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文革”的记忆 ——“忆苦思甜”篇

第一篇：寻访“文革”的记忆 ——“忆苦思甜”篇

寻访“文革”的记忆 ——“忆苦思甜”篇

寻访“最后”的记忆 ——“文革”时期“忆苦思甜”篇 2016-03-12 红色边疆荒友家园

寻访“最后”的记忆

——“文革”时期“忆苦思甜”篇

“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申，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仇，千头万绪千头万绪涌上了我心头，止不住的辛酸泪挂胸……”

这是当年忆苦思甜活动中流传最广、最能打动人心的一首歌曲。对于许多中老年人来说，可谓耳熟能详。

一曲《不忘阶级苦》，钩沉人们记忆深处的陈年往事，仿佛尘封了已久的记忆碎片，在一瞬间从支离破碎变成一幅完整的画面。

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过去的一切都是那样的神奇，那样的不可想象；但对于曾经沧海的人来说，永远都有絮叨不完属于自己那个时代的陈年旧事。

记者 刘剑

“忆苦思甜”那些事

忆苦思甜是“文革”期间城市农村常搞的一项思想教育活动。就是学校把在旧社会“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请来，给大家讲他们在“旧社会”吃不饱、穿不暖、挨地主欺负的悲惨日子。

65岁的周光明是“老三届”初中毕业生，他回忆说： “如今的孩子们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不知道忆苦思甜为何物，而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小的时候大都受过忆苦思甜的教育。”

1970年，吕青在老附中（现在的天宁寺内，后并入衢州一中）读初二，学校组织忆苦思甜大会，会前，与会者每人发一块用糠和野菜做成的馒头。“我第一个 吃了一口，谁知嚼在嘴里咽了几次都没咽下去，那叫一个难吃。当时，流行这样一句话：‘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累，看看革命老前辈’。想到这，我硬是 将一只馒头咽了下去。”

礼堂里的高音喇叭，播放着《不忘阶级苦》，以烘托会场气氛。

接下来，来自下张公社官庄大队的老贫农朱水亭作忆苦报告。印象中，朱水亭老大娘穿了一身比较破旧的衣服，讲述自己家乡闹灾荒，地主老财仍然收取租子，然 后出去逃荒，差点饿死在半路上。声情并茂的讲述，讲到高潮时，许多同学眼中流出了同情的泪水，一些女同学更是禁不住跟着老大娘失声痛哭起来……

这时，主持人举起拳头高喊“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打倒万恶的旧社会”，老师和学生们都随声高喊着。会场内，群情激奋。

“说实话，当时的教育确实起到了令新社会成长起来的学生们，对旧社会充满恨、对新社会充满爱的作用。”吕青这样说。

然而，有的学校在搞忆苦思甜时，曾闹出一些笑话。

汤先生是当年红旗学校四连一排的学生。他回忆说：“1970年，我正好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忆苦思甜’活动如火如荼。一次，学校请来石梁小沟生产队一位 叫王呆子的老贫农作忆苦思甜报告。这位老大爷雇农出生，从小给地主家放牛，做长工，没有什么文化，是个‘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孤儿，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 写。”

这位老贫农在回忆了一通“旧社会”的苦之后，竟这样“诉苦”：旧社会最苦的时候，就是“三年自然灾害”（1960年前后）。你们知道，那时候村里人吃什 么？吃糠，吃野菜，实在没东西吃，就剥树皮吃。说到这里,坐在后排的高年级学生用手紧紧的捂住嘴，强忍着怕笑出声来，个个憋得满脸通红。学校“革委会”的 毛老师见此赶紧走下主席台，关掉“扩音器”……

有关“忆苦思甜”趣事的版本很多，至今仍是许多“过来人”，茶余饭后的谈资。“文革”年代“荒唐事”

“在那个时期，家庭出身贫苦的头抬的高高的。家里够不上贫农成分的就觉得抬不起头来，成分不好的更是要‘夹着尾巴做人’。”邓力红由于家庭成分不好，被同 学们起了个外号，叫“小地主”，“那个年代，出身不好很受歧视的，不仅红小兵组织加入不了，连读初中的资格也被剥夺。”

“家庭成分”让邓力红痛彻心扉，时至今日，每每提起仍耿耿于怀。

那时，学校经常布置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访贫问苦。王秀琴回忆说，为了丰富对地主的认识，她回家问爸爸妈妈，你们村上的地主是不是每天都举着鞭子，一副凶巴巴的样子？他们没有正面回答。她又悄悄地问奶奶，你小时候，要过饭吗？有没有被地主家的狼狗咬伤过？奶奶吱吱唔唔地说：“哪有这事呀。”王秀琴一脸失望，觉得“很没面子”。后来，在“学校的阶级教育展览会上，隔壁班的同学，从家里拿来一件据说是他爷爷解放前要饭时穿过的破棉袄，这让许多同学羡慕不 已。”

那个年代，大家都觉得越苦越光荣，越穷越革命。财贸系统有一位姓李的女干部，整天穿着打补丁的衣服裤子，被当做“艰苦朴素”的典型，后来被人揭发出来，那些个补丁全都是假的，“造假者”被“揪”了出来，接受群众批斗。

听忆苦报告时，不挤出点眼泪都怕别人说你没有阶级感情。“‘文革’时期，‘没有阶级感情’是顶很大的‘帽子’了，再往上就发展成了‘现行反革命’。”刘牧野作为“过来人”，提起“文革”满腹都是故事。“其实，那时听忆苦报告时的哭声，也不排除作秀的成分。”

刘老师讲起了一件自己亲身经历的事：记得还是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第一次参加忆苦会。学校请来杜泽公社碧溪（音）大队的老贫农作忆苦报告，台上的那位满口都是乡下土话，谁也听不懂在说些什么。奇怪的是，报告刚刚开始，台下就响起了一片抽泣声。

这是咋回事儿？我压低身子，好奇的左右环顾，见左前的一位女生，双手捂着脸，不时轻轻地揉着眼睛，身子有节奏的微微颤动，一副悲痛欲绝的样子。等那位女生挪开手，我才发现，她根本没有哭，只是两眼被搓得绯红。

这时，我恍然大悟：原来可以这样子“悲痛”的。于是，以后在听忆苦报告时，我也学着“作秀”：先准备了一块手帕，进入会场前用水淋湿，然后攥在手里，一 边听报告，一边也学别人，悄悄地搓着眼睛。等报告结束后，就当着工宣队、贫宣队和老师的面，拿出手帕用力地拧，还真是拧出了几滴水珠。

甭说，这一招还真灵。因此得到了学校领导和老师的表扬。犹记当年“忆苦饭”

“文革”时期，许多学校都改了革命化的名字，鹿鸣小学改名 “红旗学校”，衢师附小则挂上了“工农‘五七’学校”的牌子。每所学校都有工宣队、贫宣队或军宣队派驻，学校的组织机构也模仿部队建制，实行半军事化管 理。年级改称连，班级为排，年级组长被称作连长，班长成了排长。

在杜建波儿时的记忆里，“忆苦思甜”与“忆苦饭”就是其中之一。

儿时的我还不知道“运动”为何物，只能从父母以及其他成年人的表情中看出他们内心的痛楚和无耐。在学校里，除了每天的功课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业余活动”。这些“活动”的中心内容也是“阶级斗争”。

“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不吃二遍苦，不受二茬罪”等口号几乎成了小学生们的口头禅。

方力平是当年“工农‘五七’学校”的学生，曾经当过二连一排的排长。那时，班干部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每天早上守在学校的大门口，检查同学是否背着“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本）。“学校有规定，没有带‘红宝书’是不准进学校大门的。”

上课钟声响过，排长喊口令“起立”，然后，带领大家“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致敬！”接着，大家挥着“红宝书”齐声高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或许是有些人认为我们这些孩子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苦’和‘罪’，长此以往就会忘记旧社会的苦，也记不得新社会的 甜。为了防止革命的下一代被‘和平演变’，必须开展教育活动。在我的记忆中，学校每一学年，特别是过年过节前都要组织学生吃忆苦饭，让我们通过吃‘忆苦 饭’达到‘思甜’的目的。”赵建新这样评价说。

所谓的吃“忆苦饭”，就是豆腐渣里面掺一些米皮糠，再加上点菜叶或野菜（马兰头、荠菜等）熬成的稀粥。

“忆苦饭”一般都是放在忆苦会之后吃。开吃前，先是学校领导讲一通吃“忆苦饭”的重大意义，希望同学们 “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当好革命的接班人。”接下来，大家就端着自己家里带来的碗，到放在礼堂门口的几只大木桶前面排队，炊事员 为每人舀上一铁勺“忆苦饭”。

“吃忆苦饭也是有讲究的，这里涉及到‘阶级感情问题’。谁看上去吃的香甜，吃的津津有味，说明你对无产阶级有深厚感情，对万恶的旧社会有刻骨的仇恨，吃不下去，证明你思想深处阶级觉悟有问题。”

对于家庭出身不好的邓力红，吃 “忆苦饭”比谁都积极，常常是一碗吃完，还要再来一碗，吃得肚子涨涨的。这样的举动，在他看来象是在“自我救赎”。

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以后，忆苦活动开始渐渐地“降温”，而吃“忆苦饭”却还在继续。只是变成了由学校统一组织，以班级为单位进行。

如今的孩子们，对于“忆苦饭”的认知，只能从一些回忆文章中略知一二。在徐卫东的记忆中“那玩意儿确实不好吃。但心里想的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能让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吃‘忆苦饭’，重在‘思甜’。”

杜建波说，那时的“忆苦饭”，并不像一些回忆文章中所写的那样“难以下咽”，或许是学校食堂的炊事员，爱护他们这些正在长身体的学生们。

76岁的退休工人毛金发，七岁就给地主家放牛，割猪草。印象里的 “忆苦饭”，比他小时候在地主家吃的饭菜，好下口多了。

不能忘记的《收租院》

那时，学校还经常组织学生到“阶级教育展览馆”（现在的南宗孔庙）参观大型泥塑《收租院》，看反映周扒皮罪恶的动画片《半夜鸡叫》。对此，刘牧野记忆犹新。

60年代出生的人，也许还记得大地主刘文彩庄园和泥塑《收租院》的故事。

大型泥塑《收租院》于1965年10月在四川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完成首创。据市二轻总公司退休干部姜育华回忆，1971年，当时的衢县文化馆组织人员开 始创作，由林国镇牵头，特地外地调来了毕业于浙江美院雕塑系的胡锡乾担任主创。这组由114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构成的泥塑群像，用艺术的形式再现了旧中 国农民的苦难生活，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具有极为强烈的教育意义。“只可惜当时没有影像资料留存下来。”浙师大艺术学院原院长胡锡乾教授不无遗憾的说。

姜育华参加工作时就在衢县文化馆，最初在杭州担任衢县高家公社水利建设成就展的讲解员，曾为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作过讲解。她回忆说，1972年，“收租 院”开放后，她负责第一部分的讲解。当年他们总共有10多名解说员，每天分组轮流解说都忙不过来，常常说得口干舌燥，嗓子哑了都不能歇。

“由于泥塑《收租院》在全省仅此一家。来的人实在是太多了。那个时候不仅周边县市的工厂、农村、学校和机关都要组织人员来参观学习，就连金华等地也经常 组团前来。展览馆内经常可以看到，居委会的老太太，工厂的女工们扶着围栏失声痛哭，讲解员站在一旁边流泪边讲解的场面。”重提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回忆那 种如火般无私的激情，姜育华无比感慨：“展览馆平均每天要接待几千人次，那场面足以用‘火爆’来形容。”

“那是一个夏天，老师带着我们去孔庙参观‘泥塑《收租院》’，听讲解员按照场景逐段的动情讲解，逼租、验租、过斗、算帐……”旅居美国的江女士记忆最深刻的是，《收租院》里的水牢，“看了后，激起了我们对恶霸地主刘文彩的阶级仇恨。”

后来，“文革”谢幕了，“阶级斗争”成了历史，刘文彩也就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记忆。

很多年以后，刘牧野在网上看到了刘文彩孙子刘小飞为其爷爷“翻案”的文章，说要还原一个真实的刘文彩。文章说，《收租院》里水牢是假的，收租院也是虚构的。

“翻案”文章完全颠覆了人们的“记忆定式”：刘文彩从一个“十恶不赦”的恶霸地主，摇身变成了“乐善好施”的绅士。

第二篇：寻访红色记忆

寻访红色记忆

历史的车轮碾过一段段不平凡的道路，日月如梭，时光荏苒，多少载春秋已逝，弹指一挥间，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迎来它90华诞。时间不会淹没历史的亘古垂青，90年，多少风风雨雨，一路走来，历经沧桑;90年，多少个日日夜夜，前赴后继，只为今朝;90年，阅尽千山万水，依就光芒永存，明照千古。站在华夏盛世之颠，逝水东去，腾起万仗浪花，忆往惜峥嵘岁月，风烟万里，炮火连天，响彻云霄。那血染的风采将党的光芒铸成一座座无字丰碑。

90年的历程，见证着您奋斗的足迹，90年的沧桑，留下您坚韧的身影，您领导广大人民，用生命谱写了一曲曲青春的赞歌，用鲜血迎来了黎明的曙光。终于还了人民温馨家园，还了祖国锦绣河山，东方睡狮终于在人民的呐喊中醒来。

她——九十年栉风沐雨 九十年历经沧桑

她，从硝烟战场中一路走来，植根几代人的心灵；她——我心中的党，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推翻三座大山，人民才尝到翻身的喜悦。是她，倡导西部开发，戈壁才崛起新城座座；她，带领人民克灾制难；她，让中华民族迈步春天。当疾病来临的时候，当洪水肆虐的时候，当地震到来的时候，是她站在人民的面前，伸出双手拯救生命，是她站在决堤的江中，用她的身体铸就堤坝，是她卧在倒塌的废墟下，撑起一片安全的天空。不是所有的渴望都能实现，不是一切的祈盼都会成真，但只要心还在，党就永远在，千年的风沙淹没了繁华，只留下

一段段传说。

有多少悲欢离合，又有几许喜怒哀乐，都随那风儿散去，起义改良不过是一出折子戏，辛亥的那一瞬灿若夏花，嘉兴湖畔，翠柳长青。遵义城内，阳光耀眼。万里长征路，青山白雪埋忠骨。似春风，绿了江南青了东北，暖了人心。

时间不会忘记，历史不会忘记，作为党的儿女们更不会忘记。多少个朝朝暮暮，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矢志不渝;多少个日日夜夜，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而呕心沥血;多少个春夏秋冬，为中华儿女的幸福安康而不懈努力。

虽然那段刻骨铭心的岁月正悄悄离我们远去，但那段艰难成长的征程让我们难以忘怀，从五四运动到马克思理论在中国的成功运用，从1921党的成立到1945抗日战争的胜利，从1945到1949年全国基本解放。伴着一声庄严而又自豪的声音“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那一刻谁也无法掩饰内心的激动，一种奔腾的热血燃烧在身体的每个角落，依稀可见多少先驱烈士们含笑九泉，在中华沃土里放声高歌。

历史的刻板上已经刻下一段永恒的回忆，中华五千年的华章上奏响一曲铿锵有力的凯歌，曾经风雨飘摇的岁月终在党的不懈努力下风停雨过。当那用鲜血与灵魂染成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时，无不诉说着中国共产党的那份威严，那份崇敬，在华夏沃土上绽放光彩，永铸中华魂。

她——九十年不是耄耋 九十年正值风采

青春是一支最质朴的歌，连绵的调子里却有着最高亢的音符。那音符里有着这样两个字——爱国。爱国是一种魂，是擎天巨树上的落叶飘向大地母亲怀抱时的那一片深情，是永远飘扬在我们头顶的一面永不褪色的旗帜。而永远跟党走则是我们一个永不褪色的主题。

独立自主是她的崇高气节，和平外交是她的和平与善良。在国际纷繁多变的舞台上，她经受了国际风云的考验，以高瞻远瞩的目光找到了神州通往繁荣富强的康庄大道，于是就有了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她以无与伦比的勇气，撕破了中国固步自封的枷锁提出了对外开放，以过人的胆识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以光辉庄严的形象不战而屈人之兵，洗去了神州大地百年的耻辱，告慰了湘江遗憾百年的灵魂。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建立起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全民奔小康，她领导人民以奇迹般的业绩让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改革春风的号角吹响党的新篇章，沿海开放城市领军突起，引领经济风尚，党的蓝图运筹帷幄。几十年来，一颗东方之珠傲立于世界之林。当万户飞天，嫦娥奔月的故事不再成为神话，满载一船光辉的神舟飞船，嫦娥一号成功发射，中国在浩翰茫茫的宇宙中迈向航天事业的新起点。当多少奥运金牌填满没有中国人参加奥运会的空白，同时伴随着2011年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更是让中国成为世界的焦点。2011年的上海世界经济博览会，2011年的西安世界园艺博览会共同彰显今日泱泱大国的风姿与魅力。九十年之际，她不是耄耋，正值风采！

她——九十年兢兢业业 九十年再创辉煌

说不尽的丰功伟绩，道不完的群英史册。党，毅然站在历史的高峰，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凌五岳之颠，察黄河奔腾之势，浩浩苍穹，滚滚长江东逝水，万里长城亘古绵延，960万中华大地遍地开花，一曲高歌，唱响党的90岁生日!

展望未来，豪情满怀。2011年是我国“十二五”开局之年，我们应该坚定信心，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肩负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服务人民的神圣使命。

2011 年，对每一个国人来说，是值得振奋和自豪的年份，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将在北京举办。己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各个阶层关注的焦点，充分彰显了改革开放 30年来，我国综合国为的显著提升。数日之后，我国体育健儿将在自己的国土上同兄弟国家的动动员一道以英姿飒爽的时代风貌迎接着更高更快更强的奥运精神。此时此刻，我不由地想起五星红旗一次又一次伴随着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在赛场上空升起的动人画面;我深信，那引起胸怀祖国，热爱奥运的人，都无法忘却，当刘翔在110米跨栏中实现极限式超越，当邳州籍运动员王军霞万米长跑中最后关并没有冲刺在前列等一个又一个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激动时刻!

从第一枚奥运金牌的获得，到奖牌总数处在全球前列，是代代传承的民族精神，给了中华儿女摘金夺冠的底气和体魄。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

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今天，面对新的机遇、新的挑战，我们更应该肩负起历史责任，永远跟党走，青春献祖国。

永远跟党走，青春献祖国，就要做到刻苦学习专业知识，提高自身各方面的素质，使我们成为一名优秀的社会主义人才，为国家发展作贡献。

永远跟党走，青春献祖国，就要倡导社会新风。走在精神文明建设的前列，弘扬社会公德，促进和谐社会。“八荣八耻”在心，事事尽力而为。

永远跟党走，青春献祖国，就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我们要用实际的奉献，回报养育自己的这块热土。

任何个人的奋斗，都与国家的兴衰息息相关，只有把自己的命运同祖国的命运维系在一起，我们的人生才能折射出真正的华彩。

20世纪中国的历史，写下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青团的光荣，21世纪正期待着我们创造新的辉煌。青年昭示着未来，代表着祖国和民族的希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事业需要我们去建设，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我们去实现。

蓝天上白云飘逸，清风中垂柳微笑，而今享受着如此美妙辰光的我们都该用心铭记着闪耀光辉的党的奋斗史。谨让我以三个字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我爱党。

chengyu

第三篇：寻访东岳五七干校记忆

走过岁月锁旧梦

--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团在息县的寻访之旅

„人物旁白‟2005年7月1日，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团踏上了息县东岳这片土地。时隔36年，再次看到这窄窄的小路、浅浅的池塘、劳动过的田畴、吃住过的瓦舍土屋，及这些熟悉的土地和身影，我们的心情跌宕起伏，我们的思绪奔腾飞舞，因为，历史曾在这里写在我们心中的标点符号，让我们一生一世都无法抹去……

„解说‟时光漫漫，岁月悠悠。2005年7月1日，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前所长、研究员、顾准的胞弟陈敏之，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副主任宋晓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吴太昌、赵人伟、经君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何文轩、王保生等，又一次来到息县东岳。他们情不自禁地打开留存心底的记忆，把36年前的历史底板在眼前冲洗，让36年前的人生往事由远及近，愈发明亮而清晰。

那是1969年至1972年，中国**的年代，106位部级干部，近2000名专家学者与家属被下放到东岳，接受劳动锻炼。这些人中，包括以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经济所、文学所为代表的一批非常有影响的经济专家和文学泰斗，诸如：经济学家顾准、骆耕漠、狄超白、巫宝山、林立

1夫、吴敬琏、张卓元、赵人伟、周敬莲，文学家俞平伯、钱钟书、杨绛、冯至、李健吾、戈保权、卞之琳，语言学家吕淑湘、丁树声等等。伴随那个时代的咏叹调，打上历史烙印的干校基地和学部机关在当时的东岳人民公社建校落户。这一批影响着中国经济发展、文学进步的名人，在这个偏僻农村，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岁月。

就是这个地方，这里的田园农舍，月色荷塘，融进了他们的生活，交汇着他们的思想；记忆中的村村落落，梦牵魂绕的地方，他们感到亲切，感到有千言万语要在这里诉说。那辆旧纺车，那把铁农具，那盏煤油灯……它们静静地躺在土屋里，无声地迎接着当年的主人重回故里。在经济所昏暗的陋室里，有人告诉高粱，这就是他的父亲顾准当年曾经居住的地方，高粱默默无语，深情凝望。李玉搀扶着耄耋之年的陈敏之老人细细寻访，她告诉陈老，当年顾准他们用握惯了钢笔和圆规的手拿起铁锹和镰刀，用思考德谟克拉西（民主）和赛因斯（科学）的大脑学习播种与收割……饱经风霜的陈老频频颔首只无言。在干校旧址模拟全景图前，寻访者的脚步久久停留，他们兴趣盎然地相互交谈着、比划着，共同追寻岁月的痕迹；他们站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穿越时光的隧道，依稀又回到了从前。

在东岳的这片土地上，寻访者和到这里接受劳动锻炼的人，曾把打湿的行囊在这里晾晒，体验着人生带有酸涩的生活；在这里，淳朴的乡情民风滋润了他们的生活，慰藉了他们的心灵；在这里，他们了解到息州大地厚重的文化底蕴和发展历史。息县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四季分明、气候宜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息夫人的故事流传至今，王安石、苏东坡等历史名人亲临这里题字赋诗的动人传说，在民间广为传颂，以息国故城遗址、秦楼遗址、赖国故城遗址为代表的文化遗产和名胜古迹，把这里装扮的迷人而又神奇；以小麦、水稻、花生、香稻丸、息半夏、息生猪、息石灰等为主的农作物、特色产品和建筑、工业用品，使这里成为渔米之乡和富足之地，使这里享有“有钱难买息县坡、一半米饭一半馍”的美誉。在这里，著名经济学家顾准一边参加劳动，一边潜心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对中国经济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和未来设想，留下了大量有价值的文字。尤其是在东岳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建设中国”的学术观点及其对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思索，至今仍为我国经济学界广泛关注，被吴敬琏先生称为“中国提出市场经济的第一人”。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顾准先生的《息县日记》等许多闪光的思想和佳作就是诞生在这里；在这里，这些专家学者曾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人乃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难免犯错误、走弯路，如果以他们的牺牲为代价，能唤起民族的清醒，国家的强盛，他们无怨无悔。

36年之后，当他们再次踏入东岳土地的时候，他们百感交集，欣喜万分。东岳变了，息县变了，这里的土屋瓦房不见了，泥泞的道路消失了，楼长高了、路变宽了、灯变亮了，交通、通讯、电力、教育、环保等各项事业飞速发展了，群众的生活富裕了，现代农村的气息浓了。他们这次到来，处处感受到息县乃至信阳市人民的热情和真诚。信阳市市委书记刘怀廉、市长王铁、市委副书记胡玉成、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军甫、副市长马林青、万明云等市领导代表780万信阳人民热忱欢迎他们的到来。息县县委书记赵兴华、县长余运德等县领导，全程陪同这37位从北京和上海等地远道而来的客人，息县人民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亲人重逢的兴奋和激动。

滚滚热浪减不去他们寻访的热情，路途迢迢挡不住他们寻访的脚步。从经济所的旧址，到文学所的故地，从县城到乡村，在濮公山脚下，在淮河水岸边，他们放飞思绪，纵情追逐过去的时光。在纪念顾准先生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上，他们把此次寻访之旅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酣畅纵论，对息县县域经济的发展发表了独到的见解，提出了前进的方向。他们知道，息县虽然发展了、面貌改变了，但与中国发达地区相比，这里还有很大的差距，他们愿用满腔的热忱，回报这片深情厚土，为息州人民踏上小康之路，力所能及地做出他们的贡献。

总是离别的时候才知时光短暂，总有万语千言难诉心中留恋。再次与东岳作别，他们带走的是息县95万人民的深情厚谊，留下的是对濮山淮水的深深眷恋。

第四篇：红歌记忆文革歌曲

红歌记忆文革歌曲

王明析：我的“红歌”记忆共识君按

人的天性是喜欢歌声的，即使身处苦难的境地，也会有苦难者的歌，古今中外概莫例外。可苦难年代留在我记忆里的歌，有时却没有苦难的味道，这是怎么回事呢？被歌声缠绕的记忆：红歌王明析1我的青少年时期基本与“文革”同步。小学一年级还没有念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疾风暴雨就迅速降临到务川这个边远小城。一段时间，十字街是全城最热闹的地方，这里人头攒动，吵吵嚷嚷，五颜六色的传单满天飞，天天都像在赶腊月场。街头跳舞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搞大辩论的，开斗争会的，无一不伴随着声嘶力竭的歌声。《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人们可能比较熟悉了，而另一些歌则很可能比较生疏。例如“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还有“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此句要重复一遍）。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这些话本来是毛泽东对“革命”的解释或者定义，也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个人理解，它怎么会变成一首歌来唱呢？事实上，它们的确是当时很流行的两首战歌。唱这类“语录歌”的几乎都是务川中学的学生。他们虽然派别有异，但都腰扎皮带，肩戴红卫兵袖章，手里捏着红色塑料封皮的《毛主席语录》，一边齐声高唱，一边合着那念经似的干硬节奏，一下一下挥动着手臂，义愤填膺地怒视着对方。因为他们都认为，自己那一派才是最最（重叠两个副词也是学习当时的时代语法）忠于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红卫兵，所以唱的都是毛主席语录歌。他们有时对唱，有时你方唱罢我登场，都想用那种响遏行云的歌声在气势上去压倒对方。我经常挤在十字街的人丛里看闹热。我那时好像忘了家里遭逢的不幸，或是那灾难还未降临？2与这些干硬的歌声相比，我那时更喜欢看十字街街头的文艺宣传表演。我印象中经常演出的队伍也来自务川中学。后来在实验学校教书的徐老师好像还是那支文艺宣传队的台柱之一。这当然是我的臆测，因为她总是出现在舞蹈队的中心，人又长得很漂亮。许多年后，我去实验学校“检查工作”，我们在一起聊天时，我几次想和她说起当年那个小男孩对她这个舞蹈美女的景仰，但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现在想起来，她们当年的舞姿，一点儿都不婀娜多姿，手势和体态的变化很像是今天的某种广场舞。但她们当年唱的歌我却是牢牢记住了：“毛主席的光辉，嘎啦呀吉诺诺，照到了雪山上，伊拉强巴诺诺，啊~~~啊~~~~照到了雪山上，伊拉强巴诺诺。”“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河深海身不如阶级友爱深。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谁要是反对它谁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不知道当年为“毛主席语录”谱曲的是些什么人，是否有几个比较出名的作曲家。一想起他们能把“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两句话谱成一首歌来反反复复地唱，我有时就会禁不住胡思乱想。因为这已经不是在唱歌，而是在干吼、干嚎了。5岁的小女孩举着两个小手，正在给参加会议的军代表们表演“忠字舞”这种歌的风格是否前有古人我不得而知，但它流风所致却深深影响到后来。“文革”中这类歌特别多，早期不说了，即使到“文革”末期，人心思静厌乱已是大势所趋时，只要我们打开收音机（包括每天的广播），依然可以经常听到下面这两首很吵人的“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嗨）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啊）就是好！…………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历史车轮不可抗拒、不可抗拒！美帝国主义必然灭亡，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后一首歌还稍讲道理，第一首歌简直就是在强词夺理。有一年看春晚，见一群大红大绿的男女在舞台上像疯子一样跳来跳去、翻来覆去地就吼唱一句“咱们老百姓，今儿呀真高兴”，我就总是抑制不住要想起“就是好来就是好（啊）就是好”这首经典“嚎歌”。3回忆“文革”早期的歌，绝大多数都充满阶级斗争色彩，火药味儿很浓。只有极少数歌的旋律优美动听。印象中，毛泽东的《蝶恋花·答李淑一》就属于这类特例。我想，这其中的原因显然是因为这首词的特定内容不能谱写成“战歌”，否则，它仍有可能会被谱成“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这首七律赌咒发誓式的念经腔调。那时歌颂毛泽东的歌多得不计其数，我至今能唱的不下二十余首，印象中较深的一首，上世纪90年代初好像被李玲玉翻唱过：“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千万颗红心在尽情的跳动，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我们衷心祝福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很难想象，一个国家在整整十年里，会对一个人出现那么多的颂歌。那完全是个不讲理的时代，例如，每天早上的广播一开始就是《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晚上结束播音，放的都是《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既然有人是“大救星”，怎么又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呢？我那时年幼，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那些大人呢？他们想过吗？或许想过，但谁又敢质疑这里面的荒谬？1966年文革时代解放军战士奉着毛语录游行痛定思痛，那真是很悲惨的十年，正史都谓之“十年浩劫”。粉碎四人帮之后，这类颂歌忽又达到一个新的高峰，最著名的歌是《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世世代代铭记着毛主席的恩情》，但它已经是这类颂歌的尾声了。4人的天性是喜欢歌声的，即使身处苦难的境地，也会有苦难者的歌，古今中外概莫例外。可苦难年代留在我记忆里的歌，有时却没有苦难的味道，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后来想，“文革”开始那几年，我的家庭已遭逢巨大的不幸，我怎么还可能记得住那么多“红歌”？细想起来这是十分恐怖的：在“革命”的名义下，你的家人和你已经被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打变形，你对“红歌”居然还是如此的“情有独钟”。而且几十年过去了，它们的旋律和歌词还牢固地蜷缩在你记忆的仓储，你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不长记性的白痴？是非不辨的糊涂虫？历史的健忘者？记得在哪本书中曾看到过这样的记述：一些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后来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一听到某个欧洲音乐大师的某部作品，他们就会痛不欲生，赶紧远离。原因是当年在集中营里，纳粹就是一边播放着这个大师的作品，一边将他们这些犹太人往焚尸炉里赶。我知道，大师的音乐是无辜的，有罪的是纳粹。我现在很困惑的只是，究竟是一种什么文化，居然会让我一边生活在屈辱和苦难中，一边还熟记了那么多的“红歌”，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不怀疑这些“红歌”的伪崇高和对基本生活常理的违背？记忆中，我的父母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唱这类“红歌”的，我父亲甚至从来没有用二胡拉过它们的任何一个乐句。而我有时兴致好，至今还会在无意识状态中哼一两句某首“红歌”的旋律。这是不是说，“红歌”传递的某种东西已经渗入我的骨髓？是不是这样呢？2011年3月，重庆市九龙坡区巴国城文化广场，万余人挥舞红旗高唱红歌5我意识到文艺特殊的教化作用或者说“洗脑”功能是很迟的；当然，仅仅靠歌声要想达到这一点还远远不够，但歌声的潜移默化作用我认为绝不能小看。我很喜欢音乐，算得上大半个音乐爱好者，但迟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的“音乐人格”是分裂的。1979年，我师专毕业分到濯水二中教书，学校有一个刘姓老师，喜欢拉小提琴，虽然水平有限，但他敢在楼下住学生、楼上住教师的走廊上旁若无人地拉《何日君再来》就让我很佩服，因为这首歌有几句歌词是“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人生能得几回醉，不欢更何待……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它本来是很人性的，但我居然觉得它颓废，有靡靡之音的味道；而这又不是受哪篇文章的影响，而是长期所受的“洗脑教育”潜移默化所致，现在想起真真是可怕。但我当时的确有些矛盾，我毕竟是为人师表的人民教师啊！可是这首歌的旋律又是如此动听，极适合用小提琴来表现。而且我知道，我拉小提琴，效果要比这个刘老师好。怎么办呢？我后来想到一个办法：趁周末大部分学生离校之后，去学校池塘边的土山旁拉。现在想起那煞费苦心的一幕，真是矫情之举啊！如果有学生目睹，他日回忆这情景，真不知道会想些什么。

第五篇：寻访抗战老兵 留下历史记忆

寻访抗战老兵 留下历史记忆

——淮师传媒学院赴轮窑村传播红色精神

7月10日至12日，淮阴师范学院传媒学院“红色记忆，寻访践行”志愿行动启动，团队来到淮安市轮窑村，对抗战老兵乔国柱进行采访和慰问，针对其抗战经历拍摄纪录片，并组织红色精神宣讲活动，对红色精神进行保存和传承。

志愿者们手捧鲜花和慰问品来到老人的家，立刻让这个安静的村庄热闹了起来。现年88岁的乔国柱老人16岁从军，加入陈毅部队，期间参加过数次大大小小战役，右手臂上的炮弹疤痕现在还清晰可见。

倾听红色往事 留住历史记忆

正如全国各地其他抗战老兵一样，乔国柱老人虽然思维清晰，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大语言表述能力越来越不好，能听到他们故事的人越来越少。此次，志愿者们利用自身专业优势，选择了用文字和纪录片的方式，将乔国柱老人的历史记忆留存，让红色故事代代相传。

老人家在镜头前并不拘束，提及抗战，情绪很是激动，他为志愿者们展示那枚代表荣耀的纪念章，用并不流畅的语句描述那个炮火连天的时代，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故事，第一次上战场时，“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与敌人对战时，以千抵万的战斗激情；肩扛重机炮行军时，咬牙坚持了耐力。说到动情处，老人轻轻的唱起了国歌，志愿者们渐渐的加入到歌声中，村子在响亮的国歌声中显得更加祥和。

镜头忠实的记录下了老人对当年历史的记忆，也记录下了乔国柱老人珍贵的红色精神。

传承红色精神 履行志愿义务

“从今天起，我自愿成为关爱老兵志愿者·······”作为抗战老兵志愿者，大学生们在乔国柱老人的带领下进行了宣誓。然而对于老兵，要做的不仅仅是关心和爱护，对他们的经历也不仅仅停留在保存上，而应当把他们的精神传播传承下去。

作为红色精神的传承者，志愿者们为村里带来了一场图文并茂的红色精神宣讲，将抗战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把历史故事与社会发展相结合，让孩子们在正确的价值观的引导下了解历史、认识历史，年迈的老兵、青春的大学生、天真的孩子，构成了一条红色精神的传承链。

抗战胜利70周年，作为社会新生力量的大学生应当肩负历史责任，不忘历史使命，将红色精神代代相传。

（张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