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生死学论文,“安乐死”的伦理思考大全
“安乐死”的伦理思考 【摘要】安乐死一直是一个严肃且颇具争议的问题。对安乐死的研究有助于人们深入了解安乐死。本文分析了安乐死的概念,介绍了国内外安乐死的发展历程。使读者对安乐死有初步的了解。通过分析对反对安乐死和支持安乐死的依据,揭示安乐死伦理困境的实质。对安乐死的伦理价值从对生命价值的探索进行阐述。为安乐死在中国的实施提出合理的建议。【关键词】安乐死发展伦理问题建议
“人作为社会性存在,不仅要关怀自己的生命本身,而且要关怀社会;不仅要对自己的生命有所担当,而且还要对自己置身于其中的社会有所担当。"【1】对于已进入死亡阶段且饱受痛苦煎熬的病人及其家属来说,在运用现代理疗技术和医疗资源延长死亡的时间与进行安乐死,减轻自身的痛苦并保持住最后的人格尊严之间做出选择是艰难的。一个个现实问题羁绊着安乐死伦理价值的发挥,我们要用理性的、科学的眼光去看待安乐死问题。本文对安乐死伦理困境的实质揭示,并对安乐死伦理价值的实现提出建议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一.安乐死的概念及发展历程
现在说的安乐死是指对患有不治之症疾苦的垂死病人所采取的临终生命处置捌。英文解释为:无痛苦地处死患不治之症而又非常痛苦者和非常衰老者。中围学者给安乐死下的定义为: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危重濒死状态时,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苫,在病人或家属的要求下,经过医牛的认可,用人为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F度过死亡阶段而终结生命伞过程Ⅲ。由此町见,安乐死所具备的必要条件有4个Ⅲ:①病人自愿自决。②现代医学无法医治的疾病。③病人本人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苫。④由医学专家或医疗机构鉴定。一般地还把安乐夕匕分为广义安乐死和狭义安乐死‘”以及主动安乐死和被动安乐死Ⅻ。
欧美许多国家最先掀起了安乐死运动,积极提倡安乐死。1936,在英国成立了自愿安乐死协会,提出安乐死法案,并开展了很多有组织的活动,谋求法律上对安乐死的认可。尽管英国上议院最终否决了安乐死的动议,但倡导安乐死的观念很快被欧洲、澳洲、美国等国家先后接受,这些国家相继成立了自愿安乐死协会,1937 年美国内布拉斯州提出安乐死法案。雷切尔在《生死论战》一书中对“活着”与“死亡”进行了区分,明确了人的自然价值和社会价值之间的区别,提出了医学所要尽力维持和挽救的是社会的人的生命,而不是生物器官的组合体这一观点。那些处于绝症晚期,在难忍的痛苦和麻痹中煎熬的人,生命的质量与价值都降到最低,且死亡成为即将到来的必然趋势时,选择安乐死并不违背生命的基本准则。进入21世纪,荷兰和比利时先后以法律形式准许了安乐死的实施。中国对安乐死问题的研究始于上世纪80 年代【2】。1986 年6 月发生在陕西汉中市一家医院的安乐死事件是引起我国安乐死讨论的起因之一。1987 年12月24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医学哲学研究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联合邀请了30 多位医学和哲学界人士座谈讨论安乐死问题。1988 年7 月在上海召开了关于安乐死问题的首次学术讨论会,参加者有来自全国各省市的医学家、伦理学家、法学家和实际工作者,主要讨论了安乐死的定义、对象范围,可行性和立法等问题,其中对脑死亡的概念取得了一致意见,对其余若干问题也都进行了讨论。与会者一致认为:安乐死是一种特殊的死亡方式,不同于自然死亡、意外死亡、他杀、自杀等。在确诊病人已身患绝症,并无康复希望的前提下,应允许病人有死亡权利。这出于对病人的同情和关心,尊重病人的意愿,以维护病人的死亡权利为目标,采取撤销治疗措施,或给予某种影响,使病人安乐死亡。
1989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在向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提交的《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代表建议的办理情况报告》【30中说,有11 位人大代表曾建议制定“安乐死法”。卫生部经反复研究后认为,安乐死是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死亡类型,既是一个复杂的医学、法学问题,又是一个极为敏感的社会、伦理问题,当时制定安乐死法规的条件尚不成熟。1994 年10 月,第二次全国安乐死学术讨论会在上海举行。来自全国各地专家和学者,就安乐死的社会、伦理、医学、法律问题进行了探讨。大多数人认为,选择安乐死是绝症患者的一种权利,让安乐死合法化是人类理智、科学地对待死亡的一种表现,是人类理性的觉醒,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大进步。为减少绝症病人痛苦和减少社会资源的损失,应该对安乐死进行立法。但是,安乐死至今没有在中国立法。从1992 年开始,全国人代会提案组每年都会收到一份要求为安乐死立法的提案。2003 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忠诚向“两会”提交了在北京率先试行安乐死并建立相关法规的建议。2006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赵功民委员也在“两会”上建议开展安乐死合法化试点。“我热爱生命,但我不愿活”,这是2007 年,“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患者,年仅28 岁的宁夏女孩李燕[4]向“两会”提出“安乐死申请”内心的真实想法。这一事件又一次引起了大家对安乐死的关注。二.赞成与反对
不同的人群对安乐死态度不同[5]。经管现在支持安乐死的人越来越多,但对于安乐死的态度,有人赞同,有人反对,相互争辩,难分仲伯。
赞同的人认为:人的尊严具有最高价值,与其说让病人没有尊严地苟延残喘地维持生命,还不如让病人有尊严地死去,尊重病人尊严死的权利,与医学伦理学应遵循的自主原则是一致的。社会资源是有限的,对于一个痛苦万分又救治无望的绝症患者每天投入几千甚至上万元的医疗卫生资源实际上是一种浪费!死亡是不可抗拒的自然律,其实死亡并不都是坏事,我们应该正确看待死亡。生命只属于个人,每个人应该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处置,其中也包括结束自己生命的自由,即:人有“择吉而生”的权利,也该有“择时而死”的自由。追求生命质量是实现生命价值的重要目标,医生除了肩负救死扶伤的职责外,也有帮助病人减轻痛苦昀职责,当一个人的生命质量大大降低,只具有纯粹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或是只能在巨大痛苦中等待死亡时,医生却硬要拖延以使他承受痛苦,实际上是对病人的虐待,这种生命的拯救恰恰是一种不人道。反对的人认为:人的生命是神圣的和至高无上的,人道主义和医学伦理要求医生必须尽一切可能救助病人的生命。允许以救死扶伤为己任的医生赐予病人死亡,实际上是变相杀人,这样做既违背了人道主义的基本原则,又不符合医生的职业道德和职业责任。从医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没有永远根治不了的疾病,研究医学科学的目的就在于揭示疾病的秘密并攻克它。现在是不治之症,将来可能就会成为可治之症,认为无法救治就不去救治,无益于医学盼发展。对于病人家属来说,安乐死是一道难以逾越的传统道德难关,人们不忍心亲人遭受病疼折磨,但让他们眼看亲人。人为地死去”,的确又是非常残酷的事情。尤其是在有“孝道”传统的国家,选择了安乐死,会使家人生活在巨大的社会、精神、-b理压力之下,惟恐背上“不孝”的骂名。病人要求安乐死的意愿未必是其理智而真实的意思表示,有的人只是精神空虚或痛苦时一种暂对的要求和决定,还有病人可能是迫于家庭经济的压力。安乐死论辩双方每一方都不是完全有理,又不是完全无理,他们都有着自己真正能够成立的理由,这就让安乐死陷入了一种左右为难的境地:同意赞同方的意见实施安乐死,可以帮助自愿求死的绝症病人摆脱痛苦的折磨,却也可能使一些所谓绝症病人错过改善的机会,并为一些居心不良者谋杀病人埋下可能;同意反对方的意见不实施安乐死,可以为绝症病人保留改善的机会,并不至于使他们被以安乐死的名义谋杀,却又会使自愿选择放弃生命的病人不得不忍受痛不欲生的痛苦。我们知道,由于帮病人摆脱痛不欲生的痛苦折磨,与防止病人错过改善病情机会、防止病人被谋杀,都是病人的利益所在,都是病人想追求面又不可相互转换的价值。安乐死问题之所以难,难就难在它是一种善与善的冲突,不管我们是否实施安乐死,都会为此付出某种难以割舍的代价。三.安乐死的伦理困境与价值。安乐死不单是医学、法律问题,它首先面临的就是伦理道德问题。我困社会长期以来深受儒家所倡导的忠、孝、义、悌、信、礼、诚等伦理道德的规范。其中,尤以“孝道”为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当病人是自己的父母至亲时,来自情感的障碍会使人们不愿意亲人被人为地终止生命,更小愿背负“不孝”的恶名。彭红n一从风险社会理论对安乐死的伦理性进行反思,提出了安乐死是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冲击,是对人生命的放弃,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崇尚人伦、珍视牛命的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国家,是不道德的;同时安乐死还加深了患者的社会孤独,使医患矛盾更加突出,甚至可能导致医务人员医学人道主义出现“滑坡”。由此看出,无论从医务人员职业道德、病人及家属的情感因素还是避免个别人借安乐死之名行草菅人命之嫌,安乐死的伦理论都处于复杂的白热化状态。
人们在对待这一焦点问题的分析与讨论时,充满和交织着情感与理性、个体与社会、传统与现代、理论与实践以及法理与伦理等多方面、多角度的冲突与矛盾。然而,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公开而认真的讨论安乐死正是表明了人类理性的觉醒,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象征。当一个病人身忠绝症,深受着躯体和精神上的极端痛苦,而医学对此无力回天的时候,我们依然端着“道德人伦”的架子,板着“忠孝义礼”的面孔,宁肯自己得到心灵的宁静和宽慰,而无视病人的真实感受,在他们弥留人间的最后一刻仍然承受着“生不如死”的痛苦,这才是自私而狭隘的“伦理”。因此,有学者提出,“安乐死”其实是对于人性更深层次的注解,是对人权更高层次的尊重州。国外亦有学者提出,人们选择安乐死不应该是错误的,社会应该认识到人们选择健康的生活与选择安然的死去是一样重要的。但在具体临床实践中,我们仍然面临着一些“伦理困境”,所谓伦理困境是指医护人员所面对的伦理问题、情况混淆不清,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或不知采取何种行动时的情景。四.安乐死在中国实施的合理建议 翁建平认为,我国立法机关对安乐死多年来持续采取的回避态度,无助于司法实践中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我围引进安乐死法律制度利远大于弊。刘淼[6]等认为,安乐死的实施由于没有违反罪行法定原则、无社会危害性,故不构成故意杀人罪,建议在我国为安乐死立法,并制定相关条款等。刘国祥01对安乐死亦持认可态度,他认为将安乐死合法化利大于弊,且迫在眉睫。赵雪莲等从民事权利角度和人权角度讨论了患者的生命自决权及其保护与尊重。杨素梅等对402名不同人群的调查结果显示,有65.9%的人认同安乐死,且文化层次越高,对安乐死愈易接受。张洪珍[7]等⋯报道,在136例无救治希望的晚期癌症患者及家属中,只有2.2%的患者欲选择安乐死,家属均不选择安乐死;此外,大学生赞同安乐死的比例高达87.1%,94.2%的大学生认为生命垂危的病人应该拥有对自己死亡方式选择的权利,53.4%的人赞同我国对安乐死应尽早立法。
当然,对于安乐死,在具体的操作当中,我们除了做相应的道德规范外,还可以尝试做如下立法构想:第一,明确规定安乐死的对象,禁止在法律对象外随意’决定对弱智者、精神病者,生理缺陷者和身患重症但可以医治、恢复健康的病人实施安乐死。第二,安乐死主体的现实状况应为身患绝症、病痛剧烈、极端难堪或者已经失去生存价值的植物入等。安乐死主体的意思须真实,不论是本人自愿,还是基于他人意志,都要进行严格的审定。第三,建立严格的申请程序和鉴定程序。完善司法审查程序制度,包括事前审查和事后审查,进而双重保障安乐死。第四,建立完备、周到的执行程序。第五,建立完善的档案制度,作为司法、医疗的调查依据,为法律实践和医疗实务提供可靠的资料。
总之,安乐死是一个涉及到医学、伦理、道德、法律、社会学、哲学等诸多领域的复杂的综合性问题。我们不能指望在那一方面取得突破就能解决安乐死问题,但也不能因为它复杂而去避开它,毕竟社会前进的车轮是谁也阻挡不了的。我们只有完善各种法律,健全各种制度,创造良好的条件,才有可能解决安乐死的问题。
[1]李霞.生死智慧——到家生命观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医学与社会》2007年04期。[3]中国人大网www.xiexiebang.com.[4]李燕.安乐死申请议案《一天里的时、分、秒》。
[5]美)德沃金/弗雷/博克/翟晓梅/邱仁宗《安乐死和医生协助自杀:赞成和反对的论证》。[6]刘淼,王大建.安乐死合法性的思考[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1。[7]张洪珍,胡金娣,边林.晚期癌症与安乐死的探讨[J].医学与哲 学2006,3(27):48-49.
第二篇:伦理安乐死论文
范例:安乐死的伦理争论
姓 名:丁鹏飞
学 号: 3160505036 所属院系:中西医结合学院
摘要:目前关于安乐死的伦理争论仍然十分激烈,这些争论的核心环节在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对于安乐死这种“自杀式”行为的束缚。其实安乐死实施符合人道主义原则,但其实施应遵循一定的原则和符合法定的条件。现在中国安乐死能否获得道德合理性还在争辩,但已有部分国家对安乐死进行合法化。关键词:安乐死实施 伦理争论 合法化
现代文明社会应尊重患者的生命权与个人选择自由,对患者以临终关怀。安乐死是一个争议已久的问题,一直困扰着理论界和司法界。从1988年至今,我国关于“安乐死”议案数次被人提出,却一直处于被忽视的境地。然而时至今日,已有部分国家在法律上允许安乐死或被动安乐死,安乐死在我国的立法问题又成了公众的焦点。不过,安乐死作为一种高质生命的价值选择,已逐渐为各国人们所接受。
一、安乐死的伦理论证方案及其争议
在1985年出版的《美国百科全书》中,把安乐死称为“一种为了使患不治之症的病人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的终止生命的方式。” 现在,人们通常对安乐死的认识是: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危重濒死状态时,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及其家属的要求下,经过医生的认可,用人为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下度过死亡阶段而终结生命的全过程。[1] 安乐死不是授人以死,而是授人以安乐。安乐死的问题不是是生还是死的问题,而是保证生命的质量,将低质甚至无质的生命以为无痛苦的死亡转化为短暂却高质的生命。是在患者自愿的前提下,科学地将患者死亡的过程进行优化,避免人在死亡过程中产生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使其安乐化。
在现实中,人们对于“安乐死”的争议在于安乐死的实施会不会违反人性或人道,对实施安乐死的病人及其家属的影响总体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会不会对社会的伦理道德产生巨大的冲击。
二、伦理争议的核心环节
在现代社会中,安乐死作为新生事物,自然会与人们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产生了冲突。人们的对于安乐死普遍存在两种态度。
支持安乐死的人认为:
第一,一个人追求的应该是生命的质量。古语曾有:“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此语已然表明人的生命质量和价值应当高于生命的形式。若病人奄奄一息但仍具一线生机,确实应当不计代价全力抢救;然而若是一个病人已濒临不可逆转且极端痛苦的死亡,没有必要以人性或人道为理由并付出高昂代价去换取低质量的生命,反而应该解除他们的痛苦,让他们在安静、祥和、尊重的环境中离世。安乐死帮助病人结束生命,免除临终的痛苦,符合病人的利益,也是人道之举。
第二,我们应当尊重病人的尊严,对病人选择死亡的决定可以不认同仍但需尊重。每个人的生命都应由其自行决定、自行负责。而若是当一个人陷入病痛、遭遇死亡之时,有权选择以体面、尊严方式解除自身的痛苦。我们可以劝说,但尊重病人的选择。这是对人格的尊重,也是对人权和人道的尊重。
第三,安乐死不仅可以免除病人死亡前的痛苦挣扎,而且可以减轻了家属的经济和精神负担以及社会卫生资源的浪费。我们社会的医疗资源极度不均,一方面有绝症患者挤占医疗资源,另一方面又有人因得不到良好的医疗救治而伤残甚至死亡。如果可以将有限的医疗资源用于能挽救的病人,必将产生更好的社会效应。
而对安乐死持否定态度的人认为:
第一,安乐死是对生命权的不尊重。中国传统伦理中一向重视生命、血缘、孝道,而安乐死的实施是在漠视中国传统的人伦天理。且第二,安乐死以不可治愈为前提,可医学上对不可治愈的疾病是没有概念的。病人可能出现病情自然改善或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发现某种新技术新方法使病情得到治愈的机会。而安乐死的实施会使病人丧失可能改善的机会,有悖道德。
第三,安乐死可能引发社会问题。处于濒死状态的病人极难自我表达自身意向,而亲人的决定又不一定是病人的真实意愿。安乐死的出现可能为自杀或他杀提供机会,尤其是不愿赡养老人的子女。
三、伦理争议产生的原因
个人认为安乐死的合法化将是历史和文明的必然趋势。
现在社会过多地将目光聚集在安乐死的实施会不会违反人性或人道,对实施安乐死的病人及其家属的影响总体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会不会对社会的伦理道德产生巨大的冲击等问题上。反而对于病人的考虑倒是及不上对其他问题的思考了。
“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泰戈尔曾在诗中这样描述。生的快乐与死的安详是人类对于理想生命的追求。没有人或极少有人愿意无价值、空虚、没有自由的苟延残喘。对于一个已濒临不可逆转且极端痛苦的病人,让他(或她)以高昂的代价苟延残喘下去,不是所谓人道,而是以病人痛苦使自己踏实的犯罪。我们社会强调的是“以人为本”,而不是“以活着为本”。所以我支持安乐死的合法化。
但既然是立法,也必须考虑到其他人的意见,所以安乐死如果要立法,法律的首要目的应当是确认病人选择和不选择安乐死的权利和确认他人有接受或者不接受的病人授权对其进行安乐死的自由。同时需要规定出必要的、合理的法定情形和限制条件,以规范实施安乐死的行为,更好地维护病人的合法权益。另外依法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人受到法律保护,规定对那些非法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人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以维护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关系。
如果安乐死合法化,法律上应该明确安乐死是指病人自愿安乐死。只有自愿安乐死才能体现它是一种优化的死亡状态,才是给予人权的真正尊重,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
参考文献: [1]郝彩平, 邱纪坤.浅析安乐死的问题[J].天府新论, 2008, 2008(s1):166-167.
第三篇:安乐死的伦理问题
安乐死的伦理问题
——09111132
姚露艳
“安乐死源于希腊文的euthanasia,原意为无痛苦死亡,是一种特殊的死亡方式。现指有意引起一个人的死亡作为提供他(她)的医疗的一部分,有时也译为‘无痛苦致死术’。从医学伦理学的角度可对安乐死做如下的解释:患不治之症的人在濒死状态时,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患者和家属的合理要求下,经过医生鉴定认可,用人为的医学方法使患者在无痛苦状态下度过死亡阶段而终结生命的全过程”
通过上面的资料的学习,我们知道实施安乐死,有两点需要特别说明。第一、这里适用的对象是伴有不堪忍受的痛苦折磨的濒死绝症病人。但并不不包括不可逆性的植物人、无脑儿及先天性重度痴呆儿。因为这些人没有不可忍受的痛苦,也非临近死亡的濒死病人,因此我个人认为是不能对他们适用安乐死。一个不可逆性的植物人、无脑儿或者先天性重度痴呆儿,虽然他们的生并不是正常人的生,但他们有不死的权利,他们属于较低级的意识,而且没有具有自我意识的人的主体意愿,没有清醒,恒常的状态。假如此时我们对不可逆性的植物人、无脑儿或者先天性重度痴呆儿实施安乐死,的到快乐解脱的不是患者本人,而是家庭或社会,那和谋杀并无差别。
第二、患者的痛苦包括了肉体和精神两个方面。这里因为痛苦是患者个人的自我感受,与人的主观精神有关。我们很难想象一个肉体上痛苦不堪但精神上仍然保持乐观向上的人会提出安乐死的请求。我们也反对病人并无肉体的痛苦,只因精神苦闷而寻求轻生,这是对生命的不尊重。因此我觉得患者提出请求的基础须是肉体与精神都痛苦,两者缺一不可。
除以上两点外,我个人认为基于对生命神圣性的尊重,原则上除患者本人,其他任何人和单位都不能提出对濒死患者实施安乐死。因此,作为实施主体的医院绝对无权主动对病人采取安乐死,否则就属于谋杀。但是在特定条件下,当病人神志不清,不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思时,病人的近亲属(指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以及同胞兄弟姐妹)基于与病人的血亲关系,可以提出为病人实施安乐死的委托,并将该委托推定为病人本人的意思表示。同时,必须确信该近亲属的委托为真诚的委托,并仅仅是基于解除患者难忍痛苦之目的而无其它不良之企图。
我个人并不反对安乐死,安乐死不是对生命的处置,并不解决生死问题,它实质是对生命终结的处置行为,是对死亡方式进行优化的行为。它是死亡过程的文明化。安乐死并不是提倡早死,而是在生命已无法挽救的情况下,尊重病人的意愿,为其提供消除痛苦的医学服务。安乐死一方面可减轻家庭负担,另一方面也可促进医疗资源合理配置。因此要明确研究安乐死是人类的一种文明追求,是人类死亡的文明化,是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我想用强调的是必须体现患本人清醒的,恒常的自我意思,没有他人的不良企图,否者安乐死即带着面纱的谋杀。
第四篇:“安乐死”伦理问题浅析
摘 要 中国对于安乐死的讨论已经有超过20年的时间,安乐死也越来越被我们的社会所接受。本文从安乐死的概念角度入手,讨论探析当今发达社会对于“安乐死”的理解和各个国家对于安乐死的法案整理与不同层度的推进,正确认识安乐死这种优化的死亡方式。
关键词 安乐死 合法化 定义与概念 伦理道德
作者简介:谢萌,成都理工大学文法学院。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5-288-02
社会发展越来越快的今天,我们面临的生存问题也越来越凸显其弊端。这些懊恼难题的出现在伴随高科技的进步变得可以让人们轻松应对,这是时代赋予我们对生命无限追求的奖赏,也是社会不断前行的必经之路。但上帝很公平,再为你新开一扇窗的同时问题也接踵而至。
一、“安乐死”的基本形式与不同意义
(一)基本形式
“安乐死”一词来源于希腊语,意思是善的死亡,这一出现于17世纪有着浓重感情色彩的词汇,自打出现就备受争议。不管是不是自己死亡或者他人死亡,也不管这种死亡是不是秉着病患自愿的原则。怎么样区分“安乐死”与“被安死”已成为一种惯例,被动安乐死是通过不予以患者治疗或者撤出其医疗设备而允许的死亡,而主动安乐死是有意引致死亡的行动的结果。所以常常使初视者误读其意,从而妄下结论。在学术中“安乐死”更是有很多意思,根据意义的不同分化出不同类型,这些所谓的区分显然不是那么清晰明。
(二)不同意义
对“安乐死”的理解因人而异,有相对广义的理解,也有人相对狭义的看待。人们认同它是因为认为“安乐死”属于一种个人权利,个体对自身的存活或者死亡有直接选择权利。虽然“安乐死”就目前的状况来看,依旧不是被太多人所接受,但我们已经在宠物身上看到“安乐死”的情况了。
二战时期德国纳粹元首希特勒曾筹划一个关于“安乐死”计划,意在用模糊的“安乐死”方式来杀害他认为没有用的人。一位收到过500份脑组织的神经病理学家描述:“在当时的德国,有关于这种惨绝人寰的屠杀包括其中的智力低下者、精神分裂患者、癫痫痴呆以及身体器官出现异常或者失调的病患„„实际上,那些所没有工作能力的人一概被认为是没有用的人被处以“安乐死”的方式杀害。”被谋害的人真正死亡原因在于他们是对于社会毫无价值可言的人,只有他们的死亡方式才可能被想到是相对“舒适”。快速的结束一个人的生命的方式只是过于简明扼要的表达了安乐死的定义,而完全忽视了在受此安乐的人的那些微妙的东西。这种对于安乐死的定义不得不说是一种违背了安乐对象的意愿,简单粗暴的认为安乐死是无痛的死亡方式。
另一个侧面则认为,如果我们实施安乐死的意图在于将一个正在受到病痛无休止折磨的病患的子网中获取经济利益,那么我们也算是在实施安乐死。可是事实上,如果我们的动机完全是出于我们个人利益的追求,那么安乐死真的还是安乐死?我想那样的安乐死完全等同于一场毫无争议的谋杀。
有关于安乐死的不同理解和认知我们不得不在对安乐死的描述和定义上绞尽脑汁的想象,无论从哪个角度去考虑,这些定义仍无法满足所需要的必要因素和实施条件,所以也不能算是对安乐死的准确定义。这些不同的理解都是如今社会对于安乐死的认识的一个阶段性符号,它们也都承载了不同时代对于安乐死定义的理解力和感知力以及接纳程度的趋势。
二、安乐死在世界范围的合法化问题
目前为止,安乐死在世界范围内一直都是被众多国家视为不合法的一种医疗技术。因为它与我们目前所建立起的传统道德观念、医德价值、人道主义原则相违背。安乐死的合法化面对极大挑战。但还是有不少国家在面对安乐死的的出现后才用相对积极的态度去接纳它。荷兰作为第一个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与其后的比利时、西班等国以及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在通过了此法案后都制定了严苛的执行准则。安乐死虽在荷兰已经合法化,但安乐死依旧属犯罪。荷兰安乐死实施决意看来,不仅能发现在面对传统道德观念的约束下,人们面对对他人实施安乐死时,依旧心有余悸。真正明确安乐死,并且由案例法通行“安乐死”的国家却是日本。日本1976年首次举办“安乐死国际会议”,会中提到:应当尊重人“生的意义”和“庄严的死”,从而使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有条件地承认安乐死的国家,但目前仍有较多问题亟待解决。
日本通过的安乐死必须具备以下要求:
(1)根据现代医学知识和技术判断,病人已患不治之症且死亡已迫近。
(2)病人痛苦剧烈,且令人惨不忍睹。
(3)实行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减轻病人死亡前的痛苦。
(4)如果病人神智清醒,并能表达自己的意志,则需要本人的真诚委托或同意。
(5)原则上由医生执行,如果不能,必须有足够说服人的理由。
(6)实行的方法在伦理上是被认为是正当的。
在日本刑法规定,具备上述全部要求而夺去人生命的行为属于“正当行为”。为了消除病人肉体上的痛苦不得已而侵害生命的行为,可被认为相对于日本刑法规定的“紧急避难行为”。其依据是作为正当行为的违法性阻却和紧急避难的违法性阻却,即是通常构成违法的行为,由于特殊理由可不认作为违法。
安乐死合法化维护者认为,患者有自由来结束自己的生命,或者说他们如果有这样的意愿是可以让医生对他们的选择予以实现。作为一个人,我们连自己掌控自由选择自杀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都丧失了,那我们真正拥有的权利有是什么呢?如果社会大众同意患者自由的选择用“安乐死”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如果在行使这个权利时这种选择有另外一个人来执行,会有怎样的有关于道德的缺陷呢?再如果一个人有权死亡,并且在权衡了继续活着的利与饱受痛苦之后已经达到了这样做的决定,那么请求另外一个人来帮助执行这种合法的选择有何不可?这样另外一个人又有什么不对? 对于支持者的观点来看,这样的结论既是出于一种慈悲之心,可它并不以同样的形式在自杀的场合出现。
三、中国文化中对于死亡的理解与阐述
谈到关于中国人怎么理解“安乐死”时,回望过往悠悠五千年灿烂文明的文化根基和传统道德模式、思考行为方式准则的华夏文明。历史中我们知道秦始皇不辞辛劳想要得到仙丹以求自己能长生不老,我们推崇尊崇的是儒释道三教合一。这种文化底蕴塑造出我们对于生死观的理解是人们惧怕死亡和一种希望获得长生不老的心理。
中国古代圣贤孔子对于生死问题的看法是:“未知生,焉知死”。他认为我们活着,首先你得先明白自己活着的意义和活着该去做些什么,对于死亡这么一个极其抽象的问题不应该过多假设和猜想。实际上,孔子退而求其次避开了阐述关于生死和本体的意义这么一个问题。他更多的给出一个让我们能参悟出的理解发醒怎么积极地去活着,那也就是他所体悟的活在当下,活在今生。这是中国儒家对于生死的一种阐述和态度。
道家相对于儒家的生死观而言对于死亡更深刻,呈现出一种坦然的态度。道家的老子取表象之外为其立足点以一种独特的视角来解释他所宣崇的对于生死的态度。“安乐死”无非也是人类在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的一种自我选择的问题,其受到争议的是在选择这种死亡方式后所要面对的可能无法得到真实准确个人意愿的一个道德问题。相对前面两种派别佛家对于“安乐死”的态度就相对激进很多。佛家认为人活着就是一种修行,在修行中无论遇到怎样的苦难痛苦,即使是备受折磨的活着也是修行中一部分。面对“安乐死”这一种“优化”形式的死亡方式也是不予赞同的,佛家认为任何形式的杀生都是不善业。人活着的修行是一种轮回,痛苦的源头源自他过去所应承受业力,故必须自己承担。
四、当代国人对于“安乐死”的认知
面对迅猛发展的高科技全球化一体的世界格局,国人对死亡的观念也在不断的发展演变,安乐死作为一种现代的死亡方式也同样随着时代的大潮流不断演化。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在逐渐对安乐死的认知发生了很多的改变。就中国国情来看,“安乐死”使得濒临死亡的病人得以解脱,减轻病人家庭经济与精神的双重负担,节省社会医疗卫生资源。它同样也是对病人的一种体贴和尊重。是他对自己生命的一种选择。
也有人认为安乐死是一种否定医学的消极态度,医学的存在就是救死扶伤,无力医治就不去医治,不利于医学的发展。相对我们目前也没有办法明确的界定什么是不治之症这一抽象定义。也许这一秒还是不治绝症下一秒就攻克难关。
五、结论
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牵挂与牵绊,这些是我们作为人所必然要面对的关于生死的问题。于安乐死我们不能过早言论孰是孰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社会中的一部分,自然无法避开社会性,它不能跨越一个时代而孤立的讨论,它必然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密切在一起。当今的中国在踌躇满志的朝着前方光明的充满希望地方发展。
学者们也开始不断反思关于生命与哲学直接关系,以及安乐死是否对于我们社会与人起到积极作用。而法律上尽管还在研究,在其研究过程中也不免会遇到这样那样的种种置疑和诽谤,但随着文明的进程,安乐死终将会被法律所承认。生命对于每一个拥有生命的生物而言都是如此珍贵,了解生命,体悟生命,感知生命,掌控生命。
第五篇:安乐死的立法思考论文
安乐死的立法思考
论文摘要
对于安乐死这个名词,我们并不陌生,近年来经常可以接触到相关的信息。安乐死来源于希腊文,其含义是无痛苦的、幸福的死亡。《牛津法律大词典》将安乐死解释为在不可救药的患者的要求下所采取的引起或者加速死亡的措施。《布莱克法律字典》则认为安乐死是从怜悯出发,将患有绝症又极度痛苦的人处死的行为和作法。而我国学者这样解释: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身体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属的要求下,经过医生认可实施的,用人道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下结束生命的过程[1]。许多国家都在对安乐死进行研究和探索,对于实施安乐死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各国的法律规定不尽相同。通过对安乐死的国内外研究现状、犯罪的客体、犯罪的主观方面、犯罪的客观方面分析其是否构成犯罪、伦理角度的思考、我国适用安乐死的立法建议等几个方面的分析和论证后,认为法律应对安乐死做出具体的成文规定,确定实施安乐死行为不构成犯罪,且应对安乐死实施的条件和程序进行限制。国家必须指定相应的法律规范,以确定安乐死的适用范围,防止法律滥用,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安乐死研究现状犯罪构成伦理立法建议
对于安乐死这个名词,我们并不陌生,近年来经常可以接触到相关的信息。安乐死来源于希腊文,其含义是无痛苦的、幸福的死亡。《牛津法律大词典》将安乐死解释为在不可救药的患者的要求下所采取的引起或者加速死亡的措施。《布莱克法律字典》则认为安乐死是从怜悯出发,将患有绝症又极度痛苦的人处死的行为和作法。而我国学者这样解释: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身体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属的要求下,经过医生认可实施的,用人道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下结束生命的过程[1]。许多国家都在对安乐死进行研究和探索,对于实施安乐死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各国的法律规定不尽相同。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外现状
综观国际形势,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安乐死的成文法业已施行。早在1996年,澳大利亚北部地区议会通过了《晚期病人权利法》,使安乐死在该地区合法化,从而产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允许实施安乐死行为的法律。其中针对安乐死实施的条件做出了专门规定。随后,2001年4月10日荷兰上议院通过安乐死法案,将荷兰冠上了全世界第一个承认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的宝贵称号。该法案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它为了防止医务人员权利的滥用,特别规定了3个前提条件加以限制。比如病人必须是无医治之希望,其病痛必须是任何人都无法忍受,病人在意识清醒时真实自愿的要求实施安乐死等。同年5月16日,比利时众议院亦通过安乐死法案,允许医生在特殊情况下对病人实施安乐死,继而成为第二个承认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紧随荷兰之后。在西欧一些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都出现了安乐死的病例,一些国家也正在进行安乐死的立法探索。
但总体上以法律形式确认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为数不多。大多数国家的刑法都没有在立法上将安乐死确认为合法行为。它们将“受嘱托杀人”或“被害人同意的杀人”视为杀人罪。比如奥地利、瑞士、日本的刑法都规定由于受他人的诚挚及迫切请求而帮助他人自杀的行为人,要处以六个月以上的刑罚。这些国家在处理安乐死案件时,通常以杀人罪来定罪处罚,但在实际操作中量刑很轻[2]。
(二)国内现状
我国对安乐死的研究起步比较晚,从上个世纪80年代才开始。1986年,陕西汉中市王明成的母亲夏素文患肝硬变腹水,肝性脑病等病症。为了解除病痛,主治医生蒲莲升通过对其注射冬眠灵实施了安乐死行为。结果蒲莲升于1987年9月25日被逮捕,直到1991年4月6日才被宣告无罪释放。因为经法医鉴定,冬眠灵只是加深了夏素文的昏迷程度,虽然产生了促进死亡的结果但并不是患者死亡的直接原因,造成夏素文死亡的主要原因是其肝性脑病引起了严重感染[3]。这是我国涉及安乐死的第一个病例,从中暴露出我国法律规范的不足。此后,我国学者多次提出安乐死的立法需要。1998年,山东中医药大学课题组在经过多年的研究探索后,提出了《安乐死暂行条例(草案)》,但未能施行。目前我国法律没有关于安乐死的成文规定,并且很多学者主张根据我国《刑法》的解释,实施安乐死行为就是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属于犯罪行为,要接受法律制裁。
(三)二、安乐死不应当构成犯罪
对于安乐死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主要有两种学说:肯定说和否定说。肯定说认为,安乐死是患者不堪忍受痛苦而自愿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该行为并不违法,不构成犯罪。否定说则坚持安乐死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具有刑事违法性,应按故意杀人罪论处[4]。在我国,法律既没有对安乐死明文肯定,又没有明文否定。受不同学说的影响,各地法院对于安乐死的处理方式不尽相同。有的引用《刑法》第13条的规定,认为安乐死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构成犯罪。有的则引用《刑法》第232条的规定,认为行为人犯故意杀人罪,但可在量刑时适当减轻刑罚。我支持肯定说,认为安乐死不符合故意杀人罪的要件,不构成犯罪。
(一)从犯罪的客体上分析
故意杀人罪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的生命权,而安乐死行为并没有侵犯他人的生命权。患者本人有选择以适当的方式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他为了寻求解脱,要求医生帮助他实施无痛苦的死亡。医生只是出于人道,满足患者的意愿,帮助患者以死亡的方式享有生命权,行使生命权。因而安乐死并不是侵犯他人生命权的行为。需要注意的是,患者的死亡不以实施安乐死行为为必要条件,即患者的死亡是必然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实施安乐死结束生命和等待自然死亡,两者间只是时间上的差别。患者死亡的真正原因是身患绝症,而不是安乐死行为。安乐死行为的本质不是决定患者的生与死,而是帮助患者实现从痛苦向安乐的转化,是用科学的方法优化死亡状态,以保证生命的质量。安乐死行为体现了对患者生命权的尊重,而非侵犯[5]。相反的,故意杀人则意味着他人的生命权遭受侵害,他人可能要承受死亡的危害结果。但如果生命权没有受到侵害,他人就可以安然自在的继续生活。这是安乐死行为与故意杀人行为的根本区别。
(二)从犯罪的主观方面分析
安乐死行为不具有杀人的故意。医务人员和家属并没有剥夺患者生命权的主观愿望,只不过需要面对残酷的现实:患者已经没有生存的希望,且正在遭受病痛的折磨。是用大量的药物、设备和金钱物资来维持生命,还是用安乐死来尽快结束痛苦得到解脱,人们陷入两难的选择。不难看出,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人在主观上并不存在剥夺他人生命权的故意,只是无奈之余的适当选择。而故意杀人行为的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剥夺他人生命权的故意,追求他人生命结束的结果,并不存在无可奈何的成分。
(三)从犯罪的客观方面分析
故意杀人客观上表现为非法剥夺他人生命权的行为,但安乐死不同,它是患者在意识清楚时提出死亡的要求,行为人即医务人员只是就此做出了被动选择。患者自愿放弃生命,行为人实施行为所追求的并不是患者死亡的结果,而是通过医疗手段假以外力来转变患者的痛苦状态。安乐死行为是对死亡方式的选择,而不是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危害行为。,安乐死不具有犯罪的本质特征,且从客体、主客观方面分析,均不符合犯罪的构成要件。对照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安乐死并无违法情节,也就是说,安乐死没有触犯我国刑法,不构成犯罪,属于正当行为。
三、从伦理的角度分析安乐死 安乐死作为一个新的时代课题,与人们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产生了冲突。现在各国对于安乐死普遍存在两种态度。持否定态度的人认为安乐死不符合人道主义精神,不尊重生命,违背了“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医疗工作的基本方针,是一种消极悲观的生命观,会给社会带来不良后果。持肯定态度的人则认为任何人都有选择自己死亡方式的权利,应该尊重这项权利,实施安乐死,让患者无痛苦且有尊严的辞世符合人道主义精神,也解除了社会和家人的负担,对社会有益[6]。
人们一般认为“好死不如赖活着”,应该尽可能的延长生命,就像大家对长寿的追崇,这是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传统人道主义伦理观念。而现代人道主义则追求生命至上与生命质量的统一。我们不仅要珍惜生命、热爱生命,还要注重生命的内在质量[7]。中华民族历来向往追求良好的死亡状态,有善始善终的说法。安乐死所体现的帮助患者从病痛向安然死亡的转化,是人们对良好死亡状态的选择,是保证生命质量的选择,是构筑新型社会文明的要求,使社会文明在公民的死亡环节得以体现。生命的价值在于它对社会的贡献,生命质量则是衡量的一项指标。生存无望且痛苦不堪的生命给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造成各种社会资源的浪费,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患者选择有尊严、更安乐的死亡方式正是尊重生命、注重生命质量的体现。
四、“安乐死”立法的必要性
(一)社会各界及民众的意愿
根据卫生部和国家计生委的有关统计,我国每年死亡人数近1000万,其中有100多万人是在极度痛苦(如癌症晚期的剧烈疼痛)中离开人世的。这100多万死亡者中又有相当多的人曾要求过安乐死,但因无法律根据和保护而被拒绝,因此他们也只能“含痛死去”。而在我国的医学实践中,一方面有条件的大医院同样存在着用昂贵的代价来维持脑死亡患者的“生命”的现象;另一方面,在对无法忍受痛苦的绝症患者的医疗处理过程中,安乐死以隐秘或公开的方式进行已久(上海、广州等城市)。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了。这也是生活提出的要求,人们需要安乐死。死亡作为一种自然规律,自古以来,人类始终追求着一种“善始善终”、“安然去世”。既然死亡不可避免,为何不在适当的时间选择一种更有价值、有尊严、更安宁的死亡方式呢?生命的价值在于它对社会的贡献,而这种价值往往体现在生命的质量上,当一个人的生命连质量都谈不上时,它又如何保障它的价值呢?面对那些痛苦万分的绝症患者,如何维护他们死亡的尊严,如何给他们临终前一个安详?安乐死无疑是一种理智的选择。
(二)规范“安乐死”道德规范的特殊要求
人终有一死,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对于那些现阶段医学上无法救治的患者而言,在死亡不可避免的情况下,面临着对生命终结处置方式的选择,如果回避这一问题,或简单加以禁止,不仅不能强化生命终结过程对生命的保护,反而会放任不合理、不合法的生命处置。传统的医德观念也认为,对于重危病人,必须想方设法进行抢救,对于不治之症,也应尽量延长其生命,哪怕一两天,甚至几小时,只有这样,医务人员才算尽到了职责,然而却忽视了患者是在万分痛苦的挣扎着死去这一客观事实。我们说医生的职责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即既要保护病人的生命,又要减轻病人的痛苦,救死是指挽救生命,并非指挽救死亡,对那些身患绝症即将走向死亡的病人,要顾及其根本利益,道德的做法是解除病人的痛苦,而不是采取徒劳无功的办法来增加病人的痛苦。我们应该把有限的医药资源尽可能合理的使用到有价值的地方,这样才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符合社会主义道德规范。而现代医德注重价值,是否符合医德,应该用价值观念来评判。所以实施安乐死是既符合现代医德,又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比如,对于一个晚期癌症患者,如果不能实施主动安乐死,对于一个意欲终结自己生命的患者来说,他只要拒绝接受治疗,而对他的家属来说,只要不付医疗所需的费用,甚至不及时支付,在现有的经济和制度条件下,患者所需的药品就不能保证,当然就不会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死亡也就是自然的结果。这样就可以以被动的形式取得与主动安乐死几乎同样的效果,这种转化非常容易,显然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安乐死的混乱无序状态其所带来的问题已经是普遍而不容忽视的了,如果不去解决的话,问题将变得复杂。因此,应积极的立法规范,以有利于避免对生命的轻率处置,强化对生命的保护力度。
五、我国适用安乐死立法的建议
安乐死不是简单的个人行为,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要妥善处理。法律应对其做出具体的成文规定,确定实施安乐死行为不构成犯罪,且对安乐死实施的条件和程序进行限制,用以防止不怀好意之徒借安乐死达到非法目的。在此,我认为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适用条件
1、患者所患的病症必须是不治之症。即依据现代医学知识和技术根本无法医治,并且病人濒临死亡。
2、患者遭受的病痛必须是无法忍受。也就是说,该病痛无论对于任何人都是难以忍受的。
3、患者必须是在神志清醒,意识正常的情况下做出的真实意思表示。这就要求患者真实自愿地提出接受安乐死的请求。
(二)适用程序
1、申请程序上要求患者自愿,是神志清醒时做出的真实意思表示,患者本人须签字盖章,经过公证后方产生效力。受欺诈、胁迫或是在其它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做出的表示均属无效。如果患者的神志不够清醒,精神也已失常,可以由患者的直系亲属,至少两人以上提出申请,签字盖章后经公证生效。
2、审查程序上要求由医学专家、法医学专家、法学专家组成审查委员会,各司其职,针对患者的病症情况、申请条件进行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审查,看看是否符合实施安乐死的要求,最后报经人民法院批准决定是否实施安乐死。
3、执行程序上要求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由省级以上医院指定的医生专门负责,实行时必须有两名以上的专职医生,其中应包括患者的主治医生,一名护士,一名法医,两名以上患者的直系亲属在场。实行完毕后所有的见证人都要签字盖章,证实现场情况。而且,安乐死的适用必须采用无痛苦的方式,比如麻醉、注射等手段,禁止使用暴力手段,如枪决、电击等[8。这样才符合实施安乐死的初衷,才不违背人道主义精神。
4、司法监督程序上要求安乐死实施完毕后,要报经有关司法部门备案,以方便日后的核查,便于解决有关安乐死实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或是患者家属对患者遗体捐赠等事项的安排。
安乐死一经法律确定,将会在一定范围内实行。因为我国现处老年社会,存在大量的高龄人群,而这一群体又是疾病的高发区,很多疑难病症都会出现。为了摆脱医疗费用、经济负担、精力损耗,难免有一些人打着安乐死的幌子逃脱应尽的孝道,推卸对老人的赡养义务,寄望获取巨额遗产等等,造成不必要的人员死亡。也有一些人是为了掩盖不可见人的非法勾当而采用安乐死这种合法方式蒙混过关。相对而言,医务人员有可能为了一己私利,滥用职权,非法对病人实施安乐死,又或者以极不人道的方式致使患者死亡,造成患者临终前的不安心。种种状况的发生将会扰乱安乐死的推广,所以,国家必须指定相应的法律规范,以规治安乐死的适用范围,防止法律滥用,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
(二)注释:
[1] 孙娟娟.安乐死立法问题浅析[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 王作富.刑法论衡[M].北京:法律出版社.[3]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刑事卷上)[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4] 冷枫.浅议“安乐死”.www.xiexiebang.com.[5] 牛秀兰.安乐死与故意杀人罪之思考[J].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6] 韦加速,李欣磊.浅析“安乐死”应有的立法选择[J].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7] 李惠.安乐死社会伦理探析[J].上海大学学报.[8].平.对安乐死的法律思考[J].江西教育学院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