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小说中对生存的焦虑和生命的忧思

第一篇：贾平凹小说中对生存的焦虑和生命的忧思

贾平凹小说中对生存的焦虑和生命的忧思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国际政治格局的转型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根本性的转变。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表象背后是伴随而来的种种弊端，“城市出现了，人们觉得文明了。但人越来越多，美丽的原始风景线越来越远，楼越来越高，汽车越来越豪华，虚伪假劣的人和事也越来越高超，城市越来越在扩大，这时候出现了一个词：污染——环境污染，精神污染。”1“社会发展到今日，巨大的变化、巨大的希望和空前的物质主义的罪孽并存，物质主义的致愚和腐蚀，严重地影响着人的灵魂”，贾平凹清楚地知道“这是与艺术精神格格不入的，我们得要作出文学的反抗，得要发现人的弱点与罪行。”

贾平凹产生焦虑情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是出身农民和知识分子文人的双重身份使他对现实更加的关注和自主思考，也与他自身性格、精神气质密切联系，并且，自80年代末患上肝病开始，他的个人境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诱发了他对生命的思考。贾平凹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参与到了中国20世纪末发生的历史变革中，以文学书写的方式，抵抗着现代性带来的丑陋和混乱。

2（一）源于现实的焦虑

“作为一个作家，都是时代的作家，他必须为这个时代而写作。”贾平凹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描写社会现实的。年轻时的他沐浴在时代的春风中，带着对生活和理想的热切希望走上文坛，歌唱着美好的改革图景。《鸡窝洼人家》中，禾禾和妻子离了婚，寄宿到山山家，山山夫妻对他细心照顾，对他妻子麦绒也倾心相助，相处非常融洽，即便后来两家进行了换妻，也相处得其乐融融。《浮躁》中的金狗带着兄弟们组成州河河运队，走在改革的前列。《腊月·正月》中的王才也率先走上改革的道路，在农村办起食品加工厂，带领厂里的职工们尝到了改革的甜头。

随着社会阅历的加深、生活视野的开阔，贾平凹发现了生活中的丑。他看到中国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越来越多纯洁的人性在金钱物欲的刺激与诱惑中被吞噬，人的精神失重、自我丧失、痛苦乃至绝望。在都市生活了二十多年的 1贾平凹：《土门》，春风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27-328页

贾平凹、陈泽顺：《贾平凹答问录》，《贾平凹文集》第14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99页 3 贾平凹：《答<文学家>编辑部问》，《贾平凹文集》第14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0页 贾平凹能够认识到中国现代性发展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但现代性的无序发展所造成的现实问题不得不让他去认真思考现代性，两种现代性观念在他的意识里缠绕冲突着。变异的社会环境和异化的人，自然成了贾平凹笔下的对象，在他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小说创作中，主要呈现的便是与之相应的混乱嘈杂、权欲膨胀、物欲横流，从中传达了人文知识分子的感伤和忧患，贾平凹的艺术实践也由此不断地走向成熟。

1、“废都”与“废乡”

初到城市的贾平凹就对城市和城市人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缺乏好感，他曾在小说《九叶树》中，用乡村男人的虚怀若谷反衬了现代城市男人的道德衰落，对现代文明予以批判与否定。在宣言式的《一封荒唐信》中也表现了自己对“闹市里的好吃好喝又有好时间的大肚子男人和束腰身的女人”4的鄙夷和蔑视。

“废都”这个小说题目的设置更是直接地表明了贾平凹对现代城市文明的厌恶态度。小说一开头，作者就描述了城市里的一幅不合常理的图景。四个太阳同时出现在了西京城的天空，“什么就也看不见了，完全的黑暗人是看不见了什么的，完全的光明人竟也是看不见了什么吗？”5“大小的车辆再不敢发动了，只鸣喇叭，人却胡扑乱踏，恍惚里甚或就感觉身已不在街上了，是在看电影吧？放映机突然发生故障，银幕上的图象消失了，而音响还在进行着。一个人这么感觉了，所有的人差不多也都这么感觉了，于是寂静下来，竟静得死气沉沉，唯有城墙上有人吹动的埙音还最后要再吹一声。”6

在水泥和钢筋混合而成的城市里，传统文明中高尚的道德评判标准被丢弃一旁，庸俗、自私等病菌肆虐，感染着西京人的身体和灵魂。这里住房拥挤，空间狭小，人人都冷漠无情、自私自利，拜金享乐的习气竞相登场；一些党政机关的腐败现象更是层出不穷，追名逐利之风愈来愈烈；几个女性也或为名或为利，无不借西安这一舞台展示自己的种种欲望。阴阳不分、鬼话连篇的牛氏老娘直言不讳地说，西京城满街的都“是鬼，满城的鬼倒比满城的人多！这人死了变鬼，鬼却总不死，一个挤一个地扎堆儿。”7这是一片废墟，毫无生机和活力，它留给人们的只是一声悲凉的埙音。45 贾平凹：《一封荒唐信》，《贾平凹文集》第14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1页

贾平凹：《废都》，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6 贾平凹：《废都》，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7 贾平凹：《废都》，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200页 阴森诡异的都市里，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都产生了变异。贾平凹着实费了一番苦心，把社会中流传的诸多丑陋现象都搜集了起来，又统统组织到小说当中，构成了一幅人鬼难辨、虫豸漫天的世纪末景象。借西京这个最能表现时代变迁的城市，他告诉人们这就是“废都”，这就是中国现代性进程中城市异化的一面。

面对“废都”里腐败堕落现象的甚嚣尘上，贾平凹意识中对传统农耕文化的深深眷恋更增添了几分，他开始怀念家乡了，“商州地方的美丽和神秘正是久久被疏忽了，遗忘了”，“日今世界，人们想尽一切办法以人的需要来进行电气化，自动化，机械化，但这种人工化的发展往往使人又失去了单纯，清净。而这块地方便显出它的难得处了。”8“虽然不像城市人那样向现代化迈进的节奏迅速，但你却热羡这里水好，用不着漂白粉，这里的空气好，用不着除尘器，这里的花草好，用不着在盆里移栽。城里的好处在这里越来越多，这里的好处在城里却越来越少了。”9贾平凹热切地想要回到“家家住平房，出门有院落”，“午间鸡飞狗咬，家家烟囱冒烟”10那样平静、简单的农家生活中。

可当贾平凹转身回望，走进“仁厚村”和“高老庄”时，他不得不接受这样残酷的事实，现代性商品经济大潮已经涌进传统保守的乡村，权力意识、拜金主义早已大举侵入乡村人们的精神观念领域，乡村百姓备受腐蚀，沦为金钱和贪婪的奴隶。

眉子贪图物质生活的享乐公然背弃了自己的亲友和生命之根——土地，仁厚村村民们在拆迁费的物质利益诱惑下一个个动摇，仁厚村最终没能逃脱被城市吞噬的命运。高老庄人为了敛财以满足金钱欲，殴打白云寨卖木头的山民、哄抢太阳坡的树木，而村民发疯似地砍伐森林，造成了水土流失，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地板厂王文龙和苏红这类人，更是一心为发财赚大钱，压榨百姓、牟取暴利，得得因此而送了命。《怀念狼》中，经济的巨大落差强烈刺激着欲望极度膨胀的山里人，夫妇二人用自己的孩子作为赚钱的工具，一次次将孩子推向飞驰的车轮，以此来讹诈过往司机的钱财；路边的小店为了招揽顾客赚取钱财，不惜活活宰杀一头牛。他们以变态的方式去获取金钱，放弃了作为一个正常人起码的道德底线，一个个都变成被物欲俘获的俘虏。89 贾平凹：《贾平凹长篇散文精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贾平凹：《贾平凹长篇散文精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3页 10 贾平凹：《土门》，春风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07页 传统道德观念在商品经济的巨大冲击下没有丝毫反抗能力，无奈地走向溃败。商州故土不再明净如初，精神沦落的丑剧正一幕幕上演。曾经淳朴的家乡跟“废都”一样沦为了“废乡”，作者深切地感受到一种全球范围内的人类道德危机和生存危机，他借一斑而窥全豹，揭示了全世界范围内所弥漫的异化现象。

贾平凹说：“现在的故乡对于我越来越成为一种概念”，因为“故乡将出现另一种形状，我将越来越陌生，它以后或许像有了疤的苹果，苹果腐烂，如一泡脓水，或许它会淤地里生出了荷花，愈开愈艳，但那都再不属于我”。11可是，“我太爱着这个世界了，太爱着这个民族了；因为爱得太深，我神经质似的敏感，容不得眼里有一粒沙子，见不得生活里有一点污秽，而变态成炽热的冷静，惊喜的恐慌，迫切的疾恨，眼里充满了泪水和忧郁”。贾平凹嗅到了现代文明的丑恶混乱、变幻虚伪，并以自己的创作再现了“废都”、“废乡”的腐朽景象。

122、异化的人性

异化的现实生存环境必然带来人的无所适从，于是，人变得孤独并开始沦落。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精神上却愈发疲惫、空虚，有的甚至到了崩溃的边缘。庄之蝶们是西京的文化名人，理所当然的，是社会注目的中心，应当受人们尊敬和景仰，但作品向我们展示的是平日里徜徉于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中的他们，精神上一贫如洗，毫无理想价值追求，他们的灵魂被埋没在空洞虚伪的社会光环和华丽辞藻中，只剩下空虚、焦灼的躯壳以及动物的欲望和本能。这群人文知识分子，处在时代变幻的转型关头，意识不到肩上所担负的社会责任，自甘堕落，走向精神上的灭亡。贾平凹深入探究了他们的灵魂所在，揭示了部分传统文人在异化的现实生存环境中的精神异化和道德沉沦，对于庄之蝶们的结局，贾平凹说：“龚、阮、汪只是生存的状态，他们是觉悟的庄之蝶的环境，他们促成了庄的堕落，也帮助庄的觉悟，而他们更走不出废都，他们在废都中活的自如，也因此烂掉在废都。”贾平凹写出了“知识分子的边缘化、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时代的终结、价值的混乱和精神的困惑”，因此，“《废都》成为‘人文精神的危机’最精确的文学见证。”14

《白夜》中，宽哥是当今社会难得的好人，贾平凹也因此赋予了他“警察” 111213 贾平凹：《秦腔•后记》，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563页

贾平凹：《山石、明月和美中的我》，《贾平凹文集》第11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7页 13 贾平凹：《坐佛》，太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页 14 鲁晓鹏：《世纪末〈废都〉中的文学与知识分子》，季进译，《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3期 的身份。他仗义执言，助人为乐，执行法律一丝不苟。但在这个人性异化的现实社会中，他却得不到认可，成了一个满身有牛皮癣的“怪物”。领导不喜欢他，朋友不理解他，老婆与他分居，怀着好心帮助一个困境中的女子却受了人贩子的骗。最适合当警察的人被逼的没法当警察，无私博爱的他遭到嘲弄和讽刺。宽哥的悲剧正说明在当代商业社会里，崇高的精神已然被拉向了人间地狱，这是人性的畸变，反映出了强烈的悖谬感。现代女性受到商品消费文化的变相蚕食也开始堕落、沉沦。邹云有着姣好的容貌，本可以和吴清朴一起收获财富和爱情，然而她却选择了荣华富贵，在商品大潮的腐蚀中丢弃了真挚的爱情与人格，她急切地投入到暴发户宁洪祥的怀抱，她膨胀的欲望也使她走向悲剧。这一悲剧也正体现了作者对女性命运的反思和对精神异化和道德缺失的深层次批判。

在这个洪水猛兽般的商业时代，人类曾经最珍视的东西，如神圣的爱情也像草芥一样被随意抛弃，留下的只有肉欲刺激和感官享受。《病相报告》写到那些所谓艺术家的随意交合、那个著名诗人为了获得创作灵感一次需要三个妓女，而胡方与江岚之间的历久不衰的真挚爱情反倒被许多人讥讽为不计伦理和道德的行为。小说中，胡方不顾残废的危险，将象征两人之间超越肉体的爱情的戒指植入自己大腿中，在那个混杂的年代，他们留下的惟有这份至死不渝的真情。贾平凹告诉世人他这样写作的目的，“主人公的爱情只是表象，我要写的，更重要是社会变迁，和这个变迁带来的社会病。”15是的，在病人眼里，正常人反而是病态的。在后记中，贾平凹又这样说：“与其说我在写老头的爱情，不如说我在写老头有病，与其说写老头病了，不如说社会沉疴已久。”16

物欲泛化，精神匮乏，人性退化，同样是高老庄的现实。高老庄人不仅外表矮小，卑琐龌龊，而且心灵空虚，缺乏崇高的人类情感和人生追求。他们不缺最基本的生存资料，但却只在乎生活上的吃喝。酗酒、赌博、嫖娼、打架、随地大小便、说下流的话，无所不至。他们好争好斗，各怀鬼胎，没有友爱之心，亲戚、邻里、朋友之间在表面上亲热，内心却充满鄙视和怨恨，相互之间不信任，不关心。在给高子路的父亲做祭奠的整个过程中，不论是邻舍朋友，还是血缘相通的亲戚，没有一个人在真正地缅怀逝者，而是假哭、嬉闹、吵骂，毫无悲痛之情、敬畏之意。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刚从坟地回到家，作为孝子的子路便饶有兴致地 1516 贾平凹：《老夫聊发爱情狂》，《新闻晚报》，2002年6月23日

贾平凹：《病相报告•后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00页 和西夏玩起了床上游戏。社会经济的发展、物质主义的盛行激起了高老庄人内心深处贪欲、享乐、冷漠、自私等丑恶的躁动，人们急功近利，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中美好的东西几乎丧失殆尽。

在贾平凹的这些作品中，几乎所有人，都像是丢了魂一样，成为虚幻的影子，或被名利驱使，或深陷在肉欲中不能自拔，谁也不知道生存的意义，只是悲怆地挣扎在人世间。字里行间，我们看到作者对淳朴、友爱等道德风尚和价值观的深情怀念和追忆，对中国人依附了几千年的美好精神文化传统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下逐渐瓦解、毫无反抗之力的哀叹和悲痛。

“现代化是一个古典意义的悲剧，它带来的每一个利益都要求人类付出对他们仍有价值的其他东西作为代价。”社会获得发展的同时，现代文明却演变成了人性的扭曲、道德的沦丧、价值观的混乱，人越来越远离他曾经生活的现实家园和精神家园。贾平凹以《废都》为起点，开始了对现代性发展中出现的异化现象的反思与社会文化批判，他自己也感言：“《废都》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写了中国文人或知识分子的异化，‘废’其实就是异化。”18异化造成了悲剧的社会时代、悲剧的文化环境，他的小说向人们呈现了各式各样光怪陆离的社会现实和灰暗、颓废甚至是黑暗的心理状态，以此揭示象征现代文明的商品经济在给人们带来富裕物质生活的同时，也诱发出了人们心底对物质和金钱的迫切而强烈的贪欲，纯真的人情、人性在浮躁的世风中丧失，曾经所崇奉的价值观体系也随之土崩瓦解。贾平凹对此表现出了深深的焦虑。

（二）身份定位的两难

作为出身农民，对乡土文明有着根深蒂固情感的贾平凹，对现代城市中的种种病象予以了鄙夷和排斥，对乡村故土在现代文明的入侵中日渐凋敝而感到忧伤；而作为正享受着现代文明成果的知识分子，贾平凹又不得不承认现代城市文明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方向，带着现代眼光，他回望乡土，蒙昧和落后的传统痼疾也表露无遗。贾平凹行走在城与乡之间，难以找到合理的身份定位和理想的精神家园，他倍感惆怅和忧虑。

“十九岁的四月的最末的一天，我离开了商山，走出了秦岭，到了西安城南的西北大学求学，这是我人生中最翻天覆地的一次突变，从此由一个农民摇身一 1718 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2页

贾平凹、王尧：《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新汉语写作》，《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6期 变成城里人，城里的生活令我神往，我知道我今生要干些什么事情，必须先到城里去。但是，等待着我的城里的生活又将是什么样呢？人那么多的世界有我立脚的地方呢？能使我从此再不感到孤独和寂寞吗？这一切皆是一个谜！但我还是走了。”

城市所代表的现代文明对年轻气盛的贾平凹是充满诱惑和吸引力的，他带着兴奋和欣喜，怀揣着梦想，来到了城市，想要干出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但正如曾经所疑惑的那样，走出农村的贾平凹没有能走出孤独和寂寞，因为偌大而繁华的都市浇灭了他刚刚燃起的自信，带给他的是强烈的自卑感和陌生感，他这样描述自己第一次踏入城市的感觉：“一看见高大的金碧辉煌的钟楼，我几乎要昏了，街道这么宽，车子那么密，我不敢过马路，打问路程，竟无人理睬”，“我找不着厕所，急得变脸失色，竟大了胆儿走进一个单位的楼上，看见‘男厕所’字样进去，却见一排如柜一样的摆设，慌忙退出来，见有人也进去了，系着裤带走出来，便疑惑又进去，水火无情，逼得我一拉那柜的门儿，才发现里面正是大便池子。”20

贾平凹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压力，他只能借小说创作与城市做斗争，抵御这种无形的精神压力，他本能地以乡村的淳朴来对抗城市的混沌和消极没落，他倾心于故乡秀美的山水、朴实的民风，他还时刻关注着商州人的生存和命运，以及农村社会在新时代里的发展变化，表达了对城市生活的厌倦、渴望回归乡土的愿望。在早期的小说创作中，尤其是《月迹》、《山地笔记》等，贾平凹满含骄傲和喜爱之情赞颂了自己的家乡，以一种欣赏的眼光抒写着商州单纯而美好的人性和明丽的田园风光。即便“商州的生活是苦焦的”，“但生活的苦焦不一定精神上也苦焦，他们自有其乐。”而且，乡里人还有着“城里人没有的幽默和智慧。”“西安有什么了不起呢？”23

这时的贾平凹，对于自己的农民身份，是较为满足的，因为，相对于城里人身处“废都”时的焦灼和无路可走来说，他还拥有着能够让他的心灵得到慰藉和安抚的乡土家园。在城市面前，贾平凹也从不掩饰自己的农民身份，“现在有人 192019

2122 贾平凹：《自传——在乡间的十九年》，《贾平凹文集》第12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5页

贾平凹：《我的台阶和台阶上的我》，《贾平凹文集》第12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6-47页 21 贾平凹：《变革声浪中的思索——<腊月•正月>后记》，《贾平凹文集》第6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2页 22 贾平凹：《高兴•后记

（一）》，作家出版社，2007年版，第436-437页 23 贾平凹：《我的台阶和台阶上的我》，《贾平凹文集》第12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7页 讥讽我有农民的品性，我并不羞耻，我就是农民的儿子。”24其实，他也无法摆脱农民的出身和农民的文化心态，农民的文化性格已经深深刻在了贾平凹内心的最底层，影响着他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最多他也只能算是一个城市里的农民。”25多年后，他自己也说，“我吃惊地发现，我虽然在城市里生活了几十年，平日还自诩有现代的意识，却仍有严重的农民意识，即内心深处厌恶城市，仇恨城市”。26“我的本性依旧是农民，如乌鸡一样，那是乌在了骨头里的。”27

随着城市生活的展开，城市文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贾平凹，而他自身的文人气质也让他与现代文化形成了一种天然的相通，使他拥有了现代视野和现代的眼光。此时的贾平凹再回望商州时，他所看到的已不仅是乡土社会的淳朴自然，更多的反而是传统民族文化中原本就存在的，在现代文明映衬下尤显落后、野蛮的东西以及新的社会经济变革对偏僻、闭塞的商州的负面效应。贾平凹带着强烈的感情揭示和批判了乡土文化的愚昧、落后，充满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深刻同情。他说，“我之所以写到那些生活习惯的‘脏’，意在哀高老庄的不幸，这正是他们的文化僵死、人种退化的环境。„„把农民身上的垢甲搓下来让农民看，这是一个农民的儿子的良知和责任。”28

贾平凹以批判的眼光审视剖析了农民的劣根性，而自卑、胆怯、狭隘等习性，在大作家贾平凹身上，也是多多少少存在的，“说到根子上，咱还有小农经济思想，从根子上咱还是农民。虽然你到了城市，竭力想摆脱农民意识，但打下的烙印，怎么也抹不去，好像农裔作家都是这样。”29城市文明虽然有众多的缺点，但它却代表着社会前进的方向，他说：“出身农民可以是农民的作家，但不可以是作家的农民，也即农民意识的作家。”30贾平凹深知，作为一个作家，必须具备现代的意识，必须站在时代的前沿，高瞻远瞩，他努力从城市文化、西方文化中汲取现代的丰富的文化营养。而且我们不可否认的是，贾平凹选择离开农村来到城市这一举动的本身也正说明了他对现代文化的认同，他对城市的反感情绪产生的 2425 贾平凹：《朋友——贾平凹写人散文选》，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

韩鲁华：《精神的映像——贾平凹文学创作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9页 26 贾平凹：《高兴•后记

（一）》，作家出版社，2007年版，第446页 27 贾平凹：《秦腔•后记》，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560页 28 穆涛、贾平凹：《写作是我的宿命：关于贾平凹长篇小说新著<高老庄>访谈》，《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98年第9期 29 贾平凹：《关于小说创作的答问》，《贾平凹文集》第14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71页 30 贾平凹：《变革声浪中的思索——<腊月•正月>后记》，《贾平凹文集》第6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页 本身也从反面说明了他已经融入到了生动具体的城市生活之中。

在有了城市和乡村两种生活的体验和对城乡文化的深入了解后，拥有了现代意识、已超越了农民身份的贾平凹在审视城市和反观乡村时有了超越性的眼光。“乡村曾使我贫穷过，城市却使我心神苦累。两股风的力量形成了龙卷，这或许是时代的困惑，但我如一片叶子一样搅在其中，又怯弱又敏感，就只有痛苦了。我的大部分作品，可以说，是在这种‘绞杀’中的呼喊，或者是迷惘中的聊以自31救吧。”他看到了现代都市文明中的丑恶和浑浊，对城市的堕落充满反感和厌恶，而另一方面，他时时痛心于乡村社会的落后愚昧，受传统文化熏陶的乡村之子深知传统文化的劣根所在，现代性的冲击与乡村的城市化进程更是直接威胁着自己的根。贾平凹陷入两难的境地，两种身份意识在他身上扭结着。他始终奔波、徘徊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挣扎于农民和知识分子文人的身份之间。他慢慢产生了这样的疑问：“历史的进步是否会带来人们道德水准的下降，和浮虚之风的繁衍呢？诚挚的人情是否只适应于闭塞的自然经济环境呢？社会朝现代的推移是否会导致古老而美好的伦理观念的解体，或趋尚实利世风的萌发呢？”32城与乡之间抉择的困惑是贾平凹的困惑，也是当时大多数农民出身的作家的困惑。

“现代性完全改变了日常社会生活的实质，影响到了我们的经历中最为个人化的那些方面”，33从商州来到西京，贾平凹的现实遭遇让他不得不去思考中国在历史转型期中所产生的社会现代性问题。贾平凹双重身份的矛盾正是由于现代性的深入所引起的日常生活的变化在他的精神心理上产生的反应，一方面不能不承认自己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享用着现代化成果，另一方面，愤慨于现代社会的金钱至上、道德腐败和社会无序，具有明显的现代性反思和批判功能。

“总的来说，贾平凹是平民与人文知识分子两种文化精神的同体建构。因此，他的文学创作始终坚持民间立场和人文精神品格。”34他说，“我的写作充满了矛盾和痛苦，我不知道该赞歌现实还是诅咒现实”，35只能“把自己的作品写成一份份社会记录而留给历史”。36 3132 李遇春、贾平凹：《传统暗影中的现代灵魂——贾平凹访谈录》，《小说评论》，2003年第6期

贾平凹：《变革声浪中的思索——<腊月•正月>后记》，《贾平凹文集》第6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4页 33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页 34 韩鲁华：《精神的映像——贾平凹文学创作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 35 贾平凹：《秦腔•后记》，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563页 36 贾平凹：《高兴•后记

（一）》，作家出版社，2007年版，第440页

（三）生命的忧思

贾平凹确定自己的气质为粘液质+抑郁质，确定自己的性格类型为内倾型+独立型。37粘液质的人沉静稳重，孤僻落寞，不善言谈，情感不外露；抑郁质气质的人，孤独内向，对外界的事物极为敏感，易于察觉别人不易察觉到的细微事物，对事物的体验细腻深刻，且具有极强的忍耐性和承受力。这些正与贾平凹内倾型、独立性的性格特征相对应。心理学家认为，气质是有先天遗传性的，但个别特性在一定限度内，由于生活背景和成长环境，由于患过疾病等也会发生变化。贾平凹性格气质的最终形成就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贾平凹出生在陕西丹凤县的农村，成长于一个20多口人的大家庭，他身材矮小，体质柔弱，在靠体力为生的乡村，必然受到周围人的歧视和嘲笑，这应该是他形成孤独内向性格的重要根源。在回忆乡间生活时，贾平凹说：“我不喜欢人多，老是感到孤独，每坐于我家堂屋那高高的石条石阶上，看着远远的疙瘩寨子山顶的白云，就止不住怦怦心跳，不知道那云是什么，从哪儿来到哪儿去。”38接下来，便是文革，这对贾平凹的打击是非常大的，他的新作《古炉》便回忆述说了文革时期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和人性变化。因为文革，父亲贾彦春受牵连被开除公职，家庭经济雪上加霜，贾平凹只能中断学业，回家干农活，瘦小的他被分配与婆娘女子们一起干活，女人们能挣八分，他却只能挣到三分，这造成了他沉重的心理负担，原本就自卑的贾平凹变得更加自卑，无形的压力长久地折磨着他。贾平凹在《商州初录》的后记中写道：“社会的反复无常的运动，家庭的反应连锁的遭遇，构成了我是是非非、灾灾难难的童年、少年生活，培养了一颗羞涩的、委屈的甚至孤独的灵魂。”39贾平凹到西安后，身处人群却感到无尽的寂寞，即便在都市生活了几十年，仍然表现出了与城市文化的某种隔膜，他始终处于内心情感和精神文化的矛盾冲突之中，很难找到灵魂栖息地，显得更加的悲凉和孤独。

“创作动机是由需要产生的，在作家心理失衡的情况下形成易感点，遇有外部刺激的触动，于是产生了带有极强行动力量并对整个创作过程起支配作用的或隐或显的意图或意念。”401987年患上肝病，对于贾平凹来说，大概就是一个触动，之后多次住院治疗，这期间，承受了巨大的压抑，孤独感加重，他自己讲： 3738 贾平凹：《性格心理调查》，《贾平凹文集》第14卷，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

贾平凹：《自传——在乡间的十九年》，《贾平凹文集》第12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0页 39 贾平凹：《山石、明月和美中的我》，《贾平凹文集》第11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6页 40 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页 “一九八八年的七月，我因病住进了医院，至今病未痊愈。我知道我的‘病从何起’，数个年头的家庭灾难，人事的是非，要病是必然的。但这一病，却使我‘把一切都放下了’，所以我说病就是另一种形式的参禅。”41大病“使我静定思游，有许多方面宜于文学，体验了另一种人生，改变了另一种的思维。”的确，病引起了贾平凹对生命本体的思考。生命是残缺的，正因为是残缺的，人们才表现出对于完美生命形态追求的强烈愿望。这场病使得贾平凹的创作更倾向于反映人性，其中体现出了生命的困顿，悲剧感、忧患感加深。散文《人病》、《病人》、《谈病》、《名人》、《闲人》等，都是作者以自己真实的内在情感和生命体验，写出的一种真切的人生生存状态。病也使得贾平凹想象力活跃，灵感纷至沓来。病中所写的《太白山记》是他整天面对苍白的墙壁和天花板所产生的精神幻想。《烟》中的主人公在“死亡”状态中，看到了自己的前生，又展望了自己的未来。而像刘逸山（《白夜》）、云林爷（《土门》）、石头（《高老庄》）等人物都是超越现实的生命本体的一种异常存在。

病后，贾平凹观察周围人和事的角度变得深入，对外界的反应也更加灵敏和细腻，他从社会生活的表层走向了里层。他发现社会上的人都生了病，不是在肉体上而是在精神和灵魂，在面对现代物质的诱惑时，人人都失去了抵抗力，变得自私、焦躁和空虚。贾平凹对艺术理念、文学创作追求的认识也发生了颇大的改变，他放弃了以前所固守的一切，不再拘泥于美好乡野和现实层面，而是走向文化反思的纵深，开始自主地关注现代性进程中人的精神走向，他剖析了当代中国人文化精神的困境，重新思考人的生命本体和生存状态，思考人类文化精神的终极关怀，体现出了人文知识分子应有的使命感。贾平凹在《怀念狼》中还呈现了对全球性生存问题的思考。人类在给自己创造越来越优越的生存环境的同时，造成了对大自然的严重破坏，在追求眼前利益的同时，丢弃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将来生存的资本。现代化历史进程与当代人的文化精神不能适应，造成了人性异化，人性变成狼性，主人公子明在保护狼的过程中却加速了它们的灭亡。作者忧心忡忡，作品中隐含着一种悲剧意蕴和批判精神。

其实，80年代中期开始，贾平凹所承受的不仅仅是肝病带来的困境，接而“再是母亲染病动手术；再是父亲得癌症又亡故；再是妹夫死去，可怜的妹妹拖 41

4242 贾平凹：《<太白>序》，《贾平凹文集》第14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32页

贾平凹：《在一次研讨会的发言》，《贾平凹文集》第14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3页 着幼儿又回住在娘家；再是一场官司没完没了地纠缠我；再是为了他人而卷入单位的是是非非之中受尽屈辱，直至又陷入到另一种更可怕的困境里，流言蜚语铺天盖地而来„„”43这种种人生际遇足以使贾平凹饱尝人生的苍凉和窘迫，他的内心世界充满苦难和不幸感。“四十五岁到五十岁的人同样表现出过渡现象，过渡期的心理变化极不稳定，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变化有时会成为一个人的真正转折。”44这种心理特点与创作转型之后的贾平凹有所吻合。步入中年的贾平凹，愈发感觉到随着社会现代化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少，隔阂越来越深，心灵的交流更加艰难。他越发怀念故乡的宁静、悠闲，却又憎恶传统文化的某些精神痼疾，他向往现代城市文明，但又接受不了其中的喧嚣刻板、冷漠颓废。“农村是落后的，城市也有城市的弊病，尤其在中国，如何去双重的批判呢？”

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是可以“通过自身的缺失进而感悟到更为普遍的缺失”的，并且“当他们感受到更为普遍的缺失时，个人的缺失性体验就已经注入了社会、时代的内容，他们在作品中所表现的就不是自己的私事”，同时，也“正是

46这种体验构成了他日后感受社会、时代缺失的基点。”贾平凹就是一个真正的艺

45术家。贾平凹的文学创作，是他主体精神的艺术对象化，他深知，中国正处于历史转型期，必然会存在矛盾和不合理的东西值得我们去认真思考、深刻批判。于是，当大家正讴歌改革开放、科技发展、现代文明进步的时候，贾平凹以审视的眼光，看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负面后果，看到了城市生活的机械化、无序化，看到了乡村在被工业化侵蚀的过程中，生态环境、人文价值出现的危机。他满怀着悲悯之心和焦虑之感，联系着中国的现代化变革，准确地描述了20世纪末中国人形而下的生存处境和形而上的精神状态，在不断的反思批判中，其文化精神结构也正自我完善。

贾平凹在《高老庄》的后记中谈到：“天地运动也有它的周期性，过去的世纪之末景象如何，我们不能知道，但近几年来全球范围内的频繁的战争，骚乱，饥荒，瘟疫，旱涝，地震，恶性事故和金融危机，使得整个人类都焦躁着。世纪末的情绪笼罩着这个世界”。47贾平凹的焦虑愈来愈深广。贾平凹在饱尝人生各种 4344 贾平凹：《废都•后记》，《贾平凹文集》第14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3页

鲁克：《情绪与个性》，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 45 贾平凹：《关于长篇小说<土门>的通信》，《贾平凹文集》第14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39页 46 童庆炳、程正民：《文艺心理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99页 47 贾平凹：《高老庄•后记》，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73页 辛酸苦涩之后，带着超越自卑孤独的心奋然前行，走向艺术与人生的高峰。

第二篇：贾平凹小说中民俗元素解析

汉语言文学专业《民俗文化专题》课程考核

贾平凹小说中民俗元素解析

专 业 汉语言文学

学生姓名

王宇

班 级B中文133

学 号 1311101309

得 分

贾平凹小说中民俗元素解析

摘要：今世文坛的小说创造随之显示出一类浓烈的民间情怀，有相当一部分的作家将专心的视界投入到对一般群众的民间日子的描摹、表现他们的生计窘境以及对美好日子的向往上。扎根于宽广的农村地域进行创造的小说，使得作家与民俗文化这两者之间有了很好的互动。本文试图通过把握贾平凹的一些作品，以其民俗文化作为研究切入视点、联系其本身的一些阅历和探究，对其作品表现出的民俗文化进行浅析。

关键词：贾平凹、小说、民俗元素

一、贾平凹小说的民俗特色

1、浓郁的巫鬼文化特色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写道:“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讫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有趣的是，“须知六朝人之志怪，却大抵一如今日之记新闻，在当时并非有意做小说。”这段话将中国神秘文化的源与流、将中国小说与神秘文化的血肉联系作了精炼的概括。对于商州地区浓郁的巫鬼文化特色的描写在贾平凹的小说中同样熠熠生辉。

贾平凹通过巫鬼文化的描写，既揭示了境遇维艰的乡民生存状况，又全方位揭示了人的精神愚昧。在《西北口》里，贾平凹看到求生存发展的乡民们对那个冥冥世界的惊惧和惶恐，那场声势浩大的祭神活动把人们在旱魁淫威面前无出路的情感渲泄得淋漓尽致;在《商州初录》里，贾平凹看到了人们崇尚黑白二色的缘由，这是江边人对小白蛇信奉的象征。而江边人在船上供养小白蛇，进平浪宫虔诚地供香火，三磕六拜，乞求保护，缘于水上讨生活的艰辛和命运未卜的无奈。在描写与揭示巫鬼文化对人们的精神的束缚上，贾平凹不只是描写那些巫鬼文化的依附者阴阳师们宣传巫鬼文化，不只是描写思想上保守的农民如麦绒，毛老海、韩文举等信守它，那些社会进步力量，他也同样让他们的心理上不同程度地缠绕着没有化解的巫鬼文化的烟云，从而全面刻画出一个普遍性低文化层次的文化心态。

2、独特的饮食文化特色

地方饮食特色是地域民俗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它深深植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是某一地域最具特色的标签性指标。贾平凹是地道的商州人，因此，在人物形象塑造中，商州独特的饮食文化在作品中得到了充分而全面的体现。在小说《秦腔》中被反复提到的羊肉泡馍。商州人吃饭时喜欢用辣子油，凉皮、吃得满嘴都是辣子，这样的情形在《秦腔》里也经常出现，夏天智老是背着手去喊碗凉粉，放上辣子，蹲在角落里一会就吃完。此外，《白夜》里还记录了其他一些陕西的小吃，总结起来有米酒、稠酒、醪糟、麻辣烫、柿子饼、粉蒸肉这些都是在陕西地方独具特色的小吃，也是陕西人在生活中、交往中、婚丧嫁娶等各种不同场合呈现出来的最真实的风景。

3、纯粹的语言文化特色

方言是地域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某一地区文化历经岁月的积淀，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地域文化的基因。很多作家都会把方言这种形式融入到小说创作当中，让小说从语言上具有了地域色彩。贾平凹的小说作品中，方言比比皆是，这种特有方言形式，凝聚了当地人特有的情感和思想，有效地重现了当地人们生活的味道，也为读者解读和认知文本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其作品中除了“谝闲传”、“你吃了么”类似的具有陕西特色的生活用语大量出现之外，更具民俗意义的歇后语，谚语等俗语的使用也是贾平凹作品在语言方面的重要特色。

例如，作品中常出现具有陕西方言色彩的歇后语： 锅刷子写字——笔划太壮 《秦腔》 光屁股撵狼———不怕死也不知羞！《秦腔》 癞蛤蟆支桌子———硬撑哩！《高老庄》 再如，还有一些极具地域文化的俗语：

笼离不了攀，攀离不了笼（说两人关系密切）《白夜》

二、贾平凹小说中的民俗文化成因

哺育贾平凹的，是西北大地上浑厚的黄土和奔流的黄河水，而浸润着他的，则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精髓。地理环境的影响、地域文化的熏染、传统文化的影响渗透于贾平凹创作的商州民俗世界中，使贾平凹的笔下的民俗世界丰富且充满活力。

1、地理环境的影响

俗语“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说的就是地理环境对于民俗文化的影响。商州是贾平凹认识世界与历史、人生的一个法门，是他创作的源泉与聚焦点。商州的山川之于贾平凹，犹如北京的四合院胡同之于老舍，湘西的沅江辰水之于沈从文。苍茫厚峻的山铸就了商州人粗犷古朴的民风。刚健高亢的秦腔为商州人广泛喜爱，与这里的地理环境密不可分。幽静凄清的月和轻柔神秘的水，构成了贾平凹民俗世界中楚文化的大背景。他最喜爱的女性分别命名为小月、小水，天狗与师娘的爱情是坦露在优美的月光下，小月与门门的爱情故事也发生在月光下的水面上。与柔情似水的山里女宇和柔和婉转的楚语相对应，贾平凹笔下的民俗具有柔媚清丽的楚文化特色。颇具代表性的是州河、丹江、汉江等河流飘满的情歌:《天狗》中，师娘声调柔润地唱出乞月歌:有你看得清世上路，没你掉进了老鸦窝，天狗瞎家伙哟„„《西北口》中，小四夜夜给安安唱的情歌:对面山上一颗树，什么人担水什么人浇?什么人儿(来)扎上了刺?什么人拿上绣花针挑?①《火纸》中，少年阿季在江面上给丑丑唱的情歌，借吃桃隐喻自己的相思之情:“„„过路君子捡个尝，不害相思也害瘩，郎害相思犹小可，姐害相思命难逃。”②这些情歌感情细腻，深情婉转，展示了商州民俗柔媚的一面。与之相映成趣的是饱满的山川河流灵秀之气孕育的精致细腻的民间艺术。这里的刺绣、补花、印染、编织、剪纸、雕塑、镶拼、年画、灯彩不仅深入田野乡间，且成就极高。总之，粗犷大器、厚重刚健的秦文化与柔媚灵秀、幽静清丽的楚文化共同构筑成贾平凹二元对立并置的民俗世界的一个特色。

2、地域文化的熏染

地域文化作为一个特定地方的历史悠久、独具特色同时还被后人传承至今的综合性的生态、民俗、传统、习惯等文明的表现。贾平凹的小说创作与他生长和生活的地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二贾平凹这一作家书中所描述的十分富足的民俗文化资源，这跟贾平凹自身的自觉追求也脱不开关系二贾平凹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长期以来，商州的乡下与西安的城镇一直是我写作的根据地:’’所以说，我国的农村民俗文化对于贾平凹的意义是非同小可的，就好比正处于热恋之中的情人，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都会积极的表现出在内心情感上的极大认同二贾平凹就会在写作小说的同时便会将自己所在故乡的风土民情如同如数家珍般展示给各位读者，所以说在拜读贾平凹的小说时，会有感觉在读者眼前如同放置了一幅幅五彩斑斓的油画，与此同时还轻轻地在读者的耳边低声的讲述着流淌在小说血脉里面的民俗文化、民俗精神。

3、传统文化的影响

贾平凹以纵向接受为根基，在传统文化的母体里罗致当代艺术的养分，用传统的审美方法和书写方法思考着当代人的日子，构建了自己的一个艺术世界。读贾平凹的著作，能让人感受到传统审美认识的厚重感特别是在他的著作中能读到那为人称道的古典文学的涵养:志怪小说般的神秘感、《世说新语》的简练、《红楼梦》式的对平常日子细腻的描绘等。但是更加让人感到独特的还要算是对于传统文化的审美认识以及跟当代文学的发展的联系而共同造就的共同的美学个性。民俗文化就好像是那些不小心被遗落在民间的珍珠被类似贾平凹这类作家们所悉心的拾起，并加以洗净处理，展现给各位读者，所以说民俗文化的精华给予了当代作家的小说创作不可言喻的想象空间。

三、民俗之于贾平凹小说创作的意义

首先民俗元素的使用能更好地塑造人物形象。小说中的人物不可能凭空制造，任何人物的言行都离不开社会环境。而民俗的时代性、地域性正是小说人物成长的肥沃土壤。作家只有敏锐地发现了笔下的人物和他所处的时空环境的特有关联，才有可能赋予小说人物以生命。民俗所反映的历史与现代、愚昧和文明以及两者的传承与冲突，都有可能成为人物命运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人物命运的两难选择，则会让人物的精神得以彰显，让小说的情节更有张力。

其次，民俗元素的使用使文章具有独特的审美特性。民俗本身是地域文化在历经岁月后的沉淀，这就决定了其本身特有的审美特性。从时间的纬度上考察，民俗经历时间的冲洗而最终得以流传，时间上的疏离造就的神秘感能够满足人们心理上的需求。它能赋予文学作品以历史的深度，历史民俗与现代社会的碰撞，同时为作家提供广阔的叙事空间。从空间的角度分析，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域的风物人情有着鲜明的个性特征。例如贾平凹作品中所呈现的秦地风物，赋予了作品浓郁的乡土味、陕西味、地方风情已然成为其作品中标志性的符号，同时也在空间领域内为其小说人物提供了合乎情理的“精神家园”。

最后，民俗元素的使用使文章具有深广的文化意义。贾平凹的《秦腔》是秦地这一传统艺术形式的悲凉挽歌。而正是类似秦腔这样的民俗形式，给予了作家和作品良好的机会，让作家找到人物思考的着力点，也为作品提供丰厚的、可供挖掘的资源，让作品能够在对文化的反思、人文的关怀、信仰的追求等哲学层面得以有效展开。

参考文献

【1】钟敬文.民俗学入门[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2】孙见喜.贾平凹之谜[M].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3】贾平凹.贾平凹文集[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4】贾平凹.度都[M]口.北京:北京出版社，1993.【5】贾平凹.白夜[M].广州:广州出版社，2007.【6】贾平凹.高老庄[M].西安:大白文艺出版社，1998.

第三篇：贾平凹小说中的文化意识

试论贾平凹小说中的文化意识

摘 要：

贾平凹是当代著名的作家之一，也是一位不断追求创新多变、艺术上日臻完善的作家。他的文学创作以小说起家，同时旁及散文与诗歌，并且都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可以说他的散文已成定论，大都认为是上品。但对于其小说历来争议较大。有鉴于此，本文只从“文化意识”转型的角度，对贾平凹的小说作品进行了一番盘点和检视，发现他在文化追寻上由和谐到错位到崩塌再到建构的螺旋轨迹，而这又集中地体现了作家的一种文化思考和追寻。

关键词：贾平凹；小说；文化追寻

贾平凹是当代文坛上少有的持续高产的作家之一，也是一位不断追求创新、艺术上日臻完善的作家，更是一位在理论界备受批评家关注的作家，尤其是他的小说创作一直争议很大。有鉴于此，我们只从文化的角度对贾平凹的小说作一个宏观的梳理和窥探。从“文化意识”转型的角度，我们首先把贾平凹的小说创作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7年——1983年）：即《满月儿》时期的创作。这一时期我们认为是作家自我文化意识的萌醒阶段。其创作大都合乎规范，合乎当时人们的审美习惯和社会价值尺度，具体表现为笔调清新而浪漫，自然而流动，情调趋于“田园牧歌”式的和谐与恬淡。第二阶段（1983年——1993年）：即“商州系列”小说创作阶段。这一时期作家的创作开始进入自觉阶段，也逐渐走出了农耕文明的那种水月山色的和谐，并且伴随着这种和谐与圆满的破裂，从而逐渐进入到了一种动态的文化追寻当中，风格上也趋向了沉稳朴实、厚重深沉。第三阶段（1993年——1995年）：即从《废都》到《白夜》的创作阶段。此时的作者开始都市题材长篇小说的创作，尤其《废都》的发表，那种与时代相契合的文化的崩塌和精神的颓丧被表现的淋漓尽致。同时，这也标志着其创作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第四阶段（1996年——1998年）：即从《土门》到《高老庄》的创作阶段。这一阶段的作者进一步自觉地从深层文化的角度去思考乡村与都市、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复杂关系。并且，因为逐渐走出了《废都》时期文化思考和追寻的那种犹豫和徘徊，漂泊和茫然。于是，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便多多少少露出了一点文化建构的端倪。基于此，我们可以归纳总结出，作家在文化追寻上由和谐到错位到崩塌再到建构的发展轨迹。

一、《满月儿》时期的创作

共8页 第1页《山地笔记》是贾平凹1970年代的短篇小说集，其中以《满月儿》等小说作品为代表，歌颂了理想的事业和爱情，笔调浪漫，自然而流动，情调趋于“田园牧歌”式的和谐恬淡。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我们认为是作家自我文化意识的萌醒阶段。如果仔细阅读贾平凹这一时期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为了能够发表，作者不惜迎合意识形态，图解政治、政策，有些小说甚至是依照当时的“阶级斗争”模式写作的。当然，这与作者创作之初的特殊境遇有关。作为一名工农兵大学生，他虽然有幸进入了高等学府，但依当时的政策，工农兵大学生原则上是哪里来回哪里去。他要实现留在省城的梦想，就必须在创作上有所出息，而且，生性的敏感、遭遇的不幸等也使他胸中有很多话要说，这便有了与文学的结缘。可是，贫寒的家庭出身，自认丑陋的外表，羸弱的身体，贾平凹的天性自卑孤独，既便有机会进入大学进行深造，并终于发表了若干作品，凭此进入了陕西人民出版社，当上了一名编辑，成了一名真真正正的“城里人”，但他仍然无法摆脱自卑与孤独。“按照创作心理学来说，那些出身卑微、地位低下的作家，最开始的写作，最原始最直接的动机也许就是梦想倚此改变自己的命运和处境。因此，为了作品能够得到发表，自己的价值能够得到社会认可，他们的创作肯定要力求合乎规范，合乎当时人们的审美习惯和社会价值尺度。然后，才是突出自己的特色、自己的风格，这样才容易为人们所认可，为社会所接纳。”[1]（P50）

事实证明，贾平凹早先的小说，尤其《满月儿》时期的作品，是合乎规范，合乎当时人们的审美习惯和社会价值尺度的。这主要表现在他的小说整体上展示的都是社会的和谐、文化的和谐以及心理和谐的一面。从《兵娃》起步，一直到《山地笔记》的结集，贾平凹就一直默默地体察着一种平静的乡土生活氛围，追求着一种静达、清朗的意境。其中虽不乏对时代动律的描摹速写，但更多的还是在平和旷远之中积淀了富于传统音韵的日常情趣，“拙厚、古朴、旷远”是他的审美追求。对于这一时期的小说，我们还可以对应其“商州系列”的散文创作来看，大都呈现出一种恬静的、月亮石头和水月山色的和谐与圆满。此时的贾平凹内心是平静的，他以故乡的儿子的身份和热情，用优美的笔触给我们尽力挖掘着商州那块神秘的文化土壤，竭力地展示着那古老历史演进的缓慢节奏和充满和谐的稳固性。因此“月儿是圆满的”。

1983年以后，贾平凹的小说风格虽然走向了沉稳、朴实，并伴随着《小月前本》、《鸡窝洼的人家》、《腊月·正月》这三部中篇的问世，作家的创作真正进入了自觉阶段。但是，文化意识上仍处于和谐阶段。在《小月前本》中，作家重在描写小月的爱情婚姻的发展变化，揭示出受到强烈的现代意识冲击下的人物的命运。小月本不爱才才，但受到有着浓厚的传统文化道德意识的父亲的逼迫，再加上自身存在的传统文化道德基因，只好向传统低头，与才才缔结了婚约，但仍不能忘情于门门，最后遭受毒打，迫于无奈，才与门门私奔外逃，而直到那时，仍不能表现出她对传统的彻底反叛与决裂，她不可能忘情于才才。小说中她最后站在木排上，心里酸酸地说：“„„如果门门和才才

[2]（P397）能合成一个人，那该是多好呢？”对才才的歉疚和留恋，再一次强化了她的道德感。

共8页 第2页在这里作者重点并没有给人一个明确的回答，最终还是传统文化道德占据了支配地位。在反映农村改革的《腊月·正月》里若按现实发展的需要，就要表现出完全不同于过去的竞争观念和独立的人格意义，可是深怕失去传统的道德的贾平凹非要把它扭回到“仁义”的框架里：专业户王才为了发展经济，根据党的“富民”政策开办食品加工厂，本是合情合理的事，是改革的需要，可是代表着传统势力的韩玄子却百般设障阻拦，不仅反对自己的儿子去帮助他，就连王才的土地让人承包、王才想买下队上的房屋他都要从中作梗，不仅如此，还到处散布谣言，推波助澜。而王才对于这个传统人物呢，不仅不表示不满和义愤，还总是以谦卑的态度去求得韩的谅解、同情和支持，有时诚恳咨询，有时厚礼求助，简直成了传统道德的学究。在这里作家企图复活自然经济时代的田园牧歌，让人们和乐共处，求其友声，以求得和平、自然。《鸡窝洼的人家》写的是发生在交通闭塞、经济落后的山区常有的“换妻”现象，虽然不乏经济改革时代的印迹，表明作家已经对渗透而来的现代意识的一种建构，但是作家所竭力追求的还是以传统的文化伦理观照其遗落于荒村野店、山区农舍的文化情趣，仍然流露出一种宁静、合谐、疏淡潇洒的审美理想。“从这些作品我们可以看出作家刻意追求现实原本的‘真’在叙事结构上都钟爱于原生的故事形态，而在表现时大都择定‘凡人小事’，在各种叙事因素的自然发展中，显示出一种朴素意义的暗示，对风俗掌故，自然景致的耐心铺叙，无不显现了农经文明时代的超然静观、和谐圆满的文化神韵”。[3]（P83）

总之，贾平凹的早期商州系列小说中总是尽可能地呈现传统文化的精神及其叙事风格。作品的情节发展和变故都被以传统的方式赋于意义，加以解释，回避了尖锐的矛盾冲突，因而平息了应有的跌宕感，所有的故事均被安全地定位于宁静和谐的格局之中。当然，作者在这种审美意韵的统摄下，有时也会升腾起一些明晰的价值倾向，从而使作品具有了一定的社会的、文化的批判深度。“不过，这种社会的、文化的揭示和批判，大多是在生活湖泊漫长的历史沉淀中进行的，又常常敷上了一层山光水色和月的朦胧，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化冲突作了静化和淡化的处理。”[4]（P26-27）使作品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浪漫的理想的色彩。

二、“商州系列”小说创作阶段

如果说《满月儿》时期以及“商州系列”时期的大多数小说作品，贾平凹常常在展示社会、文化、心理的和谐。那么，到了《浮躁》，这种和谐、圆满被社会变革的实践打破了，从而进入到了动态的文化追寻当中，即《浮躁》写出了现实与文化的错位。

《浮躁》是贾平凹第一部对变革社会与人生作了深层次探讨的长篇小说，它标志着作者对现实的把握已经进入了一种新的审美境界，从而逐渐走出农村文明的那种水月山色的和谐。《浮躁》以纵览商州地域的宽阔视野，以流贯商州的州河为纽带，描写了中

共8页 第3页国农民进入了历史新时期以来为摆脱贫困、封建残余势力和自身旧意识的束缚所经历的经济、政治、文化、道德、心理的复杂曲折的斗争。这种从改革的社会实践层面，展开人物故事和情节的写法，不同于《满月儿》时期那种采用散点透视，几近散文的写法，尽管仍有自然风光，民情风俗等的描绘，但“小说高视点、宽视野，写的不是一个人、一件事，而是以商州州河为纽带，把聚光点投到州河子孙们的心态上，透过性格各异的人物心态的描写，反映大千世界的林林总总，并循着农民心理演变的轨迹概括出社会转

[5]（P450）型期当代人那种既躁动不安、又充满生命追求和活力的典型情绪——浮躁”，而 “浮躁”这个象征性极强的文学语言又给人以丰富的时代意义上的叹息。“州河的子孙们，从心理内应力、精神承受力上说，几乎是一夜之间面临另一种时代。于是，他们兴奋、激动、鲁莽、困惑、宽厚、忠实、狭隘、愚昧、浅薄、刁滑、奸诈„„都挤上了‘浮躁’[3]（P84）的舞台。”作品为我们展示了一对极富“文化层”意义的个性形象：金狗和雷大空。在时代的洪流不可遏止的进入商州这片土地之时，他们走向两极，金狗的浮躁发展为深沉，坚定完善，是向良性发展，而雷大空则发展为浅薄盲目失落，向兽性发展。生活本身加上他们各自不同的价值取向而导致了完善与毁灭的趋势，而在本质上，这二者是互补的，是势所必然的。这一对在偏僻、闭塞、狭隘、愚昧的宗法制农业文化色彩浓厚的“文化层”中生长起来的后代，除了他们固有的文化心理构成之中集体无意识的胎记的内容外，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同样的文化土壤造就出来的另一些州河的子孙田有善、田中正、巩专员们，自觉不自觉的夸大和竭尽所能的利用着农业文化中的宗法制性质，并把它与极左路线嫁接在一起，这就使得主体意识崛起或将起的金狗、大空的心内浮躁有了更强烈、更明显的反作用依托点。从而，为我们形象地揭示出了，作为改革者在变革现实的同时，还应不断完善自身，也表达了作者的社会文化思考。于是，在《浮躁》中我们看到了从社会实践到社会心理，从群体精神世界到个体精神世界，方方面面、里里外外的不协调、不同步。至此，那种传统的农业文明的和谐与圆满被社会变革的实践打破了，并发生了错位，作者内心不再平静，对客观世界和社会文明的进程有了深切关注，对人类生存意义和自身灵魂进行不懈追问，尤其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更有了痛苦的反思。

三、从《废都》到《白夜》的创作阶段

以《废都》和《白夜》为代表，文化的崩塌和精神的颓丧被表现的淋漓尽致。《废都》出炉的那一年，中国大地上正发生着一番天翻地覆的变化。尤其是，“文化颓废”的号召之声不绝于耳。既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击、践踏、折磨和侮辱的时刻，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没有像今天这样惊慌失措，感觉到失去了生存的重量。“他们的苦难经历恰好把他们自己推向了以色列先知般的神圣、光荣和崇高的位置，陶醉于一种受虐的快慰之情里。”[6]（P209）因此，在中国现代历史中，这个身份不明而被历史巨人一次又一次

共8页 第4页的戏弄的阶级形成了最为强烈，也最具有本质特点的性格——自虐与自恋。而今天，文化的崩塌和历史的失重使他们感觉到了从来没有经验过的无足轻重与被弃之感。贾平凹曾在《废都》的“后记”里叙述了《废都》写作时的个人苦痛与困境。“然而，仅仅他个人的痛苦与困境却并不能成为《废都》。而是整个时代鬼哭狼嚎的浓重氛围与巨大挤压产生了这部挽歌式的长篇小说。”[6]（P209）

在《废都》中，进入世纪末的西京，不仅失去了过去的繁华与荣耀，而且也失去了井然的秩序，真正沦为一座名副其实的“废都”，贪婪的欲望与恣肆的享受更是将西京城推进混乱的境地，使之蒙上了“贼城、烟城、暗娼城”的骂名。如果说流浪的老头吟唱的谣辞是对西京社会世态的集中概括，那么奶牛对于西京城的哲学思考则是将西京的颓败和衰落的根源作了探讨。在西京的社会里，理想为功利所瓦解，醉生梦死的享受如瘟疫一样不断地蔓延。权力争斗的余波荡及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欺骗、利用、敲诈、作假、报复„„构成了西京人的日常生活可怕的图景。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里，作为著名作家的庄之蝶非但没有保持自己生命的本真，反而丧失了艺术创造的激情和灵感。西京社会的浮躁和盲目、混乱致使庄之蝶无力把握自己。因此出名后的庄之蝶再也创作不出象样的作品，即使他曾一度试图写一部魔幻现实主义的长篇小说，但这一冲动仅仅一闪而已，便胎死腹中。失去了创作能力和艺术生命的庄之蝶必然被抛到了社会的边缘。他怎么能承受得了生命如此之轻！经过几番绝望的挣扎之后，庄之蝶从钟唯贤的人生和单相思的苦恋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从龚靖元、阮知非的下场看到了自己将来的命运，从奶牛被宰杀、西京文化艺术节的吉祥物大熊猫看到了自己的悲哀与可怜。“于是，绝望之中的庄之蝶‘提着一个大大的皮箱子’，来到了车站，‘将要离开这个城市’，可是‘天苍苍，野茫茫’，哪里才是灵魂的归宿呢？瞻望前途，令人不寒而栗，庄之蝶在精神的绝望中感到实在无力再流浪下去了，于是颓然地倒卧在车站的长椅上。”[7]（P106）可以说，庄之蝶的最后出走，“既是对废都文化的决绝，也是自身心灵的崩溃，又是在新的文化向往和追寻中一次新的飘泊。这可能是作者最后有意不交待清楚他是否活着，他去了哪里的缘故吧。不论庄之蝶的结局如何，都会是文化追寻者的一次涅槃”。[4]（P28）

当贾平凹从《废都》的文化圈以及悲怆与自戕中挣扎出来面对市井俗世的城市之后，就有了《白夜》。从这种意义上说来，这部小说可以算是《废都》的姊妹篇。《废都》表现出世纪末文化人的精神失落，灵魂无以安妥。《白夜》写社会转型期中国人从意识形态到文化观念的无阴影状态，像北极的白夜，日不落却又远贴着地平线，无星月之夜却什么都模糊不清，是白天的黑夜，是黑夜的白天。人们处在价值观念重新确立的前夕，或者可以说改革的冲浪开始向人们心灵深处浸润。作者用很写实的笔法，写了几个人物在当下的社会转型期、在日渐以功利为目的、社会腐化之风日渐严重的时期的悲剧命运，同时还对“贩夫走卒、梨园弟子、文人雅士、高官名流、闲汉无赖、时装模特、娼妓骗子、经理大款等，从市井到民间、从城市到乡村、从政界到商界，差不多各个阶层的众

共8页 第5页生相都作了精当的刻画，”[8]（P45）并以聊天式的叙写，最生活化的日常语言准确地呈现了社会的变化，细微末节的叙述揭示了当代市民心灵深处的精神激荡和正在失落的精神家园。

夜郎是小说的主角，与庄之蝶一样，都是从潼关来到西京闯荡世界的，而且也是一个都市漂泊者。同样，他的灵魂在西京这个社会里也无着落，四处漂泊。他在西京城寻求发展与爱情，然而他的发展之路阻碍重重，他使用无赖、甚至非法手段与邪恶作斗，为报复邪恶却被代表正义的法律所收伏。他的身上既有一般豪拓的游侠气，又有一种多愁善感的文人情怀。面对夜郎这种复杂动荡的情感世界，我们很难把夜郎归为某种身份的人，他的精神已超出了生活的平面，切入到更普遍的人性。“夜郎在人世寻求又寻求不得的痛苦绞合着一种人类天性使然、寻求生存与发展寻求灵魂安顿的痛苦，更深地浸透了贾平凹本人内心深处的东西——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仍坚持着传统信念的个人何去何从？”[9]（P21）因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小说主人公夜郎的情感困惑正体现了作者的困惑，夜郎的精神苦痛正是作者的苦痛。在20世纪之末和走入21世纪，生活苍茫而来，无序而去，夜郎的苦闷究竟是什么？又怎样摆脱痛苦，获得一种力量呢？这些答案作者与夜郎一样糊涂，同夜郎一样讨厌和厌恶了自己，所以夜郎只有害夜游症，而这也正体现了作者精神的苦闷和颓丧，文化追寻的茫然不知所措，因而再生人的那把钥匙永远寻不着要打开的锁。

四、从《土门》到《高老庄》的创作阶段

“如果说《浮躁》是从社会文化观的视角概括了各阶层人心中的‘浮躁’情绪的话„„《白夜》、《土门》更自觉地从深层文化的角度去思考‘乡村/都市’、‘传统/现代’之间的复杂关系。”[5] P（451）只是这种思考还尚存作者的一点犹豫和徘徊，以及决绝旧文化后在追寻中的漂泊和茫然。然而，到了《土门》，特别是到了《高老庄》，这种文化 思考和追寻被推向了极致，而且多多少少露出了一点文化建构的端倪。

当然，我们所谓“端倪”，绝不是高潮，更不是完成。只是这个端倪显得实在，便使人感到了建构的希望。作者的眼光和笔墨，随着主人公子路，重又回到了农村，回到了作者和主人公共同开始文化追寻与建构的出发地。首先，从表面上看，子路在往日的村社生活中犹鱼得水，其实不乏清醒的自审意识。“他对乡村依然有着重温旧梦的温馨自适，但经历了城市文化、精英文化的熏染，更有了一种批判、审视的目光和思考。你能分明感到作家的情感倾向由原先的戒备城市转而为一定程度上的接纳城市，由原先的依恋乡村转而为一定程度的排拒乡村。”[4]（P28）于是，在对家乡重历旧梦的温馨自适中，能自觉到它的缺陷，从而表现出精神建构的意向。

共8页 第6页其次，《高老庄》中的每一个艺术形象都具有丰厚的文化包蕴，都可视为文化符号。“子路、西夏、菊娃这个三角形，是文化追寻和建构的符号象征。子路是乡——城转型文化人格形象；西夏，作为现代城市文化人格形象；菊娃，代表正在变异的乡村文化人格形象。三者组成以菊娃为起点，西夏为终端，子路为连接过程的图式。这是许多农裔城籍知识人的心路历程和精神图式。”[10]（P1）情况当然远比这复杂，菊娃和西夏既是子路文化追寻的两个端点，自身也处在和子路一样的动态建构过程中——菊娃处在以传统村社文化为体、以现代市场文化为用的建构过程，西夏处在以现代城市文化为体，乡村文化为用的文化建构过程，都有两种文化的相互植入。作为从农村走出的子路而言，他很渴望高老庄的面貌有所改善，希望高老庄能够尽快地走到一个新的境界去，但一回到高老庄，看到高老庄依然存在各种各样的纠纷、冲突，他最后便必然生出一种失落的感觉，因此，我们看到最后子路跪在他父亲的坟上说：“爹，我恐怕再也不回来了！”[10]（P353）由此，现代与传统的较量在子路的身上不战自败。作为现代城市文化的代表西夏而言，她一回到婆家高老庄，融入其中的速度非常惊人。她讲高老庄的方言土语，也适应那儿连大便的地方都没有，更乐于进入那儿复杂的纠纷和冲突，并自觉不自觉地担当起文化拯救或者改良的角色。因此，子路离开了高老庄，她却留下了。但是，她同高老庄极快地就打成了一片，期间毫无转折，毫不生硬，仿佛天生就属于那里，难免就让人无法信服，多少也令人觉得作者有种自我文化理想设置之嫌，当然其目的是出于一种文化建构和改良，可是，把这样一个重任交给代表外来文化的单薄的西夏，显然使人感到这样的建构有些理想化，或者可以说，这只是作者的一种文化追寻中的探索性的建构。“菊娃处在以传统乡村文化为体，以现代市场文化为用的建构过程。她既通过和王文龙、苏红、蔡老黑的人际关系和情感纠葛，与发生在乡村中的新经济、新社会因子相互碰撞、融会，又通过回眸审视与子路的婚姻离异和感情的离而不异，以及和西夏在对照中的趋势，萌发、促动新的眼光和情怀。她的宽容大度，既有农业文明的古典美，其实也是对现代情感操作方式的某种接纳、认同和适应。”[4]（P28）实际上，除过子路和西夏，蔡老黑是民间侠盗文化的代表，王文龙和苏红是现代都市文化的代表，石头和迷糊叔是神秘文化的代表，从文化阅读的角度看待，作者并没有明确表示各种文化都没有出路，也没有明确地给我们开出中国文化病能治好的中药方子，而是揭示了中国文化面临的困境。于是，这种文化建构便有了极大的空间和余地。

结束语:

笔者认为，从弥漫着田园梦和充斥着远山野情的化外色彩的《山地笔记》，到商州文化秦头楚尾的静态交汇的“商州系列小说”，再到《浮躁》、《白夜》、《土门》、《高老庄》等长篇小说，贾平凹的小说创作时期，几乎一直都是与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共8页 第7页生活同步。这既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机缘巧合，也可以说是作者对传统文化进行一次次地思索和追寻的结果。

参考文献：

[1]杨光祖.贾平凹小说创作的四个阶段及其文化心态论[J].社科纵横，2003,（5）.[2]王永生主编.贾平凹文集（第五卷）[Z].陕西: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3]杨军.贾平凹商州系列小说的文化意蕴[J].商洛师专学报，1994,（2）.[4]肖云儒.贾平凹长篇系列中的《高老庄》[J].当代作家评论，1999,（2）.[5]金汉.当代文学发展史[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 [6]郜元宝，张冉冉.贾平凹研究资料[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7]孙德喜.何以安妥的灵魂[J].唐都学刊，2000，（2）.[8]孙见喜.贾平凹前传（第三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9]杨胜刚．《白夜》经典性述评[J].柳州师专学报，1997，（3）.[10]贾平凹原著，肖云儒评点.高老庄评点本[Z].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9.共8页 第8页

第四篇：试论贾平凹小说中的民俗文化

试论贾平凹小说中的民俗文化

贾平凹（1952～）当代作家，原名贾平娃。陕西丹凤人。1975年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任陕西人出版社文艺编辑，《长安》文学月刊编辑。现为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1982年后从事文学专业创作。出版有小说集《兵娃》、《姐妹本纪》、《山地笔记》、《野火集》等，长篇小说《废都》获法国费米娜文学奖，《浮躁》获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

民俗文化是社会群体生活的一种特殊形态，具有某种媒介作用，既沟通着民众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也沟通着传统与现实的联系它是生生不息的“一泓清泉”山地之子贾平凹深深地浸润其中，汲取丰富的写作资源，并将文学与民俗“联姻”，呈现出风俗民情地域化，生命活动立体化，话语运作神秘化的特质，从而扩大了小说文本的叙述空间，建构了一个丰富多彩的艺术世界。

一、风俗民情地域化

商州是贾平凹开垦的一片生土，他在这里开始了“田野作业”，着重考察商州的地理环境、人文景观和风俗民情，奋力开凿脚下的文化岩层，把艺术光圈对准西部这块黄土地，摄下了一幅幅具有地域化特色的民俗万象图。

“民俗文化，是社会生活普遍存在，而又比较潜隐不露的一种文化规范。”①民俗文化包罗万象，涉及面广，组成了一个纵横交错的文化网络。通过人作为载体进行传播，一经俗成，对民众具有普遍的约束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民俗文化不断地被过滤，筛选和沉淀，凝聚在民众心理结构中，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较强的生命力。民俗文化融于历史长河之中，它的荷载是多层次的，倾注着民族精神，折射着价值取向，摧生着艺术情趣，孕育着审美风尚。俗话说：“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民俗是任何民族所不能缺少的文化事象，大都有地方色彩，并打上自己的烙印。如鲁迅小说的绍兴味，老舍小说的北京味，沈从文小说的湘西味。贾平凹也以自己的小说楔入地域文化之中，具有独特的“商州味”。

对贾平凹来说，商州既是地理意义上的故乡，也是精神家园，他对这块土地有着一种强烈的认同感，又有所超越。小说中的商州并非地图上一个不起眼的圆点，而是他心目中的商州，是作为其情感载体的商州。对地域化了的民俗进行整体把握，把人的生存空间视为特定的文化层面加以拓展，这是贾平凹所格外关注的。他说：“商州之所以是商州，正因为偏僻贫困，而又正好是距十三个封建王朝建都的古城西安四五百里路，这就构成了它区别于别的地方的特点。”②这里的人生活在历史文化的氛围厚重的包裹之中，咸阳长安，数度古都，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为作家的小说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文化资源和寓意契机。贾平凹对其描写对象的文化背景与现状有着独特的认识，在小说文本中，使人感到商州脚下，弥漫着一种古色古香的生活情调。那四皓暮、照影壁、铜镜、古塔、碑板，俨然庙宇一般坚固的住宅，都巧妙地暗示着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韩玄子对四皓先生的顶礼膜拜，韩文举用铜钱卜算天象，碑文中的高老庄的历史，这些都反映出这个特定地域人们的精神风貌和文化心理，写出人与历史与民俗的联系。贾平凹在现实与历史的交叉点上，观照生活的来潮与去向，注视到平静的地壳下激荡的潜流，其作品显示出厚重的历史氛围与现实基调。

贾平凹不仅把地域化的民俗当作文学的观照对象，也当作文化总体构架的一部分来表现。由于他对养育自己故士的乡风民俗了如指掌，信手拈来，点染成趣，商州的正、野、稗史、广博的掌故，轶闻趣事，民谣俚语，百姓征兆，富有地方风味的秦腔等 不断穿插其中，体现了对特定的历史土壤的发掘和酣醇如酒的地域风味。如“深山里家庭富裕不富裕，标志不像关中人看门楼的高低，不像陕北人看窗花的粗细，他们是最实在的，以吃为主，看谁家的地窑里有没有存三年，二年的甘榨老酒，看谁家的墙壁上有没有一扇半扇盐腌火燎的熏肉”。这里“风情敦厚”，“对于外边生人来到门口，必是让烟让茶让吃让住。”这里盖新房“脊雕五禽六兽，檐涂虫鸟花鱼”；这里的人虚岁36岁过“门坎年”，要系红腰带消灾免祸。这些有关乡风俚俗的描写，展示了古朴尚存的民风，充满了生动的气韵。

贾平凹既写地域文化民俗，又不乏时代精神的观照，他在《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天狗》，《浮躁》，《高老庄》等作品中，透视民俗事象所特有的历史文化属性，并放在时代变革的整体情境中，具体考察它的利弊，优劣，由此展示出这块古地濒临变革之际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风貌。

二、生命活动立体化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贾平凹不是停留在对民俗事象的描摹上，而是聚焦民俗文化的主体——人，并把人的生命活动立体化，追求着人的心灵及生命的阳光，在民俗文化的母体内进行文学的重塑与思考。

人是“万物之灵长”，人的生命活动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的生命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所表现的生命，人作为开放性，发展性的生命体，自从创生以来，就有突破自己，发展自己企望生命永恒不息的倾向，人的生命活动建立在生存活动基础之上，民俗文化贴近自然，贴近生活，贴近人的心灵，其审美本质的真正指向是“本真”——生活的真，自然的真，生命的真。生命是任何一个作家都要审视，观照的对象，贾平凹崇尚作为原动力的生命本身，透过民俗文化中的生命活动，勘探人生之谜，撑起艺术的魔杖，叩问人生，叩问宇宙，体悟文化深层的人生玄机。正因为这样，如果我们只把小说文本看作民俗现象的拼贴，而忽视生命活动这一审美价值中的内核，就不可理解民俗这一“活化石”，与其创作的血缘关系。人的生命内涵是多层次的，形成一个开放性系统。对人的个体来说，从摇篮到墓地，意味着生命的开始与终结。贾平凹真实地展示了民俗文化在人的生命活动中的具体现象，以生存意义的追寻为核心，探寻生命的奥秘。《瘪家沟》的开篇把人的生命环境化为生殖意象的细致描绘，体现了对生命本体重视。“瘪神庙的香火盛世极盛，几乎在胭脂河上下，大凡夫妻想要孩子，都来朝拜祈祷”，《鸡窝洼人家》中的“求儿洞”，也热闹非凡。除此以外，还有一些难以破译的“生命密码”，如《浮躁》中金狗出世的奇异情景，《高老庄》里人种的退化。在这些小说中，贾平凹不断深化着对人自身的认识，有关民俗事象的描写不只是渲染着固有文化的社会生活氛围，而是与人的生命形式，生命状态，思维方式密不可分。

人是民俗之魂，与人的生命活动相伴的既是民俗事象，也是审美现象。人生各个阶段的礼仪，如生子仪礼:孩子生下以后，在门上挂一撮白线，也有挂红布，外人便知道这家刚有了小孩儿，按风俗，外人是不能进入产房的，如《古堡》中，云云添了儿子，小梅在门闩上挂白线。但有些地方妇女是可以进去的，她们往往聚在一起，品评孩子的相貌，给产妇说些吉利话儿。认干亲仪礼：认干亲有的是因为孩子生辰不对，就像《故里》中的赵怡，生二月，有犯，若想一生平安，必认干亲。或觉孩子命苦，为讨吉利，而认干亲。像《鸡窝洼的人家》中，麦绒认为儿子长在单亲家庭，没有得到父爱，命太苦，遂让儿子认了回回。认干亲时，多为大人抱孩子一大早出门，最先碰到什么，不管是人，还是狗，是猪，甚至碾子，棒槌等物件，都要认为干爹。如果认的是人，就要求对方为孩子取名。如果是其它物件，就以此物为名。《土门》里，魏小小抱儿子出门碰到狗阿冰，就认狗为干爹，并取名魏狗。《秦腔》里，瞎瞎的名字就是因为他认的干爹是一头瞎猪，就叫了瞎猪，慢慢叫成了瞎瞎。也有的地方，认为要给孩子认一个体面，或者忠厚本分，有好名声的大人，方可保孩子一生平安。《故里》中的赵怡，就是认了忠厚老实的武顺为干爹。往往一生中，逢年过节，干儿都要给干亲送礼。而被认的人，则当时就要给干儿“扯三尺红布，一包红糖，是个染了红色的熟鸡蛋”，③钱要视家庭情况而定。认干亲的时间不定，有的是出生第二天，《浮躁》中，小水爹就是在出生第二天，认了金狗爹。有的是满月时，魏小小的儿子便是这日认了阿冰。婚姻仪礼：迎娶前一阶段，女方要准备嫁妆，日常生活用品一应俱全。迎娶前一天，亲戚朋友要带着财物到女方家，称为“送路”，即送女子上路。女方要准备酒水饭菜招待客人。《腊月·正月》里，叶子是婚后才由亲戚“送路”的。这种本应属于新娘的仪式，在这里却成了其父韩玄子确立威信的砝码。新婚当天早上，新娘梳洗打扮，要选一位有福气的老者为其“开脸”，一般这位老者要儿女双全，旨在祝新娘以后儿女双全。“开脸”，就是用丝线、磁片绞拔额上的荒毛。迎亲时多用花轿，根据实际地理情况，还会有所变动。商州某些地方因为山脉连绵，交通不便，就有人来驮新娘到婆家，由此还形成了驮新娘这一职业。《五魁》中，五魁就是专门从事这一职业的。按风俗，新娘在整个迎亲过程中是不能沾地的，因此无论上轿下轿，都有人来背。土著的商州居民迎亲时，婿不亲迎。像《五魁》中，柳家少爷并不登门亲迎柳家少奶奶，而五魁就当全程驮新娘。客居的居民保留了自己原居留地的传统，婿须亲迎新娘，并背新娘上下轿。男方的迎亲队伍要抬着新娘的嫁妆，一般都有乐队伴奏，最常见的是唢呐。一路上吹吹打打，放鞭炮，以增强喜庆气氛。女方要有陪娘，而父母是不能同去的。《浮躁》里，小水没有父母，她的伯伯韩文举充当了父母的角色，因此也不能送小水出嫁。

新娘迎进门，要进行拜堂仪式。主持人高声叫“一拜天地，二拜列祖，三夫妻对拜”，④然后进入洞房。新娘在洞房内不吃不喝，要待一天。而新郎须在外面陪客人喝酒。不管长辈晚辈，都可以闹洞房。《怀念狼》里罗圈腿的女人与第一个丈夫王生结婚时，众人闹洞房，让他们亲嘴，他们不亲，王生就被拉出去绑在门前枣树上让雪淋着冻，结果让狼给吃了。成人节，“门坎节”；各种年节习尚，如三月三的乡会，四月五日的祭龙节等都在贾平凹的小说中行到生动展示。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不是民俗资料的堆砌，而是筛选，过滤以后，围绕着人的生命而展开的，尤其是《天狗》中，江边乞月的场景富有诗情画意。月蚀本是平淡无奇的天文现象，但是传统的民间活动超越了事件本身的范畴而成为一种象征的仪式，当地人认为天狗吞掉了月亮，出门在外的人就会不吉利，于是妇女们用擀面杖一边搅动江水，一边唱歌。小说写道：“月亮开始慢慢地蚀亏，然后天地间光亮黯淡，以致完全陷入黑暗的深渊，唯有古老的乞月的歌声，和着江水缓缓地流。”朦胧的月光和着婉转的歌声伴着柔媚的女性构成佳境，月亮在天狗心底与师娘的面容叠合，两个人的对唱更富有生活情趣，充分体现了与人的生命活动相伴的民俗事象，贾平凹所注重描写的是民俗活动的场景、细节以及被包融在特殊气氛的人物活动，有关的民俗描写在作品概括生活，展示生活的进程中，显示出充盈的艺术张力。

三、话语运作神秘化

贾平凹的小说是一个奇异的艺术世界，其文本呈现出来的民俗文化被涂上了神秘的釉彩，神秘作为一种美感，给人深遂悬念的感受，能在审美中享有一种魔力。⑤在商州系列小说中，既有天文地理的疑团，也有草木禽兽的怪事，还有一些难以破译的密码，把人们带进一个不可思议的神秘境界。

贾平凹的小说是一个神奇的艺术天地，它源于人间宇宙，但已被人化和心灵化。在这里，人既是物质世界的一员，与天空、大地、山水、草木、禽兽等连在一起；又是文化的一员，与特定地域的习俗、信仰、禁忌、巫术密不可分。大自然的神性，动物的灵性与人的本性三者之间有着神秘的互渗关系,重塑出山民的原始心态和自然崇拜.他写山石、奇花、怪日、晚雨、州河、九叶树、大古柏、龙卷风、瘪家沟、写得新奇、写得神秘、写得富有灵气，充满了天人合一，返朴归真的哲学情致。在这片“野山野地”里，万物有灵充斥着人们的头脑，对自然，对神秘事物充满敬畏。如《西北口》中的村民在早魔的淫威面前声势浩大的祭神求雨活动；《古堡》中人们对奇形怪状的九叶树的膜拜，对麝的出没的恐惧心理；《浮躁》中的看风水，祭白蛇、敬河神等仪式；《土门》中“明王阵鼓乐”的出演中“四排红黄蓝旗，旗皆画有赤鸟、日精、雷神和风神”。这些民俗的精神气质和心理特征，而且具有一种身不可测的神秘感。

通过描写巫神观象，从人的观念表层潜入思维方式的深层结构，也是贾平凹所格外注重的。对长期生活在山坳里的乡民来说，生与死的观念是神秘的，与原始迷信有着未切断的观念脐带。《妊娠》紧扣生与死的主题，利用寿星老贯知觉、幻觉和记忆交错构成的视觉网络，展示几代人 世事沧桑，在写实的框架里勾勒了一个生与死、人与鬼迷合起来的梦魇般的天地。如果说老贯沟通的是此岸和彼岸的界限，侯七奶奶连接的则是人与神、地上与天国的世界。她预知自己死的时间和情景，舒舒服服地躺在特制的“小木屋”里，“走”得安详镇静。贾平凹还把民俗文化放在时代变革的背景下，具体考察其利弊，优劣。在《高老庄》中，贾平凹聚集一个村庄，对民俗化展开的叙述，比起以往的作品有所超越。语言学教授高子路携妻回村参加父亲三周年忌日祭奠仪式，包含着对祖先崇拜的民俗意味。这里除了人的世界外似乎还有一个隐形的未知世界，旋转的飞碟，人种的退化，石头的特异功能，白云湫的生命陷阱等，写得扑朔迷离，写得玄机四伏，那种古朴而又带有一些迷信色彩的民俗和信仰，依然支配高老庄并有着极大的侵蚀力。作者借助对神秘的民俗文化的描写，反映出历史的积淀，使人看到地域性的民俗正在以什么样的力量制约着民族文化心理，进而提醒我们：在这块历史悠久的古地上，还留有不少陈旧而又沉重的难以搬走的“百宝箱”。

乡风民俗抚慰着贾平凹，他与民间的精脉之气息息相通。民俗文化丰富驳杂，民间的因果报应，循环怪圈影响着他，他写城市总不到位，一写乡土就有灵气，中篇系列中有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结构模式，长篇系列中有着“超现实”人物的重叠，如《废都》中的拾破烂老头，《土门》中的云林爷，《高老庄》中的迷糊叔，他们有的用民谣，给人以警示，有的像先知神秘莫测，其作品虽然也表现出对民俗中的陈规陋习的文化批判，但过多的渲染未免有认同之嫌，“沉重的翅膀”牵制着他难以飞出堆砌着“黄砖汉瓦”的黄土的。

在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上，以九曲黄河和广袤纯厚的黄土高原为大背景的西北诸省，在五千多年的历史积淀中，形成了一脉乡土气息极其浓郁的文化体系。其中以山西，陕西等省的民俗文化最具代表性。从古至今，以西北民俗文化为渊源的各种艺术佳作层出不穷，其纯朴，粗犷，真实的艺术魅力感染了不知多少代人。西部的旷野充满生机，那里有生命的精灵在跃动，那里有生命的渴望在涌动，那里有变革的大潮在奔腾，面临西部大开发这样一个千年难逢的机遇，也许贾平凹不会“坐看云起时“而是又要”泼烦“，又要折腾了。他将走出商州，走向更宽广的世界。

注释：

①、钟敬文［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中华书局出版社1996年版。②贾平凹答［文学家问］，［文学家］1986年1期 ③《土门：评点本》，贾平凹原著，穆涛评点，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6，82页 ④《商州：说不尽的故事 1-4卷》贾平凹著，华夏出版社，1994.11。第二卷《腊月·正月》，373页 ⑤费秉勋［贾平凹论］，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参考文献：

①钟敬文［民俗文化梗概与兴起］，中华书局出版社1996年版。②李力《贾平凹与“商州文化”》，许昌师专学报2000年第一期。③《浮躁》，贾平凹著，春风文2004.1，（新经典文库·长篇小说系列）④《怀念狼》，贾平凹著艺出版社。⑤《陕西作家群地域性特色的得与失》，李兆虹著，《唐都学刊》，2003年第3期

第五篇：贾平凹小说中的家园情结1

试论贾平凹乡土小说的家园情结

摘要：乡土小说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品种，在中国现当代小说发展史上留有浓重色彩的一笔。贾平凹无疑是中国当代典型的乡土作家，其乡土小说表现出了极大的现实热情和当下关怀。

关键词：贾平凹 乡土小说 家园情结

前言：尽管人们对贾平凹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是我想无论从何种角度或者运用何种评判标准来看贾平凹，他都是中国当代文坛的重量级人物，是当之无愧的代表作家之一。

一、贾平凹乡土小说创作概述

贾平凹，原名贾平娃，1952年2出生于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农村,1982年后开始从事专业文学创作。自《商州初录》开始，贾平凹便致力于“商州小说”创作，力图通过描写农村的现实生活，通过对普通农民的行为方式、心理及风俗民情的描绘，揭示丰富的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心理内涵，传达悠久的文化底蕴，富有地域风土特色。在当代文坛上，贾平凹孜孜不倦地向社会奉献了四十多部文本集子，它们就是被称为商州系列的小说《腊月正月》、《远山野情》、《天狗》、《商州》、《浮躁》等。

除了“商州系列”小说的创作，贾平凹小说还描写了新时期的西北农村，比如给他带来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这一殊荣的作品《秦腔》，写的就是城市化和全球化背景下，农村和农民新的命运。毫无疑问，贾平凹的创作主要是指向对中国农民的历史命运、道德品格、意识情绪的不倦探索这个总目标的，是以不断向中国农民巨大复杂的感情世界掘进为特色的。

二、贾平凹舍不开的家园情结—商州情结

1、情结商州

在贾平凹离开去求学之前，他在那里生活近二十年，可以说商洛文化已经根植在其心间。其第一篇短篇小说集《山地笔记》，就是作家对商山丹水的眷恋的“无意识”流露。

源自对故乡的留恋和原始的乡村情愫，整个八十年代贾氏小说始终停留在对商山丹水古朴民风和远古遗风的感知上，以《商州初录》为序幕，贾平凹继而创作出了系列“商州小说”，给世人展示了一幅巨大的活灵活现的商州画卷。

2、贾平凹乡土小说中的“土气”。

“商州小说”的“土气”体现在小说的字里行间，在这里：有苍莽逶迤的沟沟岭岭，有一石踏三省的白浪街，有令人目不暇接的棣花社火„„贾平凹就是想通过作品中的“土气”构建自己的美学观，商州的“自然”景观经过贾氏的美学移植成为中国文化的载体。阅读《商州》一书，你会深刻地体会贾平凹寄予在商州自然景观的民族性与文化性。

商州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沿革，形成其独特的文化特色。我们常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这片土地上的“土气”也滋养着我们的作家，使其眷恋流连。

3、贾平凹乡土小说氤氲的浓郁“乡情”。(1)、贾平凹的“乡恋”情结

贾平凹的兴趣几乎全部集中在对穷乡僻壤的人道遗风的描绘上，这里的乡风民情被写得如田园牧歌，他笔下的商州生活情调、人际关系、道德风尚是那样的自由实在和质朴无华。他塑造了一批具有人性美、人情美和道德美的主人公，有敢爱、敢恨、大胆、能干的山乡女子，如烟峰、小月、香香等；有着大山一样性格和充满着原始人性的山民农夫，如回回、禾禾、吴三达等。

（2）、贾平凹的复杂“乡情”

贾平凹对于商州，情感始终是复杂的。在作家身上，譬如深厚的农民情怀做作的文人趣味，青春激荡的纯净与混沌入世的萎缩，忧患精神与欲念难抑等等，这些矛盾与对立贯穿了贾平凹从早期到现时的创作，从小说到散文的多种文体。

（3）、贾平凹文本世界的“商州情结”

贾平凹在中篇小说《腊月正月》塑造了一个与时代相悖逆的人物韩旋子，他是具有浓郁传统文化的商州地区的代表者，集传统道德的优长和懒惰于一身，是一个有很强立体感的的多重性格的人物。然而，仔细品味，他身上的那种所谓传统道德也正是阻碍历史前进的惰性力。韩玄子与王才之间的斗争，本身就是对作者心目中曾经神圣的、传统的商州地区的一次次冲击，尽管这所有的一切都已经 2 变了，然而，作者仍然以冷峻的目光对待这一切，那断不了的乡土情结始终缠绕着贾平凹。

三、贾平凹乡土乡土小说的定位、发展和创新

1、贾平凹乡土小说的定位

作家认为好作家必须达到个性与文风之间的和谐，而其文风又必须取得与其作所在地的乡土风情的和谐。故乡商州对贾平凹的写作生涯和作品的文学特质构成具有特殊的、十分重大的意义。商州既是作家写作的背景，也是其作品的主题、母体。

2、贾平凹乡土小说的发展变化

贾平凹早先的小说，总体上展示的是社会和谐、文化和谐、心理和谐的一面。恬适灵动的田园诗、田园梦，融化在商州山川和民情民俗之中，清澈明净的青春气息，弥漫在人物的形态、心态和情态之中。当然并非水波不兴，有时也写冲突，那大多是个人的、青春的欢悦和苦闷，很难说是波涛，倒更像是涟漪。《五魁》《白朗》《美穴地》这一组绿林系列作品，社会矛盾和文化冲突也常常从具体的时空环境中虚化出来，带上了浪漫色彩。

到了《浮躁》，和谐被打破了，它是从社会变革的实践层面被打破的。山乡农村那传统自然经济的平衡，在改革开放中被乡镇企业的兴起、市场经济的萌动冲决了。传统与革新的冲突，首先在经济社会运作层面展开，而新的经济因素，特别是这种新经济因素的载体——最早参与改革的一批人，又将新的文化因素带进了山乡生活，引发了新旧文化心理的冲突。

到了《土门》，特别是《高老庄》，这种执着的追寻，开始露出了希望，而且部分地由心灵寻求进入了具体人生实践，让人感觉到一种文化建构的端倪。端倪当然不是高潮，更不是完成。

3、贾平凹乡情流露的创新之作—《秦腔》

第七届茅盾文学奖颁给贾平凹长篇小说《秦腔》时，授奖辞中这样写道：“贾平凹的写作，既传统又现代，既写实又高远，语言朴拙、憨厚，内心却波澜万丈。他的《秦腔》，以精微的叙事，绵密的细节，成功地仿写了一种日常生活的本真状态，并对变化中的乡土中国所面临的矛盾、迷茫，做了充满赤子情怀的技术和解读。他笔下的喧嚣，藏着哀伤，热闹的背后，是一片寂寥，或许，坚固的东西 3 都烟消云散之后，我们所面对的只能是巨大的沉默。《秦腔》这声喂叹，是当代小说写作的一记重音，也是这个大时代的生动写照。”这给予了《秦腔》很高的评价，无论对于中国当代创作，还是贾平凹本人的创作而言，《秦腔》都是一部具有强烈创新意识的作品。

《秦腔》紧紧抓住乡土之魂，以乡村小镇清风街变迁的故事，反映当代中国乡土的颓败与瓦解的过程，揭示出时代深刻的矛盾与冲突，突出了具有时代精神的大主题。而这一切，都是通过清风街的风俗生活细节的绵密描写，通过与当地老百姓生活血肉联系的秦腔的命运的展现，从对物质乡土的描写升华到精神乡土的揭示，一点一滴地表现乡土之魂，展开作品的主题。

《秦腔》表现了作家直面现实的勇气和对乡土倾注的浓烈深厚的情感，面对深刻剧变的时代，作家看到乡土的瓦解、文化的消失，作家内心是痛苦而复杂的。他一方面要接受现实，一方面又对传统生活与文化有着深深地眷恋。因此，用一种挽歌式的情绪描写了一个不可抗拒的历史进程。

四、总论

贾平凹始终在用一颗赤诚之心，对待那山、那水、那人、那事，他可以冷峻尖锐地去讽刺，他可以用饱含泥土气息的诙谐去调侃，他可以去爱也可以去恨„„商州之于他是文学的起点，但商州却始终未成为他文学之路的终点。当作家以他的小说引起人们注意的时候，他在人印象中是用一双清澈明亮、真挚热情，在抒发着对自己所注视到的一切的一往情深、信赖依恋。

贾平凹执著于家园的求索和追寻，是基于生命的激情和感悟，是源于内心深处的那份爱与责任，这份情将始终伴随着他不断前进。

参考文献：

[1] 陈绍明：《中国乡土小说论稿》，大众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90页。

[2] 贾平凹：《秦腔后记》作家出版社2005年4月版，第1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