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与中国近现代社会论文

第一篇：婚姻与中国近现代社会论文

浅谈婚姻与爱情的关系

巴尔扎克曾说过：“恋爱视快乐为目标，而婚姻是整个人生为目标”。众所周知，婚姻是每个人的一件终生大事。从古代的媒妁之言，订娃娃亲婚约，到近代崇尚追求自由恋爱，反对包办婚姻，以至今天，对于“裸婚”的褒贬，对于“金婚”、“银婚”的大肆宣扬，婚姻的演变也折射了社会的一种变革。而爱情，更是一个贯穿古今的主题。无论是“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缠绵深沉，还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苦苦相思的惆怅，甚至是“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的痴情呐喊，爱情始终就是这样让人幸福却又给人以痛苦的情感。

关于爱情，每个人都会有话说，或温柔的思念或寂寞的踌躇。或难过的叹息或孤勇的倔强。爱是包容。是拥抱。是荷尔蒙相撞。是付出。是坚持。是让你记住我。是泪水。是疼痛。是打不走，骂不散。是忍让。是伤害。是不后悔。是不遗忘。是很久以后你想起我，嘴角还挂着的一抹笑。关于爱情，字里行间的柔情蜜意；而对于婚姻，更多的让人变得肃然起敬。当一种情感的牵扯上升到了法律的高度，义务、责任、尊重等一系列凝重的词汇被深深烙印在了婚姻的石碑上，从前所向往的罗曼蒂克慢慢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打磨的愈发没有了棱角，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平淡无奇里渐渐的会多了很多抱怨。婚姻就如同一个空盒子，我们需要的是遵守它的法则，不断地向里面放入宽容、爱、关心、理解，才会让它变得丰满，从而生出幸福的香味。相反如果这个盒子一直是空荡荡的或是让猜疑、怨恨充斥其中，那这个盒子会扭曲甚至破裂。

有人曾说“爱情是美丽的，而婚姻却是神圣的”。不能完全说是爱情铸就了婚姻，但在我看来，没有爱情的婚姻的确少了本该享有的一种生动。婚姻的的确确没有爱情里所憧憬的各种浪漫情怀，但至少如果有一定爱情基础的婚姻会在彼此相处中多些许新鲜感，多些许制造惊喜的机会，让日日的相处不至于单调枯燥。更不能笼统的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一段良好的姻缘基于双方的相敬如宾，渗透着共同奋斗的理想，不乏彼此真诚的沟通与交流，在婚姻里寻找恋爱的美好情怀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同时，我们都应该清楚，爱情与婚姻都需要物质基础。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年代了，很多人将这样的利益最大化，贪图富贵，虽然过着光鲜亮丽的生活，享受着奢华，可是日子久了，就会渐渐明了：奢侈品、永不透支的信用卡固然代表一种生活品质，甚至会在一段时期成为生活必需品，但是如果真的缺少了真挚情感的婚姻生活就如空洞的躯壳，那奢靡的外表又能证明什么呢？钱以外的东西，是永远还不清的；而以心换心、将心比心的相待才能真正让爱情长久，让婚姻长久。

法学院

2011131237

白沂灵

第二篇：浅析中国近现代社会主要矛盾

浅析中国近现代社会主要矛盾

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实验中学

夏克传

邮码:528100 随着《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中国的领土主权、领海主权、司法主权、关税主权和贸易主权开始丧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则利用侵略特权，逐渐把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逐步解体。所以，鸦片战争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随着社会性质的变化，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由原来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开始变为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各种社会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从此，中国进入民主革命时期，中国人民肩负着反对外国侵略、反对本国封建统治的双重革命任务。

近代前期的第一阶段（1840年至19世纪60年代），是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先是民族矛盾，主要是英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居主导地位；后是阶级矛盾，即封建主义和中国人民大众的矛盾占主导地位。所以，在两次鸦片战争中，中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抵抗殖民侵略，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中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推翻清政府。

在第二阶段（19世纪60年代至1901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全形成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所以中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挽救民族危亡，发动了维新变法运动和义和团运动。

在第三阶段（20世纪初到1919年），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化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集中体现在广大人民群众同清朝统治集团和北洋军阀统治的矛盾上。所以，中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推翻清政府和北洋军阀的统治，发动了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在近代后期，从五四运动开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大致可分为4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和国民大革命时期（1919年5月至1927年7月），北洋军阀与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所以1923年中共三大制定了革命统一战线方针，国共合作，发动了国民大革命。

在第二阶段，国共十年对峙时期，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或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8月至1937年7月），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共产党和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矛盾。所以，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制定了土地革命的方针，在农村发动了土地革命。但从1931年至1937年，随着日本侵华的步步加深，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成为社会最主要的矛盾。所以，1935年中共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号召全民族抗战。在第三阶段，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中日民族矛盾是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如何动员、组织全民族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是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内容和中心任务。

在第四阶段，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即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45年8月至1949年9月），中国共产党与广大中国人民同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所以，1945年中共七大制定了废除国民党独裁统治，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方针。

由此可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一直交替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当列强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时，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最主要的矛盾。也正是如此，才有清政府的对外宣战、爱国官兵的英勇抵抗、人民群众自发的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才有国共两党的二次携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而当列强改变侵华手段与方式，使用经济、政治而非军事的手段和以间接的“以华治华”而非直接的殖民统治的方式时，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最突出。如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国共十年对峙时期、解放战争的时期。

可见，近代中国社会的两对主要矛盾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不同历史时期中的地位也是不同的。因此，切忌机械地搬用近代社会的两大矛盾分析历史时期和历史事件的根本原因，而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新中国建立，标志着中国进入现代史，中国社会进入新民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里，地主阶级被消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唯一的阶级矛盾，是过渡时期(1949——1956)主要矛盾。所以，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决定要完成三大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1956年党的八大指出：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就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尽管这种表述不够确切，但总的精神是正确的。

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确定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强调要“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认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主要矛盾的这种错误认识，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巨大损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重新肯定八大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的基础上，用更为科学的语言表述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二大确认了这一提法，并把它载入党纲。党的十三大又把这一提法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

中国共产党自从1921年成立以来，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主义革命时期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决定了党在一个时期内工作的中心任务和主要方针。中国共产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便来自于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和把握。如果能准确抓住主要矛盾，那么由此制定出来的决策将是正确的，反之，则会犯错误。在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由此可见，检验中共的政策方针是否正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就是要看它是否科学全面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第三篇：北京大学与近现代中国

北京大学与近现代中国

摘要：

北京大学作为中国近代创办的第一所高等学府，在不同历史时期，经历了从京师大学堂，国立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最后到现代北大的发展。北大的每一次转变，都伴随着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起伏。它是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参与者与见证者

关键词：北京大学；中国近代史；见证者；参与者。

曾有人这样评价北京大学——“承太学正统，立大学祖庭”，也有人说北京大学是中国政治的“晴雨表”，我说北京大学是中国近代史的见证者。北京大学从18世纪末成立至今，在扮演重要角色的同时也见证了中国近代的发展，我们可以从北京大学的发展来解读中国近代史。

（一）清末-京师大学堂（1898-1912）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以中方大败结束，清朝政府被迫签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成为日本宰割的对象，与此同时，以欧美国家为首的帝国主义列强更是加速了对中国的侵略，各国在中国掀起一场割地狂潮，中国又再一次陷入了被瓜分亡国的危机中。为了救亡图存，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起了一场变法维新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他们认为只有学习西方先进知识，发展自身力量，才能实现变法维新，从而达到救亡的目的。

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以及慈禧的默许之下，维新运动得以快速发展，1898年，康有为在《应诏统筹全局折》一文中提出，“自京师立大学，各省立高等中学，各府县里中国小学及专门学”。此举得到光绪的支持，同年6月，光绪下诏强调“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由梁启超起草章程确立办学方针。7月3日，光绪正式下令，批准设立京师大学堂。自此，影响中国教育界百年的学府-北京大学前身正式成立。

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变在北京城中爆发，光绪帝被软禁，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逃亡海外，仅存留百天的维新变法宣告失败。慈禧下令宣布所有变法内容无效，全部废止，而京师大学堂以“萌芽早，得不废”之故，得以保留下来，但其处境也是举步维艰。

（二）中华民国时期-国立北京大学（1912-1937）

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国立北京大学，由严复先生担任校长。后来在蔡元培出任校长时期，他秉承“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意”的理论，使北大的思想气氛极为活跃，这也是为何新文化运动会以北大为主要阵地的原因。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政治上：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本国军阀混战；文化上：尊孔复古之流涌动，西方启蒙思想也进一步传播。陈独秀在北京创办《新青年》，在蔡元培，李大钊等人支持下，以北京大学为中心，宣扬民主和科学的思想，向落后的封建复古势力进行猛烈批判。他们集中打击作为封建专制统治思想基础的孔子学说，要求思想自由；后来又开展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学，废除文言文。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先进的共产主义思想，新文化运动开始宣扬马列主义，毛泽东等青年学生开始认识和学习马克思的思想，北京大学因而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的萌芽地，后来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创立中国共产党，北京大学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活动地点。此时新文化运动宣传民主和科学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使原本的旧民主主义文化运动转变为更为先进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从而给中国知识分子来了一场思想洗礼，给后来的五四运动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作为战胜国出席巴黎和会，遭受屈辱的不公平对待。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以及屈辱的“二十一条”传回国内，群情激奋，积压在人们心中的怒火爆发出。1919年5月3日晚，北大校园一片沸腾，北大、清华、专科学校的学生们聚集在北大法科礼堂，讨论如何挽救祖国的问题，会上作出四条决定：联合北京各界一起斗争；告知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外交代表，拒绝在条约上签字；联合全国各地举行示威游行；在5月4日在天安门前公开对段祺瑞政府示威。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以北京大学为首的北京多所大学的学生在北洋政府前集会，罗家伦写下《北京学界全体宣言》，随后进行轰轰烈烈的示威游行。与此同时，北京学生的爱国思想迅速感染全国，得到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和人民的热烈支持，使这场爱国运动发展到了全国各地，掀起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高潮。

（三）抗日战争时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37-1946）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华北陷入危机之中。在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命令下，国立北京大学南迁，与国立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后来，战争局势进一步恶化，又重新迁到云南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学生积极响应征兵，纷纷投笔从戎，凭借滋生所学知识，与敌人进行斗争。很多学生参加战斗，有的奋不顾身，牺牲在战场之上；有的英勇杀敌，成就抗日英雄。联大的留校师生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精神，在不放弃发展教育的同时，努力科研生产，支持前线作战开展各种支持抗日的活动，参与后方运输保障，对反动分子破坏抗战表示积极反对，参加和统一爱国统一站下西南联大因此成为抗战大后方爱国运动的支持者和组织者，成为抗战中的“民族堡垒”。

（四）新中国成立至今-北京大学（1949-）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西南联大也宣告解体，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恢复原来校名，各自迁回北平和天津。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结束。同年，中央宣布中国大学全部收归国有，原校名中“国立”二字取消，正式命名为“北京大学”。

建国之初，北京大学师生明确肩上所负责任，积极响应国家发展，不断为国家奉献一批又一批的人才，不断发展教育，培养人才；改革开放之后，北京大学开展各种国际交流活动，引进外来专家，适应中国的开放战略，成为中国教育界，乃至世界教育界的著名学府。1998年5月，北京大学开展百年校庆活动，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亲自题词祝贺北大建校一百周年-“发扬北京大学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优良传统为振兴中华作出更大贡献”，之后北京大学宣布启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开启北京大学在21世纪的发展新篇章。2008年5月，胡锦涛主席在建校110周年大会上赞扬北京大学所取得的成就，北京大学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路上又前进了一步。

北京大学自1898年成立至今，一直秉承“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坚持振兴中华，民族崛起。它的诞生到强大的过程，我们可以把它认为是中国在近现代的重生和繁荣。在100多年的中国近现代史上，它不单单只是一个高等学府，也是中华民族近代发展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第四篇：中国近现代文学名著阅读论文

读沈从文《边城》有感

从小我就很迷恋沈从文，更迷恋他的《边城》。读书时，就知道《边城》是蜚声中外，饮誉文坛的名著，被誉为‚小说中飘逸不群的仙女‛，是梦幻中的湘西绝唱。以致很多人，甚至怀疑《边城》里的人物是虚幻的，是沈从文梦幻中的故乡童话。其实不然，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是最为真实，最为本色的湘西。只是现在已经物是人非，甚至也人物两亡了。

与其说《边城》在写景，不如说是在写人性。柔美朴素的文笔，一点点勾勒出了一个乡村，一片理想的净土，没有战争，没有勾心斗角，没有铜臭，人们都以最本质的状态生活着。端午节前，翠翠的爷爷在市集中受到许多人的关照，在彼此洋溢着的笑靥中，没有欺骗，没有讨价还价的争执，人与人之间更像是互帮互助的一家人。在这片桃花源，生存不需靠金钱来维持，彼此信赖，关心使每个人都能舒适地生活。这里没有凭金钱建立的等级制，即便是比较富裕的顺顺，待人接物也毫不傲慢，还主动送给翠翠祖孙许多粽子。淡泊的金钱观，平等互助的人际关系，自然的人性，使我们找不到丝毫‚文明‛社会的礼法与习俗，这看似与我们的现实生活相去甚远，然而在作者的白描中，一切又是如此的真切，或者说，是人类内心中对真善美本质的渴望使这一切显得真实。而一百年前的湘西，甚至现在湘西的偏僻处，就是这么一个远离王化的自在自得之地。翠翠是这片水土养育的精灵。沈从文是这样描述翠翠的。‚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翠翠是沈从文所有作品中，描写的最美丽最纯粹的少女形象。美得不可方物，美得叫人心痛。

风和晴朗的天气无人过渡，镇日长闲。祖父同翠翠便坐在门前大岩石上晒太阳；或把一段木头从高处往水中抛去，镞的使身边的黄狗自岩石高处跃下把木头衔回来；或翠翠与黄狗张着耳朵听祖父讲城里很多年前的战争故事；或祖父同翠翠两人各把小竹做成的竖笛含嘴里吹迎亲送女的曲子……遇到过渡的是新娘。翠翠必争着做渡船夫。站在船头，懒懒的攀缘缆索让船缓缓过去。花轿到岸拉，翠翠必战在小山头，目送这些远去，方回转船上，把船靠近近家的岸边。独自哼唱或采一把野花束在头上装扮新娘子……

平静，古老而祥和，自然朴实。

然而翠翠却是敏感脆弱，孤独忧伤的。

倘使爷爷死了……吊脚楼上的曲声与这幽怨的心思相对应。倘使爷爷死了，会有户人家等着她？这是她唯一透破这图画的路？引出了翠翠心中隐秘幽暗的一段爱情故事。笔触冷静平淡，语句没有任何宣染艳丽。白描淡淡的不能再淡。然而白描中仍看到结果的厚重。隐秘忧伤的是他们的爱情没有开始就消失。翠翠不做声，心中只想哭，可是没理由可哭。祖父再问下去，便引到了翠翠死去的母亲……老人说了一阵，沉默了……

原来来做媒的是为老大。而站在对溪高岸竹林里为她唱歌的却是老二。老二想做云雀，老二有诗人性格。翠翠喜欢老二不喜欢老大。文字总在二老是为要一座碾水房还是一只渡船着游动，在渡船上爷爷反复询问中延续。老二爱翠

翠，喜欢翠翠，他在碧溪阻为她唱了一十七个晚上的歌。他认定自己命中就是个撑船的。翠翠感觉生活太平凡了，感到心中有些薄薄的凄凉，想在一件新的人事上攀住它……翠翠梦见在梦中被一个人的歌声浮起来，上悬崖摘了一把虎耳草。

而先说媒的是老大，老大却死去了。翠翠还不知怎么回事就背上了莫须有的罪名。老二因为家庭的阻力，舍弃翠翠下桃源去。翠翠的爱情破灭。爷爷死了，她仍与黄狗来弄渡船。

翠翠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缩影。更是沈从文年少时见过的女人的命运的综合。沈从文是敏感而早熟，他对女性的爱，超出常人。沈从文从十五岁到二十一岁，在沅水流域漂泊辗转。这六年时光，造就了他一生的生命意识与情感模式。不论是凤凰城里的杨小姐吸食鸦片而死，榆树湾大家闺秀的吞金而亡，芷江女子马小姐的沦为压寨夫人，还是高枧乡下女子巧秀的私奔而寡，还是黔东女子的落草为寇，都叫着红颜薄命。其实都是湘西女子悲剧命运的缩影与写照。这些女子的美丽与命运，都触动过沈从文年轻而敏感的心灵，都是沈从文一生念念不忘。她们身上已经具备了翠翠的美丽与忧伤。以致沈从文有深刻独到的感悟：一切美丽的东西，都叫人忧愁。

作为一个来自湘西边地的小说家，自然对自己的这些人生经历，难以割舍。而且沈从文也明言，自己写小说散文，就是表现最纯最美的人性。他也说过，时间造就一切，也毁灭着一切。他只是梦想拿自己的笔真实的记下一些光影，一些人事哀乐。他深爱着这片土地，且温暖的爱着这一方山水，爱着那些生存在历史之外芸芸众生。所以，沈在写出《边城》之前，已经在不同的小说散文里，刻画回忆过那些美丽而忧伤的女子的人生遭际。我想可以那么说，沈从文就是为那些美丽忧伤的湘西女子而生的，沈从文所有的文字，最终就是为了成就《边城》，为了雕琢出不朽的翠翠这一不染尘埃，且充满悲剧意味的少女形象。

翠翠，是很多湘西女子的浓缩。但最直接最厚重的，是以为湘西泸溪县城的女子。这段故事保留在沈的《湘西散记》里。那是一九三四年一月，沈回家到凤凰看望重病的母亲。坐船溯流而上，夜泊泸溪。他想起了一个让他一辈子难以忘怀的女子。那是他十五岁第一次从军出门，与凤凰军人一起下沅陵，傍晚停泊在泸溪码头。他与一个朋友上街去玩。见到小店铺里一个最美丽精致的女孩子。让他们惊艳不已。且都在心底发誓，将来发达了一定要娶这漂亮女子。可是时光流转。十六七年后，沈以教授与文学家的身份，再次经过少年梦幻的小城。竟然不由自主，又来到这当年的店铺前。那店铺竟然还在。沈只看到柜台后一个瘦骨如柴的老人，在咳嗽。沈随意说：‚买点东西。‛这老人抬起头，朝内门喊：‚翠翠！翠翠！有客人买东西。‛门内应声而出，竟然就是那个留在记忆深处的买绒线的十五六岁的女孩子。这让沈感到恍如梦幻，似乎时光倒流了。当他定神看看那老人时，他明白了，这过早衰老的吸食鸦片者，竟然就是当年自己的朋友。他不敢惊动这位故人，只是从旁近打听到，原来这朋友因迷恋着女子，竟然从部队溜了，且如愿以偿的娶到了泸溪女子。但女子在生翠翠时，竟难产而死。现在他们的女儿就是眼前的翠翠姑娘。那一夜，沈从文在泸溪沅水岸边独自散步，彻夜未眠。他感叹着人生的命运与得失。翠翠就是这样产生的。

读过《边城》我记忆最深的是结尾——‚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也许‘明天’回来‛不知为啥？总觉得它意蓄着什么似的，就像块磁铁深深地吸引我去思考，去研究，去探索。而这绵绵无尽期的等待，充满了悲剧意味，叫人魂牵梦绕，哀婉缠绵不尽。

而我觉得傩送这个人是永远不会回来了的！沈从文以他的人生阅历，自然知道翠翠的爱情结局。他见得太多了，且一切都是命啊！但他又不愿意明明白白的悲剧写出，只是留给读者凄美哀婉的回味与想象。我们不妨想象一下，一个独守渡船的孤身女子，心里思念着傩送，但傩送却怪罪翠翠的祖父间接导致哥哥的死去。包括傩送的父亲顺顺，也心里以为儿子的死与翠翠有关，且要傩送与团总的女儿结婚。傩送就是因这些总错复杂的原因，而离家出走桃源了。

即使会来又能如何呢？有情人难成眷属，看来不光是因外人的干预，同时也有自身心里的纠结。有些坎总是难以跨过去。湘西虽然是很淳朴很善良，但一百年前也很迷信。一个女子出世就死了父母，且与她提亲的天宝也意外淹死。这都会归于迷信的，以为翠翠命运不好。这就足以使翠翠葬送自己一生的幸福。尽管翠翠是罪无辜最可怜悯的。这也就是悲剧的原因。

第五篇：中国近现代社会史课程论文

中国近现代社会史课程论文

2010-2011学年下学期通识课程论文

课程名称：中国近现代社会史

姓名：王亚伟学号：1010013

5科举制度的废除对中国近现代教育的影响 科举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

做科举。科举制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开始实行，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

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

科举制度是我国古代延续时间最长、影响作用最大的一种考试制度和选官制度。由于它

本身的公平竞争性、不分阶级性，使它在封建社会上升发展时期，适应了统治阶级的需要，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的稳定。但伴随着社会的发展，拥有封建社会属性的科举制度已无法适应

时代的需求，成为资产阶级改良和革命的障碍，成为阻碍中国社会顺应历史要求向前发展的重要因素，因而不可避免的寿终正寝。但它的废除依旧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科举考试是为封建制度的完善和发展而建立的官吏选拔制度, 它无法超越封建专制制

度的束缚, 因而必然包含着保守、封闭、僵化、驯服、官本位等封建消极因素。到了明清时

期, 随着封建制度的没落衰败, 这些消极因素就越来越显示出它的破坏力。近代中国严重的内忧外患日益暴露出通过科举考试所选拔的人才无裨国用, 士子们所学的儒家经义不能救

国。鸦片战争后, 与西方入侵同时俱来的是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西学的进步, 使通过科举制

度所反映和表现的中国传统文化显得陈旧与落后, 从而对科举制度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当时

有不少有识之士指出: 国家正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外患日逞, 西学东渐, 昔日占毕

时艺, 不足以有为时风所趋，如潮水然，有不得不改革之势。旧学不足以有为。由此可见，科举制度衰亡的根本原因在于未能顺应历史潮流的发展而铲除腐败，吐故纳新，不断进行

自身改革，所以最终被历史浪潮所湮没。

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后，中国近现代教育正式开始。然而，数千年的教育传统和心态不

可能在顷刻间随之烟消云散。

首先，科举制度的废除对高等教育近代化与女学兴盛产生了推动作用。有学者认为，虽

然早在19世纪中期开始，中国即已兴起了新式高等教育,但在科举废止前，高等教育近代化

发展的步伐一直十分缓慢。这是由于科举不仅是传统高等教育的重心所在，而且还极大地制

约着新式学校教育的发展。因此，科举改革事关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变革之全局。科举存废成为新旧高等教育转化的关键所在。废除科举后，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新

学制迅速推广，近代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基本形成，留学教育迅速发展，高等教育培养目

标和课程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废科举所带来的另一个有利影响是女学的兴起。作为社会的半边天，女性对社会发展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而女性接受教育则是反映其社会地位高下的重要指标，也是社会平等和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在废除科举制度后的1907年，清政府又颁

布了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章程的颁布，标志着清政府已正式承认女学堂的/

3合法性，女子教育也被正式纳入学校系统，这为女学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女学从此便蓬勃地开展起来，且层次不断提升。据统计，1904年，全国学堂总数为4222所，1905 年为8277 所，1906 年为19830 所,1907年为35913所，1908年为43088所，1909年则已高达52348所;学生总数也逐年递增，1905年以前最多不过258873 人(不含军事、教会学堂),1907年达到1024988人，1909年达到1638844人,1912年跃升为2933387 人，几乎是1905 年的12倍。学堂和学生数的增长中便有女学的贡献。截至1907 年，全国共有女子学堂428 所，女学生15496人。到1909 年，全国已有在校女生78376人。

其次，科举制度的废除对教育的普及与学堂对教育的促学力有所减弱。科举被废后，虽然新式教育大兴，学堂数和学生数猛增，但其普及教育之功非但远不及科举，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说还严重阻碍了教育的普及。1905年后，学堂的绝对数量虽有惊人增长，但对于当时有着4亿人口的中国，仍是杯水车薪。据估计，1906 年，中国应受学之人约1亿，其中学儿童至少5000万，而实际就学率仅为6%。在兴学成绩斐然的直隶，1903年至1908年，学生数从6000人增加到18万余人，以平均每年5% 的速度增长，但相对于570 万学龄儿童,1908年隶的就学率仍只有3.2%。据罗斯基的研究，1880年清代识字率男性为30~ 45%，女性为2~ 10%，平均识字率在20% 左右，这一比率不亚于英国和日本在现代化以前的识字率。但从1895年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期间，全国平均识字率却一直在下降(直到1930年代，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数只占总人口的17%)，以至于梁启超曾在1915年批评新政时说，20年来办现代教育使得全民不识字。另则，学堂对教育的促学力远不及科举。邓嗣禹在对科举罢废前后的向学之风进行对照后认为: / 自罢科举后，中大学毕业，无噉饭之所，于是纨绔子弟，终日逸游，贫困之士，有志莫逮。甚至平民义务学校，免费供膳，犹辞不入。强迫教育之今日盛，反不若科举时代能使人力争向上也促学力的下降，盖因科举功名观念影响的余力尚大，使新学堂的毕业生在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上还远不能和科举功名获得者相比。再则，科举的苛严竞争已深入民心，对传统教育深为迷恋的时人自然对清末处于混乱状态的新式学堂嗤之以鼻。而，在废止科举前后，清廷为促进学堂的发展，不得不出台了一些甚为奇怪的学堂奖励章程,规定依学生等级高下和程度优劣，分别实行科举虚拟和职官实授的双重褒奖,。直到宣统三年，各学堂的/实官奖励0政策才被停罢。这种以科举功名和出身奖励学堂毕业生的做法,，其实质是新式学堂教育与传统科举教育之间的一种妥协，同时也说明在科举被废之初，其对教育的促学力仍远大于已然蓬勃发展的学堂，亦反衬出废科举对教育普及的消极影响。

近代教育的发展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了，科举制度的废除也有一百年的历史了，然而其具体形制大多已被遗忘，但其基因仍存于新的教育体制中。科举制度废除后，人们深刻反省了传统教育对统治权力的依附，并在此基础上明确了中国近代教育应有的目标。科举制度的废除推动了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转变。这一转变实质上是一个由选拔少数道德文化精英从政的制度，向一个普及全民教育，广泛实施专业技术训练的制度的转变。与废除科举对应的是提倡新学(即西学)，并试图效法西方的民主政治和选举制度。在此后的洋务运动时代、民国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中国经历了效法日德、崇拜英美、学习苏联、全面开放等一系列重要的社会思潮和改革实践。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单一的教育目标，被极大拓展了,士农工商都可成为国家栋梁之材。在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西方文明的冲击之下，在列强分割和亡国灭种的危机感逼迫之下，在全面社会改革的阵痛之中，中国的教育和人才制度在艰难探索着。近代教育与科举制度的重要区别在于它是面向大众的、全面的教育。当然，回顾历史并不是为了复古，而是为了古为今用或者说是以史为鉴。那么，我们不妨在比较中来打量一下现代教育。在培养目标上，现代教育培养的是各级各类的专门人才，既有科技人才，又有政治人才。科举制度造就的是靠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政治型通才。在教育内容上，现代教育既有社会科学知识，又有自然科学知识。科举制度偏重于人文教育，伦理代替论理，囿于/

3四书五经、子曰书云。在教育对象上，现代教育是一种面向全民的国民教育，旨在提高国民素质，使人人具有普通的知识技能，以促进社会的进步;科举制度是一种淘汰型的精英教育，旨在选拔官吏供国家任使，养成圣贤兼济天下，读书人一旦落第或不能登上仕途，就只能靠卖字画、开私塾糊口。一言以蔽之，现代教育与科举制度的重要区别在于它是面向大众的、全面的教育。诚然，从私塾到学校，从教书先生到人民教师，从平平仄仄到文史数理化，过去的100年间，中国的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读书，不再是一小部分人的专利,九年制义务教育提高了国民的整体素质;高等教育也已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化时代。

废除科举制度的主要动机是发展近现代教育,但遗留的科举心理却在科举制度废除的百年里, 渗透到了近现代教育的体系中。废除科举并没有为现代教育清空场地, 在科举废墟上建立的近现代教育制度, 总有科举的影子。废除科举打破了儒学的一统天下, 使旧的教育制度解体。但是,近现代教育体系在制度上的确立, 并不能保证心理上的纯粹。科举情绪仍以应试教育的形式, 置换性地表现在中国现代教育体制中。以中考、高考、考研等各类升学考试及以重点中学、大学、重点大学等构成的庞大应试教育体系与等级教育网络正在有条不紊地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提供社会晋升流动的机会, 犹如当年的科举考试制度。当时为发展近现代教育而废除科举制度, 但遗憾的是科举废除之后, 现代中国还是没有建立起一种全新的、规范合理、公平公正的选官制度。科举作为一种选官制度, 它至少在原则上主张与实践让知识和道德为权力提供合法性。而在科举制度被废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 除了暴力与阴谋外, 没有什么能为权力提供合法性的依据。也正因为如此, 曾有人怀疑改良科举比废除科举所起到的效果更好。因为西方的现代选举政治与官僚政治分立, 官僚遴选的所谓考选制, 最初也是在中国科举制度影响下创立的。综上所述, 在科举制度废除百年后的今天, 无论从深刻认识中国社会的特性和传统文化的命运方面, 还是从为近现代教育的发展影响方面来说, 总结科举制度的千秋功过, 反思废除科举制度的利弊得失, 都将有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上海人

民出版社, 1992.[2] 金诤.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

社, 1990.[3] 谢俊美.政治制度与近代中国[M].上海人民出

版社, 2000.[4] 杜学元.中外女童教育简史[M].四川大学出版

社, 2001.[5] 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M].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 1989./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