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西方社会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演变图谋教案
西方社会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演变
图谋
会计1106
演讲者： 郝天赐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
科目：西方社会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演变图谋内容：1和平演变的含义
2西方和平演变的途径
3和平演变在东欧及苏联的实施过程及结果
4新时期西方及美国对于社会主义中国的和平演变及和平演变的新变化
5我们如何应对新时期的和平演变
目的：明确和平演变的含义，了解西方和平演变的途径，了解西方在东欧和苏联实施的结果和过程，重点掌握新时期西方及美国对于社会主义中国的和平演变及和平演变的新变化，了解如何应对和平演变，并自觉抵制和平演变 方法：讲解 时间：15分钟 地点：教室
要求：认真听讲 做好笔记 遵守课堂纪律 器材保障：多媒体教学系统
授课准备………………………………… ……… 2分钟
1、清点人数，自我介绍
2、宣布教学提要
3、强调本课学习的重点及难点 授课实施……………………………………………15分钟
尊敬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自我介绍（略）今天，我演讲的内容是：《西方社会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演变图谋》，大家都知道，自社会主义诞生时起，就与资本主义不断的斗争，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立以后，这种斗争日趋激烈，直到二战以后，西方在发现单凭武力已无法达到消灭社会主义的目的，转而开始走颠覆演变路线，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下西方社会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演变图谋，我打算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讲：
1和平演变的含义 2西方和平演变的途径
3和平演变在东欧及苏联的实施过程及结果
4新时期西方及美国对于社会主义中国的和平演变及和平演变的新变化
5我们如何应对新时期的和平演变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和平演变的含义：
和平演变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所采取的一种“超越遏制战略”，以促使社会主义国家崩溃瓦解。“和平演变”就是一种非暴力的衍生变化过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利用武力侵略不能将社会主义国家消灭的情况下，通过采用技术交流、文化 交往等方式影响社会主义国家人们的心理、行为方式，进而使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活方式、国家运行变成资本主义式的，从而在不动声色中消灭社会主义国家。
了解完了和平演变的定义，我们就知道和平演变的最终目的就是在不动声色中消灭社会主义国家，接下来，我们就要了解一下西方和平演变的途径，一家几个图片就是冷战时期西方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宣传画（放图片），而西方瓦解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和平演变的途径大致有以下几个：
第一个途径是进行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思想渗透。美国在西欧设立两个专门对东欧和苏联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政治和文化渗透的大型广播电台——‚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这两个电台公开表示，其主要任务和目的是从全人类利益出发，通过向苏联、东欧国家的人民特别是青年传播国际以及苏联、东欧国家内发生的重大信息，介绍西方社会的成就、生活及价值观念，促进苏联、东欧的言论自由和人权原则受到尊重，即尊重人权和民主原则、尊重言论自由，促进自由交流思想。
第二个途径是分化瓦解，诱压兼施，煽动民族情绪，支持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对派，并且运用经济手段来诱压社会主义国家接受西方条件，动辄以‚经济制裁‛相威胁。美国等西方国家随时密切注视着东欧、苏联等国的内部动向，例如，当1980年波兰团结工会成立以后，‚美联社‛‚路透社‛‚自由欧洲电台‛等都大加吹捧。1982年，波兰宣布取缔团结工会之后，美国立即宣布对波兰进行经济制裁，1983年7月12日，美国合众社对1987年7月，美国总统批准了国会关于为波兰前团结工会的基层组织提供100万美元津贴的决定，使资助团结工会的行为从暗地里变为完全公开化。在波兰发生剧变的过程中，美、英、法等西方国家都对波兰社会主义政府施加了巨大压力，而对团结工会都给予巨大支持。从这里我们可看出，西方对社会主义实行‚和平演变‛战略是东欧剧变的一个重要因素。
了解完了实施和平演变的途径，那么这种和平演变的成果如何呢，结果就是：1东欧剧变
2苏联解体，社会主义事业受到严重挫折 3社会主义中国成为西方和平演变的主要目标 首先，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我们要知道这件事情的过程： 一执政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由于内部和外部的原因，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面临着严重的困难，民主化浪潮随着戈尔巴乔夫新思维而传入，党内出现了民主派，它与党外的民主派相呼应。使当地的共产党一贯的专制政策失去了民众的信任。
二执政党在国内外的各种压力下，以及东欧共产党统治的瓦解，不断对反对派妥协退让，最终放弃社会主义原则，实行政治多元化、多党制，民主派得以扩大势力。
三民主派向执政党夺权，施加压力，但引发了执政党与民主派人士的冲突，使执政党陷入困境，最终民主派取得政权，个别国家甚至通过武装冲突，实现政权更迭。
而东欧剧变的结果就是：除苏联解体之外，在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都发生了政权更迭、社会制度剧变的类似事件。而且南斯拉夫一分为五，分为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南斯拉夫联盟（2003年2月4日，南斯拉夫联盟后更名为塞尔维亚和黑山。2006年6月3日，黑山宣布独立）、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马其顿五个国家；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实现了统一。
最后，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成了和平演变的主要目标：尼克松写的那本《1999年——不战而胜》，提出1999年在东欧苏联演变成功，这个计划可以说提前完成了。他们现在就要集中搞中国了，西方报纸明确提示下一个目标——把中国变为苏联。
而西方在新时期对于社会主义中国的和平演变有什么新变化呢？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和平演变悄悄地增加了一个新的任务：在不同价值观的国家里培养亲美亲西方势力，向这些国家的人民灌输西方提倡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鼓吹经济全球化，归根到底是要让世界人民承认、接受目前西方列强对第三世界人民的资源剥夺和劳动力剥削的合理性。从而继续残酷、低廉地剥削这些国家的资源和劳力，将这些国家培养成为美国及西方国家服务的奴仆型国家。
而和平演变在我国的实施现状就是：在过去的相当长时间里，中国被和平演变成美国及西方奴仆型国家的迹象已经随处可寻。部分心甘情愿充当西方传声筒、吹鼓手、马前卒的所谓‚学者‛、‚精英‛、‚专家‛们，或公开、或隐藏在背后，积极宣扬西方的‚普世价值观‛。渐渐地，这种宣传的后果已经显露出来了，在国门洞开、各种西方文化、影视作品铺天盖地的耳濡目染下，在中国教育部门的爱国主义教育无所作为下，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青年人已经逐渐被西方价值观潜移默化了。（播放西方对于我国青年的宣传画和一些‚精英学者‛的反动言论）
而西方国家演变中国的手段有： 1军事围困 2科技干扰 4政治抹黑 3经济打击 4文化渗透
首先军事围困：军事作为政治的延续，军事围困一直是西方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从北约围困苏联到美国完成对中国的封锁，军事封锁一直在显示其威力
（播放美国围困中国的第一第二岛链的示意图和美国在中国周边的海空军事基地）
第二科技干扰：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的高低代表着一个国家生产力水平的高低，而美国及其盟友一直利用其在科技上无可比拟的优势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科技发展进行干扰，从美苏军事竞赛到中国大飞机计划的流产均可看到，科技已成为西方进行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有力武器 第三政治抹黑：西方国家会经常夸大或是捏造一些抹黑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并利用其传媒向外界发送，用来误导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或是削弱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甚至是断章取义，曲解社会主义。
• 第四：经济打击：经济作为最大的政治，一切政治都根源于经济利益，正是由于社会主义要求的公有化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要求的私有化有着根本的冲突，所以西方一直在利用其高水平经济作为武器向社会主义国家发动‘战争’，颠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利用定价垄断控制中国的资源购买，以至于出现：中国买什么，国际市场就涨什么;中国卖什么，国际市场就跌什么的现象，并利用‘全球经济一体化’等口号迷惑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及人民大众，将公有制瓦解，变成私有制，以达到全球资本主义化的阴谋。
（播放西方对于中国经济打击的宣传画）
第四 文化渗透西方通过以下四个方式来进行文化渗透： 利用文化产业的优势进行文化渗透 利用网络文化上的垄断地位进行文化渗透
打着友好交流的旗号对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进行渗透 在中国网罗大批青年人才，培植西方文化代言人
而有些网特或是别有用心的人经常在网络上发表以下言论：美国是世界上最民主自由的国家！欢迎美国大兵解 放中国！美国是最优势的,就应该统治世界！作为中国人感到耻辱,下辈子一定要投美国胎！中国人全是被中供洗脑的愚民,连自己的人权都没有！
或是爱党不是爱国！反共不是反华！爱国主义被中共歪曲成爱党主义！爱国主义就是极端的、狭隘的民族主义！中共专制独裁统治是一切罪恶的源泉,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真正反华,都是反共而已！而新时期和平演变的特点： 1隐蔽性更强
2利用网络舆论作为引导，网特攻势
3对资本控制，冲击市场秩序，进行货币战争，收购国有企业 4扶植亲西方势力，以华制华 5内部制造混乱，矛头指向政府 6大力宣传西方价值观 等等..等等…
那么，面对一个这样的现实，我们应如何做呢？ 1坚定信心不动摇，拥护共产党领导 2提高对中华文化的认知,了解中华历史 3提高民族自尊心
4提高辨别能力，坚决不随波逐流，冷静处理网络上的负面新闻 5认识自己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并发挥这种作用
最后，感谢大家的收看，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安定幸福。谢谢！
第二篇：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演变与启示
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演变与启示
【内容提要】如果以社会福利的体制转变和发展趋势作为新的视角，来透视人类社会的现代性转型和变迁过程，我们将获得关于这段历史的一个新文本和新图景。这个文本和图景中呈现出了这样的一条主线：人的生活保障和福利从最初的个人命运和家庭义务，逐渐成为了政府责任和国家行动，而且，这一责任和行动经历了从被动到主动、从吝惜、排斥到慷慨、包容；最终，在作为一项制度的社会福利与个人应当享有的社会权利这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匹配——尽管迄至今日，这种匹配还远未达到和谐的水平。重要的是，通过对西方国家社会福利体制发展过程的追溯和寻访，把握牵动这一演变过程和未来走向的主线索，深入总结其对中国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的启示，显然是一项兼具学术内涵和实践意义的工作。
大约300多年来，“走向现代”成为了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一条红线，它贯通在“现代史诗”璀璨多彩的图景之中，连缀起了“现代叙事”数不清道不尽的情节，也留下了无数发人深省、有待破解的谜团。在进入了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之际，以民生为重的社会福利事业越来越成为了当代中国问题中的头等大事。从西方社会福利体制发展和演变的视角重新寻访历史的足印，对于我们进一步探究我国民生保障以及社会福利的根本实质、实际需要、价值取向等，从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国情的社会福利制度，是大有助益的。
一、社会转型与社会福利
将西方社会福利制度放置在“社会转型与社会福利”这一兼具历史性与现实性的观察视角中，既可以理解这项制度产生的早期背景，同时也能够看到它所面对的诸多困境的现实根源。这使我们能够更为深入地了解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过程，把握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以及这一过程始终贯穿的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和矛盾。
(一)从济贫到保障：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初期
西方社会福利制度最初是与“走向现代”和资本主义文明相联系的，而且，这项制度的后续演变也是对这一历史过程的紧张和冲突的一种直接回应。
按照沃勒斯坦的看法，“历史资本主义是一个物质至上的文明”，“从物质上看，不仅冲在前面的人得到高额报偿，而且，顶部和底层之间物质报偿的差异很大，并在整个世界体系发展过程中日益扩大”，“历史资本主义创造了空前的物质产品，同时也创造了空前的报酬两极化”。①历史的轨迹也显示，经历了“双元革命”——18世纪的英国产业革命和法国政治革命，当一个“所向披靡的资产阶级”的新社会得以建立之时，也营造出了一个前景未卜、充满危机的年代。“站在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理论家后面的，是一大群准备将温和自由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革命的群众。处在资本主义企业家之下和周围的，是被迫离乡背井、满腹怨言的‘劳动贫民’，他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②事实上，正是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和剧烈的矛盾冲突，将社会福利制度推向了西方历史的前台。
西方社会福利制度往往要溯源至英国的《济贫法》(160l)这项社会保障措施。16世纪下半期，在伊丽莎白女王治下的英国，大批农民因失去土地和家园而破产和流浪，导致了城市贫民和流民的激增，酿成了十分严峻的社会问题。1572年，英国都铎政府通过了强制征收济贫税的条例。1601年，伊丽莎白女王政府颁布《济贫法》，试图通过行政救济和收容措施来缓解贫困、失业等社会问题。1723年，英国议会通过立法规定各教区可设立“济贫院”。一般认为，《济贫法》规定了国家以税收转移支付的方式实施社会救助，在西方社会福利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③
也有观点认为，社会保障制度是在19世纪80年代的德国正式建立的。面对经济衰退、社会主义思想传播、工人运动兴起，俾斯麦政府以国家立法的形式通过了社会保障的三部法律——《疾病保险法》(1883)、《工人赔偿法》(1884)和《伤残、死亡和养老保险法》(1889)。这三部法律被视为西方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建立的标志性文献。继德国之后，欧美各国也先后推出了有关社会保障制度的各种法律。如法国的《工伤保险法》(1898)、《养老保险法》(1910)，意大利的工伤保险及老年和残废保险的法案(1898)，荷兰的《工伤保险法》(1901)和《疾病保险法》(1913)，挪威的《疾病保险法》(1890)、《养老保险法》(1892)和《工伤保险法》(1894)，丹麦的《疾病保险法》(1892)、《工伤保险法》(1898)及《失业保险法》(1907)，瑞典的《养老和残疾保险法》(1913)，《职业损伤保险法》和《年金法》(1916)。也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这一时期，英国政府也采取了与欧洲各国相似的措施，通过了《济贫法》的修正法案，即新《济贫法》(1834)。至1929年，英国《济贫法》中止，为现代社会福利政策所替代。美国、澳大利亚等国也颁布了社会保险和保障的相关法律。至20世纪30年代，西方社会保障制度基本确立。④
(二)贝弗里奇报告：“福利国家”的第一步
1929年至1933年，处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遭遇了历史上罕见的“经济大萧条”，史称资本主义世界发生过的一次最全面、最深刻、最持久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这次人类史上撼动级数最强烈的经济大地震，几乎“把资本主义带到一个万劫不复的危险境地”。⑤通货膨胀、股市崩溃、企业倒闭、失业率、农产品价格暴跌、农户破产都创下了“史无前例”的记录。在危机最严重的时期(1932—1933)，欧洲一些国家的失业率达到了30％甚至40％以上。
在1929-1933年危机过后，西方国家曾经普遍出现过特种萧条时期。在大危机、大萧条期间，大批工人被解雇，抛向街头，成为产业后备军。英国工人失业人数曾接近300万，占劳动力总数的22％以上；德国失业人数竟一度达到700至800万，约占全国劳动力的一半；法国失业者也曾达到半数。⑥
失去生活保障的劳工阶层面对着最为艰难的时世，与此相关的各种社会问题成了国家和政府的心头大患。然而即使在英国，这个失业保险最普遍的国家，投保的劳工人口也不到60％，德国的失业参保率在40％以上；欧洲其他地区失业保险的人数多则不过四分之一，最少有低到零的。⑦大量的失业人群带来的负面结果，对欧美工业国家的政局造成了最为严重的打击——资本主义世界这次似乎是在劫难逃了。然而，出乎意料的是，社会崩溃却并未发生。有学者认为“主因在各国鉴于惨痛教训，大萧条之后纷纷设立了社会福利制度。”⑧也有研究者认为，正是社会福利制度拯救了命悬一线的资本主义。
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事的发展促使西方国家需要进一步激励士气和增强社会团结，这也推动了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确立。1941年，英国政府成立了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部际协调委员会，着手制定战后的社会保障计划。经济学家贝弗里奇爵士受英国政府委托，出任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部际协调委员会主席，负责对现行的国家社会保险方案及相关服务进行调查，并就战后重建社会保障计划进行构思设计，提出具体方案和建议。第二年，部际协调委员会提交了工作成果，即著名的贝弗里奇报告。
《贝弗里奇报告》(1942)——全称是《贝弗里奇报告——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被视为这项制度的奠基性文献。从这篇报告在当时引起的社会反响，也可看出社会福利制度对于剧烈社会冲突的柔化功能：“社会主义组织对报告的反应并不一致，社会主义组织的右派认为《贝弗里奇报告》已经走到了通往莫斯科的半路上。左派则批评报告将人们的注意力从社会革命的实质问题上引开。”⑨
报告分析了英国贫困的成因，探讨了“摆脱贫困之路”，指出，通过社会保险并根据家庭需要进行双重收入再分配才能摆脱贫困。首先要改进国家保险，以使失业者和生活遇到困难的人能够生活在贫困线以上。改进的三个方面是：扩大覆盖对象范围、扩大覆盖风险范围、提高待遇标准。⑩报告力求既要充分运用又不拘泥于过去的经验，超越以往部门利益的限制和驱动，把社会保险作为提供收入保障、消除贫困的一项基本社会政策。国家提供福利的原则是基于国家利益而不是某些群体的局部利益。社会保障必须由国家和个人共同承担责任，通过国家和个人共同的合作来实现。报告亦认为，国家提供的基本生活保障水平不宜过高，应给个人参加自愿保险和储蓄留出一定的空间。(11)报告涉及了全方位的社会福利问题，着力形成一个完整的福利体系，设计了一整套“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其中许多新的福利项目是福利制度发展过程的根本性突破。对于报告设计的福利制度打破了传统的家庭扶养职能，由国家直接代替家庭向非劳动人口承担部分扶养责任，更为有的学者视为福利国家的核心。
英国政府基本接受了贝弗里奇报告的建议，于1944年发布了社会保险白皮书，并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法律。1948年，英国首相艾德礼宣布英国第一个建成了福利国家，贝弗里奇也因此获得了“福利国家之父”的称号。此后，社会福利成为了英国的一项国家制度和社会政策，开启了欧洲各国建设福利国家的制度发展里程。迄至今日，报告仍被视为“是社会保障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也是现代从事社会保障研究和教学工作者的必读书，它对英国、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发展进程产生过重要的影响。”(12)(三)另一个进程：作为权利的社会福利
也有人认为，贝弗里奇报告中的另一个划时代贡献，还在于勾勒了社会福利的权利形态，为社会福利成为一种权利和制度范畴开辟了一条进路。事实上，早在19世纪7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其所作的演讲《工人阶级的未来》(The Future of the Working Class)(1873)中，当这样的念头——“必须帮助工人阶级稳步地变为体面的绅士”——萦绕其中之时，他就已经涉及了社会权利这一问题。
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感受到，当时工人阶级在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方面的极度不平等、不体面甚至非人道的待遇，以及由此引发的阶级对立和社会冲突，是使A.马歇尔十分纠结和痛心的一个问题。他问道：“是否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工人阶级状况的改善有其无法超越的界限?”对此他认为：“问题不在于是否所有的人最终都会实现平等——他们当然不会；而在于进步能否稳步、哪怕是很慢地取得，直到每一个人都成为绅士为止，至少在职业上如此。我相信这是可能的，并且必将实现。”(13)也就是说，作为经济学家的A.马歇尔明白，在私有制和市场化条件下，经济上的不平等是正当的(事实上这种不平等也是不可避免的)，他所谴责的是社会身份和职业的不平等，用他本人的表达也就是，“一个绅士”与非绅士之间的实质上的不平等或差异。(14)
75年以后，另一个马歇尔——托马斯·马歇尔——接过了A.马歇尔的主题，在《公民权与社会阶级》(1950)一书中，他指出了“蕴含在马歇尔论文中的社会学假设”，即一种基本的人类平等，这种平等是与共同体完全成员身份观念联系在一起的。他进而说：“所有人要求享受这些条件的权利(claim)实际上就是要求分享社会遗产(social heritage)的权利；进而就是要求成为社会的完全成员(full member)的权利，即成为公民(citizen)的权利。”(15)作为社会学家的T.马歇尔也明白，社会阶级体系(social class system)的不平等事实上是难以抹平的，但只要公民身份的平等得到认可，阶级体系的不平等“也许就是可以接受的”。T.马歇尔指出，基本的人类平等或言公民身份的平等与各经济阶层的不平等并不是不相容的，“这种公民身份提供了一种平等的基础，在其之上可以建立一种不平等的结构。”(16)马歇尔对社会权利的限度始终保持着一份清醒：断言在19世纪和20世纪人们享有的公民权利是没有缺陷的，或者说人人平等在实践上就像在原则上宣称的那样，“显然就荒谬了”。他的告诫发人深省：“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并不存在。权利是有的，但救济却经常跟不上。”(17)
上述线索使我们得以探明社会权利理论的核心问题：既然阶级阶层结构的经济不平等和社会不平等是难以消除的，那么如何使其变得具有合理性从而是可被接受的——这一思路才是更为现实可行的。也有学者说得更加透彻：19世纪后期的欧洲各国政府，都全神贯注于那些通常称作“社会性问题”的事情。其核心问题基本上是“国家怎样才能控制由工业化释放出来的种种社会力量，尤其是怎样才能控制对现存政权构成威胁的那个人口众多的无产阶级的兴起”上面。“把刚刚形成的工业无产阶级合并到民族国家之中来”十足是一个大问题，对它的解决足以同时衍生出社会主义、福利国家和作为一门学问的社会学。(18)这里应当把社会权利理论也包括在内。
必须承认，社会权利理论的思考是现实的，实际功效也是显著的，如吉登斯所言：“马歇尔说道，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公民身份与资本主义的阶级体系一直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但是，胜利的是前者，尽管这种胜利可能并不全面，但阶级斗争的威胁已经不再足于瓦解资本主义秩序了。”(19)但吉登斯也发出了如此告诫：“不管怎么说，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场景中，公民身份权利不但没有也无法消解阶级分化，尽管它们确实弱化了阶级冲突所带来的张力。公民权与资本主义阶级体系之间的遭遇导致了协议休战，导致了‘阶级妥协’而不是其中一方无条件的胜利。”(20)这些经验和教训无疑被收进了社会的记忆。与市场化经济和劳动商品化这个特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社会的剧烈分化导致的不平等、收入分配和财富占有的不公，以及触目惊心的贫困现象等等，对于弱化社会冲突、柔化阶级阶层关系、避免社会震荡，始终应保持高度的警醒。
历史的背影毕竟渐行渐远。当年的风雷已然散去、喧啸归于沉寂，一定程度上也许可以说，势不两立的阶级对抗得以平息，不共戴天的社会怨恨终于释怀。社会福利作为一项权利，其初始内容得到了丰富，其原始形态也发生了蜕变，社会包容的底线水平也在不断提升，社会权利的普遍意义也在日益扩展。尽管如此，我们仍然需要谨记T.马歇尔、吉登斯等人的明智——在实践上，社会权利能够带来的实际能够享有的保障和福利，远远不会达到绝对平等、绝对全面、绝对普遍的范畴。因此，对于社会权利理论的有所保留的清醒姿态是必要的。这里所谓“有所保留”，即指对其中的合理因素与不合理因素加以甄别，使不合理因素得以剥离和滤除，吸取其合理因素为我所用。
(四)福利国家的危机与历史的迂回
福利国家一度曾经功勋卓著：这项制度设置在不平等的雇佣结构中添加了调和剂，使社会阶级阶层的紧张关系得到了极大的缓冲，从而稳定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更为重要的是，在控制社会张力、稳定社会秩序的同时，保证了生产活力和市场繁荣的持续，也应归功于福利国家。有学者如此认为，“社会权利”就应该定义为：它是保证企业竞争力和最大限度地适应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的一种“生产性投资”。(21)鉴于社会权利对于福利国家的核心意义，上述定义对于福利国家的“生产性投资”功能，也是很好的注释。
然而，二战后的西方在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社会结构等出现了许多新变化。特别是20世纪中期以后，经济衰退、贫富分化、社会风险化等等趋势，福利国家曾经的盛景渐渐消损。于是，“资本主义改变了吗?”成为了西方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实际上，20世纪大约最后的20年中，西方社会饱受福利危机的折磨：高水平的福利开支越来越难以为继，已有的“福利共识”出现了瓦解，而这又对社会认同和共享价值观造成了动摇，社会因此再次面对新的冲突和动荡。总而言之，曾经解救了资本主义危机的福利国家自己遇到了麻烦，左翼和右翼的夹击不仅令其难堪，而且双方的评判截然相反，这又让福利国家的任何改革尝试都左右为难。
如左派阵营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主张国家增强对资本的监管，调整社会再分配体制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在他们看来，正是自由资本主义导致了许多社会弊端，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则可以使之得到缓解或克服；国家向贫困的家庭和个人提供公共物品、实施社会救助等，这些是市场无法做到的。“国家积极干预经济和社会的其他领域是正常的，同时也是应该的，因为公共权力在一个民主社会中代表着集体意志。”与之相反，右派阵营的新自由主义者则主张收缩国家干预、保护个人自由和竞争原则，更加发挥市场配置的作用。他们把福利国家看成是一切罪恶的源泉，认为恰恰是福利国家对它的受益者(弱者、贫穷者和不幸者)造成了损害，“它削弱了个人的进取和自立精神，并且在我们这个自由社会的基础之下酝酿出某种一触即发的怨恨”，他们甚至认为福利国家如今制造出来的问题比它所解决的问题还要多。(22)不过，左翼和右翼的共同看法可能更加切中要害：他们都在担忧“以我为中心”的社会和“自我优先”的一代，这种趋势对共同价值和公共关怀造成的瓦解，以及对社会团结带来的毁灭性后果。尽管如此，他们在这个问题的归因、回答和解决方案方面仍然难以形成共同的立场。
这一复杂的社会背景唤起了一些持中间道路的改革声音。其中最为著名的如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他力主不能简单地放弃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价值和理想，因为其中一些是“我们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所要创造的美好生活必不可少的”。在他看来，应当改变理论落后于实践的状况，提出更明确的方向感和目的感的政治框架。(23)必须超越左派与右派——前者“认国家为答案”而后者则“把国家当敌人”。为此，需要一种“新平等主义”，这种平等观关注的是拓展人们的各种机会，而不是收入再分配(即结果平等)。具体地，在经济上，通过创造有弹性的、有活力的经济作为再分配的前提条件；政治上，不是关注消除阶级差别、追求地位平等，而是使生活机会达到平等；在社会权利上，在大范围内有条件地限制各种权利，使权利与责任紧密地结合起来。(24)其他如“福利多元主义”、“发展性福利主义”等，在中间道路的改革主张中也是有代表性的。
围绕福利国家的各种争论和建议呈现了一个历史性线索：伴随经济市场化而来的劳动商品化，由此而来的社会不平等以及尖锐的阶级对立、社会冲突、工人运动的兴起，资本主义秩序在风雨飘摇中做出了一个选择：以社会保障和福利对劳动力收入给予“非商品化”的补偿，这一社会权利催生了福利国家。(25)但是，在不断加剧的经济低增长、人口老龄化、社会风险化等打击下，西方经济学家认识到“我们争取的真正的社会进步受经济资料限制”，需要“进行某些巧灵的社会手术”(26)，西方国家似乎重新走上了“再商品化”的轨道。福利国家的兴盛、危机、改革显示了历史的迂回是社会发展过程的一种常态。
二、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内在悖理
当我们将社会福利制度放置在“现代故事”中，作为社会转型和变迁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进行讨论时，即是从现代意义来理解和解释这一制度性设计。这也意味着，作为一种体制和制度的社会福利，是人类社会的现代性转型变迁的产物。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福利从前现代的适合于权力集团的政治统治和利益需要的一种选择性行为，逐渐能够应对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和市场竞争的要求，从而演变为了与共同生活中的多元化、个性化趋势相联系的正式体制，并被视为社会共同体中每一个成员的基本权利，而且通过政制的设计、政策的制定、发展的规划、财政的预算等，对其稳定的供给给予了制度化的保证。
上述演变也展现了这样的过程：社会保障和福利发生了从传统性向现代性的扩展，从某些群体的特殊待遇逐渐发展到惠及全民的普遍权利。伴随着社会成员应当享有这项权利的观念的社会化和普遍化进程，对社会福利制度进行观察和探究的范畴也得以形成，譬如，传统福利与现代福利，小福利与大福利，特殊福利与普遍福利，补缺福利与普惠福利，剩余性福利与充裕性福利，排斥性福利与包容性福利，选择性福利与非选择性福利，道义性社会福利与制度性社会福利……等等，形成了一个具有特别意义的学术和实践领域。在这些范畴表达的二元辩证关系中，也处处显露出学术与实践面对的两难窘境。所有这些，对于我们探索和建立适合中国自身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都会提供某种深刻的启发。
(一)效率还是公平：市场经济始终的困扰
从欧美国家的发展看，西方社会福利制度之所以发生和确立，正是源于现代社会的一系列巨变——经济运行的市场化、利益结构的重构、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等等，这场现代性变迁导致了深刻的困境。伴随着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和财富占有的两极分化，必然是空前未有的阶级矛盾、对立和冲突，一定时期甚至达到了白热化程度，其所造成的种种严重的社会问题，使得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面临瓦解，统治阶级的权力支配地位也为之动摇。为此，必须使势不两立的阶级冲突得到调节和柔化，达成“阶级妥协”而避免同归于尽，社会问题也有望得到一定的缓冲和化解，西方社会福利制度正是在这个转变中应社会秩序的维持以及政治统治的需要而生的。譬如，德国俾斯麦执政下的社会保障就被“视为抵御社会主义的良药，作为赢得工人阶级对威廉独裁统治的忠诚的手段”。(27)同样，福利国家也被视为解决西方社会棘手问题的一副良药。
尽管如此，作为贫富两极分化和阶级冲突的具体表现——效率与公平、自由与平等、财富与正义之间的矛盾和纠结，以及它们表达的资本与劳动的不同诉求、斗争、博弈，始终贯穿在作为一项制度的社会福利之中，对其政策的权衡和选择打上了深刻的印痕，从而牵动了这一制度的自我调节、应时修改和基本走向。如美国第一流的经济学家为里根准备的《总统经济报告》中称：“无论在生产或者在消费方面，在重新安排资源时，要做到既可改善某个人的地位，又不损害其他人，那是不可能的”，“如果这样的可能性确实存在的话，那么，这种经济是没有效率的。”报告继续说，“有效的经济制度是关心个人的需要：每个人都在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奔波，这才算是有效率”。(28)看得出，效率与公平的绝对协调和平衡更多地是一种想象，并未真正实现过。
类似的困扰也反映在其他范畴之中，譬如，就自由与平等的关系而言，平等与个人自由有时可能会产生冲突。自由地竞争是至高无上的市场原则，但事实表明，当社会中的阶层、群体和个人在市场制度下自由地进行货币交易，精英阶层与弱势群体的巨大差别就是在所难免的逻辑。所以，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坚信：“这个问题不是所有人是否最终平等——他们一定是不平等的”，而是使“至少在职业上每个人都是绅士”成为可能。(29)面对不平等的社会事实，吉登斯对“胜者通赢”(winner-take-all)的现象发出警告：一个彻底的精英统治的社会将造成收入上的严重不平等，并因此而威胁社会的凝聚力。(30)以至于官员和学者不得不郑重思考理想追求与现实选择之间的分野，以避免过度的理想化使人遭受“仁心善举的伤害”。
这些困境中包含了两面启示：如果没有社会福利制度，现代社会秩序的正常维持是不太可能的。同时，社会福利制度的作用也并不是万能的，仅靠这项制度尚不足以使社会生活获得免于一切困扰的保证。我们须避免以其作为一劳永逸的答案，不断在社会的动态运行中寻求新的解决方案。
(二)不平等的合理化：社会福利制度与社会分层结构
社会分层对于把握现代社会结构及其制度安排，进而深入体察其中内含的不平等性，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分析视角。值得关注的是，作为现代社会的一项重要制度，社会福利制度对于社会资源和机会的配置，以及现代社会结构及其分层现象的显著作用，这一传导过程使得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和分层现象具有了合理化效果。
工业化早期及其后的一定时期，社会的极度不平等引发了两大工业阶级的对抗和冲突，针对国家权力的“解放政治”成为了工人运动和社会运动的目标，整个社会陷入了暴风骤雨般的震荡。伴随着西方社会福利的制度化，其对剧烈的社会矛盾和冲突释放出的调节和缓冲功能，使社会的不平等性被控制在可容忍、可接受的限度内，避免了任何一方无条件的完胜，社会的强烈波动因此而逐渐衰减和抚平。最终，正如我们今天所见证的，“生活政治”取代了“解放政治”，争取更多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构成了工人运动和社会运动的实际内容。社会矛盾和冲突不仅变为了“茶杯里的风暴”，而且柔化、精细化和“制度化”了，成为了福利国家的体制和制度框架中的一种常态现象。这一演变过程也意味着，社会结构和分层体系的的不平等性趋向于合理化了。
从西方福利国家的主要类型(自由主义福利国家、保守主义福利国家、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来看，其社会不平等现象和分层结构各有不同的特点。一般认为，自由主义模式的福利国家侧重于发挥市场配置机制、自由竞争原则，国家和政治权力对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持不干预态度；对于市场化、商品化中利益受到损害的弱势群体，政府主要采取补救式的保障救助政策，普救式的社会福利则是有限覆盖。在保守主义模式的福利国家中，市场机制相对处于比较次要的地位，国家居于福利供给的主导地位，传统的家庭关系在社会福利制度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公民的社会权利是获得福利的前提，个人享有的实际权利与其工作和参保年限、过去的表现与现在的给付是相互关联的。相应地，社会阶层的较大差别、等级制度和阶层特权是保守主义模式福利国家比较突出的制度现象。在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福利国家，社会福利制度追求平等，实行统一定额式的给付原则，而且给付慷慨。为避免国家和市场的二元化、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分化和不平等，这类模式的一些国家努力将一般工人纳入到较高的福利制度阶梯之中，使其享有的福利达到中产阶级的福利水平，这些措施扩大了新中产阶级，这种福利制度又被称为“人民福利”。
但是，西方社会福利制度不可能消除社会结构和分层现象中的不平等性，只是使之合理化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具有产生更大不平等的趋势，而福利国家则存在着创造更大平等的趋势和意图，两者之间的冲突是持续性的”(31)，这一判断仍然能够反映出社会生活的某种真实。在西方福利国家的实践中，对有限的福利资源只能“目标锁定”，采取选择性的配置，不同阶层、群体的保障和福利“所得”是有差别的，对社会资源和机会的“所享”也是不同的，因而也就不能避免上层、中层、下层、底层群体的分离。一些学者认为，在现存的阶级体系内部，福利政策又产生出新的分层类型，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一定意义上加大了贫富差距。“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国家中，社会权利的增长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阶级体系。在大部分情况下，福利服务也没有能够消除贫穷——尽管瑞典和奥地利等更具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在这方面走得最远”。(32)所以，社会福利制度通过社会资源和机会的配置可以使社会利益结构得到某种调整，但并未脱离社会的不平等性及分层结构的合理化这样一个问题。
(三)社会福利制度的曲折演进：商品化—非商品化—再商品化
随着社会的现代性转型和变迁，经济摆脱了与乡土社会关系的共生状态，市场也从传统习俗经济中获得了“解放”，经济活动本身构成了一个特别的领域，效率、利润和剩余成为了追逐的目标，资本积累对于再生产的规模化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人类生活发生了巨变，由原本的经济“嵌入”在社会之中，转向了社会依附于市场经济体制的时代。与此同时，市场化和商品化作为基本线索，贯穿于社会福利的演进过程。前工业化时期的自然经济形态的终结，依赖土地等自然产出来维持的自给自足走上了终点，经济市场化、劳动商品化完全改变了人们的生存和保障方式，无论是家庭的自我防护，还是行会、教会的救助措施，或是领主、君主的仁慈善举，已不能形成抵御各种风险的屏蔽效果。特别是对于靠出卖劳动力换取生活资料的人们，其生计维持和福利开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和雇主。在此情形下，社会福利及其作用方式也发生了市场化、商品化的转变。
历史进程表明，当市场和交换关系成为了普遍的社会现象，人们的生存越来越取决于货币化收入，市场化和商品化过程并不能提供完全的保障和福利。而且，与其他市场现象相一致，劳动力市场也受到竞争原则和供求规律的支配，竞争中的不利者几乎难以避免贫困的威胁。如果说，市场经济和竞争原则提高了效率，使社会再生产的扩大成为趋势，那么也可以说，正是市场化和商品化使得一些个人和群体的保障和福利受到剥夺，生活陷于贫困甚至绝望。也因如此，如果要经济效率、企业竞争力和社会再生产得以继续，就需要一种与之相悖的逆向过程，使之成为对经济市场化和劳动商品化的补充。这就是社会福利制度应当发挥的非商品化或去商品化的重要功能。显然，从更为实质的方面说，社会福利也是一种“生产性投资”。
就劳动的非商品化或去商品化而言，福利国家是最为典型的制度设计。国家提供的社会福利使劳动者免于贫困，使其能够不完全依赖于市场和出售劳动力而生存，这就确立了市场化、商品化的体制性保护机制。同时也应看到，随着福利国家的扩张，非商品化或去商品化过程引发了另一种后果，即高额的福利支出推高了税负，生产成本和社会成本(金融、生产、物流、商业以及环保、教育、医疗等)越来越高，从而削弱了企业的竞争力，抑制了再生产和资本积累的扩大能力。不仅如此，劳动者也失去了必须工作的理由和动机，社会的勤奋、进取和敬业精神也失去了动力。最终的结果是，福利国家陷入了财政危机，整个社会也陷入了各种问题的危机。福利国家于二战以后达到巅峰状态不久，就走上了危机重重的时期。如果从1948年英国率先宣布建成福利国家开始，到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和经济危机，福利国家从兴盛到危机，前后仅仅30年左右的时间。自此，西方各福利国家一直在不断地进行改革。这一改革过程，用学界的表述来说，是社会保障“再商品化”的趋势。通俗地说，更像是一个不断打破福利津贴的“大锅饭”的过程。然而，越是改革却困境越深。这样，福利国家实际的轨迹画出了一个又一个改革与危机相互交叠的怪圈。
(四)所享与所得：福利的普惠承诺和国家的有限能力
当T.马歇尔表示“权利是有的，但救济却经常跟不上”，实际上涉及到了我们所说的“福利的普惠承诺与国家的有限能力”这样一个问题。随着西方社会生活更深地走进现代的范畴，社会福利制度的一种趋势也越来越显著——原本用于展示统治阶层的慷慨仁慈的接济和布施日渐失去了必要性，对社会贫困人群实施补救的国家责任和社会道义得以确立，而且，这一救助的最低保障原则逐渐成为了面向一般国民的普救主义原则，现代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普惠主义价值原则也得以形成和确立。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国家的福利承诺与福利能力两者间的矛盾纠结。即使在上述转变的初期，西方福利国家的福利承诺与福利能力之间的两难困境已经开始显露。
为应对西方社会现代性持续转变中的实际问题，社会福利制度中包含的国家意志和政府责任也日益明确和自觉化，这可以说是“福利国家”的一个共同特征。在其普遍共享的福利目标隐含了一种理想：“一种健全的福利体制，它在某种相当高的程度上为全体公民，尤其是最有需要的公民提供有效的保障”。我们从中还可以看到欧洲福利制度的总体价值观：“全社会共担风险、共享机会；培育社会团结或凝聚力；通过积极的社会干预，保护最弱势的社会成员；鼓励工业领域中的协商而不是对抗；为全部人口提供一个丰富的社会、经济公民权利框架。”(33)
然而，尽管欧洲(尤其是北欧诸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广受赞许，有时被称为“全民福利”、“人民福利”，在现实中，几乎无限的普救式共享福利并未真正实现过。因为，即便是在经济繁荣的状况下，社会福利支出受到的制约也是刚性的，国家的实际能力总是使福利的真正变现不得不大打折扣，于是，“所享”与“所得”的实际距离是难以抹去的，这使得“全民福利”、“人民福利”相当程度上还是一个期待。相关研究指出，在任何国家包括英国和北欧国家，全民福利模式也没有完全实现。英国的“全民低保”从来就没有真正地实现过，其相当的非缴费型给付都是针对一定的目标群体进行的。即使在北欧三国，许多非缴费型补贴也是家计调查式的。由此可见，在福利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有关目标的定位、对象的遴选、福利的给付底线等，都是必须的程序。这也折射出了社会福利体制总会伴随着某种理想性特征：期待的“所享”与现实的“所得”总是有区别的，而且，即使是“所得”也并非是均等化的。事实上，如果对福利国家的改革进行简化地概括，那么，筛选福利目标群体，收缩福利支出，降低财政压力，进而缓解福利国家的危机，是这一过程脱离不了的题中之义。
因此，“权利是有的，但救济却经常跟不上”也是一种提醒——“所享”的承诺基于形式化的社会权利，是不可剥夺的；“所得”作为实质性的变现，其有限性也是难以超越的。(五)不等价交换的世界体系与社会福利的全球格局
从全球格局着眼，西方福利国家并不限于欧美社会系统自身，而是全球经济政治体系的一部分。在全球化时代，一国的社会福利状态更是与世界体系的运行有着密切的联系。按照沃勒斯坦的分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不等价交换”体系，这种“不等价交换”在两个维度上运作：一是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阶层之间的不等价交换，二是发生在被纳入世界体系的国家之间的不等价交换。前一个维度主要反映了西方国家本身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特别是国内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关系不合理性；后一个维度则体现了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核心国家与边缘国家的不平等关系，特别是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之间的利益不均衡性。这样，以世界体系为观察点，我们能够通过这一体系的内外两维，观察到社会福利及其制度运作的全貌，进而对全球范围的福利资源的流向有所把握。
首先，“不等价交换”的内维。就西方福利国家不等价交换系统的内部运行而言，其秩序的保持有赖于两种重要制度——工业仲裁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一方面，各种工业仲裁形式的普遍建立，使资本利益阶层与劳动工薪阶层的冲突被限制在制度性的框架内，确定了各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和方式，同时也对其利益诉求给予承认，从而“卸除了阶级冲突这颗定时炸弹的引信，并使19世纪相对激烈的阶级斗争让位于和平的政治竞争和工业谈判”。(34)另一方面，为了使国内各阶层和群体的财富占有、收入分配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调节和拉平，西方福利国家在尽可能给付可分享的社会福利、提高可上升的社会机会的同时，政府也对高额福利支出的可承受性、更多地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更有效地缩减财政赤字等，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与此相关的是，政府必须将国内税负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不至于引发社会内部的反抗。
其次，“不等价交换”的外维。对于世界体系的秩序维持和福利国家的正常运转来说，“不等价交换”的外部维度也许更为重要。沃勒斯坦等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所以能运转至今，其根本点在于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之间存在着“不等价交换”。(35)世界经济是一个国际生产和贸易的分工体系，不同地区和不同产品被这一劳动分工的链条连缀在一起，各国按照“不等价交换”的原则进行商品贸易转换，从而形成了一个“比较利益”过程——各国的贸易利益所得是不同的。
商品链的地理方位不是随意分布的。如果在地图上把它们标出来，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呈现出向心型。它们的产生点是多层次的，但目的地却汇合于少数几个地区。这就是说，它们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边缘向中心或核心移动。人们很难否定这一经验观察。
尽管每隔50年左右商品链都经历一番重大调整，一个按等级制组织起来的商品链体系却被维持下来。(36)
边缘国家总是处在一种两难境地之中：“对于那些处于边缘地区的国家，由于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处于边缘地区，因而对于核心地区所创造的这种文明很难作出有效的反应，它们往往陷入一种两难境地：拒绝接受将是一个损失，接受也是一个损失。”(37)因此，“不等价交换”的外维揭示了福利资源的全球流动态势，反映了核心地区(西方福利国家)与边缘地区(发展中国家)结成的福利世界格局，由于前者在全球体系中的强势地位，从而能够从后者获得源源不断的超额经济收益。这就从实际操作层面确保了其工业仲裁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既能够满足各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又将国内税负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从而保证了“不等价交换”内维运行秩序。
可见，“不等价交换”的外维运行不仅与“不等价交换”的内维稳定是一体相联的，而且，“不等价交换”外维越是成功运行，西方国内社会福利的制度和政策等也越是游刃有余。这就提示我们：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一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和政策不再仅仅限于本国的内政范围，而是与世界经济和政治体系的运行状态有着复杂的关系。从20世纪西方经济体系发生的历次经济危机期间的国内社会和政治变化来看，从经济和市场领域、企业收益降低和劳动薪酬下降，到资本与劳动的雇佣结构出现新的紧张，再到国内财政和福利支出遇到麻烦等等——这类伴生性社会问题经过一定程度的内部发作，其后，随着外围经济剩余的输入，内维的福利资源又进入了新的丰盛期，其国内的社会和政治压力于是渐趋释放和缓解。
因此，当我们对本国社会福利制度和政策进行研究时，社会福利的世界格局是一个非常必要的研究视角。对于任何一个特定的系统(国家、社会、文化以至群体、组织等)，社会资源总是有限的，因而使其需要的满足程度受到限制。这就使我们必须思考“社会资源汲取能力的改善”这一问题。我们认为，“从历史过程和文化的比较视野来考察作为系统现象的中国社会，不难看出，更多地倾向于社会资源的单向汲取，而且是限于系统本身的单向‘内汲取’，如此，对系统需要的满足就难以形成可持续性和可扩展性，从而逐渐导致了系统更为深层的积弊和沉疴。这是中国社会一直以来所面对的重大困题。如果中国致力于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国家，就必须使这一状况得到根本转变。”(38)
三、发展的适度与从容：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启示与反思
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和演变过程提示我们，一国的社会福利制度是与其经济、政治、文化价值观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也与该国民众对社会生活的新诉求有着密切联系。因此，它应当蕴含一种意境、赋有一种伟力，对发展的方式、适度的波幅、前进的节律，能够保持自我调节和理性驾驭。
(一)积极和主动的发展
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国家实力的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和品质的提高，中国发展的参照系也一再出现调整，人民群众内心的参照尺度也随之变化。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民众对于本国的发展标尺也在不断刷新。中国应当成为最先进的国家，中国人的生活应当具有更高水平、更好品质、更加幸福。人们不再仅仅是从纵向上和自己的过去比较、和前30年比较、和改革开放初期比较，而是更侧重于从横向上进行比较，与当今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比较。参照系的变化反映了中国社会心态和民众精神的乐观、昂扬、向上的指向。社会心态和民众精神的这种变化，促使民生保障和福利事业必须积极发展和主动发展。这种积极发展和主动发展，主要在于民生保障和福利的支出应与国内生产总值保持合理的比例，并使民政和民生支出在社会发展规划和政府财政预算决算计划中得到体现。
相关研究显示，在2005年全国各项社会福利费用中，政府财政支付的部分与企业和个人负担的部分，占全国GDP比例不足9％，其中政府支出部分占GDP的比例仅为5％。而且，政府负担的社会福利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虽然已达到27％，但是与其它国家相比，仍属于一个较低的比例。从几个主要OECD国家(法国、英国、瑞士、德国等)的社会支出占GDP的比重来看，自80年代以来，这些国家的社会支出比重不断增加，到了2003年，几个主要OECD国家的社会支出占GDP的比重都超过了15％，即使是一贯强调个人主义的美国，社会支出占GDP的比重仍大大高于中国。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捷克、匈牙利等也分别达到19.6％与16.4％。(30)
可见，我国的民生保障和社会福利现状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仍有明显的不适应性，与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有明显的不适应性。所以，应当采取积极发展、主动发展的姿态，根据我国国情和国家能力，在近期初步建立起适度的全覆盖的民生保障和社会福利，并在此基础上推进福利配置的公平性，形成更加完善的普惠全民的社会福利体系。
(二)动态和可控的适度
考察综览各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经过一定时期的运行，这一制度最终几乎都难逃一个宿命，这就是深陷危机并难以自拔。问题的形式也许多种多样，但问题的结局几乎如出一辙。例如西方福利国家制度，其实行的普惠福利和慷慨给付，似乎提供了幸福国度的楷模，一度令人称羡。然而，这种制度也使过度的福利依赖成为了特有的文化现象，导致了政府给付能力的崩溃。于是，福利国家、甚至最好的福利国家(如北欧诸国)不得不进行改革。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福利国家的改革措施更为严厉，削减给付水平，缩短给付时间，严格限制给付条件，等等。在实行社会保险型的福利制度国家中(德国是其典型之一)，上世纪90年代也进行了所谓“温和私有化改革”，对养老保险支付采取了削减给付的标准、提高退休的年龄、严格给付的资格等措施。在一些实行强制储蓄型的社会保障制度国家，如新加坡、智利、阿根廷和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等，也被迫进行福利制度改革。智利在上世纪80年代即实行了社会保障改革，主要是养老保险基金的私营化，以减轻政府负担、提高运营效益。其他“东亚儒家福利模式”地区和国家，如我国香港、台湾以及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对西方发达国家“福利病”始终保持警惕，福利水平远远低于欧美，倾向于采取高就业、低保护的谨慎福利政策。即便如此，“东亚儒家福利模式”地区和国家也面临这样那样的实际问题。
这就警示我们，以往各国福利制度都难逃痛苦的循环：危机—改革—危机—再改革，政府的政策在福利膨胀与福利收缩的交替挤压之下来回拉锯。这种痛苦还来自于社会的反应和压力，任何削减福利的企图都可能引发国民的不满而爆发社会抗议和抵制，社会动荡的危局使得各国政府心有余悸，往往不得不放弃改革。
有鉴于此，在建立中国特色的普惠民生社会福利体系的过程中，有必要在动态中保持适度性和可控性，在福利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国家财政能力，寻求一个合理的平衡点。亦如我们所认为的，也许社会福利制度总会在一定程度上拖拽着一条选择性、排斥性、非包容性的阴影。这促使我们不得不保持“适度的永恒性与普惠的适度性”。
(三)自我调节的节律从容
改革开放是不断应对各种困境的过程。几十年的艰辛逐渐涤去了稚气，也渐渐积淀了沉稳的社会心态。2010年，中国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美国和日本，领先全球。但是，对于此时的中国，淡定是最为珍贵的姿态。
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农业尚未脱离“靠天吃饭”，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只有51％，比发达国家低了约20个百分点；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40％，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约30个百分点；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78倍，劳动者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到40％，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了10％至15％；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缺乏核心技术，缺少知名品牌，中国产品的增加值率只有日本的4.37％、美国的4.38％、德国的5.56％。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然非常低，约为3800美元，远低于世界平均的9000美元，在世界上排位百名之后，仅为日本的十分之一；西部内陆最不发达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沿海地区的1/10左右。中国至今仍有相当数量的贫困人口，如果按照国际通用的贫困标准，中国城乡贫困人口约2亿左右。中国正在快速步入老龄化社会，“未富先老”对经济增长潜力、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家庭结构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有关专家认为，对21世纪而言，面临的挑战在于人们没有经历过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社会上出现如此多的老人。(40)
显然，“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是我们基于对中国基本国情认识得出的结论。”(41)相关研究发出提醒：对社会福利不能有过高的期望。基于国家实力和政府财政的现实，“在很长的时期内，除了义务教育，免费性的福利项目的重点还是应该在低收入人群和特定人群身上。对于城市与农村中等收入及中等收入以上人群，更多地还要以缴费型的社会保险项目为主导。”(42)因此，国家财政在什么条件下可以支撑一个全覆盖的福利体系，以及能够支持到什么样的福利水平，就对中国智慧提出了一个拷问。
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为民为政者应谨记：公平不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公平和效率应当形成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关系。作为国民权利的社会福利应当有利于焕发经济和社会的活力，开辟新的动力来源。社会福利一旦变为滋生依赖和惰性的土壤，个人的进取心和社会的创造力将为之摧毁。发展的包容性和福祉的普惠性意味着人的全面发展和幸福生活的目标，然而，如果失去了社会稳定和秩序保障，则将一事无成。西方福利制度的刚性困境从反面启示了我们，如何创制更为弹性化的民生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使得自我调节和节律从容成为可能，也使得民生保障和社会福利成为合理的权利和可持续的制度。
这一问题的另一个关键在于，根据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以及财政收入在其中所占的比重，在对社会福利的各项支出当年以及逐年增加所需要的财政资金等等进行测算的基础上，使社会福利水平与经济发展和国家财政能力之间形成一个适宜的比率。同时，将不断增长的社会福利支出可能带来的各种弊端和社会负面影响减缩到最低限度，使社会福利体系的制度优势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从而避免重蹈西式高社会福利的覆辙。
作者：杨敏，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郑杭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注释：
①(35)(36)(37)伊曼努尔·华勒斯坦：《历史资本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5、42页，第8页，第13、17页，第12页。
②⑤⑦⑧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资本的年代：1848—1875〈导言〉》，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页，第125-126页，第133-134页，第137页。
③刘燕生：《社会保障的起源、发展和道路选择》，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91-99页；汪华。
④汪华：《论“福利国家”产生的实践传统与理论渊源》，《改革与战略》2008第12期。
⑥(28)黄素庵：《西欧福利国家面面观》，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第2页，第7页。
⑨丁建定：《〈贝弗里奇报告〉评价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10期。
⑩(11)(12)《贝弗里奇报告——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年，第4页，第2页，第1页。
(13)(15)(16)(17)(29)(31)T.H.马歇尔、安东尼·吉登斯等：《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页，第8页，第8页，第27页，第27页，第6页，第376页，第39页。
(18)马丁·阿尔布劳：《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70、73页。
(19)(35)安东尼·吉登斯：《批判的社会学导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40页，第24-25页。
(20)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248页。
(21)郑秉文：《社会权利：现代福利国家模式的起源与诠释》，《山东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22)(23)(30)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9、14、17页，第2、3页，第104页。
(24)帕特里克·戴蒙德、安东尼·吉登斯：《新平等主义：英国的经济不平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4期。
(25)(27)参见考斯塔·艾斯平-安德森：《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122页。
(26)(27)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处编：《危机中的福利国家》，序言，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年，第2页。
(33)安东尼·吉登斯：《欧洲社会模式的反思与展望》，《开放时代》2007年第6期。
(38)杨敏：《“国家—社会”的中国理念与“中国经验”的成长》，《河北学刊》2011年第2期。
(39)(42)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组织：《中国发展报告2008/09：构建全民共享的发展型福利体系》，北京：中国发展研究出版社，2009年，第23页，第29页。
(40)《专家建言中国如何从经济大国转变为经济强国》，新华网，2010-09-21，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0-09/27/c_12610314.htm
(41)吴邦国：《充分认识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求是》2010年第19期。
第三篇：5.2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与演变 教学设计 教案
教学准备
1.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通过本课学习，使学生掌握二战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匈牙利改革，并以匈牙利为例，了解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运动；80年代东欧各国的困难局面，东欧剧变的情况等。
2，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社会主义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是有曲折的。我们要吸取东欧各国的经验教训，必须根据自己的国情，实事求是，坚忍不拔地探索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3，过程与方法：通过引导学生分析东欧各国的改革和失败原因、演变过程及剧变原因，培养学生历史分析归纳能力。
2.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匈牙利的改革 难点：东欧剧变的原因
3.教学用具
多媒体
4.标签
新课改
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
师：二战结束后，欧洲有哪些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生：（略）
师：“东欧”作为政治地理概念，是指位于欧洲东南部和中部地区、苏联西侧的8个国家，它们是：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南斯拉夫。这些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经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并与苏联结盟，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1948年南斯拉夫因与苏联冲突被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1962年阿尔巴尼亚与苏联决裂，退出阵营）。既然同是社会主义国家，那么这些东欧国家在二战后的发展历程与苏联相似吗？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第11课“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与演变”。
（展示板书：第11课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与演变）【内容组织】
师：东欧国家在战前都是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国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帝国主义垄断资本有很大的依赖性。战争初期，德国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斯拉夫；意大利占领了阿尔巴尼亚；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成为法西斯德国的同盟国。战争中，东欧各国人民先后都展开了各种形式的反法西斯斗争，成立了各种名称的民族解放阵线，其中坚力量大多是共产党，共产党在领导人民革命斗争中赢得了群众，为东欧各国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提供了内部条件。战争后期，苏联军队追击法西斯军队进入东欧各国，铲除了那里的法西斯势力，并且对资产阶级武装力量进行控制，为东欧各国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相继走上了人民民主国家的道路。（展示板书：
一、匈牙利的改革
1、二战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背景）
师：既东欧各国在战后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后，以苏联的“斯大林模式”为榜样，展开了对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首先，通过土地改革和工商业的国有化，摧毁了旧制度，然后，通过制定五年计划，开展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运动，形成了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到50年代初，东欧各国基本上都确立了苏联模式的政治经济体制和趋同于苏联的社会结构。由于除捷、德外的大部分东欧国家战前经济发展水平都很低，战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运动对于推进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起了积极作用，有利于加快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但与此同时，这些国家也不可避免地接受了苏联模式消极面的影响，其现代化进程表现出与苏联同样的弊端。尤其是在冷战条件下，东欧国家被束缚在苏联主导的集团体系中，难以突破苏联模式的框框，不得不随着苏联发展态势的起伏而曲折前进，所以，东欧国家的发展与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苏联这一外部因素，缺乏自主选择的条件。尽管如此，在战后东欧各国的发展进程中，争取民族自主权利和要求突破苏联模式始终是并行、交织的两股潮流，而在此潮流冲击下，体制的变革与苏、东关系所引发的矛盾成为战后东欧地区历史进程中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动因和内在根源。其中，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发展道路比较典型地反映了东欧国家战后历史的特点。其中，匈牙利的改革较为突出。
（展示板书：
2、匈牙利的改革）
师：请问，匈牙利改革是在怎样一个环境下开始的？和苏联有没有关系？又是如何进行改革的？ 生：（略）师：1945年4月，苏军全歼匈境内德军，匈获解放。同年11月，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全国农民党、小农党组成的临时国民大会举行第一次大选，小农党获多数选票，担任总理要职和半数部长职位。在人民的压力下，议会于1946年2月1日宣布废除帝制，成立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但民主力量仍受压制，为了同反动势力对抗，同年3月，在匈共倡议下，组成左翼联盟（包括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全国农民党、工会）。1947年8月举行新的议会选举，民主力量获胜，以共产党为首的民主力量的地位逐步巩固。从1948年起，匈牙利人民共和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1949年8月，匈牙利通过宪法，正式宣布为人民共和国。1956年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全盘否定斯大林，虽然引起了思想界的混乱，但一定程度上也给各国的改革开辟了道路。可是，匈牙利却因为苏共二十大的消极影响，引发了“匈牙利事件”，匈牙利陷入了一场政治**之中。
资料：匈牙利事件
在东欧国家中，受苏共“二十大”影响、政局动荡最为剧烈的是匈牙利。1956年春，随着苏联展开对斯大林的批判，匈牙利也兴起了要求民族自主和改革的潮流。3月17日，布达佩斯的一批新闻界、文学艺术界和教育界人士（包括部分党员干部）成立以爱国诗人裴多菲命名的俱乐部。他们组织各种会议，在报刊发表文章，评论时政，批评以拉科西为首的党和政府所推行的照搬苏联模式的路线和政策，要求恢复因提出改革政策而被开除出党的前总理纳吉的职务，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实行全面改革，并呼吁为被指控为“铁托分子”而遭清洗、迫害乃至处死的前外交部长拉伊克等人平反。裴多菲俱乐部的活动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有些讨论会参加者多达数千人，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但是，拉科西拒不接受党内外的批评，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并用“反党反人民”的罪名镇压裴多菲俱乐部。拉科西的倒行逆施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使社会动荡加剧，也引起苏联当局的不安。7月17日，苏共领导人米高扬到布达佩斯参加匈党中央会议，决定让拉科西下台，由格罗接任党中央第一书记，增补卡达尔为中央书记。然而，领导人的更换未能使局势稳定下来，因为格罗继续奉行拉科西的路线，党内外的不满情绪不仅没有平息，反而进一步增长。
10月6日，在群众的压力下，党中央决定为被冤杀的拉伊克等4人举行国葬，布达佩斯三十多万居民自发上街为拉伊克送葬，此举成为群众对当局的一次大示威。为了缓和形势，格罗被迫于10月14日宣布恢复纳吉的党籍，但这一让步已不能解决问题。10月21日，哥穆尔卡出任波兰党中央第一书记的消息传到布达佩斯，引起连锁反应。次日，裴多菲俱乐部和布达佩斯大专院校学生团体联席会议先后向党中央、政府提出十点要求和十六点要求，主要内容是：清算拉科西的罪行，将其开除出党；改组党的领导机关，由纳吉出来主持政府工作；进行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撤走苏联驻军，维护民族独立和尊严等。格罗对此反应迟钝，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在这种情况下，群众的不满和愤怒终于以激烈的方式爆发了。
10月23日，布达佩斯的大学生首先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当局先是下令禁止，后见阻挡不住又解除禁令。游行队伍迅速壮大，各界人士纷纷加入，傍晚，聚集在市中心广场的群众已达二十余万。晚8时，格罗发表广播讲话，对游行示威进行谴责，声称要镇压“暴徒”。这犹如火上浇油，事态急剧恶化，一部分示威者冲击电台，与保安部队发生冲突。当晚，电台、电信局、党中央机关报、印刷厂和一些警察局被示威者占领。
鉴于形势严重，当日深夜召开的党中央紧急会议决定由纳吉出任政府总理，同时决定全国戒严并请求苏联出兵维持秩序。这些决定于次日上午公布，随即，驻匈苏军的坦克进入布达佩斯。25日，在苏联领导人米高扬和苏斯洛夫直接参与的匈党中央会议上，格罗被迫辞职，卡达尔接任第一书记。这时，事态继续恶化，由于部分军人和警察加入示威者行列，武器弹药也流入示威者之手，形成了武装群众与苏军及匈保安部队的对峙，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流血局面。在此情况下，纳吉政府没有采取有力措施控制局面，而是企图用满足示威者要求的方式缓和局势。10月28日，纳吉政府决定解散原国家保安机关，更改国徽和国庆日，并要求苏军撤出布达佩斯。与此同时，政府还释放了几乎所有在押犯人。在这些举措的综合作用下，形势更趋复杂，各种政治势力乘机而起。一些武装暴动者要求国家改变政治制度和脱离苏联阵营，他们把党的机关和共产党人作为攻击对象，布达佩斯市委大楼被占领，市委书记和守卫大楼的保安人员被杀害。10月30日，纳吉宣布结束***，组成多党联合政府，并表示准备就退出华沙条约问题与苏联谈判。纳吉政府的政策取向和匈牙利的局势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层中引起严重不安。为了阻止匈牙利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并防止匈牙利事态向其他国家蔓延，在与阵营各国紧急协商后，苏联决定出兵干预匈牙利。11月1日起，大批苏军开进匈牙利，占领首都布达佩斯和各重要据点，对武装暴动分子和抵抗者进行强力镇压。当天，纳吉政府宣布退出华沙条约，并呼吁联合国阻止苏联的入侵。同日，卡达尔宣布解散已瓦解的劳动人民党，成立社会主义工人党，随即离开首都，秘密前往苏联，与纳吉分道扬镳。11月4日，卡达尔在匈牙利东部的索尔诺克通过广播发表《告匈牙利人民书》，宣布成立工农革命政府，并以新政府的名义请求苏军进入，帮助粉碎“反革命势力”，恢复秩序。同一天，在苏军进攻下眼看大势已去的纳吉逃入南斯拉夫大使馆避难（注：1956年11月23日，在苏联压力下，纳吉被迫离开南斯拉夫大使馆，随即被逮捕，1958年6月16日，被匈牙利最高人民法庭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1989年6月获平反，被重新安葬。）。11月7日，卡达尔政府迁回布达佩斯，到11月中旬，局势被平定。
历时三周的**使匈牙利遭受重大损失，数万人伤亡，二十余万人外逃，经济损失约占全年国民收入的1/4。这场民族的悲剧对匈牙利以后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师：在苏联支持下成立的卡达尔政府以稳定局势、恢复秩序为首要任务。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减轻十月事件的后遗症，卡达尔提出“谁不反对我们，就同我们在一起”的口号，对参与十月**的大部分人实行宽容政策。1956年底，政府宣布，凡因**而逃亡国外者，只要在1957年3月15日前回国，一概不予追究。1962年，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作出决议，对所有曾卷入**的群众不再予以追究，并释放了绝大部分被监禁者。同时，匈牙利党还通过《关于结束个人崇拜时期对工人运动活动家的违法事件的决议》，纠正拉科西时期的错误，为冤假错案平反，拉科西、格罗等人则被开除出党。在经济方面，卡达尔政府也采取了宽松政策，修改五年计划，调整轻重工业比例，允许农民退出强制组织的合作社，鼓励农民在自愿基础上搞“第二次合作化”，并取消农产品的义务征购，提高收购价格，增加对农业的投资。上述政策使一个本来缺乏社会基础的政权获得了社会的认同，卡达尔的个人威信也有很大提高。此后，卡达尔开始推行渐进的经济体制改革。
师：1964年9月，匈牙利成立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制定改革的总体方案；1966年5月，匈党中央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批准改革方案；1968年1月1日起，改革方案付诸实施。改革的目标是将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结合起来，在坚持计划经济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改革后的新体制扩大了企业的自主权，中央政府不再向企业直接下达指令性计划指标，而是运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手段对企业进行调节管理，中央的宏观计划主要贯彻于投资和发展领域。实行新体制后，匈牙利的经济表现出比过去较多的活力，工业年均增长率从60年代下半期的3.8％，上升到70年代上半期的6.2％，农业产量也有较大幅度提高，1968～1973年，匈牙利的经济以平均每年6%的速度增长，人民的消费水平每年也增加5%～6%，一度进入经互会国家的前列。在这个时期，匈牙利外贸出现顺差，国际收支有盈余。匈牙利也因此被誉为“东欧消费者的天堂”。
师，那么，匈牙利卡达尔的改革有没有什么不足呢？难道匈牙利的经济因此进入了一个长期的发展时期？ 生：（略）
生：但是，从根本上来看，匈牙利的渐进式改革并没有最终突破计划经济框框，而是在面临突破时陷于停顿。70年代中后期，由于计划和市场两种经济机制的矛盾日益尖锐，领导层在决定性的选择面前出现分歧。卡达尔为首的主流派缺乏从根本上突破计划经济的理论意识和政治魄力，他们满足于计划经济框架内改革的成果，并顾虑进一步改革会引起苏联的干涉，因此用放慢改革步伐乃至停止改革来谋求国内外局势的平稳。然而，这种做法只能延迟矛盾的激化，却不能解决矛盾，卡达尔执政后期的匈牙利在平静的表象下酝酿着一场更加激进的社会变化。
（展示板书：
3、东欧其他国家的改革）
师：早在1948年苏南关系破裂后，南斯拉夫处境极其困难。这在客观上迫使南斯拉夫作出选择，是继续按照苏联模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还是根据自己的国情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决定从本国国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突破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探索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南斯拉夫从1950年开始逐渐抛弃苏联模式，走上社会主义自治道路，究其原因，主要有：第一，南斯拉夫认为，苏联式的中央集权制有很大的消极后果，在中央集权制下，由国家直接管理经济，工人不能直接管理企业，不能充分发挥工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工人不能从物质上关心自己的劳动成果。第二，实行自治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有效办法。南斯拉夫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全国有30多个民族。自治制度可以促使各民族的发展保持平衡，有利于解决矛盾。第三，南斯拉夫有自治的传统。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南共在解放区建立人民解放委员会，工人接管了资本家的工厂，恢复并管理生产。南共认为这是自治制度的最初萌芽。第四，南斯拉夫之所以走上自治道路，最直接的原因是苏南冲突以及苏联、东欧国家对南斯拉夫实行的经济封锁、政治压力和军事威胁。南斯拉夫的自治制度既是一种政治制度，又是一种经济制度。它在80年代之前曾推动过经济的迅速发展，但也潜伏着严重的危机。
师，此外，在苏共二十大的影响下，在匈牙利改革之前，波兰率先进行了改革。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后，东欧各国受到很大冲击。6月，波兰的波兹南斯大林机车车辆制造厂的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和降低奖金税，遭到政府拒绝，由此导致了工人与警察冲突的波兹南事件。波兹南事件平息后，波兰党和政府及时采取了一些缓和矛盾和善后的措施。不久，哥穆尔卡上台，积极进行政治、经济方面的改革，在政治上，整顿了党和政府的领导机构，开展反对“修正主义”思想的斗争。在经济领域，反对苏式的农业全盘集体化，强调发展合作社的自愿原则。在经济建设方针上，放弃以重工业为重点的五年计划，增加消费品生产和农业生产。在计划体制方面，主张实行中央计划与企业自治相结合，削减中央计划中的指令性指标，撤销中央各主管部所属的管理局，成立企业联合公司，扩大企业自主权。但是，哥穆尔卡的改革并未取得明显成效，60年代，由于国内外的复杂因素，改革中断，波兰又出现了新的经济困难，长期无法摆脱困境。
师：在50年代初期，捷克斯洛伐克也实行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管理体制。从60年代开始，捷经济严重恶化，政府财政赤字达50多亿克朗，人民不满情绪日益增长，特别是波匈事件相继发生，推动了捷克斯洛伐克国内改革力量的日益发展。1968年初，改革派杜布切克出任党中央第一书记，4月捷共公布了推行政治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行动纲领》，宣布捷“将进行实验，给予社会主义发展以新的形式”。捷克斯洛伐克在1968年春出现的改革新气象被舆论界称作“布拉格之春”。捷共的改革方针虽然得到本国人民的拥护，却遭到苏联的猜忌和反对，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领导人把捷共全面突破“斯大林模式”的改革尝试看作脱离社会主义道路的企图，他们认为“布拉格之春”是“反苏的”“自由化运动”，决心加以扼杀，以避免东欧其他国家加以效仿。然而，苏联领导指责《行动纲领》背离社会主义道路，坚持认为捷的改革是“反苏”的“自由化”运动，根本不能接受，公然要求捷改变政策，停止改革。同年8月20日夜，苏联纠合波、匈、保、民德几个华沙条约国，突然出兵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运动由此中断。
师：总的来说，由于国内外一系列原因，尤其是没有摆脱斯大林模式的制约，加上苏联的干预，缺乏独立自主权利，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革都没有获得最终的成功。与苏联一样，改革后不久，这些国家又陷入了经济困难。经济困难加剧了政治上的危机，到80年代没，东欧国家的各种矛盾终于集中爆发了。（展示板书：
二、东欧剧变
1、背景
2、概况）
师：什么是东欧剧变？剧变的实质是什么？ 生：（略）
师：1989～1990年，东欧局势发生了激烈的动荡，急转直下的政局变化，令全世界为之瞠目。在短短一年多里，东欧的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捷克和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6国，政权纷纷易手，执政四十多年的共产党、工人党或下台成为在野党，或改变了性质。紧随其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于1992年3月在大选失败后下台；在南斯拉夫，先是南共联盟不复存在，原南斯拉夫联邦内的各邦都发生了剧变，其后在经历近一年之久的内战后，于1992年4月最终分裂为五个独立的共和国。伴随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东欧各国的社会制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政治上，实行多党制为基础的议会民主；在经济上，否定公有制占主导地位，开始实行混合所有制或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剧变后的东欧各国，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方向。师：那么，东欧国家的剧变方式都相同吗？ 生：（略）
师：波兰的变化是以反对派组织取得合法地位后通过议会大选的方式实现的，东欧大多数国家是以这种方式变化的；民主德国演变后以并入联邦德国的方式告终；罗马尼亚的变化则是以采取国内暴力的形式落下帏幕。南斯拉夫演变后，南斯拉夫联邦解体，并爆发了激烈的地区性战争。在东欧剧变的过程中，各国虽然因情况不同而呈现着某些不同的变化特点，但一般都经历了大体相似的三个阶段。深入分析这三个阶段，可以总结出深刻的历史教训。第一阶段，其特征表现为群众的不满情绪激化，党内外的反对派向执政党施加压力甚至提出挑战，时局严重动荡不安。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长期以来东欧国家始终未能解决好政治、经济体制中和政策上积累下来的严重问题，官僚主义乃至腐败情况没有得到铲除或纠正，经济发展迟缓甚至趋于停滞，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没能提高。由此导致群众的严重不满和失望，执政党失去了领导核心的凝聚作用。第二阶段，其特征表现为执政党无力控制动荡的时局：或对反对派妥协退让，这不仅使反对派得以扩大势力，也势必导致广大群众的思想混乱，以致局面完全失控；或寄希望于无群众支持的军队镇压。经过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即政局的变动便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师：为什么东欧国家会发生剧变？发生社会制度的更迭？是不是苏联造成的？ 生：（略）
师：首先，东欧国家的剧变不是偶然的，它是各国长期积累起来的各种矛盾的总爆发，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次，东欧剧变的原因主要包括：第一，历史原因。二战后，东欧八国（南、阿、匈、捷、保、波、罗、民主德国）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基础上，依靠苏联的支持和援助实现的。为了对抗美国的冷战攻势，苏联在战后初期的外交战略，将避免孤立、确保本国安全放在了首位。为此，苏联着意巩固在东欧的势力范围，强使东欧国家在内外政策上同它保持一致。在政治上，苏联要求东欧各国的执政党按照它的旨意部署行动计划、处理各自的内部事务和相互之间的关系；在经济上，苏联的经济体制成为可奉行的唯一的社会主义模式。处在冷战局面中的东欧各国，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取得独立自主的地位。同时，由于缺乏可借鉴的经验，东欧各国大多照搬了苏联的经济政治体制模式。经济方面：二战后，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片面发展重工业和高速度、高积累、高投资的工业化方针被东欧国家普遍采纳。以后为消除这种经济模式和方针所造成的消极后果，东欧各国虽曾进行过经济方面的改革，但大多都未能突破这种经济模式的框框，以致收效不大，经济发展日趋缓慢，甚至出现滑坡。政治方面：由于在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下官僚主义的滋生膨胀，进而导致了民主和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特权和腐败情况出现等问题。经济、政治上的失误和偏差，使东欧各国的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低落，其结果是使反对派能够争得相当数量的群众并最终获取政权。第二，改革失败造成的严重的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经济改革没有突破旧模式的框架，成效不大，酿成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东欧各国的党和政府最终脱离了群众，这是东欧各国发生剧变的主要原因。第三，关于外部原因。首先是苏联方面的因素。二战后，苏联对东欧国家的高压控制，一方面使苏东之间的矛盾不断积累加剧，另一方面，又是维系苏东集团存在的实际力量。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面对苏联的衰落进行战略收缩，苏联对东欧的政策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戈尔巴乔夫为了缓和同美国与西欧的关系，放松了对东欧的控制。同时，戈尔巴乔夫也不乏推行其“新思维”，以使所谓“戈尔巴乔夫派”在东欧各国上台的意图。戈尔巴乔夫的东欧政策“新思维”，推动了东欧各党的改组、分裂和蜕变，催化了东欧的变化并促使东欧各国的反对派借势突起。其次是西方因素。“和平演变”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一项长期基本战略，东欧是它们实施这一战略选中的突破口。80年代初，西方国家加紧了这一战略的实施。在东欧剧变过程中，西方国家进一步协调行动，采取了利用各种传媒，宣扬西方价值观念，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利用贷款、贸易和技术援助，诱压东欧国家向西方靠拢；利用“人权”问题进行内政干涉，扶植、支持东欧国家内部反对势力等多种手段，直接干预了事态的发展。其中，苏联和西方的因素，是东欧剧变的重要原因。
师：那么，东欧国家发生的社会制度根本转变，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以后，有没有给各国人民带来实惠的生活？
生：东欧剧变是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一次严重的挫折。剧变后的一段时间里东欧经济继续恶化，政治和社会生活更加动荡，人民不满情绪进一步加深，剧变并未给人民带来“天堂般的生活”，人民生活在不断恶化。如波兰在1991年前9个月物价上涨了46％，生产下降了11％，失业人数已达197万人，失业率约为10.5％；匈牙利在1991国民生产总值下降7％，失业率达8％。直到近年来经济才出现复苏。【课堂小结】
师：东欧剧变对我们有哪些启示？
生：①坚持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独立自主的内外政策；②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③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实行以法治国；④加强执政党建设，维护党的领导地位；等等。
师：举出你知道的中外历史上出现过的改革。并以其中的一个为具体例子，说明其成败的原因。生：（略）
师：从东欧剧变，谈谈斯大林模式对东欧国家的影响。
生：东欧各国大都照搬苏联的斯大林模式，这一模式在二战后初期恢复和发展东欧各国的国民经济中发挥了作用，但以后这一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导致东欧各国出现经济困难，有的国家进行了改革试图摆脱斯大林模式的束缚，因各种原因未能取得预期效果。经济状况日益恶化导致经济、政治和社会矛盾日益加深，成为东欧剧变最深刻的社会根源。
课堂小结 【课堂小结】
师：东欧剧变对我们有哪些启示？
生：①坚持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独立自主的内外政策；②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③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实行以法治国；④加强执政党建设，维护党的领导地位；等等。
师：举出你知道的中外历史上出现过的改革。并以其中的一个为具体例子，说明其成败的原因。生：（略）
师：从东欧剧变，谈谈斯大林模式对东欧国家的影响。
生：东欧各国大都照搬苏联的斯大林模式，这一模式在二战后初期恢复和发展东欧各国的国民经济中发挥了作用，但以后这一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导致东欧各国出现经济困难，有的国家进行了改革试图摆脱斯大林模式的束缚，因各种原因未能取得预期效果。经济状况日益恶化导致经济、政治和社会矛盾日益加深，成为东欧剧变最深刻的社会根源。
课后习题
一、单项选择题 1．二战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改革的主要原因是（）A．斯大林模式进行经济建设出现弊端
B．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 C．赫鲁晓夫改革的影响
D．这些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制度 2．二战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改革中最突出的国家是（）A．南斯拉夫
B．阿尔及利亚
C．匈牙利
D．捷克斯洛伐克
3．关于匈牙利改革的措施表述正确的是
（）A．政治上，废除共产党的领导，发扬民主，健全法制，稳定政治局势。B．针对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现象，加快重工业发展速度，调整农业政策。C．国家取消价格、税收等经济手段，改用指令性计划进行调解 D．工业方面也进行了管理体制的改革。4．哪个国家的改革遭到苏联镇压（）A．南斯拉夫
B．阿尔及利亚
C．匈牙利
D．捷克斯洛伐克
5．下列不是东欧剧变的原因是（）
A．政治危机 B．经济危机 C．苏联放松了对东欧的控制 D．社会主义理论过时
6．东欧剧变的实质是（）
A．国家名称发生了变化
B．执政党发生了变化 C．社会性质发生了变化
D．由一党制变成了多党制 7．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是由哪个国家分裂出来了（）
A．阿尔及利亚
B． 南斯拉夫
C．匈牙利
D．克罗地亚 8．捷克斯洛伐克分裂成为那两个国家
（）A．捷克和荷兰
B．捷克和奥地利 C．捷克和斯洛伐克 D．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 9．东欧剧变后实现统一的国家是
（）
A．德国
B．朝鲜
C．南斯拉夫
D．捷克斯洛伐克 10．东西方冷战结束的标志是（）
A．东欧剧变苏联解体 B．海湾战争
C．南斯拉夫内战的结束
D．独联体成立
二、材料解析题 阅读下列材料：
“从1989年下半年起，东欧各国风云突变。在一年之内，各国共产党的执政党纷纷丧失了政权，去掉了其中的人民、社会主义等字样。” 结合所学知识回答：
（1）这段材料反映的是什么事件？它的实质是什么？（2）发生这个事件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3）东欧剧变对我们有哪些启示?
三、活动与探究：
1．举出你知道的中外历史上出现过的改革。并以其中的一个为具体例子，说明其成败的原因。
2．从东欧剧变，谈谈斯大林模式对东欧国家的影响。
板书
第11课，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和演变 1.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
匈牙利的改革
捷克斯若伐克改革——布拉格之春 2.东欧剧变（1989～1990）（1）原因：内因： 外因：
（2）变化：执政党垮台 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
第四篇：第11课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与演变教学设计
课题：第11课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与演变
编写人：建湖县裴刘学校
周华
【教学目标】
1、通过学习，使学生掌握二战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与改革，以及80年代末的东欧剧变。
2、通过学习，使学生进一步认识到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经曲折，只有结合本国国情，探索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3、通过学习，进一步培养学生历史分析与归纳能力。【教学重点与难点】
1、重点：匈牙利的改革
2、难点：东欧剧变的原因 【课前预习】
1、匈牙利事件为什么会发生？改革给匈牙利带来什么影响？
2、“布拉格之春”事件说明了什么？
3、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东欧剧变的情况怎样？原因何在？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一）温故知新
如果没有八一九事件，苏联是否还会存在下去？ 即使没有“八一九事件”，苏联最终也会解体。因为苏联的最终解体是种种复杂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①无法改变僵化的政治经济体制；②严重的经济危机；③否定历史、反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思潮泛滥，社会动荡不安；④右翼势力和民族分离主义思潮乘机抬头，社会矛盾、民族矛盾急剧激化；⑤西方势力的影响等等。“八一九事件”只是苏联加速瓦解的催化剂。
（二）教师顺势导入：“斯大林模式”这个僵化的体制不但成为苏联社会继续发展的障碍，而且对苏联控制下的东欧国家也产生许多不良影响。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为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相继进行了改革，但多有失误；到80年代末终于酿成东欧剧变。
二、匈牙利的改革
（一）（投影显示《二战后的欧亚社会主义国家》地图）认真观察地图，回答下列问题：
1、二战后初期，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在地域上有什么特征？
生答师引导：由一国扩大为十几国，其中亚洲新建立了4个，东欧新建立了8个。师：“东欧”作为政治地理概念，是指位于欧洲东南部和中部地区、苏联西侧的8个国家，它们是：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南斯拉夫。
2、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要进行改革？（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背景？）生答师引导：（投影显示）①他们大都按照斯大林模式进行经济建设，走了不少弯路。师就第①条进一步讲解：苏联模式的基本特征是高度集权。它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
生：（略）
师归纳并投影出示东欧国家的剧变的图片：
南斯拉夫 被合并统一 捷克斯洛
一分为五
伐克
民主德国 一分为二
师投影再次强调：剧变的实质：是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次严重的挫折，社会性质发生根本变化。
（四）师生共同探讨：从东欧剧变，谈谈斯大林模式对东欧国家的影响。（正反评说）东欧各国大都照搬苏联的斯大林模式，这一模式在二战后初期恢复和发展东欧各国的国民经济中发挥了作用（正），但以后这一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导致东欧各国出现经济困难，有的国家进行了改革试图摆脱斯大林模式的束缚，因各种原因未能取得预期效果。经济状况日益恶化导致经济、政治和社会矛盾日益加深，成为东欧剧变最深刻的社会根源。（反）
（五）拓展延伸：东欧剧变对我国有哪些启示? 师生探讨师归纳：
①坚持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独立自主的内外政策； ②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③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实行以法治国； ④加强执政党建设，维护党的领导地位；等等。
【课堂小结】
师：东欧剧变对我们有哪些启示？
生：①坚持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独立自主的内外政策；②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③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实行以法治国；④加强执政党建设，维护党的领导地位；等等。
师：从东欧剧变，谈谈斯大林模式对东欧国家的影响。生：东欧各国大都照搬苏联的斯大林模式，这一模式在二战后初期恢复和发展东欧各国的国民经济中发挥了作用，但以后这一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导致东欧各国出现经济困难，有的国家进行了改革试图摆脱斯大林模式的束缚，因各种原因未能取得预期效果。经济状况日益恶化导致经济、政治和社会矛盾日益加深，成为东欧剧变最深刻的社会根源。【板书设计】
第11课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与演变
第五篇：西方社会福利制度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现代远程教育
本 科 毕 业 论 文
题目西方社会福利体系探究及借鉴意义
英文题目
学生签名： 指导教师签名：
2012年4月
中文摘要
上世纪70年代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面临着经济停滞局面,社会福利制度也陷入了重重困境。西欧发生“福利国家危机”,美国出现“福利困境”,日本惊呼21世纪年金制度将要“崩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出了“福利国家在危机中”的警告。不仅是国外，近年来，我国的社会福利事业发展形势严峻，各种医疗、养老、社保等诸多问题引起社会矛盾加深，针对这些现象进行了调查研究，调查发现，西方社会福利结构存在较多问题，比如。在各西方“福利国家”中,社会福利的各项开支在公共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各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普遍大幅度下降,有些国家甚至出现负增长,从而使社会福利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出现严重的失衡。另外,自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西方各国政府的预算赤字都在不断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各国政府都开始考虑要削减社会福利支出,改革社会福利制度。因此，针对这些问题，本文希望通过对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研究探索我国社会福利制度的建设道路，从而推动我国社会福利事业全面健康的发展。
关键词：西方社会； 社会福利制度；借鉴研究
目录
引言·······························································5 第一章：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现状·····································6
（一）西方国家社会福利制度的历史演变······························6
（二）西方国家社会福利制度的基本内容······························6 1.社会保险制度·················································6 2.社会补助制度·················································6 3.教育、培训、住房、医疗等福利制度·····························6
（三）社会福利、社会政策及社会保障的基本关系······················6 第二章：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长处及存在的问题·························8
（一）西方国家现行社会福利制度面临的问题··························8 1.公共开支比重大,政府财政负担加重·······························8 2.福利收益水平偏低··············································8 3.福利依赖严重··················································8（1）用“选择性原则”替代“普遍性原则····························8（2）明确社会福利享受者的权责关系,推行与就业相关联的激励制度·····8（3）加强社会服务体系建设,以减少公共开支·························8
（二）西方国家福利制度的改革措施··································9
1、弱化政府在社会福利制度中的作用································9
2、增收节支······················································9
3、改进社会福利体系的受益规则,引入“工作福利”制度···············9
4、改善社会福利管理··············································9
5、调控社会福利基金的投资结构,加强社会福利基金的运营管理·········9 第三章：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运行与改革给我们的启示··················11(一)完善国家社会福利体系·······································11(二)弱化政府在社会福利制度中的作用·····························11(三)增收节支···················································11(四)尝试推行“工作福利”制度···································12
(五)加强社会福利方面的法制建设·································12 结论······························································13 致谢······························································15 参考文献··························································15
引言
在西方国家,社会福利是一个含义极为宽泛的概念,它是指国家或社会为提高国民或地区居民的生活质量而制定的一种经济和社会保障制度。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福利制度是在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变后才形成的。具有“全面性”、“普遍性”特征的西方国家社会福利制度,在满足国民基本生活需要,降低贫困人口的比重,缓和社会阶级矛盾,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等方面无疑发挥着极大的积极作用;但西方国家现行的社会福利制度也存在不少问题,必须进行改革。
社会福利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象征。社会福利的水平、构成和分配既取决于国家的政治权力模式，也取决于经济的再分配模式和社会中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不同，福利体制或社会福利制度也不尽相同。在全球化的今天，理解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相关的福利体制，对深化理解国家间的社会政策模式和经验有着重要的价值。在社会科学领域，比较研究正日益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过去20多年来，它对社会政策领域和福利制度的比较研究有着显著的影响。社会福利既是人类干预社会问题和改善公民生活质量实践的表现，也是一个社会特定文化和价值观发展的历史产物。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不同历史阶段社会福利发展的不同形态，昭示了国家干预社会问题行动的理念，也显示出社会发展的某种普遍规律。
本论文分析了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着重分析西方福利制度的现实意义和对我国福利体系建设的借鉴意义。选定的题目属于西方社会学研究课题，研究方向是通过对西方社会福利制度利弊双方的分析，从而得出对我国福利体制建设的有利的改革措施。
本论文的重点：通过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福利体系探究，探讨我国福利体制建设面临的问题及相关的改革措施，从而促进我国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本论文的难点：西方社会福利制度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学习的长处以及其不足之处需要如何改进，以避免我国福利体制完善过程中重蹈覆辙。
第一章 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现状
（一）西方国家社会福利制度的历史演变
在西方国家,社会福利是一个含义极为宽泛的概念,它是指国家或社会为提高国民或地区居民的生活质量而制定的一种经济和社会保障制度。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福利制度是在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变后才形成的。早期的社会福利与慈善几乎是同义的。提供者首先多为教会或教区,社会福利主要是以“专为社会弱者服务”的面目出现,对于无依靠的老人、残疾者以及孤儿等提供援助,实际上是为了解决日趋恶化的贫困问题。
19世纪末,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进入了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鼎盛时期,生产力得到了快速发展,物质财富的积累显著增加,现代国家功能日趋完备,这为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及政治基础。于是,政府便把济贫转化为经常性的社会福利项目,并逐步纳入政府的正常职能范围。社会福利制度就慢慢地成为了一项不是专为穷人而设计,而是具有稳定社会秩序、保障个人基本生活的制度。二战结束以后,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立即着手进行福利国家建设。
20世纪50～70年代,北欧等发达国家,仿效英国的做法,完善了其社会福利制度,使社会福利涉及到大多数人,甚至是社会全体成员。
（二）西方国家社会福利制度的基本内容
这里,我们所说的社会福利是广义的社会福利,也就是说包含社会保障在内。西方国家广义的社会福利制度,就其内容来看,是非常丰富的。例如：
1.社会保险制度
社会保险是西方各国社会福利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社会福利制度的“第一大支柱”。绝大部分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险是强制性的,即必须根据国家和各级政府的立法规定,由劳动者、企业或社区、国家三方共同筹资来开展社会保险。社会保险的主要目的是为劳动者及其家属在遇到年老、疾病、伤残、失业、生育、死亡或丧偶等风险导致收入减少、中断或丧失时,提供收入补充,以满足其基本生活需求。
2.社会补助制度
社会补助与社会救助不同,社会救助强调针对性和个案性,社会补助则包含“普遍性”的意义。西方国家社会补助项目较多,如在英国,主要包括子女津贴、住房补贴、家庭补贴、病残看护补助等。在法国,家庭及儿童补贴就包括多子女补贴、家庭收入补贴、单亲补贴、孤儿补贴和最低家庭收入补贴等。
3.教育、培训、住房、医疗等福利制度
公共教育是一项比较重要的福利制度,西方国家一般都实行有年限规定的免费义务教育。如美国,初级、中级公共教育都是作为市民权益的基础部分而由政府免费提供。在德国,免费教育是人人在青少年时期可以享受的社会福利。住房福利是社会福利制度的基本内容之一,其目的是借助国家和社会力量来解决低收入居民的住房问题。西方国家一般是通过发放住房补贴来实现。也有建造公房并以低价租给穷人居住的,在此方面最有代表性意义的国家是美国。医疗卫生福利制度,在大部分西方国家是作为医疗保险制度的重要补充而存在。
（三）社会福利、社会政策及社会保障的基本关系
社会福利服务在各个国家都有悠久的历史，而在社会福利理论的构建当中，其知识体系与其他学科有着广泛的渊源。它与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基础学科的关系由来已久，而与社会政策、社会保障理论等交叉学科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厘清其中的基本关系将有助于加深对社会福利理论的认识、理解和评述。
社会福利理论与社会保障、社会政策的发展密不可分，因为他们都是为了提升人类的福利而存在。因此，社会福利、社会政策和社会保障三者都具有相同的目的性。无论是社会福利、社会政策还是社会保障其目标都是为了提升社会全员的福利，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保障国家的平稳运行和社会秩序。
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是社会政策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福利的主要服务内容为“边际服务”和“补残服务”。社会福利的服务对象是社会特殊群体和家庭而并非社会总体。这些服务给付的形式往往是非现金或实物的，例如生活照料、心理疏导、文化娱乐等。所谓“边际服务”是指相对于社会需求而言，社会福利服务政策只是提供其中的一小部分。大部分的诸如生活照料的社会福利服务是由家庭、亲朋好友和邻舍提供的。例如在英国，任何时候地方社会服务机构的服务对象只包括：三分之一的85岁及以上的老人、不到4%的救助家庭儿童、不到2%的体障儿童以及不到10%的居住在社区中的精神残障人士。而所谓的“残补服务”则指的是社会福利帮助不仅所涉及的规模小，而且往往是作为最后的被动性救助手段，只有当诸如家庭、社会等服务手段都无法解决问题的时候，才给予社会福利的帮助。而在社会保障领域，其服务的基本方式则是由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津贴组成，覆盖绝大多数社会群体和个人，向他们提供例如失业保险、紧急救助金和津贴等以现金或者实物为主的帮助，这与社会福利有着明显的不同。
第二章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长处及存在的问题
（一）西方国家现行社会福利制度面临的问题
福利国家的理念在英国形成之后,便逐步渗透到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欧洲与北美国家。具有“全面性”、“普遍性”特征的社会福利制度,在满足国民基本生活需要,降低贫困人口的比重,缓和社会阶级矛盾,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等方面无疑发挥着极大的积极作用。但这并非表明,现行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十全十美。其实,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也存在不少问题。
1.公共开支比重大,政府财政负担加重
自2000年以来,欧洲国家原先引以为豪的福利制度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负。如英国的社会福利开支在60年代为81亿英镑左右,到1980年上升为221.5亿英镑,1999年更高达1000亿英镑。又如瑞典,自1991年开始连续3年经济衰退,退休金还要照付,各种社会保障开支也不能减少,这使得福利体制捉襟见肘。为了维持高额福利开支,政府只得大举借债,从而导致财政出现大量赤字。目前,瑞典政府的债务共有1.43 万亿瑞典克朗, 相当于1996年国内生产总价的84%。公共开支比重大,政府财政负担沉重是西方福利国家社会福利制度所面临的共同问题。福利国家社会福利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也是一个直接而重要的原因。
2.福利收益水平偏低
虽说西方国家公共开支比重大,但社会福利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福利收益水平却偏低,突出表现在西方国家贫困化现象相对严重。如英国是世界福利国家的典范,但目前英国生活在官方公布的贫困线以下和略高于贫困线的“贫困人口”估计接近1700万,约占其总人口的30%。在欧盟组织的其他国家中,贫困问题也同样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3.福利依赖严重
高福利损害了人们的就业动机,并导致福利依赖现象的产生。在西方国家,由于政府对失业者有较好的福利待遇,因此一些失业者不再积极地寻求新的就业岗位,而长期依赖社会福利的救助。虽西方各国对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总的来看,各国改革举措还是有许多共同之处,具体到反福利依赖方面的举措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用“选择性原则”替代“普遍性原则”
使社会福利切实流向最需要的人群。莫雷托教授曾把20世纪80年代各国普遍使用的反贫困方法归纳为,“传统的救助制度”是“使一定的资源就像经过漏斗一样进行分配”的制度。认为这种制度针对的是所有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穷人,但是最贫困的穷人却无法从中受益。正因如此,西方国家为了削减福利开支,提高社会福利的效率,大多采取了用“选择性原则”替代“普遍性原则”的办法,让社会福利真正发挥帮助穷人的作用,而不是平均分配的。
（2）.明确社会福利享受者的权责关系,推行与就业相关联的激励制度
为了达到反福利依赖的目的,西方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激励措施,并制定了有关的制度。“以工作替代福利”项目的实施,在1985年一年,就使13万原来依靠社会福利生活的人找到了工作,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原来社会福利领取者的工作收入,抑制了美国公共财政开支增长的势头。由此看来,明确社会福利享受者的权责关系,推行与就业相关联的激励制度在反福利依赖方面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3）.加强社会服务体系建设,以减少公共开支
为了减少公共开支,西方国家通过扩大家庭服务,培养家庭护理员,建立保健医疗和社区服务体系等途径来加强社会服务体系建设,个人如何利用自身资源为同学的成长服务,越具体越好。培训对个人今后生活观念与学习有什么影响。个人的其他感受和最突出的体会是什么等内容以总结的形式上交到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咨询中心,籍此检验学员的个人成长与进
步。
（二）西方国家福利制度的改革措施 世纪70 年代末以来,西方各国实施的社会福利制度改革措施,归纳起来大致上有以下几个方面:
1、弱化政府在社会福利制度中的作用
随着高福利制度的进一步发展,西方各国政府普遍感到在社会福利财政支出方面力不从心,政府财政无力供给庞大的福利支出需要,因此,弱化政府在社会福利制度的作用,让更多的私人部门参与到社会福利制度中来,成为近年来西方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的重要趋势。为了弱化政府在社会福利制度中的作用,各国都在努力让政府的社会福利责任逐渐向私营部门转移,实行社会福利制度“私人化”、“资本化”。“资本化”即鼓励私营部门以职业年金与私人养老计划、医疗计划形式参与福利资源的配置,导致福利管理中的合作主义(corporatism)的兴起②。“私人化”,即政府尽量缩小干预社会福利的范围和项目,把这些项目交由非政府志愿机关、工人合作社和其它社会团体承担。以瑞典为例,社会福利一直是以国家福利为主,20 世纪70 年代以来,开始提倡和支持企业在国家福利的基础上开展补充保险、经营保险和行业保险,提倡和鼓励社会保险向“私有化”、“资本化”和“市场化”发展。
2、增收节支
增收节支是各国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的另一重要内容。各国采取的主要措施是提高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上限,甚至取消上限;提高社会保险费率,包括提高职工的保险费率和雇主的保险费率;征收社会保障所得税,对退休金、疾病保险金、残疾补贴、失业救济金都收取一定的税。修订社会保障金的调整办法,过去普遍实行“社会保障金自动指数化”制度,即社会福利待遇标准自动随着物价、工资或生活指数的变化进行调整,现在改为限制保障金的增长,从而减少社会保障金的支出。各国增收节支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是提高退休年龄。例如,美国规定67 岁退休,法国、意大利规定65 岁退休,瑞典将原退休年龄6067 岁。提高退休年龄一方面可以通过延长劳动者的工作年限来延长社会福利的缴费期限,对社会福利计划产生潜在的收入效应;另一方面,工作年限的
延长又会减少受保人领取年金的期限,从而减少社会福利计划的日常支出,增加社会福利基金储备。
3、改进社会福利体系的受益规则,引入“工作福利”制度
“工作福利”是指凡接受政府福利补助者,必须接受政府或立法规定的与工作有关的特定义务。例如,澳大利亚规定,失业救助金领取人必须努力寻找就业机会,并接受政府安排的再培训计划,否则剥夺救助金领取资格。引入“工作福利”制度后,社会福利金就由无偿给付转变为有偿领取。
4、改善社会福利管理
改变社会福利的管理体制,完善并增强社会福利的依法运行机制,使社会福利的行政管理、事务经办、监督控制三者分开,这是现代西方福利国家福利制度改革的一个共同取向。另外,各国还严格审查福利资金发放的资格条件,缩小覆盖面。比如,养老金支付的年限要求,疾病、失业的天数要求等。例如,荷兰、比例时等国采取对申领福利补助的公民规定一些附加条件,以促进相关人员的劳动愿望,减少非正常失业人口。
5、调控社会福利基金的投资结构,加强社会福利基金的运营管理
各国为了使社会福利基金保值增殖,并更好地支持资本市场的发展,纷纷通过立法对社会福利基金的投资结构和运营管理采取新的措施。转变社会福利资金支出,如削减公共福利
支出,限制国家退休金发放量等。虽然各国都采取了各种措施,旨在改革自己的社会福利制度,但严格意义上来讲,只是对原有社会福利制度的修补,原有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基本框架基本保持不变。这是因为,社会福利制度是垄断资本主义为了自身利益对经济进行广泛的国家干预和调节的手段之一。另外,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实施的社会福利体系是经过去100 多年的发展演化而形成的,其基本框架的合理性与完备性勿庸置疑。这是各国保持原有福利制度基本框架不变的另一重要原因。
第三章：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运行与改革给我们的启示
(一)完善国家社会福利体系
虽然近年来西方社会福利国家面临着巨大的“福利困境”,进行了很多福利制度方面的改革,但并未触及社会福利体系的基本框架。这些国家坚持原有社会福利体系的基本框架的原因有许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有的福利体系有其合理性和存在的必要性。我国的社会福利事业刚刚起步,我们完全可以借鉴西方福利国家现存社会福利体系中的精髓部分,为我所用。西方福利国家正式社会福利体系是由收入保障服务、医疗服务、教育、住房、社会工作服务和对个人的社会服务以及就业等六大制度项目共同组成。
我国当前实施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四大项目,即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狭义)和社会优抚涵盖了西方福利体系六大制度项目中的一部分。例如,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的社会救助、社会保险所涵盖的福利项目与西方福利体系中的收入保障服务项目基本一致;社会福利(狭义)项目涉及到了西方福利体系中的教育、住房等方面的部分福利项目。但西方福利体系的六大基本项目中,还有许多内容是我国当前的社会保障体系所未涉及到的,如就业福利方面、社会工作服务方面、教育福利方面等。今后,我们应该加强在这方面的研究,努力借鉴西方福利体系基本框架,并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搭建起适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福利体系基本框架。
(二)弱化政府在社会福利制度中的作用
弱化政府在社会福利制度的作用,让更多的私人部门参与到社会福利制度中来,成为近年来西方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的另一重要趋势。
我国同样也存在社会福利资金供给不足、财政支出压力过大的问题,因此,西方国家社会福利制度的这一改革趋势也值得我国借鉴。怎样弱化? 首先,我国应该选择合作体制,将各种社会福利的供给部分地转移给私人部门来经营,由政府和私人部门共同来供给和运营福利基金;其次,社会福利制度管理要引入市场经营原则和相应的利润导向、价格调节、成本控制等观念,实行市场化的运作,提高福利制度的供给效率;第三,政府应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制度建设上来,为社会制订和完善社会福利事业发展的目标、规划和政策法规以及监督评价体系。
(三)增收节支
增收节支是当今西方国家福利改革的另一普遍取向。由于社会福利供给具有很强的向下刚性,升来容易降来难。
我国近年来,由于医疗、住房、就业、教育等方面的改革在不断深化,公众对社会福利的需求越来越强。虽然我国当前的社会福利水平与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包括GDP 总量、人均GDP水平)还是相适应的。但是,受当前我国公众对社会福利需求的强劲压力,我国未来社会福利支出扩大的预期很强。因此,我国政府在增加社会福利支出总量的同时,应该适当控制福利支出的规模与增长幅度,使社会福利水平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千万不能放任福利支出的过分膨胀,否则,今后我国也会陷入西方福利国家正在经历的“福利困境”之中。
在节支的同时,我国还应该注意增收。福利基金方面的收不抵支也是我国近年来所面临的困境之一。从当前的国情看,我国增加福利收入的途径主要有:征收社会保障税、提高社会保障方面的税费率、尝试发行社会福利债券、加强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运作、提高基金投资收益率等。
(四)尝试推行“工作福利”制度
我国也可以尝试引入“工作福利”制度,让福利享受者在接受政府福利补助的同时必须接受政府或立法规定的与工作有关的特定义务、接受相关的就业培训、提供一定的社会服务等,使社会福利金由无偿给付转变为有偿领取。
(五)加强社会福利方面的法制建设
我国也应该像近年来西方国家福利一样,努力将社会福利制度的运行建立在比较完善的立法基础上,使社会福利制度的运行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使社会福利真正成为呵护社会的“安全网络”。但是,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社会福利方面的立法现状不容乐观,主要表现为:有关社会福利的基本立法不足,缺乏系统性,未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现有的福利保障法规调整范围较窄;社会福利体制运行不符合法律要求,主要借助行政手段,如颁发通知、规定等来进行调控和管理,等等。由此可见,借鉴西方国家经验,尽快改变我国社会福利立法滞后性和不适应性,加快社会福利法制建设,是完善我国社会福利制度的法律保证。
总结
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的目的，是克服传统福利制度的内在缺陷，矫正职业福利的异化，使社会福利能够适应发展变化了的现实社会，并沿着体系规范、水平较高、社会化实施、多层次发展的道路实现自我良性发展。本文通过对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研究，得到对我国福利体制建设有益的几点结论：
1、在体系建设目标方面，新型的社会福利制度应当符合社会成员的群体需求，福利事业的发展规律并具有中国特色，从传统模式下的板块状、封闭式和奇特的混合结构转变为融洽式、开放式、关系清晰、结构合理的完整体系。它应当以社区服务为基础，以各种社会化福利（包括残疾人福利、老年人福利、儿童福利、妇女福利、住房福利、教育福利、社会津贴等）为主体，以职业福利为补充。与传统福利体系相比较，新型体系将产生如下变化：一是三个层次取代了层次不分；二是摒弃了传统福利项目设置不规范，考虑了福利项目的分工与内在规律性，并适应了群体对象的需求，如将教育福利纳入新的社会福利体系，将职业福利界定为由企业或用人单位自主开办，以及设置老年人福利、儿童福利、妇女福利等项目以适应老年人、儿童、妇女等社会群体对社会福利的需求，等等，从而体现了福利项目设置的规范性。三是使福利项目的地位由主次颠倒走向合理，即职业福利项目被严格界定为由企业或用人单位自主开办，社会成员将主要依靠社会化的7 大福利项目和社区化的社区服务来获取社会福利保障，将来是由国家和社会而不再是由企业或用人单位来承担向社会成员提供福利的责任。四是项目体系由不完整走向完整，三个层次及所属若干具体项目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制度中的一个完整的社会福利子系统。因此，社会福利体系结构的创新并走向规范、定型，是其最终走向健康发展的基本依据，使社会福利制度能够从整体上加以推进并得到协调发展。
2、在保障目标方面，社会福利应当以不断改善和提高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为追求目标。换言之，社会福利在发展中要与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等社会保障子系统相区别，它提供的不是社会成员的生存保障，也不是基本的生活水平保障，而是侧重于满足社会成员较高水平或较高层次的社会保障需求，包括服务需求和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等；与此相适应，社会福利事业就不能只是无偿提供，也应包括有偿服务或低收费服务，当然，有偿与收费不能以赢利为目的。
3、在实施方式方面，社会福利应当社会化。一是各种社会福利设施应当走出板块状的自我封闭，对整个社会开放，并采取社会化的手段来发展社会福利事业；二是福利机构应当社
会化，即社会福利既不能由官方包办，也不能由企业或用人单位包办，而是必须通过广泛的社会公共组织或社团机构来具体实施，因此，应当逐步缩小官办福利和职业福利的规模，通过加快各种社会公共组织（或社团机构）的建设及其规范化管理、运作来使其承担起实施各种社会福利事务的主要职责。福利机构的公共化、非官方化应当成为中国社会福利事业实施方式的发展方向。
4、在服务水平结构方面，社会福利应当实现多层次化。即应当根据社会成员的不同需求和不同的生活水平，实现社会福利水平结构的多层次化，以便满足不同层次的社会成员对社会福利的多方面的、多层次的需求；同时给家庭、社区留有余地，以充分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如目前一些有退休金保障即经济承受能力的老年人即使有进福利院的欲望，也往往因政府现有福利院的条件较差而止步。这就需要改变传统观念，根据老年人的需要和经济承受能力等来建设有差别的福利设施，否则，官办福利院就永远只能是无依无靠、无生活来源的孤寡老人福利院而非真正社会化意义上的福利院，这是中国的现实国情所决定的。
在建设新型社会福利制度进程中，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的某些传统特色，如物质保障与服务保障相结合、国家教授与群众互助相结合、救助生活与发展生产相结合、发展社会福利与巩固家庭保障相结合等，仍然应当得到体现。
致谢
XX老师在我完成本论文期间给予我无私的帮助和精心的指导，他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作风一直是我工作、学习中的榜样；他们循循善诱的教导和不拘一格的思路给予我无尽的启迪。在此，特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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