项权利。追本溯源，该两项权利均由著作权派生而来，他人使用则需经著作权人同意。因此，专有出版权既不是凌驾于作者著作权之上的特权，也不具备排斥作者或他人对该作品进行演绎使用的功能。同时，作者将属于其著作权中的一部分权利（专有出版权）转让给出版社，并不意味着他将作品的其他权利也转让给了出版社。这种专有出版权只是禁止他人以同样方式使用该作品，只要他人使用方式与其不同，出版社即无权干涉。演绎是作者或他人使用作品的另一种方式，因此以演绎方式使用作品无须征得出版社同意。

2．《围城•汇校本》是一部具有一定学术研究价值的演绎作品。正是因为《围城•汇校本》同小说《围城》是性质不同的两类作品，人民文学出版社虽然自1992年3月18日从作者钱钟书先生手中通过出版合同取得了对小说《围城》的专有出版权，但并不因此而当然获得该作品的其他使用权。被告胥智芬以汇校这种演绎方式使用该作品，以及被告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这种演绎作品均不属于原告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专有出版权范畴。

（四）底本和底注是汇校本不可分割的两个组成部分。

汇校本是由底本和底注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组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所谓底本是指原作品某一版次的版本，所谓底注是指标注于下的互异之处。《围城•汇校本》使用的底本（即所谓“横线以上部分”）来源于《文艺复兴》杂志上的连载小说，即《围城•初刊本》，不是初版本（或称原版），故不属于专有出版权中原版的保护范围，人民文学出版社无权就此主张权利。只要承认汇校是一种演绎方式，汇校本是一种演绎作品，就必须承认其对原作品文字内容进行使用是合理的，就像注释作品中的原文与注解一样是密不可分的。底本和底注不能分开，底注离开作品中的原文就成为无本之木，即“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由此可见，从学术上来说汇校必须以原作品的某一种版本为底本，这在学术界已是常识。从法律上来说，汇校是对已有作品的一种使用，只须征得原作者同意，而无须出版社认可，这在版权、法律界也是一种常识。

由此可见，正如国家版权局1992年11月13日所发（92）权办字第37号文件所认定的那样“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与钱钟书签订的合同有效期间对《围城》一书享有专有出版权，但根据《著作权实施条例》第39条的规定‘汇校’不属于专有出版权的范畴，钱钟书又未将‘汇校’这种使用形式转让或授予人民文学出版社专有使用。因此，胥智芬及四川文艺出版社未侵犯人民文学出版社对《围城》一书的专有出版权。”

三、对尚有争议的几个法律问题的看法

对本案的几个关键问题，如《围城•汇校本》究竟是不是凝聚创造性劳动的学术作品，究竟是不是演绎作品？出版演绎作品是否侵犯了原作品出版者的专有出版权？本代理人在前面已作了全面的论述，结论是《围城•汇校本》是学术作品，也是演绎作品，出版汇校本并不侵犯他社的专有出版权。

然而本案还涉及到几个尚有争议的法律问题，如初刊本是否等同初版本（原版）？专有出版权的时效是否可以追溯？不正当竞争是否构成侵犯专有出版权？鉴于这些问题涉及到本案的诉讼主体、诉讼时效等程序问题，本代理人认为有必要向法庭作进一步的阐述。

（一）关于初刊本与初版本的问题

原告代理人认为初刊本就是初版本，《围城•汇校本》以《文艺复兴》杂志上的连载小说《围城》为底本，仍然侵犯其专有出版权。本代理人暂且撇开出版演绎作品并不侵犯原作品专有出版权这一观点，假设汇校的底本就是初版本，本代理人仍认为即使以初刊本为底本汇校《围城》仍然不侵犯小说《围城》的专有出版权。

1．专有出版权所保护的原版、修订本和缩编本三种图书版本方式不能任意扩大。

从著作权法规、法律的演变看，在过去的《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中规定的专有出版权中包括四项内容：原版、修订版、缩编本和摘编本。而在现在的《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中则将摘编本删除，而成为如上所述的三项权利内容，这事实上体现了对专有出版权范围的进一步限制。从《著作权法实施条例》本身看，规定专有出版权三项权利内容的第39条属于该条例第五章，该章节名称为“著作权有关权益的行使与限制。”因而代理人认为第39条所规定的专有出版权保护的原版、修订版和缩编本既是出版社行使权利的三种方式，也是专有出版权的全部内容。这种限制一方面体现了法律对出版社专有出版权的保护，另一方面也保护了作者所应当享有的著作权的其他权利，避免作者的其他著作权因专有出版权的出让而受到出版社的非法侵夺和抑制，因此，如无法律、法规的特别规定，专有出版权的保护范围就限于图书的原版、修订版、－缩编本三种方式，不得任意作扩大解释。

2．作者首次发表的作品并非就是作品的原版。作者发表自己作品的方式有多种形式，可以是口头发表，也可以是书面发表，可以在报纸上发表，也可在杂志上发表，还可以出版图书的方式发表。版本是针对图书而言的，由于图书在首次出版后经过著作权人的修改，版本内容可能有重要变更，因而就存在一个版次问题，用版次可来统计版本内容之重要变更。“凡图书第一次出版的称第一版或初版。”（摘自《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P）这个所谓的“第一版或初版”，就是《著作权法实施条例》所称的“原版”。小说《围城》最早是以连载小说的形式刊载于1946年2月至1947年1月《文艺复兴》杂志上的，这是《围城》的首次发表，可称之为小说《围城•初刊本》，但这并不是《围城》的初版本（或称“原版”），因为原版是指图书而言的，而杂志并不包括在内。到1947年6月，作者钱钟书先生又将该作品交付上海晨光出版公司以图书形式出版，这是《围城》首次以图书形式公之于众，这才是小说《围城》的初版本或称原版。再次，专有出版权保护的作品使用方式是以图书形式出版作品，所谓“出版物”包括定期出版物和不定期出版物。定期出版物又分为报纸和杂志；不定期出版物主要指图书。图书与杂志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出版物。专有出版权的保护仅限于图书而不包括杂志，本案中《围城•汇校本》使用的底本是1946年2月至1947年1月载于《文艺复兴》杂志上的连载小说《围城》，即初刊本，并没有使用作品的原版本，因此并不侵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专有出版权。

（二）关于专有出版权的时效是否可以追溯问题

原告代理人认为专有出版权的时效可以追溯，因此，原告人民文学出版社和钱钟书先生在1992年3月18日签订图书出版合同时，合同第一条写明“对于1991年1月1日至合同签订之日乙方（指人民文学出版社）已享有的专有使用权，甲方（指钱钟书先生）予以追认并认可”。企图将专有出版权的时效追溯到1991年1月1日，以弥补1990年12月31日至1992年3月17日专有出版权期限的“断层”。本代理人认为，专有出版权的时效是不可追溯的。

1．《围城》作者钱钟书先生于1980年10月将小说《围城》交付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尽管双方并未签订出版合同，但根据1985年1月1日生效试行的《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第13条第四款规定：“出版社对其在本条例生效之前已经出版或已经接受的作品，应继续享有为期五年的专有出版权，期限自本条例生效之年年底起计算。五年以后，出版权回归作者或其合法继承人。如出版社希望继续出版，应另签出版合同。”按此规定，人民文学出版社对《围城》所享有的专有出版权期限应为1990年12月31日。换言之，从1991年1月1日开始，该专有出版权就已回归钱钟书先生，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就丧失了钱钟书先生《围城》的专有出版权。这种计算方式也符合我国《著作权法》有关规定。我国《著作权法》第30条规定：“图书出版者对著作权人交付出版的作品，在合同约定期间享有专有出版权，合同约定图书出版者享有专有出版权的期限不得超过十年，合同期满可以续订。”按此规定，人民文学出版社自1980年9月出版《围城》以来，其依法享有的专有出版期限至多到1990年8月。《著作权法实施细则》第33条还规定：“除著作权法另有规定外，合同中未明确约定授予专有使用权的，使用者仅取得非专有出版权。”按此规定，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专有出版权期限也只能到1990年8月。

2．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90年12月31日丧失了《围城》的专有出版权后，如欲继续取得该专有出版权则应与钱钟书先生补签出版合同，从而再次取得该专有出版权。当然，再次取得专有出版权的日期理应是签订出版合同之时，由于人民文学出版社与钱钟书先生签订出版合同的日期是1992年3月18日，因此，人民文学出版社再次取得《围城》专有出版权的日期应当是1992年3月18日。

3．如此说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对《围城》享有专有出版权的期限就出现了一个“断层”：自1991年1月1日至1992年3月17日。在此期间，人民文学出版社没有出版权，也就谈不上对《围城》享有专有出版权，更谈不上他人侵犯其专有出版权，即人民文学出版社不但无权以侵犯其专有出版权为名制止其他出版社出版小说《围城》，甚至连自己也无权出版小说《围城》，此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地位与其余尚未取得小说《围城》出版权的出版社一样，均无权出版小说《围城》，否则就是非法出版。因此，在此期间，任何出版社出版小说《围城》，其侵犯的是钱钟书先生的出版权，并不侵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专有出版权。更不用说是出版《围城》的演绎作品了。

4．问题已很清楚，钱钟书先生的这种“追认并认可”只能产生一个法律后果，那就是在此期间人民文学出版社如有出版则可由非法转为合法。因此，钱钟书先生的这一“追认并认可”只能解决人民文学出版社其本身在此期间出版小说《围城》的合法性问题，而不能使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此期间成为专有出版权人，从而具有追究其他侵犯钱钟书先生出版权的出版者的权利。因为侵犯钱钟书先生出版权与侵犯人民文学出版社专有出版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否则，就会产生这样一个奇怪的结果，那就是侵犯作者出版权的行为，会成为侵犯出版社的专有出版权的行为，而这显然是荒谬的。举个形象化的例子，如果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小说《围城》初版本未经钱钟书先生同意，而钱钟书先生后来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签订出版合同又将专有使用权追溯到1949年的话，那么晨光出版公司就由侵犯钱钟书先生出版权而变成侵犯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专有出版权了？这岂不成为笑话？

由此可见，被告四川文艺出版社于1991年6月出版《围城•汇校本》，正好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不具专有出版权期间。在此期间，别说《围城•汇校本》是小说《围城》的演绎作品，四川文艺出版社就是出版小说《围城》也不侵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专有出版权，如果未经钱钟书先生同意，充其量也只是侵犯钱钟书先生的出版权。即使人民文学出版社经钱钟书先生授权，也只能以钱钟书先生的名义起诉，指控被告侵犯其出版权，而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指控被告侵犯其专有出版权。

（三）关于不正当竞争是否侵犯专有出版权问题

原告代理人在诉状中提出“更为恶劣的是被告之一四川文艺出版社特地修改了该书封面上的书名，有意将“汇校本”三字去掉，将“围城”两字异乎寻常地放大开来，其向全国各地发出图书征订单竟公然以《围城》为书名进行征订。被告这一系列行为已严重侵害了原告依法享有的著作权和专有出版权。”本代理人对诉状中所指控的事实是否客观暂且不论，只想就上述指控事实的法律属性表示不同看法。

1．原告在诉状中的指控如确有其事，那么，充其量也只是经营过程中的不正当行为而已，还谈不上属于不正当竞争。因为在《围城•汇校本》封面虽然有部分是去掉了“汇校本”三个字，但是在该书的扉页上以及书脊上仍然印着“汇校本”三个字，这并不能证实被告是有意行为，也许是印刷部门的疏忽。至于征订单上以《围城》为书名进行征订，则过错主要在于四川文艺出版社的经营部门，这并不是四川文艺出版社的故意行为。

2．如果原告的指控属实，那么至多也还是经营中的不当行为，而且即使是不正当竞争行为，那么也只能由“反不正当竞争法”来调整，与侵犯专有出版权无涉，因为不正当竞争与专有出版权没有必然因果关系。因此，即使是不正当竞争行为，也不能导致侵犯其专有出版权。也即原告人民文学出版社以被告四川文艺出版社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来指控被告侵犯其专有出版权，显然是不符合著作权法规定的。

综上所述，本代理人认为《围城•汇校本》是一本具有学术价值的史料性的著作，凝聚了汇校者胥智芬的创造性劳动；这种创造性劳动如版本的收集、鉴定、考证和选用，以及汇校方式的确定均非电脑所能取代，同时汇校也是一种与原作品《围城》不同类型的演绎作品，不是小说《围城》的变相盗本。因此，出版《围城•汇校本》并不侵犯小说《围城》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专有出版权。请合议庭驳回原告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诉讼请求。

1994年12月15日

第三篇：扶桑纪实故事

一

我从未想过此生会为一个女人停留。

从凤凰到格尔木,从月牙泉到吉尔尕朗,当我开始厌倦无穷无尽的漂泊和躲藏时,静默的沙滩尽处,却传来扶桑花香,一个发髻里插着扶桑花的女人背对着我坐在礁石上,淡蓝色棉布长裙把净白的脚踝包裹在里面,她的打扮与周围人不同,透着独树一帜的美,同暮色相映,不染纤尘,我赶忙掏出相机为她拍照。她却从容爬下礁石,踩在沙滩上,步履单薄,如她身影。

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是一个会让我甘心停留的女人。

直到她回眸,素净的脸庞变成锣鼓喧天上演在我心头为止。

我跟着她,亦步亦趋。

这世上总有这样一种女人,让你感到无论以什么方式接近都是亵渎。惟有如此,默默跟着,才不至冒失。

她回头看我,面庞似有笑意。而后在一座红瓦白墙的小屋边上,停下来,我目送她进屋。忽然萌生出一个念头——家。

这是平生第一次,我想有个家。

人们都说,人到一定年纪就会想停下漂泊,放下执着,于烟火市井里寻个家,可我觉得不然,这与年龄无关,却与瞬间的怦然心动有关。

因为一个人,想要有个家。而家里装着的,必须还是那个人。

二

我在小屋边上租了一间房,对门的窗户刚好可以看见她。

这是我做过最疯狂的事情。

为了长居我办了假的身份证,在码头上给人卖力气,我每天清晨用人力板车卸下货船上装着的煤气,送往各家。到她家时心跳就会加速,深呼吸敲门,等她来开,脚步踏在地板上发出咚咚声。

她家是典型欧式风格建筑,木质门框堆着厚重的时光感,她在阳台上种万年青、美人蕉以及一些不知名的植物,还有粉红扶桑,开得正旺,占了整整一平方米的地方。

每次我来,她都给我沏茶,青绿的茶汤会发出兰花香味,她说这是当地人常喝的铁观音,解渴消暑最好不过,我端起来慢慢啜,尽量延长这同她相处的时光,她则微笑看我,或端详窗外,很少交谈。唯一一次她问起了我的过去,她说,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我的脸刷的一下就红了,几乎惊慌失措。

因为那是我的劫难。

过去。

那天晚上她送了我一幅肖像,炭笔速写,她把肖像钩在晾衣架上伸到我窗边,调皮得像学生时代的女学生,我接过肖像,上面画的是我,眼角有皱纹,眸子暗淡,嘴唇起皮。肖像底下还写着一行字:你该高兴一点。我放下画,径直去敲她的门。她站在门前早有预料,晚风吹过,青丝浮动。

她说,我给你煮一壶咖啡吧。

三

这是第一个要在深夜里给我煮咖啡的女人,至少现在回想起来,那吱吱哑哑的磨豆声有点像梵文唱出的经,我当时就坐在她对面,她从橱子里掏出一把豆,交到我手上,她说,这种咖啡豆味道很苦,只有细细磨碎才会好喝。我便认真地把咖啡豆倒进手摇研磨机里,转着金属把柄,像虔诚的教徒,磨好后交给她,让她放进烧开的锡壶,瞬间飘香。这才想起,还没问过她叫什么名字。

于是,我问,你叫什么?她指着阳台上的扶桑说,我叫扶桑。我好奇怎么会有人叫这样的名字。和花一样?她点头,我不信,她执拗的强调,她就是叫扶桑。而后她问,那你叫什么,我支吾着,强子。

她摇头,肯定不是真名。

那晚,我们用酒杯饮咖啡,喊着cheers,杯子碰在一起,乒乒乓乓的声音如同青春破碎。我们像认识多年的朋友,携手长谈,伊拉克,转基因,落魄诗人,民谣歌手,唯一不提的却是自己。

南国的夜,明月卷云星繁点点。我忽然有一种想永恒待下去的念头。我望着她说,如果一直这样好不好?她亦点头。

然后,我困了,她拉我躺在她腿边,手指捋过我的发,说要给我讲一个睡前故事!

我嗅着她咖啡香味的鼻息,闭上眼。像一个男童。

她讲,从前……

那晚我的泪水落得尽透,她却一直吻我的额,唇齿间溢满温暖。我忽然意识到在烟火市井里寻一个家也许并不是我的命。我还得离开,只是,不再选择逃亡。

正如她的故事所说,不能放下的东西,背起来也是好的。我要回家。

四

在走之前,我最后一次以沉如大地的姿态,逛了一遍小岛,看她外表的喧嚣和骨子里的宁静。我坐在沙滩上,目睹太阳升起,落下,潮汐变动,游人来往。我对着初遇她的那块礁石,按快门,而后大步流星背起行囊,去找她告别,我想告诉她,我不堪的过往,告诉她她素净的脸庞,在我心中留下的震动。还要和她拥抱,微笑,说再见。

我一步一步像朝圣者一样来到她家门口,用手拍着她家的木质门框。等她脚步咚咚传来。然而良久,却死寂一般,无人应答,我这才注意到,她的房子以一种奇怪的空旷存在着,万年青,美人蕉,甚至那株硕大的粉红扶桑通通不见了,只剩昨晚咖啡的味道。她消失得仿佛从来没有出现过,我喊她名字,邻居却告诉我,她清晨的时候跟着一辆木板车走了,也许搬到了岛上的其它地方,也许离开了这座小岛,没有人知道。我轻轻叹一口气。对着空空的房子说再见。

每个人是每个人的过客。

那之后我一路北上,仆仆风尘。

我的母亲得知她逃亡在外两年的儿子要回家早已站在门口等候,老泪纵横于沟壑的脸庞上,望穿秋水,她受了一辈子苦,老了老了却不得不经受儿子锒铛入狱,我打残了那个令她受了一辈子苦的男人。母亲给我煮一碗面条,吃罢,陪我去公安局。

拘留,审判,入狱,七年徒刑,她嘱咐我好好改造。我几乎哽咽地趴在她怀里,她摩挲我的脸,粗糙如同男子。她是隐忍的,从某个角度看像我的扶桑,那个除了母亲令我思念最多的女人。

那个匆匆来,匆匆走,深夜迎我进门,只为给我煮一壶咖啡,讲一个故事的女人。

五

我就这样在高墙里住了下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有一天我收到了一个女人的来信,信的开头是这样的:

一个被过往纠缠得很痛苦的旅人跑去问布袋和尚他该怎么办?布袋和尚想了想把背后的布袋放在地上对他说,你可以这样。或者,他又捡起地上的布袋,背在肩上,你也可以这样。

然后,布袋和尚摇摇头,他把布袋放下去,背起来,放下去,背起来,对那个人说,你不能这样……

我的眸子再次湿润,因为这是很多年前我在南方的小岛上听到的故事,讲故事的女人叫扶桑,她告诉我,不能逃避的东西,背起来也是好的。于是我离开她,到高墙里赎我的罪。这封信的署名是朱槿,扶桑的另一种叫法。她说:放不下的东西,背起来也是好的,她终于相信,有一种感情,在历经沧桑之后,能不顾一切并安于颠沛甚至平淡。她要来找我。

扶桑花的花语是新鲜的恋情和微妙的美。

母亲说等我出狱了,给她娶个贤良的媳妇儿,生一个胖胖的娃娃。就是她此生最大的福。

第四篇：解药纪实故事

天亮了，孩子的爸爸还没有回来。

桃桃的妈妈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也充满了恐怖。

三天了，整整三天了。桃桃走失已经三天了。而出去寻找桃桃的爸爸还没有回来。非但没回来，连一个电话也没有。

桃桃的妈妈就这样一天到晚地一个人心惊肉跳地等待着，煎熬着。她不相信桃桃会失踪，更不相信孩子她爸也会就此无影无踪。

婆婆又来了。来了的婆婆瞪着充满血色的眼睛向她询问着桃桃找到没有。

“还没有，桃桃她爸也没来个信儿”话说得有气无力的。

婆婆可怜地看着媳妇，再也找不出任何安慰的话来，只是不停地叹气。

手机响了。是桃桃爸爸的电话。她的心狂跳着，一时不知所措。

婆婆也张慌地看着那骤然响起的手机。

“是、、、是桃桃、、、她爸的电话！”媳妇好好象清醒过来了，一下子向着那部响个不停的手机扑了过去。

“桃桃，桃桃，是妈妈”她冲着那边叫喊着，声音显得有些失真。

“是我，桃桃妈，怕你惦记，告诉你一声桃桃有一点线索了。你别着急。咱们的桃桃会找到了”手机里传来了桃桃爸爸那有些精疲力尽的声音。

“在哪里？在哪里？你快说，快说啊！”桃桃的妈妈急促而激动地向着手机里边叫喊着。

婆婆不等媳妇说完，就一把从媳妇手中抢过了手机：“儿子，你说什么？桃桃，桃桃找到没有啊？”

“妈，您别着急，听我说，桃桃已经有了点线索了。”儿子的话尽管是嘶哑的，模糊的。可是，妈妈却听得一清二楚的。

她一把拉住儿媳妇的手，狂喜地说道：“你听到没有，听到没有。桃桃就要找到啦！”

桃桃妈一把抱住了婆婆，放声大哭起来。

手机挂断了。

桃桃的妈妈和婆婆忽然象丢失了什么似的，在屋子里面乱转着。

整整一个上午，桃桃的妈妈和婆婆就在这种等待和期盼中度过了。

天将傍晚的时候，桃桃的妈妈被外面的汽车声惊动了。她和婆婆一下子推开了房门。

一辆警车停在了院子里。桃桃妈怔怔地立在寒风里。婆婆也小心翼翼地往前移动着脚步。她们害怕，害怕车子里面没有桃桃。

警车的门开了，桃桃的爸爸抱着桃桃走下了车。接着是几名警察也走了出来。

桃桃妈妈在见到桃桃有那一瞬间，哭喊着向孩子走去，在离桃桃不到两步的地方晕倒了。

婆婆也在一声哭叫后倒下了。

一时间，所有人都投入了对晕倒下去的人的呼唤和抢救之中。

婆婆很快地清醒过来。可是，任凭大家用尽了各种方法，桃桃的妈妈就是牙关紧闭，怎么也呼唤不醒。

人越聚越多了。大家七手八脚地将桃桃妈妈抬进了屋子里，又是拍打胸口，又是狠狠地捏人中。大约折腾了两个时辰，人还是没有醒来。正在无计可施的时候。人群里忽然响起了桃桃的哭声。

桃桃边哭边向妈妈走去。

说来也怪，还没等桃桃走近，桃桃的妈妈忽然睁大眼睛。

“孩子，我的桃桃！”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喊，让所有人都为之动容。

警车开走了，留下了被找到了桃桃，也留下了一付医治桃桃家人的解药。

第五篇：陪伴纪实故事

桐花的手机响了。

“喂，你好！你是张桐花同志，对吗？”

桐花说：“是我，你是哪位？”

“我是乐康敬老院的院长，我姓陈。我们院里的李奶奶是位孤寡老人。她老人家挺可怜的，是四川人。听说你也是四川人，我们想招聘你来照顾李奶奶，不知你能不能来应聘。”

桐花很好奇，她在这座城市里无亲无故，刚来这座城市没几天，这家敬老院为什么会知道她是四川人呢？在她的一再追问下，陈院长才在电话里告诉她：原来，陈院长是在本市一家人才中介公司里的待业人员档案中发现桐花是四川人的。李奶奶因为有糖尿病，眼睛看东西不是很清楚，脑子也一阵清楚一阵糊涂的。老人在意识清醒时，常说她在老家四川有个女儿。老人家说要是能在临咽气之前见上女儿一面，这一辈子就死而无憾了。当初李奶奶来敬老院时一再说是没儿没女的，大伙猜测李奶奶可能是在身体越来越差的情况下思维有些混乱，开始想念家乡。陈院长看李奶奶可怜，就想了个办法，到各家人才中介公司去打听。桐花就被一家中介公司推荐给了陈院长。陈院长在电话上一再劝说桐花来照顾李奶奶。陈院长说工资待遇各方面都好商量。桐花说：“可我现在不想在这座城市里找工作了啊……”

听桐花的口气有些犹豫，陈院长在电话里有些沉不住气了，说：“桐花，我们虽然素不相识，但看在李奶奶无儿无女的份上，就来干一些日子吧。看样子李奶奶也没有多少日子了，要是李奶奶哪一天真不行了，你不想干可以随时走……”

桐花一边在火车站的售票窗口前排队，一边在电话里听陈院长说李奶奶的事情，当桐花听到陈院长焦急的口气时，有些被感动，觉得陈院长是个热心肠的女人。当她已经排到了售票窗口时，桐花做了个连她自己都没想到的举动：她把伸向窗口的手又缩了回来，她不想买回老家四川的火车票了，她要去陪和她素不相识的李奶奶。

桐花来到敬老院，见到了陈院长。陈院长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手舞足蹈：“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桐花，真的是委屈你了，以后你喊李奶奶妈妈好吗？”桐花说：“我母亲病故好多年了，再喊别人妈我怕是不习惯……”哪知热心肠的陈院长没等桐花把话说完，就牵着她的手来到李奶奶的床前。陈院长轻轻附在李奶奶的耳边说：“李奶奶，你女儿来了，她看你来了！以后你女儿就不走了，天天在这伺候你，好吗？”

桐花的手被陈院长用力攥了一下。桐花知道这是陈院长让她赶紧喊一声妈妈。桐花无论如何喊不出来，把脸都涨红了，只好用四川话说：“以后我会好好伺候你老人家的。”

也许是听到了久违的乡音，也许是做梦也不会想到天上忽然掉下个亲生女儿，李奶奶很是激动：“妞妞，我的妞妞来了！”

李奶奶临咽气的时候，说：“妞妞在七个月大的时候就夭折了。我把桐花当作妞妞，只是被你们的热心肠感动，不想扫大伙儿的兴……”这时，桐花忽然把脸附在李奶奶的耳边，大声喊着：“妈妈，我是妞妞！”桐花从手腕上撸下一只玉镯，然后又从李奶奶的枕下摸出了另一只玉镯，天啊，两只玉镯一模一样！

原来，当年桐花因身体不好，丈夫骗她说女儿夭折了。女儿被抱走时，丈夫把一只玉镯放在包桐花的小棉被里。多年前，桐花的养父在快不行的时候，才把桐花的身世说了出来，并把这只玉镯交给了桐花。当时养父告诉她：“我也不知道你的亲生母亲是谁，但人家当时把你送给我的时候，说你的母亲也拿着和这只一模一样的玉镯。”

料理完李奶奶的后事，桐花就神密失踪了。她给陈院长和大伙留下一封信。信中说，母亲早就不在人世了，是养父把我抚养成人的，直到养父快不行时才告诉我身世之谜，说母亲就在这座城市。我只身来到这座城市，想先做保姆工作，再慢慢找母亲。那天我查出自己患了不治之症，我想回到原来生活的地方去接受化疗，却又接到陈院长的电话，我是在帮老人折洗枕套时，无意间发现那只玉镯的。我本想当时就告诉老人，但又怕老人一时经不起刺激。我没想到的是在帮别人的同时，却无意间帮了自己。信最后说，我离过一次婚，一直也没生过孩子。我很担心自己身体会撑不到母女相认的那天，只好每天大把大把地吃药。尽管我的身体很糟，但找到母亲的快乐一直让我强撑着。我没想到竟能撑了五十四天。我决定把个人大半生所积蓄的存款转到敬老院的账户上来。我们母女俩都感谢大伙儿，感谢好人……

看完信，陈院长说认识一个作家，想把这事说给作家，最好写成小说。不知现在这事写成小说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