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Sleepwalkers》读后感：民族主义的梦游

第一篇：《TheSleepwalkers》读后感：民族主义的梦游

《The Sleepwalkers》读后感：民族主义的梦游

不久前在玩ps4上的《战地1》，背景就是一战，一会儿我是意大利装甲兵，简单难度下横扫奥匈军队，一会儿又扮演和阿拉伯劳伦斯一起抵抗奥斯曼帝国的游击队员。

为什么不让我扮演奥匈或奥斯曼的士兵呢？我看了Christopher Clark的《梦游者》才想到问这个问题，有种如梦初醒的感觉。

摆脱了中世纪的兽性，拥抱了工业化的革命，驯服了亚非拉的人民，欧洲列强发展到了瓶颈。他们表面上展现出自我感觉良好的男性气概，却在逐渐脱离现实的同时偷偷为内忧外患而神伤不已。100百年前的此时，各国官员仍然在苦苦摸索正轨有效的外交方式，却忍不住出尔反尔、表里不

一、互相猜忌。末代皇帝与政府官员为国家政策相互较劲，也偶尔对外玩玩good cop/bad cop的游戏。至于领土纠纷和跨国冲突，还没有一个足够有威信的国际组织能够有效介入调解，只能依据一堆当初被相关国家三心二意地签订、如今都快要被遗忘的条约协定来做指导。当然不能忘了人民，率直的民族感将过去的凌辱深深烙印在心中，持续滋养着复仇雪恨的决心，自下而上裹挟着国家政策和发展方向。

看完了这本书，我才深深体会到为啥中文里的“国家”和“民族”在英语里都可以是nation.像我这样从小听着“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枝花”、唱着“我们的生活亚克西”长大的孩子，需要花一些力气才能体会塞尔维亚人民深入骨髓的单一民族大一统的圣战心态，更加难以理解为什么奥匈帝国会被周边各国认为是病态畸形、理应灭亡的多民族国度。从这两个方面看，一个理想的nation应该是国家和民族的完美重合——如果有民族同胞在国度之外，我们就要伸出援手，不能占领土地，也要接他们回家；如果一个国度内有多个民族，那就会因不同民族的权势不同而导致压迫。

所以斐迪南大公不简单。他的言行举止和性格据说都不讨人喜欢，还火上浇油地因为真爱娶了个“低端”老婆。但他有胆识地认识到奥匈帝国需要改变双民族统治多数民族的体制，吸收其他民族的高层官员来更大限度地反映民心共商国事。

可惜所有人都厌恶他的改革政策。掌权的奥匈统治者当然不想弱化手中的权力，塞尔维亚人也担心此举会让奥匈领土上的塞尔维亚人乐不思蜀，就连奥匈帝国里的多个民族也很可能会因改革的一碗水没端平而反生造反之心。

与此同时，塞尔维亚的民族狂热分子刚刚推翻封建帝制，威逼利诱着成全了共和国傀儡政权，在民众和官方的双重掩护下暗地里实施着煽动波黑民众的计划。

在法国和俄国的支持下，塞尔维亚趾高气昂走出两场巴尔干战争，领土扩张，军事实力大增，甚至压迫屠杀阿尔巴尼亚人。它从一个哀怨赢弱的农民华丽变身为趾高气昂的流氓。而与此同时，奥匈高官脑子进水的处事方式（从吞并波黑到假证据引发的间谍指控）让这个已经在走下坡路的国家在国际舆论中愈发失势，只能一次次哑巴吃黄连，憋着已久的一肚子怨气也终于会在萨拉热窝事件后无法克制地迸发出来。

回顾1914年的整个七月，很难不让后人臆想，如果其中一个环节改变，一战还会发生吗——

如果斐迪南听从警告没有执意访问萨拉热窝？

如果队伍头车的司机没有走错路线（本书中说是第一人暗杀失手后临时改变路线但忘记告知了司机，Massie在《Alexander & Nicholas》中说是司机忘了）进而给名垂千史的小青年Princip第二次机会？

如果塞尔维亚手段稍微高明地送给奥匈一个替罪羊来象征性地表达调查诚意进而缓解奥匈的仇恨？

如果奥匈帝国趁国际舆论同情的热乎劲儿果断出兵贝尔格莱德雪恨，让周边大国都来不及反映？

如果法国总统普恩加莱没有自作聪明地诱惑俄国与其结为紧密的军事同盟并在暗杀事件后强势怂恿俄国调动军队？

如果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再有主见一些力排众议否决全面军事动员的计划？

如果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因为他哥的关系，以后喝Earl Grey茶我都不可能不想起他）不像变色龙一样频繁改变立场进而引起各国的误解把水搅得更浑？

如果德国静悄悄地路过比利时与法国闪电战再事后给比利时经济赔偿？

如果说战争本无可避免，那德国给比利时高调发出的最后通牒就是压倒国际舆论的最后一颗稻草。本书告诉我们，这个所谓最后通牒的内容其实很客气（因为德国本来也没想与比利时为敌），就是想让他们知道，我们的战略战术需要士兵经过你们领土，我们没有恶意，对入境导致的影响也表示道歉，是否会赔款。关键是德国就没想过比利时不但不允许，也激起了人家那么强的民族决心。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又发了第二份函，重申自己的无敌意立场，给比利时台阶下，可事情再也无法挽回。

近乎歇斯底里的猜疑，狭隘的帮派（盟国）思维，对周遭环境极度不敏感的自我中心，再加上优柔寡断、朝三暮

四、刚愎自用的决策态度……如今看来，一战好像一群长着青春痘的青少年一起玩耍而闯下的大祸。如果说当年人们过度乐观地低估了工业革命后战争的破坏性，那也许一战或类似规模的战争迟早会发生。让我很惊诧的一点是，在本书援引的所有官方文件、政要日记和笔录内容中，“生命”一词出现的频率极低，我能记住的只有两次。就像作者说的，对于当时的很多国家来说，战争只是发展中的必然阶段，是生存的手段，是自强的工具。作者说，一战的形成是如此复杂和怪异，以至于所有国家都认为自己是身不由己，以防御的名义参战，军队平民心中也由此而生强烈的自信和爱国精神。据说，在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后，佛洛伊德充满激情地感叹“我终于再次为祖国感到骄傲”.奥匈、奥斯曼、德意志的帝国解体意味着民族身份的重生，导致国民有条件抽离出一战的悲剧甚至带着点自虐自嘲色彩地进行激烈的自我批评。认为德国主动预谋挑起一战的最有影响力的学说便出自德国历史学家Fritz Fischer 60年代的研究，这背后的逻辑心理是又一个值得研究的题目。如果说战前既成的舆论潮流已经让德国难有自白的可能，那二战无疑将德国在一战中的角色打入了更深的炼狱。这么说来，德国人民真的挺顽强，偶尔见到一个老太太对中国游客说“滚回你们的国家”,我也不会生气，而会觉得sorry for her.另一方面，战胜国悲壮地进入新的年代新的世纪，当年在一战前搅局的政要有机会篡改事实，通过加工过的访谈和回忆录将国家和个人不光彩的角色台词毁尸灭迹。书中说，某参战国文件中敌国的宣战日期被堂而皇之地改到三天前，以及来让历史铭记自己是悲壮迎战的自卫者。如今，一战时期的大量俄方书面记录因为频繁政治动荡和天生不注重存档的俄国政治天性而消失，俄国在两次大战中的牺牲也退到历史舞台的边缘。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则通过强势的文化输出和媒体传播将自己的一战形象塑造得越来越高大悲壮。

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联系一战，这句话的意思很值得琢磨。笑得好不好，还得要后世来评判；评判得准不准，还得要负责、中立的学者摆足够多的事实来讲道理。整本书中，读者都能感受到Christopher Clark为了让每个词每个表述都不带立场色彩而付出的智慧和努力。丰富全面的史料援引也足够让读者穿过舆论和文件的表象，做一只“fly on the wall”去体味每次沟通和每个决策背后政要们的心路历程。

其实这并不讨好。人为人，天性被感情色彩吸引，立场被认为是大智大勇的表现。我们都知道辩证唯物，都明白非黑即白的武断，也都走过暧昧不清的灰色地带，但真要在血肉模糊的残酷现实面前控制住浅层次的应激冲动是再难不过。用开放的心态去探讨甚至体验不同的视角和角色才是人性了不起的地方。

更危险的是，历史可能是裙带关系的温床。失势者墙倒众人推，难再翻身；只要还存有一丝影响，就可能细水长流，就算最终不一定名垂千史，至少不至臭名昭著。关键，还要看谁是那个撰写历史的人。所以说，历史学家责任重大。知古鉴今，他们的职业素养和精神决定了我们眼睛雪亮的程度。

Clark不喜欢对历史的被动合理化。回溯着寻根清原只会迎合“历史必然”的人择式解读，无助于后人吸取教训。他主张尽可能穷尽一切历史事件的发展细节来多角度还原事件的全貌，甚至假装完全不知道后来发生的事，这样会避免得出理所当然的结论，有助于独立思考，发现新的可能性。他在本书中对一战的阐述就是此逻辑的完美实践，以至于我读到后面真的会忘记最终悲剧的爆发，还苦苦思寻着哪个关键细节能够最终扭转乾坤。

一战的参战国，每个人手上都沾着鲜血，不需自怨自艾，也不要恶人先告状。如果劣根性注定一次教训不足以让人类彻底领略现代战争的恐怖，那么third time should be the charm,两次大战之后，美苏冷战终于没有重蹈覆辙。如今，恐怖主义霸占了这个剧场（战场，手术室，反正都是theater），根源，还是当年让塞尔维亚 癫狂的民族主义激素。

每一步都在成为历史，是梦游还是一步一个脚印问心无愧地走，是每个人都时刻面临的问题。

第二篇：民族主义读后感

民 族 主 义 徐迅笔下对民族主义概括是对一个民族的忠诚和奉献，特别是指一种特定的民族意识，即认为自己的民族比其他民族优越，特别强调促进和提高本民族文化和利益，以对抗其他民族的文化和利益。我认为这样的解释有些狭隘了，民族主义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契机下，会有不同的实质性内容，所以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如果必须总体概括的话，那么我认为只能停留在情感层面上，那就是民族主义是对有着共同文化、地域、历史渊源纽带所联接在一起的集团的一种热爱、认可和忠诚，至于对异己的民族持有什么样的态度，是排外还是开放，这个要视不同的历史契机而定。

民族主义最早起源于欧洲，18世纪初期，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市民阶层的经济基础逐渐强大，钱袋子的充裕使他们更加渴望在政治权利上分得一杯羹，也更加对封建君主专制独揽天下的憎恶。所以民族主义开始萌芽，市民阶层更向往人人平等，自由，反感封建等级制度，向往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反对君王贵族无条件的肆意掠夺。这样的思想启蒙离不开伟大的英国政治家约翰洛克的著作政治论，它为后来的民族主义填补了充实的实质性内容。政治论驳斥了君权神授，提倡天赋人权，这样的思想脉络被后来很多思想家政治学家所用，洛克的自由主义被美国封为神圣，成为民族理想，他的思想影响了托马斯杰斐逊，美国第三任总统，独立战争使美国不在束缚于英国的魔掌之下，杰斐逊参与起草的独立宣言无不体现洛克的自由主义思想。安纳托尔列文在《美国对与错：剖析美国的民族主义》书中提到了美国信念，即对自由、宪政、民主、个人主义以及政教分离等价值观的坚守。民族主义在美国体现的更多是一种自由民族主义。在法国也不例外，洛克在法国的影响更为激烈。伏尔泰是第一个将洛克等人的思想传到法国去的人，法国后来的启蒙运动乃至法国大革命都秉承着洛克自由主义思想。传统的法国波旁王朝，有严格的三个等级划分，僧侣是第一等级。贵族是第二等级、其他各种人都归入第三等级，君主是特权等级，路易十六在凡尔赛宫召开三级会议，企图向第三等级人民增税来摆脱入不敷出的财政危机。第三级代表不愿服从被国王逮捕入监狱。巴黎人民前仆后继攻占巴士底狱，这也象征着旧的君主专制传统思想被自由主义所提倡的天赋人权。三权分立等民主思想所取代，议会成了法国最高权力机关。

民族主义到了帝国时代，有了不同的实质性内涵。帝国列强为了为实行肆意掠夺和殖民寻找其合法性基础，自然把民族主义作为合适的社会资源，精英和知识分子为民族主义填补其内容，用来激发民众的势不可挡的民族情绪，从而达到集团的政治目标。此时的民族主义和国家机器相互勾结，被政治投机者所利用，某个集团特殊利益冠上民族普遍利益的标签，变得尤其可怕。就以希特勒的纳粹主义为例，纳粹意译是民族社会主义。希特勒正是利用了德国民众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所签订的《凡尔赛合约》的仇恨和经济危机爆发的绝佳时期，讲民族主义演变为了民族复仇主义，大肆宣扬北欧日耳曼人是有等民族，是主宰权利的民族，唯我独尊，妄自尊大，犹太人是劣等民族。又主张世界是弱肉抢食。优胜劣汰的丛林，各民族必须在生存竞争中取胜，即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样，自我标榜的社会主义演变成为了极端的，恶质化的民族主义。英国的沙文主义，日本的军国主义无不例外的体现出这样种族的、极端的、粗鄙化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形成是19世纪下半叶伴随着帝国主义列强以火与血的涤荡中华土地而来的，古代中国从来不曾出现过民族主义的观念，仅有的只是对一家一姓之王朝或华夏文化的认同，梁漱溟先生就认为：“中国人传统观念中极度缺乏国家观念，而总爱说‘天下’，更见出其缺乏国际对抗性。”伴随着殖民主义的波诡云谲，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才运行而生。所以中国的民族主义更多的倾向与爱国主义，国家的领土和主权神圣不可侵犯，正是在爱国主义感召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齐心协力,艰苦创业,才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压迫,赢得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徐迅看到“进入九十年代,中华民族主义同世界总趋势同步,现代化的民族主义在全球范围内都有着共通的现代化公共要素，例如市场，自由，民主，法治。就具体中国而言，徐迅提到当代中华民族主义已大致呈现出性质相异的三种趋势: 其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主流思潮。其二,以片面倾向为特征的非主流思潮。具体表现为民族保守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前者的本质在于民族自大,变相甚至无限夸大自身成就与优越性,过份贬低他民族与文明,完全排斥和拒绝外来文化。如以近年经济发展和大国地位鼓吹“中国中心论”等就沾有此嫌。后者则恰恰相反,不仅全面否定本民族特性,完全抹杀中华文明优点,而且对以社会主义实现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彻底丧失信心,一味崇洋媚外,企图全盘西化。其三,以极端走向为标志的反主流思潮。以无共同文化或忠诚为借口,企图分裂国家主权,破坏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 :一是主体民族的分裂,目前最棘手的是“台独”问题。二是少数民族的分立情绪和分离行径,如**集团的西藏独立阴谋等。这两种极端民族主义也揭示了中国的2大重要民族问题，一是，中华民族依然受制于在西方强势下,所面临的生存和发展的危机和挑战;二是由历史地理等因素导致的境内各民族及民族内部差异,主要是汉族与少数民族矛盾。

第三篇：民族主义与教育读后感

民族主义与教育读后感

在杜威的众多教育著作中，1916年发表《民主主义与教育》可以作为杜威的教育思想的总纲。有些英美学者把它和柏拉图的《理想国》以及卢梭的《爱弥儿》并列，视其为教育经典中的经典。在此书中，杜威接着卢梭的自然主要义教育思想，发展出了一整套“儿童中心论”和“从做中学”的教育教学理论，这在尊重儿童、热爱儿童的现代儿童教育革命中做出了重大贡献。重温《民主主义与教育》这本书，是理解近百年来美国以及众多国家尤其是中国教育演进的钥匙，更是当下中国教育改革可资镜鉴的宝贵思想资源。

一、学校教育是一种民主教育

在杜威生活的年代，美国传统教育有两大弊端：一是脱离社会，一是脱离儿童。“儿童是教育的出发点，社会是教育的归宿点，正像两点之间形成一条直线一般，在教育出发点的儿童和教育归宿点的社会之间，形成了教育历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就会教育和造就出什么样的儿童，而如果想造就一个自由平等的民主主义社会，又必须从儿童教育抓起。杜威的想法是社会的公平民主首先要求教育做到公平民主，须通过教育来改造社会。应该说，这是比较符合教育的社会定位的。

所谓民主主义社会，是指人人共享利益，人人能够互爱互赖，能够自由交往，能够协力维持社会繁荣和进步的社会。它有几个基本特征：

一、它是人人平等的，不是等级森严的；

二、它是自由开放的，并非专制封闭的；

三、它是和平共处的，而非以暴力相威胁的。教育改造人类，改造社会，取代革命。学校是社会的一部分，不能独立于社会之外而独自存在，一个民主主义的社会不容许学校教育有背民主和有碍道德发展的现象存在，必须符合民主主义社会这三个原则或精神。教育民主是民主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民主的社会需要民主的教育，而学校的教育亦应该是一种个性化的、自由平等的、民主的教育。杜威认为，“民主主义不仅是一种政府的形式，它首先是一种联合生活的方式，是一种共同交流经验的方式。”（第92页）如果说民主是一种通过教育养成的生活习惯、一种生活方式，那么这种习惯或方式是怎么养成的？这就有赖于教育。而民主主义社会给教育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这里撇开教育民主中的学校管理的民主不谈，仅谈课堂教学的民主问题。

其一、教师与学生在人格尊严上是平等的，赋予儿童以主体地位，树立起“儿童中心论”的意识，反对“教材中心论”、“教师中心论”。儿童中心论就是重视儿童求知好动的天性，避免伤害儿童的天性与兴趣，让儿童做为学习的主体自己主动地学习。对此，杜威说到“现在，我们教育中将引起的改变是重心的转移。这是一种变革，一种革命，是哥白尼在天文学中从地球中心转移到太阳中心一类的革命。在这里，儿童变成了太阳，教育的一切措施要围绕他们而组织起来。”

夸美纽斯认为，“学校是儿童心灵的屠宰场。”一个长期生活在专制社会的教育制度下的儿童，长期受制于家长、教师和长辈等威权力量，从小就极容易养成一种绝对服从和独裁专制的生活方式，无法领悟到自由的真谛和民主的精神，对民主的生活方式更是一种戕害。仅在学校教育领域，教师的教育强制也是一种社会强制，对于民主的生活习惯的养成确实是一种摧毁性的威胁。因此，教育民主对于社会民主至关重要。而当下习见的权威式的教育、阶级化的教育、贵族化的教育乃至国家主义式的教育，由于违背了自由和民主的精神，皆在杜威的批判之列。应该说，上述不正常现象的出现，与教育民主的缺失难辞其咎。一个儿童课堂里都谈不上民主的社会，遑论整个社会的民主！我们作为教师，应该自觉认识到教育民主、教学民主对于造就一个合格公民意识的人，对于建设民主政治的重大意义。

其二、老师不能以强制的方式教育学生，更不能靠暴力或权威相威胁，强制学生服从或被灌输，而应该让学生以主动自愿的方式去接受教师以及教师所要传授的知识。学习不是让学生服从，也不是让学生的自由愈少愈好，而应该尊重学生，以自由开放的方式去教育学生。其

三、知识是无限多样的，也是无止境的，教师无权剥夺学生自由摸索解决问题的权利，应尽量避免教条专制的“一言堂”现象。

当下，民主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应有之义。其实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思想理念，它需要通过学校教育等渠道在国人心灵之中生根发芽。但是国人自小进入幼儿园开始，就开始接受几乎专制、封闭、奴化和腐败的教育，只教死书而不育活人！如建设民主之中国，请从学校的民主教育和教育民主开始！学校教育的民主政治所包括的民主教育和教育民主两个方面，前者是指教师通过民主的方式来传授知识、教育学生，生成民主意识和民主习惯；后者是指国家和学校行政当局通过民主的方式来管理教师教学科研行为，给师生营造出民主的教学条件与氛围。

二、“学校即社会”：学校教育是一种社会教育

人们常说，学校就是一个小社会。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社会与学校教育的同质化、同构化现象。换言之，就是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教育；有什么样的教育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用杜威的话来讲，就是“学校即社会”。

杜威认为社会环境就是一种教育，“社会环境无意识地、不设任何目的地发挥着教育和塑造的影响。”（第19页）杜威强调“环境的无意识的影响”，是为了说明生活于现实生活中的儿童无时无刻不是受到了周围环境潜移默化的显著影响。学校教育的传导机制与这种生活化的教育并无本质的不同，也是通过榜样示范和模仿学习等手段来传达教化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学校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环境。

不过杜威承认，“学校是特殊的环境”，“学校当然总是明确地根据影响其成员的智力的和道德的倾向而塑造的环境典型。”（第21页）学校环境的特殊性主要在于，人们总是尽可能全面展现人类文明的精华面，而避免社会丑陋现象的出现，有其净化功能，相对于社会环境显得单纯和理性。虽然杜威承认了学校教育相对于社会教育的特殊性，不过他反对将学校教育隔绝于社会教育这一大环境之外。恰恰相反，学校教育应该为了学生更有力地去应付外甚至去净化面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而不是让学生从社会环境中退出来，成为襁褓中的婴儿弱不禁风，弱化学校的社会教育功能。“如果学校脱离校外环境中有效的教育条件，学校必然拘泥书本和伪理智的精神替代社会的精神。”很不幸的是，当下中国的儿童教育情况恰是如此拘泥书本和脱离社会。只强调书本知识的学习，“努力求得孤立的知识，和学习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第43页）

如果学校一味强调学校环境的特殊性，杜威认为这是极其危险的。道理很简单，因为应付环境的技能并不能通过成人们教给儿童的那些先入为主的成见来完成。“真正的社会控制就是要养成一定的心理倾向，就是理解事物、事件和动作的一种方法，使们有效地参与联合的活动。”（第39页）这需要孩子们自己在学校这一社会共同体里学会如何进行群体生活的技能，与他人进行沟通和合作的方法。成人不能越俎代庖，只是营造一种环境，让儿童们自己感受、经验，久而久之将社会生活规则内化为自己生活的一种习惯，尤其是民主的生活习惯。

“当我们不再企图用和成人成就进行固定的比较来解释未成熟状态时，就不得不抛弃把未成熟的状态看作缺乏所需要的特性的见解。抛弃了这种见解，我们也就不得不放弃一种习惯，把教学看作知识灌进等待装载的心理的和道德的洞穴，看作填补这个缺陷的方法。”（第56页）杜威这种“不问年龄大小”的教育理论，使得成人和教师在传统儿童教育中的说教者的形象定位“毁于一旦”，其主体地位或绝对主导地位可以说荡然无存。主张儿童主体地位的“儿童中心论”无疑是取消了教师的主体地位和强势地位，这对教师提出了新的角色定位要求。杜威给教师进行的重新定位，即“教育无目的论”。所谓教育无目的论，是针对成人来说的，“教育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改组、不断改造和不断转化的过程”，儿童生活和成长是无止境的过程，儿童教育则是一种在生活中成长发展的过程，让儿童在生活过程中自己自由自在地学习、成长、提高，成人不应该给儿童们设置那些那些尚不可理解、遥不可及的终极目标。用杜威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教育的过程，在它自身以外没有目的；它就是它自己的目的。”（第54页）教育的目的不是在儿童自身之外另外弃置一个目标让其去追求，而是看教育本身能给孩子的首创精神和可塑性提供一个什么样的环境条件，为孩子们实现自身愿望提供方法到什么程度。教育的成功，不在于周而复始地给孩子们灌输了多少知识，而在于面向未来的开放程度，以及提供给孩子们自己塑造自我、发掘天赋潜能、实现愿望的机会多少。教育是一种塑造，而不是一种重演。唯有如此，一代代人才能青出蓝而胜于蓝。如果只是服从，那么只有简单地进行代际重复。

有人批评，教育无目的论是一种自由放任主义。杜威则指出培养儿童自己主动去应付环境的习惯，并不是放任自流。这与卢梭的自然主义的率性教育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当然，杜威的无目的教育实际上并不是无目的的。他只是希望通过消解传统教育中对儿童的社会强制，进而实现两个最主要教育目的：一是民主的生活方式，二是科学的思维方法。只有通过这两者，才能实现教育与民主社会的统一。

三、“教育就是生活”：学校教育是一种生活教育

杜威说，“没有教育即不能生活。所以我们可以说：教育即是生活。”“生活就是发展，而不断发展，不断生长，就是生活。”（第58页）换句话就是“从做中学”。杜威认为，“努力使自己继续不断地生存，这是生活的本性。因为生活的延续只能通过经久的更新才能达到，所以生活便是一个自我更新的过程。教育和社会生活的关系，正如营养和生殖和生理的生活的关系一样。”（第10页）杜威还说，“我们并不生活在一个固定不变的和完结了的世界，而是生活在一个向前发展中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展望未来，而回顾过去——一切知识和思想不同，它是回顾过去的——它的价值在于使我们可靠地、安全地和有成效地应付未来。”（第161页）换言之，教育是生活的需要，是生活存续的营养品。而现实生活的社会环境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儿童教育最重要的不是传授知识，而是应付各种不同的环境压力的技能，养成儿童自己追求知识、解决问题的方法。让学习养成审时度势分析解决问题的思维习惯，主动地去寻找与环境相适应，甚至改变环境的方法，而不是做环境的奴隶。同一问题的解决方法可能是多样的，儿童在方法选择上的多样性甚至创造性值得尊重赞扬，而不是压制批评。

杜威坚信，“使们乐于从生活本身学习，并乐于把生活条件造成一种境界，使人人在生活过程中学习，这就是学校教育的最好的产物。”（第55页）他反对事先教会课本里的理论知识，然后再去在实践中检验，进而用其去指导实践。其理路恰恰相反，强调真实或者尽量仿真的生活情境教育，坚信主张在实践中、从直接经验中去追求带有普遍性的知识，其中养成一种在生活实践中主动解决问题、追求新知的正确思维方法至为重要。杜威在其《我们怎样思维》中把思维活动具体分为五步，称五步思维法：（1）要安排真实经验的情境，要有一个对活动本身感到兴趣的连续的活动；（2）在情境中要能产生一个真实的问题，作为思维的刺激物；（3）要占有可利用的资料以作出必要的观察与整理，对付这个问题；（4）要经验活动去验证假定，提出解决方法；（5）根据验证成败得出结论。（参见第174页）这里面，培养学生们基于真实情境下的问题意识是形成正确思维方法的关键。但是，通常“由于学校缺乏产生真正问题的材料和作业，学生的问题并不是他自己的；或者宁可说，这些问题是他自己的，但只是作为一个学生，而不是作为一个人。”（第166页）杜威认为，这种没有问题意识的课程都是些有名无实的“课程”，儿童应付这些不是自己的问题或课程是种极大的浪费，令人痛惜。

基于上述学习过程以及对身临其境的问题意识的要求，需要对课程和教材进行精心编排与设计，其指导思想是学样的现实生活、教材和方法三位一体。依据现实生活需要安排课程，再根据课程内容编写、选择教材，在教材实施过程中须将其设计成各种不同的生活实践场景，让学生身临其境、亲身经历。当然，找到作为经验材料最有效地和最有成果地发展的途径的方法也很重要。方法主要包括：“直截了当的态度，灵活的理智兴趣或虚心的学习意志，目的的完整性和承担包括思维在内的个人活动后果的责任心。”（第191页）

杜威这种强调生活情境和问题意识的经验主义教育理念，反对了刻板僵化的教条主义，较好地避免了强制灌输、儿童厌学的缺点。不过，在如何系统地扩展学生的知识面以及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方面尚存在挑战。

第四篇：《狗王梦游》读后感

《狗王梦游》读后感

（一）《狗王梦游》是郑渊洁十二生肖童话系列的第11本，其中有四个故事，分别为：《狗王梦游》、《牧羊犬》、《犬人》、《一主二犬》。

《狗王梦游》主要讲了一只狗当上了狗王之后，以为自己只需要牙齿了，所以把尾巴割掉，他遇上了老虎，老虎以为他在挑衅，把他给杀了；《牧羊犬》主要讲了一只牧羊犬因为法律原因所以无法在市区生活。它被警察接走的时候，警察恰巧接到了一个任务，那只牧羊犬和他的主人也跟着去了。在警察们都受伤之后，牧羊犬冲了上去，制服了窃贼。后来，它成为了一个特例，可以在城市里生活；《犬人》主要讲了一个男孩受到欺凌之后，捡到了一只小狗。苍蝇在第二天晚上把小狗的血传到了男孩身上，这个男孩拥有了狗的超级听觉和嗅觉，他借助着这两项超能力，帮助了警察避免了许多犯罪；《一犬二主》主要讲了一个人养了一只狗，她和这只狗相处的很好，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家又买了一个电子宠物，这只狗和电子宠物天天吵架，有一天电子宠物被送走了，那只狗也无法再回到以前的生活。

这四个故事告诉了我，有些看似没用东西不一定就是没用的。有时候，现实也能扭转局面。身怀绝技不一定是好事，有可能会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有一些欢乐的时光，过去了就有可能再也回不来了，我们要好好珍惜。

《狗王梦游》读后感

（二）今天我向大家推荐一本新奇有趣的童话小说--《郑渊洁十二生肖之狗 王梦游》。这本书由学苑出版社出版，作者是我国著名的童话作家郑渊洁叔叔。

翻开封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淡粉色的十二生肖漫画形像，个个眉开眼笑、憨态可鞠。这本书中收录了《五个苹果折腾地球》、《狗王梦游》、《一只想当猫 的狗》和《名画**》这四个小故事，其中我最欢的是《一只想当猫 的狗》。故事内容是这样的：秀花是一只对主人忠心耿耿的漂亮小母狗，她曾经还救过主人的命呢！主人还养了一只又懒又馋，没一点儿本事的笨猫，那猫却曾经为一块肉背叛主人跟随小偷溜走过。秀花和她的男朋友 大黄准备结婚了，他们多想给主人生几只同样忠心又漂亮的小狗啊！可是有一次，秀花无意中却听到主人和别人吵架时，气急败坏地用“狗”骂来骂去的，却不见用“猫”骂过。秀花绝望极了，她可不想自己的孩子一生下来就被人骂，于是她痛下决心和大黄解除婚约去和猫结婚，这样她的孩子们就有了猫的血统了。秀花能如愿吗？

这些故事生动有趣，每一个故事内容都融合了真实的世界与幻想的天地，带人走进一个又一个奇妙的童话王国，去体会其中的酸、甜、苦、辣。有的故事在最后一个字后面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表示了故事还没有结束，给人一种深远的悬念感，让人回味无穷。

总而言之，《郑渊洁十二生肖童话之狗王梦游》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童话小说，我相信等你们读起它，一定会它爱不释手。

第五篇：民族主义案例

民族主义案例——马来亚印度人独立运动

马来亚是马来西亚独立前的称呼。

一、早期马来亚印度人的社会状况

我认为有必要先讲一下当时西亚的社会背景。总的来说，他们他们社会分化严重。具体来讲，1、早期进入马来亚的印度移民不是由单一的群体构成的。群体众多。

2、种姓制度是印度移居民区别于其他移民的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印度人移民到马来亚后，将种姓制度也移植于居住地。因为这种种姓制度使得泰米尔劳工和来自印度北方移民之间疏远和隔离。

因为这两点原因，造成他们缺乏一种政治上同心协力和种族团结的强烈传统，印度移民缺乏独立自主的族群领导。因此，早期马来亚印度人社会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其对英国殖民统治的从属，使他们政治上处于弱势地位，更使他们处于受压迫，受剥削的地位。

二、早期马来亚印度人的经济状况

种植园主们为了谋求最大的利润，许多雇主都在实行“让工人们尽可能低成本的工作，尽可能的压榨工人，尽可能让他们持续不断地工作，必要时不惜动用武力”的原则。他们待遇低下，工作艰辛，生活条件恶劣，再加上疾病瘟疫的折磨，马来亚印度劳工的死亡率非常高。在政治上，殖民者在马来亚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更加使得马来亚印度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从而开始激起了他们的民族主义意识。

三、马来亚印度人的民族主义的兴起和独立运动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亚洲兴起了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民族主义运动。这场运动给马来亚印度人带来了积极影响，他们在政治上开始觉悟。印度在1905到1908年爆发的反英运动中更进一步唤起了印度人民。他们团结一致，为了争取国家的独立，共同应对英殖民统治。一些政治领袖和社会活动家也积极动员印度移民起来抗争。在这次民族主义意识的推动下，1904年，怡保印度人协会建立。到20年代，印度人协会已经在马来亚的主要城镇普遍建立。但因他们内部差异明显，很难做到完全团结在一起，但他们为了独立，后又进行一系列努力。在二战初期和日据时期前，马来亚印度人的民族主义最终被释放出来。其标志事件是巴生种植园印度劳工大罢工。这是他们在民族主义的推动下，为了独立而做出的尝试。

虽然，这是一场无果而终的民族解放运动，也是一场失败的民族主义运动。但我们也要强调这场运动还是具有一定正义性和民族性的。它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马来亚印度人，给他们营造了一个暂时的避风港。更重要的是，它也进一步增强了马来亚印度人政治上团结合作的意识，为日后的独立做出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