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水浒传》的悲剧实质（5篇范文）

第一篇：浅论《水浒传》的悲剧实质

浅论《水浒传》的悲剧实质

黄 高 峰

[内容摘要] 《水浒传》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中国农民革命的长篇小说。梁山起义军接受朝廷招安的悲剧结局，是宋江等人的封建忠义思想及其推行的投降主义路线所导致的，也是当时人们所处的险恶的生存环境决定的。本文仅从主要人物性格和社会环境两方面对悲剧实质浅论一二。

[关键字] 《水浒传》 招安 忠义 险恶

封建社会里的农民起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但它的结局总是以失败而告终。其原因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所指出的：“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

《水浒传》描写了梁山起义兴败的全过程，由开始时个别人的反抗，如鲁达、林冲、武松等人的被逼造反，到小规模的联合反抗，如智取生辰纲、少华山、清风山、二龙山、白龙庙的聚义，再到最后梁山泊的大汇合，形成一股强大的武装力量。排座次是起义发展的高峰，“两赢童贯”、“三败高俅”是武装力量的全盛时期。令人痛心的是正当起义事业蒸蒸日上的时 1 候，梁山起义军却“全伙受招安”，并且打起“顺天护国”的旗号，去为统治者镇压其他农民起义军去了。在打方腊的战役中，虽然取得了胜利，但自己也几乎全军覆灭。一百零八名将领，只剩下二十七名。这二十七名，以后又或排挤回家，或看不惯官场里黑暗求闲自去，或被奸臣毒死，或自溢身亡。一股生气蓬勃的农民起义队伍，最后竟至这样瓦解溃散了。

梁山起义军的这种悲惨结局决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它不仅是个人的悲剧，而且也是社会的悲剧。

（一）《水浒传》中作为义军领袖的宋江，是引导义军走向妥协投降路线的关键人物，他思想性格中存在着严重的革命性与妥协性的矛盾。

宋江出身地主家庭，本身原是“刀笔小吏”，沉沦下僚，极不得志，同下层人民有很多接触，了解他们的疾苦，同情他们的遭遇，因而对贪官污吏十分憎恨。他仗义疏财，“济人贫苦，赒人之急”，且结识江湖好汉，被人称作“及时雨”。这一切使他倾向革命，具有反抗精神。另一方面，由于他“自幼曾攻经史”，受过系统的封建教育，存在着严重的忠孝节义等封建道德观念，这就使他在革命过程中存在着妥协性和动摇性。他“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李贽《忠义水浒传序》）。这种革命性与妥协性的矛盾，统一在宋江的思想之中，贯穿在他的一生行事之中。他的第一个革命行动是“舍着条性命”，把劫取生辰纲的晁盖放走。但是，同时他又认为晁盖上了梁山，专与朝廷作对是“犯了大罪”，“于法度上却饶不得”。杀阎婆惜是他生活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他由押司变成了逃犯。他已和当时的官府和法律处于对抗地位，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他 2 思想深处的幻想，他并没有与官府直接对立起来投奔梁山，而是寄居于孔明、孔亮和花荣等处，目的是避免彻底背叛朝廷。直到刘高等人欲陷他于死地时，他才带领燕顺、花荣等人投奔梁山。但在村店时，接到石勇带来的一封假家书，他立即丢下大队人马，“飞也似独自一个人去了”。他明知回到家中并无好结果，但他宁愿做囚徒，也不背叛朝廷，这又是他妥协性的表现。直到刺配江州，受尽了窝囊气，连囚徒也做不成时他才不得不上梁山。他上山后，充分发挥了他的领袖才干，整饬山寨，训练队伍，率领义军攻城略地，使梁山事业大兴旺，这一时期他思想中的革命一面占了主导地位。但同时，他始终存在着妥协投降思想。每次俘虏一个有武艺、有名气的将领，他都要表明心迹，甚至忏悔一番。如打下青州，俘虏呼延灼时，他大声喝叫快解了绳索，亲自扶呼延灼上帐坐定，上前拜见，并说：“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盖为官吏污滥，威逼得紧，误犯大罪，因此，暂借水泊里随时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再如第五十九回中，宋江为了营救陷入牢中的史进和鲁智深，用吴用之计赚了宿太尉的金镀吊挂，深感“罪孽”深重。他把宿太尉接至军中，拜了四拜，并跪在宿太尉面前，告道：“宋江原是郓城县小吏，因被官司所逼，不得已啸聚山林，权借梁山泊避难，专等朝廷招安，为国家出力。”梁山泊排座次后，宋江希望朝廷招安的思想日益抬头，乃至日后成为他追求的主要目标。他把梁山起义军的一切胜利，都当作接受朝廷招安的讨价还价的资本。所以当“两赢童贯”、“三败高俅”处于极盛时期时，宋江却认为时机已到，率领全伙受招安，彻底葬送了梁山革命事业。强烈的封建忠义观念始终主宰着宋江的行动。更不可思议的是他在领了御赐毒酒，自己的生命即将断送的最后关头，他还要 3 向朝廷表白忠心：“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今日之死，心甘情愿，无怨无悔。”

宋江的这种思想在梁山起义军中有相当的代表性。如阮小五在反击官府围剿时就唱道：“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十九回）武松在反上二龙山之时，也对宋江说：“天可怜见，异日不死，受人招安，那时来寻访哥哥未迟。”可见，在这些出身低贱、反抗性强的水浒英雄的思想中，“报答赵官家”、“受人招安”的意图也是明显的。正因为这样，宋江的投降思想在梁山泊才有一定的市场。

当然，我们把悲剧的主要原因归结到宋江身上后，也不能不考虑另外一个问题，宋江执意招安的思想，对招安的主张和乞求，也曾引起了李逵、林冲、鲁智深等人的强烈不满。但是随着梁山革命事业的发展，一大批统治阶级中的人物迫于这样那样的原因相继投入了起义队伍。但他们并不是真心与自己的阶级反叛，而是“暂在山寨安身”，“等候日后招安。”他们的这种意图和宋江的“忠君报国”和“盼望早日招安”的愿望不谋而合。这样就很自然地在起义军内部出现了一条以宋江为代表的妥协、投降路线，使起义队伍的组织、思想成份都变得十分复杂了。因此，当宋江带着自己的队伍一步步迈向坟墓的时候，原先的“反招安派”终因力量单薄而未能扭转局面，致使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走上了“被招安”的悲惨结局。

宋江形象的意义在于深刻提示了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说明领袖人物对革命事业的重要作用。

（二）如果把梁山起义失败的原因仅仅归结到主要人物宋江身上，还是远远 4 不够的，还应该从北宋末年的社会现状中去找寻悲剧的实质。

《水浒传》从各个方面对黑暗社会进行了形象地描绘，具有深广的社会内容。就朝廷而言，宋徽宗登基前“浮浪”腐朽，登基后淫逸失政，他纵容奸臣当道，谗佞专权，怂恿贪官污吏，陷害天下百姓。蔡京、童贯、高俅、杨戬等大官把持朝政，狼狈为奸，犯下了残害忠良的种种罪行。就地方而言，各个州县布满了贪官污吏，他们同朝中的权贵相勾结，恣意欺压盘剥人民。梁中书是蔡京的女婿，为了给太师岳丈祝寿，竟用十万贯奇珍异宝作为寿礼。小小阳谷县知县，就任两年半，就搜刮了大量金银寄藏亲友家，作为晋升的资本。此外如孟州知府、登州知府、高唐州知府、华州知府、江州知府、东平知府等等，一个个贪赃枉法，虐民害物。还有一批地主恶霸、流氓无赖、地痞恶棍、富商大贾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西门庆霸占了潘金莲又唆使他毒死亲夫武大；毛太公骗取了解珍、解宝兄弟猎获的老虎，还诬他们是强盗，把他们送进监狱；祝朝奉不仅拥有一座方圆三十里的庄园，还拥有大批地主武装，专与农民起义军作对。这些从上至下的大大小小的害人虫、吸血鬼，构成了一张巨大的恶势力网，使整个社会暗无天日，使得普通人民甚至中产阶级都无法生存下去。社会环境的险恶，导致人们面临的是一种毫无安全感以及惴惴不安的生存状态。人们时时怀着戒备之心，时时提防突然的侵害，时时准备对付飞来的横祸。

从宋江、林冲、卢俊义这样声名显赫的将官，到武大那样庸庸碌碌的平民百姓；从叱咤风云的江湖好汉，到害人害已的奸臣贼子；从喝一声地动山摇的须眉男儿，到柔弱无力的蛾眉女子，无不生活在各种各样的危险之中，无不生活在强烈的恐惧之中。

这种恐惧感贯穿宋江的一生。他在做郓城县押司时就预感到灾难降临，在家中建有一地窨子。书中写道：“他是个庄农之家，如何有这地窨子？原来在宋时，为官容易，做吏最难——那时朝廷奸臣当道，谗佞专权，非亲不用，非财不取——做押司的，但犯罪责，轻则刺配远恶军州，重则抄扎家产，结果了残生性命，从此预先安排下这般去处躲身。”（二十二回）这是何等强烈的忧患之心，对自己的生命和前途哪有一点安全感！再往下看，“又恐怕连累父母，教爹娘告了忤逆，出了籍册，各户另住，官给执凭公文存照，不相往来，却做家私在屋里。”其惊恐不安之心尽在纸上。生活中危境丛生，陷井处处。小小一个地窨子恁能使人逃脱劫难？

林冲更是身在家中，祸从天降。他原是八十万禁军教头，社会地位不算太低。他有一个温暖和睦的家庭和美丽贤淑的妻子，他安分守己，委曲求全，希望保持这个家庭的小康地位。但是黑暗的环境却逼得他走投无路。先是高衙内看中他的妻子，公然进行调戏，他虽说满腔愤怒，却还不敢发泄，还想委曲求全。可是凶恶势力对他是步步紧逼，樊楼诱奸是一次侮辱；白虎堂栽赃，又把他陷害；刺配沧州途中又想把他打死。这一连串的阴谋，不断地落到他的头上，直至做了囚徒，他仍然想“挣扎着回来”。而高俅一伙，又唆人火烧草料场，定要置他于死地。他比宋江更有可怜处：怕恶了上司，上司还是恶了；怕地位不保，职位还是丢了；怕受牢狱之苦，终究沦为罪人；怕漂泊无依，到底难有落脚之地，最后连上梁山落草为寇都差点被拒之门外。境遇之惨，令人心惊。

打虎英雄武松本来对官府存在幻想，他也压根儿没有想到要造反。打虎后，他在阳谷县当了都头，对知县感恩戴德，对自己的处境心满意足。6 不料恶棍西门庆霸占了他的嫂子，又害了他的哥哥，他被逼杀了“奸夫淫妇”，向官府自首。刺配孟州后，他为了报施恩的“知遇之恩”，痛打了将门神，种下了祸根，险些被张都监、张团练一伙要了性命。也是由于恶势力的步步紧逼，使他抛弃了对官府的幻想，认识到统治者凶残的本质。

主要人物如此，平民百姓以及小人物的命运也不例外。尽管他们生活在社会最底层，远离权力角逐中心，不想升官发财，但求一生平安，过一种“小妻小妾家常饭”的安稳生活，可是却并不能脱离险境，灾祸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般高悬于顶，时时刻刻都会降临，毁人于一旦。

武大郎“身不满五尺，面目丑陋，头脑可笑”，每日以卖烧饼为生，“在清河县住不牢，搬来这阳谷县紫石街赁房居住”。（二十四回）这是一种逃遁，一种遇见灾祸避而远之的权宜之计。但是你往哪里逃？社会的毒瘤已扩散到每一个角落，就连家庭这个社会细胞也变得毫无安全感了。害死武大郎的是他的街坊、邻舍和他的结发妻子。谁又能想到，武大郎死到临头还一味幻想过上安稳的生活。当他被西门庆踢伤卧床不起，潘金莲意欲投毒谋害之际，武大郎苦苦哀求：“你救活了我，无事了，一笔都勾，并不记怀；武二回来，亦不提起。”为了偷生，他什么都放弃了，但灾祸还是无情逼近。武大朗糊里糊涂，窝窝囊囊，带着对美好生活的希望，踏上了黄泉之路。其状之惨，令人揪心。

这是一个黑白颠倒的社会，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这是一个恶人当道、好人遭殃的社会，一场轰轰烈烈地农民起义，就在这样一个现实背景上，气势磅礴地展开了，同时，还是在这个现实背景上，落下了悲剧的帷幕。

梁山起义军终于失败了：他们没有完整的计划，没有坚强的领导，他们的脑子里满是个人复仇的因子，同时还受了统治集团的恶毒的诱骗。但其实质原因不仅是宋江等主要人物身上存在的封建忠义思想及其推行的投降主义路线所导致的，而且还是当时人们所处的险恶的生存环境决定的。它不仅是个人的悲剧，而且是社会的悲剧，它给后世农民革命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弄清这些实质，更能加深我们对中国革命的认识，真正地理解中国革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紧紧依靠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才能取得彻底胜利的伟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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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浅析《水浒传》的悲剧实质

浅析《水浒传》的悲剧实质

摘要：《水浒传》的悲剧结局让读过此书的人无限叹息，主人公们的性格是其命运的主导因素，然而《水浒传》中各种人物以及整个农民运动的悲剧背后却隐藏着深刻的社会根源，人物悲剧性格的形成也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环境与历史背景。本文针对《水浒传》的悲剧结局，从故事框架和社会环境以及典型人物宋江的性格这三个方面来阐述《水浒传》的悲剧实质，以期望理解《水浒传》所隐藏的深刻悲剧内涵。

关键词：《水浒传》；宋江；悲剧；实质

一、《水浒传》悲剧的故事框架 1.1虚幻的故事开头

《水浒传》开头第一回写“ 张天师祈镶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作者在暗示这一百零八位“妖魔”是上天派来扰乱大宋江山的，然后又描写了天降石褐，“上天显应，合当聚义”，后来又写了九天玄女传达替天行道旨意给宋江，最后这些妖魔又“魂聚寥儿洼”，通过这些虚幻的故事情节，可以看到，作者无非是在隐约地表达一种思想，那就是这些“妖魔”，乃至后来发展成为英雄好汉，都是一场虚幻而已，他们的产生以及结束都充满坎坷，这种虚幻故事背景隐约而又深沉地衬托出整个故事的悲剧性。1.2天命必然的情节外壳

《水浒传》在开始和结束都含有一种宿命论的感觉，但是这只是表象，主人公们悲剧的发生、发展以及结束，需要一种故事情节外壳加以修饰。《水浒传》中各个英雄人物摆不脱这种天命必然的归宿，同时也映衬了各个英雄们所处时代、所具备的人物性格、所展开的运动本来就具有悲剧属性，所以这从故事框架就可以隐约看出《水浒传》整个故事、故事里人物的悲剧实质。

二、《水浒传》悲剧的社会历史底蕴 2.1乱自上作的封建乱世

《水浒传》中描写的社会环境为封建乱世，朝中奸臣当道，坑害忠良；皇帝宋徽宗昏庸无能，整日热衷于花鸟虫画。小说中对于朝廷的描写虽然不多，但是整体已经说明一个问题，在那种乱世中，没有谁会真正的考虑梁山好汉的命运，即使有少数忠臣，但也无济于事。正是由于乱自上作，才有了梁山好汉。梁山好汉不能与昏暗的朝廷并存于世，相对于有组织的国家力量，梁山英雄仍是渺小的，仍是很难成功的，整体社会历史环境决定了梁山好汉的悲剧命运。2.2逼上梁山的悲剧运动

《水浒传》一百零八人，个个英雄，但是从他们聚义的过程来看，能感受到他们的悲剧实质。好汉们都是由于各种各样的社会原因，被迫落草，逼上梁山，这种被逼无奈，正是透出一种深深的悲剧感。他们被所处历史社会环境逼到如此，一个“逼”字，其实早就显露出了《水浒传》的悲剧实质。各个主人公被逼上梁山，本来就是一个一个的悲剧，这些人物聚在一起，必然进行被逼的行动，而被逼的行动，在不具被完整成功要素的前提下，必然酿成悲剧的运动，这也是《水浒传》的悲剧特质。

三、《水浒传》悲剧人物的性格特质

《水浒传》中人物的中心人物就是宋江，宋江这一形象千百年来人们对其褒贬不一。施耐庵笔下的宋江可以说是作者呕心沥血创造出来的。宋江的家庭出身应该算是地主阶级，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在思想中有着很深的儒家教义，是古代典型的读书人。然而宋江和一般的读书人又是不同的，就是他兼顾读书人的儒家风范与江湖豪杰的侠义肝胆，这使得他在后来博得“及时雨”的称号。一般的江湖豪杰，都带着草莽匹夫的色彩，而宋江则没有，他原本是读书人，再行江湖豪义，这就使得不少其他江湖豪杰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以至于不少人都想跟随他做一番事业。但是，其他江湖豪杰结交他们是因为心在江湖，向往大碗酒大口肉的自由生活；而宋江结交其他江湖豪杰是因为他心在朝廷，向往功名与官场的儒家正道，这是他的根本追求。这就使得宋江具有双重的性格，面对江湖，他是被人追捧的英雄豪杰；但是面封建朝廷，他是一个读书人，一个要求取功名的知识分子。这两种性格不同于林冲平民化的矛盾性格，两者并不矛盾，是可以共

存的。两者虽然不矛盾，但是结合在一起却演化出了一场可叹的悲剧。

宋江的性格和悲剧命运，具体可以从小说对于宋江的描写来看，宋江在《水浒传》中出场后，便一直贯穿着整个故事情节。《水浒传》中宋江遇到的第一个人生坎坷源自阎婆惜，宋江从小饱受儒家思想熏陶，为人正直，并不同那些整日卖弄诗文的风流才子，且长期和江湖豪杰来往，形成了一种正直清廉的性格。所以在阎婆惜的百般纠缠下，仍然不为所动，最后被阎婆惜抓住把柄，被逼将阎婆惜杀死。有人评论说宋江可能是一时冲动失手才将阎婆惜杀死。其实不然，阎婆惜知道宋江的机密后，宋江内心便生出一种极度恐惧，这种恐惧可以顺利的迫使他做任何消除这种恐惧的事情。这种恐惧就是他的前途，他的功名路，阎婆惜如果将机密泄露于世，他所受的经史儒学教育，他的功成名就、青史留名的理想便会随之葬送，因此，在那种情况之下，阎婆惜若不知收手，宋江必然会将其杀死。接着，在杀人后逃难的过程中，宋江也根本没有想到要去落草为寇，他首先做的就是到柴进那儿去避难，心里始终惦记着朝廷会有大赦，到时便可回家。宋江人生中的第二个转折就是上清风寨。阴差阳错，宋江来到了清风寨，直到清风山众位英雄大闹“青州道”，这才迫使宋江真正在清风山落了草为了寇。然而，后来在去梁山途中被家中父亲诓骗回了家，后又遇大赦被刺配江州，若不是浔阳楼题反诗，他很可能会老老实实服刑，直到等到回家和父亲团聚。宋江人生理想难遂，酒醉之后浔阳楼题反诗使得他再获死罪，这促使他彻底断了回家与父亲团聚过平安日子的想法，被迫上梁山做了头领。

到了梁山当上了第二把交椅，后来晁盖死后，他在以前铺垫的名声下，顺利的当上了第一把交椅，成为了众望所归。然而宋江虽然此时已经落草为寇，身在江湖，但是心仍然没有改变，他始终惦记着他所向往的功名与成就。在他心中，他只是这儿的一个过客，梁山虽好，但绝对不是他心中的归属。因此，为了实现他原有的功成名就、封妻荫子、青史留名的蓝图，他就下决心好好经营梁山这一番事业，以便作为将来他面对朝廷的筹码。所以，当晁盖在世时，必然会号令是从，但是晁盖一死，他便开始大展身手，首先就是把“聚义厅”换为“忠义堂”，然后梁山的发展方针与路线也变为“替天行道”，扛起替天行道这杆大旗，也表现出了宋江老谋深算的性格。这个号召顺应了众位梁山好汉的意，使得他在后期统领各路英雄时毫不费力。为了继续朝着他的蓝图迈进，就需要不断扩大梁山的 影响力，并不断增强自身的实力，所以就又策划攻打曾头市，然后又三打祝家庄，最终实现了三败高太尉。在具备这些条件后，宋江就开始向朝廷靠拢，不断派人寻找机会，尤其是派燕青同李师师接触，便可看出宋江渴望朝廷招安的急切心理。在这一步一步的规划以及实际行动之下，后来如愿以偿，在不顾众梁山好汉的安危之下，终于等到了朝廷的招安并顺利的接受了招安。招安看似是梁山运动悲剧的开始，其实时此次运动悲剧的结果。在那个封建乱世，又有着乱自上作的皇帝，加上周围各种奸臣，招安旨意的到来就意味着梁山好汉事败身死,尝尽烦忧,得到的却是无限的悲怆的悲剧结局。[1] 在宋江心中，接受朝廷的招安，然后功成名就，才是正道，且认为这是为梁山好汉长远大计着想。但其实是被功名心蒙蔽了眼睛。处于当时那种环境，各个被逼上梁山的好汉都能明白招安后的结局，因为他们深刻的体会了朝廷与官府的昏乱、险恶，按常理推断，宋江怎会看不到，这主要就是由于宋江建功立业、青史留名的心太重，以至于看不清这些事实，将个人的私利凌驾于梁山众位英雄的身家性命之上，最终导致梁山好汉与梁山事业的悲情结局。[2]回到宋江的性格，宋江作为读书人，遵法守纪，建功立业的儒家思想是他悲剧的根本所在，就是这种功成名就、青史留名的儒家思想使得他不顾其他人的安危与利益，去不断实现自己勾画的蓝图；另一面，宋江作为江湖豪杰，这使得他能够结交其他众多江湖豪杰，这也打出了他的名声，也使得他顺利的统领了众多梁山好汉，并进一步实现梁山势力的扩大。这种双重性格结合在一起，将梁山事业推向悲剧的深渊，引出这个千百年来人们感叹的《水浒传》。

四、小结

本文从故事框架、社会背景和宋江的人物性格这三个方面阐述了《水浒传》的悲剧实质。虚幻的故事开头和天命必然的情节架构表现出《水浒传》虽然笼罩着神话的外壳，但是也隐约地表现出主人公悲剧命运的必然性；社会历史底蕴则深刻地射出《水浒传》主人公们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也就是乱自上作的封建乱世，是他们悲剧发生的根源所在，而所处的封建社会环境，则是各个英雄不同悲剧的实质所在，主人公们的性格又演绎了一场处于逼上梁山的悲剧运动。总之，《水浒传》无论从故事框架、历史底蕴还是人物性格都可以看出《水浒传》的悲剧实质，也就是在封建历史时代，皇帝昏庸、朝廷昏暗、官场腐败，封建制度、封建思想、封建道德主宰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而《水浒传》中各个人物的行为与性格要么与封建伦理道德格格不入，要么就是被这些思想纠缠至命运终结，从而产生了这一些列悲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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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浅谈《水浒传》宋江的形象及悲剧

目 录

一、宋江个性的分析„„„„„„„„„„„„„„„„„„„„1

（一）从小立大志„„„„„„„„„„„„„„„„„„„„„1

（二）集忠孝于一身„„„„„„„„„„„„„„„„„„„„2

（三）豪气仗义„„„„„„„„„„„„„„„„„„„„„„3

（四）拥有过人的领导智慧„„„„„„„„„„„„„„„„„4

二、宋江的悲剧及根源„„„„„„„„„„„„„„„„„„„5

（一）宋江的悲剧„„„„„„„„„„„„„„„„„„„„„5

（二）宋江悲剧的根源„„„„„„„„„„„„„„„„„„„6 1.错误选择招安„„„„„„„„„„„„„„„„„„„„„„6 2.过于忠心导致愚忠„„„„„„„„„„„„„„„„„„„„6 注释„„„„„„„„„„„„„„„„„„„„„„„„„„„7 参考文献目录„„„„„„„„„„„„„„„„„„„„„„„8

内容提要

《水浒传》是一部思想内容极为复杂的古典文学名著，自问世以来，人们对宋江的评价褒贬不一。《水浒传》里的宋江作为义军的领袖，有他的特点和长处。本文通过对宋江的形象进行分析，认识宋江是一个性格复杂而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他的悲剧不仅是其个人的悲剧，还是整个封建社会的悲剧。

关键词： 形象

豪气

悲剧 浅谈《水浒传》宋江的形象及悲剧

我国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几乎家喻户晓，老幼皆知。宋江，是梁山好汉一百单八将的首领，也是作者最花笔墨苦心营造的理想人物。字公明，绰号呼保义，在家排行第三，住在郓城县宋家村，是郓城一刀笔小吏。早年丧母，家中只有父亲和弟弟和他相依为命。他世代务农，祖祖辈辈种地，因而对贪官污吏有所了解，对人民的疾苦有所体会。他自幼学习儒家学说，攻读经史，本身又是“刀笔小吏”，因而有着浓厚的正统观念和忠君思想。他平素为人仗义，挥金如土，平生好结交江湖好汉，因“及时雨”的称号而闻名天下。宋江上梁山的过程颇为曲折，他的心腹兄弟晁盖等人在黄泥冈劫生辰纲事发，宋江把官军追捕的消息告知晁盖等人。晁盖等人上梁山后，送来书信及酬金，书信却落入其妾阎婆惜手里。结果宋江怒杀其妾被发配江州。宋江又因在浔阳楼题反诗而被判死罪。在刑场上幸得梁山好汉相救，把他救上梁山，做了副头领。后来，在攻打曾头市中，晁盖中箭身亡，宋江坐上了头把交椅。当上义军首领后，宋江指挥义军打了许多大胜仗，正当义军取得了许多辉煌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宋江却率领众将士为朝廷招安。招安后，在历次讨伐其它起义军中，梁山好汉死伤甚众，宋江本人也被所赐御酒毒死。宋江在一百单八将中排行第一，为三十六天罡星之首的天魁星。

一、宋江个性的分析

（一）从小立大志

宋王朝时期，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昏君无道，不理朝政，而让蔡京、高俅、童贯等人全权处理国家大事。无德无能的他们见有机可乘，便巧立名目，横征暴殄，弄得民不聊生，政治紊乱，朝政日益腐败。尽管社会如此腐败，但宋家作为中小地主家庭，境况还算富裕，生活也称得上丰衣足食。而对于自幼饱读经史的宋江来说，他有报国之志，欲建一番光辉事业，为国建功，光宗耀祖。由于宋江和江湖好汉兴趣相投，所以他不把心思用在谋取功名上，而是常和朋友们欢聚一堂，习拳练武，研读兵法，以备急需之时召之即到，到之能战，征战疆场，奋勇杀敌，保家卫国，建功立业。虽然如此，宋江却不以武艺称雄，也不以文采见长，正如他拿自己和卢俊义相比时说自己“文不能安邦，武又不能附众，手无缚鸡之力，身无寸 1 箭之功”。宋江深知自己的不足，因而他尽量抑自身之短处，扬自己的长处，重点放在做人上，从做人方面用功，广播名声，以便日后实现自己的志向。后来，他果然因其“及时雨”的称号深得人心，拥有良好的声望。这就是在豺狼当道，社会黑暗混乱的季世的宋江。他欲建功立业，但因时机未至，只能暂守刀笔小吏的岗位，上通官府，下结豪杰，只待时机来时，就揭竿而起，聚积好汉，养成势力，震撼天下。这正如宋江诗中所写的那样：“他年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二）集忠孝于一身

宋江祖居郓城县宋家村，家境还算富裕。自小他就和父亲在村中务农，守些田园过活。他有一个“孝义黑三郎”绰号，讲的就是他对待父母，讲究孝道。这孝道贯穿在他的思想当中，成为他性格的一个部分。宋江是一个在封建礼教熏陶下饱读史书的知识分子，孝亲在他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曾冒死探父。当他得到弟弟写来的书信，知道父亲己故后，哭得昏迷，半晌才醒。后来，他又星夜兼程回家吊丧。当被官兵捉去时，又不断给父亲宽心、安慰。宋江是出了名的孝子，平时对父亲体贴入微，父亲的冷暖、吃喝都要亲自过问，特别是在父亲身染疾病时，他请医喂药，寸步不离地在旁边侍候，直到父亲康复。在柴进庄上时，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思父想家，并让弟弟宋清回家侍候父亲。而在清风山上，宋江思父心切，想早日回家与老父团聚，只好推掉郑天寿等人的挽留，急急忙忙下山回家侍奉老父。可见，宋江是一个十分孝敬父母的人。而他作为一个农民，对农民百姓的疾苦有一些体验，有一定正义感。因而他也会体谅农民，懂得如何帮助农民，常常扶贫济因。他被李逵误认为是掳走刘太公女儿的歹徒时，澄清事实后，他并非一走了之，而是仔细了解其情况，帮助刘太公救回自己的女儿。这足可以看出他作为一个农民更懂得同情自己的同类人，援助自己的同类人。

宋江更讲“忠”。宋江被逼聚义梁山，被统治者称为“草寇”，但是，他的内心深处是忠于大宋皇帝的，是典型的“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他一心都想着效忠朝廷。宋江是县衙里的押司，押司是办理档案和文书的，所以他属于小吏而不是官。他自幼攻读经史，受传统的思想文化教养，所以刀笔精通，吏道纯熟。尽管他不是官，他的职业让他忠于县衙，也让他更懂得效忠朝廷，以至他始终以“忠义”作为自己的行为标准，这一点可以从他的行动上清楚地看到。宋江当上梁山泊寨主后，采取了一些措施，一是把梁山泊的堂名改了，把 2 “聚义厅”改成“忠义堂”，它的口号改了，原来是聚义，现在是忠义。一字之改，深刻揭示出宋江对大宋皇帝的忠心耿耿。二是接受招安以后，把“替天”改成“顺天”，顺应天意，把“行道”改成“护国”，保护国家。这些都是一个国家忠臣才有的行为。后来招安，从接受招安来说，他是朝廷的忠臣。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为国家出力，保国安民。招安后，宋江为朝廷出谋献策，率众将士前去平辽，讨田虎，平王庆，征方腊。可以说，宋江是把梁山当成临时的栖身之所，是把梁山作为效忠朝廷建功立业的一个跳板，他接受朝廷招安的想法早就存在。

（三）豪气仗义

《水浒传》中大力宣扬的是“忠”、“义”思想，在宋江身上，“义”的表现可谓淋漓尽致。这里的“义”，就是被压迫被剥削者之间的相互帮助。宋江年青时就救人之难，解人之贫，从琐碎事起仗义疏财，重义气，受人喜欢。时间久远，其“及时雨”的称号远播，深得人心。他所到之处，善待凡夫俗子，才赢得在江湖上的名声，令天下英雄好汉倾心仰慕，愿与他相识结交，遇难时投奔他。如书中所说，“宋江平生好结识江湖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地挥霍，视金如土。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

宋江上梁山前，平时仗义疏财，结交江湖好汉。宋江考中秀才后，经常帮助亲族好友编篡家族家谱，撰写碑文，同时也帮助了许多非亲非故的人，因此他有机会结识了很多朋友。其中有豪门巨家子弟，有贫穷百姓，三流九教无所不包。由于宋江对朋友从不分贫富贵贱，也不愿厚此薄彼，所以大家都以诚相待，而且朋友们都很敬重他。在梁山好汉中，受宋江资助的有武松、李逵、薛永。在奔走途中，他也结识了不少豪杰，到宋江正式上梁山时，属宋江结纳的头领比晁盖结纳的多三倍，而且晁盖等八人也是宋江报信纵放上山的。后来宋江网罗上山的新头领逐渐增多，与晁盖网罗的头领相比，形成了明显的优势。

宋江喜好结纳豪杰。如他欲上梁山时，却先去投靠三处：一是沧州横海郡柴进庄上，二是白虎山孔太公庄上，三是青州清风寨花荣处。在柴进庄上，“专一招天下好汉，三十五十养在家里”，宋江投奔到哪里，就结识那儿的英雄好汉，收为知己，一同投奔梁山泊。武松就是最好的证明。在白虎山孔太庄上，孔明、孔亮也为一处豪杰，实力雄厚，宋江也借机结 3 交下来。青州清风寨花荣处，宋江凭江湖名声远播而打进去收纳那儿的豪杰，同归梁山泊。宋江独闯清风山就收纳了燕顺、王矮虎、郑天寿等一伙，投清风寨也收得花荣、秦明、黄信。在刺配江州路上，宋江凭着自己在江湖上的名声也收得一批豪杰。如在揭阳岭下他结识李俊、李立、童威、童猛等好汉。宋江一路惊动江湖好汉，便多加结识，广为收纳。

宋江上梁山后，又想方设法收纳降将为其所用。为壮大力量，宋江礼贤下士收纳朝廷将官，为其所用。比如，“宋江用礼遇降将，内部策划，使用反间计，连环招降等办法，瓦解敌人，扩大自己的力量”。对待俘获的一般军官，宋江亲释其缚，请入帐中，以礼赔话，好言抚慰，又自诉造反乃出于无奈，来日招安报国等等。于是，彭玑、凌振、韩滔、项充、攀瑞、索超、张清、龚旺、丁得孙等人便愿意入伙做个领头。对于俘获的朝廷重要将领，宋江则亲自解其缚，扶入帐中，纳头便拜，以山寨之主相让，仍诉说被逼无奈上山，暂占梁山，权时避难，愿意日后招安报国等，如此推心置腹，诚恳坦率。于是，呼延灼、关胜、董平等人甘愿投降，并为他效犬马之劳。

宋江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忠”“孝”“义”等品德，是他登上梁山英雄之路的阶梯，也是作者精心塑造出来的传统道德理想的化身。无论是从封建社会的上层文化方面来讲，还是从下层民间文化来说，宋江可谓兼容并包，集道德最高标准一身。也可以这样说，宋江作为封建社会中边缘型的一个人物，是作者塑造的最符合所有人口味的传统理想文化人格的化身。①

（四）拥有过人的领导智慧

在宋江身上，我们也看到了他的领导才能。宋江的上山，虽然是被逼的，但他是审时度势上山。他在上山前就聚积势力，策划如何上山。上山后，他又在义气道德的掩饰下，环环策划，步步为营。最后，他终于登上了梁山泊寨主之位。宋江武艺虽强但不如黄信，计谋虽强但不如吴用，但他能广泛结识英雄豪杰，以义气赢得人心，积累雄厚的人脉关系后，才决心上梁山。此时上山正是恰到好处，倘若杀了阎婆惜就上梁山，他无非是避祸上山，虽然先前有恩于晁盖，但终究寄人篱下。等到白龙庙小聚义时再上梁山，自己网罗的新人马已经超过晁盖的旧部，此时上梁山再不是投奔，而是带着自己的功劳和势力上山与晁盖会合。若像卢俊义那样待梁山事业发展得生机勃勃，如火如荼时，再上梁山，就有投机的涉嫌，而且手 4 无寸功，恐怕连坐第二把交椅，梁山众好汉也不会服气。可见宋江的圆滑精明已经远远超过晁盖。

宋江有一定的军事指挥才能和组织才能。宋江到梁山后，处理问题比较周全。可以说，梁山泊事业的发展壮大是与宋江的组织管理才能和军事指挥才能分不开的。宋江上山后统一调度组织，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主动出击，攻城掠地，建立了一支颇为庞大的正规军，充分显示了他的军事领导和指挥才能。如他率领众将士攻打大名府时，在己确定关胜采用围魏救赵一计的情况下，于是将计就计，同时又联想到敌军可能反攻，所以又在途中设下埋伏，利用引狼入室以及关门打狗的办法消灭敌人。当确定敌人已进入埋伏圈时，就一股作气，一战告捷。这样既保存实力，又打破敌人的进攻计划，正是一举两得。又如面对童贯雄兵压境，宋江率领众将士出战，处之泰然，采用九宫八卦阵、十里埋伏的阵势，大破敌人，一举歼灭全部敌军。再如在攻打祝家庄的时候，前两次没有攻打下来，后来宋江思前想后，善于总结经验教训，进行实地调查研究，结合吴用的计策，拆散祝家庄与其他两家联盟，终于在第三次攻下祝家庄。

二、宋江的悲剧及根源

（一）宋江的悲剧

施耐庵在《水浒传》中极力把“反贼”宋江刻画成一个理想人物。在书中，施耐庵形象地描绘了由皇帝、丞相等组成的最高统治集团以及一些地方官僚恶霸们的祸国殃民、阿谀奉承、贪图贿赂、枉法断案的丑恶事实，从客观上肯定了宋江、林冲、杨志等人义举的进步意义，深刻揭露了宋王朝的腐败、反动以及权奸们的阴险毒辣、横行乡里、无恶不作。尽管这样，作为一位封建等级制度下的知识分子，施耐庵不可避免地受到封建忠君思想的影响和毒害。他对宋江等人最后走上招安之路是肯定的，对宋江等人招安后征辽、打方腊的忠君言行也给与了很高的赞赏与评价。在宋江被害后，作者还发出“千古为神皆庙食，万年青史播英雄”、“不须出处求真迹，却喜忠良作话头”的感叹，充分体现了作者的思想认识。作者看不到农民起义军的真正出路在于推翻整个封建制度，仅仅把封建社会黑暗统治下的民不聊生归结为权奸当道，以为只要铲除这些朝廷奸贼、社会蛀虫，就会国泰民安了。作者把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描绘成一场“忠”与“奸”的斗争，并由衷地赞扬了忠君思想。虽然，在 主观上作者肯定了招安的道路，但是，事实毕竟是事实，英雄末路的悲剧却在客观上证明了在封建时代，接受招安是没有出路的!宋江的悲剧不仅与其时代息息相关，也与作者的思想观念和认识水平不无关系，这种悲剧是从一开始就被注定了的。这不仅是宋江的人格悲剧，也是中国传统社会理想人格的悲剧，也可以说，是整个封建社会所有力图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的仁人志士的悲剧!

（二）宋江悲剧的根源 1.错误选择招安

宋江错误地选择招安，这是由于他的阶级本性与思想局限决定的。宋江是梁山起义军的领袖，他的思想性格及其活动，影响到整个义军队伍的兴亡成败。正是宋江是一个有着严重思想局限的农民起义领导者，梁山义军最终因招安而走向失败，宋江也因招安而导致丧命。选择招安，是宋江思想局限所在。宋江自幼饱读儒家学说，封建传统的思想和维护统治阶级利益思想在脑海中根深蒂固，同时，由于他是一名吏道纯熟的刀笔小吏，所以他有着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观念和忠孝思想。虽然他冒险解救了晁盖等人，但同时他又认为他们的造反是“灭九族的勾当”，“于法度上却饶不得”。在刺配江州的道路上，宋江被梁山好汉拦住，劝他入伙，他不同意。由于他犯了罪，带着枷锁，兄弟要把枷锁打开，他也不同意，认为这是国家的法度，怎能擅自打开它呢?直到宋江被梁山英雄从法场救出，官府也抄了他的家的情况下，他才不得不走上革命的道路。但他上山却只是为了“权借水泊，暂时避难”，一心想的是“望天主降诏，及早招安”。宋江虽然胸怀大志，但这大志是建立功业报效朝廷，永远也没有推翻朝廷消灭统治阶级造福劳苦大众的理想，所以“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

2.过于忠心导致愚忠

宋江受封建传统礼教所束缚，宁反贪官，也决不反皇帝，正所谓“忠为君王恨贼臣”②。在黑暗混乱、奸臣当道的社会，宋江因杀阎婆惜而处在奔跑避难时，就鼓励武松接受招安。“宋江上山后又再三地争取‘改邪归正'，从来没有想过反对皇帝，从来不敢想当皇帝。他在梁山泊好汉把局面开拓出来，正是‘打到东京，夺了鸟位’的大好形势下，却主动地再三地乞求招安，甚至不惜以重金去打通妓女李师师的‘枕头上关节’来以求招安”③。凭着梁山泊强硬的军事实力和众兄弟的重情重义，确实可以打倒朝廷，杀死以蔡京、童贯、高俅、杨戬为首的奸臣，从而建立一个新型的理想国家，治国安邦，安家乐业。但是宋江忠君爱国，从未想过推翻宋朝，打倒天子，他只反对祸国殃民的贪官污吏，反对他们胡作非为、无所顾忌的行径。所以他还是带领众将士接受招安，从而尽心尽力地为朝廷卖命。但是宋皇帝一而再，再而三地纵容那些贪官污吏，虽然不时发现蔡京、童贯、高依、杨戬等人的奸弊，却从不深究，而是轻描淡写地说几句“本当拿问，姑免这次”等等，以遮人眼目，尔后仍然重用。而宋江后来发现这些为非作歹的奸臣，不但不被排斥，反而愈受宠信，认识到这些人之所以能够为非作歹，正是宋皇帝“纵容”所致。而他为了争取招安，又要求助他们，最后，宋江便连这伙奸臣也不反了，盼望与他们共处，共建国家。然而，蔡京、高俅等奸臣是何等的奸诈，会让宋江及其兄弟们与他们共存吗？在他们奸臣内部都是勾心斗角、连亲结党、争权夺利、仗势欺人的，又怎么会与宋江众兄弟们在一起呢? 可见，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不可能从根本上动摇整个封建社会制度和统治阶级的，因而，也不可能改变农民被压迫被剥削的命运。

宋江的愚忠导致义军走向毁灭，也使他个人丢掉性命。“宋江不满贪官当道的社会现实，同情被压迫者，并在具体实际中成为义军领袖，他恪守忠孝与封建道德，向往封妻荫子，青史留名”④。但“宋江受封建思想影响甚深，不反皇帝，是对统治者有幻想。在关键时刻妥协动摇了，主动地争取招安，把义军引向绝路” ⑤。梁山好汉因敬重他而跟随他招安，这样，他们就一步一步地走向陷阱。结果，宋江率军征方腊，众将士死伤甚多。正是宋江迷恋上流社会，迷恋功名，才使梁山义军走上灭亡道路。也正是他“宁可朝廷负我，我也不负朝廷”的愚忠，才导致他被赐毒酒致死的悲惨结局。他既是残杀兄弟的刽手者，又彻底毁灭自己。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注释：

①④⑤《水浒大观》[M]，王珏，李殿元，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第一版。第192-193页。

②③《〈水浒传〉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J]，王俊年，裴效维，金宁芳，《文学评论》1978年第6期。

参考文献目录

1、《〈水浒传〉中宋江形象脱轨及其成因》，李友桥，《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2期。

2、《简论〈水浒传〉中宋江的性格》，韩亚贯，《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3、《论宋江形象的人格内蕴》，郭英德，《昌吉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4、《宋江的人生价值取向探析——以<水浒传>文本为研究对象》，鲍衍海，《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1期。

5、《自觉的忧患与被动的毁灭——宋江的悲剧人格与命运》，刘奇玉、谢卫平，《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

6、《主流文化与江湖文化的整合者——从吏人身份分析宋江形象》，陈世东，社会科学论坛，2007年第8期。

第四篇：论《水浒传》悲剧结局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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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水浒传》悲剧结局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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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小说《水浒传》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贯穿全书、无比鲜明的爱憎立场，众多既让人钦佩不已又让人叹惋的英雄人物，但这些都不足以抹煞掉整本小说从中透露出的悲剧情愫。也许正是施耐奄先生在经过再三考虑后对小说的结局做的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安排。然而，在历史上确有其人其事，只不过《水浒传》是在元末明初的现实背景下，由作者施耐庵在前人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其中故事是经过民间不断地流传、改编，之后施老先生再根据自己的总结、编排而成的一部小说。本文将从小说《水浒传》悲剧结局来论述产生这一悲剧结局的原因。

【关键词】：悲剧、原因、社会历史、文化、人性

悲剧结局是《水浒传》的重要思想，让很多读者在读完之后不禁扼腕叹息。金圣叹曾对《水浒》进行了腰斩[1]，使之成了“断尾巴的蜻蜓”。[ 2 ]但仍然消除不了走向悲剧结局的痕迹。悲剧是由招安导致的，揭示了农民革命的弱点和封建统治阶级的凶残本质，进一步阐明了封建时代农民起义失败的必然性。本文力图从尊重小说作者创意图的原则出发，探讨一下《水浒传》悲剧产生的历史背景、文化背景、人性背景等。

一、《水浒传》悲剧结局的社会历史背景

《水浒传》是在元末明初的现实背景下，由作者施耐庵在前人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其中故事的情节是以北宋末年的历史为背景的。这种复杂的情况告诉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水浒传》中所反映的生活归结为北宋末年的历史真实的现实生活，而应联系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特征和明代的现实生活来认识《水浒传》中所反映的封建时代的社会生活。而且，作为文学作品,其中所描写的生活图景又是社会现实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因此，认识《水浒传》所反映的生活，也不能离开作家的世界观。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分析《水浒传》最终的结局问题。

宋江起义发生的时间是在北宋末年。由于北宋末年政治日渐腐败，统治阶级对外极力妥协，对内极力大肆搜刮，残酷压迫和剥削广大人民，造成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宋徽宗(赵佶)即位后，更是大兴宫室，浪费无度，创花石纲，劳役繁兴，加之水旱自然灾害的侵扰，人民无法生活，相继发生了宋江和方腊等起义。农民起义虽然被镇压，但却流传了起义的故事。而北宋政权在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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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的打击下变得更加衰弱，终于被女真人占了汴京，落得一个可耻的下场,宋徽宗和宋钦宗也成为金国的俘虏。[3]

南宋建立后，偏安江南一隅，并没有抗金的决心，而且重用投降派秦桧，杀害主战派爱国将领岳飞，残酷镇压农民起义，也是一个腐败的政权。但是面对半壁江山为金国所蹂躏，民族矛盾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时，许多农民起义开始转变斗争的方向，出现了从“反王”到“勤王”的趋向（《水浒传》中典型的例子就是宋江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这里的忠是对于朝廷、对于政府的忠）。[4]一些原来因反阶级压迫而起义的农民义军与新起的义军,把斗争方向迅速地转到抗金方面来，或接受了宋的招安，或表示愿与宋联合抗金。这是新的政治形势下出现的农民起义的新情况。

腐败的南宋政权勾结蒙古势力消灭了金国，而自己却在1279年被蒙古灭亡。于是蒙元的异族统治在中国的大地上造成了更加黑暗的政治局面。蒙元不仅残酷地镇压了汉民族的反抗，而且采取民族歧视的政策进行统治，使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样的统治并不能维持长久，元末相继发生了声势浩大的反对蒙元统治的农民起义，著名的代表人物朱元璋终于在农民起义的基础上于1368年推翻了元朝统治而建立了明王朝。

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彻底背离了农民起义的路线，而实行大权独揽的中央集权的统治。他一方面采取一些恢复生产，缓和阶级矛盾,令民休养生息的措施，一方面又虐杀功臣、造党狱、抄杀不为君用的封建文人。造成明初极为严峻的政治局面。

而宋江起义的故事传说就是在这样复杂而漫长的历史背景下发展演变的，《水浒传》就是在元末明初的历史背景下最后形成为一部巨著的。复杂的社会历史环境对“水浒”故事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复杂的影响，因此,在《水浒传》中所反映的现实并不是单一的北宋末年的现实生活,而是包括着北宋末年，南宋、蒙元和明初等不同时期的广泛的封建社会的现实。因此，《水浒》中所反映的现实生活具有更大的概括性，尤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其中许多重要的情节，并不是历史上宋江起义的真实而具体的敷衍，而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思潮的影响下的艺术虚构。鲁迅很深刻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认为“其中招安之说，乃是宋末到元初的思想,因为当时社会扰乱，官兵压制平民,民之和平者忍受之，不和平者便分离而为盗。盗一面与官兵抗，官兵不胜，一面则掳掠人民,民间自然亦时受其骚扰；但一到外寇进来，官兵又不能抵抗的时候，人民因为仇视外族,便想用较胜于官兵的盗来抵抗他，所以盗又为当时所称道了”。[5]他又认为：“至于宋江服毒的一层，乃明初加入的，明太祖统一天下之后，疑忌功臣，横行杀戮，善终的很不多，人民为对被害功臣表同情起见，就加上宋江服毒成神之事去。”[6]鲁迅认为“征辽”一节的形成“亦非始于明，宋代外敌凭陵，国政驰废，转思草泽，盖亦人情。”[7]这些都深刻地论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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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水浒”故事发展演变的过程中，由于社会思潮的不同，由于创作者思想见解的不同，许多情节被创造出来，许多情节被改造了，许多情节更复杂了。这种情况决定《水浒传》所反映的现实生活必然十分复杂，而且带有矛盾。

《水浒传》这部作品的实际描写以及它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印象,是一部农民起义的史诗;虽然它也写到了征辽的活动,但并不是一部以抵御外敌为重要内容的文学作品。宋江在小说中虽然有“统豺虎、御边幅”的思想和征辽的实践,但他主要是一个农民起义领袖的形象,而不是一个民族英雄的形象。”宋江之所以主动接受招安,还是由于他的忠君思想占了主导地位。这些我将在下文作具体的分析。纵观《水浒》全传,招安毕竟是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而施行的一种策略,尽管招安解决了当时的社会矛盾,但招安的结果必然使农民起义走向失败。

二、《水浒传》悲剧结局的文化根源

在中国存在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长期存在的封建社会传统思想对中国不论是古代、近代还是现代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春秋战国到秦统一全国可以说是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思想是百家争鸣、百家齐放的活跃局面，而在秦灭之后的汉王朝，从武帝开始实行“摆出百家，独尊儒术”的指导思想，正式把儒家思想确立为国家的正统思想，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20世纪至今的这段时间里，国外很多学者对于中国的儒家思想称之为“儒教”，现在国内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同这一说法，由此可以想见，一种思想成为近乎于或者说就是宗教的思想，而且在中国不论是汉族还是其他少数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地域几乎都成为国家的正统思想、指导思想、主导思想，对社会、对国家、对文化产生的影响不可谓不深远、深刻。

儒家思想所提倡的“格物致知、意诚心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忠君、爱国”的思想及其提倡的一系列严格的礼法制度，对历代的人民产生了严重的思想束缚。忠和义是产生于中国封建社会血缘宗亲关系结构的观念形态，它是中国古代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的道德行为规范和伦理范畴，是中国传统文化建构中的重要精神支柱，同时也是儒家思想的重要核心。还有后来以儒家经典为主考内容的选官制度“科举制”，更是将一代代文人束缚在没有实用价值的“经典”之中。儒家思想中提倡的“中庸之道”“隐忍之道”指引着人们“克己复礼”“节欲”“淡泊明志”，众多的仁人志士在这样的思想禁锢下消磨了意志，逐渐地刻在他们心中的忠于皇帝、忠于君、忠于朝廷、忠于父辈的根深蒂固的思想。

宋江作为封建官僚统治机构中的一员，职务定位很自然地便赋予了他忠君的思想内涵。另一方面，作为押司又是一个不登封建官级品阶的“猥鄙小吏”，职务和地位都使他同下层人民之间保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下层苦难人民的了解和同情，赋予了他人格中的义的内涵，而这种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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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内涵在一定条件下又往往与叛逆性相通。当他杀死了阎婆惜，当他在浔阳楼写下反诗，成了一名被官府所欲捕杀的在逃罪犯时，他终于被逼上了“梁山”，成为朝廷的叛逆者，同那些被逐、被缉、被杖、被囚、被黥、被配等入伙“梁山”的叛逆者一道，进行着叛逆皇帝的活动。

然而，当宋江成为了一名叛逆，参与并领导了“梁山”的叛逆活动时，他原有的根深蒂固的忠君观念并不曾被剪除，仍在他心灵的深处埋藏着。李逵一句“哥哥休说梁山泊主，便作了大宋皇帝却不好”，将潜在于宋江心灵深处的叛逆与忠君的矛盾揭示开了。晁天王死后，宋江便不能不将这一矛盾摆在了实践层面上。

宋江掌握“梁山”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改晁天王“梁山”的“聚义厅”为宋江“梁山”的“忠义堂”。一“忠”字之添，标志着“梁山”由叛逆到忠君两种存在性质的转换，标志着由反皇帝到走向招安实践目标的转换。当宋江通过“石碣受天文”，以合法的形式成为“梁山”的主宰时，忠君与招安便也以合法的形式主宰了“梁山”。宋江的就位誓词“但愿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也同时意味着是对皇帝的誓词。宋江对反对他招安所作的解释，正是他在忠君与叛逆的冲突中，忠君战胜了叛逆的内心独白：众弟兄们听说：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有日云开见日，知我等替天行道，不扰良民，赦罪招安，同心报国，竭力施功，有何不美？因此只愿早早招安，别无他意。

从宋江性格的三个发展阶段看,宋江的思想大致上有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最初是封建正统观念很严重,但他结交江湖好汉,讲究江湖义气,其后身遭压迫,在与梁山泊兄弟共同的斗争中,培养和发展了叛逆的思想,后来接受招安,便以“如今做了国家臣子,都是朝廷良臣”约束自己和梁山泊兄弟们,不允许兄弟们重上梁山造反,从这里可以理会到,宋江接受招安,固然有其他的思想。也正是从这一刻起，宋江实际上已成为皇帝派驻在“梁山”的一名控制“梁山”众英雄的朝廷官员。可见，是宋江截断了“梁山”走向更高一级叛逆层次（以改朝换代作为叛逆的号召和叛逆的最终目的）的路，他成了“梁山”英雄殒灭的第一杀手。而这一悲剧根源正是深植于宋江形象内含的叛逆与忠君两者的深刻的冲突之中。

三、《水浒传》悲剧结局的人性和奴性渊源

从前述宋江与“梁山”群落的悲剧内涵上，已清楚地看到，有了宋江的忠，才有了宋江主宰“梁山”的招安路线；有了“梁山”群落的义，也才有了“梁山”对宋江的招安决策的奴婢式的屈从，在这里看忠和义的实质都是奴才主义的奴性意识。作为奴性意识，就其本质来说是对人性的扭曲。它产生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财产与权势等级制下的等级性人身依附。早在周代便已出现森严的等级划分。中国封建社会愈向后来成熟地步发展，封建等级便愈加繁杂，人身依附便愈加严苛。在森严的封建等级社会结构里，不仅被统治阶级是奴才，统治阶级内部也是以不同的等级被区分开来的。这样，等级低的人是等级高的人的奴才，小官是大官的奴才，大官是皇帝的奴才，皇帝又是皇帝老子的奴才。石秀曾经这样骂梁中书：“你这与奴才作奴才的奴才！”这就深刻而真实地揭示出在中国封建社会人人都是奴才的社会本质。从这里也就找到了奴性意识存在的社会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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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同时也就找到了关于奴性意识和作为奴性意识的忠义何以能成为累世累代的中国人的普遍意识的原因。

奴性意识和作为奴性意识的忠义，不仅对于作为叛逆者的“梁山”群落是一剂毒饵，而且对于以皇帝为最高统治者的官僚统治机构也是一剂强腐蚀剂，加速着它向腐烂深渊的下坠。尽管奴性意识对于统治者和对于叛逆者的“梁山”来说，在具体的运作指向和运作方式上有别，但作为奴性意识的存在和奴性意识的本质则是同一的。这种奴性意识存在于统治者的头脑和存在于“梁山”叛逆者的头脑之中，是一样的既深且固的。这诚如清代一揭所写：“项羽有拔山之力，而不能拔奴性于一纸；„„鲁智深垂杨可拔，奴根恐难奋臂以驱逐。”[7]在人性与奴性的冲突中，《水浒传》所体现的则是奴性的胜利与人性的毁灭。

值得注意的是，以往由于受立场、视角以及时代的限制，未能从《水浒传》是统治者与叛逆者共同的悲剧这一整体意义上来认识它的社会意义与美学价值；更由于社会危机的深重，叛逆与反叛逆的矛盾就自然成为最具敏感性最具尖锐性的起义闪爆点，故而无论是统治者还是叛逆者都将视线集中落在了《水浒传》所具有的叛逆性上，从而忽视了它的有利于皇帝不利于叛逆者的本质，造成接受者主体与《水浒传》本质的双向性背离。

早在明崇祯时，奴才刑科给事中左懋第向崇祯帝告密，他以“世之多盗”“皆《水浒》一书为之”，要求下令：“家俱不许藏，令各自焚之。”（《兵科抄出刑科右给事中左懋题本》）再如清乾隆皇帝的奴才福建省道监察御史胡定在向皇帝的告密奏折中写道：“盗言宜申饬也。阅坊刻《水浒传》，以凶猛为好汉，以悖逆为奇能，跳梁漏网，惩创蔑如。„„市井无赖见之，辄慕好汉之名，启效尤之志，爰以聚党逞凶为美事，则《水浒》实为教诱犯法之书也。臣请申言禁止，将《水浒传》毁其书版。”（清江西按察衙门《定例汇编》）乾隆、嘉庆、咸丰都曾敕谕严禁《水浒传》的流传，不许刊刻售卖。

封建社会出现的叛逆者，自然是将他们的视点放在《水浒传》的叛逆性上面，例如天地会效仿《水浒传》“梁山”的忠义堂，将会员聚会的地方也叫作忠义堂。清代另一叛逆性的洪门组织，对于“梁山”的效仿就更为具有典型意义，朱琳《洪门志》有如下记载：

大哥传唤“新官人”时，“新官人”须即答应“有”或“到”。走到“月宫门”前，把守人阻止，问答如左： 问：你来做什么？ 答：投奔梁山。问：投奔梁山做什么？

答：结仁结义。（第十五章第二节《香堂设置新官人上香》）

铜章大令往下扬，满园哥弟听端详；大哥好比宋江样，仁义坐镇忠义堂；二哥好比吴用样，智谋广大兴山冈；三哥好比徐宁样，有仁有义掌钱粮；四姊好比钟娘娘，湘江会上摆战场；五哥好比林冲将，有赏有罚在山冈；六哥好比李逵将，人人称他小义郎；七姊好比一丈青，祝家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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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交兵；八哥好比陈达将，掌管令箭圣贤堂；九哥好比石秀将，替兄杀嫂上山岗。满园兄弟龙虎将，仁义道德天下扬。铜章大令讲完了，忠义堂前把令交。（第十七章第三节《外八堂执事二五铜章令》）。[8]

由于封建社会的叛逆者受中国封建社会传统奴性意识的束缚，而无法认识《水浒传》“梁山”忠义的奴性本质，这当然也是自然的。

四、作者本身忠义价值观念的影响

应当说整部《水浒传》是对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历史本质真实的艺术再现，但也不能不看到，由于作者受历史的局限，特别是受我国传统文化中忠义价值观的局限，在体现《水浒传》忠君与叛逆的冲突时，一定意义上放大了忠君的道德含量。正是在这样的观念支配下，作者将宋江送上招安的道路，将“梁山”的英雄兄弟一个一个地推向了招安的祭坛，从而降低了叛逆性的烈度，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叛逆的正义性与常规性目标指向。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序》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一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君侧矣。”又说作为“梁山”首领的宋江，是“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之所以是这样，只需了解农民义军首领张士诚屡次邀施耐庵入伙都遭到拒绝便不难找到答案。正是由于施耐庵的不反皇帝，故才有宋江的不反皇帝。由于施耐庵的忠，也才有宋江的以报效朝廷为矢志的招安。这也是施耐庵写招安的宋江、投降的宋江而不去写反皇帝的方腊的奥秘所在。不过也应公正地看到，施耐庵在赋予宋江及“梁山”以忠君内涵时，同他当时所具有的复宋反元的民族主义也有一定的联系。从根本上看，忠义价值观与一定限度的犯上精神的整合，是施耐庵思想的主宰，这亦即是中国传统文化为古代知识分子铸就了的观念型范。施耐庵正是在这一观念模式的主导下创作了《水浒传》这一悲剧性小说。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水浒传》的悲剧，也就是《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观念的悲剧。

参考文献：

[1]《从金评本<水浒传>看“腰斩”问题》.崔茂新.齐鲁学刊.2000/05 [2]《中国小说史略》鲁迅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3] 《论<水浒传>的受招安及悲剧结局》.《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03期.王小丽

[4]《论<水浒传>的悲剧意义》.《齐鲁学刊》1999年第03期.佘树声 [5]清·褚人获《坚瓠集·奴根》

[6]《后来居上的〈水浒〉人物——公孙胜》.侯会 [7]《20世纪水浒故事源流研究述评》.王丽娟

[8]《中国古代、近代悲剧理论概说》.赵山林.艺术百家.199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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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sertate the reasons for this tragic mood

behind its end Key

Name:Maliangbo

The sichuan college of education

611130

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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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ovel “Water Margin” leaves a deep impression on people.Throughout ,the book presents us with a very sharp-cut position on love and hate, also many a great heroes that we can not help admiring and sighing However, the touch an ending with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is rightly arranged by Mr.Schneider Um, on second thought Nevertheless, there indeed ,exist such a man and his deeds in history, but the author Mr.Schneider Um created “Water Margin "on the ginning of Ming one ,whose stories have been wildly spreaded and adapted among the civil.afterwards Mr.Schneider Um complied all this into a novel in accordance with his own conclusions This article aims to dissertate the reasons for this tragic mood behind its end Key.Keywords:

第五篇：《水浒传》读后感之：解珍、解宝的悲剧

《水浒传》读后感之：解珍、解宝的悲剧

解珍解宝是一对极为普通的猎户兄弟，却因猎获一只猛虎，无端招来横祸，当地恶霸豪绅毛太公为霸占解氏兄弟的猎物，竟然捏造罪名，对他二人诬陷迫害，后来还被毛太公勾结官府打入了死牢。若非他们的亲戚冒死劫牢反狱进行相救，恐怕是黄泉路上又多了两个冤魂。

这个故事记载在《水浒传》第四十九回，标题是“解珍解宝双越狱，孙立孙新大劫牢”。

事情是这样的：家住登州的猎户解珍解宝兄弟，因城外山上猛虎危害，官府对当地猎户下达了杖限文书，捉捕这只猛虎。可当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费尽周折终于将猛虎猎获了时，当地的大户毛太公却依仗自己财大气粗又和官府有勾结，就想把解氏兄弟猎获的猛虎据为己有。为达此目的，毛太公甚至诬陷解氏兄弟入室抢劫，把他们押送官府。又利用自己做官的女婿串通贪官，把解氏兄弟屈打成招，把他们送进了死牢。可恶的毛太公为绝后患，还买通了一位姓包的监狱长，让他们折磨死牢里的解氏兄弟。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正巧登州监狱的看守乐和同解氏兄弟有亲戚关系，为了解救解氏兄弟，乐和找到了解氏兄弟的表兄表嫂孙新顾大嫂夫妇。为了解救蒙冤入狱的解氏兄弟，孙新和顾大嫂夫妇被迫联络上山为寇的邹润邹渊兄弟，设计劫牢反狱。

我们从这个故事中，进一步了解了封建统治的罪恶，体会到什么叫做“官逼民反”。也使我对于今天的民主政治、今天的幸福生活感到要倍加珍惜。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把我们的共和国建设的更美好。

初二:罗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