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佛教传入对隋唐时期工艺美术发展的影响

第一篇：浅析佛教传入对隋唐时期工艺美术发展的影响

浅析佛教传入对隋唐时期工艺美术发展的影响

学生姓名：吴 吟 学号：2111015030

摘要：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在其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佛教以其博大精深的理论教义，对人类文化、历史、政治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对中国社会历史如此，对于中国美术同样如此。隋唐时期，佛教盛极一时，佛教的盛行，对这个时期美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并极大地促进了工艺美术的发展，使得隋唐关术处于一个新鲜活泼、灿烂辉煌的时代，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关键词：佛教，隋唐，工艺美术，风格体现

引言

中国隋唐时代的工艺美术，随着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相对稳定和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以及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而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巨大的发展。其门类品种之齐全，工艺技巧之高超，遗存物品之丰富，均超过了以往各代。

1．佛教传入的背景

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宗教和美术的关系极为密切。在宗教强烈支配人间生活的古代至中世纪，美术作品几乎全部由宗教中产生，美术成为宗教的贡物，以至成为宗教美术。宗教美术是一个庞杂繁紊的系统，在我国可以说历史最长、成就最大、影响最广的就是佛教美术。

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起源于印度，在两汉之际传人我国中原，先是依附于我国传统思想中的道术，后与魏晋玄学合流，并由此走向南北朝时的独立发展道路和隋唐时期的鼎盛时期。据《历代名画记》记载，东汉明帝曾梦见金色神人在殿前飞行。次日他询问朝臣得知神人乃金色佛陀。为了搜索佛的下落，明帝派遣使者西去天竺、大月氏。使者们带回两位西域高僧，并以白马驮着佛教经典和画像圆满归来。明帝大悦，在洛阳建造了一座白马寺，置藏梵文佛经、佛像。又命宫中画家在白马寺墙壁上绘制《千骑万乘绕塔三匝图》，佛教绘画从此传人中国。

世界上的宗教，无不注重利用艺术形式，尤其是美术来宣传教化众生。佛教作为在我国影响最广的宗教，更是深谙此道。佛教在传播过程中，特别擅长以艺术的形式讲解枯燥抽象的经文。首先在图像上予以突破，以大量的雕塑、绘画、书法，特别是壁画等形式促进了佛教的发展与壮大。与此同时，在佛教的传人与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隋唐时期，佛教对美术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佛教美术也得以繁荣，逐渐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一支奇葩。

2．隋唐工艺美术的风格体现 2.1 背景 隋唐是金银器艺术最辉煌的时期经过隋朝和初唐相对的社会安定，随着农业的恢复与发展，手工业在盛唐时期也迅速的发展起来。在手工业中，与工艺美术有关的占很大一部分。

城市作坊手工业成为唐代手工业的基本形态。封建经济发展的结果，在中唐以后手工业的一部分逐渐脱离了农业，而成为以商品生产为目的的独立作坊。中唐以后城市作坊有织锦坊、毯坊、毡坊、染坊、纸坊、造船坊，以及酒坊、糖坊等。手工业作坊既是制造的场所，也是售卖的场所。同类商品生产的作坊和店铺在城市里都集中在一个街坊，称为“行”，长安城有二百二十行。手工业作坊之间并且成立了行会组织，行会组织的作用主要是调整各作坊之间的关系，避免竞争，并且负责和官府打交道，如纳税，应官差等。手工业经济方面的这些新现象对于工艺美术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社会条件，并且，手工业向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也影响了官办手工业。

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时期，国家政治统一稳定，社会经济繁荣兴盛，中外贸易交通发达，人的思想意识的解放，各种民族相互融合，文化艺术群芳争艳。国力强盛促使工艺美术各方面的蓬勃发展，陶瓷、织锦、印染、金银器、漆器和木工等的技艺水平和生产规模都超越了前代。现主要从陶瓷工艺、织锦工艺来分析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在隋唐工艺美术风格中的体现。

2.2 陶瓷工艺

以釉陶工艺生产中的富有时代特点，代表盛唐气派的唐三彩为例介绍一下。唐三彩，是一种低温多彩釉陶，以黄、白、绿为基本釉色，造型生动逼真、色泽艳丽和富有生活气息，又是只在盛唐时期流行，后来人们习惯地把这类陶器称为“唐三彩”。唐三彩的出现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

唐三彩的生产已有1300多年历史。它吸取众多艺术特点，融雕塑、绘画、釉陶等造型装饰技巧于一体，采用堆贴、印花、刻划、绞胎等装饰艺术，以人物、动物、植物、几何图案为主的装饰题材，创造了一种新颖的民族工艺，形成唐代陶塑艺术的独特风格。

唐三彩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型：一是器皿，有盂、尊、钵、壶、碗、盘、豆、盆、杯、盅、罐、瓶等盛贮器，及砚台、烛台、香炉、枕头等文房生活日常用具；二是模型，诸如房屋、厕所、仓库、车马、柜厨、假山、水榭、亭台楼阁等；三是俑像，人物造型多为天王、武士、文官、贵妇、女侍、男僮、牵马或牵驼的胡人以及骑马、杂技、乐舞俑等，动物俑造型主要有马、骆驼、牛、驴、狮、虎、猪、狗、羊、兔、鸡、鸭、鹅及镇墓兽等。

唐三彩中绝大部分是人物和动物的俑像。其整体雕塑手法采用洗练明快的线条来勾勒轮廓，摄取神态，局部则用浮雕手法来增加立体之感，再以写实手法细致刻画。这种表现手法达到了精致完美、形神兼备的艺术效果。峨冠博带的文臣俑，高髻广袖、体态丰满的女俑，头戴尖帽、深目高鼻的胡俑，肌肉发达、怒目圆睁的武士俑等形象的塑造，无不给人以静中有动的艺术享受。千姿百态、出神入化的动物造型也令人叹为观止。其中尤以矫健的骏马和稳重的骆驼最为出色，其比例准确，结构分明，雕塑精美，神态万千。唐三彩作品也有表现唐代商人西出阳关，驮有丝织品和陶瓷器等货物的骆驼商队，沿着丝绸之路到西域或西亚各国经商，以及往来于长安和洛阳的外域商旅和驼群纷至沓来的情景。

随着汉代西北绿洲丝绸之路的开辟，中国同西亚、中亚等地区文化的交流更加频繁，隋唐以一种开放包容的良好文化心态接受着外来文化形态的影响，同时也影响着外来文化，其中丝绸起了很重要的媒介作用。

2.3 织锦工艺

隋唐时期，中国由分裂而统一，由战乱而稳定，经济文化繁荣，服饰的发展无论衣料还是衣式，都呈现出一派空前灿烂的景象。现从新式服装的出现与纹样内容的改变来浅析隋唐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

胡服盛行，这是唐代服饰的一个奇观。隋唐女装富有时装性，往往由争奇的宫廷妇女服装发展到民间，被纷纷仿效，又往往受西北民族影响而别具一格。唐人善于融合西北少数民族和天竺、波斯等外来文化，唐贞观至开元年间十分流行胡服新装。女着男装，盛唐时期，来自西域服饰的影响十分明显，这和数量巨大的异域人士留居中国有关，而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则离不开大唐经济富足、国家极度昌盛而衍生出的宽厚与开放。

在唐代绘画或陶俑等艺术遗存物中都可以见到妇女穿着窄袖的衣服，袒着胸口，露出半只臂膊，系着束到乳房以上的长裙。在她们的肩背上还披着一条长长的披巾，它就是“帔帛”。

敦煌莫高窟许多唐代女供养人形象上都有帔帛，除此之外陕西乾县永泰公主墓壁画及石椁线刻画宫女图，周昉所作《簪花仕女图》、张萱所作《虢国夫人游春图》、唐人的《宫乐图》也画出了帔帛的各种花色和披戴的方式。从战国秦汉到东晋，妇女服装常常做成长袖或飞动的带饰，用来美化妇女柔美轻盈的身姿。帔帛正是发展了传统服饰艺术以虚代实、以动育静的艺术法则，吸入西域服饰的特点为我所用，使汉民族服饰更加丰富。

然后，是纹样内容的改变。唐代丝绸纹样的题材已从原先充满神秘色彩的飞禽走兽转为充满生活气息的花鸟植物纹样。来自西方的忍冬纹、葡萄纹等颇为盛行。如要反映唐代文化那种兼收并蓄、雍容大度的时代风格，非宝花莫属。

隋唐丝绸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兴技术和中西合璧的艺术风采。通过丝绸之路，频繁的文化交流，唐代工匠不断汲取西方纺织文化的营养，不仅改进了传统技术，还改变了中国传统的丝绸图案，从而使中国丝绸进入了光辉灿烂的黄金时代。

中国工艺美术在隋唐获得全面的发展，呈现繁荣发达的景象。并以其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接受着外来优秀文化的影响，同时影响着外来文化。隋唐工艺美术浸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和审美意识,富有鲜明的美学个性。中国工艺美术以其悠久的历史、别具一格的风范、高超精湛的技艺和丰富多样的形态，为整个人类的文化创造史谱写了充满智慧和灵性之光的一章。

3．佛教对隋唐时期工艺美术的影响

佛教自传人我国之日起，很快地便与中华文化融为一体，并深深地影响了我国的社会民生。佛教对我国工艺的发展，同样有着极大的影响;由于工艺的发展，促进佛教深人人心，同时，佛教也丰富了工艺的精神内涵和创作技巧。因此，可以说，佛教与工艺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密切。隋唐时期，随着佛教的兴盛，民间信仰佛教的风气相对提高，广大人民热衷于佛教工艺品的创作，因此带动了工艺美术的发展。例如隋朝年间的陶塑工艺，由于当时普遍建造石窟，佛教造像极为盛行，几乎所有的工艺品都以佛教为主要对象，从而提升了陶塑制作的技艺，促使陶艺工艺的蓬勃发展。此外由于帝王笃信佛教，也对工艺美术的发展有着正面的影响。例如武则天祟信佛教，晚年特命绣工绣制净土经变图四百幅。可见，佛教对隋唐年间工艺美术发展的影响是多么巨大。佛教 的 盛 行，对于隋唐时期美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给中国美术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带来了新的题材和风格，使得这个时期的中国美术得以迅猛发展，因深受佛教影响而形成并流传下来的美术瑰宝成为整个中国美术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参考文献

[1] 任道斌.佛教文化辞典[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1． [2] 周积寅.周积寅美术丈集[M]，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 1998.[3] 李泽厚.美学三书[M]，天津:天津社会学院出版社 1990.[4] 李玉爪.隋唐的佛教雕塑[J]，故宫文物(月刊)1984．

第二篇：佛教莲花的传入对唐宋诗歌的影响

佛莲意承，深入文学

——试论佛教莲花意象的传入和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中国的大部分地区都相信北传佛教，而且影响深远，几乎家家户户都在家里供奉观音菩萨，而细眼观察，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脚下都踩着莲花，对着大千住宅洒下甘霖。更有甚者，寺庙大雄宝殿里低眉微笑的佛祖也跏趺于莲花座上。佛教与莲花的确有着深深的联系，而且随着佛教的传入，莲花所代表佛学理念更加深入文人的思想里，使得中国文学中莲花的意向得以转变。

佛教与莲花的渊源

佛教约于公元前六世纪起源于印度。相传创造世界的大梵天，就是坐在莲花上出生的[2]。佛陀释迦牟尼①降生之初，在舌根中又闪出千道金光，每一道金光又化作一朵千叶白莲，每朵莲花之中还坐着一位盘脚交叉、足心向上的小菩萨[2]。印度佛经将释迦牟尼的诞生与莲花联系起来。释迦牟尼成道后，转法轮时坐的座位，被称为“莲花座”。除此之外，佛教的很多典籍都有出现莲花这一意象，《妙法莲花经》②即以莲花为喻, 象征教义的纯洁高雅。

为何佛教始祖的出生和佛教相关的典籍等等都离不开莲花呢？这就要追究于佛教创立的渊源。人们很少会知道，佛教的前身就是印度婆罗门教③。在佛教创立之前，婆罗门教的门徒就崇尚莲花。

据说，印度的天气比较炎热，人们比较喜欢靠水的地方，因此，印度自古就比较喜欢在水里生在的清香幽雅的莲花。而且，印度盛产莲花，更助长了莲花这一意象在佛教中的运用。据佛经记载，古时共有七种莲花（2 种荷花，5 种睡莲），有“七宝莲花”之意[4]。佛教创立后认为，人间烦恼多于恒河沙数，迷失自我如同沉积淤垢，有志者应当努力修行，净化自我，不受污垢，超凡脱俗，追求达到清净无碍的境地。而释迎牟尼主张种姓平等、清净、纯洁等都与莲花的特性相符合[1]。

在印度文化中，莲花是生的再生，莲即佛，佛即莲。除了在信仰上的意义外，莲花还经常成为清净、圣洁、美好、善良、尊贵、宽容等具有正面光明意象的象征。宗教总是通过一些代表性实物的特征来说明自己追求的内容和推行的思想，目的就是为了更加直观地说明道理，运用教徒最亲近的事物来引导教徒，实现传道的目标。就好像学校总是有校徽、校训，一个市里总要以一种花作为市花一样。把莲花的自然属性与佛教推行的教义相类喻，形成了对莲花的无上崇拜，因此，莲花成了佛教的重要符号。

莲花意象的传入与发展

莲花意象在佛教中内涵丰富，代表着佛陀的神圣、佛国的美妙、佛性的净洁和佛法的灵妙。佛教中莲花是清净、吉祥、圣洁的象征，具有“四德”（一香、二净、三柔软、四可爱）和“ 四义”之美[4]，它是佛的示现，是净土世界的信使，是佛法大义的标志。莲花是有着浓郁宗教精神内蕴的象征符号，突出了佛教的神圣，成为一种负载着佛教抽象意义的宗教象征物。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十分喜欢莲花，常在艺术作品中诠释出圣洁的内涵。据史书记载周穆王曾制作过一盏青铜巨灯，装饰有莲花纹饰；莲花在秦汉还成为神仙信仰的产物，汉代帝王在甘泉宫建造人工的太液池，太液池中遍布溪流、峡谷、幽泉，荷花自然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4]。

从《诗经》到《汉乐府》民歌都不乏描写莲花的篇章。战国诗人屈原在《楚辞·九歌·河伯》中，也曾用浪漫主义手法描述了介于天与地、神与人之间的神奇画面，其中不乏莲花。西汉时期，乐府歌辞逐渐盛行，产生了与莲花有关的许多曲谣。

由于印度莲花的生长特性、外形到内在的意蕴与中国的莲荷审美情趣有着某些方面的趋同性，它与中国莲荷的象征意味类似，都是意味纯洁高尚、清净圣洁、吉祥等，因此，人们选取中国传统元素与印度文化中具有交集的部分作为一个桥梁，从而为“佛教东渐”打开一条沟通的渠道，莲花成为沟通上的媒介和纽带。

佛教自西汉末传入我国，由于长期社会动荡不安，频繁战乱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也因此为佛教流行提供了土壤，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得以兴盛，并赋予了莲花中国化的特殊精神内涵，成为佛教象征，形象更加神圣化。

到了唐代，统治者采取了文化兼收并蓄的开明政策，具有对外开放性以及创新意识等鲜明的时代特征，使唐文化呈现出儒释道三教色彩。因此，佛教在这种政策之下更加“中国化”，莲花这种特殊的精神内涵也不断的深入人们心里。知识分子笔下的莲花由一种出于自然状态的赞美转向带有空灵、禅思、领悟的佛教色彩。

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对中国的文字、绘画、建筑、雕刻等文化生活各方面都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文学创作方面，佛教的影响极为深刻。莲花作为佛教浓郁宗教精神内涵的象征符号，自然而然地也深入到知识分子的心中，影响到文学创作的题材、思想和思维方式。

中国历代文人就有不少崇尚莲花，对它歌咏赞叹，在《诗经》中赞颂它为：“灼灼芙蕖”；在《离骚》中屈原以：“集芙蓉以为裳”来表示自己高洁的追求；唐代诗人李白也有佳句留世：“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而周敦颐的《爱莲说》更是千古绝唱，他赞美莲花亭亭玉立的绰约风姿和“出淤泥而不染”的超凡脱俗的高洁情操。但随着佛教的传入，莲花或被赋予美丽的传说，或被涂上神秘的色彩，从而把人们熟悉而又普遍喜欢的莲花涂上宗教的色彩，以达到宣传佛教的效果。

最明显的是在唐代的诗句上，诗人往往信佛后影响到诗歌的创作, 唐诗中含有大量的佛教的思想,佛意、佛理注入唐诗较为普遍。而且，诗中所描写的莲花，不单单只是赞颂其美丽高洁，而代表这一种佛教空宁纯净的境界。

如孟浩然的《题大禹寺义公禅房》：“义公习禅处，结构一依林。户外一峰秀，阶前群壑深。夕阳过雨足，空翠落庭闲。看取莲花净，应知不染心。”全诗似在写景，首句写寺中的布局，颔联、颈联写寺在风景优美的群山之中，雨后的寺更见幽深。后一句可体现佛意与诗人的心境，莲花是佛教的圣物，有洁净、身正、清高之意[6]。“看取莲花净，应知不染心”诗人看到莲花，被莲花所代表的清净、吉祥、圣洁感化了。

又如《过景空故融公兰若》：“池上青莲宇，林涧白马泉。故人成异物，过客独潸然。既礼新松塔，还寻旧石筵。平生竹如意，犹挂草堂前。”首联写景公寺一派春意盎然，生机勃勃，青莲，白马，泉，独具寺院清幽特色的画面。颔联写故人逝世，诗人万分的悲痛。后两句写寻找昔日的回忆，犹有竹是不变的。整首诗用池、泉、青莲、石筵、塔、竹等构成一幅宁静的画面，“故人成异物”，表达了在故人昔日的寺院里，深深地怀念故人，力创冷幽、沉寂的意境。诗中有“静”，万物谐和地结合，没有喧哗，诗也在透露出淡雅，空、静在其中。而莲花更是被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象征被写进诗歌里。

王国维的《辛夷坞》、郭震的《莲花》、张谓的《长沙失火后戏题莲花寺》 等等文学作品，其中的莲花意象已经转变为一种佛教的象征，文学创作家已受佛教思想的影响而深入诗词里。

佛家的心境与文学创作家的心境融入了诗词里的画面，流露了他们的情愫，而莲花更是以一种象征性的事物写入中国的文学当中。莲即佛，佛即莲，深入知识分子心中，诗词中透露禅意，以莲代笔，写入诗词中。

注释：

①佛陀，佛教的创始人,俗姓乔达摩,名悉达多。佛陀简称为佛,其意为“觉悟者”。因此，佛陀变为对悉达多的称呼。悉达多即后来的释迦牟尼。②《妙法莲花经》，简称《法华经》，是后秦鸠摩罗什翻译的一部影响十分广泛的大乘佛教经典。

③婆罗门教（Brahmanism），是印度古代宗教，现在流行的印度教的古代形式。以吠陀经为主要经典；因崇拜梵天及有婆罗门种姓担任祭司而得名。

参考文献：

［1］范丽丽.佛教中的莲花意象［J］.文学界，2009：211-212.［2］陈明松.佛教始祖与莲花［J］.Garden园林,2008（7）：24.［3］刘斌红，闵红茹.佛教文化对诗歌创作与诗歌评论的影响［J］.陕西职业科技学院学报,2006（2）：38-40.［4］何青.来自莲花瓣间的声响——佛教对莲花纹样及内涵的影响［J］.黄河之声, 2010（8）：46—48.［5］蒋秉植，蒋玉兮.莲花与佛教［J］.民俗佛学，1998—2008：36-37.［6］名字不详.略论唐诗与佛教［EB］.http:/// 68918.html, 2009-4-12.［6］张鹏飞.论荷花情结对中国佛教文化的审美观照［EB］.http://wenku.baidu.com/view/f493ef6527d3240c8447efe2.html, 2009-9.我对此课程的感受：

写完论文后，自己发表一下对“佛教与中国文化”的看法。

在我家乡，差不多每家每户家里都会供奉观音菩萨或“福绿寿”这三位神灵，我自己家里平时也有烧香拜佛，但我一直都觉得这是封建的迷信和封建的崇拜，究竟是否天上有神灵呢？我们谁也不知道，科技在发展，也不断地告诉我们其实天上没有神灵，一切都是要靠自己去创造，人本身就是自己的主宰。

上完了本门学科，我对佛教文化有更深入的理解。烧香拜佛是一种信仰，我的确没有反对，但是过度崇拜就变成一种迷信了。我小时候经常看到那些神婆用香灰水给小孩喝，说什么驱除病痛，还有烧一个神符入茶，也说可以保佑长命。孩提的时候可能觉得好奇，但现在回想就觉得十分愚钝，这是封建的迷信。真正的佛学思想并不是要求我们烧香拜佛，长跪九叩的，而是要求我们顿悟佛教至真至善的哲学思想。

我最喜欢的是慧能六组的一句话：“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我真的觉得慧能大师思想觉悟性很高。有时候我会很烦恼，心里十分压抑，但又不明白压抑之处从何而来，上课的时候，老师给我们谈到了“心在何处”这个故事，顿时让我领悟了很多东西，其实烦恼并没有从何而来，而是自己的思想造成的，如果我们顿悟了这个道理，我想我们很多事都会放开，不会一直执迷于自己的烦恼或痛苦当中。

虽然我对“空”还不是怎样理解，但基本佛教思想中要告诉世人的宇宙观和价值观我都懂。佛学有一种教化世人的作用，在告诉世人向着至善至美的地方前进，它蕴含的内容博大精深。“缘起说”里面说到一切的因都是我们种下的果，其实我们没必要用前世或今生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就拿我们这辈子来说，有些人如果没有抓好自己的命运，没有把握机会的话，很多东西都会在无声无息中消逝，并不是说命运没有眷顾我们。还有佛教的最初体系等等都是在不断地教化世人。我一直都觉得我们信仰的应该是佛教思想、佛学哲理，而不是那种鬼鬼神神的迷信。我十分崇拜那些真正的佛门大师，因为他们真的可以看破红尘，思想里没有杂念。听完老师讲中国禅宗谱系中的初祖到六组的故事，我变得十分崇拜佛教思想文化的博大精深。佛学其实就是一种哲学思想，告诉我们应如何做人，如何使自己免受尘世的烦扰，如何使自己向善。

有时候我不懂为何很多国家都会有宗教间的冲突，或许是我不了解其它国家的宗教文化吧。但是我也认为基督教的思想也是在感化世人，告诉世人应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而不是要我们去自虐赎罪。在我看来，宗教是有两方面的，如果我们懂得抓住其中的正确的哲学思想，必定在生活中顿悟很多，但如果我们没有正确对待宗教的作用，必定沉迷于封建的宗教思想里。

有时，亲戚会问我相信有神佛吗？我会回答：相信，而且会告诉他们真正的神佛和其中的佛教思想，因为我也想把佛教那种伟大的哲学传扬开来，使身边的人顿悟真正的佛学文化。最后，要完全领悟佛学，必定需要很多的“智慧”，而且在现社会的确不能抛开一切的杂念，但我在人生道路上可以不断运用佛教的智慧去暗示自己，使自己向着至善至美的地方前进。

我真的很喜欢听老师讲课，我认为老师讲的内容不够全面，很不舍得就那样结束这门课程。学了这门课，把我以前对佛教迷信与不解都一一展开了，树立了我真正的佛学观。

第三篇：第十课 隋唐时期的佛教美术

第十课

隋唐时期的佛教美术

教学要求：

使学生了解隋唐时期佛教美术基本知识。

教学重点：

隋唐时期佛教美术的艺术特点 授课过程：

社会历史背景

从隋代581年建国开始到唐代907年灭亡，300多年间是封建社会繁荣的阶段，隋代建国时间虽然不长，但它接受了南北朝的分裂局面而取得了统一，社会向前发展为唐代打下了基础。唐代开国以后吸取了隋代灭亡的教训，调整了一些政策，唐初的一些皇帝都是非常具有政治才干的，所以在100多年中取得了社会长期的安定，社会发展、经济繁荣、国家富足，和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少数民族关系密切，文化交流也非常平凡。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取得了唐代美术辉煌的成就。唐代美术成就为各方面，在绘画方面，题材表现有了多方面的发展，虽然是以人物画为主，如有初唐时期的阎立本为代表的表现重大政治题材的人物画，盛唐时期以吴道子为代表的富有民族风格的宗教壁画，中晚唐时期以周肪为代表的表现宫廷妇女精神状态的侍女画，何以盛唐以李思训、李召道为代表的青绿山水画，以王维为代表的水墨山水画，以及以韩干为代表的鞍马画，在花鸟画方面唐朝已经走向独立。为五代、两宋花鸟画的全面发展打下基础。第一节

隋唐佛教美术的产生发展背景

佛陀在世时曾禁止任何形像的偶像崇拜，当时的佛教徒为了思念释迦牟尼佛，只用隐喻的法轮、足印及菩提树来代表佛陀说法、住世与成道，我们看到早期印度的浮雕，都没有直接出现佛陀形像。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1世纪，小乘教义盛行的时候，佛教文化是朴素的，和早期基督教以及历来的伊斯兰教一样，是反偶像崇拜的。公元前4世纪末,马其顿国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印度,希腊文明经西亚传入印度,造就了印度犍陀罗艺术，将佛陀塑造成具有希腊化的艺术风格。人称犍陀罗也是中国佛教雕塑的源头。（犍陀罗又作健驼逻、干陀卫。意译香行、香遍、香风。位于今西北印度喀布尔河下游，五河流域之北。犍陀罗国的领域，经常变迁，西元前四世纪亚历山大入侵印度时，它的都城在布色羯逻伐底，约在今天巴基斯坦白夏瓦东北之处。）

有人将佛教美术分为三个体系:①早期以佛塔的营建和崇拜为主体。佛像还仅集中于释迦佛，佛教题材以本生图、佛传图为主，一般在内容上比较简单。②以佛像为主体、以诸佛以下诸尊的形像的制作和崇拜为中心而展开的大乘美术。③密教美术。从7世纪起开始在印度出现,其中的一支迅速从中国传到日本，又扩展到印度尼西亚；另一支从尼泊尔进入中国西藏后，与当地原始钵教融合，发展为独特的喇嘛教美术（亦称藏传佛教美术）。从题材来看，中国的佛教美术可分为：菩萨像、明王像（在密宗中，明王像是佛、菩萨由于大悲而示现的威猛忿怒像）罗汉像、高僧像、天龙八部像、佛传图（表现释迦牟尼佛一生事迹）、本生图（表现佛前生事迹）、佛经变相（将佛经内容图像化）、佛教故事图、水陆画（佛教举行法会时悬挂的条幅式绘画）、供养人像（供养人即捐资开窟造像的“功德主”）等13类。（刘晓路，“佛教美术 ”）

中国佛教美术（Buddhist art in China）源于古印度而在中国发扬光大的佛教绘画、雕塑等的总称。最初随佛教从印度传入，后来逐渐发展而具有中华民族风格和特色。晋袁宏《后汉纪》称：“初，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项有日月光，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其形长大，陛下所梦，得无是乎？‟于是遣使天竺（古印度别称），而问其道术，遂于中国而图其形像焉。” 在东汉永平年中，当时的楚王英盛斋戒之祀，尚浮图（佛陀旧译）之仁祠，可见楚王已信奉佛教。此记载透露出佛教已经传入中国的时间要比明帝夜梦金人早得多。传蔡愔于明帝永平初遣使赴大月氏，至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偕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时以白马驮经，及白毡裹释迦立像，因在洛阳城西雍关外，建立白马寺，并在寺中壁上作千乘万骑三匝绕塔图。白马寺乃佛教传入我国后官办的第一座寺院，被中外佛教界誉为“释源”、“祖庭”。”。“释源”即佛教之发源地，“祖庭”即祖师之庭院。据《魏书•释老传》载：“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其旁有天竺国，一名身毒（即古印度），始闻有浮屠之教。”张骞是西汉武帝时著名的外交家，这条记载应该是可信的。又说：“自洛中构白马寺，盛饰佛图，画迹甚妙，为四方式。”，“明帝令画工图佛像，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这是中国最初自作的佛画。

世界上的宗教，后来逐渐重视用艺术形式来宣传教化，尤其是美术。由于佛教重视造像，所以在中国又称为“像教”，在世界三大宗教(此外还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美术中，佛教美术的历史最长，在雕塑和绘画方面的成就最大。佛教作为东方世界影响最大的宗教，更是重视美术的教化作用。梁慧皎《高僧传》即云：“敬佛像如佛身，则法身应矣。” 我国较为可靠的佛像，以四川彭山东汉崖墓陶制摇钱树座下一佛二菩萨、乐山麻浩和柿子湾两窟东汉崖墓内的三身石刻佛像为最早。贺云翱教授则认为，一直到三国之前，中国未出现独立供奉的佛教造像也是迄今为止众所周知的事实，目前可以说，除西域之外，中国最早制造独立供奉佛像的是三国时期的东吴，已经出土的这类资料有3件，一件出土于鄂州，一件出土于南京，一件旧藏于故宫博物院，专家推测其出土于浙江境内，它们均为瓷质的佛像。

佛教传入，引起了我国美术创作队伍的变化。此前的美术创作基本上是由工匠（画匠）完成的，而此后则出现了具有较高文化知识的士大夫画家。孙吴的曹不兴，两晋的张墨、卫协、顾恺之、戴逵、王广便是其中的先行者。他们的绘画，尤其是佛画的创作在当时就令人瞩目。晋明帝司马绍以帝王之尊于宫内乐贤堂画佛像，更是极大地推动了佛教美术的发展。而建寺造像、依经图变以求福报的民众心理则为佛教美术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社会契机。此后，画家与工匠（画匠）的结合，为工程浩大的造像艺术，如敦煌、云岗、龙门等石窟的开凿及装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唐代佛教美术的繁荣，正是在一大批专业画家和无数工匠、画匠的共同努力下，才取得了至今仍令人惊叹不已的伟大成就，成为光辉的艺术典范。唐代是我国佛教的黄金时代，无论在佛教思想或佛教艺术方面，均有杰出的成就。北宋时，佛教绘画在画坛中的地位仍十分崇高。宣和时期(1100-1125 年)所编集的《宣和画谱》，将徽宗朝内府所藏魏晋以来的名画六千三百九十六轴，析为十门，并特别将道释画冠於十门之首，推崇这些作品「禀五行之秀，为万物之灵。」 该书卷首说：「画道释像与夫之风仪，使人瞻之仰之，其有造形而悟者，岂曰小补之哉。」 元代以后，文人画兴起，大部分的画评人认为道释画乃出自工匠之手，乏善可陈，道释画的地位遂日渐衰微。佛像的造像虽有《造像度量经》，但过去却从来不会有统一的佛、菩萨的形象。今日华夏，许多地方大修寺院，但所供奉的佛教雕塑，大同小异，而且匠气太重，在艺术上并多少无可观之处。大江南北，除古代石窟和墓葬外，在新修庙宇中，能使游人驻足的佛画，更是鲜见。

第二节

佛教美术的分类

中国佛教造像、画佛、造塔，最初都从印度传来，佛教绘画早于佛教雕刻。中国西部佛教美术，亦以于阗、龟兹所保存者最多。敦煌、云冈驰名世界，其余朝鲜、日本等地，皆学于中国。而印度本土的大部分佛教经像美术，于9世纪后为印度教徒、穆斯林所毁，仅佛教几个大石窟较完整地保存至今。

一、佛画

三国时曹不兴，善画人物，与晋顾恺之、卫协并称为汉地最初三大佛画家。曹不兴学绘佛像后,或绘卷轴以供礼拜,或图寺壁以助庄严,所作大佛像有的高达5丈,气魄恢宏,庄严妙相,仰之弥高,令人肃然。世传曹不兴绘有《维摩诘图》、《释迦牟尼说法图》等，曹氏以“佛画之祖”载于画史。顾恺之也善画佛像。相传他２０岁左右曾为南京瓦棺寺绘壁画募得巨款的故事。他在庙里用一个月的时间闭户画了一幅维摩诘，画完之后，要点眸子，乃提出要求：第一天来看的人要施舍十万，第二天来看的人施舍五万，第三天的随意。据说开门的一刻，那维摩诘像竟“光照一寺”，施者填咽，俄而得百万钱。

在梁代，张僧繇也以善画佛像名世。隋以前，僧繇是中国佛教绘画的一个有力的推动者。武帝崇信佛教，凡装饰佛寺，多命他画像。北齐曹仲达，佛画颇亨盛名。他因来自中亚的曹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原来带有西域的作风，在中原既久，画艺渐染上中华民族风格。它的样点是衣服紧窄，大约与印度笈多王雕刻，有同样的风格。所谓“曹衣出水，吴带当风”，就是对他们概括的评语。曹画虽失传，但看到鹿野苑所藏释迦立像，衣如湿沾体上，就可想见曹画。吴画衣带宽博，飘飘欲仙，在敦煌壁画中还可看到他的画风。

隋唐时期，是我国人物画的顶峰。盛唐时期的吴道子，最擅长道释人物画。他集诸家之大成，为古代佛画第一人。他一生单是寺观壁画即作三百多堵。《唐朝名画录》说他在长安景云寺画《地狱变相》，竟使“京都屠沽渔罟之辈，见而畏罪改业者，往往有之。”其感染力可想而知。佛教对于中国绘画，有很大的影响，以唐代为最深。鲁迅先生对于唐代的佛画，有两句卓见，他在《论旧形式的采用》中说：“在唐，可取佛画的灿烂，线画的空实和明快。”他对于佛画的色彩与线条，有很深的理解。“曹衣出水,吴带当风” 也即是指吴道子等人对古代人物画中衣服褶纹的两种不同的表现方式。

中国自有图画以来，是先有人物画，次有佛像画。最初山水不过是一种陪衬人物的。到了后来，山水独立成宗，文人便以为南宗山水为画的正宗，连北宗也被摒斥在“画匠”之列，不只是将人物佛像花卉，看作别裁异派，甚至也认为是匠人画。到后来，曹、吴之作不可见，而一般画人物的，又苦于没有学问，不敢和山水画争衡，所以一天一天地衰落下去。到了敦煌佛像人像被发现之后，这一下子才知道古人所注意的，最初还是人物而不是山水，才把人像画的地位提高，将人物画的本来价值恢复。

二、壁画

隋唐时代的壁画，今存于麦积山石窟与敦煌莫高窟。敦煌所存唐代壁画，尤为富美，色彩艳丽，人物造型，往往以当时的贵官贵嫔为范，端庄华贵，男女形貌，都甚肤丽。佛前演奏，弦管杂陈，较之阿旃陀壁画，尤或过之。敦煌莫高窟有唐代壁画与彩塑的洞窟，共207个，可分初、盛、中、晚四期。其重要的洞窟，如初唐的220窟，造于贞观十六年（642），盛唐的第335窟，造于垂拱二年（686），第 130窟和第 172窟，造于开元、天宝年间。中唐的112窟，晚唐的第156窟（此窟为张议潮建，窗外北壁上有写于咸通六年的《莫高窟记》）等，都存有辉煌灿烂的作品，可为唐代佛教美术的代表。这些洞窟壁画，虽出于无名画家之手，但是研究它的作风，应该说是与吴道子、阎立本诸大家的作品是一致的。例如壁画中的维摩诘经变，在座前的听众，有诸王贵官，与现存的阎立本的帝王图相似。由此可以推知这些图像的画法，应有共同的渊源为当时的规范。

唐代这些壁画，表现的题材是佛经经变故事、净土变相（指描绘净土佛菩萨、圣众及种种庄严施设等，以呈现净土景象之图像或雕刻）。以及佛菩萨像等。其内容较之过去更丰富，色彩也比较绚丽，表现的境界也更扩大。当时最流行的是佛教净土信仰，因此净土变相在壁画中也表现得最多，约占228壁。其他如乐师净土变相，报恩经变相等，也往往采取净土变相作为主要的部分。

在净土变相中，以富丽的物质现象，描绘观想的境界。如彩绘七宝楼台、香花伎乐、莲池树鸟等，将西方极乐世界装饰得非常美丽。这与出世苦行禁欲的态度，有很大的差异。其中所绘的佛、菩萨、诸天、力士等，都是健美的化身。这和唐代的社会生活、人民的爱好是完全一致的。有些佛画还点缀许多人间社会生活小景，乐观、明朗，富有情趣。

三、雕塑

佛教美术在雕塑方面，也有其伟大的创造。中国的佛教美术以石窟艺术为代表。中国是世界上佛教石窟艺术最为发达的国家。在佛教东来的通路上，经过新疆维族自治区时，遗留有古代龟兹、高昌等洞窟的造像，经过甘肃河西走廊时，遗留有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永靖炳灵寺、天水麦积山等石窟造像；再东进而有山西大同云冈、河南洛阳龙门、山西太原天龙山、河北磁县响堂山、河南巩县石窟寺、山东云门山、江苏连云港、辽宁义县万佛堂等大小石窟造像，蔚为盛观。在江南的有摄山石窟像，分布既广，数目亦多，不能备举。虽有外来的影响，但也有其伟大的创造和民族风格。从北魏到隋唐时期，中国佛教的雕塑美术，创造了很多伟大的工程。以上所记的各石窟中，亦以北魏与隋唐时代的最为精美，其中云冈与龙门的石刻，可为代表。云岗佛像归纳有三式：

一、为伟丈夫形，束发怒目，与犍陀罗式相近，惟衣服稍异，著法自身后分披两肩；

犍陀罗艺术的主要贡献在于佛像的创造。佛教在前6世纪末兴起后﹐数百年间无佛像之刻画﹐凡遇需刻佛本人形像之处﹐皆以脚印﹑宝座﹑菩提树﹑佛塔等象征。1世纪后﹐随大乘佛教的流行﹐信徒崇拜佛像渐成风气﹐遂有佛像的创作。最初佛像乃从印度民间的鬼神雕像转化而来﹐而在犍陀罗地区﹐佛像的制作又较多地吸收了希腊式雕像和浮雕的风格。现存最早的犍陀罗艺术的佛像约作于1世纪中叶﹐是一块表现释迦牟尼接受商人捐赠花园的浮雕﹐其中佛和商人﹑信徒的形像皆用当地流行的希腊风格表现﹐仅佛头部雕有光轮以显示其神圣。其後表现佛从诞生﹑布道说法到涅盘的浮雕渐多﹐并有圆雕佛像出现。现存最早的犍陀罗圆雕佛像出土於马尔坦﹐佛的脸型﹑衣衫皆有浓厚的希腊特色﹐但神态肃穆﹐颇具佛教精神。桑奇大塔1世纪末至2世纪中叶是犍陀罗佛像制作的成熟期﹐这时已成功地融汇印度﹑希腊风格於一炉﹐形成独具一格的犍陀罗风格。其特色是佛像面容呈椭圆形﹐眉目端庄﹐鼻梁高而长﹐头发呈波浪形并有顶髻﹐身披希腊式大褂﹐衣褶多由左肩下垂﹐袒露右肩﹐佛及菩萨像有时且带胡须等。呾叉始罗城址和今巴基斯坦白沙瓦附近的贵霜王国首都富楼沙城址出土的佛像和浮雕﹐都是这种风格的典型代表。

二、形像柔和优美，有笈多式衣褶；

三、效中土（古代中原地区）贵族形。其中以第二式为主。龙门佛像亦可归为二式：

一、以柔美胜，容颜丰满，与唐人画像一般趋势相同（奉先寺像）；

二、以雄伟胜（香山寺像）；但第一式最通行。

盖我国习俗不同，佛像避讳裸体，所注意者仍在颜部，而偏重于女性的优美，文字记载亦悉以丽质或丽像形容之，以与印度佛像贵在全裸表白相好者比较，固大有差别矣。其他全国各寺院中的金铜造像，石刻造像碑、木雕、夹纻干漆造像，更不计其数。佛教对于中国的雕刻与彩塑留下很大的成绩。北魏时期的石窟造像，受外来影响，但与印度犍陀罗造像和笈多造像相比较，也各有不同的风格。至唐代而民族形式愈益成熟，它的妙相庄严，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气魄与所要求的艺术标准。在甘肃的敦煌与天水麦积山，由于石质是砾岩，不便雕刻，工人匠心独运，改用彩塑。唐塑在莫高窟中，焕发光彩。江南的杨惠之成为泥塑名家。自宋、元以来，各寺泥塑甚多，此亦为中国佛教美术所特有。

1996年10月在山东青州龙兴寺窖藏佛教造像最惊人的发现是获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的山东青州龙兴寺窖藏。这批造像数量达二百余尊。主要为北朝作品。像身多有贴金绘彩，其中有数件石像施以彩绘的卢舍那法界人中像，分外引人注目。台北故宫《雕塑别藏展》中也有数件是出自青州的作品。青州附近临朐县也曾出土成批造像，应属同一体系。目前对这些造像的整理与深入研究还在进入之中。

四、藏传佛教美术

藏传佛教或称“喇嘛教”，有人指出应称“藏语系佛教”。我国藏传佛教艺术的重要流派,主要包括唐卡、壁画、雕塑、堆绣、建筑装饰图案彩画与酥油花等。既与汉族地区佛教美术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又受印度、尼泊尔佛教美术影响，在中国佛教美术中，独具风格。北京雍和宫、西黄寺及承德须弥福寿之庙，其殿宇、佛像等，均属藏传佛教美术系统。拉萨的布达拉宫，藏有古代流传下来的大量佛画与金铜佛像，以及刺绣与木刻的板画佛像，普遍受到信众的供养。藏传佛教艺术继承西藏本土的传统技艺，藏传佛教的造像艺术有其自身的仪规,与中原地区有很大的不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西藏佛教造型艺术。西藏佛教艺术造像众多，从释迦牟尼到西方之圣，从普贤、文殊、观音到密教的本尊、护法，形形色色，千姿百态。藏传佛教传播的地域很广，杭州是藏传佛教元代在内地的两大中心之一，另一个中心为元大都（今北京）。杭州飞来峰的石刻是藏传佛教在江南保存的年代最早、规模最大、雕造精美的藏传佛教石刻真迹。藏传佛教在江南其他地方也很多见，但是关于藏传佛教艺术方面的研究尚不多见。在青海塔尔寺，每年以酥油制作酥油花礼佛，这是牧民的特殊佛教美术。藏传佛教美术作品常给人威慑骇怖的宗教视效，塔尔寺酥油花则恬静优美,佛容亦似乎很适合用酥油来表现,这是真正的肤如凝脂,用美学取代神学,藏传佛教故事由此美丽如花,纯洁如脂,清香如酥。

佛教虽起源于印度，然使佛教酝酿、发酵、挥发成一最精纯，且又超脱于印度式佛教，成为世界各人类精神信仰上永不终止的佛教世界，是中国大僧，使佛教达于文明的极致点，同样地，中国大僧致力于佛教美术的创作表现，是世界第一的；而其留存下来的美术遗例作品，不论其数量与品质，也是世界上最丰富且又最精致的（林保堯语）。中国的佛教美术虽然曾受到印度的影响，但中国的佛教美术风格也传到印度犍陀罗等地区，对印度佛教美术的发展曾有过一定的影响。总之，佛教传入对中国美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流而不是源。因为早在佛教传入之前，中华美术的成绩便己斐然可观。而佛教东传之后，给中国美术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带来新的题材和风格，不唯使中国美术得到迅猛发展，且佛教美术自身亦成为中国艺术史上的一枝奇葩。

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可以称作佛教美术时代，这个时期为我国留下大量珍贵的艺术瑰宝和遗产。我们每一个人都应万分珍惜这份不可再生的珍贵遗产。现代人们也希望塑造出既符合佛教教义，又体现出时代特征的佛教造像作品。

第三节

隋唐的宗教雕塑

一、龙门石窟

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下令迁都洛阳，笃信佛教的孝文帝迁都的同时，没有忘记把佛教的发展中心也转移到洛阳来，他组织修建僧庙、寺院。在此前后还在洛阳以南的龙门伊水两岸，一山开窟造像，由此一个神奇大型石窟群，龙门石窟开始创建。龙门石窟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南十三公里处，它同甘肃的敦煌石窟、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并称中国古代佛教石窟艺术的三大宝库。龙门石窟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直至北宋。

龙门石窟地处中原，是外来佛的教艺术植根于中华民族的传统艺术土壤之中的丰硕成果，是我国古代雕塑艺术完整体系的集中表现。因此，龙门石窟在我国石窟艺术中有自己特殊的历史地位。

龙门石窟是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的大型石窟群，据不完全统计，现存大小窟龛两千多个，佛塔七十余座，造像十万多尊，碑刻题记两千八百多块。

魏窟——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开始在龙门山开凿古阳洞，500-523年北魏宣武帝、北魏孝明帝连续开凿宾阳洞的北中南三个大石窟，石阳洞和宾阳洞的修建共费人工80万以上，还开凿了药方洞和北魏时开凿的莲花洞等石窟。北朝石窟都在龙门山，古阳洞自孝文帝至东魏末50多年的营造，表现出列多的中国艺术形式，大佛姿态也由云岗石窟的雄健可畏转变为龙门石窟的温和可亲。以宾阳中洞主佛为代表的佛像，人物面部含着微笑，龙门石窟比云岗石窟表现出更多的中国艺术佛像。从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到孝明帝时期的三十五年间，是龙门开窟雕造佛像的第一个兴盛时期。这一时期开凿的洞窟大都集中在龙门的西山上，约占龙门石窟造像的三分之一。其中最著名的有古阳洞、宾阳三洞、药方洞等十几个大中型洞窟。

在龙门石窟群中，开凿最早的就是古阳洞，它开凿于公元493年，而在中国历史上，这一年是北魏太和十七年，正是北魏王朝孝文帝迁都洛阳的一年。

古阳洞位于龙门西山以南。窟内所供奉的主佛是佛祖释迦牟尼，南壁的大龛有释迦多宝并坐佛，在佛教中又称“二佛并坐”。南北两壁上下各有三列佛龛，每列分别为四个相互对称而又富于变化的大龛。

释迦多宝龛的龛楣上雕刻着一套完整的佛传故事，表现了悉达多王子成道的过程。

古阳洞中大小列龛多达数以百计，不但佛教故事最多，龛上图案的装饰也十分精美华丽，严谨完整，丰富多彩。

石窟中的佛像都是信徒们所奉献的，每尊佛像上都记载着敬奉者的祈愿经过。从这些造像铭中可以看出，古阳洞是北魏皇室贵族发愿造像最集中的地方。

北魏时期开凿的主要洞窟还有宾阳三洞。

宾阳中洞所供奉的是三世佛。主佛两边各有两个弟子和菩萨侍立，左边是迦叶和文殊菩萨，右边是阿难和普贤菩萨。佛和胁侍面相都清瘦略长，衣纹折叠规整而稠密，体现了北魏造像的艺术特点。

宾阳中洞顶上雕莲花宝盖和十个迎风飘拂的伎乐供养天人。洞口的内壁两侧是大型浮雕，分为《维摩变》、《佛本生故事》、《帝后礼佛图》、《十神王像》四层。龙门石窟不少洞窟中都有礼佛图，以宾阳中洞的为最佳，但是已经被盗往国外。

在北魏晚期还开凿过一些很有特点的洞窟，如莲花洞、火烧洞、皇甫公洞、魏字洞等。

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是药方洞，药方洞因其洞窟内刻有大量古代的药方而得名。洞中雕刻的一些药方，还能治疗现代人所说的疑难杂症，比如治疗消渴，也就是糖尿病。这些药方比唐代医学家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还要早。

北魏王朝在洛阳龙门开窟造像活动的终结是以宾阳中洞的停工为标志的。

随着北魏王朝的灭亡，龙门石窟的开凿趋于衰落，沉寂了将近一个世纪，直到唐王朝建立，唐代从开国到盛唐的一百年间，龙门石窟迎来了历史上开窟造像的第二次兴盛时期。

唐窟——最盛期是唐朝，占石窟总数的60%以上，武则天执政时期开凿的石窟占唐代石窟的多数，与她长期有洛阳有关。奉先寺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唐窟，共用了四年时间。二菩萨70尺，迦叶、阿难、金刚、神王各高50尺（唐代长度）。规模之大，在龙门石窟中称第一。其中，武则天曾捐出脂粉钱二万贯以助建。

龙门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这里有东、西两座青山对峙，伊水缓缓北流。远远望去，犹如一座天然门阙，所以古称“伊阙”。现“伊阙”，自古以来，已成为游龙门的第一景观。唐诗人白居易曾说过：“洛都四郊，山水之胜，龙门首焉”。

唐代开凿的第一个洞窟是位于龙门西山北端的潜溪寺。

这时正是中国佛教“净土宗”建立的时期。唐代开窟造像在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达到了鼎盛。虽然石窟造像属于佛教艺术，但它跟政治紧密相连。从龙门许多唐代石刻造像中，还可以窥见武则天一步步走上女皇宝座的踪迹。

万佛洞完工于唐高宗永隆元年十一月，是专为唐高宗、武则天及太子诸王做“功德”而开凿的功德窟，也是以唐朝宫廷大监姚神表和内道场智运禅师等为首的一批御用僧尼，奉命集体为唐高宗及武则天发愿雕造的。

在武则天当皇后期间，特别迷信弥勒。为此，她在龙门广造弥勒佛。千佛洞、惠暕洞、大万五佛洞、极南洞和摩崖三佛都是以弥勒佛为主尊的洞窟。

龙门石窟成千上万的造像中，体形最大，形态最美，艺术价值最高的要数奉先寺主尊卢舍那大佛了。奉先寺位于龙门西山南部的山腰上，是一个南北宽近四十米的露天大龛。这里共有九尊大型雕像，都是依山凿石而成。

奉先寺的主尊是卢舍那大佛。大佛通高十七米多，仅耳朵就有一米九。在佛经中，卢舍那是佛在显示美德时的一种理想化身。

奉先寺大卢舍那像龛是唐高宗及武则天亲自经营的皇家开龛造像工程，工程设计和施工是由高宗亲自任命制定。为此，武则天曾经与咸亨三年捐出“脂粉钱二万贯”。而当地更是传说卢舍那大佛就是武则天的化身。卢舍那佛被赋予了女性的形象：面容丰腴饱满，修眉细长，眉若新月，眼睑下垂，双目俯视，嘴巴微翘而又含笑不露，她庄重而文雅、睿智而明朗。

龙门石窟在唐代的造像与北魏比较有了很大的变化。在唐代的造像题材中弥勒佛的造像数量仅次于阿弥陀佛，释迦却显著减少，菩萨中以大势至、观世音为最多。

在艺术上，唐代的圆刀代替了北魏平直的刀法，佛像衣纹更加流动飘逸，力士夜叉浑身肌肉突起，即符合解剖的原理，又适当加以夸张，充满雄强的气势和向外迸发的力量。它们在借鉴外来雕刻的同时，还吸取了中原地区传统艺术的手法。

龙门石窟开凿的第二个高潮结束于公元705年前后，这一年武则天退位，同年去世，龙门石窟的弥勒造像也就日见绝迹了。而龙门石窟的辉煌历史，也伴随着弥勒神灵的消失，从绚烂的顶峰跌落了下来。奉先寺是龙门唐代石窟中最大的一个石窟，长宽各30余米。据碑文记载，此窟开凿于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在位时期，于公元675年建成。洞中佛像明显体现了唐代佛像艺术特点，面形丰肥、两耳下垂，形态圆满、安详、温存、亲切，极为动人。石窟正中卢舍那佛坐像为龙门石窟最大佛像，身高17.14米，头高4米，耳朵长1.9米，造型丰满，仪表堂皇，衣纹流畅，具有高度的艺术感染力，实在是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杰作。据佛经说，卢舍那意即光明遍照。这尊佛像，丰颐秀目，嘴角微翘，呈微笑状，头部稍低，略作俯视态，宛若一位睿智而慈祥的中年妇女，令人敬而不惧。有人评论说，在塑造这尊佛像时，把高尚的情操、丰富的感情、开阔的胸怀和典雅的外貌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因此，她具有巨大的艺术魅力。卢舍那佛像两边还有二弟子迦叶和阿难，形态温顺虔诚，二菩萨和善开朗。天王手托宝塔，显得魁梧刚劲。而力士像就更动人了,大家会看见他右手叉腰，左手合十，威武雄壮。那样子生动极了.金刚力士雕像比卢舍那佛像旁的力士像更加动人的，是龙门石窟中的珍品，1953年清理洞窟积土时，在极南洞附近发现的，是被盗凿而未能运走遗留下的。只见金刚力士两眼暴突，怒视前方，二手握拳，胸上、手、腿上的肌肉高高隆起。整座雕像造型粗犷豪放，雄健有力，气势逼人。那样子你看了也会害怕三分,可能是金刚力士在怒视着偷盗他的贼人,这一尊尊佛像惟妙惟肖.龙门石窟中的洞也很著名.龙门石窟保留著大量的宗教、美术、书法、音乐、服饰、医药、建筑和中外交通等方面的实物史料。因此，它堪称为一座大型石刻艺术博物馆。

二、莫高窟彩塑

莫高窟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俗称千佛洞，被誉为20世纪最有价值的文化发现，座落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以精美的壁画和塑像闻名于世。它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形成巨大的规模，现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近代以来又发现了藏经洞，内有5万多件古代文物，由此衍生专门研究藏经洞典籍和敦煌艺术的学科——敦煌学。但在近代，莫高窟受到骗取、盗窃，文物大量流失，其宝藏遭到严重破坏。1961年，莫高窟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1987年，莫高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是中国四大石窟之一。

【沿革概述】莫高窟位于中国甘肃省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的鸣沙山东麓断崖上，前临宕泉河，面向东，南北长1680米，高50米。洞窟分布高低错落、鳞次栉比，上、下最多有五层。它始建于十六国时期，据唐《李克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的记载，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僧人乐僔路经此山，忽见金光闪耀，如现万佛，于是便在岩壁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此后法良禅师等又继续在此建洞修禅，称为“漠高窟”，意为“沙漠的高处”。后世因“漠”与“莫”通用，便改称为“莫高窟”。北魏、西魏和北周时，统治者崇信佛教，石窟建造得到王公贵族们的支持，发展较快。隋唐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莫高窟更是兴盛，在武则天时有洞窟千余个。安史之乱后，敦煌先后由吐蕃和归义军占领，但造像活动未受太大影响。北宋、西夏和元代，莫高窟渐趋衰落，仅以重修前朝窟室为主，新建极少。元朝以后，随着丝绸之路的废弃，莫高窟也停止了兴建并逐渐湮没于世人的视野中。直到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后，这里才重新让人注意。近代，人们通常称其为“千佛洞”。

莫高窟现存北魏至元的洞窟735个，分为南北两区。南区是莫高窟的主体，为僧侣们从事宗教活动的场所，有487个洞窟，均有壁画或塑像。北区有248个洞窟，其中只有5个存在壁画或塑像，而其它的都是僧侣修行、居住和亡后掩埋场所，有土炕、灶炕、烟道、壁龛、台灯等生活设施。两区共计492个洞窟存在壁画和塑像，有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唐宋木构崖檐5个，以及数千块莲花柱石、铺地花砖等。

【艺术特色】

莫高窟是一座融绘画、雕塑和建筑艺术于一体，以壁画为主、塑像为辅的大型石窟寺。它的石窟形制主要有禅窟、中心塔柱窟、殿堂窟、中心佛坛窟、四壁三龛窟、大像窟、涅磐窟等。各窟大小相差甚远，最大的第16窟达268平方米，最小的第37窟高不盈尺。窟外原有木造殿宇，并有走廊、栈道等相连，现多已不存。

莫高窟壁画绘于洞窟的四壁、窟顶和佛龛内，内容博大精深，主要有佛像、佛教故事、佛教史迹、经变、神怪、供养人、装饰图案等七类题材，此外还有很多表现当时狩猎、耕作、纺织、交通、战争、建设、舞蹈、婚丧嫁娶等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画作。这些画有的雄浑宽广，有的鲜艳瑰丽，体现了不同时期的艺术风格和特色。中国五代以前的画作已大都散失，莫高窟壁画为中国美术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实物，也为研究中国古代风俗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形象和图样。据计算，这些壁画若按2米高排列，可排成长达25公里的画廊。

莫高窟所处山崖的土质较松软，并不适合制作石雕，所以莫高窟的造像除四座大佛为石胎泥塑外，其余均为木骨泥塑。塑像都为佛教的神佛人物，排列有单身像和群像等多种组合，群像一般以佛居中，两侧侍立弟子、菩萨等，少则3身，多则达11身。彩塑形式有圆塑、浮塑、影塑、善业塑等。这些塑像精巧逼真、想象力丰富、造诣极高，而且与壁画相融映衬，相得益彰。

它是一个九层的遮檐，也叫“北大像”，正处在崖窟的中段，与崖顶等高，巍峨壮观。其木构为土红色，檐牙高啄，外观轮廓错落有致，檐角系铃，随风作响。其间有弥勒佛坐像，高35.6米，由石胎泥塑彩绘而成，是中国国内仅次于乐山大佛和荣县大佛的第三大坐佛。容纳大佛的空间下部大而上部小，平面呈方形。楼外开两条通道，既可供就近观赏大佛，又是大佛头部和腰部的光线来源。这座窟檐在唐文德元年（888年）以前就已存在，当时为5层，北宋乾德四年（966年）和清代都进行了重建，并改为4层。1935年再次重修，形成现在的9层造型。莫高窟的壁画上，处处可见漫天飞舞的美丽飞天——敦煌市的城雕也是一个反弹琵琶的飞天仙女的形象。飞天是侍奉佛陀和帝释天的神，能歌善舞。墙壁之上，飞天在无边无际的茫茫宇宙中飘舞，有的手捧莲蕾，直冲云霄；有的从空中俯冲下来，势若流星；有的穿过重楼高阁，宛如游龙；有的则随风漫卷，悠然自得。画家用那特有的蜿蜒曲折的长线、舒展和谐的意趣，呈献给人们一个优美而空灵的想象世界。

莫高窟现存有壁画和雕塑的492个石窟，大体可分为四个时期：北朝、隋唐、五代和宋、西夏和元。

开凿于北朝时期的洞窟共有36个，其中年代最早的第268窟、第272窟、第275窟可能建于北凉时期。窟形主要是禅窟、中心塔柱窟和殿堂窟，彩塑有圆塑和影塑两种，壁画内容有佛像、佛经故事、神怪、供养人等。这一时期的影塑以飞天、供养菩萨和千佛为主，圆塑最初多为一佛二菩萨组合，后来又加上了二弟子。塑像人物体态健硕，神情端庄宁静，风格朴实厚重。壁画前期多以土红色为底色，再以青绿褚白等颜色敷彩，色调热烈浓重，线条纯朴浑厚，人物形象挺拔，有西域佛教的特色。西魏以后，底色多为白色，色调趋于雅致，风格洒脱，具有中原的风貌。典型洞窟有第249窟、第259窟、第285窟、第428窟等。如第243石窟北魏时代的释家牟尼塑像，巍然端坐，身上斜披印度袈裟，头顶扎扁圆形发髻，保留着犍陀罗样式。

隋唐是莫高窟发展的全盛时期，现存洞窟有300多个。禅窟和中心塔柱窟在这一时期逐渐消失，而同时大量出现的是殿堂窟、佛坛窟、四壁三龛窟、大像窟等形式，其中殿堂窟的数量最多。塑像都为圆塑，造型浓丽丰满，风格更加中原化，并出现了前代所没有的高大塑像。群像组合多为七尊或者九尊，隋代主要是一佛、二弟子、二菩萨或四菩萨，唐代主要是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和二天王，有的还再加上二力士。这一时期的莫高窟壁画题材丰富、场面宏伟、色彩瑰丽，美术技巧达到空前的水平。如中唐时期制作的第79窟胁侍菩萨像中的样式。上身裸露，作半跪坐式。头上合拢的两片螺圆发髻，是唐代平民的发式。脸庞、肢体的肌肉圆润，施以粉彩，肤色白净，表情随和温存。虽然眉宇间仍点了一颗印度式红痔，却更像生活中的真人。还有在第159窟中，也是胁侍菩萨。一位上身赤裸，斜结璎珞，右手抬起，左手下垂，头微向右倾，上身有些左倾，胯部又向右突，动作协调，既保持平衡，又显露出女性化的优美身段。另外一位菩萨全身著衣，内外几层表现清楚，把身体结构显露得清晰可辨。衣褶线条流利，色彩艳丽绚烂，配置协调，身材修长，比例恰当，使人觉得这是两尊有生命力的“活像”。

隋唐时代在经历了延续约 3个半世纪的分裂和动荡以后，重新得到统一和安定，进入一个政治经济空前繁荣的历史时期，从而促使雕塑艺术的发展出现新高峰。经过隋和初唐的过渡阶段，融会了南北朝时北方和南方雕塑艺术的成就，又通过丝绸之路汲取了域外艺术的养分，雕塑艺术到盛唐时大放异彩，创造出具有时代风格的不朽杰作。最具时代风格的作品，首推帝王陵墓前那些气势雄浑华丽的大型纪念性群雕。晚唐时期，由于王朝统治的衰微和经济的凋敝，雕塑艺术也失去发展的势头，丧失了原有的风采。

隋唐雕塑作品的题材，主要是陵墓雕刻、随葬俑群、宗教造像，也有供玩赏的小型雕塑艺术品，如儿童玩具等。此外，用于建筑或器皿装饰的工艺雕塑，也有精美的作品。

隋唐雕塑的题材、技法和风格,特别是宗教造像,对日本、朝鲜等国的古代雕塑有很大影响。

陵墓雕刻 唐朝皇陵的陵墓，主要集中分布在陕西省的乾县、礼泉、泾阳、三原、富平、蒲城6县,在18座陵前至今都保存有大型陵墓石刻群，可称为唐代大型纪念性群雕的艺术宝库。最初的高祖李渊献陵和太宗李世民昭陵的石刻（见昭陵石刻），由于处于王朝初期，尚未形成制度,故与以后诸陵不同。献陵的四门各有1对石虎,内城南门以南排列石犀和石华表各1对,造型浑厚,雕工古朴。昭陵原只置有李世民生前所骑 6匹战马的浮雕像，习称昭陵六骏。马的姿态或伫立、或缓行、或急驰，仅“飒露紫”一件上有人物浮雕，为唐将丘行恭为其拔箭的情景。雕工精细，形体准确,造型生动,是初唐大型浮雕的代表作。此外，在司马门内还有唐高宗永徽(650～655)年间所立的14尊蕃酋像。从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合葬的乾陵开始，陵前石刻形成制度，内容按性质不同分为6类，即①狮子,②石人、石马和马□，③翼兽和北门6马，④蕃酋像，⑤华表,⑥碑石、无字碑及述圣记碑。其中蕃酋像只有少数陵前置有。其排列位置以乾陵为例，除内城四门各置 1对石狮和北门置有6马（今仅存1对）外，其余石刻都排列在南面第2、3道门之间，从南至北，计有华表、翼兽、驼鸟各1对,石马及马□5对,石人10对，还有无字碑、述圣记碑和蕃酋像61身。石刻组合制度化，气魄雄伟，与建筑群相配合，形成肃穆、庄严、神圣的气氛。中唐以后，泰、建、元、崇、丰、景、光、庄等8陵的石刻,因安史乱后,唐王朝政治、经济日趋衰落,因而无法与盛唐石刻相比，制作粗疏、体态无力、线条松散，渐失原有的雄伟风格。晚唐的章、端、贞、简、靖5陵，虽仍保持着墓前石刻群的设置，但体态瘦小,雕工粗率，显示出衰微破败的气氛。至于创造唐代陵墓雕刻的艺术家，因系当时身份低下的匠人,姓名多不可考,仅在献陵的石犀上，留有题铭,为“武德拾年(627)九月十一日石匠小汤二记”。这位小汤二，是唯一留下名字的唐陵石刻艺术的作者。

唐代顺陵天鹿之一

随葬俑群 主要是陶塑，也有一些瓷塑、泥塑、木雕和石雕。陶俑中,除一般陶质或施彩绘外,也有釉陶俑。特别是这一时期创制出一种三彩俑，器表施有黄、绿褐、蓝、黑等彩釉，胎色有红、白2种,其烧成温度较瓷器略低，以釉色绚烂多变而受人喜爱（见唐三彩）。隋至初唐的俑群中，人物形态的塑造处于由南北朝向盛唐的过渡阶段，还常常显露出北齐、北周时期形成的地方特征。镇墓武士俑仍继承着以前的按盾伫立的姿态；镇墓兽姿态呆板地蹲坐在地上；侍女长裙曳地，面容呆滞，缺乏生气。盛唐时期，俑群的塑造风格一变，人物形体趋向肥满丰腴，造型准确，姿态传神。镇墓武士改作天王状，全装甲

第四篇：论魏晋时期佛教文化对中国工艺美术的影响作业

【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美术大量传入中国，极大地促进了绘画、书法、工艺美术特别市壁画等美术形式的发展，使得魏晋美术处于一个新鲜活泼、灿烂辉煌的时代，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佛教美术在东传过程中,经过长期的研究和广泛的弘扬，不断被中国传统文化所改造。中国艺术家将外来佛像样式与中国传统技法、艺术精神相融合,创造出深具中国文化色彩的佛教美术样式，并对当时的绘画与雕塑产生了深刻影响。

【关键词】: 佛教美术 绘画 雕塑 工艺美术

佛教美术传入中国是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件大事,正如佛教思想的传入改变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构关系,丰富、深化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佛教美术的传入也对中国美术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佛教美术的造型、色彩、构图深深影响了当时的中国美术。

一 佛教美术的东传

佛教大约在东汉明帝时期传入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印度犍陀罗艺术与笈多艺术伴随着佛教的传播陆续东渐中国西域与内地,来往于中国与印度之间的中外僧人、使者、商旅、工匠等,充当了犍陀罗艺术与笈多艺术东渐的中介。二 佛教美术对当时绘画与雕塑的影响

佛教美术从魏晋时期开始大规模传入中国,并为了自身发展的需要,选择了中国化之路,在思想上逐步与儒家思想、道家思想融合,“三教合一”。佛教造象也开始“变梵为夏”,印度、西域传来的佛像,逐渐变成了土生土长的中国人相貌。在艺术语言上融合中国传统手法,使佛像具有中国造型特征和精神内涵。经过二三百年的融合、借鉴、吸收,终于创造出具有中国审美特性的中国佛教美术,实现了佛教美术的中国化。另一方面,外来的佛教美术在造型方式、绘画技巧和审美内含等方面,又深深影响了中国的原有艺术,世俗美术与宗教美术只是创作题材不同,在时代审美趋向和艺术处理技巧上是一脉相通的。所以佛教美术在实现中国化的同时,也改变了中国原有的艺术创作模式,对当时的绘画与雕塑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佛教绘画对当时绘画的影响

汉代和汉代以前的中国绘画,多以线描造型,形成中国人独特的审美趣味和风格特征。那就是重视节奏、气势,以线造型,强调飞扬灵动的动势美。魏晋以前的美术作品,能看到战国汉代墓室壁画像砖以及画砖。总的尚力,充实扬,强调气度,有一种飞腾感。作

我们现在仍漆画、帛画,画、画像石、魏晋墓室彩特点是尚气、饱满,神采飞势、运动、速旋转上升的品整体张扬恣肆,气势是第一位的,重点是表现人物动态而非刻画人物形象。在技法上以线造型,在线条的挥舞中有一种流动如生的感觉,不太注重人物的实体感。从而构成了造型饱满大气,奔放开张,气势生动,构思恣肆浪漫,整体气象阔大沉雄的中国早期美术风格。

佛教美术传入中国以后,印度和西域成熟的人物表现艺术,随着佛教绘画大量地传入中国,使中国画家很快掌握了人物比例和动态表现技法,特别是西域式的晕染法,通过细腻的色彩晕染来造成立体感,表现肌肤的细微变化,这样的方法对中国传统绘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魏晋以前的中国绘画,多以线描造型,讲究动势和装饰效果,在表现人体比例方面还没有形成有规律的方法。南北朝时代,中国的人物画艺术得到长足的发展。以佛画着名的张僧繇借鉴了印度传来的晕染法,当时称为“凹凸法”或“天竺遗法”,在寺院壁画中取得很好的效果,深受人们的

赞赏。除了直接学习和借鉴外来绘画技法的画家外,大部分中国画家不可避免地受到印度以及西域绘画艺术的影响,从人物形象塑造到绘画技巧,这一时期的绘画都发生了不同以往的深刻变化。这在流传至今的敦煌十六国北朝壁画中有体现,顾恺之《洛神赋图》（宋摹本）、《列女传图》（宋摹本）、《女史箴图》（唐摹本）,杨子华《北齐校书图》（宋摹本）以及近年发掘出土的北齐娄睿墓壁画、北齐徐显秀墓壁画、北魏司马金龙墓木版漆画、北齐湾漳大墓壁画、隋代虞弘墓石雕和南朝模印砖画《竹林七贤》上都能清晰看到。这种变化表现为:

(1)中国早期绘画,无论是战国帛画,汉代墓室壁画,魏晋彩画砖,背景皆留白,很少涂色,而北朝壁画皆涂满背景,空间由无限空灵变得具本实在。

(2)魏晋以前的中国早期绘画,人物造型简略,以线条为主要表现手段,也有少量色彩晕染但居于附属地位,而南北朝绘画重视人物的结构比例关系,重视人物的立体表现,充分运用西域传来的晕染法。

(3)中国早期绘画强调动态、气势,人物形象更近于符号,气韵生动而实体感弱,南北朝绘画强调形体的体积和光影,形体起伏明确,结实厚重,准确生动,人物的现实感、真实感强烈,栩栩如生。

(4)中国早期绘画画面整体气氛飞扬流动,具有极强的动感,而北朝壁画沉稳、厚重,有很强的体量感。

(5)中国早期绘画多为横向展开的连续画面,单幅画采取不同物象的空间并置,北朝壁画则对大场面组织有序,同一空间众多人物的合理组织是前所未有的。佛教雕塑对当时雕塑的影响

中国雕塑在未受佛教雕塑影响以前,已经有长期的历史,在商周时代就以民族独创的风格达到很高的成就。殷墟发掘出来的白色大理石鸟兽雕刻,造型古拙,通体线刻花纹,图案匀称典丽。不过魏晋以前的雕刻,除西汉霍去病墓的一组石雕动物外,现在发现的大都是小型的,体量不大。表现题材较窄,除墓葬俑像以外,仅仅局限在日常器物和建筑物的装饰上,即使有极少数的圆雕,也是以兽类

为多。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关佛教雕塑的题材制作,其内容和形式,可谓包罗万象。即就人像来说,由佛到人,由皇帝贵族到普通百姓;雕塑形式由圆雕到浮雕、线刻,由铜铸像到石造像或泥塑,可以说包括了雕塑的一切表现手段。

佛教是“以像设教”的,雕塑是佛教艺术的主要表现形式（犍陀罗艺术、马图拉艺术、笈多艺术、巴米扬艺术的主要作品都是雕塑）,所以它进入中国后极大地促进了中国雕刻艺术的发展。敦煌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等,都开凿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当时很多石窟的开凿都是政府行为,是倾举国之力进行的,仅龙门石窟宾阳洞即用工80多万个,上自皇室贵族,下到普通工匠,都怀着虔敬的心情从事这项工作。

佛教形象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最初的雕像具有明显的印度犍陀罗艺术风格的烙印,衣饰贴体,衣纹紧密有力,面部呈椭圆,宽额、高鼻、长眉、丰颐,严肃庄重,隐隐约约可以看出希腊人的影子来。北魏中期以后,佛像雕塑已经非常中国化了。人物形象主要是汉人形象,人物表情也不再是那种生硬的呆板的神态,而是生动传神,更多地以生活中的人的形象和现实生活场景来表现佛的形象和佛教世界的生活。这种转变即是佛教思想适应中国文化传统,与儒道文化融合的产物,更是佛教传播过程的发展需要,一种外来宗教要使当地人信服,必须要采取当地人熟悉的乐于接受的方式进行宣传。如菩萨的形象,在马图拉艺术中她是妖冶、性感的女药叉,在犍陀罗艺术中他是睿智沉思的修行者,而到了中国,为了使信众乐于接受,富有艺术才能的古代匠师们把菩萨塑造成端庄的少妇、美丽的少女等和蔼可亲的形象。

在表现技法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雕塑,是继承着前代的传统而又有新的创造。特别突出的成就是浮雕,它已从汉代常见的接近于平面的线刻平雕形式,发展为完整而丰美的浮雕（包括浅浮雕与高浮雕）。这在中国雕塑发展史上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而且这些浮雕和圆雕、线刻往往在同一作品中交替运用,用来共同表现主题,使主题达到鲜明的效果。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雕塑极大地拓宽了中国早期雕塑的表现领域,在创作题

材、材料运用、表现形式和造像规模方面,为后世创立了典范,奠定了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在当时那个追求信仰的时代,雕塑作品把神性信仰与鲜活的现实生活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即有神性的崇高和超越,又有世俗生活的纯朴与温馨。这正是魏晋南北朝佛教雕塑的感人之所在,无论是规模还是水平,这一时期的雕塑都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峰。

对佛教美术的吸收融合,是中国美术学习汲取外来文化的成功范例,中国美术对佛教美术的吸收,始终是主动地接纳——改造——融合的过程,是充满自信的拿来主义,而不是被动接受全盘梵化。它极大地扩展了中国美术的表现空间,丰富了中国美术的造型语言,促进了中国美术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参考文献】: [1] 吴焯:《佛教东传与中国佛教艺术》,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2] 宿白:《凉州石窟遗址和凉州模式》,《考古学报》,1986年第4期。[3] 马利怀:《中国的佛教雕塑与绘画》,大象出版社,2000年版。[4] 常任侠:《东方美术丛说》（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5] 王子云:《中国雕塑艺术史》,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

第五篇：论佛教思想对苏轼杭州时期诗歌的影响

论佛教思想对苏轼杭州时期诗歌的影响

2011-5-20 08:45 |作者: 杨晓玲|来自: 佛缘网站 论佛教思想对苏轼杭州时期诗歌的影响

杨晓玲

摘 要：由独尊儒术走向三教鼎力，这是北宋以来学术思想的一般趋势，这种趋势为佛教这个原本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的舶来品提供了发展的土壤，而苏轼在杭州时期的佛教思想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并且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

关键词：佛教思想苏轼 杭州时期 诗歌

从小就“奋厉有当世志”的苏轼在一般人眼里是一个积极进取的儒家形象，殊不知他任杭州通判时，佛教的思想在其脑海里膨胀，使得他这一时期的作品深深地打上了佛教思想的烙印。那么，为什么杭州时期的苏轼从信奉儒家思想突然转变为佛教思想了呢？佛教思想又是如何影响他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的呢？下面就针对这两个问题进行深入地探讨：

一

许多文人在受到严重打击排挤后就会以佛教思想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在古代文学的发展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有“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的白居易，有“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的王维，当然也有“只有弥勒为同龛”的苏轼。

苏轼从小接受正统儒家“经时济世”的政治理想的教育，刚成年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企图通过“学而优则仕”的途径为百姓谋福利，但是走入仕途后的苏轼看到的是社会的黑暗、官场的倾轧。以神宗皇帝为首的北宋统治者推行政治革新，企图改变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但是在苏轼的眼里，这些新法存在着许多弊病。王安石主张理财以扩大国库收入，苏轼主张“节用以廉取”，这就与朝廷的主流思想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正直刚烈的苏轼不愿与革新派同流合污，无奈之下请求外任，任杭州通判。这次的经历对苏轼的打击是很大的，初出茅庐想要大展拳脚，残酷的现实给了他当头一棒，从众星吹捧到万夫所指的这种经历让他彻底绝望，故整个杭州时期的诗歌都充满着一种企图“离苦得乐”的佛教思想，他想要借佛教思想发泄内心积郁已久的苦闷。佛教主张人们脱离苦海、寻求快乐，这些思想都迎合了苏轼这一时期的心理状态，故而这一时期的他创作了大量的富有浓重佛教思想的诗歌。

二

苏轼在杭州时期创作了许多描写寺庙景色以及与僧侣交往的诗篇。

首先，佛教思想主张人们“离苦得乐”。佛教的基本教义中有四谛说，即苦谛、集谛、灭谛和道谛，其中的灭谛就是强调人们要消灭造成痛苦的原因。苏轼杭州时期的诗歌所流露出来的归隐田园的思想正是受佛教思想的影响，如《游金山寺》中的“有田不归如江水”，再如《自金山放船至焦山》：

金山楼观何耽耽，撞钟击鼓闻淮南。

焦山何有有修竹，采薪汲水僧两三。

云霾浪打人迹绝，时有沙户祈春蚕。

我来金山更留宿，而此不到心怀惭。

同游尽返决独往，赋命穷薄轻江潭。

清晨无风浪自涌，中流歌啸倚半酣。

老僧下山惊客至，迎笑喜作巴人谈。

自言久客忘乡井，只有弥勒为同龛。

困眠得就纸帐暖，饱食未厌山蔬甘。

山林饥卧古亦有，无田不退宁非贪。

展禽虽未三见黜，叔夜自知七不堪。

行当投劾谢簪组，为我佳处留茅庵。

诗人在情绪低沉时独游焦山，遇山中僧人，触发归隐之心，并运用“展禽”、“叔夜”二人的典故来坚定自己归隐的决心。这种超越尘世纷扰、不受世俗羁绊、淡泊名利、远离官场的佛教思想正与苏轼游焦山时的心境不谋而合。又如《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其五：

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

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

五首绝句当中前四首都有“乱石穿空，惊涛拍岸”的磅礴气势，唯独这一首格调低沉且含退隐情怀，让人不觉心生辛酸之情。表达归隐之情的还有《佛日山荣长老方丈》：

陶令思归久未成，远公不出但闻名。

山中只有苍髯叟，数里萧萧管送迎。

千株玉槊搀云立，一穗珠旒落镜寒。

何处霜眉碧眼客，结为三友冷相看。东麓云根露角牙，细泉幽咽走金沙。

不堪土肉埋山骨，未放苍龙浴渥洼。

食罢茶瓯未要深，清风一榻抵千金。

腹摇鼻息庭花落，还尽平生未足心。

日射回廊午枕明，水沉销尽碧烟横。

山人睡觉无人见，只有飞蚊绕鬓鸣。

此诗中苏轼以陶渊明自况，希望像他一样隐居田园，不为五斗米而腰。苏轼热爱“千株玉槊搀云立，一穗珠旒落镜寒”般怡然自得的自然环境，并且向往“山人睡觉无人见，只有飞蚊绕鬓鸣”的悠然生活。这种思想深受佛教的影响。

其次，佛教崇尚心性纯净，以无念为宗，物我相忘，身心皆空，这种观念影响了苏轼在杭州时期的诗歌创作。他笔下的景物格外清澈淡然，犹如“水清石出鱼可数”那么清新怡然；他笔下的人物都能够随遇而安、安贫乐道，正如“纸窗竹屋深自暖，拥褐坐睡依团蒲”的惠勤、惠思。体现苏诗意境奇丽幽远的还有《夜泛西湖五绝》其一：

菰蒲无边水茫茫，荷花夜开风露香。

渐见灯明出远寺，更待月黑看湖光。

这首诗描写西湖幽远的夜景，被陈衍评为“末句未有人说过”（《宋诗精华录》卷二），可见其写景的独特性。

又如《梵天寺见僧守诠小诗，清婉可爱，次韵》：

但闻烟外钟，不见烟中寺。

幽人行未已，草露湿芒屦。

惟应山头月，夜夜照来去。

这首诗描写了梵天寺秋夜幽深清远的境界，此时王安石等人正雷厉风行地推行政治革新，而苏轼在佛教思想的影响下摆脱外界的纷繁吵杂，幽静古朴的寺庙正是他这一时期所一心向往的地方。謦音缭绕、古松苍劲的寺庙与官场的尔虞我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再如《游道场山何山》：

道场山顶何山麓，上彻云峰下幽谷。我従山水窟中来，尚爱此山看不足。

陂湖行尽白漫漫，青山忽作龙蛇盘。

山高无风松自响，误认石齿号惊湍。

山僧不放山泉出，屋底清池照瑶席。

阶前合抱香入云，月里仙人亲手植。

出山回望翠云鬟，碧瓦朱栏缥缈间。

白水田头问行路，小溪深处是何山。

高人读书夜达旦，至今山鹤鸣夜半。

我今废学不归山，山中对酒空三叹。

从“阶前合抱香入云”到“碧瓦朱栏缥缈间”，描写道场山的幽远环境，犹如仙境，令人向往。只有心灵澄澈的人才能达到如此境界。

苏轼笔下的人物能安贫乐道、及时行乐，北山清顺僧人能“拾薪煮药”、“扫地焚香”、“洗足关门听雨眠”；於潜县令能“来往溪水间，上友麋鹿下凫鹥”；更有“曷不劝公勤秉烛，老来光景似奔轮”直接在诗中揭示了及时行乐的情怀。而“幽人起朱阁，空洞无一物”则是他这一时期的心灵写照。

最后，佛教强调普度众生，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王安石等人推行的新法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暴露出许多的缺陷，百姓生活苦不堪言。苏轼担任杭州通判期间，频繁接触下层百姓的生活，故他的诗歌经常表现出对百姓的同情以及对统治者的批判。最为典型的是《雨中游天竺灵感观音院》：

蚕欲老，麦半黄，前山后山雨浪浪。

农夫辍耒女废筐，白衣仙人在高堂。

这首诗暗讽养尊处优的官员毫不关心百姓的生活。勤劳的农民与不劳而获的官吏形成强烈的对比，批判之情溢于言表。

如《吴中田妇叹》：

今年粳稻熟苦迟，庶见霜风来几时。

霜风来时雨如泻，杷头出菌鎌生衣。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

茅苫一月垅上宿，天晴获稻随车归。

汗流肩赪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粞。

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

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

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

当时的江浙一带秋雨成灾，百姓毫无收成，但还必须“卖牛纳税”。这首诗以吴中田妇的悲惨生活映射当时整个社会下层百姓的苦难，具有典型性。“惟有悯农心尚在”（《立秋日祷雨，宿灵隐寺，同周、徐二令》）才能做到“为匹夫匹妇代言”，这也反映了佛教普度众生的思想。

苏轼的一生颠沛流离，漂泊无依，而佛教“离苦得乐”、“宅本无心”的思想为苦难中的苏轼提供了良好的精神寄托，使他能够看穿忧患、因缘自适，在逆境中也能保持旷达的心境。故苏轼杭州时期的诗歌深刻、隽永，历久弥新！

参考文献：

[1]邓绍基.中国古代十大诗人精品全集[M].大连出版社，1997.[2]王启鹏.苏轼文艺美论[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3]王洪.苏东坡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4]林语堂.苏东坡传[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5]刘乃昌.苏轼文学集论[M].济南:齐鲁书社，1982.[6]刘丽娟.论苏轼的佛教思想及其诗词中的般若空意识[J].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杨晓玲 南昌 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330000）

出自: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