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论我国国际法实践教学环节的构建
论我国国际法实践教学环节的构建
一、国际法学实践教学环节在高校的设置现状
目前我国大多数高等院校的法学课程设置都安排了实践教学环节，建立了实践教学大纲。根据这些大纲，法学专业实践环节普遍安排了民事庭审见习、刑事庭审见习、法学专业社会调查、法学专业专题辩论、法学专业法律咨询和毕业实习等，总学分在15～20分之间。其中，民事和刑事模拟法庭最为普遍。模拟法庭是指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依照严格的法庭程序把一些经典的法学案例进行重现和模拟。通过学生扮演具体的角色，如原告、被告、法官/仲裁员、代理人和有关证人，对案情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提高学生分析和实际处理问题的能力，使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角，增强学习兴趣、加深理解、学以致用。[1]
但是，现在绝大多数法学专业的模拟法庭仅限于民事和刑事法律的运用，忽视了国际法实践教学环节的设置。要充分认识到开展模拟法庭，尤其是模拟国际法庭和模拟国际仲裁庭活动对培养学生能力所起的作用，这种作用可能是隐性的，但意义却长远而巨大。[2]另外，各法学院校对辩论技巧等专业素质的培养形式还在初级阶段，涉外案件的辩论包括英文辩论几乎没有开展，这是应充分重视和积极探索的。因为这关系到培养的法学学生是否具备处理涉外案件的能力这一重要问题。大学的国际化不能停止在口头上。
以清华大学法学院为例，根据 2012～2013 学年度本科课程介绍，法学实践教学方面的课程有：实践（大二学生暑期深入法院、检察院、行政等国家机关或者企事业单位的法律部门、法律援助中心或者律师事务所等，运用课堂所学的法律知识进行与法律密切相关的社会实践）；法律实务（教师根据自身能力和经验，设计了法律实务中一些比较通常的情景，对学生从接待当事人、换位思考、撰写法律文书以及思辨能力的训练等各方面对学生进行技能性的训练，并在这种训练中始终贯穿如何理解法律、检索法律和对律师职业道德的思考）；社会调查（大一学生暑期深入城乡社会的诸行业尤其与法律联系密切的领域，运用法律知识对社会进行一些调查，初步了解法律在社会中的重要性）；研讨与案例分析；知识产权法研讨与案例分析；民法研讨与案例分析；司法实践（大三学生暑假深入进行司法、检察院、模拟法庭、法律援助中心、律师事务所进行司法实践）；模拟刑事审判；侵权行为法研讨与案例分析；法律诊所；行政法案例研讨。由此可见，国际法实践教学环节即便是在985大学也没有得到重视。
再以中国政法大学为例。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是我国规模最大、师资力量最雄厚的法学院之一，现有6个博士专业、6个硕士专业和一个本科专业，下设8个教学科研机构、20个学术研究中心。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本科专业的国际法实践教学环节除了研讨课组、案例课组，还有实务技能课组。实务技能组中有国际模拟庭比赛（贸仲杯）、国际模拟庭（icc审判竞赛、杰塞普模拟比赛、人道法模拟法庭比赛、国际替代争端解决方式模拟比赛、航空法模拟法庭比赛、知识产权模拟法庭大赛）、国际模拟庭基础和国际模拟庭比赛。组织学生参加各种国际模拟庭比赛成为国际法实践教学环节的重心。但是，这种模式对于大多数普通高校法学本科教学来说难以实现，而且比赛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如果以比赛为目的设置课程就会本末倒置。因此，探讨我国普通高校法学专业国际法实践教学环节的科学构建极其重要。
二、传统国际法教学的手段方法取得的成绩和不足
我国国际法学的一代宗师周鲠生先生于1976年出版的《国际法》近60万字，是我国近代以来最系统、最权威的国际法著作，整整影响了几代中国国际法学人。[3]1980年，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建立，成为我国高校系统最早成立的专门研究国际法的学术机构，自此，国际法的三个分支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的综合研究和全面教学在全国高校蓬勃兴起。国际法课程已形成了十分完整的教学体系和教学结构，是普通高校法律专业最有影响的课程之一。国际法课程作为我国普通高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之一，其成功开设不仅为我国培养了大批从事国际法实务工作的国家官员、外交人才、律师和专业人才，同时为高校培养了大批从事国际法教学和研究的教师和研究人员。正因如此，国际法课程的教学效果得到国内外专家的一致好评。
但是，随着冷战结束，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国家间政治经济关系的复杂化程度的加大，特别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所面临的国际经济贸易摩擦日益扩大，采用传统国际法教学方法培养的法律人才，他们的缺点也逐渐暴露出来。他们虽然具有较为扎实的国际法理论功底，但是处理国际政治经济贸易摩擦等实际问题的能力普遍不足，导致在很多国际舞台，尤其是国际仲裁庭鲜见中国律师的身影。我国参与的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中的多数反倾销反补贴案件都不得不聘用大量外国律师和国外法律人才。应用型国际法律人才的欠缺恰恰说明法学教育存在问题。
反思国际法教学，几十年来传统的教学手段和方法仍然广泛应用于教学中，即侧重理论知识的灌输，疏于于实践能力的培养。教学改革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一直提倡案例教学法的引入和应用，很多高校都组织出版了国际法案例教材，但这些教材主要采用学者对案情的介绍和对案件的简单分析结论来传授知识，并没有将案情原始真实地展现出来，案件的分析也没有针对法院或者仲裁庭的真实判决或者裁决进行。这样的教学方法是学生有了先入为主的结论，不利于他们独立思考和分析能力的提高。21世纪以来，中国国际法学会致力于国际法教学改革的研究和促进，每年年会的议题都有关于国际法实践教学环节的探讨。在此推动下，一些985大学法学院设置了国际法实践教学环节，如模拟国际商事仲裁庭和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模拟法庭辩论赛等。但是，在全国普通高校的法学建设中并没有形成统一设置和标准。
第二篇：优化教学环节_构建高效课堂
优化教学环节 构建高效课堂
秦都区明德小学
史战省
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如果学生在掌握知识的道路上，没有迈出哪怕是小小的一步，那对他来说，这是一堂无益的课。无效的劳动是每个教师和学生都面临的最大的潜在危险”。“有效的课堂”，“高效的课堂”是我们教育实践者的不懈追求。通过一些学习，我对课堂教学的高效性展进行了探索和实践，在此谈谈自己的体会：
一、重视课前的备课
认真确定课堂教学目标。教师在备课前，应当认真阅读教材、教师用书，对所教授内容的三维目标、教材编写特点等要了然于心，并结合学生的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课堂教学目标。所拟定的教学目标要具体、可操作，如果目标过高或过低，都容易使学生失去兴趣，而应当处于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即“跳一跳能摘到果子”。
教学设计要关注学生学习过程。备课是上好课的前提，那么备课“备”什么？教师备课的重要指导思想不是备教师怎样“教”，而是备学生怎样“学”。教师要关注学生的学习基础、学习状态，精心设计学生学习的过程。要充分预设学生对哪部分内容学习困难大，应该如何实施，对哪部分内容学生容易产生分歧或独特见解，如何应对等。
创造性地使用教材。课程改革实施以来，教师们都认识到应该“用”教材教，而不是“教”教材。教师要创造性地使用教材，变“死教”教材为“活用”教材，使课堂教学生动而有效。而创造性地使用教材是提高课堂教学有效性的关键之一。教师要创造性地使用教材，首先应当在认真钻研教材的基 础上，能根据学情和教学需要对教材进行改进和补充，使之更好地为教学、为学生服务。其次是教师要勇于创新，大胆对教材进行“再加工”、“再创造”，使教材更加切合学生的实际，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二、重视课中教学行为的有效性
课堂教学行为是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双边互动的过程。课改思想倡导学生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而学生的这些学习方式都是在教师组织、指导等“教”的行为下发生的。要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益，重在提高教师“教”的行为的有效性。因此，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每一个具体行为都应当精心地思考、精巧地设计。如何提高教师高效课堂教学行为的有效性呢？我认为：教师要着力打造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教师要放下传统观念中“师道尊严”的架子，要“俯下身子”与学生交流。只有在和谐、平等、其乐融融的师生关系中，才有师生全身心的投入，教者神采飞扬，学者兴致高涨。这就需要教师树立以发展学生为本的观点，坚持教学为学生服务的思想。教师更要明确自己的角色定位，即自己是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合作者、参与者。此外，教师还要时刻铭记学生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而不是知识的容器，他们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而是主动、积极地建构知识。
教师要创设学习情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教学中教师要尽可能地联系学生的实际，让学生在有效的情境中产生学习和探索的兴趣。教师要善于了解学生的学情，结合教学内容，努力创设各种生动形象的教学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他们积极、主动参与到学习中去。教师通过创设情境使学生产生学习新知的动机，积极投入到探索新知的活动中。教师在课堂中要善于倾听。我们经常要求学生上课专心听讲，致力培养学生倾听的良好习惯。其实，我们教师更需要有一双善于倾听的耳朵。要提高 课堂教学行为的有效性，教师更应成为学生的忠实听众，在课堂中善于倾听。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组织学生讨论、交流问题时，要善于倾听、关注学生涌现出来的各种各类信息，对信息进行筛选和组合，不断引导和激发学生去发现，去思考，推进教学过程。有了教师的倾听，才有师生、生生间有效的互动，才有学生新知识的建构、能力的提高。
三、重视课后的教学反思
叶澜教授曾说：“一个教师写一辈子的教案不一定成为名师，如果一个教师写三年反思有可能成为名师。”所谓课后反思，即教师在完成一堂课的教学后，对自身在课堂中的教育教学行为及其潜在的教育观念的重新认识。随着课程改革的深入进行，要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课后反思就显得更加重要和必要了。如何进行课后反思呢？我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进行。
一方面是反思教师的“教”。它包括：（1）总结本课“亮点”、积累成功经验。一节课下来，教师回味课中的成功之处，并且对成功的原因进行分析，总结经验，这样会使自身的教法越来越活，教师水平大大提高。（2）查找不足的病因，探索对应策略。不是每节课都一帆风顺，尽如人意，教师面对自己失败的课（即课堂教学效益低下的课），更应该及时查找失败原因，找准不足之处，并进行分析，找到应对的策略，记录下这些策略，对以后的教学帮助会更大。
另一方面是反思学生的“学”。我们的教学始终是为学生服务的，教师在反思时，应当站在学生的角度，审视学生在课堂学习活动中的困惑与问题，或在某一个教学环节中的奇思妙想、创新见解，记录下这样的教学资源，有利于我在今后的教学中更加贴近学生的实际，进一步促进课堂教学有效性的提高。
第三篇：论我国执行救助制度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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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执行救助制度的构建
执行救助是在民事执行过程中，确因客观原因，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尚未实现，且其生活又特别困难时，由法院提供一定物质帮助的救济行为。它受到中央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热切关注。但是，国家层面的统一制度尚未形成。目前的执行救助主要是各地各级地方法院试点，实践的产物，可谓五彩缤纷，神态各异。为了切实保障申请执行人生存权，实现社会和谐，长治久安，亟需构建统一、明确的执行救助国家制度。近年以来的司法实践，为该项制度的构建，廓清了理论基础和价值目标。在此基点上，分析目前执行救助存在的问题，归纳共通的救助范围、对象、程序和具体措施，乃是构建我国统一执行救助制度的理想途径。
一、执行救助的基本内涵与特征
执行救助，是指在民事案件执行过程中，因客观原因，申请执行人债权尚未实现，且生活又确有困难时，由人民法院给予适当物质帮助的救济行为。由此概念可见，执行救助具有如下表征:第一，性质上，执行救助是临时性、应急性、一次性的司法救助。是故，申请执行人在同一个案件中只能申请一次;第二，目的上，执行救助并非人民法院替代被执行人履行债务，而是为执行过程中“特别困难”的申请执行人提供的临时性帮助;第三，原因上，执行救助主要是针对因遭受侵害而不能维持当地最低生活标准，或因部分或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缺乏必要的生活及医疗费用、生活难以维持，或因受害致死给家庭生活造成巨大困难的，且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因客观原因未能实现的情形;第四，主体上，执行救助是由人民法院实施的救助行为;第五，对象上执行，救助的对象是已进入执行程序，债权尚未实现，且生活严重困难而急需救助的申请执行人。
对全国集中清理执行积案活动检查验收的结果表明，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绝大部分地市及县、区均有效开展了执行救助活动，并就建立执行救助发布了专门文件。但是，全国性，统一、明确的执行救助制度尚未建立。近几年关于执行救助的讨论和实践探索，为执行救助的国家制度化，逐步廓清了理论基础，明确了价值目标。
二、执行救助制度的理论基础与价值目标
执行救助是立足于社会福利观、利益均衡、风险分担及回应型法等理论基础上的制度化追求。它体现了现代文明国家视域下的社会福利观念，是对公民生存权进行优先保障的利益平衡机制;是对社会风险进行分担与均衡的非常规形态;是对和谐社会大背景下公民需求的合理回应与理性满足;是“司法人本思想”的具体表现，体现了司法的人本关怀。
(一)理论基础
1.社会福利观
社会福利，是一个需要从不同层次，不同维度进行理解的复杂概念，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学者中，这一概念也有差别。在此，笔者对之持广义理解，将它视为公共政策或社会政策视角中的概念。即认为，凡与国家运用财政所支付的“公共”或“社会”计划有关的都属于社会福利，包括各种社会救助、津贴补助、社会保险、公共卫生、社会关怀服务等。它是社会中所有成员的福利总和，但又非简单相加，而是结构和价值的整合。罗尔斯指出，社会福利的质量是由社会中处境最差的人决定的。只有在最差的人之处境得以改善，社会福利才会整体性增加。帕累托则为社会福利制定了这样一个标准：当群体中一名或更多成员的处境被改善，而无一名成员的处境被恶化时，社会福利就增进了。申言之，为了增加社会福利，就需要制定公共政策，保障公民个人，尤其是那些身处危困之中的弱者福利的最大化实现。因此，由国家对特殊困难的申请执行人提供一定的帮助，以实现社会福利的基本均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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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总量的持续增加就十分必要。
社会福利观是同私人福利观相对立的观念，它发源于理性神话的破灭，以法律最终确立了对“弱而愚的人”关切而形成;它要求尊重当事人的地位，给予“弱而愚的人”特殊关切和保障。执行救助，恰是通过对难以借助法院执行实现其生效债权，且生活特别危困的弱者进行救助的策略。它与现代社会福利观的基本要求和核心理念形成一致，为社会发展增加了和谐因子。正是因此，重视贫困群体的权利诉求，增进他们的利益需要，并随着社会财富的积累而不断建构和完善对弱势阶层及其贫困群体的反哺机制，已经被证明是人类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不二法门。
2.利益平衡理论
利益平衡理论兴起于欧洲大陆利益法学理论运动。在利益法学者的观念中，利益平衡是解决各种利益冲突的原则和原理。它意味着，在相互冲突的社会群体中的一方利益应当优于另一方的利益，或者冲突的双方应当服从第三方利益或整个社会的利益”;为了进行利益衡量，法官应当认识所涉及的利益、评价这些利益各自的份量、在正义的天平上对它们进行比较，以便根据某种社会标准去确保其中最为重要的利益的优先地位，最终达到最为可欲的平衡。
利益均衡理论在执行救助制度中体现在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利益主体之间的竞争和平衡。这涉及执行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之间，以及执行申请人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的竞争与均衡问题。对于每个社会成员而言，利用国家或社会资源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应该是同等的，但是基于不同的情形，相异的原因，每个成员实际获取和利用资源应该有所不同。对于执行程序中的当事人是否应予平等保护问题，可谓见仁见智。尽管有学者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提倡“执行当事人平等主义”，但是，不能否认，保护债权是执行程序之目的，在保障被执行人基本生活的前提下，债权人应受优先保护。所以，“执行当事人实际不平等”。对于被申请执行人而言，执行救助不予适用，除了虑及民事诉讼法对被执行人已“极尽关照” 外，主要是为防止个人规避责任或转移风险，防范新的社会矛盾。所以，执行救济的对象需要限定为申请执行人。这正是，对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进行利益衡量的结果。同时，救助对象限定为申请执行人，自然也就意味着，对申请人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衡量。因为国家财政资源来自公民个体，每位个体也享有平等获取和使用的机会。正常情况下，这是理所当然。但是，当特定个体在受到生存威胁而凭借自身的力量难以摆脱危急时，国家资源(社会福利)就有必要向其倾斜，给予其适当帮助，以平衡该个体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
第二个层面是，利益(权益)之间的竞争与平衡。这涉及申请执行人的生存权、债权与被执行人的生存权之间的冲突与平衡。在现代执行理论中，学者们比较关注申请执行人的债权与被执行人的生存权，并普遍认为“生存权高于债权”。但是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 219和220条之规定却仅仅体现对被执行人的“特殊照顾”。该二规定对被执行人的劳动收入和财产进行了限制。即指，即便被执行人的义务尚未履行或者尚未履行完毕，法院仍应为其自身及其家属保留生活必需费用和必需物品。这体现了被执行人生存权 高于申请人债权的理念。但是，反观申请执行人，却没有体现其生存权高于债权理念的规定。法律在保护被执行人和申请执行人生存权上失去了平衡，给人以厚此薄彼之感。此故，很有必要建立合理的执行救助制度，切实保障申请执行人的基本生存。
3.回应型法理论
诺内特和塞尔兹尼克将法律现象划分为三种类型：压制型法、自治型法、回应型法，分别指，作为压制型权力的工具的法律、作为能够控制压制并维护自己的完整性的一种特别制度的法律、作为回应各种社会需要之愿望的便利工具的法律。回应型法实际上调和了自然法与实证法的矛盾，以兼顾秩序统治与公平正义。回应型法更为注重公共目的之实现，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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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问题的回应，并且是“能够超出形式上的规则性和程序上的公平而迈向实质正义的法律体系”，能够缓解法律“权威被侵蚀，其正统性受到普遍怀疑;缺少合意削弱了众所公认的道德的有效性”等危机。回应型法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对整个法律体系而言，它意味着法律体系的自我修复，这种自觉修正的动力不在于别的东西，而源于公众的需求。由于现有法律体系不健全，导致申请执行人的生存权无以保障。执行救助，是公共政策对申请执行人生存权与债权，持续、深入关注的结果，它不仅强化了公众对法律的尊重与认同，也更新着整个法律体系，使其臻于至善。
4.风险分担理论
风险分担，又称风险均沾，其主要包括风险分摊说和社会保险说。按照该理论，公民赖以共同生活的社会环境所伴生的风险是一定的，每位公民遭遇并承担风险的几率不是与财富、声名等直接相关，它取决于公民参与社会活动的广度和深度。诉讼乃是每位公民可能遭遇的社会风险，执行风险亦是社会风险在执行阶段的延伸。当某个公民遭受这种风险时，一定意义上也是在替其他社会成员承担，正是如此其他社会成员才可以幸免于难。这与霍金，“凡一个人主张一个权利，实在就是为一切享有此项权利的他人——在同一法律系统下的现在和将来的任何人——主张他们的权利”的言论，原理相通。现代社会为了避免这种风险过于集中而使特定群体陷于危困，普遍通过社会保险的方式对之进行转嫁和均摊。其主要方式就是通过政府的公用税收，埋付保险。沿此思路，执行救助，就是政府借助救济特别困难的执行申请人，进行风险分担与均衡的正当政策。
(二)价值目标
执行救助主要有两个方面的价值。一方面是：扶贫济困，趋近实质公平正义，消融社会矛盾。第一，执行救助不仅使确有困难的申请人得以维续基本生活，而且缓解了申请人与法院之间的紧张关系，安抚了申请人对执行机构，甚至是对社会的不满情绪。第二，执行救助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使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权、生命权、健康权得到保障，是一种特殊的司法保护手段，也是一种利益平衡机制，它使社会更趋于实质公平，更接近实质正义。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融了社会矛盾。
另一方面是：为弱势申请人救急，彰显司法的人本关怀，防止产生新的社会矛盾。执行申请人一般均属弱势群体，他们不仅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更为突出的是，在政治与法律上，常被“边缘化”。因此，他们往往采取非理性的方需要帮助的人，其他人只能暂缓。”但是，“没有立法，给谁不给谁，没有一个统一标准，只能谁的哭声大，就给谁多一点，在事实上造成了新的不公平。”此外，适用的案件范围和类型不明确，也会引发申请执行人心理预期的混乱乃至非理性提升。
(三)执行救助基金的发放标准不一，程序混乱
实践中各个法院发放救助金的标准普遍不高，且各有不同。多数法院救助金额在5000元以下，并且设置了标的额比例与金额上限两道标准。这体现了执行救助“临时性救急措施”的特征。依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5000元一般可以帮助申请执行人在一定时期内维持正常生活。但各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只以执行救助金的绝对数额为标准，“一刀切”的做法绝不可取。目前，法院系统对执行救助额度和发放标准尚未形成统一意见，这也成为阻碍执行救助工作广泛深入开展的一大难题。
(四)资金来源单一，管理混乱
资金不足是执行救助基金制度发展的又一障碍，也是理论与实践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资金不足的重要原因是，来源单一，且数量有限。从全国目前总体情况来看，救助基金主要来源于政府的专项拨款。受制于地方财政的不均衡等因素，法院推进执行救助严重缺乏动力。所以，积极拓展救助基金的获取渠道至关重要。当下，部分法院努力争取社会捐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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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实为明智之举。但是，由于统一的制度尚未确立，各地各级法院的做法可谓五花八门，有悖国家行为的严肃性，也有损制度的庄重性。同时，执行救助基金的管理也是大问题。目前，基金管理既不讲策略，也无程序规制，混乱不堪。这可能滋生腐败，引发新的社会矛盾，损害社会公平与正义。
(五)恶意骗取救助的惩戒机制缺失
“放弃或忽视惩罚性公正，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不公正，而且等于一种分配上的不公正，因为如果不以公正的暴力去对抗不正义的暴力，不去惩罚各种为恶，就意味着纵容不正义的暴力和帮助做恶，也就等于允许恶人谋取不成比例的利益和伤害好人”。为防止恶意骗取执行救助，就必须设定相应的惩戒机制。试点中，各地普遍存在“依照有关法律规定予以处罚”的粗糙规定。但是，到底该依据何法律规定，则因指向不明而流于形式。另外，为防止执行申请人过分依赖法院，提升整体执行效率，还需要建立相应的追偿机制。
四、统一执行救助制度的构建
(一)执行救助的决定与实施主体 结合实践，笔者以为采取执行救助决定权和执行救助金发放权相分离的二元分立模式最为合理。即指，法院负责审查执行救助申请并作出决定;民政部门或非政府社会组织负责发放救助金。理由是：首先，法院最为熟悉案情和当事人基本情况，具有审查和决定救助申请的便利条件。其次，相较于专职司法，略显呆板，缺乏生气的法院而言，这些部门或组织，功能多元，活动范围广泛，活动方式更为生动，更具活力。因此，他们更富有参与社会管理活动的热情;他们的参与不仅有利于相关政策与制度的传播、推广，更有利于通过富有热情和亲和性的活动营造社会和谐。最后，权利的分离与分立有利于监督与制约。权力的分离保证资金的安全, 也可使机构之间相互监督;同时，让民众清楚资金的性质、来源以及法院的职能定位。
(二)适用执行救助的案件范围
纵观试点的总体情况，执行救助的案件范围，大体可归纳为如下几类：一是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此类案件进行救助的前提是，被告人缺乏赔偿能力且被害人亟需救助;二是事故类案件。如道路交通、工伤、医疗事故或其他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三是追索特殊债权的案件。如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或抚恤金、养老金、社会保险金案件;四是其他案件。
(三)执行救助基金的发放标准与程序
对于执行救助金的发放标准，笔者赞同设置执行标的额比例与金额上限两道标准。具体讲，“在执行标的金额的5%-20%之间，最低为当地1个月的最低生活保障费，最高不超过24个月”。
在发放救助基金的程序上。首先，申请执行人提交书面申请并提交生效法律文书、身份证明、户口本、当地政府的派出机构或办事处、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其生活特困的证明。其次，由本案执行负责人对申请人的条件进行初步审查后交由人民法院分管执行工作的副院长审核并提交专门的机构集体讨论决定。最后，符合条件的，由法院内设的执行救助办公室核定救助金额并书面通知民政部门或选定的非政府组织从救助基金专用账户中支付救助金。
(四)执行救助资金来源与管理
结合当前各地法院的试点工作情况，笔者主张执行救助基金可以由以下几方面组成:一是地方财政预算。二是诉讼费。笔者以为，可以从诉讼费和执行费中提取一定比例来补充执行救助资金。比如浙江萧山法院〈司法救助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试行)的实施意见》中规定司法救助基金为100 万元，资金来源主要是区财政安排以及在财政中的法院诉讼费。三是执行罚金。依据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对单位和个人可处罚金。可以考虑，将收取的罚金全部或部分充入救助基金。目前，已有地方法院采取这一做法，如永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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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从每年追缴的罚金中以20%的比例提取用于补充执行救助基金。银川市两级法院每年从法院罚没款中提取10%—15%纳入救助专项基金，专户存放，专款专用。四是社会与慈善捐款。实践中，法院救助基金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社会捐款。社会团体、组织、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的捐款是救助资金的一个重要来源。五是其他来源。比如，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法院、检察院、公安局、民政局共同签署了文件，在交通肇事案件中，民政部门可以作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为维护“无名氏”权益提起诉讼。“无名氏”死者的赔偿金由民政局单设会计科目保管，并建立财务账册。赔偿金保存5年后无人认领的，可转入社会救济基金账户。
关于执行救助基金的管理，目前各地法院的做法不一。如《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执行案件司法救助实施办法(试行)》中规定，救助基金由法院管理。石门人民政府在《特困对象案件执行救助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由县政府成立特困对象案件执行救助基金领导小组，由常务副县长任组长。《永安市特困群体实行执行救助实施办法》规定，执行救助基金由民政部门管理。笔者以为，执行救助基金由民政部门或非政府组织来管理更为合适。理由是：首先，其精力和能力可以充分保证基金管理。其次，这也权利分离与分立的需要。最后，有利于监督，有利于保障执行救助的合理有序进行。
(五)恶意骗取救助的惩戒机制
实践中，一定会有一些投机者，极尽所能，恶意骗取执行救助。所以，设置相应的惩戒机制尤为必要。笔者以为，对于恶意骗取执行救助金者，可设置民事和刑事制裁制度。民事制裁方面，可将恶意骗取行为纳入妨害民事诉讼行为体系，对其处以罚款和拘留。刑事方面，对于情节、手法、影响较为严重、恶劣者，可以依照诈骗罪来处理。
另外，可以设立执行救助基金追偿制度。如若日后，申请人的债权得以实现，就应该从其债权中划分等于其所获执行救助金的款项，返归和补充执行救助基金。这样，既可以保障救助基金源源不断，又可以防止申请执行人产生依赖，提高执行效率。
在当前形势下，执行救助制度的建立将是一个筛选，整理和论证的艰难过程，但无论如何，通过修订民事诉讼法或者单独制定司法解释，构建国家层面的统一执行救助制度乃是大势所趋，它必将为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增色添彩。
第四篇：论我国医事仲裁制度的构建
【关键词】医事仲裁；医疗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
【中图分类号】13915．7；r 0
5【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 1007—9297(2004)02一ol18—0
2当前医疗纠纷逐渐成为社会公众广泛关注的热点和焦点话
题。妥善处理医患纠纷，切实保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防止矛
盾激化已成为医疗
纠纷解决的重中之重。目前医疗纠纷的解决
主要包括行政解决和法院诉讼两种形式。从各国的医疗纠纷的解决来看，还包括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alternative dispute reso—
lution，简称“adr”)，仲裁作为“adr”的一种形式，以其具有解决
纠纷的快速、保密性强和纠纷解决过程中当事人自主等特点，使
其已被世界各国广泛适用。笔者认为，采用“洋为中用”的原则，合理借鉴外国有关医事仲裁制度的规定，推陈出新，依据仲裁制
度的特点，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在我国建立医事仲裁制度。
一、国外医事仲裁制度发展的历史概况
仲裁是根据争议双方当事人之问对解决争议的机构事前或
事后达成协议，按照有关法律规定，由该机构以第三方的身份，对争议的事实进行判断，对争议的权利、义务关系做出裁决的一
项法律制度。仲裁作为解决民商事争议的一种法律制度，是随
着商品生产和经济贸易的发展而逐步发展和完善起来的。最早的仲裁，产生于古罗马商业发展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
科学技术的发展，仲裁被作为解决特定纠纷的手段，除了传统的对贸易纠纷的仲裁之外，又建立了许多法定或强制性仲裁，例如
劳动争议仲裁、法院附设仲裁以及处理交通事故、消费者纠纷和
产品责任纠纷的仲裁等。而医疗事故纠纷的仲裁制度也是在这
个时期应运而生，并在解决纠纷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如在美国发生医疗事故，病人可以向“庭外私了”机构进行投诉，也可
以向法院进行诉讼。这些机构包括监察员组织、病人代表组织
和仲裁组织，他们都是由具有医学、法学、公共卫生管理知识的人员组成。通过专业组织采用“庭外私了”的方式解决医疗纠纷
可以节省高昂的诉讼费，节省久拖不决的诉讼时间和医疗开支。
二、我国医疗纠纷处理机制的发展、现状和弊端
我国对医疗纠纷的处理机制的发展主要包括3个阶段。第一阶段(1950—1959)这一时期对医疗纠纷的处理主要侧重于司
法部门的裁决。不少医疗事故都由人民法院直接处理，特别是
责任事故，法院可以随时传唤医务人员，直至判处刑罚。第二阶
段(1959-1977)对医疗事故纠纷主要由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定性
处理。即使医院和患方向人民法院起诉一般不予受理，这样导
致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不能充分得到保护。第三阶段(1978年
后)对医疗纠纷的处理采用医法结合。
我国现行医疗纠纷处理机制是以《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为根
据。医疗事故的处理程序包括医患双方自行协商、卫生行政机
关处理和调解以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仍然有一些不足，特别是在医疗纠纷的解决方面。一是对医疗纠纷不管是行政裁
决或是法院诉讼都是以医学会的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为依据。二
是作为国家机关的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部门保护主义严重。三
是形成诉讼后，由于医学科学专业性强，法官懂法不懂医，势必
会导致判决的不公平，而且还具有诉讼时间长，诉讼成本高等弊
病，不利于对医疗纠纷的解决。
三、建立我国医事仲裁制度的必要性
以往通过行政、诉讼等手段解决医疗纠纷的方法还存在一
些弊端，不利于规范医疗单位的治疗行为和保护广大患者的合法权益。参照各国的经验，建立医事仲裁制度不失为一种可供
选择的方案。而作为解决医疗纠纷的医事仲裁制度同传统的行
政、诉讼解决医疗纠纷相比具有以下优越性：
(一)医事仲裁具有简便、效率的特点
法律与医学杂志2004年第l1卷(第2期)
为了保障仲裁的快捷和经济，医事仲裁可以根据案件的难
易程度，既可以开庭审理也可以进行书面审理。这样大大加快
了案件的审理速度，提高了案件审理的效率，同时为当事人节约
了大量诉讼成本。
(二)医事仲裁制度具有专业性
医事仲裁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以及仲裁员都是由医学家、法学家、法医学家等具有医学、法学专业知识的人士担任，还邀
请患者代表参加，切实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
(三)医事仲裁制度具有保密性
为了保障仲裁的简便、高效，仲裁采取不公开审理的原则。
开庭时没有旁听，审理中仲裁庭和仲裁机构的秘书处不
接受任
何人采访。
(四)医事仲裁机构具有独立和公正性
医事仲裁机构具有独立性、民间性和中立性等特点。仲裁
委员会独立于行政机关，跟行政机关没有隶属关系，同一个仲裁
庭的每一个仲裁员彼此也是独立的。他们凭借自己的学识和经
验做出分析和判断，不受任何人的影响。
四、国建立医事仲裁制度的模式
合理借鉴国外关于医事仲裁制度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构建我国医事仲裁制度的模式。
(一)仲裁法对医事仲裁做出强制性规定
通过立法或修改法律，在《仲裁法》及有关法律中明确，当发
生医疗纠纷时医事仲裁成为解决医患纠纷的必经程序，没有经
过仲裁程序，到人民法院进行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二)调解是仲裁的必经程序
发生医疗纠纷后，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要及时对双方当事人的争议进行调解，并将调解作为仲裁的前提和必经程序，未经卫
生行政主管部门的调解不能进入仲裁程序。
(三)医事仲裁委员会的设置
仲裁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法律、医学、法医学的专家组成，必要时聘请患者代表参加。仲裁委员会是独立于行
政机关的机构，仲裁委员会没有隶属关系仲裁员从医学、法学等
领域的专家、学者和专门技术人员中聘请，这样保证了仲裁的公
正和独立。
(四)仲裁不是终局性的为加强对医事仲裁制度的监督，医患双方经仲裁机构解决
纠纷，经仲裁机关审理做出裁决后，双方当事人如果对仲裁机构
作出的裁决不服，在法定期限内可以向法院起诉。
(收稿：2004—02—02；修回：2004—04—23)
第五篇：论我国低碳金融体系的构建
论我国低碳金融体系的构建
摘要：低碳金融是我国从依托化石能源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向依托新资源的低碳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重要推动力。目前，我国低碳金融体系的构建虽已得到初步的政策支持并显现出市场雏形，但政策支持体系仍不完善、市场要素尚不健全。为建立完善的低碳金融体系，我国既需要政府通过建立激励约束机制、调整税收政策和转变监管思路等加以外部的制度引导，又需要市场层面通过增加市场参与主体、开发低碳金融产品、建设交易平台等形成内在的驱动力。
关键词：低碳经济；低碳金融；制度创新；市场机制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ow-Carbon Finance System in China
Abstract:Low-carbon finance is an important impetus to drive the
transition of the economic growth mode from the traditional economy based on fossil energy to low-carbon economy based on new energy，Currently，the construction of low-carbon finance system in China has obtained some policy support and the prototype of low-carbon market has taken
shape．However，the supportive policy system is still not sound and market factors are not healthy．In order to perfect the low-carbon finance system，in the institutional level，we need to found incentive and constrain mechanism，adjust tax policy and convert super vision ideas to form the external guide．At the same time，in the market level，it is necessary to increase nonparticipating，develop low-carbon finance products and build trade platform to form the internal driving force．
Keywords：Low-carbon economy；low-carbon finance；constitutionalism；market mechanism
目录
一、碳金融体系的涵义
二、低碳金融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三、现阶段我国低碳金融存在的问题
（一）金融机构动力不足
（二）相关中介市场发展不完善
（三）低碳产业融资环境苛刻
（四）低碳金融的政策支持体系不完善
四、解决我国低碳金融体系问题的对策。
（一）纳入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框架
（二）多元化的低碳投融资体系
（三）防范国内外新的金融风险
（四）完善碳金融体系的法律法规制度
（五）重视低碳金融人才培养
一、碳金融体系的涵义
碳金融指由《京都议定书》兴起的与低碳经济有关的投融资活动，主要包括碳排放权及其金融衍生品的交易、投融资、担保、咨询、保险等金融活动。它是低碳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碳金融体系由碳金融市场体系、碳金融服务体系和碳金融监管体系构成。碳金融起源于国际气候政策的变化，涉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两个国际公约。《公约》指出清洁发展机制的目的是协助未列入附件的缔约方实现可持续发展，并协助附件一缔约方实现减排的承诺。《京都议定书》把市场机制作为解决温室气体减排问题的新路径，把排放权作为商品进行交易，以获得减排额用于减缓温室效应，实现减排的目标。自《京都议定书》生效以来，全球碳交易市场出现了飞跃式增长。据世界银行资料，2008~2012 年全球碳交易市场规模每年达600亿美元，2012年将为1500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在 2012 年以前不承担减排义务，在我国境内所有的减排量都可以按照《京都议定书》中 CDM 机制转变成有价商品出售给发达国家。据联合国统计，我国提供的碳减排量约占全球市场的 1/3，成为 CMD 项目的主要开发国和最大供应国。预计到2012年，我国将拥有联合国发放的全部碳排放指标的41%。同时，我国又是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是典型的高耗能、高排放经济模式。政府已承诺到2020年，单位 GDP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在“十二五”期间实现单位GDP能耗降低16%。因此，急需构建适合我国的碳金融体系。
二、低碳金融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2l世纪，低碳金融在我国出现并已经开始发展。虽然低碳金融还只停留在低碳产业直接融资、绿色信贷以及碳减排交易等方面的发展，但是可以证实我国政府、金融机构及一些大中型企业已经意识到低碳金融实施的必要性，并已经开始行动。
国内的商业银行已经开始在低碳金融方面发展，但是目前主要以间接金融方式为主。常用的手段有两种：一是对现行的授信结构进行调整，对节能减排企业和项目进行支持。将信贷的额度向节能减排、污染处理等领域倾斜，对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和项目进行适当的控制。兴业银行在2008年6月前融资金高达21.53亿元，支持的节能减排企业和项目已达到69个。二是通过国际合作实现低碳金融。北京银行、兴业银行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早在2008年就与国际金融公司签署了关于能源效率融资方面的合作协义，成为我国第一批以国际合作的低碳金融机构。风险投资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对低碳产业的发展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自2006年下半年以来风险投资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对新能源行业的投资一直呈上升趋势。截至2008年上半年,投资金额达6.39亿美元。此外, 深圳交易所推出的创业板的上市资源也将向节能减排和新能源等低碳产业倾斜。
在碳排放市场方面，中国最早成立了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交易所和天津排放权交易所,2009年山西吕梁节能减排项目交易中心、武汉、杭州和昆明等几家交易所也相继成立，大连、贵州、河北、山西的交易所也在筹备中。目前，北京、上海和天津的环境交易所均已开展了自愿减排的碳交易机制,如上海的绿
色世博自愿减排平台、天津的企业自愿减排联合行动等。中国碳排放交易仍主要是自愿减排。当前还不能推出市场化的配额交易,是因为企业没有强制性的减排配额，所以未来短期内中国仍将以自愿减排为主,但不排除配额交易试点。我国CDM 市场潜力巨大，截至2009年10月中国在联合国成功注册的清洁发展机制计划达663个。预计年减排二氧化碳1.9亿吨,约占全球注册减排量总量的58%,注册的计划数量和年减排量均占世界第一。2010年1月，北京环境交易所打造并发布推广的“熊猫标准”将为未来真正市场化的碳交易探路。
三、现阶段我国低碳金融存在的问题
尽管国内外很多学者在低碳金融领域进行了探索，但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虽然一些金融机构已经在低碳金融业务进行了实践，并取得了不错的收益，但总体来说，全球低碳金融体系的构建和市场发展较为缓慢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从我国低碳金融发展的现状来看,目前还存在如下主要制约因素。
(一)金融机构动力不足。
在我国乃至于世界范围内，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依然处于初级阶段，该行业的技术和标准都有待于进一步发展，需要长期的、持续不断的投人大量的资金，而资金的投入与产出的比例还难以确定。由此导致金融机构的投资和信贷均存在着很大的风险。加之低碳金融的历史较短，没有成熟的经验可参考，致使国内的金融机构，甚至连商业银行对低碳金融体系的认识也存在误区，这些金融机构没有专业性的人才，因而对低碳金融的交易规则、业务发展以及风险管理等均缺乏认识，故而在这方面的投资存在疑虑，甚至放弃投资。
低碳产业属于新兴产业，其价格机制无法解决低碳经济外部性的问题，导致了其对市场的掌控度相对较低。由于低碳产业多以环保、污染治理和新能源的开发等为发展方向，产业的发展受自然条件和技术水平等因素的影响较为严重。同时又缺乏金融机构的担保、风险补偿以及国家税收减免政策的扶持，这些原因综合导致低碳企业在自身收益和社会效益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矛盾。进而导致企业融资风险性的增加。我国现阶段的金融监管及金融机构均没有能力对企业和环境带来的社会成本进行分担。金融机构在看重对企业贷款的收益性、安全性及流动性的同时忽略了低碳企业的社会效用。因而导致低碳产业及低碳项目的运行存在不利的融资环境，导致该产业发展缓慢。
（二）相关中介市场发展不完善
相关中介市场发育不完善，CDM项目要经历较为复杂的审批过程，开发周期相对较长，交易成本较大，涉及风险因素较多,非专业机构难以具备此类项目的开发和执行能力。国内相关中介机构尚处于起步阶段, 难以开发或消化大规模的项目。国内也缺乏专业的技术咨询体系来帮助金融机构分析、评估、规避项目风险和交易风险。
（三）低碳产业融资环境苛刻
价格机制在低碳经济外部性问题的解决上不能起充分作用，从而出现“市场失灵”。受技术水平、自然条件等客观因素所限,缺乏相应的风险补偿、担保和税收减免等综合配套制度，低碳企业的社会效益和自身效益之间存在矛盾，直接导致融资机构信贷风险的上升。在现有金融监管与运行体系下，金融机构无力分担
企业应对环境变化所带来的社会成本。银行对于贷款的安全性、收益性与流动性的强调,以及证券市场要求企业利润实现的双重压力，使得与低碳经济相关的项目面临较为严苛的融资环境。
(四）低碳金融的政策支持体系不完善
一方面，政府和金融机构对碳金融业务的认识不足。低碳产业是战略型新兴行业，碳金融随着国际碳交易市场的兴盛而走入中国不久，政府和金融机构对碳金融市场的运作方法、风险管理、品种创新等方面认识不足，导致参与度不高。
另一方面，碳金融体系的政策和法律支持体系不完善。我国缺乏一套完整的财政、监管、分散风险的政策和法律支持体系，相关的政策、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对碳金融业务所面临的风险与收益不匹配问题没有相关的优惠及补偿措施。税收、投资融资的引导性配套服务政策未能发挥作用。在现行的体系之下，金融机构不能分担企业开展碳减排的社会成本。金融市场的盲目性投机行为一味追求收益最大化而产生负效应。此外，企业的环保指标减排政策是非强制性的，企业进行碳减排纯粹出于自愿，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之间的矛盾不能调和。
四、解决我国低碳金融体系问题的对策。
（一）纳入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框架
发展低碳金融是系统的工程，需要我们国家制定一个低碳金融的政策框架体系，需要各个监管部门和财政金融机构的支持，特别是要提供相应的税收、信贷投融资导向的政策性配套服务,为低碳经济的发展创造宽松的政策环境。
（二）多元化的低碳投融资体系
建立低碳税收体系:由于环境问题的外部性，需要建立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税收体系,通过完善资源税促进我国资源的合理开发,促进对可再生资源或替代品开发与使用；设计合理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低碳生产，引导低碳消费，鼓励和支持商业银行发展低碳经济的金融业务；同时也可为低碳经济的公共投入积累并提供资金。
构建碳排放交易体系：积极研究国际碳交易和定价的规律，借鉴国际上的碳交易机制，研究探索交易制度：建设多元化、多层次的碳交易平台，构建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积极发展中国的碳排放交易业务。培育碳交易中介组织建设，深入研究国外中介市场的先进理论和实践，加强金融机构与国外中介机构的合作，鼓励民间机构及个人资本进入，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中介服务体系。
推进低碳金融创新：通过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及其他机构投资者和碳基金等金融机构的共同努力，加快开发各类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碳金融衍生工具，实现碳掉期交易、碳基金等各种碳金融衍生品的金融创新，助力低碳经济迅速成长。
拓宽低碳经济的投融资渠道:第一，充分发挥国家开发银行政策性融资支持的基础上，可考虑通过中央财政投入设立专门低碳经济发展基金，对全国性的和跨区域的低碳经济项目的提供资金支持。第二, 由中央政府信誉担保，每年发行长期碳债券，建立一个代际合理分担减排成本的融资机制。第三，发展多层次的投资主体，鼓励大型、有实力的企业进入低碳经济投资领域,也鼓励民间及个人资本以直接或间接的形式投资低碳产业。通过税收优惠、调控价格、政府采购与
信息发布及直接投资、贷款贴息等政策与手段激励更多的参与主体参与投资低碳经济。第四,扩大相关低碳产业贷款利率浮动区间，建立营业税和所得税减免机制, 以鼓励和支持商业银行发展低碳产业金融服务业务。第五,推进低碳经济创业板市场的建立，以引导社会资金的流向，提高金融资源的使用效率。第六，创新融资模式，推进BOT项目融资和资产证券化等所有能够提高环境质量、转移环境风险、以市场需求为基础的融资模式创新，并进行跨国融资争取国际金融机构贷款、政府间贷款及国际银行组织的专项贷款，并积极利用国际资本市场为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金融支持。
（三）防范国内外新的金融风险
发展低碳经济实际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调整，意味着未来的产业和市场都会出现深刻的变革。在这样的大变革之下,金融机构必须正确把握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在金融资源配置方面做好相应调整，在抓住新的机遇的同时也有效规避结构调整过程中出现新的风险。另外，碳市场未来的不确定性，使碳市场存在很大的风险。要加强“碳货币”、碳交易计价结算货币选择等前沿问题的研究和论证，寻求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新思路，最大程度地降低我国面临的碳交易定价和结算等方面的风险。
（四）完善碳金融体系的法律法规制度
构建和完善碳金融体系的法律法规制度，确认排放权的权利属性，用法律保障碳金融市场的规范化。建立应对气候变化的法规，才能在国际大环境发生动荡的情况下，保证发展我国低碳经济，保障中国碳金融市场的稳定。此外，还应建立能源战略体系，完善战略资源产权交易制度，建立新型的资源收益分配制度，为企业节能减排提供激励与约束机制。
（五）重视低碳金融人才培养
低碳金融市场的发展势必增加对专业人才的需求，这些专业人才必须具备扎实的金融行业的理论、知识和风险管理技能，还必须具备低碳产业的知识、技术和风险管理技能。从长远角度看，我国应该加大低碳金融人才的培养力度，制定低碳金融人才中长期培养与发展规划，做好低碳金融体系建设所需的高级人才培养工作，满足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对高素质人才的迫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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