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安乐死的伦理困境与对策

第一篇：论安乐死的伦理困境与对策

论安乐死的伦理困境与对策

摘要：随着科技的发展与人类理性觉醒程度的提高，人们更注重生命的质量和价值, 在关注优生的同时也开始关注优死。安乐死问题不断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安乐死作为一种优化的死亡状态，其本质是保证死亡的质量，而不是决定人的生与死。然而安乐死问题多年来始终面临伦理道德困境，在各类观点的激烈争锋下，在我国当前的生产力水平下，安乐死在我国合法化的道路依然漫长。在讨论安乐死问题时应该注意平衡理性与情感关系。选择安乐死不是一种义务，提倡安乐死不是轻视生命。安乐死合法化是一件十分复杂而慎重的事情。

关键词：安乐死 现状 伦理困境 对策

死亡是每个人不可避免的话题，如何对待死亡，自古以来就争论不休。随着现代医药技术的发展，快速、无痛地死亡成为可能。安乐死，在现代医学背景下被重新提出。安乐死的提出,一方面使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临终前有了自主地选择死亡方式的机会，另一方面又牵涉到广泛的伦理、法律、社会问题。尤其是近年来民间安乐死的实施，在我国造成了较大的争议。尽管国外已有一些国家对安乐死的合法性予以肯定，但对我国来说,由于传统文化、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安乐死合法化的道路依然漫长。

一、安乐死的历史溯源及发展现状

安乐死是现代社会兴起的一种死亡方式,指对无法救治的病人停止治疗或使用药物，让病人无痛苦地死去。“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意思是“幸福”的死亡，由弗朗西斯·培根于1905年首创。其思想和行为可谓是源远流长。在古斯巴达，人们即认为，不健康的婴儿可予处死，而留下安乐死的纪录。在古罗马和古希腊，杀死婴儿、自杀和各种安乐死行为更是广为人们接受。尽管这与现代意义的安乐死不甚相同，但却可以视为安乐死思想与行为的萌芽。从17世纪开始,安乐死逐渐为人们首肯和提倡。人们开始将安乐死视为医学领域中让绝症病人死亡或加速死亡。当进入二十世纪,人类对安乐死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与认识,加之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有关安乐死的案件也时有发生,深刻影响着法学,医学,伦理学以及社会学等领域。许多西方国家出现了以追求人道待遇的“志愿实行安

乐死协会”等组织。这些组织的出现,对于安乐死行为合法化运动,更起了推动作用,使得安乐死合法化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八十年代英法等国的民意测验也体现民众拥护安乐死的呼声日益高涨。

纵观各国安乐死立法的历程，最早出现的是1906年美国俄亥俄州的安乐死法案。30年后，英国于1936年成立了自愿安乐死协会，且于同年向英国国会提出了安乐死法案：要求人们签署一份申请书，申请者必须超出21周岁，患有伴随性严重疼痛的不可治疗的致命疾病。该年美国也发起成立了“自愿安乐死协会”，但由于有披着“合法杀人”外衣的嫌疑，遭到了民众的纷纷反对。1939年至1976年美英等国均提出过安乐死法案，但均未获通过。直到1976年9月30日，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签署了第一个《自然死亡法》（加利福尼亚州健康安全法），规定“任何成年人可执行一个指令，旨在临终条件下中止维持生命的措施”。这是第一次使“生前遗嘱”这类书面文件具有法律的权威。1976年，在日本东京举行了“国际安乐死的讨论会”。1993年2月9日荷兰参议院通过了关于“没有希望治愈的病人有权要求结束自己生命”的法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通过安乐死立法的国家。这给一直处于低潮的安乐死运动注入了一支强心针，极大的推动了安乐死合法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受此影响，1996年，澳大利亚北部地区议会通过了《晚期病人权利法》，从而使安乐死在该地区合法化。2002年，比利时步邻国荷兰之后尘宣布“安乐死”合法化，但当年的法律条款只适用于18岁以上的成年人，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无法享有安乐死的权利。2014年2月13日比利时众议院通过一项“让重症患儿享有安乐死权利”的法案。比利时将在此后成为全球首个对“安乐死”合法年龄不设限的国家。

我国学术界关注安乐死问题始于1987年。1994年冬天第二节全国“安乐死与临终关怀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与会者希望在加速安乐死立法的同时,加强安乐死与人权,安乐死与生死观等多方面的教育。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每年死亡人数近1000万,其中有100万是在极度痛苦中离开人世的。这100多万人中又有相当多的患者曾强烈要求过安乐死,但因当前在我国无法律依据而被拒绝,因此他们只能“含痛死去”。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未对安乐死作太多的法律规定，只是仍将安乐死视为非法剥夺人的生存权利。但消极安乐死在我国被国人在文化心理和社会心理上所接受，并默许这种行为。虽然现在我国法学界、医学界的有

关人士也在主张为积极安乐死立法，详细解释执行条件和步骤，但又由于安乐死所面临的伦理困境与传统道德观念的冲突以及涉及的学术领域较为复杂，我国安乐死的合法化进程依然较为缓慢。

二、安乐死的伦理困境

如何对安乐死进行道德评价, 在伦理学界还是一个较为棘手的问题。当我们在对安乐死进行道德评价时, 总是涉及到不同的角度,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标准进行评价，总会造成评价过程中的矛盾。安乐死的伦理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生命神圣论与生命质量论的矛盾。一个绝症公民，在“最低生存质量标准”之下，被医学维持着生命。当希望和快乐永远不再，生死之辩，必然滋生多元价值观。生命神圣论者认为人的生命“神圣不可侵犯”, “人活着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义务”，应尽一切可能来维持人的生命, 直至其生命的终结。而安乐死是对人的生命的放弃, 是有违医生的天职的, 因而是不道德的。尤其是“安乐死”如果以法律形式确认下来，可能会被一些人利用，用以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如：1938年，希特勒借口实施安乐死，建立了安乐死中心，杀死20多万人。而生命质量论者突出强调了人权和人的社会价值的重要性。认为人的生命固然神圣, 但人的生命也应该讲究质量, 对于那些生命无可挽回, 处于极度痛苦之下的患者来说,其生命质量是很低的。因而, 在医药卫生资源、个人经济实力有限的情况下, 与其不惜成本挽救延长其生命, 不如让其安乐地死去, 既节约了家属的开支, 又能节省下有限的医药资源, 用到急需这些资源来恢复健康的病人身上, 有利于保证和维持家属及其他人的生命质量，也是维护生命尊严的表现。所以,安乐死是道德的。

2.资源浪费与合理分配的矛盾。在关于安乐死的争论中资源分配始终是争论的焦点。安乐死的支持者认为社会资源十分有限，将大量资源用于救治那些患有不治之症的人，或者用于维持那些植物人以及重残儿童的生命，实质上是一种对医疗资源的浪费，破坏了社会公正，而允许其安乐死则能使一部分医疗资源被节省下来，从而用于更需要医疗救助的人。反对者则认为，虽然社会的人财物等资源非常有限，但如果以“节约资源”为名为患有不可治愈病症者或植物人实施安乐死，则可能导致对人的功利化理解，而且每个人都是社会的组成部分，因而

每个人理当享受基本的生存权利，以“节约资源”为名使不可治愈者或植物人安乐死强制性地剥夺了他们的基本生存权利，恰恰破坏了社会公正。

3．救死扶伤与减轻痛苦的矛盾。安乐死中关于救死扶伤与减轻痛苦之间的矛盾其实反映了从古至今医疗体系中伦理决策原则相互之间的冲突性。作为医学伦理学基础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一方面要求医生解除病人的痛苦，另一方面又要求延长病人的生命。这本身就是一对固有矛盾。在医疗技术的快速发展下，很多重症患者依靠科技维持其生命，但以病痛折磨和低质量生活状况为代价，而一旦帮助其解除痛苦，就意味着生命的停止。现代医疗体系中的尊重自主原则和不伤害原则，其根本价值目标是一致的，即维护患者利益，但又有其各自的伦理依据和对象性要求，从而在具体医疗情境之中，就会形成对待安乐死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希波克拉底宣言》中明确表示“我绝不会对要求我的任何人给予死亡的药物，也不会给任何人指出同样死亡的阴谋途径”。传统医学伦理观也认为：医生的神圣职责就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一旦主动安乐死合法化, 则会极大地破坏行医的内在本质及其使命的深邃内涵。这类说法着重体现了延长病人生命的要求。而安乐死赞成派认为当死亡不可避免，勉强维持生命只是延长痛苦的时候，医生的唯一可能行使的职责就是及时解除其病痛折磨，给身患绝症处于晚期极度痛苦状态的病人以身体上、精神上和社会上的安宁状态,使病人在一种相对舒适的状态下走向生命终点，这较之在极度痛苦中缓慢死去更为人道和符合医学伦理,对病人是有利的。安乐死尊重身患绝症病人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利,从道义上满足其最后的要求, 这既符合自主原则, 也正是医学人道主义的真正体现。

4.中国传统“孝道”与现代亲情理念的矛盾。我国传统孝道的根深蒂固是阻碍我国安乐死合法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我国的安乐死讨论中，支持与反对的伦理之争主要表现为传统“孝道”与现代亲情理念之争。反对安乐死者认为，安乐死的适用对象主要是老年人群体和病患者，以孝悌为基础的传统道德要求子女和亲属必须对患有重病的父母和其他亲属细心侍奉直到病人生命结束，而出于减轻痛苦致亲人速死的安乐死则有可能使子女背上“不孝”的罪名，这容易对中国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传统伦理模式构成严重威胁，导致“血浓于水”的亲情纽带断裂。安乐死的支持者则坚持认为传统“孝道”与现代安乐死在意蕴上不能相容，因为现代安乐死本身就是人的现代亲情理念的表现，即家庭中各成员之间的权利平等，子女和父母都拥有对自身生存利益的决定权利，当遭受不可治愈的疾病折磨、难以忍受病痛的情况下，父母本人拥有选择安乐死的权利，子女要尊重父母本人的意愿才是孝顺父母；而且现代亲情理念还认为子女应注重在长辈生前关心长辈，尊重长辈、提高长辈生活质量，这样才是真正的“孝”的表现，否则只能表明子女的自私自利。

我国的传统“孝道”中其实包含有尽义务者的利己动机，使得个体如果同意父母或其他亲属安乐死可能得到“不孝”的外在道德评价。所以这种外在的道德评价与现代社会的亲情理念、新时期的“孝道”相违背。因此, 在我们对安乐死进行道德评价时, 到底应以何者为依据? 这也是目前存在的矛盾之处。

三、解决安乐死伦理困境的对策

目前在部分国家安乐死已经获得合法化地位，然而在我国多年来依然存在重重障碍。是否可以依照法律实行安乐死，则要看这个社会是否重视生命价值、个人自由和人权保障。因此，安乐死合法化的实现需要建立在国家经济、法制、医疗体制和公民的道德观念达到一定的发达水准的基础之上，根本问题是病人的自由意志能够在物质和精神高度文明的基础上得到保障。在我国目前还不具有适合合法化的土壤, 主要原因在于我国“戴孝”的传统文化根深蒂固, 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 医疗卫生体制不完善, 医生的职业道德建设尚待加强。

1.突破传统伦理道德界限,树立新的道德评价机制。安乐死问题首先应该是伦理道德问题, 不突破传统伦理道德界限, 安乐死就无从立法。我国传统文化主导和支配着国人的价值取向, 数千年来,“生命神圣”、“命由天定”、“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传统道德观导致的文化滞后和国人观念保守, 人格独立意识缺乏，生命尊严尚未树立起来，阻碍了国人对安乐死的接受。尤其是“戴孝”的传统文化，仍然在左右着人们的思维和意识。其实，“戴孝”的结果就是颠覆孝道。死者已矣，真正的孝道，是在死者生前给予其物质、精神的满足，是重视死者留下的活生生的生命。但是, 道德是由人创造并为人服务的, 而不是人的主宰, 因而传统道德是可以改变的。这就需要改变传统道德而接受新时代的道德，在尊重人权的基础上树立新的道德评价机制。为此，对于合情合理的安乐死案例，在处理过程中应更为妥善，可以适当宣传积极安乐死方面的知识,充分引导大众, 使

其逐步认识到积极安乐死的合理性,转变民众传统的道德评价机制。从媒体、政府行为、社会公益、学校教育等多个层次, 宣传无神论、医学知识, 树立新的伦理道德观。

2.健全相关法律制度。在突破传统伦理道德的基础上，完善相关立法工作，才能真正使安乐死得以有法可依，然而法律漏洞又极易被人利用，用以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因此，健全法律制度的过程仍然漫长而艰难。其注意事项主要在于：（1）立法要明确规定具有哪些特定清醒的病人才享有自愿选择安乐死和授权他人对其实施安乐死的行为的权利。这是“安乐死法”的第一大核心内容。（2）安乐死要有特定的原则。实施安乐死应符合无危害，无痛苦、不违背本人意志的原则。（3）要明确安乐死的对象。安乐死的对象应严格控制。（4）安乐死的形式和方法。安乐死的方法应当是快速、无痛的，尽可能表达“安乐”本质，体现出人道主意的精神。安乐死的实施者应为合法的医务人员。（5）安乐死的实施需履行严格、合法的程序。（6）法律责任。对于安乐死实施过程中的违法、违规现象，法律应明确其相应责任。

3.完善医疗卫生体制。医疗保障的全面性、普遍性及医疗制度的规范性、医疗服务质量的保障，是安乐死得以存在的基础。近年来，我国政治经济不断发展，正朝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迈进。医改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医疗卫生与福利保健体系不断健全，2006年开始，新型农村的合作医疗让贫苦的老百姓看得起病，尤其是大病。这为我国安乐死合法化提供了生长的土壤。然而，相比国外发达国家尤其是安乐死合法的国度，我国的医疗卫生体制仍需完善。（1）加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2）加强城乡医疗服务体系建设；（3）健全医疗保障体系；（4）积极稳妥推进公立医院改革。

4.加强医生职业道德建设。医生是安乐死的直接实施者，其职业道德关系对患者、对社会伦理道德评价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救死扶伤与减轻痛苦之争势必对医生造成伦理困惑。因此，需要适度转变现代医德，加强医生职业道德建设。但是强调现代医德的转变并非是要摒弃医生传统“救死挟伤”、“最大限度维持患者生命利益”等义务，而是在综合“患者权利”、“生命价值”等多种因素的基础上更加深人严谨地看待生命、看待死亡。医学既是一种救人的艺术，延长寿命的工具，也是一种死亡的艺术，解除痛苦的良药。医生的职责既应该是救人于

危难、解除病痛，也应该是给予患者最大限度的权利、保持患者最大限度的尊严。

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安乐死已逐步成为一种社会需要，也经历了激烈的论争和实践的碰撞，就应该正视这个问题而不应一味地回避。在伦理学的国度里，安乐死应是合法的，甚至是值得提倡的。尽管安乐死的合法性在社会并未得到广泛的认可，尽管安乐死的有效实施仍在文化、法律、道德方面存在难以攻克的难题，但是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为安乐死的造福人类斩棘开道，毕竟一个社会能够切实尊重保障每个人“安乐死”的权利，才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当生命垂危，面对及其低劣的生存环境时，他们应当有权选择体面而又尊严地死去，赋予其选择“安乐死”以维持生命尊严地权利，才是真正的人道，也才是对生命真正的尊重！

参考文献

[1] 王海明.新伦理学［M］.商务印书馆,1995.[2] 傅伟勋.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J].正中书局.1991.[3] 孙效智.(安乐死)的伦理反省[J].文史哲学报.1996.[4] 余锦波.伦理与道德[J].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5] 李 洋, 刘 鑫.我国安乐死立法的障碍分析[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5.

第二篇：论安乐死的伦理困境与对策

论安乐死的伦理困境与对策

摘要：随着科技的发展与人类理性觉醒程度的提高，人们更注重生命的质量和价值, 在关注优生的同时也开始关注优死。安乐死问题不断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安乐死作为一种优化的死亡状态，其本质是保证死亡的质量，而不是决定人的生与死。然而安乐死问题多年来始终面临伦理道德困境，在各类观点的激烈争锋下，在我国当前的生产力水平下，安乐死在我国合法化的道路依然漫长。在讨论安乐死问题时应该注意平衡理性与情感关系。选择安乐死不是一种义务，提倡安乐死不是轻视生命。安乐死合法化是一件十分复杂而慎重的事情。关键词：安乐死现状伦理困境对策

死亡是每个人不可避免的话题，如何对待死亡，自古以来就争论不休。随着现代医药技术的发展，快速、无痛地死亡成为可能。安乐死，在现代医学背景下被重新提出。安乐死的提出,一方面使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临终前有了自主地选择死亡方式的机会，另一方面又牵涉到广泛的伦理、法律、社会问题。尤其是近年来民间安乐死的实施，在我国造成了较大的争议。尽管国外已有一些国家对安乐死的合法性予以肯定，但对我国来说,由于传统文化、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安乐死合法化的道路依然漫长。安乐死的历史溯源及发展现状

安乐死是现代社会兴起的一种死亡方式,指对无法救治的病人停止治疗或使用药物，让病人无痛苦地死去。“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意思是“幸福”的死亡，由弗朗西斯·培根于1905年首创。其思想和行为可谓是源远流长。在古斯巴达，人们即认为，不健康的婴儿可予处死，而留下安乐死的纪录。在古罗马和古希腊，杀死婴儿、自杀和各种安乐死行为更是广为人们接受。尽管这与现代意义的安乐死不甚相同，但却可以视为安乐死思想与行为的萌芽。从17世纪开始,安乐死逐渐为人们首肯和提倡。人们开始将安乐死视为医学领域中让绝症病人死亡或加速死亡。当进入二十世纪,人类对安乐死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与认识,加之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有关安乐死的案件也时有发生,深刻影响着法学,医学,伦理学以及社会学等领域。许多西方国家出现了以追求人道待遇的“志愿实行安乐死协会”等组织。这些组织的出现,对于安乐死行为合法化运动,更起了推动作用,使得安乐死合法化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八十年代英法等国的民意测验也体现民众拥护安乐死的呼声日益高涨。

纵观各国安乐死立法的历程，最早出现的是1906年美国俄亥俄州的安乐死法案。30年后，英国于1936年成立了自愿安乐死协会，且于同年向英国国会提出了安乐死法案：要求人们签署一份申请书，申请者必须超出21周岁，患有伴随性严重疼痛的不可治疗的致命疾病。该年美国也发起成立了“自愿安乐死协会”，但由于有披着“合法杀人”外衣的嫌疑，遭到了民众的纷纷反对。1939年至1976年美英等国均提出过安乐死法案，但均未获通过。直到1976年9月30日，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签署了第一个《自然死亡法》（加利福尼亚州健康安全法），规定“任何成年人可执行一个指令，旨在临终条件下中止维持生命的措施”。这是第一次使“生前遗嘱”这类书面文件具有法律的权威。1976年，在日本东京举行了“国际安乐死的讨论会”。1993年2月9日荷兰参议院通过了关于“没有希望治愈的病人有权要求结束自己生命”的法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通过安乐死立法的国家。这给一直处于低潮的安乐死运动注入了一支强心针，极大的推动了安乐死合法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受此影响，1996年，澳大利亚北部地区议会通过了《晚期病人权利法》，从而使安乐死在该地区合法化。2002年，比利时步邻国荷兰之后尘宣布“安乐死”合法化，但当年的法律条款只适用于18岁以上的成年人，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无法享有安乐死的权利。2014年2月13日比利时众议院通过一项“让重症患儿享有安乐死权利”的法案。比利时将在此后成为全球首个对“安乐死”合法年龄不设限的国家。我国学术界关注安乐死问题始于1987年。1994年冬天第二节全国“安乐死与临终关怀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与会者希望在加速安乐死立法的同时,加强安乐死与人权,安乐死与生死观等多方面的教育。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每年死亡人数近1000万,其中有100万是在极度痛苦中离开人世的。这100多万人中又有相当多的患者曾强烈要求过安乐死,但因当前在我国无法律依据而被拒绝,因此他们只能“含痛死去”。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未对安乐死作太多的法律规定，只是仍将安乐死视为非法剥夺人的生存权利。但消极安乐死在我国被国人在文化心理和社会心理上所接受，并默许这种行为。虽然现在我国法学界、医学界的有关人士也在主张为积极安乐死立法，详细解释执行条件和步骤，但又由于安乐死所面临的伦理困境与传统道德观念的冲突以及涉及的学术领域较为复杂，我国安乐死的合法化进程依然较为缓慢。安乐死的伦理困境

如何对安乐死进行道德评价, 在伦理学界还是一个较为棘手的问题。当我们在对安乐死进行道德评价时, 总是涉及到不同的角度,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标准进行评价，总会造成评价过程中的矛盾。安乐死的伦理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生命神圣论与生命质量论的矛盾。一个绝症公民，在“最低生存质量标准”之下，被医学维持着生命。当希望和快乐永远不再，生死之辩，必然滋生多元价值观。生命神圣论者认为人的生命“神圣不可侵犯”, “人活着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义务”，应尽一切可能来维持人的生命, 直至其生命的终结。而安乐死是对人的生命的放弃, 是有违医生的天职的, 因而是不道德的。尤其是“安乐死”如果以法律形式确认下来，可能会被一些人利用，用以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如：1938年，希特勒借口实施安乐死，建立了安乐死中心，杀死20多万人。而生命质量论者突出强调了人权和人的社会价值的重要性。认为人的生命固然神圣, 但人的生命也应该讲究质量, 对于那些生命无可挽回, 处于极度痛苦之下的患者来说,其生命质量是很低的。因而, 在医药卫生资源、个人经济实力有限的情况下, 与其不惜成本挽救延长其生命, 不如让其安乐地死去, 既节约了家属的开支, 又能节省下有限的医药资源, 用到急需这些资源来恢复健康的病人身上, 有利于保证和维持家属及其他人的生命质量，也是维护生命尊严的表现。所以,安乐死是道德的。

2.资源浪费与合理分配的矛盾。在关于安乐死的争论中资源分配始终是争论的焦点。安乐死的支持者认为社会资源十分有限，将大量资源用于救治那些患有不治之症的人，或者用于维持那些植物人以及重残儿童的生命，实质上是一种对医疗资源的浪费，破坏了社会公正，而允许其安乐死则能使一部分医疗资源被节省下来，从而用于更需要医疗救助的人。反对者则认为，虽然社会的人财物等资源非常有限，但如果以“节约资源”为名为患有不可治愈病症者或植物人实施安乐死，则可能导致对人的功利化理解，而且每个人都是社会的组成部分，因而每个人理当享受基本的生存权利，以“节约资源”为名使不可治愈者或植物人安乐死强制性地剥夺了他们的基本生存权利，恰恰破坏了社会公正。

3．救死扶伤与减轻痛苦的矛盾。安乐死中关于救死扶伤与减轻痛苦之间的矛盾其实反映了从古至今医疗体系中伦理决策原则相互之间的冲突性。作为医学伦理学基础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一方面要求医生解除病人的痛苦，另一方面又要求延长病人的生命。这本身就是一对固有矛盾。在医疗技术的快速发展下，很多重症患者依靠科技维持其生命，但以病痛折磨和低质量生活状况为代价，而一旦帮助其解除痛苦，就意味着生命的停止。现代医疗体系中的尊重自主原则和不伤害原则，其根本价值目标是一致的，即维护患者利益，但又有其各自的伦理依据和对象性要求，从而在具体医疗情境之中，就会形成对待安乐死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希波克拉底宣言》中明确表示“我绝不会对要求我的任何人给予死亡的药物，也不会给任何人指出同样死亡的阴谋途径”。传统医学伦理观也认为：医生的神圣职责就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一旦主动安乐死合法化, 则会极大地破坏行医的内在本质及其使命的深邃内涵。这类说法着重体现了延长病人生命的要求。而安乐死赞成派认为当死亡不可避免，勉强维持生命只是延长痛苦的时候，医生的唯一可能行使的职责就是及时解除其病痛折磨，给身患绝症处于晚期极度痛苦状态的病人以身体上、精神上和社会上的安宁状态,使病人在一种相对舒适的状态下走向生命终点，这较之在极度痛苦中缓慢死去更为人道和符合医学伦理,对病人是有利的。安乐死尊重身患绝症病人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利,从道义上满足其最后的要求, 这既符合自主原则, 也正是医学人道主义的真正体现。

4.中国传统“孝道”与现代亲情理念的矛盾。我国传统孝道的根深蒂固是阻碍我国安乐死合法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我国的安乐死讨论中，支持与反对的伦理之争主要表现为传统“孝道”与现代亲情理念之争。反对安乐死者认为，安乐死的适用对象主要是老年人群体和病患者，以孝悌为基础的传统道德要求子女和亲属必须对患有重病的父母和其他亲属细心侍奉直到病人生命结束，而出于减轻痛苦致亲人速死的安乐死则有可能使子女背上“不孝”的罪名，这容易对中国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传统伦理模式构成严重威胁，导致“血浓于水”的亲情纽带断裂。安乐死的支持者则坚持认为传统“孝道”与现代安乐死在意蕴上不能相容，因为现代安乐死本身就是人的现代亲情理念的表现，即家庭中各成员之间的权利平等，子女和父母都拥有对自身生存利益的决定权利，当遭受不可治愈的疾病折磨、难以忍受病痛的情况下，父母本人拥有选择安乐死的权利，子女要尊重父母本人的意愿才是孝顺父母；而且现代亲情理念还认为子女应注重在长辈生前关心长辈，尊重长辈、提高长辈生活质量，这样才是真正的“孝”的表现，否则只能表明子女的自私自利。

我国的传统“孝道”中其实包含有尽义务者的利己动机，使得个体如果同意父母或其他亲属安乐死可能得到“不孝”的外在道德评价。所以这种外在的道德评价与现代社会的亲情理念、新时期的“孝道”相违背。因此, 在我们对安乐死进行道德评价时, 到底应以何者为依据? 这也是目前存在的矛盾之处。解决安乐死伦理困境的对策

目前在部分国家安乐死已经获得合法化地位，然而在我国多年来依然存在重重障碍。是否可以依照法律实行安乐死，则要看这个社会是否重视生命价值、个人自由和人权保障。因此，安乐死合法化的实现需要建立在国家经济、法制、医疗体制和公民的道德观念达到一定的发达水准的基础之上，根本问题是病人的自由意志能够在物质和精神高度文明的基础上得到保障。在我国目前还不具有适合合法化的土壤, 主要原因在于我国“戴孝”的传统文化根深蒂固, 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 医疗卫生体制不完善, 医生的职业道德建设尚待加强。1.突破传统伦理道德界限,树立新的道德评价机制。安乐死问题首先应该是伦理道德问题, 不突破传统伦理道德界限, 安乐死就无从立法。我国传统文化主导和支配着国人的价值取向, 数千年来,“生命神圣”、“命由天定”、“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传统道德观导致的文化滞后和国人观念保守, 人格独立意识缺乏，生命尊严尚未树立起来，阻碍了国人对安乐死的接受。尤其是“戴孝”的传统文化，仍然在左右着人们的思维和意识。其实，“戴孝”的结果就是颠覆孝道。死者已矣，真正的孝道，是在死者生前给予其物质、精神的满足，是重视死者留下的活生生的生命。但是, 道德是由人创造并为人服务的, 而不是人的主宰, 因而传统道德是可以改变的。这就需要改变传统道德而接受新时代的道德，在尊重人权的基础上树立新的道德评价机制。为此，对于合情合理的安乐死案例，在处理过程中应更为妥善，可以适当宣传积极安乐死方面的知识,充分引导大众, 使其逐步认识到积极安乐死的合理性,转变民众传统的道德评价机制。从媒体、政府行为、社会公益、学校教育等多个层次, 宣传无神论、医学知识, 树立新的伦理道德观。

2.健全相关法律制度。在突破传统伦理道德的基础上，完善相关立法工作，才能真正使安乐死得以有法可依，然而法律漏洞又极易被人利用，用以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因此，健全法律制度的过程仍然漫长而艰难。其注意事项主要在于：（1）立法要明确规定具有哪些特定清醒的病人才享有自愿选择安乐死和授权他人对其实施安乐死的行为的权利。这是“安乐死法”的第一大核心内容。（2）安乐死要有特定的原则。实施安乐死应符合无危害，无痛苦、不违背本人意志的原则。（3）要明确安乐死的对象。安乐死的对象应严格控制。（4）安乐死的形式和方法。安乐死的方法应当是快速、无痛的，尽可能表达“安乐”本质，体现出人道主意的精神。安乐死的实施者应为合法的医务人员。（5）安乐死的实施需履行严格、合法的程序。（6）法律责任。对于安乐死实施过程中的违法、违规现象，法律应明确其相应责任。3.完善医疗卫生体制。医疗保障的全面性、普遍性及医疗制度的规范性、医疗服务质量的保障，是安乐死得以存在的基础。近年来，我国政治经济不断发展，正朝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迈进。医改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医疗卫生与福利保健体系不断健全，2006年开始，新型农村的合作医疗让贫苦的老百姓看得起病，尤其是大病。这为我国安乐死合法化提供了生长的土壤。然而，相比国外发达国家尤其是安乐死合法的国度，我国的医疗卫生体制仍需完善。（1）加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2）加强城乡医疗服务体系建设；（3）健全医疗保障体系；（4）积极稳妥推进公立医院改革。

4.加强医生职业道德建设。医生是安乐死的直接实施者，其职业道德关系对患者、对社会伦理道德评价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救死扶伤与减轻痛苦之争势必对医生造成伦理困惑。因此，需要适度转变现代医德，加强医生职业道德建设。但是强调现代医德的转变并非是要摒弃医生传统“救死挟伤”、“最大限度维持患者生命利益”等义务，而是在综合“患者权利”、“生命价值”等多种因素的基础上更加深人严谨地看待生命、看待死亡。医学既是一种救人的艺术，延长寿命的工具，也是一种死亡的艺术，解除痛苦的良药。医生的职责既应该是救人于危难、解除病痛，也应该是给予患者最大限度的权利、保持患者最大限度的尊严。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安乐死已逐步成为一种社会需要，也经历了激烈的论争和实践的碰撞，就应该正视这个问题而不应一味地回避。在伦理学的国度里，安乐死应是合法的，甚至是值得提倡的。尽管安乐死的合法性在社会并未得到广泛的认可，尽管安乐死的有效实施仍在文化、法律、道德方面存在难以攻克的难题，但是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为安乐死的造福人类斩棘开道，毕竟一个社会能够切实尊重保障每个人“安乐死”的权利，才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当生命垂危，面对及其低劣的生存环境时，他们应当有权选择体面而又尊严地死去，赋予其选择“安乐死”以维持生命尊严地权利，才是真正的人道，也才是对生命真正的尊重！参考文献

[1] 王海明.新伦理学［M］.商务印书馆,1995.[2] 傅伟勋.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J].正中书局.1991.[3] 孙效智.(安乐死)的伦理反省[J].文史哲学报.1996.[4] 余锦波.伦理与道德[J].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第三篇：安乐死伦理困境之探讨

安乐死伦理困惑之探讨

摘要：“安乐死”从产生之日起就是一个非常敏感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从医学技术的角度来看，临床实施安乐死并不复杂，但由于安乐死涉及生物学、医学、法学、社会学、伦理学等诸多方面，因而引起的争论旷日持久。而且安乐死直指生命的本身，其在伦理方面的困惑尤其突出，争论尤为激烈。关键词：安乐死 伦理

每个人生来都是平等的，并且都有生的权利。但人有没有死的权利，或者委 托他人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安乐死问题随着时代发展和观念变迁而出现，并日 益演变为法律、医学、哲学、伦理等学科领域的重要研究对象。似乎很少有一个 问题同它一样，引起如此多的争论。[1] 一 安乐死的定义和分类

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语Eu-thanatog，原意是指“舒适或者没有痛苦的死亡”，意思是“幸福”的死亡。[2]现在安乐死的定义已经不同原来简单的意思。关于安乐死的概念，很多中外学者都给予过界定，这里不一一赘述。

一般根据患者主观意志的不同，我们可以将安乐死分为自愿安乐死、非自愿安乐死。自愿安乐死是指在病人要求或曾经希望安乐死或对安乐死表示同意后，由病人或他人实行的安乐死。非自愿安乐死是指在病人无法做出判断，也无法表达自己的愿望时由他人采取认为合适的手段或者中止医疗措施而实行安乐死。

根据安乐死实施手段的不同，我们可以将安乐死分为积极安乐死和消极安乐死．积极安乐死指采取积极措施，如给患者注射过量的麻醉剂或者药物来加速其死亡进程：消极安乐死是指对危重病入中止或者撤除维持病人生命的措施，任其自行死亡。[3] 二 安乐死的伦理困惑

1个人有无权利选择死亡？

每个人都有生命权，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生命权是否包含对死亡选择的权利或死亡权则是有争议的。

从绝对自由的观点看，人对自己的生命有处分的自由，只有自己才是其生命的所有者，任何人都不能主张享有他人的生命，而这也包括了对死亡选择的自由。但个人权利不能妨碍他人、集体、社会的权益。而行使死亡权必会损害他人的利益。首先是其亲人权益，使亲人身心痛苦；其次，可能使医生违背救死扶伤的准则 ；最后也会带来社会问题。[4]可见，人可以有死亡权，但必须在一定条件下才可以享有。对于那些无法医治，终日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折磨的濒死病人，在不违背自身利益，同时也不对家属、他人和社会造成可能的危害和损失的前提下，安乐死来终止生命。对病人这种清醒的自主的“优死”选择，社会应该保护，医务人员和家属应该给予同情和支持。[5] 2是否要求病人出于自愿？

安乐死的申请主体是否仅限于本人?亲属或亲友能否代患者提出安乐死的申请?与其他权利不同，生命权是始于出生而终于死亡的，这项专属于个人的人身权，不能转让，也不能被代理。因为，谁都无法知道怎样的决定才是真正有益于被代理人，有些行为，即使表面上对被代理人有益，实质却伤害了被代理人。生命的特殊性在于它的不可回复性，只有本人才能决定何去何从，这不仅是对人格的尊重，也是对生命的敬重。[6]非自愿安乐死相对来说，涉及的问题更加复杂，需要学术界更加深入的讨论，因此现在普遍来说，安乐死申请的条件之一是出于病人自愿，对代理提出安乐死的情况其附加的条件与审核要更加严格。

现在留给我们的问题是对于自愿安乐死的那部分病人如何确保其是出于自愿。西方传统伦理道德强调关注行为的主体,是为自的道德。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强调关注行为的客体, 是为他的道德, 那些要求自愿安乐死的人,更多的是考虑到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精神负担, 减轻国家的医疗负担等, 很少考虑自己的权利。在西方人看来,中国的自愿或许不是那么纯粹的。[7]对于病人来说，在有限的医学知识及条件的情况下或由于医生的误诊，可能会是其认为自己已经濒临死亡。其实对于濒临死亡的界定比判断死亡的难度要大得多。另外有人提出可以生前遗嘱来表示其自愿性。但“生前遗嘱”也存在问题，一个人的决定会随着环境、心情、病痛、经济、感情等诸多因素而发生改变，那么怎么能保证订立“生前遗嘱”时的决定与患者昏迷后的决定一致呢?而且 “生前遗嘱”容易被伪造，在我国公证制度尚不完善、公民法制意识尚薄弱的今天，不宜单凭一纸书据就决定生命的[6]处置。

3安乐死对象确定的困惑

安乐死的对象是否仅限于绝症濒死者，对于出生时有严重残疾、智力障碍的婴幼儿、重度精神病人、重度残疾人以及植物人，是否是安乐死的对象? 有人提出，严重残疾、智力障碍的婴幼儿、重度精神病人、重度残疾人无法正常生活，遭受来自社会的歧视，身心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应该基于人道主义的原则，给他们实施安乐死。这些人原本就是弱势群体，如果国家以立法的形式支持安乐死, 那么很容易就会形成一种全社会对这些人提出安乐死愿望或由他人提出的真正动机的漠视的现象: 人们并不关心当事人是否真的痛苦, 而只是关心是否提出了安乐死的要求。于是节省医疗费用作为安乐死的真正动机便堂而皇之地受到法律的保护。[8]

相对于自愿的安乐死，上述对象的非自愿安乐死可能从伦理学上无疑是更具争议的。当解除痛苦与延长生命之间发生矛盾，延长生命则多受痛苦，解除痛苦则生命不再，无论怎样都是一个次道德的选择：即违背道德又遵守道德。但在道德上讲仍是负面的。[9]社会舆论对其家属的动机可能产生质疑，可能会给那些真正是为病人考虑的家属带来精神上的压力和道德的指责。因此，对于安乐死对象的确定虽然有了一定的范围，但能够得到普遍接受和认可的，可能就是绝症濒死而又万分痛苦的患者，对于其他对象可能就要具体分析和考虑。4出于何种目的的安乐死才合乎伦理与道德？

赞成安乐死的论点主要是基于是生命价值等方面考虑的，生命价值包括生命存在价值，生命质量价值及生命社会价值。[10]对于患有不治之症、濒临死亡的病人，他们的精神和躯体都处于极端痛苦之中。任何的治疗措施除了维持和延续他们的生命之外，丝毫也不能减轻他们的痛苦。对这些病人来说，生命即将不复存在，而生命质量又无法保障，对家庭及社会又无所价值。因此，选择安乐死可能既是这些患者的迫切要求，又符合他们的利益。[11] 但是，同时也应看到安乐死的目的在实践中可能是极其复杂的。在西方国家，人的尊严可能相对于痛苦来说占得比例要更大。据荷兰的雷米林克报告显示 ,在所有要求实行安乐死的患者中 ,将疼痛列为动机之一的人并不是很多,并且没有人把疼痛作为申请安乐死的惟一理由 ,荷兰患者要求实行安乐死 的主要原因是丧失尊严的感觉。[12]即使这样安乐死在西方仍然争议很大，比如像荷兰那样医疗体制相当发达的国家，安乐死的实施也存在大量的问题，可能涉及到利益问题。[13]而相比之下，在中国相对经济基础较差，医疗保障未普及，学术界关于安乐死问题的讨论仍是不够彻底,而且关于安乐死问题的恰当理解没有普及而使得国人对安乐死的误读与谬见不断，如何保证这种出于经济原因而不是因为病痛难忍或出于尊严提出安乐死不会演变成因贫困而要自杀或他杀。[14] 5安乐死是否有悖于医德？

传统医学伦理观认为：医生的神圣职责就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医学的目的就是维持生命，即使最低的生命质量也应不惜代价去延续它。试想，当医生面对的是身患绝症承受着极端的痛苦的病人，他们迫切得提出死亡的请求，医生是应该出于人道主义实现病人的愿望，还是恪守传统的医德，漠视病人的痛苦，无谓的延长他痛苦的生命。从这个角度讲，安乐死其实是对于人性更深层次的注解，是对人权更高层次的尊重，它并不违背人道主义和医生伦理道德，而是人道主义的具体体现和升华。从这一角度来看可能并不违背医德。[15]

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想到, 如果安乐死成为一种常规行为, 那么某些医护人员的心理弱点很容易就会暴露出来, 安乐死被滥用的风险就要增大, 这样病人就有可能得不到全心全意的关护,而成为某些医生对无法救治疾病的常规处理手段，而误导家属及病人同意安乐死，这与医护人员的职责和职业道德就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因此，虽然安乐死有一定的伦理价值，但医生的职责并不包括积极建议病人选择安乐死。三安乐死的立法

通过分析安乐死在伦理方面的几个困惑，我们可以看到在安乐死似乎还没有得到更为深入细致的探究。同时不少学者担心，如果匆忙地为安乐死立法使之合法化，安乐死被滥用和误用的可能性很大。即使法律规定患者有安乐死的权利，但是并不意味着医生或者其他人就有满足其实现安乐死的义务。[16]因此安乐死立法问题须慎重而道远。

第四篇：伦理安乐死论文

范例：安乐死的伦理争论

姓 名：丁鹏飞

学 号： 3160505036 所属院系：中西医结合学院

摘要：目前关于安乐死的伦理争论仍然十分激烈，这些争论的核心环节在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对于安乐死这种“自杀式”行为的束缚。其实安乐死实施符合人道主义原则，但其实施应遵循一定的原则和符合法定的条件。现在中国安乐死能否获得道德合理性还在争辩，但已有部分国家对安乐死进行合法化。关键词：安乐死实施 伦理争论 合法化

现代文明社会应尊重患者的生命权与个人选择自由，对患者以临终关怀。安乐死是一个争议已久的问题，一直困扰着理论界和司法界。从1988年至今，我国关于“安乐死”议案数次被人提出，却一直处于被忽视的境地。然而时至今日，已有部分国家在法律上允许安乐死或被动安乐死，安乐死在我国的立法问题又成了公众的焦点。不过，安乐死作为一种高质生命的价值选择，已逐渐为各国人们所接受。

一、安乐死的伦理论证方案及其争议

在1985年出版的《美国百科全书》中，把安乐死称为“一种为了使患不治之症的病人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的终止生命的方式。” 现在，人们通常对安乐死的认识是：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危重濒死状态时，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及其家属的要求下，经过医生的认可，用人为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下度过死亡阶段而终结生命的全过程。[1] 安乐死不是授人以死，而是授人以安乐。安乐死的问题不是是生还是死的问题，而是保证生命的质量，将低质甚至无质的生命以为无痛苦的死亡转化为短暂却高质的生命。是在患者自愿的前提下，科学地将患者死亡的过程进行优化，避免人在死亡过程中产生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使其安乐化。

在现实中，人们对于“安乐死”的争议在于安乐死的实施会不会违反人性或人道，对实施安乐死的病人及其家属的影响总体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会不会对社会的伦理道德产生巨大的冲击。

二、伦理争议的核心环节

在现代社会中，安乐死作为新生事物，自然会与人们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产生了冲突。人们的对于安乐死普遍存在两种态度。

支持安乐死的人认为：

第一，一个人追求的应该是生命的质量。古语曾有：“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此语已然表明人的生命质量和价值应当高于生命的形式。若病人奄奄一息但仍具一线生机，确实应当不计代价全力抢救；然而若是一个病人已濒临不可逆转且极端痛苦的死亡，没有必要以人性或人道为理由并付出高昂代价去换取低质量的生命，反而应该解除他们的痛苦，让他们在安静、祥和、尊重的环境中离世。安乐死帮助病人结束生命,免除临终的痛苦，符合病人的利益，也是人道之举。

第二，我们应当尊重病人的尊严，对病人选择死亡的决定可以不认同仍但需尊重。每个人的生命都应由其自行决定、自行负责。而若是当一个人陷入病痛、遭遇死亡之时，有权选择以体面、尊严方式解除自身的痛苦。我们可以劝说，但尊重病人的选择。这是对人格的尊重，也是对人权和人道的尊重。

第三，安乐死不仅可以免除病人死亡前的痛苦挣扎，而且可以减轻了家属的经济和精神负担以及社会卫生资源的浪费。我们社会的医疗资源极度不均，一方面有绝症患者挤占医疗资源，另一方面又有人因得不到良好的医疗救治而伤残甚至死亡。如果可以将有限的医疗资源用于能挽救的病人，必将产生更好的社会效应。

而对安乐死持否定态度的人认为：

第一，安乐死是对生命权的不尊重。中国传统伦理中一向重视生命、血缘、孝道，而安乐死的实施是在漠视中国传统的人伦天理。且第二，安乐死以不可治愈为前提，可医学上对不可治愈的疾病是没有概念的。病人可能出现病情自然改善或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发现某种新技术新方法使病情得到治愈的机会。而安乐死的实施会使病人丧失可能改善的机会，有悖道德。

第三，安乐死可能引发社会问题。处于濒死状态的病人极难自我表达自身意向，而亲人的决定又不一定是病人的真实意愿。安乐死的出现可能为自杀或他杀提供机会，尤其是不愿赡养老人的子女。

三、伦理争议产生的原因

个人认为安乐死的合法化将是历史和文明的必然趋势。

现在社会过多地将目光聚集在安乐死的实施会不会违反人性或人道，对实施安乐死的病人及其家属的影响总体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会不会对社会的伦理道德产生巨大的冲击等问题上。反而对于病人的考虑倒是及不上对其他问题的思考了。

“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泰戈尔曾在诗中这样描述。生的快乐与死的安详是人类对于理想生命的追求。没有人或极少有人愿意无价值、空虚、没有自由的苟延残喘。对于一个已濒临不可逆转且极端痛苦的病人，让他（或她）以高昂的代价苟延残喘下去，不是所谓人道，而是以病人痛苦使自己踏实的犯罪。我们社会强调的是“以人为本”，而不是“以活着为本”。所以我支持安乐死的合法化。

但既然是立法，也必须考虑到其他人的意见，所以安乐死如果要立法，法律的首要目的应当是确认病人选择和不选择安乐死的权利和确认他人有接受或者不接受的病人授权对其进行安乐死的自由。同时需要规定出必要的、合理的法定情形和限制条件，以规范实施安乐死的行为，更好地维护病人的合法权益。另外依法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人受到法律保护，规定对那些非法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人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以维护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关系。

如果安乐死合法化，法律上应该明确安乐死是指病人自愿安乐死。只有自愿安乐死才能体现它是一种优化的死亡状态，才是给予人权的真正尊重，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

参考文献： [1]郝彩平, 邱纪坤.浅析安乐死的问题[J].天府新论, 2008, 2008(s1):166-167.

第五篇：安乐死的伦理问题

安乐死的伦理问题

——09111132

姚露艳

“安乐死源于希腊文的euthanasia，原意为无痛苦死亡，是一种特殊的死亡方式。现指有意引起一个人的死亡作为提供他（她）的医疗的一部分，有时也译为‘无痛苦致死术’。从医学伦理学的角度可对安乐死做如下的解释：患不治之症的人在濒死状态时，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患者和家属的合理要求下，经过医生鉴定认可，用人为的医学方法使患者在无痛苦状态下度过死亡阶段而终结生命的全过程”

通过上面的资料的学习，我们知道实施安乐死，有两点需要特别说明。第一、这里适用的对象是伴有不堪忍受的痛苦折磨的濒死绝症病人。但并不不包括不可逆性的植物人、无脑儿及先天性重度痴呆儿。因为这些人没有不可忍受的痛苦，也非临近死亡的濒死病人，因此我个人认为是不能对他们适用安乐死。一个不可逆性的植物人、无脑儿或者先天性重度痴呆儿，虽然他们的生并不是正常人的生，但他们有不死的权利，他们属于较低级的意识，而且没有具有自我意识的人的主体意愿，没有清醒，恒常的状态。假如此时我们对不可逆性的植物人、无脑儿或者先天性重度痴呆儿实施安乐死，的到快乐解脱的不是患者本人，而是家庭或社会，那和谋杀并无差别。

第二、患者的痛苦包括了肉体和精神两个方面。这里因为痛苦是患者个人的自我感受，与人的主观精神有关。我们很难想象一个肉体上痛苦不堪但精神上仍然保持乐观向上的人会提出安乐死的请求。我们也反对病人并无肉体的痛苦，只因精神苦闷而寻求轻生，这是对生命的不尊重。因此我觉得患者提出请求的基础须是肉体与精神都痛苦，两者缺一不可。

除以上两点外，我个人认为基于对生命神圣性的尊重，原则上除患者本人，其他任何人和单位都不能提出对濒死患者实施安乐死。因此，作为实施主体的医院绝对无权主动对病人采取安乐死，否则就属于谋杀。但是在特定条件下，当病人神志不清，不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思时，病人的近亲属（指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以及同胞兄弟姐妹）基于与病人的血亲关系，可以提出为病人实施安乐死的委托，并将该委托推定为病人本人的意思表示。同时，必须确信该近亲属的委托为真诚的委托，并仅仅是基于解除患者难忍痛苦之目的而无其它不良之企图。

我个人并不反对安乐死，安乐死不是对生命的处置，并不解决生死问题，它实质是对生命终结的处置行为，是对死亡方式进行优化的行为。它是死亡过程的文明化。安乐死并不是提倡早死，而是在生命已无法挽救的情况下，尊重病人的意愿，为其提供消除痛苦的医学服务。安乐死一方面可减轻家庭负担，另一方面也可促进医疗资源合理配置。因此要明确研究安乐死是人类的一种文明追求，是人类死亡的文明化，是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我想用强调的是必须体现患本人清醒的，恒常的自我意思，没有他人的不良企图，否者安乐死即带着面纱的谋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