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国际关系史论文

第一篇：近现代国际关系史论文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以及对人类文明和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开始是德军入侵波兰以至西欧各国。战争分五个阶段。战争第一阶段（1939年9月1日至1941年6月21日），1939年9月1日，法西斯德国进犯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此全面爆发。9月3日，英、法对德国宣战。1940年6月10日，意大利加入反对英、法的战争。1941年1—5月，不列颠帝国军队将意军逐出英属索马里、肯尼亚、苏丹、埃塞俄比亚、意属索马里，意大利舰队在地中海遭受很大损失。德、意联军于3月31日转入进攻，4月下半月进抵利比亚、埃及边界。在欧战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也进一步扩大了。日军向中国内地进攻，开始占领华南地区，侵占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

战争第二阶段（1941年6月22日至1942年11月18日），1941年6月22日，法西斯德国背信弃义地进犯苏联。22日、24日，丘吉尔、罗斯福分别代表英国和美国政府发表声明和通过缔结协定，支持苏联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斗争。1941年12月7日，日本突然袭击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基地珍珠港，挑起了对美战争。12月8日，美、英等一系列国家对日宣战；12月11日，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对美宣战。法西斯德军统帅部经过广泛的准备，于1942年7月中，开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大的会战之一斯大林格勒会战。从1942年上半年起，美国在太平洋的力量开始增加，日本舰队在珊瑚海海战和中途岛海战中受到了相当大的损失，于1942年底在太平洋转入防御。日本帝国主义者被迫放弃了对苏作战的打算。

战争第三阶段（1942年11月19日至1943年12月31日），1942年11月19日，苏军在斯大林格勒附近开始反攻，合围和粉碎了敌军33万人的集团。苏军夺取主动权后，于1942年冬、1943年春在北高加索、顿巴斯、列宁格勒附近和战场其他地区对敌实施了毁灭性突击，解放了战前居住过4000余万人口的大片国土。从1942年秋开始，英、美的战斗行动积极了一些。1943年7月10日，美英军（13个师）在西西里岛登陆，并攻占该岛，9月初又派登陆兵在亚平宁半岛登陆，均未遭意军重大抵抗。英美军在意大利的进攻，适逢墨索里尼制度由于以意共为首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法西斯斗争而陷于严重危机。7月25日，墨索里尼政府被推翻。巴多格里奥元帅成为新政府首脑，于9月3日与美、英签订了停战协定。法西斯集团开始瓦解。

战争第四阶段（1944年1月1日至1945年5月9日），美英武装力量在太平洋和亚洲的较大范围内展开了进攻。1944年夏秋苏军进行了数个较大的进攻战役。1945年4月16日，苏军3个方面军发动了规模巨大而极其紧张的柏林战役，德军柏林集团在这一战役中遭到围歼。柏林被攻克后，西线出现了成批的投降。希特勒自杀（4月30日）后拼凑的邓尼茨政府，在不停止对苏作战的情况下与美、英缔结局部投降协定。5月8日午夜，凯特尔元帅为首的德军最高统帅部代表，在苏军占领的柏林近郊卡尔斯霍斯特签署了法西斯德国武装力量无条件投降书。苏联元帅朱可夫受苏联政府委托，同美、英、法代表一起接受了无条件投降。

战争第五阶段（1945年5月9日至9月2日），1944、1945年间，盟国武装力量在太平洋战区进行了粉碎日本舰队和解放日占岛屿的海上战役和登陆战役。美国于8月6日和9日对广岛、长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加速了日本侵略战争的失败。1945年9月2日，举行了日本投降书的签字仪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

二次世界大战使人类蒙受空前灾难。战火燃及欧、亚、非和大洋洲四大洲及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北冰洋四大洋，扩展到40个国家的国土，有五六十个国家参战，作战区域面积2200万平方千米。在抗击德意日法西斯的战争中，中国坚持了8年，英国6年，苏联4年2个月，美国3年9个月。双方动员军事力量约9000万。中国共有4.5亿人卷入战争。按不完全统计，战争中军民共伤亡9000余万，是历次战争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死亡者中有一半是无辜的平民，其中包括600万犹太人和50万吉普赛人。直接军费开支11170亿美元，参战国物资总损失价值40000亿美元。无数的人类历史文化遗产毁于一旦。

国际法西斯力量的溃败，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分布，决定了世界的整个战后发展。许多民族和国家赢得了独立和解放，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中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等国人民，在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下，推翻了资产阶级和地主的统治，完成了本国生活中深刻的社会政治变革和经济变革，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建立，成了伟大十月革命胜利后最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此外,冷战也是二战结束后的必然结果,德国,日本,意大利乘冷战和越战,朝战坐收渔利,也富强了自己.美国因取得冷战和科索沃战争的胜利,消灭了欧洲所有共产党势力,非洲仅有的几个红色国家也倒了台.如今,共产主义国家仅剩中越古朝四个.。

第二篇：国际关系史论文

国家利益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题目：国家利益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2012级外国语学院 英语十班 赵莉雯

摘要：现当代国际关系复杂多变，造成各国关系的缓和跟紧张的原因有很多，但其根源还是国家利益决定的。国家是国际政治的重要行为体，因此每个国家都会从自己的国家利益作为对外关系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总是千方百计最大限度的实现本国的国家利益。本文将对中国与日本、美国的国家关系的变化等进行研究，进一步阐述国家利益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影响。

关键词：国家利益 国际关系 外交政策

同盟

一、国家利益直接影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威尔逊总统立刻号召他的同胞严守中立。这一呼吁得到了普遍的赞成,因为绝大数美国人都不希望卷入这场战争。德国无限制的潜艇战导致美国人员的和舰只的损失加速了美国的参战。1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并没有参战，而是进行军工经济，从中获得了极大的经济效益，对之后的美国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德国的潜艇战侵犯了美国的安全利益，从而加速了美国的参战。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 著 《全球通史》下 2006年版

P657

国家利益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2003年，美国伊拉克发动战争。当时美国政府提出了三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消除萨达姆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减少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促进伊拉克和周围地区的民主。其实国际上都清楚美国更主要的动机在于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伊拉克蕴藏石油量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沙特阿拉伯。美国首先想通过在伊拉克建立亲美政权，然后控制伊拉克甚至中东的石油，促进美国军工的发展。以此获得经济利益。再次通过伊拉克战争对中东地区起到威慑作用，达到其政治利益。

二、国家利益对国家外交政策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政策的方针与原则: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先后提出了三条方针，即“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2其中“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是因为当时中国依附于前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而当时的国际关系是两极对峙，美国与苏联的对抗。因此美国坚持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立场，拒绝承认中国，并在经济上鼓励、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包围中国。但是20世纪70 年代，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后，在对华关系方面采取了一次额放宽措施。如：1971年3月15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取消对于使用美国护照去中国旅行的一切限制；4月14日，尼克松宣布结束已存20年的禁制美中贸易的法令等。

王绳祖 《国际关系史》 08 卷（1949-1959）p13

国家利益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这些措施所包含的信息，加上在这之前尼克松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赛斯库的渠道向中国传递的谋求美中接近的信息，得到了中国方面的积极响应。3中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国防和外交上取的了突出的成就。与亚非拉等地区的二十多个地区建立了外交关系，大大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扩大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1971年中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而这些都有利于提高中国的顾忌地位。这样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综合国力不断增、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的国家，在当时两极格局下，和谁关系和好，都会打破两极格局的实力平衡的倾向。这样，在美苏争霸中出于守势的美国为了牵制苏联，开始向中国伸出橄榄枝，来改善中美关系。中苏关系恶化，中美关系缓和可以牵制和对付苏联。苏联陈兵中苏边境，构成对中国安全的主要威胁，而美国在亚洲实行战略收缩和保守倾向很明显，已经不是中国主要威胁，可见改善中美关系对改善中国国际地位和对付苏联的威胁都是有利的。中美两国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这是促使中美关系改善的根本原因。

三、相同国家利益与同盟的确立

王绳祖 《国际关系史》 10 卷（1970-1979）p344

国家利益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战后以来，由于战略利益的驱使，美国选择日本作为远东的核心盟国。冷战后，助于国家利益的需要，美国加强了4美日同盟关系。在二战中，西方列强和苏联不得不结成统一战线，以对付不共戴天的敌人的威胁。就在希特勒入侵苏联的那一天，丘吉尔宣布：“苏联的危险就是.........我么恩的危险，也是美国的危险，正如苏联人为保家而战的事业是全世

5界自由的人们和自由的名族的事业一样。”战争临近结束时，这种共同的危险促成的合作开始动摇。合作者们为了各自心目中的战后的国家利益越来越想牺牲团结。因此，随着和平的到来，大同盟也因内部不和而走向分裂，并在两三年内便为时常像要变成热战的冷战所替代。6 国家利益的变化决定了国家之间的联盟和紧张。

四、小结

国家间的共同利益是国家合作的基础，利益的对立是引起国家冲突的根源。由于各国都以本国利益为最高原则来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因而形成了国家之间复杂的利益关系。即国家之间既存在共同的利益，又存在对立的利益。

高兰 《冷战后美日同盟的强化与中美日关系的互动发展——从战略思想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 上海社会科学院 亚太研究所 5 W.S.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Grand Alliance(Houghton Mifflin 出版社，1950)，p.373 6 【美】 斯塔夫里阿诺斯 著

《全球通史》下2006年版 p.750

国家利益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在共同利益的前提下，一个国家对本国国家利益的追求不仅不会损害另一个国家对其国家利益的追求，反而有利于另一个国家对其国家利益的追求，因而，共同利益是国家合作的基础。在利益对立的前提下，一个国家对本国利益的追求必然损害另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因而，利益对立是引起国家冲突的根源。如领土纠纷、资源分配、贸易争端。因此，国际社会需要协调国家的利益，处理国家间的矛盾，以促进国际关系的健康发展。

第三篇：国际关系史论文

学院：政法学院 姓名：廖德来 学号：1014503224 班级：10思政（2）班

20世纪80到90年代苏联改革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一、摘要

20世纪80到90年代，针对苏联的改革，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国家安全思想，紧紧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积极营造有利的国家安全环境，使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国家安全得到了切实有力的保障。邓小平的国家安全思想是理性和务实的，适应了当时国内发展任务的需要，对中国的安全战略起过重大的指导作用，也为后来的国家安全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和借鉴。

二、关键词

戈尔巴乔夫改革、邓小平、中国国家安全、苏联解体

三、正文

1977年12月28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指出：“国际形势也是好的。我们有可能争取多一点时间不打仗。”这个论断为后来全党全国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做了重要铺垫。邓小平认为：“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人民在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这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围绕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发展任务，邓小平对国际国内形势作出了精辟的判断，形成了其国家安全思想。苏联的改革是由赫鲁晓夫发起的，因此赫鲁晓夫可以称的上是苏联的第一代改革家。但是，正是由于其改革属于第一次，所以赫鲁晓夫的改革缺乏论证而显粗糙，其政策也带有冲击性。1965年勃列日涅夫推行“新经济体制”改革，但没过几年，苏联在扼杀捷克斯洛伐克改革运动的同时，其自身的改革也来了个急刹车，新经济体制和“布拉格之春”同归于尽。勃列日涅夫的改革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苏联生产力的发展。但是，由于其大搞个人迷信，以他为核心的政治局老化，80年代初的改革没有起到搞活经济的作用。加上苏联与美国的争霸斗争如火如荼，苏联的经济越来越军事化。1985年3月11日：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在其上台执政时苏联已经处于内外交困之中。在国内，国民经济的发展也陷入停顿状态，社会的各种矛盾日趋严重。在外部，70年代苏联所奉行的全球进攻战略开始遭到西方集团的全面反击，美国提出的“星球大战计划”是苏联面临着新的一轮军备竞赛中被拖垮的危险，阿富汗战争的长期化也使苏联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可以认为，在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之时，苏联原有的外交政策已难以为续。为了配合国内的政策，戈尔巴乔夫对苏联 的外交政策实行了大幅度的调整，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27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大声及呼”：“形势要求改革。”而“加速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是解决我们所有问题的关键；苏联社会的崭新状况只有通过这种途径才能达到。他还说到“完善社会阶级关系的民族主义”“扩大公开性”等问题，不时地引来雷鸣般的掌声。”然而，戈尔巴乔夫不分阶级的“民主化”。没有限度的“公开性”和“抽象的”的“人道主义”。在国内形成了一种不正常的社会舆论，并逐渐把改革引向误区，对苏联社会造成了较大的思想混乱。

1988年夏，苏联的改革面临复杂形势。一方面经济改革陷入停滞状态，另一方面左翼激进有了较快发展。到了1990召开的苏共28次代表大会后，苏联的形势发生剧烈变化，各种政治势力纷纷进行组合，基本形成了以叶利钦等为首的“激进派”，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中间派“和以利加乔夫为首的”传统派的三种势力。在此背景下，爆发了8.19事件，因当说，亚纳耶夫等发动的8.19事件旨在阻止苏联的演变。但是，8.19事件的迅速失败，却加速了苏联演变的步伐。具有93年党史，执政74年的苏共顷刻土崩瓦解，曾在苏联各地飘扬的苏共党旗降落了，苏共的瓦解是苏联演变的“里程碑”。没有苏共苏联的苏联，必将走上解体之路。

20世纪80年代，随着国际安全环境的变化，各国转向以经济发展为目标。邓小平发展了毛泽东的国家安全思想，更多地关注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形成了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安全在内的新的综合安全思想：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在中苏边境驻兵100万。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这样，苏联从北面、西面对中国形成军事包围之势，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威胁。邓小平指出了问题的严重性：“苏联在中苏边界摆了一百万军队，这对中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威胁，这种情况能够继续吗?苏联必须减少中苏边境的军队”。1982年3月24日，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发出了缓和对华关系的信号。3月25日，邓小平指示外交部可以用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的形式表态；谈话要言简意赅，掌握分寸，既要坚持原则，回击攻击，又要有灵活性，不拒人于千里之外。1982年夏天，邓小平和李先念、陈云等召集外。交部主要负责人研究中苏关系问题。他提出要采取一个大的行动，向苏联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8月，外交部苏欧司司长于洪亮受邓小平的派遣，前往苏联传递信息，表示中国领导人关心中苏关系的改善，并希望双方应该在这方面开始做些实际事情。中方建议，中苏可以就消除两国关系的障碍问题进行磋商。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从1982年10月开始，中苏两国政府派出特使，就消除中苏关系中的“三大障碍”，轮流在北京和莫斯科进行了长达6年一共12轮的磋商。为了改善中苏关系，1985年，邓小平会见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共和国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时说：请你给戈尔巴乔夫带个口信，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而且能够办到，我愿意跟戈尔巴乔夫会见。我出访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了，同志们也不让我出国了，但是如果同苏联能够达成这样一个谅解，我可以破一次例。1986年7月，戈尔巴乔夫发表讲话，表达了改善对华关系的积极态度。9月2日，邓小平接受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的电视采访时再次表示：“如果戈尔巴乔夫在消除中苏间三大障碍，特别是在促使越南停止侵略柬埔寨和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走出扎扎实实的一步，我本人愿意跟他见面。”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并同邓小平会晤，邓小平说：“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从此，中苏关系走向正常化，邓小平功不可没。综上所述不难看出，苏联东欧放下红旗，重新选择社会制度，并不是一开始的革命不应该爆发，而是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内外因素合力所至。同样是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功，从另一方面证明：革命是正确的是不容怀疑的。

四、结局：

以史为鉴，可知兴衰。虽然我们伟大的国家在那场浩劫中“幸免于难”，但也付出了血的代价。可是我们要知道在那样一个年代，已没有什么比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更重要的了。苏东剧变还映证了这样一个道理：在发生重大事件或国家遇到巨大挫折的时候，采取了“联邦”或“邦联”制的国家，很可能分崩离析。况且，这两种制度本身就是不安定的因素，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谁会和我们患难与共呢？而现在台湾岛内大炒特炒的“联邦”制我们不可放松警惕。我们还要明白：发展是硬道理，把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放在第一位，不搞对抗，不搞军备竞赛，不拉帮结派，时时刻刻严防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还有，由于我国是民主集中制的国家，万一出现了戈尔巴乔夫型的领导人，后果不堪设想。在20世纪70-80年代间苏联就曾为领导人的年龄和健康问题大伤脑筋，而我国领导人的年龄问题也不容小觑。因此，我们必须要有有效的监督体制和合理的符合我国国情的民主制度。

五、参考文献

中国论文联盟《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国家安全思想论析》.唐金权

第四篇：国际关系史论文

盐城师范学院课程论文

浅析文革背景下的中、苏、美三国外交关系

【摘要】六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初，中国经历了十年文革，社会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但其中也取得了一些卓越的成就，包括外交关系上与多国建交，特别是与当时美苏争霸中的美国进行建交，中美邦交恢复正常化，而此时中苏关系则由之前的亲密紧跟转而出现裂缝，冲突不断加剧，三国外交关系错综复杂，联系紧密。本文试以文革的背景来研究这一时期三国的外交关系的演变，希望有所收获。

【关键词】中苏关系，中美关系正常化，文化大革命

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研究，过去主要是以冷战为背景，从以下两个角度来探讨的：一是美国国力相对下降，在美苏争霸中处于守势而急需联华制苏；二是中苏关系彻底破裂走向对抗，苏联的强大威胁使中国不得不考虑改善对美关系以维和国家安全形势。这两点是确实存在的，但是当时中国正处在文革时期，而这两者又正好是处在这一特殊时期的前后，故本文试从文革这一角度，来探讨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希望有所收获。

文革发生前，中苏关系已经走向破裂，在分析文革爆发原因时，中苏关系的破裂被认为是文革发生的一个导火索。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做了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并提出“通过议会”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而中共认为借反对“个人崇拜”而全盘否定斯大林是错误的。对和平时期如何过渡和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成为中苏两党产生分歧的两个核心问题。

1958年赫鲁晓夫提出中苏在我国沿海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对于所属权的问题双方闹的很不愉快。同年8月，中共炮击金门马祖。赫鲁晓夫访美后谴责中国。1959年中印在边界发生武装冲突，苏联公开袒护印度，并向印度提供军事援助和贷款。中苏矛盾进一步激化。

20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中苏开始了一场漫长的公开论战，双方在报纸电台杂志发表了大量的文章进行辩论。中国方面1964年7月发表的《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第九篇论战系列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扩大了攻击苏联领袖的范围。四个月后，赫鲁晓夫下台，周恩来赴莫斯科希望能够改善关系，但苏联方面仍旧维持的是强硬路线，这种强硬预示了苏方对中国的激烈对抗，不是莫斯科领导层更换所能改变的，将长期影响对华政策。

苏联对于斯大林的全盘否定，以及赫鲁晓夫的言论和他的下台让毛泽东意识到自己身处在危机中，他意识到中国也有可能发生在苏联身上发生的事情，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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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大跃进中遇到的各种困难，以及彭德怀等人对自己政策的批判让毛泽东觉得党内右倾主义抬头，自己的权威受到了很大的挑战。因此他决心通过发动“文化大革命”来肃清党内队伍，防止中国走上苏联的老路。

“文革”核心宗旨是“反修防修”，而苏联被认定为修正主义最典型的代表，故必须与之断绝友好关系，并敌视对抗，从而牢固文革的理论基础。两党两国自此几乎断绝了正式往来。

1969年3月中苏珍宝岛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发生后，4月1日中共九大在北京召开，由林彪在经同毛泽东讨论确定的政治报告中宣称“一个反对美帝、苏修的历史新时期已经开始。”中国同美帝、苏修划清了界限。“号召：所有受到美帝、苏修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和人民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中苏关系进入战争的边缘，又向美国发出信息：苏联和美国对中国构成了同等威胁，而事实上苏联被视为更主要的敌人；中国不会主动在印支战场上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针对苏联的战备高潮。”

经历了文革史的学习，我们可以知道，为了捍卫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全国不惜一切代价发动文化大革命，全国都处在革命的热潮中，并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包括人力、物力、经济等损失不计其数。这就导致了这样的一种局面：前期中苏关系恶劣，中国企图改善两国关系但苏方强硬拒绝，而到了文革时期，苏联即使是出于国际战略的考虑企图改善双方关系，却变成了中国的强硬拒绝且抗战到底。这主要是由于中苏关系的改善，一则无法向正身处“文革”“反修防修”的狂热政治气氛中的国人交代，二则危及“文革”的正当性—若与时为“修正主义”的典型—苏联和好，就将使以“反修防修”为根本宗旨的“文革”严重失去说服力。故此时中苏关系破镜重圆显得根本不可能。面临苏联近在咫尺的严峻威胁，中国只能选择亲近美国，打破中美关系二十余年的坚冰，为中美关系正常化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和必要性。

1970年9月,毛主席在同斯诺谈话时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当作旅行者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次年，中方便积极热情的配合基辛格秘密访华商讨尼克松访华事宜。从美国方面来说，美苏争霸它处于守势，想要取得突破就必须要有所改变。而当时恢复了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地位，同亚非拉各国关系融洽，成为了第三世界领袖的中国，就成了它“结盟”的首选对象，既可以拉拢中国更好地抑制苏联，还可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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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中国这一跳板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联系提升自己的外交实力，可谓是一举两得。

由此可见，“文革”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创造了前提条件。其实,“文革”还为中美关系正常化提供了部分重要的可能性条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林彪集团的倒台。

林彪及其同党是不赞成同美国缓和关系的,更不用说恢复正常化的两国关系了。“尼克松访华时,毛泽东说：‘有一伙反动分子反对我们和你们搞好关系，结果，他们乘飞机逃到国外去了’。这就十分明显的表明了林彪对中美关系正常化持反对态度。基辛格访华后，军方只有叶剑英到机场迎接基辛格。1971年建军节上，总参谋长黄永胜对美猛烈抨击，说美苏一样威胁中国，这表明林彪的同党也持反对态度。可想而知，若不是林彪反革命集团在文革中的倒台，中美邦交正常化可能还没有这么迅速、顺利，必然会遭到林彪集团的阻挠和反对。同时,林彪集团的倒台还提高增强了党内主张联美制苏的温和稳健力量的地位，如：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大批老干部或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或位居更为重要的领导岗位，客观上也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创造了有利条件，提供了重要的人事保障。

此后，中美之间通过乒乓外交、基辛格秘密访华、尼克松访华等系列外交活动，终于在1972年2月28日，两国在上海签订《上海公报》，奠定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基础，至1978年12月15日，中美《中美建交公报》正式生效，中美正式建交。

综上所述，通过文革作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背景去分析会发现，如果少了文革这一特殊的背景，中美关系很难在当时向正常化发展。实际上是，中苏关系的破裂是文革的发生的一个重要推动力，而文革的发生则导致了中苏关系缓和的可能性的彻底破灭，而中苏关系缓和的不可能性则推动中国走向和美国关系的缓和。一环套着一环，三者关系紧密，缺一不可，少了中间任何一环中美关系在当时都不可能走向正常化。

最后套用一句外交上的名言“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中美关系正常化正是在双方利益的共同要求而促成了。从历史和现实发展的角度看，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是大势所趋，是必然的，只是没有中苏关系的破裂，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洗礼的，中美关系恢复正常化的步伐也许就不会那么快，也许也就不会留下“小球转动大球”的外交美谈了。

以上就是我关于国际关系史的论文，不足之处，希望老师予以指出，谢谢！

第五篇：学习习近平现代国际关系史的心得体会

学习国际关系史的心得体会

在这学期中，我们集中学习了《近现代国际关系史》。通过老师的讲解和自己对相关知识的涉猎，我对这门学科有了一定的认识，并产生了浓厚的学习兴趣和新的感悟。国际关系是史包含着一个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元素不断成长和变换的巨大网络，各种政治力量在一个日益一体的网络空间里相互发生联系。国际关系史以世界体系的发展为主线，既有国际关系史围绕世界体系机制而运行的轨迹描述，又有关于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进行的分析以及推行国家利益对国际关系影响的思考。

一、近现代国际关系体系的演变

回顾五百年的国际关系史，我们发现，国际关系体系从欧洲走向了世界形成了真正世界意义上的国际关系体系。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到维也纳体系、从大陆同盟体系到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再到雅尔塔体系，国际关系体系转变的路径可供我们借鉴：

从国际体系的极数分析，国际关系体系经历了两极体系—英法奥三极体系—英法俄普奥五极体系—英法俄德奥五极体系（美日具备极的实力，但没有参与国际体系）—美苏体系—中美苏战略三角，直到冷战结束后的美欧俄中日五大力量中心，多极体系初具雏形，美国军事实力超强，但建立单级霸权体系，困难重重。

从极的产生过程来看，法兰西与神圣罗马帝国之争，法国的战略在于分裂神圣罗马帝国，其重点在于与神圣罗马帝国争夺西班牙，同时支持德意志内部的新教诸侯反对奥地利。其战略是成功的。三十年战争后，法国成为欧陆的霸主。而神圣罗马帝国的战略则联合欧陆之外的英国，反对法国。两强争夺的最终结果是英国成为战略平衡手，普鲁士也在两强的争夺中崛起起来。同时，俄罗斯向西扩张，也成为欧陆的主要角色。

法德世仇成为欧洲国际关系体系转变的动力，神圣罗马帝国衰落后，法国成为欧洲大陆的霸主，但是无论亨利四世还是拿破仑，在其实力鼎盛时期也未能达到与欧洲所有强国为敌的地步。两强相争的后果是两强都衰落下去，只是衰落的快慢不同，拿破仑战争后，法国实力再也没有达到欧陆霸主的地位。神圣罗马帝国衰落后，普鲁士崛起，并最终统一了德意志，取代法国成为欧陆的霸主，因此也成为其他大国防范的对象。

就英国的战略来说，就是维持欧洲大陆的战略均势，维护自己的海上霸权，谁可能成为欧陆的霸主，谁就是英国的敌人，亨利四世和拿破仑的法国如此，后来的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的德国亦是如此。而德国的软肋就在于两线作战，希特勒完全明白这个道理，但他过高估计自己的实力，或者说他过于自信，而这种自信最终葬送了自己的国家。

俄罗斯的战略目标有两个，维护自身的安全和获得出海口。执行这一战略的手段就是扩张，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如此，亚历山大二世，斯大林也是如此。如果不理解俄罗斯的历史传统和地理位置，很难理解这个国家为何从建立就把扩张作为自己的外交目标。俄罗斯是一个传统的游牧民族，游牧民族的特性是无安全感，即使它建立国家，成为帝国，这种民族特性深深地融入了它的血液。此外，1 俄罗斯本为内陆国家，获得出海口走向世界是这个国家的目标，从北方大战到克里米亚战争，直到日俄战争，俄罗斯的目标就在于获得出海口。

了解了各国的战略，我们来看各国如何成为霸权国的，法兰西与神圣罗马帝国的争夺，使奥地利与英国结盟，英国成为战略平衡手。为对抗神圣罗马帝国，法兰西扶植了普鲁士，转而普鲁士取代法国，成为欧陆的盟主。普鲁士成为霸主后，英国转而与法国结盟，法国同时结好俄罗斯，两次世界大战彻底削弱了德国。在对抗德国的过程中，俄罗斯(苏联)成为欧陆的霸主，英、法、德联合的力量也大不过苏联，于是西欧联合起来，同时结好欧洲外的美国，对抗苏联。结果是美国成为战略平衡手，在与苏联的对抗胜利后，美国又成为霸主。

按照这一趋势，随着西欧的联合，德法世仇化解之后，德法关系再也不是国际关系体系演变的动力。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的难题之一就在于难以确定促进国际关系体系转变的动力，以下几对国际关系可能促进国际关系体系的转变。一是欧盟与俄罗斯的关系，二是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三是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就法德同为大陆强国的先例而言，欧盟与俄罗斯的关系以及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都有可能成为推动建立新的国际关系体系的动力。总而言之，中俄关系成为建立新的国际关系体系的重要关系之一，需要两国领导人仔细考虑和认真对待。

二、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中的人物

500年波澜壮阔的国际关系史中，涌现了大批杰出的政治家和战略家。根据当时的国际环境和自己国家所处的实力地位，我们可以将这些政治家做一分类，从中也能窥探政治水平的优劣。

1、国家实力低下，在国际关系中处于劣势，振兴国家的政治家

这些政治家有法国与神圣罗马帝国对抗时期的黎塞留。黎塞留所处的时代，法国面临神圣罗马帝国的包围，神圣罗马帝国拥有西班牙、意大利和北欧的尼德兰，法兰西完全处于神圣罗马帝国的包围之中。这位天主教的红衣主教，法兰西帝国的首相，第一个喊出了“国家之上”的口号，他的作为完全为法兰西的国家利益。他的对外目标始终如一，即肢解神圣罗马帝国，解除其对法兰西的威胁。黎塞留有句名言“我使国家崇高，我使君主神圣”，历史事实证明，他做到了。与黎塞留的行为相似的有俄罗斯的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女皇。

另外一个代表人物是奥地利的首相梅特涅。奥地利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完全衰落了，就实力而言，已经沦为欧洲的二流国家。但这位首相，巧妙地运用外交手腕，竭力维持欧洲大陆的均势平衡，建立了被后世成为梅特涅体系的国际关系体系，维持了此后欧洲的百年和平。与梅特涅相似的政治家有后来的基辛格，以及中国的毛泽东。

2、国家实力超强，在国际关系中处于强势，不懂节制实力的政治家

这类政治家的代表人物是法国的拿破仑。拿破仑兴于法国大革命，他以军事手腕捍卫了法国大革命的成果，并将其通过战争传遍于欧洲各地。粉碎了第三次反法联盟的进攻之后，拿破仑的法国达到了欧陆霸主的地位。然而，这位国王丝毫不懂现实政治的审慎原则，在国家实力超强的时候，不懂的节制，先进攻西班 2 牙，后进攻俄罗斯，使法国陷入战争的泥潭不能自拨。最终的结果是反法联盟攻入巴黎，拿破仑流放科西嘉。

说到此处，我想起了另一位政治家，将其与拿破仑并列，也许会赢来很多人的反对。这位政治家就是希特勒。希特勒起于德国的衰落，他的法西斯行为永远需要我们谴责。然而，我们客观看待起政治行为，他一步步小心地使德国摆脱凡尔赛体系的约束，回到了战前的状态，使德国重新成为强国。然而，膨胀起来的德国同拿破仑法国一样，丝毫不懂得节制实力，最终导致其他大国联合起来，反对德国，德国重新沦为分裂状态。

与拿破仑、希特勒相似的政治家还有威廉一世、苏联的勃列日涅夫。

3、国家实力超强，在国际关系中处于强势，而懂得节制实力的政治家

这类政治家的代表人物是俾斯麦，这位一手策划了德意志统一的铁血宰相，在德意志统一之后，实力达到欧洲霸主的地位之后，懂得德国实力的膨胀引起了欧洲强国的防范和猜测。他小心谨慎地处理与欧洲各国的关系，通过建立复杂的同盟体系，孤立了法国，维护了三次战争后取得的胜利果实。

俾斯麦的成功，不在于他如何促使了国家的统一，而在于统一之后，实力膨胀的德国成为欧洲霸主，依然懂得运用审慎原则，小心谨慎地维护国家的统一，处理与欧洲各国的关系。这种能力，才是其他政治家所不具备的。以至于我到现在，想要列举与俾斯麦相似的政治人物，但很难列举。

4、完全了解自己战略的国家

这类国家有两个，而且都是体系中的霸主。就是英国与美国。就英国而言，其战略有两个目标，防范欧洲大陆出现霸权，反对其他国家挑战自己的海上霸权。无论是反对亨利四世和拿破仑时期的法国，还是反对威廉二世和希特勒时期的德国，以及反对二战结束后的苏联。英国的战略目标始终是清晰而明确的。而防范欧洲出现霸权的政策，与维护自身的海军地位二者是统一的。就美国而言，其战略目标也有两个，一个是它的美洲政策，从建国以来一直是一贯的，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反对其他任何强国对美洲的觊觎。另一个战略是冷战后的遏制战略，不管美国实力强大还是衰退，遏制战略始终是美国历任政府的对苏外交政策，始终没有改变。

综上所述，我所欣赏的政治家，一是法国的黎塞留，一是奥地利的梅特涅，一是德意志的俾斯麦。三者所处的国际环境不同，国家实力也不尽相同，但三者有共同的优秀政治品质是值得后世政治家学习和借鉴的。一是对国际环境的清醒认识，一是服务于国家利益，三是懂得政治斗争的审慎。掌握了这三项才能，任何政治家都可能有一番作为的。

三、国际关系中的国家利益

学习了《近现代国际关系史》这门选修，我明显地感觉到：国际关系，说到底是国际间大国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大国的兴衰成败影响着国际关系，更是大国之间的分分合合左右着世界的格局；国际关系史，不仅是国家的兴衰成败所导致的此消彼长的历史，更是国家集团间尔虞我诈的博弈史。在这国际关系史中，充满着 3 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等各方面的智慧博弈，这其中的虚虚实实、实实虚虚，若没有大战略、远眼光、高智慧，实难以窥视其中的本质所在啊！简而言之，在我看来，国际关系，实是世界大国间国家利益的斗争关系；国际关系史，也是世界大国之间为了国家利益而在各方面进行的博弈史。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经说过：世界上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不管是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到维也纳体系，也不管是从俾斯麦大陆联盟体系到多极均衡还是从多极均势到两极对抗，亦或是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到雅尔塔体系，其中所围绕的都是大国主宰的为了本国利益最大化所进行的种种斗争和妥协。

在这国际关系史中，有些大国之间的关系的突然变化让这种利益纠纷和争夺表现得淋漓尽致。

其一，1822年10月，在维罗纳召开的欧洲协调的最后一次会议，俄英普奥法五国出席，会议主要讨论西班牙革命问题。英国出于发展海外贸易，拓展海外市场的需要，支持西班牙独立，主张西属殖民地不得侵占。而其他各国则主张干涉西班牙革命。最后，会议通过了武装干涉西班牙的决议，并由法国承担这项义务。可见英国放弃了欧洲协调，与俄普奥分道扬镳。从此由大国会议统治的欧洲协调局面宣告结束。在这次会议上，英国的国家利益和其他四国的国家利益发生了冲突，出于追求国家利益的神圣使命和不朽的宗旨，英国选择了和盟国分道扬镳的道路，不干涉西班牙革命，发展海外贸易，拓展海外市场。

其二，普法战争使法德两国长期处于武装和平状态。法国经济的复兴，军队的改革，复仇意识的宣传及保皇党的上台，使德国感到了来自法国的威胁。德国决定利用三皇同盟造成的有利态势，先发制人，以战争恫吓法国，迫使它彻底屈服，抛弃任何复仇的打算。于是，1875年德国开始大肆制造战争舆论，加紧战争准备，就当时的实力而言，新的德法战争必然使法国遭到更惨重的失败。面对德国的战争叫嚣，俄国表示他难以容忍德国发动对法国的新战争，英国也表示不能坐视法国的失败，由于英俄反对，德国只得罢手，一场战争危机解除。法国外交取得了一定胜利。

从1875年德法之间的这次战争危机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国家利益至上”原则的极大威力。在这次危机中，德国为了本国国家利益，让法国抛弃任何复仇的打算，悍然大肆威胁“对法宣战”，然而这并不符合英俄的国家利益，因为在英俄看来，在当时，维持现状对自身最为有利，因此才做出反对的姿态，并非有意帮助法国恢复战前的国际地位。

我们都知道，在国家交往中，国家利益至上，但维护国家利益是相对的，在你需要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其他与你打交道的国家也同样需要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在维护国家利益的时候要掌握好一个度的问题，过分的、毫无余地可留的国家利益是会导致灾难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作为战败国，承受着来自战胜国的强大压力。除了巨额的赔款之外，德国在非洲和太平洋所属的全部殖民地也被夺走，甚至还把 4 德国战前领土的八分之一也割给了其周边的邻国。这显然是不符合国际规则和国际法的，当然，这对战败的德国更是雪上加霜。因为条件过于苛刻，使得德国人拒绝为发动战争承担集体罪恶感，民众集体自发抗议“暴力条款”。

面对着条款，法国元帅福熙预言：“这不是和平，这是20年的休战”。也正如罗斯福所言：“一个真正伟大、骄傲而又勇敢的民族宁可面对战争的任何灾难，也不愿在牺牲其民族尊严的情况下换得卑贱的繁荣”。20年的休战，20年的卑贱的繁荣，换来的是给世界人民带来的更大灾难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由此看来，在处理国家间关系时，我们是应该维护国家利益，但也要顾及他国及世界人民的感受。

如今，在钓鱼岛问题上，日本表现得极为强硬和“右翼化”，日本国家领导人不仅不顾历史和法理依据，也不顾二战后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相关规定，妄图打破战后国际秩序，颠覆二战成果，更夸张的是不顾及备受其侵害的亚洲人民和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感受，对我钓鱼岛提出主权申索并国有化，这是对我中国国家主权的严重侵犯和对我国民族尊严的严重践踏，可是啊，这还没有发展到非要通过战争有段才能解决问题的地步。

在现今阶段，为了尽可能避开战争，我国也频频打出了立法、经济、和国际舆论等手段，有理有利有节地维护了我国的国家利益，然而，出于对日本政府和国家领导人的“右翼化”防备，我国也要充分做好战事准备，以防在极端情况也能很好地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

在国际交往中，我们时刻都会维护国家利益，同时我们也注重双赢，主张国家间共同发展，因此，在日常交往中，我们一直做到“你不犯我，我不犯你；你若犯我，我不犯你”，不仅做到不主动侵犯别国，不给世界人民带来灾难，也能很好地反抗别国对我们的侵犯，从而很好地维护了我国的国家利益。

与此同时，“新型大国关系”正在崛起，美国将不得不转变思维方式，准备应对三十年后出现的特大单一经济体——中国。对抗和遏制是逆世界潮流而动，徒然浪费精力和钱财。与中国密切合作，携手解决全球问题，创造人类新一轮的繁荣和进步，是美国未来应有的、适应人类进步时代的选择。有了进步的思维，有了中国的真诚合作，美国领导世界的地位才可能持续。

如今，人类社会已阔步迈入以知识经济为主特征的新世纪，国家间的综合实力和智能竞争短兵相接，激烈空前。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奋力跻身于世界强林的发展中大国，在全面培育和促发原始创新能力的同时，也亟待提升全民的人文素养、树立正确的公民意识与世界意识、塑构战略型的理论思维。有鉴于此，继续强力推进国际关系史的研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显重要。我们青年学生要努力学习国际关系史，不仅要懂得何为正确的、科学的、合理的国家关系，更要学会培养和建立新型的、5 良好的人际关系！努力构建和谐社会，促进中国梦、青年梦、人生梦早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