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于安乐死的各种理论及现状

第一篇：我国对于安乐死的各种理论及现状

我国对于安乐死的各种理论及现状

安乐死历来是个令人感兴趣的话题。有关安乐死的争论除在哲学、伦理学、医学等领域展 开外，法学界对安乐死应否合法化问题也从不同的角度发表了不同的观点。

安乐死亦称安死术，是英文“euthanasia”一词的汉译，最早源于希腊文“euthanasia” 一词，本意为“快乐死亡”或“尊严死亡”；在牛津词典中的解释为“患痛苦的不治之症 者之无痛苦的死亡；无痛苦致死之术”。在我国对安乐死的定义为：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人的要求下，经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下结束生命的过程。

在我国，安乐死已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相反人们还相当热衷于对安乐死的争论。我国关于安乐死的讨论源于上世纪80年代，在1986年，陕西省就发生一起安乐死事件，一个名叫王明成的男子为身患绝症的母亲实施了安乐死，其与医生双双被检查机关提起公诉（但后来被无罪释放）。从1994年起，几乎在每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都有代表提出关于安乐死的提案。由此可见，我国民众对安乐死之关注程度。17年后，当身患癌症晚期的王明成再次要求给自己实行“安乐死”时，但被医生拒绝。8月3日，形如枯槁的王明成在病痛中死去。于是带着王明成的遗憾，人们又展开了对“安乐死”这一敏感问题的争论。

法”是权利之法，他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生命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的一部分，“法”理应给予保护，但是，安乐死是是保护生命权还是破坏生命权哪？现在学术界尚无定论。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徐景和认为，《宪法》规定公民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是有特定含义的。公民个人有权选择生存的方式，在特定

条件下也有权选择死亡的方式。“安乐死”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在不违背国家、社会和他人利益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对生命的特殊处分方式，这种处分是有严格的条件与程序的。现在欧洲一些国家所实行的“安乐死”立法都是在传统道德与现代法律之间所作的选择。因此，认为“安乐死”有背宪法，缺乏基本的构成要件；国家行政学院法学博士宋功德提出，宪法虽然规定了“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但是，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看，做到这点有点不现实。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就说明了这一点；也有专家认为：宪法这一条款，仅仅体现了国家有帮助公民延续生命的责任，但这一点既不意味着国家可以强制公民延续自己的生命，也不意味着国家不能帮助公民结束自己的生命。

随着经济发展和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安乐死在我国正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人们的观念逐渐更新，开始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更多的关注生命的质量和价值，安乐死立法具备了一定的群众基础。中国有关安乐死的民意调查资料表明，赞成安乐死的比例在逐步上升。据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对313名不同人群的调查显示，有93.6%的人赞成安乐死，其中医务人员赞成者为98.4%，法学界人士赞成者为90%，一般者占90.1 %。上海市黄浦区部分街道对60岁以上老人进行了调查，有89.4%的人赞成安乐死，94.5%的人希望立法。1986年在武汉、北京等地进行的有关安乐死的民意调查结果表明，赞成安乐死的人数为62%；在对黑龙江省的199人的调查中，89%的人赞成安乐死(其中19%的人年龄超过50岁)；1988年在北京进行的500例问卷调查(包括工人、军人、大学生、部分来自各地的在京学习的干部及医生)，结果表明，91.2%的人赞成安乐死，认为目前在我国可以实行安乐死的人占79.8%。这些民意调查反映了普通民众对安乐

死的基本态度，表明安乐死正逐步为我国的社会大众所接受。由于我国人口老龄化越来越成为一个日益严峻的问题，2000年中国65岁以上的人约有1.7亿，而到本世纪中期，据估算老龄人口将达到3亿左右，约占人口的20%。为减轻或解除濒死前的极端痛苦，要求安乐死的患者也将会越来越多。就像优生一样，优死问题同样摆在全社会面前。

目前我国安乐死面临的立法难题

1、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根深蒂固，阻碍安乐死发展进程。

思想是人行动的先导，安乐死非罪化必须首先有观念上的认可与支持。而在我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与安乐死之间却存在着冲突。对病人本身而言（尤其是老年人），很多人心目中“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旧观念较为深厚，认为“人命贵于千金”，所以宁可承受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而不愿选择无痛安逸死去；对医生而言，很多医生仍深受传统医学职业道德观的影响，认为“只要还有一口气，死马也要当活马医”，所以不惜一切代价地对濒死绝症患者施以救治，即使有时他们明知这些医疗措施只是延长病人痛苦的死亡过程或只是等待自然死亡时间的到来，他们也不能接受停止医疗措施或主动采取措施以结束病人痛苦的生命；对家属而言，“百善孝为先”的思想使许多子女不能忍受其父母在其未尽完全“孝道”之前，用人为方式结束生命，所以他们宁愿殚精竭虑对病人进行无效救治，他们甚至央求病人忍受痛苦接受救治以使他们能面对他人的评论；而在传统思想观念的作用下，人们也多认为病人选择安乐死是不尊重、轻视生命的行为，医生实施安乐死的行为有杀人之嫌，而家属同意安乐死的行为更是“大逆不道”。这些思想观念都不利于安乐死的实行。

2、从整体上看，我国的医疗技术水平还比较低，医务人员的思想业务素质也有待提高，这是进行安乐死立法的很大滞力。

实施安乐死，首先必须对病人的病情有正确的诊断，而正确的诊断需要有高超的医疗技术和现代化的医疗检测手段。就我国现在的医学发展水平与实际经济发展而言，要判定患者是否身患绝症并且濒临死亡，很难找到一个统一的客观标准。虽然在目前的医学发展水平下，某些疾病确实是现行医学技术所无法治愈的，但是一个明确可行的判断标准却很难确定。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经济文化发展极为不平衡，不同地区、城市甚至同城市的各医院间的医疗水平、医疗条件都可能相差很大。在偏僻落后的地区诊断为绝症并濒临死期，在大的城市则可能有救治的希望，因经济医疗水平发展的差异而导致的判断落差影响了人们对自身状况的判断，这对处于偏远地区以及医疗水平较差的地区的病患者是极不公平的，违背了人生命价值的平等性。如果在是否患有绝症并濒临死期的客观标准难以找到的情况下立法确认安乐死，必将会给司法实践带来很大难题：当安乐死纠纷引发诉讼时，连医学专家们都无法确定实施安乐死的标准，对不懂医学的法官来说更是无法判断，就可能因法官主观认识程度的不同而出现同种情况做出不同的判决，从而引起司法混乱。

在安乐死的实施中，医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要求医生必须完全从病人利益角度出发，实事求是、客观的判断“绝症”与“濒临死亡”；在资格审查和实施过程中，要求医务人员严格按条件审核按程序行事。而目前，我国尚处于新旧体制交替时期，受市场经济大潮的负面影响，有相当一部分人的信仰发生了危机，道德沦丧、崇尚拜金，医生的医德也难免受到影响。近年来医生医德出现了滑坡

现象，这使人们对诊断不治之症和濒临死亡的结论的准确性和负责任程度不能不心存疑问。这种情况下进行安乐死立法，不但没有保护公民的自主权，相反授予了医生以合法手段为不正当利益谋取病人生命以可乘之机。所以，在医生职业道德出现滑坡，而法律又无法对医生的诊断进行有效制衡的情况下，授权医生可以采取措施结束病人的生命，是有危险后果的。

另外，我们探讨病人有权根据自身状况自主决定选择安乐死，这是建立在病人获得充分的相关必要信息，有充分的医患交流的基础上的，而我国目前医务人员的业务水平与社会的期望之间还存在着相当的差距。多数医务人员并未真正认识到患者的地位，没有足够的医疗服务意识，漠视患者的许多利益，而患者本身在很多情况下对自己享有哪些权利也不甚了解，难以形成良好的医患关系，医生和患者之间无法很好的沟通。患者不能真正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和治疗状况，医生也不能很好了解患者的各种情况，双方都很难决定是否实施安乐死，这种情况下，安乐死的实施很难真正体现患者的利益。

3、患者的真实意思难以判断

安乐死是直接针对病人生命的行为，虽然它对病人、家属、国家和社会均是有益的，但最终决定是否要实施安乐死的权利只能掌握在病人自己手中，任何人都不能代替患者作出决定，只有患者本人才有权决定是否用死前的这段时间来换取无痛的死亡。澳大利亚有死亡医生之称的凯奥尔基安医生在实施安乐死时，要求病人必须神智清醒，在实施过程中有几次机会让病人再次进行选择，决定是否继续进行安乐死。只有给病人充分的思考和“反悔”的机会，才能真正体现病人的真实意愿。有些患者被病痛折磨到一定程度已经神智不清，不能自主表达思想意

识，此时他人很难判断患者的真实意思表示，而目前的医疗技术对此也束手无策。有人提出在这种情况下让病人的家属代替病人作出安乐死决定，将家属的决定推定为患者的承诺即承认推定承诺。推定承诺的认可会引发许多问题：病人家属是否有权代替病人作出终结生命的权利决定？如果能，其权利从何而来？病人的哪些家属有权参与讨论并作出决定？如果家属间出现意见分歧如何解决？而且有时很难保证家属是完全出于患者利益而决定是否对其实施安乐死。北京某医院院长列举了他在医院亲眼所见的一些亲属虐待病人、子女虐待老人的事件。一些被久病病人拖累的家属不仅公开流露出不耐烦，甚至透露出让病人早点去世的愿望。如果安乐死立法允许推定承诺，岂不给了这些人以可乘之机？美国等一些国家提出了“生前遗嘱”，“预先指令”（advance of direction）的概念，由患者在神智清醒、能自主表达意志时写下遗嘱，说明在将来某种情况下自愿要求提早结束痛苦，安乐而死。我们无法保证患者在真正濒临死亡时是否能像立遗嘱时那样有坚定的选择安乐死的信念。而患者的自愿要求是实施安乐死的必要的主观要件，如果不能判定患者的真实意思，就无法决定是否实施安乐死。

4、我国对安乐死的探讨相对较晚，理论基点相对薄弱，对安乐死立法的内容缺乏科学的认识与把握，这也是安乐死立法所要克服的一大难点。

我国传统文化思想使人们乐谈生而忌谈死，对死亡抱着恐惧回避态度。所以我国对安乐死的探讨相对较晚，从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而很多人也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态度。又由于安乐死本身的复杂性，涉及许多相关学科与专业知识，其自身的模糊性与歧义性又使人们难以对其给出准确统一的定义概念，这就使人们的认识往往难以统一，争论往往没有焦点。而在学者的理论研究方面，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一本有份量的专著，也没有专门的安乐死研究刊物，更没有专门的学术团体对安乐死问题进行专门研究。总之，学术界对安乐死还处于传播阶段而缺乏理论上的加深研究。专家学者对安乐死的认识尚且如此，一般民众的认识程度便更值得担忧。自安乐死问题传入我国以来，人们一直在关注这一问题，讨论也很激烈，有相当的学者专家呼吁为安乐死立法。而从民意调查来看，大多数人赞同安乐死。但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多数赞同安乐死的人是身居大中城市、文化层次较高的人，他们是否能代表大多数民众的意愿，令人怀疑。而且，在我国，很多人对安乐死的确切含义并不了解。同济医科大学曾对246名医科硕士生对安乐死的态度进行调查分析，结果表明有35.55％的硕士生对安乐死的内涵很不清楚。这不得不让我们对一般百姓对安乐死的支持率产生质疑：如果不了解一个东西，怎么能作出支持或反对的正确决定呢？

安乐死立法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和慎重的问题。目前我国的医疗卫生体制还很不健全，而我们对安乐死的概念、伦理原则及安乐死立法相关的一系列伦理学依据以及有关法律问题的理论研究也是很不够的。在不具备充分完全的条件下匆忙立法，该法便没有可靠的基石，就会形同虚设乃至被滥用而有害于社会。所以，我国著名的生命伦理学家邱仁宗先生认为，“安乐死立法，非其时也”。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我国也具有一定的立法基础和条件，我们倡导逐步实现安乐死的非罪化乃至非罪化。但是，安乐死问题极为复杂，涉及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所以立法活动应当慎重。法律的制订需要考虑多方面因素，需要有完备的条件作为保障，否则，匆忙立法，必定会埋下隐患。我国安乐死实施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这在其他国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大多数国家对此持慎重

态度，尽管有的国家制定了相关的法律，但为数很少，并且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存在较大的弊端和隐患。

无论在外国还是我国，无论以情理分析、以法理分析、还是从刑法法角度分析，安乐死非罪化都是可行的。但是，任何事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们要以积极的态度把“安乐死”纳入法制轨道。从目前我国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法律建设状况和医疗保障水平等方面看，现在为安乐死全面立法的确有些不现实，但我们不妨报着积极的态度，为安乐死立法创造条件。

第二篇：多元智能理论及研究现状

多元智能理论及研究现状

一、多元智能理论

1983年，美国心理学教授霍华德?加德纳在其专著《智能的结构》中，对智力进行了重新阐述。他认为，智力除传统的语言和数学智能外，还包含节奏、空间、动觉、自省、交流等七种智能，它是基于特定的社会及文化环境价值标准，个体用于解决自身遇到的问题，或创造出有效产品时所必需的能力。每个人都具有不同的智力，智力通常是以复杂的方式进行组合运作的，这是对于传统的“一元理论”的挑战。多元智能理论的提出及发展，为我国传统教育注入了活力，也为我国教育实践改革提供了契机。

二、多元智能理论研究现状

多元智能理论对我国传统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相关研究如下：

1.课程改革

多元智能理论对新一轮课程评价的改革具有积极的影响，这不仅表现在对新课程改革评价体系的理论构建上，还体现为对其评价标准、原则和方法的完善上。

2004年，福格蒂等在《多元智能与课程整合》中阐述了多元智能和跨学科课程整合的基本理论，探讨了实施跨学科课程整合的方法策略与课堂案例，对于发展学生的多元智能，建立有意义的教育和评价方式具有重要意义。霍力岩在《多元智力理论与多元智力课程研究》中对多元智力理论与多元智力课程做了较深入的研究。谢世谦则在《多元智能理论对新课程改革的启示》中指出，课程评价在注重学生学业成绩的同时，更要关注学生各方面的潜能发展，这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2.教学改革

与传统的一元论智力观不同，多元智能理论认为智力是多元的，它是多种不同智能在不同人身上的特殊组合，受个体所属社会文化的影响具有独特性。这一新的智能观对我国教学观念的变革产生了很大影响。

钟祖荣等主编的《多元智能理论解读》一书在对多元智能理论进行深入细致分析的基础上，着重论述了多元智能理论对教育观念变革的影响。Linda Campbell等在《多元智能教与学的策略》书中，将多元智力理论运用到中小学教学实践中，为教师的教学活动提供了新的视角。而在《多元智能理论在教学中的运用》中，为拓展教师的思维，林宪生详细阐述了多元智能理论在中小学各学科中的应用。托马斯?阿姆斯特则在《课堂中的多元智能――开展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一书中总结了许多教学案例，为中小学教师将多元智能运用到教学实践的各个领域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而柏灵则在《多元智能理论影响下的教学基本观》中，从多方面探讨了多元智能理论教学观对教学的影响。

3.智力评价

2004年，贝兰卡在《多元智能与多元评价――运用评价促进学生发展》一书中，以多元智能理论和真实性评价为依据，就如何为每一种智能设计特定的表现标准以及如何将之应用于课堂教学中进行了深入探讨，提供了教学范例与评价工具，对教育教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戴维?拉齐尔在《多元智能与量规评价》中，比较、分析了量规评价与传统评价的不同。传统的评价，以纸笔为主要形式、侧重于考查语言与数理逻辑智能，而运用多元智能理论的量规评价，则全面反映了学生不同智能、不同程度的表现水平，有助于师生运用智能的各个方面来深化其对于课程的理解。

4.差异教学

多元智能理论提出了全新的智能观：个体身上至少同时存在着九种相对独立的智能。多元智能理论尊重差异的学生观、以个人为中心的学校观、个性化的课程观、多样化的教学观、多元化情境化的评价观等深刻体现了个性化教育的理念，为我国当代的个性化教育提供了重要启示。

汤姆林森在《多元能力课堂中的差异教学》中，阐释了多元能力课堂，论述了针对不同年级、不同学科，教师如何关注并依据学生的个体差异，如不同秉性、不同兴趣爱好、不同能力层次等来开展差异教学，使教学内容、教学过程以及教学效果符合不同学生的发展需要，以促进学生的成长。书中大量的差异教学策略与案例，对于启发和提高有效教学亦颇有帮助。张敏、刘?f波编著的《多元智能案例研究：学生、教师和学校》，则通过50个教学案例来阐述多元智能理论是如何影响和改变实验学校校长、教师和学生生活的。

此外，多元智能理论提高了教师水平，促进了教师的专业发展，为我国实现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提供了契机。

三、若干思考

多元智能理论在我国教育改革实践中广泛应用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对此，不少学者进行了反思与总结。2007年，霍力岩在《重新审视多元智力：理论与实践的再思考》中，对多元智力理论进行了整体性的再思考，分析了该理论对我国基础教育的启示，为多元智力理论的研究者、学习者与实践者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发和反思。他与赵清梅在《多元智力评价的理论与实践》中，分析了多元智能理念具有情境、发展、多元及独特性特点，就“多元智力化评价与我国基础教育评价改革”等问题进行了阐述。总之，多元智能理论之所以在我们的教育实践中受到追捧，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因为它既契合我们重视差异教育与多元发展的后现代精神，又关注到了我国当前教育中较为忽视的一些重要层面。

参考文献：

刘奇慧.基于多元智能理论的研究性学习评价模式[D].扬州大学，2011.编辑薛直艳

第三篇：对于我国地方政府债券的现状分析与展望

对于我国地方政府债券的现状分析与展望

摘 要：在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为了顺利完成投资计划，方便解决各种紧急情况，国家和政府批准在债券的筹资资金方面提出了很多的急救措施，但是这些措施并不能完全实施，存在这一些问题，例如经常出现的“破发”、“零成交”的情况。本文通过研究其宏观和微观的各种影响因素，来解决这一问题。进一步推进地方政府债券，必须定制能够符合当下债券市场的措施，信息以及引入专门的评估机构，预测风险。

关键词：我国地方政府；债券；金融；现状分析；展望策略

一、我国发行地方债券的背景

地方政府债券主要是指国家中的大部分财政收入地方部门，可以发行或者建立一些符合当地财政收入能力范围内的债券，用来缓解国家在建设上的一些资金问题。

从上个世纪开始，我国很多地方机构为了筹资建设国家，曾经推出过一些地方债券，缓解国家在派放资金上的难题，直到上个世纪末期，由于地方政府所发行的债券和地方政府能够兑现的范围严重不符，使国家不得不将这一行为禁止。但是这就造成了很多地方在财政呈现负运营状态。这就使得一些政府在没有能力运行的情况下使用各种壁柜措施，借助国家性质的公司的名义发型债券用于市政建设。

二、我国发行地方债券的意义

我国发行地方债券的意义关键在于保持透明和高效的融资方式，缓解国家的压力，保持经济的平稳怎张，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地方政府的融资渠道和融资方式的结构能够保持财政的透明度，从而增加信任度。锻炼政府市场化的融资能力，约束地方政府的融资行为，通过在市场的测试平台预测，提高债券的利率，加快社会资金的合理流动，避免一定的资金风险和危机

三、国外发行地方债券的借鉴意义

在国外的一些发达国家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地方政府债券管理系统，国家政府支持地方政府进行筹资建设资金和发放债券，就债券发行的主体而言，实行分税制使国家中大部分中央财政集中，在美国分别按照本政府的债务情况，保持相对平衡，能够在各地合理的财政偿还能力的范围内进行发放，同时在日本，发过、英国、德国等经济发达国家都有相对完整的地方债券的系统，中央政府能够在保持各地方政府正常运营的条件下划分财权。因此，完整的地方债券制度是现代发达国家对待金融危机的有利手段之一。

四、我国发行地方债券出现的问题

为了增加集得资金的安全性，国务院特意设置了相关的规定：地方政府要想申请发行地方债券，必须取得中央的批准，而且投资的项目还只能是公益性的建设项目。另一方面，国务院还限制了地方政府，不得将投资筹得的资金用在日常性的支出上，并且约束地方政府利用市场化的融资方式去进行投资。这些规定确实有利于中央对地方政府发行债券进行良好的监督，但实际上在具体的实施中，监管不够严谨，会出现经常性的监测问题，滥用、挪用资金的现象。

审计调查显示，截至2011年初，地方政府滥用资金超过5000万元，351亿美元的债务资本被无故抛出，最后进入到资本市场，重工业的房地产等行业的崛起，给各地政府也带来了很大的资金债务，总额超过了5%的原因，一方面监督，只有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审计部门的监督是不足够的，太少的监管机构导致缺乏监督地方政府债务；在另一方面，或信息不对称问题：地方政府持有资金更多的综合利用，大大限制了监管约束和监督的债务资本。

五、我国发行地方债券的未来展望及策略

（一）合理确定和控制地方政府债务规模

地方债务的发行只能通过立法机构、地方议会或者中央议会等进行核实同意，才能让借款人借资金，而贷款的审批必须要有审批地方政府的上级部门经过一定的核实和调查才能批准。

在上级部门审批的过程中，往往要对诸多因素进行调查，只有通过详细的调查才能够保证地方政府的债券发放顺利。如日本在地方债的发行的方面就非常有经验，通过国内政府对地方政府财政情况的了解和审核后，债券发行则分为证券发行和发行两种方式。所谓证券发行方式，指的是地方政府通过金融机构发行债券的方式筹集资金。所谓贷款凭证，指的是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它不同于国家发行的债券只是在形式上有些类似，主要是以收贷资金是地方政府举债的方式进行。日本地方政府可以发行建设国债，但它必须是通过地方议会批准的水平还受到中央政府的金额和地方债计划和投资限制，其中还有一系列的限制规定和审核流程，财务对国家的发展非常重要，因此，像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在地方政府进行国债发放的体制上具有一定的法律性和严密性，根据搜集的材料中提到，中央政府财政部和自治省批准。

那么确定地方政府债务的审批政策就是地方政府债务发放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在地方政府债务的计划中决定。关键是要确定一年中未经批准的债券和地方政府债券或者地方政府约束的主要以下几种情况：

（1）为地方政府而不是按时偿还地方债的本金，也就是说没有足够的偿还能力，将会被认为是被批准的事实，即申请未获批准的事实；

（2）收取债务比例（债务成本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超过20%的当地政府没有批准部卫生和福利设施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超过30%的地方政府没有批准商业债务一般，因此商业的债务批准率相对较低，而福利和卫生设施的债务问题批准率较高；

（3）地方政府债券，不到九成或以上的赛马收入，相对也受地方税税率限制，这得根据市场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

（二）加强对地方债资金使用的管理和监控

在西方国家债务通常提供一个明确的目的，从这点来分析，地方债务收入的使用，可以按照以下几个方面来研究：为了弥补短期现金赤字。；为了买一个中年的厂房和设备，为了筹集资金，投资是预期的项目中获益；无限期支付发展所需的资金。就日本地方政府债务来看，日本地方财政法，主要使用地方债，包括地方公路建设、区域的发展、公共设施的建设等等国家主体建设等方面。地方的公共债务使用比较集中，主要用于地区的建设以及地区正常运营的资源、设施建设等等。

在美国，国家和地方政府债券不指定具体使用项目和方向，但必须使用收益债券有一个项目的利益，能够保持债券的归还程度。因此，中央政府的债务收入可以用来有经济效益的投资项目，而且还可以用于建造福利机构和没有财政支出项目的经济效益，能够大大提高地方政府在地区建设和管理上的压力，在不同程度上也能够给国家减少一定的经济负担。在地方政府债务方面，一般只用于有经济利益，但在使用地方债收入时，地方债券的发放只能用在雪中送炭上，并不能够随意的浪费和隐瞒，首先要考虑到的就是社会效益。

（三）强化地方债务偿还过程的管理

在偿还地方债方面，要定制强有力的约束制度和监督机构，建议在地方经常预算中计入利息支出和利息支出，通过税收和其他未付收入来偿还。这可以增加透明度，减少地方债务的负担，有利于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以促进合理化的经常性支出的内容，也方便管理地方债务的偿还，非常适合现代经济的发展，也是符合现代化信息时代的主流方式。地方政府债务本金收入可以通过地方债务资本投资项目已清，还考虑设立偿债基金偿还，或举新债还旧债偿还。在地方债还款方式可以在债务，到期一次性偿还本金和利息也可以分为兴趣，债务，或采取一个服务，次级债务，也可以选择一个多种还款方式交替进行，以满足不同投资者的需求，提高地方政府债务的吸引力。

结语

地方政府的筹资活动已经在我国发展过一段的时间，虽然后来因为各种原因的禁制，但在整个金融危机的环境下来说，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是我国在经济全国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地大物博，管理起来比较困难，如果集权中央，则不利于我国的发展。因此只有定制相对完整的地方政府的筹资体制和系统，能够进行合理的筹资，才能加快我国进入发达国家的步伐。（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参考文献：

[1] 吴依林.我国地方政府债券的偿付能力分析[D].西南财经大学，2012.[2] 廖枝灵.我国地方政府债券风险溢价影响因素研究[D].浙江工商大学，2013.[3] 贺俊程.我国地方政府债券运行机制研究[D].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2013.[4] 陈甘霖.我国地方政府债券的管理问题研究[D].安徽财经大学，2015.[5] 孙妍.我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若干问题的法律思考[D].广西大学，2013.

第四篇：我国大气污染现状

我国大气污染现状

近年来，虽然我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由于各种原因，我国大气环境面临的形势仍然非常严峻。

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居高不下。现在，全国二氧化硫年排放量高达1857万吨，烟尘1159万吨，工业粉尘1175万吨，大气污染仍然十分严重。全国大多数城市的大气环境质量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全国47个重点城市中，约70％以上的城市大气环境质量达不到国家规定的二级标准；参加环境统计的338个城市中，137个城市空气环境质量超过国家三级标准，占统计城市的40％，属于严重污染型城市。酸雨区污染日益突出。酸雨区由80年代的西南局部地区发展到现在的西南、华南、华中和华东4个大面积的酸雨区，酸雨覆盖面积已占国土面积的30％以上，我国已成为继欧洲、北美之后的世界第三大重酸雨区。常德市酸雨污染也非常严重，1996年酸雨频率达100％，逢雨必酸。通过采取建立城市大气环境保护圈。关闭城郑砖瓦厂、拆除污染严重的小型锅炉等措施，大气中烟尘和二氧化硫的污染有所减轻，酸雨频率有所下降，但目前仍高达41.6％。

据预算，21世纪初上半叶，我国能源开发、利用和消费将会有一个较大幅度的增长，而我国能源资源的特点和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将长期存在。因此，控制煤烟型大气污染将长期作为我国大气污染控制领域的主要任务。

（文章发表于2012年9月26日）

第五篇：我国人力资源现状

1人力资源管理

我国农村人力资源现状

摘要：全面开发我国农村人力资源、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是促进我国经济全面快速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要求。农村教育培训是开发农村人力资源的主要途径，我国农村教育培训应根据农村人力资源的实际，积极调整发展策略，转变办学观念，在人才培养目标、专业设置、培训内容、师资队伍建设等各个方面适应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要求，做到开发农村人力资源和农村教育培训发展的良性互动。

一、我国农村人力资源现状。

我国农村人力资源的现状是，劳动力资源总量过剩，而劳动力资本存量不足。农村劳动力知识技能相对于现代农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农村劳动力文化技术水平低下已成为制约新农村建设的极其重要的因素。据近期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状况数据显示，在4.9亿在家务农的农村劳动力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13.8%，初中文化程度的占52.2%，小学以下的占34%（其中文盲、半文盲占6.9%），接受过系统农业职业技术教育的不足5%。我国农民的这一基本素质现状，影响了农业科技发展和现代化农业建设。目前，我国农业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30%左右，真正形成规模的不到20%，而美国是80%至85%，英、法、德是50%至60%。一项先进农业技术在发达国家全面推广平均只需2年左右，而在我国需要6年左右。我国农业科技对生产的贡献率为45%左右，比发达国家低20-30个百分点。就是说，一种新要素技术特征及其使用方法的教育是复杂的科学教育，其前提是具有较高的知识水平，而当农村劳动力的文化水平低下时，关于农业及农业科技的图书、报刊显然是不能起作用的，他们不仅没有技术创新能力，甚至不能较快地运用新的农业技术。此外，2006年农村住户调查年鉴显示，外出务工劳动力中，小学文化程度及文盲占16.5%，初中文化程度占67.3%。由于整体素质偏低，大多数劳动力仍从事着低收入的工作，无法在转移性增收上获得较高收入，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受到抑制。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较低，也制约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的转移。我国现有贫困人口主要在农村。若将贫困界定为“能力的剥夺”，那么，贫困同时意味着个体在教育、就业等有关生存和抗风险方面的能力也大为降低，并往往在代际间呈现持续性和难以逆转的弱势特征。这进一步凸显了提高农村人口素质的重要性。

二、新时期开发农村人力资源的现实意义

1、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

当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面临的难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城市化滞后造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艰巨性；第三产业发育滞后严重制约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乡镇企业对农村劳动力吸纳能力逐步减弱；农村劳动力素质偏低导致就业岗位选择面狭窄等。其中，农村劳动力素质偏低是限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开发农村人力资源，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是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键因素。

2、促进农民增收

促进贫困农民脱贫致富，解决“三农”问题，核心是农民增收。农民收入的增加，除了依靠好的政策和制度外，还必须依靠自身的文化知识和科技水平，实现科技致富。我国许多学者对教育与农民收入关系进行的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农民的文化程度和技术水平对农民增收有重要影响，文化知识程度高的农户其收入较文化程度低的农户要高，特别是农户户主文化程度与家庭总收入水平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即随着户主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农户家庭总收入随之增加，二者之间基本上呈正相关关系。开发农村人力资源，提高农民的受教育程度、知识水平和技术能力，是促进农民收入稳定和可持续增长的重要途径。

3、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人力资源管理

产业结构的变动是经济增长的核心问题，而产业结构的变动是以人力资本的结构变动为先导的，人力资本结构的变化是影响产业结构的更深层次因素，劳动力素质技能成为制约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因素。我国劳动力队伍的整体素质偏低，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技术条件和物质资本不匹配，严重制约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和经济增长。我国劳动力资源虽然丰富，但由于其主要构成是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素质差、技能低，熟练劳动力严重缺乏，无法满足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要求，导致高素质劳动力结构性不足的问题十分突出，劳动力总人口严重过剩与高素质劳动力结构性不足相互重叠，成为阻碍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大不利因素。因此，开发农村人力资源，提高劳动者知识水平和技术能力，对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至关重要。

4、促进农业现代化

农业现代化必须有高素质的农民这一主体来推进，没有农民自身素质的现代化，要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是不可能的，因为农业不仅要依靠现代的工业装备及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还要依靠先进的管理手段在农业上的应用。而这些都要由农业生产的主体——农民来实现。伴随着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必然要求农民素质的提高，以使之同农业现代化的要求相适应，即农业现代化与农民素质是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同时，在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先进的生产工具靠人去创造，先进的科学技术靠人去摸索，先进的管理经验靠人去总结，先进的经营体制和运行机制靠人去应用。无论是增长方式的转变，还是生产绩效的提高，都是在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下得以实现的，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开发农村人力资源，全面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

三、开发农村人力资源策略

1、农村教育培训发展的基本策略

首先要通过立法措施为农民教育培训提供法律保障。目前，我国农民培训的专门立法工作，在总体上尚未启动，甚至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由于我国的农民教育培训工作仍处于加快启动和共同推进的阶段，建立全国性的农民培训专门立法，条件尚不甚成熟。但在局部地区可先行试点，通过地方立法或部门条例的形式，加快农民培训立法的进程，为今后在全国范围内加强农民培训的立法和法律支持体系建设提供依据。

其次要加强体系建设，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开展农民教育培训。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农民的教育培训需求日益多样化，建立完整的农民教育培训体系，使技术培训、职业教育、技术推广、继续教育和义务教育有机衔接，更好地满足农民教育培训需求。按照世贸组织相关规则，我国对农民培训的补贴属于“绿箱政策”不受限制。世贸组织主要成员国大多将农民培训作为政府为农业提供服务的主要领域之一，采取多种方式对农民培训提供资金支持，并激励企业和其他民间组织加强农民培训。近年来，我国政府坚持将解决“三农”问题列为“重中之重”，明确提出各项支农措施的力度“只能加大，不能减弱”。因此，加强对农民培训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将是今后几年的大趋势。从国际经验看，许多国家通过“间接”拨款、发放补贴和优惠贷款等方式，从经济利益上诱导相关企业、农民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培训的具体方式；将实行就业准入制度与鼓励农民培训有机结合起来的有效做法，以及在主要依靠经济诱导基础上协调整合利益相关者行为的独特经验，都值得我国参考，以便更好地提高培训资金的使用效果。目前，我国的农民培训工作虽已引起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重视，但是，农民培训工作的展开应建立在调动各类利益相关者

积极参与的基础之上。如果企图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加强农民培训，只能产生欲速不达的效果。

第三要将加强农民培训与引入竞争机制、提高培训质量有机结合起来。既要鼓励各种政府或准政府的培训机构积极参与培训市场的竞争，又要努力改善各类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3期民办培训机构的成长环境，通过促进不同类型的培训机构公平竞争，形成主要依靠提高培训质量争取培训资金和政策支持的良好氛围。目前，有关部门出台的涉及农民培训的政策文件，大多强调要对现有的教育培训机构和培训资源实现整合。我们认为，在当前农民培训需求不断扩大且加快分化的背景下，整合集成现有的教育培训机构和培训资源，充分发挥作用，对于加强农民培训工作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但是，对现有教育培训机构和培训资源的整合，应建立在鼓励不同类型培训机构公平竞争的基础之上，主要服务于培训农民而不是救活培训机构，否则，就难以保证培训机构的培训质量。通过严格教师录用标准、重视实践技能和完善教师进修制度等措施，保证培训师资的质量。目前，有关部门和许多地方政府对于农民培训工作虽然给予了高度重视。但对如何通过提高培训师资的素质，增强其对培训质量的支撑能力，尚待给予进一步的重视。

第四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建立多层次、多元化的农民培训体系，提高农民培训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农民培训应具有理论联系实际、以市场为导向的特点，要针对不同地区、不同产业和不同类型的农民，采取适应其需求的培训形式，以提高农民培训的效果，使农民培训活动更好地服务于农村发展和增加农民收入的需要。如根据农业产业链不断延伸的需求，促进农民培训链的有效延伸、农民培训内容的调整及其领域的拓展，加强农业产前和产后培训；并将强化农民技术培训同增强农民的职业和综合能力，甚至创业和合作能力结合起来。许多国家和地区结合农业推广活动，以提高农民素质为核心，加强农民培训的独特方式也值得我国学习。

2、其他发展策略。

第一，建立和完善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有序地向城市转移的机制。随着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转移，劳务性收入将在农民收入结构中占有更大份额。而非农业收入与国家的就业政策和农民的人力资源特征有关。要保证农民在工业化、城市化中分享到社会福利增加的好处，保证农民有能力参与市场化的竞争而不被 “边缘化”，并让没有转移的农民从农业中受益，就要注重农民参与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工作机会和竞争能力体系建设。政府要逐步打破“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户口界限，在户籍制度以及城镇住房、就业、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向农民提供优惠政策，鼓励具有一定居住时间、稳定职业的外来打工者优先留居城镇。逐步消除包括农村土地制度、户口迁移制度在内的各种限制、阻碍劳动力合理流动的制度，创建城乡劳动力平等竞争的就业环境。建立健全农村劳动力市场和建立规范的、功能齐全的市场中介组织，为农民外出务工提供就业信息、咨询、职业培训、法律及保险等服务，减少进城务工人员因盲目流动而增加就业的成本，保障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合理有序地进行。还要从立法上维护农民工权益，以保障农民工平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权益。

第二，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加强农村人才培养。当前，农村丰富的是人力资源，匮乏的是人才。这其中，农村劳动力外部流动的非均衡性是一个需要高度关注的重要问题。由于我国长期的二元经济结构造成的城乡差别，农村经济发展滞后，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在农村得不到合理的报酬。为了追求较高的人力资本收益，高素质的农村劳动力自然会流向人力资本收益率高的经济发达地和城镇。出于同一原因，农村家

庭省吃俭用，投资于子女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让子女离开农村，去城市工作，而不是学成后回到农村，为农村经济发展服务。随着大量青壮年和素质相对较高的劳动力离开土地，农业的“空洞化”现象日渐显现，影响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只有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措施，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才能吸引农村大学生报效家乡，吸引城市过剩而又是农村经济发展所需的人才到农村创业。这也体现了农村人口素质提高和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应依靠制度创新，激励一大批高素质人才特别是农业院校的大学生到农村去，向农村输入知识、技术、先进文化，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科学文化水平，以发展现代农业。积极推进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完善农业科技入户机制，加强对农民的技术指导和服务，不断提高农业科技含量。需要强调的是，一些在市场经济中有着突出表现的农村人才，代表了农村社会的先进生产力，是农村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人力资源，而发挥农村本土人才的作用，将政策、教育、资本、财政等外部力量转化为农村社会的内部力量，整合乡村社会资源，不失为改善农村人力资源结构、加快新农村建设的一条捷径。

资本和自然资源是被动的生产要素，人则是利用资本，开发自然资源，创造价值，推动国家和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力量。农民问题的解决，根本的途径就是加大对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通过教育和培训等方式，提升农民的人力资本存量，从而有效的向非农业转移，创造出更多的国民财富，增加自身和社会的福利。

参考文献： 人力资源管理

王婧、许悦.《中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研究》时代经济2007 第80期

陈华宁.《国外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模式及启示》发布时间:2009-05-04 文章来源: http:///show_4529.aspx

王振耀.《走向以农村为本的农村发展战略经济体制比较》2005(3).孙文学.《开发农村人力资源：职业与成人教育发展的策略》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