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安乐死的法律思考

第一篇：论安乐死的法律思考

论安乐死的法律思考

自“安乐死”一词衍生以来，伴随它的争议也不断激烈化。安乐死究竟合不合法，究竟该不该立法，也是众多人口中争议的焦点所在。本文从安乐死的定义、我国的安乐死立法的争议及合理性等几个大方面进行了论述。概括阐述了安乐死的定义、在国家的发展情况及国际个别国家对安乐死的立法，并针对我国各方面情况对我国的“安乐死”立法作了几点的分析，主要从我国安乐死观念的出现、安乐死立法的争议、安乐死研究的贡献、立法的必要、我国国情、立法条件等方面较具体的阐述了几方面个人的观点。

关键词：安乐死 立法的争议 立法的合理性

一、“安乐死”的法律定义

安乐死一词原自希腊文，是由美好和死亡两个词所组成。其原意是指舒适、幸福或无痛苦地死亡。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无痛苦的死亡，安然地去世；二是无痛致死术，为结束患者的痛苦而采取致死的措施。

（一）、“安乐死”的学理定义

“安乐死”的广义与狭义，积极与消极之分。广义理解的安乐死，包括一切因为身心原因致死，让其死亡及自杀。狭义理解的安乐死则把其局限于不治之症而又极端痛苦的人，即对死亡已经开始的病人，不对他们采取人工干预的办法来延长痛苦的死亡过程，或为了制止剧烈疼痛的折磨而采取积极的措施认为的加速其死亡的过程。积极安乐死，也称主动安乐死，是指医生为了解除病危重病人的痛苦而采取某种措施加速病人的死亡。消极安乐死，也称被动安乐死，是指停止维持病人生命的措施，任病的死亡。

当然，在各个领域，对安乐死的定义也许不尽相同，但都不外局限在其本意“无痛苦的死亡”之中。《牛津法律大辞典》认为安乐死是指在不可救药的患者或者病危患者的要求下采取的引起或加速死亡的措施。《布莱克法律字典》对此的释意是从怜悯出发，把身患绝症和极端痛苦的人处死的行为和做法。《中国百科全书，法学》定义为：对于现在医学无可挽救的逼近死亡的病人，医生在患者真诚委托的前提下为减少病人的痛苦，可采取措施提前结束病人的生命。因此，我们通常所说的安乐死是一种特殊的选择死亡的方式。

（二）、“安乐死”立法定义的要求

在立法中，“安乐死”的定义必须严谨，细致，有名却的依据与规定，不能莫冷两可、模糊不清。

我国学者对安乐死的定义为：“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过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

（三）、立法中“安乐死”定义必须严格要求

“安乐死”不能滥施，只能对有必要的人来实施。立法中的“客观存安乐死”定义更应严格规范，从根本上说，立法中的“安乐死”定义必须先符合以下几点要求：

（1）、被施以“安乐死”的人是患不治之症的病人，且在垂危状态下，面临死亡，精神和躯体都极端痛苦。（2）、“安乐死”必须出于病人自己的主观意愿。在病人已无意识的情况下，可由其家庭成员（配偶、子女其他直系亲属）同意。

（3）、“安乐死”必须使用人道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安乐死必须符合以上几点要求才能真正的称之为“安乐死”其主要 目的是为需要的人解除不必要的痛苦。因此，“安乐死”概念绝不能泛 化，不能滥用，否则就会变成一个非常危险而令人畏惧的词语。

二、关于我国“安乐死”的概况

（一）、我国“安乐死”观念的萌生

在我国，“安乐死”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而安乐死问题在我国作为一个新生的社会问题，其本身还在诸多问题需要妥善解决，才能推动其合法化，从安乐死的研究、宣传、立法、实施的全局来看，还有一些基本认识、基本观点需要进一步解决，而这些也造成了众多不同意见的产生了多方面的争议。

（二）、我国“安乐死”观点的发展与现状

“安乐死”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自流传至中国以来，便在中国大地引起了越来越强烈的反响。

我国自1992年起，在每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案组都收到有关安乐死的提案，要求我国立法，使安乐死合法化，天津医科大学党委书记崔以泰教授和北京儿童医院名誉院长，儿科专家胡亚美教授都是安乐死议案的提案人，他们不仅在为安乐死的合法化进行着努力，而且都表示，自己在必要时也要实施安乐死。原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同志生前也很赞成安乐死。而除了在全国最高权力机关进行呼吁外，有些人士还在民间为安乐死奔走，准备成立纯民间的“自愿安乐死协会”。

目前，我国赞成安乐死的人主要是老年人和高知识阶层人士。上海社会学界曾以问卷形式对200位老年人进行了安乐死意愿调查、赞成者占72.56%；另据《健康报》报道，有关部门对北京地区近千人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91%以上的赞成安乐死，85%的人认为应该立法实施安乐死。

三、关于我国“安乐死”立法的思考

（一）、中国关于“安乐死”的争议

马克斯主义法学认为，法律在承认人享有盛名权力的同时，也应承认人享有选择死的权利。在特殊的情况下有处置自己生命的权利。允许安乐死不仅体现了对个人权利的尊重，而且也不会有损社会和国家的利益。死亡的权利是“优死”观念的强化和追求生命质量的价值目标的鄙人和结果。

《宪法》规定公民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是有特定含义的。公民个人有选择生活的方式，在特定条件下也有权选择死亡的方式。“安乐死”是一种在特殊处分方式，这种处分是有严格的条件与程序的。现在欧洲一些国家所实行的“安乐死”立法都是在传统道德与现代法律之间所作的选择。因此，认为“安乐死”有背宪法，缺乏基本的构成要件。

笔者也认为，从法理上讲，公民有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利。《宪法》的这一规定说的是国家保障公民的私权利，并没有限制公民“安乐死”的自由。而且，对公民的私权利而言，“法不禁止即自由”公民选择“安乐死”是他们的自由。随着社会的进步，当“优生”的生存观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之后，同样应尊重“优死”的权利，无可救治的绝症患者应有权利选择有尊严地死去。

2、是否违反刑法“安乐死”不等于“故意杀人”

虽然从刑法上来说“安乐死”符合“故意杀人”罪的种种条件，但是从本质上看还有许多不同之处：

第一，两者出发和目的不同。“安乐死”已免除特定人群痛苦为出发点；而“故意杀人”却是以报复夺取金钱等为出发点。

第二，实施者不同。“安乐死”是由合法合格的医护人员操作完成；而“故意杀人”没有特定的人群为实施者。第三，运用的手段及方法不同。“安乐死”一般使用药物，采取无痛苦方式终结生命，而“故意杀人”则不管用任何手段、方法强制性剥夺其生命。

第四，性质不同。“安乐死”是善意的，而“故意杀人”是恶意的。

第五，主动方不同。“安乐死”是被实施人主动提出，是由被实施人的主观意志支配，而“故意杀人”完全由实施者个人主观意志支配。

所以，目前不能将“安乐死”列为“故意杀人罪”。

（二）、“安乐死”在我国有立法的必要

实际上，安乐死立法并不象很多人说的那样，是“超前立法”。安乐死立法非但不“超前”反而“滞后”。因为“安乐死”这种社会关系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并且需要以立法加以调整时，立法者行动缓慢以至于使其所进行的立法调整未能及时适应这种社会关系的需要，甚至这种社会关系出现较长时间后才对其加以立法调整的立法方式——滞后立法。

“安乐死”在我国的确有立法的必要性，只有尽早立法，才能更好的促进我国法律的发展及完善，才能使类似悲剧不再发生。因此，我国应正确对待国情，正确处理舆论，在大局稳定的基础上，尽快实行对这安乐死的立法。

三）、我国“安乐死”立法必须符合国情

一个社会能够切实新生保障每个人“安乐死”的权利，才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当生命垂危这面对及其低劣的生存环境时，他们应当有权选择体面而又尊严地死去，赋予其选择“安乐死”以维持生命尊严地权利，才是真正的人道，也才是对生命真正的尊重。

立法要明确规定具有那些特定清醒的病人才享有自愿选择安乐死和授权他人对其实施字乐死的行为的权利。这是“安乐死法”的第一大核心内容。荷兰、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的安乐死立法，公用的限制条件主要有：（1）、经确诊，病人患有目前医学证明确实是不治之症；（2）、在病人的年龄要求上，荷兰明明确要求并必须是成人，澳大利亚北部地区法案明确要求病人必须年满18周岁；（3）、在病人表达意愿的形式的问题上，日本名古屋高级法院明确要求病人必须神志清醒有表达自己意思的能力，美国加州法案要求采用书面形式，澳大利亚北部地区法案明确要求要有病人本人的签字；（4）、在由谁来实施安乐死的问题上，日本名古屋高级法院规定原则上应有医师去做，若不能由医生去做必须有足以说服人的理由，澳大利亚北部地区法案要求由医生实施，且有许多其他限制条件；（5）、在选择实施安乐死的行为方式问题上，荷兰的规定是要慎重地确定安乐死的方式，日本名古屋高级法院要求实施方法在伦理上应该是适当的；（6）、在实施安乐死的必要性问题上，荷兰明确强调了病人除安乐死外别无选择；（7）、在实施安乐死的目的问题上，日本名古屋高级法院明确强调了它的唯一目的是减轻病人死亡的痛苦；（8）、在被授权者是否接受授权的问题上，澳大利亚北部的去法案明确规定要有医生签字同意；（9）、在病人提出要求后到实施安乐死之前是否有一段间隔期限的问题上，美国加州法案明确规定要在出于临终状态14天侯执行，澳大利亚北部地区法案明确规定在病人提出要求且获得医生同意后，分别要有7天以上的“冷却期”和48以上的“等待期”。以上比较了世界一些国家对安乐死的限制条件，而我国虽然要尽快立法，但也不能草率行事。我国安乐死立法。绝不能照抄搬荷兰、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而应当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设定更加严格的、更具可操作性、更符合我国国情的限制条件。第一，“安乐死”要由明确的定义。

第二，安乐死要有特定的原则。实施安乐死应符合无危害，无痛苦、不违背本人意志的原则。具体为：（1）、现代医学科学技术所不能救治的不治之症；（2）、病人的剧烈痛苦无法抑制，且已迫近死亡；（3）、病人有要求安乐死的真诚意愿；（4）在不违背病人的意愿前提下，由医务人员提供的再无痛苦状态下加快结束或不再延长死亡过程的医疗性服务；（5）、执行安乐死的方法在伦理学上被认为是正当的；（6）、它时在特定情况下病人利益的最高体现。

第三、要明确安乐死的对象。安乐死的对象应严格控制，通常以下三种认为实施对象：（1）、肉体和精神处于极端痉之中的绝症患者；（2）、靠人工维持生命长期昏迷不醒丧失自我意识的病人；（3）、有严重失陷的新生儿。

第四，安乐死的形式和方法。合法的安乐死形式既包括被动安乐死，也包括主动安乐死。安乐死的方法应当是快速、无痛的，尽可能表达“安乐”本质，体现出人道主意的精神。安乐死的实施者应为合未能的医务人员。

第五，安乐死的实施程序。基本应遵循以下程序：（1）、请求程序。请求必须是病人的意志清楚的情况下，出自本人的真诚意愿。对于陷入永久性昏迷状态，不能表达意愿的病人，可由其直系亲属请求，但需要得到有关部门和医疗单位的同意方为有效申请。（2）、审查程序。设立有医学专家、法医、医学伦理专家等共同组成安乐死审查委员会，其任务是对安匀死的申请进行严格的医学和司法审查，防止误诊和失控。（3）操作程序。安乐死申请的到批准后，必须由病人所在医院两名以上的医务人员按批准的时间、地点等对病人实施安乐死在实施前病人表示反悔，不同意实施安乐死，应尊重人的选择、不得强迫实施安乐死。第六、法律责任。（1）、对不符合安乐死条件的病人实施安乐死，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2）、由确切证据证明病人亲属或医务人员时在病人的真诚请求下对病人实施安乐死，但未经有关部门审查批准的，仍属违法行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3）、未经病人同意，病人亲属或医务人员对由行为能力的人擅自实行安乐死得，也构成故意杀人罪，应按刑法有关规定承担刑事责任。

四、“安乐死”立法的合理性

（一）、“安乐死”存在着的积极意义

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迅猛发展着的我国，“安乐死”也早已不是什么新解名词了，许多人都声称到无法医治又承担巨大痛苦，选择安乐死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但不管安乐死的多么的首任青睐，目前它终究还未被中国法律允许实施。2003年8月，被称为“中国„安乐死‟之子”的王明成颓然离开人世，留下的是家里欠已久的债务，和人们对于安乐死话题更沉重、更深入的思考。

安乐死存在的意义？笔者认为有以下三点：第一，安乐死并没有对其他人造成任何的威胁；第二，安乐死的确帮助了很多生存无望的人结果了无谓得痛苦；第三，它乐死也在促进着人们对生死价值更深一步地理解，通过安乐死，人们从不同的角度理解了死亡，死亡对人们来说虽然是不愉快的事情，但未必是无意义、无价值的事情。

作为安乐死的有限替代品，目前，一般实行两种做法：一个是尽量减轻患者的痛苦，比如，放宽吗啡等麻醉品的使用原则；再一个是放弃治疗出院回家，使患者能够在更自然的环境中尽量多享受一点做人的乐趣。但无论哪一样都无法从根本上解除病人的痛苦，如果病人在清醒且理智的情乱下，慎重的提出“安乐死”对其个人及其家庭也未必都是件好事。

在我国，一般家庭都无法承担高额的医疗费用，更何况有很多家庭收入低微。因此，有绝症病人的家庭通常都是心理负担，对家人更是心理及身体的双重负担。而适时，适当的安乐死，对病人个人来说即结束了无休无止的痛苦，也免去了等死的心进压力，更解除对家中亲人有种种愧疚；对病人家庭来说，也不必再承担巨大的身体与精神核压力，可以更从容的生活下去。虽然，在精神上要承受一定的痛苦，但这种痛苦是必然的，只是或早或晚的问题，家人是必定有心理准备的而从另一方面来考虑病人承受痛苦本身就使家人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痛苦，而病人早一日结束痛苦，家人心理也会早日获得轻松的。

综上所述，安乐死的存在的确有着积极的意义，也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结合其立法内容可以看到，只要法律在承认“安乐死”合法化的同时，对“安乐死”的操作程序等做出严格、细致的规范，建立起一套完整、科学的“安乐死”实话制度，完全可将负面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内。而立法者也应当在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广泛、深入的理论探讨基础上，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和立法、司法经验，尽快针对我国的安乐死例归纳总结，防止监用，将重病患者的“安乐死”权利落到实处。

第二篇：论安乐死法律性质的界定定稿

论安乐死法律性质的界定

[摘要]“安乐死”是指身患不治之症而濒临死亡的人，在其自主意识的要求下，为了减轻或免除其死亡前难以忍受的身心痛苦，在其本人的嘱托下，由医生采取一定措施提前使其无痛苦地死亡的行为。文章分析了“安乐死”的概念及主要特征，提出了“安乐死”不具有社会危害性，所以不构成故意杀人罪。目前急需“安乐死”的立法，但“安乐死”立法有其难点及复杂性，对“安乐死”立法应从法律上加以限制，防止滥用。

[关键词]安乐死 故意杀人罪 立法

“生老病死”是生物界里的一种自然规律，人类也不例外。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可以采取多种有效的医学措施来防“老”和“病”，同时对涉及有关“生”与“死”的权力方面的争论也越来越多。

一、“安乐死”的概念及主要特征

所谓“安乐死”是指身患不治之症而濒临死亡的人，在其自主意识的要求下，为了减轻或免除其死亡前难以忍受的身心痛苦，在其本人的嘱托下，由医生采取一定措施提前使其无痛苦地死亡的行为。

“安乐死”的主要特征：

（1）“安乐死”的对象是患有不治之症并濒临死亡的病人，这种不治之症是经过现代医学所确定的；

（2）病人因患不治之症而极端痛苦，且已达到难以忍受的程度；（3）“安乐死”不是死亡的原因，而是死亡方式，它是由病人自己选择的并由人工控制的；

（4）“安乐死”的宗旨和目的在于减轻或免除病人死亡前的极端痛苦；

（5）“安乐死”行为的实施者是医生，而不是其他人员。“安乐死”根据医生实施的措施的不同，可分为积极“安乐死”和消极“安乐死”两种。积极“安乐死”又可称为主动“安乐死”，是指通过注射药物或其他积极主动的措施而使治愈无望的濒死病人安然死去的方式；消极“安乐死”又可称为被动“安乐死”，是指通过停止对治愈无望的濒死病人的治疗，不使其生命通过人工努力而延长，使其安然死去的方式。

二、“安乐死”不构成故意杀人罪

对于“安乐死”，我国没有专门的立法，刑法典及其他刑事法规中也不曾出现有关“安乐死”的条款，加之我国刑法学界对“安乐死”的理论研究起步也较晚，因此对“安乐死”行为的法律性质到底如何，长期以来一直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理论探讨。近年来，随着我国“安乐死”理论研究的兴起，学者们对早期刑法教科书及部分专著中对“安乐死”行为的定性进行了反思。目前，认可消极“安乐死”的合理存在认为其实实施者不构成犯罪，已基本成为多数人的共识。但是对积极“安乐死”行为的定性仍存在着分歧和不同的认识。相当数量的人认为实施积极“安乐死”行为触犯了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构成故意杀人罪。对此，我本人有不同观点，我认为，实施“安乐死”行为，不论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都不构成故意杀人罪。理由如下：

1、“安乐死”行为缺乏犯罪的本质特征――相当程度的社会危害性。

我们都知道，我国刑法所规定的犯罪具有三个基本特征，即：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处罚性。其中，社会危害性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实质性的特征，任何一种行为构成犯罪，都必须以有社会危害性为前提条件。而“安乐死”行为恰恰缺少这一前提条件，并且在客观上有利于社会。

（1）“安乐死”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

救死扶伤、治病救人固然是医务工作者的天职，但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免除或减轻患者的痛苦，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安乐死”的对象是身患不治之症、濒临死亡且痛苦难忍的病人，在根据现代医学水平只是早晚而已的情况下，人为地延长病人的生命，实际上只是延长其痛苦。医生在濒死病人殷切明了地嘱托下对其实施“安乐死”，使其无痛苦地、安乐平静地死去，比让病魔肆虐、慢慢地折磨吞噬病人的生命，更符合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况且，此时是否对病人施以“安乐死”，已不再是生与死的抉择，而只是死亡的方式不同而已。尊重病人对自己死亡方式的选择权利，同样也是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

（2）“安乐死”减轻了死者家庭的沉重负担，符合死者亲属的利益。

身患不治之症的濒死病人，长期卧床治疗，不仅使其本人痛苦不堪，而且使家庭成员及亲属背上了沉重的不堪忍受的精神和经济包袱。家庭成员及亲属对病人固然有照料服侍的义务和责任，但长期地为一个无意义的形式上的生命而消耗有意义的生命，其结果是得不偿

失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按照病人的嘱托，对其实施以“安乐死”，就可以使他的家庭成员和亲属从经济、心理和感情的重压下解脱出来，全身心地开始新的生活、学习和工作。而且，当病人亲属明白患者的死亡是不可逆转的，而视其处于一种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痛苦处境时，心里也是极其痛苦的，他们从感情上也更愿意让自己的亲人安乐而无痛楚地死去。因此，“安乐死”符合死者亲属的利益。

（3）“安乐死”客观上有利于社会和国家。

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人口众多，不论是国家、集体还是个人都不富裕，医务人员、医疗设备等同人口数量相比，则更是有限。看病难、住院难一直是国家和社会难以解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味地坚持维持无意义的生命，势必会给国家、集体及个人造成越来越沉重的负担，而且有可能出现无望治愈的绝症患者占着医院的床位、设备和医生，而可以治愈的病人反而无法入院接受治疗的不合理现象。如果对濒死病人施以“安乐死”，不仅可以使国家、集体节约出大量的钱财，而且可以使医护人员从无意义的工作中解脱出来，救治其他伤病患者。

（4）“安乐死”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

生老病死，是自然界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随着社会的进步、文明与发达，人们在重视“优生”的同时，也开始关注“优死”。“安乐死”在我国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据有关资料介绍，我国有些地方曾就“安乐死”问题进行民意调查，接受调查者中有近九成的人赞成“安乐死”。由此可以看出，“安乐死”现已逐渐为我国广大群众所接受，“安乐死”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愿望。

总之，“安乐死”行为不具有我国刑法所要求的社会危害性，而且还有利于社会。

2、“安乐死”行为与我国刑法上故意杀人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不符。（1）从犯罪客体方面看：

生命权利是每一个公民所具有的最基本的权利，我国刑法中规定的故意杀人罪所侵害的客体就是“他人的生命权利”。人的生命权利作为社会关系的一种，是要受到我国法律保护的。但是受到法律保护的社会关系不一定就是犯罪客体，只有当这种为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受到犯罪行为的侵害时，它才成为某种犯罪的客体。那么，在实施“安乐死”行为的过程中濒临死亡的绝症患者的生命权利是否受到侵害呢？从表面上看，病人的死亡好像是“安乐死”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其实不然。如前所述，“安乐死”不是死亡原因，而是由病人本人所选择的死亡方式，选择这种死亡方式的根本目的在于减轻或免除其临终前的难以忍受的痛苦，病人死亡的真正原因是病人自身所患有的不治之症，而不是“安乐死”行为。

所谓生命权利是指公民对自己的生命所享有的权利。我认为，生命权利包括公民对生命的自决权和公民生命不受他人非法侵害权两方面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分析，根据不治之症患者本人的嘱托而对其实施“安乐死”，不仅不是对病人生命权利的侵害，相反是对其生命权利的充分尊重和保护。因此，“安乐死”行为不具有故意杀人罪客体。

（2）从客观方面看：

故意杀人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实施了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而“安乐死”行为则不是对他人生命的剥夺。从医学角度分析，“安乐死”行为实际上是在病人的嘱托下，为减轻或免除其在死亡过程中所难以忍受的痛苦而实施的正常的医疗行为，不论是注射药物等积极措施，还是不给或中止治疗的消极措施，都是正常医疗行为的一

部分。实施“安乐死”与否，对不治之症患者的生命都没有实质性意义，所不同的只是死亡过程的长短以及是否痛苦而已。由此可见，“安乐死”行为与剥夺他人生命的杀人行为有着本质的不同。

（3）从主观方面看：

我国刑法所规定的故意杀人罪在主观上要求行为人具有杀人的故意，而“安乐死”行为的实施者在主观上是出于对病人的同情和怜悯，其目的是为了满足病人的要求，免除或减轻病人在死亡过程中的极端痛苦，而不具有杀人的故意。更何况，故意作为刑法中罪过的一种，其存在是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为前提的，客观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行为人主观上也就无犯罪故意而言。而“安乐死”行为，如前所述，是不具有社会危害性这一犯罪的本质特征的。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安乐死”行为不具有我国刑法要求的构成故意杀人罪所必须具备的犯罪构成要件。

3、认定“安乐死”为故意杀人罪的负面影响。

预防犯罪，是我国刑罚的目的之一。如果将在主观上无恶意，客观上无危害，只是出于对痛苦难忍的不治之症患者的同情和怜悯而对其施以“安乐死”的医生视为罪犯并处以刑罚，不仅使医生本人内心受到伤害，而且还会导致其他医务人员及一般群众，包括死者亲属的不满，以致无论是刑罚的特殊预防作用，还是一般预防作用都无法发挥，也就达不到刑罚预防犯罪的目的。

我国的医疗行政法规早已规定了医院可以拒绝治疗某些绝症患者，实质上是对被动“安乐死”的肯定，这是无可争议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对积极“安乐死”的认识。从现行法规来看，仍可窥见对积极“安乐死”肯定的端倪。如：关于医院对患有癌症病人使用麻醉药品一再放宽的规定，根据医药学原理，对痛苦的病人，加大麻醉药品的 用量，一方面可减轻其痛苦，另一方面也会加快其死亡的速度。这与一次性的用药物结束患者生命的“安乐死”，只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量的不同，并无质的差别。事实上，“安乐死”的实践，已走到了理论的前列。世界各国至今仍没有一部安乐死之法，但并不等于实践中不存在“安乐死”。在我国各地不乏这样的事例，绝症患者在医院不肯帮助其“安乐死”的情况下，不得不自行选择非正常死亡的方法来达到其“安乐死”的愿望。

总之，“安乐死”行为既无社会危害性，也不具备我国刑法所要求的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因而不构成故意杀人罪，当然也不构成其他任何一种犯罪。认为“安乐死”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既无法律依据，也有悖于刑法原理。

三、目前进行“安乐死”立法的难点与复杂性

通过冷静的思索、理发的考察，我们不能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在我国进行“安乐死”立法还任重而道远。这是因为我们还面临着强大的阻力。概而言之，这种复杂性有：

1、地区发展不平衡、人口素质普遍低下、传统思想观念根深蒂固的国情，是进行“安乐死”立法的最大滞力。

我国由于历史等诸多原因，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最新资料表明，到今年底，仍会有部分地区不能完全解决温饱问题。一些贫困地区、生活条件很差，落后面貌没有根本改变。这种低下生产力的背后，是2.5亿的文盲与半文盲，是人们文化素质的普遍低下。曾有医生对农民作过调查，结果表明，其中52.27认为“安乐死”是不道德的，而这些人中间，文盲与小学文化程序者占很大比重。这种现实，将会使“安乐死”法长期难产。

同时，“安乐死”既然是现代文明之产物，它就必然会与传统观

念相冲突。这种冲突体现在三方面：

其一，在医生与病人之关系上，传统的伦理强调“只要还有一口气，死马也要当活马医”；其二，在病人与家属的关系上，传统思想强调“亲亲”与“尊尊”。子女若支持父母实施“安乐死”，则会被视为“不孝子孙、大逆不道”；其三，在病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传统观念认为，对患绝症者，社会的首要责任是使之尽可能多地久留于人世。

同时须注意到，随着国家宗教政策的落实，国内信奉宗教者不断增多。而在许多教义中，生命是神圣的。例如佛教约束不出家的居士的“五戒”中，便有一条是不杀生。因而信徒们都相信，生命的过程处在神的安排中，加速之是违背神的旨意的。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这又使我们不能不倾听他们的心声。事实上，在西方抗议“安乐死”的反对声中，态度最强硬者便首推宗教界人士。

2、整体上说，我国的医疗技术还比较低，医务人员的思想素质有待提高，这影响着人们对医生诊断的信任度，对“安乐死”立法也是不利的。

实施“安乐死”，首先须对病人病情有正确的诊断。而正确的诊断，需要高超的医疗技术和现代化的医疗检测手段。目前，世界各国的医院，即使一流的大医院，也难免因上述两个条件不全而发生误诊。

从立法学角度言，法的先进性不能仅以其赋予公民多少权利或规定了多么现代化的指标来衡量，还须以之对现实生活的可行性为标准。目前，我国一则由于经济落后的缘故，许多医院，特别是地方医院，医疗设备还很陈旧落后；另则，医务人员的业务水平与社会的期望普遍还存在一段差距，再加上近年来又面临着医生医德出现滑坡的现象，这都使人们对诊断不治之症和宣布死期临近的结论之准确度不能不心存疑问。实践中，我们可看到一个现象，即实施“安乐死”一

旦出了事，诸如引起纠纷，最初表示赞成者大都转而认为医生要负法律责任。究其原因，恐怕其中之一便是对医院的医疗水平和医生道德水准缺乏信任。

3、对“安乐死”法的内容，有缺乏科学的认识与把握，也是进行“安乐死”立法所要克服之一大难点。

进行立法，必须解决该立些什么，也即对其所要保障维护或禁止惩罚的对象须有科学的认识与把握。否则立出来的法就不能科学、完备。

应看到，“安乐死”传入中国还只有很短的时间，对于大多数中国人，“安乐死”还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因而还缺乏足够的实践经验。另外，就对“安乐死”问题的理论研究而言，迄今我们尚无一本有分量专著，也没有专门研究刊物，更没有成立专门的学术团体。整体上，学术界对“安乐死”还处于传播阶段而缺乏理论上的纵深研究。

例如，对“安乐死”的适用对象，有人从提高人口素质考察，认为也应包括严重畸形或严重先天性疾病的新生儿；有人却认为只能是那些身患绝症，临近死期的患者。作为法律，应作何规定？对诸如此类的问题，目前都难以做出科学的解答，因而给立法带来困难。这一则有赖实践之发展，使矛盾暴露更清晰；一则也要求作深入的调查研究，才能制定出明确、适应的规范。

四、对“安乐死”应从法律上加以限制，防止滥用

1、疏于管理，滥施“安乐死”的社会危害后果严重。“安乐死”是人类文明和进步的表现，在一定条件限制下正确实施“安乐死”，不仅对病人本身，而且对其家属和国家、社会都有极大的益处。但是，“安乐死”毕竟是与人的生命有着密切联系，并且涉及伦理道德、医学、法学及社会学等诸多领域的重大社会问题，在 具体实施中，任何偏差的出现，都有可能酿成严重的社会后果。尽管目前在我国的现实生活中，“安乐死”已有发生，但在立法上却仍属空白。立法上的空白，一方面使“安乐死”这一有益于人类行为的合法地位得不到法律的确认，使其无法发挥更大的应有的效益，为伤病患者和社会服务，同时，又给别有用心，企图钻法律空子，而打着所谓“安乐死”的旗号追求个人私利的人，在客观上造成可乘之机，更何况，目前我国学术界人士对“安乐死”的内涵、外延在认识上尚存在分歧，广大医务工作者普通公民对到底何为真正的“安乐死”，理解也不尽一致，现实中的“安乐死”极易出现混乱和偏差。

2、合法的“安乐死”，应符合一定特定的条件。

根据人身生命权不可随意处臵的特性，以及“安乐死”牵涉到抚养、继承等一系列问题，避免借“安乐死”谋财害命等违法犯罪现象发生。我认为，在法律上肯定“安乐死”的同时，必须在程序上严加规定。作为合法的“安乐死”，应符合下列要求：

（1）根据现代医学知识和技术，“安乐死”主体必须是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任何身体健康或有病，但要治疗者，不能要求“安乐死”。

（2）“安乐死”主体的病痛激烈，难以忍受，或已成为失去生存价值的“植物人”。

（3）要求“安乐死”的目的，是专为减轻病人的痛苦。非出于此目的，不属于“安乐死”。如：出于占有住房、遗产等目的，而要求病人“安乐死”的，属于杀人行为。

（4）病人神志清楚，能表达自己的意思时，需要有本人的委托或同意。病人处于昏迷状态，不能表达自己的意思时，则要最近亲属的共同同意，其顺序可分为：a、配偶、父母、成年子女；b、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c、其他亲属；d、没有上述人员的，由病人

所在单位同意。上述顺序人同意后，向医疗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经其审查批准，方可为之。

（5）“安乐死”的方法应符合道德要求，并由医生来执行。对于实施“安乐死”的医生条件，医疗行政机关要严格审查，并备档上报市以上级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

（6）严格监督措施，从“安乐死”的申请到执行，检察机关要派出法医或懂此专业知识的其他工作人员参加，以保证“安乐死”的合法性。

3、加强“安乐死”的立法。

用法律对“安乐死”予以规范和调整，就显得尤为重要和急迫。关于“安乐死”的立法，我认为至少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安乐死”的对象；（2）“安乐死”的方法；（3）实施“安乐死”的主体；（4）实施“安乐死”的程序；

（5）违反法律规定，实施“安乐死”行为的主体应承担的刑事责任。

明确的法律规定和严格的条件限制，是正确实施“安乐死”所必不可少的前提和基础。

在“安乐死”问题上，现实生活已向法律发出了呼唤。既然“安乐死”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对国家、集体和个人都有益处，为使“安乐死”更好地为患者、社会和国家服务，立法者应在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广泛深入的理论探讨的基础上，借鉴国外合理的研究成果和立法内容、司法案例，并结合我中华民族传统、人民群众的理念和具体国情，尽早建立起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民生意愿的科学体

系，使其更好地为法律服务，为社会服务。

参考文献：

[1]、于志刚，《刑法问题与争鸣》，中国方正出版社，2006年2月。

[2]、罗书平，《刑事卷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评析》，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4年1月。[3]、陈礼国，《为“安乐死”立法》，《中国青年报》，2002年5月10日。

[4]、张田勘，《对安乐死立法难的思考》，山东医科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年1月。

第三篇：安乐死与生命权之法律思考

安乐死与生命权之法律思考

在我国，安乐死已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相反人们还相当热衷于对安乐死的争论。我国关于安乐死的讨论源于上世纪80年代，在1986年，陕西省就发生一起安乐死事件，一个名叫王明成的男子为身患绝症的母亲实施了安乐死，其马医生双双被检查机关提起公诉（但后来被无罪释放）。从1994年起，几乎在每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都有代表提出关于安乐死的提案。

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euthanasia”，意思是“幸福”的死亡。安乐死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无痛苦的死亡；二是无痛致死术；在我国对安乐死的定义为：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人的要求下，经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下结束生命的过程。

早年，为身患绝症的母亲实施“安乐死”的王明成因患胃癌晚期，再次要求为自己实施“安乐死”，但因为法律上的空白，所有的医生都没有勇气。王明成在2003年8月3日，在病痛的折磨中死去，于是基于王明成的遗憾，人们再次讨论：安乐死是否应该合法化？安乐死是保护生命权，还是破坏生命权？

“法”是权利之法，他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生命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的一部分，“法”理应给予保护，但是，安乐死是是保护生命权还是破坏生命权哪？现在学术界尚无定论。何谓“生命权哪？笔者认为，生命权即人们享受生命和处置自己生命的权利。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徐景认为：公民个人有权选择生存的方式，在特定条件下也有选择死亡的方式。这不仅是对个人权利的尊重，而且也是对公共秩序和社会风气也均无妨害，可以下一个结论：在某方面说：安乐死是对生命权的保护。

据有关民意测验统计，进入90年代，美，法两国支持安乐死合法化的比率分别为90%和95%，而日本，瑞士等国家支持安乐死合法化的人也与日俱增。在我国据《健康报》报道，有关部门对北京地区近千人进行的 问卷调查表明：91%以上的人赞成安乐死，85%的人认为应该立法来实施安乐死。虽然如此，然而，安乐死毕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其本身还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解决，解决了才能推动其合法化。

有的学者认为，安乐死的本质是死亡过程的文明化，科学化，主张“安乐死”是对于医学无法挽救的濒临死亡者的死亡过程进行科学调节以减轻或消除死亡的痛苦，使死亡状态安乐化。

学者们通常认为，要想使安乐死合法化可行，需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是必须论证安乐死非犯罪化；第二是必须证明安乐死符合伦理道德与人道主义原则

（1）安乐死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

第一，二者客体不同。故意杀人罪侵犯的客体是人的生命权，即使是出于同情等动机而实施的帮助自杀行为也侵犯了他人的生命权，因为死可能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选择，行为人完全可以采用其他措施去避免死亡发生，反而促进其发生，故侵犯了他人的生命权。安乐死只是帮助病人解决垂危之苦，此病人必须是无法医治，别无他选的，它没有侵犯病人的生命权，相反却保护了生命权。第二，故意杀人的行为人的目的是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而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人往往是在病人主动请求下，出于同情，怜悯等心理，按严格条件和程序对其实施安乐死，其直接目的仅是解除绝症病人不堪忍受之痛苦，因而主观上无罪过。因此，从犯罪构成的角度讲，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

（2）安乐死行为符合伦理道德及人道主义原则。

如果从康德的角度分析，他强调“人并不因为痛苦而获得处置自己生命的权利”[18]，那么安乐死是绝对违反道德的。然而早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柏拉图就有赞成安乐死而不反对自杀的理论。近代哲学家休姆，边沁等也有同样观点，他们认为人为改变江河流向或其他干预自然的行为不被视为犯罪。那么，处置自己的生命也不构成犯罪。在挑战生命神圣至上的各理论中，“值得活的生命”和“生命的质量”理论尤其引人注目，从这些理论中可以看出，持这种观点的哲学家是赞成安乐死的。

在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史造就了人们根深蒂固的伦理道德思想。所以有一部分人认为安乐死与传统的伦理道德，医德及人道主义相违背。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发展了，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人们的道德观念也相应的发生变化。“好死不如赖活”的思想在我国源远流长，但现在更多人认为“温柔”的加速痛苦的死亡过程，比那种靠人工方式勉强维持生命而延长病人痛苦的历程更符合现代的道德规范，也是比较人道的。此外，人们普遍同意了安乐死，承认了病人选择死亡的权利是文明的进步。人们把选择安乐死看作是病人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主动结束痛苦，坦然面对死亡的表现，这是一种勇敢行为，作为医生，为病人实施安乐死则只是帮助病人实现自己的临终选择。

第四篇：法学论文-论安乐死在我国法律考量

xx 大 学

级法学双学位毕业论文

论安乐死在我国法律考量

学校：xx大学 学院：xx学院 专业：xx 班级：x班 姓名：xxxxx 学号：xxxxx 指导教师：xxxxx

完成日期：2015年4月6日

摘 要

本文共四部分:第一、安乐死概说。通过对安乐死的概念、分类及其属成立要件的分析,确定安乐死这一概念的基本结构。第二、国内外安乐死合法化的研究。在这一部分主要通过对比的方式来着重分析国内外现状。第三、安乐死的非犯罪化研究。主要从安乐死具体案例展开分析,切入点为具体案例,据此来研究乐死的非犯罪化。第四、我国安乐死合法化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在这一部分主要从伦理、人文、人权、法律、等有关理论结合我国国情展开具体的分析和讨论，据此来论证我国具有安乐死合法化的合理性,并且试说明可以在局部范围进行立法试点的可行性。第五、对安乐死的法律限制。通过对日本安乐死案例介绍,引出我国对安乐死的法律限制,进而提出违反安乐死限制条件的法律后果。

关键词:中国 安乐死 合法化

安乐死是一个极其敏感的话题,它不仅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医学问题,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法学话题。目前,安乐死在国外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得到承认,而在我国目前还没有相关法律承认安乐死,其观念在我国法学界、伦理学界、社会学界等都掀起一场激烈的讨论,有一部分人认为安乐死符合人道主义精神应该实施,而有一部人认为安乐死的本质与法律相悖不应实施,无论如何,我国法律目前安乐死这一话题仍持有保守态度。

一、安乐死概说

(一)安乐死的概念

安乐死这一概念最早来源于希腊文，“euthanasia”，它的原意是指“快乐的死去”或者“有尊严的死去”。其概念在牛津字典也有解释:患痛苦的不治之症者之无痛苦的死亡或是无痛苦致死之术。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上对安乐死概念的分析层出不穷。其中一种观点认为，安乐死是指由于病人身患绝症而面临死亡，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要承受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为了减轻疾病的折磨，出于本人自愿或其近亲属的请求,医生认为为了减少病人的痛苦,可以采取措施提前结束病人的生命,令其安然死去的行为。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安乐死是指病人患有痛苦不堪的疾病并且无法得到有效的救治而濒临死亡,医生出于同情和怜悯，为了减轻病人死亡前的痛苦,向患者本人征求意见并且得到同意，,采用适当的科学方法促使病人提早死亡以减轻痛苦的行为。

这两种观点的区别是，前一种是病人或家属主动向医生提出安乐死要求，而后一种是医生出于同情向病人或家属征求安乐死意见。

我认为安乐死是指身患绝症的病人在濒临死忙的状态下,忍受着肉体和精神上双重痛苦,病人本人和家属为了减轻这种痛苦在出于自愿的前提下提出安乐死的要求，主治医师根据严格的执行程序，借助外力用特殊的方法使病人可以安然无痛的度过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死亡。安乐死是基于主观意愿的一种死亡状态,它的本质体现了人道主义的内涵,并非是生与死的抉择。是用科学的方法对人的死亡过程进行认为的控制,来减轻病人因为疾病带来的肉体和精神折磨,使其安然的度过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换一句话说,安乐死的存在避免了病人“痛苦的活着”，而让他们“体面的死去”。(二)安乐死的分类(1)主动安乐死与被动安乐死

安乐死其根据实施的方式的不同,可分为主动和被动两种。主动安乐死,又称为“积极安乐死”,是指在病人的生命无力挽回的情况下,有关医护人员和有关人员采取科学的方法措施来结束病人的生命使其可以无痛、快乐地死去。如注射或服用药物等措施。

被动安乐死,又称为“消极安乐死”,是指对濒临死亡的病人不给予治疗或者撤销支持其生命的医疗措施而放任其死亡。事实上,这种方式存在于国内外,并且不在少数。(2)自愿安乐死与非自愿安乐死

根据被实施安乐死的病人是否出于自愿,安乐死可以分为为自愿和非自愿两种。

自愿安乐死是指由病人本人通过或口头表态、遗嘱等方式表示本人自愿参加安乐死,非自愿安乐死则是指由于本人无法表达意愿而由亲属或监护人代为做出决定。(三)安乐死的成立要件(1)前提条件:安乐死的实施必须基于死者本人自愿。

(2)客观条件:安乐死的试用对象:病重、濒临死亡且备受肉体和精神折磨的病人

实施安乐死的主体:由专业医师实施 适用的方法条件:方式方法符合伦理要求。(3)程序条件:实施过程必须严格遵守有关法律程序。

二、中外安乐死合法化研究比较

(一)中外安乐死立法现状

目前国外还只有荷兰与比利时两个国家以国家立法的形式通过了安乐死法。我们研究国外的现状可以从中看出安乐死立法的困难所在,从而为以后的安乐死立法开拓一条比较平坦、易行的道路。

纵观国际形式,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安乐死的成文法已经实施，早在1996年，澳大利亚北部地区的会议就通过有关安乐死的法案，使安乐死在该地区合法化，从而产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步允许安乐死的法律。随后，2001年4月10日,荷兰上院以绝对优势通过了安乐死合法化的法案，这将荷兰冠上了当今世界上第一个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宝贵称号。该法案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它为了防止医生滥用权利特别规定了3个条件来约束医生的行为。继荷兰后,同2002年5月16日,比利时亦正式公布了安乐死法案,允许医生在特定的情况下为病人实施安乐死，至此比利时成为继荷兰之后第二个使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二)安乐死是否应该合法化的争论(1)赞成安乐死

主张安乐死合法化的人士认为:人应该有尊严的死去,作为一个有理性的人,人可以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方式,任何人或者组织不管以什么理由剥夺自然人选择死亡的权利，都是不合理的。同时,在明知患者濒临死亡并忍受极端痛苦的情况下,而禁止其选择结束痛苦,这不仅是对患者肉体的摧残,也是对其人权的剥夺,是不人道的,也是对医疗资源的浪费。生命属于个人,人有权选择自己的生命。既然自杀不违背法律,那么在不危害他人的情况下,出于自愿委托他人借助科学无痛的结束自己的生命也是可以被允许的,作为一个人来讲,他既然有生的权利,那么也可以有死的权利,人人都有权利去选择“有尊严的死去”以求生命的品质。追求生命质量是实现生命价值的重要目标,当一个人的生命只具有纯粹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而出于极端痛苦中,那么这个人活得不“体面”,一个体面的人生不仅仅是追求生命的长度,而是生命的宽度,更何况,病人处于极端痛苦状态随时面临死亡,何来生命的长度?既然既没有生命的长度,也没有生命的宽度,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选择“体面”的死去,结束自己的痛苦。死亡并非永远是生的对立面,对待死亡，我们应该持正确的态度。生和死都是人生必经的过程,有时候我们选择死亡,正是对生的完美的成全。(2)反对安乐死

反对安乐死合法化的人士则认为,安乐死违背了自然规律,生老病死是不可避免的规律，选择死亡是对现实的逃避,是一个人没有勇气的一种体现。同时,即使患者是真正出于自愿结束自己的生命,也不能阻却医生实施杀人行为的违法性。他们认为生命是神圣和至高无上的,从医学道德的角度来看,医生必须尽一切可能尽量救助病人的生命。医疗行为的目的是尽其所能,力求病人战胜病魔,使其拥有良好的体魄和乐观面对生活的积极态度,而安乐死则是要提前结束人的生命,这是有违医生伦理道德的行为,其本质是诛杀一个人的生命,与医疗的本质背道而驰。并且判定患者必然死亡的诊断未必准确,即使准确也不能否认现实中有许多医学无法解释的奇迹,例如植物人数年后苏醒,从人道主义角度来讲,我们应该给病人一个这样的机会。而且,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能防止有心人滥用权利,伤害他人的生命。

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我国法律目前对安乐死还是持否定态度,在司法实践中也是把实施安乐死的行为认定为构成故意杀人罪。这种做法过于绝对化,没有充分考虑事实的本身和具体的实际现状,现在人们安乐死的呼吁越来越多,我们应该采取折中的办法允许附有严格条件限制下的实施安乐死行为的合法化。

三、安乐死的非犯罪化研究

(一)安乐死具体案例分析

我国在法律上对安乐死的争议反应比较晚,在上世纪80年代,1986年在陕西汉中市就发生一起关于安乐死的案例，家住汉中市的王明成，其母亲夏素文身患肝硬化等严重病症,痛苦不堪,经主治医师诊断，宣布夏素文治疗无望。应患者儿子王明成的要求,主治医师蒲连升指示他人为治疗无望已神志不清的夏素文“冬眠灵”为其实施安乐死。结果致使蒲连升和王明成于同年9月20日被捕。直到1991年4月6日,二人才被法院宣告无罪。这是我国对于安乐死的第一个案例,充分彰显了我国法律的不足之处,此后,安乐死这一话题被我国各界学者频频提出,争论不断,大多数人表示,应该对安乐死合法化予以肯定,然而至今我国法律对于安乐死这一敏感话题仍无回应。(二)安乐死的非犯罪化(1)犯罪的界定

故意杀人罪客观上表现为行为人非法剥夺他人生命,但安乐死不同,它是患者出于自愿的情况下提出结束生命的要求,而主治医师出于同情和人道的角度,为其进行的科学安乐死手术,行为人并不希望患者死亡,而是通过科学的外力减轻病人由于疾病所带来的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令其在生命的有尊严、安然的死去。从人身危害性来看,行为人出于人道主义,对极端痛苦的病人给予帮助,其人身危害性何在?相反,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人不仅不具有人身危害性,反而是一种人道和善意。(2)犯罪的排除

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来看,对待安乐死行为,也可以借鉴他国,先推行事实上的非犯罪化,其理由如下: 安乐死是排除社会危害论的一种类型。

四、我国安乐死合法化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安乐死合法化在我国具有必要性

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周总理的夫人邓奶奶就旗帜鲜明的表示支持安乐死。她在给中央人民广播台的一封信中写道,“我认为安乐死这个问题,是唯物主义者的观点。我在几年前已经留下遗嘱,当我的生命要结束,用不着人工和药物延长寿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抢救的办法。”而在1988年七届人大会议上,中国妇产医学的泰斗严仁英在议案中写下这么短短几句话:“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但与其让一些绝症病人痛苦的受折磨,还不如让他们合法地安宁地结束他们的生命”这让本人想起了一个故事:一个老教授肝癌晚期,由于不堪忍受病痛带来的痛苦欲跳楼自杀,却被她子女们拦住,她声泪俱下地说:“孩子们。看在我辛苦养育你们的份上,放我一条„生路‟吧!”对于一个将死亡看作„生路‟的人,我们还能说些什么?人应该有选择死的自由,如果活着不能追求自己的理想，不能保全自己的尊严，那么与其生不如死的活着,宁愿选择尊严而体面地死去.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随着人们观念的进一步更新,安乐死已被社会大多数所接受,并实践着.在我国最早的安乐死是80年代王明成为其身患绝症的母亲所实施的,那时还引起了轩然大波.现在有更多身患绝症的人在呼吁安乐死.“根据卫生部和国家计生委的有关统计,我国的死亡人数每年达到1000万人之多,其中有100万人是在忍受病痛的极端痛苦之后离开人世的。这当者中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曾主动要求医生结束自己痛苦的生命,但因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安乐死的合法化,他们只能在受尽折磨之后死去。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选择悄悄的安乐死而结束生命的,参与者一般是亲人和可以信赖的医生。安乐死以隐秘或公开的方式已经存在很久,这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所以,本人认为,既然安乐死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需要,不如让其浮出水面,一味地回避恐怕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德沃金也曾说过:”如果法律不能充分解决由社会和经济的迅速变化所带来的新型争端,人们就会把法律当作社会组织的一个工具加以依赖。所以,安乐死合法化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二)安乐死合法化在我国具有可行性

安乐死的合法化，其前提是安乐死的非犯罪化。本人认为从犯罪构成的角度讲,第一,二者客体不同。故意杀人罪侵犯的是国家法律保护的公民的最基本权利--生命权,是行为人在完全可以避免的情况下致他人死亡的行为,而安乐死只是帮助无法医治,濒临死亡的病人极端的痛苦,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不但没有侵犯病人的生命权,相反却保护了生命权。第二,从主观上来看,故意杀人罪是明知自己的行为会致他人死亡还刻意使这种行为发生并且大多数时候行为人是抱着对被害人的一种仇恨、愤怒的心理实施的杀人行为,行为人实施这种行为时手段是极其残忍的,表现在行为人会在被害人身体上造成很多伤痕有时甚至是将被害人分尸;对于被害人而言大多处于一种健康状态,且处于一种求生的意识状态下,没有人愿意死亡，但在极端痛苦面前，有时候我们不得不选择死亡，安乐死是一个很好结束痛苦的方式.对病人实施安乐死的医生往往都是在病人主官意愿下，出于同情怜悯，严格按照有关程序结束病人的生命,其直接目的仅是为了解除病人的极端痛苦,行为人对病人仅仅是怜悯和同情,而病人这时是处于痛不欲生的状态,并且死亡是他们所希望的,生存对于他们来说已无太大的意义.因而主观上无罪过。所以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其次,从人权法来看,人权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和现实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丧失尊严的痛苦,感到没有尊严的活着不是生活.一个要靠家人背负各种债务而活着的人;一个在病痛折磨下日夜哀号的人;一个在慢慢的痛苦中等待死神降临的人有着充分的理由来怀疑生活的意义.当生活已索然无味时,尊严有何丛谈起呢?当一个病人选择安乐死的时候，他是认真思考过的，是想保留其尊严的一种体现,.如果一个人不想痛苦的活着，却因为法律的不允许而必须活在医疗器械的支撑之下，那么他即使活着也是不快乐的,首先他失去了自己的理性判断,其次他失去了思想,从根本上背离了生活的真谛,同时也失去了应有的尊严。选择安乐死其本质是对人权的保护。

再次,从宪法上看,安乐死是个人的选择,没有侵犯生存权的疑义。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员莫纪宏教授就认为:安乐死一般都是本人自愿的,是公民个人的真实意愿,这没有违反《宪法》。他认为:安乐死属于人格权范畴,同肖像权一样是一种权利,不容侵犯。“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徐景也认为,”《宪法》规定公民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是有特定含义的,公民个人有选择生存的方式的权利,在特定条件下也有权选择死亡的方式。“在本人看来一个人在没有触犯任何法律的前提下想要生存,你非要让他死那么肯定是违背了宪法准则,既然人可以选择生存,那么在痛苦的生活中选择死亡,有什么不可以呢?宪法规定了公民人身自由,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非法剥夺或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那么公民应该也享有自由选择生死的权利,只要这种选择对社会及人类的发展是没有危害的就应该得到认可.最后,博登海默曾经说过:”健康观念使我们首先想到的并不是医院和疾病,手术和麻醉,而无论这些东西对于维护社会福利是多么重要,最好的医疗方法是预防疾病的发生,正如法律的真正收益在于它确保有序的平衡,而这种平衡能成功地预防纠纷“.法律作为规范人们行为的最后一道防线,就应该在预见到安乐死可能被人利用为谋杀,逃避赡养,摆脱医疗失误等提供方便时,以它的威慑力给予有效的制止,以起到它应有的预防的功能.综上所述,无论在外国还是国内,无论是从伦理角度分析,还是以法律角度出发分,安乐死合法化都是可行的。(三)安乐死在我国的合法途径

在我国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安乐死是合法的。但是,任何事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我们要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相信安乐死合法化会实现。

五、对安乐死的法律限制

(一)日本安乐死案例介绍 1950年4月14日,东京地方法院在审理一个案例时的指出:医生为了减轻病人的痛苦而借助外力结束其生命的行为不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这在亚洲安乐死法律上试一次重要的突破，1962年12月22日,日本某高级法院提出在日本合法的安乐死需要具有6个要件。这一行为正式说明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在法律上有条件地承认安乐死的国家。尽管如此,日本到今为止并能没有有关安乐死的成文法。这也说明了亚洲安乐死立法的欠缺。(二)我国对安乐死的法律限制

目前,在我国推行安乐死的合法化,所遇到的一个阻力就是对我国罪刑法的违反。1997年修订通过的现行刑法典第三条中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标志着我国法制建设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但同时也当遇到了一些问题。比如,在安乐死等一系列争议难以得到平衡。我国刑法第三条明确规定了法无明文不为罪,也规定了法有明文必有罪,在此规定下,实施安乐死的非犯罪化,必将违反我国的罪刑法定原则。(三)违反安乐死限制条件的法律后果

从王明成被判无罪的案例可以看出,我国没有明确规定违反安乐死限制法律条件有什么后果,这在法律上是一片空白。

从我国目前情况来看,立法上还不具备使安乐死合法化,但可以在实际上制定适当操作机制和司法审查,有条件个别化地,以事实上的非犯罪化为突破口,引导社会对安乐死的认同,为将来法律上的合法化奠定群众基础。

结 语

几年来，由于社会的发展及我国国民素质的提高，支持安乐死的呼声越来越高，作为一个依法治国的法制国家，安乐死在中国的合法化有必要提上日程。在世界先进国家，安乐死已被人们逐渐接受,得到了法律的宽容,安乐死的合法化是历史和人文精神发展的必然性任何一国都不可能脱离世界这个主流趋势,我国也不能免俗。综合来看,我国应通过立法,逐步实现安乐死的合法化,这样才能更合理的体现人权。

参考文献

1.《生命伦理学与生命法学》，万慧进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2.《生命科学的伦理困惑》，作者：刘学礼，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3.《生命伦理对当代生命科技的道德评估》作者：许志伟，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

4.《为“安乐死”立法》载《中国青年报》，2002年05月10日。5.《法律格言的精神》，李秀清主编，法律出版社。6.《人权法片论》，陈孝平著，2003年9月。7.《安乐死论争与第三条路线的法律评析》张毅。

8.《论安乐死》，王晓慧，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版。9.《刑法中的正当化行为》，田宏杰，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10.我们有死的权利吗——对安乐死争论的法理学思考》，张玉堂，《法学》2001年第10期。

第五篇：论安乐死的合法化

论安乐死的合法化

摘要：安乐死的本质不是授人以死，而是授死者以安乐。现代文明社会应尊重患者的生命权与个人选择，对患者以临终关怀，使之死亡状态得以优化从而使死亡安乐化。安乐死具备现实性、合理性，所以安乐死应该有其合法化的地位。

关键词：安乐死起源

现状

立法思考

实施程序

目录：

一、安乐死的起源及各国的现状

（一）安乐死的定义

（二）安乐死各国的立法

（三）我国安乐死事件

（四）国内的民众关于安乐死的意愿调查

二、安乐死的学说

三、安乐死存在的可行性

（一）存在的合理性

（二）存在的合法性

四、安乐死的实施程序

（一）实施程序

（二）违法执行安乐死应承担的责任

五、安乐死的立法思考

一、安乐死的起源及各国的现状

（一）安乐死

安乐死（Euthanasia）一语源自希腊语“美丽的死”（Euthanlos），又称安死术或称怜杀原意是指舒适或无痛苦地死亡。①

安乐死作为一种特殊的死亡形式，目前尚无一个统一完整的定义。《牛津法律指南》将安乐死定义为“在不可救要的病危者自己要求下，所采取的引起或加速死亡的措施。”《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对其定义为：“对于现代医学无可救药的并濒临死亡的病人，医生在患者本人真诚委托的前提下，为减少病人难以忍受的剧烈痛苦，可以采取措施提前结束病人的生命。” 安乐死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安乐死，包括一切因为身心原因致死，让其死亡及自杀。狭义的安乐死则把其局限于不治之症而又极端痛苦的人，即对死亡已经开始的病人，不对他们采取人工干预的办法未延长痛苦的死亡过程，或为了制止剧烈疼痛的折磨而采取积极的措施认为的加速其死亡的过程。安乐死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安乐死”实施的对象应该是指那些有充分证据证明在当前医学条件下毫无救治可能并正处于极端痛苦之中的病人或者是无生命价值的人。

2、“安乐死”应该是在病人自愿请求的前提下进行的。如在病人在非自愿情况下，而强行对其实施就构成了故意杀人罪。

3、在这一行为中，执行人，只能是取得合法资格的医护人员，且必须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死亡的问题，是每一个活着的人所不可回避的问题。人类的死亡，体现了自然的规律，但死亡的方式各有不同。安乐死的本质不是授人以死，而是授死者以安乐；因为即使不实施安乐死，该病患也会死亡，而且是痛苦的死亡，所以，安乐死不是生向死的转化，而是把死亡由“痛苦”向“安乐 ”的转化。其本质是驾驭消除痛苦的机制和规律，对人的死亡过程进行科学调节，消除痛苦，是病患死的安乐，是优死。

安乐死根据实施方式的不同而分为：1）积极的“安乐死”与消极的“安乐死”。积极的“安乐死”又称为主动“安乐死”指医务人员采取促使病人死亡的措施结束病人的生命。

消极的“安乐死”有称被动的“安乐死”指对那些身患绝症处于极端痛苦的病人停止救治、放弃救治，包括停止使用生命辅助设施和药物，是病人自然的死于疾病。2）根据被实施者明确表达愿望与否，分为自愿“安乐死”和非自愿“安乐死”。自愿“安乐死”指病患在意志清醒时候，有明确的表示，自愿实施“安乐死”。非自愿“安乐死”指那些无行为能力的病人：脑死亡、植物人和先天性疾病的婴儿，由于这类人都无行为能力，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愿。对于这类病人的安乐死应由其监护人代为提出。

现代意义上的安乐死思想发起于17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培根、洛克、休谟等都阐述过他们对死亡的看法。托马斯·莫尔在其《乌托邦》一书中还对如何实施安乐死提出了许多具体的设想。20世纪30年代，由于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使一部分危重病人的生命可以在人工干预下，长时间地、极其痛苦地延长，这在极大程度上激化了医学伦理中延长病人生命和解除病人痛苦的矛盾，使安乐死合法化运动与人权运动结合起来，并正式走上了历史舞台。1936年英国首先成立了“自愿安乐死协会”。1944年，澳大利亚和南非也成立了类似的组织。1983 ①储怀植:《美国刑法》（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2页 年美国成立了“无痛苦致死协会”。②

（二）安乐死在各国的立法

澳大利亚，是一个历史上较早在个别区域范围内通过了安乐死立法的国家之一。1995年5月25日，澳大利亚北部地区议会通过了《临终患者权利法案》。该法案自1997年起生效实施，于1999年3月被废止。③

至今为止，英国还没有一部独立的安乐死成文法。但并不等于医生不能为患者实施安乐死。2002年3月22日，英国最高法院裁决同意了普雷蒂娜女士可以实施安乐死。这一判例，表明安乐死在英国事实上已经取得了合法地位。④

荷兰2001年4月10日，荷兰议会上议院以46票赞成、28票反对、1票弃权通过了安乐死法案。

日本是世界上首次以司法判例形式附条件地认可安乐死行为合法的成文法国家。1962年12月12日，名古屋高等法院公示的适用安乐死六个条件，它不但为日本本国日后的安乐死案件审理提供了相应的法律准则，亦成了世界各国刑法学届约定俗成的一个不成文惯例。⑤

（三）我国安乐死事件

1986年在陕西汉中发生了我国首例安乐死：医生蒲连升应患者女儿的要求，为患者夏素文实施了安乐死，后被检察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批准逮捕。案件经历了6年诉讼后，蒲连升终获无罪释放。这并不意味安乐死是合法的，只是蒲连升开出的冬眠灵并非患者致死的主要原因，危害不大，才不构成犯罪。1994年9月8日，河南省宁陵县的吴秀云因患肝癌疼痛难忍而要求其丈夫刘某协助其安乐死并写下遗嘱，刘给吴喝下半杯农药，致吴某死亡。后吴家人将刘告上法庭，法庭认定刘是处于安乐死的动机协助其妻自杀，但按我国现行法律，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⑥2001年4月，西安市9名尿毒症病人联名写信给当地媒体，要求安乐死。消息见报后，又有40名尿毒症患者公开提出了相同的要求。

（四）国内的民众关于安乐死的意愿调查

1992年我国首例安乐死划上了句号，也是从1992年起，在每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案组都会受到关于安乐死的提案，要求立法。2001年4月10日，荷兰参议院通过安乐死法案，④此事在我国引起较大反响。一时间安乐死成了人们的热点话题之一，赞成安乐死、应当为安乐死立法的意见空前坚定和高涨。据中国天虎网2001年4月24日的最新网上调查结果，在32，000名参与调查人员中，74％赞成安乐死，反对者仅占26％。上海曾以问卷的形式对200为老人进行了安乐死意愿的调查，其中赞成率占72.56%，西安某大学小范围的调查表明90%以上的人赞同安乐死。在对某医学院172名学生进行调查发现，赞成对伴有难忍痛苦的绝症患者实施安乐死达77%，因法律无明文规定而表示说不清的占⑦16%。可见无论是青年人还是老年人无论是医务工作者还是非医务工作者大都赞 ②③严领蓉：《关于安乐死立法的思考》载《海南大学学报》2004年12月 第4期，第323、324页 王晓慧：《论安乐死》，吉林人名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69页 ④拿达里﹒安吉尔著，张涛译：《善待生死》，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243页 ⑤王晓慧：《论安乐死》，吉林人名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28页 ⑥严领蓉：《关于安乐死立法的思考》载《海南大学学报》2004年12月 第4期，第324页 ⑦赵秉志：《刑法争议问题研究》下卷 河南人民出版社，第136页 成安乐死，希望有相应的法律来予以调整。

二、安乐死众学说

（一）赞同派

1、“生活质量”说：在哲学理论界较为流行。有哲学家认为，人生活的质量和意义并不在于寿命的长或者短，而在于生活中能实际享受到的幸福有多少以及幸福程度的高低。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认为，对一个精神和肉体都倍受痛苦折磨的人来讲，生活中己经没有了幸福和快乐。所以这样人继续生活下去必然毫无生活乐趣可言，更无继续生存的价值和意义。所以，医生对这些生活质量明显欠缺(甚至根本都不存在)的人适用安乐死，丝毫不违背当代人的幸福观原则。⑧

2、“生命价值”说：持该说的学者们主张，根据历史唯物论观点的要求，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人，从自然属性看，他是属于个体的，而从社会属性看，他又是属于社会的。换言之，人是自然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体。古往今来，衡量一个人的生命是否具有价值，基本上取决于两个意义不同的参数。一个参数是生命对个人自身的价值，而另一个参数则是生命个体对社会或者某个群体的价值。这是当代哲学思想和社会学理论对人生价值评价的基准。同时，也是评价一个人生命价值大小与高低的“尺度”。从人的社会属性高于其自然属性的原理推论，无疑人对社会或者群体的价值自然要重于人对个体生命的价值。结论是一个人生命价值的有无与大小，绝对不在于他是如何得到或者这样索取，而在于他怎样进行奉献。既然安乐死的适用对象一般都是己经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并且不可能恢复的“索取型”人物，显然，其生命己无任何的社会价值。那么，对这类人就可以适用安乐死，对这类人也应当适用安乐死。⑨

3、“权利赋于”说：作为赞成安乐死派的一个重要理由在法理学界最为通行，并且，这一思想直接影响到人道主义学者和刑法学界的许多学者。该说认为，作为现代民主社会中的公民，他不但有生存权，而且还有死亡的自主决定权。我国法理学著名学者刘海年认为，从理论上说，安乐死应当作为我国公民基本权利的一项内容。安乐死权属于人权概念。荷兰著名人道主义学者简·格拉斯特·范隆始终坚信，延续一个人的生命与结束一个人的生命之间的选择与这种自我决定的权力紧密相关。所有的人都必须被允许自我决定自己的生死，应当有成文的法律规定保证和保护人们对自己生命做决定的权力，对于死亡不可避免而又遭受极大痛苦的病人来说，满足他们人生最后一个要求是人道的，他们应当有这个权利。⑩

4、“人道主义”说：人道主义者们一贯主张并认为，关心弱者和同情弱者是人道主义的基本信仰，而从行动上帮助他们，尤其是满足他们的实际需要更是一个具有人道主义思想信念的人在行动上的具体表现。对一个备受痛苦煎熬而又孤立无援的生命垂危者，能够在他生命的最后一站到达之前予以其“临终关怀”，这是

11任何一个人道主义者都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是应该得到支持的。

（二）反对派

⑧⑨王晓慧：《论安乐死》，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39页 王晓慧著《论安乐死》，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40页 ⑩ 〔美〕保罗·库尔兹著，肖峰译:《21世纪的人道主义》，东方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359页 11王晓慧著《论安乐死》，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l月，第42页

1、“生命神圣”说：西方宗教界领袖以及具有浓郁的宗教思想和观念的人士多持该说，他们认为安乐死严重地违反了人的生命宗教意义。生命神圣，万物中，人的生命可谓是最宝贵的。死生有命、气数在天，这些是永恒的千古不变之真理。“生命的期限是上帝规定的，所以，死亡是归依于上帝的旨意，他的到来，也必须经过上帝的允许。”12基督教圣经的《旧约》也写到，“凡事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尽管人与人之间存在着身份、地位和能力的不尽一样，但每一个人的寿命却都是上帝预先规定的。”总之，天命是不可违的。“人总是会死的，至于生命的期限均认为由上帝规定。13

2、“阻碍医学发展”说：个别的临床医生同样反对安乐死。他们认为，如果实施安乐死，将不利于我国医学技术的发展和提高，这涉及到对医学技术上所谓“绝症”的认识以及如何

解决绝症的问题。安乐死中所谓的“不治之症”只是一个暂时的相对难题而已。根据医学技术发展史的经验，人类必须相信，“我们掌握的技术己有能力在某种限度内改变死亡的到来之期。在为期不久的将来，我们有可将这种能力扩大到控制死亡。14

3、“危险先例”说：刑法学界，部分学者担心，安乐死一旦立法，必然随之产生一种危险的不良的社会后果。于是，有人担心“一旦针对临终病人确立了安乐死的原则，那么，该原则被适用所有成为家庭和社会负担的人的日子也就为期不远了。”15“安乐死合法化可能引发非任意安乐死、杀人或大量虐杀的后遗症。”16

4、“人道主义”说：个别人道主义者人为安乐死有悖于人道主义思想的基本宗旨，其本质就剥夺了一个人的实际生命。综观世界的各国法律、道德、舆论和风俗习惯，对痴呆、严重畸形、伤残乃至各种濒临死亡的人，普遍采取极其宽容的态度，这是人道主义精神在全人类中的普遍体现。17

三、安乐死存在的可行性

（一）存在的合理性

目前我国法律对安乐死还未有明确的规定。根据卫生部和国家计生委的有关统计，我国每年死亡人数近1000万，其中有100多万人是在痛苦（如癌症晚期的剧烈疼痛）中离开人世的。这100多万死亡者中又有相当多的人曾要求过安乐死，但因无法律根据保护而被拒绝，因此他们也只能“含痛死去”。可见其意义深远性和可行性。

生与死是自然的现象，人不仅有生的权利而且有尊严死的权利。对于身患绝症而明知治愈无望而采用人工的方法延续其生命不仅让患者忍受肉体上的痛苦而更是精神上的折磨。这显然是不人道的，同时也损害了患者生命的尊严。从病人家属的角度来看，长期看到自己的亲人长期受到病痛的折磨，自己确无能为力，在经济和精神上都担负着巨大的压力。病情危重无生存希望的病人长期占用医疗设备、医务人员，消耗大量的医疗药品用以延续无治愈希望的病人，显然是对有 1213 《古兰经》第三章第139节 冯沪祥著:((中西生死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第97页 14南川、黄炎平编译:“与名家一起体验死”，光明日报出版社20以年1月版，第5页 15张毅:“论安乐死与第三条路线的法律评价”，《中国刑事法》2002年第3期，第117一118页。16夏强:“安乐死合法化探究”，《中国刑事法》2001年第5期，第25页 17杜金香、王晓燕著:《医学伦理学教程》，科学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211页 医疗资源的严重浪费。由此可见，安乐死有助于节约医疗资源，使有限的医疗合理分配。

（二）存在的合法性

安乐死的合法化的关键在于人权是否包括自主选择安乐死的权利。何为人权呢？所谓人权，指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每个人按其本质和尊严享有或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人权的本质是要求自由平等的。自由的目的是使人摆脱一切的压迫和歧视获得尊严的生存和全面发展的自由。我国宪法尚未明确规定公民本身的生命权利，但我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我国公民享有人身自由的权利。18而安乐死从某中程度上体现的也是一种人身自由的权利。

根据立法规定及刑法理论的通说，犯罪具有上个基本特征，即严重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及刑罚当罚性。其中，严重社会危害性，是犯罪上个基本特征中首要的特征，也是最本质的特征，是决定一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前提条件。“安乐死”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且在客观上是有利于社会的发展。

从法理学的角度来看，公民的权利是以法律规定为限。我国法律并没有禁止安乐死，所以公民可以为之。

从犯罪构成来看，安乐死行为和我国刑法规定的故意杀人罪犯罪构成不符。从犯罪客体方面看，故意杀人罪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的生命权利。生命权利是每个公民所具有的最基本权利，包括公民生命不受他人非法侵害权和特殊条件下公民对生命的自决权。生命权利是我国法律保护的一种社会关系。从客观来看，故意杀人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违法性是构成本罪的必要特征。安乐死是身患绝症、濒临死亡且忍受极大病痛的病人选择死亡的方式，而非对病人生命的非法剥夺。实施安乐死，对身患绝症的病人生命来说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所不同的是死亡过程的加速而已。由此可见，安乐死与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有本质上的区别。从主观来看，故意杀人在主观上必须具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刑法中所说的故意，应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为前提，如行为在客观上不具有社会危害性而行为人在主观上就无犯罪故意可言。医生为病人实施安乐死，是出于对病人的同情与怜悯，出于人到主义，其目的是为了解除病人难以忍受的痛苦，使之安然逝去，行为人在主观上根本不存在杀人的故意。19

四、安乐死的实施程序

（一）实施程序

1、申请程序。除无近亲属的病人由单位代为申请外，实施安乐死首先必须有当事人的自己提出。申请必须是以正式的书面形式，写明申请的理由、意图、愿意接受安乐死的承诺，并由当事人签名。

2、确诊程序。所在医院应组成专家组对病人所患的绝症进行确诊，做出书面结论，载明诊断结果和医生对病情说明及处理建议。

3、审查程序。当事人提出申请由医院专家组会诊确认后并需经专业审查和司法审查。首先，进行专业审查：将病人的申请书及医院专家组的确诊意见递交 1819郭春孚：《经济与法》群言出版社，2004年，第5期

肖良平：《对于安乐死的法律思考》载《江西教育学院报》2003年第2期，第28页 上级专家委员会（由各个医院该疾病方面诊断专家组成，专家不得少于三人）亲自对病人的情况进行复诊，做出准予或不准予对病人实施安乐死的专业意见。做出准予实施安乐死的决定时，还应就实施安乐死的方法、用药剂量等问题做出详细的规定。其次，需要进行司法审查：专家委员会做出予实施安乐死的决定，应报医院所在地的地(市)级人民检察分院从法律上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由检察委员会决定是否批准。对准予实施安乐死的决定存有疑点，有权要求有关专家做出明确的解释。

4、执行程序。安乐死的最终执行必须严格依据法律规定，在批准的时间、地点、方法，由具备资格的医生进行操作。执行应当秘密进行，不向社会公开，地(市)级人民检察分院必须派员到场监督，病人家属有权要求在场见证。

5、备案程序。安乐死虽然不是司法程序，但由于是对人的生命的非司法处置，所以还应当强调对其进行司法监督。这需要执行完毕后附加一个备案程序，由所有参加执行人员当场在有关材料上签字，并加盖医院和检察机关的公章，最后将这些材料送检察机关归档备案。

（二）违法执行安乐死应承担的责任

1、刑事责任：⑪出于善良动机，医护人员或近亲属未经合法的审批程序擅自对绝症患者实施安乐死的，应以故意杀人罪论处，但刑罚可以酌情从宽。出于卑劣动机对绝症患者实施安乐死的相关人以故意杀人罪论处。⑫审查人员、执行人员、监督人员未履行或未认真履行责任，导致重大医疗事故，严重损害医疗机构与司法机关形象的应以玩忽职守从严论处。

2、民事责任：对于上述违法犯罪行为的个人或单位，受害人家属可以提出民事赔偿请求。

五、关于安乐死的立法思考

安乐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是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产物，其必然与传统观念产生冲突，也势必给安乐死的立法带来重重阻碍。同时，我国医务人员的思想和技术也有待提高，这也影响着人们对医生诊断的信任度。面对现况，我们既不能消极等待，亦不能急躁贸然进行。安乐死的立法一定要本着积极稳妥的精神，循序渐进，从严把握。既要满足人们对安乐死的合理要求，又要尽力避免安乐死的滥用。

安乐死的适用对象应是濒于死亡并承受巨大痛苦的病人，如无法忍受病体折磨的癌症晚期患者、植物人（不是自然的生命，而是人工制造的没有意识、任认摆布的“生命”）、患有严重生理或智力缺陷的新生儿，现代医学确实无法救治且缺陷将严重影响婴儿今后的生活质量的，而且其法定监护人不愿维持其生命的。

在立法形式上，因我国地域广阔，各民族在文化传统、风俗习惯、伦理观念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在近期内制定一部在全国范围内适用且内容详尽的《安乐死法》是不太现实的。可考虑采用渐进式方案，先从阻力较小的、公众容易接受的被动安乐死开始，即先由全国人大制定一部内容简略的、仅规定患者可以拒绝治疗，医生也可以尊重患者的意愿、停止对其进行治疗的《自然死亡法》，该法可规定要求安乐死者自己以遗嘱或由其亲属表示同意的方式停止维持其生命的治疗。制定该法实际上是一个过渡，待其施行一段时间后随着科学的生死观深入人心和被动安乐死实施经验的积累、人们观念的变化，此时才可以考虑制定《安 乐死法》。同时，我国的安乐死立法应在借鉴国外相关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包含如下内容：

第一，16岁以下患者的安乐死决定必须由其家长或监护人做出，16到18岁的未成年人可以在同家长商讨后一同做出决定。

第二，必须有医生的诊断。申请安乐死者必须经两名医生(其中一名是患者的主治医生)确诊身患绝症且身体上的病痛程度是药物所不能控制或已处于垂危状态，主治医生必须向患者详细陈述实际病情和后果预测，当一切努力均不可能时才能考虑安乐死，禁止医生向病人作任何可以把安乐死作为一种选择的暗示。必要时，还需要一位心理医生对患者进行诊断，以确认其神志清楚，完全有能力自己做出安乐死的决定。安乐死申请应有上述医生签字同意方为有效。

第三，必须有患者或其亲属的申请。申请安乐死者如果有表达意愿的能力，则必须提交由其亲笔签名的书面申请，若口头提出申请则必须是录音且必须有二名以上的见证人。原则上说，任何人都不能代替患者本人提出安乐死申请。神智不清、无法表达自己意愿的绝症患者，在一般情况下也不能对其实施安乐死，除非他们在神智清楚时已立有希望实施安乐死的遗嘱或有了解病人愿望的亲人提出请求。了解病人愿望的亲人是指那些长期服侍病人、能理解病人真实心愿的家属。当然，患者或其亲属可随时撤回申请。

第四，必须是患者明确、真实且深思熟虑后的意思表示。患者必须以语言或文字明确表示求安乐死，以暗示或其他方式表示的，都不能认为是明确的意思表示。意思表示还必须是患者的真实意思表示而非出自胁迫、欺骗、诱惑等其他非本人意愿的因素。

第五，必须有患者亲属的认可。安乐死申请者的父母、妻子、儿女等共同生活者，必须对申请安乐死的要求共同认可，并在安乐死申请者的申请书上签名。

第六，必须经过专门委员会批准。由具有一定职称的医生和伦理、法律专家组成。病人的安乐死请求经有关医生签署意见后，专家组鉴定提出安乐死申请的病人所患疾病是否为绝症，决定可否实施安乐死。

第七，患者的安乐死申请被批准后，分别要有7天以上的“冷却期”和48小时以上的“等待期”。安乐死申请被批准7天后，如果病人仍然坚持安乐死，那么病人还要再签一份申请书，他自己在这份申请书上签字之后，还要再等48小时，如果他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那么，安乐死才可以正式实施。

第八，必须经指定医院按照法定程序进行。遵循严格的程序是防止安乐死被滥用的关键，安乐死应体现“安乐”，给死者创造一个愉快或无痛苦的死亡过程。安乐死必须在指定医院施行。并由申请人及其家属签名，施行时必须有死者家属及见证人在场。

第九，必须用医学方法实施安乐死。具体是由医护人员给患者注射针剂或由患者自己服用安眠药片等，所用方法不应使病人遭受不应有的痛苦或使他人产生残酷的感觉。

第十，申请安乐死的患者的主治医生不能因为患者实施安乐死而从死者或其亲属处获得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利益。20

综上所述，安乐死是人类理性面对现实，探索死亡文明的客观体现，是人类社会在文明进程中的一大进步。安乐死问题涉及面虽广，实施难度也很大，但却是十分现实的问题，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观念的不断更新，对安乐死的争论将 20朱沛智：《安乐死及其立法思考》载《科学﹒经济﹒社会》2002年第1期，第78、79、80页 会越来越激烈。社会现实状况表明，面对这样一个群众日益支持的社会问题，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安乐死制度，明确安乐死的非罪性，分清安乐死的罪与非罪的界限是必须而又迫切的。安乐死行为是人性善良的张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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