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史结课论文

第一篇：国际关系史结课论文

1648—1918欧洲军事的形成与发展 摘要：

“均势”思想是统领近代欧洲史的灵魂支柱。它欧洲史上的大国所推崇和坚守，它曾带给欧洲百年的和平，留给欧洲工业革命得以迅速兴起的稳定的空间。但它同时也被定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源。“均势”到底为何物？它如何在欧洲得以萌芽、发展并统领几个世纪？1648—1918年间它又是在欧洲如何发展？本文将就如下问题进行阐述和分析。正文：

中世纪的欧洲一统的美梦幻灭后，遗留下一群实力相去不远的国家。当这一群国家不得不互相打交道时，仅有两种可能的结果：要么是有一国变得异常强大，得益控制其它国家，最后形成帝国；要么是没有一国有足够的国力能够一统天下。在后一种情形下，最具侵略性成员的言行会受到其他国家的联合抵制，取得一种权力的均衡。1618至1648年，在欧洲进行的30年战争几乎把当时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倦了进去，各国先是为信仰而战，以后又抛开宗教了外衣，为各自的国家或准国家的利益而战。交战双方从1643年起就开始和谈，直到1648年10月才签订了和约，史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形成了历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国际关系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包括几个方面：第一，它开创了用国际会议的形式解决国际争端，结束国际战争的先例，；第二，实践了国家主权平等、国家领土和国家独立等原则；第三，它创立并确认了国际法中缔约国对条约必须遵守、违约国应被视为和平的破坏者、其他缔约国对违约国可以进行集体制裁的原则，；第四，它通过承认德意志各诸侯国的主权以几进一步确认了国家主权的统一性、不可分割性和独立性，使世俗的王权国家的统治体制得到加强；第五，它确立了国家之间常驻外交代表机关即外交使团的制度，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建立使欧洲各国之间形成了一种相对多极均势的状态。法国、瑞典、奥地利、普鲁士、西班牙、英国、俄罗斯和意大利等国成为国际关系中的行为主体，各国的实力虽有差异，但基本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在以后的一个多世纪里，经过多次局部战争，欧洲各国的实力发生着消长变化。英国于1640年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这场革命的胜利为英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崛起和向海外扩张打开了新的局面。在整个十七世纪，英国与荷兰进行了三次战争，并支持法国与荷兰作战，从而结束了荷兰的海上霸权。从此，英国不断加强其制海权，加紧向海外殖民扩张。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到十八世纪末，英国已经成为海外贸易和殖民地的霸主。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使路易十四的法国获得了通向德意志的战略通道——阿尔萨斯的大部分地区，而神圣罗马帝国的解体以进一步加强了法国的战略地位。其后，法国通过与西班牙的战争获得了新的领土，这进一步鼓励了法国的扩张野心。尽管在以后的战争中，法国的扩张受到其他国家、特别是英国的制约，但法国仍然是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

经过30年战争，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在经济上遭到重创，在政治上又被分裂。在德意志的诸邦中，只有奥地利和普鲁士最为强大，通过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奥地利打击了法国的野心，并得到了大片土地，普鲁士也得以进入欧洲列强的行列，而西班牙的地位则在下降。1682年彼得大帝在国内进行了西化改革，增强了俄罗斯的力量，并为了争夺波罗的海的出海口和波罗的海的霸权而与瑞典进行了北方大战。战争的结果使俄国获得了波罗的海的出海口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从此，俄国从一个内陆国家成为一个濒海强国。随着瑞典的衰落，俄罗斯步入欧洲强国的行列，俄国伙同奥地利和普鲁士三次瓜分波兰，并打通了进入黑海的出海口，势力进一步加强。

到十八世纪末，瑞典、荷兰、西班牙、葡萄牙已不是大国，波兰已不存在，活跃在欧洲政治舞台上的是英国、法国、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在世界上，这些欧洲国家凭借船坚炮利迅速向外扩张，把世界其他地区变成了欧洲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逐渐形成了欧洲的世界中心地位。

但是欧洲内部并不平静，1789年，法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大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震撼了欧洲的封建专制制度，最终打破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所构建的欧洲多极均势结构，一时间形成了法国一强主宰欧洲大陆的形势。拿破仑帝国的不断扩张，不仅威胁了欧洲诸国的生存，也对英国的霸权地位构成了挑战，于是从1793年到1813年英国与俄国、普鲁士、西班牙、奥地利等国先后组织了6次欧洲反法同盟，与拿破仑进行了长达20余年的激烈角逐，最终使拿破仑帝国在1814年解体，波旁王朝得以复辟。

维也纳会议于1814年5月至1815年6月召开，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派代表出席了会议，各国都派出了精明强干的政治家或外交家出席会议，而实际主宰会议的是奥地利、英国、俄国和普鲁士，他们都带着自己的打算而来并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作为战败国法国在会议中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利用四国之间的矛盾，不仅分化了反法同盟，而且提高了法国的地位，使法国能够以战败国的身份跻身于会议的五强之列，并要求和会恢复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时期被推翻的欧洲的各个正统王朝和君主制度，并以相应的领土补偿昔日统治者的损失，重新划分欧洲的政治版图。

在列强为了各自的利益而争吵不休时，拿破仑卷土重来，迫使各国重新结成第7次反法联盟，并在滑铁卢战役中最后结束了拿破仑的政治军事生涯。与此同时，各个战胜国也相互妥协，终于在1815年6月9日，签署了维也纳会议的《最后议定书》，称为维也纳体系。主要内容包括两大方面：

第一，调整拿破仑战争后欧洲各国的疆界 第二，讨论并决定了一些带有普遍性的国际问题

《神圣同盟条约》和《四国同盟条约》是对维也纳体系的重要补充，也可以视为维也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维也纳体系是继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后的、历史上第二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国际关系体系。” 从总体来看，维也纳体系仍然是一个欧洲列强讨价还价、求得妥协的国际体系，而且由于该体系内部的重重矛盾而决定了它的不稳定性，但是维也纳体系在国际关系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第一，维也纳体系已经具有了一定的世界性，可视为第一个世界性的国际关系体系； 第二，恢复了欧洲多级均势，形成英法普奥俄的五角政治

第三，会议通过《关于取缔贩卖黑人奴隶的宣言》，声明罪恶的奴隶贸易理应废除，但各国可以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决定实施的日期；

但是，任何的实力均衡都是相对的，而不平衡则是绝对的。

维也纳和会后19世纪的欧洲有五个主要大国，他们经常改变结盟对象，以此阻止任何一个国家主导欧洲大陆。克里米亚战争之后，法国在欧洲大陆的优势逐渐被崛起的德国取代。代表道德约束力的维也纳体系也开始被代表纯讲势力的俾斯麦的均势政策抢了风头。“大陆政策”是德意志帝国总的对外政策，其核心内容是建立以德国为中心的大陆联盟体系，孤立和打击法国，避免法、俄两国夹击德国，集中全力巩固和保障德国在欧洲大陆业已取得的霸权地位。

因此就出现了十九世纪末由德国一手组织的三个三国同盟（德奥俄1881年、德奥意1882年、德奥罗1883年）俾斯麦同盟体系的灵活性使得欧洲均势体系得以稳定，德国处于该体系的中心。然而之后却没有将这个同盟体系维持下去，同盟体系的复杂性也逐渐显露，德没有同俄国续订协约，让俄国和法国，连同后来的英国结成了同盟。这就促使了同盟体系的消亡和紧张局势的出现。然而，法国的崛起引起了英国的不安，由此，英国背离了其扮演欧洲大陆外的均衡者角色的半孤立政策，与法、俄结成了“三国协约”。与此同时，德、意、奥组成了“三国同盟”也出现了（1907年）。两大对立同盟的出现破坏了欧洲原有的均势，导致为了维持均势格局而建立的同盟体系僵化了。这也成为了一战爆发的深层次的原因。欧洲的均势恶化为两个敌对的联盟，彼此势不两立，对可能的后果毫不在意。

结语：

从十八世纪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到十九世纪的维也纳体系和二十世纪初的两大军事集团的最终形成，无疑都张扬均势原则，这个原则曾在一定程度上迎得暂时和平安定，但却付出了牺牲小国的代价。几百年后，中世纪幻灭的欧洲大一统的梦想如今已在某种程度上由欧盟的团结和协调实现了。仍活跃在国际政坛上的基辛格依然挥舞着“均势”的大旗，他看到了只有在基于相同理念而达成的协议为后盾，均势才能发挥最大的效用。有实力而无合理的安排的协议会引起测试实力的争战，而有合理安排却无实力为后盾，则只是虚有其表。国际均势的成败在于各国是否能扮演好各自在整体大局中所担负的角色。权力的均衡与外交的艺术塑造了我们这个世界的格局。

第二篇：国际关系史结课论文

国际关系史结课论文 海洋力量与国家命运的关系

摘要：蔚蓝的深海激流澎湃，里面隐藏着诸多帝国发展的兴衰史。自古以来，人们对于海洋霸权的争夺从未消停过，海洋不仅是我们资源的丰富来源还是每个国家都十分重视的战略资源。当今世界，各个国家仍然围绕着海洋进行着无尽的争夺，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世界各海洋国家围绕着海权的争端态势进一步加剧。而我国是个濒海大国，海洋与国家的历史命运息息相关，和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紧密相连。所以，我国也要意识到海洋对于国家命运的重要性，大力发展海洋力量成为我国当下发展的重要主题。

关键词：海洋

国家

命运

发展 正文：

19世纪末，美国海军历史学家、海权战略家阿尔弗雷德·马汉指出：“未来的任何一场战争······完全取决与海上力量的平衡，取决于那些没有归属权的海域上的海洋大国。”历史和现实都表明，谁占据了海上的优势，谁就掌握了战争和发展的主动权。由历史也可以看出，向海而兴，背海而衰，大国的兴衰，玄机就隐藏在那波涛汹涌之中。当一国的兴衰与海权紧密相连，那谁会让自己的命运被随波逐流？由此，制海权对于一个国家的命运显得尤为重要。

早在2000多年前，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就已经预言，“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人类是从海洋走向陆地的，而当其自身文明进化至一定阶段时，又选择了重回海洋的怀抱。这是人类对利益追逐的天性使然，海洋也变成了一个军事竞逐场所。海军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出来的的军事组织，发展到如今，海军的意义已经达至登峰造极的地步，甚至不少国家的海军用途已抵达前所未有的高度。所以自古以来，每一次大规模的海战之后都是世界霸权的更迭。

西方文明自古以来就是海洋文明，无论是爱琴海文明、地中海文明，还是大西洋文明，都是随着航海事业的蓬勃发展、海洋经济商贸的快速繁荣而产生发展并壮大舰队的。据记载，公元前2600多年前，腓尼基人便凭借其发达的航海技术得到埃及法老的赏识并组建了世界上最早的一支舰队。以至于在地中海爱琴海流域大多数国家几乎从一开始就本能的意识到，需要有强有力的舰队来保护地中海这个关乎全欧洲格局的交通枢纽。他们几乎从一开始就本能的意识到，要至

与之相比，东亚的文明则显然是一个大陆文明，在中国的历史中，直到现代以前，海洋几乎就没有成为过重心。海洋不同于陆地，不是我们可以只凭借双脚就能到处走到处去取得我们日常需要的一切东西的地方，而需要船舶作为载体，然而船只的建造又需要系统的科学知识和工程技术，更需要雄厚的社会财富支持。然而科学知识的积累和社会财富的积累都需要漫长的时间，因此直到1500年左右人们才真正走向大洋。

这就是所谓的人类文明发展的两个基本模式，即外向型和内向型。有些农耕大国例如中国即使在古代很长时间的航海技术都是遥遥领先于欧洲国家的，但他们并没有利用他们庞大的舰队去对全世界进行征服。而欧洲却受到奥斯曼帝国的阻碍不得不去海洋上寻找出路，在发现非洲、美洲、澳洲等大陆之后，大量的财富突然涌向了欧洲，西班牙由此产生了价格革命。整个欧洲的硬通货迅猛增加导致欧洲发生巨变，一系列的科技革命、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使得欧洲这个偏僻、落后、贫穷的世界一隅迅速成为拥有先进科技、巨大实力的地区。

自从1500年后，环地中海的中心从热那亚等地中海地区向大西洋迁移是必然的历史规律，然而在欧洲的大西洋沿岸存在着众多的国家，英国、法国、荷兰、挪威、瑞典、西班牙、葡萄牙、德国等都是大西洋沿岸国家，上帝支配了历史的命运，导致欧洲的重心从地中海转移到了大西洋，但这些国家却可以利用自己的智慧成为了其中的佼佼者。而这个选拔过程却也是极其残酷的，那就是战争。

每一次大历史命运的到来都会引起巨大的变迁，当欧洲进入海洋世纪后，整个大陆文明就因此黯淡无光，许多大陆帝国因此不可避免的衰落，同样在国际政治中，每一场向霸主发起的挑战都会引起权利结构变化。在1500年至今的500年时间里，世界权力的重心就因为不断的挑战而几经变迁，葡萄牙、西班牙、法国、荷兰、英国、德国、美国、日本、俄罗斯都曾成为霸主或向霸主挑战的国家。这其中，德国和俄罗斯可以看成是传统的大陆国家，法国一半是大陆国家、一半是海洋国家，而其余的几乎都是海洋国家，但无论是大陆国家还是海洋国家，在这500年终决定命运的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在海洋上进行的大海战：雷班托海战奠定了西班牙的崛起和奥斯曼帝国的没落；三次英荷战争最终结束了荷兰的海洋商垄断地位；特拉法加海战使得法国称霸欧洲的梦想破灭；甲午战争和对马海战使得日本成为新列强；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决定欧洲命运和世界命运的也是在海洋上，正是美国强大的国力和海洋实力保障了英国的不败，从而使得德国的两次挑战化为泡影。

一直到了近代，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明、清两朝厉行海禁400多年，使以郑和下西洋为标志的中国航海事业发展顶峰的节奏突然终止，严重禁锢了中华民族向海洋发展的开拓，扼杀了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就如恩格斯所说，“航海事业根本与封建制度格格不入”。西方列强对海洋的价值取向则是为了抢夺丰富的海洋国家利益进而进行的海外贸易、境外资源掠夺和殖民地开拓。当今世界美、英、俄、日等世界强国都是靠发展海上力量才强大的，都是通过进击海洋、控制海洋、掠夺世界财富才强大起来的。海洋和海军是西方国家战略的极其重要的组成成分。而且更值得说的是，19世纪中叶的日本与我国一样可怜，在炮艇面前，被迫签条约赔款。但日本很快找到了西方列强大显神威的秘密方法，明治天皇《御笔》宣称，要以武力来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确立了海上强兵政策。1 874年派出军队侵犯台湾，1878年再次派出军队侵占中国的琉球。两次极其容易的取得胜利，使日本野心急速膨胀。在1894年～1895年悍然发动甲午战争，割占了中国台湾和澎湖列岛，牟取了清政府两亿两白银及大量经济特权，使日本的工业革命快步进行直至完成，高速跻身于帝国主义列强行列，完成了由“羊”到“狼”的转变。但中国发展近代海军，从来就没有与发展海权和海洋贸易相联系，始终局限于对西方列强炮舰政策的一种本能反应，呈现出一种“海患紧则海军兴，海患缓则海军驰”的被动消极和短视的状态。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海洋再度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海洋的国家战略地位空前提高。如何对海洋国家利益的内涵再认识、再定位坚持以海兴国的民族海洋观，使中国崛起于21世纪的海洋，是事关一个民族生存与发展，强盛与衰落的重大战略问题。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大国须是海洋强国。每个国家都应该具有国家管辖海域以外资源开发的观念、资源宝库的观念、全球通道的观念、海洋健康的观念、海上安全的观念。尤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建立了和平新时代的海洋战略，美国提出了美国海上力量的六大核心能力：保持前沿存在，有效威慑，控制海洋，力量投送，创造海上安全、快速、持久的非战斗行动，人道主义援助和灾难应对。这六大能力较好地概括了当今时代条件下海上力量的主要使命，具有一定的普遍适用性，可以被中国海上力量的建设借鉴。

当然我国也在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这是我们党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世界军事发展趋势，深刻总结出了世界主要海洋国家和我国海洋事业发展的详细历程，全局规划处的党和国家工作全局而作出的战略抉择，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国家意义。只有这样，我国才能加强海洋军事体系建设，建立中国海洋新秩序，开创海洋综合管理新纪元。

参考文献：

1、张培忠·海权战略：郑芝龙、郑成功海商集团纪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6

2、文天尧·海权争霸—制海权与国家命运—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 7

3、白海军·海上大征服—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9·1

4、赵天武·建设海洋强国我之见—2012

5、王师成·海洋国家利益战略思考—英文刊名： SHANDONG ECONOMIC STRATEGY RESEARCH年，卷(期)： 2001(10)本文链接：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djjzlyj200110002.aspx

第三篇：国际关系史论文

国家利益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题目：国家利益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2012级外国语学院 英语十班 赵莉雯

摘要：现当代国际关系复杂多变，造成各国关系的缓和跟紧张的原因有很多，但其根源还是国家利益决定的。国家是国际政治的重要行为体，因此每个国家都会从自己的国家利益作为对外关系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总是千方百计最大限度的实现本国的国家利益。本文将对中国与日本、美国的国家关系的变化等进行研究，进一步阐述国家利益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影响。

关键词：国家利益 国际关系 外交政策

同盟

一、国家利益直接影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威尔逊总统立刻号召他的同胞严守中立。这一呼吁得到了普遍的赞成,因为绝大数美国人都不希望卷入这场战争。德国无限制的潜艇战导致美国人员的和舰只的损失加速了美国的参战。1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并没有参战，而是进行军工经济，从中获得了极大的经济效益，对之后的美国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德国的潜艇战侵犯了美国的安全利益，从而加速了美国的参战。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 著 《全球通史》下 2006年版

P657

国家利益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2003年，美国伊拉克发动战争。当时美国政府提出了三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消除萨达姆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减少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促进伊拉克和周围地区的民主。其实国际上都清楚美国更主要的动机在于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伊拉克蕴藏石油量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沙特阿拉伯。美国首先想通过在伊拉克建立亲美政权，然后控制伊拉克甚至中东的石油，促进美国军工的发展。以此获得经济利益。再次通过伊拉克战争对中东地区起到威慑作用，达到其政治利益。

二、国家利益对国家外交政策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政策的方针与原则: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先后提出了三条方针，即“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2其中“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是因为当时中国依附于前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而当时的国际关系是两极对峙，美国与苏联的对抗。因此美国坚持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立场，拒绝承认中国，并在经济上鼓励、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包围中国。但是20世纪70 年代，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后，在对华关系方面采取了一次额放宽措施。如：1971年3月15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取消对于使用美国护照去中国旅行的一切限制；4月14日，尼克松宣布结束已存20年的禁制美中贸易的法令等。

王绳祖 《国际关系史》 08 卷（1949-1959）p13

国家利益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这些措施所包含的信息，加上在这之前尼克松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赛斯库的渠道向中国传递的谋求美中接近的信息，得到了中国方面的积极响应。3中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国防和外交上取的了突出的成就。与亚非拉等地区的二十多个地区建立了外交关系，大大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扩大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1971年中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而这些都有利于提高中国的顾忌地位。这样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综合国力不断增、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的国家，在当时两极格局下，和谁关系和好，都会打破两极格局的实力平衡的倾向。这样，在美苏争霸中出于守势的美国为了牵制苏联，开始向中国伸出橄榄枝，来改善中美关系。中苏关系恶化，中美关系缓和可以牵制和对付苏联。苏联陈兵中苏边境，构成对中国安全的主要威胁，而美国在亚洲实行战略收缩和保守倾向很明显，已经不是中国主要威胁，可见改善中美关系对改善中国国际地位和对付苏联的威胁都是有利的。中美两国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这是促使中美关系改善的根本原因。

三、相同国家利益与同盟的确立

王绳祖 《国际关系史》 10 卷（1970-1979）p344

国家利益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战后以来，由于战略利益的驱使，美国选择日本作为远东的核心盟国。冷战后，助于国家利益的需要，美国加强了4美日同盟关系。在二战中，西方列强和苏联不得不结成统一战线，以对付不共戴天的敌人的威胁。就在希特勒入侵苏联的那一天，丘吉尔宣布：“苏联的危险就是.........我么恩的危险，也是美国的危险，正如苏联人为保家而战的事业是全世

5界自由的人们和自由的名族的事业一样。”战争临近结束时，这种共同的危险促成的合作开始动摇。合作者们为了各自心目中的战后的国家利益越来越想牺牲团结。因此，随着和平的到来，大同盟也因内部不和而走向分裂，并在两三年内便为时常像要变成热战的冷战所替代。6 国家利益的变化决定了国家之间的联盟和紧张。

四、小结

国家间的共同利益是国家合作的基础，利益的对立是引起国家冲突的根源。由于各国都以本国利益为最高原则来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因而形成了国家之间复杂的利益关系。即国家之间既存在共同的利益，又存在对立的利益。

高兰 《冷战后美日同盟的强化与中美日关系的互动发展——从战略思想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 上海社会科学院 亚太研究所 5 W.S.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Grand Alliance(Houghton Mifflin 出版社，1950)，p.373 6 【美】 斯塔夫里阿诺斯 著

《全球通史》下2006年版 p.750

国家利益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在共同利益的前提下，一个国家对本国国家利益的追求不仅不会损害另一个国家对其国家利益的追求，反而有利于另一个国家对其国家利益的追求，因而，共同利益是国家合作的基础。在利益对立的前提下，一个国家对本国利益的追求必然损害另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因而，利益对立是引起国家冲突的根源。如领土纠纷、资源分配、贸易争端。因此，国际社会需要协调国家的利益，处理国家间的矛盾，以促进国际关系的健康发展。

第四篇：国际关系史论文

学院：政法学院 姓名：廖德来 学号：1014503224 班级：10思政（2）班

20世纪80到90年代苏联改革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一、摘要

20世纪80到90年代，针对苏联的改革，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国家安全思想，紧紧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积极营造有利的国家安全环境，使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国家安全得到了切实有力的保障。邓小平的国家安全思想是理性和务实的，适应了当时国内发展任务的需要，对中国的安全战略起过重大的指导作用，也为后来的国家安全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和借鉴。

二、关键词

戈尔巴乔夫改革、邓小平、中国国家安全、苏联解体

三、正文

1977年12月28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指出：“国际形势也是好的。我们有可能争取多一点时间不打仗。”这个论断为后来全党全国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做了重要铺垫。邓小平认为：“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人民在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这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围绕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发展任务，邓小平对国际国内形势作出了精辟的判断，形成了其国家安全思想。苏联的改革是由赫鲁晓夫发起的，因此赫鲁晓夫可以称的上是苏联的第一代改革家。但是，正是由于其改革属于第一次，所以赫鲁晓夫的改革缺乏论证而显粗糙，其政策也带有冲击性。1965年勃列日涅夫推行“新经济体制”改革，但没过几年，苏联在扼杀捷克斯洛伐克改革运动的同时，其自身的改革也来了个急刹车，新经济体制和“布拉格之春”同归于尽。勃列日涅夫的改革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苏联生产力的发展。但是，由于其大搞个人迷信，以他为核心的政治局老化，80年代初的改革没有起到搞活经济的作用。加上苏联与美国的争霸斗争如火如荼，苏联的经济越来越军事化。1985年3月11日：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在其上台执政时苏联已经处于内外交困之中。在国内，国民经济的发展也陷入停顿状态，社会的各种矛盾日趋严重。在外部，70年代苏联所奉行的全球进攻战略开始遭到西方集团的全面反击，美国提出的“星球大战计划”是苏联面临着新的一轮军备竞赛中被拖垮的危险，阿富汗战争的长期化也使苏联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可以认为，在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之时，苏联原有的外交政策已难以为续。为了配合国内的政策，戈尔巴乔夫对苏联 的外交政策实行了大幅度的调整，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27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大声及呼”：“形势要求改革。”而“加速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是解决我们所有问题的关键；苏联社会的崭新状况只有通过这种途径才能达到。他还说到“完善社会阶级关系的民族主义”“扩大公开性”等问题，不时地引来雷鸣般的掌声。”然而，戈尔巴乔夫不分阶级的“民主化”。没有限度的“公开性”和“抽象的”的“人道主义”。在国内形成了一种不正常的社会舆论，并逐渐把改革引向误区，对苏联社会造成了较大的思想混乱。

1988年夏，苏联的改革面临复杂形势。一方面经济改革陷入停滞状态，另一方面左翼激进有了较快发展。到了1990召开的苏共28次代表大会后，苏联的形势发生剧烈变化，各种政治势力纷纷进行组合，基本形成了以叶利钦等为首的“激进派”，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中间派“和以利加乔夫为首的”传统派的三种势力。在此背景下，爆发了8.19事件，因当说，亚纳耶夫等发动的8.19事件旨在阻止苏联的演变。但是，8.19事件的迅速失败，却加速了苏联演变的步伐。具有93年党史，执政74年的苏共顷刻土崩瓦解，曾在苏联各地飘扬的苏共党旗降落了，苏共的瓦解是苏联演变的“里程碑”。没有苏共苏联的苏联，必将走上解体之路。

20世纪80年代，随着国际安全环境的变化，各国转向以经济发展为目标。邓小平发展了毛泽东的国家安全思想，更多地关注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形成了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安全在内的新的综合安全思想：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在中苏边境驻兵100万。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这样，苏联从北面、西面对中国形成军事包围之势，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威胁。邓小平指出了问题的严重性：“苏联在中苏边界摆了一百万军队，这对中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威胁，这种情况能够继续吗?苏联必须减少中苏边境的军队”。1982年3月24日，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发出了缓和对华关系的信号。3月25日，邓小平指示外交部可以用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的形式表态；谈话要言简意赅，掌握分寸，既要坚持原则，回击攻击，又要有灵活性，不拒人于千里之外。1982年夏天，邓小平和李先念、陈云等召集外。交部主要负责人研究中苏关系问题。他提出要采取一个大的行动，向苏联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8月，外交部苏欧司司长于洪亮受邓小平的派遣，前往苏联传递信息，表示中国领导人关心中苏关系的改善，并希望双方应该在这方面开始做些实际事情。中方建议，中苏可以就消除两国关系的障碍问题进行磋商。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从1982年10月开始，中苏两国政府派出特使，就消除中苏关系中的“三大障碍”，轮流在北京和莫斯科进行了长达6年一共12轮的磋商。为了改善中苏关系，1985年，邓小平会见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共和国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时说：请你给戈尔巴乔夫带个口信，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而且能够办到，我愿意跟戈尔巴乔夫会见。我出访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了，同志们也不让我出国了，但是如果同苏联能够达成这样一个谅解，我可以破一次例。1986年7月，戈尔巴乔夫发表讲话，表达了改善对华关系的积极态度。9月2日，邓小平接受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的电视采访时再次表示：“如果戈尔巴乔夫在消除中苏间三大障碍，特别是在促使越南停止侵略柬埔寨和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走出扎扎实实的一步，我本人愿意跟他见面。”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并同邓小平会晤，邓小平说：“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从此，中苏关系走向正常化，邓小平功不可没。综上所述不难看出，苏联东欧放下红旗，重新选择社会制度，并不是一开始的革命不应该爆发，而是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内外因素合力所至。同样是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功，从另一方面证明：革命是正确的是不容怀疑的。

四、结局：

以史为鉴，可知兴衰。虽然我们伟大的国家在那场浩劫中“幸免于难”，但也付出了血的代价。可是我们要知道在那样一个年代，已没有什么比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更重要的了。苏东剧变还映证了这样一个道理：在发生重大事件或国家遇到巨大挫折的时候，采取了“联邦”或“邦联”制的国家，很可能分崩离析。况且，这两种制度本身就是不安定的因素，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谁会和我们患难与共呢？而现在台湾岛内大炒特炒的“联邦”制我们不可放松警惕。我们还要明白：发展是硬道理，把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放在第一位，不搞对抗，不搞军备竞赛，不拉帮结派，时时刻刻严防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还有，由于我国是民主集中制的国家，万一出现了戈尔巴乔夫型的领导人，后果不堪设想。在20世纪70-80年代间苏联就曾为领导人的年龄和健康问题大伤脑筋，而我国领导人的年龄问题也不容小觑。因此，我们必须要有有效的监督体制和合理的符合我国国情的民主制度。

五、参考文献

中国论文联盟《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国家安全思想论析》.唐金权

第五篇：国际关系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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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文革背景下的中、苏、美三国外交关系

【摘要】六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初，中国经历了十年文革，社会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但其中也取得了一些卓越的成就，包括外交关系上与多国建交，特别是与当时美苏争霸中的美国进行建交，中美邦交恢复正常化，而此时中苏关系则由之前的亲密紧跟转而出现裂缝，冲突不断加剧，三国外交关系错综复杂，联系紧密。本文试以文革的背景来研究这一时期三国的外交关系的演变，希望有所收获。

【关键词】中苏关系，中美关系正常化，文化大革命

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研究，过去主要是以冷战为背景，从以下两个角度来探讨的：一是美国国力相对下降，在美苏争霸中处于守势而急需联华制苏；二是中苏关系彻底破裂走向对抗，苏联的强大威胁使中国不得不考虑改善对美关系以维和国家安全形势。这两点是确实存在的，但是当时中国正处在文革时期，而这两者又正好是处在这一特殊时期的前后，故本文试从文革这一角度，来探讨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希望有所收获。

文革发生前，中苏关系已经走向破裂，在分析文革爆发原因时，中苏关系的破裂被认为是文革发生的一个导火索。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做了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并提出“通过议会”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而中共认为借反对“个人崇拜”而全盘否定斯大林是错误的。对和平时期如何过渡和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成为中苏两党产生分歧的两个核心问题。

1958年赫鲁晓夫提出中苏在我国沿海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对于所属权的问题双方闹的很不愉快。同年8月，中共炮击金门马祖。赫鲁晓夫访美后谴责中国。1959年中印在边界发生武装冲突，苏联公开袒护印度，并向印度提供军事援助和贷款。中苏矛盾进一步激化。

20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中苏开始了一场漫长的公开论战，双方在报纸电台杂志发表了大量的文章进行辩论。中国方面1964年7月发表的《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第九篇论战系列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扩大了攻击苏联领袖的范围。四个月后，赫鲁晓夫下台，周恩来赴莫斯科希望能够改善关系，但苏联方面仍旧维持的是强硬路线，这种强硬预示了苏方对中国的激烈对抗，不是莫斯科领导层更换所能改变的，将长期影响对华政策。

苏联对于斯大林的全盘否定，以及赫鲁晓夫的言论和他的下台让毛泽东意识到自己身处在危机中，他意识到中国也有可能发生在苏联身上发生的事情，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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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大跃进中遇到的各种困难，以及彭德怀等人对自己政策的批判让毛泽东觉得党内右倾主义抬头，自己的权威受到了很大的挑战。因此他决心通过发动“文化大革命”来肃清党内队伍，防止中国走上苏联的老路。

“文革”核心宗旨是“反修防修”，而苏联被认定为修正主义最典型的代表，故必须与之断绝友好关系，并敌视对抗，从而牢固文革的理论基础。两党两国自此几乎断绝了正式往来。

1969年3月中苏珍宝岛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发生后，4月1日中共九大在北京召开，由林彪在经同毛泽东讨论确定的政治报告中宣称“一个反对美帝、苏修的历史新时期已经开始。”中国同美帝、苏修划清了界限。“号召：所有受到美帝、苏修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和人民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中苏关系进入战争的边缘，又向美国发出信息：苏联和美国对中国构成了同等威胁，而事实上苏联被视为更主要的敌人；中国不会主动在印支战场上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针对苏联的战备高潮。”

经历了文革史的学习，我们可以知道，为了捍卫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全国不惜一切代价发动文化大革命，全国都处在革命的热潮中，并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包括人力、物力、经济等损失不计其数。这就导致了这样的一种局面：前期中苏关系恶劣，中国企图改善两国关系但苏方强硬拒绝，而到了文革时期，苏联即使是出于国际战略的考虑企图改善双方关系，却变成了中国的强硬拒绝且抗战到底。这主要是由于中苏关系的改善，一则无法向正身处“文革”“反修防修”的狂热政治气氛中的国人交代，二则危及“文革”的正当性—若与时为“修正主义”的典型—苏联和好，就将使以“反修防修”为根本宗旨的“文革”严重失去说服力。故此时中苏关系破镜重圆显得根本不可能。面临苏联近在咫尺的严峻威胁，中国只能选择亲近美国，打破中美关系二十余年的坚冰，为中美关系正常化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和必要性。

1970年9月,毛主席在同斯诺谈话时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当作旅行者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次年，中方便积极热情的配合基辛格秘密访华商讨尼克松访华事宜。从美国方面来说，美苏争霸它处于守势，想要取得突破就必须要有所改变。而当时恢复了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地位，同亚非拉各国关系融洽，成为了第三世界领袖的中国，就成了它“结盟”的首选对象，既可以拉拢中国更好地抑制苏联，还可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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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中国这一跳板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联系提升自己的外交实力，可谓是一举两得。

由此可见，“文革”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创造了前提条件。其实,“文革”还为中美关系正常化提供了部分重要的可能性条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林彪集团的倒台。

林彪及其同党是不赞成同美国缓和关系的,更不用说恢复正常化的两国关系了。“尼克松访华时,毛泽东说：‘有一伙反动分子反对我们和你们搞好关系，结果，他们乘飞机逃到国外去了’。这就十分明显的表明了林彪对中美关系正常化持反对态度。基辛格访华后，军方只有叶剑英到机场迎接基辛格。1971年建军节上，总参谋长黄永胜对美猛烈抨击，说美苏一样威胁中国，这表明林彪的同党也持反对态度。可想而知，若不是林彪反革命集团在文革中的倒台，中美邦交正常化可能还没有这么迅速、顺利，必然会遭到林彪集团的阻挠和反对。同时,林彪集团的倒台还提高增强了党内主张联美制苏的温和稳健力量的地位，如：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大批老干部或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或位居更为重要的领导岗位，客观上也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创造了有利条件，提供了重要的人事保障。

此后，中美之间通过乒乓外交、基辛格秘密访华、尼克松访华等系列外交活动，终于在1972年2月28日，两国在上海签订《上海公报》，奠定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基础，至1978年12月15日，中美《中美建交公报》正式生效，中美正式建交。

综上所述，通过文革作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背景去分析会发现，如果少了文革这一特殊的背景，中美关系很难在当时向正常化发展。实际上是，中苏关系的破裂是文革的发生的一个重要推动力，而文革的发生则导致了中苏关系缓和的可能性的彻底破灭，而中苏关系缓和的不可能性则推动中国走向和美国关系的缓和。一环套着一环，三者关系紧密，缺一不可，少了中间任何一环中美关系在当时都不可能走向正常化。

最后套用一句外交上的名言“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中美关系正常化正是在双方利益的共同要求而促成了。从历史和现实发展的角度看，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是大势所趋，是必然的，只是没有中苏关系的破裂，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洗礼的，中美关系恢复正常化的步伐也许就不会那么快，也许也就不会留下“小球转动大球”的外交美谈了。

以上就是我关于国际关系史的论文，不足之处，希望老师予以指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