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伦理和责任分析

第一篇：科技伦理和责任分析

近日读了几篇文章[1][2][3]，发现“科技伦理”成了热门话题，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科学家（可能还包括工程师）的责任问题。但是细读这些文章，又感到“责任”或“伦理责任”的说法还很模糊，容易流于“伟大的空话”。本文就是想弄弄清楚，面临“责任”，科学家或工程师到底该怎么办，或者说“责任”到底应该如何被履行。

一、“科技伦理”的清晰化

“科技伦理”的说法是模糊不清的，似乎包括了从科学到技术的所有方面，眉毛胡子一把抓，但实际上各个不同方面的伦理考虑是完全不同的。对此方舟子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界定，即“科学无禁区，研究有纪律，应用有禁忌”。其中的“研究有纪律”是对科学家而言的，例如不得伪造数据、不得抄袭剽窃和人体实验的知情同意原则等，属于科学家的职业道德。而“应用有禁忌”则主要是应用者（医生、工程师等）的职业道德，例如医生保护患者个人隐私，工程师不得违反设计规范等。关于这些职业道德，通常没有什么意见分歧，而且当事人（科学家、工程师）总是比哲学家或伦理学家要清楚。限于知识结构，伦理学家或哲学家不可能对工程设计规范或是运行安全规程提出比工程师更高明的意见；只有工程师才知道自己的设计出现什么错误要承担刑事责任。

真正的分歧出在“科学无禁区”，即科学研究什么不研究什么是否存在伦理学问题，科学家（乃至科学）对于科学的“后果”是否承担责任，承担什么责任，怎样承担责任。为了弄清这个问题，需要对“责任”这个概念本身进行深入的分析。

二、不同等级的责任

我们听说过“责任重于泰山”的说法，但实际上责任是“或重于泰山，或轻如鸿毛”的。例如我们常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是如果“天下”真的“亡”了，我们也不可能揪出任何一个或全体“匹夫”来承担任何责任。所以“匹夫”之“责”就是个轻如鸿毛的虚责任或软责任。责任的轻重可以用承担责任的方法来区分，我们可以大致把责任由轻到重加以排列：道义责任、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刑事责任。后几种责任规定比较清楚，通常也没有什么分歧，如果有分歧也可以在法理学的专业范围里讨论。道义责任相当于伦理责任，其承担责任的方法仅仅是对责任者评价的改变；具体来说，就是在历史书里对这个人给以较低的道德评价，或者在日如常生活中说“这个人很差劲”；仅此而已，既不解职，又不罚款，也不坐牢。但是指责某人很差劲也不能乱说，承担责任是有条件的。

三、承担责任的条件

从哲学上讲，责任观念和因果性联系在一起。“责任的最一般、最首要的条件是因果力，即我们的行为都会对世界造成影响；其次，这些行为都受行为者的控制；第三，在一定程度上他能预见后果。”[3]这里提到的是责任的两个主要条件：可预见性和可控制性。还应该补充的一点是经济学角度的考虑。对于“正义”有一个经济学的定义：“责任归属于能够以最小成本避免损失的一方”。我们通常所说的“责、权、利的统一”就包括了这几个条件，“权”包括了获得信息和发布命令的权力，保证了可预见性和可控制性，而“利”则可以导向责任归属的最小成本化。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责任”也不例外，我们只能减少成本，却不能消除成本。

四、责任的转让、限制和免除

照相馆丢失或损坏了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老照片或是艰难的科学考察所获得的胶卷，该如何赔偿，这是曾经让法院头疼的实际案例。如果根据民法通则赔偿全部损失，照相馆可能吃不消，这是照相馆所无法承担的风险责任。适当的解决方案应该是设立“保价”冲印，客户如果认为照片价值连城，可以缴纳与之相当的保险费，这样一旦出险，照相馆也有能力承担赔偿责任。实际上保险公司、期货市场就是这种风险责任转让的例子。

有限责任公司是市场经济中的一大发明，其中的精彩之处就是责任可以被限制。在一些商业实例中责任可以被限制甚至免除，即合同中的免责条款，通常是针对战争、地震等“不可抗力”，因为这些因素对于签约者而言是不可预见且不可控制的。

手机的“三包”服务是不可被免除的责任，因为产品质量是在生产过程中可预见、可控制的，而且只能在生产过程中控制。但是如果把手机掉到水里，当然不属于生产方的责任而是用户责任，因为这对生产者不可控而对用户是可控的。

第一次看到微软的程序合同时印象最深的是“使用本软件所引起的一切后果本公司概不负责”。这个合同写在包装盒的外面，意思是如果不承认合同条款可以不买这个软件。这个免责条款的理由在于：第一，根据软件不完全性定理，没有一个软件是没有错误的；第二，软件开发者无法完全预见用户如何使用软件。这种“免责”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如股评家侃侃而谈时电视屏幕下面的一行字“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也是一个免责条款，表示如果按照股评家的话去操作，赔了钱只能自认晦气，股评家不负任何责任。

五、责任、伦理和反科学

弄清了伦理责任的前提条件，我们就能明白，科学家可以学习比尔·盖茨的方法，在发表的论文前面附加一个声明：使用（包括恶用、滥用）本文内容所造成的一切后果，本文作者概不负责。设定这样的免责条款具有充分的理由：首先，科学是可错的，科学的理论不是真理；其次，科学知识的应用方法和后果都是不可预见的，例如法拉第对于“电有什么用？”的回答是“一个婴儿有什么用？”如果法拉第在今天复活，电的用法之多肯定让他跌破眼镜；第三，科学的成果一旦出现就属于全人类（科学的公益性），成果的生产者（科学家）对这些成果如何使用完全没有控制能力；第四，由于以上原因，让科学家承担科学成果被滥用的责任是成本最高的。所以科学论文前面实际上都没有免责声明，因为免责是理所当然的“缺省配置”。由此可知，谈论“科学伦理”都是无意义的废话。

在上述基本知识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详细分析一下余谋昌教授的这篇文章了。

“科学伦理最早提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后，许多人认识到科学用于战争会给人类带来灾难，因此科学与道德并不是分离的。”这句话有个明显的“跳跃”，“科学用于战争”不是科学家或科学所能左右的，这是政治家的决策，关乎政治伦理问题，与“科学伦理”无关。因此时至今日，人们并没有为此谴责爱因斯坦，甚至对于美国是否应该扔这两颗原子弹也还没有定论。更进一步说，“科学用于战争会给人类带来灾难”虽然已经成了很多人的口头禅，但这一说法却没有得到历史事实的支持。最近看到一些数字：太平天国（主要是冷兵器）时期，战争死亡人数占总人口40%，以当时人口算死亡人数是1.6亿，这个数字惊人，但中国历史上战乱之后人口减半的统计并不稀奇；抗日战争（热兵器）时期，中国死亡人数估计为0.2-0.3亿，约占当时总人口的5-7%；1945年至今的核时代，全世界未发生过大规模全面战争，50多年局部战争死亡人数的总和也远远少于中国八年抗战的死亡人数。微观的看，印巴为克什米尔问题曾发生过两次战争，但在双方都有了核武器之后，紧张局势却没有引起战争。实际数字告诉我们的是“科学用于战争实际上给人类减少了灾难”。

“因为科学可能被滥用，如果一种伟大的力量被滥用则会对人类带来危害，因此从那时起就提出了科学伦理的问题。”这个“因此”也不合乎逻辑，科学家对于“滥用”既没有预见力，也没有控制力，所以无法对此负责，也就不存在什么“科学伦理”的问题。科学的对象是未知世界，科学家也不是算命先生。发明青霉素的科学家不可能预见或控制滥用抗生素的危害，发明DDT的科学家也不可能预见农药对环境的影响，发明汽车的人也预见不了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会超过战争死亡人数。但是，所有这些滥用的危害都只有科学才能发现和证实，这是科学的常规工作，没有特别的“伦理”。

“美国的一些科学家曾提出一种观点，认为现在科学技术虽然非常发达，但这些发达的科技并没有给穷人带来利益。美国的物理学家戴森认为，科学是富人的玩具，它只对富人有利，因此对社会上贫富分化的加剧，科学家也负有一定的责任。”这种说法毫无根据。贫富分化的加剧是政治经济学问题，不是科学问题，与“科学伦理”没有关系，科学家对此也无法负任何责任。至于“发达的科技并没有给穷人带来利益”更是不符合事实，全人口的平均寿命增长总不会是少数富人的利益所能影响的数字。

“２０世纪科学技术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但科学的伟大成就并没有为世界带来安宁与和平，也没有给绝大多数人民带来福利，战争的威胁与其他各方面的问题依然存在，主要原因是科学价值观方面的错位。所以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科学的负面影响越来越严重。包括高科技用于战争，还有对生态系统造成的危害，这些表明对科学技术的评价不应只是对人的利益，它的评价还应有环境评价等，这样道德问题就更显得突出了。”这又是一个明目张胆的歪曲事实和颠倒黑白的责任归属，余教授似乎成了一个认为“科学应该解决一切问题”的“超级科学主义者”。科学追求可靠的知识，但从未承诺“为世界带来安宁与和平”，世界上如果有“安宁学”或者“和平学”也要归到余教授所属的“社会科学院”来研究，所以如果“战争的威胁与其他各方面的问题依然存在”的“主要原因”是“价值观方面的错位”，那也是社会科学价值观方面的错位，而不是自然科学价值观有什么“错位”。科学技术如果真的不但“没有给绝大多数人民带来福利”而且“负面影响越来越严重”，科学早就被人们扔到垃圾堆里去了，何劳余教授在这里谈什么“科技伦理”。80年代所发生实际情况的并不是“科学的负面影响越来越严重”，只是后现代主义等反科学势力越来越猖獗，制造的谣言越来越多而已。“高科技用于战争”实际上大大缩短了战争的持续时间，减少了无辜平民殃及池鱼的伤亡和痛苦。精确打击与地毯式轰炸相比，更利于追究战术责任。试想美国轰炸中国大使馆一事，如果发生在地毯式轰炸时代，我们只能认为是误炸，但在精确打击时代，就有理由追究责任，要求赔偿。人类行为“对生态系统造成的危害”早在现代科学出现之前就广泛存在，正是科学（而不是伦理学）提出了“生态系统”的概念，也只有科学才能发现、证实和治理这些“危害”。正如人类自古就有癌症，现代医学只是建立了精确概念代替原来的模糊印象，并不是现代医学造成了癌症。而一些“伪伦理学者”提出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评价”，只是对环境科学的破坏，是真正应该警惕的“价值观方面的错位”。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知，所谓“科学伦理”存在的理由，无不建立在谣言的基础之上，“科学伦理”只是宗教反科学势力为了掩盖其原教旨主义的本来面目而使用的一块遮羞布。在近年来的“反克隆人闹剧”中，这些“反科学伪伦理学者”充分生动地表演了他们的各种反科学伎俩，不外乎造谣惑众颠倒是非，把不可能发生的“危害”说成是“可能”的，拿极毒教教义来冒充“人类伦理”。正是这些“伪伦理学者”为了反科学不惜践踏“不许造谣”这样一个“学术伦理”的“底线”。

六、科学的价值观和伦理学的改造

“过去没有科技伦理这个词，一直以来，科学同伦理按现代哲学是二元分离的，事实与价值，科学与道德是分离的，这是很多学者认同的一个定论。”，“科学伦理产生后的一段时间里，科学哲学对这一问题并没有重视，因此科学伦理的研究没有很大进展。”这是对历史的歪曲。“科学伦理”没有进展，不是因为“没有重视”，而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伪学术泡沫，所以将来也不可能有什么“很大进展”。

曹南燕教授对于科学的“价值中立”有一个历史的考察：

不同时期的“中性论”有不同的形式和目的，其中有认识方面的原因，也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原因。它反映了科学发展一定阶段由于专业分工过细，专业化程度高而造成的注重局部、忽视整体的局限性（把科学活动和科学的社会后果截然分开）；反映了科学作为一种理性活动与人类的其它活动（例如艺术、宗教等）的区别（建立在经验事实和逻辑基础之上的科学确实有其客观性的一面，但经验事实也不可避免地渗透着价值观念）；也反映人们对自然界基本图景的理解（近代机械论世界观把精神世界彻底和物质世界分离开来，与第二性质相联系的价值的根源不在上帝或自然界而是工业和人的功利，作为科学研究对象的自然界本身是没有价值的）；还反映了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对自主发展的要求（为保证科学活动的正常运行，科学系统应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正是由于这后一点，有人称“中性论”是一种面具、一种盾，甚至是一种剑。例如，１７世纪，羽毛未丰的英国皇家学会的科学家以向保皇党保证保持价值中立，不插手神学、形而上学、政治和伦理的事务，作为不受检查而自由发表文章和通信的权利的交换条件。而在２０世纪，在科学日趋强大甚至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时，“中性论”又被用作反对“科学政治化”、“科学道德化”（李森科事件、纳粹对犹太科学家的摧残）的武器。[3]

由此可以看出，科学的“价值中立”虽然有其哲学背景，但实际上更重要的却是科学与神学、政治之间妥协而成的一个“停战协定”或“互不侵犯条约”。近年来神学家觉得受到后现代主义等一些流派的支持，羽翼日渐丰满，有能力向科学开战了。在欧美等极毒教信徒占多数的国家，他们的主张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势力，已经可以煽动群众抵制转基因食品，或是把禁止克隆人立法提到日程上来。但是科学无国界，宗教势力有能力破坏科学，却没有能力封杀科学；宗教势力可以在他们的信徒占多数的国家立法禁止克隆人，但不可能以相同的理由在全球立法；只要有一个国家不禁止克隆人，结果必然是哪个国家该领域的科技高于其他禁止的国家，并且会以事实证明克隆人的无害，结果最终是后进的国家不得不放弃禁止政策急起直追。基于这一事实，神学家们不得不将其神学教义化装成“科学伦理”，冒充普适性理论，让一些“伪伦理学者”四处贩卖。不过在一个两千年来习惯于“不语怪力乱神”的文化背景下，这些装神弄鬼的勾当可以在媒体的协助下一时吹起个大泡沫，却终归会被戳破，成不了什么大气候。

科学不是“价值中立”的，科学有自己鲜明的价值观。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许胡说，即不许造谣惑众也不许装神弄鬼。任何一个严肃的科学刊物都不会刊登没有事实根据或基于宗教教义的论文。对于那些冒充“科学伦理”的“伪伦理学”，只有戳穿它的谎言，揭露其“伦理”外衣下的神学真面目，指出其反科学、反人类的实际危害，让它的骗局大白于天下。科学的发展与成功显示了科学价值观的优越性，用科学的价值观来改造伦理学，切断伦理学与神学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让伦理学不信上帝而改信经济学，是伦理学逐步发展成一门像样的学问的唯一出路。既然“伦理学”自己撕毁“停战协定”，就别怪科学越俎代庖。

[1]余谋昌，《科技伦理——联系科学和价值》，科学时报

[2]雷毅，《科学也要关注伦理问题》，科技日报2000年12月15日

[3]曹南燕，《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伦理责任》，《哲学研究》2000年第1期

第二篇：新闻伦理分析

新闻报道的两难解析

媒体工作者经常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局面：履行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责任——真实地报道一则新闻，可能就意味着对警方的破案造成威胁，让犯罪嫌疑人逍遥法外；而选择配合警方，则意味着要违反，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本应遵守的职业道德，这其实对于一向以事实说话的新闻工作者来讲，是一种心理上的自我侮辱。而在我看来，当遇到此种情况时，新闻工作者应该做的就是尽力配合警方，将嫌疑人绳之以法。也许不少反对者会说，根据亚里士多德观点，在媒体应该避免两极中，有一点曾说，处理世间纷扰，过多地受制于各种条件，就会失去自我的声音，完全沦为外界权力和利益的传声筒。如果新闻工作者配合警方作假新闻，就逃脱不了充当政府喉舌的嫌疑，而且此后产生的后期影响是不可小觑的，当读者或观众再遇到类似报道时，多会产生一种怀疑的心理，这到底是真是假？该不该信？这样一来这个媒体的诚信度将直接下降，这对于媒体来讲无疑是致命的。然而，康德的“绝对律令”将良心与责任置于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位置，即任何人做事都必须基于与生俱来的良心，良心会告知我们如何承担道德责任、如何选择善恶、如何区别好坏。人一旦违背了自己的良心，不管是轻微的还是无意的，都应产生负罪感。我坚信在牵扯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问题上，本来可以伸出援手让恶人得到惩治的媒体工作者，却为了所谓的职业德而袖手旁观的话，不仅会受到社会的谴责，自己在良心上也将会永远过不去。

其实这是在道德范畴内的一个抉择，什么是道德呢？“道德作为一种社会规范,是社会控制手段的一种,它是千百年来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互相协调利益冲突、追求和谐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而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则是道德品质的其中两种，职业道德是所有从业人员在职业活动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涵盖了从业人员与服务对象、职业与职工、职业与职业之间的关系。而社会公德是社会生活中最简单、最起码、最普通的行为准则,是维持社会公共生活正常、有序、健康进行的最基本条件。因此,社会公德是全体公民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也是作为公民应有的品德操守。

没有协助警方报道假新闻的报社是遵守了职业道德，违反了社会公德。而协助警方放新闻烟雾弹的电视台，则是遵守了起码的社会公德，违反了职业道德。表面上来看，不论做哪种选择都有利弊，但从本质上讲，之所以我们这个社会要靠道德来约束人们的行为，最终目的就是维护社会的良好秩序，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所以，社会公德也好，职业道德也罢，它们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

当遇到此种情况时，既然不论做什么选择都会有利有弊，那么我们应该做的就是权衡轻重缓急，穷凶极恶的犯罪分子已经对社会和人民的财产安全造成了危害，媒体工作者若是为了遵守职业道德而不协助警方，甚至有些报道为犯罪分子的逃脱打开了方便之门，这与助纣为虐其实没有什么区别，看似是遵守了新闻客观性真实性的要求，实则对社会是百害而无一利，犯罪分子逍遥法外，继续作恶，这样一来不但受害者得不到公平的解决办法，而且对于整个社会的威胁也增大了，社会秩序紊乱了，媒体是拥有了更多的新闻好素材，却最终也背上了社会责任意识薄弱的骂名。而相反，如果协助警方破案，大部分的民众，不管什么职业道德，他们只知道此媒体曾经协助警方抓获了犯罪分子，这一酣畅淋漓的过程中，媒体与警方相互配合，牵着犯罪分子的鼻子走，结果是恶人自食其果，受害者讨回了公道，百姓只会大呼过瘾。这就好比某人在愚人节那天跟大家开的的小玩笑，真相揭晓后，大家会心一笑，并不会从此以后就心存芥蒂。所以媒体也不用担心是否会因此而影响到其整体的形象，若是有的话，那也是维护社会安定的先锋卫士之类的正面形象。

仔细权衡轻重不难发现，社会利益地位要远远高于媒体利益地位，社会都混乱了，媒体哪里还有立足之地，还有话语权呢？

媒体行业，作为社会较为特殊的组成部分，掌握着社会舆论的动向，理应对社会肩负起特殊的责任，很多方面视角要开阔，眼光要更长远，更要看清受众范围的圈定，明白得与失的关系，那么在遇到这种看似“两难”的问题上，选择是没有那么难做的。在没有法律条文的明确约束时“两害相较取其轻，两利相较取其重”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09新闻班

刘晓

新闻报道的“两难”解析

学校：山东师范大学

院系：文学院09级新闻班

姓名：刘晓

第三篇：伦理案例分析范文

案例一：一张油纸毁掉东印度公司

分析:

1、企业的经营活动要遵守以人为本的原则。

在企业经营中，坚持以人为本，不仅应该尊重、关心企业员工，促使他们自由全面的发展，而且也应该这样对待其他利益相关者。英国东印度公司曾经是身兼政经两种身份，手里有钱有权又有兵，影响了亚洲几个大国政治走向的一个传奇般的企业，然而作为一个企业，它缺乏相应的道德规范，对待企业员工没有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没做到尊重员工的宗教信仰。案例中东印度公司明知信仰穆斯林和印度教的士兵们将牛视作圣物，还给他们换发了一种外面裹着一层牛油脂的纸的弹药，用的时候得用牙齿咬开。印度兵很害怕，他们怕沾到这些油脂，会被打入地狱，所以奋起反抗“主人”。它把印度士兵看成奴隶般，从未关心和爱护。在对待公司外部的利益相关者也没有做到以人为本，对印度当地人民进行镇压抢夺。很显然这些都不利于东印度公司的长远发展。

2、企业追求利润的同时，应当履行社会责任。

案例中的东印度公司以自己利益为中心，追求最大利润的同时，只有利于企业所有者，从未履行到社会责任。不仅这样，该企业还用武力镇压印度当地人民，抢夺当地资源土地，严重损害了员工及当地人民的利益。东印度公司的经营行为在法律上不仅不守法，在道德上也极为不道德，因此遭到人民的顽强反抗和国际上的强烈谴责，最终导致集团的灭亡。

3、要重视宗教伦理对社会的巨大影响

宗教伦理即在宗教领域里由特定的信奉者群体遵守的为调整信教者之间、信教者与不信教者、人与终极以及俗世与圣世之间的关系而形成的一套伦理观念和仪式、规范的系统。其实质是以神圣的信仰为依据来建立道德行为的准则。

在印度这个特殊的国度里，宗教对道德伦理的影响特别突出。印度教是全印度信徒最多的宗教，信仰穆斯林的教徒也不少。它们都有自己的教派，神职人员，种姓制度及管理机构，从而严格控制着千百万教徒的思想和行为。几千年来受印度教影响，其教规早已经深入家庭，深入人心。一个宗教的教义训诫在信徒们看来是至高无上的，如若违抗，轻则受之谴责，重则受惩处。这样宗教教义就成了强化形态的宗教道德，约束人们思想行为的准则和规范。在印度它不仅是一种精神力量，更是一种社会力量。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与印度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维护社会秩序、协调社会关系、平衡社会心理、推动或抵制社会改革方面都有很大的影响。

印度教里有种转世的信念，教徒们要尊重一切生命。他们认为一个人的亲戚或祖先也许已经再生为一匹马或一只蜘蛛。从哈拉帕时代以来，牛得到特别的尊敬，这是由于它们的基本用途及母牛产奶造成的创造和母性象征。公牛自然象征着耐力和男子汉气魄，母牛则以其有光彩的大眼睛而象征温柔。但对印度教来说，一切生命都是神圣的，任何生物都是显示神的存在的伟大生命链条上的一环。因此，虔诚的印度教徒都是素食者，而伊斯兰教也是如此，不吃猪肉。

东印度公司下的印度士兵中有不少人信仰穆斯林和印度教，这也就是根本原因。一方面，他们对弹药纸上的油脂是用猪或者牛的脂肪熬成的感到很害怕，他们绝不会沾到这些油脂，这会被打入地狱。另一方面，东印度公司的官员把几名不愿意触摸新弹药的士兵送上了军事法庭，强迫士兵服从。士兵们认为换枪的事是英国人为了推广基督教而采取的阴谋。而且刚巧在那个时候，基督教传教士在印度很活跃，这两件事简直是互为佐证了。为了表示对所信仰的宗教的忠诚，印度士兵调转枪口对准了他们的英国主子，最终导致东印度公司的破产。因此企业在经营活动中也要注重宗教伦理的特殊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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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伦理案例分析

案例：

女，38岁，2001年，外出打工多年的胡某回到家乡，时年29岁。因为长期在外地，胡某的婚事也就被耽搁了。回到家乡后，胡某认识了当地男子钟某，很快，两人开始交往，钟某当时只有23岁，也就是说比女方要小6岁，在交往时，胡某没有交待自己的真实年龄。两人交往一段时间以后，胡某意外怀孕，于是结婚这事被正式提上日程。这时候，胡某的真实年龄便也就被识破，钟某坚决反对他们二人结婚。最终，经过“一哭二闹三上吊”等一系列戏码，加上胡某已怀孕这一事实，婚还是结了。婚后，两人的感情却并不稳定，钟某一直对妻子隐瞒年龄一事耿耿于怀。从结婚第二年起，两人就开始常常把“离婚”挂在嘴边，但都因为种种的原因，两人依旧生活在一起。今年，两人的关系彻底恶化，钟某总是很晚回家或彻夜不归，胡某怀疑钟某在外面有外遇，经常查看其手机通话记录及短信，钟某觉得她不可理喻，两人发生争执。两人之间的相互信任渐无。最后胡某带着小女儿（两人生有一儿一女）回了娘家，现在两人分居。结婚9年，纠缠了8年，胡某早已青春不再，38，对女人来说是一个很残忍的数字。胡某究竟该何去何从？是爽快离婚，还是继续纠缠？因此，胡某请求社会工作者帮助。在与社会工作者的沟通中，胡某透露她曾经找人跟踪过钟某，并发现钟某确实有出轨行为，但她认为钟某是因为一直对她隐瞒年龄耿耿于心，真正还是喜欢她的。并要求社会工作者不要把曾派人跟踪这件事告诉钟某。

在这一案例中，（1）我们分析这一案例涉及到的伦理问题：

第一，社会工作者的保密性原则，受助者享有资料保密的权利。

第二，受助者丈夫有对此事的知情权，以做自己的决定，解决受助者的家庭问题。

第三，受助者的派人对他人的进行跟踪的行为侵犯他人的隐私，与社会的价值观冲突。未经过当事人允许，任何人私自进行跟踪调查、取证都是违法的。

（2）社会工作者自身的价值观、责任及义务：对社会工作者来说，其专业工作的目标是帮助他们解决婚姻问题，同时帮助胡某发挥她的最大潜力，以至让其自主作出决定。

（3）认识论理行动的各个过程及参与其中的人：社会工作者是否应该就受助者对其丈夫进行跟踪并认为其有出轨行为告诉受助者丈夫；并且是否对受助者的侵犯他人隐私这一行为进行批评。要认识到受助者虽然只是胡某一个人，但所牵连到的利益群体还包括双方的家庭、两个子女，不仅要帮助胡某解决婚姻问题，还要考虑到两个子女的抚养、教育、社会化问题。

（4）分析伦理决定的影响预估：

对受助者的丈夫钟某进行访谈，并告诉钟某受助者对其进行过跟踪，所形成的影响是，不仅钟某对受助者更加的怀疑、不信任、憎恶、心存瓜葛，更严重的后果是会引起家庭暴力，受助者家庭瓦解，两个子女的成长受到不好家庭环境的熏陶。

对受助者的丈夫钟某进行沟通，尊重受助者的要求，对其提供的信息进行保密，将受助者的情况与其丈夫钟某进行沟通，了解受助者的丈夫钟某的感情状况。这样做的影响是以更好的给受助者提供更多的可供选择的机会，更好的结果是帮助受助者和其丈夫之间建立信任，解决婚姻问题，给受助者的两个子女一个更好的家庭环境。

（5）就自己的分析预估向同事和法律伦理专家进行咨询。

（6）做出伦理决定并记录决定过程：尊重受助者的要求，对其提供的信息进行保密，将受助者的情况与其丈夫钟某进行沟通。并对受助者派人对他人进行跟踪这一行为已经违反法律这一重要的法律知识告诉受助者，以确保受助者的行为合乎法律。

（7）监督和评估伦理决定。

第五篇：《生命科技与生命伦理》学案

《生命科技与生命伦理》学案

（新人教版选修六）

【课前延伸学案】

【学习目标】、科技的发展不断丰富着人们的精神世界

2、现代科学技术运用中产生问题的原因

3、科技进步对人们道德观念的影响

4、科技伦理产生的必要性

5、科技伦理的作用

6、信守生命伦理原则的必要性

7、生命伦理原则的具体内容

【知识梳理】

一、科技进步：锋利的双刃剑

（一）科技让生活更美好、科技发展引发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和社会的深刻变革

2.科技的发展不断丰富着人们的精神世界

（二）热切期待中的冷静思考

.现代科学技术运用中产生的问题（表现）

2、出现问题的原因

（1）

（2）

（三）科技伦理的凸现、科技进步对人们道德观念的影响

（1）

（2）

2.科技进步对伦理观念的冲击

（1）发展科技的目的不同，就会提出不同的伦理原则

（2）运用科技成果的态度不同，会寻求不同伦理原则的支撑

（3）如何把握科技发展方向和运用现代科技成果，同伦理观念密切相关

3.科技伦理产生的必要性

4.科技伦理的作用

二、生命科技与生命伦理

（一）生命科学的新贡献

、器官移植

2、试管婴儿

3、克隆技术

4、基因工程

（二）生命科技面临的伦理难题

.器官移植是否合理

2.试管婴儿、代孕母亲的出现引起人伦关系的混乱

3.转基因物种对环境的危害及基因武器对人类的威胁

（三）为了人类的未来：信守生命伦理的原则

.信守生命伦理原则的必要性

2.生命伦理原则的具体内容

（1）

（2）

（3）

（4）

【课内探究学案】

【合作探究1】有关机构调查显示：我国75．5%的公众认为科技对生活和工作的影响利大于弊：72．2％的公众对科技解决更多的问题抱有很大的期望。我国公众认为优先发展科学技术领域依次为：“农业与食品技术”、“人口健康与环境保护”和“国防科学技术”。

请你谈谈对上述调查结果的认识

【合作探究2】“试管婴儿”在为无数不孕不育夫妇带来圆梦希望的同时，也引起了不少伦理道德方面的争议。一个直接的问题是“奶奶级”妈妈的出现对家庭结构合乎伦理提出挑战，其次，“试管婴儿”安全性还有待验证，因为“试管婴儿”形成过程中要使用大量的促排卵药物。法律方面，43岁以上的高龄女性要做“试管婴儿”，则必须借助他人的卵子，而目前法律规定“卵子不能买卖”。“试管婴儿”使用的不是丈夫的精子，将来孩子存在一个生物学父亲和养父的法律问题与伦理问题。

运用伦理学有关知识，谈谈你对上述材料的认识。

【课堂有效训练】、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性因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由此，有人认为科技活动可以无限制的发展和利用。

2、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全世界包括基因制药的生物技术药物的销售额以平均30%的速度增长。转基因植物的研究成果，更令人鼓舞，已培育出大批抗虫、抗病、抗逆等性状的农作物。由于它们比非转基因品种增产20%左右，因此转基因技术已成为人类解决饥饿的不可缺少的技术。但由于科学技术水平等因素的制约，在转基因生物中，有时会出现一些人们意想不到的后果。例如：转基因食物的安全性、转基因生物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等等，针对这些问题，各国都指定了符合本国利益的法律法规，以最大程度地保证转基因技术和产品的安全性。

结合材料，运用公民道德与伦理常识的知识，谈谈应如何对待转基因技术？

【课后拓展学案】

．可以想像，如果镭落在恶人的手中，它就会变成非常危险的东西。这里可能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知晓了大自然的奥秘是否有益于人类，从新发现中得到的是裨益呢，还是它将有害于人类。诺贝尔的发明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烈性炸药可以使人们创造奇迹，然而它在那些把人民推向战争的罪魁们的手中就成了可怕的破坏手段。我是信仰诺贝尔的人们当中的一个，我相信，人类从新的发现中获得的将是更美好的东西，而不是危害。

----居里夫人

你认同居里夫人的观点吗？简要说明你的理由。

2、我国专家强调，目前换脸手术虽然操作技术可行，但术后排斥反应以及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难以解决，还将遭遇一系列伦理、法律难题。何况有多少中国人有能力为换脸支付60万元甚至更多的人民币？换脸对表情要求的精确度十分高，容不得丝毫差错，哪怕是一根末端神经的缺失或出错，微笑可能就会变成*笑。换脸是万不得已的下下策。另外，医学伦理审查委员划出了一条标准：移植手术必须要出于救命的需要。显然，内脏移植被纳入了“救命”之列；可是毁容并没有威胁生命，全脸移植成了并非非做不可的治疗。而一项社会调查表明：64%的受访者认为患者需要治疗，应该让他们重新回归社会，而18%的人则出于社会安全的考虑，对“换脸”手术的实施表示反对，另有18%的人担心风险太大，不支持也不反对。

想想看，换脸成功者在以后的社会生活中可能遇到什么难题？

专题四

第一、二框

参考答案

【合作探究1】

（1）科技发展是锋利的双刃剑。科技既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也在运用中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隐患和挑战。但科技对生活和工作的积极影响是主流。

（2）科技进步和创新是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它不断的丰富着人们的物质欲求和精神世界，涵养着人们的科学精神。

（3）科技伦理要求科技的发展必须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人们对科技的期待和对科学发展领域的认识体现了上述观点。

【合作探究2】

（1）试管婴儿技术的发展满足了无数不孕不育夫妇的生育愿望，满足了人们生儿育女的需要，给人类带来了福音。

（2）试管婴儿等生命科技的发展也使人类面临着诸多伦理难题。这使维持原有的人伦关系模式，如确定婴儿身份、避免近亲繁殖、巩固婚姻关系等，都会面临难题。如果不能正确应对，就有可能导致传统人伦关系的崩溃，危害社会的稳定。

（3）面对生命科技的发展，我们必须遵循以下原则：尊重人的生命的原则、公正原则、自主原则、安全原则。

【课堂有效训练】、（1）科技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科技成果的运用对人类生存和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①科技的创新和应用是科学发现与产业革命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促进生了产力的巨大进步和社会的深刻变革。②科技进步和创新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③科技发展的成果，惠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使生活和世界更加美好。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力促进科技发展是合理的。

科技的发展也会产生一些不良影响：①可能带来水体和空气污染；大规模的开垦和过度放牧造成森林与草原的生态破坏；生命科学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涉及人自身的尊严、健康、遗传等伦理问题。②各种现代工具和设备的运用，稍有不慎就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③科技发展的不平衡，可能加剧社会的不平等。在这个意义上，无限制的科学研究及运用，是不可取的。

（3）科技的发展与运用，必须遵循科技伦理原则，必须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必须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对待科技的作用，我们应坚持一分为二的态度，既要分清利弊，又要把握主次，不可全盘否定或肯定。



2、我们应该理性地全面地看待转基因技术。

（1）转基因技术是人类改造自然的一项伟大成就。将转基因技术用于育种繁殖，可以在短时间内创造出新物种，这对于满足多种生活需求，拯救濒危动植物具有重要作用。转基因技术可以改变生物依靠自然遗传生长的局面，使生物的遗传生长按照人的意愿进行。

（2）要正视转基因技术带来的安全性问题。转基因技术可能对生态平衡和食物安全造成潜在的影响，对人体的危害也有待实践的检验，会引发许多伦理难题。因此，要在研究和应用中趋利弊害，谨慎行事；要进一步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用法律手段确保转基因生物的安全性。

（3）要增强科技工作者的法制意识和道德水平，在研究中信守必要的原则，如尊重人的生命原则、公正原则、自主原则和安全原则。转基因技术的目的是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增进人的生命健康，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课后拓展学案】

．赞同。科技是把双刃剑。但科技的发展和运用决不是与伦理道德无关的问题。科技是让人类生活更美好，还是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不在科技自身，关键在人，在于人们发展科技的目的和运用科技的态度。只要人们致力于科技发展的正确方向，使科技运用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科技就会让人类生活更美好。

2、脸是人的身份证，换脸等于换人。换脸成功者自己要面临身份证更换、公安执法可能遇到的麻烦等法律难题，也要面临社会关系的混乱的难题以及带来的压力，像如何处理和确认与原来社会交往圈里的人的关系，其他人怎么接受新的自己的问题，如何得到捐脸者家属的认同并在以后的生活里顾及他们的感情和心理感受的问题等等，这都需要一个心理适应期以克服其心理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