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纲要论文

第一篇：近代史纲要论文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

伟大的开端——五四运动

一九一九年爆发的五四运动，犹如响彻云霄的一声春雷，打破了辛亥革命以来的沉闷局面，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出现了高潮。

五四运动的兴起不是偶然的，它有深刻的社会根源。辛亥革命后，外国侵略者，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妄图把中国变成它独占的殖民地；封建军阀为了维持反动统治，极力勾结帝国主义，大量出卖国家主权。内忧外患，日甚一日，民族危机，迫在眉睫。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就是在中国社会基本矛盾日益深化的基础上发生的。五四运动爆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它受到了苏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当时世界革命潮流的影响和推动。

五四运动既是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又是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口号把全国各阶层人民团结和动员起来，为挽救国家的危亡和争取民主自由而战斗。富于敏感的青年学生在运动中起了先锋作用。“六三”以后工人阶级独立地登上政治舞台，成为运动的主力。全国人民的共同斗争，使五四运动的直接目标——惩办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和拒签对德合约，得以实现。从五月四日到六月二十八日的这场政治斗争，就是五四爱国运动。

从一九一五年《青年》杂志创办开始，中国就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随着五四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的分化，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脱颖而出，经过他们的努力，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逐步结合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运动从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条件。

五四运动是一场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对帝国主义、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对封建主义的伟大革命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分水岭，自鸦片战争开始以来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斗争，以五四运动为标志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一.五四运动的酝酿

一九一九年的春天，严重的民族危机笼罩着中国。四月底到五月初，巴黎和会的噩耗频频传来，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日益暴露。中华民族的严重危机，以及由这一场危机引发的五四爱国运动，都是紧紧围绕着日本侵占中国山东及其权益问题发生的。

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割地狂潮”中，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德国借口曹州教案（两名德籍教士在山东曹州巨野县被大刀会众所杀），派舰队攻占了胶州湾。一九一四年七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日本参展的目的，是想趁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欧战，无暇东顾的机会，扩大在中国的侵略。从九月二十六日起，日本伸入山东内地；十一月七日，占领青岛，青岛的军向日本投降。至此，德国在胶州湾和山东的各项权益，全部为日本所取代。日本的侵略胃口很大，它不只是要夺取山东，还要独占全中国。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窃国大盗、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亲自递交了“二十一条”。袁世凯正急于复辟帝制，为了换取日方的支持，早日登基称帝，五月九日，袁世凯表示完全承认日本的要求，并命令外交总长陆徽祥在条约上签字

二.爱国热潮席卷了整个中国

“五四”前夜，中国的内忧外患日益深重，使人之祸迫在眉睫。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全国各地都有一些人开始丢掉企图依靠外力收回国家主权的幻想，痛切感到只有自己奋起反抗，才是挽救危亡的正确道路。五月四日，北京学生提出的“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口号，喊出了当时全国人民的心声；他们焚曹击章的爱国行动，鼓舞了人民的革命热情。因此，五四运动在北京一爆发，就立刻得到各地的积极响应，爱国热潮顿时席卷全国。这场运动的发展速度之快，斗争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及其影响之深，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

三.六三运动

“六三”是五四运动的里程碑，以它为界限把五四运动划分为两个阶段。从“五四”到“六三”，是运动的第一阶段，这时运动的中心在北京，运动的主力是青年学生；从“六三”到六月二十八日拒签“和约”，是运动的第二阶段，这时运动的中心由北京移到上海，工人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成了运动的主力。青年学生和工人阶级是五四运动中的两大主力，他们高昂的爱国呼声构成了五四交响乐的主旋律。运动发展到“六三”以后，工人阶级奏出了这部交响曲的最强音，工、学、商采取了联合行动，把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推到了高潮。

四.从罢免曹、章、陆到拒签“和约”

五四爱国运动充分显示了人民群众的巨大威力。全国各地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特别是“六三”以后工人阶级独立地登上政治舞台，举行了大规模的罢工斗争，使得反动派极为恐惧。北京政府被迫罢免了万夫所指的三个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专使也没有在对德和约上签字，五四爱国运动的直接目标得以实现。

五.改造社会的探索

五四运动，既是爱国运动，又是文化运动，两者相辅相成。文化运动为爱国运动准备了思想条件，爱国运动又推动了文化运动的发展，使原来由资产阶级文化思想领导的旧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转变为由无产阶级文化思想即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从一九一九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到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这两年，是新、旧文化运动的交替时期。当时，在知识

界出现的围绕着关于“改造社会”的热烈探索和争论，就是这种新、旧交替的主要体现。那时，既是一个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群星灿烂，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又是新旧文化思想相互排斥、相互渗透的复杂局面。这种新、旧交替的状况，在“五四”后的第一年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六.走十月革命的路

五四运动一年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并日益同工人运动相结合。与此同时，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中，涌现出一批坚信马克思主义、决心走十月革命道路的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从而导致了一九二一年七月共产党的正式成立。这是五四运动最伟大的历史功绩。

陈独秀和胡适，都是五四时期为社会所公认的思想战线上的民主主义者，都曾被封建卫道者们攻击为“过激党”。如果说，在五四时期的历史条件下，从民主主义的思想出发，而又保留这一思想的某些原则，还可以形成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那么，他们要继续前进，成为共产主义者，就不能再囿于这种状况了。他们所面临的，是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和走十月革命道路的尖锐课题；这同构成民主主义思想的个性解放和天赋人权等基本原则，是直接冲突的。

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在已经出现的一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中，不少人在新的课题面前退缩了，甚至与之对立，背道而驰；能够继续前进，成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只是其中的少数人。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比较重视实际革命斗争，把自己学得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工人运动相结合，同实际斗争相结合，从而使自己在政治思想上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坚定地相信科学社会主义，坚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七.总结

五四运动的经验告诉我们：促成五四运动的社会矛盾最根本的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中国人民如果不从封建主义的旧教条中解放出来，破除一切封建迷信思想，学习资本主义的进步文化，为改造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落后面貌而奋斗，中国就没有自由和独立的希望；无产阶级的科学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是指导中国人民战胜强大敌人，争取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思想武器；为了保持共产主义思想的纯洁性，还要不断地和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作斗争。

五四运动所提供的这些基本经验应该成为我们的宝贵财富，作为今天进行新的长征中的借鉴。

参考文献：

[1] 周策纵 著，周子平等 译，《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1996 [2] 汪士汉，《五四运动简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3] 丁守和，殷叙彝，《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79

第二篇：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

中国近代史纲要

摘要：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探索经历了百余年的探索历程，进程迟缓，本文拟通过对中国近代历史的粗略梳理，简要分析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并分析历史对中国当今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关键词：鸦片战争；洋务运动；辛亥革命；以史为鉴

中国近代史以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作为开端，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仍处于“威加四方，万邦慑服”的天朝大国的幻想中，但很快这种幻想就被列强的炮火轰碎，中国被列强用铁甲舰拖进了世界舞台之中。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根本目的是打开中国的市场，其实质是对中国的一场侵略，但从客观上来说，中国打开国门与世界交流并逐渐融入其中乃至在国际舞台上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与鸦片战争不无关系。鸦片战争不仅仅是一场关于鸦片贸易的战争，更是两种不同不同文明的撞击，甚至是中国开始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契机。

自清朝初期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但这强盛国势，从乾隆末年就呈现出江河日下之势，封建制度已严重阻碍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在鸦片战争之前，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占据着中国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思想上，吏治败坏，封建专制达到了顶点，清政府用四书五经束缚人们的思想，对评议时政者进行残酷镇压。对外，清政府长期实施闭关锁国政策，严重阻碍中国的对外贸易和政治、经济的发展。同时，清政府内部也是一团散沙，国防空虚，军备废弛。

随着清朝统治的日益腐败，国内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中国的封建社会走到了尽头，而与此同时，西方的工业化进程却在迅速发展。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英国率先开始了工业革命。由于各国工业的发展，其工业产量急剧上升，“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世界各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蒸蒸日上，列强为了扩大商品市场，争夺原料产地，加紧了征服殖民地的活动，而古老的中国幅员辽阔，成为了他们狩猎的对象。简言之，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使其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鸦片战争加剧了中国人民的苦难，但同时也使中国由闭塞走向开放。不仅如此，鸦片战争还加速了社会内部的改革，先进的知识分子兴起向西方学习的思潮，西学东渐局面逐渐形成。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运动开始兴起。前期，清廷官员提出“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口号，在全国开展工业运动，后期又以“求富”为口号增加民用工业部门。在两次鸦片战争失利后，请听为解决内忧外患，形成了“顽固派”与“洋务派”两大阵营，其中洋务派官员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工业技术和商业模式，利用官商合办等模式发展近代工业以增强国力，维护统治。虽然洋务派在学习西方文化时仍不够大胆甚至有所抵制，但与顽固派相比，他们对中国近代化进程无疑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他们迈出了近代官方对外文化交流的第一步，其意义在于其引进的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帮助了中国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时其培养的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也引发了中国的文化结构的变化，可以说，正是洋务运动时期对外来文化的接纳和吸收，才导致了旧知识分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思想的萌发。虽然洋务运动最后不了了之，但其深刻揭示了在旧制度和旧思想下要依靠自身发展现代化产业是无法达到“自强求富”这一美好愿望的事实。政治上的失利也让国内的有识之士认识到，要想富国强民，必须从政治体制上下手，否则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了学习西方君主立宪制度，并第一次把西方政治主张同救亡图存的实践结合起来，发动了维新变法运动，试图对旧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行改革，是中国政治近代化的一次尝试。它的失败让广大的爱国人士意识到，清廷是不会接受西方先进的制度的，要想救亡图存，就必须推翻清王朝的统治。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宣告了清王朝统治的灭亡，从此结束了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古老的中国开始了历史的新纪元。这次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改革之一，它不再是以往那种循环式的封建王朝的改朝换代，而是在世界的东方升起了第一面民主共和的旗帜。

“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奴隶之性质，诛绝五百万有奇被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惊数千年之睡狮而起舞，是在革命，是在独立„„中华共和国万岁！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邹容《革命军》）蒙昧的国人中有部分志士渐渐觉醒，他们不再满足于换汤不换药似的朝代更迭，他们追求的，是自由平等、主权在民等真正能够挽救民族危亡的先进思想。

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一直有着不同的议论，笔者认为，过去的认识常常过低。辛亥革命虽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封建势力的问题，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倒，为此后的革命打开了一条道路。辛亥革命在一定意义上是我国近代史上影响最大的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的统治，为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所以说，辛亥革命在一定意义上是成功的。

1937年，日本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经过中国人民的顽强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不懈努力，二战获得了胜利，国共两党通力合作，维护了我国的领土完整，但在治国方针上，国共两党发生分歧，重庆谈判后，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于1946年6月爆发全面内战。三年多的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多次击退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进行了规模空前的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等，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解放了全中国，为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基础。

笔者认为，过去的是历史，但历史并没有过去。历史，以他巨大的惯性连接未来，又以他可贵的经验给后人以借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今日之中国发展蒸蒸日上，但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仍然不能忘记近代中国的屈辱。日军的侵华行为给我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痛，但在社会变化的过程中，抗战最宝贵的精髓信念——自强奋进、团结民主、逆境求胜、和平博爱等，对今天的人们同样具有巨大的感召与秉承意义。事实上，如果把物质作为生存的基础，信念才是人类的灵魂。如果一个国家失去灵魂，无异于行尸走肉，同样的，一个国家如果失去了灵魂，不仅会丧失凝聚力，还会失去前进的方向。

爱国主义从来都不是夸夸空谈，无论在任何时代，实力才是硬道理。当今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面临着社会进步、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挑战。将满腔热情化作牢固的发展信念，将对现实的不满足化作对奋进努力的原动力，让有限的人力物力发挥无限的社会价值，真正从自己做起，这才是爱国情怀的最正确的表达，也是抗战精神在当代的应有体现。

我们的同胞中，对战败之耻的了解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一个民族，若是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实际上也就丧失了民族的记忆功能。失去了记忆的民族是可怕的，他会在当今风云变幻的世界潮流中迷失方向，随波逐流，更会不断重复自己的错误。“历史的灾难无不以历史的巨大进步来补偿。”只有揭露侵略者的罪恶，叩问冷漠者的良知，历史才能真正发挥出它的真正效用。对历史不断触摸和反思的过程，就是文化沉淀的过程。历史是永不间断的长流，人们真正经历的只是其中的一段。司马迁说“述往事，思来者”，历史可以随时摄取、揣摩乃至反刍，这对人类的现在、未来的发展不无益处。叩问历史，掩卷太息，这种情怀不仅仅是简单的怀旧，更多的是对过往的反思。

时间的流逝有可能会磨灭很多记忆，但这些往事将永远警醒人们。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描述与记录，回忆与解读，是人类不会放弃也不能放弃的权利。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是人类前进的行囊，虽然沉重，但却必不可少。

参考书目：孙立平，《中国近代史现代化努力失败原因的动态分析》，（《学习与探索》，1991）

布莱克，《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 王开玺《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0.6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

龚淑铎主编《中国通史》第十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一版

朱维铮《重读鸦片战争》

1999年3月

第三篇：近代史纲要论文

论家乡人物与近代史之关系

学号：1152692 姓名：程冉

我的家乡在祖国的西南隅，即美丽的彩云之南。有人说，这是荒蛮之地，有人说，这里住着野蛮的名族。但在这片红土地上的确涌现出许多文人志士，抑或是将领之才。而在旧中国和新中国轮换的时候，这里的救国英雄也表现出中华儿女忧国忧民之情节，为祖国贡献一己之力，在中国近代史中留下他们独特的足迹。作为近代影响人物，不得不说的就是龙云。

龙云（1884年—1962年），字志舟，彝族人。他1948年加入民革，历任民革第二届中央委员，第三届中央副主席，第四届中央常委。龙云先后主政云南17年。期间，他努力革新，支持民主运动，坚持抗日，使云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建设都取得了重大进步，被誉为“民主堡垒”，在中国近代为巩固边防做出一定贡献。

龙云曾担任中华民国大陆时期国民党滇军高级将领，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云南省国民政府主席，云南陆军讲武堂校长。彝族人，彝名纳吉乌萨。龙云早年参加过反清斗争，1911年加入滇军，1914年于云南陆军讲武学堂第四期骑兵科毕业后，入云南都督唐继尧部，为唐所赏识，被唐继尧从下级军官逐步提拔为侍卫队长。1927年龙云与胡若愚等策动“二•六政变”迫使唐继尧下台，投向广州国民政府，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军长，之后在与胡若愚争夺云南统治权的斗争中获胜，1928年被蒋介石任命为云南省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十三路军总指挥等职。1929年秋统一云南。1933年出兵助蒋镇压福建人民政府。至1945年，共主政云南18年之久，被称为“云南王”。

抗日战争期间，云南地处后方，但龙云先后派遣滇军20多万赴抗战前线，参加了包括“台儿庄战役”等二十多次战役，伤亡10多万，为抗战胜利作出巨大贡献。1948年12月，在陈纳德等人帮助下，龙云从南京出走香港，脱离蒋介石的控制。不久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1949年8月13日，龙云与黄绍竑、刘斐等44位国民党同仁在香港发表《我们对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声明，正式宣布起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950年1月3日从香港赴北京，加入共产党的新政府，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等职。1956年曾出访苏联、罗马尼亚、捷克、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1962年在6月27日因急性心肌梗塞在北京去世，享年78岁。

虽说中国近代大多数是沿海巨变，沧海桑田，工业社会影响下的东部沿海地区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作为中国较落后的几个省份也开始有所作为，在龙云执政期间，云南的明主，明权体制大为改善，为解放人们的思想，为今后云南的政治经济发展和思想文化的演进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近代史上为中国抗击外敌侵略和保全祖国的完整性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为边疆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新中国成立后为祖国的建设又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可以说，中国近代内忧外患的国情产生出了这样一批特殊的人，他们在不起眼的地方做出了了不起的事业，作为一个当代大学生，和一个云南同乡，我为这种精神和作为感到自豪。

第二个要说的便是近代文人李根源老先生。

李根源生于1879年，字印泉，又字养溪、雪生，号曲石，别署高黎贡山人，生于云南腾冲。光绪二十四年李根源中秀才，二十九年入昆明高等学堂。次年留学日本，学习陆军军事，先后毕业于振武学堂与士官学校。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加入同盟会，次年春任云南留日学生同乡会会长，《云南杂志》社经理。宣统元年(1909年)回国，任云南讲武堂监督兼步兵科教官，旋升总办。武昌起义后，与蔡锷等发动新军响应，成立大汉军政府，任军政总长兼参议院院长，继任云南陆军第二师师长兼国民军总统。后参加“二次革命”，反袁世凯称帝活动和“护法”斗争等革命运动。

1923年，因反对曹锟贿选总统，李根源退出政坛，隐居吴中。“吴淞战事”起，与张仲仁等抚伤救民，收敛大批阵亡将士遗骸，葬于藏书五峰山与马岗山。1926年春夏时，游遍横山、尧峰、皋峰、穹窿、邓尉、天池、渔洋、支硎、天平、灵岩、阳山诸山，《吴县志》书影摩崖题刻访古探幽，历时3月，撰成《吴郡西山访古记》一书。1931年，担任《吴县志》总纂，并撰冢墓、金石卷。同时，担任吴中保墓会会长，还创办“善人桥农村改进会”、阙茔小学、成人学校，凿井筑路，绿化山岭，深为乡民称颂。1936年，为营救“七君子”而奔走。抗日战争爆发后，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与张仲仁等倡议组织老子军。不久离苏去内地。

从1932年到1945年，李根源曾先后4次为英勇牺牲的抗日将士建造英雄冢，披麻送国殇。“霜冷灵岩路，披麻送国殇。万人争负土，烈骨满山香。”这是李根源在1932年写的一首题为《奉安东战场阵亡将士忠骸》的五绝。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1965年病逝于北京，骨灰安葬于藏书小王山。今小王山辟有李根源纪念馆。遗著有《曲石文录》《曲石诗录》《雪生年录》等。

李根源访记下的史料切实可靠，他从不轻信原有资料的记载与群众的口述，而是注重身临其境，亲自观察。有些地方，他一访再访，力争把事情弄清为止。这是他一贯的态度，例如，他绘制的《滇西兵要界务图》126幅及图说两卷，就是深入英军驻地险境后才写成的实况纪录，为1960年解决中缅边界问题提供了确凿可靠的史料根据。他为中国近代边境考古事业的发展也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在文化层面上推动了中国的边境事业的发展。

在中国的近代，云南还涌现出了许多的仁人志士，如为中国教育添砖加瓦的楚图南先生：

楚图南先生生于1899年，他6岁丧母，14岁离开文山，辗转到昆明。15岁时，考入昆明私立联合中学。1919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校期间，楚图南就在校办的《史地丛刊》《教育新刊》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内容涉及了美学、心理学、教育学、民族学等。当时正值“五·四”运动时期，楚图南有机会读到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的文章，并直接接触了李大钊。以后，就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办起了《劳动文化》小报，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熏陶。楚图南是由云南考入的官费生，按规定毕业后必须回到云南敬恭桑梓。1923年的秋天，他带着李大钊先生“一要尽可能多地接触学生，多组织读书会，阅读进步书刊；二要适当地宣传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的胜利，为建立党团组织准备条件”的嘱托，回到了阔别4年的昆明，并在省立一中任教。楚图南以其博学多识，使许多学生后来成了名人、大家。一位从香港回到昆明，考插班生进省一中的李生萱同学，就是楚图南的得意弟子。在楚老的教诲下，李生萱成了著名哲学家。

当年的李生萱，就是我们今天早已熟知的哲学家艾思奇。

1926年春，在李大钊的指导下，楚图南从云南又到了北京，迅即转到哈尔滨，先后在哈尔滨三中、六中、省立女中、吉林六中等中学及长春二师等校任教。这年春天，楚图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9年，楚图南受党组织的指派，先后到山东泰安省立第三中学、曲阜山东省立第二师范、济南省立第一中学任教。楚图南经常给自己的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讲解鲁迅诗文和柯仲平诗歌，给学生以革命的启蒙，培养同学们努力思考社会问题的兴趣和能力。在他的引导下，柯仲平长诗《风火山》的“一个朋友下监牢，千个朋友杀火冒！一个朋友枪决了，万个朋友滴血誓战刀”之类悲壮、慷慨的诗句深深打动了青年的心，鼓舞青年学生的革命斗志。

1935年春天，楚图南到达上海，改名楚曾，进入暨南大学史地系任教。1936年至1941年，楚图南进行了大量的翻译工作，并将他翻译的德国陀劳尔、德米尔、贝赫尔，俄国的莱蒙托夫、尼克拉索夫，美国的惠特曼、匈牙利的沙罗西、欧特瓦士等进步诗人的16首诗作结集为《枫叶集》。1944年由昆明北门出版社出版。“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楚图南从上海回到云南。整整抗战八年，楚图南始终以云南大学教授的公开身份，积极投身于昆明的抗日救亡运动,成为云南省民盟的重要领导人和云南文化教育界抗日救亡活动以及昆明民主运动的重要组织者、领导者之一。云大给楚图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93岁时，楚图南还题书赠与云大附中同学“读好书，交好友，行远路，做大事”。

楚图南老先生为中国近代的文化发展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那个混乱的年代，他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在为中国的发展中，引进了许多先进的思想，他用自己的知识保卫了祖国。

如果说近代史中有哪个云南人能让全国人民记住的话，那这个人就是聂耳。聂耳是中国红色革命的先驱，为中国共产党的艺术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最突出的，便是《创作义勇军进行曲》，也就是今天的国歌。

聂耳是天才的音乐家，又是革命者。恰恰因为后者，才能出现前者辉煌“文以载道，诗以言志，乐乃心声”。聂耳本人乃至他那些激越高昂的不朽作品，都是那个特定的民族危亡时代所造就。那些铿锵有力的音符，也都是当时环境下人民的心声。日本侵华和国内抗日群众运动的风雨，在他心中激起澎湃的心潮，音乐与革命从此结合到一起。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的十天后，即2月7日，在外面隆隆炮声可闻、难民在街上到处流离奔走哭喊的环境中，聂耳在日记中首次提出“怎样去做革命的音乐”。聂耳是一个天才的音乐家，又是一个革命者，而且恰恰因为后者，才能出现前者的辉煌。《义勇军进行曲》在银幕上首次响起时，不幸正逢聂耳去世，但这支歌作为民族革命的号角响彻了中华大地，还享誉全球。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英、美、印等许多国家电台经常播放此歌。战争结束前夕，美国国务院还批准将其列入《盟军胜利凯旋之歌》中。新中国成立前夕征集国歌时，周恩来就提出用这首歌，并在新政协会上一致通过。在1949年的开国大典和此后每年的国庆节，聂耳谱出的乐章都雄壮地奏响，这足以告慰亡逝于异国的英灵。

在中国近代曲折的道路中从云南走出的革命者和救国者不胜枚举。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人，名族情结在那个年代绽放，集结了所有的中华儿女为祖国献出了自己的一生。在祖国的西南角，也有那么一群人，他们影响着中国近代的走向，他们在那段历史中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感到自豪，作为云南人，我同样为他们骄傲。

第四篇：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

我眼中的近代史纲要：

《中国近代史纲要》主要讲授中国近代以来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反动统治、实现人民解放的历史。其主要目的是帮助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如何把“80后”大学生的思想带回到近代，让他们从历史中有所感悟，接受先进思想，激发爱国之情，成了任课教师肩上的重任。

通过对《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学习，我更加深刻了认识了中国近代的这段血写的屈辱和抗争史。这是一段有关民主生死存亡的整容抗争岁月，无数的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为了中华民族的自强和复兴做出了艰辛的努力和巨大的牺牲，我们应该牢记历史，牢记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通过对中国近代史的学习，我也明白了今天幸福生活得来之不易，所以我们要倍加珍惜，珍惜历史的人民的选择。关于建党90周年：

首先，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是历史和人民的必然选择，中国要独立和自强就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人民的选择和历史的必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选择的符合国情的唯一正确道路，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唯一正确道路。

从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人民进行了近80年的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其中包括太平天国革命、洋务运动、义和团运动、戊戌维新等，这些斗争不同程度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但最终都失败了。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但辛亥革命没有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进行到底，最终以同旧势力妥协而告终。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给人们以重要的启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都不能领导革命取得最终胜利，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必须有新的阶级领导和新的思想指导。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迅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来考察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两者走向结合的初步实践，表明建立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已经具备，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他与以往任何政党不同，一开始便旗帜鲜明地表示自己是中国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也是中国广大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的代表。他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在长期斗争的实践中找到了使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并且把被外国列强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团结在一起，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由此可见，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的领导，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道路是中国的必然出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都是与其历史发展走向密切相关的，都有其历史决定性。

如今拥有中国共产党已经拥有7000多万名党员的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在总结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我们党提出了适应新的时代要求的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把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落实到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上来，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重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努力解决城乡困难群众的基本问题上来。

面对新世纪、新阶段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站在时代和战略高度，把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之一鲜明地提出来，自觉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是与时俱进的先进的政党。

由此可见，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无论是农民阶级自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还是资产阶级建立西方式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努力,都无法实现中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对近代中国出路的早期探索都没有结合中国国情,因为近代对中国出路的探索都是想把中国发展成为英国式的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制国家,而没有考虑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是走不通资本主义路线的,所以注定要失败.在1919年五四运动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这个时期，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同外过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后来又有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农民仍然是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主力，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新的社会力量发展了起来；而工人阶级则代替资产阶级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历史经验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绝大多数人，经过实践的教育，确认了中国共产党关于通过建立人民共和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的确定性；认识到只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有效地发挥积极作用，才有光明的前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中国这种崭新的政党制度的确立，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意愿。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是由于有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曲折的斗争，推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上完成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任务，从而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创造了前提，开辟了道路。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创建，标志着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这个历史任务的基本完成，这就为中国人民集中力量进行建设，以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创造了前提，开辟了道路。

历史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武装下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目标才能够真正实现.通过学习中国近代仁人志士对国家出路的探索，我深刻地了解了国情，坚定了信念：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了国家富强做出了不朽的牺牲，使我深感肩负的重任。当代社会要求我们有开阔的眼界和博大的胸襟，又要求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不迷惘，不惶惑。这就要求我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便是这个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相信年轻的我们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通过不断完善自己，一定能能够肩负起历史赋予振兴中华的神圣使命。

近代史有感：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当磨洗认前朝。”这一首咏史诗，或许很多人在谈到中国近代史的时候都会用一杜牧的这首《赤壁》来抒发对国家兴亡的感慨。也不免俗的套用一下，让它带领我们看看近代中国翻天覆地的时光。

近代史的开端1840正是大清帝国中后期，长期的闭关锁国和居功自傲，是帝国的统治者处于“天朝大国”美妙梦境中，将其它国家的人称为“番”或者是“夷”这种带有歧视性的字词。不接受他们的技术，不允许他们的通商，一切的一切，都只是当朝统治者心中虚幻的泡沫而已。岂不知，当我们都沉睡在东方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的时候，与我们处于地球向对面的英国，进行了他们的工业革命，为他们“日不落”的黑暗意图做足了充足的准备；而处于清帝国的背面的罗宋国的沙皇的改革和与我们隔海相望的大和的明治维新都取得了十分古大的成果。随着野心和掠夺的需要，以不列颠为主的国家将他们罪恶的贸易伸向了古老的中国。虽然政府几次三番的颁布过禁烟令，可是在缺少科学和文化的中华土地上，鸦片贸易在清朝横行霸道，削弱了中国人的意志和文明，懒惰，好逸恶劳等等恶习出现在了一勤劳著称的中华领土上。有外国人称中国是沉睡的东方之狮，那些愚昧的中国人还开心的认为这个评价很好，因为他们觉得，因为是沉睡的，那么终有一天他将觉醒，然而，他们却殊不知，这个概念的出现来源于罗宋的杂技表演，驯兽师为了让凶暴的狮子不具有威胁性，将喂了鸦片的肉喂给狮子食用，这样平日威风凛凛的狮子也只有沦为阶下囚。英国鸦片贸易这样的意图令人心惊。当虎门销烟的硝烟还在空中盘旋，1884年，英国用炮火轰开了封闭的国门，洋人的热兵器在对抗清朝传统的冷兵器是就如同戳破一个纸娃娃一样的简单，最终的结果是以清政府签订了第一个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从此如大家所熟识的一样，中国有一个封建国家成为了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从此这个历史上的天朝大国的天空变得黑暗，开始在风雨中飘摇零落。特别是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这一历史事件，至今人染令我扼腕痛惜。之后一个接一个的战争，和赔款割地使清廷日渐衰弱，虽然一些拥有一定见地和知识的官僚和资产阶级开展了戊戌变法和洋务运动，为整个腐朽的中华大地带来了一丝清冽的微风，但是由于清政府已经沉疴已久，无论是在那个方面，这一阵清风丝毫挽救不了中国的病痛。这时中华大地上出现了点点新光，那时一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他带领革命党人成立了同盟会，发动了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封建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由于革命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成果。辛亥革命最终没能让中国脱离困境。在1921年，这一个可以称得上是划时代的一年里，五四

运动的热情点燃了星星之火——中国共产党人的诞生。这燎原之火点燃了华夏大地的热情和生命，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之下，风雨飘摇了许久的中国人终于看到了希望的光芒，在经过了艰苦卓越的抗战以及各种各样的考验之后，中国共产党人终于带领了中国走上了一条光明的道路。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终于在经历了这段屈辱的近代历史后可以抬头挺胸的向前迈进了。

对于近代史，我没有太深刻的见解，但是对于近代史的前半部分特别的有感触，每每读到这段时间的历史都会令我扼腕痛惜，沉浸于纷繁复杂的心情中去。

第五篇：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

中国近代不同阶级的救亡运动

——中共诞生之前

【关键词】阶级弱点 开明 救亡图存

探索 开放

引言

近代中国的命运起伏跌宕，从鸦片战争国门被粗暴的打开，中国从政治到经济各方都经受了一次彻底的洗礼。各种不同的思想冲击着刚从封建恶梦中苏醒的人们。在各国列强的不断挑衅下，群情激昂的民众，各阶层的人们都在积极的寻求救国之路，而各阶层却较少的考虑到其方法对于中国国情的适用性，但当时迫于情势，也可以说是病机乱投医。不过有此前车之鉴，中国却慢慢的摸索出了自己的道路。一步步走向了兴盛。

一．

小农思想——太平天国

之所以第一个探讨太平天国，是因为农民在旧中国可谓是绝对的主体。中国作为一个历史上的农业大国，政治经济都是与农业息息相关的。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农民运动，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超过了以前任何一次农民运动。农民土地问题为中心，要求按照平均主义原则重新分配土地，即土地归天父公有，将田地划分九等，由农民平均分耕，所谓“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最终的目标是要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无疑，这种土地改革方案，表达了千百年来生活在苦难之中的广大农民的强烈愿望，是对地主土地所有制的一种大胆否定。虽然这个方案不可能真正实行，但在太平天国运动初期，这种平分土地的主张对许多农民来说确实有很大的吸引力，对动员广大农民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如果说农民的支持是太平天国政权建立初期取得成功的关键，那么，太平天国政权后来的衰亡则与失去农民的支持有关。

在土地政策方面，《天朝田亩制度》的改革方案，虽然对动员广大农民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后来对于农民的吸引力越来越小。对于近代中国的农民来说，没有土地就失去了一切，就不会产生积极的政治热情。太平天国既然不能真正解决农民土地问题，那么也就不能指望农民对它继续支持。事实上，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政权迅速异化，其领导人建立了严格的等级制，规定不同的等级享有不同的特权，从反皇权到迷恋皇权。天王洪秀全成了“独一真神”，为了神化自己，自称“天生真主，命作君主”。整个领导层为“繁华迷惑”，穷奢极欲，愈来愈腐化，完全脱离了广大农民。随着太平天国上层的皇权化，其乡村的基层组织也逐步异化。乡官和乡官制愈来愈不能维护农民的利益，甚至走向农民的对立面，这就极大地动摇了太平天国的政权基础。最后，当面临中外敌人的联合进攻时，太平天国由于再也得不到广大农民的支持，就只能陷于孤立无援的绝境。

太平天国失去了农民的支持，其政权在下层就失去了合法性基础。不仅如此，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将农民臵于新的等级统治之下，其上层领导开始全面腐化，甚至因争权夺利而发生严重内讧。政治上平等、经济上平均、一切财产公有等主张，本来是太平天国动员农民起义的激动人心的口号，现在却成了太平天国领导人利用农民、谋取私利、享受特权的幌子。这样，太平天国以一种落后的东西去否定另一种落后的东西；靠农民起家，但又不能真正解决农民问题；从依靠农民到失去农民，最终自身也被农民抛弃。这就是太平天国的悲所在，也是所有农民政权的悲剧所在。

二.“维新”思想——维新变法

在近代中国，与西方保守主义的政治理念较为接近的思想界代表人物，应是梁启超。作为启蒙先驱，梁是自由民权这些西方思想的薪火传播者；戊戌维新失败后，他也曾一度鼓吹革命。后来梁启超实地考察

了美国社会及其民主政治的运作，并将中国社会与民众的现实情状作了比较。梁的这种观点在当时却形成不了主流思想。因为中国的近代化变革是在西方列强的侵略、压迫下，以救国斗争的形式进行的，其自始就带有急促的特点。面对亡国、瓜分的严重威胁，人们恨不得在一天早上就扭转民族的厄运，使国家由弱变强，因而以为只有最彻底最全面最快速的变革才是最好的，用康有为“上书”时的话即“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但实行“全变”的戊戌变法却失败了。接着庚子**，辛丑条约，使民族灾难进一步加剧。尽管后来清政府的维新政策不亚于戊戌年代，甚至宣布预备立宪，可是它已经失去了民心。

三.中体西用—— 洋务运动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洋务运动，风行三十年，掀起了一场“师夷长技”的运动。中央以奕訢为首，地方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为代表；以“自强”、“求富”为口号，其目的 “安内”“御外”为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编练新式陆海军、创办新式军事工业、兴办近代工矿交通电讯企业、设立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等。由于洋务派主张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自强、求富，因而他们引进了大量的工业设备，新的技术及文化、思想等，不可避免地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较大的冲击，促进了中国向近代化的进程。但是弊端体现在首先，洋务派是在极力维护封建制度的前提下来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这根本不可能在国内形成适应近代化工业发展的良好的环境，带有浓厚的封建性。这一点在军事工业中尤为突出，主要表现为：各局厂采取封建衙门式管理体制，不是独立经营的企业单位，成为清政府的一个分支部门。其一，所有权属于清政府，采取封建衙门式管理。其二，就企业的经营目的看，虽打着“求富”的目的，但仍必须满足清政府的特殊需要。这与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是背道而驰的，这样的军事工业、民用企业很难得到充分发展。

从洋务运动所处的国内环境看，封建顽固派盲目排斥一切新事物，并幻想回到闭关自守的时代。他们反对学习外国先进技术，洋务派不得不做出让步，使许多计划难以实施。

从国际看，列强他们想完全控制中国，以便创造他们经济侵略的良好环境，因此不会真正对中国进行技术开放。

因此说由于洋务派本身的弱点，以及当时所处的环境，它不可能真正实现“自强”“求富”的目标，不能独立完成中国近代化的任务。

再次，洋务派创办企业的目的在于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正如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因此，洋务派学习西方只是浮浅的模仿，只是资本主义在封建主义肌体上的嫁接，他们不能也不敢推翻封建体制，所以在维新思想出现后，他们就同顽固派结合起来共同反对新思想。

同时，洋务派在当时由于他们的封建性，不可避免地要抑制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因此说，洋务运动对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阻碍作用。

四．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辛亥革命

以孙中山为首的激进民主派把救国的希望寄于革命，吸引了大批爱国青年。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皇帝。继之军阀们勾结列强又起祸害，内乱外患愈甚。恰在此时，邻国俄罗斯“十月革命”成功，且愿意帮助中国革命，激进民主派中的许多人终于踏上了“以俄为师”之路。尽管马列主义与自由主义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但中国年轻的革命者相信：在实现共产主义的时候，真正民主与自由的社会必然到来。百年中国的政治、思想潮流，其轨迹大致如此。当年梁启超认为改造中国首在“新民”——欲建设民主自由的现代国家，最根本的是要把尚处于愚昧、奴性的民众转变成懂得自身权利与国民义务的新人；而“治愚”首在“疗贫”——欲使民众摆脱愚昧、奴性，最根本的是要解决他们的贫困问题。梁的学生张东荪更直言说先应“使中国人从来未过过人的生活的都得着人的生活”，所以需要切实地发展经济和教育事业。为此，即使国家经历一个阶段的“开明专制”也属必要。可是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搅乱了人们的心态，危机感使得那些热血志士投身“毕其功于一役”的革命，相信“革命能够改变一切”——只有革命政府制定的最彻底的纲领，才能够“根本解决”中国问题，从而真正实现经济和教育事业的大发展。

结语

近代中国不同阶级救亡运动的进行，体现了中国各阶层人民对祖国的热爱，但正确的道路是必须。中国共产党的应运而生给黑暗的中国带来了犹如指路灯塔一般的光亮，虽然共产党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摸索，在错误与失败中徘徊，但最终，还是引领我们走向了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