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法教学案例--保险法部分

第一篇：金融法教学案例--保险法部分

保险法部分

案例1：保险合同中的最大诚信原则

案例2：保险合同的订立

案例3：保险合同解释原则的理解与适用 案例4：保险合同的无效

案例5：财产保险中的保险利益确认 案例6：财产保险中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 案例7：财产保险中的保险赔偿 案例8：人身保险中保险利益的确认 案例9：人身保险中的如实告知义务 案例10：被保险人自杀时保险金的给付问题

案例11：受益人与被保险人同时死亡时保险金的给付 案例12：保险近因原则在寿险理赔中的运用

保 险 法

案例1：保险合同中的最大诚信原则

某农场与某保险公司签订了一份汽车保险合同，期限为一年。农场共有60辆汽车，一次投全保，保险费为92500元。合同规定：保险方有权对农场的汽车进行安全检查。并且规定了安全检查的时间和程序。保险合同订立后，保险公司多次会同交通管理部门对农场的车辆进行安全检查，农场拒绝检查。保险公司仅从外观发现农场的车辆保养状况普遍不好，不安全因素较多，就书面建议农场对8辆超过大修期带病行驶的8吨卡车进行停产大修，但农场不予理会。1个月后，先后有2辆这种8吨卡车肇事，车辆损失12万元。农场依据保险合同的规定向保险公司索赔。保险公司经过调查认为，肇事的2辆车均是保险公司曾书面建议农场停产大修的车辆，农场不听建议，造成了保险事故的损失，保险方对此不负赔偿责任。农场则认为大修与否应由农场自己决定，保险公司不应干涉其经营自主权。现在车辆全损，按照保险合同，保险公司应予赔偿，故提起诉讼。

分析方法和思路

1、基本事实：农场与保险公司签订了一份汽车保险合同；农场拒绝接受保险公司的检查；保险公司书面建议农场对带病行驶的卡车进行停产大修，但农场不予理会；之后，有两辆这种卡车发生事故。

2、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农场与保险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

3、争议焦点：保险公司是否有权有求农场对车辆进行大修。处理依据

《保险法》第17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并可以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

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或者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

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

处理意见

一种认为农场已经对车辆保险，车辆在保险责任期间发生保险事故，保险公司应该承担赔偿责任。至于车辆是否进行大修是农场自己的事情，保险公司不应干涉。

另一种意见认为保险合同是一种最大诚信合同，被保险人有维护保险标的安全义务。对于车辆来说，应及时进行修理。农场不仅不让保险公司进行检查，而对保险公司的建议拒不接纳，最终致车辆毁损。这是一种严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保险公司可以拒赔。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本案中，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保险公司有权对农场的汽车进行检查，而农场拒绝的行为就是不履行保险合同义务；同时拒绝安检后，再保险公司提示车辆需要大修后，仍然拒绝对车辆进行检查。依据《保险法》第17条第一款和第二款。农场这种拒绝安检、拒绝大修的行为违背了保险合同的最大诚信原则。保险公司可以拒绝赔偿。

法理分析

由于保险风险和赔付风险具有极大不确定性，所以要求当事人应秉承最大诚意，善意从事。而本案争议的焦点的实质是对保险合同中诚实信用原则的理解和适用问题。那么怎样全面理解诚实信用原则对保险合同当事人的要求呢？

通常对投保人而言，诚信原则表现为两项义务：

（1）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将保险标的的重要情况如实告知。（2）履行保险合同时信守保险义务，严守承诺。对保险人而言，诚信原则也表现为两项义务

（1）订立保险合同将保险条款尤其是免责条款告知投保人。（2）及时、全面支付保险金的义务。

案例2：保险合同的订立

1998年7月9日，某化工厂与财产保险公司商谈签订财产保险合同。化工厂于当日下午填写的投保申请书中的保险期限为自1998年7月9日中午12点至1999年7月8日中午12点止（按投保单格式填写）。化工厂在投保申请书上盖章。9日下午5时，由于堤坝被洪水冲断，厂房受淹达三天之久，损失250多万元。7月10是，保险公司将其签发的财产综合保险单送至化工厂，保单约定保险期限自1998年7月10日零时至1999年7月9日24时止，保单还对责任范围、责任免除、被保险人等其他事项作了规定。同时化工厂于8月18日将保险费交至保险公司。事故发生后，化工厂要求保险公司查勘定损并提出索赔，保险公司以承保财产被水淹事故发生在保单约定期限之外，不属于承保责任范围为由，拒绝查勘定损和赔偿。为此，化工厂以保险公司擅自修改事先约定的保险期及损失扩大为由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

分析方法与思路

1、基本事实：（1）化工厂于1998年7月9日下午填写投保申请书，化工厂在投保申请书上盖章，约定保险期限自中午12点开始。（2）7月10时，保险公司将其签发的财产综合保险单送至化工厂，并修改了保险期限。（3）化工厂收受了该保险单。（4）9日下午5时，由于堤坝被洪水冲断，厂房受淹。(5)化工厂于8月18日将保险费交至保险公司。

2、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化工厂与保险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

3、争议焦点：保险合同何时成立。处理依据

1、《保险法》第13条规定：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并就合同的条款达成协议，保险合同成立。

2、《保险法》第14条规定：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按照约定交付保险费；保险人按照约定的时间开始承担保险责任。

当事人双方意见

本案原告与被告各持不同观点：原告认为，《保险法》第12条第1款规定了保险合同为非要式合同，只要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就保险金额、费率条款等达成一致，合同即告成立，保险人即应按约定承担保险责任。同时指出，保险公司业务人员代表保险人与投保人对合同的条款协商一致，并接受投保人的投保书，是承诺的意思表示。原告根据被告提供的“财产险投保申请书”，在被告业务人员的指导下按规定填写的保险期限为“自1998年7月9日中午12时至1999年7月8日中午12时止”，这是双方的约定。而被告在签发保险单时擅自将保险期限改为“自1998年7月10日零时起至1999年7月9日24日止”。这是一种无效的民事行为和违约行为，也与被告提供的格式申请书不符。

而被告则认为发放投保单统一格式为要约邀请，投保人的填单才是要约。要约只有经过保险人的同意，保险合同才告成立。保险单签发视为保险人的同意。而投保单只有经保险单签章才视为保险合同，否则只能认为是原告的单方要约。投保单与保单不一致时，应以保单为准。

法院意见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化工厂与保险公司签定的保险合同合法有效。化工厂填就的投保单上的保险期限与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上的保险期限不一致，视为保险公司对化工厂发出的要约提出了反要约，化工厂收受保险单视为对反要约的承诺。故保险期限以保单为准，保险公司对保险期限之前发生的保险事故免责。

法理分析

本案争执的焦点实际上在于对保险合同订立过程中的承诺有不同认识。原告认为业务员收 取投保单，即为保险公司的承诺，而保险公司则认为保险单的签发才是承诺。依据我国《保险法》第13条和第14条的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须经投保和承保两个阶段。订立保险合同，有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包，并就保险合同的条款达成协议，保险合同成立。保险合同时非要式合同，但实务中多采用书面形式，一般由投保单、保险单或暂保单构成。本案中对于化工厂填久的投保单缺少保险公司的承诺，该保险合同应没有成立。

案例3：保险合同解释原则的理解与适用

某乡砖瓦厂投保了企业财产保险，保险合同的基本责任条款为：“保险人对于下列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造成保险财产的损失，承担保险责任：(1)火灾；(2)爆炸 ……；(6)暴雨；(7).洪水……”在保险责任期间内，当地下了一场大雨；将一批砖胚泡损，被保险人提出索赔。被保险人(砖瓦厂)提出两点理由：①大雨是自然灾害的一种；②大雨亦是暴雨。认为损失为保险责任范围。对此保险公司指出保险条款的含义应作整体解释，并不是说所有的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害保险公司都要赔偿，只有因条款中列明的自然灾害遭受的损失，保险公司才赔付。而该案中大雨未成暴雨，不是条款中列明赔偿的保险事故，所以保险公司拒赔。被保险人诉至法院。

争议焦点

保险合同如何进行解释。法律依据

《保险法》第31条规定：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授意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做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

处理意见

本案是因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不同而产生的争议。法院认为当事人对保险合同中的“自然灾害”一词是指一般的自然灾害还是指条款中列明的几种自然灾害有争议，属于保险合同中的“疑义条款”，应适用《保险法》第31条的规定，作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认定大雨亦是自然灾害的一种，故判决保险公司败诉。

另有观点认为，本案不应适用《保险法》第31条的规定。因为第31条适用的范围是在运用合同的一般解释方法不能得出确定的结论时才应作有利于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解释。而本案可以通过整体解释和专业解释得出大雨不是承保范围的结论。所以第31条的规定不适用本案，保险公司不必赔偿被保险人的损失。

法理分析

本案争议的产生原因在于双方对保险合同的解释原则有不同的认识。而依据保护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的基本原则，《保险法》第31条规定了保险合同的解释规则就是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符合法的公平目的。但在适用这一原则前，是否应该穷尽合同的一般解释方法，法律对此没有明文规定。法律的解释在中国的法学理论研究上是一个薄弱环节，这也造成了立法的不完善。

案例4：保险合同的无效

车主王某从他人手中购得一部旧沙洲轻型客车，雇佣个体司机驾驶。由于该车车况差，司机多次向车主提出停运修理，均未得到车主同意。1998年12月24日上午，司机又向王某提出刹车不灵不能上路，王某便到小饭馆拿了半瓶酒倒入汽车刹车瓶内，并上车踩了五、六次刹车后，向司机强调星期六客运量大，硬要司机继续跑县城，以致返回时发生事故，同他车相撞后，又折撞桥栏，造成直接损失5100余元。事故发生后，王某为了骗取保险赔款，和大有保险所的保险员串通，向保险公司投保，并将投保时间提前4天，起保日为1998年12月23日。然后，向保险公司报案并提出索赔。县保险公司在办理此案过程中，按一封举报信报提供的线索，查清了事故车无刹车和车主采取倒保手法骗签保单的违法事实后，作出了拒赔的决定，王某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分析方法与思路

1、基本事实：（1）王某和大有保险所的保险员串通，向保险公司投保；（2）并将投保时间提前4天；（3）王某明知汽车刹车不灵，仍让司机强硬驾驶。

2、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王某与保险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

3、争议焦点：合同无效的依据。即倒签保单的保险合同是否无效。处理依据

1、《合同法》54条第二款规定：

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是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2、《保险法》第17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

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或者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

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

处理意见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县法院认为保险合同条款中明确规定：“被保险人及其驾驶员应当做好保险车辆的维护、保养工作，保险车辆装载必须符合规定，使其保持安全行驶技术状态，如不履行该义务，保险人有权拒绝赔偿或者自书面通知之日起解除保险合同；已赔偿的，保险人有权追回已付的保险赔款。”本案中原告人王某明知自己的车刹车不灵，在没有排除险情的情况下，继续行驶导致撞车事故的发生，违反了保险合同中规定的义务。因此判决保险人拒赔理由成立，原告败诉。

另有意见认为本案的关键问题并不是刹车失灵，而王某倒签保单是一种欺诈行为。根据《合同法》的规定，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为可撤销、可变更合同。本案中王某利用合谋欺诈的手段，明知危险已经发生而谎称没有发生，骗取保险人订立合同，保险公司有权在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请求撤销，使合同溯及的无效，即合同从订立时起即没有法律效力。根本不必考虑是否违背了合同义务。即使不是因刹车失灵造成的损失，保险公司亦不必赔偿。如果保险公司已经赔付的，可以要求被保险人返还保险金。

法理分析

出现这样的分歧的原因在于我国的《保险法》对保险合同无效的法定事由规定的不够全面，导致该案在认定保险合同效力时的法律适用成为争议。如果适用合同法的规定，被定性为可撤销合同，不利于保护保险人的利益。国外的立法例均将危险不存在而订立合同的情况作为保险合同无效的法定事由，借鉴国外的做法，本案的保险合同应定性为无效合同，保险公司可以拒赔。

案例5：财产保险中的保险利益确认

广东省某市A企业与天津市B企业素有业务往来，至1996年底，A企业欠B企业贷款30余万元。经协商，A企业将自己的一辆牌照牌粤xxxx的本田轿车作价30万元抵付给B企业。车辆尚在办理过户手续的过程中，B企业向该市某保险公司投保。保险公司向B企业出具了保单，保单上注名投保人为B企业(A企业)，保险车辆为粤xxxx本田轿车。后在保险期内，车辆出险全损。B企业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遭到拒绝，保险公司的理由是，B企业不是车辆的所有人，对出险车辆无保险利益，保险合同无效。B企业遂向法院提起诉讼。

争议焦点

B企业对尚未过户的汽车是否具有保险利益。即保险利益如何确定。

处理依据 《保险法》第12条规定：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保险标的是指作为保险对象的财产及其有关利益或者人的寿命和身体。

处理意见

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B企业对尚未过户的抵债车辆是否具有保险利益而可否向保险公司投保。一种意见认为，B企业与A企业的车辆买卖合同未办理法定过户手续，不能取得车辆的所有权，B企业对该车不具有保险利益，不具有投保人的资格，无权为该车投保，从而导致已签订的保险合同无效，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的拒赔成立。另一种意见则认为，B企业合法取得车辆，对该抵债车辆确有保险利益，保险合同合法有效，此时，保险车辆发生保险事故造成的损失，保险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笔者认为，本案中，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属于保险合同纠纷，而车辆买卖是否有效成立与本案并无直接关系。出险车辆虽未经办理过户手续，但系B企业合法抵债所得，且B企业与保险车辆的受损与否具有利害关系，因此，B企业对该车享有保险利益，可以作为投保人向保险公司投保，并在出险后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

法理分析

本案所涉问题的实质为财产保险中保险利益的确认问题。保险利益的成立有三个条件：（1）须是合法的利益；（2）须时可用金钱估计的利益；（3）须是确定的利益。

通常保险利益的确定依据就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有所不同：

(1)财产保险合同中保险利益的确定依据：物权、合同、依法应当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2）人身保险的投保人对下列人员具有保险利益：本人；配偶、子女、父母；前项规定以外与投保人有抚养、赡养或者扶养关系的家庭其他成员、近亲属。另，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其订立合同的，视为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

案例6：财产保险中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

2001年1月17日，个体户王军由河南西平火车站托运花生果600麻袋计2.1万公斤；花生米44麻袋计3520公斤，共计价值75412元，到站为乌鲁木齐北站，共缴纳运费5884元。同时王军向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西平县支公司火车站代理处投保了运输综合险，保险金额为7.5万元，并按约定交纳了300元保险费。1月24日，该批货物到达乌鲁木齐西站。由于停车八道的油罐车漏油而引起火灾，致使停在六车道装运该批货物的几节车厢起火，除了抢救出残货花生果399件、散货550公斤，花生米16件、散货350公斤外，其余货物均被烧毁。

乌鲁木齐西站于1月24日编制了三份货运纪录，予以确认。1月28日，乌鲁木齐保险支公司头屯河区办公室接到报案后，勘察了事故现场，并于2月3日出具了国内贷物运输保险勘察报告，为承保公司作了查勘定损工作。2月6日，乌铁分局卫生防疫站会同乌西站对残货进行了鉴定，并提出了处理意见。3月10日，货物承保公司西平保险公司派人来乌鲁木齐了解事故情况。另查，王军为发运该批货物，支付了1500元的包装费、1200元代办服务费、1500元短途运输费及支付150元的卫生监测费。

王军多次要求承运人乌鲁木齐西站赔偿其所遭受的损失及支付的费用，乌西站都以托运人已向保险公司投保了运输险，因而发生保险事故后应由保险公司负责赔偿为由拒绝赔偿。无奈，王军便根据保险合同向承保该批货物运输险的西平保险公司提出索赔。保险公司却认为，根据乌西站的货运纪录、人保公司乌支公司头屯河办事处出具的国内货物运输保险查勘报告和乌铁分局防疫站出具的监督笔录，都已证实了本案事故是由承运人重大过失造成的，应由乌西站负责赔偿王军所托运的货物的实际损失，从而拒绝赔偿。

分析方法与思路

1、本案的基本事实是，被保险人(投保人)王军的保险货物发生火灾事故是由第三者(也是该批货物的承运人)乌鲁木齐西站的重大过失造成的。

2、本案中王军既可以根据运输合同向负有责任的乌鲁木齐西站要求赔偿，也可以作为被保险人根据保险合同向承保货物运输综合险的西平保险公司索赔。

3、如果王军选择了民法上的方式，则与保险赔偿无关；如果选择了保险索赔的方式，则会引发一个代位求偿权的问题。

4、本案争议的关键问题是，在被保险人向第三者索赔未果而向保险公司请求赔偿的情况下，保险公司应否先予赔偿。

处理依据

1、保险法关于代位求偿权的规定。

2、民法关于损害赔偿的规定。处理意见

一种观点认为，保险公司对于第三者造成的损失应该先予赔偿，其拒绝赔偿的理由不能成立。

另一种观点认为，第三人乌西站不能有保险人的赔款而推托自己应承担的民事法律责任，应由其首先赔偿。

笔者同意第一种意见。

法理分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产保险合同条例》第19条规定：“标的发生保险责任范围的损失，应当由第三方要求赔偿。如果投保方向保险方提出赔偿要求时，保险方可以按照保险合同规定，先予赔偿。”根据《保险法》第44条之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按照上述规定，当保险标的发生的保险事故是由第三者造成的，而在第三者不能赔偿或被保险人直接向保险人提出索赔的情况下，保险方应先予赔偿。法律之所以规定这样的制度，其目的在于充分保障投保方遭受的损失能够得到及时、完全的补偿，使投保方的利益切实得到“保险”。本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实质是财产保险中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问题。

案例7：财产保险中的保险赔偿

1999年12月29日，H公司在某市汇G汽车有限公司以2万美元免税购置美国产别克系列林荫大道二手轿车一辆，办理牌照后，当日向P保险分公司投保车辆损失险。因国内未进口过此种车，市价不明。保险单载明：投保汽车重置价值30万元；保险金额30元；保险期限自1999年12月29日至2000年1月1日；特别规定区域范围：某市、A省、B省到C省。经有关汽车经销部门估价国内购置该种车新车最低市在60万元以上。1999年12月30日，汽车在规定的区域内发生交通事故，汽车出险，部分损坏。经当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现场勘察，确认事故由司机负全部责任。H公司及时向P保险分公司报告了出险情况。在出险地，H公司与P保险分公司商定先将汽车托回天津修理，由H公司垫付施救费、差旅费5152.20元。后承修单位、P保险分公司、H公司三方确定：汽车为部分损坏，部分修理，修理费初步定为22.5万元(含配件18万)，配件由P保险分公司从国外进口。因提供配件迟延，致修复延期约3个月。实际修理费共计294099.89元(含配件23万元)。为赔偿问题，H公司与P保险分公司协商未果，遂于2000年6月15日向某市和平区人民法院起诉。

原告H公司观点：

所购汽车投保按重置价值确定保险金额。请求被告履行保险合同，赔偿投保汽车出险后其已支付的全部修理费，并赔偿其已支付的差旅费、施救费和租车费等3万元。

被告P保险分公司观点：

保险车辆重置价值约60万元，H公司申报为30万元，属于不足额投保。依照《机动车辆保险条款》规定，投保时保险金额低于重置价值的车辆，应按保险金额与重置价值比例赔偿。如果投保人要求全部赔偿，赔偿金(即修理费)已经等同于保险金额和重置价值，我公司则要求 收回出险的汽车。

一审法院经审理观点：

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机动车辆保险合同有效。合同约定的投保车辆重置价值是双方当事人平等协商达成的。当原告投保车辆出险后，被告应对确定的损失赔付，承担原告在投保车辆出险后支付的施救费和误期修理期间的差旅费等损失。原告要求赔偿的其他损失证据不足，不予支持。据此，该院判决：P保险分公司承担原告H公司投保的美国产别克林荫大道轿车实际修理费284099.84元，并偿付原告施救费、差旅费5152.20元。

一审判决后，P保险分公司提起上诉，上诉称：H公司投保的二手汽车应按实际确认重置价值，以实际重置价值与保险金额的比例赔偿并承担经济损失。

二审法院经审理观点：

一审判决漏计出险车辆修理费更换电脑一个计1万元，修理费共计应为294099.89元。投保汽车重置价值在60万元以上，上诉人要求确认为60万元，予以确认。保险金额登记为30万，属于保险范围，应为有效。投保时保险的汽车投保金额低于重置价值，上诉人请求按保险金额与重置价值之比例赔偿损失，承担修理费用，符合《机动车辆保险条款》规定，应予支持。保险汽车重置价值为60万元，登记为30万元，属于双方当事人的重大误解，致使保险合同部分无效，主要是上诉人未将投保有关事项告知被上诉人以及对被上诉人申请保险的内容审查不严，应负主要责任；被上诉人投保不足，也有一定的责任。最后，双方经法院调解达成如下协：投保汽车修理费294099.89元，由被上诉人H公司承担4万元，由上诉人P保险分公司承担254099.89元；上诉人应将修复的汽车交付被上诉人并给付被上诉人H公司垫付施救费、差旅费5152.20。

笔者观点及法理分析

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于如何确定保险赔偿金的数额产生分歧，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H公司为其购置的美国产别克系列林荫大道二手轿车投保的机动车辆保险，究竟是足额保险还是不足额保险。一种观点认为，该保险为足额保险，保险公司应在保险金额范围内，按照该车的实际修理费用进行赔偿；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该保险为不足额保险，保险公司可按照保险金额与出险时重置价值的比例赔偿。

机动车辆保险中，保险车辆的保险价值是根据新车购置价值即重置价值确定的。如果这一价值在投保时就已在保险单上载明，且保险金额达到了保险单上载明的新车购置价值，则可以认定该保险合同为足额保险合同，无论保险金额是否低于出险当时的新车购置价值，都应该按照实际修复费用进行赔偿。当然，如果保险车辆的保险金额低于承保时新车购置价值(此时的保险合同属于不足额保险合同)，或者保险单上并未载明保险车辆的保险价值，车辆发生部分损失的，则应按照保险金额与出险当时的重置价值比例计算赔款。因此，对于本案的处理，笔者同意一审法院的判决理由，即依足额保险合同的赔偿方式由保险公司支付对保险车辆的实际修理费用。

案例8：人身保险中保险利益的确认

某厂女工叶某2000年6月22日为其公公丁某投保10年期简易人身保险15份，保额2055元，指定受益人是丁某的孙子A，现年12岁。保险费按月从叶某工资中扣交。交费1年3个月后，叶与被保险人之子B离婚，法院判决要A由B抚养。离婚后叶仍自愿按月从自己工资中扣交这笔保险费。从未间断。2003年4月23日被保险人丁某病故，6月叶向保险公司申请给付保险金2055元。与此同时，B提出被保险人是他父亲，指定受益人A又是由他抚养的，应由他作为监护人领取这笔保险金。叶则认为投保人是她，缴费人是她，而且她是受益人A的母亲也是合法的监护人，这笔保险金应由她领取。

分析方法与思路

1、首先应明确人身保险中保险利益含义及确认标准。

2、本案焦点是，保险合同存续期间，投保人保险利益丧失是否导致保险合同无效。

处理依据

1、《保险法》关于保险利益的规定。

2、《保险法》关于保险合同效力问题的规定。

处理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保险事故发生即被保险人病故时，投保人已与被保险人之子离异，不再是其家庭成员，对被保险人已无保险利益，故保险合同无效，不应给付保险金。

另一种意见认为，尽管保险事故发生时投保人已丧失保险利益，但这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只要在订立合同当时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该保险合同就有效，保险公司应如约给付全部保险金。

笔者同意后一种观点。

法理分析

保险利益是确定保险合同投保人合法主体资格的唯一依据和标准。根据《保险法》的规定，保险利益的意义旨在避免道德风险，成就保险合同的法律效力。本案中，叶某给其公公投保时无疑具有保险利益，因此保险合同已经有效成立。在保险合同存续期间，除非投保人解除保险合同，否则无论投保人是否继续具有保险利益，并不构成导致保险合同丧失法律效力的法定事由。

案例9：人身保险中的如实告知义务

2000年4月，某厂48岁的机关干部龙某因患肝癌住院治疗，龙某家属要求医院没有告诉本人病情，手术后出院并正常参加工作。其家属因害怕龙某病情复发，经邻居张某推荐，与之一同到保险公司办理了简易人身保险(甲种)，在填写保险单时，“健康状况”一栏未填，保险公司的承办人也未按规定对此进行核实便准予投保。龙某拿到保险单后每月如约按期交纳保险费，2001年6月，龙某肝癌复发，经多次治疗无效而于7月8日死亡。龙某之妻以指定受益人身份到保险公司请求给付保险金。保险公司在审查提交的有关证明时发现，龙某的死亡病史上载明其曾患癌症并动手术，于是以其违反告知义务为由，拒绝给付保险金。龙妻以丈夫不知自己身患何种病，并未违反告知义务为由抗辩，双方因此发生纠纷。

分析方法与思路

1、应明确如实告知义务的内容、义务主体以及义务违反的法律后果。

2、注意判断本案保险公司承办人未核实保单内容应有何种法律后果。

处理依据

1、《保险法》关于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的规定。

2、《保险条款》的规定。

处理意见

对于本案有两种不同的处理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龙某家属未填写保单中的“健康状况”一栏，已构成对如实告知义务的违反，因此保险公司有权解除合同，拒付保险金。

另一种意见认为如实告知仅要求对自己知悉的事项予以告知，而龙某不知道自己患有肝癌，因而在填写保单时对此未予说明，不构成对告知义务的违反，保险公司仍应给付保险金。

笔者认为，同意第一种意见。法理分析

如实告知义务不仅是被保险人的义务，而且也是投保人的义务。因此，本案中虽然龙某本人不知自己的病情，但龙某的家属知道，作为投保人没有如实填写健康栏目，当然违反了如实告知义务。

保险公司承办人员没有核实报单是工作态度问题，并不能免除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案例10：被保险人自杀时保险金的给付问题

某市纺织厂女工李某，因恋爱受到刺激，两次自杀未遂，被及时发现而救下，经医生诊断为“抑郁性精神病”。出院以后的李某，并无异常行为，只是变得比以前更加郁郁寡欢，常常独自苦苦思索，似有所思，偶尔流露出悲观厌世的情绪。一个厂休日，李某趁母亲外出买菜之机，悬梁自尽。从失恋到死亡时仅仅四个月。

经查，三年前李某投20年期简易人身保险10份，总计保险金额40000元，每月保险费由保险公司委托纺织厂的财会人员从其工资中扣除，其间并无欠缴保险费的记录。李某死后，她的母亲以受益人的身份向保险公司申请给付40000元死亡保险金。

分析方法与思路

明确《保险法》关于死亡保险的特殊规定，注意区分被保险人故意造成保险事故发生与自杀行为之间的不同法律规定。

处理依据

1、《保险法》的有关规定。

2、《保险条款》的有关规定。

处理意见与法理分析

本案中，保险公司应否赔付保险金，意见分歧较大。

一种意见认为，李某是一个正常人，能正常上班，有一点轻微的精神抑郁，也并不影响她的思维能力，否则，她就不会选择在家里无人的时候实施自杀，并且做得有条不紊。李某的这次自杀，是前两次自杀的继续，是在总结前两次自杀未遂的基础上发生的，有明确结束自己生命的意图，所以属于故意自杀无疑。根据《简易人身保险条款》第6条自杀属除外责任的规定，以及《保险法》规定的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被保险人自杀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对投保人已支付的保险费，保险人应按照保险单退还其现金价值。本案应拒付李某的死亡保险金，按照保险单退还其现金价值。

第二种意见认为：李某的自杀行为固然不应受到鼓励，但是对她的家庭来说，毕竟因此而遭受到了经济上和精神上的双重损失，且异常沉重。为了维护保险受益人的利益，又避免产生“变相鼓励道德危险”的副作用，《简易人身保险条款》的说明中补充规定了“自保单生效之日起两年后的自杀，可予通融给付”的内容。李某在其死亡时已参加保险3年，她不可能在投保时就计划好3年后的自杀行为，她的自杀完全是因感情受到重创，失去了对生活的信心所致，并非有意图谋保险金。所以拒绝给付于法于理都说不过去，正确的做法是通融给付，由李某的母亲领取保险金的一半计2000元钱。这样处理，既符合保险条款的要求，又安慰了死者家属，还有助于树立保险公司的良好形象。

笔者认为，李某的死亡是非故意自杀，且保单生效已超过两年，所以保险公司应给付受益人全部保险金40000元。

案例11：受益人与被保险人同时死亡时保险金的给付

2000年5月，女儿赵某为母亲田氏投保了终身寿险，经母亲同意，受益人为赵自己。赵某有一个哥哥叫赵刚，好吃懒做，四处游荡，赵某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怕母亲年老无人赡养才为她买了保险。2001年9月，赵某回娘家看望母亲，不料因煤气泄漏，赵某和母亲田氏双双中毒身亡。远在外地的赵刚得此消息后，赶回家里办了丧事。当他知道母亲投保后，认为自己是母亲的亲生儿子，是法定继承人，有权领取保险金，于是向保险公司提出申请，而此时，赵某的丈夫也向保险公司提出了受领保险金的申请，两人发生争议。

分析方法与思路

1、本案例既涉及保险法的问题，又涉及继承法的问题，应注意在有关法律适用时的有机统一。

2、本案焦点在于，如何确定赵某与其母田氏的死亡顺序。处理依据

1、保险法关于受益人的规定；

2、继承法关于继承权和继承顺序的规定。

处理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被保险人田氏年长于受益人赵某，故应认定她先于赵某死亡，即受益权已转化为现实的财产权，保险金理应作为受益人赵某的遗产，由其继承人继承。

另一种意见认为，根据人身保险之理论，习惯上往往认定被保险人是为自己的利益而订立人身保险合同的，故本案中保险金应作为被保险人田氏的遗产处理，由其尚生存的法定继承人赵刚领取。

笔者同意上述第一种意见。法理分析

在有关事项在事实上不能进行区分时，法律上通常采用推定的方法加以解决。正是根据这一基本法理，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规定，当相互有继承关系的几个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如不能确定死亡先后时间的，推定没有继承人的先死亡；死亡人各自都有继承人的，如几个死亡人辈份不同，推定长辈先死亡；几个死亡人辈份相同，推定同时死亡，彼此不发生继承，由各自的继承人分别继承。

案例12：保险近因原则在寿险理赔中的运用

2002年8月12日，某市百货商店向该市人寿保险公司投保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1期年，保额每人5000元。2003年5月8日，该商场职工吴某被摩托车撞伤，随即入院治疗，被诊断为右侧额颞部慢性硬膜下血肿，9月20日死亡。吴某的指定受益人凭事故处理协议书与医院出具的“车祸脑外伤术后诱发肝昏迷死亡”证明向保险公司申请给付。保险公司为慎重处理本案，进一步查阅了吴某住院病历，获知：吴某1998年曾患甲型肝炎住院治疗，2003年5月8日车祸受伤入院，手术消除脑血肿，术后无异常。6月9日，吴感觉腹部不适，经检查发现肝炎后肝硬化，转内科住院治疗，9月20日肝昏迷导致全身衰竭死亡。据此，保险公司认为吴某死亡之近因为肝炎而非车祸，而疾病不属于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保险责任范围，故拒绝给付保险金，为此与受益人发生争执。

分析方法与思路

1、避免常规化思维，注意运用保险法的独特法理。

2、注意事理和法理的区别和联系。处理意见

对于本案的处理有两种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争执的焦点即在于导致被保险人死亡的近因是否属于保险事故，由此引出了保险理赔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即保险近因原则。一种意见认为：吴某死亡的直接原因是车祸即意外伤害所致，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内，故保险公司应全额给付保险金5000元；另一种意见认为：吴某死亡之近因为肝炎，而肝炎不属于意外伤害保险的责任范围，故保险公司不需给付保险金，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

法理分析

近因原则是保险事故原因分析中非常重要的一项规则。在法理上，当有多个致损原因存在的情况下，其中直接致损或者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因则为近因。在保险实务中，必要时通常通过技术鉴定的方法加以确认。

第二篇：金融法案例

金融法律制度 名为联营实为非法借贷

【案例介绍】

1993年12月11日，东发经营公司与良友商贸公司签订了一份投资协议，协议约定：双方合作经营一批建材，由良友商贸公司负责对外签约、订货和销售，东发经营公司负责筹集资金，并于签订协议次日投入良友商贸公司人民币300万元，待合作经营结束，东发经营公司从良友商贸公司收回上述款项及不低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利润，合作期限从双方签订投资协议至1994年6月30日止。后因市场不景气，双方实际上未开展合作经营业务。1994年3、4月，东发经营公司多次向良友商贸公司催讨上述款项，良友商贸公司均以合作经营期限未到为由拒绝东发经营公司的要求。东发经营公司遂于1994年5月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良友商贸公司支付人民币300万元及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庭审时，良友商贸公司辩称：双方签订的协议因市场不景气而暂未履行，待市场情况好转后会按协议履行的，现投资协议未到期，东发经营公司要求返还投资款的请求是不恰当的。

【几种观点】

1、1、双方签订的投资协议未到期，东发经营公司要求返还投资款的请求不能支持，依法应驳回其诉讼请求。

2、2、双方签订的投资协议，因约定了保底条款而致使投资协议无效，良友商贸公司应返还投资款，而东发经营公司的利息请求不予支持。

3、3、双方签订的投资协议名为联营、实为借贷，应确认协议无效，本金应予返还，而利息请求不予支持。

【评析意见】

本案争议较大的是双方签订的投资协议是否有效。从形式上来看，讼争协议属于联营协议。联营是两个以上的企业之间或者企业、事业单位之间的横向经济合作关系的一种法律形式。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联营有三种形式：

（一）法人型联营。《民法通则》第五十一条规定：“企业之间或者企业、事业单位之间联营，组成新的经济实体，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具备法人条件的，经主管机关的核准登记，取得法人资格。”法人型联营之下，两个以上的企事业单位共同出资创办的联营体是一个新的企业法人，联营各方的关系，根据联营合同的约定以及法律的有关规定来确定。

（二）合伙型联营。《民法通则》第五十二条规定：“企业之间或者企业、事业单位之间联营，共同经营、不具备法人条件的，由联营各方按照出资比例或者协议的约定，以各自所有的或者经营管理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协议的约定负连带责任的，承担连带责任。”合伙型联营之下，两个以上的企事业单位共同出资创办的联营体是一个不具备法人条件的新的企业，根据法律规定，原则上联营各方按照联营合同中约定的比例或者出资比例分别承担联营企业的债务，如果法律有要求联营各方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特殊规定或者当事人之间有特殊的约定，则应当由联营各方承担连带无限责任。

（三）合同型联营。《民法通则》第五十三条规定：“企业之间或者企业、事业单位之间联营，按照合同的约定各自独立经营的，它的权利和义务由合同约定，各自承担民事责任。”合同型联营之下，联营各方并不出资组建一个固定的共同经营的企业，而是分别独立经营，只是各方根据合同有较为长期的固定的合作关系。所以，它们之间的关系完全按照合同的约定以及关于合同的法律规定来确定。依照上述分类，涉案联营合同双方并未组建一个新的固定的共同经营的企业，属于合同型联营。但是，从投资协议约定的内容看，双方约定的“一方负责对外签约、订货和销售，一方投入资金”可视为双方共同出资和共同经营；而双方约定不论联营盈亏与否，东发经营公司均可收回出资并获得不低于同期贷款利率的利润，排除了联营双方共担联营亏损的义务，显然违背了联营活动中应当遵循的共担风险、共负盈亏的原则，故应确认为无效。

对于无效的联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以下简称《解答》）对不同情况作出了规定。那么，涉案无效联营协议是因规定了保底条款而无效还是属于名为联营实为借贷而无效呢？这个问题的不同认定对案件处理结果有很大的影响。联营合同中的保底条款，通常是指联营一方虽向联营体投资，并参与共同经营，分享联营的盈利，但不承担联营的亏损责任，在联营体亏损时，仍要收回其出资和收取固定利润的条款。对于上述情况的处理，《解答》也作了明确的规定。联营确认无效，联营企业发生亏损的，联营一方依保底条款收取的固定利润，应当如数退还，用于补偿联营的亏损，如无亏损，或补偿后仍有剩余的，剩余部分可作为联营的盈余，由双方重新商定合理分配或按联营各方的投资比例重新分配。从本案看，虽约定了双方的不同分工，因市场不景气一方未实际履行，不论其原因如何，实际上并未真正的共同经营，故本案不属上述情况。《解答》又规定，企业法人、事业法人作为联营一方向联营体投资，但不参加共同经营，也不承担联营的风险责任，不论盈亏均按期收回本息，或者按期收取固定利率的，是名为联营实为借贷。在借贷关系中，本案的当事人主体资格是否具备呢？我国商业银行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等商业银行业务，„„”。根据商业银行法第三条，这里的商业银行业务包括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等。这就是说，贷款业务在我国是由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金融机构垄断经营的，行政部门、企事业单位、股份合作经济组织、供销合作社、基金会等是不能擅自发放的，实际上就是不允许单位之间相互借贷。本案是以联营作掩饰进行非法借贷，在确认双方联营合同无效的前提下，非法借贷的本金300万元应由良友商贸公司返还东发经营公司，对于出资人东发经营公司约定取得（他案中也可以包括已经取得）的利息应予收缴，故其利息请求不予支持。另外，对用款人良友商贸公司应处以相当于银行利息的罚款。

【案例介绍】

空白支票的挂失止付

1997年11月15日，大成公司为给职工分发冬季劳防用品，责成经办人王强持盖有银行预留印鉴、号码为007839的空白现金支票一张外出购买，但未填写金额。在商场准备填写支票时，王强发现支票遗失，遂立即赶回公司向财务科长报告支票遗失的情况。财务科长遂发函给开户银行办理该遗失票据的挂失手续。为保险起见，同时与报社联系，并于次日在当地日报上刊登支票遗失启事，声明遗失的007839号空白支票作废。一周后，一自称是陈军的人持该填写完整的支票以大成公司的名义到某商场购货，次日将价值七千余元的货物提走。11月25日，某商场将该现金支票到大成公司的开户银行去兑付，银行以该支票已挂失为由拒绝兑付。后某商场得知大成公司挂失的是空白支票遂与大成公司的开户银行交涉，首先认为银行对空白支票不应挂失，其次，自己所持的是记载完全的有效票据，银行没有理由拒绝兑付。银行认为，票据法规定“票据丧失，失票人可以及时通知票据的付款人挂失止付，但是，未记载付款人或者无法确定付款人及其代理付款人的票据除外。收到挂失止付通知的付款人，应当暂停支付。”所以，银行的做法是正确的。后某商场又与大成公司交涉要求其支付票款，大成公司以支票已挂失并已声明作废为由拒绝支付。因交涉无效，某商场遂诉至法院，要求大成公司的开户银行兑付票款及相应利息。

【几种观点】

1、银行按票据法有关规定为大成公司办理挂失支付是正确的，可以拒绝兑付，某商场的诉讼请求是无理的，不予支持，驳回原告诉请。

2、票据丧失，失票人可以挂失止付，但是，挂失止付的一个前提是丧失的票据必须是有效的票据，而大成公司办理挂失止付时票据为空白支票，属不完全票据，不应办理挂失止付，银行应承担兑付责任并支付相应的逾期付款利息。

【评析意见】

本案应先认定空白支票的有效性问题。支票是出票人签发的，委托办理支票存款业务的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在见票时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空白支票，就是出票人签发支票时，有意识的将支票上应记载的事项不记载完全，留给持票人以后补填记载的支票。空白支票是由于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出现的。在实际的商品交易中，出票人在签发票据时，无法确定某些应记载的事项，必须留待日后确定才能补填完整，较为多见是金额。从我国票据法的规定来看，是允许使用空白票据，但从银行加强结算管理的角度，对空白票据是持反对意见的。从形式上讲，空白支票上法定应记载事项有欠缺，从实质上讲，对于支票上欠缺的法定记载事项，出票人有准备在日后由他人将其补充完全的意思，即授予他人以空白票据的补充权。这是空白票据与欠缺记载事项的不完全票据的本质区别。补充权是指补充票据上欠缺的事项使之成为完全票据的权利。补充权的产生应基于在票据上签名的票据行为人与持票人在票据外的合意，而补充权的行使应受合意限制，否则，授权人可对补充权人行使抗辩，但不得对善意持票人主张。我国票据法第八十五条规定，支票必须记载下列事项：

（一）表明“支票”的字样；

（二）无条件支付的委托；

（三）确定的金额；

（四）付款人的名称；

（五）出票日期；

（六）出票人签章。支票上未记载前款规定事项之一的，支票无效。第八十六条规定，支票上的金额可以由出票人授权补记，未补记前的支票，不得使用。据此，上述空白支票遗失时处于无效状态。但是，空白支票的特殊性决定了补充权人日后将法定欠缺事项补填完整后，可成为有效票据。

空白票据是否适用挂失止付。挂失止付是票据丧失的一种补救办法。票据丧失是指持票人并非出于本人的意愿而丧失对票据的占有。票据丧失依票据是否还现实的存在可分为两种情况，即绝对丧失和相对丧失。票据的绝对丧失，是指票据本身已不存在，如票据因焚烧、撕碎以及严重涂写而不能辨认，故又称票据灭失；票据的相对丧失，是指由于持票人将票据丢失或被人盗窃，即票据又可能转入他人之手，故又称票据的遗失。我国票据法对票据丧失规定了三种补救方法：挂失止付、公示催告、提起诉讼。

（一）挂失止付是指失票人将票据丧失的事实通知票据的付款人，并指示付款人停止支付票据款项的一种票据丧失的补救方法。挂失止付应注意：

1、必须是失票人有权停止付款，失票人即票据权利人。

2、申请挂失止付必须及时。如果失票人未及时申请挂失止付，票据付款人在此之前已支付票据款项，若付款人付款时无恶意或重大过失，其后果由失票人自己承担。

3、申请挂失止付的通知方式。一般来讲，挂失止付应以书面形式通知，但在情况较为紧急的时候，可考虑先用电话等口头形式，再补办书面手续。

4、挂失止付通知时应告知失票的基本情况。失票人应尽可能向票据付款人证明自己是真正的票据权利人，应当将票据遗失的经过、遗失票据的类别、帐号、号码、金额、票据付款到期日等有关记载事项告知票据付款人，并将失票人的姓名、工作单位、年龄、住址等情况告知票款付款人。如果失票人为法人或企事业机关团体的，还应按有关规定由单位出具证明，加盖单位印章。

5、丧失的票据必须为有效票据。另外，《支付结算办法》第八十四条规定，已承兑的商业汇票、支票、填明“现金”字样和代理付款人的银行汇票以及填明“现金”字样的银行本票丧失，可以由失票人通知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挂失止付。未填明“现金”字样和代理付款人的银行汇票以及未填明“现金”字样的银行本票丧失，不得挂失止付。

（二）公示催告是人民法院根据失票人的申请，以公告的方法，告知并催促利害关系人在指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申报权利，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宣告票据无效的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的申请人必须是享用申请权的失票人；丧失的票据必须是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被盗、遗失或者灭失；申请必须以书面形式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申请。

（三）提起诉讼。失票人应在申请挂失止付后3日内申请公示催告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失票人也可以依法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本案大成公司遗失的是空白支票，遗失时法定必要记载事项不完整，处于无效状态，按照票据法规定银行不应予以挂失止付，本案中开户银行以挂失止付为由拒绝兑付是违法的。原告持记载完全的有效票据向银行申请兑付有法可依，故法院应支持原告诉请，判令银行支付票款及逾期付款利息。大成公司是否可以使用公示催告的方法予以补救呢？《支付结算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票据可以背书转让，但填明“现金”字样的银行汇票、银行本票和用以支取现金的支票不得背书转让。因涉案票据为现金支票，不得背书转让，违反公示催告的票据必须是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的规定，故亦不适用公示催告的补救方法。本案票据遗失人通过报纸声明票据作废是不能产生法律上的效力的。遗失票据作废声明的行为是一种单方的弥补行为，不能为他人设立法律上的责任和义务，对第三人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第三人可对此声明作出拒绝的意思表示，我们也不可能基于其不反应而推定其为默示同意，因为他人无义务对此声明作出反应。

票据的特性

【案例介绍】

建行A县支行的客户工程队为解决资金短缺问题，与水泥厂串通签订虚假的水泥购销合同，总价款为50万元，结算采用银行承兑汇票。合同签订后，工程队向县支行申请签发银行承兑汇票。县支行应申请签发了金额分别为20万元、20万元、10万元、承兑期为三个月的三张银行承兑汇票，双方协议除不可抗拒的原因并经签发银行同意上述汇票不得贴现或转让。收到汇票后，工程队将一张20万元的汇票背书转让给水泥厂。工程队因购买建材将一张1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背书转让给建材公司，又将另一张20万元的汇票向工行A县支行申请贴现，工行A县支行委托市分行查询汇票的情况，与工程队签订了汇票贴现协议。协议签订后，工行A县支行收到建行A县支行关于被骗签发汇票，要求对汇票不予贴现的复电，工行A县支行仍按贴现协议将款划入工程队帐号。建行A县支行以汇票因受骗而签发，故无效，要求工程队返还汇票。工程队告知汇票已分别背书给水泥厂、建材公司，贴现给工行A县支行。

随后，建行A县支行以银行承兑汇票是在受欺骗的情况下开出为由，向工行A县支行和建材公司、水泥厂追要其签发的汇票，遭拒绝后，遂向法院起诉，要求判决汇票无效，持票人应将汇票返还建行A县支行。

经查，工程队与水泥厂确系恶意串通，虚拟合同骗取银行签发银行承兑汇票。

【几种观点】

1、涉案银行承兑汇票因受欺骗而签发，系无效票据，应予返还。

2、鉴于所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形式要件具备，应为有效票据，原告诉请不予支持。

【评析意见】

票据具有无因性。票据的无因性是指票据关系虽需基于一定的原因关系才能成立，但票据关系一经成立，就与产生或转让票据的原因关系相分离，两者各自独立。应当注意的是，票据关系只有在合法成立后才能与原因关系相分离，如果当事人是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的，不得享有票据权利。我国票据法第十二条规定，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的，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取得票据的，不得享有票据权利。以欺诈手段取得票据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票据。由于欺诈违背了民事活动的诚实信用原则，为我国法律所禁止，是无效的民事行为。对以诈骗手段取得票据的，除不得享有票据外，还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票据的无因性还限制了票据债务人的抗辩能力，其只能对抗有原因关系的持票人，以原因关系上的事由，提出一般抗辩；而对于无原因关系的持票人，则不能以原因关系上的事由提出一般抗辩。本案中，工程队与水泥厂恶意串通，骗取汇票，故该汇票无效，应依建行A县支行要求返还汇票，同时建行A县支行不得以原因关系对抗善意第三人（无原因关系的持票人）。

票据具有严格的文义性。票据的文义性是指票据权利、义务的具体内容以及票据的其他有关事项，只能按票据上记载的文义来确定，既不能由任何人随意解释，也不能根据票据以外的其他文件来确定或变更票据记载的文义。本案的三张银行承兑汇票，建行A县支行与工程队签订的协议中约定除不可抗拒的原因并经签发银行同意外，不得贴现或转让。说明双方当事人是有禁止票据贴现或转让的意思表示的。但是这种禁止贴现或转让的意思并未在票据上注明，根据票据的文义性，这种禁止贴现或转让的意思表示在票据法上不具有法律意义，对票据当事人不发生拘束力。所以，本案中汇票背书及贴现是为票据法所允许的，这些票据行为在形式上是有效的。

票据行为的独立性。票据行为的独立性是指票据上的各个行为相互独立的发生效力，某一种票据行为无效，并不影响其他行为的有效性，即使在先的票据行为无效，也不影响后续票据行为的效力。本案中虽然票据无效，但不影响后续有效的票据行为。我国票据法规定，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那么究竟要给付了相当于票据价值的多少才算给付了对价，在其他国家通常是通过判例法来解决的，一般是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但有个通常标准为百分之五十，我国票据法对此也没有作量化规定，而是将此交由票据双方当事人确定。建材公司因向工程队供货而取得票据，显然已支付了相应的对价，其取得票据权利是合法的，应予保护，故建行A县支行要求其返还汇票是没有道理的。

同时，建行A县支行应向建材公司兑付票款。我国票据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付款人承兑付款后，应当承担到期付款的责任。付款人对汇票进行承兑后，付款人成为承兑人，由承兑前的非票据债务人（汇票关系人）变为汇票第一债务人（或称主债务人），于汇票到期后负绝对的付款责任。而工行A县支行的情况有所不同，工行A县支行在实际为工程队进行汇票贴现前已收到建行A县支行的答复，得知工程队是不享有票据权利的，仍予以贴现而取得票据。按照我国票据法第十二条规定，工行A县支行亦不得享有票据权利。建行A县支行亦可根据我国票据法第十三条规定，对工行A县支行行使抗辩权。至于工行A县支行与工程队的贴现协议，并不能成为工行A县支行进行贴现的理由，那是票据的原因关系，原因关系的法律约束力不能使票据行为产生效力。

综上所述，法院应判令水泥厂和工行A县支行返还建行A县支行涉案汇票，建行A县支行要求建材公司返还汇票的诉请不予支持。

票据的抗辩

【案例介绍】

1996年9月27日，某物资局与某轧钢厂签订一份购销合同，合同总价款为284536元，并约定以商业承兑汇票结算货款。合同订立后，物资局向轧钢厂签发并承兑了一张金额为284536元、到期日为1997年3月27日的商业承兑汇票。同年11月18日轧钢厂持该商业承兑汇票向农行县支行申请贴现，农行经审核后同意轧钢厂的贴现申请，办理了背书转让，扣除贴现利息后将款划至轧钢厂的帐号。汇票到期后，农行县支行持汇票提示付款，因物资局存款不足而遭退票。农行县支行遂直接向物资局交涉票款未果，又向轧钢厂交涉亦未果，故诉诸法院，要求物资局偿付票据金额及利息，轧钢厂承担连带责任。物资局辩称，因轧钢厂未履行购销合同，故不应偿付票据金额；轧钢厂辩称，物资局是涉案汇票的出票人及承兑人，应由物资局支付票款。

【几种观点】

1、1、汇票系无因有价票据，一经作成即具有独立的票据关系，其效力不再受原因关系的影响。当持票人向票据债务人要求付款时，票据债务人就负有绝对的付款义务，故物资局拒绝付款是不对的。

2、2、因轧钢厂未按合同履行义务，致使签发票据的原因关系不成立，违背物资局签发票据的初衷，属意思表示不一致，故所签发的票据无效。实际上轧钢厂是受益人，应由其偿还票款。

【评析意见】

系争票据为商业承兑汇票。汇票是出票人签发的，委托付款人在见票时或者在指定日期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持票人的票据。按出票人和付款期限的不同分为银行汇票和商业汇票。银行汇票是指汇款人将款项交存当地银行，由银行签发给汇款人持往异地办理转帐结算或者支取现金的票据。商业汇票是指由出票人签发的，由承兑人承兑，并于到期日向收款人或者持票人支付款项的票据。这里指的出票人是指除银行以外的出票人。商业汇票按承兑人的不同又分为商业承兑汇票和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由银行以外的付款人承兑，银行承兑汇票由银行承兑。值得一提的是，汇票的承兑与否并不影响汇票的效力，仅在于确定谁是票据的主债务人。汇票未经承兑出票人是票据的主债务人，但经承兑以后，承兑人成为票据的主债务人。本案中，物资局既是商业承兑汇票的出票人又是承兑人，其自始至终是该汇票的主债务人，故当付款人即银行因存款不足拒绝持票人农行县支行提示付款时（行使付款请求权），持票人向物资局要求付款（行使追索权），物资局作为票据主债务人因负有绝对付款义务而无权拒绝。而轧钢厂是汇票的收款人，是票据债权人，不承担票据债务，故农行县支行要求其承担连带责任是不合适的。物资局以轧钢厂未履行合同义务而拒绝付款的理由是否成立呢？我们有必要对此作进一步分析。

物资局的上述拒绝付款理由在票据法上称为抗辩事由。票据抗辩是指票据债务人对于票据债权人，提出一定的合法事由以拒绝其行使权利的行为。票据债务人行使抗辩权需以一定的抗辩事由为依据。按抗辩原因，可将票据抗辩分为物的抗辩和人的抗辩两类。物的抗辩是基于票据本身的内容而发生的抗辩。即使持票人取得票据时无恶意和重大过失，仍要受此种抗辩。在物的抗辩中，根据行使抗辩权的人的不同又分为两类：一切票据债务人可以对一切票据债权人行使的抗辩和特定票据债务人可以对一切票据债权人行使的抗辩。一切票据债务人可以行使的物的抗辩包括：（1）欠缺票据上应记载事项或记载了票据上不得记载的事项而使票据无效的抗辩；（2）票据上记载的到期日未到或票据上记载的付款地与持票人请求付款的地点不符而对权利人可以行使的抗辩；（3）票据应依法付款或依法提存而使票据权利消灭的抗辩；（4）票据因法院作除权判决而使票据权利失效的抗辩。特定票据债务人可以行使的物的抗辩包括：（1）否定票据行为有效成立的抗辩，如无票据行为能力人为票据行为，该行为人可以以自己无票据行为能力为由行使抗辩权；（2）依票据上的记载而提出的抗辩，如在票据上记明禁止转让的人对禁止后取得票据的人提出的抗辩；（3）票据债务人对该债权人已过时效期的抗辩；（4）保全手续欠缺的抗辩，如应作出拒绝证书而未作时，某些被追索人对持票人所提出的抗辩。

人的抗辩又叫相对的抗辩，是指票据债务人仅可以对抗特定的票据债权人，因持票人的变更便受到影响的抗辩。其中一切票据债务人可以行使的人的抗辩包括：（1）持票人欠缺实质上的受领票据金额资格的抗辩，如持票人被宣告破产、被法院扣押禁止付款等。（2）持票人欠缺形式上的受领票据金额的抗辩，如票据背书不连续。（3）其他抗辩，如以诈骗、胁迫方法等恶意方法取得票据。特定票据债务人可以行使的人的抗辩，如我国票据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票据债务人可以对不履行约定义务的与自己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进行抗辩。”但是，对于人的抗辩亦有一些限制，这种限制主要是为了保护票据流通转让中的善意持票人，最终是为了保护票据的流通性。我国票据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出票人或者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但是，持票人明知存在抗辩事由而取得票据的除外。”本案物资局所持抗辩理由是轧钢厂未履行购销合同，属特定债务人对人的抗辩的事由，按票据法规定，该抗辩事由仅能对“不履行约定义务的与自己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进行抗辩”。本案中持票人已改变即轧钢厂将票据贴现给农行，抗辩事由被切断，票据债务人物资局不能以此为由主张抗辩，应当无条件的向农行县支行支付票款及利息。

未尽如实告知义务的处理

【案例介绍】

1997年8月，钱志远因患直肠癌住院治疗，术后在家休养，其家属一直未将此事告知其本人。同年9月，钱的邻居张某来探望，闲聊时告知钱自己将去保险公司办理人身保险，钱当即委托张某为其代向保险公司投保“简易人身保险（甲种）”。张某在为钱志远填写投保单时，因不知情，“健康状况”一栏未予填写。该保险公司经办人员未按规定进行核实即准予投保。钱志远拿到保险单后，按期交纳了保险费。1998年5月，钱志远直肠癌恶化，经治疗无效，于同年6月15日死亡。之后，钱志远的女儿钱晓琴以指定受益人的身份到保险公司索赔保险金。保险公司在审查钱晓琴提交的证明材料时发现，钱志远在投保时已患直肠癌并休养在家，不符合“简易人身保险（甲种）”的规定，拒绝给付保险金。钱晓琴即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令保险公司给付保险金。保险公司在答辩意见中称：因投保人钱志远隐瞒其病史，致使保险公司误把钱志远当成健康人而准予投保，属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而造成的可撤销的民事行为，故应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将合同予以撤销，而且依据钱志远的真实身体状况是不符合“简易人身保险（甲种）”的投保条件的。

【几种观点】

1、1、钱志远虽非故意隐瞒其身体状况，但其不符合投保“简易人身保险（甲种）”的条件，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钱的行为无效。但保险公司未尽审查义务，亦有过失，故应对原告予以适当补偿。

2、2、投保人钱志远并不知其患何病，邻居张某亦不知钱志远的具体情况，保险公司未经审查即准予投保，责任完全在保险公司，保险合同依法有效，保险公司应给付保险金。

3、3、第三种观点认为，保险公司误把投保人钱志远当成健康人而准予投保，属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应予撤销。

【评析意见】

本案系简易人身保险合同赔偿纠纷。人身保险，是以人的生命和身体作为保险标的，以被保险人的生死、伤害、疾病作为保险事件的一种保险。人身保险合同是指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与保险人之间，以自己或与自己有扶养关系的人的身体和寿命为保险标的，明确相互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我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并可以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如实告知”不仅限于保险人的询问，而且对于与保险合同有关的事项投保人均有如实告知的义务。保险法对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的规定与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也是暗合的，各国保险法对此均有规定。我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二、三、四款对于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法律责任亦有规定：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或者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投保人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可以退还保险费。本案，钱志远投保的是简易人身保险，保险人仅凭投保人在投保单上的陈述决定是否承保。在简易人身保险投保单上，被保险人“健康状况”一栏注明：“本栏应如实填写，如有隐瞒情况，保险公司不负给付责任。”本案中钱志远虽不知自己身患何病，但是其是知道自己曾住院治疗，而他却未告知其代理人张某，故张某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未填写健康状况一栏。根据《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故钱志远应承担未如实告知的法律后果，即保险公司解除保险合同。

基于上述情况，保险公司本应解除保险合同，但其却未予审查投保单即与钱志远签订了人身保险合同，并向钱志远出具了保险单。之后，钱志远按约交付了保险费。那么保险公司是否构成民法通则规定的重大误解呢？下面用民法和保险法的有关理论加以分析。所谓重大误解的民事行为是指行为人因有重大误解而实施的民事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七十一条规定：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据此规定，构成重大误解的民事行为应具备以下条件：第一，须当事人的意思表示错误或者对对方当事人的表示产生错误理解。意思表示错误是指行为人的内在的意思与其意思的外部表示不一致。第二，须错误的发生是行为人无意造成的。第三，须当事人的错误认识与行为两者之间有因果关系。所谓两者之间有因果关系是指行为的成立是因错误认识造成的。第四，须当事人的误解是重大的。并非当事人误解或错误实施的民事行为都是属于重大误解的民事行为，只有当事人的误解是重大时，其行为才构成重大误解的民事行为。在保险合同中，投保条件是保险人据以承保并签订保险合同的依据。只有对于符合保险条件的投保人，保险人才予承保。在简易人身保险合同订立过程中，保险人应审查投保单，根据投保单上的记载，尤其是健康状况，来判断投保人是否符合投保条件，如有疑问，可向投保人询问，最终决定是否承保。我国保险法对保险人无过失而不知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情况规定，保险人可以解除合同。而本案中，保险公司未尽审查义务，显然有过错，不应适用保险法的上述规定而解除合同。另外，鉴于投保单上健康状况一栏空白，故不存在保险公司对投保人钱志远（对方当事人的）的关于健康状况的意思表示的错误理解，实际上钱志远对健康状况未作“意思表示”，而保险公司在放弃审查投保单的情况下与钱志远订立保险合同的行为，事实上免除了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自己也不具有保险合同的撤销权。本案保险合同赔偿纠纷，主要责任在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有重大误解应予撤销的辩称不能成立，依法应支持原告诉请，判令保险公司按保险合同给付原告保险金。

保险单与投保单记载不一致

【案例介绍】

1997年3月18日，国祥家具厂向新安保险公司投保企业财产险，双方约定保险期限自1997年3月19日至1998年3月18日止。国祥家具厂遂填写了投保单，投保单上注明其投保的企业财产为固定资产保险金额人民币600万元，包括厂房、机器设备等；流动资产保险金额人民币200万元，包括原材料、低值易耗品。次日，保险公司经审查同意承保，其经办人杨雄在该投保单上签字盖章，国祥家具厂交纳保险费后，保险公司即开具了保险单。由于工作疏忽，保险单的投保财产项目中流动资产一栏未载明原材料和低值易耗品两项。国祥家具厂亦未提出异议。1997年12月15日国祥家具厂发生火灾，后经审计确认：固定资产损失60万元，原材料损失40万元，家具成品损失25万元。事故后，国祥家具厂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要求其支付125万元的全部财产损失。保险公司携同消防人员对火灾现场进行勘查，结论为：失火原因不明，造成损失确实。但保险公司以原材料、成品不属于保险范围为由，仅同意支付保险金60万元，即固定资产的损失。为此，国祥家具厂诉至法院要求保险公司赔偿其全部损失。

【几种观点】

1、1、保险单作为有效的保险凭证，其效力较投保单强，应依照其记载来认定，所以，保险公司的做法是对的，原告的诉请不予支持。

2、2、投保单是合同的书面表现形式，合同纠纷应以此为依据，故保险公司应赔偿固定资产和原材料的损失。

3、3、投保单与保险单的不一致是因保险公司工作人员的疏忽而造成，其应承担过错责任，对原告的损失全部予以赔偿。

【评析意见】

正确处理本案的关键是搞清财产保险合同的形式及其效力。财产保险合同包括以财产和利益为保险标的的各种保险合同，它是指保险人按照约定，对被保险人因自然灾害、意外事故而遭受的经济损失或者依法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负赔偿责任，而由投保人交纳保险费的合同。我国《保险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财产保险合同是以财产及其有关利益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合同。财产保险合同的形式也就是财产保险合同的订立凭证，是财产保险合同意思表示一致的书面表现形式。我国《保险法》第十二条规定，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并就合同的条款达成协议，保险合同成立。保险人应当及时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并在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中载明当事人双方约定的合同内容。经投保人和保险人协商同意，也可以采取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书面形式订立保险合同。实践中主要表现为：投保单、保险单、暂保单、保险凭证。

一、投保单。投保单也称保单，是投保人向保险人发出的标准化的书面要约。投保单一般由保险人事先统一印制、列出保险条款主要内容、留下空白供投保人填写。投保单经投保人依自己的意思如实填写并交保险人，即成为投保人向保险人发出的要约。投保单主要内容有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名称和住所、保险标的、保险期间和保险责任开始时间、保险价值、保险金额、保险险别。如为财产保险，需写明财产的存放地点、种类。投保书具有两种书证作用，在其填写完毕交付保险人签字盖章之前，它仅仅是要约；在经保险人签字盖章后，其内容就成了保险合同。

二、保险单。保险单简称保单，是保险人与投保人之间订立的正式合同凭证。保险单的内容与保险合同的基本条款大致相同，但两者还是有区别的。如果保险合同的主要条款已协商一致，保险合同即告成立，但此时保险单可能并未签发。因此，保险合同的成立与否并不取决于保险单的签发。

三、暂保单。暂保单是保险经纪人或代理人在正式保险单签发以前出具的给被保险人的一种临时保险凭证。它表示保险经纪人或代理人已按被保险人的要求及所列项目办理了保险手续，等待保险人出具正式保单。暂保单的内容比较简单，其有效期间也受限制。一般，其有效期间以30天为限，并于正式的保险单交付时自动失效。所以，暂保单是在特定条件下使用的一种临时保险凭证。

一、保险凭证。保险凭证是一种简化了的保险单，是保险人签发给被保险人证明合同已订立的凭证。它与保险单具有同样的作用和效力。其内容以同一险种保险单的内容为准，与保险单具有同等效力。目前，我国在国内货物运输保险中普遍使用。

就本案而言，主要涉及的是投保单和保险单。本案中，国祥家具厂填具投保单并交付新安保险公司，新安保险公司审查后在投保单上签字盖章，双方行为即已构成合同订立过程中的要约和承诺，故其双方的保险合同依法成立，应受法律保护。同时根据我国保险法的规定，可以认定涉案保险合同的订立时间为1997年3月19日，即保险公司在投保单上签字盖章之日。所以，此时投保单已从初始的要约而成为保险合同或保险合同的一种书面形式。即使投保单有记载，而保险单上遗漏，并不影响合同的成立，保险人不得以此为由解除合同，只能严格依照投保单的记载履行合同，不能作任何扩大或缩小的解释。保险单漏载投保单内容，既不能改变国祥家具厂投保要约的内容，也不能使该厂从中获取任何不正当的利益。根据投保单记载，保险公司应对国祥家具厂投保的、已损失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中的原材料承担保险责任，即偿付国祥家具厂保险金100万元，因家具成品非保险责任范围，故保险公司不予赔偿，损失由国祥家具厂自己承担。

第三篇：金融法案例评析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中担保顺序问题评析

盛钰彬2013031064

主要案件事实；

案例一：中国进出口银行与广安科塔金属有限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2015）四中民（商）初字第159号

2014年10月22日，借款人科塔公司与贷款人进出口银行签订了《借款合同》，约定向借款人提供6400万元贷款，期限为12个月。2012年3月28日，抵押人科塔公司与抵押权人进出口银行签订《房地产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抵押人同意将其所有的26942平方米的土地抵押给抵押权人，抵押额度为8300万元。后又补充约定抵押额度由8300万元变更为17153万元。2014年10月22日，保证人中鸿公司与债权人进出口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提供最高额不超过1亿的连带责任保证。2014年11月18日，进出口银行依约履行了贷款义务。而科塔公司构成违约。进出口银行宣布贷款提前到期，起诉要求科塔公司偿还贷款本金640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复利和罚息；要求对土地使用权折价、拍卖或变卖所得的价款享有原两次合同约定的优先受偿权；要求被告中鸿公司就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最后，法院判决原告即进出口银行胜诉。

案例二：云南宇邦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城东支行借款合同纠纷案（2006）昆民五终字第488号

2004年5月19日，原、被告签订《个人消费借款合同》约定被告向原告借款人民币650000元用于购房及消费，借款期限从2004年5月28日起至2009年5月28日止。被告申萍久、石俊贞还以其所有的两套房屋为该笔贷款提供抵押担保。保证人云南宇邦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告王彦霞从2005年8月28日至今已连续十一个月拖欠贷款利息。故原告要求解除合同，由被告王彦霞偿还贷款本金人民币650000元，至起诉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及复利共计人民币36518.85元及逾期利息。原告胜诉。在二审中，法院经审理所确认的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确认的事实一致。维持原判。

案例三：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与陈现举、河南银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2013）开民初字第00574号

2011年12月12日，原告民生银行与被告陈现举签订《个人抵押、保证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人民币20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1年12月12日至2012年12月12日，年贷款利率为9.84%，逾期年利率为14.76%。当天，原告按约向被告陈现举发放了200万元贷款，被告银基公司与原告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以其名下房产为上述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同时被告银基公司与原告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法院经审理确认上述法律事实，判决原告申诉。

案件评析；

上述三个案例都涉及到金融借款合同中同时有物权的抵押担保与保证人的保证担保，其

1法律关系皆为借贷契约关系。然而对于担保的顺位问题法院往往要依照法律和具体事实作出不同的裁判。

案例一中，保证人中鸿公司与债权人进出口银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债务人科塔公司提供的担保是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的担保独立于 1《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 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债权人应当按照约定实现债权；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应当先就该物的担保实现债权；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提供担保的第三人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债权人就被担保债务所取得的任何其他担保，即使被担保债务之上存在其它物的担保，保证人仍应承担本合同项下的全部保证责任。换言之，《最高额保证合同》是保证人与债权人的约定，有约定的应遵照约定。即便债权人进出口银行放弃抵押人科塔公司的抵押权，保证人中鸿公司仍有义务履行自己的连带责任。所以对于中鸿公司主张进出口银行应依法先就科塔公司提供的抵押物担保实现债权，中鸿公司在抵押物担保受偿范围内减轻保证责任的主张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

科塔公司与进出口银行本身是一种借贷契约关系，科塔公司未能履约造成债权人权利受损。依照合同约定债权人可以就此终止契约关系并且要求偿还本金、利息、复利以及罚息。如果债务人不愿清偿或者无能力清偿的，债权人可以选择处理抵押物并优先受偿或者直接跳过债务人向连带责任保证人追偿。所以本案中法院判决债务人在十日内偿还本金、利息、复利以及罚息；债权人对抵押土地处理后的价款享有合同约定的优先受偿权；保证人有连带责任且清偿后可向债务人追偿是符合法律与事实的。这里的抵押物权担保与有合同约定的保证人的连带责任保证是并列的，没有先后顺序而由债权人选择的。

案例二，同样也是在一个借款合同中，债务人既有房产抵押担保，同时又有保证人担保的情形。但是有所不同的是该案例的担保人直接约定在借款合同的条款中并加盖了公司公章，而没有像案例一一样另外订立合同约定保证人的担保。依照法律规定，同一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物的担保的，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保证人只对物的担保以外的债权承担保证责任。即被告云南宇邦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仅对抵押物承担责任以外的债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所以法院在一审中判决借款合同取消，由债务人按时偿还借款本金、利息、复利以及罚息并支付诉讼费用；原告对抵押物的处理具有优先受偿权；被告云南宇邦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对抵押物承担责任以外的欠款承担连带责任。这里的抵押物权担保与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却是有先后顺序的。当债务人不能清偿债务，先处理抵押物权让债权人优先受偿，若仍不足清偿的再有保证人偿还余下的部分。

案例三的情形与上述两个案例有所不同。原告债权人民生银行与被告债务人陈现举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中并没有陈现举个人的房产抵押担保，而是由银基公司与原告同时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与《最高额保证合同》。对原告而言，银基公司既是抵押人又是保证人。

这就符合了法律规定的“同一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请2求保证人或者物的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的情形，只不过在这里第三人与保证人是同一人。这种情况下，债权人如果不能获得偿还就可以拿抵押物权实现或者要求保证人履行保证责任。法院判决银基公司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告对银基公司的抵押房产有优先受偿权是合乎法律的。因为无论是处理抵押物权使债权人优先受偿还是按照《最高额保证合同》由保证人直接承担完全的连带清偿责任，其承担主体都是银基公司。

关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中既有物权担保又有保证人保证时的担保顺序问题，从这三个案例中可以得到很好的总结。首先借款合同作为契约，其约定必然优于法律。如果在合同中法律关系以及担保受的顺序约定十分明确，那么必定是遵从约定的。就像案例一中除主合同以外还有《最高额保证合同》来约定保证人的具体的保证类型。其次，像案例三的那种由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情形，债权人既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最后，无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时就必须依照我国的《物权法》与《担保法》来实现。例如案例二的那种情形，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而保证人只在主合同中草草提及，保证责任不明。债权人就应当先就该物的担保实现债权，然后保证人对抵押物权仍不能清偿以外的欠款承担连带责任。

2《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三十八条 同一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保证人或者物的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或者物的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承担了担保责任的担保人，可以向债务人追偿，也可以要求其他担保人清偿其应当分担的份额。但是担保法并没有规定有明确的合同约定由同一主体同时为债务人担任保证人并进行物权抵押担保的情况下，孰先孰后偿还的问题。因为无论法律怎么约定，除债务人能够自己偿还的那一部分以外，其余的都是由这一主体承担。换言之，这一主体承担的是连带清偿责任，而这一责任中有多少百分比是基于作为无权抵押人承担的，又有多少百分比是基于作为保证人来承担的并不重要。因为这对法律的实践是没有意义的。

结论

根据上述案例分析，关于担保顺序应如何进行主要取决于有无明确的合同约定。有明确约定的依照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遵照我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应当先就该物的担保实现债权；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第四篇：国际金融法案例

国际金融法案例

(一)国际金融机构贷款

案例：石家庄市城市交通建设项目获世行贷款案

[案情介绍]

2001年3月27日，石家庄城市交通项目贷款，获得世界银行执行董事会的批准，该项目是世界银行在华北地区投放贷款建设的首个城市交通项目，也是石家庄市首次独立与世界银行进行合作的项目，同时也是石家庄市迄今为止利用外资金额最大的项目。城市交通项目总投资为22．39亿元人民币，其中利用世行贷款1亿美元。这一项目旨在通过完善石家庄市二环路以内地区的城市路网结构，加强自行车和行人系统的建设，采取相关道路交通管理、改善城市公交服务状况、提高市区道路的完好率等综合交通治理措施，实现提高城市交通系统运行效率的基本目标。该项目分5年实施，从2001年开始，预计2006年6月30日竣工。

[问题]

世界银行的贷款有什么特点?

(二)政府贷款

案例：北京市环保局利用法国政府贷款扩建北京市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项目*

[案情介绍]

在与法国开展环境保护技术和环境管理交流的基础上，北京市环境保护局于1997年提出利用法国政府贷款扩建北京市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项目的立项建议书，并经北京市计委批复正式立项。1998年市计委批复同意该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具体内容为：建设16个空气质量自动监测子站，改造数据采集系统，改造质量保证实验室等。项目总投资4160万元，其中利用法国政府贷款2000万法国法郎(约332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2756万元，配套人民币1500万元。该项目已于2001年底基本完成，经过半年的试运行后已进入全面连续运行，监测数据已开始用于环境管理。

[问题]

什么是政府贷款?政府贷款有什么特点?

(三)国际银团贷款

案例一：ST东北电境外银团贷款案*

[案情介绍]

ST东北电主要从事输变电成套设备及附件的制造和销售，产品包括110KV以上变压器、高压断路器、高压开关及其配套的电力电容器等，属于输变电一次设备供应商。1998年以高于当时银行同期贷款利息大约三个百分点从以香港中芝兴业为牵头的境外银团借入了4000万美元，1999年至2000年，公司连续出现巨额亏损。2001年6月1日，境外银团向香港高院起诉，要求公司偿还上述借款。

[问题]

1．什么是银团贷款?银团贷款有哪些优点?

2．银团贷款中债权人应如何防范风险?

(四)国际项目贷款

案例一：深圳沙角B电厂项目贷款案*

[案情介绍]

广东省沙角火力发电厂B厂(通称为深圳沙角B电厂)于1984年签署合资协议，1986年完成融资安排并动工兴建，并在1988年建成投入使用。深圳沙角B电厂的总装机容量为70万千瓦，由两台35万千瓦发电机组成。项目总投资为42亿港币(按1986年汇率算为5．4亿美元)，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一个有限追索的项目融资案例，也是事实上在中国第一次使用BOT融资概念兴建的基础设施项目。该项目已于1999年正式移交给中方。

[问题]

1．什么是项目贷款?它与传统贷款有什么区别?

2．项目贷款有哪些类型?对项目贷款人而言，哪一种更有利于保障自己的利益，为什么? 案例二：A国开发煤炭资源项目贷款案*

[案情介绍]

所在地：发展中国家A国。

企业主体：A国煤炭厅；某发达国家煤炭公司B。

项目公司：作为A国法人而成立的A国煤炭厅与B公司的合资企业C。开发资金总额：15亿美元；贷款总额：10亿美元。·

贷款人：发达国家的D、E两家银行及其拥有全部股权的金融公司F

A国所需石油依赖于从国外进口。A国正为国际收支情况恶化和能源供应不稳定而烦恼。A国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但煤炭品位较低，要经处理才能成为优质能源。故该国计划将其低品位煤进行液化，作为合成燃料而灵活运用。

煤炭液化首先要生产出具有中等热量的煤气，然后再往煤气中添加氢气转换成液体。产出煤气之前的工序过去曾以商业规模进行过生产，所以技术上是有保障的。但从煤气到液化阶段还没有纯商业性地生产过。以小规模的试验性的成套设备生产结果在生产成本上能够与石油价格相对抗。但对于本项目这种日产3万桶的大规模成套设备，能否正常运转尚无把握，生产采用委托加工，原料煤由A国政府煤炭厅一揽子购入，将其委托合资公司C加工成液体燃料并向C公司支付委托加工费。项目建成后，由A国煤炭厅供应原料煤，所生产的液体燃料由A国煤炭厅包销。如果原料煤供应不存在问题，则风险在于液化成套设备能否按计划完成和开工。

该项目最显著的金融特征是在工厂建设方面，银行和A国政府在其每个阶段分担风险，首先由银团承担最初生产出煤气之前的工程风险。当煤气化工程完成，经确认能够达到煤气计划生产能力时，不管实际上有没有生产，政府都要向借款人支付能够偿还此贷款部分的委托加工费。假如在煤气化工程方面没有能按计划完工，银团将得不到加工费，这是银团的风险。

一旦液化工序完成并按计划的规格和数日在一定期间生产出液体燃料，均被视为液化设备已完工。然后，政府须按合同协议购货付款。当燃料价格高于预测价格时成本风险将由政府来承担。但如果计划的规格、数量今后不能继续下去，支付足够的加工费将没有保证。这方面的操作风险由银团承担。因此，银团有必要对液化工序完成后的技术稳定性进行充分的评估。

一般说来，项目贷款中的新技术商业化风险不应由银行来承担。本案例采取的形式是最关键的技术风险由第三者政府来承担，其余的技术风险则由银行承担。

[问题]·

项目贷款中一般存在哪些风险?如何分配?

（五)国际借贷协议的法律效力

案例：香港百粤金融财务有限公司诉香港红荔美食有限公司借款案

[案情介绍]

1986年3月，被告香港红荔美食有限公司与广州市石井商业服务公司签订合作经营广州华丽宫大酒店合同。1986年9月5日被告为筹措资金，与原告香港百粤金融财务有限公司在香港签订贷款协议，合同约定：(1)原告贷款780万港元给被告；(2)借贷期限5年；(3)被告在5年内分9期还本付息，第一期还本付息日为第一次提款日后第一年的此日，此后每6个月还本付息一次，每次偿付贷款总额的1／9及利息；(4)利息以365天为一年计，每月底结付一次，未付的除自动转人本金以利计外，另加收罚息，罚息为欠息的20％；(5)利率以中国银行香港分行港元优惠利率加1％计；(6)原告按贷款总金额收取0．5％的开办费；(7)贷款的担保人为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如被告未能按时偿付全部或部分本息时，担保人在接到原告的通知书之日起，负责在15天内代为偿付所欠本息；(8)贷款协议适用香港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合同订立后，原告收取了被告的开办费39万港元。被8日提取250万港元，9月15日提取200万港元，9月27日提取330万港元，以上合计780万港元。同年10月2日、12月10日及1987年2月27日，被告共偿还原告利息16余万港元。至1991年4月30日止，被告欠原告到期本金606万港元，利息与复息417余万港元和罚息83余万港元。原告多次索偿无着，遂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为提起诉讼支付了证据

公证费1585港元，律师费人民币11万元。

[问题]

1．该案原告、被告均为香港的企业法人，贷款协议的签订地、履行地均在香港，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是否有管辖权?

2．该贷款协议是否有效?当事人约定的利率、复息、罚息以及开办费等内容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政策有无抵触?

(六)国际借贷协议的违约与救济

案例：借款人违约案*

[案情介绍]

借款人某市纸品有限公司系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由中方两个公司与菲律宾GM机械厂合资经营。公司成立于1985年，1987年与香港某银行签订了借款协议，由银行向该纸品有限公司陆续发放了188万美元贷款。按规定，纸品有限公司于1990年3月开始还本付息，双方另外签订了抵押担保合同，以纸品公司全部财产作为借款的抵押担保。至1988年，由于纸品公司内部合作三方矛盾激化，无法继续合作，1988年1月25日经董事会决议通过，公司宣布停产，公司面临重组甚至解散清算的局面。公司的状况引起香港银行的高度重视。如果矛盾不能解决，必然会影响贷款的及时收回。为此，银行于3月、4月多次与纸品公司及合营各方联系，指出合营各方都有责任立即组织恢复生产，防止财产损失，并鼓励各方依法解决好争端，处理好对内对外关系，避免合资企业的解散。银行表示根据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目前公司欲进行的任何解散或重组计划，均应事先征得公司最大债权人的银行的同意，由于合营各方矛盾过深而无法调和，纸品公司已不可能重新恢复，香港银行所做的调解没有见效。

银行遂根据合同于5月13日正式向纸品公司发出书面违约通知，要求纸品公司在7日内纠正违约行为，由于后者没有作出任何答复或采取任何纠正违约行为的措施，银行根据借款合同于6月14日发出通知，宣布全部贷款立即到期，要求纸品公司归还全部贷款本息。纸品公司对此作出非正式答复：合资企业不久将向有关部门申请企业清算，银行债权可届时与其清算委员会交涉。7月7日银行向纸品公司所在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判令纸品公司偿还所欠全部贷款本息，同时还要求对纸品公司的财产进行保全。

法院据此于1989年11月正式判决，限令纸品公司自判决之日起10日内偿还拖欠银行的贷款本息。由于纸品公司已无力执行判决，在期满后由法院执行庭执行，委托拍卖行对纸品公司的财产进行估价后拍卖出售，在扣减有关费用之后优先归还纸品公司所欠的银行贷款。

[问题]

1．在国际借贷协议中，借款人的违约形式有哪些?

2．在借款人违约时贷款人可采取哪些救济措施?

(七)国际证券融资

案例一：首例H股发行案

[案情介绍]

1993年7月15日，我国内地企业第一只H股青岛啤酒在香港交易所挂牌。自1993年在港发行青岛啤酒H股以来，我国先后挑选了4批境外上市预选企业。截至2003年12月，已有93只H股股票在香港上市交易。

[问题]

何为H股?境内企业到香港上市应满足哪些条件?

案例二：山东华能电力美国上市案

[案情介绍]

1994年8月4日，中国第一家以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为第一直接上市发行的国有电力企业——山东华能国际电力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华能”)正式挂牌上市。此次山东华能共发行11．687亿股普通股，上市采取的是国际投资者习惯的ADR形式，每50股N股折合一份ADR，共上市2337．4万股，每份ADR发行价为14．25美元，共筹集资金3．33亿美元。山东华能在美国上市的成功，是国企继在香港发行H股以来，中国企业直接迈入国际资本市场筹资的又一个里程碑。

[问题]

1．何谓境外存托凭证?ADR有哪些特点和类型?

2．如何到美国上市?

案例三：可转换公司债案*

[案情介绍]

票面利率：年利率1％。

期限：5年(1993年12月31日至1998年12月31日)。

债券总额：3500万瑞士法郎。

(范晓波)

转换价格：每股0．43美元(指B股，调整后转换价格为每股0．33美元)。转换期限：1994年1月1日至1998年12月31日。

投资者的回售权：从1996年12月31日起，投资者可以债券面值110％的价格将债券卖给发行公司。

发行人的赎回权：在下列情况下公司有权买回该债券：

——如果公司B股股价连续30天超过其转换价格的50％，则公司从1994年12月31日起可以以债券面值104％的价格，购回公司的海外可转换债券该赎回价格每年将向下浮动1％。

——在没有任何事情发生的情况下，公司可在1996年12月31日起以债券面值110％的价格买回该海外可转换债券，可在1997年12月31日起以面值101％的价格赎回。——如果由于中国内地纳税状况有改变，公司可以在1995年12月31日起以债 券面值103％的价格赎回。

主承销商：瑞士银行。

上市地：瑞士银行柜台交易。

遵守法律：瑞士

[问题]

1．什么是可转换债券?它有哪些特点?

2．发行可转换债券应满足什么条件?

(八)国际融资租赁

案例：A租赁公司与B电子工业局融资租赁合同案

[案情介绍]

1984年9月1日和同年12月25日，中国A租赁公司与某省B电子工业局签订了两份融资租赁合同，按照两份租赁合同约定和承租人电子局的要求，出租人A公司从国外购进年产500万只充气塑料打火机全套设备和生产技术，及一台气罐车和生产零配件，租赁给电子工业局。第一份租赁合同的租赁期从1986年1月1日至1989年1月1日；第二份租赁合同租赁期从1986年3月1日至1989年3月1日，两份合同租赁总额共约4亿日元，约定分6次还清，每6个月还一次，未能支付到期租金，应付迟延利息。合同还约定，如电子局不支付租金，A租赁公司可要求即时付清租金的一部或全部，或径行终止合同，收回租赁物件，并由电子局赔偿损失。合同订立后，A租赁公司从日本购入设备，经检验设备质量合格。设备投产后，因生产原料需从国外进口，成本高，加之产品销路不好，致使设备开工不久就停产，承租人自约定偿还第一期租金起，就未能按合同约定如数支付租金，前后两次仅支付租金约4千万日元，付息约5万日元。尚欠租金3．5亿日元及逾期利息。原告多次催要未果，遂向某省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按合同规定偿付租金及利息。

[问题]

在融资租赁合同期内，承租人称经营情况不好，已无力偿还全部租金和利息的情况下，承租人是否可以要求退回租赁物件?租赁公司未收回租赁物件，是否应承担责任?（P242）

（十）金融监管

案例一：东南亚金融危机*

[案情介绍]

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是从泰国开始的。泰国在1995年后期就出现了金融动荡，到1997年2月更开始出现大量抛售泰铢，引起泰铢汇率大幅度波动，仅3月5日、6日两天，储户就从10家有问题的财务公司提走150亿泰铢，整个金融市场受到挤兑和抽逃的强烈冲击。5月14日，泰铢对美元汇率跌至10年来最低点，瞬间耗去泰国银行50亿美元；6月下

旬财长安南辞职，股市立即作出强烈反应，重挫4．48％，从年初1200点跌至461．32点，为8年来的最低点；7月2日，泰国银行不得不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并为此大规模动用外汇储备，外国开始削减和冻结对泰国的贷款。这一危机使泰国经济一落千丈，而且还波及到东南亚其他国家。7月11日，菲律宾比索比价波动，几小时内贬值近7％；缅甸甸元对美元市场兑换价降到最低点，为：“马来西亚将利率从9％提高到50％，新加坡、印度尼西亚也受到重大冲击。

[问题]

1．试分析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成因。

2．试述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的警示。

案例二：巴林银行倒闭案*

[案情介绍]

由于一名交易员在衍生金融交易中投机失败，有着233年历史的英国巴林银行于1995年2月26日宣布倒闭，在全球金融市场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巴林银行破产的直接起因是该行派驻新加坡的交易商尼克利森未经授权大量购进了走势看好的日本日经股票指数的期货，但没想到一场阪神大地震使日经指数不升反跌，结果巴林银行亏损了约10亿美元，一下子陷入破产境地。

本来看好日本经济是共识，作为经济晴雨表的股价自然也是如此。故而巴林银行新加坡期货公司的总经理尼克利森将其衍生商品的目标条件定在日经股指升至2万点，购入了大批日经指数期货，不料受政局动荡和经济结构调整不力等影响，日经股价不升反降，加之阪神地震的突发性打击，日经股指迄今也尚离2万点甚远，巴林银行却早巳承受不起高达10亿美元的亏损，宣布破产。

[问题]

1．为什么要对跨国银行进行监管?

2．如何加强跨国银行监管的国际合作?巴塞尔协议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第五篇：新保险法案例分析

新保险法案例分析：

案例：

高女士为自己向保险公司投保了重大疾病险，保险公司予以承保，高在保险期限内患病，经三家医院诊断，一致认为其患有急性心肌梗塞。高女士心想自己刚好有保险，算是不幸中的万幸，随即向保险公司提出理赔，要求保险公司给付保险金。

保险公司明确答复：拒绝给付。保险公司认为高虽患心肌梗塞，但其病不符合其保险条款中关于：“心肌梗塞应同时具备的3项医学指标”的要求，故根据合同规定，如不能同时具备上述3项医学指标，保险公司应当免除赔付的责任。通过法医鉴定得出了不利于高的结论：她所患的心肌梗塞确有一项不符合保险条款规定的指标。高却认为，在订立合同时保险公司并未对“心肌梗塞应同时具备的3项医学指标”才给予保险赔付规定作出说明，自己并不知道3项指标的医学含义；特别是该份保险单在字面上没有对保险公司的免责条款做出着重说明，保险公司也未做清楚的交代。保险公司辩解说，订立合同时，本公司已将免责条款对投保人进行了口头说明，该免责条款是有效的。

分析：

本案保险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保险公司只有证明其履行了说明义务是才能免责。第十八条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保险合同一般为格式条款合同，是保险人预先拟定但在订立合同时未与投保人进行充分协商的条款。因此，对保险合同内容的把握，保险人与投保人相比较具有明显优势。根据民法平等与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保险人应当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投保人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或者限制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予以充分注意，并按照投保人的要求对该合同中的责任免除条款予以说明解释。保险人对是否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应承担举证责任，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法院应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