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安乐死与宪法1（范文）

第一篇：论安乐死与宪法1（范文）

内容摘要：自“安乐死”一词衍生以来，伴随它的争议也不断激烈化。它是一个多学科研究的问题。从宪法学的角度来看，安乐死主要涉及到：病人的生命权与人性尊严的竞合、病人是否具有死亡权或者能否放弃自己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和安乐死的合法性这三个问题。如果解决宪法学上的这三个问题，将为其他学科具体构建安乐死制度提供理论上的论证资源。本文将从安乐死的定义、类型，安乐死在宪法学上的问题及合法性来进行论述。

关键词： 安乐死；生命权；死亡权；

合法性

目录

一、安乐死的定义及其类型................................................................................3

（一）定义................................................................................................................3

（二）类型................................................................................................................4

1、直接安乐死与间接安乐死.............................................................................4

2、自愿安乐死与非自愿安乐死.........................................................................4

3、主动安乐死与被动安乐死.............................................................................5

二、安乐死在宪法学上的问题...........................................................................5

（一）生命权、人性尊严....................................................................................6

（二）死亡权（The Right to Die）...................................................................8

（三）安乐死的合法性.......................................................................................10

论安乐死与宪法

安乐死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世界性难题，近年来，各种理论层出不穷。安乐死涉及到多个领域——法学、伦理学、医学、哲学、社会学等等，其中在法学里面，又涉及到刑法学、宪法学、民法学、行政法学等等。在我国，近年来对安乐死也日益重视，特别是在17年前我国发生了我国首例安乐死事件以后，引发了一起涉及医学界、法律界、伦理学界、新闻界及公众的关于安乐死问题的大讨论。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对这一问题发表了各自独到的见解。但学者的视野比较单一，对于安乐死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法学和医学领域，而法学领域中又集中在刑法学领域，较少有从其他学科来进行论证的；对于国外的安乐死立法及其理论，较少系统地介绍。有鉴于此，本文欲从宪法学的角度在借鉴国外理论的基础上，以求得一种宪法学上论证安乐死的思路。

一、安乐死的定义及其类型

（一）定义

安乐死是英文单词Euthanasia的中译，Euthanasia一词来源于古希腊语字根Eu（好、优）和thanatas（死亡），意思即是美好的死亡、快乐的死亡、无痛苦的死亡。日本学者将Euthanasia翻译为“安乐死”，这一译称为中国学者所继受。安乐死，根据《辞海》的解释，是指因现代医学无法挽救而面临死亡的病人的主动真诚要求，医师为解除其不堪忍受的痛苦而采取无痛苦的措施，提前结束其生命。

源于希腊的“安乐死”一词是快乐的尊严的死亡，然而，安乐死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被赋予了许多不同意义，出现了相关概念，如“尊严死”“协助死亡”“受嘱咐杀人”“帮助性自杀”等，被赋予现代意义的相关概念都有其各自的立足点和侧重点。在安乐死的争论中，由于存在不同择重点的相关概念，如“受嘱咐杀人”和“帮助性自杀” 夏征农主编《辞海》（缩印本）第1209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

其实谈的都是一个意思，医生在本人自愿安乐死的前提下，为其实施安乐术。由于择重点不同，一个成了“他杀”一个成了“自杀”。正是因为法律没有给安乐死一个权威而明确的界定，才使人们对安乐死实施带来疑惑和一定的恐惧，也造成了现实中司法的混乱。

我国《法学词典》对安乐死的解释是：外国的一个新的法律制度，其大意是当一个面临死亡而挣扎在难以忍受的肉体痛苦中的人要求“安乐的去死”，他人出于人道考虑，用致死手段剥夺其生命被认为是合法行为。《法学词典》对安乐死作的只是一种解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剥夺他人生命不认为是违法的行为并没有揭示安乐死的本质属性。安乐死的本质不是授人以死而是授死者以安乐。不是解决生还是死的问题而是要保证死的质量。因此将安乐死的定义表示为：对于自愿要求解除死亡痛苦者的死亡过程进行科学调节，以减轻和解除死亡痛苦，使其死亡状态安乐化，这样的表述显得更为全面科学些。

（二）类型

1、直接安乐死与间接安乐死

这是根据医生的行为与病人的生命结束之间的因果关系所作的分类。所谓直接安乐死是指医生的行为是以直接致人于死为目的，如果实施该行为，必能终结该人的生命。间接安乐死是指医生的行为能够减轻病人的痛苦，但也具有终结人生命的风险与可能，也就是说，间接安乐死即使实施，医生的行为也只是诸多导致病人死亡因素中的一个，而并非唯一原因。实际上，直接安乐死与间接安乐死都属于主动安乐死。这种分类的意义在于，在直接安乐死中，医生对于病人的死亡持一种直接故意的状态，间接安乐死中，医生对于病人的死亡持间接故意，这种不同的故意状态决定了医生行为的可责性的大小，相比之下，直接安乐死比间接安乐死的争议更大。

2、自愿安乐死与非自愿安乐死

这是根据病人对死亡的意愿所作的分类。所谓自愿安乐死是指病人在治疗当时主动要求安乐死。非自愿安乐死是指病人在患病当时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愿，但在治疗前曾经要求以后安乐死或者根据他们的

近亲属或者清醒时指定的代理人的意愿，对其实行安乐死。这种分类的意义在于，病人的自愿能够构成安乐死正当化的理由。

“非自愿安乐死”包含两种情形，一是当事人没有表示或无法表示意愿的“无意愿安乐死”；一是违反当事人意愿安乐死。无意愿安乐死不一定是违反病人意愿（例如昏迷，痴呆，无脑儿童）。

3、主动安乐死与被动安乐死

主动安乐死是指采取一定的行动者，蓄意将临终病人致死，让他脱离生的极端痛苦。所谓被动安乐死是指籍着不作为，如中断医疗甚至中断基本照顾让之自然死亡。一般认为不为末期患者提供无效用的治疗视为让患者自然死亡。而非刻意延长他们的性命，因此并非采用安乐死，因此尽量避免使用“被动安乐死”一词。在主动安乐死中由于对患者采取一定的积极行为，死亡的原因与行为就产生了某种联系，行为和病因与死亡原因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而在被动安乐死中死亡的原因就只能是不可挽救的病痛了。在安乐死的讨论中,还应区分以下两种情况:①垂危病人的安乐死。这里，安乐死只不过使死亡时间稍稍提前一些。②非垂危病人的安乐死。若不进行安乐死，病人可以存活相当长时间，并且不一定自觉痛苦，但他的生活质量是低下的，对社会家庭是一个负担。例如畸形或发育不全的婴幼儿或患不治之症但尚未处于垂危阶段的病人，以及植物人等。无论从伦理学还是从法学的角度来看，消极的安乐死接近自然死亡，而积极的安乐死则接近故意杀人。

二、安乐死在宪法学上的问题

（一）生命权、人性尊严

生命权是生命权是以自然人的性命维持和安全利益为内容的人格权。我国《民法通则》第98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这里的生命健康权，实际上是生命权、健康权与身体权的总称，可见我国的立法是将生命权规定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而加以保护的，这也是世界上多数国家的立法体例。

1宪法上的生命权，主要具有两种性质：（1）作为一种主观权利（Subject Right），它主要体现为防御权功能，即人可以请求国家不得侵害其生命。当然，这种侵害是指没有正当理由的侵害，也就是说，生命权的保障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这种相对性主要体现在：国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剥夺人的生命，比如军人在战争中对敌人，警察在执行公务中对歹徒，法官可以判处犯罪人死刑等等。（2）作为一项客观价值规范（Object Value Norm）。即人的生命权本身是一种应得到社会全体尊重的价值，对于这种优先的价值，国家应当积极予以保护，防止其受到来自于国家之外的其他强制力的侵害，即国家对生命权的保护义务功能。

生命权乃安乐死问题的关键，理清生命权对解决安乐死问题有重要意义。目前对生命权的错误认识主要有：生命权完全归属于个人、完全归属于国家、完全归属于对生命有权利主张的人。如果生命权完全属于个人，个人的生命权被非法剥夺时个人的亲属因为对生命没有任何权利，不能得到侵害个人生命权加害人的赔偿。个人生命有父母生命的延续在里面，必然有父母的利益在个人生命个体上。个人在生命灭亡时主要亲属的身份利益、精神利益直接财产利益、间接财产利益很可能受到严重损害。

生命权归国家所有，包括任意处置个人的生命，个人生死完全在于国家的意志。生命权归国家所有，包括任意处置个人的生命，个人生死完全在于国家的意志。这种观点有两个问题：

一、国家的对个人的生命权是如何获得的？

二、个人是否会将关系生死的权利交给可能损害自己的主体——国家？权利首先依赖于统治阶级获得统治权。统治阶级对整个国家拥有绝对的力量优势，依靠力量形成权利的根源，然后依据民主学说以宪法的形式全权授权与民，民众才有所谓的权利，一些松散的民众不会有权利。民众有了权利全民主权成立，民众才可能将自己的生命权再授予国家。但也有可能，统治阶级并没有把每个人的生命所有权授予个人，这样的话，国家就有所有个人的生命权。但会有一个问题，统治阶级的力量并不能对整个国家的形势得以完全控制，即使国家认为对每个人都有生命权，但个人如果在自己生命上拥有一定力量优势的情况下，国家的 1萧淑芬：《论基本权核心概念之规范——一个比较法学的观察》，载《东海大学法学研究》第19期。

权利就无法完全实现，无法完全实现的权利实际上不能算作完整的权利。当个人和国家都有个人生命力量的时候，实际上应该根据二者力量共同分配对个人生命的权利，这样确保国家对个人生命的权利得以完全实现才有可能。国家由个人组成，国家的一切权利都来自个人授权，这是人民主权学说的观点。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第三条规定：“整个主权的本原主要是寄托于国民。任何团体、个人都不得行使主权所未明确授予的权力。” 既然个人有国家无法剥夺的权利，个人为何要把这权利交给国家呢？除非国家能做出对个人有利的行为。统治阶级没有力量优势时，逐渐实现民众主权，这时候国家的一切权利属于民众。因为国家并不能完全不出问题地实现民众权利，所以不会将所有的权利交给国家。“在哲学家成为这个世界的国王之前，在我们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人成为哲学家之前，在政权和哲学因此而为同一人掌握之前，国家的纷争，或者说人类的纷争，就不会完结。”现实的情况并没有达到《理想国》所设想的情形——掌握国家权力的统治者是完美的人的时候，把全部的生命权交给国家是危险的。

个人生命权完全属于对生命有权利主张的人或组织，即对生命有权利主张的人拥有对生命的处置权，包括结束这个生命。这要看如何界定对生命有权利主张的人这主体的范围。假如这个主体范围包括享有这个生命的个体、这个个体的主要亲属、国家，这样的话，这些主体共同拥有这个生命的处置权，这同笔者观点并无二致。假如不包括这个生命的个体和他的主要亲属，也不包括国家，生命权完全属于对生命有权利主张的人在这里特定的范围不包括生命的个体、个体的主要亲属和国家。十分明显的是大多数人不会接受这种观点。比如，债权人对债务人有权利主张，按照个人生命权完全属于对生命有权利主张的人的观点债权人有可能可以有结束债务人生命的权利，这显然十分荒谬。

德国宪法实务界认为，相较於正面定义人性尊严，在法学上更有意义的是确立人性尊严不可侵害之原则，包括了国家公权力对於任何一个人的尊严，在消极面上不应加以侵害，在积极面上更负有防御侵害的保护义务。人性尊严的正面表述大致可以说是∶每一个人都是自主、自决的独立个体，都是具体存在并且具有意义的生命。每个人均有权利为自己维护自己的尊严；每一个人在社会中，均有其一定的 1

许宗力：《宪法上之个人尊严原理》，载《中国比较法学会学报》第13辑。

社会价值，每个人都有权主张自己应受到充分的尊重。因此，国家不能为了成就特定人的目的，而将任何人当成达成目的的手段，人尤其不能被贬抑为单纯仅受国家行为支配的客体，而在根本上损及其做为一个人的主体性，包括了他的自主、自决及自治权力。

宪法学者陈清秀指出，尊重并保障人性尊严是一种宪法价值的决定。一旦确立国家公权力应对人性尊严加以尊重与保障，人性尊严即成为宪法秩序中最高的法律价值，非但在行政、立法及司法上均应受到人性尊严原则的拘束，不容国家机关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予以侵害外，甚至属于不得经由修宪程序变更的宪法核心领域。

李震山先生也曾提出：“本文以为要推定保护人性尊严之法益优于生命权之法益，不易成立，而且基于有生命存在，方有机会以其他方法强化人性尊严保障，因此，本文认为生命权保障优先于人性尊严之保障。”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依凭主张人性尊严的实现来对抗人的生命权，还是无法达到前者完全可以压制后者的程度，也就是人性尊严是在呼唤安乐死，但无法一力撑起安乐死。

1（二）死亡权（The Right to Die）

学者提出：“从法理上来说，安乐死合法化问题的实质在于人是否享有死亡权，也就是人是否有权利处分自己的生命，这是解决安乐死是否合法化问题的关键症结。”几乎在同一时间又有人指出：“人应当享有死亡的权利。”他们都认为，从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说，生命是指包括从人的生命形成到结束的整个过程。因此，生命权应相应地包括人在生命三个不同阶段中所具有的三个具体的权利内容，即生命从开始孕育到出生时的出生权、从出生后到死亡前的生存权以及临近生命末端的死亡权。就是说，生命权之中已经先天地包含了死亡权的内容，而生命权又被公认为是每个人所固有的最基本的权利之一，因而，作为生命权之中的死亡权显然也应当是人所固有的最基本人权之一。从法理上来说，权利是对利益和自由的确认与保障，而死亡权就是对濒死病人死亡自由的确认。但另一方面，生命又不仅属于个人，它同时也是属于社会的。这就决定了在人对自己生命的处分会给社会的良性发展带来某种隐患或损害时，社会可以对个人处分自己的生命的权利加以限制，这时，法律就会成为限制人死亡权的最有效手段。可见，1 李震山：《人性尊严之宪法意义》，载《中国比较法学会学报》第13辑。

只有在人对自己生命的处分无害甚至有益于社会时，个人才有权处分自己的生命，这种死亡权应受到法律的尊重、确认和保护。死亡权体现了法律对个人意愿的尊重和保障。针对死亡权的特点，刘长秋归纳为：①死亡权是一项伦理色彩很浓的权利；②死亡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然权利；③死亡权是一种非诉权利；④死亡权的适用有着非常有限的主体范围。对于立法设计，他们都同意权利虚置是立法对待死亡权的合理方式。还有学者也表达了“认准并阐明安乐死权就是死亡权，这种死亡权就是人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的意见。马修·哈宾格神父曾说，“我们现在可以很容易对彻底的反生命的哲学运动勾画出一个详细的计划：从避孕到堕胎到安乐死。一旦生命不再被视为上帝的神圣赐物，一个社会便不可避免地以各种形式拥抱死亡。”那么以安乐死的方式拥抱死亡就是死亡权的实现吗?米尔恩说过：“任何人均不能仅凭其个人身份而享有一项权利”。死亡权确乎存在吗? 首先，生命权被公认为是每个人所固有的最基本的权利之一，的确如此，但生命权应包括出生权、生存权以及死亡权三项内容吗?这里二位作者都只是下了一个判断，没有给予论证。就出生权而言，以我们每个人都无法控制自己的出生这一事实已然对其充满困惑，况且对人为故意地阻却出生并不当然地认为是侵权又是一不利证据，所以对于这种生命权三分的判断颇值商榷。

其次，如果将死亡权作为生命权的一项内容，也就是具有人权的属性，那它是否符合人权的本源和特征呢? 1．人权概念就是这样一种观念：存在某些无论被承认与否都在一切时间和场合属于全体人类的权利。人们仅凭其作为人就享有这些权利，而不论其在国籍、宗教、性别、社会身份、职业、财富、财产或其他任何种族、文化或社会特性方面的差异。《世界人权宣言》第三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与人身安全。”这也就是人权普遍性的要求。但对死亡权的设计中却提到了死亡权的适用有着非常有限的主体范围：“依法可以享有这一权利的主体只能是那些饱受病痛之苦且确实已无治愈希望而又看破死亡的濒死病人。”米尔恩说过：“一种关于人权的表述若使其中许多权利与大多数人类无关，就不是一种经得起理性辩驳的表述”。可以说这种将一项人权的主体限定在这样小的范围的作法，是对平等

11程明修：《胎儿与生命权保障主体性间之宪法论证难题》，载《东吴大学法律学报》第13卷第2期。

享有人权和人权普遍性的背叛。况且在文中作者自己已经界定：“死亡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然权利，自然权利是与生俱来的，它不依赖于法律的认可和保护而先天存在着”，那根据什么在将这个自然权利上升到法定权利时把大多数人原本拥有的权利剥夺了呢? 或者我们考虑如果不做这样限定呢?事情可能会更加麻烦。试想一下：A欲行使自己的死亡权，选择了上吊的方式，B用近乎“暴力”的手段将A从悬于房梁的绳套中解下来，A的死亡权没有实现，那么第二天A是否可以去起诉B侵权呢?即使是“饱受病痛之苦且确实已无治愈希望而又看破死亡的濒死病人”行使自己的死亡权，作为医生是否有协助的义务?如果一个信奉上帝的医生拒绝提供最基本的帮助，从而使权利人无法实现自己的权利，这是否构成侵权?可能是基于对此类问题的预见和考虑，所以死亡权的设计者提出“死亡权是一种非诉权利”以及“立法在规定死亡权的时候不应当为该权利配备相应的司法救济程序”。但我们应明确：对于任何权利，都必须有可能说出何种作为或不作为将构成对它的侵犯，如果没有此种作为或不作为可以证实，那么，就不存在一项权利。从主体范围到可诉性、救济配置的限制，死亡权的设计者可谓是用心良苦，可这个面目全非的东西还是我们所说的权利吗? 2．人权是人的基本需求和自由，是满足人的基本需求，是人人都有的一种本性要求。人权就是要满足人人都有过好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公共卫生生活的愿望和要求。我们如何理解死亡权是来满足这样的一些愿望和要求的?要知道对死亡权的追求和实现，不仅满足“过好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公共卫生生活的愿望和要求”不可能，甚至于满足“过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公共卫生生活的愿望和要求”也不可能。

1（三）安乐死的合法性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因此所谓的合法必须要合乎宪法精神与原则。宪法的终极目的在于保障人权，所谓人权在英国《牛津法律大辞典》中描述为：“人权，或称作人的基本权利、自由，要求维护或 1 李震山：《论宪法未列举之自由权利之保障——司法院大法官相关解释之评析》，载刘孔中、陈新民主编《宪法解释之理论与实务》第365—367页，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2002年版。

有时要求阐明哪些应在法律上受到承认和保护的权利，以便使每个人在个性精神道德和其他方面的独立获得最充分最自由的发展，作为权利，它们被认为是生来就有的个人理性，自由意志的产物，而不仅仅是由实在法的授予或取消。”

纵观宪法的发展历程，自从1982年通过后，历经1988、1993、1999、2004年四次修改共通过31条修正案。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法律赋予了非公有制主体在市场上更大的自由度；从对财产所有权的保护到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私人财产的保护力度得到了法律的重视；人权入宪—“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更是把对人的尊重与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让人权意识深入人心。

那么安乐死是否与保护人权背道而驰呢？作为一名明知其生命已无可挽救的病人，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以及精神上的巨大压力，更要时时面对死亡的的阴影。此时此刻，他的个性精神道德和其他方面的独立获得了最充分最自由的发展了吗？自由、生命、财产是人权的最基本内容。医药治疗，只是在延续即将终结的生命，并注定这种延续没有任何治愈的机会，对于病人而言何来自由、财产、生命？

我国《刑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财产，保护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从这条规定中可以看出，我国刑法的任务包括惩罚和保护两个方面：惩罚是手段，保护人民是目的。通过刑法同犯罪做斗争，来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为了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又必须正确有效的同犯罪作斗争。”刑法以宪法为其立法根据，然后在其特定的领域内具体的贯彻宪法精神与原则，通过具体的刑法规范与适用，体现追求宪法的终极目的---保障人权。综上论证，安乐死并非侵犯人权，然而现行刑法却以故意杀人来定性安乐死，以此来禁止安乐死是否违背人权，违背宪法的精神要义呢？

尽管大多数国家的立法尚未承认安乐死行为的合法性，但对这些实际案例的司法处理并不完全以杀人罪论处。名古屋高等法院在1962年判决了一名协助病人安乐死的医生无罪，从而揭开了推行安乐死合法化的序幕。英国高等法院在1993年判决同意，经患者父母和医生的申请，停止向一名大脑坏死4年的患者输入营养液而终止其生命，司

法判例表明对意识丧失情况下基于他人意志实施安乐死的认可态度。在加拿大和德国也有类似案例。

在我国，发生于1986年6月陕西汉中的第一例“安乐死”案件中的被告人先以“故意杀人罪”被逮捕，后经法院长达六年的审理，认为“是一种非法剥夺公民生命权利的行为，但情节轻微，危害不大，不构成犯罪。”

在事实上，发生消极安乐死的现象甚是普遍。走进任何一家医院都会发现由于医疗费用短缺的缘故而要求出院、停止高昂费用积极治疗的情况，至于在相对落后的农村，根本不送病人入院治疗的情况更比比皆是。我国卫生部关于以晚期癌症病人一再放宽使用麻醉药限度的规定，其实质就是在一定范围内对安乐死的认可。

安乐死问题是相当复杂的，本文既无力也无意解决所有的问题，本文的目的仅在于提供一条在宪法学上论证安乐死的思路。这条思路就是首先界定安乐死的概念，区分安乐死的类型。其次，根据不同的类型，发现其争议的焦点。再次，从正反两方面的观点中，归纳出宪法学上有意义的问题点。

参考文献

刊期类：

1、程明修：《胎儿与生命权保障主体性间之宪法论证难题》，载《东吴大学法律学报》第13卷第2期。

2、萧淑芬：《论基本权核心概念之规范——一个比较法学的观察》，载《东海大学法学研究》第19期。

3、李震山：《人性尊严之宪法意义》，载《中国比较法学会学报》第13辑。

4、许宗力：《宪法上之个人尊严原理》，载《中国比较法学会学报》第13辑。

著作类：

1、夏征农主编《辞海》（缩印本）第1209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

2、李震山：《论宪法未列举之自由权利之保障——司法院大法官相关解释之评析》，载刘孔中、陈新民主编《宪法解释之理论与实务》第365—367页，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2002年版。

3、张嘉尹：《基本权理论、基本权功能与基本权客观面向》，载《当代公法学新论（上）》第45页，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版。

第二篇：论安乐死的宪法分析(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论安乐死的宪法分析

选题意义：

一百多年来，人们关于安乐死的争论一直未曾停止过。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们生活质量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而对生死统一性问题的理解更加深刻, 所以人们开始把生命的重心由优生、优育转移到一个相对空白的领域——优死上。面对生命的终止，应该选择怎样的方式结束生命，如何有尊严地死去, 就成为人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尤其对于那些处于生命的尽头，被病痛折磨，所谓“痛不欲生”的人们，安乐死或许是他们心中唯一的不得已的选择。但是无论从伦理还是从法律上，安乐死至今没有获得最坚定的支持和认可，这是争论的根源。也正因为如此，安乐死问题正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不管人们现在对安乐死持何种态度, 安乐死作为一种死亡选择的方式涉及到人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以及人的死亡权利等诸多最基本却着实重要的问题, 在未得到定论之前，显然不能简单予以是或不是的评判。探寻安乐死的社会价值与意义, 对提高现代人的生活质量, 维持个体做人的尊严,同时也为保障公民的生命权，无疑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宪法作为我国的根本大法，既规范了根本的社会关系，也规定了社会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同时还规定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生命、自由和财产，因此宪法的适用对于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维护宪法权威具有重要意义。长期以来，由宪法引申出的各种专业法律如刑法、民法、劳动法、环境保护法等，在各领域内发挥着积极的约束和引导用，但是作为法律根基的宪法却被人们忽视了。虽然身处这样尴尬的局面，但是宪法的基础地位依然不可动摇。面对安乐死这个在立法界存在着颇多争议的话题，面对专业法律的空白，只能从宪法中为其寻求法律依据。本文通过对宪法中最基本的生命权及其他与安乐死相关的法律要素进行分析，以期得到宪法对安乐死的基本观点，并为安乐死获得立法支持求根溯源。

本选题力求通过安乐死在我国的宪法分析，并借鉴外国的安乐死立法发展理论和实践，为我国的安乐死立法之路提供一些参考作用，但是作为法律根基的宪法却被人们忽视了。虽然身处这样尴尬的局面，但是宪法的基础地位依然不可动摇。面对安乐死这个在立法界存在着颇多争议的话题，面对专业法律的空白，只能从宪法中为其寻求法律依据。本文通过对宪法中最基本的生命权及其他与安乐死相关的法律要素进行分析，以期得到宪法对安乐死的基本观点，并为安乐死获得立法支持求根溯源。

本选题力求通过安乐死在我国的宪法分析，并借鉴外国的安乐死立法发展理论和实践，为我国的安乐死立法之路提供一些参考。

国内外研究综述：

关于安乐死的争议始终没有停歇，其中主要的原因在于，现在尚无人能够提出一种令人信服的关于安乐死的论证。所以安乐死也一直是国内外众多学者研究的课题，关于安乐死的专家言论和文献著作层出不穷。安乐死本身具有强烈的复杂性，其涉及到多个领域——法学、伦理学、医学、哲学、社会学等等，其中在法学里面，又涉及到刑法学、宪法学、民法学、行政法学等等，所以，如果没有多学科的知识积累，没有专业的科学论证，很难得出一个比较公允的结论。

我国有关安乐死的讨论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自1986年我国陕西省汉中市发生了第一起安乐死的案件，从此二十几年来，出现许多相关的文献，应当说，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不足也很明显，首先，学者的研究似乎并未引起反响，相关立法仍处于停滞阶段，安乐死依然没有获得法律支持；其次，学者的视野比较单一，对于安乐死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法学、医学以及伦理学领域，而法学领域中又集中在刑法学领域，由此造成观点相对狭隘，而缺少更广阔的科学性；再次，对于国外的安乐死立法及其理论的介绍，散乱而不成系统。鉴于此，本文欲从宪法学的角度来对安乐死进行一些分析和讨论，在借鉴国外理论的基础上，以求得一种宪法学上论证安乐死的思路。

主要研究内容：

1、导言：安乐死与宪法的关系以及目前研究概况；

2、安乐死的概念和类型：从多种角度解读安乐死的概

念，多种方式归纳安乐死的分类，以找到能够与宪法相关联的要素做进一步分析；

3、国外宪法关于安乐死的发展之路及我国安乐死的立法之路简介；

4、安乐死的宪法分析： 4.1宪法中的公民生命权； 4.2生命权与安乐死；

4.3安乐死的道德与法律关系； 4.4安乐死可行性和合法性分析；

5、我国的安乐死立法思考：结合我国目前社会和法律现状，对我国的安乐死立法工作作出个人见解性的预测及建议。

拟采用的研究思路（方法、技术路线、可行性论证等）：

1、研究主要思路：本文通过国内外对于安乐死的宪法分析及立法工作的实际发展情况，阐明安乐死与伦理道德、公民生命权之间存在的联系，并克服其之间存在的矛盾，对安乐死在我国社会背景下的可行性和合法性做出分析，并思考我国宪法背景下的安乐死未来立法之路。

2、研究方法：本文将采取文献研究法、定性分析法、跨学科研究法、探索性研究法、经验总结法、描述性研究法等多种方法对安乐死的宪法分析这一课题进行较深入的研究。

3、可行性：关于“安乐死的宪法分析”这个课题，已经有众多的法学前辈做出过或深入或宽广的研究，因此借鉴之前的有关专著和文献，具有较为丰富的理论基础，再加上本人扎实的法律专业知识，积极与同学讨论研究，请教指导老师，在目前充裕的时间条件下，具有相对乐观的可行性。

参考文献目录：

1、安乐死的伦理价值研究 郝杰 西南大学 2009

2、安乐死问题研究 杨克敏 中国政法大学 2004

3、“安乐死”问题的法理学思考——从死亡权角度的考察 李卓 吉林大学2004

4、关于安乐死制度的法律思考 霍述艳 山东大学2008

5、论安乐死的合法化 杨艺能 西南政法大学 2010

6、美国安乐死运动 陈学娟 西南大学 2010

7、论安乐死—兼论死亡权基础 李晨凯 华东政法大学 2011

8、安乐死的非犯罪化研究 戴风玲 山东大学 2008

9、全科医师骨干对安乐死的认知、态度及意向的调查分析 黄婉霞 刘俊荣 王家骥 中国医学伦理学 2010

10、论安乐死合法化及立法构想 周瑞 西南政法大学 2010 11.安乐死权研究 温静芳 吉林大学 2008

12、安乐死非犯罪化研究 李小旭 中国海洋大学 2011

13、安乐死与生命的尊严:国外安乐死研究的新理路 刘刚 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

14、关于蒲连升实施“安乐死”案的法律分析 何伟 兰州大学 2010

15、安乐死的民法学思考 张亚利 湖南师范大学 2008

16、刑法视野下的安乐死 郑娜 河南大学 2010

17、安乐死的伦理价值分析 李琰 河北师范大学 2007

18、安乐死立法的若干问题研究 赵雪莲 山东大学2005

第三篇：论安乐死的合法化

论安乐死的合法化

摘要：安乐死的本质不是授人以死，而是授死者以安乐。现代文明社会应尊重患者的生命权与个人选择，对患者以临终关怀，使之死亡状态得以优化从而使死亡安乐化。安乐死具备现实性、合理性，所以安乐死应该有其合法化的地位。

关键词：安乐死起源

现状

立法思考

实施程序

目录：

一、安乐死的起源及各国的现状

（一）安乐死的定义

（二）安乐死各国的立法

（三）我国安乐死事件

（四）国内的民众关于安乐死的意愿调查

二、安乐死的学说

三、安乐死存在的可行性

（一）存在的合理性

（二）存在的合法性

四、安乐死的实施程序

（一）实施程序

（二）违法执行安乐死应承担的责任

五、安乐死的立法思考

一、安乐死的起源及各国的现状

（一）安乐死

安乐死（Euthanasia）一语源自希腊语“美丽的死”（Euthanlos），又称安死术或称怜杀原意是指舒适或无痛苦地死亡。①

安乐死作为一种特殊的死亡形式，目前尚无一个统一完整的定义。《牛津法律指南》将安乐死定义为“在不可救要的病危者自己要求下，所采取的引起或加速死亡的措施。”《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对其定义为：“对于现代医学无可救药的并濒临死亡的病人，医生在患者本人真诚委托的前提下，为减少病人难以忍受的剧烈痛苦，可以采取措施提前结束病人的生命。” 安乐死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安乐死，包括一切因为身心原因致死，让其死亡及自杀。狭义的安乐死则把其局限于不治之症而又极端痛苦的人，即对死亡已经开始的病人，不对他们采取人工干预的办法未延长痛苦的死亡过程，或为了制止剧烈疼痛的折磨而采取积极的措施认为的加速其死亡的过程。安乐死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安乐死”实施的对象应该是指那些有充分证据证明在当前医学条件下毫无救治可能并正处于极端痛苦之中的病人或者是无生命价值的人。

2、“安乐死”应该是在病人自愿请求的前提下进行的。如在病人在非自愿情况下，而强行对其实施就构成了故意杀人罪。

3、在这一行为中，执行人，只能是取得合法资格的医护人员，且必须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死亡的问题，是每一个活着的人所不可回避的问题。人类的死亡，体现了自然的规律，但死亡的方式各有不同。安乐死的本质不是授人以死，而是授死者以安乐；因为即使不实施安乐死，该病患也会死亡，而且是痛苦的死亡，所以，安乐死不是生向死的转化，而是把死亡由“痛苦”向“安乐 ”的转化。其本质是驾驭消除痛苦的机制和规律，对人的死亡过程进行科学调节，消除痛苦，是病患死的安乐，是优死。

安乐死根据实施方式的不同而分为：1）积极的“安乐死”与消极的“安乐死”。积极的“安乐死”又称为主动“安乐死”指医务人员采取促使病人死亡的措施结束病人的生命。

消极的“安乐死”有称被动的“安乐死”指对那些身患绝症处于极端痛苦的病人停止救治、放弃救治，包括停止使用生命辅助设施和药物，是病人自然的死于疾病。2）根据被实施者明确表达愿望与否，分为自愿“安乐死”和非自愿“安乐死”。自愿“安乐死”指病患在意志清醒时候，有明确的表示，自愿实施“安乐死”。非自愿“安乐死”指那些无行为能力的病人：脑死亡、植物人和先天性疾病的婴儿，由于这类人都无行为能力，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愿。对于这类病人的安乐死应由其监护人代为提出。

现代意义上的安乐死思想发起于17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培根、洛克、休谟等都阐述过他们对死亡的看法。托马斯·莫尔在其《乌托邦》一书中还对如何实施安乐死提出了许多具体的设想。20世纪30年代，由于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使一部分危重病人的生命可以在人工干预下，长时间地、极其痛苦地延长，这在极大程度上激化了医学伦理中延长病人生命和解除病人痛苦的矛盾，使安乐死合法化运动与人权运动结合起来，并正式走上了历史舞台。1936年英国首先成立了“自愿安乐死协会”。1944年，澳大利亚和南非也成立了类似的组织。1983 ①储怀植:《美国刑法》（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2页 年美国成立了“无痛苦致死协会”。②

（二）安乐死在各国的立法

澳大利亚，是一个历史上较早在个别区域范围内通过了安乐死立法的国家之一。1995年5月25日，澳大利亚北部地区议会通过了《临终患者权利法案》。该法案自1997年起生效实施，于1999年3月被废止。③

至今为止，英国还没有一部独立的安乐死成文法。但并不等于医生不能为患者实施安乐死。2002年3月22日，英国最高法院裁决同意了普雷蒂娜女士可以实施安乐死。这一判例，表明安乐死在英国事实上已经取得了合法地位。④

荷兰2001年4月10日，荷兰议会上议院以46票赞成、28票反对、1票弃权通过了安乐死法案。

日本是世界上首次以司法判例形式附条件地认可安乐死行为合法的成文法国家。1962年12月12日，名古屋高等法院公示的适用安乐死六个条件，它不但为日本本国日后的安乐死案件审理提供了相应的法律准则，亦成了世界各国刑法学届约定俗成的一个不成文惯例。⑤

（三）我国安乐死事件

1986年在陕西汉中发生了我国首例安乐死：医生蒲连升应患者女儿的要求，为患者夏素文实施了安乐死，后被检察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批准逮捕。案件经历了6年诉讼后，蒲连升终获无罪释放。这并不意味安乐死是合法的，只是蒲连升开出的冬眠灵并非患者致死的主要原因，危害不大，才不构成犯罪。1994年9月8日，河南省宁陵县的吴秀云因患肝癌疼痛难忍而要求其丈夫刘某协助其安乐死并写下遗嘱，刘给吴喝下半杯农药，致吴某死亡。后吴家人将刘告上法庭，法庭认定刘是处于安乐死的动机协助其妻自杀，但按我国现行法律，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⑥2001年4月，西安市9名尿毒症病人联名写信给当地媒体，要求安乐死。消息见报后，又有40名尿毒症患者公开提出了相同的要求。

（四）国内的民众关于安乐死的意愿调查

1992年我国首例安乐死划上了句号，也是从1992年起，在每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案组都会受到关于安乐死的提案，要求立法。2001年4月10日，荷兰参议院通过安乐死法案，④此事在我国引起较大反响。一时间安乐死成了人们的热点话题之一，赞成安乐死、应当为安乐死立法的意见空前坚定和高涨。据中国天虎网2001年4月24日的最新网上调查结果，在32，000名参与调查人员中，74％赞成安乐死，反对者仅占26％。上海曾以问卷的形式对200为老人进行了安乐死意愿的调查，其中赞成率占72.56%，西安某大学小范围的调查表明90%以上的人赞同安乐死。在对某医学院172名学生进行调查发现，赞成对伴有难忍痛苦的绝症患者实施安乐死达77%，因法律无明文规定而表示说不清的占⑦16%。可见无论是青年人还是老年人无论是医务工作者还是非医务工作者大都赞 ②③严领蓉：《关于安乐死立法的思考》载《海南大学学报》2004年12月 第4期，第323、324页 王晓慧：《论安乐死》，吉林人名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69页 ④拿达里﹒安吉尔著，张涛译：《善待生死》，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243页 ⑤王晓慧：《论安乐死》，吉林人名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28页 ⑥严领蓉：《关于安乐死立法的思考》载《海南大学学报》2004年12月 第4期，第324页 ⑦赵秉志：《刑法争议问题研究》下卷 河南人民出版社，第136页 成安乐死，希望有相应的法律来予以调整。

二、安乐死众学说

（一）赞同派

1、“生活质量”说：在哲学理论界较为流行。有哲学家认为，人生活的质量和意义并不在于寿命的长或者短，而在于生活中能实际享受到的幸福有多少以及幸福程度的高低。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认为，对一个精神和肉体都倍受痛苦折磨的人来讲，生活中己经没有了幸福和快乐。所以这样人继续生活下去必然毫无生活乐趣可言，更无继续生存的价值和意义。所以，医生对这些生活质量明显欠缺(甚至根本都不存在)的人适用安乐死，丝毫不违背当代人的幸福观原则。⑧

2、“生命价值”说：持该说的学者们主张，根据历史唯物论观点的要求，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人，从自然属性看，他是属于个体的，而从社会属性看，他又是属于社会的。换言之，人是自然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体。古往今来，衡量一个人的生命是否具有价值，基本上取决于两个意义不同的参数。一个参数是生命对个人自身的价值，而另一个参数则是生命个体对社会或者某个群体的价值。这是当代哲学思想和社会学理论对人生价值评价的基准。同时，也是评价一个人生命价值大小与高低的“尺度”。从人的社会属性高于其自然属性的原理推论，无疑人对社会或者群体的价值自然要重于人对个体生命的价值。结论是一个人生命价值的有无与大小，绝对不在于他是如何得到或者这样索取，而在于他怎样进行奉献。既然安乐死的适用对象一般都是己经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并且不可能恢复的“索取型”人物，显然，其生命己无任何的社会价值。那么，对这类人就可以适用安乐死，对这类人也应当适用安乐死。⑨

3、“权利赋于”说：作为赞成安乐死派的一个重要理由在法理学界最为通行，并且，这一思想直接影响到人道主义学者和刑法学界的许多学者。该说认为，作为现代民主社会中的公民，他不但有生存权，而且还有死亡的自主决定权。我国法理学著名学者刘海年认为，从理论上说，安乐死应当作为我国公民基本权利的一项内容。安乐死权属于人权概念。荷兰著名人道主义学者简·格拉斯特·范隆始终坚信，延续一个人的生命与结束一个人的生命之间的选择与这种自我决定的权力紧密相关。所有的人都必须被允许自我决定自己的生死，应当有成文的法律规定保证和保护人们对自己生命做决定的权力，对于死亡不可避免而又遭受极大痛苦的病人来说，满足他们人生最后一个要求是人道的，他们应当有这个权利。⑩

4、“人道主义”说：人道主义者们一贯主张并认为，关心弱者和同情弱者是人道主义的基本信仰，而从行动上帮助他们，尤其是满足他们的实际需要更是一个具有人道主义思想信念的人在行动上的具体表现。对一个备受痛苦煎熬而又孤立无援的生命垂危者，能够在他生命的最后一站到达之前予以其“临终关怀”，这是

11任何一个人道主义者都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是应该得到支持的。

（二）反对派

⑧⑨王晓慧：《论安乐死》，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39页 王晓慧著《论安乐死》，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40页 ⑩ 〔美〕保罗·库尔兹著，肖峰译:《21世纪的人道主义》，东方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359页 11王晓慧著《论安乐死》，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l月，第42页

1、“生命神圣”说：西方宗教界领袖以及具有浓郁的宗教思想和观念的人士多持该说，他们认为安乐死严重地违反了人的生命宗教意义。生命神圣，万物中，人的生命可谓是最宝贵的。死生有命、气数在天，这些是永恒的千古不变之真理。“生命的期限是上帝规定的，所以，死亡是归依于上帝的旨意，他的到来，也必须经过上帝的允许。”12基督教圣经的《旧约》也写到，“凡事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尽管人与人之间存在着身份、地位和能力的不尽一样，但每一个人的寿命却都是上帝预先规定的。”总之，天命是不可违的。“人总是会死的，至于生命的期限均认为由上帝规定。13

2、“阻碍医学发展”说：个别的临床医生同样反对安乐死。他们认为，如果实施安乐死，将不利于我国医学技术的发展和提高，这涉及到对医学技术上所谓“绝症”的认识以及如何

解决绝症的问题。安乐死中所谓的“不治之症”只是一个暂时的相对难题而已。根据医学技术发展史的经验，人类必须相信，“我们掌握的技术己有能力在某种限度内改变死亡的到来之期。在为期不久的将来，我们有可将这种能力扩大到控制死亡。14

3、“危险先例”说：刑法学界，部分学者担心，安乐死一旦立法，必然随之产生一种危险的不良的社会后果。于是，有人担心“一旦针对临终病人确立了安乐死的原则，那么，该原则被适用所有成为家庭和社会负担的人的日子也就为期不远了。”15“安乐死合法化可能引发非任意安乐死、杀人或大量虐杀的后遗症。”16

4、“人道主义”说：个别人道主义者人为安乐死有悖于人道主义思想的基本宗旨，其本质就剥夺了一个人的实际生命。综观世界的各国法律、道德、舆论和风俗习惯，对痴呆、严重畸形、伤残乃至各种濒临死亡的人，普遍采取极其宽容的态度，这是人道主义精神在全人类中的普遍体现。17

三、安乐死存在的可行性

（一）存在的合理性

目前我国法律对安乐死还未有明确的规定。根据卫生部和国家计生委的有关统计，我国每年死亡人数近1000万，其中有100多万人是在痛苦（如癌症晚期的剧烈疼痛）中离开人世的。这100多万死亡者中又有相当多的人曾要求过安乐死，但因无法律根据保护而被拒绝，因此他们也只能“含痛死去”。可见其意义深远性和可行性。

生与死是自然的现象，人不仅有生的权利而且有尊严死的权利。对于身患绝症而明知治愈无望而采用人工的方法延续其生命不仅让患者忍受肉体上的痛苦而更是精神上的折磨。这显然是不人道的，同时也损害了患者生命的尊严。从病人家属的角度来看，长期看到自己的亲人长期受到病痛的折磨，自己确无能为力，在经济和精神上都担负着巨大的压力。病情危重无生存希望的病人长期占用医疗设备、医务人员，消耗大量的医疗药品用以延续无治愈希望的病人，显然是对有 1213 《古兰经》第三章第139节 冯沪祥著:((中西生死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第97页 14南川、黄炎平编译:“与名家一起体验死”，光明日报出版社20以年1月版，第5页 15张毅:“论安乐死与第三条路线的法律评价”，《中国刑事法》2002年第3期，第117一118页。16夏强:“安乐死合法化探究”，《中国刑事法》2001年第5期，第25页 17杜金香、王晓燕著:《医学伦理学教程》，科学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211页 医疗资源的严重浪费。由此可见，安乐死有助于节约医疗资源，使有限的医疗合理分配。

（二）存在的合法性

安乐死的合法化的关键在于人权是否包括自主选择安乐死的权利。何为人权呢？所谓人权，指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每个人按其本质和尊严享有或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人权的本质是要求自由平等的。自由的目的是使人摆脱一切的压迫和歧视获得尊严的生存和全面发展的自由。我国宪法尚未明确规定公民本身的生命权利，但我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我国公民享有人身自由的权利。18而安乐死从某中程度上体现的也是一种人身自由的权利。

根据立法规定及刑法理论的通说，犯罪具有上个基本特征，即严重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及刑罚当罚性。其中，严重社会危害性，是犯罪上个基本特征中首要的特征，也是最本质的特征，是决定一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前提条件。“安乐死”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且在客观上是有利于社会的发展。

从法理学的角度来看，公民的权利是以法律规定为限。我国法律并没有禁止安乐死，所以公民可以为之。

从犯罪构成来看，安乐死行为和我国刑法规定的故意杀人罪犯罪构成不符。从犯罪客体方面看，故意杀人罪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的生命权利。生命权利是每个公民所具有的最基本权利，包括公民生命不受他人非法侵害权和特殊条件下公民对生命的自决权。生命权利是我国法律保护的一种社会关系。从客观来看，故意杀人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违法性是构成本罪的必要特征。安乐死是身患绝症、濒临死亡且忍受极大病痛的病人选择死亡的方式，而非对病人生命的非法剥夺。实施安乐死，对身患绝症的病人生命来说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所不同的是死亡过程的加速而已。由此可见，安乐死与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有本质上的区别。从主观来看，故意杀人在主观上必须具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刑法中所说的故意，应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为前提，如行为在客观上不具有社会危害性而行为人在主观上就无犯罪故意可言。医生为病人实施安乐死，是出于对病人的同情与怜悯，出于人到主义，其目的是为了解除病人难以忍受的痛苦，使之安然逝去，行为人在主观上根本不存在杀人的故意。19

四、安乐死的实施程序

（一）实施程序

1、申请程序。除无近亲属的病人由单位代为申请外，实施安乐死首先必须有当事人的自己提出。申请必须是以正式的书面形式，写明申请的理由、意图、愿意接受安乐死的承诺，并由当事人签名。

2、确诊程序。所在医院应组成专家组对病人所患的绝症进行确诊，做出书面结论，载明诊断结果和医生对病情说明及处理建议。

3、审查程序。当事人提出申请由医院专家组会诊确认后并需经专业审查和司法审查。首先，进行专业审查：将病人的申请书及医院专家组的确诊意见递交 1819郭春孚：《经济与法》群言出版社，2004年，第5期

肖良平：《对于安乐死的法律思考》载《江西教育学院报》2003年第2期，第28页 上级专家委员会（由各个医院该疾病方面诊断专家组成，专家不得少于三人）亲自对病人的情况进行复诊，做出准予或不准予对病人实施安乐死的专业意见。做出准予实施安乐死的决定时，还应就实施安乐死的方法、用药剂量等问题做出详细的规定。其次，需要进行司法审查：专家委员会做出予实施安乐死的决定，应报医院所在地的地(市)级人民检察分院从法律上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由检察委员会决定是否批准。对准予实施安乐死的决定存有疑点，有权要求有关专家做出明确的解释。

4、执行程序。安乐死的最终执行必须严格依据法律规定，在批准的时间、地点、方法，由具备资格的医生进行操作。执行应当秘密进行，不向社会公开，地(市)级人民检察分院必须派员到场监督，病人家属有权要求在场见证。

5、备案程序。安乐死虽然不是司法程序，但由于是对人的生命的非司法处置，所以还应当强调对其进行司法监督。这需要执行完毕后附加一个备案程序，由所有参加执行人员当场在有关材料上签字，并加盖医院和检察机关的公章，最后将这些材料送检察机关归档备案。

（二）违法执行安乐死应承担的责任

1、刑事责任：⑪出于善良动机，医护人员或近亲属未经合法的审批程序擅自对绝症患者实施安乐死的，应以故意杀人罪论处，但刑罚可以酌情从宽。出于卑劣动机对绝症患者实施安乐死的相关人以故意杀人罪论处。⑫审查人员、执行人员、监督人员未履行或未认真履行责任，导致重大医疗事故，严重损害医疗机构与司法机关形象的应以玩忽职守从严论处。

2、民事责任：对于上述违法犯罪行为的个人或单位，受害人家属可以提出民事赔偿请求。

五、关于安乐死的立法思考

安乐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是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产物，其必然与传统观念产生冲突，也势必给安乐死的立法带来重重阻碍。同时，我国医务人员的思想和技术也有待提高，这也影响着人们对医生诊断的信任度。面对现况，我们既不能消极等待，亦不能急躁贸然进行。安乐死的立法一定要本着积极稳妥的精神，循序渐进，从严把握。既要满足人们对安乐死的合理要求，又要尽力避免安乐死的滥用。

安乐死的适用对象应是濒于死亡并承受巨大痛苦的病人，如无法忍受病体折磨的癌症晚期患者、植物人（不是自然的生命，而是人工制造的没有意识、任认摆布的“生命”）、患有严重生理或智力缺陷的新生儿，现代医学确实无法救治且缺陷将严重影响婴儿今后的生活质量的，而且其法定监护人不愿维持其生命的。

在立法形式上，因我国地域广阔，各民族在文化传统、风俗习惯、伦理观念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在近期内制定一部在全国范围内适用且内容详尽的《安乐死法》是不太现实的。可考虑采用渐进式方案，先从阻力较小的、公众容易接受的被动安乐死开始，即先由全国人大制定一部内容简略的、仅规定患者可以拒绝治疗，医生也可以尊重患者的意愿、停止对其进行治疗的《自然死亡法》，该法可规定要求安乐死者自己以遗嘱或由其亲属表示同意的方式停止维持其生命的治疗。制定该法实际上是一个过渡，待其施行一段时间后随着科学的生死观深入人心和被动安乐死实施经验的积累、人们观念的变化，此时才可以考虑制定《安 乐死法》。同时，我国的安乐死立法应在借鉴国外相关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包含如下内容：

第一，16岁以下患者的安乐死决定必须由其家长或监护人做出，16到18岁的未成年人可以在同家长商讨后一同做出决定。

第二，必须有医生的诊断。申请安乐死者必须经两名医生(其中一名是患者的主治医生)确诊身患绝症且身体上的病痛程度是药物所不能控制或已处于垂危状态，主治医生必须向患者详细陈述实际病情和后果预测，当一切努力均不可能时才能考虑安乐死，禁止医生向病人作任何可以把安乐死作为一种选择的暗示。必要时，还需要一位心理医生对患者进行诊断，以确认其神志清楚，完全有能力自己做出安乐死的决定。安乐死申请应有上述医生签字同意方为有效。

第三，必须有患者或其亲属的申请。申请安乐死者如果有表达意愿的能力，则必须提交由其亲笔签名的书面申请，若口头提出申请则必须是录音且必须有二名以上的见证人。原则上说，任何人都不能代替患者本人提出安乐死申请。神智不清、无法表达自己意愿的绝症患者，在一般情况下也不能对其实施安乐死，除非他们在神智清楚时已立有希望实施安乐死的遗嘱或有了解病人愿望的亲人提出请求。了解病人愿望的亲人是指那些长期服侍病人、能理解病人真实心愿的家属。当然，患者或其亲属可随时撤回申请。

第四，必须是患者明确、真实且深思熟虑后的意思表示。患者必须以语言或文字明确表示求安乐死，以暗示或其他方式表示的，都不能认为是明确的意思表示。意思表示还必须是患者的真实意思表示而非出自胁迫、欺骗、诱惑等其他非本人意愿的因素。

第五，必须有患者亲属的认可。安乐死申请者的父母、妻子、儿女等共同生活者，必须对申请安乐死的要求共同认可，并在安乐死申请者的申请书上签名。

第六，必须经过专门委员会批准。由具有一定职称的医生和伦理、法律专家组成。病人的安乐死请求经有关医生签署意见后，专家组鉴定提出安乐死申请的病人所患疾病是否为绝症，决定可否实施安乐死。

第七，患者的安乐死申请被批准后，分别要有7天以上的“冷却期”和48小时以上的“等待期”。安乐死申请被批准7天后，如果病人仍然坚持安乐死，那么病人还要再签一份申请书，他自己在这份申请书上签字之后，还要再等48小时，如果他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那么，安乐死才可以正式实施。

第八，必须经指定医院按照法定程序进行。遵循严格的程序是防止安乐死被滥用的关键，安乐死应体现“安乐”，给死者创造一个愉快或无痛苦的死亡过程。安乐死必须在指定医院施行。并由申请人及其家属签名，施行时必须有死者家属及见证人在场。

第九，必须用医学方法实施安乐死。具体是由医护人员给患者注射针剂或由患者自己服用安眠药片等，所用方法不应使病人遭受不应有的痛苦或使他人产生残酷的感觉。

第十，申请安乐死的患者的主治医生不能因为患者实施安乐死而从死者或其亲属处获得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利益。20

综上所述，安乐死是人类理性面对现实，探索死亡文明的客观体现，是人类社会在文明进程中的一大进步。安乐死问题涉及面虽广，实施难度也很大，但却是十分现实的问题，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观念的不断更新，对安乐死的争论将 20朱沛智：《安乐死及其立法思考》载《科学﹒经济﹒社会》2002年第1期，第78、79、80页 会越来越激烈。社会现实状况表明，面对这样一个群众日益支持的社会问题，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安乐死制度，明确安乐死的非罪性，分清安乐死的罪与非罪的界限是必须而又迫切的。安乐死行为是人性善良的张扬。

参考文献

1、储怀植:《美国刑法》〔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严领蓉：《关于安乐死立法的思考》载《海南大学学报》2004年12月 第4期

3、王晓慧：《论安乐死》，吉林人名出版社，2004年1月

4、拿达里﹒安吉尔著，张涛译：《善待生死》，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版

5、肖良平：《对于安乐死的法律思考》载《江西教育学院报》2003年第2期

6、朱沛智：《安乐死及其立法思考》载《科学﹒经济﹒社会》2002年第1期

7、赵秉志：《刑法争议问题研究》下卷 河南人民出版社

8、郭春孚：《经济与法》群言出版社，2004年，第5期

9、〔美〕保罗·库尔兹著，肖峰译：《21世纪的人道主义》，东方出版社1998年5月版

10、冯沪祥著:((中西生死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

11、南川、黄炎平编译:“与名家一起体验死”，光明日报出版社20以年1月版

12、张毅:“论安乐死与第三条路线的法律评价”，《中国刑事法》2002年第3期

13、夏强:“安乐死合法化探究”，《中国刑事法》2001年第5期

14、杜金香、王晓燕著:《医学伦理学教程》，科学出版社1998年5月版

第四篇：论安乐死的伦理困境与对策

论安乐死的伦理困境与对策

摘要：随着科技的发展与人类理性觉醒程度的提高，人们更注重生命的质量和价值, 在关注优生的同时也开始关注优死。安乐死问题不断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安乐死作为一种优化的死亡状态，其本质是保证死亡的质量，而不是决定人的生与死。然而安乐死问题多年来始终面临伦理道德困境，在各类观点的激烈争锋下，在我国当前的生产力水平下，安乐死在我国合法化的道路依然漫长。在讨论安乐死问题时应该注意平衡理性与情感关系。选择安乐死不是一种义务，提倡安乐死不是轻视生命。安乐死合法化是一件十分复杂而慎重的事情。

关键词：安乐死 现状 伦理困境 对策

死亡是每个人不可避免的话题，如何对待死亡，自古以来就争论不休。随着现代医药技术的发展，快速、无痛地死亡成为可能。安乐死，在现代医学背景下被重新提出。安乐死的提出,一方面使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临终前有了自主地选择死亡方式的机会，另一方面又牵涉到广泛的伦理、法律、社会问题。尤其是近年来民间安乐死的实施，在我国造成了较大的争议。尽管国外已有一些国家对安乐死的合法性予以肯定，但对我国来说,由于传统文化、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安乐死合法化的道路依然漫长。

一、安乐死的历史溯源及发展现状

安乐死是现代社会兴起的一种死亡方式,指对无法救治的病人停止治疗或使用药物，让病人无痛苦地死去。“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意思是“幸福”的死亡，由弗朗西斯·培根于1905年首创。其思想和行为可谓是源远流长。在古斯巴达，人们即认为，不健康的婴儿可予处死，而留下安乐死的纪录。在古罗马和古希腊，杀死婴儿、自杀和各种安乐死行为更是广为人们接受。尽管这与现代意义的安乐死不甚相同，但却可以视为安乐死思想与行为的萌芽。从17世纪开始,安乐死逐渐为人们首肯和提倡。人们开始将安乐死视为医学领域中让绝症病人死亡或加速死亡。当进入二十世纪,人类对安乐死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与认识,加之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有关安乐死的案件也时有发生,深刻影响着法学,医学,伦理学以及社会学等领域。许多西方国家出现了以追求人道待遇的“志愿实行安

乐死协会”等组织。这些组织的出现,对于安乐死行为合法化运动,更起了推动作用,使得安乐死合法化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八十年代英法等国的民意测验也体现民众拥护安乐死的呼声日益高涨。

纵观各国安乐死立法的历程，最早出现的是1906年美国俄亥俄州的安乐死法案。30年后，英国于1936年成立了自愿安乐死协会，且于同年向英国国会提出了安乐死法案：要求人们签署一份申请书，申请者必须超出21周岁，患有伴随性严重疼痛的不可治疗的致命疾病。该年美国也发起成立了“自愿安乐死协会”，但由于有披着“合法杀人”外衣的嫌疑，遭到了民众的纷纷反对。1939年至1976年美英等国均提出过安乐死法案，但均未获通过。直到1976年9月30日，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签署了第一个《自然死亡法》（加利福尼亚州健康安全法），规定“任何成年人可执行一个指令，旨在临终条件下中止维持生命的措施”。这是第一次使“生前遗嘱”这类书面文件具有法律的权威。1976年，在日本东京举行了“国际安乐死的讨论会”。1993年2月9日荷兰参议院通过了关于“没有希望治愈的病人有权要求结束自己生命”的法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通过安乐死立法的国家。这给一直处于低潮的安乐死运动注入了一支强心针，极大的推动了安乐死合法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受此影响，1996年，澳大利亚北部地区议会通过了《晚期病人权利法》，从而使安乐死在该地区合法化。2002年，比利时步邻国荷兰之后尘宣布“安乐死”合法化，但当年的法律条款只适用于18岁以上的成年人，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无法享有安乐死的权利。2014年2月13日比利时众议院通过一项“让重症患儿享有安乐死权利”的法案。比利时将在此后成为全球首个对“安乐死”合法年龄不设限的国家。

我国学术界关注安乐死问题始于1987年。1994年冬天第二节全国“安乐死与临终关怀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与会者希望在加速安乐死立法的同时,加强安乐死与人权,安乐死与生死观等多方面的教育。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每年死亡人数近1000万,其中有100万是在极度痛苦中离开人世的。这100多万人中又有相当多的患者曾强烈要求过安乐死,但因当前在我国无法律依据而被拒绝,因此他们只能“含痛死去”。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未对安乐死作太多的法律规定，只是仍将安乐死视为非法剥夺人的生存权利。但消极安乐死在我国被国人在文化心理和社会心理上所接受，并默许这种行为。虽然现在我国法学界、医学界的有

关人士也在主张为积极安乐死立法，详细解释执行条件和步骤，但又由于安乐死所面临的伦理困境与传统道德观念的冲突以及涉及的学术领域较为复杂，我国安乐死的合法化进程依然较为缓慢。

二、安乐死的伦理困境

如何对安乐死进行道德评价, 在伦理学界还是一个较为棘手的问题。当我们在对安乐死进行道德评价时, 总是涉及到不同的角度,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标准进行评价，总会造成评价过程中的矛盾。安乐死的伦理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生命神圣论与生命质量论的矛盾。一个绝症公民，在“最低生存质量标准”之下，被医学维持着生命。当希望和快乐永远不再，生死之辩，必然滋生多元价值观。生命神圣论者认为人的生命“神圣不可侵犯”, “人活着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义务”，应尽一切可能来维持人的生命, 直至其生命的终结。而安乐死是对人的生命的放弃, 是有违医生的天职的, 因而是不道德的。尤其是“安乐死”如果以法律形式确认下来，可能会被一些人利用，用以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如：1938年，希特勒借口实施安乐死，建立了安乐死中心，杀死20多万人。而生命质量论者突出强调了人权和人的社会价值的重要性。认为人的生命固然神圣, 但人的生命也应该讲究质量, 对于那些生命无可挽回, 处于极度痛苦之下的患者来说,其生命质量是很低的。因而, 在医药卫生资源、个人经济实力有限的情况下, 与其不惜成本挽救延长其生命, 不如让其安乐地死去, 既节约了家属的开支, 又能节省下有限的医药资源, 用到急需这些资源来恢复健康的病人身上, 有利于保证和维持家属及其他人的生命质量，也是维护生命尊严的表现。所以,安乐死是道德的。

2.资源浪费与合理分配的矛盾。在关于安乐死的争论中资源分配始终是争论的焦点。安乐死的支持者认为社会资源十分有限，将大量资源用于救治那些患有不治之症的人，或者用于维持那些植物人以及重残儿童的生命，实质上是一种对医疗资源的浪费，破坏了社会公正，而允许其安乐死则能使一部分医疗资源被节省下来，从而用于更需要医疗救助的人。反对者则认为，虽然社会的人财物等资源非常有限，但如果以“节约资源”为名为患有不可治愈病症者或植物人实施安乐死，则可能导致对人的功利化理解，而且每个人都是社会的组成部分，因而

每个人理当享受基本的生存权利，以“节约资源”为名使不可治愈者或植物人安乐死强制性地剥夺了他们的基本生存权利，恰恰破坏了社会公正。

3．救死扶伤与减轻痛苦的矛盾。安乐死中关于救死扶伤与减轻痛苦之间的矛盾其实反映了从古至今医疗体系中伦理决策原则相互之间的冲突性。作为医学伦理学基础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一方面要求医生解除病人的痛苦，另一方面又要求延长病人的生命。这本身就是一对固有矛盾。在医疗技术的快速发展下，很多重症患者依靠科技维持其生命，但以病痛折磨和低质量生活状况为代价，而一旦帮助其解除痛苦，就意味着生命的停止。现代医疗体系中的尊重自主原则和不伤害原则，其根本价值目标是一致的，即维护患者利益，但又有其各自的伦理依据和对象性要求，从而在具体医疗情境之中，就会形成对待安乐死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希波克拉底宣言》中明确表示“我绝不会对要求我的任何人给予死亡的药物，也不会给任何人指出同样死亡的阴谋途径”。传统医学伦理观也认为：医生的神圣职责就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一旦主动安乐死合法化, 则会极大地破坏行医的内在本质及其使命的深邃内涵。这类说法着重体现了延长病人生命的要求。而安乐死赞成派认为当死亡不可避免，勉强维持生命只是延长痛苦的时候，医生的唯一可能行使的职责就是及时解除其病痛折磨，给身患绝症处于晚期极度痛苦状态的病人以身体上、精神上和社会上的安宁状态,使病人在一种相对舒适的状态下走向生命终点，这较之在极度痛苦中缓慢死去更为人道和符合医学伦理,对病人是有利的。安乐死尊重身患绝症病人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利,从道义上满足其最后的要求, 这既符合自主原则, 也正是医学人道主义的真正体现。

4.中国传统“孝道”与现代亲情理念的矛盾。我国传统孝道的根深蒂固是阻碍我国安乐死合法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我国的安乐死讨论中，支持与反对的伦理之争主要表现为传统“孝道”与现代亲情理念之争。反对安乐死者认为，安乐死的适用对象主要是老年人群体和病患者，以孝悌为基础的传统道德要求子女和亲属必须对患有重病的父母和其他亲属细心侍奉直到病人生命结束，而出于减轻痛苦致亲人速死的安乐死则有可能使子女背上“不孝”的罪名，这容易对中国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传统伦理模式构成严重威胁，导致“血浓于水”的亲情纽带断裂。安乐死的支持者则坚持认为传统“孝道”与现代安乐死在意蕴上不能相容，因为现代安乐死本身就是人的现代亲情理念的表现，即家庭中各成员之间的权利平等，子女和父母都拥有对自身生存利益的决定权利，当遭受不可治愈的疾病折磨、难以忍受病痛的情况下，父母本人拥有选择安乐死的权利，子女要尊重父母本人的意愿才是孝顺父母；而且现代亲情理念还认为子女应注重在长辈生前关心长辈，尊重长辈、提高长辈生活质量，这样才是真正的“孝”的表现，否则只能表明子女的自私自利。

我国的传统“孝道”中其实包含有尽义务者的利己动机，使得个体如果同意父母或其他亲属安乐死可能得到“不孝”的外在道德评价。所以这种外在的道德评价与现代社会的亲情理念、新时期的“孝道”相违背。因此, 在我们对安乐死进行道德评价时, 到底应以何者为依据? 这也是目前存在的矛盾之处。

三、解决安乐死伦理困境的对策

目前在部分国家安乐死已经获得合法化地位，然而在我国多年来依然存在重重障碍。是否可以依照法律实行安乐死，则要看这个社会是否重视生命价值、个人自由和人权保障。因此，安乐死合法化的实现需要建立在国家经济、法制、医疗体制和公民的道德观念达到一定的发达水准的基础之上，根本问题是病人的自由意志能够在物质和精神高度文明的基础上得到保障。在我国目前还不具有适合合法化的土壤, 主要原因在于我国“戴孝”的传统文化根深蒂固, 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 医疗卫生体制不完善, 医生的职业道德建设尚待加强。

1.突破传统伦理道德界限,树立新的道德评价机制。安乐死问题首先应该是伦理道德问题, 不突破传统伦理道德界限, 安乐死就无从立法。我国传统文化主导和支配着国人的价值取向, 数千年来,“生命神圣”、“命由天定”、“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传统道德观导致的文化滞后和国人观念保守, 人格独立意识缺乏，生命尊严尚未树立起来，阻碍了国人对安乐死的接受。尤其是“戴孝”的传统文化，仍然在左右着人们的思维和意识。其实，“戴孝”的结果就是颠覆孝道。死者已矣，真正的孝道，是在死者生前给予其物质、精神的满足，是重视死者留下的活生生的生命。但是, 道德是由人创造并为人服务的, 而不是人的主宰, 因而传统道德是可以改变的。这就需要改变传统道德而接受新时代的道德，在尊重人权的基础上树立新的道德评价机制。为此，对于合情合理的安乐死案例，在处理过程中应更为妥善，可以适当宣传积极安乐死方面的知识,充分引导大众, 使

其逐步认识到积极安乐死的合理性,转变民众传统的道德评价机制。从媒体、政府行为、社会公益、学校教育等多个层次, 宣传无神论、医学知识, 树立新的伦理道德观。

2.健全相关法律制度。在突破传统伦理道德的基础上，完善相关立法工作，才能真正使安乐死得以有法可依，然而法律漏洞又极易被人利用，用以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因此，健全法律制度的过程仍然漫长而艰难。其注意事项主要在于：（1）立法要明确规定具有哪些特定清醒的病人才享有自愿选择安乐死和授权他人对其实施安乐死的行为的权利。这是“安乐死法”的第一大核心内容。（2）安乐死要有特定的原则。实施安乐死应符合无危害，无痛苦、不违背本人意志的原则。（3）要明确安乐死的对象。安乐死的对象应严格控制。（4）安乐死的形式和方法。安乐死的方法应当是快速、无痛的，尽可能表达“安乐”本质，体现出人道主意的精神。安乐死的实施者应为合法的医务人员。（5）安乐死的实施需履行严格、合法的程序。（6）法律责任。对于安乐死实施过程中的违法、违规现象，法律应明确其相应责任。

3.完善医疗卫生体制。医疗保障的全面性、普遍性及医疗制度的规范性、医疗服务质量的保障，是安乐死得以存在的基础。近年来，我国政治经济不断发展，正朝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迈进。医改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医疗卫生与福利保健体系不断健全，2006年开始，新型农村的合作医疗让贫苦的老百姓看得起病，尤其是大病。这为我国安乐死合法化提供了生长的土壤。然而，相比国外发达国家尤其是安乐死合法的国度，我国的医疗卫生体制仍需完善。（1）加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2）加强城乡医疗服务体系建设；（3）健全医疗保障体系；（4）积极稳妥推进公立医院改革。

4.加强医生职业道德建设。医生是安乐死的直接实施者，其职业道德关系对患者、对社会伦理道德评价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救死扶伤与减轻痛苦之争势必对医生造成伦理困惑。因此，需要适度转变现代医德，加强医生职业道德建设。但是强调现代医德的转变并非是要摒弃医生传统“救死挟伤”、“最大限度维持患者生命利益”等义务，而是在综合“患者权利”、“生命价值”等多种因素的基础上更加深人严谨地看待生命、看待死亡。医学既是一种救人的艺术，延长寿命的工具，也是一种死亡的艺术，解除痛苦的良药。医生的职责既应该是救人于

危难、解除病痛，也应该是给予患者最大限度的权利、保持患者最大限度的尊严。

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安乐死已逐步成为一种社会需要，也经历了激烈的论争和实践的碰撞，就应该正视这个问题而不应一味地回避。在伦理学的国度里，安乐死应是合法的，甚至是值得提倡的。尽管安乐死的合法性在社会并未得到广泛的认可，尽管安乐死的有效实施仍在文化、法律、道德方面存在难以攻克的难题，但是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为安乐死的造福人类斩棘开道，毕竟一个社会能够切实尊重保障每个人“安乐死”的权利，才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当生命垂危，面对及其低劣的生存环境时，他们应当有权选择体面而又尊严地死去，赋予其选择“安乐死”以维持生命尊严地权利，才是真正的人道，也才是对生命真正的尊重！

参考文献

[1] 王海明.新伦理学［M］.商务印书馆,1995.[2] 傅伟勋.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J].正中书局.1991.[3] 孙效智.(安乐死)的伦理反省[J].文史哲学报.1996.[4] 余锦波.伦理与道德[J].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5] 李 洋, 刘 鑫.我国安乐死立法的障碍分析[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5.

第五篇：论安乐死的伦理困境与对策

论安乐死的伦理困境与对策

摘要：随着科技的发展与人类理性觉醒程度的提高，人们更注重生命的质量和价值, 在关注优生的同时也开始关注优死。安乐死问题不断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安乐死作为一种优化的死亡状态，其本质是保证死亡的质量，而不是决定人的生与死。然而安乐死问题多年来始终面临伦理道德困境，在各类观点的激烈争锋下，在我国当前的生产力水平下，安乐死在我国合法化的道路依然漫长。在讨论安乐死问题时应该注意平衡理性与情感关系。选择安乐死不是一种义务，提倡安乐死不是轻视生命。安乐死合法化是一件十分复杂而慎重的事情。关键词：安乐死现状伦理困境对策

死亡是每个人不可避免的话题，如何对待死亡，自古以来就争论不休。随着现代医药技术的发展，快速、无痛地死亡成为可能。安乐死，在现代医学背景下被重新提出。安乐死的提出,一方面使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临终前有了自主地选择死亡方式的机会，另一方面又牵涉到广泛的伦理、法律、社会问题。尤其是近年来民间安乐死的实施，在我国造成了较大的争议。尽管国外已有一些国家对安乐死的合法性予以肯定，但对我国来说,由于传统文化、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安乐死合法化的道路依然漫长。安乐死的历史溯源及发展现状

安乐死是现代社会兴起的一种死亡方式,指对无法救治的病人停止治疗或使用药物，让病人无痛苦地死去。“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意思是“幸福”的死亡，由弗朗西斯·培根于1905年首创。其思想和行为可谓是源远流长。在古斯巴达，人们即认为，不健康的婴儿可予处死，而留下安乐死的纪录。在古罗马和古希腊，杀死婴儿、自杀和各种安乐死行为更是广为人们接受。尽管这与现代意义的安乐死不甚相同，但却可以视为安乐死思想与行为的萌芽。从17世纪开始,安乐死逐渐为人们首肯和提倡。人们开始将安乐死视为医学领域中让绝症病人死亡或加速死亡。当进入二十世纪,人类对安乐死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与认识,加之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有关安乐死的案件也时有发生,深刻影响着法学,医学,伦理学以及社会学等领域。许多西方国家出现了以追求人道待遇的“志愿实行安乐死协会”等组织。这些组织的出现,对于安乐死行为合法化运动,更起了推动作用,使得安乐死合法化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八十年代英法等国的民意测验也体现民众拥护安乐死的呼声日益高涨。

纵观各国安乐死立法的历程，最早出现的是1906年美国俄亥俄州的安乐死法案。30年后，英国于1936年成立了自愿安乐死协会，且于同年向英国国会提出了安乐死法案：要求人们签署一份申请书，申请者必须超出21周岁，患有伴随性严重疼痛的不可治疗的致命疾病。该年美国也发起成立了“自愿安乐死协会”，但由于有披着“合法杀人”外衣的嫌疑，遭到了民众的纷纷反对。1939年至1976年美英等国均提出过安乐死法案，但均未获通过。直到1976年9月30日，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签署了第一个《自然死亡法》（加利福尼亚州健康安全法），规定“任何成年人可执行一个指令，旨在临终条件下中止维持生命的措施”。这是第一次使“生前遗嘱”这类书面文件具有法律的权威。1976年，在日本东京举行了“国际安乐死的讨论会”。1993年2月9日荷兰参议院通过了关于“没有希望治愈的病人有权要求结束自己生命”的法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通过安乐死立法的国家。这给一直处于低潮的安乐死运动注入了一支强心针，极大的推动了安乐死合法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受此影响，1996年，澳大利亚北部地区议会通过了《晚期病人权利法》，从而使安乐死在该地区合法化。2002年，比利时步邻国荷兰之后尘宣布“安乐死”合法化，但当年的法律条款只适用于18岁以上的成年人，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无法享有安乐死的权利。2014年2月13日比利时众议院通过一项“让重症患儿享有安乐死权利”的法案。比利时将在此后成为全球首个对“安乐死”合法年龄不设限的国家。我国学术界关注安乐死问题始于1987年。1994年冬天第二节全国“安乐死与临终关怀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与会者希望在加速安乐死立法的同时,加强安乐死与人权,安乐死与生死观等多方面的教育。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每年死亡人数近1000万,其中有100万是在极度痛苦中离开人世的。这100多万人中又有相当多的患者曾强烈要求过安乐死,但因当前在我国无法律依据而被拒绝,因此他们只能“含痛死去”。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未对安乐死作太多的法律规定，只是仍将安乐死视为非法剥夺人的生存权利。但消极安乐死在我国被国人在文化心理和社会心理上所接受，并默许这种行为。虽然现在我国法学界、医学界的有关人士也在主张为积极安乐死立法，详细解释执行条件和步骤，但又由于安乐死所面临的伦理困境与传统道德观念的冲突以及涉及的学术领域较为复杂，我国安乐死的合法化进程依然较为缓慢。安乐死的伦理困境

如何对安乐死进行道德评价, 在伦理学界还是一个较为棘手的问题。当我们在对安乐死进行道德评价时, 总是涉及到不同的角度,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标准进行评价，总会造成评价过程中的矛盾。安乐死的伦理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生命神圣论与生命质量论的矛盾。一个绝症公民，在“最低生存质量标准”之下，被医学维持着生命。当希望和快乐永远不再，生死之辩，必然滋生多元价值观。生命神圣论者认为人的生命“神圣不可侵犯”, “人活着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义务”，应尽一切可能来维持人的生命, 直至其生命的终结。而安乐死是对人的生命的放弃, 是有违医生的天职的, 因而是不道德的。尤其是“安乐死”如果以法律形式确认下来，可能会被一些人利用，用以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如：1938年，希特勒借口实施安乐死，建立了安乐死中心，杀死20多万人。而生命质量论者突出强调了人权和人的社会价值的重要性。认为人的生命固然神圣, 但人的生命也应该讲究质量, 对于那些生命无可挽回, 处于极度痛苦之下的患者来说,其生命质量是很低的。因而, 在医药卫生资源、个人经济实力有限的情况下, 与其不惜成本挽救延长其生命, 不如让其安乐地死去, 既节约了家属的开支, 又能节省下有限的医药资源, 用到急需这些资源来恢复健康的病人身上, 有利于保证和维持家属及其他人的生命质量，也是维护生命尊严的表现。所以,安乐死是道德的。

2.资源浪费与合理分配的矛盾。在关于安乐死的争论中资源分配始终是争论的焦点。安乐死的支持者认为社会资源十分有限，将大量资源用于救治那些患有不治之症的人，或者用于维持那些植物人以及重残儿童的生命，实质上是一种对医疗资源的浪费，破坏了社会公正，而允许其安乐死则能使一部分医疗资源被节省下来，从而用于更需要医疗救助的人。反对者则认为，虽然社会的人财物等资源非常有限，但如果以“节约资源”为名为患有不可治愈病症者或植物人实施安乐死，则可能导致对人的功利化理解，而且每个人都是社会的组成部分，因而每个人理当享受基本的生存权利，以“节约资源”为名使不可治愈者或植物人安乐死强制性地剥夺了他们的基本生存权利，恰恰破坏了社会公正。

3．救死扶伤与减轻痛苦的矛盾。安乐死中关于救死扶伤与减轻痛苦之间的矛盾其实反映了从古至今医疗体系中伦理决策原则相互之间的冲突性。作为医学伦理学基础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一方面要求医生解除病人的痛苦，另一方面又要求延长病人的生命。这本身就是一对固有矛盾。在医疗技术的快速发展下，很多重症患者依靠科技维持其生命，但以病痛折磨和低质量生活状况为代价，而一旦帮助其解除痛苦，就意味着生命的停止。现代医疗体系中的尊重自主原则和不伤害原则，其根本价值目标是一致的，即维护患者利益，但又有其各自的伦理依据和对象性要求，从而在具体医疗情境之中，就会形成对待安乐死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希波克拉底宣言》中明确表示“我绝不会对要求我的任何人给予死亡的药物，也不会给任何人指出同样死亡的阴谋途径”。传统医学伦理观也认为：医生的神圣职责就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一旦主动安乐死合法化, 则会极大地破坏行医的内在本质及其使命的深邃内涵。这类说法着重体现了延长病人生命的要求。而安乐死赞成派认为当死亡不可避免，勉强维持生命只是延长痛苦的时候，医生的唯一可能行使的职责就是及时解除其病痛折磨，给身患绝症处于晚期极度痛苦状态的病人以身体上、精神上和社会上的安宁状态,使病人在一种相对舒适的状态下走向生命终点，这较之在极度痛苦中缓慢死去更为人道和符合医学伦理,对病人是有利的。安乐死尊重身患绝症病人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利,从道义上满足其最后的要求, 这既符合自主原则, 也正是医学人道主义的真正体现。

4.中国传统“孝道”与现代亲情理念的矛盾。我国传统孝道的根深蒂固是阻碍我国安乐死合法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我国的安乐死讨论中，支持与反对的伦理之争主要表现为传统“孝道”与现代亲情理念之争。反对安乐死者认为，安乐死的适用对象主要是老年人群体和病患者，以孝悌为基础的传统道德要求子女和亲属必须对患有重病的父母和其他亲属细心侍奉直到病人生命结束，而出于减轻痛苦致亲人速死的安乐死则有可能使子女背上“不孝”的罪名，这容易对中国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传统伦理模式构成严重威胁，导致“血浓于水”的亲情纽带断裂。安乐死的支持者则坚持认为传统“孝道”与现代安乐死在意蕴上不能相容，因为现代安乐死本身就是人的现代亲情理念的表现，即家庭中各成员之间的权利平等，子女和父母都拥有对自身生存利益的决定权利，当遭受不可治愈的疾病折磨、难以忍受病痛的情况下，父母本人拥有选择安乐死的权利，子女要尊重父母本人的意愿才是孝顺父母；而且现代亲情理念还认为子女应注重在长辈生前关心长辈，尊重长辈、提高长辈生活质量，这样才是真正的“孝”的表现，否则只能表明子女的自私自利。

我国的传统“孝道”中其实包含有尽义务者的利己动机，使得个体如果同意父母或其他亲属安乐死可能得到“不孝”的外在道德评价。所以这种外在的道德评价与现代社会的亲情理念、新时期的“孝道”相违背。因此, 在我们对安乐死进行道德评价时, 到底应以何者为依据? 这也是目前存在的矛盾之处。解决安乐死伦理困境的对策

目前在部分国家安乐死已经获得合法化地位，然而在我国多年来依然存在重重障碍。是否可以依照法律实行安乐死，则要看这个社会是否重视生命价值、个人自由和人权保障。因此，安乐死合法化的实现需要建立在国家经济、法制、医疗体制和公民的道德观念达到一定的发达水准的基础之上，根本问题是病人的自由意志能够在物质和精神高度文明的基础上得到保障。在我国目前还不具有适合合法化的土壤, 主要原因在于我国“戴孝”的传统文化根深蒂固, 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 医疗卫生体制不完善, 医生的职业道德建设尚待加强。1.突破传统伦理道德界限,树立新的道德评价机制。安乐死问题首先应该是伦理道德问题, 不突破传统伦理道德界限, 安乐死就无从立法。我国传统文化主导和支配着国人的价值取向, 数千年来,“生命神圣”、“命由天定”、“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传统道德观导致的文化滞后和国人观念保守, 人格独立意识缺乏，生命尊严尚未树立起来，阻碍了国人对安乐死的接受。尤其是“戴孝”的传统文化，仍然在左右着人们的思维和意识。其实，“戴孝”的结果就是颠覆孝道。死者已矣，真正的孝道，是在死者生前给予其物质、精神的满足，是重视死者留下的活生生的生命。但是, 道德是由人创造并为人服务的, 而不是人的主宰, 因而传统道德是可以改变的。这就需要改变传统道德而接受新时代的道德，在尊重人权的基础上树立新的道德评价机制。为此，对于合情合理的安乐死案例，在处理过程中应更为妥善，可以适当宣传积极安乐死方面的知识,充分引导大众, 使其逐步认识到积极安乐死的合理性,转变民众传统的道德评价机制。从媒体、政府行为、社会公益、学校教育等多个层次, 宣传无神论、医学知识, 树立新的伦理道德观。

2.健全相关法律制度。在突破传统伦理道德的基础上，完善相关立法工作，才能真正使安乐死得以有法可依，然而法律漏洞又极易被人利用，用以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因此，健全法律制度的过程仍然漫长而艰难。其注意事项主要在于：（1）立法要明确规定具有哪些特定清醒的病人才享有自愿选择安乐死和授权他人对其实施安乐死的行为的权利。这是“安乐死法”的第一大核心内容。（2）安乐死要有特定的原则。实施安乐死应符合无危害，无痛苦、不违背本人意志的原则。（3）要明确安乐死的对象。安乐死的对象应严格控制。（4）安乐死的形式和方法。安乐死的方法应当是快速、无痛的，尽可能表达“安乐”本质，体现出人道主意的精神。安乐死的实施者应为合法的医务人员。（5）安乐死的实施需履行严格、合法的程序。（6）法律责任。对于安乐死实施过程中的违法、违规现象，法律应明确其相应责任。3.完善医疗卫生体制。医疗保障的全面性、普遍性及医疗制度的规范性、医疗服务质量的保障，是安乐死得以存在的基础。近年来，我国政治经济不断发展，正朝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迈进。医改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医疗卫生与福利保健体系不断健全，2006年开始，新型农村的合作医疗让贫苦的老百姓看得起病，尤其是大病。这为我国安乐死合法化提供了生长的土壤。然而，相比国外发达国家尤其是安乐死合法的国度，我国的医疗卫生体制仍需完善。（1）加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2）加强城乡医疗服务体系建设；（3）健全医疗保障体系；（4）积极稳妥推进公立医院改革。

4.加强医生职业道德建设。医生是安乐死的直接实施者，其职业道德关系对患者、对社会伦理道德评价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救死扶伤与减轻痛苦之争势必对医生造成伦理困惑。因此，需要适度转变现代医德，加强医生职业道德建设。但是强调现代医德的转变并非是要摒弃医生传统“救死挟伤”、“最大限度维持患者生命利益”等义务，而是在综合“患者权利”、“生命价值”等多种因素的基础上更加深人严谨地看待生命、看待死亡。医学既是一种救人的艺术，延长寿命的工具，也是一种死亡的艺术，解除痛苦的良药。医生的职责既应该是救人于危难、解除病痛，也应该是给予患者最大限度的权利、保持患者最大限度的尊严。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安乐死已逐步成为一种社会需要，也经历了激烈的论争和实践的碰撞，就应该正视这个问题而不应一味地回避。在伦理学的国度里，安乐死应是合法的，甚至是值得提倡的。尽管安乐死的合法性在社会并未得到广泛的认可，尽管安乐死的有效实施仍在文化、法律、道德方面存在难以攻克的难题，但是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为安乐死的造福人类斩棘开道，毕竟一个社会能够切实尊重保障每个人“安乐死”的权利，才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当生命垂危，面对及其低劣的生存环境时，他们应当有权选择体面而又尊严地死去，赋予其选择“安乐死”以维持生命尊严地权利，才是真正的人道，也才是对生命真正的尊重！参考文献

[1] 王海明.新伦理学［M］.商务印书馆,1995.[2] 傅伟勋.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J].正中书局.1991.[3] 孙效智.(安乐死)的伦理反省[J].文史哲学报.1996.[4] 余锦波.伦理与道德[J].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