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学研究的伦理责任

第一篇：中国教育学研究的伦理责任

中国教育学研究的伦理责任

伦理者，人与人（或事、物）之间的道德准则也。对人（或事、物）做好了该做的，就是尽到了伦理责任，反之，就是没有尽到伦理责任。引言之，教育学研究如果是努力把该做的研究做好，就是尽到了其伦理责任，否则就是没有尽到其伦理责任。

众所周知，教育学是以教育现象、教育问题为研究对象，揭示教育教学规律的一门科学。这就很清楚地指明了教育学研究该研究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形成关于教育教学规律的认识。也就是说，一个教育学研究，如果揭示了至少一个教育教学规律或其运用逻辑，即通过大量或典型的教育事实（包括理论和实验事实）去论证教育现象中两个或两个以上因素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或者能根据特定教育教学规律去解释教育问题并提出对策，就是尽到了教育学研究的伦理责任。反之，就是没有尽到伦理责任。我国的教育学研究历史可谓久远，追求教育学的历史也有近百年。其间，不乏有关教育教学规律的真知灼见，但从当代教育学研究状况来看，太多的所谓教育学研究似乎忘记了其伦理责任，这直接导致我们的教育学离科学越来越远，教育学的学科信誉度越来越低。在这种情况下，甚至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教育学研究不乐于研究教育教学规律，自然就难以揭示出教育教学规律，久而久之，越来越多的人就认为教育没规律可研究、教育学的学科性本来就低，几乎成为集体潜意识了。于此，教育学研究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不追求教育教学规律了，按教育教学规律办事几乎成了黑色幽默。

这种忘记伦理责任的教育学研究有多种表现样式或套路，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淡视教育教学规律研究理论研究以悬乎地搬弄概念为旨，应用研究则以机械地拼凑简单的改革对策为趣。

样式一是，一味表达价值诉求，画饼式教育学研究泛滥。比如，提素质教育，就有许多研究不厌其烦地表述素质教育多么好、怎么应该；而为了进一步创新，还有人把素质换成全人、完人等等；再比如，一提主体性教育、建构主义、教育实践能力，主体性教育好、要以建构主义为指导、应增加教育实践课时就成了一时教育学研究的共同台词。类似这样，很多教育学研究一味表达价值诉求，给人们描画着一个个美好的饼诸如素质教育、全人教育、成功教育、人文教育、愉快教育&&而不管这样的教育尤其是相较于其他的教育的内核是什么，有什么规律去遵循，并该如何在当前的现实中去实现。

样式二是，简单照搬其他学科主张。教育学从来不是孤立的，有众多的学科包括哲学、心理学、生理学等等作为其理论基础。比如赫尔巴特的四阶段教学过程论就建立在其统觉论心理学思想基础上，杜威的经验课程观和做中学教学论也是建基于其经验主义哲学。这些建基过程是内在的、有机的，最为根本的是其哲学或心理学思想与教育学研究有明确的界限，即在其哲学或心理学思想之后有实实在在的教育原理或教育措施论述甚至教育实验，其落脚点深深地落在教育中。但现在我国许多教育学研究满篇哲学名人话语，看似在以哲学、伦理学为基础，而实际上更多地是在做哲学、伦理学词汇游戏，几乎都是在得出一个关于教育要培养**人或者一种**教育，也就是刚刚沾到教育的边就戛然而止了。而且这种游戏还是机械的，因为被其引用的哲学、心理学等思想还没有被论者内化为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论者并不能甚至没有想过要用自己主张的**教育思想解释和分析教育现象包括论者自己的教育行为。作为教育学研究者缺乏反思，尽管他们总是要求教育者好好反思。

样式三是，沉迷于肤浅地介绍他国他地教育经验或模式。教育经验包括他国或他地的经验总结介绍是促进教育和教育学研究发展的重要方式。近些年来，类似学分制、**中学教育模式在我国教育学研究中非常热门，但热的是介绍其表层做法和操作流程，对学分制或**中学教育模式的内核、适用条件、基本原理等无甚关心，结果弄成了南橘北枳学分制到了中国成了不伦不类的学年学分制，**中学模式也没有成功推广开。

教育学研究表达价值诉求是绝对必要的。只是，作为一个教育学研究如果只是在表达价值诉求，哪怕它再动听也算不上是一个完整的教育学研究；教育学研究需要哲学、伦理学以及别的相关学科，但若仅停留于这些学科的词汇替换，哪怕再完美的哲学、伦理学演绎终究不是教育学研究。在应用研究上，看起来再科学的对策或经验，如果没有经由教育理论解释，都会只是无理由的经验性做法，既无益于教育事业发展，更无助于教育学进步。因此，教育学的健康发展和学科性提升内在地依赖于我们的教育学研究：不仅只热衷于价值诉求表达，还得理性地关照原理诉求，即对任何价值诉求都进一步研究其中规律包括内涵、条件、实施原理。只有这样，教育学研究才是履行了其伦理责任。其实，这也不是一件难不可及的事，它只需要我们的教育学研究者和教育学研究做一些调整。

首先是研究者转变一下姿态。研究者要端正为教育学研究者而不是其他别的什么学的研究者，不再只看着教育的外围，而是躬下身去进入教育过程，分析教育问题，论证教育命题，在培养什么人并怎样培养人上提出系统的认识，成为一个既通天又立地的教育学研究者。同时，正如我们要求教育工作者加强反思那样，教育学研究者自身也应注重反思自己的教育思想主张与教育行为，在反思中不仅能检验、修正和完善理论，也能提升教育研究者自身的教育专业素养。

其次是教育学研究对象要盯住教育中的人特别是教育过程，实实在在地研究教育教学中的规律，并藉此规律探索如何培养人，而不仅只盯住培养什么人。比如，关于素质教育、主体性教育、建构性教学等，在确认其作为我们的教育改革的应有追求后，就应进入教学过程，紧紧盯住其关键内涵，包括学生素质发展的规律及其影响因素、主体性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具体表现、学生主体性状态可观察到的表征、学生建构过程的具体过程和规律等。又比如，关于教育实践能力培养，就要盯住学生的教育实践实际过程，入微地把握教育专业实践的内涵及教育专业实践能力发展规律，特别是针对当前教育理论学习与实践能力培养脱节、互不支撑的瓶颈性现象，弄清其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合理的加强实践教学的对策建议。再比如，在借鉴或比较研究中，不只看到外国或外地的经验好就一股脑地去阐述借鉴之道，而先要以本国或本地甚至本人的教育现状为根基，研究这里的教育发生了什么、有什么问题、为什么、需要借鉴什么，同时进入外地经验内部，提炼其中的原理、借鉴的条件，再提出借鉴经验的措施。

其三是研究逻辑以论证逻辑而不是命令逻辑或者文学逻辑为主导。论证或推理是研究的生命，没有论证就不能称其为研究。论证逻辑从研究对象上讲要求有明确的针对物，而不是言之无物。比如，论课程时眼中有一个具体的课程样本，谈学生时则眼中有特定的学生群体或个体，不动辄就是我国&&研究，这种模糊的对象经常导致研究者自己都不知道在论什么。研究对象不明确，必然导致论证过程漂移。从环节上讲包括明确观点或假设、运用多种科学研究方法规范地搜集与分析数据（包括文献或事实材料）、论证观点或验证假设，以及根据经过论证的观点或验证的假设提出相应的教育对策建议；从结果上讲，教育学研究无论采取什么具体方法，虽然搜集和分析数据的手段与方式不同，但都是为着论证假设，形成关于某个教育教学规律的认识，也就是说都要得出关于某一教育现象的明确认识和相应命题表述。需要强调的是，即便是应用对策研究，每一对策也应是在把握特定教育教学规律基础上推导出的对策；从研究结果表述上，努力陈述教育教学规律或阐

述基于教育教学规律的教育策略，而不是领导报告式的命令语言。作为对客观规律的陈述，其句型是明确表述两个现象之间关系的陈述句，而不是表达主观愿望的祈使句。这样表达出来的才是真正关于教育的、不断揭示着教育教学规律的教育学研究。

第二篇：科技伦理和责任分析

近日读了几篇文章[1][2][3]，发现“科技伦理”成了热门话题，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科学家（可能还包括工程师）的责任问题。但是细读这些文章，又感到“责任”或“伦理责任”的说法还很模糊，容易流于“伟大的空话”。本文就是想弄弄清楚，面临“责任”，科学家或工程师到底该怎么办，或者说“责任”到底应该如何被履行。

一、“科技伦理”的清晰化

“科技伦理”的说法是模糊不清的，似乎包括了从科学到技术的所有方面，眉毛胡子一把抓，但实际上各个不同方面的伦理考虑是完全不同的。对此方舟子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界定，即“科学无禁区，研究有纪律，应用有禁忌”。其中的“研究有纪律”是对科学家而言的，例如不得伪造数据、不得抄袭剽窃和人体实验的知情同意原则等，属于科学家的职业道德。而“应用有禁忌”则主要是应用者（医生、工程师等）的职业道德，例如医生保护患者个人隐私，工程师不得违反设计规范等。关于这些职业道德，通常没有什么意见分歧，而且当事人（科学家、工程师）总是比哲学家或伦理学家要清楚。限于知识结构，伦理学家或哲学家不可能对工程设计规范或是运行安全规程提出比工程师更高明的意见；只有工程师才知道自己的设计出现什么错误要承担刑事责任。

真正的分歧出在“科学无禁区”，即科学研究什么不研究什么是否存在伦理学问题，科学家（乃至科学）对于科学的“后果”是否承担责任，承担什么责任，怎样承担责任。为了弄清这个问题，需要对“责任”这个概念本身进行深入的分析。

二、不同等级的责任

我们听说过“责任重于泰山”的说法，但实际上责任是“或重于泰山，或轻如鸿毛”的。例如我们常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是如果“天下”真的“亡”了，我们也不可能揪出任何一个或全体“匹夫”来承担任何责任。所以“匹夫”之“责”就是个轻如鸿毛的虚责任或软责任。责任的轻重可以用承担责任的方法来区分，我们可以大致把责任由轻到重加以排列：道义责任、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刑事责任。后几种责任规定比较清楚，通常也没有什么分歧，如果有分歧也可以在法理学的专业范围里讨论。道义责任相当于伦理责任，其承担责任的方法仅仅是对责任者评价的改变；具体来说，就是在历史书里对这个人给以较低的道德评价，或者在日如常生活中说“这个人很差劲”；仅此而已，既不解职，又不罚款，也不坐牢。但是指责某人很差劲也不能乱说，承担责任是有条件的。

三、承担责任的条件

从哲学上讲，责任观念和因果性联系在一起。“责任的最一般、最首要的条件是因果力，即我们的行为都会对世界造成影响；其次，这些行为都受行为者的控制；第三，在一定程度上他能预见后果。”[3]这里提到的是责任的两个主要条件：可预见性和可控制性。还应该补充的一点是经济学角度的考虑。对于“正义”有一个经济学的定义：“责任归属于能够以最小成本避免损失的一方”。我们通常所说的“责、权、利的统一”就包括了这几个条件，“权”包括了获得信息和发布命令的权力，保证了可预见性和可控制性，而“利”则可以导向责任归属的最小成本化。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责任”也不例外，我们只能减少成本，却不能消除成本。

四、责任的转让、限制和免除

照相馆丢失或损坏了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老照片或是艰难的科学考察所获得的胶卷，该如何赔偿，这是曾经让法院头疼的实际案例。如果根据民法通则赔偿全部损失，照相馆可能吃不消，这是照相馆所无法承担的风险责任。适当的解决方案应该是设立“保价”冲印，客户如果认为照片价值连城，可以缴纳与之相当的保险费，这样一旦出险，照相馆也有能力承担赔偿责任。实际上保险公司、期货市场就是这种风险责任转让的例子。

有限责任公司是市场经济中的一大发明，其中的精彩之处就是责任可以被限制。在一些商业实例中责任可以被限制甚至免除，即合同中的免责条款，通常是针对战争、地震等“不可抗力”，因为这些因素对于签约者而言是不可预见且不可控制的。

手机的“三包”服务是不可被免除的责任，因为产品质量是在生产过程中可预见、可控制的，而且只能在生产过程中控制。但是如果把手机掉到水里，当然不属于生产方的责任而是用户责任，因为这对生产者不可控而对用户是可控的。

第一次看到微软的程序合同时印象最深的是“使用本软件所引起的一切后果本公司概不负责”。这个合同写在包装盒的外面，意思是如果不承认合同条款可以不买这个软件。这个免责条款的理由在于：第一，根据软件不完全性定理，没有一个软件是没有错误的；第二，软件开发者无法完全预见用户如何使用软件。这种“免责”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如股评家侃侃而谈时电视屏幕下面的一行字“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也是一个免责条款，表示如果按照股评家的话去操作，赔了钱只能自认晦气，股评家不负任何责任。

五、责任、伦理和反科学

弄清了伦理责任的前提条件，我们就能明白，科学家可以学习比尔·盖茨的方法，在发表的论文前面附加一个声明：使用（包括恶用、滥用）本文内容所造成的一切后果，本文作者概不负责。设定这样的免责条款具有充分的理由：首先，科学是可错的，科学的理论不是真理；其次，科学知识的应用方法和后果都是不可预见的，例如法拉第对于“电有什么用？”的回答是“一个婴儿有什么用？”如果法拉第在今天复活，电的用法之多肯定让他跌破眼镜；第三，科学的成果一旦出现就属于全人类（科学的公益性），成果的生产者（科学家）对这些成果如何使用完全没有控制能力；第四，由于以上原因，让科学家承担科学成果被滥用的责任是成本最高的。所以科学论文前面实际上都没有免责声明，因为免责是理所当然的“缺省配置”。由此可知，谈论“科学伦理”都是无意义的废话。

在上述基本知识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详细分析一下余谋昌教授的这篇文章了。

“科学伦理最早提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后，许多人认识到科学用于战争会给人类带来灾难，因此科学与道德并不是分离的。”这句话有个明显的“跳跃”，“科学用于战争”不是科学家或科学所能左右的，这是政治家的决策，关乎政治伦理问题，与“科学伦理”无关。因此时至今日，人们并没有为此谴责爱因斯坦，甚至对于美国是否应该扔这两颗原子弹也还没有定论。更进一步说，“科学用于战争会给人类带来灾难”虽然已经成了很多人的口头禅，但这一说法却没有得到历史事实的支持。最近看到一些数字：太平天国（主要是冷兵器）时期，战争死亡人数占总人口40%，以当时人口算死亡人数是1.6亿，这个数字惊人，但中国历史上战乱之后人口减半的统计并不稀奇；抗日战争（热兵器）时期，中国死亡人数估计为0.2-0.3亿，约占当时总人口的5-7%；1945年至今的核时代，全世界未发生过大规模全面战争，50多年局部战争死亡人数的总和也远远少于中国八年抗战的死亡人数。微观的看，印巴为克什米尔问题曾发生过两次战争，但在双方都有了核武器之后，紧张局势却没有引起战争。实际数字告诉我们的是“科学用于战争实际上给人类减少了灾难”。

“因为科学可能被滥用，如果一种伟大的力量被滥用则会对人类带来危害，因此从那时起就提出了科学伦理的问题。”这个“因此”也不合乎逻辑，科学家对于“滥用”既没有预见力，也没有控制力，所以无法对此负责，也就不存在什么“科学伦理”的问题。科学的对象是未知世界，科学家也不是算命先生。发明青霉素的科学家不可能预见或控制滥用抗生素的危害，发明DDT的科学家也不可能预见农药对环境的影响，发明汽车的人也预见不了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会超过战争死亡人数。但是，所有这些滥用的危害都只有科学才能发现和证实，这是科学的常规工作，没有特别的“伦理”。

“美国的一些科学家曾提出一种观点，认为现在科学技术虽然非常发达，但这些发达的科技并没有给穷人带来利益。美国的物理学家戴森认为，科学是富人的玩具，它只对富人有利，因此对社会上贫富分化的加剧，科学家也负有一定的责任。”这种说法毫无根据。贫富分化的加剧是政治经济学问题，不是科学问题，与“科学伦理”没有关系，科学家对此也无法负任何责任。至于“发达的科技并没有给穷人带来利益”更是不符合事实，全人口的平均寿命增长总不会是少数富人的利益所能影响的数字。

“２０世纪科学技术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但科学的伟大成就并没有为世界带来安宁与和平，也没有给绝大多数人民带来福利，战争的威胁与其他各方面的问题依然存在，主要原因是科学价值观方面的错位。所以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科学的负面影响越来越严重。包括高科技用于战争，还有对生态系统造成的危害，这些表明对科学技术的评价不应只是对人的利益，它的评价还应有环境评价等，这样道德问题就更显得突出了。”这又是一个明目张胆的歪曲事实和颠倒黑白的责任归属，余教授似乎成了一个认为“科学应该解决一切问题”的“超级科学主义者”。科学追求可靠的知识，但从未承诺“为世界带来安宁与和平”，世界上如果有“安宁学”或者“和平学”也要归到余教授所属的“社会科学院”来研究，所以如果“战争的威胁与其他各方面的问题依然存在”的“主要原因”是“价值观方面的错位”，那也是社会科学价值观方面的错位，而不是自然科学价值观有什么“错位”。科学技术如果真的不但“没有给绝大多数人民带来福利”而且“负面影响越来越严重”，科学早就被人们扔到垃圾堆里去了，何劳余教授在这里谈什么“科技伦理”。80年代所发生实际情况的并不是“科学的负面影响越来越严重”，只是后现代主义等反科学势力越来越猖獗，制造的谣言越来越多而已。“高科技用于战争”实际上大大缩短了战争的持续时间，减少了无辜平民殃及池鱼的伤亡和痛苦。精确打击与地毯式轰炸相比，更利于追究战术责任。试想美国轰炸中国大使馆一事，如果发生在地毯式轰炸时代，我们只能认为是误炸，但在精确打击时代，就有理由追究责任，要求赔偿。人类行为“对生态系统造成的危害”早在现代科学出现之前就广泛存在，正是科学（而不是伦理学）提出了“生态系统”的概念，也只有科学才能发现、证实和治理这些“危害”。正如人类自古就有癌症，现代医学只是建立了精确概念代替原来的模糊印象，并不是现代医学造成了癌症。而一些“伪伦理学者”提出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评价”，只是对环境科学的破坏，是真正应该警惕的“价值观方面的错位”。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知，所谓“科学伦理”存在的理由，无不建立在谣言的基础之上，“科学伦理”只是宗教反科学势力为了掩盖其原教旨主义的本来面目而使用的一块遮羞布。在近年来的“反克隆人闹剧”中，这些“反科学伪伦理学者”充分生动地表演了他们的各种反科学伎俩，不外乎造谣惑众颠倒是非，把不可能发生的“危害”说成是“可能”的，拿极毒教教义来冒充“人类伦理”。正是这些“伪伦理学者”为了反科学不惜践踏“不许造谣”这样一个“学术伦理”的“底线”。

六、科学的价值观和伦理学的改造

“过去没有科技伦理这个词，一直以来，科学同伦理按现代哲学是二元分离的，事实与价值，科学与道德是分离的，这是很多学者认同的一个定论。”，“科学伦理产生后的一段时间里，科学哲学对这一问题并没有重视，因此科学伦理的研究没有很大进展。”这是对历史的歪曲。“科学伦理”没有进展，不是因为“没有重视”，而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伪学术泡沫，所以将来也不可能有什么“很大进展”。

曹南燕教授对于科学的“价值中立”有一个历史的考察：

不同时期的“中性论”有不同的形式和目的，其中有认识方面的原因，也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原因。它反映了科学发展一定阶段由于专业分工过细，专业化程度高而造成的注重局部、忽视整体的局限性（把科学活动和科学的社会后果截然分开）；反映了科学作为一种理性活动与人类的其它活动（例如艺术、宗教等）的区别（建立在经验事实和逻辑基础之上的科学确实有其客观性的一面，但经验事实也不可避免地渗透着价值观念）；也反映人们对自然界基本图景的理解（近代机械论世界观把精神世界彻底和物质世界分离开来，与第二性质相联系的价值的根源不在上帝或自然界而是工业和人的功利，作为科学研究对象的自然界本身是没有价值的）；还反映了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对自主发展的要求（为保证科学活动的正常运行，科学系统应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正是由于这后一点，有人称“中性论”是一种面具、一种盾，甚至是一种剑。例如，１７世纪，羽毛未丰的英国皇家学会的科学家以向保皇党保证保持价值中立，不插手神学、形而上学、政治和伦理的事务，作为不受检查而自由发表文章和通信的权利的交换条件。而在２０世纪，在科学日趋强大甚至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时，“中性论”又被用作反对“科学政治化”、“科学道德化”（李森科事件、纳粹对犹太科学家的摧残）的武器。[3]

由此可以看出，科学的“价值中立”虽然有其哲学背景，但实际上更重要的却是科学与神学、政治之间妥协而成的一个“停战协定”或“互不侵犯条约”。近年来神学家觉得受到后现代主义等一些流派的支持，羽翼日渐丰满，有能力向科学开战了。在欧美等极毒教信徒占多数的国家，他们的主张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势力，已经可以煽动群众抵制转基因食品，或是把禁止克隆人立法提到日程上来。但是科学无国界，宗教势力有能力破坏科学，却没有能力封杀科学；宗教势力可以在他们的信徒占多数的国家立法禁止克隆人，但不可能以相同的理由在全球立法；只要有一个国家不禁止克隆人，结果必然是哪个国家该领域的科技高于其他禁止的国家，并且会以事实证明克隆人的无害，结果最终是后进的国家不得不放弃禁止政策急起直追。基于这一事实，神学家们不得不将其神学教义化装成“科学伦理”，冒充普适性理论，让一些“伪伦理学者”四处贩卖。不过在一个两千年来习惯于“不语怪力乱神”的文化背景下，这些装神弄鬼的勾当可以在媒体的协助下一时吹起个大泡沫，却终归会被戳破，成不了什么大气候。

科学不是“价值中立”的，科学有自己鲜明的价值观。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许胡说，即不许造谣惑众也不许装神弄鬼。任何一个严肃的科学刊物都不会刊登没有事实根据或基于宗教教义的论文。对于那些冒充“科学伦理”的“伪伦理学”，只有戳穿它的谎言，揭露其“伦理”外衣下的神学真面目，指出其反科学、反人类的实际危害，让它的骗局大白于天下。科学的发展与成功显示了科学价值观的优越性，用科学的价值观来改造伦理学，切断伦理学与神学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让伦理学不信上帝而改信经济学，是伦理学逐步发展成一门像样的学问的唯一出路。既然“伦理学”自己撕毁“停战协定”，就别怪科学越俎代庖。

[1]余谋昌，《科技伦理——联系科学和价值》，科学时报

[2]雷毅，《科学也要关注伦理问题》，科技日报2000年12月15日

[3]曹南燕，《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伦理责任》，《哲学研究》2000年第1期

第三篇：教育学研究方法

一下是要填的相应的内容 仔细核查不要填错 记得盖章

甲方(就是我要实习的学校你决定)

地址邮政电话(就是按照上面的来)

乙方(万立英)

怀化学院数学系

数学与应用数学09级

女22

0909402015

2012 11 12013 1 10

2012 11 12013 1 10

小学六年级数学老师

1020

最后面就是盖章签字了 你帮我弄吧

安全承诺书(分开在另外一张纸上写)

我女儿万立英于2012年11月1日开始于(地方)实习,到2013年1月10号为止,自行负责安全问题,若出现任何安全事故自行负责.(最后一行签名就行加上日期)

证明书(分开在另外一张纸上写)

特此证明我女儿万立英于2012年11月1日开始于(地方)实习,到2013年1月10号为止.(最后一行签名就行加上日期)

照以上的写就可以了以上三分份都给我寄3分过来有什么不东打电话

第四篇：行政伦理制度建设研究

行政伦理制度建设研究

[摘 要]行政伦理状况的好坏,不仅关系到政府的形象及办事效率,也关系到整个社会的道德风气和安定团结。我国社会正经历由由人治国家向法治国家的转型，这段转型期使新旧两种社会运行体制和结构要素的痕迹并存,从而使我国行政伦理制度建设面临着诸多的难题和巨大的挑战。

[关键词]行政伦理 制度建设 研究

一、加强当前我国行政伦理制度建设的必要性

行政伦理,本质上是一种政治道德。在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行政体制的不完善和行政行为的不规范引发了诸多行政问题,而这些从根本上都反映为行政伦理的失范。鉴于此,加强行政伦理的制度建设已成为了当前我国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当前,加强我国行政伦理制度建设已成为时代的必然，首先,有助于社会道德风尚的建立。行政主体是政党和政府形象的直接表现者,同时又是道德的表率者和伦理目标的焦点。主体的道德水平和道德修养能够反映出社会道德面貌,同时也直接影响全社会的道德水平和道德内涵。因此,行政主体的道德行为与风貌是社会注目的中心和仿效的模型,是社会伦理目标,直接对社会民众起示范和导向作用,影响着民德和民风。其次,有助于决策的正确制定。行政决策的正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行政主体的道德水平,即必须能够在多重利益关系及其矛盾冲突中正确地理解和把握自身的伦理责任,并依据自己的伦理责任来恰当地权衡和选择自己应如何决策。最后,有助于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市场经济离不开竞争,市场中各竞争主体之间的竞争行为既要严格依法进行,也要严格依诚信规则进行。市场竞争中-1-

诚信规则的确立、维系单靠竞争者的自身行为往往是无济于事的,而必须依赖于行政主体的诚信。

二、当前我国行政伦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宗旨颠覆。有些行政人员热衷于比物质享受、比个人财富,头脑中充满了享乐主义思想、物欲膨胀、生活腐化,背弃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借招待上级领导以及接待外商之名,大吃大喝,虚开发票,中饱私囊。经常用公款招待亲朋好友吃喝玩乐,大摆阔气,铺张浪费。公费旅游、购买豪华轿车、办公楼豪华装修等奢侈浪费之风也越刮越烈。

（二）权力滥用。有些行政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大搞工程建设和物资采购,收受回扣,贪污公款,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将公共财产据为己有。有的挪用公款,或是用来炒股、赌博、借款生息,或是放贷、搞投资办公司,向企业或个人“出租”权力套取暴利,包括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索贿受贿。

（三）作风不良。有些行政人员对待工作不再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而是该自己做的不做,该自己管的不管,造成工作事务在部门之间、人员之间相互推诿,效率低下。许多单位、部门干部损公肥私,靠山吃山,财税部门乱减免,乱优惠,截收瞒报,创收提成;公安部门以钱代罚,以钱代刑,私了成风;工商部门巧立名目,滥收费用等等。

（四）政绩不实。有些行政人员为追求个人“政绩”,在决策中不根据本地实际、盲目跟风,造成大量资产浪费、劳民伤财。同时,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虚报成绩、窃取荣誉已不是个别现象。许多单位玩数字游戏,年初层层下达目标任务,年末层层上报虚假数字,以骗取“先进单位”荣誉。许多领导干部夸大工作业绩,虚报完成目标任务数,捞得政治资本,以达到晋升之目的。

三、当前我国行政伦理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价值取向多元化。行政人员也是“经济人”,是“理性经济人”,他们也会按照成本—收益原则追求利益最大化。也就是说,在政治市场上,他们会寻求自己的最大利益——权力、地位、金钱、待遇、名誉等,从而把公共利益放在了次要的位置。这种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使伦理问题出现。

（二）监督机制不健全。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 我国对权力的社会监督和制约机制已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我国对行政权力的监督虽有党内监督、法律监督、行政监督、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等多种形式,但缺乏完整、严密的监督制度和相应的法规。同时,与迅速发展的客观事实和层出不穷的问题相比,这些监督机制还远远不够。

（三）行政体制存弊端。我国的行政体制生成于特定的传统制度环境和制度遗产中,而又成长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进程中,传统的行政体制显现出了越来越多的滞后性。

四、当前我国行政伦理制度建设的研究

（一）以“为人民服务”为行政伦理的基本原则

1、改善行政伦理制度设计中的缺陷。人类虽不乏向善之心,但其本性中总是潜藏着某种作恶和不道德行为的基因,制度既然是“集中行动控制个体行动”,其设计和建设自然不能以人人是君子为前提,而必须立足于人人是小人。只有使国家行政人员的各种不道德的行为损失惨重,深入人心,才能在全社会形成合作博弈比非合作博弈更有利的普遍预期,人们才会看到良好的政府行政伦理状况。因此,必须加强我国行政伦理制度设计上的缺陷的改善,使行政伦理规范尽可能成为一种可操作的制度,能够落到实处,而不是空洞的“理想”或者“本份”。

2、强化行政人员“人民公仆”意识。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行政人员作为社会管理者,不是统治者,更不是压迫者,而是服务

者——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公仆的义务和天职。这也是我国宪法规定的。我国宪法第27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因此,应通过示范、评价、鼓励、教育等方法手段提高行政人员的道德意识、道德修养和道德自律能力,做到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职守,充分体现行政人员“人民公仆”的本色。

（二）建立全方位立体式的行政伦理监督机制

1、建立专门的行政伦理监督机构。使监督机构享有广泛的授权并具有独立性,它只向最高权力机关或立法机关负责,接受它们的领导,而不从属于任何政府部门,其编制也不纳入公务员系列。只有如此,才能保证行政伦理监督的实效性。在确保人大核心监督地位的前提下,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下面设立一个“中央伦理监督委员会”作为全国最高监督机关,专门监察和追究政府行政人员违反行政伦理但又未构成犯罪的行为。同时,在地方人大常委会设立“地方伦理监督委员会”,负责监督地方政府工作,并实行垂直领导体制。地方伦理监督委员会只接受上级伦理监督委员会领导和地方人大指导,不隶属于行政部门领导。该垂直式专门监督委员会对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除了具有检查权、调查权、建议权、行政处分权外,还要有独立的考核权、弹劾权、罢免权等,以保证该委员会充分发挥其监督职能。

2、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应有作用。要最有效地发挥监督机制的作用,必须从社会监督入手。包括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一方面,通过广大人民群众直接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社会事务,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使人民民主得到具体体现。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充分发挥群众与一切行政伦理失范现象作斗争,发挥群众团体的作用。另一方面,将行政行为和信息置于新闻、广播、报纸、网络等媒体的广泛监督之下,用舆论压力来约束并促使行政伦理的合理运行。

（三）转变政府职能,加快行政体制改革

1、建立现代行政体系。尽管伦理可以有超前性,但新的行政伦理要作为整体存在并在行政活动中起主要调节作用,是不能没有行政制度和体制作为基础的。因此要消除行政伦理上的消极、落后等不良现象,就不能仅仅局限在宣传和教育上,要同时坚决推行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建立完善而和谐的现代行政体系。

2、重新定位政府角色和政府职能。完成政府角色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从行政管制向行政管理转变,从围绕权力运转的政府向为社会提供服务的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使政府职能从微观调控转变为宏观调控,克服政企不分、效率低下、关系不顺等弊端。

第五篇：当代大学生消费伦理研究

当代大学生消费伦理研究

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传统消费伦理观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而其中也无形的影响着当代的大学生，使得大学生的消费伦理观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如何引导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伦理观是社会和高校工作者的一项重要工作。对此，本文提出几点看法，以供探讨。

第一章、大学消费伦理存在的问题

（一）由虚荣心造成的攀比性消费在蔓延

现在的高校大学生，在虚荣心的潜移默化下，不管不顾自身家庭经济条件的好坏，处处互相比较，一味追求虚名。衣服要穿名牌的，手机要用最好的。很多商品, 在购买的前夕, 大学生脑海里浮现的就是, 谁谁都有了, 我也要去买。为了自己的虚荣心，挥霍父母那些来之不易的血汗钱，有些甚至为了满足欲望借钱消费。

（二）传统思想和民族精神被淡化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真正继承者。我们党在领导我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斗争中,一直保持着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风貌,但当代大学生在巨大的市场诱惑面前,其行为失去经济合理性和道德正当性。其出现的高消费、超前消费的行为，正是淡化了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民族精神的表现。

第二章 大学生不良消费伦理问题成因分析

一、社会对大学生不良消费伦理的影响

（一）社会经济的发展

改革开放与世界全球化在带给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冲击着我国的政治体制、传统文化、人们的行为习惯。有一些不正风也侵入到校园，如奢侈消费、超前消费等等。使大学生对“节俭”美德淡化，造成消费伦理的扭曲，把中国几千年传统的优秀民族文化抛弃了。

（二）媒体广告的诱导

随着社会的发展，以网络、电视为载体的消费文化也瞄准公众，不停的围绕消费旋转。加之今天的广告形式层出不穷，它凭借艺术化和魅力化的宣传鼓动，也激活了人们的心理欲望和消费需求。

二、家庭对大学生不良消费伦理的影响

（一）家庭经济水平的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果。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家庭收入比之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过上了富足的生活。经济条件，生活质量大幅度提升，客观上使得家长能够提供给孩子更多生活费用和物质保证。

（二）家庭的盲目支持

在中国，孩子是父母的心血。父母对子女的呵护和爱体现在物质上的满足，只要是孩子提出的要求，都给予满足。他们不去考虑培养孩子的合理消费，鼓励子女奢侈花费，帮助子女树立名牌意识。他们认为这样是爱孩子。家长的这种盲目的支持和溺爱心态在客观上助长一部分学生非理性的消费。

三、校园环境家庭对大学生不良消费伦理的影响

（一）学校道德教育的缺失

在我国的高等教育中，大学教育注重学生专业素质的培养，对大学生的德育教育还很缺乏，尤其是高校。很少有高校对大学生的消费伦理进行调查和研究，也无从谈起正确引导大学生进行合理的消费。

（二）集体环境的影响

大学生由于年龄原因，思想还不够成熟，人生观、价值观没有确立起来，容易受同学之间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容易形成不健康的消费，产生错误的消费伦理。

四、个人自身原因

（一）盲目的攀比与虚荣心理

大学校园里存在着一个普遍现象是大学生的消费攀比。大学校园里攀比成风，就是因为爱慕虚荣。有些同学家庭经济比较良好，他们通过日常的衣食住行和学习用品无形中显示了自己的经济实力。还有一些同学本身自己家庭经济条件很一般，但是看到别的同学拥有高档的学习用品或者高档的时装、手机等，在虚荣心的驱使下，为追求面子上的好看，不顾现实的条件，所以出现了攀比消费。盲目的攀比消费，会给家庭造成负担，严重的也会酿成不良的后果。

（二）个人自身的不成熟

大学生正处在走向成熟，而又未成熟的阶段。他们从小有家长关怀和照顾，到大学后远离家长进行独立生活又没有理财的过程和经验。在各种思想的冲击下，是把超前消费、奢侈消费等不正确的消费伦理带到生活中，辜负了父母的一片苦心。

第三章 培育大学生正确消费伦理途径

一、发挥舆论传媒的积极作用

（一）加强对大众传媒的监管 加强对大众传播媒介的监管，一是要加强对广告内容、广告真实性的评估，那些具有明显消费主义倾向、危害大学生健康成长的广告要禁止播出、刊登。二是对电视、电影和娱乐节目，把好质量关、内容关，坚决杜绝带有暴力和拜金倾向的低俗文化产品走向市场。要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积极的舆论导向作用，引导大学生树立科学健康的消费伦理。

（二）加大大众传媒正面宣传

相对于学校和家庭消费道德教育来说，大众传播媒介的教育形式，具有面广、形式生动灵活的特点，因而更容易对大学生进行消费伦理方面的教育。我们可以在全社会广泛宣传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弘扬民族精神。

二、转变家庭教育观念

（一）合理控制大学生的日常消费

子女在外读大学，尽管离家，离父母很远，但是，父母并不能因为距离而暂停对子女的监管，相反，应该随时关注。父母应该与孩子共同探讨一下近期孩子的支出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意见，这也有益于培养大学生的消费伦理责任意识和感恩意识，对于他们合理安排自己的可用资金也具有积极作用。

（二）扭转伦理关怀重心

在中国家庭中，伦理关怀重心总是放在年轻一代身上。当然家庭的消费支出也更多地往年轻一代身上倾斜。所以，随着大学生的家庭经济条件不断得到改善，父母对子女的爱全集中在经济的一味满足上，也造成大学生消费的不理智。因此，家长不能只对孩子倾注无限的爱，也应该让子女了解父母的苦心，让他们知道自己也需要回报父母。这样，大学生才能在这种伦理关怀的互动中成熟、长大，才能从心灵深处体谅父母，自觉树立正确的消费伦理。

三、加强学校的道德教育

（一）延伸优良传统教育

中华民族有许多的优良传统和美德。在消费伦理方面一向提倡勤俭节约，节俭不仅仅是个人的消费问题，也体现了一个人的道德修养。早在几千年前，诸葛亮就曾指出，“夫君子行，静以养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二）倡导感恩教育

一个有道德的人，心里常怀感恩之心。对家庭，对他人，对社会存有感恩之心，就会将这种感恩之心转化为积极的动力，回报他人和社会。要通过经常性的互动交流、生动的事例和实践等，让他们真正体会父母的不易。要让大学生看到，从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成为一个走进“象牙塔”的“天之骄子”，父母在每一个大学生的身上都倾注了太多的关爱和心血。

四、加强大学生的自我教育

（一）提高自身道德修养

消费伦理作为一种社会伦理和规范, 只有通过大学生不断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 才能被大学生接受并自觉履行。要形成正确的消费伦理, 大学生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方法。第一,发挥自身的主动精神；第二, 循序渐进的方法。这就需要大学生在平常的生活中保持自己正确的消费伦理观, 并逐渐使其转化为内心的信念。

（二）加强自身消费责任意识

大学生肩负报效祖国的重任，要学会对自己负责、对社会负责，树立责任意识。高校教育管理者要教育学生树立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美德。引导他们在个人消费时不忘光荣传统，做到科学合理地规划和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