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领导力的强大（大全）

第一篇：诚信领导力的强大（大全）

诚信领导力的强大

--明阳天下拓展培训

一般人说起管理，都是向外去寻求方法、技术、工具。但从诚信领导力的角度，你要先把自己丢掉的本心找到，要向内去寻找。最强大的东西永远在你内心。

诚信领导力有两重意思

第一重是正直，但中国传统的源远流长的厚黑学的本质就是做痞子加奴才。一般来讲，体制内的人在公开情况下只做两种表情：一种是亲切关怀状，一种是伟大光明状，除了这两种表情，面部肌肉最好是瘫痪。因此，所谓的“扑克牌脸”在体制内生存的能力是最强的；第二重是胸怀，但中国的大环境却要求人们讲究城府、胸有丘壑，城府和胸怀常常是矛盾的。所谓口蜜腹剑、含沙射影、阳奉阴违，都是城府而不是胸怀。我们大多数人心里想的是A，说的是B，做的是C，这样生存能力反倒更强。你要是心里想什么就做什么，在我们的社会中很可能活得很潦倒。

曾国藩和李鸿章都是枭雄人物，后人也时常将这二人相提并论。曾国藩一世英明，最后却毁在天津教案。其实他在处理这桩案件的时候，还是秉持了很多做人的原则，结果却是吃力不讨好、“积年清望几欲扫地”。李鸿章被调来接替曾国藩的职位，曾问他今后如何与洋人打交道，李鸿章答道：“门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曾国藩听了，以五指捋须，良久不语，徐徐启口说：“呵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听。”李鸿章一听老师对答话不满，连忙改口说：“门生信口胡说，错了，还求老师指教。”曾国藩又是一阵捋须不已，并久久注视李鸿章，说道：“依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也通此人情。虚强造作，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想来这比痞子腔总靠得住一点。”

历史对曾国藩和李鸿章的评价并不在一个层次上。李鸿章的痞子腔造成的后果也很悲惨。英法联军后来打到中国来烧掉圆明园，就是为了报复清政府在“巴夏礼事件”中的不讲信用。

为什么“诚”如此重要

西方对诚信领导力的研究发现，伟大的领导者都要用现实考验自己、理解自己，发现自己的价值观、人生愿景，然后影响身边的人。坚持真诚是提高他们领导效力的良方。如果分辨不清自己的激情、梦想在哪里，就根本谈不上领导力。还有研究发现，伟大领导者共同的特征是在最严峻的考验中汲取力量和智慧的能力，它强调的是化磨难为财富、化逆境为力量的能力。此外，密西根大学的罗伯特教授发现，人进入领导力的本真状态是最强大的。而领导力的本真状态，就是受内心的指引—你到底想要什么，你保持一种开放的思维，能够接受各种新观点。

以上的种种研究都指向一个共同方向：要保持一个真实的自我，自己想什么就说什么、做什么，人在这个时候是最强大的。管理学在某种意义上是感性的学问，要想让你的员工去创新、改进、变革，你就必须言行一致、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惊人的巧合是，我们的老祖宗留下一本《中庸》，其中所有的道理，都在讲一个“诚”。做生意总是要讲点儿伎俩，但是对内部员工和高管滥用这些手段可能就弊大于利，因为内部人太了解你了。说谎的时候自以为可以瞒天过海，但大家都暗暗识破了。中国权术文化虽然无所不在，但还是应该有意识地去避免这种文化毒化公司内部氛围。而且领导者千万要平衡好自己的内在，热衷名利、渴求掌声、追逐金钱，这是凡人的愿望，但千万不要完全被身外名利主导，要宠辱不惊，时时自省，听到自己心底的声音。

为什么“诚”如此重要？某种意义上与我们的面部表情机制有关。人的面部有43块肌肉，做43种动作，总共有1万多种组合方式。但大多数人能够有意识地表达、描述出来的表情大概只有二三十种。其余大多数要凭直觉判断这个人真诚与否。这种直觉，在某种意义上是进化的结果，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大脑处理信息的能力。其中一个概念是“微表情”。大多数的人表情在脸上停留30秒钟，但“微表情”只停留0.2秒，它真实地传递了你的内在反应。所以，不管那些“扑克牌脸”多么高深，都掩饰不了“微表情”。

值得一说的诚信企业家

诚信领导力方面，有两个国内企业家值得一说：马云和任正非。马云怎么样用外圆内方的方式，把阿里巴巴做到今天的规模？实在值得我们去好好琢磨。他还创造了两个世界第一。首先，陪他睡地板的人数第一。看一个人的领导力如何，可以看他创业的时候多少人跟他一起睡地板，马云当年是18个人一起睡地板，这是世界第一；其次，和创业团队同甘共苦的年数第一。当初一起创业的18个人没有红过脸，全世界范围之内，共患难容易，同享福都很难，企业稍微有点起色，大家就开始互相斗争，但马云这18个人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出现大的裂痕。

能做到这两点，说明马云是一个比较讲诚信的人，但他同样拥有高超的做事方法和关系技巧，自我调节能力十分了得，这是外圆内方的一个典型范例。企业上市之前，他在国内一直是油腔滑调的，但在国外则是另一副慷慨激昂的正面形象。为什么？仔细想来，当年电子商务兴起之初，B2B网站缺的是买主，所以要先把阿里巴巴在国外的形象建立起来，吸引世界各地的买主过来。买主一来，笼络国内的卖家也就不愁了。马云意识到，国内环境非常复杂，不是说你诚信大家就跟你合作的，大家都是扑克牌脸，都不动声色、喜怒不形于色，你如果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表露出来，也许就会倒霉。所以他采取了“墙里开花墙外香”的策略，在哈佛、沃顿等地方到处演讲，在国外建立起很高的知名度，当年，布莱尔到中国来点名要见马云，外交部的人甚至还不知道谁是马云。

任正非则很善于把自己成长的背景与员工和社会大众去分享。那篇《我的父亲母亲》感动了很多人。他告诉所有员工，他的价值观是奋斗、牺牲、家庭与工作的平衡、分享回报，号召员工们都秉持这一价值观。他一手把华为做起来，却舍得跟大家分享。他在2008年公开了自己在华为持有的股份，不超过5%.对于企业的创始人、灵魂人物来说，这个股份是很少的。为什么任正非从来不接受媒体采访？某种意义上也是因为他太了解自己，他在很多场合说过，自己脾气太暴躁，没法去说那些妥协的、让步的官话。

柳传志也是诚信领导力的好例子。即便是面对20多岁的小记者，他也是一脸的真诚，非常尊重记者。很多“地雷阵”柳传志能够安然无恙地度过，一方面是他做事情拐大弯的战略，另一方面，他跟人打交道那种独特的坦诚、真诚、质朴，也是逢凶化吉的原因。

笔者做管理学研究，与很多的大老板、小老板打交道。我发现，只看对方说话是不是很真诚、质朴，就能大概知道周围的人会怎样看他，他的团队有多强，公司有多强。那种说话目光闪烁、小动作特别多的人，把企业做好的概率很小。

美国的一个著名心理学家和韦尔奇打过交道。我问他，韦尔奇沟通的威力到底来自哪里？心理学家告诉我，韦尔奇沟通的秘诀在于，他跟任何一个人说话的时候，他就把这个人当做全世界、全宇宙中唯一关注的对象，用真诚去沟通。

所以一般人说起管理，都是向外去寻求方法、技术、工具，但从诚信领导力的角度，你要先把自己丢掉的本心找到，要向内去寻找。最强大的东西永远在你内心。因为管理之道，本质上是跟人打交道。如果与人之间的信任的关系、诚信的关系出了问题，往往就是你内心深处出了问题。

第二篇：优秀团队的形成需要强大的领导力

优秀的部门团队的形成需要强大的领导力

拿破仑说过，一头狮子带领的一群羊，能战胜一头羊带领的一群狮子。而现在的很多企业也提倡狼文化，将这句话改为了一只狼带领的一群羊能打败一只羊带领的一群狼。我想说的是，一个最优秀的团队，就不应该有羊，而应该是一头狮子带着一群有野心的狼去不断的前进前进。那么如何让一个团队可以有一头狮子和一群狼呢？我的观点是需要有强大的领导力，有了强大的领导力，才会有强大的执行力，才会对决策不折不扣的坚决实施，才能实现决策的既定目标。但是，管理者的领导力不会凭空产生，需要多方面的促成和不断加强。

一、领导力来源于管理者的示范效应，需要身先士卒，以身作则

一个团队的执行是否有效，领导带头是关键，成员全部参与是基础。领导者与普通成员都是团队组成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然而，领导者和普通成员的职责是不一样的，领导者的职责主要是管理团队、制定战略，另外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带头执行，为团队成员做出表率。我们看以前老电影中红军或解放军将领在冲锋陷阵时，通常是站在阵前喊着“同志们，跟我冲”，而剧中敌军将领则多是在阵后举枪督战，“弟兄们，给我上！”一个“跟我冲”，一个“给我上”，效果自然天壤而别。

以前我在第一家公司刚做车间主任的时候，因为车间刚成立，有时人手不够，我经常会代替线长去替换需要上厕所的员工，每当我坐在流水线工作岗位的时候，这条流水线的员工干活会特别有劲，前端工序流下来的半成品会特别快，前端的员工特别想给我这个车间主任一个难堪，想造成我所在替换岗位的半成品积压。实际的效果却是加快了整个一条流水线的生产节奏，活跃了生产工作气氛。而当我在流水线某一岗位的工作效率确实比本岗位员工的效率还要快的时候，就会激发员工来超越我的效率。

二、强大的领导力与执行力需要能力强的下属来执行，而想拥有能力强的下属就需要领导唯才是举，赛马不相马

大领导是需要小领导支撑的，一个光棍司令是没有用的。而部门基层干部的提拔必须以能力为唯一的衡量标准。我在第一家公司做车间主任的时候，中秋节前面几天刚接手一个从其他车间调过来的包装组，而且那个包装组的组长刚离职，一个班组都没有组长。中秋那天生产任务很忙，需要加班，而那个班组的员工都是外地员工，都很看重中秋节，在一名高个女孩的带头下坚决不加班，但是我第二天就任命了这名高个女孩来做这个班组的组长，而且这个班组从今以后一直是整个车间工作效率最高的班组。因为我不会去计较她的“带头造反”，而是我了解到她是一个工作很认真的员工，同时她具有一定的领导力，所以我相信她可以做好班长。

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认为，企业领导者的主要任务不是去发现人才，而是去建立一个可以出人才的机制，并维持这个机制健康持久地运行。这种人才机制应该给每个人相同的竞争机会，把静态变为动态，把相马变为赛马，充分挖掘每个人的潜质，并且每个层次的人才都应接受监督，压力与动力并存，方能适应市场的需要。上述观点是站在公司高层角度需要去做的事情，而我的观点是作为部门经理在培养部门基层干部上面，最有效和最需要做得就是在每一个管理岗位上都预备至少一名储备干部人选，包括自己作为部门经理这个位置也要有勇气培养一名储备人员。这样做有2个好处，一个就是保证了任何管理岗位的离职，基本都不会对部门运营造成较大影响，保证了部门的正常运行、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有效激励一部分有上进心的，愿意承担管理岗位的员工的成长，给他们一个努力的目标，同时在日常工作中给予及时的指导，这样这部分员工就会较快成长起来，在这过程中也会在周围形成较好的工作气氛，保证了后续部门的业绩提升与扩张发展对人才的需求。

三、优秀的部门团队需要良好的企业文化环境，但是更需要的是高度一致的工作态度与理念。

现在大家都提倡建设良好的企业文化，认为企业文化是公司之魂。企业文化是一种精神，一种同化员工意志、凝聚员工力量的精神。但是往往很多公司的企业文化停于表面，停于口号，或者片面理解为了工作氛围宽松，福利好就是企业文化好。

我的观点是什么样的企业文化以及企业文化是否可以真正深入员工的脑子中是由公司最高领导的性格与风格决定的，企业文化做得好的公司，大多有一名强势的最高领导。说一句粗鲁和最直接的话，就是“ 做！说做就坚决做，不要问老子为什么！”

做为管理者最头痛的问题就是“问题员工”，这类员工有才华但也很有思想，对公司策略层面的东西，总有过多自己的思想与为什么，提出反对意见，但若反对意见得不到强应的话，又得执行，总敷衍了事或直接说干不来。做为管理者，我想说的是“执行！不要问老子为什么！” 喜欢足球的朋友都知道，德国国家足球队基本从来都没有过大牌球星云集，大都都是工兵型的球员，但是在世界赛场上却一直成就斐然。德国足球成功的因素有很多，但有一点我却特别看重，那就是德国队队员在贯彻教练的意图、完成自己位置所担负的任务方面执行得非常得力，即使在比分落后或全队困难时也一如既往，没有任何借口。你可以说他们死板、机械，也可以说他们没有创造力，不懂足球艺术。但成绩说明一切，至少在这一点上，作为足球运动员，他们是优秀的，因为他们身上流淌着执行力文化的特质。无论是足球队还是企业，一个团队、一名队员或员工，如果没有完美的执行力，就算有再多的创造力也可能没有什么好的成绩。

特别是带一支非常有思想的团队时，各种有力的观点层出不穷，要将企业战略思想决策很顺利的容入并迅速得到接受，所花的时间成本、人力成本往往比决策失败所要付出的成本还高，对于高层决策，没有决对正确与错误，只有你认为的相对的对与错。而在这种狭小的范围内，更多需要做的是端正心态，好好的执行，完美的执行！即使自己认为是错的！就像足球，教练说怎么打就怎么打！球员得好好服从，不可能存在民主投票决定！

执行！不要给老子找任何借口！一本书叫《没有任何借口》，据说是美国西点军校用以培养企业人才的“宝典”，已培养出世界500强中的董事长、副董事长、总经理之类人无数。书的意思是什么呢，书名已经很清楚了，事情没有做好，是没有任何理由可说的，讲客观原因，就是找借口，但现在要告诉你，“没有任何借口”。据说，不允许“任何借口”，体现着一种完美的执行力，一种服从、诚实的生活态度，一种负责、敬业的精神

强大的执行力需要严格的规章制度。规章制度是对员工的一种制约，对执行力具有强制保障性。任何一个团队，如试想，如果没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员工自由散漫，无规可依，赏罚不明，管理者的意图如何贯彻，决策如何执行？团队管理中，必须强调制度化，必须使员工明确，只有个体服从全局，才能增强团队执行力，才能实现全局利益，最终保证个人利益。

我们公司为什么执行力这么差劲，我们公司的制度挺全挺多，有时看到了问题也会及时出一个规章制度，但是从来都是虎头蛇尾。举二个小例子就能看出问题，一个是不准微波炉热饭的规定，先是有了个别人的申请特例，然后又今天多一个明天多一个出来，现在又很人多在微波炉热饭了。我想说的是为什么有特例，哪来这么多特例，“执行！不要给老子找任何借口！”还有一个就是中午吃饭半个小时，中午12点之后，还在逛超市和散步的大有人在，严格的规章制度需要严格执行，严格的执行，才能深入人心，才能服众，让大家当回事。

四、有效大胆授权，进行必要的监督与控制

我刚第一家公司刚做车间主任时，有一件事印象深刻。有一次我的车间需要从一个成品厂搬到集团下属的另外一个注塑厂，我在研发工作的研发主任来担任这个注塑厂的厂长，而原来的厂长改任副厂长。在车间的搬迁过程中，我没有参与物品的搬运，而是一直在指挥与规划车间，副厂长看到了后严厉的批评我为什么不和员工一起搬物品，于是我只能先和大家一起搬东西，而在搬运的时候厂长也来了，他看到我搬运东西，也马上严厉的反问我，我的工资是多少，工人的工资是多少，公司付我的工资不是让我来当搬运工的，这不是我的工资价值所在。

在企业管理中，作为上层领导者不可能事必躬亲、面面俱到。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应该学会适当授权，将最合适的人选放在相应的岗位上让他去发挥自己的专长。对这一点我深有体会，我在第一家公司从刚毕业什么都不懂→研发工程师→线长→车间主任→副厂长只用了2年半的时间，我想这过程中除了公司快速扩张带给我的机遇外，最重要的就是我的上级领导充分的授权和信任，放手让我干，他只需要结果不需要过程，不关心我是怎么达成的，当然在完成的过程中他也会及时的检查进度和给予我一定的意见和指导。正是这种授权和信任，让我充满激情的去想方设法的达成目标，并享受在这过程中带来的成就感。

所以权力的下放并不等于监督制约的放弃。在授权的同时也附以有效的监督、控制措施，这样才能使授权发挥了更好的作用。正是因为在第一家公司上级领导授权带给我深深的烙印，所以我在不同公司担任部门经理时，也往往在充分说明目标和给予一定指导后，给予我下属自由的发挥空间，也需有些事情我带他们做可以有更好的效果，但是每一件事情都由领导带着做或者事事过问，会让下属失去努力的激情与目标达成后的成就感，这样部门的人员才能迅速的成长起来，独当一面，我希望如果有一天我离开公司的时候可以昂着头骄傲的离开，因为我已经为公司培养好了另外一个经理。

五、关爱下属，以个人魅力感染团队成员

如果一个领导者不能对团队成员公正无私、真诚平等相待，不能帮助其分忧解难，促进其成长进步，甚至对下属毫无尊重体恤关爱之意，又如何指望团队成员真心效忠团队呢？

我个人的经验认为应该从三方面来关心下属。

第一点，就是在保证公司利益的前提下，保证下属员工的利益不受到害 或者有所提高。我记得我刚进公司的时候，生产部很多人不愿意加班，经常影响产品及时交货，而有一个集中问题就是员工认为公司加班的饭贴没有明确规定，到底怎么给不清楚，而在这个问题解决后也改善了员工对加班的态度，员工的利益有了保障，而公司因为员工加班也能比较及时出货了。另外比如一些劳保用品的及时发放，也能让员工感受到公司的关心。

第二点，就是员工碰到问题或者尴尬时，及时的帮助解决；或者更进步 说作为领导有时需呀及时发现员工的问题，主动帮忙解决，包括工作中的，以及一些力所能及的个人问题。作为领导，绝对不应该事不关已，漠不关心，这样会让员工很失落和失去对公司对部门的归属感。

第三点，就是注意观察下属员工的情绪与工作状态，如果下属员工情绪 和工作状态不是很好，及时的关注了解，必要时单独谈话了解一下，及时帮助下属员工调整情绪与工作状态，或者是帮助解决掉影响情绪的问题。

六、建立有效激励机制，促进绩效管理

现在很多企业都提倡学习华为的狼文化，但是很多老板只是想着让下面的员工变成狼，却忘了狼是需要肉来喂的，华为的狼可是喂着大块大块的肉呢，所以才勇往直前。

在企业内部如何建立公平有效的激励机制，尤其是绩效考核及奖惩制度，是激励的重要方面。人们工作的动力首先是有利益驱动的，一定的奖惩制度能诱发人们工作的积极性，使之为企业的目标而努力。

当然，领导的认可、相应的荣誉也能给人的工作以有力的推动。在人们的物质需要得到基本满足之后，物质性的奖励往往具有效应递减的特性，此时，工作本身的乐趣及对个人自我发展的促进作用也许是更为有效的激励因素。所以，一名优秀的领导者应该根据不同员工在各种发展阶段的不同需求，及时地有针对性地调整激励方向，使员工向有利于企业的方向发展。

最后总结一句话就是，团队管理是门艺术，强大的领导力需要一个团队的魂“领导”像“亮剑”一样用心磨练与实践出来的。

第三篇：最强大的领导力在内心

最强大的领导力在内心

一般人说起管理，都是向外去寻求方法、技术、工具。但从诚信领导力的角度，你要先把自己丢掉的本心找到，要向内去寻找。最强大的东西永远在你内心。

诚信领导力有两重意思。

第一重是正直，但中国传统的源远流长的厚黑学的本质就是做痞子加奴才。一般来讲，体制内的人在公开情况下只做两种表情：一种是亲切关怀状，一种是伟大光明状，除了这两种表情，面部肌肉最好是瘫痪。因此，所谓的“扑克牌脸”在体制内生存的能力是最强的；第二重是胸怀，但中国的大环境却要求人们讲究城府、胸有丘壑，城府和胸怀常常是矛盾的。所谓口蜜腹剑、含沙射影、阳奉阴违，都是城府而不是胸怀。我们大多数人心里想的是A，说的是B，做的是C，这样生存能力反倒更强。你要是心里想什么就做什么，在我们的社会中很可能活得很潦倒。

曾国藩和李鸿章都是枭雄人物，后人也时常将这二人相提并论。曾国藩一世英明，最后却毁在天津教案。其实他在处理这桩案件的时候，还是秉持了很多做人的原则，结果却是吃力不讨好、“积年清望几欲扫地”。李鸿章被调来接替曾国藩的职位，曾问他今后如何与洋人打交道，李鸿章答道：“门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曾国藩听了，以五指捋须，良久不语，徐徐启口说：“呵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听。”李鸿章一听老师对答话不满，连忙改口说：“门生信口胡说，错了，还求老师指教。”曾国藩又是一阵捋须不已，并久久注视李鸿章，说道：“依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也通此人情。虚强造作，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想来这比痞子腔总靠得住一点。”

历史对曾国藩和李鸿章的评价并不在一个层次上。李鸿章的痞子腔造成的后果也很悲惨。英法联军后来打到中国来烧掉圆明园，就是为了报复清政府在“巴夏礼事件”中的不讲信用。

为什么“诚”如此重要

西方对诚信领导力的研究发现，伟大的领导者都要用现实考验自己、理解自己，发现自己的价值观、人生愿景，然后影响身边的人。坚持真诚是提高他们领导效力的良方。如果分辨不清自己的激情、梦想在哪里，就根本谈不上领导力。还有研究发现，伟大领导者共同的特征是在最严峻的考验中汲取力量和智慧的能力，它强调的是化磨难为财富、化逆境为力量的能力。此外，密西根大学的罗伯特教授发现，人进入领导力的本真状态是最强大的。而领导力的本真状态，就是受内心的指引—你到底想要什么，你保持一种开放的思维，能够接受各种新观点。

以上的种种研究都指向一个共同方向：要保持一个真实的自我，自己想什么就说什么、做什么，人在这个时候是最强大的。管理学在某种意义上是感性的学问，要想让你的员工去创新、改进、变革，你就必须言行一致、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惊人的巧合是，我们的老祖宗留下一本《中庸》，其中所有的道理，都在讲一个“诚”。做生意总是要讲点儿伎俩，但是对内部员工和高管滥用这些手段可能就弊大于利，因为内部人太了解你了。说谎的时候自以为可以瞒天过海，但大家都暗暗识破了。中国权术文化虽然无所不在，但还是应该有意识地去避免这种文化毒化公司内部氛围。而且领导者千万要平衡好自己的内在，热衷名利、渴求掌声、追逐金钱，这是凡人的愿望，但千万不要完全被身外名利主导，要宠辱不惊，时时自省，听到自己心底的声音。

为什么“诚”如此重要？某种意义上与我们的面部表情机制有关。人的面部有43块肌肉，做43种动作，总共有1万多种组合方式。但大多数人能够有意识地表达、描述出来的表情大概只有二三十种。其余大多数要凭直觉判断这个人真诚与否。这种直觉，在某种意义上是进化的结果，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大脑处理信息的能力。其中一个概念是“微表情”。大多数的人表情在脸上停留30秒钟，但“微表情”只停留0.2秒，它真实地传递了你的内在反应。所以，不管那些“扑克牌脸”多么高深，都掩饰不了“微表情”。

值得一说的诚信企业家

诚信领导力方面，有两个国内企业家值得一说：马云和任正非。马云怎么样用外圆内方的方式，把阿里巴巴做到今天的规模？实在值得我们去好好琢磨。他还创造了两个世界第一。首先，陪他睡地板的人数第一。看一个人的领导力如何，可以看他创业的时候多少人跟他一起睡地板，马云当年是18个人一起睡地板，这是世界第一；其次，和创业团队同甘共苦的年数第一。当初一起创业的18个人没有红过脸，全世界范围之内，共患难容易，同享福都很难，企业稍微有点起色，大家就开始互相斗争，但马云这18个人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出现大的裂痕。

能做到这两点，说明马云是一个比较讲诚信的人，但他同样拥有高超的做事方法和关系技巧，自我调节能力十分了得，这是外圆内方的一个典型范例。企业上市之前，他在国内一直是油腔滑调的，但在国外则是另一副慷慨激昂的正面形象。为什么？仔细想来，当年电子商务兴起之初，B2B网站缺的是买主，所以要先把阿里巴巴在国外的形象建立起来，吸引世界各地的买主过来。买主一来，笼络国内的卖家也就不愁了。马云意识到，国内环境非常复杂，不是说你诚信大家就跟你合作的，大家都是扑克牌脸，都不动声色、喜怒不形于色，你如果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表露出来，也许就会倒霉。所以他采取了“墙里开花墙外香”的策略，在哈佛、沃顿等地方到处演讲，在国外建立起很高的知名度，当年，布莱尔到中国来点名要见马云，外交部的人甚至还不知道谁是马云。

任正非则很善于把自己成长的背景与员工和社会大众去分享。那篇《我的父亲母亲》感动了很多人。他告诉所有员工，他的价值观是奋斗、牺牲、家庭与工作的平衡、分享回报，号召员工们都秉持这一价值观。他一手把华为做起来，却舍得跟大家分享。他在2008年公开了自己在华为持有的股份，不超过5%。对于企业的创始人、灵魂人物来说，这个股份是很少的。为什么任正非从来不接受媒体采访？某种意义上也是因为他太了解自己，他在很多场合说过，自己脾气太暴躁，没法去说那些妥协的、让步的官话。

柳传志也是诚信领导力的好例子。即便是面对20多岁的小记者，他也是一脸的真诚，非常尊重记者。很多“地雷阵”柳传志能够安然无恙地度过，一方面是他做事情拐大弯的战略，另一方面，他跟人打交道那种独特的坦诚、真诚、质朴，也是逢凶化吉的原因。

笔者做管理学研究，与很多的大老板、小老板打交道。我发现，只看对方说话是不是很真诚、质朴，就能大概知道周围的人会怎样看他，他的团队有多强，公司有多强。那种说话目光闪烁、小动作特别多的人，把企业做好的概率很小。

美国的一个著名心理学家和韦尔奇打过交道。我问他，韦尔奇沟通的威力到底来自哪里？心理学家告诉我，韦尔奇沟通的秘诀在于，他跟任何一个人说话的时候，他就把这个人当做全世界、全宇宙中唯一关注的对象，用真诚去沟通。

所以一般人说起管理，都是向外去寻求方法、技术、工具，但从诚信领导力的角度，你要先把自己丢掉的本心找到，要向内去寻找。最强大的东西永远在你内心。因为管理之道，本质上是跟人打交道。如果与人之间的信任的关系、诚信的关系出了问题，往往就是你内心深处出了问题。

第四篇：领导力

重塑管理者提升领导力

-----浅谈经理人的领导力

汪大正

（本文刊登于《中国新时代》杂志2004年3月号总第74期）

评价和衡量一个经理人是否符合其角色要求的标准，可以有方方面面。比如说：专业知识，学历背景等。然而，对承担着团队管理责任的经理人而言，最为重要的核心能力，应该是领导力。因为，管理是通过团队成员的分工协作，实现其目标的过程。而管理者的作用体现，就是在现有资源的情况下，通过指导和协调，使他们的作用和价值实现最大化。

我们也许有过这样的经历：为什么同样的管理体系，在不同的团队中产生的效果会相距甚远？为什么同一个团队，由于经理人的变更而使面貌大为改观？为什么有的员工在这个经理人手下情绪高涨而换了另一个经理就判若两人？为什么有的经理人，在学不少管理的知识技能之后其管理风格和人际关系并没有得到改善和提高？所有这些现象的产生当然有着众多的客观因素，然而从管理者素质评价的角度看，经理人领导力的不足，应是导致上述现象产生的重要主观因素。何谓领导力

根据东西方管理学者的研究，“领导”不是组织中的某一职位，而是一种积极的有影响的力量。领导地位的获得，不是基于职务和权力，而在于领导者的威信和声望。著名管理学者雷莫.纽尔密在《国际管理与领导》一书中写道：“经理人可以通过任命的方式产生，但他的领导地位必须由自己在工作中树立。经理人的领导地位，是由其个人的热情，权威，可信度，知识技能和超凡的个人魅力决定的。简而言之，它来自于经理人对其下属的影响力。”中国学者陈惠湘在其《企

业团队修炼》一书中提出了，企业管理者“非职务影响力”的概念。他认为，“非职务影响力”，是职务影响力的基础，对于管理者领导地位的作用和保证是至关重要的。它可以凝聚人心，使别人乐意服从他的调动。哈佛商学院著名的领导学教授约翰-科特在《变革的力量》一书中则进一步强调指出：“优秀的领导行为，是通过唤起人们非常基本，但又常被忽略的需求，价值和情感，来确保人们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通过以上阐述我们不难看出，经理人的领导力，应是一种通过影响他人而获得追随者的能力。众所周知，联想集团的杨元庆，郭为之所以能够在联想最困难的时期，不为外界诱惑所动而勇挑重担，并成长为联想新一代的领军人物，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他们在实践中体会到，柳传志是一位值得他们追随的领导者，而这几乎成为他们十几年来始终不渝的精神支柱之一。这不禁使我们想到，许多企业老总们在抱怨人才难得人才难留的同时，是否反思过在使下级成为追随者的过程当中，自己做了什么和能做什么；你究竟是一个有追随者的管理者，还是虽走在前面却仍只是一个孤独的散步者而已呢？

走出领导力的误区

在实践中，我们看到不少经理人在对“领导力”的认识上存在误区，主要表现在：

一，认为领导力与权利相伴而生。一朝权在手，其领导力则不言而喻。

二，认为领导力只是对高层经理的要求，作为执行层面的中层管理者，似乎不存

在领导力的问题。

三，领导力是经理人个人的本事和能力。

四，领导力无非是掌握一些管理的工具和技巧而已。

凡此种种，反映出各级管理者在领导力问题上认识的模糊。事实上，经理人的权利和职位，就像一个台阶一样，站在上面的人并不代表他的真正高度。经理人的权力职位与其修养品格并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我们在生活中所看到听到许许多多有关经理人职位和品位不匹配的事实，已经很现实地告诉我们，权力与魅力，职位和品位是决不可同日而语的两回事。

另外，尽管由于经理人在组织所处的位臵和职责不同而决定了他们的工作重点侧重于决策层面或执行层面，但这并不等于说，处于中层的经理人，只是上情下达令行禁止的被动执行者而没有领导和影响下属的责任。来自著名的盖洛普公司的调查则进一步显示：如果把员工看作是企业的“分子”，那么负责把他们排列整齐继而把组织竞争力提高到“金刚钻”级别的关键人物并不是企业的最高领导，而是一线经理。据说美国GE公司对于其经理人的考试晋升制度与其他公司仅按部门业绩和个人专业能力等依据进行晋升考核的方式有很大得到不同。他们晋级考试的命题既不是来自经济的典籍，也不是来自那些晦涩难懂的经营理论专著，而是莎士比亚作品中的某一部，试卷则是写一篇我们通常所说的“读后感”而已。开始的时候经理们百思不得其解，甚至提出意见。后经管理专家解释其用意后才恍然大悟：这是GE公司对经理人员基本心理素质要求。试想如果连一部世人皆知的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心理尚不得而知的话，又怎么去你理解你所领导的团队成员的心理和情感呢？而一个不懂得下级心理的经理人又如何激发和影响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工作激情？这样的经理人其领导作用又如何体现出来？这匠心独具的考试题，不仅寓意深刻而且折射出GE公司对经理人领导素质要求的内涵。

其次，领导力应表现为经理人激发下属能力的能力而不是个人具体的办事能

力，它体现在领导者与追随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整体能力。领导力作用的产生就像化学反应，经理人好比媒介物，通过一连串的化学变化，引发和激活团队成员潜在的各种能量从而形成巨大的“合力”推动组团队实现其预期的目标。而把领导力理解为雕虫小技的想法，则是忽略了“管理是一种高度人格化的活动”这一重要概念。实际上，任何形式的组织中，主管人员的率先垂泛和以身作则，其无声的影响作用往往超过任何规章制度的约束。因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对每个层面的经理人来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有令不从”，永远是带兵的永恒真理。

领导力的培养与构成经理人在学习提升其领导力的过程中应首先懂得：在现代开放和给予社会成员更充分自由选择的大环境中，人们不再盲目地崇拜权威；在企业组织中，各级团队成员心目中追随的也并不是某个计划和项目，而是能够被他们信服并能够鼓舞和带领他们成长的领导人物。正像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指出的：“管理不仅是一门科学，而且是一种文化，一门艺术；人是我们最大的资产，要使员工有成就，经理人就要把他们看成是一种资源，经理人承担的就是使人发挥作用的责任。”经理人能否成为员工心目中的追随者并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关键取决于经理人自己是否具备以下素质：

1．令人信服的正直品格。这些品格包括道德，品行和高尚的人格，它们是经理人价值观念的外在表现并能够使被领导者产生敬佩感和信赖感，从而诱导他们去认同和效仿，以达到上行下效润物无声的效果。相反，即便你的级别再高，招数技巧怎样翻新，而你在别人心目中只是个道德低下的势利

小人的话，那么你从下属中得到的只能是蔑视而不是敬佩和尊重。如果真如此，那么你的管理效果和团队氛围就可想而知了。

2．良好的职业操守。在以诚信原则为商业往来中的道德底线的市场经济环境中，经理人应具有良好的职业操守。无论你的职位高低，在履行职责赋予你的权力时，你必须遵守法律和尊重规则，决不能为取悦于人（无论上级还是下级）而以放弃原则为代价。据前段时间媒体披露的消息说，某些企业高层领导在徇私枉法偷税漏税的过程中，一些负有财务或劳动人事资部门的中层管理者不仅没有坚持原则申明大义，反而起了助纣为虐的作用。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个经理人的职业操守不仅体现在为下级树立榜样的层面，它还是优秀经理人抵御来自上级的压力捍卫原则与正义的精神支柱。

3．正确的角色意识。经理人的角色意识首先表现为一种“在其位谋其政”的责任感。在这种潜意识的驱使下，他们会自觉地放弃“本我”而使自己的管理行为向自己的管理者角色靠拢。他们不会以个人的好恶来决定对部下的远近亲疏，因为他们懂得：团队的形成是工作目标的需要而不是个人情投意合的结果。做为团队核心的经理人必须团结协调不同年龄，性格，经历和教育背景的人形成凝聚力一道工作。经理人要向像球场上知人善任，宽严有度的教练员而不是只判犯规和出示红牌的裁判员。

4．鲜明的个性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管理就是要妥善地处理附着在工作中各个层面的人际关系。经理人应该具有与上级，下级，同级和贸易伙伴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能力，并使人际关系成为经理人获得支持与合作，减少摩擦于避免冲突的“人力场”。为此，经理人在人际交往中，要注意抑制

自己的某些个性培养自己某些不具备的个性。比如：善解人意的亲和力，积极乐观的情绪，幽默感，出色的语言表达能力，宽容大度的胸怀等。正像美国学者哈维-琼斯在他的《管理箴言录》中指出的：“单纯从技术上掌握技巧并不能造就卓越的管理者。管理工作是靠思想和性格决定的。”而生活曾告诉我们一个浅显和深刻的道理是：当人们不喜欢这个人的时候，就一定更不喜欢被这个人所领导。需要指出的是：培养完善的性格不是仅靠课程和培训完成的，要靠经理人自己的反思，感悟，修炼与升华。

综上所述，我们应把各级管理层领导力的提升建立在其领导意识和品格修养的精神境界的层面上，促使其从理性与悟性，科学与艺术的角度深刻领会“领导力”的真谛，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领导素质”且能够影响下级的经理人。这既是企业组织在变革过程中必然提出的新课题，也是职业经理人阶层成长发展的需求使然。

第五篇：领导力

《习近平时代》选载:什么人可以进入中共最高层

中共的领导力从哪里来

—— 《习近平时代》 选载

2015年3月23日，91岁高龄的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去世，这位小国的大政治家曾有一个判断：西方民主制度可以有效问责，但是无法保证选出优秀的政府或领导人。

李光耀的观察是有一定道理的，西方的民主制度和政党制度从其设计初衷来讲就不是用来遴选优秀的领导团队。西方的政党和中共不一样，政党只是代表社会中一部分人利益的组织，没有哪个政党比其他的政党更优秀。选举的基本假设就是，大家都是平等的，谁也不比谁更好，谁更能准确地反映民众的诉求，谁就能通过选举获得胜利，取得政权。这种逻辑，在中国可能就是一种典型的“尾巴主义”。董必武对此曾有非常精到的批评：“有些同志以为实行群众路线不需要党来领导，这也不对。没有党的领导，群众利益是不能实现的。”“像群众长远的利益或最高的利益，群众自身往往是看不见的，必须有党领导，群众才不致走错路。”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共承担着崇高的历史使命，能最充分地代表民众的利益，代表社会的整体利益而不是部分利益，用中共 1 自己的语言来表述就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锋队逻辑与中国传统儒家的士大夫政治逻辑有某种契合之处，它们都强调要由一个优秀的团队肩负起领导责任，带领民众建立一个更加完善的秩序。这个优秀的团队既要能洞悉历史发展的规律，又要能回应民众的诉求。前者是先锋队逻辑的必然要求，后者则是一种民主或民本主义的要求。中共相信，这二者是能够有机统一起来的。在具体行动策略上，用中共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既要保持先进性，不能搞“尾巴主义”，又要坚持群众路线，不能脱离群众。因此，中共不断地通过自我革新，以保证其党员在德和才两个方面的先进性；同时，又通过各种制度安排来保证其对国家的领导，通过群众路线保持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并实现有效的社会动员。这就是中共领导力的源泉，它一方面通过选拔产生一个优秀的领导集体、并使领导集体能制定出科学合理的公共政策，另一方面又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使这些政策能得到有效实施。

党纪为什么严于国法

2014年11月26日，中纪委一天之内通报了4名山西贪官的立案调查结果，其中两名女官员的通报用词首次采用了“与他人通奸”字样。消息一出，马上引发舆论热议。“通奸”指有配偶的一方与配偶以外的异性自愿发生性行为，并不是犯罪，但违反了道德。2 在中国的《刑法》及相关法律中，没有对通奸作出定罪的规定。但是在中共的党纪中则有对此的惩戒规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七条明确规定，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为什么党纪严于国法？这是中国共产党自身性质所决定的。作为先锋队性质的政党，党员是先锋队的一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应当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将普通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带领他们投身于党领导的事业中去。

“特殊材料”意味着党员要以更加严格的标准自我要求，无论是在道德方面，还是在能力方面，党员必须比普通公民更优秀才能无愧于党员的称号，这就是党纪严于国法的逻辑。国法是对一个公民的要求，是一种基本的要求；党纪是对一个党员的要求，它是一种更高的要求，也是党的先进性的要求。

那么，怎样才是合格的党员呢？

2014年3月17日，习近平来到河南省兰考县调研。这不是习近平第一次来兰考。2009年3月底习近平就专程赴兰考拜谒焦裕禄陵墓。在习近平心中，焦裕禄是一座丰碑，是一名合格党员的典范。3 早在1990年，习近平就曾填词一首，以表达他对焦裕禄的敬仰之情：“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暮雪朝霜，毋改英雄意气”“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一首《念奴娇·追思焦裕禄》，尽显这位“最著名的县委书记”的为民情怀与英雄本色。

这何尝不是习近平自己所向往的境界呢？！当年，习近平选择离开北京，心中装的就是这份理想；今天，习近平来到兰考，也是希望以焦裕禄为榜样，激励更多的党员干部做一个焦裕禄式的好干部。

焦裕禄在兰考仅工作470多天，但在群众心中铸就了一座永恒的丰碑，他的精神之所以能穿越半个世纪仍历久弥新，就是因为他“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的求实作风，“敢教日月换新天”“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奋斗精神，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的道德情操。

3个月后，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全面阐述了好干部的标准。“好干部的标准，大的方面说，就是德才兼备”，“好干部要做到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在这五个方面中，习近平着重强调了信念和担当。习近平认为，理 4 想信念坚定，是好干部第一位的标准。他有个形象的比喻：“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或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就可能导致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针对党员干部中不敢负责、不愿负责的问题，习近平强调：坚持原则、敢于担当是党的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为官避事平生耻”，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

保持党的先进性，还有一个重要工作，就是认真选好接班人。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强调：“认真选好接班人，这是一个战略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大问题。”30多年后，习近平也一再强调，培养选拔年轻干部，事关党的事业薪火相传，事关国家长治久安。2014年1月14日，中共对已经实行了十多年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进行了修订，进一步完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和监督管理机制。

什么样的人可以进入中共最高领导层

1969年1月，习近平和两万多名初、高中毕业生一起，到延安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一年他才15岁。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他真正接触到中国最基层也最真实的社会现实。当时的中国非常贫穷，尤其是老区，这些城里来的孩子住的是土窑，睡的是土炕，吃 5 的是玉米团子（窝窝头），生活非常艰苦。习近平每天要挑粪、拉煤、打坝、种地，经历过最穷苦的生活，却被他视为宝贵的人生财富。2008年全国两会期间，已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习近平在参加陕西代表团审议时说：“这一段时间（陕北插队7年）成为我人生的一个转折，可以说陕西是根，延安是魂。很多事都历历在目，现在有很多思维行动都和那时候有关联，就像贺敬之那首《回延安》的诗里所描绘的：我曾经几回回梦里回延安。”

习近平在延安一直待到1975年10月，差两个月就满7年，这是他第一次下基层。

7年后的1982年，习近平主动放弃北京优越的条件，放弃中央军委办公厅秘书的工作，再次从北京出发下基层，担任河北省正定县委副书记。33年后的2015年，习近平在与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时，还谈及他在正定当书记时下乡调研的往事。“我在正定时经常骑着自行车下乡，从滹沱河北岸到滹沱河以南的公社去，每次骑到滹沱河沙滩就得扛着自行车走。虽然辛苦一点，但确实摸清了情况，同基层干部和老百姓拉近了距离、增进了感情”。

从1982年到2007年，习近平在基层干了25年再次回到北京。正是从正定这个小县城起步，习近平一步步成长为中共最高领导人。

我们只要简单浏览一下中共其他几位政治局常委的简历就会发现，“丰富的基层经历”是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不仅政治局常委如此，中共的各级领导干部大都有基层工作的经历。中共在干部的选拔任用中，是否有基层一线工作经历是一个重要条件，尤其是在艰苦地方的工作经历。为此，中共有专门的制度安排——干部挂职锻炼制度，要求干部到基层锻炼，希望他们通过基层历练，将根扎得深一些、实一些。这一制度的雏形是延安时期边区人民政府曾大规模选派知识分子、干部和学生下乡，对农村社会进行改造。其正式建立则是1991年，当时中共颁布《关于抓紧培养教育青年干部的决定》，提出对于有培养前途的青年干部，要有目的地选派他们到基层去任职锻炼。这个决定还规定地（市）以上党和国家机关提拔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必须具有三年以上的基层工作经历。

在中共看来，只有那些有过基层工作经历的人，才会了解人民，对民间疾苦感同身受。对此，习近平就深有体会：“参加工作后，在普通岗位上经历一些难事、急事、大事、复杂的事，能够更加深刻地感受国情、社情、民情，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接地气’。”也只有经过基层历练，一个人的意志才能得到最有效的锻炼。

基层历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它能迅速提升年轻干部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在当代中国社会快速转型时期，新旧矛盾 7 交织，处理起来仅靠书本上学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的是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实践经验。“越是条件艰苦、困难大、矛盾多的地方，越能锻炼人”，“对那些看得准、有潜力、有发展前途的年轻干部，要敢于给他们压担子，有计划安排他们去经受锻炼。这种锻炼不是做样子的，而应该是多岗位、长时间的，没有预设晋升路线图的，是要让年轻干部在实践中‘大事难事看担当，逆境顺境看襟度’”。

中共正是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得选拔上来的干部既接地气，又具备应对复杂问题的实践经验，这是中共领导力的重要源泉。

学习型政党：自我革新的发动机

2006年，狄忠蒲在评估中共未来的发展趋势时，认为中国共产党并不存在由于内部衰败或外部压力而出现即将崩溃的危险。虽然中国共产党面临许多严峻的问题，但是它一再证明自己具有足够的适应性和弹性。那么，这种适应性从哪里来呢？丹麦学者柏思德与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认为，中共的适应性关键在于中共的组织调适能力，而这种能力的获得，一个重要的机制就是学习。他们还专门讨论了中央党校，认为中央党校是一个独特的制度调适机制。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共就将学习型政党建设作为基本战略。尽管学习是中共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并且很早就建立了自上而下的党内培训和学习机制——各级党校。但以改革开放为标志，中共“学习”的含义和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果说在毛泽东时代，“学习”主要是政治教化意义上的，是组织成员政治进步的标志的话，那么在邓小平时代，“学习”则加入了专业知识和能力的要求。1978年后，中央高层领导人反复强调向他国学习，向现代科技与管理知识学习的重要性。

但是，中共最高层的学习还不是在中央党校，而是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这是一个重要的制度创新，最高领导人开展集体学习是中共传统的学习系统所缺乏的。第十六届、第十七届政治局共分别开展了44次、33次学习，其制度化程度很高。

2012年11月17日，刚刚当选才两天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就开展了十八大以来的第一次集体学习。截至2015年3月底，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已经进行了21次集体学习，平均1.3个月就学习一次。学习的内容十分广泛，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党建、法治、军事、国防、历史经验均有涉及。从这些内容中可以看到，集体学习回应了治国理政的重要问题，贴近民众的需求。集体学习不仅帮助中共统一思想，凝聚共识，而且还能推动政策的出台。在某 9 种意义上，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可以成为我们观察中国政治走向的一个重要窗口，学习的主题往往是重大政策出台的前奏。

参加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不仅有政治局委员，而且有人大、政协以及与学习主题相关的党和政府各部门的负责人。通过学习，中共不仅保持了强大的执政能力，而且领导人民取得了巨大成功，显示出很强的适应能力。

专门从事政治精英研究的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员薄智跃认为，“中国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学习模式。可以说，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中共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学习体系，已经有能力培训从中央到地方、从党委到行业的所有干部。在政治局集体学习之外，中共还有三个层次的学习机制。第一个层次是，全国各级各类党政机关领导班子普遍建立了中心组学习制度，强化各级主要领导的日常学习，理论学习中心组就像是政治局集体学习的“党委版”，是中共核心领导干部进行政治学习的关键平台。

第二个层次是各级党校和行政学院系统，主要对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进行常规轮训。正如沈大伟所言，党校系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组织设计，全国近3000所党校不仅负责对4000多万名有一定级别的党员干部进行培训，还发挥着智囊团、改革观念和政策孕育的功能。各级党校和行政学院的培训大体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马克思 10 列宁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和最新的政策文件；党章党规党纪和党的组织管理机制与方法；行政、管理和领导科学；经济学、会计学、历史、国际政治、哲学等基本知识。

十六大以后，为适应新时期大规模培训干部、大幅度提高干部素质的战略需要，中共又成立了三所干部学院：浦东干部学院、井冈山干部学院、延安干部学院，所开设的主体班次不同于党校系统所要完成的轮训任务，而是设置专题班。比如，浦东干部学院重中之重的班次是厅局级专题培训班，主要按照三大专题开设：一是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二是国际金融体系与现代金融管理；三是学习借鉴长三角改革发展经验，促进中西部科学发展。

第三个层次是高校系统。为了更好满足各级党员干部对现代化知识的需求，2000年以来，中共加大了与各高校的合作，利用高校知识门类齐全、知识更新速度快的优势，通过专项培训，让各级党员干部尽快掌握相关的政治学、经济学、公共管理、社会管理等方面的知识。

为了开阔各级党员干部的视野，中共各级组织部门还与很多国外的院校建立合作培训机制，定期将他们送到国外进行专项培训。现在，很多地方的处级干部都有海外学习经历。

正是通过常规而系统的学习，中共才得以不断提高自身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习近平在2015年2月底专门为干部学习培训教材作序，强调“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有本领不够的危机感，以时不我待的精神，一刻不停增强本领。要勤于学、敏于思，以学益智，以学修身，以学增才”。学习，已经成为中共不断自我更新的发动机。

制度红利：共产党领导国家的秘密

中共能有效地实现对国家的领导，除了不断强化自身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之外，还需要制度化的机制来将党和国家连接起来，使党的意志能有效变成国家的政策，并保证各部门有效执行这些政策。在众多的机制中，有三个机制很有特色，也很重要。

第一个机制就是领导小组机制。2013年12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仅一个月，中共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由习近平亲自担任组长。对于不了解中国政治的人来说，可能很难理解，为什么一个领导小组的组长要由总书记来担任，而且整个小组的规格如此之高，政治局7名常委中有4人在其中任职。

中央工作领导小组广泛存在于党和国家政治运行过程中，发挥着议事、协调等功能，极为重要，也极为特殊。这些领导小组数量很多，既有常设性的，也有临时性的，它们是党政系统常规治理方式之外的补充，拥有跨部门的协调权力。小组负责人的级别越高，“小组”协调和执行能力也更强。例如，2006年，国家成立“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部级协调工作小组”。由于涉及部门繁多，医改方案久拖不决。2008年12月20日，国务院提升了小组的规格，批准医改协调小组升格为医改领导小组，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克强亲自挂帅。消息一出，媒体纷纷用“新医改驶入快车道”来形容紧接而来的医改新进展。

正因为如此，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成立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有如此高的规格，小组负责改革的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神经中枢”，自成立以来已经举行11次会议，先后共审议了包括《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试点方案》《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在内的至少50个文件，通过了不少“重量级”方案，也啃下了很多改革阻力较大、多年都啃不动的“硬骨头”。司法体制改革是目前深改组关注最多的议题。11次会议中有7次会议均涉及这一改革的相关内容，先后通过的相关方案和意见多达12个。

从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运行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共的重要决策均是先在专门的小组中拟订方案，然后再提交政治局常委会和政治局审议通过，相关部门负责具体落实。中央工作领导小组是中共实现对国家和社会全面领导的重要机制之一，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与各职能部门之间的桥梁。作为相关职能领域顶层的每一个领导小组，都领导着一批党、政、军机构。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所谓“归口管理”一般都是通过党的领导小组制度来实现的。

第二个机制是党组制度。2015年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专门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汇报工作。习近平在会上强调，党中央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统一领导，很重要的一个制度就是在这些机构成立党组。党组是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在非党组织的领导机关中设立的组织机构，是实现党对非党组织领导的重要组织形式和制度保证。

党组是党的各级委员会在非党组织中的派出机关。作为派出机构，党组和党委不同，党委是选举产生，党组则不是由选举产生，而是由同级党委指派，并接受同级党委的领导。正是通过党组，党能有效地实现对各种非党组织的领导。以人大为例，在人民代表大 14 会闭会期间，由设立在人大常委会内部的党组来贯彻党的意志，党组成员一般由委员长、党员副委员长（地方人大常委会由主任、党员副主任）加秘书长组成。在实际工作中，人大常委会党组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人大常委会的领导核心。党组实际上是同级党委和人大常委会之间的一个连接通道，同级党委的决定通过党组变成人大常委会的实际行动，人大常委会的相关请示和汇报也通过党组传递到同级党委。尽管党组和同级党委分属于人大和党两个不同的系统，但从党内关系来说，同级党委和党组之间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

第三个机制是中共领导人在国家机构中任职。例如，习近平是党的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但同时他也是国家主席和国家军委主席，其他政治局常委则分别担任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中央党校校长、中央纪委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等。

通过这三种机制，中共有效克服了分权体制下可能出现的相互否决、治理低效的弊端。就像弗朗西斯·福山所言，美国的两党制使美国政治周期性地陷入两极分化，而其分权制衡机制使得政治体制的某一个部分能相对轻易地阻挠其他部分，从而形成“否决政体”，整个体制都受制于否决权。在分立性政府的情况下，政党无法有效地协调立法机构与行政部门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政治僵局，甚至 15 导致联邦政府有时不得不“关门歇业”。从1977年到1996年19年间，联邦政府曾关门17次，几乎平均每年关门一次，最近一次是在2013年10月。当时，法国《世界报》刊登一篇评论，题目是：《杰斐逊，快醒醒！他们已经变成了白痴！》。相比而言，中共的党政体制不仅能根据长期目标进行决策，并能够在决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不被利益集团所俘获，而且可以通过党的系统有效协调立法和行政，以及不同行政部门之间的关系，使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更加流畅。

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

2013年5月9日，中共下发《关于在全党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意见》，要求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习近平常说：一分部署，九分落实。要想将密集出台的各项改革措施落到实处，除了实现对国家的有效领导外，还必须进行有效的社会动员，强化整个社会对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认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60项改革任务，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宏伟的改革计划之一，而且是一个需要涉险滩、啃硬骨头的改革，如此艰巨的任务没有民众的广泛支持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时，强调群众路线是党的执政根基，是“三大法宝”得以充分发挥作用的根本保证。

1979年，刚刚结束“文化大革命”的中国百废待兴，改革困难重重，邓小平重提群众路线：“只要我们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地做工作，把道理向群众讲清楚，就能得到群众的同情和谅解，再大的困难也是能够克服的。”

今天，改革进入深水区，习近平再次运用起群众路线这个法宝，他用了一句通俗易懂的话来阐述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总要求：“教育实践活动要着眼于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以‘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为总要求。”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党的自我净化，这是党进行社会动员的前提。只有自我完善了，党才能通过精神感召，将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就像邓小平所说的，在中国，任何重大政策的出台，面对重大的利益调整，“如果党和政府没有很高的威信是办不到的”。教育实践活动就是要通过党的自我净化，修复党和群众的信任基础，维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公信力，加强群众对党的领导的政治认同。

在中共看来，群众路线有三个方面的内涵：其一是政治含义，即党的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也是党的根本组织路线。其二是方法论含义，即“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其三是作风含义，即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优良作风。十八大以来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主要是在作风含义上展开的，作为政治含义和方法论含义的群众路线则体现在加强协商民主建设等其他战略部署之中。

群众路线作为组织路线，除了要求各级党员干部要密切联系群众之外，还需要有具体的组织机制，使党能够深入群众，贴近群众。这些组织机制既有直接的，如基层党组织，也有间接的，如人民团体。对于前者，中共一直努力强化其组织体系，不仅着眼于提高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而且努力实现对社会的全覆盖，用中共组织部门的话来说，就是横到边、竖到底，不留死角，让组织的触角延伸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近些年中共组织部门大力开展的“城市商圈党建”“民营企业党建”“社区党建”等，就是这种努力的体现。人民团体则更为灵活，它们是中共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也是中共进行社会动员的重要抓手。西方人不太理解中国政治体系中的人民团体，常常将其与一般的社会组织混为一谈。实际上，二者之间差别是非常大的。社会组织是由国务院系统的民政部门管理的，18 而人民团体则归属中共中央书记处直接领导。也就是说，按照中共的归口管理原则，一个是政府口的，一个是党口的。从本质上讲，人民团体是党直接领导的群众组织。中共十分重视人民团体的作用，2015年2月3日，《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强调“必须更好发挥群团组织作用，把广大人民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

以工会、共青团和妇联为代表的人民团体自新中国成立时即已成立，自上而下建立了庞大的组织体系，在基层，这些组织体系和党的基层组织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巨大的组织网络，为中共进行社会动员提供了有效的组织手段。近年来，工、青、妇等人民团体积极谋求转型，努力承担起“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功能，面向各自服务的群体，孵化、培育和扶持相关社会组织。例如，在广东省，广东共青团有30家“培育孵化基地”，创建了超过366家新的社会组织。这些社会组织成为人民团体的延伸手臂，使其能更加自如地发挥社会动员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