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安乐死伦理分析综述
安乐死伦理问题分析
序言
生死自古至今便是人们一直关注的问题，古人云：“生为大，死亦为大。”生死在哲学史上也是一个长久不衰的话题。随着科技水平的进步，人们有了干预死亡的能力，也就有了现代安乐死的问题，并引发了大量争议。我国也在上世纪80年代产生了第一例公开的安乐死事件1，由此引起的争议延续至今。
随着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中国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体弱多病，而且存在众多经历过巨大痛苦的患者和家属。安乐死虽然在中国不合法，却有着一定的需求。如果安乐死始终处于私下进行的状态，得不到社会的广泛承认，必将不利于缓解人们的死亡焦虑，不利于社会的进步发展。
关键词： 安乐死
伦理争论
伦理实践
一.安乐死的概念
据考证，“安乐死”一词是中文与日文对euthanasia的共同译名。2Euthanasia原是希腊文中的一个复合词，有前缀Eu-与thanasia组成，Eu意为“优良的”，“好的”，thanasia表示“死亡”之意，两者合起来则是“好的死亡”，“优化的死亡”或者“无痛苦的死亡”。
在西方，最早提出安乐死定义的是美国生命伦理学家科尔（Marvin Kohl),他于1974年将安乐死定义为“无痛的导致快速死亡”3-一年后美国生命伦理学家科尔与科兹（Kort&Kurtz）共同提出另一定义“一种理解为解除痛苦而导致或允许无痛死亡的方法或行动”4。《韦氏国际词典》则认为安乐死是“用无痛的方法使由于不可医治的情况或疾病而遭受痛苦的人死亡”。美国生命伦理学家比彻姆认为，以上虽然考虑到了疾病和遭受痛苦的因素，但是没有考虑到安乐死的理由，因此无法将谋杀及其动机排除在外。因此，比彻姆和戴维森（Beauchamp&Davidson）提出了包括四个形式化条件和五个内容条件的安乐死定义。四个形式化条件包括逻辑上，词源上，与下位概念的区分以及安乐死定义在价值上的中立性，五个内容则包括动机和原因方面，遭受痛苦及证据方面，死亡理由和死亡手段方面，涉及无痛苦的内容方面以及与人工流产的区别。
在我国，《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将安乐死解释为：“对于现代医学无可挽救的逼近死亡的病人，医生在患者本人真诚的委托的前提下，为减少病人难以忍受的剧烈痛苦，可以采取措施提前结束病人的生命。5”翟晓梅博士则认为，无痛和快速都不是安乐死的必要条件，安乐死应为那些在当前医学条件下毫无救治可能，并且遭受着难以忍受的痛苦的患者，患者的死亡是在有行为能力的患者本人的真诚请求下，首要目的和理由是在于终止临终患者的痛苦，而由医生实施的死亡过程中主动的医疗措施。6祝世讷等人认为“安乐”是“死亡”的状语，而非定语，进而将安乐死定义为“安乐死是死亡的优化状态，即用科学的方法对人的死亡过程进行优化调节，消除死亡痛苦，优化死亡状态，使死亡安乐化。”7颜青山教授在考察了以上所有定义之后，提出了包括四个条件的安乐死定义：第一，必须是描述的，而非价值的，即具有价值中立性；第二，必须具有普遍性，即能够客观描述各个历史阶段所有被称为安乐死的现象，包含安乐死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意义；第三，在词源上，必须考虑包括“安逸的死亡”或“无痛苦或减少痛苦的死亡”。即认为安乐死只是一种死亡方式，表明是对这种状态的事实判断，也就是说，在死亡时，应尽量选择无痛苦的方式，这些方式要么是减轻痛苦，要么本身就是无痛苦的；第四，与其他概念（如自杀，他杀，自然死亡等）的冲突可以通过新的次级分类来解决。即定义安乐死的目的不是为了与其他死亡方式相区别，而是为了正确描述各种安乐死现象。8
二.安乐死的伦理争议
生命神圣论与生命质量论之争是安乐死中首要的伦理争论。神圣生命论否认安乐死具有伦理价值，认为人类生命“神圣不可侵犯”，任何人不得违背神的意愿而随意结束生命，包括自己的生命和任何他人的生命，即“人活着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义务”。由于西方的宗教传统，生命神圣论的观点颇为流行。生命质量论则肯定安乐死具有伦理价值，突出强调了人权和人的社会价值重要性，认为人具有社会属性，因此一方面人必须保证最低限度的生命质量才有必要继续存活，另一方面人具有社会价值，当社会价值被破坏时，人的生命质量就失去了意义，人有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自由。很显然，生命质量论还逻辑的蕴含了另外两种被称为生命尊严说和生命自主权说的观点。因为当人由于自己的社会价值遭到破坏而选择结束生命时，事实上就是违背了生命神圣论所认同的“神率”而做出的选择，同时这种追求生命质量的做法，也可以被看做是维护生命尊严，如中国儒家中的“舍生取义”和西方的“为真理而献身”。
在医学伦理实践中对安乐死的反对与支持主要反映了两种医学伦理原则，即救死扶伤原则与减轻痛苦原则之间的矛盾。救死扶伤原则自古以来都是议价的根本行为准则和职业道德，在被封为医务人员操守准则的《希波克拉底宣言》中就明确表示“我绝不会对要求我的任何人给予死亡的药物，也不会给任何人指出同样死亡的阴谋途径.”成立于1947年的世界医学协会在充分肯定该誓言的基础上，制定了日内瓦法则，强调医生必须以保护生命为己任，因此恪守救死扶伤原则的人们认为安乐死违背救死扶伤的原则，是变相剥夺他人生命，有悖于医生的职业道德行为。减轻痛苦原则也是医学伦理实践中的一天重要原则，医生的职责除了治愈疾病还包括为病人减轻痛苦。安乐死的支持者认为为患者治疗疾病是减轻痛苦，当患者患有不可治愈的疾病并遭受极其痛苦折磨时，使其结束痛苦无痛死亡亦是减轻痛苦，是人道的行为。婴儿任由那些生还无法治愈的疾病而又濒临死亡的患者饱受病痛与医疗手段的折磨，医生却无动于衷，这才是不人道的，才是有悖于医生职业道德的。因而现代医生的职责不仅在于”挽救生命”，还在于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减轻或免除病人的痛苦，以表现对病人的深层伦理关怀。
在关于安乐死的争论中资源的分配一直是争论的一个焦点。安乐死的支持者认为社会的人财物等资源十分有限，将大量资源用于救治那些患有不可治愈病症的人，或者用于维持那些植物人或者重残儿童的生命，实质上是一种对医疗资源的浪费，破坏了社会公正，而允许患有不可治愈病症或植物人等的安乐死则能使一部分医疗资源被节省下来，从而用于更需要医疗救治的人。反对安乐死的人则认为，虽然社会的人财物等资源非常有限，但如果以“节约资源”为名为患有不可治愈病症者或植物人实施安乐死，则可能导致对人的功利化理解，而且每个人都是社会的组成部分，因而每个人理当享受基本的生存权利，以“节约资源”为名使不可治愈者或植物人安乐死强制的剥夺了他们的基本生存权利，恰恰破坏了社会公正。
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些学者将自愿安乐死限于承受难以忍受痛苦，自愿谋求死亡的绝症病人，认为患者拥有选择安乐死的权利，因此必须尊重他们安乐死的意愿，才能体现对患者的伦理关怀，但是也有学者出于境遇伦理学的考虑，主张人总是处于一定的情境或境遇之中，并从这种情境或境遇出发作出自己的伦理决策，从而对患者的安乐死意愿的真实性提出诸种质疑：第一，每一个人都有活下去的权利，活着总比死要好。第二，自愿难以确定，一个患者在因疼痛发作或因服用药物而精神恍惚或抑郁时表示的意愿是否可以算数？很可能在疼痛缓解或意识清醒时有放弃他的安乐死请求。第三，患者受到医生诊断的影响，有了某种绝望的愿望，但如果这种诊断是错误的，这又意味着什么。因此，应当谨慎对待安乐死，不可轻易肯定其价值，也不能武断的否定其价值。
在中国的安乐死讨论中，支持与反对的伦理之争主要表现为传统“孝道”与现代亲情理念之争。反对安乐死者认为，安乐死的适用对象主要是老年人群体和病患者，以孝悌为基础的传统道德要求子女和亲属必须对患有重病的父母和其他亲属细心侍奉直到病人生命结束，而出于减轻痛苦致亲人速死的安乐死则有可能使子女背上“不孝”的罪名，这容易对中国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传统伦理模式构成严重威胁，导致“血浓于水”的亲情纽带断裂。安乐死的支持者则坚持认为传统“孝道”与现代安乐死在意蕴上不能相容，因为现代安乐死本身就是现代亲情理念的表现，即家庭中各成员之间的权利平等，子女与父母都拥有对自己生存权益的决定权利，当遭受不可治愈疾病的折磨，难以忍受病痛的情况下，父母本人拥有安乐死的权利，子女要尊重父母本人的意愿才是孝顺父母；而且现代亲情理念还认为子女应注重在长辈生前关心长辈，尊重长辈，提高长辈生活质量，这样才是真正的“孝”的表现，否则只能表明子女的自私自利。
总之，安乐死起源于国外并在一些国家被法律允许，但在我国尚处于讨论其伦理道德的阶段，由于我国的传承的历史文化让这一行为遇到了更大的阻力，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观念的不断改进，我相信人们的思想观念也会随之转变，当有更多人对安乐死所带来的伦理道德的进行讨论，我们会看到一个符合大众和时代的结论。
引用
1.1986年，陕西汉中人夏素文因肝癌晚期住院。其子王明成不忍看她遭受病痛折磨，要求蒲连升大夫为她实施安乐死。事后，王明成和蒲连升以谋杀罪被逮捕，事情本身也引起了巨大争议。五年后，最高人名法院改判他们无罪。
2.罗秉祥：
《儒家的生死价值观与安乐死》，在《中外医学哲学》，1998年第一期，第36页
3.颜青山：
《挑战与回应：中国话语中死亡与垂死的德性之维》，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5页。
4.颜青山：
《挑战与回应：中国话语中死亡与垂死的德性之维》，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6页。
5.见《中国医学百科全书》，1998年，第930页
6.翟晓梅：《安乐死的概念问题》，载《自然辩证法通讯》，2000年第三期，第86-92页。7.祝世讷 冯秀云
梁中天：《安乐死纲论》，载《医学与哲学》，1998年第七期，第343页。
8.颜青山：
《挑战与回应：中国话语中死亡与垂死的德性之维》，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1-72页。
第二篇：伦理安乐死论文
范例：安乐死的伦理争论
姓 名：丁鹏飞
学 号： 3160505036 所属院系：中西医结合学院
摘要：目前关于安乐死的伦理争论仍然十分激烈，这些争论的核心环节在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对于安乐死这种“自杀式”行为的束缚。其实安乐死实施符合人道主义原则，但其实施应遵循一定的原则和符合法定的条件。现在中国安乐死能否获得道德合理性还在争辩，但已有部分国家对安乐死进行合法化。关键词：安乐死实施 伦理争论 合法化
现代文明社会应尊重患者的生命权与个人选择自由，对患者以临终关怀。安乐死是一个争议已久的问题，一直困扰着理论界和司法界。从1988年至今，我国关于“安乐死”议案数次被人提出，却一直处于被忽视的境地。然而时至今日，已有部分国家在法律上允许安乐死或被动安乐死，安乐死在我国的立法问题又成了公众的焦点。不过，安乐死作为一种高质生命的价值选择，已逐渐为各国人们所接受。
一、安乐死的伦理论证方案及其争议
在1985年出版的《美国百科全书》中，把安乐死称为“一种为了使患不治之症的病人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的终止生命的方式。” 现在，人们通常对安乐死的认识是：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危重濒死状态时，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及其家属的要求下，经过医生的认可，用人为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下度过死亡阶段而终结生命的全过程。[1] 安乐死不是授人以死，而是授人以安乐。安乐死的问题不是是生还是死的问题，而是保证生命的质量，将低质甚至无质的生命以为无痛苦的死亡转化为短暂却高质的生命。是在患者自愿的前提下，科学地将患者死亡的过程进行优化，避免人在死亡过程中产生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使其安乐化。
在现实中，人们对于“安乐死”的争议在于安乐死的实施会不会违反人性或人道，对实施安乐死的病人及其家属的影响总体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会不会对社会的伦理道德产生巨大的冲击。
二、伦理争议的核心环节
在现代社会中，安乐死作为新生事物，自然会与人们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产生了冲突。人们的对于安乐死普遍存在两种态度。
支持安乐死的人认为：
第一，一个人追求的应该是生命的质量。古语曾有：“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此语已然表明人的生命质量和价值应当高于生命的形式。若病人奄奄一息但仍具一线生机，确实应当不计代价全力抢救；然而若是一个病人已濒临不可逆转且极端痛苦的死亡，没有必要以人性或人道为理由并付出高昂代价去换取低质量的生命，反而应该解除他们的痛苦，让他们在安静、祥和、尊重的环境中离世。安乐死帮助病人结束生命,免除临终的痛苦，符合病人的利益，也是人道之举。
第二，我们应当尊重病人的尊严，对病人选择死亡的决定可以不认同仍但需尊重。每个人的生命都应由其自行决定、自行负责。而若是当一个人陷入病痛、遭遇死亡之时，有权选择以体面、尊严方式解除自身的痛苦。我们可以劝说，但尊重病人的选择。这是对人格的尊重，也是对人权和人道的尊重。
第三，安乐死不仅可以免除病人死亡前的痛苦挣扎，而且可以减轻了家属的经济和精神负担以及社会卫生资源的浪费。我们社会的医疗资源极度不均，一方面有绝症患者挤占医疗资源，另一方面又有人因得不到良好的医疗救治而伤残甚至死亡。如果可以将有限的医疗资源用于能挽救的病人，必将产生更好的社会效应。
而对安乐死持否定态度的人认为：
第一，安乐死是对生命权的不尊重。中国传统伦理中一向重视生命、血缘、孝道，而安乐死的实施是在漠视中国传统的人伦天理。且第二，安乐死以不可治愈为前提，可医学上对不可治愈的疾病是没有概念的。病人可能出现病情自然改善或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发现某种新技术新方法使病情得到治愈的机会。而安乐死的实施会使病人丧失可能改善的机会，有悖道德。
第三，安乐死可能引发社会问题。处于濒死状态的病人极难自我表达自身意向，而亲人的决定又不一定是病人的真实意愿。安乐死的出现可能为自杀或他杀提供机会，尤其是不愿赡养老人的子女。
三、伦理争议产生的原因
个人认为安乐死的合法化将是历史和文明的必然趋势。
现在社会过多地将目光聚集在安乐死的实施会不会违反人性或人道，对实施安乐死的病人及其家属的影响总体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会不会对社会的伦理道德产生巨大的冲击等问题上。反而对于病人的考虑倒是及不上对其他问题的思考了。
“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泰戈尔曾在诗中这样描述。生的快乐与死的安详是人类对于理想生命的追求。没有人或极少有人愿意无价值、空虚、没有自由的苟延残喘。对于一个已濒临不可逆转且极端痛苦的病人，让他（或她）以高昂的代价苟延残喘下去，不是所谓人道，而是以病人痛苦使自己踏实的犯罪。我们社会强调的是“以人为本”，而不是“以活着为本”。所以我支持安乐死的合法化。
但既然是立法，也必须考虑到其他人的意见，所以安乐死如果要立法，法律的首要目的应当是确认病人选择和不选择安乐死的权利和确认他人有接受或者不接受的病人授权对其进行安乐死的自由。同时需要规定出必要的、合理的法定情形和限制条件，以规范实施安乐死的行为，更好地维护病人的合法权益。另外依法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人受到法律保护，规定对那些非法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人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以维护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关系。
如果安乐死合法化，法律上应该明确安乐死是指病人自愿安乐死。只有自愿安乐死才能体现它是一种优化的死亡状态，才是给予人权的真正尊重，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
参考文献： [1]郝彩平, 邱纪坤.浅析安乐死的问题[J].天府新论, 2008, 2008(s1):166-167.
第三篇：安乐死的伦理问题
安乐死的伦理问题
——09111132
姚露艳
“安乐死源于希腊文的euthanasia，原意为无痛苦死亡，是一种特殊的死亡方式。现指有意引起一个人的死亡作为提供他（她）的医疗的一部分，有时也译为‘无痛苦致死术’。从医学伦理学的角度可对安乐死做如下的解释：患不治之症的人在濒死状态时，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患者和家属的合理要求下，经过医生鉴定认可，用人为的医学方法使患者在无痛苦状态下度过死亡阶段而终结生命的全过程”
通过上面的资料的学习，我们知道实施安乐死，有两点需要特别说明。第一、这里适用的对象是伴有不堪忍受的痛苦折磨的濒死绝症病人。但并不不包括不可逆性的植物人、无脑儿及先天性重度痴呆儿。因为这些人没有不可忍受的痛苦，也非临近死亡的濒死病人，因此我个人认为是不能对他们适用安乐死。一个不可逆性的植物人、无脑儿或者先天性重度痴呆儿，虽然他们的生并不是正常人的生，但他们有不死的权利，他们属于较低级的意识，而且没有具有自我意识的人的主体意愿，没有清醒，恒常的状态。假如此时我们对不可逆性的植物人、无脑儿或者先天性重度痴呆儿实施安乐死，的到快乐解脱的不是患者本人，而是家庭或社会，那和谋杀并无差别。
第二、患者的痛苦包括了肉体和精神两个方面。这里因为痛苦是患者个人的自我感受，与人的主观精神有关。我们很难想象一个肉体上痛苦不堪但精神上仍然保持乐观向上的人会提出安乐死的请求。我们也反对病人并无肉体的痛苦，只因精神苦闷而寻求轻生，这是对生命的不尊重。因此我觉得患者提出请求的基础须是肉体与精神都痛苦，两者缺一不可。
除以上两点外，我个人认为基于对生命神圣性的尊重，原则上除患者本人，其他任何人和单位都不能提出对濒死患者实施安乐死。因此，作为实施主体的医院绝对无权主动对病人采取安乐死，否则就属于谋杀。但是在特定条件下，当病人神志不清，不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思时，病人的近亲属（指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以及同胞兄弟姐妹）基于与病人的血亲关系，可以提出为病人实施安乐死的委托，并将该委托推定为病人本人的意思表示。同时，必须确信该近亲属的委托为真诚的委托，并仅仅是基于解除患者难忍痛苦之目的而无其它不良之企图。
我个人并不反对安乐死，安乐死不是对生命的处置，并不解决生死问题，它实质是对生命终结的处置行为，是对死亡方式进行优化的行为。它是死亡过程的文明化。安乐死并不是提倡早死，而是在生命已无法挽救的情况下，尊重病人的意愿，为其提供消除痛苦的医学服务。安乐死一方面可减轻家庭负担，另一方面也可促进医疗资源合理配置。因此要明确研究安乐死是人类的一种文明追求，是人类死亡的文明化，是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我想用强调的是必须体现患本人清醒的，恒常的自我意思，没有他人的不良企图，否者安乐死即带着面纱的谋杀。
第四篇：“安乐死”伦理问题浅析
摘 要 中国对于安乐死的讨论已经有超过20年的时间，安乐死也越来越被我们的社会所接受。本文从安乐死的概念角度入手，讨论探析当今发达社会对于“安乐死”的理解和各个国家对于安乐死的法案整理与不同层度的推进，正确认识安乐死这种优化的死亡方式。
关键词 安乐死 合法化 定义与概念 伦理道德
作者简介：谢萌，成都理工大学文法学院。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5-288-02
社会发展越来越快的今天，我们面临的生存问题也越来越凸显其弊端。这些懊恼难题的出现在伴随高科技的进步变得可以让人们轻松应对，这是时代赋予我们对生命无限追求的奖赏，也是社会不断前行的必经之路。但上帝很公平，再为你新开一扇窗的同时问题也接踵而至。
一、“安乐死”的基本形式与不同意义
（一）基本形式
“安乐死”一词来源于希腊语，意思是善的死亡，这一出现于17世纪有着浓重感情色彩的词汇，自打出现就备受争议。不管是不是自己死亡或者他人死亡，也不管这种死亡是不是秉着病患自愿的原则。怎么样区分“安乐死”与“被安死”已成为一种惯例，被动安乐死是通过不予以患者治疗或者撤出其医疗设备而允许的死亡，而主动安乐死是有意引致死亡的行动的结果。所以常常使初视者误读其意，从而妄下结论。在学术中“安乐死”更是有很多意思，根据意义的不同分化出不同类型，这些所谓的区分显然不是那么清晰明。
（二）不同意义
对“安乐死”的理解因人而异，有相对广义的理解，也有人相对狭义的看待。人们认同它是因为认为“安乐死”属于一种个人权利，个体对自身的存活或者死亡有直接选择权利。虽然“安乐死”就目前的状况来看，依旧不是被太多人所接受，但我们已经在宠物身上看到“安乐死”的情况了。
二战时期德国纳粹元首希特勒曾筹划一个关于“安乐死”计划，意在用模糊的“安乐死”方式来杀害他认为没有用的人。一位收到过500份脑组织的神经病理学家描述：“在当时的德国，有关于这种惨绝人寰的屠杀包括其中的智力低下者、精神分裂患者、癫痫痴呆以及身体器官出现异常或者失调的病患„„实际上，那些所没有工作能力的人一概被认为是没有用的人被处以“安乐死”的方式杀害。”被谋害的人真正死亡原因在于他们是对于社会毫无价值可言的人，只有他们的死亡方式才可能被想到是相对“舒适”。快速的结束一个人的生命的方式只是过于简明扼要的表达了安乐死的定义，而完全忽视了在受此安乐的人的那些微妙的东西。这种对于安乐死的定义不得不说是一种违背了安乐对象的意愿，简单粗暴的认为安乐死是无痛的死亡方式。
另一个侧面则认为，如果我们实施安乐死的意图在于将一个正在受到病痛无休止折磨的病患的子网中获取经济利益，那么我们也算是在实施安乐死。可是事实上，如果我们的动机完全是出于我们个人利益的追求，那么安乐死真的还是安乐死？我想那样的安乐死完全等同于一场毫无争议的谋杀。
有关于安乐死的不同理解和认知我们不得不在对安乐死的描述和定义上绞尽脑汁的想象，无论从哪个角度去考虑，这些定义仍无法满足所需要的必要因素和实施条件，所以也不能算是对安乐死的准确定义。这些不同的理解都是如今社会对于安乐死的认识的一个阶段性符号，它们也都承载了不同时代对于安乐死定义的理解力和感知力以及接纳程度的趋势。
二、安乐死在世界范围的合法化问题
目前为止，安乐死在世界范围内一直都是被众多国家视为不合法的一种医疗技术。因为它与我们目前所建立起的传统道德观念、医德价值、人道主义原则相违背。安乐死的合法化面对极大挑战。但还是有不少国家在面对安乐死的的出现后才用相对积极的态度去接纳它。荷兰作为第一个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与其后的比利时、西班等国以及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在通过了此法案后都制定了严苛的执行准则。安乐死虽在荷兰已经合法化，但安乐死依旧属犯罪。荷兰安乐死实施决意看来，不仅能发现在面对传统道德观念的约束下，人们面对对他人实施安乐死时，依旧心有余悸。真正明确安乐死，并且由案例法通行“安乐死”的国家却是日本。日本1976年首次举办“安乐死国际会议”，会中提到：应当尊重人“生的意义”和“庄严的死”，从而使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有条件地承认安乐死的国家，但目前仍有较多问题亟待解决。
日本通过的安乐死必须具备以下要求：
（1）根据现代医学知识和技术判断，病人已患不治之症且死亡已迫近。
（2）病人痛苦剧烈，且令人惨不忍睹。
（3）实行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减轻病人死亡前的痛苦。
（4）如果病人神智清醒，并能表达自己的意志，则需要本人的真诚委托或同意。
（5）原则上由医生执行，如果不能，必须有足够说服人的理由。
（6）实行的方法在伦理上是被认为是正当的。
在日本刑法规定，具备上述全部要求而夺去人生命的行为属于“正当行为”。为了消除病人肉体上的痛苦不得已而侵害生命的行为，可被认为相对于日本刑法规定的“紧急避难行为”。其依据是作为正当行为的违法性阻却和紧急避难的违法性阻却，即是通常构成违法的行为，由于特殊理由可不认作为违法。
安乐死合法化维护者认为，患者有自由来结束自己的生命，或者说他们如果有这样的意愿是可以让医生对他们的选择予以实现。作为一个人，我们连自己掌控自由选择自杀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都丧失了，那我们真正拥有的权利有是什么呢？如果社会大众同意患者自由的选择用“安乐死”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如果在行使这个权利时这种选择有另外一个人来执行，会有怎样的有关于道德的缺陷呢？再如果一个人有权死亡，并且在权衡了继续活着的利与饱受痛苦之后已经达到了这样做的决定，那么请求另外一个人来帮助执行这种合法的选择有何不可？这样另外一个人又有什么不对？ 对于支持者的观点来看，这样的结论既是出于一种慈悲之心，可它并不以同样的形式在自杀的场合出现。
三、中国文化中对于死亡的理解与阐述
谈到关于中国人怎么理解“安乐死”时，回望过往悠悠五千年灿烂文明的文化根基和传统道德模式、思考行为方式准则的华夏文明。历史中我们知道秦始皇不辞辛劳想要得到仙丹以求自己能长生不老，我们推崇尊崇的是儒释道三教合一。这种文化底蕴塑造出我们对于生死观的理解是人们惧怕死亡和一种希望获得长生不老的心理。
中国古代圣贤孔子对于生死问题的看法是：“未知生，焉知死”。他认为我们活着，首先你得先明白自己活着的意义和活着该去做些什么，对于死亡这么一个极其抽象的问题不应该过多假设和猜想。实际上，孔子退而求其次避开了阐述关于生死和本体的意义这么一个问题。他更多的给出一个让我们能参悟出的理解发醒怎么积极地去活着，那也就是他所体悟的活在当下，活在今生。这是中国儒家对于生死的一种阐述和态度。
道家相对于儒家的生死观而言对于死亡更深刻，呈现出一种坦然的态度。道家的老子取表象之外为其立足点以一种独特的视角来解释他所宣崇的对于生死的态度。“安乐死”无非也是人类在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的一种自我选择的问题，其受到争议的是在选择这种死亡方式后所要面对的可能无法得到真实准确个人意愿的一个道德问题。相对前面两种派别佛家对于“安乐死”的态度就相对激进很多。佛家认为人活着就是一种修行，在修行中无论遇到怎样的苦难痛苦，即使是备受折磨的活着也是修行中一部分。面对“安乐死”这一种“优化”形式的死亡方式也是不予赞同的，佛家认为任何形式的杀生都是不善业。人活着的修行是一种轮回，痛苦的源头源自他过去所应承受业力，故必须自己承担。
四、当代国人对于“安乐死”的认知
面对迅猛发展的高科技全球化一体的世界格局，国人对死亡的观念也在不断的发展演变，安乐死作为一种现代的死亡方式也同样随着时代的大潮流不断演化。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在逐渐对安乐死的认知发生了很多的改变。就中国国情来看，“安乐死”使得濒临死亡的病人得以解脱，减轻病人家庭经济与精神的双重负担，节省社会医疗卫生资源。它同样也是对病人的一种体贴和尊重。是他对自己生命的一种选择。
也有人认为安乐死是一种否定医学的消极态度，医学的存在就是救死扶伤，无力医治就不去医治，不利于医学的发展。相对我们目前也没有办法明确的界定什么是不治之症这一抽象定义。也许这一秒还是不治绝症下一秒就攻克难关。
五、结论
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牵挂与牵绊，这些是我们作为人所必然要面对的关于生死的问题。于安乐死我们不能过早言论孰是孰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社会中的一部分，自然无法避开社会性，它不能跨越一个时代而孤立的讨论，它必然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密切在一起。当今的中国在踌躇满志的朝着前方光明的充满希望地方发展。
学者们也开始不断反思关于生命与哲学直接关系，以及安乐死是否对于我们社会与人起到积极作用。而法律上尽管还在研究，在其研究过程中也不免会遇到这样那样的种种置疑和诽谤，但随着文明的进程，安乐死终将会被法律所承认。生命对于每一个拥有生命的生物而言都是如此珍贵，了解生命，体悟生命，感知生命，掌控生命。
第五篇：安乐死伦理困境之探讨
安乐死伦理困惑之探讨
摘要：“安乐死”从产生之日起就是一个非常敏感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从医学技术的角度来看，临床实施安乐死并不复杂，但由于安乐死涉及生物学、医学、法学、社会学、伦理学等诸多方面，因而引起的争论旷日持久。而且安乐死直指生命的本身，其在伦理方面的困惑尤其突出，争论尤为激烈。关键词：安乐死 伦理
每个人生来都是平等的，并且都有生的权利。但人有没有死的权利，或者委 托他人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安乐死问题随着时代发展和观念变迁而出现，并日 益演变为法律、医学、哲学、伦理等学科领域的重要研究对象。似乎很少有一个 问题同它一样，引起如此多的争论。[1] 一 安乐死的定义和分类
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语Eu-thanatog，原意是指“舒适或者没有痛苦的死亡”，意思是“幸福”的死亡。[2]现在安乐死的定义已经不同原来简单的意思。关于安乐死的概念，很多中外学者都给予过界定，这里不一一赘述。
一般根据患者主观意志的不同，我们可以将安乐死分为自愿安乐死、非自愿安乐死。自愿安乐死是指在病人要求或曾经希望安乐死或对安乐死表示同意后，由病人或他人实行的安乐死。非自愿安乐死是指在病人无法做出判断，也无法表达自己的愿望时由他人采取认为合适的手段或者中止医疗措施而实行安乐死。
根据安乐死实施手段的不同，我们可以将安乐死分为积极安乐死和消极安乐死．积极安乐死指采取积极措施，如给患者注射过量的麻醉剂或者药物来加速其死亡进程：消极安乐死是指对危重病入中止或者撤除维持病人生命的措施，任其自行死亡。[3] 二 安乐死的伦理困惑
1个人有无权利选择死亡？
每个人都有生命权，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生命权是否包含对死亡选择的权利或死亡权则是有争议的。
从绝对自由的观点看，人对自己的生命有处分的自由，只有自己才是其生命的所有者，任何人都不能主张享有他人的生命，而这也包括了对死亡选择的自由。但个人权利不能妨碍他人、集体、社会的权益。而行使死亡权必会损害他人的利益。首先是其亲人权益，使亲人身心痛苦；其次，可能使医生违背救死扶伤的准则 ；最后也会带来社会问题。[4]可见，人可以有死亡权，但必须在一定条件下才可以享有。对于那些无法医治，终日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折磨的濒死病人，在不违背自身利益，同时也不对家属、他人和社会造成可能的危害和损失的前提下，安乐死来终止生命。对病人这种清醒的自主的“优死”选择，社会应该保护，医务人员和家属应该给予同情和支持。[5] 2是否要求病人出于自愿？
安乐死的申请主体是否仅限于本人?亲属或亲友能否代患者提出安乐死的申请?与其他权利不同，生命权是始于出生而终于死亡的，这项专属于个人的人身权，不能转让，也不能被代理。因为，谁都无法知道怎样的决定才是真正有益于被代理人，有些行为，即使表面上对被代理人有益，实质却伤害了被代理人。生命的特殊性在于它的不可回复性，只有本人才能决定何去何从，这不仅是对人格的尊重，也是对生命的敬重。[6]非自愿安乐死相对来说，涉及的问题更加复杂，需要学术界更加深入的讨论，因此现在普遍来说，安乐死申请的条件之一是出于病人自愿，对代理提出安乐死的情况其附加的条件与审核要更加严格。
现在留给我们的问题是对于自愿安乐死的那部分病人如何确保其是出于自愿。西方传统伦理道德强调关注行为的主体,是为自的道德。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强调关注行为的客体, 是为他的道德, 那些要求自愿安乐死的人,更多的是考虑到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精神负担, 减轻国家的医疗负担等, 很少考虑自己的权利。在西方人看来,中国的自愿或许不是那么纯粹的。[7]对于病人来说，在有限的医学知识及条件的情况下或由于医生的误诊，可能会是其认为自己已经濒临死亡。其实对于濒临死亡的界定比判断死亡的难度要大得多。另外有人提出可以生前遗嘱来表示其自愿性。但“生前遗嘱”也存在问题，一个人的决定会随着环境、心情、病痛、经济、感情等诸多因素而发生改变，那么怎么能保证订立“生前遗嘱”时的决定与患者昏迷后的决定一致呢?而且 “生前遗嘱”容易被伪造，在我国公证制度尚不完善、公民法制意识尚薄弱的今天，不宜单凭一纸书据就决定生命的[6]处置。
3安乐死对象确定的困惑
安乐死的对象是否仅限于绝症濒死者，对于出生时有严重残疾、智力障碍的婴幼儿、重度精神病人、重度残疾人以及植物人，是否是安乐死的对象? 有人提出，严重残疾、智力障碍的婴幼儿、重度精神病人、重度残疾人无法正常生活，遭受来自社会的歧视，身心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应该基于人道主义的原则，给他们实施安乐死。这些人原本就是弱势群体，如果国家以立法的形式支持安乐死, 那么很容易就会形成一种全社会对这些人提出安乐死愿望或由他人提出的真正动机的漠视的现象: 人们并不关心当事人是否真的痛苦, 而只是关心是否提出了安乐死的要求。于是节省医疗费用作为安乐死的真正动机便堂而皇之地受到法律的保护。[8]
相对于自愿的安乐死，上述对象的非自愿安乐死可能从伦理学上无疑是更具争议的。当解除痛苦与延长生命之间发生矛盾，延长生命则多受痛苦，解除痛苦则生命不再，无论怎样都是一个次道德的选择：即违背道德又遵守道德。但在道德上讲仍是负面的。[9]社会舆论对其家属的动机可能产生质疑，可能会给那些真正是为病人考虑的家属带来精神上的压力和道德的指责。因此，对于安乐死对象的确定虽然有了一定的范围，但能够得到普遍接受和认可的，可能就是绝症濒死而又万分痛苦的患者，对于其他对象可能就要具体分析和考虑。4出于何种目的的安乐死才合乎伦理与道德？
赞成安乐死的论点主要是基于是生命价值等方面考虑的，生命价值包括生命存在价值，生命质量价值及生命社会价值。[10]对于患有不治之症、濒临死亡的病人，他们的精神和躯体都处于极端痛苦之中。任何的治疗措施除了维持和延续他们的生命之外，丝毫也不能减轻他们的痛苦。对这些病人来说，生命即将不复存在，而生命质量又无法保障，对家庭及社会又无所价值。因此，选择安乐死可能既是这些患者的迫切要求，又符合他们的利益。[11] 但是，同时也应看到安乐死的目的在实践中可能是极其复杂的。在西方国家，人的尊严可能相对于痛苦来说占得比例要更大。据荷兰的雷米林克报告显示 ,在所有要求实行安乐死的患者中 ,将疼痛列为动机之一的人并不是很多,并且没有人把疼痛作为申请安乐死的惟一理由 ,荷兰患者要求实行安乐死 的主要原因是丧失尊严的感觉。[12]即使这样安乐死在西方仍然争议很大，比如像荷兰那样医疗体制相当发达的国家，安乐死的实施也存在大量的问题，可能涉及到利益问题。[13]而相比之下，在中国相对经济基础较差，医疗保障未普及，学术界关于安乐死问题的讨论仍是不够彻底,而且关于安乐死问题的恰当理解没有普及而使得国人对安乐死的误读与谬见不断，如何保证这种出于经济原因而不是因为病痛难忍或出于尊严提出安乐死不会演变成因贫困而要自杀或他杀。[14] 5安乐死是否有悖于医德？
传统医学伦理观认为：医生的神圣职责就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医学的目的就是维持生命，即使最低的生命质量也应不惜代价去延续它。试想，当医生面对的是身患绝症承受着极端的痛苦的病人，他们迫切得提出死亡的请求，医生是应该出于人道主义实现病人的愿望，还是恪守传统的医德，漠视病人的痛苦，无谓的延长他痛苦的生命。从这个角度讲，安乐死其实是对于人性更深层次的注解，是对人权更高层次的尊重，它并不违背人道主义和医生伦理道德，而是人道主义的具体体现和升华。从这一角度来看可能并不违背医德。[15]
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想到, 如果安乐死成为一种常规行为, 那么某些医护人员的心理弱点很容易就会暴露出来, 安乐死被滥用的风险就要增大, 这样病人就有可能得不到全心全意的关护,而成为某些医生对无法救治疾病的常规处理手段，而误导家属及病人同意安乐死，这与医护人员的职责和职业道德就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因此，虽然安乐死有一定的伦理价值，但医生的职责并不包括积极建议病人选择安乐死。三安乐死的立法
通过分析安乐死在伦理方面的几个困惑，我们可以看到在安乐死似乎还没有得到更为深入细致的探究。同时不少学者担心，如果匆忙地为安乐死立法使之合法化，安乐死被滥用和误用的可能性很大。即使法律规定患者有安乐死的权利，但是并不意味着医生或者其他人就有满足其实现安乐死的义务。[16]因此安乐死立法问题须慎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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