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半月评论2010年13期 我们心中的天际线呢
半月评论2010年13期
我们心中的天际线呢 作者 苏北
低俗化的电视相亲节目**在“宁愿坐在宝马车中哭泣”拜金话语的热议中刚刚过去,炫富式的“全球私人甄选佳丽”又在风水大师坐镇,数千名单身女竞相参加海选中拉开帷幕……这样的故事还会一再上演,我们只是在大众的道德叩问中撩开了又一层社会面纱而已。
记得哲学大师康德说过:“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使人心灵充满日新月异、与日俱增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当我们仰望星空,令我们景仰和敬畏的那一道天际线在哪里呢?
什么时候,我们对金钱崇拜,对财富炫耀,从抑制、批判、抵抗,演变成麻木、默然、包容,进而转换为今天的附和、向往、张扬?什么时候,我们在多元化、世俗化、市场化的现代话语中,将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日常化、合理化、漂白化?诚然,“随着时代的变更,观念也在改变”,但是这种改变应该是文明的进步,而非道德的退化。诚然,“勇敢的表达对金钱的宠爱,是一种进步”,但这是社会环境的宽容,而绝非意味生活品质的提升。诚然,“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是人类的本性”,但拜金从来就不等同于美好。诚然,“生活的选择是个体的自由”,但这种自由掩盖不了群体的主体意识的失落。有学者坦言:“这是一种典型的感情、婚姻和良心的现金交易,家庭已不是温馨的港湾,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这是社会转型期出现的金钱崇拜和家庭婚姻关系的异化。”这种公然的拜金、分明的异化,正肆意侵蚀着社会良知,扭曲着主流价值,伤害着世道人心。
这是一个市场经济的时代。商品的交换价值,侵袭着心灵世界,物化着社会关系。这是一个大众消费的时代,人们的生活目的、愿望、抱负和梦想发生了改变。这是一个价值重估的时代。在急剧的社会转型期,伴随着财富分配的失衡、生存环境的劣化和多元文化的冲击,主流价值的凝聚力正在弱化。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我们纵容拜金主义现象的理由。
一双“看得见的手”终于强势干预:政府有关部门敲响了警钟,亮出了红牌。但是这并不能成为社会遏制拜金主义现象的唯一的依赖。
更需要的,是道德自我救赎。
社会良知,公民责任,生命伦理,是每一个人应当坚守的道德底线,应当完善的生活方式。无数的平凡人物,草根英雄,在生活的艰难困苦和社会的边缘挤压中,捍卫着做人的良知和尊严,守护着自己的一片精神家园。
那些特别年轻的富豪群体,在短暂的时光里创造着中国财富积累的奇迹,也在人生的起飞中感受了心理和精神的晕眩。今天怎么学会做富人?看一看身边的陈光标们,富而思仁,扶贫济困,回馈社会。当然,不是要大家只是去走慈善一途,富豪们的钱包也未必都愿随身携带。但是,学着去融入社会,贴近民众,开拓胸襟,提升品行,与个人事业的拓展也当大有裨益。那些一心要走生活捷径、放弃自我实现的女大学生们,人生的前途是什么?听一听华中科大校长“根叔”的叮嘱吧:我知道,你们不喜欢“被就业”、“被坚强”,那就挺直你们的脊梁,挺起你们的胸膛,自己去就业,坚强而勇敢地到社会中去闯荡。
价值的社会引领,同样不可或缺。
作为社会公器的传媒,理当倡导健康、良性的人生观、价值观。一夜暴富的神话故事,挥金如土的眼球效应,官员明星的傍款现象……在对现实社会的误导中,对广大观众的戕害中,恣意张扬拜金。何谈社会责任?财富,代表着成功,意味着高贵,象征着品味……在这样的评价谱系中,何谈劳动者的地位和尊严?
有“破”就当有“立”。价值“立”在何处?传统文化的振兴,现代文明的进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还依然在途中。
如何加快构建社会的价值体系,去填空、去置换、去引领?如何真正践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践行让每一个人都有幸福、都有尊严的国家哲学?
公平的制度建设,则更具有根本意义。
我们必须直面拜金主义现象背后日益显现的社会动因:房奴,孩奴,蜗居,蚁族,这是值得关注的年轻一代的生存;踏实劳动,为什么脱贫致富那么难?艰苦奋斗,为什么改变命运那么难?这是值得深思的底层民众的诘问。还有,劳动与资本,利益关系的严重失衡;城市与乡村,教育格局的二元结构;二代与二代,就业岗位的阶层世袭;权贵与贫民,公共资源的私人占有。这是亟待求解的转型社会的难题。当下最根本的,是公民的权利平等,是社会的规则公正,是发展的机会公平。最紧迫的,是消解社会结构出现的板结现象,为底层民众的向上流动,拓开更加开放的通道,为风险社会的良性运行,打下更为坚实的地基。
我们的心灵就如一座座城市。城市的空间已经被日益高耸的混凝土森林所包围,所裹挟,所遮蔽。怎样去解放生命的本真,在拜金的抵抗中,在精神的超拔中,去还原那一道道深远、壮丽的天际线呢?
第二篇:我们心中的天际线呢
我们心中的天际线呢
苏北
低俗化的电视相亲节目**在“宁愿坐在宝马车中哭泣”拜金话语的热议中刚刚过去,炫富式的“全球私人甄选佳丽”又在风水大师坐镇,数千名单身女竞相参加海选中拉开帷幕„„这样的故事还会一再上演,我们只是在大众的道德叩问中撩开了又一层社会面纱而已。
记得哲学大师康德说过:“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使人心灵充满日新月异、与日俱增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当我们仰望星空,令我们景仰和敬畏的那一道天际线在哪里呢?
什么时候,我们对金钱崇拜,对财富炫耀,从抑制、批判、抵抗,演变成麻木、默然、包容,进而转换为今天的附和、向往、张扬?什么时候,我们在多元化、世俗化、市场化的现代话语中,将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日常化、合理化、漂白化?诚然,“随着时代的变更,观念也在改变”,但是这种改变应该是文明的进步,而非道德的蜕变。诚然,“勇敢地表达对金钱的宠爱,是一种进步”,但这是社会环境的宽容,而绝非意味生活品质的提升。诚然,“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是人类的本性”,但拜金从来不等同于美好。诚然“生活的选择是个体的自由”,但这种自由掩盖不了群体的主题意识的失落。有学者坦言:“这是一种典型的情感、婚姻和良心的现金交易,家庭已不是温馨的港湾,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这是社会转型期出现的金钱崇拜和家庭婚姻关系的异化。”这种公然的拜金、文明的异化,正肆意侵蚀着社会良知,扭曲着主流价值,伤害着世道人心。
这是一个市场经济的时代。商品的交换价值,侵袭着心灵世界,物化着社会关系。这是一个大众消费的时代。人们的生活目的、愿望、抱负和梦想发生了改变。这是一个价值重估的时代。在急剧的社会转型期,伴随着财富分配的失衡、生存环境的劣化和多元文化的冲击,主流价值的凝聚力正被弱化。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我们纵容拜金主义现象的理由。
一双“看得见的手”终于强势干预:政府有关部门敲响了警钟,亮出了红牌。但是,这并不能成为社会遏制拜金主义现象唯一的依赖。
更需要的,是道德的自我救赎。
社会良知、公民责任,生命伦理,是每一个人应当坚守的道德底线,应当完善的生活方式。无数的平凡人物,草根英雄,在生活的艰难困苦和社会的边缘挤压中,捍卫着做人的良知和尊严,守护者自己的一片精神家园。
那些特别年轻的富豪群体,在短暂的时光里创造着中国财富积累的奇迹,也在人生的起飞中感受了心理和精神的晕眩。今天怎么学会做富人?看一看身边的陈光标们,富而思仁,扶贫济困,回馈社会。当然,不是要大家只是去走慈善一途,富豪们的钱包也未必都愿随身携带。但是,学着去融入社会,贴近民众,开拓胸襟,提升品行,于个人事业的拓展也大有裨益。那些一心要走生活捷径、放弃自我实现的女大学生们,人生的前途是什么?听一听华中科大校长“根叔”的叮嘱吧:我知道,你们不喜欢“被就业”、“被坚强”,那就挺直你们的脊梁,挺起你们的胸膛,自己去就业,坚强而勇敢地道社会中去闯荡。
价值的社会引领,同样不可或缺。
作为社会公器的传媒,理当倡导健康、良性的人生观、价值观。一夜暴富的神话故事,挥金如土的眼球效应,官员明星的傍款现象„„在对现实社会的误导中,对广大观众的残害中,恣意张扬拜金,何谈社会责任?财富,代表着成功,意味着高贵,象征在品味„„在这样的评价语系中,何谈劳动者的地位和尊严?
有“破”就有“立”。价值“立”在何处?传统文化的振兴,现代文明的进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还依然在途中。
如何加快构建社会的价值体系,去填空、去置换、去引领?如何真正践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践行让每一个人都有幸福、都有尊严的国家哲学?
公平的制度建设,则更具根本意义。
我们必须直面拜金主义现象背后日益现象的社会动因:房奴、孩奴,蜗居,蚁族,这是值得关注的年轻一代的生存;踏实劳动,为什么脱贫致富那么难?艰苦奋斗,为什么改变命运那么难?这是值得深思的底层民众的诘问。还有,劳动与资本,利益关系的严重失衡;城市与乡村,教育格局的二元结构;二代与二代,就业岗位的阶层世袭;权贵与平民,公共资源的私人占有。这是有待求解的转型社会的难题。当下最根本的,是公民的权利平等,是社会的规则公正,是发展的机会公平。最紧迫的,是消解社会结构出现的板结现象,为底层民众的向上流动,拓开更加开放的通道,为风险社会的良性运行,打下更为坚实的地基。
我们的心灵就如一座座城市。城市的克难攻坚已经被日益高耸的混凝土森林所包围,所裹挟,所遮蔽。怎样去解放生命的本质,在拜金的抵抗中,在精神的超拔中,去还原那一道道深远、壮丽的天际线呢?
第三篇:半月评论:我们都是改革者
2013年第1期半月谈半月评论:我们都是改革者
社会再一次燃烧起改革的热情,期待再一次升腾在人们的心底。比期待更迫切、更可贵的是实践,是行动。我们每一个人都应是改革的参与者、推进者。
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打响攻坚战。在继续摸着石头过河的同时,加强顶层设计被寄予热望。只是,改革的顶层设计并非闭门造车,一厢情愿。如何重塑改革动力机制,在与基层实践和群众诉求的密切联系中汲取改革的力量,在超越部门利益的制约、协调多元群体的纷争中坚守改革的公平?如何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的主体地位,充分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投入、参与、推进改革的进程?
我们见证了底层创造的力量。
安徽小岗18户农民按下手印的“大包干”,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小企业改制中的股份合作制,还有闯过户籍藩篱挤进城市大门的自发民工潮……这一幕幕雄壮的景观,构成了中国改革编年史上最光彩的篇章。30多年过去,今天我们在基层改革实践中所领略到的,更多的是政府的创造,资本的创造。如在城市化潮动中政府让农民以承包地换保障、以宅基地换住房的“两个置换”,推进农村人口向社区集中、产业向园区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的“农村新社区”,促进产业转型提升城市品质的“腾笼换鸟”,还有为加快农业现代化在政府政策鼓励行政强势推动下的资本上山、资本下乡和资本进村……可是,这些创造是否保障了农民的主体地位、权益公平?真正的农民自主参与、自主发展的创造在哪里?我们高谈要凝聚改革共识,要促进利益共享,但是,没有表达,何来共识?没有参与,怎保共享?
政府干预市场的边际要清晰,政府主导改革的取向要理性。尊重民众的实践探索,呵护民众的首创精神,这是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功之道和深刻启示,我们应当记取,倍加珍惜。如此,才能始终保持锐意改革的生气,持续迸发推动改革的激情。
我们也见证着事件倒逼的力量。
想当年,中国改革就是被饥饿逼出来的。在挑战中赢得机遇,在危机中逼进改革,这也是一条颇有成效的改革路径。
个体生命的非正常伤害,召唤起全社会的深切检讨和体制反思。2003年,大学生孙志刚因没带暂住证被收容殴打致死,一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早已饱受诟病的《收容遣送办法》被正式废除。相隔近10年,湖南妇女唐慧因女儿遭强奸上访而被劳教的事件令人痛心,折射了劳教制度的严重缺陷,也进一步引发了社会的强烈呼吁,促使存在近60年的中国劳动教养制度有望在2013年发生重大改革。
利益诉求的非常规冲突,也直接倒逼着深层次矛盾的求解和深水区改革的突破。中国正进入转型时代。这是公民权利意识加快生长的时期,也是社会矛盾凸显利益冲突频发的时期。一些地方因公共安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环境污染等问题多次引发群体性事件。这些事件,以问题导向的方式,倒逼土地征用、户籍管理、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和社会管理等方面制度的深层次变革。我们难以回避倒逼式改革带来的冲击,只有紧紧抓住并充分用好其中蕴涵的改革的机遇。当下中国社会的发展,有多个“拐点”“陷阱”需要跨越,有多重“风险…危机”需要转化,有多种“两难”“悖论”需要求解。我们必须直面现实,从消极被动的压力型维稳转向积极主动的改革型维稳,在社会矛盾的集中释放期因势利导加快深层改革的攻坚。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当为民众更有效率地参与改革进一步提高组织化水平,为民众更少震荡地参与改革进一步拓展制度性平台,从而让顶层设计和民众实践的紧密互动成为改革坚实的基础,让民众的发展意愿和权益诉求成为改革源源不竭的力量。
我国现行政治体系已有广大民众的利益表达机制和改革参与渠道,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信访制度和行政听证等。但还有渠道狭窄、言路不畅等问题,还有待制度设计的完善、制度运行的到位和制度实施的公正,以实现更为充分的民意表达。组织化参与是现代公共治理型民主背景下公民参与的主要方式。应当在政府和市场之外,扶持社会组织,培育公共理性,提高社会自治能力,形成公民参与的组织网络。现代网络传媒和民意调查的出现,使民众的利益表达更加多样、直接和便捷。网络舆论日益成为政府倾听民声、科学决策的一条重要渠道,成为普通民众参政议政的新型民主表现形式。政府当在网络问政的实践中加快职能转换,实现管理创新,在民主法治的进步中,为广大民众充分实现改革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开辟更宽广的路径。【必背段落】
第四篇:2010半月谈1-8期半月评论01
《半月谈》2010年第1期 【半月评论】拒绝“城市二元化
城市化,在当下中国人的脑海中,有着特别丰富的想象。
它是引领现代化巨轮远航的飘扬的旗帜,它是撬动全球化大国崛起的神奇的支点,它是普通中国人从传统走向未来的一个璀璨的梦想。
在中国应对后危机时代挑战、加快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之际,城市化又被赋予特殊的使命。
可是,当我们激情澎湃地去鼓呼、去追赶、去推进的时候,有没有思索过、诘问过:城市化的真谛、城市化的意义是什么?我们需要的究竟是怎样的城市化、为谁的城市化?
聆听各级政府宏大叙事中的城市化构想,投身今日中国呼啸前进的城市化浪潮,我们首先应当关注、应当警惕的,不是城市化的速度和指数,而是城市化的内质和价值。
许多地方正铺开改天换地的“新造城运动”。乡村城镇化、郊区城市化、县城城区化,由此引发了紧锣密鼓的“圈地运动”,更有暗潮汹涌的“圈县运动”。可是,如果脱离制造业服务业的支撑,仅仅靠爆炒房市股市做大资产泡沫就能举托新城崛起?在城市空心化的格局中,新市民生存发展、就业谋生的机会在哪里?
许多地方正热衷经济增长的“新城市拉动”。意在加快城市化进程,拉动进城打工农民和失地农民的消费升级,进而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创新。可是,在城市GDP化的偏向中,百姓消费的基础是什么?城市化并非仅仅是建制的扩大、土地的圈占和人口的膨胀,城市功能的开发,公共空间的拓展,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福利的普及与提高,如何及时跟进?
许多地方正推进城市经营的“新地标活动”。政府一味追求“现代城市形象”:更高的楼房,更豪华的商务区,更宏大的花园广场,更具动感的都是韵律……令人目眩的种种商业地标、产业地标、文化地标,往往变成造价惊人的工程,变成财富和技术的炫耀。可是,在城市化泡沫化的幻象中,普通人的地位和尊严如何提升?
在人类历史的演进中,城市化意味着什么?是一种新的发展,人的创造力量的解放和财富源泉的涌流;是一种新的生活,人的生活方式的变革和生活品质的提升;是一种新的文明,人的道德精神的进步和人文价值的升华。
城市化的灵魂应是以人为本。践行以人为本的重心在哪里?在于坚守社会的公平正义,在于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在于保障弱势群体基本的生存条件和发展机会。我们的城市化除了要努力开掘“管理者的财源”、打造“投资者的乐园”,更当努力建设“劳动者的家园”。
看一看身边的城市化浪潮,我们应当警惕:不少城市借助于区区一纸户口登记的户籍改革,借助于统筹城乡一体化的制度创新,便拥有了更多的土地资源和发展空间,同时也产生了众多的从乡村涌向城市的失地农民。当城市化难以为其提供基本的生存条件、足够的就业机会和有效的福利保障时,“失地”和“变市民”更可能换来的仅仅是无业市民的身份。
还有亿万进城谋生的打工农民,承受着危机冲击和产业转型的巨大压力,甘冒着减薪欠薪和随时失业的现实风险,支付者种种职业病患的侵害和留守子女的成长的人生代价,托举起城市的高楼大厦,召唤出城市的昌盛繁荣。可是,至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还被拒绝于城市的发展之外、社会之外、体制之外。读一读媒体关于南京农民工冻死街头桥洞的新闻吧,我们如何卸下心头这不能承受之重?
看一看眼前的城市化景象,我们亦当清醒:交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密集,然而,与之伴随的是机动车对路道资源的一再扩张,是自行车道、步行者道的一再被挤占、被压缩,有的地段甚至已被断然取缔。中国是一个自行车大国,是一个恰逢低碳社会到来、无法重复美国消费故事的国情,步行和自行车交通仍是我国城市居民出行的主要方式,占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者还难以进入“有车一族”,他们日常的出路又在哪里?他们行走的路权如何保障?
房地产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火热,然而,与之伴随的是房价对普通百姓的重压和裹挟。有业内人士表示,房改十年最大的遗憾就是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问题。当时希望通过经济适用房既解决百姓住房,又拉动经济增长,却出现了有钱人买了多套经济适用房,有的城市还没有廉租房的政策。后来,国家下达保障性住房建设计划,结果也基本踩空,从而造成民生住房体系的严重缺位。于是,我们在一些大都市中,随处可见这样的场景:马路一边的高档社区里居住的是拥有一套或多套房产的“有钱人”,而仅一墙或一路之隔的“棚户区”里则挤满了城市低收入人群和外来流动人口。社区围墙,成了贫富的“楚河汉界”。
还有,城市普通教育发展中门槛不断抬高的择校和地产与名校牟利的“勾兑”,文化设施建设中竞相攀比的豪华和风格样式的崇洋,道路环境整治中对马路摊点的清理和对“美丽城市”的追求,等等,日益加剧城市平民生活的窘迫和艰辛。
当我们还在问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艰难求解之时,一个新的城市二元结构图像又已隐约浮现。
这里,有城市的财力问题,有发展的阶段问题。但更重要的问题,是政府的执政理念,是发展的价值取向,是城市化得路径选择。
人民城市,应当人民做主,人民创建,人民共享。
《半月谈》2010年第2期 【半月评论】必须从根子上铲除“拉票”行为坚持在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扩大民主,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方向。党中央前不久颁布的《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专门就扩大干部提拔任用工作中的民主问题提出了新的要求。
干部选拔工作中的民主程序是干部工作的生命,缺失民主程序的干部选拔工作不仅是没有群众基础,而且贻害无穷。任何事物在发展进程中,都不会一帆风顺,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近年来我们在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扩大民主,随之却出现了一些“拉票”现象。“拉票”行为破坏了干部选拔工作的正常秩序和民主的真实性,影响极坏。因此,必须从根子上铲除“拉票”这个毒瘤,这是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干部工作的重点。
所谓“拉票”就是在干部推荐过程中,打招呼或者暗示具有推荐资格的一些同志投票推荐自己,从而使自己达到升迁的目的。这种靠“拉”,不靠“干”的行为,不符合党的干部任用工作原则。如果纵容这种行为,就会形成一种误导:“干得好”不如“拉得好”。有些人平时不是把心思用在干好工作上,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经营关系上。整天吃吃喝喝,工作上马马虎虎,关系方面却是左右逢源。随着打击和查处“拉票”行为力度的加大,“拉票”行为从原来的赤裸裸地进行,转变成了悄悄地进行。拉票者把工夫用在了“诗外”,用在了平时。
变换花样的“拉票”行为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新特点。
一是在日常工作中送人情。一些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公权私用,该坚持的原则不坚持,做老好人,搭顺水人情。甚至,明明是正常的工作,也要暗示对方对自己心存感激,让对方背上人情债。这种人对上如此,对同级、下级也是如此。可
以想象,以这样的态度和工作出发点,能不耽误工作和事业!当然,在这种人看来,耽误工作和事业不要紧,要紧的是自己的选票不能丢!他们认为,坚持原则,不光得罪人,还丢了选票,没有群众基础,你干得再好也是白搭。更何况,评价有些工作好与不好没有硬性指标,对这种人来说,上下拥护,大家“认可”才是最重要的。
二是依靠手下亲信帮忙。手下培植几个信得过的人,平时在有意无意间帮自己鼓与呼,往自己脸上烫金。这实际上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他们有一条共同的“利益链”。这些“抬轿子”的人,一般都是领导干部的亲信,都是靠依附某位领导受提拔重用的,平时领导信任,关键时刻为领导挺身而出。这些亲信们时时处处维护领导权威,利用手中的职权,与方方面面搞好关系。这种行为看起来是无可厚非,实际上在拿组织原则做交易,他们是在用公权为上司争取“票仓”。
三是在亲朋好友中搞感情投资。民主是个好东西,好就好在它对权力起到了约束和反制作用。以前,在人们的印象中,有些人为了职务升迁,总往领导家里跑。如今,情况有点变化,他们的亲朋好友们平时也会主动“出访”,走家串户送出自己的“关心和爱护”。事实上,对于这种感情投资,大家都心知肚明。他们去的人家,一定是对他们有用的,是手中有选举权的人,那些没有选举权的人自然不会享受到如此待遇。
四是“大款朋友们”出面保驾护航。这些年,领导干部傍大款现象屡禁不止。在查处的领导干部腐败案件中,往往是领导干部的大款朋友出了事,自己也被牵扯出来。领导干部的大款朋友往往神通广大,凭借手头阔绰,他们结交了方方面面的“朋友”,结成了一张张的关系网。到了关键时刻,没有这些大款摆不平的事。领导干部平时结交大款朋友,认真经营关系,关键时刻大款们会异常活跃,到处游说,为他们的领导朋友卖力地争取每一张选票。
上述种种行为,比干部自己直接“拉票”危害更大,这些手段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必须加大力度予以根治。在选人用人问题上,要防止简单的以票取人。首先,要认真分析、比对,把干部平时的表现和考核获得的各项指标进行综合评价,科学论证,防止工作简单化、公式化和理想化。其次,要早预防,要建立起防止和杜绝“拉票”行为的相关工作机制,让那些“拉票”者无可乘之机,无可钻之空,无生存的土壤。第三,要加大查处力度,要有钢性的措施,对“拉票”行为决不手软。
铲除毒瘤要下猛药。要从舆论上形成声势,在举措上形成机制,让“拉票”行为无处藏身,没有市场,没有机会。在这个基础上,还要让被查实的“拉票”者受到严肃处理。只有这样,才能从根子上铲除“拉票”行为。
半月谈2010年第3期【半月评论】迎接一亿新生代农民工的到来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关注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指1980年、1990年后出生,现在外面打工的青年。他们占到全国1.5亿农民工的6成,大约有一亿人。对一号文件的这一新提法,社会给予了高度关注。
正如人们所议论的,拖着“拉杆箱”进城的他们和“扛着蛇皮袋”进城的父辈们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可工可农,可进城可返乡,而前者当中很多是“五谷”不识、从没下过田土的“农盲”,他们的人生目标是圆“城市梦”。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有人把这一群体描述
为“三高一低”。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但是,正如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等最近发布的研究报告称,中国“社会结构滞后经济15年”。以这一亿新生代农民工为例,他们身处城市,城市却拒绝接纳,根在乡村,乡村已无法回归。在社会保障、就业培训等很多方面没有被城市所充分容纳。他们,正是“社会结构滞后”的代表性群体。
当这一亿新生代农民工在中国的舞台上走来,我们首要的姿态应是拥抱、欢呼。
他们,是中国产业发展可依赖的人才大军。一切资源之中,人的资源最宝贵。相比父辈而言,他们的文化水平大幅提高,见识大为丰富,接受新技术、新知识、新信息、新生活方式的能力大大加强。事实上,他们大部分已经成为中国制造业、服务业等的主要劳动力来源。当中国步入老龄化时代,他们将是中国发展最活跃的生产力群体。
他们,是中国城市化最有潜力的群体。今年的一号文件,侧重支持城乡统筹以及城镇化发展。国际金融危机使中国更深刻地意识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可靠支柱与巨大潜力在农村的消费与农民的城镇化。这一亿人的父辈,或许半辈子在城里寻找生存发展的机会,但灵魂深处还是顽强维系着“叶落归根”、还乡定居的乡土情结。而梦想城市生活、积累一定资本的他们,无疑将是城镇化的热烈响应者。
但我们确实不能回避,这一亿新生代农民工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新课题。蓦然回首,他们来得如此快,如此庞大,以至于我们必须承认,政府与社会还缺乏足够的准备。迎接他们,须总结借鉴近30年对待农民工的经验与教训,政府的治理要创新,民间的力量要参与。
迎接他们,就不应使之成为被城市冷漠对待的一群。他们虽然摆脱了收容遣送等旧规定的束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也开始得以分享,然而在就业机会的获得、同工同酬、劳动维权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仍然存在许多不平等、被歧视的方面。他们虽然在城市里奋斗,但常常只能栖身工棚或棚户区,无法像城里人一样进入廉租房居住。如果说,他们的父辈给社会的压力主要是就业,那么他们面临的身份认同、性、婚姻、保障等问题,则远远超出了就业的范畴。
迎接他们,就要避免他们成为颓废消极的一群。南方一个大省3大监狱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农民工罪犯9成在26岁以下。他们当中有的已经完全看不出他们父辈们所具有的勤劳、坚忍、节俭与执著,在城里找工作挑肥拣瘦、嫌累怕苦,大事做不了、小事不愿做。或滞留城里游荡,或回乡后偷鸡摸狗,令留守村里的老农摇头叹息,令基层派出所头痛。他们当中部分人极易形成游民,成为社会秩序的潜在挑战者。
迎接他们,就要力争使他们在社会结构中成为可以向上流动的一群。人出生之初的不平等,是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存在的普遍社会现实,但是一个正常、健
康的社会,除了以健全的社会保障保护每一个人的生存权利,还应该给每一个人的发展提供公平均等的机会。如果贫民能够通过努力成为富有者,文盲能够通过努力成为知识分子,新生代农民工和他们的子弟能够通过奋斗,成为企业家、官员、教授——这样的社会,才会充满活力、和谐稳定。
迎接他们,就要让他们成为能够发出自己声音的一群。尽管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尽管他们就居住在城里,但是在城市的舆论场里,他们如同隐士,社会很少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的户籍在乡村,但是很多人没有回乡参加村委会主任“海选”,而在城里他们又往往难以参与政治选举与公共生活。他们应该尽可能被纳入到政治参与的进程中来,从而能够理性、大声地表达利益诉求。
第五篇:2010年(1-6期)半月谈半月评论汇总word打印版
2010年半月谈半月评论汇总
《半月谈》2010年第1期【半月评论】拒绝“城市二元化”
城市化,在当下中国人的脑海中,有着特别丰富的想象。
它是引领现代化巨轮远航的飘扬的旗帜,它是撬动全球化大国崛起的神奇的支点,它是普通中国人从传统走向未来的一个璀璨的梦想。
在中国应对后危机时代挑战、加快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之际,城市化又被赋予特殊的使命。
可是,当我们激情澎湃地去鼓呼、去追赶、去推进的时候,有没有思索过、诘问过:城市化的真谛、城市化的意义是什么?我们需要的究竟是怎样的城市化、为谁的城市化? 聆听各级政府宏大叙事中的城市化构想,投身今日中国呼啸前进的城市化浪潮,我们首先应当关注、应当警惕的,不是城市化的速度和指数,而是城市化的内质和价值。
许多地方正铺开改天换地的“新造城运动”。乡村城镇化、郊区城市化、县城城区化,由此引发了紧锣密鼓的“圈地运动”,更有暗潮汹涌的“圈县运动”。可是,如果脱离制造业服务业的支撑,仅仅靠爆炒房市股市做大资产泡沫就能举托新城崛起?在城市空心化的格局中,新市民生存发展、就业谋生的机会在哪里? 许多地方正热衷经济增长的“新城市拉动”。意在加快城市化进程,拉动进城打工农民和失地农民的消费升级,进而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创新。可是,在城市GDP化的偏向中,百姓消费的基础是什么?城市化并非仅仅是建制的扩大、土地的圈占和人口的膨胀,城市功能的开发,公共空间的拓展,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福利的普及与提高,如何及时跟进? 许多地方正推进城市经营的“新地标活动”。政府一味追求“现代城市形象”:更高的楼房,更豪华的商务区,更宏大的花园广场,更具动感的都是韵律……令人目眩的种种商业地标、产业地标、文化地标,往往变成造价惊人的工程,变成财富和技术的炫耀。可是,在城市化泡沫化的幻象中,普通人的地位和尊严如何提升? 在人类历史的演进中,城市化意味着什么?是一种新的发展,人的创造力量的解放和财富源泉的涌流;是一种新的生活,人的生活方式的变革和生活品质的提升;是一种新的文明,人的道德精神的进步和人文价值的升华。
城市化的灵魂应是以人为本。践行以人为本的重心在哪里?在于坚守社会的公平正义,在于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在于保障弱势群体基本的生存条件和发展机会。我们的城市化除了要努力开掘“管理者的财源”、打造“投资者的乐园”,更当努力建设“劳动者的家园”。
看一看身边的城市化浪潮,我们应当警惕:不少城市借助于区区一纸户口登记的户籍改革,借助于统筹城乡一体化的制度创新,便拥有了更多的土地资源和发展空间,同时也产生了众多的从乡村涌向城市的失地农民。当城市化难以为其提供基本的生存条件、足够的就业机会和有效的福利保障时,“失地”和“变市民”更可能换来的仅仅是无业市民的身份。
还有亿万进城谋生的打工农民,承受着危机冲击和产业转型的巨大压力,甘冒着减薪欠薪和随时失业的现实风险,支付者种种职业病患的侵害和留守子女的成长的人生代价,托举起城市的高楼大厦,召唤出城市的昌盛繁荣。可是,至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还被拒绝于城市的发展之外、社会之外、体制之外。读一读媒体关于南京农民工冻死街头桥洞的新闻吧,我们如何卸下心头这不能承受之重? 看一看眼前的城市化景象,我们亦当清醒:交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密集,然而,与之伴随的是机动车对路道资源的一再扩张,是自行车道、步行者道的一再被挤占、被压缩,有的地段甚至已被断然取缔。中国是一个自行车大国,是一个恰逢低碳社会到来、无法重复美国消费故事的国情,步行和自行车交通仍是我国城市居民出行的主要方式,占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者还难以进入“有车一族”,他们日常的出路又在哪里?他们行走的路权如何保障? 房地产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火热,然而,与之伴随的是房价对普通百姓的重压和裹挟。有业内人士表示,房改十年最大的遗憾就是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问题。当时希望通过经济适用房既解决百姓住房,又拉动经济增长,却出现了有钱人买了多套经济适用房,有的城市还没有廉租房的政策。后来,国家下达保障性住房建设计划,结果也基本踩空,从而造成民生住房体系的严重缺位。于是,我们在一些大都市中,随处可见这样的场景:马路一边的高档社区里居住的是拥有一套或多套房产的“有钱人”,而仅一墙或一路之隔的“棚户区”里则挤满了城市低收入人群和外来流动人口。社区围墙,成了贫富的“楚河汉界”。
还有,城市普通教育发展中门槛不断抬高的择校和地产与名校牟利的“勾兑”,文化设施建设中竞相攀比的豪华和风格样式的崇洋,道路环境整治中对马路摊点的清理和对“美丽城市”的追求,等等,日益加剧城市平民生活的窘迫和艰辛。
当我们还在问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艰难求解之时,一个新的城市二元结构图像又已隐约浮现。
这里,有城市的财力问题,有发展的阶段问题。但更重要的问题,是政府的执政理念,是发展的价值取向,是城市化得路径选择。
人民城市,应当人民做主,人民创建,人民共享。
《半月谈》2010年第2期【半月评论】必须从根子上铲除“拉票”行为
坚持在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扩大民主,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方向。党中央前不久颁布的《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专门就扩大干部提拔任用工作中的民主问题提出了新的要求。
干部选拔工作中的民主程序是干部工作的生命,缺失民主程序的干部选拔工作不仅是没有群众基础,而且贻害无穷。任何事物在发展进程中,都不会一帆风顺,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近年来我们在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扩大民主,随之却出现了一些“拉票”现象。“拉票”行为破坏了干部选拔工作的正常秩序和民主的真实性,影响极坏。因此,必须从根子上铲除“拉票”这个毒瘤,这是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干部工作的重点。
所谓“拉票”就是在干部推荐过程中,打招呼或者暗示具有推荐资格的一些同志投票推荐自己,从而使自己达到升迁的目的。这种靠“拉”,不靠“干”的行为,不符合党的干部任用工作原则。如果纵容这种行为,就会形成一种误导:“干得好”不如“拉得好”。有些人平时不是把心思用在干好工作上,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经营关系上。整天吃吃喝喝,工作上马马虎虎,关系方面却是左右逢源。随着打击和查处“拉票”行为力度的加大,“拉票”行为从原来的的赤裸裸地进行,转变成了悄悄地进行。拉票者把工夫用在了“诗外”,用在了平时。
变换花样的“拉票”行为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新特点。
一是在日常工作中送人情。一些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公权私用,该坚持的原则不坚持,做老好人,搭顺水人情。甚至,明明是正常的工作,也要暗示对方对自己心存感激,让对方背上人情债。这种人对上如此,对同级、下级也是如此。可以想象,以这样的态度和工作出发点,能不耽误工作和事业!当然,在这种人看来,耽误工作和事业不要紧,要紧的是自己的选票不能丢!他们认为,坚持原则,不光得罪人,还丢了选票,没有群众基础,你干得再好也是白搭。更何况,评价有些工作好与不好没有硬性指标,对这种人来说,上下拥护,大家“认可”才是最重要的。
二是依靠手下亲信帮忙。手下培植几个信得过的人,平时在有意无意间帮自己鼓与呼,往自己脸上烫金。这实际上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他们有一条共同的“利益链”。这些“抬轿子”的人,一般都是领导干部的亲信,都是靠依附某位领导受提拔重用的,平时领导信任,关键时刻为领导挺身而出。这些亲信们时时处处维护领导权威,利用手中的职权,与方方面面搞好关系。这种行为看起来是无可厚非,实际上在拿组织原则做交易,他们是在用公权为上司争取“票仓”。
三是在亲朋好友中搞感情投资。民主是个好东西,好就好在它对权力起到了约束和反制作用。以前,在人们的印象中,有些人为了职务升迁,总往领导家里跑。如今,情况有点变化,他们的亲朋好友们平时也会主动“出访”,走家串户送出自己的“关心和爱护”。事实上,对于这种感情投资,大家都心知肚明。他们去的人家,一定是对他们有用的,是手中有选举权的人,那些没有选举权的人自然不会享受到如此待遇。
四是“大款朋友们”出面保驾护航。这些年,领导干部傍大款现象屡禁不止。在查处的领导干部腐败案件中,往往是领导干部的大款朋友出了事,自己也被牵扯出来。领导干部的大款朋友往往神通广大,凭借手头阔绰,他们结交了方方面面的“朋友”,结成了一张张的关系网。到了关键时刻,没有这些大款摆不平的事。领导干部平时结交大款朋友,认真经营关系,关键时刻大款们会异常活跃,到处游说,为他们的领导朋友卖力地争取每一张选票。
上述种种行为,比干部自己直接“拉票”危害更大,这些手段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必须加大力度予以根治。在选人用人问题上,要防止简单的以票取人。首先,要认真分析、比对,把干部平时的表现和考核获得的各项指标进行综合评价,科学论证,防止工作简单化、公式化和理想化。其次,要早预防,要建立起防止和杜绝“拉票”行为的相关工作机制,让那些“拉票”者无可乘之机,无可钻之空,无生存的土壤。第三,要加大查处力度,要有钢性的措施,对“拉票”行为决不手软。
铲除毒瘤要下猛药。要从舆论上形成声势,在举措上形成机制,让“拉票”行为无处藏身,没有市场,没有机会。在这个基础上,还要让被查实的“拉票”者受到严肃处理。只有这样,才能从根子上铲除“拉票”行为。
《半月谈》2010年第3期【半月评论】迎接一亿新生代农民工的到来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关注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指1980年、1990年后出生,现在外面打工的青年。他们占到全国1.5亿农民工的6成,大约有一亿人。对一号文件的这一新提法,社会给予了高度关注。
正如人们所议论的,拖着“拉杆箱”进城的他们和“扛着蛇皮袋”进城的父辈们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可工可农,可进城可返乡,而前者当中很多是“五谷”不识、从没下过田土的“农盲”,他们的人生目标是圆“城市梦”。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有人把这一群体描述为“三高一低”。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但是,正如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等最近发布的研究报告称,中国“社会结构滞后经济15年”。以这一亿新生代农民工为例,他们身处城市,城市却拒绝接纳,根在乡村,乡村已无法回归。在社会保障、就业培训等很多方面没有被城市所充分容纳。他们,正是“社会结构滞后”的代表性群体。
当这一亿新生代农民工在中国的舞台上走来,我们首要的姿态应是拥抱、欢呼。
他们,是中国产业发展可依赖的人才大军。一切资源之中,人的资源最宝贵。相比父辈而言,他们的文化水平大幅提高,见识大为丰富,接受新技术、新知识、新信息、新生活方式的能力大大加强。事实上,他们大部分已经成为中国制造业、服务业等的主要劳动力来源。当中国步入老龄化时代,他们将是中国发展最活跃的生产力群体。
他们,是中国城市化最有潜力的群体。今年的一号文件,侧重支持城乡统筹以及城镇化发展。国际金融危机使中国更深刻地意识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可靠支柱与巨大潜力在农村的消费与农民的城镇化。这一亿人的父辈,或许半辈子在城里寻找生存发展的机会,但灵魂深处还是顽强维系着“叶落归根”、还乡定居的乡土情结。而梦想城市生活、积累一定资本的他们,无疑将是城镇化的热烈响应者。
但我们确实不能回避,这一亿新生代农民工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新课题。蓦然回首,他们来得如此快,如此庞大,以至于我们必须承认,政府与社会还缺乏足够的准备。迎接他们,须总结借鉴近30年对待农民工的经验与教训,政府的治理要创新,民间的力量要参与。
迎接他们,就不应使之成为被城市冷漠对待的一群。他们虽然摆脱了收容遣送等旧规定的束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也开始得以分享,然而在就业机会的获得、同工同酬、劳动维权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仍然存在许多不平等、被歧视的方面。他们虽然在城市里奋斗,但常常只能栖身工棚或棚户区,无法像城里人一样进入廉租房居住。如果说,他们的父辈给社会的压力主要是就业,那么他们面临的身份认同、性、婚姻、保障等问题,则远远超出了就业的范畴。
迎接他们,就要避免他们成为颓废消极的一群。南方一个大省3大监狱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农民工罪犯9成在26岁以下。他们当中有的已经完全看不出他们父辈们所具有的勤劳、坚忍、节俭与执著,在城里找工作挑肥拣瘦、嫌累怕苦,大事做不了、小事不愿做。或滞留城里游荡,或回乡后偷鸡摸狗,令留守村里的老农摇头叹息,令基层派出所头痛。他们当中部分人极易形成游民,成为社会秩序的潜在挑战者。
迎接他们,就要力争使他们在社会结构中成为可以向上流动的一群。人出生之初的不平等,是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存在的普遍社会现实,但是一个正常、健康的社会,除了以健全的社会保障保护每一个人的生存权利,还应该给每一个人的发展提供公平均等的机会。如果贫民能够通过努力成为富有者,文盲能够通过努力成为知识分子,新生代农民工和他们的子弟能够通过奋斗,成为企业家、官员、教授——这样的社会,才会充满活力、和谐稳定。
迎接他们,就要让他们成为能够发出自己声音的一群。尽管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尽管他们就居住在城里,但是在城市的舆论场里,他们如同隐士,社会很少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的户籍在乡村,但是很多人没有回乡参加村委会主任“海选”,而在城里他们又往往难以参与政治选举与公共生活。他们应该尽可能被纳入到政治参与的进程中来,从而能够理性、大声地表达利益诉求。
当这一亿新生代农民工走来,每一级政府、每一个公民须明白:没有这一群人的和谐,社会就难以和谐;没有这一群人的成长,中国就难以科学发展;没有这一群人的幸福,我们的国家就很难说使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增加;而从长远来看,没有这一群人的自由发展,其他“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就难以具备。
《半月谈》2010年第4期【半月评论】寻找改革前行的航标”
一.又闻改革悄然涌动的潮声。
抗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加快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型,呼应广大民众改善民生扩展民权的需求,改革深化的问题,又一次沉重地撞击着社会紧绷的心弦。
我们不必沉湎于昔日的辉煌而盲目陶醉。历经30多年风雷激荡,中国改革写下了壮丽的历史篇章,蓄积了巨大的发展能量。但是,这还是开始,远非历史的终结。我们不必畏难于利益的冲突而裹足不前。改革,从来就不是在一马平川的原野上驰骋,“敢闯敢试”,“壮士断腕”,“背水一战”,是众多改革者奋然前行的真实写照。
我们不必受制于危机的应对而转换方向。危机是改革的助产士。以改革促转型,恰可增强抵御外来冲击的力量。
关键在于,改革的指向是什么?改革的航标在哪里?
人们在解决温饱之后,必然更加关注平等、公平、正义。推进民生新政的深化,打破利益分享的瓶颈,必然引发公民权利保障的强烈诉求。
新年前夕,有媒体举办了题为“影响当前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主要问题”的经济学家问卷调查,结果位列前十的大多是与大众福祉相关的社会发展问题。
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问题,也是中央新近提出的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任务。加快改革的任务,更多地指向“社会事业”,指向“公共领域”,指向“公民权益”。二
改革的推进,或因制度框架的引领,或因问题危机的倒逼。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中,推进当下的社会改革,我们更应着力求解的是倒逼中的现实问题。
发展代价,是中国实现经济社会转型的最直接的制约。
原来的投资主导出口依赖、粗放型外延型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伴生而来的是贫富差距拉大、民生问题积聚、利益矛盾激化、生态环境破坏、价值体系紊乱的繁多的成长烦恼、沉痛的社会代价。市场机制必然带来利益分化、优胜劣汰,加以权力干预的资源配置、增长主导的制度安排和扭曲变形的市场环境,加剧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社会阶层之间利益关系的全面失衡。
维权事件,是对地方政府执政能力最严峻的考验。
在呼啸前进的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浪潮中,我们也当看到那些难以承受之痛。企业改制,劳资矛盾,房屋拆迁,农村征地,环境污染,等等,不少地方百姓利益被漠视、被剥夺,难以通过正常渠道维护正当权益,于是便将自己特殊的民生利益诉求,以“群体事件”的体制外行为表达出来。而且,暴力程度显著上升,事件发生频率加快,舆论共振张力加大。
贪腐现象,是百姓高度关注的最持久的热点。
利益集团化、利益部门化、利益地方化,已成政府治理顽疾。权力与资本联手形成的利益集团在改革中所扮演的角色,让不少改革成果被吞噬,使许多改革政策被变形,权钱交易的手段花样不断翻新,腐败敛财的环节链条不断拉长。如土地开发,已成滋生既得利益集团和扭曲国民收入分配的土壤。
加快社会改革,已是当务之急,刻不容缓。
问题在于,如何重燃改革的激情?重振改革的信心?
三.
民众中蕴藏着极大的改革积极性、创造性。
改革初期,放权让利,打破旧体制僵化的框框套套,社会共同分享改革带来的成果。那是一个狂飙突进的年代。
如今,改革进入新的阶段。要重构发展格局,重组利益关系,难度、风险骤然加大,社会的共识在分化,民众的热情在下降。
但是,在民间,在草根,改革的动力依然生生不息。面对利益集团的赢家通吃,市场制度的马太效应,资本时代的竞争强势,原有改革的扭曲变形,普通民众更加真切、更为强烈地表达着,要发展,要公平,要社会正义,要共同富裕,要有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改革的权利不可垄断,改革的动力不可低估,改革的激情不可浪费。正是从普通民众的需求和意愿中,改革获有了充分的合法与正当。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群体性事件,便是民众要求继续改革内在动力的一种非常规爆发。
当然,我们还当直面、还当破解改革前行的障碍和风险。阻碍改革的,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
他们高高地盘踞在社会资源财富分配的金字塔尖,他们贪婪的欲望便是巩固,便是坐稳。因为,他们心中一片透亮:获取这些既得利益在计划经济时代是无法想象的,在市场经济国家同样是无法想象的。
既得利益集团的势力坐大,不仅表现在他们对自然资源的垄断,而且表现在他们拥有影响市场交易潜显规则制定的能力,拥有影响社会舆论热点流向议题设置的能力。在公然的商业利益追逐中,在服务“高端”读者群的标榜中,多少媒体昧于是非,热衷为其代言。替代改革的,是政府和资本的主导。
在企业,“通钢悲剧”的一个重要成因,在于广大职工被排除在改革重组的决策之外,职工在利益遭遇侵害之时,没有正常的渠道表达自己的意愿,维护自身的尊严。
在乡村,“加快土地流转”,“发展规模经营”,“提速新农村建设”,“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等等,是当下最为热烈的改革行动。在改革的旗帜下,不少地方拼命追求发展速度、经济效益。我们欢呼改革,我们还当追问,改革带来的究竟是谁的发展、谁的效益?农民的权益是否在改革中得到充分保障?每一处改革的推进动员中,都会有“尊重农民意愿”的字样,只是在改革实践中,是否有政府与资本联手,用种种高压手段,把他们的意愿强加给农民,用堂皇的包装,将他们的意愿同化了农民?不少地方,农民的土地经营权难以保障,农民的市场交易权无法对等,农民的收益分配权受到挤压,农民的现代农业发展权被轻易剥夺。问题的实质在于,诸多改革,我们在其中看到的多是政府的创造,资本的创造,而真正的主体——农民的创造在哪里?
扭曲改革的,是改革取向的偏离。
教育改革新招迭出,各地相继启动普通高中新课程改革,推进素质教育,进行高考制度改革,扩大自主招生。罔顾城乡二元结构、教育资源严重失衡的现实,“一刀切”的改革结果呢?“百科全书”式素质教育下还是“穿新鞋走老路”,“自主招生”对农村学校只是一块诱人的“画饼”而已。正是在“改革”的推动中,农村孩子越落越远,他们在呼喊:“不要让我们既输在起跑线上,又输在跑道上!”
四.
中国改革再出发,从何处启航?向何处扬帆?
从经济改革进发,于社会改革突破,向政治改革深入。社会改革,是经济改革的深化、配套和延伸,是政治改革的支持、承载和奠基。
收入分配合理化、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结构开放化、政府治理民主化,应该成为当下社会改革推进的重点。
收入分配合理化。
重点是理顺分配关系,调整利益格局,解决利润侵蚀工资、机器排挤劳动的问题,解决垄断行业收入分配过分向个人倾斜的问题。还需坚定不移地推进政府管理体制、财政体制改革和资源要素价格体系改革,矫正资源尤其是土地、矿产资源收益分配扭曲的现象。
加剧社会分化的,还有权力与资本在合流中对国家财富的肆意侵吞,如官煤勾结而来的暴富,还有既得利益集团在赢家通吃中对民众利益的贪婪剥夺,如房地产价格一路上涨中底层百姓遭遇的生存挤压。如何从深刻的体制变革而非简单的国进民退中去遏制,去根治?
公共服务均等化。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义务教育免费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农民工保险转移接续制度,公共医疗卫生制度,„„努力推进城乡统筹一体化,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社会公认的“十一五”的最大亮点,也是“十二五”推进社会改革的重要内容。社会结构开放化。
保障社会结构开放,当前要特别警惕日渐弥漫的“隐性世袭”现象。据媒体报道,在社会公共资源的支配和掌控中,在一些政府部门或具有垄断能力的经济部门,这种现象接连发生,且有愈演愈烈之势。看来,社会就业制度、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进程必须加快,以真正形成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流动格局。
结构改革的重点,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改变对农民工的制度性歧视。要警惕出现新的“城市二元结构”,为进城农民积极提供基本均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为新生代农民工更为顺利地融入城市社会,拓开多样的渠道。
创造底层上升机会的根本,是实现教育公平。
贫穷很可怕,更可怕的是连改变贫穷命运的机会都没有。城市普通教育发展中门槛不断抬高的择校,背离了教育公平。更突出的,是乡村教育资源的急剧流失带来的农民子女向上流动机会的萎缩。越来越多的农民子女放弃上高中的机会,表明弱势群体对“知识改变命运”的信仰已经开始动摇。
同一个世界,每一个梦想。改革30多年,普通民众心中的“中国梦”不应该就此邃然远去,底层群体改变自身命运的希望之光不应该就此暗淡下去。
政府治理民主化。
政府要从直接控制经济资源、参与经济活动中解放出来,把维护社会事业的公益性、保障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民主行政要拓展。民主的要义在于探索人民当家作主的多种实现形式,努力把民众的各种利益诉求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轨道。
基层群众自治的发展,显示了民主成长新的态势。基层民主恳谈的实践,开辟了协商民主新的路径。公民社会要成长。公民社会是一个追求民主和谐的社会,一个强化权力监督的社会,一个保障权利平等的社会。
改革30多年来,国家和社会逐步分离开来,蓬蓬勃勃的公民意识在发育,多种多样的公民组织在兴起,自由平等的公民领域在生成。
不少媒体相继评选刊出“2009公民社会十大事件”,就是公民意识蓬勃发育、提升的真实镜照。
各色各样的社团与我们日常生活的关系正日益密切。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之后,国人采取了令人瞩目的民间援助行动,成千上万的志愿者大军源源不断地涌入震区。舆论认为,这是中国公民社会觉醒的一个标志。
越来越多的公民可以通过互联网表达自己的意见,并由此影响社会生活,最终参与到政府决策之中。网络民主成为中国政治文明的新鲜符号。一个不断发展的公民社会,正在而且必将更有力地对转变政府职能、推进基层民主、改善社会管理、促进公益事业等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随着公民社会的兴起,我们也应防止民间组织在极端利益的操纵中出现反社会化、黑社会化的消极现象,防止网络舆论在民粹主义的左右中出现激进化、暴力化的不良偏向。政府在加大对社会力量培育力度的同时,还应为民间组织的发展和规范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五.
改革在社会领域的突破和深化,直接推进着改革的转型。
改革的现实理性是发展第一,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改革的核心价值是以人为本,是以人民为本,促进广大民众的利益追求、权利保障和自由全面的发展。改革的转型,就是树立科学改革观,就是使改革的取向从现实理性向核心价值挺进、深化。当前尤须着力的是民众的权利保障,不仅保障公民在日常中生存发展的权利,而且保障公民在改革中话语主体的权利。
以教育改革为例。近年来,改革不乏新举,有的也轰轰烈烈,但多是教育行政部门的独角戏,广大师生大多靠“道听途说”得来风声,无缘置喙。这些改革涉及千千万万家庭及其子女未来前途、生存状况、经济利益,他们能够在多大程度、多大空间反映自己的呼声,表达自己的意愿呢?
“被改革”、“被自愿”、“被时代”,这些听来尚觉生涩、拗口的网络语言,折射的正是许多人内心充斥着的“被折腾”的疲惫与伤痛。
改革的顺利前进,离不开政府的引领、动员和表率。但同时,我们更应该清醒认知:普通民众,不仅是改革成果的共享者,改革代价的承受者,改革迟滞的失利者,而且,也是最重要的,他们是改革最深厚的基础,是改革最重要的主体,是改革最坚强的支撑。30多年前,安徽小岗农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的伟大实践,显示了中国普通民众巨大的改革力量。30多年来,民间创造,群体事件,公民社会,广大民众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诉求,坚韧、顽强地开辟着改革的道路,坚持着改革的事业。今天,改革再出发,激情再燃烧,我们当倍加尊重、珍惜这种民间的改革力量,保护好、开发好这种民间的改革资源。这是我们应当永远铭记的历史启示。
半月谈 2010 年第 5期
穿越转型之痛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已是当下中国推进强国战略的最重要主题。
转型,意味着变革。要解放思想,转换观念,打破深层次的制度瓶颈,摆脱模式化得路径依赖。转型,意味着新生。中国经济将从要素驱动进入创新驱动,从高碳增长进入低碳时代。转型,也意味着痛苦。要支付转型的成本和代价,从我们如何顺畅地、勇敢地去承受,去化解,去穿越?
转型,就像弯道超车,难免影响经济增速,这是政府难言之痛,与速度链接的,不仅是政府的政绩考核、形象塑造,还有财政收入、就业机会等刚性的无法回避的巨大压力。转型,对众多在市场红海的狂风巨浪中沉浮的企业而言,更有切肤之痛。本来就在利润的刀片上跳舞,如今更难立足。产品的淘汰,行业的消失,产业链条断裂,渠道体系破坏,经营模式再造,这些在经济学大家熊彼特口中的“创造性破坏”,拷问着企业的竞争力、生命力。尤须直面的,是转型牵扯的劳动群体在深切利害关系中难以承受之痛:资本机器对劳动密集的投入替代,转型过程对在企业工的利益调整,产业升级对就业市场的直接冲击。
更其痛苦的,是我们对转型痛苦无法回避、无法超越的境遇。我们不是第一次面临调整、改革、转型的压力,也不是第一次痛下调整、改革、转型的决心,只是每一次我们都心存侥幸,雨过天晴,在“等一等”、“挺一挺”的应对中将挑战一再拖后,与机遇擦肩而过。有人调侃地方的“煤改”:“我们煤价一跌就调产,煤价一涨就好了疮疤忘了痛,就像那只一到冬天就喊冷的寒号鸟。”当我们虚掷了一个个冬天之后,等过来、挺过来,我们还能充分享有春天里那阳光的明媚和希望的蓬勃吗?
延续30多年的发展方式带给我们许多令世人称奇的业绩,但它埋下的许多沉重的伏笔也开始显现。贫富分化日显,环境污染严重,资源破坏加剧,利益矛盾突出,由此引发的各类群体性事件日益增多,警钟在我们耳边一再敲响。进入后危机时代,再放眼全球经济,“山也不是那座山,梁也不是那道梁”,中国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发达国家在金融业泡沫破裂之后,纷纷回归实业,喊出“重振制造业”的口号,全力推涌科技革命、能源革命新浪潮,寻找抢占未来经济竞争和减排道德制高点新引擎。“全球经济再平衡”中,世界市场格局在转换,国际分工体系在重构,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在抬头,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遭遇强势进逼和更多挤压。而我们的周围,还有不少人一味沉醉于“改革奇迹”、“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的赞美和羡慕而不能自省。听一听专家提醒:当年巴西从“可以从经济和政治上挑战美国”的“奇迹年代”,陷入“经济和政治动荡不宁”的“丢失的十年”的历史教训,值得记取。我们还是多想一想“中国风险”、“中国转型”、“中国道路”吧!历史在给你关上一扇门的时候,同时也会给你打开更多的机会之窗。汹涌而来的“用工荒”,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廉价劳动力充裕的人口红利,是一个强烈的冲击,对经济结构升级、发展方式转型,则是一个强力的倒逼。我们从战略性产业的新兴、低碳型经济的生长、传统产业高新技术的突破中已经看到,机遇正在展开,希望正在升腾。
“先人一步,遍地黄金”。珠三角东莞的主政者提出“忍得住暂时阵痛,忍得住经济一定程度放缓,忍得住社会非议,忍得住暂时的利益”,强调防止经济形势好转,传统发展模式复归,东莞要坚定不移调结构、促转型。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大刀阔斧,壮士断腕,纷纷行动起来。问题在于,淘汰落后产能,发展新兴产业,其间出现的“转型盲区”、“产业断层”、“技术鸿沟”,如何顺利跨越?产业重组,“退二进三”,我们开始去做产业转移、整合的减法,但对产业升级、创新的加法、乘法掌握、娴熟了没有?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高产品附加价值,提高核心竞争能力,沿海企业已经审时度势,投棋布子,抢占转型先机。在长江角江阴,原有产业在自主创新中向高新技术突破,本土企业在招商引资中将微笑曲线延伸,区域经济再海外引才中让弯道超车提速。它们的“新型升级版”经济,是生长出来的,嫁接出来的,孵化出来的,实现了“零缝隙对接”、“低风险跨越”、“高增长转型”,堪称沿海企业转型的一个经典文本。作为政府,则应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消除政府采购中的国货歧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加快资源价格改革,建立技术、融资等公共服务平台,为中小企业在转型中闪转腾挪拓开更广阔的空间。当前不少地方推行“煤改”,那些被整合、被重组的煤老板,向何处寻找他们“化蛹为蝶”、“华丽转身”的二次创业之路?是往非洲神觅金矿,去海南热炒房产,还是进民间投资金融,回家乡开发农业?政府还当扶下马,送一程。
我们更应当关注转型中人的调整。新生代农民工将逐渐成文产业工人的主体,他们的劳动环境、薪酬标准、发展空间亟待改善;劳动力需求开始从增量粗放扩张向存量结构提升转变,政府保障教育供给,提高劳动力专业技能,已成推动转型升级、实现充分就业的重要支撑;企业在转型中迁移,转行,兼并,破产,必然伴生着员工失业、换岗、挪位等工作和生活的变化。如何在帮助企业顺利转型的同时,充分保障企业员工的合法权益,将转型期双方的艰难和阵痛都降到最低程度,考验着政府执政的价值取向和运筹能力。
发展转型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既要加强政府的推动,也要借重市场的力量;既要顺应转型的大势,也要考虑现实的国情;既要赢得未来的发展,也要减轻当下的痛苦。
【半月评论2010年第6期】
愿公平正义光辉普照
“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温家宝总理的激情话语,再次有力地传递出政府解决民生难题的庄重承诺,张扬了推进社会发展转型的价值取向。
在中国经济蓬勃前进、迅速崛起的宏大图景中,吏治腐败、司法不公、分配失衡、贫富分化,也是分外鲜明的社会现象,“被边缘”、“被剥夺”、“被锁定”,也见弱势群体分外焦虑的社会心态。如何使广大民众,按照公平正义的原则,合理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充分拥有创造财富的机会,切实保障社会参与的权利?已经提上中国转型的重要议程。
公平正义,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基石,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价值。它在当下的实践指向,是社会的民生进步,是公民的权益保障,是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
看民生进步。这是近年来政府施政下功夫最深、绩效最显的地方,也是社会舆论点击率最高、考问最多的话题。如果说改革之初的民生问题更多地受制于发展滞后,是如何尽快打破短缺经济的格局,今天则更多地聚焦于公平正义,是如何共同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如城市房价狂涨、居高不下,但求一房安居,直耗尽许多家庭的几代积累。其中演变出房地产开发商、南北炒房团们一场场积累财富的盛宴,也催生了万千“蚁族”、“蜗居”平民一个个饱尝人生失败滋味的梦魇,给大众造成社会财富分配的集体恐慌。类似现象,还有居民收入差距在二元结构中越拉越大的“城乡分化”;“恶意欠薪”屡禁不绝、“血汗工厂”大行其道中愈演愈烈的“资本掠夺”;拼命挖掘“投资洼地”,不惜将宝贵资源廉价奉送给外来资本,损害子孙立足根本造成代际公平断裂的“发展赤字”„„更让人迷惑的是一些舆论的辩解:“这是市场经济的正常”。须知,市场失灵,还当有政府调控和社会保护。“这是发展阶段的特征”。须知,东亚国家的高速成长历史,并未必然出现失衡的贫富分化。“这是改革深入的代价”。须知,是谁认定,改革的代价应由普通大众、弱势群体支付和承担,而改革的成果则由既得利益集团独享、通吃?
看公民权益保障。公平正义的根本,是保证不同群体都能享受相同的权利,并由法律和秩序为这种权利表达提供保障。显然,在官本位根深蒂固、潜规则风行一时、既得利益集团肆意膨胀之际,普通民众的权利保障亟待夯实。我们可以浏览一下“土地城市化”的路线图:强制征地是第一步,政府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先将城市周边农民的土地征用过来,稍加整理开发,转手招拍挂,土地财政从中赚取巨额利润,农民也由此作出巨大牺牲;城市一味扩张,遭遇18亿亩耕地红线,于是就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强行大搞城市拆迁,公然漠视公民合法的财产权利,衍生了一出出居民“以死抗争”的悲剧事件;拆迁的空间毕竟有限,主政者们又有锦囊妙计,转身瞄准广大乡村,随意推行土地整理、村庄合并,以腾出土地指标,也不管农民自愿与否,不管农民的权益保障与否。城市化进程加速,还当端正方向。
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经济学大师阿玛蒂亚·森有言,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同时,自由也是发展的重要手段。促进人的自由发展,就是要提升每一个人选择生活、创造财富的能力,为每一个人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和社会流动的机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就是要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拓展人们自我实现的广阔空间,增进人们共同拥有的尊严和幸福。对于中国最为弱势的农民群体而言,我曾讲过三句话:只有转移农民,才能富裕农民;只有组织农民,才能壮大农民;只有提升农民,才能发展农民。着眼点,正在于“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由此,我们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使进城农民更为迅捷地走进城市的发展之内、体制之内、社会之内,要加大村民自治、培育乡村合作组织力度,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强化农民的主体性力量,要大力提升农民的科技水平、经营素质,就地开辟更多的发展机会,而不是简单地吸引资本下乡,去替代农民经营,从而压缩、剥夺他们发展的权利和机会。
我们正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期。社会的现实理性是发展第一,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社会的核心价值是以人为本,是以人民为本,促进广大普通民众的利益追求、权利保障和自由全面的发展。社会的转型,就是树立科学发展观,从发展本位走向民生本位,从国家本位走向公民本位,从权力本位走向权利本位。公平正义,就是我们在转型中应当始终坚守的价值取向。
重识公平正义,它不仅是政策宣示,而且是施政实践,是每一级政府决策的基点和工作的目标;它不仅是政治导向,而且是发展力量,只有追求公平正义的发展,才能极大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才会更有效率,更可持续;它不仅是政府形象,而且是政治文明。渗透在社会的秩序规范中,它是一种制度平等;引领在发展的路径转换中,它是一种科学理念;落实在政党的民主建设中,它是一种执政伦理。
推进社会的公平正义,是政府应当肩起的责任,更有赖于公民的努力、改革的深化、法治的建设和文明的培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