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爱玲《传奇》中的洋场社会

第一篇：论张爱玲《传奇》中的洋场社会

论张爱玲《传奇》中的洋场社会

赵洁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关键词：张爱玲；洋场；战争叙事；个人立场；都市人性

摘要：近年来相关学者对于张爱玲小说艺术特点分析以及艺术成就研究多，而很少探究她小说中那个光怪陆离的洋场社会。缺乏宏观视野，也就很难看清其小说艺术背后的伦理观念及道德选择等精神世界。笔者以小说集《传奇》为主要载体，回溯张爱玲眼中的沪港洋场，试图探求张爱玲研究的新思路。

On the Metropolitan Westernized social in Zhang Ailing’s legend

Zhao Jie(College of Liberal Arts Hunan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1)Keyd wors: Zhang Ailing;metropolis;narrative of the war;personal stance;Urban humanity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ssociated scholars have done a great deal of research about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and artistic achievement of Zhang Ailing’s novels , but scholars have little research on the bizarre metropolitan westernized social she worte.Due to the lack of macro perspective, it is difficult to see its ethics ideas and moral choice behind the art of fiction.I set the short story collection “Legend” as a main carrier and look back upon Shanghai and Hong Kong in the eyes of Zhang Ailing ,trying to explore new ideas of the research on Zhang Ailing.一，动荡时局下的洋场浮世绘

张爱玲的小说大都是以四十年代旧中国沪港洋场社会为背景。沪港洋场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一个独特横截面，承载着近现代中国历史的某种本质。旧中国的上海和香港这两座城，前者是沦陷区命名为“孤岛”的租界，后者是真正意义上的海岛殖民城市。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诸种矛盾在这里发生最强烈的冲突，旧中国的封建传统文化与西方商

业文明之间的碰撞在上海与香港最早又最为强烈，因而在这里造就了一个五光十色的洋场社会。

《倾城之恋》是《传奇》中对沪港尤其是香港洋场的直接描写最多的一篇。从流苏随徐先生夫妇赴港开始，一扇开向都市化香港的窗就徐徐打开了。“那是个火辣辣的下午，望过去最触目的便是码头上围列着的巨型广告牌，红的、橘红的、粉红的，倒映在绿油油的海水里，一条条，一抹刺激性的犯冲的色素，躐上落下，在水底下厮杀得异常热闹。流苏想着，在这夸张的城里，就是栽个跟斗，怕也比别处痛些，心里不由的七上八下起来。”

巨型广告牌，扎眼的色素，浅水湾饭店，香港舞场里荔枝红的灯光都是典型殖民文化下“香港情调”的一个个剪影。混迹于洋场上的那些是随处可见的阔绰而无聊的人们，和诸如“迎面遇见一群西洋绅士，众星捧月一般簇拥着一个女人。”看似优雅又孟浪地交际，这里的人们所事不过是“上等的调情”。流苏与柳原的所谓“爱情”，也是在“他每天伴着她到处跑，什么都玩到了，电影，广东戏，赌场，格罗士大饭店，思豪酒店，青鸟咖啡馆，印度绸缎庄，九龙的四川菜”中混杂着浓浓的洋场气味。传奇》中浮华如梦的十里洋场实际上是封建大家庭走向颓败没落的过程中, “被抛弃的”旧中国遗老遗少、太太小姐们靡烂腐朽的生活。被赶下历史舞台后的落寞而又不甘寂寞的清朝遗老，被迫抛下优裕的浮华生活，躲进声色犬马的十里洋场，中西文化的朦烂毒汁侵蚀着他们的精神和肉体。在他们身上最古旧最腐朽的封建性与西方文明带来的资本主义性之间的矛盾得到了最大体现。这也是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基本矛盾，渗透在《传奇》的整个艺术世界，由人物的生活情调，趣味，乃至服饰，到精神生活，到婚姻关系。[1] “山腰里这座白房子是流线型的，几何图案式的构造，类似最摩登的电影院。然而屋顶上却盖了一层仿古的碧色琉璃瓦。玻璃窗也是绿的，配上鸡油黄嵌一道窄红边的框。窗上安着雕花铁栅栏，喷上鸡油黄的漆。屋子四周绕着宽绰的走廊，当地铺着红砖，支着巍峨的两三丈高一排白石圆柱，那却是美国南部早期建筑的遗风。从走廊上的玻璃门里进去是客室，里面是立体化的西式布置，但是也有几件雅俗共赏的中国摆设，炉台上陈列着翡翠鼻烟壶与象牙观音像，沙发前围着斑竹小屏风，可是这一点东方色彩的存在，显然是看在外国朋友们的面上。英国人老远的来看看中国，不能不给点中国给他们瞧瞧。但是这里的中国，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荒诞，精巧，滑稽。葛薇龙在玻璃门里瞥见她自己的影子——她自身也是殖民地所特有的东方色彩的一部分，她穿着南英中学的别致的制服，翠蓝竹布衫，长齐膝盖，下面是窄窄的裤脚管，还是满清末年的款式；把女学生打扮得像赛金花模样，那也是香港当局取悦于欧美游客的种种设施之一。然而薇龙和其他的女孩子一样的爱时髦，在竹布衫外面加上一件绒线背心，短背心底下，露出一大截衫子，越发觉得非驴非马。”[2] 《沉香屑 第一炉香》里香港富孀梁太太的府邸和香港中学的制服都是中西文化媾和形成的不伦不类，半洋半土的产物。殖民地所特有的那种生活色彩渲染了这里的全部生活。

“草地上遍植五尺来高福字大灯笼，黄昏时点上了火，影影绰绰的，正像好莱坞拍摄《清宫秘史》时不可少的道具。灯笼里却又歪歪斜斜插了几把海滩上用的遮阳伞，洋气十足，未免有些不伦不类。”

甚至是《桂花蒸 阿小悲秋》中的上海女佣阿小，也“宁可在门边绿粉墙上粘贴着的一只缺了角的小粉镜（本来是个皮包的附属品）里”照一照，“仿着个西洋悍妇的口吻”接主人家电话来获取一点点所谓都市女性的时髦感受。

沪港洋场里的这一群人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商业文明孀合畸变下的怪胎。他们的生活习俗与物质追求上不断向西方靠近，而骨子里却仍然是“顽固的中国人”。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这时代，旧的东西在崩齿，新的在滋长中„„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地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人们“寄住在旧梦里、在旧梦中做

着新的梦 ”。正如梁太太之辈，“一手挽住了时代的巨轮，在她自己的小天地里，留住了清朝末年的淫逸空气，关起门来做小型慈禧太后。”张爱玲笔下的人物都生活在社会与时代的夹缝里，任现实与历史捏造成一个不伦不类的丑娃娃。而当人性的深层心理足够成为一种普遍，它就能外化为整个社会的心理，成为一种社会样态，这就是沪港洋场的最基本真实。

二，个人立场的战争叙事

张爱玲笔下的沪港洋场是一个大时代正在崩溃，新时代还未形成时期的产物，而战争是这个时代“大变革”最为极端的表现，是历史变迁中一种非理性的力量，加速了封建旧中国大厦的倾塌，也更无情地剥落洋场社会耀眼浮夸的外皮，揭示着人性的愚妄。

战争是中国二十世纪前半期的常态，生长于这段时空的张爱玲亲身经历了战火下的离乱岁月：当她以远东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伦敦大学时，却因为战争的关系阴差阳错进入香港大学;作为成绩优异的港大学生，她本来可以被保送到牛津大学，却因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连大学都没有毕业，她也与战争有了零距离接触。惟其战争的影响如此巨大，操纵着芸芸众生的生活和命运，才成为张爱玲创作无法脱离的宏观背景。

然而张爱玲的着眼点是在战争的大背景下对个体生命进行价值追问，也是在历史长河中对人类命运的追问。

“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因为他们虽然不彻底，但究竟是认真的。”“他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3]在她眼中，所谓历史的真正负荷者不是英雄而是凡人，不是纷飞战火而是饮食男女。他们作为历史的当事人，战争更多的是一种整体的时代氛围，内化在俗世生活的骨血里，构建出诸种人生样态。

张爱玲收录在《传奇》中的《再版的话》写道：

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

张爱玲创作要表现的不是战争表面的硝烟，而是把战争作为“惘惘的威胁”，一种动荡不安和死亡意识，在封建性与资本主义性的新旧碰撞中，给予人性深度的心理影响。

《倾城之恋》里香港之战炸开了浅水湾海滩上的铁丝网，“炸断了多少故事的尾巴”，炸跑了文明人的绅士礼节，钱财，地产，又因此向原始的人性回归了几步，换回一点情感的 “真”。香港的陷落成全了白流苏，“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颠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常态下的人生是平庸而无聊的，《封锁》中“有报的看报，没有报的看发票，看章程，看名片。任何印刷物都没有的人，就看街上的市招。他们不能不填满这可怕的空虚---不然，他们的脑子也许会活动起来，思想是一件痛苦的事。”但非常时期里一次简单的封锁，封锁了平庸封锁了生活常态下的思想惰性。让人性得以纾解，人的自然欲望猖狂地释放着，并导致激情的突然迸发，产生越轨的萌想。

在张爱玲独特的历史观中，她没有将战争作为一种罪恶，而是抛开道德评判，完全从个人立场做出历史判断。战争是一种残暴的非理性力量，于国家民族是一场实体的灾难，而于个人的生命价值而言是一个血腥的试炼和机遇，能勾引出人性中光怪陆离的方方面面。

从日常生活书写到人物精神内核塑造再到颓废美学风格的形成，张爱玲的笔锋时时处处浸润在战争的氛围之中，实际上战争只是一个透视人性变迁的“装置”。张爱玲在一个更为广大的视域里，立足都市民间视角对人生和生命进行审视，她将战争作为人们生活中的困境的一种表现，并得以窥见洋场社会里现代人的精神危机: 挣扎与无奈，荒凉和虚无，悲哀与恐惧。[4]

三，新旧思想交媾生出的都市人性

伴随着上海的沦陷和香港的陷落，资本主义文化的冲击来势汹汹，无情击碎“旧中国儿女”的旧梦。新旧思想交媾生出就去的都市人性。《传奇》就像是张爱玲手中的一个放大镜，将藏在战火底下的近代中国最古旧最腐败的封建生活方式与“病丑狂孽”[5]的众生相，在这两座城市一一展露。

张爱玲落在《传奇》扉页的题辞写道：

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

书里的“传奇”故事都发生在作者辗转流离的两座城；书里的“普通人”也无非是她自己生活的世界中的那一群人，带着不同程度的自身命运的投射。张爱玲将他们放在历史的时空中，从他们的家庭关系，伦理道德观念，金钱观念和两性关系的变迁中来审视和考察作为一个“人”在具体历史存在中的渺小和可怜。

小说集《传奇》收录了多少个故事就勾勒了多少个家庭，每一个家庭都或多或少投射着张爱玲自身的家庭生活体验。张爱玲出身于一个典型的破落贵族家庭，父亲是个贵族遗少，受旧社会风气及传统的影响极深，而其母却是一个受西方文化熏染的反叛女子，最终离异。父母婚姻的不幸福，亲子关系的扭曲，和家庭秩序的失衡，都让张爱玲对家庭丧失信心，并将这种对家庭关系，人伦道德，亲情关怀的悲观心理投射在作品中，冷眼地看着她塑造的人物在畸形化家庭中的挣扎与家庭关系的纠葛。

《金锁记》中的姜公馆、《倾城之恋》中的白公馆、《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府邸，《年青的时候》中的潘汝良家。在这些家庭结构中，无一不显露着封建性但又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旧式大家庭。旧时代的沉落,封建文化的衰竭,张爱玲小说中的旧式封建大家族已日渐式微。在这种家族中，家长看似能展示其权威，但已经是虚张声势。这里的“父”几乎全是猥琐、软弱无力、虚张声势而又残暴无比、荒淫可笑，依靠祖上产业过生活的男子，如《花凋》中的郑先生，《金锁记》中的姜季泽，《倾城之恋》中的三爷四爷，《茉莉香片》中的传庆之父等。他们有一种共同的焦虑：父权去势危机。他们被这种无法驱除的危机感所笼罩，带着末世的悲哀和狂热挣扎在日渐衰落的大家庭中。

父权不可逆转地衰落，母亲成为禁闭在角色中的“疯女人”，成了失去母亲面目的“父权”的代言人。与此同时，生活在阴影下的儿女们也失去了他们的儿女性。张爱玲作品中刻画的人物就如她的家庭一样都是不健全的,父母、子女、夫妻各种家庭关系中凸显出各种性格的卑劣和人际关系的迷失,家庭成员的心态不健全、价值观歪曲,贪婪、自私、冷漠、刻薄等人的劣根性一一暴露出来。这个被封建主义的腐朽和现代文明的冲击颠覆了家族，在张爱玲笔下，处在极度颠倒混乱之中。

家庭结构失序，而家庭内部亲人之间所谓的真情、真心、真爱更显不堪，伦理道德观念早已无法支撑家庭关系的延续。《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被姑母收留的原因并非姑侄的血亲关系，而是姑姑意图用侄女的容貌姿色作为招徕男人的资本；《琉璃瓦》中姚先生的每一个女儿的婚姻都是他精心算计的一场买卖；《花凋》中郑先生和郑太太在金钱上互相算计，以至于在小女儿病入膏肓之际双方仍舍不得拿出私房钱给女儿治病；聂传庆仇视憎恨父亲却又不得不在其绝对权威下生存的变态心理，这样的细节在《传奇》中俯拾皆是。畸形化的亲情是伦理道德观念失序的重要表现，是张爱玲对传统母爱神话的解构、对传统父权的无情颠覆，对以家族亲人之间“血亲”关系的否定，是张爱玲在童年时期非健全的家庭中情感需求的不满、父母之爱缺失性体验的映射。

上海和香港本身就是旧中国与世界接轨最近的地方，很快跟上全世界都市化的步伐。

而在都市化的早期，物质文明的渗透力往往比精神文明要来得快。在中西方和中国内部进行政治变动，革命和战争的同时，资本主义经济力量不断涌入，人们的消费方式已渐趋都市化，都市人性就在这种资本主义利益观念下建立起来，金钱势力不断渗透到社会心理的方方面面，构造出一个纸醉金迷的花花世界，里面人性纯真善良的一面被蚕食得面目全非。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对于金钱都表现出异化后的迷恋和不可自拔。

《金锁记》里的曹七巧的哥嫂为了钱把她嫁到姜家，从此开始了曹七巧悲剧的人生。在这里，金钱扮演了一个刽子手的角色，它抹杀了曹七巧自由和人性。曹七巧嫁到姜家后，与姜家兄弟争夺财产，以至于她亲手葬送了自己的爱情，虽然这种爱情不为社会伦理所容，在这里，金钱把曹七巧对生活仅有的一点希望打碎，促进了曹七巧悲剧人生的发展。曹七巧为了保住自己的财产，亲手把一双儿女的一生幸福埋葬，金钱成了曹七巧生活的主体，成了支配她的主人，自此，曹七巧彻底被金钱异化了，成了金钱的奴隶。《沉香屑 第一炉香》纯洁的女学生薇龙明知梁宅是怎样一个龌龊不堪的处所, 却仍对自己充满自信。她深信她能出污泥而不染。出身于正统家族, 有着良好的学识修养, 对人生有着完整的价值标准, 对自己的前途也有清晰的构思, 薇龙似乎具备了在香港这个鱼目混珠的杂居地生存的一切心理素质, 她所缺的只是钱。然而恰恰是这种短缺成了她不由自主下滑的动力, 也正是这种需求成了梁太太控制她的手闸, 使她一步步驶向梁太太为她设置的目的地。在这些女性人物的身上，我们能看到纯洁的爱情理想是如何被金钱销蚀干净，也能合理推断那样一个洋场社会是怎样的不堪而卑劣。

在张爱玲看来，男女之间的关系是观察都市人性变迁最好的切入口，因为人最基本的欲望无非情欲和物欲。[6]乱世中人的本能格外旺盛, 因为除此之外更没什么靠得住, 对欲望的追逐导致情感的虚假, 孤独又加深世人欲壑难填的绝望, 人性困在这僵局中无法突围, 日渐陷于无爱无望的黑暗。这一点在张爱玲的笔下，在《传奇》中极大地体现在了两性关系上。

曹七巧“没出嫁的时候不过要强些, 嘴头上琐碎些” , 给姜家天生骨痨的二爷做姨奶奶扶了正, 越发“嘴敞脾气躁”没个分寸地讨人嫌,姜家上下连丫头都瞧她不起。她长年守着丈夫“那没有生命的肉体”, 不由对三爷姜季泽动了情却被拒绝, 按捺情欲“迸得全身的筋骨与牙根都酸楚了”, 熬到分家后三爷假意倾诉旧情来哄她卖田, 她翻脸大怒彻底了断对爱的痛苦留恋, 死守着“她卖掉她的一生换来的几个钱”, 失魂落魄几乎与世隔绝的独居中, 她不觉已蜕变成令人“毛骨悚然”的冷静疯子, “恋子妒女”之心使她不动声色毁掉儿女的正常生活, 最终“长白不敢再娶了, 只在妓院里走走。长安更是早就断了结婚的念头”。七巧原本活生生的人性, 在贪婪欲望的腐蚀下被无情命运吞噬着, 直至行尸走肉却还扼紧身边人的咽喉, 不动声色地掐灭点点生命的火苗, 拖着一家人“走进没有光的所在”。

身处新旧交错的战乱时期, 人们受困于欲望本能却找不到出路, 孤独无力已成为人性的普遍处境, 而孤独绝望又将人性推入更深的欲望深渊。在国破家残的背景中, 人们在朝不保夕的处境中挣扎着, 人性最基本的生理与安全的需求受到威胁，普通人为求得乱世中的安稳, 或主动或被动地放弃了美和爱。这就是张爱玲笔下都市人性变迁的内在原因。

小结：张爱玲以上海和香港两座城市为背景，以小说的方式展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沪港两大现代化大都市中的生存状态，生活习俗，情感方式和价值理念等，以及作者在书写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 对上海和香港的回忆，想象，认识和期待。同时借助沪港在中国现代化都市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其在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来展开波澜壮阔的历史和复杂的都市人性变迁过程。在我看来，这才是《传奇》所提供的最有价值的“普遍”。

参考文献：

[1]赵园.《张爱玲的<传奇>：开向沪港“洋场社会”的窗口》[A].《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03期.[2]张爱玲.《传奇》[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12/01 [3]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5/7/01 [4]张景华.《沪港洋场的“病丑狂孽”----张爱玲<传奇>中人物的劣根性》[J].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05期

[5]史玉丰.《张爱玲的战争叙事》[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02期

[6]罗慧萍.《论张爱玲小说的都市人性》[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8(1):62-65

[收稿日期]:2016-6-30 [作者简介]:赵洁，湖南湘潭人，现就读于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13级中文基地班学生。

[导师简介]：周仁政，湖南津市人。1983年毕业于湘潭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学位。1983--1994年先后在湘西自治州党校、湖南石门县二中任教。1994年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1997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学位研究生，200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流派与思潮、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中外文学比较等。

第二篇：论张爱玲的女性主义视觉

从女性主义视角看张爱玲的创作

摘要：

在动荡的20世纪40年代中叶,张爱玲如同一枝奇葩,怒放在当时的中国文坛上。男权社会造成了女性本质的异化与失落,过去男性的价值标准是男女间唯一的价值标准，在这种体制下，女性只能沦为男人的奴婢和影子。同时女性骨子里自甘依附男性, 女性自身的封闭和沉默匮乏特征，以男性为中心为世界的奴性意识、病弱心理及奴性性格,则成为阻碍女性自身发展的内因。本文通过女性主义的视角来分析张爱玲作品中女性和男性形象，分析其作品中表现女性主体意识的同时又以清醒的女性意识书写女性悲剧的人生命运及命运的轮回，从本文中可看出她笔下的女性世界迥异于传统女性，正是这种成熟而深刻的女性意识,使得其作品在现代文学史和现代女性文学史上不可替代的重要历史位置。

关键词： 张爱玲 女性主体意识 反男权书写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eminism in Eileen Chang's Novels Abstract:

in the middle of turbulence in the nineteen forties, Eileen Chang is a wonderful, in full bloom at the time of the Chinese literary world.The patriarchal society caused female nature alienation and loss, the last male value standard is the only standard of value between men and women, in this system, the female can only become the slaves and the shadow man.At the same time female bones from pleasant attach to male, female self closed and silent shorts feature, in male as the world 's servility consciousness, weak and servility psychological character, it hinders the development of women's own internal cause.This article through the feminist perspective of female and male image in Eileen Chang's works, analyzes the works of female subject consciousness at the same time with a clear awareness of women writing female tragedy of destiny and fate, from this paper that she 's female world i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female, it is the mature and profound female consciousness, which makes his works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modern feminine literature history important and irreplaceable historical position.Key word ：

Eileen Chang

Female subject consciousness

Anti male writin

引 言

二十世纪，是中国妇女大解放的世纪，也是女性文学崛起的世纪。在二十世纪的中文世界里，张爱玲绝对是个“异数”，在四十年代沦陷区的上海，年仅二十几岁的她，凭着一本小说集《传奇》和一本散文集《流言》迅速地成为文坛名家，《传奇》第一版在四天内就告罄，著名翻译家傅雷称她的《金锁记》是“我们文坛最美丽的收获之一” ①50年代著名汉学家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高度评价她“应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并称赞“《金锁记》是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 ②同时她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也被拍成电视剧，让更对的人了解了张爱玲的女性世界，正是她的这种成就引起了学术界对其文学的热究。

国内外学术界对张爱玲的研究从来未曾间断过，具体进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40年代上海一些作家、文人对张爱玲本人及其作品的分析和评价；第二阶段，建国后到80年代初海外学者对张爱玲的研究；第三阶段，80年代以后国内外学者对张爱玲的研究。40年代的傅雷发表了《论张爱玲的小说》，60年代，学者夏志清在其专著《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第一次用41页的篇幅描来描写张爱玲。80年代以后的陈红玲的《苏青与张爱玲的女性意识》、{陈理慧的《浅谈张爱玲的女性意识》、林幸谦的《女性主体地祭奠—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等著作都对张爱玲作品中中的女性主体意识做出甚为详细的见解，为后来让人们的研究张爱玲提供了很大的参考价值。

笔者认为张爱玲的女性主义意识可以说是自然流露于文本之中，她始终抱着现实的态度，以冷静的笔锋复制或嘲弄现实，或反讽男性家长，暗藏了女性文本中的反男权意识，这和作者的女性主体关系密切。本文正是针对这一方面展开研究，以期对当下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实践及对张爱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价值。

本文在对前人研究成果进行收集的同时试图从张爱玲作品中所描写的男女形象及女性自身的命运入手，通过对张爱玲小说中对男权的反对以及女性对男性的依附等方便的研究，揭露出女性的真实处境同时对张爱玲小说中表现出来的女性主体意识进行举证，归纳法、阐释法和例证法是笔者在文中的主要探究方法。

一、张爱玲的女性主体意识

（一）什么是女性主题意识

女性主义文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女性主义文学指“女作家创作的文 学作品。题材上以表现婚恋和家庭生活内容为主,揭示女性的命运以及女性对现实生活的独特感受,体现了女性特有的艺术把握世界的方式。它以细致精到的女性心理描写、委婉深挚的情感抒发见长,是一种普遍存在于各民族文学中的文学现象。而狭义的女性主义文学指近代以来,在女权主义思想影响下,有意识地表现女性的思想意识、揭示在男性中心主义压迫下妇女处境的文学。”基于这一点笔者认为张爱玲的作品背景通常是战争年代，但其中却很少有对炮声的描写和对战争的控诉，也没有激烈的革命情怀。而是以女性为关照面，表现女性在男权的压迫下的抗争，但最终无法逃脱悲剧的宿命。她的小说集《传奇》大多是非常专一的婚恋故事，涉及女性的生育、家庭等问题，战争气息十分淡薄，我们几乎看不到战争的画面，甚至有些表面上涉及战争生活，但依然落脚于女性主体的描写，如《倾城之恋》，抗战爆发，香港沦陷，表面上写的是战争，但倾城的结果是成全了白流苏大团圆的爱。

就像林悻歉说的那样：“她的创作似与时代擦肩而过，抑或与时代没有瓜葛” ③，通过阅读她的文本可知，她往往通过对女性情感生活形态的深刻把握，为我们展现出了女性丰富多彩的情欲世界，其创作出的小说构筑了一个独特的“女性世界”。同时从女性的悲惨命运和轮回上直接或间接地达到反传统、反宗法通害的诉求。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张爱玲的女性意识某种程度上也来源于她家庭背景和所接受的教育。张爱玲自小就在教会学校读书,较早接受了西方现代文化的教育。在她很小的时候,母亲和姑姑就同时到欧洲留学去了，父亲是清朝遗少，抽鸦片、娶姨太太；父母感情不和乃至离婚,母亲再度去法国。16岁时她与后母吵架,被父亲狠揍一顿并被关禁闭达六个月之久,其间还有生痢疾而得不到治疗的经历。这在她的作品《私语》中可得到证实，因此，她的女性意识尤为强烈，在心底深处表现书对男性（父亲）的抗拒，她小说中男性身上有她父亲的影子。

（二）女性主体意识在文本中的体现

张爱玲最关注的还是女性的命运，“男女间的小事情”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女性。但她又不同于同时代的作家，她笔下的女性人物多是时代夹缝中的没落女性，往往出身旧式的大家庭，有着传统的文雅修养，传统的妻道训练，在文本中有着神一样的地位——神化的女性形象。

说到张爱玲对女性主体意识，不得不提到她的母亲黄逸梵和她姑姑张茂渊，她们在当时可以说是觉醒的女性，张爱玲的创作很大程度上受到她们的影响。张爱玲自小就看过《红楼梦》，她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很大一部分受到《红楼梦》中贾母形象的影响，比如《创世纪》中的匡老太太、《沉香屑—第一炉香》的梁太太、《半生缘》中的顾太太等一系列的女性都是家中的主宰，与贾母的地位有着 相似之处。《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并没有从正面来描写她的权威，而是通过对梁宅的描写：“那巍巍的白房子盖着绿色的琉璃瓦，很有点像古代的皇陵”。④皇陵自古以来就是帝王的安息之地，从中可以看到女性在张爱玲的创作中的那种至高无上的权威。《创世纪》中的匡老太太，取名为紫微，“紫微”被定为诸星之首，在术数中被视为帝王星，拥有至高无上的威严和权势，运用象征的手法，投射出其在匡家的地位，即神化的地位。

张爱玲神话的女性形象不仅仅通过张的小说中的人物表现出来的，在其散文中也毫不避讳的将这种神化表现出来，在《谈女人》中张爱玲谈到“超人是男人，神却带有女性的成分，超人与神不同······如果有那么一天我获得了信仰，大约信的就是奥涅尔《大神勃朗》一剧中的地母娘娘”。⑤

二、张爱玲的“反男权书写”

张爱玲的反男权书写和她自己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年轻是的张爱玲曾经有被父亲拳打脚踢的经历，甚至还被父亲囚禁生了痢疾不能医治差点丢命的梦魇搬的记忆，所以她作品中除了直接表现女性在家族中的至高无上和神化地位之外，更多的时候是通过反男权的书写来衬托女性的主题意识

（一）残障的男性形象

别林斯基说过：“一个庸俗的，卑琐的无聊的人，在一部艺术作品里，就会变得意味深长而又富有现实性，因为他表现了现实生活的一个方面，通过他的个性，代表了包含同一概念的整个一类人，整个一群人。” 从张爱玲的文学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这种庸俗、卑琐的人大多是男性，其中的男性大多是形体残障和精神残障的遗老、浮华浪子，如姜二爷、聂传庆、郑先生等。比如《金锁记》里的姜二爷，作者在小说中多次提到姜二爷的畸形的身体，通过姜家的仆人小双“这里头自然有个缘故，咱们二爷你也是见过，是个残废，做官人家的女儿说肯给他？老太太······” ⑥，更多的是通过曹七巧的埋怨来描写“七巧颤声道：”一个人，身子第一要紧。你瞧你二哥弄的那样，还成个人吗？还能拿他当人看？’”⑦“七巧吓吓的笑了起来道：坐起来，脊梁骨直溜下去，看上去还没有我那三岁的孩子高哪！”，⑧这样一副残废畸形的躯体，他在现实生活中是儿子、是父亲,但绝不是真正的丈夫、真正的男人,只是一个称谓、一张遗照、一个符号、一具残废的躯壳、一具“软的、重的、麻的”肉体。形容《花凋》中的郑先生是泡在酒精缸里的孩尸。对男性做为正常人所应具有的身躯、精神状态的否定，颠覆男权，也表现出自己对这种男权的厌恶和控诉。

（二）女性化的男性形象 张爱玲笔下的男性除了形体残障和精神残障之外，还有女性化的男性，如《茉莉香片》中聂传庆“说他是二十岁，眉梢嘴角却又有点老态。同时他那窄窄的肩膀和细长的脖子，又似乎是十六七岁发育未完全的样子······蒙古型的鹅蛋脸，淡眉毛、吊梢眼、衬着后面粉霞一般的花光，很有几分女性的美” ⑨通过书写聂传庆天生存在的女性气质，虽然他没有刻意去打扮成女性，但是也暗中颠覆了聂传庆的男性自我。《心经》中的许峰仪“·····是一个粉光脂艳的十五年前的时装妇人，头发剃成男士，围着白丝巾，苹果绿水钻盘花旗袍，手里携着玉色软缎线袋，上面绣着一支紫罗兰” ⑩本是男性的许峰仪在这里变成了了一个十足的女性形象，反讽他男性特征的丧失，从而达到了反男权的目的。

（三）对男性主体尊严的嘲弄和否定

张爱玲说过:“我把世界强行分成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属于我父亲这边的，必定是不好的。”⑪（张爱玲《私语》）我们可以从这里追究出张爱玲对于男性的那种憎恨，甚至是怨恨，当然这更多的与她的生活环境相关。她笔下的男性，大多被排除在文本之外，男性丧失了主导身份。她对男性主体的丑化，是有意识地讽嘲传统父权的威严，是对男性主体尊严的嘲弄。比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乔琪，即表现了身为丈夫的乔琪不但没有保卫自己的太太不受他人侵犯，反而乐意让无数的男人奸辱她的女人，从精神层次上看，身为男人仅有的丈夫的威严在葛微龙的卖淫活动中被彻底的粉碎了。一个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的男人，何来的威严？

张爱玲的作品还通过女性对男性欲望的拒绝来表现男性权威的丧失以及女性摆脱男性从属地位的宿命，如《沉香屑-第二炉香》中愫细拒绝在新婚之夜和丈夫罗杰同房，其实质是对父权权威和婚姻传统的颠覆，保卫身体的完整从一定层面来说是在保卫女性主体意识的完整，不至于沦为男性欲望的附属品。

张爱玲笔下的男性有很多是窝囊、猥琐、软弱的角色，而不是高高在上的角色，甚至在某些文本中她还否定了男性作为人的存在，《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是这样评价她的丈夫姜二爷的：“那样儿，还成个人吗？还能拿他当个人看？”⑫,《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乔琪“人是高个子，也生得停匀，可是身上衣服穿的那么服帖、随便，使人忘记了他身体的存在”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张爱玲对于男性人格的否定，至少在文本中是否定了的。张爱玲还通过女性追求自己性生活的描写对男性予以否定。

三、张爱玲的女性悲剧命运观

（一）女性悲剧命运观

在当时由于男性的价值标准是男女间唯一的价值标准，在这种体制下，女性只能沦为好斗的男人的奴婢和影子。男权社会造成了女性本质的异化与失落,女性独立生存价值被男权意识遮蔽而生存处境艰难卑下。张爱玲的文本虽然处处充满了反男权书写，将家庭中的女性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她笔下的女性一样逃不出成为男性附属品的命运。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描写了世人对男女两性关系中各自位置的界定：“本来，一个女人上了男人的当，她就该死；女人把当给男人上，那更是淫妇；如果一个女人想把当给男人上而失败了，反而上了人家的当，那是双料的淫恶，杀了她也还污了刀。”⑭我们从中不难看出是男权意识把女性推向一个“没有光的所在”，使她们永远充当男性的附庸。封建包办制婚姻与金钱婚姻是父权社会的产物，表面上看来男女青年都是受害者，但实际上她们遭受伤害的程度不同，占有财产主动权的男性，在婚姻生活不如意时可以在外边寻找异性，而女性只能借婚姻维持生存，若婚姻不如意，只能在家中吞下痛苦的泪水。张爱玲在《茉莉香片》中用了一个奇特的比喻刻画了这些女性的悲惨命运：“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屏风上，织进云朵里的一种白鸟。年深日久了，羽毛暗了，酶了，给虫蛀了，死也死在屏风上。”⑮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女性的悲惨命运。

张爱玲虽然写出了女性摆脱男权控制的渴望，但是女性最终的归宿还是逃不出男性的压制，默默地承受男性加在她们身上的折磨，成为一具具僵尸，成为悲剧的代名词。

（二）悲剧的产生——男权本位对女性的压迫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男权社会强加给女子的三从古训:在家从父母,即嫁从夫,夫没从子,实质上就是要女性放弃自我,把自己的一切维系在男人身上,服从男人,依赖男人,始终以男性为中心。女性在男权本位的压迫中丧失了自己，屈服在男性本位的体系下。

张爱玲在《谈女人》指出“早上古时代，女人因为体力不济，屈服在男子的拳头下，几千年来始终受支配，因为适应环境，养成了所谓妾妇之道。女子的劣根性是男子一手造成的，男子还抱怨些什么呢？女人的缺点全是环境所致，然而近代和男子一般受了高等教育的女人何以常常使人失望，像她的祖母一样的多心、闹别扭呢？当然，几千年的积习，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掉的，只消假以时日······”⑯就像女权主义者西蒙波娃所说的,“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 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是人类文化之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于无性中的所谓女性。”⑰《花凋》中“为门第所限，郑家的女儿不能当女店员、女打 字员、做‘女结婚员’是她们唯一的出路。” ⑱

（三）悲剧的根源——对男性的依附

张爱玲的作品中女性悲剧命运源于对男性的依附心理, 而女性骨子里深深浸淫的自甘依附男性,以男性为中心为世界的奴性意识、病弱心理及奴性性格,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女性根深蒂固的男性崇拜意识和依附心理,深深地影响着她们的思维,制约着她们的行动。再加上女性自身的封闭和沉默匮乏特征,就使这种依附性变得更加牢固和坚不可摧。女性自己内心的积垢，对男性的依附，没有对自身传统意识进行深刻反思与批判，造成了女性悲剧的根源。

在张爱玲的小说里,旧式深宅大院里的太太这些老中国的女儿们,她们无一例外地遵从妇人,从人者也这一古训,把自己变成男人们的附庸,有的为取悦丈夫,甘心忍受其在外面沾花惹草,有的为守住残缺的婚姻甚至牺牲了自己亲妹妹的青春。这种依附不仅表现在肉体上、经济上、更多的是表现在精神层面上，张爱玲在散文《有女同车》中提到“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⑲比如《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对范柳原的人生依附, 《心经》中小寒对父亲许峰仪根深蒂固近乎疯狂的情感依附、《花凋》中郑太太、《小艾》中席五太太、《鸿鸾禧》中娄太太对丈夫毫无退路的经济依附、《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葛薇龙对乔琪说难以言表的精神依附„„都展示出女性强烈的依附意识。张爱玲的小说真切地揭示出:在这样一种看似不平等的两性关系中,女性感受到的不是痛苦,而是陶醉、满足和自我欣赏，然而正是这种满足和自我欣赏让女性在依附中沦为了男性的附属品，难逃悲剧的命运。

四、张爱玲笔下的病态女性形象及命运轮回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到了一定的阶段就表现出一种病态。弗洛依德认为，在人性结构中有本我、自我、超我三个方面，当三者不能协调一致而失去平衡时，整个人性系统就会紊乱，人性就会出现病态。

张爱玲对于病态（变态）人性的刻画在文本中时有发生，她往往将人物内在的病症赤裸裸地剖析出来。《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堪称一个代表性人物。麻油老板的女儿七巧本是个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姑娘，嫁到夫家以后，面对的却是一个患骨痨的废人丈夫，在正常的欲望无法得到满足的境遇中，她终于走向变态与疯狂，正如小说中提到的一样“大年夫妇出了姜家的门，她嫂子便道，‘我们这位姑奶奶怎么换了个人，没有出嫁的时候不过要要强些，嘴头上琐碎些，就连后来我们去瞧她，随时比钱暴躁些，也还有个分寸。不似如今疯疯傻傻，说还有一句没有 一句的，就没有一点儿得人心的地方’”⑳这种疯狂使她嫉妒一切，仇视一切，自己得不到的爱情与幸福，也不愿别人得到。她的变态转向她身边的人，她疯狂地折磨儿媳，这是一个凶残、乖戾、怨毒到令人恐怖地步的形象。甚至将这种病态延伸到她的女儿、儿子身上，长安原也是可以摆脱七巧的这种命运，但是在七巧的变态的折磨下，她渐渐放弃了一些上进的思想，安分猴子起来。她学会了挑是非，使小坏，干涉家里的行政。她不时地跟母亲怄气，可是她的言谈举止越来越像她母亲，她的这种病态、畸形发展实际是对封建礼教的一个沉痛的控诉。母亲的命运在女儿和儿子身上再一次上演，就像小说中写的一样：“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经沉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这种命运的轮回表明了建礼教、父权宗法制对人毒害之深。不单单是在《金锁记》中，在《倾城之恋》中更是通过描写白公馆中人们命运来强调这种轮回“他们有的是青春-孩子一个个地被生出来，新的明亮的眼睛，新的红嫩的嘴，新的智慧。一年又一年地磨下来，眼睛钝了，人钝了，下一代又生出来了”。偌大的白公馆里面住的都是上一代的复制品，即使这中间会有挣扎和抗争，但是还是逃脱不了女性悲惨命运的轮回。《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步了梁太太的后尘，最终沦为梁太太笼络上流社会的工具。

除了描写女性的命运轮回之外，张的作品中也通过对男性的命运的轮回的描写，从侧面反应女性无法拜托在男权压迫和封建宗法中的悲剧命运，如茉莉香片里的聂传庆,二十几岁的人却象十六七岁发育未完全的样子,他渴望逃离父亲, 过一种健康正常的生活,但是却不断发现自己身上有父亲聂介臣的影响,因而永远也逃不掉,始终摆脱不掉窒息、残害他的旧生活方式和旧文化背景。男性都无法逃脱这种轮回，作为依附男性的女性更是没有办法脱离这样的苦海。

在张爱玲的书写中，女性人物作为真实的女性实体，即使再丑怪疏离、压抑疯狂，她也不刻意回避，深刻的描绘她们在社会的夹缝中被扭曲、变形、异化的悲惨遭遇。在《心经》中，小寒从十二三岁起就爱上了自己的父亲许峰仪，有着极深的恋父情结，并愈演愈烈，最终由对父亲的血亲之恋转变成对异性的畸形爱恋，不惜以母亲为情敌，使尽种种手段上演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夺“夫”之战。

结 语

本文从女性主义视觉的角度对张爱玲文本中所表现出来的主题意识进行了分析研究。指出张爱玲女性主体意识的体现除了通过文本中对女性神化的描写之外，还采用了反男权的书写模式来表现。窥视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人物的命运，得出女性悲剧命运的根源是来自对男性的依附，这是这种依附造成了女性的悲剧以 及这种悲剧的轮回。

历来对张爱玲的研究很多都是批判其作品没起到唤醒民族意识，没有对当时民族的觉醒做出贡献，但是笔者通过阅读张爱玲的作品，分析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结合其写作背景与前者对其作品的研究，在分析中慢慢了解到张爱玲小说中对女性主体的塑造，可以看出虽然张爱玲在主观上试图批判封建宗法父权，反对男权中心主义，对女性的解放和自我认识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由于时代的限制和自身的局限，她笔下的女性并不能在完全意义上摆脱男性的压迫和对男性的依附心理，其小说叙述所及，均较深刻地体现了男性社会的性别政治中女性的历史处境——被推向没有光的的所在，致使女性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走向病态甚至是变态的深渊。但是笔者并没有停留在其女性病态形象的研究，而是采用例证法，以曹七巧的为例，更深层次的探究这种病态的轮回，揭示张爱玲深藏在背后的对封建礼教沉痛的控诉。

在40年代这种战争的大背景下，很多作家对于女性主题意识方面的叙事方式和叙事角度都是如出一辙，而张爱玲的作品从另一个角度，以自己的方式，书写女性世界，她没有直接的写出女性受到毒害或者是直接的呼吁女性要自我觉醒，而是以“男女间的小事情”为叙事主线，从这些小事中窥视女性的命运，揭示女性的悲剧命运根源，从而达到对封建礼教的控诉。创造了一种新的叙事方式和角度，为现代女性文学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现代女性文学史也正是由于她的努力而出现了巨大的飞跃。

注释: 1.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J].原载《万象》月刊.1944年5月第三卷:11页.2.转引自刘川鄂.张爱玲传[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10月第二版:4页.3.林幸谦.女性主体地祭奠—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 [M].广西师范大学,2003年:156页.4.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张.爱玲典藏全集[M].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122页.5.张爱玲.谈女人，张爱玲文萃·散文[M].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84页.6.张爱玲.金锁记.张爱玲典藏全集[M].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2页.7.张爱玲.金锁记.张爱玲典藏全集[M].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10页.8.张爱玲.金锁记.张爱玲典藏全集[M].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15页.9.张爱玲.茉莉香片.张爱玲典藏全集[M].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88页.10.张爱玲.心经.张爱玲典藏全集[M].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35页.11.张爱玲.私语张爱玲全集[M].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189页.12.张爱玲.金锁记.张爱玲全集[M].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159页.13.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张爱玲典藏全集[M].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136页.14.张爱玲.倾城之恋.张爱玲全集[M].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119页.15.张爱玲.茉莉香片.张爱玲全集[M].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12页.16.张爱玲.谈女人.张爱玲文萃·散文[M].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63页.17.西蒙波娃.第二性[M].桑竹影,南珊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10页.18.张爱玲.花凋.张爱玲典藏全集[M].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88页.19.张爱玲.有女同车.张爱玲文萃·散文[M].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85页.20.张爱玲.金锁记.张爱玲典藏全集[M]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16页.参考文献： 专著：

[1]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2]林幸谦.女性主体地祭奠—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 [M].广西师范大学,2003年版.[3]（俄）别林斯基.孟菜尔•歌德的批评家[M].别林斯基选集第2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4]万莲子.女性文学的沉思[M].中国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5]西蒙波娃.第二性[M].桑竹影,南珊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6]乔以钢.中国女性与文学—乔以刚自选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7]王光尔.解读张爱玲经典——沉香与倾城[M].广东花山文艺出版社,2005.10 [8]张爱玲.金锁记.张爱玲典藏全集[M]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版.[9]张爱玲.倾城之恋.张爱玲典藏全集[M]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版.期刊文章：

[1]王巧风.涅渡遮的生命“隐 喻”一一张爱玲论[J].中国代文学研究丛刊, 1999年2期 [2] 朱一红.对张爱玲《金锁记》中曹七巧的女性主义解读[J].浙江树人学院学报，2006年5月第6卷，第3期.[3] 李掖平.论张爱玲的女性意识.[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4]李怡.女性立场与张爱玲的文学追求[J].西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4.1 [5]陈理慧.论张爱玲的女性意识[J].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4.2 [6]田丰、李鹏.从女性主义视觉看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新形象[J].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11年1月第1期.11 12

第三篇：论唐传奇中阻碍爱情发展的门第观念

论唐代传奇中阻碍爱情发展的门第观念

摘要:唐代是一个讲究出身、郡望、注重门第的朝代，这在传奇小说中有着充分的体现。本文结合社会地位、文化传统、婚姻关系、家法门风四个因素来全面阐释唐代的门第观念。关键词:唐传奇、阻碍、门第观念

唐代是一个讲究出身、郡望、注重门第的朝代，这在传奇小说中有着充分的体现。他们的婚姻往往是要讲究门当户对，即使这往往也失去了爱情，美好的爱情总是会受到阻碍，但归根究底阻碍美好爱情的无一不是世俗的眼光、封建的礼教及森严的门第制度。在唐人传奇小说中，矛盾冲突大多数发生在男女双方本身。但唐代社会的门第观念，以及知识分子在仕途前程上的实际考虑，常常成为酿成爱情悲剧的之间原因。可以说，门第是研究唐代爱情传奇小说不可避免的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

我们都知道唐代是历史上的鼎盛时期，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甚至因受胡文化影响，而有了自由开放和平等重人的思想，可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唐代传奇小说作者为何在作品中仍旧会在作品中强调男女主人公因家庭反对最终不能走到一起。

在结合唐代当时的社会背景，及对唐代小说的创作观，得出：唐代的门第观念主要由社会地位、文化传统、婚姻关系、家法门风等四种因素影响下而形成。下面将对此进行分别阐述。

一、社会地位

当然，这里所说的社会地位，乃是包括了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权势、官爵是门第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会要》卷八三《嫁娶》篇云：“氏族之盛，实繁于冠冕。”这条资料说明：政治地位对门第的高低起到至关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唐太宗也曾在派遣高士廉、韦挺、岑文本等人编写《氏族志》时就明确指出：“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重今朝冠冕„„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也就是说在太宗时期就以官爵尤其是当时的官爵来决定门户的高低、姓氏的等第。

入唐以后，一些传统高门，如崔、卢、李、郑、王等大姓“世代衰微，全无冠盖”，但是在当时仍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当初确立这些高门大姓时，都是根据他们官爵的高低来决定的。久而久之，这些大姓失去显赫的权势和官爵，却仍然以门第自许。没有政治地位，空有大姓头衔，是难以长久兴盛的，即使有高门大户之名，也是有名无实的。

但是，在这里我们所说的官爵并不是指一世一代的，太宗虽派人修《氏族志》希望“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但他的主观愿望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并没有在全社会范围内被广泛接受。在一般人看来，一世一代的官职虽然显赫，却也只能算作“新贵”“暴贵”，并不能说明门第之高，即使官方认可，民间却没有完全接受。

唐代传奇小说中，我们有时会看到作者会不厌其烦的介绍作品中主人公祖先的显赫的社会地位。如《游仙窟》中，作者自称：“下官望属南阳，住居西鄂。在汉则七叶貂蝉，居韩则五重卿相。鸣钟食鼎，积代衣缨；长戟高门，因巡礼乐。„„青州刺史博望侯之孙，广武将军巨鹿侯之子。” 明白了唐

代门第重视数世官爵这一点，此类现象的出现就不难理解了。

唐代时门第与财富是不能划等号的，哪怕你高门清寒、庶族富有，各自的社会也不会因此而改变。唐代的门第观基本上不会重视财富因素，例如《霍小玉传》中李益“家素贫，事须求货”，但依然因为其陇西李姓而被当时人称作“门族清华”，而霍小玉虽为霍王之女，但因为是庶女，所以在霍王死后便被赶出了家门。甚至有些人即使“资产万计”，但就因为不是士族出身，而受排挤、讥笑。所以在唐代，门第与经济财富之间是有着严格的界限的。

二、文化传统

门第观念自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相当重视文化的积淀。没有文化传统，即使有很高的官爵，也不能被视作高门大户。魏晋的山东氏族地主以门阀相标榜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文化上承继家学渊源。“魏晋山东士族起家玉东汉末年的经学世家，子孙继承父祖学业，历官清显，往往以清显贵。”唐代对文化传统虽不像六朝时那么严格，但也是不容忽视的，文化传统依然是构成门第观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唐代人重“清”，传奇小说中更是出现不少诸如清途、清贯、清显、清要、清名、清貴、清望之类的字眼。“清”，主要便是指地位高贵，受人尊崇。在门第观念上，唐人也十分看重这个“清”字，哪怕是“清贫”。

清名、清族、清美等词语都是对高门大姓文化传统的肯定与赞赏。祖辈没有文化积淀、家学渊源的“新贵”是不能列入高门大户之列，武将更是受到士流的轻视排斥。就如进士出身的张九龄就很看不起武将牛仙客。在士族面前，武将、武士也存在自卑心里，有些武将会因“慕士流之德”而想把女儿嫁给清贫的文士，却会受到女婿的轻视。旧族徐善不愿与军人联姻，为了捍卫门第，竟然到了“临以白刃，亦不惧”的地步，可见在他的骨子里，门第观念是何等的深，对武士的轻视到了何等的地步。

在唐代还有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士族之家不愿与皇室联姻。其中最大的原因可能就是李唐皇室的传统文化，李唐皇室源于突厥，而非汉族。正因为出自胡夷，所以在家族文化上，即使李唐贵为皇室也无法与以往的汉族高门大户相提并论。

所以文化传统之于门第观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三、婚姻关系

门第观念主要体现在婚姻关系上面。整个唐代门第最高的是“五大姓”——崔、卢、李、郑、王。由于有其优美之门风和崇高的社会地位，因此成为世人企羡攀附的对象。攀附最直接有效的方法，便是与之联姻，唐人以娶五姓女为最大的荣耀。唐高宗时薛元超已经做到宰相位置上了，还有“三恨”：一不是进士出身；二没有娶到五姓女；三“不得修国史”（见《唐语林》）。高宗的弄臣李义府曾经为其子求婚于五大姓不得，觉得好没面子，于是上奏要求往后这些名门不得自我消化，搞内部联姻。与山东旧族通婚，这是唐人的一种人生目标，一种梦想。

但是五大姓之女择婿还是以门第为首要条件，年纪和官职倒在其次。有位博陵崔氏女年轻又有才学，嫁给了一个老年校书郎卢某，婚后郁郁不乐，写诗抱怨：“不怨卢郎年纪大，不怨卢郎官职卑。自

恨妾身生较晚，不及卢郎年少时。”（《述怀》）“卢郎年少时”，为何不早早找个女人？却非要等门第相当的好女呢！卢姓也是五大姓之一，岂能随便婚娶？

唐人婚姻就是那么奇怪，有些高门望族之女宁可老大不嫁，或者嫁得不好，也不愿和五姓以外的异姓为婚。五大姓人数毕竟有限，往往要等上好几年才能等到同样流着“蓝血”的人，所以“五大姓女”几乎都是怨女。怨女一旦嫁出去，就变成了“索女”，难免野蛮。

社会上那么多好男又都等着“五姓女”屈尊下嫁，这么一耽搁，下面门第既低又资财的贫家女就更难嫁了。“贫为时所弃，富为时所趋。红楼富家女，金缕绣罗襦；见人不敛手，娇痴二八初；母兄未开口，言嫁不须臾。绿窗娼家女，寂寞二十余，荆钗不值钱，衣上无真珠；几回人欲聘，临日又踟蹰。富家女易嫁，嫁早轻其夫；娼家女难嫁，嫁晚孝其姑。”在这首《议婚》诗里，白居易愤愤不平的是，没有妇德的富家女易嫁却不嫁，搅乱了婚姻市场秩序，导致朴素美貌的贫家女等白了头。

《霍小玉传》指出：“（李益）未至家日，太夫人已与商量表妹卢氏，言约已定。太夫人素严毅，生生逡巡不敢辞让，遂就礼谢，便有近期。卢亦甲族也，嫁女于他门，聘财必以百万为约，不满此数，义在不行。”李益家本也是望族，却是清贫，与另一卢姓高门联姻，也算卢姓屈就，但要李姓用百万之资去其女儿，却也不免有“卖婚”之嫌。

高门大户联姻屡见不鲜，但这样“卖婚”的后果便会使得高门大户家境更加殷实，即便是清贫的氏族嫁出一女便可以转贫为富。以至到了最后便成为“婚姻”求财的现象。

四、家法门风

所谓家法门风，是指某一家族世代相传、符合儒家理法的准则、风习。唐代时，人们对门风齐整的家族给予充分的肯定。小说作者津津乐道于崔、柳、卢等高门大姓的门风，并且对此表示充分肯定，甚至是不容破坏。

《莺莺传》中的崔莺莺是一个在封建家庭的严格闺训中长大的少女。她有强烈的爱情要求﹐但又在内心隐藏得很深﹐甚至有时还会在表面上作出完全相反的姿态。崔莺莺的这种矛盾和反复﹐真实地反映了她克服犹豫﹑动摇而终于背叛封建礼教的曲折过程。但是﹐她在思想上又始终未能彻底摆脱社会﹑出身﹑教养所加给她的精神桎梏。她仍然认为私自恋爱结合是不合法的﹐“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因而在她遭到遗弃以后﹐就只能自怨自艾﹐听从命运的摆布。这又表现了她思想性格中软弱的一面。尤其是篇末﹐作者为了替张生遗弃崔莺莺的无耻行径辩解开脱﹐竟藉其口大骂崔莺莺为“尤物”﹑“妖孽”﹑“不妖其身﹐必妖于人”﹐这就不仅使得人物形象前后不统一﹐也造成了主题思想的矛盾。诚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说:“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尽管如此﹐读者从作品的具体描述中却仍然感到崔莺莺令人同情﹐而张生的负心﹐则令人憎恶。作品的客观艺术效果与作者的主观议论评价是不一致的。可见在作者的想法里根深蒂固的便是那家法门风不容破坏。

其实所谓的家法门风，就是指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在家族整体乃至家庭成员身上的具体体现，家族成员不符合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思想、行为就会被视作“非名教中人”、“王化外物”，看作门风不正。

我们之前也提到，唐代士族之家不愿与李唐皇室联姻，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传统的高门看不起皇室的传统文化，而另一个原因就是皇室的门风不正，不少公主不修妇礼，在社会上造成不良的甚至是恶劣的影响。唐朝公主娇纵豪奢的有，专横跋扈的有，残暴恶毒的也有，而不修妇礼的更是多不胜数，这在历朝历代中都是一个比较奇特的现象。也因此这样一个门风不正的李唐皇室，是没有士族高门愿意与之结为姻亲。

对门风齐整的家族予以肯定，对门风不正甚至败坏的家族是予以鄙视，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扼杀了多少对有情人。所以家法门风也是门第观念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唐朝是一个门第观念甚重的朝代，即使他再繁荣昌盛，仍旧有着不可僭越的尺度，此尺度便是由社会、文化、婚姻、家法门风所构成的门第观念，它便是挡在美好爱情前的一道墙，根深蒂固。

第四篇：论张爱玲秧歌的成功之处

论张爱玲《秧歌》的成功之处

摘要：许多研究者认为张爱玲后期小说《秧歌》是其艺术的败笔，毫无可取之处。且摘下政治的有色眼镜，从其语言文字对人物﹑人情﹑人性的刻画来看是非常成功的。关键词：秧歌 人物刻画 人情刻画 人性刻画

《秧歌》是张爱玲50年代的代表作，小说以解放初期上海郊区的土改为背景，表现这一时期农民的生活状态和情绪心理。男主人公金根是个翻身农民，他的人生愿望非常简单：供养妻女，能够吃上口干饭。所有农民都和他们一样，日子过得非常清苦，年关将近，新的摊派又下来了，农民不堪重负，饥饿的农民嚷着借米过年涌向粮仓。“忠于职守”的王同志在混乱中令民兵向人群开了枪，酿成了血案。金根的女儿阿招也在混乱中被踩死。金根身受重伤为了不连累月香悄然投水自尽。月香走投无路，气愤地烧了粮仓，自己也葬身火海。事态平息之后，一切照旧。村民在干部带领下备齐了礼物，扭着秧歌给军属拜年去了。

小说就是以土地改革时期农民的艰难生活为题材，许多研究者把它当作“反共小说”，“思想十分偏激的小说①”，认为其丑化共产党，内容虚假，毫无可取之处。但是，也有研究者认为其是“一部世界级的作品②”，“写到了平淡而近自然③”，“是小说史上的不朽之作④”。这两种评价都是非常极端的，带着强烈的政治目的来鉴赏文学作品，自然有失偏颇，主观性太强。初读《秧歌》的确怀疑这部作品是否出自张爱玲之手，内容真实性有待考证，情结过于老套平淡，和她之前的作品大相径庭。但再细细品味琢磨小说的语言文字，则不难看出，在对人的生存状态刻画方面她坚持了一贯的创作立场，人物﹑人情﹑人性刻画是非常成功的，本文将从这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是在人物刻画上，她注目于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在描写这些人物时坚持“参差对照”的原则，使笔下的人物生动鲜活。金根，老实厚道﹑脾气倔强叛逆﹑粗暴，他爱自己的亲人，却不擅长用语言表达，但再关键时刻，是以牺牲来换取她们的安然。底层老百姓的无助的悲剧在他的身上表现得尤为沉重；月香，工于心计，干练泼辣，几年的城市佣人生活已经熏染出她与乡下女人不同的另一种风采；谭大娘，老于世故，能随机应变，说话风趣幽默，很懂得如何保护自己，获得利益，却也心地善良，对弱者不乏同情心。这一形象颇有些《红楼梦》中刘姥姥的特色；谭老大，木讷笨拙，朴实简单，是一个饱经沧桑的老农民形象，我们在鲁迅和赵树理笔下都能见到他的同伴；下乡的知识分子顾冈，怯懦虚伪，粉饰太平，因饥饿而偷吃时的可恨﹑可笑﹑可怜；村干部王霖，是领导阶层的一个典型，盲目执行上级的僵硬政策，死板固化，害苦农民也害了自己„„张爱玲笔下的这些人物形象让我们不单单看到这一

个人，而是带有这些特质的一类人。张爱玲并不熟悉农民﹑下乡知识分子以及村干部这些形象，但她并没有把他们写成空洞的符号，她倾注了自己所有的理解，把他们的灵魂当作了自己的灵魂来剖析，从而使笔下的这些人物真实可信，生动鲜活。同时她笔下的这些形象不同于我们习惯了的被讴歌或批判的对象，完全地给予肯定或否定，在她的“参差对照”中，人物形象具有复杂性，给我们呈现的是最真实的人，有好的一面，也有极端的一面。

其次是在人情刻画上，“轻描淡写的深情，以最淡的笔调来写最深最浓的感情是张爱玲创作的一贯特点②”。小说《秧歌》的创作也坚持了这一特点，在朴实素雅的笔墨中将人物之间的情感刻画得淋漓尽致。比如说，金根和月香之间的夫妻之情。夫妻分别三年后重聚，作者不正面去写两个人互相诉说相思之苦，却写金根如何为妻子斟杯热茶，猛然想起一屋子人，又驻足不前；为了庆祝妻子回家，金根默默为妻子煮了一顿稠粥；夫妻吵架后的夜晚，月香半夜为金根盖被子；最感人的就是，在借粮**中，金根身负重伤，月香背着他在严寒中出逃，并用自己的棉衣为他御寒，金根为了不拖累妻子而自杀，自杀前还脱下了棉衣„„这样的情节还有很多，夫妻之间的爱是深沉而含蓄的，没有痴男怨女的海誓山盟，却于这点滴的细节白描中渲染得真切动人。贫贱夫妻﹑饥饿岁月，奉献彼此更彰显了天地人世的挚爱真情。还有就是金根与金花的兄妹之情。金花出嫁，金根把众人艳羡的大镜子给她做陪嫁；金花回门，金根要月香把饭“煮的硬一点，我要那米一颗一颗的数的出来⑤”，当月香仍旧煮了一锅薄得发青的稀粥时，他愤怒得什么都咽不下；而当金花无法解救负伤的哥哥时“不由得一阵心酸，两行眼泪不断涌了出来。她觉得这茫茫世界上只剩下他们两个人，就像最初他们做了孤儿的时候⑤”，心中的无奈与痛苦„„他们之间的血缘亲情，手足亲情，浓烈而沉重，无私无奈中透着一丝苍凉。作者始终是以素淡朴实的笔触来向我们展现夫妻之情，兄妹之情最真切﹑最实在的一面。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优美的修辞，却于简单的行动语言中给我们心灵的震颤，在平静笔墨和平静的叙事中潜藏着轰轰烈烈的情感。

最后是在人性刻画上，在张爱玲看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私的，生命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有无限的惨伤。⑤”—这是张爱玲一贯的立场。张爱玲笔下有着最真实的人，最真实的性情，好的坏的。无论是演绎《倾城之恋》范柳原与白流苏，是《金锁记》中性格扭曲的曹七巧，还是《茉莉香片》中变态的聂传庆„„他们都摆脱不了世俗与自私。张爱玲善于透视人性的本真面貌，深入发掘人内心最真实的一面，《秧歌》也不例外。

在小说中，亲情也逃不出自私的本质，当亲人之间都冷漠自私了那就更不用说其他人了。首先是月香与金花这两姑嫂之间，金根把分地主财得到的大镜子送给了妹妹金花作陪嫁，好

搬弄是非的金有嫂在月香面前挑拨离间，月香表面上装出大度的不以为然，内心却耿耿于怀，埋怨丈夫把那么好的东西给了别人；委屈的金花回娘家来向嫂嫂诉苦，月香知道她是回来借钱的，月香连连巧妙地岔开话题，叫穷不肯借，为了不露“富”，他不顾金根兄妹感情，煮了一碗薄的发青的粥打发了金花，她无非是想让金花知道，他们家不比她夫家好，没有什么可以接济她的。如果说金花与月香之间由于没有血缘关系，饥荒面前人人自保，没有人扮演史怀哲，这样做理所当然，不足以深刻显示其人性的自私，那金根与金花之间呢？他们俩从小相依为命，感情深厚，小时候金根把什么好的都给她，可当抢粮的金根被当作反革命，身遭大难，月香恳求金花藏匿哥哥金根的时候，文中几处对金花的情态心理刻画尤为形象生动，“费劲地闭上了嘴唇，咽了口唾沫”“红着脸悻悻地”“惨淡地瞪着眼睛望着她，没有作声”“她把一只手沉重地按在一根竹子的青绿色的长臂上，滑上滑下”“金花恨恨地想着„要人家害死自己家的男人„”这些都把金花的怯懦﹑犹豫﹑踟蹰﹑自私刻画得入木三分。现实的利害冲突战胜了兄妹之爱，这一段看得人很揪心，纵使之前深情厚谊，但是灾难面前,人人自顾不暇，在张爱玲平淡的叙述中看到最真实的人心。但是张爱玲的自私是有其现实基础的，小说中月香是自私的，金花是自私的，但是她们的自私是出于一种无奈，一种本能的自保，一种可以理解的情感。张爱玲对人性的刻画让我们看到了人性最本真的一面，让我们对文中人物没有大爱，也没有大恨，有的只是切身的感同身受。

总之，张爱玲的《秧歌》在对人物﹑人情﹑人性三方面的刻画是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咀嚼的。

参考文献：

①《张爱玲：艺术的败笔〈秧歌〉和〈赤地之恋〉》袁良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②（台湾）龙应台.《龙应台评小说》.作家出版社,1988年09月第1版.③胡适：《题〈秧歌〉》，张爱玲：《秧歌》，台北：皇冠出版社，1968

④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第十五章，张爱玲

⑤张爱玲：《秧歌》，台北：皇冠出版社，1968

第五篇：张爱玲散文的创作综论

张爱玲散文的创作综论

张爱玲，1921年9月30日出生于上海。旧官宦世家，祖母李菊耦为李鸿章幼女，父张志昕为前清进士、李鸿章幕僚张佩纶第三子，母亲则是留过洋的新女性。出身不可谓不显赫，更不用说富贵了。但经过过知暂的欢乐童年时光以后，她就开始了一生的孤苦日子。父亲嗜毒成瘾，娶姨太太，对子女不负责任，甚至多次毒打女儿。逃到离婚独处的母亲那里，她也未见多少快乐。母女二人的作派都和对方的想象差距很大，这使她过早地成为一个郁郁寡欢的女孩子。她曾在文章中用“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来形容让自己的不安全感。这种环境也促使她多疑、内省的性情的发展，让她很早熟地用深刻甚至尖刻的思想分析人，研究人。

和钱钟书家学渊源式的人物不同，张爱玲显赫的出身并没有给她多少学养，如果硬说是这个家庭为她成名作家创造了什么条件的话，那首先应该说她在自己的家庭环境下养成了独特的性格，具有不同的看人、看事的方法。

但在她出生和成长时，无论整个时代和她的家庭，都是“繁华已经过去，穿着新鞋也赶不上了。她自7岁开始阅读中国古白话小说并开始进行创作，熟读《红楼梦》、《海上花》等古文学名著，后随其母学习英语。1930年张爱玲父母协议离婚，母亲再赴法国留学，张爱玲随遗少父亲生活。1932年其父娶后母，冷酷凶悍的后母使本不和睦的家庭环境更加逆转，从物质到精神的欺凌深深伤害了少年张爱玲。1937年因与后母争吵遭父亲毒打并被关押，后出逃投奔已回国的母亲，继续她的生活。生存的困境，亲情的缺失，造成了她此后独立孤僻的性格。这段经历也成为其小说创作的重要素材。1939年张爱玲考入伦敦大学，因二战全面爆发而改入香港大学读书，并开始发表作品。因日军入侵香港，社会秩序崩溃，学业未完。

日军攻陷香港，她不得不中断香港大学的学业回到上海。受惯家人白眼的她要过自食其力的日子。从中国文学史的角度上看，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及至之后，中国文学始终是一股社会救亡的政治变革的洪流，作家们要么立于潮流之上摇旗呐喊，要么在完全对立的文艺争论中被击倒，退出这个舞台。作为张爱玲这样“无家无国”、完全以写没落家庭中男女情感、家庭伦理为题材的作家，能够立足和成名，实在有太多偶然。她说过：“用别人的钱，即使是父母的遗产，也不如用自己的赚来的钱来得自由自在，良心上非常痛快。”她选择了写作作为自己谋生的手段。聪明的她在特定的时机以特有的方式“浮出海面”。上世纪六十、七十年代，在台湾、香港等地张爱玲作品曾一度受到读者的喜爱，张爱玲被几次邀请到台湾从事作品整理和改编文学剧本；其创作得到台湾及海外一些中国文学史研究学者的推崇而给予极高的评价。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因为世纪末思潮的影响，中国当代文学热销，张爱玲作品自30年后现身大陆文坛并受到瞩目，形成“张爱玲热”；随之产生了一些对作家本人及其创作的研究和探讨，张爱玲作品重新被认知和熟悉。

她首先用熟练的英文小试牛刀。当时是世界大战正烈的年月，作为盟友，西方传媒开始注意中国这个素被欺侮的弱国，介绍中国人生活、中国文化的文字多起来。张爱玲部苦修英文，在港三年没用中文写过东西。1938 年,张爱玲在《大美晚报》上发表了她的第一篇作品———英文散文“What a life , what a girl‘s life”,比1939 年的《天才梦》还早。可见,她的散文创作早于小说。

张爱玲的散文创作盛于40 年代,其散文作品大多写于那个时期。1942 年,她连续在英文杂志《二十世纪》月刊发表《中国人的生活和时装》、《中国人的宗教》、《洋人看京戏及其他》和几篇影评,这几篇英文散文后被重写成中文,收在《流言》中。1944 年12 月初出版的散文专集《流言》(上海科学公司),收有《更衣记》、《公寓生活记趣》、《谈音乐》等三十余篇。1976 年5 月,台湾出版了她的小说、散文合集《张看》(台北皇冠出版社),收入《谈看书》、《谈看书后记》等少数几篇散文。1988 年,台湾又出版了她的另一本小说、散文合集《续集》(台北皇冠出版社),内中有《表姨细姨及其他》、《谈吃与画饼充饥》等七篇散文。

张爱玲的散文创作风格在她创作初期就成熟起来。对张爱玲散文的研究,最早的一篇是1944 年沈启无《南来随笔》,他认为:“她不是六朝人的空气,却有六朝人的华胆。”“她走进一切的生命里去,一切有情无情在她的作品里也‘各正性命’,得到一个完全的安静。所以,她的文章是温暖的,有庄严的华丽,也有悲哀,但不是凄凉、凄厉,所谓‘众生有情’,对人间是有着广大的爱悦的。”

年轻的张爱玲有着强烈的“世俗的进取心”，对于成名有着“绚烂”的渴望，她一再鼓励自己快些努力：“快、快、快，迟了就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于是她握笔不辍，四处出击，短短几个月，张爱玲迅速“占领”了上海滩几乎所有出名的文学杂志。小说之后是散文，杂志之后是出专集，几乎一夜间红透了上海滩。她的最重要的作品相继问世，如《茉莉香片》、《倾城之恋》、《金锁记》等，小说集《传奇》、散文集《流言》一版再版。这时的她不满25岁。

张爱玲的创作创作独树一帜,就其形式特点而论,可以概括为弹性美和流动美。弹性主要从文章构成元素的角度,通过对句式、结构、表达方式等方面的解析,细致入微地考察搜集在《张看》中的散文。流动美着眼于文章的层级结构,即从表层形象和深层气韵和节奏两个层面,探究形成张氏散文独特魅力的原因之所在。

张爱玲的散文语言大半自诉身边的感受。人生的、文化的讨论,都浸透着她的灵性。这类有情有味的文字,是她的典型作风。当然,不要误以为张只会写感觉丰盈,联想连翩,韵味盎然的句子,她也有思想。不是那种严谨博大的哲学思想,或依一定阶级旨归的政治思想,而是一种现代的文明意识,在絮絮道来的字里行间渗透着,举重若轻,有时,似乎不经意地点出,皆成妙语。周芬伶认为张爱玲是语言炼金师:张爱玲的散文结构是解甲归田式的自由散漫,文字却是高度集中的精美雕塑,她的语言像缠枝莲花一样,东开一朵,西开一朵,令人目不暇给,往往在紧要关头冒出一个绝妙的譬喻。她还喜欢套用现成的诗句、俗语、谚语,并认为是中国人语言中重要的纤维⋯⋯所构成的散文肌理深具民族风味。旧语言的灵活运用是张的散文底色,然而她更擅长塑造新语言,有时不妨西化,有时不妨诗化。余彬认为张爱玲的散文文体深受英国散文的影响。“她的散文显然比她的小说更来的从容不迫,挥洒自如。她的散文则往往可以做到起落无迹,’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其隽永的讽刺,尖新的造语,顾盼生姿的行文,使其文章显得分外娆妖俊俏。气盛言宜,她的文章议论风生,神彩飞扬,从头到尾,一气呵成,毫无阻滞。正是傅雷赞叹的,是‘色彩鲜明,收得住,泼得出的文章。’”“另一显才气的是她的炼字炼句。她自出机枢,陈言务去,本其聪慧,酿造出地道的张爱玲式的警句。”“《流言》中许多文章也以议论为主,叙事、抒情倒在其次,所以张最初的散文给人的强烈印象就是作者的机智,即使好些‘记’文中也可见到大量狡黠灵慧的俏皮话,而文章的起承转合往往是靠这些轻灵的议论推动的。”

张爱玲的散文也是风俗录与人种学纪录,张爱玲对于民俗学与人种学的兴趣,可能也是出自她追求逆庸俗化与逆现实化的心理动机。周芬伶认为“ ⋯⋯现代散文家像张这么擅长写穿的真不多见,但她并不是时尚的盲目追随者,从她的穿着可以看出她反叛流行解构时尚的主张。”“读《更衣记》不能忽视她那些精美的插图,不管服装样式或人物的素描都相当生动具有艺术感,写服装史兼绘插图,当代女作家她算第一人,这篇文章对清代仕女服饰至民初服装文化颇有参考价值。”《洋人看京戏及其他》“与其说她是谈京剧不如说她谈的是中国人的民族性⋯⋯”张爱玲的散文还表现了浓厚的市民情趣,她注意都市风景线里“人的成份”。她热爱市民的俗美,于平庸的日常生活,于柴米油盐,水与太阳的遍施予人的恩惠之中寻找实际人生。张爱玲对于人种学的阅读与研究兴趣大概从1965 年左右就开始, ⋯⋯作为业余的人类学研究者,早在二十岁左右她就发表了一系列探讨民俗学的散文,晚年承续了这方面的兴趣,这是《谈看书》与《谈看书后记》的写作背景与动机。

张爱玲散文机警的特点被诸多论者所肯定。张爱玲的机警是建立在广大的悲情之上,形成既悲凉又犀利的文风。这一点,许多论者达成共识,如刘玉秋在《于细微处品味人生的苍凉———论张爱玲的散文创作》一文中认为张爱玲对于世俗人生的描绘及发自于内的亲切感,是基于她对女人角色的认同,在她以世俗女子的眼光观照人生的枝微末节的同时,却又常常感到思想背景中的惘惘,她既有独特的敏锐的感性观察力,又有独特的清醒的理性。汤正启的《美丽的苍凉———读张爱玲的散文》一文从具象———感性、抽象———理性、幻象———神性三个层面透视了张爱玲散文的机警与悲凉。冯凌的《真实的距离———谈张爱玲散文的精神世界》 通过张爱玲小说与散文的比较,揭示作者真实的精神世界和独特的美学追求。从比较小说和散文中人物活动的主要场景———空间意象的不同入手,分析她的小说和散文思想内容的异同,指出散文中的“我”与真实的张爱玲之间的距离,理解她在尽情享受物质文明的背后所潜藏着的深深的悲凉与望。

张爱玲散文创作是“诸体皆备”,而且以写作之持续度与总质量来说,张爱玲也堪称是一个散文大家。周芬伶认为张爱玲散文中成就及影响最大的当属“自传体散文”及“文论艺论”。张爱玲自传性散文吸引人之处,在于强调她的“现实性”和“俗气”,文人最避讳的特质她照单全收,她对自我的洞察和自我调侃,建构了“大俗即雅”、“小恶即真”的特殊观点。她对自我形象的描述常是低抑的、委屈的,而且带点早熟的世故。

张爱玲就是个极讲究封面设计与序跋写作的作家,她不以记录成书的背景,或作品的自我评价为满足。反而站在一个文学的高点总览全书,有时不妨谦虚,但总要构筑一幅开阔、宏丽的图像和全景为满足,张的序跋文学性极高,光华独照,跟她的散文作品相比一点都不逊色。对此,周芬伶也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她认为张爱玲的序跋不仅标示她在不同时期的心境与眼光,也常常展示了她独特的文学意见。张爱玲的序跋写得极讲究,如《〈传奇〉再版的话》,格局大,格调也高,文中有些话成为了解张爱玲作品的重要根据,这种预言式的文学自白,不仅

说明了她的深思慧见,文字更是铿锵有力,显现大家气度⋯⋯最后她以本书的封面设计作结,用“生命也是这样的吧———它有它的图案,我们唯有临摹。”来总结整个序文。整篇文章浓淡交织,冷热互见,叙述、议论、抒情样样出色,确是一篇杰出的序文。周芬伶认为张爱玲晚年的考据与译注著作,序本身就是学术味浓厚的长文,可观的是处处闪现她对文学与人性的慧见。

张爱玲散文的悲凉意味被诸多论者所论及,余彬在《张爱玲传》中写道:“享受生活的欢悦的亮色浴在了四周浓重的暗影里,机智、轻快的调子与压抑了的悲哀在《流言》中互相纠结着,交替出现,即使是最轻松的话题,也时而不期然地泛出悲凉之音⋯⋯”“这也正是张的人生态度的写照,她时时清醒地意识到时代的悲哀,人生的残缺,同时又不放过在现实的脏与乱与忧伤当中随处发现、体味人生‘可亲可爱’的一面,从而并不陷入绝望。”还有些论者论及到张爱玲《流言》中的悲凉意味,如周敬芝的《一则苍凉的爱情寓言———论张爱玲散文〈爱〉》 ,张晓琴的《荒凉意境中的追寻者———由散文〈爱〉透视张爱玲创作的情感世界》。前者认为:“散文《爱》是张爱玲1944 年写的,当时她与胡兰成正处于热恋中,但文章却丝毫没有那种热恋中人的狂热、骚动不安的感情,更多的是苍凉与无奈,它不是一个美丽的爱情童话,更像一则寓言。”王喜绒的《从〈流言〉看张爱玲散文的文体特色》指出独语式的个体语境、孤独感和苍凉感的浓郁渗透、走向世俗的现世精神、独具特色的表现方式,既构成了当时文坛上不同于主流语境的另一种风格,也构成了张爱玲散文文体的鲜明特色。

张爱玲的作品取材于世俗生活，将西方现代心理分析派的要领和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笔法奇特地结合在一起，风格富丽堂皇而且充满丰富的意象。最难得的是她对人生的了解极为深刻，这对于这样的一位女作家来说的确是个奇迹。晚年的张爱玲孤独地居于美国，于1995年月圆人团圆的中秋节前夕悄然离世。她选择了静寂封闭的生活，因为热闹对于她来说早已是过眼烟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