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主义文学)

第一篇：(启蒙主义文学)

外国文学史笔记（启蒙主义文学）（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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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3/22 20:4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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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18世纪文学(启蒙主义文学)主要成就：启蒙主义 包括：法国启蒙运动、英国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和德国民族文学。理解后简答题

简述18世纪启蒙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 18古典主义仍占重要地位，但启蒙主义成就最高。

2有鲜明的倾性，要求文学为现实服务。属于资产阶级性质文学思潮，反对国王，宣传启蒙思想。

3把第三等级的资产阶级和平民作为主人公来正面歌颂。4创造性地运用了多种形式的文体：正剧、哲理小说等。术语解释

正剧(严肃的喜剧)： 18世纪由狄德罗、博马舍和德国的莱辛创立。戏剧介于悲剧和喜剧之间，其特点是强调戏剧的教育作用。

以第三等级的普通人作为戏剧的主人公，语言通俗易懂。主要作品有狄德罗《私生子》、博马舍《费加罗的婚姻》。哲理小说： 18世纪由法国启蒙作家创立的一种新型小说。

2它不注意环境与人物的细致描写。以人物活动为主线，表现作家关于政治、法律、道德、文学方面的启蒙观点，富于哲理性。如孟德斯鸠《波斯人的信札》、伏尔泰《老实人》、卢梭《爱弥尔》。18世纪文学状况：

一 英国文学(现实主义小说)：

笛福(英国实现主义小说的奠基人、英国小说之父、现代新闻报道之父)： 主要作品：《鲁滨逊漂流记》标志着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诞生。

鲁滨逊是欧洲文学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的正面形象(第一人称自述方式)。

斯威夫特(激进的民主派，开创了英国文学中的讽刺传统)： 主要作品：《格列佛游记》(儿童幻想剧小说)通过幻想的环境，虚构的情节，夸张的手法对英国政治、法律、议会、党争和哲学进行讽刺和抨击)。理查生(长于使用书信体叙述故事的作家)：《克拉丽莎》书信体小说 菲尔丁：(18世纪英国最杰出的小说家)《汤姆·琼斯》(欧洲文学中的一流小说)：代表了18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最高成就，被誉为“18世纪英国社会的散文史诗”。术语解释（感伤主义）： 1 60年代至80年代末，在英国出现了感伤主义文学。它不仅是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先驱，而且也是现代派文学的源头。感伤主义开辟了一种以心理感觉为载体掺和外部现实世界的投影的叙述方式。3 因斯泰恩的小说《感伤旅行》而得名。哥尔斯密斯：

小说《威克菲牧师传》及“墓园诗派”的诗歌中，感伤主义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哥特式小说(18世纪末在英国出现的一种凶杀小说)小说多以中世纪阴森神秘的城堡为背景，充满神秘、怪诞、刺激。代表作：瓦尔蒲《奥特朗图堡》和拉德克力芙《渥多尔弗的秘密》。前浪漫主义代表： 彭斯(农民诗人)：《苏格兰方言诗集》 布莱克：《经验之歌》《天真之歌》 二 法国小说(正剧、哲理小说)温和派：

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书信体哲理小说，18世纪哲理小说的开创性作品(先河)主人公：郁斯贝克和黎加。

《法的精神》(又译《法意》)伏尔泰：《老实人》(最优秀)理想世界—黄金国

激进派：

狄德罗(提出“严肃的戏剧”的概念、《百科全书》领袖)：

主要作品：三部哲理小说 《修女》：揭露教会罪行的书信体哲理小说(少女：苏珊·西蒙南 独白的方式)。《拉摩的侄儿》：对话体哲理小说(马克思称：“无与伦比的作品”。恩格斯称：“辩证法的杰作”。

《宿命论者雅克》

卢梭(激进派的领袖)： 理论著作：《论科学与艺术》：反封建的“第一声呐喊。”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返归自然”的理论。《民约论》(又名《社会契约论》)：“福音书”。哲理小说《爱弥尔》：法国第一部讨论教育问题的小说。晚年自传体小说：《忏悔录》

文学代表作：书信体哲理小说《新爱洛绮斯》：主人公：尤丽、圣·普乐 博马舍(18世纪法国最著名的喜剧作家)： 主要剧作：《费加罗三部曲》：

《塞维勒的理发师》(又名《防不胜防》)、《有罪的母亲》、《费加罗的婚姻》(又名《狂欢的一天》)勒萨日：《吉尔·布拉斯》《瘸腿魔鬼》(承袭流浪小说)三 德国文学

莱辛(德国民族戏剧、民族文学的奠基人，他“完成了德国文学的转变”。)主要贡献：

一 美学理论：《拉奥孔》探讨诗与画的界限。二 戏剧理论：《汉堡剧评》 三 戏剧贡献：《明娜·封·巴尔赫姆》(喜剧代表作)《萨拉·萨姆逊》(第一部市民悲剧代表作)《爱米莉娅·迦洛蒂》

席勒(剧本始终贯穿反暴政、争自由的主题)《强盗》：“歌颂一个全社会公开宣战的豪侠的青年”。(卡尔)《阴谋与爱情》：被称为“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性的戏剧。”(恩格斯)1剧本勇敢的把德国的黑暗现实搬上了历史舞台。

2作者公开站在平民一边，维护平民的尊严，谴责达官贵人。主人公：斐迪南、露易斯、瓦尔特、伍尔牧。《堂·卡洛斯》：狂飙突击向古典主义过渡时期的作品(席勒式)晚年与歌德合作共迎来德国文学的古典时期：《奥尔良姑娘》、《威廉·退尔》等剧本。美学著作：《审美教育书简》(又译《美育通信》)：探讨用审美来改造社会。《论朴素的诗与感伤的诗》：首次提出并区分两种基本创作方法。意大利：喜剧大师哥尔多尼《女店主》、《一仆二主》 术语解释 狂飙突击运动： 18世纪德国发生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全国范围的文学运动，狂飙突击运动。这一名称来源于克林格尔的同名剧本《狂飙突击》。

2一大批文学青年，强烈要摆脱封建束缚，要求个性解放；强调民间文学和民族风格。分析比较题：

18世纪英、法、德三国文学比较

18世纪英、法、德三国文学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相同之处： 18世纪英、法、德都是启蒙文学成就最高。都有鲜明的倾向性，要求文学为实现服务。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文学，反对国王，宣传启蒙思想。

3都把第三等级的资产阶级和平民作为主人公来歌颂。

不同之处： 1英国：18世纪英国已经建立了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政权。英国的启蒙文学主要任务不是为革命做舆论准备，而是扫除封建残余，揭露现实社会的弊端，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主要成就现实主义小说。

2法国(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心)：法国的启蒙运动直接负有教育群众，使他们摆脱愚昧，学会理性思考，从而摆脱封建专制和宗教迷信。为大革命造舆论，文学的革命性、战斗性更强，内容特别丰富。主要成就：正剧、哲理小说。

3德国：18世纪的德国还处于封建诸侯割据的状态，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德国启蒙运动的任务是唤起民众觉醒，反对分裂建立民族统一的国家。爆发了狂飙突击运动。歌德(1749—1832)(德国)歌德：德国伟大的民族诗人。德国古典主义和民族文学最杰出的代表。出生于法兰克福一个富余的市民家庭。主要作品：

1771年，歌德大学毕业，回故乡当律师，同时坚持写作。剧本：《铁手骑士葛兹· 冯· 伯利欣根》(简称《葛兹》)是部历史悲剧。葛兹实有其人，是个争自由，反封建的英雄。

诗剧片段：《普罗米修斯》 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篇书信体小说)诗剧：《浮士德》的部分初稿。理解后简答题

为什么说《少年维特之烦恼》是德国第一部产生影响的作品。

1歌德的中篇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的维特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18世纪德国进步青年的形象。他的性格是社会铸造的，他以孤傲来对抗德国现实的丑恶，但他总以不合作――逃避的方式来反抗，显得无力。因此他悲剧是时代的悲剧。

2感染了世界各国不同时代的同病相怜的青年。他们不但模仿维特穿青衣黄裤，甚至也学他自杀。

在意大利期间他创作和构思了三个古典主义悲剧： 《哀格蒙特》、《伊菲格涅亚的陶里斯》、《塔索》。晚年：《威廉·迈斯特》(上下部、德国第一部教育小说)通过威廉从童年到老年发展的记述，展示了他道德完善的过程。

《浮士德》：取材于16世纪关于浮士德博士的民间传说。以诗剧形式写成，以浮士德博士的思想发展为线索写他探索人生要义的一生。

基本情节：一幕序曲(剧情的正式开端)、两个赌赛、终身追求、五幕悲剧。五幕悲剧：

知识的追求和知识的悲剧：否定了脱离实际的追求。

感官的追求和爱情的悲剧：否定了仅仅迷恋情欲的爱情(玛家蕾特)。权势的追求和从政的悲剧：否定了与王朝相妥协的道路(海伦)。

美的追求和寻美的悲剧：否定了以古典美来改造世界的理想(瓦格纳、欧福良)事业的追求和事业的悲剧：肯定创造和劳动，要人们“每天每日去开拓生活和自由，然后能作自由和生活的享受。” 综合论述题

分析浮士德的形象及其意义。

歌德创作的诗剧《浮士德》中的浮士德是上升时期资产阶级先进分子的象征形象。

1浮士德是一种积极进取精神的代表，是一个自强不息、执著探索者的形象。作者让他经历各种诱惑和考验。同梅非斯特打赌，激起他重新探索信念；热恋的悲剧使他不再追求感官的享受；从政的悲剧使他逃避现实；古典理想的幻灭，使他重新回到现实中寻找实现理想的途径。他永不满足、永不示弱、探求不止、始终向上向善。这些构成了他性格上最鲜明的特征。2具有人身上鲜明的两重性：一方面受生命本能情欲的驱使，常常沉迷于名利、地位、权势、女人和美等现实欲望中；另方面，他又未被这些所迷惑，不断的超越自我，走向新生活。一方面追求真理创造事业，一方面又迷恋儿女私情。他一方面是理想社会的追求者，一方面又是王权的支持者。这种“灵与肉”，“善与恶”的矛盾。体现了歌德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思想，也展示了人类复杂性和真实性。也反映了人类追求真理的艰巨性。

意义：向人们指出了精神净化的道路，指出了人生的意义和人们应追求的生活理想，把人们引向崇高的理想而奋斗不息的伟大道路。分析《浮士德》的艺术特色。

歌德创作的《浮士德》在艺术上有它独特的风采：

1诗剧以幻想为主，将写实和幻想结合(天上地下、现实古代、人类魔鬼)。使《浮士德》成为即是资产阶级理想的激越颂歌，同时又是当是德国现实生活的深刻概括。

2在人物塑造上：辩证的方法。浮士德灵与肉的对立统一，梅非斯特作恶造善的对立统一，推动了整个剧情的发展，展示了他们各自的性格特征。用矛盾对比的手法刻画人物群像。天帝与魔鬼是理性于情欲的对比；浮士德与梅非斯特是人类与魔鬼的对比；浮士德与玛加蕾特是知识者与自然的对比。比较的手法使各自的性格特征更为鲜明。

3形式多样化。诗剧开头用自由韵体，写玛加蕾特用民歌体；写海伦部分则用古希腊悲剧的诗体。叙事、抒情、议论糅为一体，诗剧大量运用了象征、比喻的手法，如人造人、海伦、魔女之厨都是象征，批评教会则常用暗喻。理解后简答题

歌德的诗剧《浮士德》是一部思想内容很丰富的作品。1主要思想价值，是通过浮士德的人生经历，宣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宣传摆脱中世纪的愚昧状态，克服人类内在和外在的矛盾，创造资产阶级理想王国的启蒙思想。

2诗剧肯定创造和劳动，要人们“每天每日去开拓生活和自由，然后才能作自由和生活的享受”。

3诗剧表达了作者深刻的人生体验——生活就是追求，而追求的过程又是循环前进的。世界和人类就是在这不断追求、不断幻灭的大循环中矛盾运动、发展进步的。

4诗剧还表达了一种现代意义，即人始终处于与外界的冲突中，失败和灾难无法避免，但主人公以自身的行动决定自己的本质，从而奠定了现代人格的基础。

第二篇：18世纪法国启蒙主义文学中的中国思想文化因素

18世纪法国启蒙主义文学中的中国思想文化因素——析“中国礼仪之争”对法国启蒙文学的影响

郭丽娜/康波

【英文标题】Chinese Cultural Elements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French Enlightenment Literature: The Controversy over Chinese Rituals and French Enlightenment Literature 【作者简介】郭丽娜，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康波，中山大学历史系。【关 键 词】法国启蒙主义文学/中国礼仪之争/东学西传

French Enlightenment Literature/the controversy over Chinese rituals/the spread of Oriental literature to the West 18世纪法国启蒙主义文学宣扬自然神论或无神论的世界观，提出君主立宪、“三权分立”等政治主张或理论，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国思想文化的启发。“中国礼仪之争”是东学西传的起始，从17世纪下半叶起，它的进展就与法国早期启蒙主义思潮的发展相互作用。传教士的文本争论客观上造成了中国文学典籍及其负载的思想文化，主要是儒学和宋明理学在法国的广为传播，并进而在思想内容方面影响法国文学；但是，中国古典文学并未在体裁和表现形式上对法国启蒙文学产生过影响。比较研究

The eighteenth-century French Enlightenment literature, advocating deism or atheism and advancing the theory of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and separation of powers, was, to some extent, inspired by Chinese ideology and culture.The controversy over Chinese rituals was the origin of the spread of Oriental literature in the West.From the second half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his process began to interact with the early Enlightenment ideological trend in France.The controversy over missionaries' texts contributed to the wide spread of Chinese literary works in France, thereby enabling Confucianism and the idealist philosophy of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to influence French literature ideologically, though no Chinese influence in literary genre and style was seen in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 literature.18世纪法国启蒙文学作为一种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文学形式，全面诠释启蒙思想家的理论主张，批判封建社会，宣传社会理想，宣扬自然神论或无神论的世界观，以其深刻的思想性风靡欧洲。国内文学界一致认同在这一时期中国文化对法国文学产生过影响，“对于一些作家，中国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国度”，①但怎样影响及影响程度如何，却鲜有探究。

“中国礼仪之争”是欧洲文化思想发展史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东学西传的起始。本文认为，“中国礼仪之争”是18世纪法国启蒙主义文学的思想催化剂。这具体表现在：从17世纪下半叶起，“中国礼仪之争”的发展就与法国早期启蒙主义思潮的发展密切交织在一起，法国传教士的争论客观上造成了中国古典文学典籍及其负载的思想文化，主要是儒学和宋明理学在法国的广为传播；18世纪法国启蒙主义文学宣扬的世界观和政治理论或主张，正是在一定程度上从中国文学典籍的思想文化内容中受到启发，但中国古典文学并未在体裁和表现形式上对法国启蒙文学产生过影响。

一

18世纪启蒙主义文学“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750年以前是第一阶段，1750年至1789年是第二阶段”，第一阶段“文学中最突出的现象是新的启蒙思想逐渐出现和形成”，②而这段时期也正是“中国礼仪之争”的高潮时期。“中国礼仪之争”作为东学西传的起始，从17世纪下半叶起，法国传教士成为辩论的主力后，它就与法国早期启蒙主义思潮相互作用发展到高潮。在争论激化期间，法国传教士频繁翻译和解读中国古典文学，造成了儒学和宋明理学等思想在法国的广为传播。

“中国礼仪之争”的触发源于天主教会内部对传教策略适应性的讨论。天主教在东传过程中，由于文化差异受到不少阻隔，16世纪下半叶，以意大利人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采取补儒排佛的适应传教策略，在中国儒学和天主教义之间寻找共性和平衡点，才使天主教暂时得以立足于中国社会。但由于耶稣会的传教策略明显违背天主教的一神主义原则，从而在17世纪初引发了关于中国礼仪的争论，焦点是能否用汉语的“天”或“上帝”来指称基督教中的真神。这一表现为术语之争的争论实际上已经触及中国人的信仰以及如何处理基督教文明和中国文明之间的关系等深层问题。为了在欧洲宗教界证实观点，争论各方都不约而同地翻译和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并将成果刊行于欧洲。

17世纪后半叶，葡萄牙保教权旁落，法国耶稣会和巴黎外方传教会凭借法国在欧洲的政治经济强势相继入华，成为两支举足轻重的传教力量。法国耶稣会和巴黎外方传教会本质上都是天主教修会，在信仰上并无二致，但在对待中国文化问题上却立场迥异。法国耶稣会的主流人物继承利玛窦的适应策略，认为中国人是有神论者，他们研究儒学经典，指出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说正是基督教“爱人如己”理论的另一表达方式，还提出用索隐主义原则解决中国礼仪问题，主张将中国文明纳入基督教文明体系。而巴黎外方传教会则要求维持教理的纯洁性，他们赞同利玛窦路线的反对者龙华民在《灵魂道体说》中的观点，认为中国宋明理学的“与物同之道体”和基督教的“与物异之灵魂”是根本对立的，基督教义与理学的物质主义特征绝对不相容，要求谴责中国礼仪。由于法国传教势力的强大，法国耶稣会和巴黎外方传教会很快成为中国礼仪之争的辩论主力，而争论也开始逐渐与法国国内兴起的启蒙思潮相互作用，发展到高潮。

法国早期启蒙思想萌芽于16世纪末文艺复兴运动后期阶段，著名的人文主义思想家蒙田在其代表作《随笔录》中就将基于科学理性的怀疑论融入人文主义思想，用理性的批判代替理想主义的远古崇拜，提倡个人自由，要求承认君主与奴仆在精神与道德上的平等地位，摆脱封建等级束缚和教会的专制压迫。此时，耶稣会士翻译的《四书》和利玛窦撰写的《天文实义》先后在欧洲出版。蒙田怀疑论思想的继承者笛卡儿接触到这些书籍，在其哲学著作《方法论》一书中开始有涉及中国的记载，他的科学怀疑论思想“无疑地很受外来文化（指中国文化）接触的影响”，③但是痕迹尚不十分明显。17世纪下半叶起，法国传教士直接介入礼仪争论，使中国文学典籍的译本和相关的解说论著在法国激增。启蒙思想家贝尔从法国皇家图书馆获得有关宋儒理学思想的文本和《中庸》的法译本，阅读了关于中国礼仪争论的著作和文章，受到很大启发。1692年，他出版了著名的《历史批判辞典》，书中指出“中国人所信仰的至高至善的存在‘神’，实为构成世界物质的中心，换言之，神即是世界尽美尽善之‘天’的中心而已”，并直接引用中国“孔教的无神论，来有意使读者去打倒基督教及以基督教为基础的专制政治”，④《历史批判辞典》的出版将法国的思想文化推向变革的边缘。鉴于国内思想形势的变化，站在卫教立场的巴黎外方传教会认为有必要尽快结束争纷，以“使教会没有任何污垢和缺陷，保持神圣和纯洁”。⑤在《历史批判辞典》发表的次年3月，福建宗座代牧、巴黎外方传教会士颜珰以教廷代牧的身份强行在福建长乐县发布和推行有关中国礼仪的七项禁令，不料此举将礼仪之争推向高潮。

在“中国礼仪之争”白热化期间，争论是以文本形式进行的，而且内容已经远远超出礼仪本身的范围，更多地涉及中国的政治体制、文化习俗和伦理道德等内容。巴黎外方传教会对法国耶稣会的指控“重点不是放在礼仪的本身”，而是以为他们的作品“表现出中国有一个时代久远超过基督文明的宗教-道德系统，而这个宗教-道德系统是超过基督教的”。⑥法国传教士的文本争论使东学西传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呈现出量和质双重特征。在量方面，一是中国文学典籍的译本或相关解读论著在数量上的增加，据统计，18世纪初期有关礼仪之争的“文本数量无论刊与未刊都处于峰值”，单1700年一年，“耶稣会士关于礼仪之争的文本有9部在欧洲出版，为其他任何一个年份远远不及”，《四书》、《五经》等耶稣会奉若至宝的中国典籍一译再译，单是《五经》一套，就“有10人翻译了15部”；⑦二是种类的增加，主要以先秦汉儒学为主，渐扩展至宋明理学，甚至旁及道家和诸子。在质方面，争论双方对中国文学典籍的研究和对中国文化的思考都达到空前深入的程度。儒学的鼓吹者法国耶稣会详细研究《四书》，反复撰写孔子传，他们的成果经过杜赫德整理，编撰成4大卷《中华帝国志》、34卷《耶稣会士书简集》和14册《中国杂纂》，这三部书被合称为当时法国“关于中国的三大名著”。巴黎外方传教会则竭力批判宋明理学的无神论思想，反复上书罗马，指出“Dieu或欧洲人用于特指至高无上的主的词汇，并不能用汉字来表述，而且似乎任何汉字都无法使中国人真正理解我们想让他们理解的东西”，“中国文人所指的天是物质的天”，“中国各流派文人，几乎全部在情感上奉行无神论。他们按自己的方式陈述或推崇某一学派的教义，至少五百年来，他们从未曾真正领会过诸如天或上帝的概念，顶多只知道他们所推崇的天的美德或万物的通则”。⑧该会还借法国“偶因论”思想家马勒伯朗士(Malebranche)之手，撰写《一位基督教哲学家和一位中国哲学家的对话》一文，纠正中国儒家关于上帝本性的错误观点，阐述“中国哲学以‘理’为依存物质，朱熹说‘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因此理不是永恒不变的实体”，在这个意义上，指出“中国哲学是无神论”。⑨“这篇议论中国哲学的著作虽然出自于一位对中国哲学并无多少了解的作者之手，却在东学西传史上占有重要地位”，⑩成为法国思想界了解中国宋明理学的蓝本。

“中国礼仪之争”空前激化的时期，是法国文学中新的启蒙思想逐渐出现和形成的时期，也是东学西传对法国社会内部酝酿着的改革思潮影响最大的时期。朗松就指出，“1760年与1770年之间，斗争所用的武器，即是说1750年后所刊行最激烈的著述，实际上都是开始在18世纪初年的。”(11)在这一时期，伏尔泰一直“追随杜赫德，这几乎是他唯一可以追随的人，而且没有比这更好的向导了”。(12)年轻的孟德斯鸠也与巴黎外方传教会士梁弘仁带到巴黎的中国徒弟黄嘉略做过多次关于中国的会谈，会谈记录《我与黄先生的谈话中关于中国的几点评论》成为他日后文学创作的基本素材，“与黄嘉略的交往不但增强了他对中国的浓厚兴趣，而且使他获得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这对他日后的学术研究具有重大影响”。(13)二

18世纪法国启蒙文学发出振聋发聩的改革社会的呼声，宣扬自然神论或无神论这些在当时看来是背道离经的世界观，提出惊世骇俗的政治理论或主张。“使18世纪的文学面目为之一新”(14)的启蒙新思想，正是在科学怀疑论的基础上对中国古典文学所蕴涵的思想文化和所传达的关于中国社会制度的信息进行选择性汲取而形成的。

文学巨擘伏尔泰在《哲学词典》中竭力提倡一种更为健全和理性的宗教，即所谓自然神论。伏尔泰否定偶像崇拜、神迹、天使、先知和灵魂不朽等基督教义核心理论，虽然受当时自然科学发展水平的影响，他的自然神论始终存在一个“终极因”的上帝，上帝是万事万物的终极原因，但是伏尔泰更强调的是上帝作为社会秩序和道德维护者的功能，“这个善良有力的神灵创造了所有的存在，他惩罚罪恶而不失残酷，奖赏美德则以仁慈”。(15)在这一点上，法国耶稣会对于中国人信仰和儒家“德治”思想的社会功用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伏尔泰的自然神观。

在法国耶稣会士的认知中，“民智初开之时，中国人并不比世界其他民族高明多少，他们几乎是从人类的起源中寻觅到了古老宗教的神灵和最初的神迹„„他们那无疑是来自于诺亚儿女的宗教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年”，佛道等异端的流传曾使“这些曾经如此睿智和知识丰富的人们最终堕入偶像崇拜的深渊”，(16)孔子倡导恢复古代中国人尊崇一个至高无上的“天”的宗教，传播“德治”思想，才使社会秩序稳定。“法学、伦理学和方块字是中国学校致力研究的主要学问，而生活于公元前约500年的著名哲学家孔子的学说则是一切学问之基础。中国的政治管理纯粹依父子间相互责任的模式运转”，“人们因尊敬而服从，君主以仁慈来统辖”。(17)这或多或少使中国人的信仰道德化，并为儒学渲染上某种现实主义和功利性色彩。

深受杜赫德影响的伏尔泰因此深信中国人信仰的“上帝”就是他所倡导的自然神，他说“当其他民族还在崇拜偶像时，中国人便认识了真正的上帝，并在世界上最古老的天坛祭祀上帝”，(18)“中国政府在几乎所有的诏书中都这样说：冥冥上苍，万民之父，赏罚公正，祈祷必受天佑，为恶定遭天谴”，(19)中国人“敬崇创造万物的永恒的造物主”，(20)“上帝以下什么属神都没有，在上帝和人之间什么神仙或魑魅魍魉都不存在；什么显圣、降神谕之类的事也没有；根本没有什么抽象的教条”。(21)伏尔泰从儒学的“人道”、“仁爱”思想和儒家道德规范的可实践性中看到了他所寻求的理想社会的道德理论和道德经验，他赞扬“孔子只是以道德谆谆告诫人，而不宣扬什么奥义。在他的第一部书中，他说为政之道，在日日新。在第二部书中，他证明上帝亲自把道德铭刻在人的心中；他说人非生而性恶，恶乃由过错所致。第三部书是纯粹的格言集，其中找不到任何鄙俗的言辞，可笑的譬喻。孔子有弟子五千，他可以成为强大的党派的领袖，但他宁愿教育人，不愿统治人”。(22)具有道德教化作用的孔子儒学在伏尔泰眼中，简直就是其自然神论的现实版本，所以他认为“世界上曾有过的最幸福、最可敬的时代，就是奉行孔子的律法的时代”。(23)在政治制度上，伏尔泰是开明君主制的拥护者，他认为君主的道德是治理国家的根本，伦理道德是制定法律的依据，法禁于已然之后，德施于未然之前，前者治标，后者治本，并显然从法国耶稣会关于中国康雍盛世的描述中获得论证其政治主张可行性的证据。伏尔泰在《路易十四时代》中赞扬中国君主的道德，他在转述雍正皇帝关于各地处理重罪案件，必须呈送皇帝御览，否则不得对人犯处以极刑的谕令时，发表了如下议论：“颁布这一敕令的理由有二，二者均与敕令同样可爱。其一为：不得视人命如草芥。其二为：君王对百姓须爱民如子。”(24)伏尔泰对处于中国统治阶层的儒学文人也充满敬仰之情，“跟他们一道在北京生活，浸润在他们的文雅风尚和温和法律的气氛中，却比在果阿宗教裁判所系身囹圄，最后穿着涂满硫磺、画着魔鬼的罪衣出狱，丧命在火刑架上，更妙得多”。(25)对中国文明的高度赞美和对中国开明君主社会的向往使伏尔泰在其文学作品将中国奉为理性社会的圭臬。在《风俗论》中，伏尔泰将中国列诸首篇。在《哲学通信》中，他系统地阐述中国的历史、法律、宗教、道德、科学、哲学和风俗等问题，竭力推广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家学说。在《路易十四时代》中，他以“中国礼节问题”一章作为该书的结论，指出“由于它（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它在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堪称首屈一指”，(26)以侧击路易十四崇尚的专制和不明白什么是宽大、容忍的缺点。在他的哲理小说中，天真汉说“我看到中国人也差不多没有胡子，但他们培植艺术已经有五千多年。既然他们有四千年以上的历史，整个民族的聚居和繁荣必有五十世纪以上”；(27)查第格对汉人用“理”与“天”来化解埃及人、印度人、希腊人和赛尔特人等不同宗教民族的饮食迷信深表敬佩，他对汉人只说了寥寥几句：“因为他是全场最讲理的一个”，(28)籍此宣扬一种求同存异的宗教宽容观。老实人康迪德的埃尔多拉多这块“乌托邦式”的净土，象征着“现实与理想的冲突在伏尔泰的印象中竟然和谐地组成一个整体，现实的不足由理想补偿上去，而理想的东西却被解释成现实的。这也是伏尔泰的中国印象”。(29)贬华派孟德斯鸠也从中国文化中获得创建其“三权分立”政治理论的思想灵感。孟德斯鸠在《我与黄先生的谈话中关于中国的几点评论》这篇笔记里认真研究朱子学中的世界观、宇宙生成论及政治理论。在中国理学家所推崇的理性观中，孟德斯鸠看到的不是传教士所抨击的无神论，而是宋儒的法治的政治主张。他“从朱熹的‘法者，天下之理’和礼法应‘与时宜之’思想中的得到启示”，(30)在传世之作《论法的精神》的第一章，就开篇明义提出一个重要观点：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法是从事物的性质中产生出来的必然的关系。在此意义上，所有存在之物均有自己的法。上帝有自己的法；物质世界有自己的法；位于人类之上的‘慧神’有自己的法；动物有自己的法；人也有自己的法。”(31)“法”成为了孟德斯鸠的整套政治理论的基础。

在专制、君主和共和三种政体中，“孟德斯鸠反对专制，不赞成民主共和，而主张君主政体”，(32)他的理想社会模本是“三权分立”下的君主立宪。在政体分析时，孟德斯鸠显然受到黄嘉略的影响，他在书中直接引用与黄嘉略的谈话内容多达六次，而且他通过旁观“中国礼仪之争”，形成了宋代理学并不是中国社会主流文化的印象，在传教士口中，它甚至是异端。如此看来，即使是拥有康雍这样的开明君主的中国社会，也不过是只有明君而没有“法”的专制政体，因此孟德斯鸠将中国列为专制政体的典型。他指出正因为没有“法”的精神，中国“在开国初的那三四个君主以后，继任的君主就成为腐化、奢侈、怠惰、淫逸的俘虏”；(33)“一个只有使用棍棒才能让人民做事的国家，怎能有荣誉可言呢”，“人们曾经想让法律与专制主义并行，可是任何事情一旦与专制主义相联系来，就丧失了自身的力量。中国的专制主义，无穷无尽的祸患的重压下，尽管曾经愿给自己套上枷锁，但却徒劳无益；它拿自己的枷锁来武装自己，因而变得更加残暴。所以，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其原则是恐怖。”(34)但另一方面，孟德斯鸠又没有受巴黎外方传教会的影响，全面否定中国文明，他在中国的主流文化儒学中看到了伦理政治对于君主立宪的必要性。孟德斯鸠试图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来改造神学世界观，他的宗教信仰是“对于人类要人道”和“遵守公民的职责”，“这虽然是在宗教信仰的前提下谈问题，实际上是用理性代替宗教迷信，用公民职责代替宗教礼仪”。(35)他认识到中国政治的精髓在于儒学所倡导的家庭伦理观念和礼节，觉察到儒学“德治”的现实意义，肯定这种伦理政治具有他所鼓吹的人道主义性质，“中国统治者便是由于严格遵循这种礼教而获得成功。中国人将整个青年时代用于学习这种礼教上，并将整个一生用于实践这种礼教。文人用它来施教，官吏用它来宣传；生活上的所有细微末节都包罗在这些礼教里面，因此当人们找到让它们获得严格遵循的方法时，中国就治理得很好了”，“这些日常的习惯不断唤起一种必须铭刻在人们心中的情感，并且是由于人人均具有此种感情才构成了这一帝国的统治精神”。(36)因而在这种意义上，孟德斯鸠称赞“中国人民生活在一种最完善、最实用的道德之下，这种道德是这个地区的任何一个国家所不拥有的”。(37)可见，不论批判还是赞扬，中国思想文化都是孟德斯鸠的政治理论的过桥板。

孟德斯鸠在《波斯人信札》一书中，还以黄嘉略为原型塑造了主人公于斯贝克，通过他的所见所闻，展现法国18世纪初叶贵族阶级奢侈靡烂的生活，充分表现出资产阶级革命前法国封建社会不可收拾的颓败与混乱。他借于斯贝克之口针贬时弊，对当时一些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提出与封建意识形态相对立的思想。

另一启蒙团体百科全书派也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百科全书》伸张人类理性，热情洋溢地介绍中国文明，认为中国哲学的基本概念是“理性”。百科全书派中一部分“系耶稣会中富有反叛思想精神之人”，(38)他们从儒学的“仁爱”、“人道”思想和伦理道德以及理学的“理性”中分离出唯物和无神论成分并加以接受，经过与笛卡儿科学理性思想混合融会后，逐渐形成一种他们称之为“理性的宗教”的反封建主义和宗教神学的理性观。“实际则此理性的宗教正是在华耶稣会士所极力攻击的‘理’之变形，是从中国贩出来的。”(39)在《供明眼人读的盲人书简》中宣扬无神论思想的狄德罗是继贝尔之后受朱熹理学的无神论影响较深的启蒙文学家，他高度评价宋儒理学，说它“只须以理性或真理，便可治国平天下”，“赞美朱子理学所倡导的伦理道德与政治的结合，是造成中国高度文明的基础”。(40)狄德罗在《百科全书》第一卷解释“政治权威”词条时指出“不是国家属于君主，而是君主属于国家”，这与朱熹的“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有异曲同工之处。

霍尔巴赫对中国的伦理政治非常感兴趣。他在《社会体系》中赞美中国是政治和伦理道德结合的典范，在中国“伦理道德是一切具有理性的人的唯一宗教”，“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把政治和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国家。而此历史悠久的帝国，无疑乎告诉支配者的人们，使知国家的繁荣须依靠道德”。(41)由此看来，中国古典文学及其相关解说读物所传达的关于中国思想文化的信息都是18世纪法国文学宣扬启蒙思想时不想回避的主题。

三

在文学创作中，启蒙文学家为了使文学能更好地宣传政治理念，在形式上走平民化路线，他们摒弃古典主义的创作原则，提出新的美学思想和戏剧理论，革新或创造了散文、政论、哲理小说、游记体讽刺小说、书信体小说、对话体小说、正剧等文学体裁，使文学样式多样化。但是在这一时期，中国文学并没有在体裁和表现方式上对启蒙文学产生过丝毫影响。

这首先在于“中国礼仪之争”从本质上是一场思想文化争论，传教士在对中国文学典籍进行翻译时只注重其意义，不重视形式；对于将追求理性发展和鼓吹自由平等作为头等大事的启蒙文学家而言，外来文化的思想内容似乎也更重要过其形式。以元剧《赵氏孤儿》为例，法国耶稣会士马若瑟的《赵氏孤儿》法文全译本收录在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志》中。马若瑟在翻译时，在前言中说明翻译的目的是希望欧洲人通过这部悲剧体察到中国的文明程度和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因此法译本只是大体保存了原作品的轮廓，元杂剧以歌唱为主的特征完全不见了，曲子一概不译，只注明谁在歌唱，替之以对白，韵味尽失。这个剧本传到法国后，伏尔泰又从为自己的艺术与政治理念服务的实用角度出发，将该剧改编为《中国孤儿》，冠以“五幕孔子伦理剧”的副标题在巴黎上演，引起轰动。在伏尔泰的剧本中，不单剧本的时代、人物和主题均根据作者的意图进行了改编，而且主题也不再是弘扬忠义与复仇，而是变成了推崇中国的传统道德文明，鼓吹理性与仁爱。

其次，翻译者的中文水平和语言的不可翻译性也造成了法国启蒙文学家无法在体裁和表现方式上借鉴中国文学。法国传教士入华后，为了传播福音而学习汉语，但他们对于汉字及其语法体系的特殊性和复杂性都众口一词。李明在《中国现势新志》中就对汉语有这样的描述：“同一个词常常用来表达完全相反的意义，从一个人嘴里说出来是恭维，从另一个嘴里说出来可能是辱骂。„„这种语言只有330个字，个个都是单音节„„这样少的字不足以表达所有事物„„于是便在不增加字数的条件下增加每个字的意义，这种艺术就是声调，一个字的声调或高或低，便有了不同意义。„„经过几年艰难的学习，如能认识一万五千到两万个字，就已经相当了不起了。”(42)即使在华生活多年、学识渊博的传教士，在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时，身边也需中国相公帮助。此外，两种语言体系的不对等性，汉语的韵律、对仗、平仄等无法翻译，也迫使传教士在翻译时不得不更多地选择意译，象《诗经》这样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经过翻译后，已完全失去其原有的风格。

最后，18世纪法国文化界对中国文学表现形式的重要性仍缺乏基本的认识，法国的第一本《汉语词典》是在黄嘉略的协助下才从1729年开始编写，对汉字的了解尚且如此，就更无从谈及理解中国文学形式所表达的深层意义。马若瑟正因为对《赵氏孤儿》剧中的词曲艺术无法理解，觉得“这些歌唱对欧洲人来说，很难听懂。因为这些歌词所包含的是我们不理解的事务和难以把握的语言形象”，(43)所以删去歌唱内容。定居巴黎的黄嘉略曾协助汉学家弗雷蒙将清初小说《玉娇梨》中的诗词首次推介给法国听众，但并没有引起太大反响。

综上所述，不论法国传教士的主观意图如何，关于“中国礼仪之争”的文本争论在客观上为法国启蒙文学家展开了一幅关于中国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画卷，传教士对中国文学典籍的解读向启蒙文学家揭开了中国思想文化的面纱，宣扬了儒学的“德治”思想和宋明理学的“理”、“法”等观念，这在一定程度上催化了法国文学的启蒙世界观，强化了启蒙文学所表达的政治理念，也使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启蒙文学建构具有信仰自由、宗教宽容和平等的社会关系准则的理性社会的参照系。

“中国礼仪之争”确实为法国启蒙文学奏响一曲封建主义的挽歌起到了催化思想的作用，但是中国文学的影响由于种种原因局限在思想性上，远未深入到文艺理论领域。也正是这一不足和中国封建文化固有的糟粕，导致在法国大革命后，中国文化开始逐渐在法国文学领域里失去其往昔的魅力。当鼓吹个人自由的浪漫主义思潮在18世纪末兴起时，中国文化的某些方面甚至受到法国浪漫主义者的质疑，法国浪漫主义鼻祖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中提出他的新文艺理论时，就以中国为例来大谈其独特的“文明不是幸福”论。

注释：

①②(14)(32)(35)柳鸣九：《法国文学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285,290,298,331,326页。

③④(38)(39)朱谦之：《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199,204-205,268,268页。

⑤⑧Lettre de Messieurs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 au Pape sur les idolatries et les superstitions chinoises(Zug: Inter Documentation Co., 1986), p.111, p.44-45.⑥艾田蒲：《中国之欧洲》（上），许钧、钱林森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294-295页。

⑦张国刚、吴莉苇：《礼仪之争对中国经典西传的影响》，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190-203页。⑨焦树安：《谈马勒伯朗士论中国哲学》，载《中国哲学史研究》1982年第2期，21-34页。

⑩(13)(42)许明龙：《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中华书局2004年版，10,278,156-157页。

(11)朗松：《1750年以前法国哲学思想史的各种问题》，转引自阎宗临：《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102-103页。

(12)阎宗临：《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60页。(15)沈定平：《中国古代思想与西欧启蒙运动的发展》，载《世界历史》1983年第2期，21-34页。

(16)Le Comte, Mémoires de la Chine, tome 2, p.133，转引自Lettre de Messieurs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 au Pape(Zug: Inter Documentation Co., 1986), 72-73页。

(17)杜赫德：《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郑德弟等译，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23-24页。

(18)(22)(23)伏尔泰：《风俗论》（上册），梁守锵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219,77,218-219页。

(19)(20)(21)(25)伏尔泰：《哲学辞典》，王燕生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219,267,428,165页。

(24)(26)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吴模信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601,594页。

(27)(28)伏尔泰：《伏尔泰小说选》，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204-206，31-33页。

(29)李焰明：《伏尔泰的中国乌托邦》，载《国外文学》2003年第3期，36-42页。

(30)(40)张品端：《朱子理学对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载《东南学术》2004第2期，117-123页。

(31)(33)(34)(36)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许家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1,93,114-115,276-278页。

(37)Montesquieu, Pensées et Spicilège(Paris: Robert Laffont,1991), p.496.(41)霍尔巴赫：《社会体系》，转引自朱谦之：《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274页。

(43)转引自易乐湘等：《（赵氏孤儿）的欧洲变形》，载《淮北煤炭师范学院院报》2004年第6期，16-19页。

第三篇：文学启蒙班(一年级)作文评语

文学启蒙班（一年级）作文评语

班主任：蒋晓华

1、夏婷：当我看到你圆圆的脸,水灵灵的眼睛时,就觉得你是一个可爱的女孩,上课时能认真听讲,语言表达有条理，喜欢你甜甜的声音，更喜欢你那一手非常漂亮的字。

2、钱军：字如其人，从你的作业本上那一行行工工整整的字儿可以看出，你是一个认真学习的小男孩。继续努力，你会很优秀！

3、汪腾昊：从你的写话中，老师知道，你是一个很能干、很懂事的小男孩，想象力丰富。悄悄告诉你：下次来上课之前，先把铅笔削好，这样，写起来的字就更漂亮了。

4、徐宇柯：在以《母爱》为话题写话时，你初步学会了描写人物的语言，这可是很大的进步。看得出，你是一个善于观察生活的孩子。今后，还得学会标点符号的运用哦。

5、余垭宣：翻开你的作文本，让老师惊喜的发现，你的字越来越认真，越来越漂亮。特别是写妈妈的爱时，你写了好长一段。这和你上课的专心是分不开的。继续努力，相信你还会与错别字告别。

6、刘子涵：你是个聪明、活泼的小女孩。你的儿歌朗读很棒，写话时不再重复词语，看，在写《最爱吃的水果》中，语言表达清晰，没有一处出错，真不简单！要继续努力，今后可要小心保护好你的本子哦。

7、徐子易：聪明可爱的徐子易，课堂上你响亮和独特的回答让

老师好喜欢，想象丰富的你总给老师和同学带来课堂的精彩。更让老师为你高兴的是，你的认真与恒心，铅笔字有了很大进步！

8、胡鑫旺：课堂上，老师和同学很少听到你大声发言，老师是多么希望你能高高举起你的小手啊。其实，学语文不能沉默哦，一定要学会说，才能学会写。

9、徐飞：每当望着你瞪着亮晶晶的大眼睛，认认真真听讲的可爱模样，看着你端坐书桌前工工整整写作业的专注表情，写话一次比一次进步，老师真为你高兴！

10、方文泽：你是个聪明、活泼、上进心强的孩子，课堂上有你响亮清脆的回答，作业上字体工整，老师一直都很喜欢你。不过，老师还会批评你，是因为你上课有时会讲悄悄话，老师相信，聪明的你会改掉缺点，做得更加出色，加油吧！

11、胡亦凤：老师时常看到你那认真的态度，专注的神情，更能听到你上课回答问题时响亮的声音，每次写话都那么有条理。永远这样专注，相信你会学到更多知识。

12、岳含芝：你是个文静的女孩，上课总是静静地听老师讲课。要当医生的你，很有爱心！但老师要告诉你，为了你的理想，可要改正写错别字的毛病，胆子再大点哦。

13、汪怡衡：看得出，你是一个热爱读书,善于钻研，学习成绩非常优秀的学生,课堂上，有你响亮的声音，作文本上，有着优美的语言，这些是何等令人钦佩!然而，“三人行,必有我师。”只有虚心,才会达到知识的颠峰!

14、鲁森潮:很高兴你能写一小段话了，更高兴能在生活中从小事中去寻找到了妈妈的爱，可惜，没有把标点符号运用上，可把老师读累了。

15、陈也：课堂上你响亮和独特的回答，充满着智慧。尤其是写妈妈的爱，语言朴实而真诚，学会了用自己的笔写自己的情。可是有时你喜欢在课堂上讲悄悄话，做小动作，这个坏习惯可一定要改哦。

16、汪哲：“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向来认真的你一定会与书交上朋友的。不要急，不要怕，儿歌不会编，回去买本儿歌书，多读多背，相信你下次一定能写一首儿歌。

17、郑雨清：有一次，老师在众多的手臂中惊喜地发现了你举起的手臂，虽然还有些微弱，但已拨动了老师的心弦。看到你第一次主动举起手要求回答问题，老师高兴极了。老师真希望你能像别的小朋友一样，手再举高些，再举直些，声音再响亮些！记住：要想写好话，可要先把话说好哦！

18、程方：你活泼可爱，舞台上留下你优美的舞姿，语文课上留下你清脆的读书声，作文本上留下你清秀的字儿。老师期待你能在课堂上大胆举手发言，留下精彩的发言！

19、管新雨：你明亮的眼睛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小巧的嘴巴发出悦耳的字音。你拼读的音节准确，声音甜美。你的文章，仿佛眼前流过一条小溪，清纯，可爱。

20、胡展鹏：每次上课，你总能认真听讲，努力做个优秀学员。

这颗上进心极为可贵。老师送你一句话：“功夫在诗外。” 没有平时大量的课外阅读，怎么会有优美的文笔和独到的见解？

21、严瑾：能干而又可爱的你，在课堂上，总能听见你响亮流利的声音。你的作业又干净又工整，是一个很有上进心的孩子，你乖巧听话，学习认真，多次得到了红红的奖卡。

22、徐飞：文学，犹如一个大苹果，里面是乐趣无穷的“果汁”，如果你肯努力，相信不久的将来，聪明的你定能忘我地吮吸这个大苹果的“果汁”的。

参考： /yulu/

第四篇：对《呐喊》的启蒙主义的新思考——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

对《呐喊》的启蒙主义的新思考

一、研究的意义：

黑暗中的中国民众愚昧、无知、懦弱，如何改变我国民众的现状呢？1906年鲁迅受到“幻灯片”事件的影响，立志改变人的精神，而封建传统思想对中国人民腐蚀之深，鲁迅把对民众思想启蒙的任务落在了知识分子的身上，鲁迅把知识分子视为革命的重要力量。值得我们去思考。

二、基本内容：

从《呐喊》这部作品中，探索鲁迅的启蒙主义，也就是反对一切封建蒙昧，以唤醒“昏睡”中的民众，提高他们的民主主义觉悟。对“启蒙主义”的艺术性处理，正显示了鲁迅高超的艺术技巧。中人在对民众的思想启蒙奏之后，中国才会有出路。非常形象，非常突出地强调了思想启蒙对于社会革命的重要性。首先，中国当时的现状迫使鲁迅要改变国人的精神，借文艺的力量去唤醒民众，在他的一些著作中有着分明的体现。第二，从鲁迅的著作中看出鲁迅对愚昧的民众的深痛，但还不忘对民众品质情操上的优点的肯定，其目的都是为了促使民族精神的向上。第四，鲁迅对帅腐民众的进行针砭，晓示于人们，希望能使国人由此而走向觉悟。第五，在民众中最有可能觉醒的就是知识分子了，所以在鲁迅的著作中不乏对知识分子进行描写，刻画。希望他们觉醒，并奋起行动，最终实现革命的胜利。

三、论文提纲：

序论：旧中国民众是愚昧、无知、懦弱，激起了鲁迅唤醒“昏睡”中的民众以提高他们的民主主义觉悟。

（一）启蒙意识的渊薮

（二）对封建社会和封建传统思想的本质的揭示

（三）对国民性弱点的深痛

（四）对民众精神蒙昧的弱点的揭露

（五）启蒙先驱者的锁定

四、结论：

鲁迅至力于改造国民性弱点，用个人的力量去唤醒大众，他希望人们通过自己小说中的人物来发现自己，从而醒悟，去反抗封建统治争取革命的胜利。现在我们来看革命的胜利，鲁迅那样的革命者功不可没。

五、参考文献：

（1）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2）鲁迅《呐喊·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3）鲁迅《孔乙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4）鲁迅《白光》上海《东方杂志》1922年。

第五篇：明清之际启蒙主义经济正义思想产生历史背景

明清之际启蒙主义经济正义思想产生历史背景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任何曾在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学术思想，都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都是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矛盾运动的产物。中国早期启蒙主义经济正义思想产生也不例外。中国早期启蒙主义经济正义思想反映了这个特定历史条件下新兴市民阶层的利益、愿望和要求。

1、政治背景：封建专制盛极而衰，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中国启蒙思想产生于中国历史上显得较为特殊的时期，处于“传统”与“近代”的交汇地带，经历了社会的大动荡与改朝换代的巨变1。马克思说:“世界商业与世界市场是在十六世纪开始资本的近代生活史的。”“而中国的历史从这时起己

2经处于封建解体的缓慢过程中，”处于正值马克思所说的尚未达到“崩溃时期、3但已能够进行我批判”的历史阶段。明代中后期，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

权制度已经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统治阶级荒淫无道，政治极端腐朽，使阶级矛盾中又掺杂了新的民族矛盾，呈现出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并存的复杂局面。

2、经济背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资本主义萌芽

毛泽东同志说:“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4马克思说:“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前提。”5任何一种思想文化现象，必然要以同时代的经济发展为基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必然会使得领时代风气之先的思想家，得出与经济生活中的新因素相合拍的主张。新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必然要求新的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在明末清初，我国的商品经济已达到相当的程度。1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56版，第3页。德·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49页。

3政治经济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8页

4《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20页.《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