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的回顾与评述 ——兼论老年人权益范文

第一篇：安乐死的回顾与评述 ——兼论老年人权益范文

安乐死的回顾与评述 ——兼论老年人权益

作者：侯佳伟

来源：西北人口

发布时间：2006-1-28 8:03:49 发布人：rtmart

进入20世纪，人类对于生死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除了关注优生外，还关注优死。20世纪50年代以来，围绕这一焦点，许多国家的医学界、法学界、伦理界一直在争论。任何人都将面临生命的终结，但是对自己生命的终结是否具有自主权一直是一个探讨的焦点。尤其是老年人这个群体，能否自主地选择如何死去对于他们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一、概述

1.安乐死的概念

安乐死一词源出希腊文Euthanasia，是由美好和死亡两个词所组成。其原意是指舒适或无痛苦地死亡、安然去世。英文解释为：无痛苦处死患不治之症而又非常痛苦者和非常衰老者。安乐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安乐死包括一切因为身心原因致死、让其死亡以及自杀；狭义安乐死则把其局限于不治之症而又极端痛苦的人，即对死亡已经开始的病人，不对他们采取人工干预的办法来延长痛苦的死亡过程，或为了制止剧烈疼痛的折磨而采取积极的措施人为地加速其死亡过程。

安乐死作为一种特殊的死亡形式，现代意义上的安乐死至今尚无一个统一完整的定义。《B1ack法律词典》认为安乐死是：“从怜悯出发，把患者不治之症和极端痛苦的人处死的行为或做法。”美国医学会认为安乐死的通常定义是：“出于仁慈的原因以相对迅速的并且无痛的方式造成不治之症和病痛患者死亡的行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对安乐死的定义是：“对于现代医学无可挽救的逼近死亡的病人，医生在患者本人真诚委托前提下，为减少病人难以忍受的剧烈痛苦，可以采取措施提前结束病人的生命。”香港城市大学的陈浩文等认为，安乐死所指的“不是让患者尽量少痛苦和安详地死去，而是有意识地采取一些步骤与措施使患者死亡。目的是令患者在无可克服的痛苦中得到解脱。”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邱仁宗和翟晓梅在通过分析了安乐死的对象、行动理由、死亡对象的意愿、行动与死亡的关系及实施方法后提出了以下定义：“安乐死是一种在临终患者的明确的请求下，为解除患者无可忍受的痛苦而由医生实施的对临终患者的死亡过程进行主动的医疗干预行为。”也有学者将安乐死定义为：“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危重濒死状态时，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或其亲友的要求下，经过医生的认可，用人为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下度过死亡阶段而终结生命全过程。”

由以上定义我们可以看出，安乐死并不是生与死的选择，而是每个人必须面临的安乐死亡还是痛苦死亡方式的选择。安乐死不只是指人为地协助死亡，而且指死亡过程中的一种良好状态，以及达到这种良好状态的方法。其目的是通过人工调节和控制，使死亡呈现出一种良好的状态，以避免精神和肉体的痛苦折磨，达到舒适和愉悦，即改善死者濒临死亡时的自我感觉状态，维护死亡的尊严。

2.安乐死的分类

由于安乐死尚未形成一个能为大众所普遍接受的确切定义。所以许多学者分别采用安乐死一词前加以适当的限制词的分类方祛，来探讨安乐死问题。现行对安乐死最常见的分类是根据安乐死实施中的“作为”和“不作为”，将其分为主动安乐死和被动安乐死。

(1)主动安乐死(positive euthanasia)

主动安乐死，也称积极安乐死，是指医务人员或其他人在无法挽救病人生命的情况下采取措施主动结束病人的生命或加速病人的死亡的过程。结合病人的意愿和执行者的不同，主动安乐死又可分为：自愿—自己执行的主动安乐死、自愿—他人执行的主动安乐死、非自愿—他人执行的主动安乐死三类。

(2)被动安乐死(negative euthanasia)

被动安乐死，也称消极安乐死，是指终止维持病人生命的一切治疗措施，任其自然死亡。被动安乐死虽然还没有成文的法律认可，但在国内外不少医院实际上已不鲜见，例如拒收晚期癌症病人入院和放弃一些绝症病人的治疗。实施被动安乐死主要基于：当任何医疗措施对疾病的晚期无能为力的时候，应该让这些病人自然、舒适、尊严地离开人世。依据病人是否有安乐死的意愿，被动安乐死又可分为：自愿被动安乐死和非自愿被动安乐死两种。

3.安乐死的历史发展

安乐死早在史前时代就已有实践，一些游牧部落在迁移时，常常把病人、老人留下来，用原始的办法加速他们的死亡。古希腊罗马时期，允许病人自我结束生命，并可请旁人助死。古时日本，曾有这样的习俗，老人一旦丧失工作能力，生活不能自理，就会被亲人背往山顶，弃之“天堂”，束手待毙。在古代印度，进入风烛残年的老人，可以被人用恒河的泥土封住嘴巴和鼻子，然后扔到河里去，在古代一些民族中流传着一种叫瓦罐坟的风俗，即是孝子要把年满60岁的父亲安置在村外的预先建好的瓦罐坟中，每天送一次饭并加上一块砖，待360天后砖把坟的窗口堵死了就算安葬了父亲。在他们看来，人到了一定的岁数就要离开人群自愿去死。我国的早期安乐死思想还反映在中唐(781-847)时期。敦煌榆林窟第25窟北壁西侧，有一幅叫“自行诣冢”的壁画，画上是一位银发飘逸的老人，端坐坟茔，家属亲友计八人与其永别，老伴以袖拂面，面带悲怆之情，而老人却神态安祥，拉着老伴的手嘱托后事。

中世纪由于基督教盛行，禁止人为结束生命。而在1516年，英国人莫尔出版的《乌托邦》一书中，却劝导痛苦而无望的人自杀或“接受神的意志”致死。到了17世纪社会对安乐死的态度有了改变，人们开始将安乐死视为医学领域中让病人死亡或加速死亡的一项技术。弗兰西斯?培根在他的著作中多次提到“无痛苦致死术”。现代意义上的安乐死，一般认为是从19世纪开始的，当时己将安乐死看作一种减轻患者不幸的特殊医护措施。

20世纪20-30年代，安乐死在欧美各国日浙流行。1936年英国首先成立了“自愿安乐死协会”，1938年美国成立了“无痛苦致死学会”，1944年澳大利亚和南非也成立了类似的组织。二次大战时期，由于德国纳粹实施的所谓“安乐死计划”(Euthanasia Program)杀害了数百万无辜的人，致使安乐死一词声名狼藉招人反感，英美等地的相关活动稍以平息。

20世纪60-70年代开始，由于医学科学和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的进步和发展，传统的生命价值观念受到很大冲击，安乐死又重新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各国就安乐死进行的民意测验结果表明，对安乐死持赞同态度的百分比呈不断上升趋势。

美国

1947年

37%赞成1973年

51%赞成1983年

63%赞成1996年

84%赞成法国

1996年

85%赞成荷兰

1996年

84%赞成

二、安乐死的赞同与反对

1.社会评价与个人评价

一般来说，自杀的社会评价是负面的，个人评价是正面的。当老年人痛苦的活、无意义无价值的活越来越多，安乐死的需求日趋强烈的时候，社会作为制定规则的机构和组织就必须顺应时势做出回应。安乐死是社会评价与个人评价综合的结果。如下图，在四个象限中，A是社会评价和个人评价都是积极的，是肯定安乐死的，如荷兰；B是个体积极，社会消极，这样的情形很多，中国也处于这种情形中；C是个体和社会评价都是消极的，D是个体评价消极社会评价积极，这两种情况很少出现。中国所面临的安乐死的问题其实就是如何从B走向A的问题，即安乐死的个体选择转为社会选择的问题（穆光宗，2003）。

2.赞同安乐死的意见

安乐死是现代医学发展所面临的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而且涉及到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法学等方面的问题。随着人类理性觉悟程度的提高，人们越来越正视人固有一死的客观事实。但是由于人们的人生观念、价值取向、宗教信仰、职业等方面的不同，以及感情与理智、个体与社会、历史传统与时代精神、理论研究与临床实践、道德与法律的种种矛盾和冲突，对安乐死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和态度。实际上从世界各国关于安乐死的讨论来看，有关被动安乐死的意见比较容易一致，而分歧最大的是关于主动安乐死。对安乐死持赞同意见的观点往往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1)个人拥有生死权

让个体平静而有尊严地死去是人的基本权利，个人应当有选择生的方式和死的自由的权利。一个人的死亡，同他的出生，发育，成长，由童至青到老一样，是现实存在，是人生的必然过程。如果确无战胜身心残疾而康复之望，就应该允许其作出生死选择的权利，并得到尊重。死亡是痛苦，也是超脱。对于个人面言，自杀是一种权利。寻求帮助自杀的权力对个人是有意义的，尽管它可能永远不会使用这个权利。自杀的权力是一种选择，这种选择的价值是独立于行使的价值的，它就像保险对于上了保险、从未有机会索赔的人所具有的价值一样（波斯纳，2002）。

(2)卫生资源的节约

卫生资源作为社会财富，其分配要求权利平等、机会均等、规则平等，理应由社会成员平等占有和使用，可是对医学上无法挽救且存在痛苦、自愿要求解除痛苦的濒死者维持治疗，既占用床位，又占用医疗仪器设备及大量的医务人员，而安乐死立法，在严格规范的前提下，允许符合条件的病人安乐死，则可以解放出一定的床位、医疗设备仪器和医务人员，把床位和医疗仪器设备应用于更需要它们的病人，使医务人员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救治那些有治愈可能的更需要他们的病人。

(3)病患者痛苦的减轻

安乐死对病人来说不是一种伤害，而是帮助其摆脱痛苦的煎熬，维护其生命尊严。身患绝症的病人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病痛。这种病痛让他们失去了往日健康时的容颜、快乐、尊严。面对步步逼近的死亡之神，他们只能痛苦地等待，眼睁睁看着这死亡之神残酷地一点点撕碎这生命之躯，践踏这生命的尊严。安乐死可以使这痛不欲生的生命安乐地尊严地死去，生不如死的生活尽快结束。据统计我国每年有100多万人在疾病极度痛苦的折磨中死去，占因疾病和衰老死亡人数的八分之一。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快乐的死亡却是不可轻易得到的。这种痛苦的死极大地伤害了病人的生命尊严、人格尊严。

(4)减轻第三者的负担

自杀者的死可能会给家庭其他成员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但考虑了一个充满爱的家庭的成员的利他主义关系，自杀者所作出的决定可以减轻家属财力和精神上的负担，使整个家庭的效用最大化，即使在所难免的悲伤难过会存在。

2.反对安乐死的意见

(1)与传统伦理相悖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损”；好死不如赖活，人的生命是神圣的、宝贵的和无条件的。传统文化要求人们热爱生命、珍惜生命、保护生命，尽可能延长生命，这些共同点构成了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的基础和核心，是人道主义生命伦理规范的价值追求，当人的生命处于最不利的时候，更需要子女、亲属、社会、国家的关爱、呵护。否则，人类很难认识到他们对父母、亲人、个体、弱者在垂死时的责任是什么，人们的行动就会失去方向，那些被人们世代尊重和颂扬的孝子的典型就失去了社会意义。

(2)与医学伦理相悖，不助于医学发展

医生既拯救生命又残杀生命对社会不好，医生职责的模糊化会使他们更少去治病，如此下去医学将止步不前，生命将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教死扶伤”是医生的职责和医学的宗旨。在著名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中，希波克拉底医生曾公开宣誓，禁止任何意义上的安乐死，他说：“我绝对不会对要求我的任何人给予死亡的药物，也不会给任何人指出同样死亡的阴谋途径。”

(3)“合理谋杀”的出现

有人认为安乐死可能成为病人子女、配偶等亲属为了减轻自己的负担或为了瓜分遗产等其他原因变相杀人的借口。如果安乐死得到法律认可，就会给滥用大开方便之门。或许立法开始时，执法可能较为严格，但一旦安乐死成为社会现象之后，标准就有可能降低，走向滑坡，甚至草菅人命，带来难以控制的负面影响。

(4)精神压力

承认安乐死合法会出现难以控制的负面效应，除无法有效保护弱势人群的生命权之外，重病患者的精神负担也会极度加大。

三、安乐死立法现状

1.国外安乐死立法现状

国外关于安乐死的立法形式，主要有判例法和成文法。判例法来自法院评价病人要求中止治疗实行安乐死的决定。实际上许多国家判例法和成文法是同时进行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世界范围内安乐死立法进展缓慢，在有相关安乐死立法的国家，大多是对被动安乐死的认可，而对于主动安乐死，则在法律上遭到反对和禁止。

(1)荷兰

荷兰是世界上第一个就安乐死问题制定法律的国家。1968年安乐死成为荷兰社会开始注重的问题。1988年皇家药物管理局在一份报告中阐述了关于安乐死的标准。2000年11月荷兰众下院以多数票通过了关于“没有希望治愈的病人有权要求结束自己生命”的《安乐死法案》。2001年初荷兰众上院正式通过安乐死法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安乐死合法的国家。该法案将荷兰长期以来的安乐死判例加以条文化、规范化、法律化，不仅承认消极被动的安乐死，更为重要的是有条件地承认主动安乐死。法案为医生实施安乐死规定了严格而详细的条件。

(2)澳大利亚

1995年5月25日澳大利亚北部地区议会通过了世界上第一部安乐死——《晚期病人权利法》，并于1996年7月1日在一片争议声中开始生效。1996年9月，澳大利亚的登特是世界上第一个依据“安乐死法”自愿选择离世的人。但由于反对势力十分强大，效果不佳。1996年12月联邦众议院以压倒多数通过终止这部安乐死的提案。1997年3月澳大利亚联邦参议院经过辩论，推翻了《晚期病人权利法》。

(3)美国

在安乐死立法运动中，美国是一个积极的国家，但各州对安乐死的立法不尽相同。1937年美国布拉斯州就提出了安乐死法案。但直到70年代，美国判例才开始明确承认被动安乐死，同时对主动安乐死持宽容态度。1976年加里福尼亚州州长签署了《自然死亡法》(Natural Death Act)。这是美国第一部成文的被动安乐死法。虽1977年以来美国有38个州通过了《死亡权力法案》，要求医生尊重病人安乐死愿望。但到目前为止，安乐死在美国部分地区仍属非法行为。

(4)日本

日本是通过法院判例给安乐死以有条件认可，并逐渐形成了日本安乐死判例法。为了消除病人肉体痛苦不得已而侵害生命的行为，可被认为相当于日本刑法规定的“紧急避难行为”。

(5)其他国家

1980年，国际死亡权力联合会成立，要求“安乐死”合法化。2000年10月26日，瑞士苏黎世市政府通过决定，自2001年1月1日起允许为养老院中选择以“安乐死”方式自行结束生命的老人提供协助。英国曾于1961年颁布“自杀法案”，规定帮助和建议别人自杀的人可被判处最高14年徒刑。虽英国国会又于1969年辩论讨论安乐死法案，但现在安乐死在英国还是不合法的，而要求安乐死合法化的呼声越来越高。丹麦、新加坡、加拿大都允许病人拒绝继续接受治疗。

2.我国安乐死及其立法的讨论

安乐死在我国引起医学界、法学界、伦理学界、社会学界和公众的关注和讨论，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生在陕西省汉中市一家医院的安乐死事件。此后有关安乐死案件的报道及讨论也见之于各种新闻媒体。

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医学哲学研究会等联合发起“安乐死问题讨论”。1988年7月、1994年10月在上诲召开了两次全国安乐死学术讨论会，就安乐死的医学、社会、伦理、法律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被动的消极安乐死，无论是病人或其家属主动要求中止治疗，还是医院或医生动员病人出院可撤除病人的生命维持装置，一般都不须承担责任。但是在尚未立法的情况下，实行主动安乐死是为我国现行法律所不允许的一种违法行为，一旦有人控告，实施者就要受到法律制裁。此类案件近几年来在国内已发生效起，但从对行为人的处罚看还是从宽的，明显区别于其他性质的故意杀人行为。同时病人家属要求司法机关批准施行安乐死或办理安乐死公证的事也有发生。1989年安徽省司法厅向司法部提交了《公证机关能否办理“安乐死”公证证明的请示》，司法部在复函中明确表示，我国对安乐死尚无法律规定，所以公证机关不宜办理无法律依据的安乐死方面的公证事项。

安乐死问题也引起了国家立法机关的重视。在全国人代会上，人大代表曾多次提交安乐死的立法议案。1989年初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向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提交的代表建议办理情况报告中提到：有11位代表曾建议制定“安乐死法”。卫生部经反复研究后认为，安乐死是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死亡类型，它既是一个复杂的医学、法学问题，又是一个极为敏感的社会、伦理问题，因此制定“安乐死”法规目前尚不成熟，但要抓紧为“安乐死”立法准备，今后要大力开展“死亡教育”。1994年3月在八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广东省代表团32位代表联名提出“要求结合我国国情尽快制定‘安乐死’的立法”议案。同年6月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答复：“对‘安乐死’立法涉及法律、医学和伦理学等方面的问题，目前世界上也没有取得一致认识，虽然有的国家制定了有关法律，但为数还很少，大多数国家对此持慎重态度。目前可以促请有关部门积极研究这一问题。”此后在八届全国人大三次、四次会议上，都有代表递交有关安乐死立法问题的议案。上海市代表团在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还提出了一份呼吁全国人大允许上海市实施地方安乐死立法的议案。在九届人大多次大会上一直有代表向大会提交有关“安乐死”的议案、建议，部分人大代表建议北京率先试行安乐死。

四、安乐死与老年人的权益

1.案例

1996年9月22日，澳大利亚66岁的登特成为世界第一位依据《安乐死法》去世的人。他患前列腺癌已有5年，在住处被一台电脑控制的仪器向其注射药物后死去的，当时他妻子和医生都在场。事后，死者的儿子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父亲这样做是他自己的选择，他很幸福。

与此类似的是在荷兰代尔夫特城的一家医院里，一位87岁的老太太正躺在病床上，与后期癌症病魔作殊死的斗争。一张宽大的病床四周围着一群人，其中，有两位医生、一位护士和一位牧师，两个子女和6个孙子孙女。医生用平静、坚定的口吻询问患者：“你期望早死，肯定了吗？”患者含笑点点头以作答复，然后与每个亲人吻别。告别仪式完毕，医生替她打了一针吗啡针剂，让她很快入睡。15分钟后，确定患者精神已完全处于抑制状况，医生又注射了一针足以迅速致死的毒剂。此后10分钟内，患者失去了一切生命迹象。

我国有资料可考的首例实施安乐死并引发法律纠纷的案例发生在1986年，患者夏素文，59岁，被诊断为“肝硬化腹水”住进汉中市医院。住院后，被顽症折磨得死去活来，在无药可治的情况下，向医生请求安乐死。儿子王明成为了免除母亲的痛苦，在处方上签上“家属要求安乐死”字样，表示愿意承担后果。事后，王明成被公安机关拘捕，检查机关以故意杀人罪对医生蒲连生、儿子王明成起诉。这事一直拖到1992年，拖了六年，汉中市人民法院对夏素文安乐死一案做出了无罪判决。

1986年6月20日，又一起安乐死案件同样发生在陕西汉中市。某医院一位59岁女性肝化硬腹水患者，其子女得知母亲无法救治后，反复要求并且签字表示愿承担一切责任后，经主管医生开出冬眠灵处方，患者遂于6月29日死亡。然而，她的两位没有签字的女儿则向检察院提出控告，要求惩办杀害母亲的凶手。

患者男，50来岁，因体温升高而感到不适就去附近医院就诊，发现患者左肋骨破坏、颅骨凿样破坏。此后不久，经复查确诊为多发性骨髓瘤。经医院两年的治疗，病情稍有缓解。之后，因骶尾部疼痛引起便血、尿血、咳血、牙龈出血，血象严重恶化，并且发生泌尿系统的病毒性感染。患者通过调查得知自己患的病症已不可能治好，于是就由情绪抑郁转为拒绝进食，最后萌发自杀的念头。他写下遗书后，提出请求，希望医生给予注射“安乐针”——指麻醉药。医生进行多次会诊，确认该患者已无救治希望，但仍将他作为住院病人给予间歇输血。最后，患者在痛苦的呻吟中离开了人世。这是本人申请安乐死，且理由十分充足，但未被执行的典型例子之一。

患者男，老人，患胃窦癌。住院做手术，术后恢复尚好，被准予出院调养。两个月后，患者疼痛剧烈，医生又一次为他开腹探查。诊断为癌细胞在腹腔内已广泛转移，肿块与腹主动脉粘连，只好不作切割手术，闭合缝上腹腔，改用中药调理，维持近一个月，患者便尿带血，时有呕血，喂食艰难，靠输液维持生命。患者剧痛难熬，遂乘深夜自寻短见，被亲属及时发觉，致使自杀未遂。后经患者与亲属反复商量后，向医生提出停止输液。此后不久，患者即呼吸困难，心率不齐，血压能测度极低，医生征得亲属和患者单位同意，终止抢救，患者比常规死亡提前逝亡。这是对濒死者终止抢救的消极安乐死的较为典型的处理实例。

2.民意调查

选择安乐死是患绝症病人的权利，让安乐死合法化是人类理智、科学地对待死亡的一种表现，也是社会文明的一大进步。随着讨论的深入，广大公众对安乐死逐步了解，认同的人也逐渐增多。

。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武汉、北京等地进行的安乐死民意调查结果表明，赞成安乐死或采取安乐死术的人占调查总人数的62%。上海黄浦区部分街道对60岁以上老人进行调查，赞成安乐死的占89.4%，有94.5%的人希望立法另据上海市一组175名老年生死观调查显示，持赞成安乐死的有108名占61.7%，持反对的有21名占12%，认为目前还不具备条件的有46名占26.3%。另二组200名老人问卷调查，赞成安乐死的占73%。河北省一次264名晚期病人调查资料显示，希望安乐死的占26.4%。（温志大，2000）

敬爱的邓颖超同志和著名相声大师侯宝林，在病危时也曾希望实施安乐死。1988年1月，邓颖超说：“我认为安乐死是唯物主义观点„„当我的生命快要结束，用不着用人工和药物延长寿命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抢救的办法。”侯宝林说：“我老在想，老了，就死吧，领导上说安乐死不人道，可是我觉得安乐死最人道，但这跟谁去说呢？”这些话语也代表许多有相同看法的老百姓的愿望。

3.思考

老年是丧失集中爆发的生命时期，死亡是最后的丧失（穆光宗，2003）。一切的生灵都有求生的本能，直到精疲力竭，流尽最后一滴血。可是，现在看来，人们对死亡的结局增加了理性和人道的成分。什么是人道？让他痛苦地活着是不是人道？病人每天痛得死去活来，如果他要求死，你非得让他活着，延长他的生命，这是不是延长他的痛苦？换言之，活着或者死去是不是必须遵循生命的自然法则？我们如此关注死亡，其最终意义不是印证死亡，而是印证生命及生命的价值观与尊严，生死之间的所有的一切。希腊人最早采取这种方式。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快乐的死亡却是不可轻易得到的。所以说死亡是一种痛苦，这种痛苦每个人迟早都要经历，死亡的方式是另一种痛苦。老年人是否有权利选择完全可以克服其中最令人黯然神伤的方式？对老年人来说个人及家人的健康问题是最常遭遇的生活压力。当痛苦体验和生活压力超过了老人可以承受的程度时，昂贵的医疗成本就是“享受痛苦”的成本。首先人不想痛苦，其次痛苦需要成本，维持这个痛苦的生命需要不菲的支出。

从发展趋势上看，随着我国老年人数的迅速增加，特别是高龄老年人的增长，以及医学技术的进步，实施安乐死引发的案件还可能再次出现，无疑也还会有安乐死是否合情、合理的争论，关于死亡权利和安乐死的社会、伦理和法律问题的讨论也将会在中国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收稿日期：2004-04-20 【参考文献】:

[1] 波斯纳.衰老与老龄[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2] 穆光宗.老龄经济学（研究生课程讲义）[Z].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2003.[3] 拿达里?安吉尔.善待生死[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4] 邵六.超越生命临界点[M].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5] 王文科.直面人的最后时刻[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6] 温志大.走向天堂——人类死亡探秘与临终关怀[M].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7] 许世凯，王建国，胡仁喜.安乐死启示录[M].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2.

第二篇：论安乐死与宪法1（范文）

内容摘要：自“安乐死”一词衍生以来，伴随它的争议也不断激烈化。它是一个多学科研究的问题。从宪法学的角度来看，安乐死主要涉及到：病人的生命权与人性尊严的竞合、病人是否具有死亡权或者能否放弃自己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和安乐死的合法性这三个问题。如果解决宪法学上的这三个问题，将为其他学科具体构建安乐死制度提供理论上的论证资源。本文将从安乐死的定义、类型，安乐死在宪法学上的问题及合法性来进行论述。

关键词： 安乐死；生命权；死亡权；

合法性

目录

一、安乐死的定义及其类型................................................................................3

（一）定义................................................................................................................3

（二）类型................................................................................................................4

1、直接安乐死与间接安乐死.............................................................................4

2、自愿安乐死与非自愿安乐死.........................................................................4

3、主动安乐死与被动安乐死.............................................................................5

二、安乐死在宪法学上的问题...........................................................................5

（一）生命权、人性尊严....................................................................................6

（二）死亡权（The Right to Die）...................................................................8

（三）安乐死的合法性.......................................................................................10

论安乐死与宪法

安乐死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世界性难题，近年来，各种理论层出不穷。安乐死涉及到多个领域——法学、伦理学、医学、哲学、社会学等等，其中在法学里面，又涉及到刑法学、宪法学、民法学、行政法学等等。在我国，近年来对安乐死也日益重视，特别是在17年前我国发生了我国首例安乐死事件以后，引发了一起涉及医学界、法律界、伦理学界、新闻界及公众的关于安乐死问题的大讨论。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对这一问题发表了各自独到的见解。但学者的视野比较单一，对于安乐死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法学和医学领域，而法学领域中又集中在刑法学领域，较少有从其他学科来进行论证的；对于国外的安乐死立法及其理论，较少系统地介绍。有鉴于此，本文欲从宪法学的角度在借鉴国外理论的基础上，以求得一种宪法学上论证安乐死的思路。

一、安乐死的定义及其类型

（一）定义

安乐死是英文单词Euthanasia的中译，Euthanasia一词来源于古希腊语字根Eu（好、优）和thanatas（死亡），意思即是美好的死亡、快乐的死亡、无痛苦的死亡。日本学者将Euthanasia翻译为“安乐死”，这一译称为中国学者所继受。安乐死，根据《辞海》的解释，是指因现代医学无法挽救而面临死亡的病人的主动真诚要求，医师为解除其不堪忍受的痛苦而采取无痛苦的措施，提前结束其生命。

源于希腊的“安乐死”一词是快乐的尊严的死亡，然而，安乐死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被赋予了许多不同意义，出现了相关概念，如“尊严死”“协助死亡”“受嘱咐杀人”“帮助性自杀”等，被赋予现代意义的相关概念都有其各自的立足点和侧重点。在安乐死的争论中，由于存在不同择重点的相关概念，如“受嘱咐杀人”和“帮助性自杀” 夏征农主编《辞海》（缩印本）第1209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

其实谈的都是一个意思，医生在本人自愿安乐死的前提下，为其实施安乐术。由于择重点不同，一个成了“他杀”一个成了“自杀”。正是因为法律没有给安乐死一个权威而明确的界定，才使人们对安乐死实施带来疑惑和一定的恐惧，也造成了现实中司法的混乱。

我国《法学词典》对安乐死的解释是：外国的一个新的法律制度，其大意是当一个面临死亡而挣扎在难以忍受的肉体痛苦中的人要求“安乐的去死”，他人出于人道考虑，用致死手段剥夺其生命被认为是合法行为。《法学词典》对安乐死作的只是一种解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剥夺他人生命不认为是违法的行为并没有揭示安乐死的本质属性。安乐死的本质不是授人以死而是授死者以安乐。不是解决生还是死的问题而是要保证死的质量。因此将安乐死的定义表示为：对于自愿要求解除死亡痛苦者的死亡过程进行科学调节，以减轻和解除死亡痛苦，使其死亡状态安乐化，这样的表述显得更为全面科学些。

（二）类型

1、直接安乐死与间接安乐死

这是根据医生的行为与病人的生命结束之间的因果关系所作的分类。所谓直接安乐死是指医生的行为是以直接致人于死为目的，如果实施该行为，必能终结该人的生命。间接安乐死是指医生的行为能够减轻病人的痛苦，但也具有终结人生命的风险与可能，也就是说，间接安乐死即使实施，医生的行为也只是诸多导致病人死亡因素中的一个，而并非唯一原因。实际上，直接安乐死与间接安乐死都属于主动安乐死。这种分类的意义在于，在直接安乐死中，医生对于病人的死亡持一种直接故意的状态，间接安乐死中，医生对于病人的死亡持间接故意，这种不同的故意状态决定了医生行为的可责性的大小，相比之下，直接安乐死比间接安乐死的争议更大。

2、自愿安乐死与非自愿安乐死

这是根据病人对死亡的意愿所作的分类。所谓自愿安乐死是指病人在治疗当时主动要求安乐死。非自愿安乐死是指病人在患病当时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愿，但在治疗前曾经要求以后安乐死或者根据他们的

近亲属或者清醒时指定的代理人的意愿，对其实行安乐死。这种分类的意义在于，病人的自愿能够构成安乐死正当化的理由。

“非自愿安乐死”包含两种情形，一是当事人没有表示或无法表示意愿的“无意愿安乐死”；一是违反当事人意愿安乐死。无意愿安乐死不一定是违反病人意愿（例如昏迷，痴呆，无脑儿童）。

3、主动安乐死与被动安乐死

主动安乐死是指采取一定的行动者，蓄意将临终病人致死，让他脱离生的极端痛苦。所谓被动安乐死是指籍着不作为，如中断医疗甚至中断基本照顾让之自然死亡。一般认为不为末期患者提供无效用的治疗视为让患者自然死亡。而非刻意延长他们的性命，因此并非采用安乐死，因此尽量避免使用“被动安乐死”一词。在主动安乐死中由于对患者采取一定的积极行为，死亡的原因与行为就产生了某种联系，行为和病因与死亡原因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而在被动安乐死中死亡的原因就只能是不可挽救的病痛了。在安乐死的讨论中,还应区分以下两种情况:①垂危病人的安乐死。这里，安乐死只不过使死亡时间稍稍提前一些。②非垂危病人的安乐死。若不进行安乐死，病人可以存活相当长时间，并且不一定自觉痛苦，但他的生活质量是低下的，对社会家庭是一个负担。例如畸形或发育不全的婴幼儿或患不治之症但尚未处于垂危阶段的病人，以及植物人等。无论从伦理学还是从法学的角度来看，消极的安乐死接近自然死亡，而积极的安乐死则接近故意杀人。

二、安乐死在宪法学上的问题

（一）生命权、人性尊严

生命权是生命权是以自然人的性命维持和安全利益为内容的人格权。我国《民法通则》第98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这里的生命健康权，实际上是生命权、健康权与身体权的总称，可见我国的立法是将生命权规定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而加以保护的，这也是世界上多数国家的立法体例。

1宪法上的生命权，主要具有两种性质：（1）作为一种主观权利（Subject Right），它主要体现为防御权功能，即人可以请求国家不得侵害其生命。当然，这种侵害是指没有正当理由的侵害，也就是说，生命权的保障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这种相对性主要体现在：国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剥夺人的生命，比如军人在战争中对敌人，警察在执行公务中对歹徒，法官可以判处犯罪人死刑等等。（2）作为一项客观价值规范（Object Value Norm）。即人的生命权本身是一种应得到社会全体尊重的价值，对于这种优先的价值，国家应当积极予以保护，防止其受到来自于国家之外的其他强制力的侵害，即国家对生命权的保护义务功能。

生命权乃安乐死问题的关键，理清生命权对解决安乐死问题有重要意义。目前对生命权的错误认识主要有：生命权完全归属于个人、完全归属于国家、完全归属于对生命有权利主张的人。如果生命权完全属于个人，个人的生命权被非法剥夺时个人的亲属因为对生命没有任何权利，不能得到侵害个人生命权加害人的赔偿。个人生命有父母生命的延续在里面，必然有父母的利益在个人生命个体上。个人在生命灭亡时主要亲属的身份利益、精神利益直接财产利益、间接财产利益很可能受到严重损害。

生命权归国家所有，包括任意处置个人的生命，个人生死完全在于国家的意志。生命权归国家所有，包括任意处置个人的生命，个人生死完全在于国家的意志。这种观点有两个问题：

一、国家的对个人的生命权是如何获得的？

二、个人是否会将关系生死的权利交给可能损害自己的主体——国家？权利首先依赖于统治阶级获得统治权。统治阶级对整个国家拥有绝对的力量优势，依靠力量形成权利的根源，然后依据民主学说以宪法的形式全权授权与民，民众才有所谓的权利，一些松散的民众不会有权利。民众有了权利全民主权成立，民众才可能将自己的生命权再授予国家。但也有可能，统治阶级并没有把每个人的生命所有权授予个人，这样的话，国家就有所有个人的生命权。但会有一个问题，统治阶级的力量并不能对整个国家的形势得以完全控制，即使国家认为对每个人都有生命权，但个人如果在自己生命上拥有一定力量优势的情况下，国家的 1萧淑芬：《论基本权核心概念之规范——一个比较法学的观察》，载《东海大学法学研究》第19期。

权利就无法完全实现，无法完全实现的权利实际上不能算作完整的权利。当个人和国家都有个人生命力量的时候，实际上应该根据二者力量共同分配对个人生命的权利，这样确保国家对个人生命的权利得以完全实现才有可能。国家由个人组成，国家的一切权利都来自个人授权，这是人民主权学说的观点。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第三条规定：“整个主权的本原主要是寄托于国民。任何团体、个人都不得行使主权所未明确授予的权力。” 既然个人有国家无法剥夺的权利，个人为何要把这权利交给国家呢？除非国家能做出对个人有利的行为。统治阶级没有力量优势时，逐渐实现民众主权，这时候国家的一切权利属于民众。因为国家并不能完全不出问题地实现民众权利，所以不会将所有的权利交给国家。“在哲学家成为这个世界的国王之前，在我们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人成为哲学家之前，在政权和哲学因此而为同一人掌握之前，国家的纷争，或者说人类的纷争，就不会完结。”现实的情况并没有达到《理想国》所设想的情形——掌握国家权力的统治者是完美的人的时候，把全部的生命权交给国家是危险的。

个人生命权完全属于对生命有权利主张的人或组织，即对生命有权利主张的人拥有对生命的处置权，包括结束这个生命。这要看如何界定对生命有权利主张的人这主体的范围。假如这个主体范围包括享有这个生命的个体、这个个体的主要亲属、国家，这样的话，这些主体共同拥有这个生命的处置权，这同笔者观点并无二致。假如不包括这个生命的个体和他的主要亲属，也不包括国家，生命权完全属于对生命有权利主张的人在这里特定的范围不包括生命的个体、个体的主要亲属和国家。十分明显的是大多数人不会接受这种观点。比如，债权人对债务人有权利主张，按照个人生命权完全属于对生命有权利主张的人的观点债权人有可能可以有结束债务人生命的权利，这显然十分荒谬。

德国宪法实务界认为，相较於正面定义人性尊严，在法学上更有意义的是确立人性尊严不可侵害之原则，包括了国家公权力对於任何一个人的尊严，在消极面上不应加以侵害，在积极面上更负有防御侵害的保护义务。人性尊严的正面表述大致可以说是∶每一个人都是自主、自决的独立个体，都是具体存在并且具有意义的生命。每个人均有权利为自己维护自己的尊严；每一个人在社会中，均有其一定的 1

许宗力：《宪法上之个人尊严原理》，载《中国比较法学会学报》第13辑。

社会价值，每个人都有权主张自己应受到充分的尊重。因此，国家不能为了成就特定人的目的，而将任何人当成达成目的的手段，人尤其不能被贬抑为单纯仅受国家行为支配的客体，而在根本上损及其做为一个人的主体性，包括了他的自主、自决及自治权力。

宪法学者陈清秀指出，尊重并保障人性尊严是一种宪法价值的决定。一旦确立国家公权力应对人性尊严加以尊重与保障，人性尊严即成为宪法秩序中最高的法律价值，非但在行政、立法及司法上均应受到人性尊严原则的拘束，不容国家机关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予以侵害外，甚至属于不得经由修宪程序变更的宪法核心领域。

李震山先生也曾提出：“本文以为要推定保护人性尊严之法益优于生命权之法益，不易成立，而且基于有生命存在，方有机会以其他方法强化人性尊严保障，因此，本文认为生命权保障优先于人性尊严之保障。”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依凭主张人性尊严的实现来对抗人的生命权，还是无法达到前者完全可以压制后者的程度，也就是人性尊严是在呼唤安乐死，但无法一力撑起安乐死。

1（二）死亡权（The Right to Die）

学者提出：“从法理上来说，安乐死合法化问题的实质在于人是否享有死亡权，也就是人是否有权利处分自己的生命，这是解决安乐死是否合法化问题的关键症结。”几乎在同一时间又有人指出：“人应当享有死亡的权利。”他们都认为，从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说，生命是指包括从人的生命形成到结束的整个过程。因此，生命权应相应地包括人在生命三个不同阶段中所具有的三个具体的权利内容，即生命从开始孕育到出生时的出生权、从出生后到死亡前的生存权以及临近生命末端的死亡权。就是说，生命权之中已经先天地包含了死亡权的内容，而生命权又被公认为是每个人所固有的最基本的权利之一，因而，作为生命权之中的死亡权显然也应当是人所固有的最基本人权之一。从法理上来说，权利是对利益和自由的确认与保障，而死亡权就是对濒死病人死亡自由的确认。但另一方面，生命又不仅属于个人，它同时也是属于社会的。这就决定了在人对自己生命的处分会给社会的良性发展带来某种隐患或损害时，社会可以对个人处分自己的生命的权利加以限制，这时，法律就会成为限制人死亡权的最有效手段。可见，1 李震山：《人性尊严之宪法意义》，载《中国比较法学会学报》第13辑。

只有在人对自己生命的处分无害甚至有益于社会时，个人才有权处分自己的生命，这种死亡权应受到法律的尊重、确认和保护。死亡权体现了法律对个人意愿的尊重和保障。针对死亡权的特点，刘长秋归纳为：①死亡权是一项伦理色彩很浓的权利；②死亡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然权利；③死亡权是一种非诉权利；④死亡权的适用有着非常有限的主体范围。对于立法设计，他们都同意权利虚置是立法对待死亡权的合理方式。还有学者也表达了“认准并阐明安乐死权就是死亡权，这种死亡权就是人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的意见。马修·哈宾格神父曾说，“我们现在可以很容易对彻底的反生命的哲学运动勾画出一个详细的计划：从避孕到堕胎到安乐死。一旦生命不再被视为上帝的神圣赐物，一个社会便不可避免地以各种形式拥抱死亡。”那么以安乐死的方式拥抱死亡就是死亡权的实现吗?米尔恩说过：“任何人均不能仅凭其个人身份而享有一项权利”。死亡权确乎存在吗? 首先，生命权被公认为是每个人所固有的最基本的权利之一，的确如此，但生命权应包括出生权、生存权以及死亡权三项内容吗?这里二位作者都只是下了一个判断，没有给予论证。就出生权而言，以我们每个人都无法控制自己的出生这一事实已然对其充满困惑，况且对人为故意地阻却出生并不当然地认为是侵权又是一不利证据，所以对于这种生命权三分的判断颇值商榷。

其次，如果将死亡权作为生命权的一项内容，也就是具有人权的属性，那它是否符合人权的本源和特征呢? 1．人权概念就是这样一种观念：存在某些无论被承认与否都在一切时间和场合属于全体人类的权利。人们仅凭其作为人就享有这些权利，而不论其在国籍、宗教、性别、社会身份、职业、财富、财产或其他任何种族、文化或社会特性方面的差异。《世界人权宣言》第三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与人身安全。”这也就是人权普遍性的要求。但对死亡权的设计中却提到了死亡权的适用有着非常有限的主体范围：“依法可以享有这一权利的主体只能是那些饱受病痛之苦且确实已无治愈希望而又看破死亡的濒死病人。”米尔恩说过：“一种关于人权的表述若使其中许多权利与大多数人类无关，就不是一种经得起理性辩驳的表述”。可以说这种将一项人权的主体限定在这样小的范围的作法，是对平等

11程明修：《胎儿与生命权保障主体性间之宪法论证难题》，载《东吴大学法律学报》第13卷第2期。

享有人权和人权普遍性的背叛。况且在文中作者自己已经界定：“死亡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然权利，自然权利是与生俱来的，它不依赖于法律的认可和保护而先天存在着”，那根据什么在将这个自然权利上升到法定权利时把大多数人原本拥有的权利剥夺了呢? 或者我们考虑如果不做这样限定呢?事情可能会更加麻烦。试想一下：A欲行使自己的死亡权，选择了上吊的方式，B用近乎“暴力”的手段将A从悬于房梁的绳套中解下来，A的死亡权没有实现，那么第二天A是否可以去起诉B侵权呢?即使是“饱受病痛之苦且确实已无治愈希望而又看破死亡的濒死病人”行使自己的死亡权，作为医生是否有协助的义务?如果一个信奉上帝的医生拒绝提供最基本的帮助，从而使权利人无法实现自己的权利，这是否构成侵权?可能是基于对此类问题的预见和考虑，所以死亡权的设计者提出“死亡权是一种非诉权利”以及“立法在规定死亡权的时候不应当为该权利配备相应的司法救济程序”。但我们应明确：对于任何权利，都必须有可能说出何种作为或不作为将构成对它的侵犯，如果没有此种作为或不作为可以证实，那么，就不存在一项权利。从主体范围到可诉性、救济配置的限制，死亡权的设计者可谓是用心良苦，可这个面目全非的东西还是我们所说的权利吗? 2．人权是人的基本需求和自由，是满足人的基本需求，是人人都有的一种本性要求。人权就是要满足人人都有过好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公共卫生生活的愿望和要求。我们如何理解死亡权是来满足这样的一些愿望和要求的?要知道对死亡权的追求和实现，不仅满足“过好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公共卫生生活的愿望和要求”不可能，甚至于满足“过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公共卫生生活的愿望和要求”也不可能。

1（三）安乐死的合法性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因此所谓的合法必须要合乎宪法精神与原则。宪法的终极目的在于保障人权，所谓人权在英国《牛津法律大辞典》中描述为：“人权，或称作人的基本权利、自由，要求维护或 1 李震山：《论宪法未列举之自由权利之保障——司法院大法官相关解释之评析》，载刘孔中、陈新民主编《宪法解释之理论与实务》第365—367页，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2002年版。

有时要求阐明哪些应在法律上受到承认和保护的权利，以便使每个人在个性精神道德和其他方面的独立获得最充分最自由的发展，作为权利，它们被认为是生来就有的个人理性，自由意志的产物，而不仅仅是由实在法的授予或取消。”

纵观宪法的发展历程，自从1982年通过后，历经1988、1993、1999、2004年四次修改共通过31条修正案。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法律赋予了非公有制主体在市场上更大的自由度；从对财产所有权的保护到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私人财产的保护力度得到了法律的重视；人权入宪—“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更是把对人的尊重与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让人权意识深入人心。

那么安乐死是否与保护人权背道而驰呢？作为一名明知其生命已无可挽救的病人，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以及精神上的巨大压力，更要时时面对死亡的的阴影。此时此刻，他的个性精神道德和其他方面的独立获得了最充分最自由的发展了吗？自由、生命、财产是人权的最基本内容。医药治疗，只是在延续即将终结的生命，并注定这种延续没有任何治愈的机会，对于病人而言何来自由、财产、生命？

我国《刑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财产，保护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从这条规定中可以看出，我国刑法的任务包括惩罚和保护两个方面：惩罚是手段，保护人民是目的。通过刑法同犯罪做斗争，来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为了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又必须正确有效的同犯罪作斗争。”刑法以宪法为其立法根据，然后在其特定的领域内具体的贯彻宪法精神与原则，通过具体的刑法规范与适用，体现追求宪法的终极目的---保障人权。综上论证，安乐死并非侵犯人权，然而现行刑法却以故意杀人来定性安乐死，以此来禁止安乐死是否违背人权，违背宪法的精神要义呢？

尽管大多数国家的立法尚未承认安乐死行为的合法性，但对这些实际案例的司法处理并不完全以杀人罪论处。名古屋高等法院在1962年判决了一名协助病人安乐死的医生无罪，从而揭开了推行安乐死合法化的序幕。英国高等法院在1993年判决同意，经患者父母和医生的申请，停止向一名大脑坏死4年的患者输入营养液而终止其生命，司

法判例表明对意识丧失情况下基于他人意志实施安乐死的认可态度。在加拿大和德国也有类似案例。

在我国，发生于1986年6月陕西汉中的第一例“安乐死”案件中的被告人先以“故意杀人罪”被逮捕，后经法院长达六年的审理，认为“是一种非法剥夺公民生命权利的行为，但情节轻微，危害不大，不构成犯罪。”

在事实上，发生消极安乐死的现象甚是普遍。走进任何一家医院都会发现由于医疗费用短缺的缘故而要求出院、停止高昂费用积极治疗的情况，至于在相对落后的农村，根本不送病人入院治疗的情况更比比皆是。我国卫生部关于以晚期癌症病人一再放宽使用麻醉药限度的规定，其实质就是在一定范围内对安乐死的认可。

安乐死问题是相当复杂的，本文既无力也无意解决所有的问题，本文的目的仅在于提供一条在宪法学上论证安乐死的思路。这条思路就是首先界定安乐死的概念，区分安乐死的类型。其次，根据不同的类型，发现其争议的焦点。再次，从正反两方面的观点中，归纳出宪法学上有意义的问题点。

参考文献

刊期类：

1、程明修：《胎儿与生命权保障主体性间之宪法论证难题》，载《东吴大学法律学报》第13卷第2期。

2、萧淑芬：《论基本权核心概念之规范——一个比较法学的观察》，载《东海大学法学研究》第19期。

3、李震山：《人性尊严之宪法意义》，载《中国比较法学会学报》第13辑。

4、许宗力：《宪法上之个人尊严原理》，载《中国比较法学会学报》第13辑。

著作类：

1、夏征农主编《辞海》（缩印本）第1209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

2、李震山：《论宪法未列举之自由权利之保障——司法院大法官相关解释之评析》，载刘孔中、陈新民主编《宪法解释之理论与实务》第365—367页，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2002年版。

3、张嘉尹：《基本权理论、基本权功能与基本权客观面向》，载《当代公法学新论（上）》第45页，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版。

第三篇：论生命权与安乐死（写写帮整理）

论生命权与安乐死

摘要：众所周知，生命权乃基本之人权。但对于生命权之理解大都从“生”的权利来认识，而忽视了“死”的权利，即求死权。安乐死就是求生权之行使方式之一。本文首先对安乐死的概念、分类和历史发展进行了简述。然后就生命权与求生权进行了分析，接着对安乐死在外国法中立法情况进行了对比研究，然后就安乐死在我国的现状和司法实践困境进行了分析，最后，从安乐死合法化的必要性、刑法修改、安乐死立法提出了对策建议，希望对我国安乐死合法化有所启示。

关键词：生命权；求死权；安乐死；合法化

ABSTRACT As we all know, the right to life is a fundamental human right.But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right to life is from the “birth” of the right to know, while ignoring the “dead” rights, namely the right to die.Euthanasia is one of the ways to exercise the right to life.Firstly, this paper briefly introduces the concept, classification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euthanasia.Then it analyzes the right to life and survival right, then in the foreign law on euthanasia legislation were discussed, then the status and judicial practice of euthanasia in the plight of our country are analyzed.Finally, the legalization of euthanasia, the amendment of criminal law, the necessity of euthanasia legislation and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hope enlightenment for China's legalization of euthanasia.Key words：right of life;right to die;euthanasia；legalization

一、安乐死概说

（一）安乐死的概念

安乐死，有“好的死亡”“无痛苦的死亡”之意，是一种给予患有不治之症的人以无痛楚、或更严谨而言“尽其量减小痛楚地”致死的行为或措施，一般用于在个别患者出现了无法医治的长期显性病症，因病情到了晚期或不治之症，对病人造成极大的负担，不愿再受病痛折磨而采取的了结生命的措施，经过医生和病人双方同意后进行，为减轻痛苦而进行的提前死亡。安乐死问题，一方面与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政治背景和科技水平紧密关联，另一方面与自然死亡、自杀、谋杀等概念互相缠杂，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安乐死是一个令人迷乱、模棱两可的术语，而安乐死本身又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且对于每种类型，在伦理上的可责难性是截然不一样的”。

关于安乐死的概念，学术界争议颇多，典型观点有如下几种：

1、别人根据病人要求而有意采取的结束生命的行为。

2、对于身患绝症且无法治愈的病人，处于帮助病人从病痛中解脱出来的目的，实施者在病人授予委托的前提下可以采取措施提前终结病人的生命。

3、出于同情以比较迅速的并且轻松的方式造成不治之症的病痛患者提前死亡的行为。

4、当病人身患绝症或严重伤残者处于危重濒死状态时，由于精神和身体上遭受着极大的痛苦，在本人或其亲友的授权和请求下，他人出于怜悯和帮助其免受疼痛折磨的目的，采取人道的方式和措施提前结束患者生命的一种行为。

5、安乐死在临终病人的明确的请求下，出于解除患者无可忍受的痛苦的目的，医生实施的对绝症患者的死亡过程和死亡时间进行主动的医疗干预行为。

由此可见，安乐死具有如下四个特征：第一，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人在主观上只能出于一种人道主义的同情和怜悯的目的，即帮助绝症病人从无法承受的病痛折磨中解脱出来。第二，患者本人所表示的死亡意思和请求必须是真挚而且表达他真实的意愿。第三，病人所患的疾病在医学领域是没有希望被治愈的，并且这种疾病会给病人带来的痛苦超过了正常人能忍受的程度。第四，医生实施安乐死行为所选择的手段必须是人道和符合道德准则的。

（二）安乐死的分类

只有把每一种类型都能加以辨别，才能真正了解关于安乐死合法化争论的缘由。安乐死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积极安乐死、消极安乐死、真正的安乐死以及间接安乐死。积极安乐死，是指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人采取积极主动的方法以直接夺取病人的生命为目的；消极安乐死是指死亡的结果与外界因素无关，主要是由于行为人采取不作为的态度引起的，例如不对濒临死亡的病人进行任何治疗或中断其治疗。真正的安乐死是指对濒临死亡的病人给予精神抚慰，或医生处于减缓其病痛的折磨而提供的安慰和医疗照顾。间接安乐死，是指医生并不直接采取措施致使病人死亡，而是出于帮助病人解脱的目的而对其采取措施造成病人死亡过程的提前到来。

（三）安乐死的历史发展

关于安乐死的发展历史，目前并无太多研究。在实践中，某些在当时被称为安乐死的习俗是被允许的，比如，那时候无论中西方在古代社会都存在着一种遗弃或者抛弃老人、病重者或患病婴儿任其死亡的习俗和实践。由于中世纪的欧洲处于基督教统治下，基督教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中心。基于人对上帝的依赖关系，如果你杀死不正常的病患者或遗弃他任其死亡，这种做法是绝对不允许的。由于近代欧洲社会爆发了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以及后来迅速发展起来的工业革命，安乐死话题开始进入人们的事业并被当做一个专门独立的问题来看待。然而这主要还是局限于某一个别思想家的专著之中，安乐死问题仍然停留在观念范畴之内。现代社会是对安乐死问题的研究最为集中和全面的时期，特别是对安乐死不同领域和层次的争论，大大地促进了安乐死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尤其是把安乐死概念和故意谋杀概念加以区分和辨别，甚至有些国家有些地区认为安乐死的道德价值有其积极和值得肯定的一面。随着二战时期法西斯主义假借安乐死的名义进行种族清洗，安乐死一度被全世界所否认，直至冷战开始才被重新提起。安乐死是社会进步文明的一种体现，体现了人道主义的价值追求，体现了生命是有价值和尊严的；而且安乐死能够减轻患者和患者家属的负担。因此，从安乐死的发展历程来看，无论是从我们社会的仁义道德出发，还是从情理出发，安乐死本身在不违法的同时还对社会资源配置各方面具有极大的积极作用，所以安乐死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认可，实行安乐死合法化是社会的必然发展趋势。

二、生命权与求死权

(一)生命权的含义

关于生命权的定义，学界有不同的意见：

1、生命权是以公民的生命安全的利益为内容的权利。

2、生命权是指公民在社会上生存的权利。

3、生命权是指一种维持生命存在的权利，即活着的权利。

4、生命权是指保障人之生物性，物理性存在不受侵害的权利。

5、生命权是指人的生命受法律保护，不被任意剥夺的权利。由此可见，生命权是以生命存在利益为内容的权利，生命权受法律保护不被任意剥夺是侧重于生命权的消极保护，这是对生命权的积极保护和救济。

我国宪法要对公民进行全面的保护，不仅保护公民的生物属性方面的权利，也要保护公民社会属性方面的权利。对于公民社会属性方面的权利，宪法通过公民的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平等权、政治权利和社会生活方面的权利作了较全面的规定；对于公民生物属性方面的保护，通过生命权，健康权等规定进行保护。因此，宪法中生命权所指的生命仅指人的生物性存在，不应该包括社会属性方面的内容。部分学者认为，个人生命权因疾病或其他事故，导致人格之丧失(譬如植物人之情形)，该个体之生命权实已遭受侵害，单纯躯体之保存并无意义。所以安乐死之行使，乃在于求人格与躯体的完整性。换言之，求死权所维护者，乃系一完整之生命权。那么问题就是，公民是否可以因为人格尊严的丧失为理由主张放弃生命权。也就是，公民是否可以结束自身的生物性存在状态。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生命权是指公民维持自身生物性存在，不受非法侵害的权利。

（二）生命权的客体 从生物学的角度上看，生命是指生物体所有的，利用外界的物质形成自己的身体和繁殖后代，按照遗传的特点生长，发育、运动，在环境变化时能够适应环境的活动能力。自然界中具有生命的有人、动物和植物。法律上所研究的生命仅指人的生命，也就是指人的生物性存在。人的生物性存在是一切精神性存在与其它一切行为的前提。对生命的判断只能从生物学角度来考虑，而不能加入任何人为的判断。如果加入人为的判断标准，就会产生所谓“没有价值”或价值低”的生命，这些生命就会以各种理由被剥夺。既使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考虑“生命”是否存在也是难以判断的。生命的生物性存在何时开始、何时终结，没有统一的标准。关于生命的开始，有“受孕说”、“阵痛说”、“断带说”、“呼吸独立说”等不同的标准。我国采取“独立呼吸说”的出生标准。生命活动开始于受孕，但胚胎、胎儿还不是成熟的生命形式。虽然我国宪法并未将胎儿看作是自然人，胎儿的生物性存在不是我国生命权的客体。但是，我国民法中又为胎儿保留了继承权，也就是承认胎儿成为生命权主体的潜在可能。生命终结的判断标准，经过“脉搏停止说”、“心脏停止说”、“呼吸停止说”发展到现在的“脑死亡说”。由此可见，面对安乐死相关问题时，要首先确立一个前提：在宪政国家下，没有所谓的减损了价值的生命、生不如死的生命，或者是没有价值的生命、空洞的生命等概念存在的可能。不管国家对公民出生与死亡是如何规定的，所有人的存在，只要是依照国家现行法律规定的出生与死亡标准所界定出来的生命，都是宪法意义下的生命，既使该人已经失去了与外界沟通与交流的能力，如植物人。

（三）生命权的主体

西方原始的法律制度中。人的生命权就得到了保护。原因是因为：如果可以随意

谋杀别人而不必受到惩罚，社会必将四分五裂。古希腊斯巴达的法律要求遗弃弱的、畸 形的婴儿。是出于社会利益的需要而剥夺人的生命。在这两种情况下，对生命权的保护 和放弃都是出于维护社会利益的需要，人的生命是服从于社会统一需要的，人的生命是 属于社会的。

到了欧洲中世纪，受到基督教神学关于。生命至上。思想的影响，生命权受绝对的

保护。在基督教的教义中，是神保留了主宰生命的神圣权力，人没有对生命的处置权利，如果人处置生命，实质上就等于人要扮演神的角色，是人对神的逾越。在这一时期，在 西方的许多国家，生命权不是属于个人的，而是属于神的，因此自杀都是应当受到惩罚 的，更没有安乐死存在的余地。十七、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为了反对封建特权和神权，提出了人权的口号和思想，其中就包括生命权的内容。人们逐渐认识到，人是个体的人，而不是附属于国家与社会的人。生命权应该属于个人，是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国家和社会并不具有决定个人生死的权利，只是在特定条件下，国家可以依据法律剥夺个人的生命权。我国对生命权的主体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衄折的过程。在漫长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有生命权的只是少数统治阶级，广大劳动人民没有生命权。新中国建立后，公民才有了生命权。在经历了十年浩劫之后，公民的人格尊严权和生命权重新受到重视。因此，生命权的权利主体是以生物性存在的公民个人。生命权是人权的一种，享有者不分民族、种族、性别、年龄等。然而“人”的概念是始自出生，终于死亡。根据我国对出生与死亡的标准，我国当前享有生命权的主体是一切脱离母体自由呼吸至心肺停止运动的公民。

(四)求死权

正如上文所述，生命权是属于有生命的个人的，那么个人当然可以处分自己的生命，包括放弃生命，即享有求死权。那么，求死权是否可以成为一种独立的权利呢?对于有意识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人来说，这种放弃生命权的权利没有必要成为一种独立的权利，虽然其行为的价值取向的选择受到质疑，但是他们可以自由选择放弃生命权。这就是说，对于能够自杀和献身的人来说，他们放弃生命权的权利不需要法律的特别规定即可自由行使。但是，对于符合安乐死条件或者处于“植物人”状态的人来说，他们放弃生命权的权利并不能自己独立行使，而是需要医生的参与。一般来说，绝症病人如果自己采取措施自杀，与其他人的自杀并没有什么不同。所不同的是，当病人的病情进行到了不依赖别人的行为就无法死亡的地步。病人就不能自己行使放弃生命权的权利了。如果法律没有规定这种条件下病人放弃生命权的可能方式，而其他人如果帮助病人实施放弃生命权的行为又可能受到法律的责难，则这些病人放弃生命权的权利就无法实施。而且，这些病人放弃生命权的行为并不会对社会和他人造成侵害。因此，即使仅仅从权利行使的角度来看，也有必要明确规定这些病人的放弃生命权的权利。

到生命权对于国家和个人的重要性。求死权”应该有严格的条件，不能滥用。“求死权”有以下几个特征，即：自愿性、自身性、各案性、暂时性。所谓自愿性，即个人放弃生命权的决定是在自由意志下做出的，不是在他人的强制或胁迫下作出的。所谓自身性，是指所放弃的生命权只能是生命权的所有人放弃自身的生命，任何人不能自己决定放弃他人的生命。也就是说，所处置的权利只能是自身的权利。所谓个案性，是指生命权的放弃应该是在特定情况下的放弃，而不是所有类似的情况下都放弃。所谓暂时性，指生命权的放弃不是永久的。生命在个案上尚未丧失时，生命权人可以随时撤回放弃的决定。对于安乐死来说，也要符合这几个要素。在安乐死的具体实施中，国家公权力在考察安乐死申请是否符合规定时，也要从这几方面进行考察。

三、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外法比较

目前就全世界范围来看只有欧洲的荷兰、比利时和瑞士完全承认安乐死合法化。荷兰和比利时这两个国家实行和承认的是积极安乐死行为，而间接或消极的安乐死在瑞士和美国的俄勒冈州得到承认和允许。日本、法国等国在安乐死立法问题上呈开放态度，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在安乐死立法问题上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但是现在尚未取得显著的进展。

1、荷兰。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使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荷兰对安乐死的立法研究和案例分析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1993年2月9日，荷兰的参议院以默认的方式通过了承认安乐死法案，默认身患绝症的病人有权利选择自己死亡的时间和方式。2000年11月28日，荷兰议会下议院通过了一项关于安乐死的法案，有关安乐死法案的司程序已经基本上得到承认和确定；2001年4月10日，荷兰上议院以46票对28票还有1票弃权的胜利结果通过安乐死法案，这标志着荷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安乐死合法的国家。在2001年荷兰通过对安乐死的法律规定中，安乐死的合法化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法律只保护符合规定条件的安乐死。该法律规定，医生有权利实施安乐死的适用条件是：医生要十分确定病人做出同意实施安乐死行为是出自于自身的真实意思表示；医生要确认病人的病情是否真的无药可治而且病痛超过了正常人在生理上可以忍受的程度；病人在没有丧失基本行为意识前提下对自己的病情有正确的意识和预测；实施安乐死的决定必须是病人单独做出，任何人包括医生不能给病人明示或者暗示使其做出安乐死决定；必须经过第二个医疗小组的确认；必须以在医学领域适宜而且符合人道主义精神的方式实施安乐死行为。

2、比利时。2002年5月16日，比利时议会众议院以绝对优势86比51票的结果通过了安乐死法案。法案中规定，成年病人身患绝症且在确认治愈基本无希望的提前下，如果确实病情给他带来了生理上的巨大痛苦超过了他能忍受的正常范围，在病人反复和主动提出安乐死的请求下，医生可以依照法定程序对病人实施安乐死行为法案同时规定，病人可以选择止痛药物进行治疗，即使这种止痛药物只能暂时缓解生理上的疼痛而对病情没有任何治疗作用也应该被允许，因为这样可以让病人在有限的最后的生命时光中尽量能活得轻松安详，这是符合人道主义精神的。

3、瑞士。在瑞士，开始时由医生直接实施的积极安乐死是不允许的。但是，2000年10月26日，瑞士苏黎世市政府通过决定，自2001年1月1日起允许为养老院中自行选择以“安乐死”方式结束生命的老人提供协助。如果病人自愿主动想终结自己的生命，医生可以开出致命的药物给病人，但是要病人自己服用造成死亡的结果，这其实就是本质上的“协助自杀”，但这种方式在特殊的时候是被允许的。

4、美国。美国的联邦法律不承认安乐死合法，而且法律严厉处罚使用麻醉药物等帮助病人死亡的医生，而1994年美国的俄勒冈州通过一项法令，这项法令承认实施安乐死行为在某种条件下是合法的。但对实施安乐死的适用条件进行了严格限制，就是医生只能为那些只有半年存活期的病人提供他们要求的致命药物来终结他们的生命。自这项法令生效以来，已有200名绝症病人在该州实行了安乐死。但法律严格禁止病人在亲人或者朋友的帮助下自杀，并且禁止医生使用针剂或者一氧化碳的方式实施安乐死，那么就是说积极的安乐死会仍然被看作故意杀人犯罪。

（二）启示与借鉴

安乐死在得到有限度的承认。例如日本的最高院在1995年认可了有条件的安乐死；美国的俄勒冈州虽然承认安乐死是合法行为，但是积极的安乐死仍然被视为故意杀人罪；而荷兰对于安乐死的合法化也是有条件的，必须是病人意识清楚单独自愿提出请求且病情无药可治时才能对其实施安乐死。一些国家采取了先试点后立法的做法。从立法难度和技术上讲，这种“试点”具有更大的可行性和更小的风险性，有助于引导和完善安乐死立法。例如美国和瑞士只在个别地方和州承认有条件的安乐死合法化。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安乐死立法除了在医学方面具有共同特点以外，某些立法宗旨、立法原则、立法技术、执法程序也各有特色。很多国家限制了申请人的法定年龄，例如澳大利亚北部地区的安乐死法案明确规定：申请安乐死者必须年满18周岁。比利时安乐死法规定：安乐死申请的病人必须是法定的成年人，其在申请时必须具有能正确辨别其行为和意愿的意识能力。韩国规定：对智障病人以及其他无能力表达意愿的病人严禁实施安乐死。而这些规定的意义不仅强调了申请人行为能力和意识能力的法定性，而且在法律上排除了无意识能力和限制意识能力人的申请，更为重要的是排除了申请人受他人唆使、恐吓或某一利益交换等外界因素影响的可能，从而便能有效防止医务人员或者申请人亲属一方“他杀”的发生。而有些国家规定申请必须经过医学鉴定。规定鉴定的唯一主体必须是具有医疗资质的医疗机构，而并非是某一医生、患者本人或其他人。例如荷兰、比利时、瑞士、法国、丹麦、新西兰等国的安乐死法案均从医学上特别解释和规定了“不治之症”之详细内容，并对医疗机构判定安乐死的资格也作了明确的规定。

因此，国外成熟的立法经验可以给我国在安乐死合法化进程中提供参考，我国从中可以得到诸多启示：一是指导思想上的谨慎性。即要结合国情、民情和现代医学等客观条件来综合论证立法的利弊。二是立法技术上的综合性。安乐死立法不仅要具有法律的专门性，而且会涉及医学、社会、伦理、道德等领域。所以在立法过程中要综合考虑这些因素。三是实施程序上的周密性。即在实施的具体环节中必须严格按照每一个法律规定的程序来。

四、安乐死在我国的现状和司法实践难题

（一）安乐死在我国的现状

在我国，“安乐死”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自流传至中国以来，便在中国大地引起了越来越强烈的反响。1982年，在大连召开的全国第二次医学伦理学学术讨论会上，天津、山东的代表发表了有关安乐死的论文，引起大会瞩目和较大的社会反响。1986年6月，陕西省汉中市传染病院发生的我国首例安乐死事件，医生蒲连升应患者儿女的要求，为患者实施了安乐死，检察部门以“故意杀人罪”对医生及病人的儿子提起公诉。案件审理了6年后，蒲连升终获无罪释放。但他无罪释放的原因并不是安乐死是合法的，而是由于其所开的药物并非患者死亡的主因，没有足够的危害性，因此不构成犯罪。此案轰动了全国，由此引发了一起涉及医学界、法律界、伦理界、新闻界及公众的关于安乐死问题的大讨论。自1992年起，在每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都会有关于安乐死合法化问题的提案，这其中就包括有著名的“中国临终关怀之父”崔以泰教授，以及北京儿童医院名誉院长、儿科专家胡亚美教授。他们不仅为安乐死的合法化四处奔波呼吁，而且他们都表示在必要时也会对自己实施安乐死。而在民间，一些人士也在为安乐死合法化积极奔走，准备在民间成立一个“自愿安乐死协会”的纯民间组织，来呼吁、宣传、监督和实施安乐死。根据卫生部和国家计生委的有关资料统计，我国每年死亡的人数近1000万，这其中就有10%的人去世时是伴随着剧痛离世的。而这10%死亡者中，其实有相当一部分人曾要求过实施安乐死，但由于于法不合他们的要求都被拒绝，他们只能“在痛苦中死去”或者偷偷地选择了安乐死。事实上不少医院都在患者的要求下和家属达成默契，悄悄地在暗中实施安乐死。更为普遍的是对无望生还的患者采取消极治疗的方法，停止治疗或少用药，已达到安乐死的目的。这些做法在目前都不能被公开认可。

（二）安乐死在司法实践中的难题

1、情理和法理的冲突导致判例立场不统一。由于安乐死问题在国内没有统一的法律规定，所以对待实施安乐死的行为引发了情理和法理的冲突。在法理上，实施安乐死行为确实是剥夺了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和故意杀人罪在某些方面有共同点。例如形式上都采取积极措施致人死亡，如注射致死的麻醉剂，客观结果上都造成了他人死亡的结果；然而在情理上安乐死行为和故意杀人罪还是有很大的区别。例如安乐死行为是在被害人同意的前提下实施的，是基于病人的真实愿望，行为人的目的也是为了帮助病人减轻痛苦，主观恶性小没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社会大众也不忍心看着绝症病人遭受病痛的折磨，所以从情理上大家对实施安乐死的行为能给予深深的理解和同情。正因为情理和法理发生了冲突导致了判例立场的不统一。目前对于我国已经发生的安乐死案件，有两种处理方法：第一种是实施安乐死的行为认定为故意杀人行为，依照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例如大冶程鹏才案件和河南刘河波案件；而第二种则更广为人知，即法律对安乐死投弃权票的态度，认为这种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故而不予刑罚处罚，这体现在1987年陕西省汉中市蒲连升安乐死故意杀人一案的处理方法中。因为判例立场的不统一，这两种司法态度在实质上都没有明确地表达出对安乐死到底是持否定还是赞成的态度，没有对安乐死行为作出统一的标准。当然，其根源在于安乐死立法的不完善。

2、法律依据不明确容易助长司法惰性。我国刑法的首要原则是罪刑法定原则，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因为安乐死问题没有统一的立法，所以审判机关在审理安乐死案件时的自由裁量权很大，导致了判决结果的不同意，容易造成同一性质的案件存在不同的审判结果，这样会有显公平，严重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既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已经陆续了出现了安乐死的案例，那么就应该把安乐死尽快纳入立法体系中，解决现实需要。由于安乐死问题的法律规定不明确，司法机关干脆采取一种不告不理的司法态度，这和触犯拘禁罪以及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等案件相似的司法处理态度容易助长司法惰性，严重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劝慰，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随着安乐死案例的增多，会逐渐引起各种关于安乐死合法化的争论和矛盾，那么这种司法态度不是长久之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应该尽快将安乐死立法提上法律议程。

3、有罪判决缺乏公众认同。世界在发展，科技在进步，观念在更新，随着时间的推移，民众及学者对安乐死的态度也在发生着变化，大家对于安乐死的认识也在不断的加深，民众对于安乐死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安乐死这个并不陌生的事物。在“情理”上人们不反对和排斥安乐死行为，因为实施安乐死行为满足了几个条件：其一是帮助被害人自杀的行为是经过了被害人的同意；其二是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极小，基本上是基于善良的愿望不忍心看着病人饱受疾病的摧残；其三是社会大众对安乐死的态度已慢慢转为接受，人们对患了绝症的病人给予了莫大的同情，认为让他们轻松地死去不失为一种解脱的好方法。然而司法实践中却将实施安乐死的行为认定为故意杀人罪，这种处理方式并不能得到公众的认同，不能达到情理和法理的统一。

五、安乐死合法化与生命权之保障

（一）安乐死立法的必要性

在笔者看来，我们就生命权与安乐死进行争论和分析，不是为了争论而争论，而是希望能够找到一条合乎伦理和法律之路径，来解决现实中的安乐死困境。安乐死作为求死权行使方法之一，是公民之天然权利。但在具体实施中还有诸多问题，需要法律来保障其正确行使，防止其被滥用。第一，求死权之于公民个人意义非凡。生命权是最基本之人权，为我国各项法律所肯定；随着我国法治的发展，作为生命权的一个方面，求死权日益得到重视。现代医学技术在延长人的生命之同时，也延长了死亡之过程。作为病人，一方面要忍受异常痛苦之病情，另一方面还要忍受无法自理带来的尊严丧失，还要被无数不奏效的医疗措施当作试验品。到底是做一个整日里痛楚不堪且没有尊严的废人，还是有尊严地死去，这需要法律进行确认。第二，安乐死已经成为社会生活中之常见现象，法律无可回避。我国目前没有专门的安乐死立法，但是安乐死的需求在日益增加，不对安乐死加以立法指导，亦导致安乐死地下进行、无序进行，会掩盖更多的犯罪，不利于公民生命权的保护。

（二）完善刑法相关规定 安乐死具有广泛的现实需要，安乐死立法迫不及待地需要被提上议程，然而法律具有滞后性，往往跟不上生活向前发展的步伐。目前国内的司法实践中将实施安乐死的行为纳入故意杀人罪的行为当中，这是不符合人道主义精神和情理的。故意杀人罪是指故意地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这是侵犯公民人身权利中最严重的犯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笔者认为应在故意杀人罪的后面增加一款补充之规定，即如果行为人是基于减轻绝症病人痛苦的主观愿望，而且是应病人的请求依照有关程序实施的安乐死行为，不依故意杀人罪处罚。这是因为故意杀人罪和实施安乐死两者之间的区别很大：第一，前者的社会危害性很大，而实施安乐死的行为社会危害性很小；第二，故意杀人罪的主观目的是为了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权，主观恶性很大，而后者是为了减轻病人的身体痛苦；第三；前者是采取不正当手段侵犯他人生命权，而后者是经过了被害人的同意和死亡意愿表示。因而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不能依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当然，安乐死合法化也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和现实危险，因为安乐死有可能沦为合法杀人的工具，可能会导致社会不法分子利用安乐死来达到其非法目的，使社会安全受到威胁，使人的生命失去保障，但这一切并不能成为反对安乐死合法化的理由，我们可以具体到刑法的方面完善。笔者建议在刑法第232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行为人为了减轻绝症病人的痛苦，应病人的请求依照有关程序实施的安乐死行为，不认为是犯罪。”当然刑法的修改必须以安乐死的专门立法为前提，才能明确运用这些准则和程序。最后，安乐死合法化的同时也要严格限制安乐死的实施条件，用法律的程序来规范安乐死，使安乐死受到法律的约束，以维护社会的稳定，才能充分发挥法律为社会服务的功能和作用。

（三）制定《安乐死条例》

安乐死立法是国家现代文明进步的标志。我国自从1994年开始，每年的两会期间，都有人大代表向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提交关于安乐死立法的提案，人大代表提出我国应该按照我国的实际立法，使安乐死合法化。笔者认为我国应该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几时制定出专门和完善的《安乐死条例》，对安乐死的适用条件和实施程序进行规范，具体设想如下：

1.安乐死的适用条件 为了防止安乐死的滥用，法律必须明确规定其适用条件和适用范围。安乐死的适用应当具备五个必要条件：（1）病人患有不治之症，这种不治之症，如各种晚期癌症，在目前医学条件之下是无救治的可能；（2）必须濒临死亡者，就这个层面而言，安乐死只是将病人的死亡日期适当提前，其根本的目的是减轻病人的痛苦；（3）病人正在遭受无法摆脱的难以忍受的剧烈痛苦，且痛苦已达到了本人难以忍受的程度。(4)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这是一个最为重要的根本性的条件。在本论文的研究中，也就是本文排除对那些无行为能力的患者，如对婴儿、早产儿、脑死病人、昏迷不醒病人、精神病人、智力低下者实行安乐死，他们不能作为安乐死的适用对象。同时安乐死的权利包括两个方面的主要内容：选择死亡的权利和选择理想的死亡状态的权利。因此，所谓“非自愿安乐死”不属于安乐死的范畴。（5）必须是基于病人的死亡意思表示，而且病人能神智清醒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必须有病人真实的委托或同意。生命权是最基本的人身权利，不管是什么理由没有人可以剥夺，除非是当事人自己放弃了自己的生命权，所以实行安乐死必须经过当事人的同意。

2.安乐死的实施程序（1）申请程序 患者申请安乐死，必须是身患绝症并且濒临死亡的的病人，并且在当前的医疗条件下没有救助的可能。患者必须自愿，是患者本人的真实意愿，这是第一要素。患者必须是在神志清醒的时刻提出的要求。申请安乐死必须有书面申请，不能书写的人必须录音或者视频，至少有两位以上的公证人员在场。日本法学家大冢仁教授也认为：“安乐死行为，虽然说是为了解救濒临死亡的伤病者的肉体痛苦，虽然说是短时间的，但它毕竟将人的死期提前了，无疑是剥夺了人的部分生命的行为。因此，为了把它看成是合法的，无论如何都必须把伤病者自己要求安乐死的真挚意思作为核心要件。”

（2）审查程序安乐死的审查应成立专门的鉴定机构审查安乐死申请，每一个申请安乐死的病人，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查鉴定。审查应当严谨化，专业化。医学审查，只有二级甲等以上的医院才有资格审查病人的情况是否真正符合安乐死的条件。同时实施医院和法院的双重审查制度，只有真正符合安乐死条件的患者，才可以经过本人自愿申请，通过审查之后实施执行安乐死。通过审查的必须签署协议。安乐死的协议由两份组成，即一份主协议和一份副协议。主协议由患者签署，副协议由患者的直系亲属签署。公权力的介入是规范安乐死的必要条件，其目的就在于维护患者的利益，最大限度保证患者得到表达和实现的真实意愿。必须要强调的是，“病人对安乐死是否执行享有一票否决权，病人反悔的，终止安乐死程序，不得再执行安乐死”。

（3）执行程序

实施安乐死的医院必须是二级甲等以上的医院，执行的医生应该有资质上的严格要求，医生必须医德高尚、医术精湛，能够最大限度地减轻病人的痛苦，让病人安静祥和、有尊严第死去。医生最大力度实行临终关怀，应该作为行医准则。医生至少要求应该拥有中级以上的职称，拥有执业资格证书。实施安乐死，必须至少有另外一名医生以及公证人员和病人的亲属在场。“医生所选择的手段要符合伦理和人道。也就是说，实施安乐死的方式应符合社会伦理和道德的一般性要求，致患者死亡的方法必须妥善并且得当。”

（4）监督程序

对实施安乐死的监督，应当以卫生行政部门为主导，采用多种监督方式并存的体制。应该成立官方和民间的监督机构。监督可以分为安乐死整个过程的监督和安乐死完成之后的监督。监督的目的是为了公正，为了安乐死透明、公开，最大限度维护患者的权益。

参考文献： [1]温静芳：《安乐死权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08年。[2]上官丕亮：《生命权的宪法保障》，博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09年。[3]张艳：《安乐死与人的尊严》，硕士学位论文，辽宁师范大学，2009年。[4]温静芳：《安乐死权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08年。[5]刘超：《安乐死立法困境及其成因》，硕士学位论文，南昌大学，2013年。[6]（南非）克里斯坦，巴纳德著，《安乐生安乐死》，陈彪阳京译，中国工人出版社1990年版。

[7]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8]《荷兰安乐死已经合法》，载于《当代护士》2002年第6期。[9]梁娟娟：《中荷安乐死问题比较研究》，中南民族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

第四篇：论安乐死的伦理困境与对策

论安乐死的伦理困境与对策

摘要：随着科技的发展与人类理性觉醒程度的提高，人们更注重生命的质量和价值, 在关注优生的同时也开始关注优死。安乐死问题不断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安乐死作为一种优化的死亡状态，其本质是保证死亡的质量，而不是决定人的生与死。然而安乐死问题多年来始终面临伦理道德困境，在各类观点的激烈争锋下，在我国当前的生产力水平下，安乐死在我国合法化的道路依然漫长。在讨论安乐死问题时应该注意平衡理性与情感关系。选择安乐死不是一种义务，提倡安乐死不是轻视生命。安乐死合法化是一件十分复杂而慎重的事情。

关键词：安乐死 现状 伦理困境 对策

死亡是每个人不可避免的话题，如何对待死亡，自古以来就争论不休。随着现代医药技术的发展，快速、无痛地死亡成为可能。安乐死，在现代医学背景下被重新提出。安乐死的提出,一方面使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临终前有了自主地选择死亡方式的机会，另一方面又牵涉到广泛的伦理、法律、社会问题。尤其是近年来民间安乐死的实施，在我国造成了较大的争议。尽管国外已有一些国家对安乐死的合法性予以肯定，但对我国来说,由于传统文化、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安乐死合法化的道路依然漫长。

一、安乐死的历史溯源及发展现状

安乐死是现代社会兴起的一种死亡方式,指对无法救治的病人停止治疗或使用药物，让病人无痛苦地死去。“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意思是“幸福”的死亡，由弗朗西斯·培根于1905年首创。其思想和行为可谓是源远流长。在古斯巴达，人们即认为，不健康的婴儿可予处死，而留下安乐死的纪录。在古罗马和古希腊，杀死婴儿、自杀和各种安乐死行为更是广为人们接受。尽管这与现代意义的安乐死不甚相同，但却可以视为安乐死思想与行为的萌芽。从17世纪开始,安乐死逐渐为人们首肯和提倡。人们开始将安乐死视为医学领域中让绝症病人死亡或加速死亡。当进入二十世纪,人类对安乐死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与认识,加之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有关安乐死的案件也时有发生,深刻影响着法学,医学,伦理学以及社会学等领域。许多西方国家出现了以追求人道待遇的“志愿实行安

乐死协会”等组织。这些组织的出现,对于安乐死行为合法化运动,更起了推动作用,使得安乐死合法化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八十年代英法等国的民意测验也体现民众拥护安乐死的呼声日益高涨。

纵观各国安乐死立法的历程，最早出现的是1906年美国俄亥俄州的安乐死法案。30年后，英国于1936年成立了自愿安乐死协会，且于同年向英国国会提出了安乐死法案：要求人们签署一份申请书，申请者必须超出21周岁，患有伴随性严重疼痛的不可治疗的致命疾病。该年美国也发起成立了“自愿安乐死协会”，但由于有披着“合法杀人”外衣的嫌疑，遭到了民众的纷纷反对。1939年至1976年美英等国均提出过安乐死法案，但均未获通过。直到1976年9月30日，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签署了第一个《自然死亡法》（加利福尼亚州健康安全法），规定“任何成年人可执行一个指令，旨在临终条件下中止维持生命的措施”。这是第一次使“生前遗嘱”这类书面文件具有法律的权威。1976年，在日本东京举行了“国际安乐死的讨论会”。1993年2月9日荷兰参议院通过了关于“没有希望治愈的病人有权要求结束自己生命”的法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通过安乐死立法的国家。这给一直处于低潮的安乐死运动注入了一支强心针，极大的推动了安乐死合法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受此影响，1996年，澳大利亚北部地区议会通过了《晚期病人权利法》，从而使安乐死在该地区合法化。2002年，比利时步邻国荷兰之后尘宣布“安乐死”合法化，但当年的法律条款只适用于18岁以上的成年人，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无法享有安乐死的权利。2014年2月13日比利时众议院通过一项“让重症患儿享有安乐死权利”的法案。比利时将在此后成为全球首个对“安乐死”合法年龄不设限的国家。

我国学术界关注安乐死问题始于1987年。1994年冬天第二节全国“安乐死与临终关怀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与会者希望在加速安乐死立法的同时,加强安乐死与人权,安乐死与生死观等多方面的教育。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每年死亡人数近1000万,其中有100万是在极度痛苦中离开人世的。这100多万人中又有相当多的患者曾强烈要求过安乐死,但因当前在我国无法律依据而被拒绝,因此他们只能“含痛死去”。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未对安乐死作太多的法律规定，只是仍将安乐死视为非法剥夺人的生存权利。但消极安乐死在我国被国人在文化心理和社会心理上所接受，并默许这种行为。虽然现在我国法学界、医学界的有

关人士也在主张为积极安乐死立法，详细解释执行条件和步骤，但又由于安乐死所面临的伦理困境与传统道德观念的冲突以及涉及的学术领域较为复杂，我国安乐死的合法化进程依然较为缓慢。

二、安乐死的伦理困境

如何对安乐死进行道德评价, 在伦理学界还是一个较为棘手的问题。当我们在对安乐死进行道德评价时, 总是涉及到不同的角度,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标准进行评价，总会造成评价过程中的矛盾。安乐死的伦理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生命神圣论与生命质量论的矛盾。一个绝症公民，在“最低生存质量标准”之下，被医学维持着生命。当希望和快乐永远不再，生死之辩，必然滋生多元价值观。生命神圣论者认为人的生命“神圣不可侵犯”, “人活着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义务”，应尽一切可能来维持人的生命, 直至其生命的终结。而安乐死是对人的生命的放弃, 是有违医生的天职的, 因而是不道德的。尤其是“安乐死”如果以法律形式确认下来，可能会被一些人利用，用以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如：1938年，希特勒借口实施安乐死，建立了安乐死中心，杀死20多万人。而生命质量论者突出强调了人权和人的社会价值的重要性。认为人的生命固然神圣, 但人的生命也应该讲究质量, 对于那些生命无可挽回, 处于极度痛苦之下的患者来说,其生命质量是很低的。因而, 在医药卫生资源、个人经济实力有限的情况下, 与其不惜成本挽救延长其生命, 不如让其安乐地死去, 既节约了家属的开支, 又能节省下有限的医药资源, 用到急需这些资源来恢复健康的病人身上, 有利于保证和维持家属及其他人的生命质量，也是维护生命尊严的表现。所以,安乐死是道德的。

2.资源浪费与合理分配的矛盾。在关于安乐死的争论中资源分配始终是争论的焦点。安乐死的支持者认为社会资源十分有限，将大量资源用于救治那些患有不治之症的人，或者用于维持那些植物人以及重残儿童的生命，实质上是一种对医疗资源的浪费，破坏了社会公正，而允许其安乐死则能使一部分医疗资源被节省下来，从而用于更需要医疗救助的人。反对者则认为，虽然社会的人财物等资源非常有限，但如果以“节约资源”为名为患有不可治愈病症者或植物人实施安乐死，则可能导致对人的功利化理解，而且每个人都是社会的组成部分，因而

每个人理当享受基本的生存权利，以“节约资源”为名使不可治愈者或植物人安乐死强制性地剥夺了他们的基本生存权利，恰恰破坏了社会公正。

3．救死扶伤与减轻痛苦的矛盾。安乐死中关于救死扶伤与减轻痛苦之间的矛盾其实反映了从古至今医疗体系中伦理决策原则相互之间的冲突性。作为医学伦理学基础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一方面要求医生解除病人的痛苦，另一方面又要求延长病人的生命。这本身就是一对固有矛盾。在医疗技术的快速发展下，很多重症患者依靠科技维持其生命，但以病痛折磨和低质量生活状况为代价，而一旦帮助其解除痛苦，就意味着生命的停止。现代医疗体系中的尊重自主原则和不伤害原则，其根本价值目标是一致的，即维护患者利益，但又有其各自的伦理依据和对象性要求，从而在具体医疗情境之中，就会形成对待安乐死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希波克拉底宣言》中明确表示“我绝不会对要求我的任何人给予死亡的药物，也不会给任何人指出同样死亡的阴谋途径”。传统医学伦理观也认为：医生的神圣职责就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一旦主动安乐死合法化, 则会极大地破坏行医的内在本质及其使命的深邃内涵。这类说法着重体现了延长病人生命的要求。而安乐死赞成派认为当死亡不可避免，勉强维持生命只是延长痛苦的时候，医生的唯一可能行使的职责就是及时解除其病痛折磨，给身患绝症处于晚期极度痛苦状态的病人以身体上、精神上和社会上的安宁状态,使病人在一种相对舒适的状态下走向生命终点，这较之在极度痛苦中缓慢死去更为人道和符合医学伦理,对病人是有利的。安乐死尊重身患绝症病人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利,从道义上满足其最后的要求, 这既符合自主原则, 也正是医学人道主义的真正体现。

4.中国传统“孝道”与现代亲情理念的矛盾。我国传统孝道的根深蒂固是阻碍我国安乐死合法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我国的安乐死讨论中，支持与反对的伦理之争主要表现为传统“孝道”与现代亲情理念之争。反对安乐死者认为，安乐死的适用对象主要是老年人群体和病患者，以孝悌为基础的传统道德要求子女和亲属必须对患有重病的父母和其他亲属细心侍奉直到病人生命结束，而出于减轻痛苦致亲人速死的安乐死则有可能使子女背上“不孝”的罪名，这容易对中国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传统伦理模式构成严重威胁，导致“血浓于水”的亲情纽带断裂。安乐死的支持者则坚持认为传统“孝道”与现代安乐死在意蕴上不能相容，因为现代安乐死本身就是人的现代亲情理念的表现，即家庭中各成员之间的权利平等，子女和父母都拥有对自身生存利益的决定权利，当遭受不可治愈的疾病折磨、难以忍受病痛的情况下，父母本人拥有选择安乐死的权利，子女要尊重父母本人的意愿才是孝顺父母；而且现代亲情理念还认为子女应注重在长辈生前关心长辈，尊重长辈、提高长辈生活质量，这样才是真正的“孝”的表现，否则只能表明子女的自私自利。

我国的传统“孝道”中其实包含有尽义务者的利己动机，使得个体如果同意父母或其他亲属安乐死可能得到“不孝”的外在道德评价。所以这种外在的道德评价与现代社会的亲情理念、新时期的“孝道”相违背。因此, 在我们对安乐死进行道德评价时, 到底应以何者为依据? 这也是目前存在的矛盾之处。

三、解决安乐死伦理困境的对策

目前在部分国家安乐死已经获得合法化地位，然而在我国多年来依然存在重重障碍。是否可以依照法律实行安乐死，则要看这个社会是否重视生命价值、个人自由和人权保障。因此，安乐死合法化的实现需要建立在国家经济、法制、医疗体制和公民的道德观念达到一定的发达水准的基础之上，根本问题是病人的自由意志能够在物质和精神高度文明的基础上得到保障。在我国目前还不具有适合合法化的土壤, 主要原因在于我国“戴孝”的传统文化根深蒂固, 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 医疗卫生体制不完善, 医生的职业道德建设尚待加强。

1.突破传统伦理道德界限,树立新的道德评价机制。安乐死问题首先应该是伦理道德问题, 不突破传统伦理道德界限, 安乐死就无从立法。我国传统文化主导和支配着国人的价值取向, 数千年来,“生命神圣”、“命由天定”、“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传统道德观导致的文化滞后和国人观念保守, 人格独立意识缺乏，生命尊严尚未树立起来，阻碍了国人对安乐死的接受。尤其是“戴孝”的传统文化，仍然在左右着人们的思维和意识。其实，“戴孝”的结果就是颠覆孝道。死者已矣，真正的孝道，是在死者生前给予其物质、精神的满足，是重视死者留下的活生生的生命。但是, 道德是由人创造并为人服务的, 而不是人的主宰, 因而传统道德是可以改变的。这就需要改变传统道德而接受新时代的道德，在尊重人权的基础上树立新的道德评价机制。为此，对于合情合理的安乐死案例，在处理过程中应更为妥善，可以适当宣传积极安乐死方面的知识,充分引导大众, 使

其逐步认识到积极安乐死的合理性,转变民众传统的道德评价机制。从媒体、政府行为、社会公益、学校教育等多个层次, 宣传无神论、医学知识, 树立新的伦理道德观。

2.健全相关法律制度。在突破传统伦理道德的基础上，完善相关立法工作，才能真正使安乐死得以有法可依，然而法律漏洞又极易被人利用，用以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因此，健全法律制度的过程仍然漫长而艰难。其注意事项主要在于：（1）立法要明确规定具有哪些特定清醒的病人才享有自愿选择安乐死和授权他人对其实施安乐死的行为的权利。这是“安乐死法”的第一大核心内容。（2）安乐死要有特定的原则。实施安乐死应符合无危害，无痛苦、不违背本人意志的原则。（3）要明确安乐死的对象。安乐死的对象应严格控制。（4）安乐死的形式和方法。安乐死的方法应当是快速、无痛的，尽可能表达“安乐”本质，体现出人道主意的精神。安乐死的实施者应为合法的医务人员。（5）安乐死的实施需履行严格、合法的程序。（6）法律责任。对于安乐死实施过程中的违法、违规现象，法律应明确其相应责任。

3.完善医疗卫生体制。医疗保障的全面性、普遍性及医疗制度的规范性、医疗服务质量的保障，是安乐死得以存在的基础。近年来，我国政治经济不断发展，正朝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迈进。医改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医疗卫生与福利保健体系不断健全，2006年开始，新型农村的合作医疗让贫苦的老百姓看得起病，尤其是大病。这为我国安乐死合法化提供了生长的土壤。然而，相比国外发达国家尤其是安乐死合法的国度，我国的医疗卫生体制仍需完善。（1）加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2）加强城乡医疗服务体系建设；（3）健全医疗保障体系；（4）积极稳妥推进公立医院改革。

4.加强医生职业道德建设。医生是安乐死的直接实施者，其职业道德关系对患者、对社会伦理道德评价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救死扶伤与减轻痛苦之争势必对医生造成伦理困惑。因此，需要适度转变现代医德，加强医生职业道德建设。但是强调现代医德的转变并非是要摒弃医生传统“救死挟伤”、“最大限度维持患者生命利益”等义务，而是在综合“患者权利”、“生命价值”等多种因素的基础上更加深人严谨地看待生命、看待死亡。医学既是一种救人的艺术，延长寿命的工具，也是一种死亡的艺术，解除痛苦的良药。医生的职责既应该是救人于

危难、解除病痛，也应该是给予患者最大限度的权利、保持患者最大限度的尊严。

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安乐死已逐步成为一种社会需要，也经历了激烈的论争和实践的碰撞，就应该正视这个问题而不应一味地回避。在伦理学的国度里，安乐死应是合法的，甚至是值得提倡的。尽管安乐死的合法性在社会并未得到广泛的认可，尽管安乐死的有效实施仍在文化、法律、道德方面存在难以攻克的难题，但是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为安乐死的造福人类斩棘开道，毕竟一个社会能够切实尊重保障每个人“安乐死”的权利，才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当生命垂危，面对及其低劣的生存环境时，他们应当有权选择体面而又尊严地死去，赋予其选择“安乐死”以维持生命尊严地权利，才是真正的人道，也才是对生命真正的尊重！

参考文献

[1] 王海明.新伦理学［M］.商务印书馆,1995.[2] 傅伟勋.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J].正中书局.1991.[3] 孙效智.(安乐死)的伦理反省[J].文史哲学报.1996.[4] 余锦波.伦理与道德[J].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5] 李 洋, 刘 鑫.我国安乐死立法的障碍分析[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5.

第五篇：论安乐死的伦理困境与对策

论安乐死的伦理困境与对策

摘要：随着科技的发展与人类理性觉醒程度的提高，人们更注重生命的质量和价值, 在关注优生的同时也开始关注优死。安乐死问题不断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安乐死作为一种优化的死亡状态，其本质是保证死亡的质量，而不是决定人的生与死。然而安乐死问题多年来始终面临伦理道德困境，在各类观点的激烈争锋下，在我国当前的生产力水平下，安乐死在我国合法化的道路依然漫长。在讨论安乐死问题时应该注意平衡理性与情感关系。选择安乐死不是一种义务，提倡安乐死不是轻视生命。安乐死合法化是一件十分复杂而慎重的事情。关键词：安乐死现状伦理困境对策

死亡是每个人不可避免的话题，如何对待死亡，自古以来就争论不休。随着现代医药技术的发展，快速、无痛地死亡成为可能。安乐死，在现代医学背景下被重新提出。安乐死的提出,一方面使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临终前有了自主地选择死亡方式的机会，另一方面又牵涉到广泛的伦理、法律、社会问题。尤其是近年来民间安乐死的实施，在我国造成了较大的争议。尽管国外已有一些国家对安乐死的合法性予以肯定，但对我国来说,由于传统文化、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安乐死合法化的道路依然漫长。安乐死的历史溯源及发展现状

安乐死是现代社会兴起的一种死亡方式,指对无法救治的病人停止治疗或使用药物，让病人无痛苦地死去。“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意思是“幸福”的死亡，由弗朗西斯·培根于1905年首创。其思想和行为可谓是源远流长。在古斯巴达，人们即认为，不健康的婴儿可予处死，而留下安乐死的纪录。在古罗马和古希腊，杀死婴儿、自杀和各种安乐死行为更是广为人们接受。尽管这与现代意义的安乐死不甚相同，但却可以视为安乐死思想与行为的萌芽。从17世纪开始,安乐死逐渐为人们首肯和提倡。人们开始将安乐死视为医学领域中让绝症病人死亡或加速死亡。当进入二十世纪,人类对安乐死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与认识,加之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有关安乐死的案件也时有发生,深刻影响着法学,医学,伦理学以及社会学等领域。许多西方国家出现了以追求人道待遇的“志愿实行安乐死协会”等组织。这些组织的出现,对于安乐死行为合法化运动,更起了推动作用,使得安乐死合法化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八十年代英法等国的民意测验也体现民众拥护安乐死的呼声日益高涨。

纵观各国安乐死立法的历程，最早出现的是1906年美国俄亥俄州的安乐死法案。30年后，英国于1936年成立了自愿安乐死协会，且于同年向英国国会提出了安乐死法案：要求人们签署一份申请书，申请者必须超出21周岁，患有伴随性严重疼痛的不可治疗的致命疾病。该年美国也发起成立了“自愿安乐死协会”，但由于有披着“合法杀人”外衣的嫌疑，遭到了民众的纷纷反对。1939年至1976年美英等国均提出过安乐死法案，但均未获通过。直到1976年9月30日，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签署了第一个《自然死亡法》（加利福尼亚州健康安全法），规定“任何成年人可执行一个指令，旨在临终条件下中止维持生命的措施”。这是第一次使“生前遗嘱”这类书面文件具有法律的权威。1976年，在日本东京举行了“国际安乐死的讨论会”。1993年2月9日荷兰参议院通过了关于“没有希望治愈的病人有权要求结束自己生命”的法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通过安乐死立法的国家。这给一直处于低潮的安乐死运动注入了一支强心针，极大的推动了安乐死合法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受此影响，1996年，澳大利亚北部地区议会通过了《晚期病人权利法》，从而使安乐死在该地区合法化。2002年，比利时步邻国荷兰之后尘宣布“安乐死”合法化，但当年的法律条款只适用于18岁以上的成年人，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无法享有安乐死的权利。2014年2月13日比利时众议院通过一项“让重症患儿享有安乐死权利”的法案。比利时将在此后成为全球首个对“安乐死”合法年龄不设限的国家。我国学术界关注安乐死问题始于1987年。1994年冬天第二节全国“安乐死与临终关怀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与会者希望在加速安乐死立法的同时,加强安乐死与人权,安乐死与生死观等多方面的教育。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每年死亡人数近1000万,其中有100万是在极度痛苦中离开人世的。这100多万人中又有相当多的患者曾强烈要求过安乐死,但因当前在我国无法律依据而被拒绝,因此他们只能“含痛死去”。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未对安乐死作太多的法律规定，只是仍将安乐死视为非法剥夺人的生存权利。但消极安乐死在我国被国人在文化心理和社会心理上所接受，并默许这种行为。虽然现在我国法学界、医学界的有关人士也在主张为积极安乐死立法，详细解释执行条件和步骤，但又由于安乐死所面临的伦理困境与传统道德观念的冲突以及涉及的学术领域较为复杂，我国安乐死的合法化进程依然较为缓慢。安乐死的伦理困境

如何对安乐死进行道德评价, 在伦理学界还是一个较为棘手的问题。当我们在对安乐死进行道德评价时, 总是涉及到不同的角度,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标准进行评价，总会造成评价过程中的矛盾。安乐死的伦理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生命神圣论与生命质量论的矛盾。一个绝症公民，在“最低生存质量标准”之下，被医学维持着生命。当希望和快乐永远不再，生死之辩，必然滋生多元价值观。生命神圣论者认为人的生命“神圣不可侵犯”, “人活着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义务”，应尽一切可能来维持人的生命, 直至其生命的终结。而安乐死是对人的生命的放弃, 是有违医生的天职的, 因而是不道德的。尤其是“安乐死”如果以法律形式确认下来，可能会被一些人利用，用以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如：1938年，希特勒借口实施安乐死，建立了安乐死中心，杀死20多万人。而生命质量论者突出强调了人权和人的社会价值的重要性。认为人的生命固然神圣, 但人的生命也应该讲究质量, 对于那些生命无可挽回, 处于极度痛苦之下的患者来说,其生命质量是很低的。因而, 在医药卫生资源、个人经济实力有限的情况下, 与其不惜成本挽救延长其生命, 不如让其安乐地死去, 既节约了家属的开支, 又能节省下有限的医药资源, 用到急需这些资源来恢复健康的病人身上, 有利于保证和维持家属及其他人的生命质量，也是维护生命尊严的表现。所以,安乐死是道德的。

2.资源浪费与合理分配的矛盾。在关于安乐死的争论中资源分配始终是争论的焦点。安乐死的支持者认为社会资源十分有限，将大量资源用于救治那些患有不治之症的人，或者用于维持那些植物人以及重残儿童的生命，实质上是一种对医疗资源的浪费，破坏了社会公正，而允许其安乐死则能使一部分医疗资源被节省下来，从而用于更需要医疗救助的人。反对者则认为，虽然社会的人财物等资源非常有限，但如果以“节约资源”为名为患有不可治愈病症者或植物人实施安乐死，则可能导致对人的功利化理解，而且每个人都是社会的组成部分，因而每个人理当享受基本的生存权利，以“节约资源”为名使不可治愈者或植物人安乐死强制性地剥夺了他们的基本生存权利，恰恰破坏了社会公正。

3．救死扶伤与减轻痛苦的矛盾。安乐死中关于救死扶伤与减轻痛苦之间的矛盾其实反映了从古至今医疗体系中伦理决策原则相互之间的冲突性。作为医学伦理学基础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一方面要求医生解除病人的痛苦，另一方面又要求延长病人的生命。这本身就是一对固有矛盾。在医疗技术的快速发展下，很多重症患者依靠科技维持其生命，但以病痛折磨和低质量生活状况为代价，而一旦帮助其解除痛苦，就意味着生命的停止。现代医疗体系中的尊重自主原则和不伤害原则，其根本价值目标是一致的，即维护患者利益，但又有其各自的伦理依据和对象性要求，从而在具体医疗情境之中，就会形成对待安乐死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希波克拉底宣言》中明确表示“我绝不会对要求我的任何人给予死亡的药物，也不会给任何人指出同样死亡的阴谋途径”。传统医学伦理观也认为：医生的神圣职责就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一旦主动安乐死合法化, 则会极大地破坏行医的内在本质及其使命的深邃内涵。这类说法着重体现了延长病人生命的要求。而安乐死赞成派认为当死亡不可避免，勉强维持生命只是延长痛苦的时候，医生的唯一可能行使的职责就是及时解除其病痛折磨，给身患绝症处于晚期极度痛苦状态的病人以身体上、精神上和社会上的安宁状态,使病人在一种相对舒适的状态下走向生命终点，这较之在极度痛苦中缓慢死去更为人道和符合医学伦理,对病人是有利的。安乐死尊重身患绝症病人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利,从道义上满足其最后的要求, 这既符合自主原则, 也正是医学人道主义的真正体现。

4.中国传统“孝道”与现代亲情理念的矛盾。我国传统孝道的根深蒂固是阻碍我国安乐死合法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我国的安乐死讨论中，支持与反对的伦理之争主要表现为传统“孝道”与现代亲情理念之争。反对安乐死者认为，安乐死的适用对象主要是老年人群体和病患者，以孝悌为基础的传统道德要求子女和亲属必须对患有重病的父母和其他亲属细心侍奉直到病人生命结束，而出于减轻痛苦致亲人速死的安乐死则有可能使子女背上“不孝”的罪名，这容易对中国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传统伦理模式构成严重威胁，导致“血浓于水”的亲情纽带断裂。安乐死的支持者则坚持认为传统“孝道”与现代安乐死在意蕴上不能相容，因为现代安乐死本身就是人的现代亲情理念的表现，即家庭中各成员之间的权利平等，子女和父母都拥有对自身生存利益的决定权利，当遭受不可治愈的疾病折磨、难以忍受病痛的情况下，父母本人拥有选择安乐死的权利，子女要尊重父母本人的意愿才是孝顺父母；而且现代亲情理念还认为子女应注重在长辈生前关心长辈，尊重长辈、提高长辈生活质量，这样才是真正的“孝”的表现，否则只能表明子女的自私自利。

我国的传统“孝道”中其实包含有尽义务者的利己动机，使得个体如果同意父母或其他亲属安乐死可能得到“不孝”的外在道德评价。所以这种外在的道德评价与现代社会的亲情理念、新时期的“孝道”相违背。因此, 在我们对安乐死进行道德评价时, 到底应以何者为依据? 这也是目前存在的矛盾之处。解决安乐死伦理困境的对策

目前在部分国家安乐死已经获得合法化地位，然而在我国多年来依然存在重重障碍。是否可以依照法律实行安乐死，则要看这个社会是否重视生命价值、个人自由和人权保障。因此，安乐死合法化的实现需要建立在国家经济、法制、医疗体制和公民的道德观念达到一定的发达水准的基础之上，根本问题是病人的自由意志能够在物质和精神高度文明的基础上得到保障。在我国目前还不具有适合合法化的土壤, 主要原因在于我国“戴孝”的传统文化根深蒂固, 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 医疗卫生体制不完善, 医生的职业道德建设尚待加强。1.突破传统伦理道德界限,树立新的道德评价机制。安乐死问题首先应该是伦理道德问题, 不突破传统伦理道德界限, 安乐死就无从立法。我国传统文化主导和支配着国人的价值取向, 数千年来,“生命神圣”、“命由天定”、“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传统道德观导致的文化滞后和国人观念保守, 人格独立意识缺乏，生命尊严尚未树立起来，阻碍了国人对安乐死的接受。尤其是“戴孝”的传统文化，仍然在左右着人们的思维和意识。其实，“戴孝”的结果就是颠覆孝道。死者已矣，真正的孝道，是在死者生前给予其物质、精神的满足，是重视死者留下的活生生的生命。但是, 道德是由人创造并为人服务的, 而不是人的主宰, 因而传统道德是可以改变的。这就需要改变传统道德而接受新时代的道德，在尊重人权的基础上树立新的道德评价机制。为此，对于合情合理的安乐死案例，在处理过程中应更为妥善，可以适当宣传积极安乐死方面的知识,充分引导大众, 使其逐步认识到积极安乐死的合理性,转变民众传统的道德评价机制。从媒体、政府行为、社会公益、学校教育等多个层次, 宣传无神论、医学知识, 树立新的伦理道德观。

2.健全相关法律制度。在突破传统伦理道德的基础上，完善相关立法工作，才能真正使安乐死得以有法可依，然而法律漏洞又极易被人利用，用以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因此，健全法律制度的过程仍然漫长而艰难。其注意事项主要在于：（1）立法要明确规定具有哪些特定清醒的病人才享有自愿选择安乐死和授权他人对其实施安乐死的行为的权利。这是“安乐死法”的第一大核心内容。（2）安乐死要有特定的原则。实施安乐死应符合无危害，无痛苦、不违背本人意志的原则。（3）要明确安乐死的对象。安乐死的对象应严格控制。（4）安乐死的形式和方法。安乐死的方法应当是快速、无痛的，尽可能表达“安乐”本质，体现出人道主意的精神。安乐死的实施者应为合法的医务人员。（5）安乐死的实施需履行严格、合法的程序。（6）法律责任。对于安乐死实施过程中的违法、违规现象，法律应明确其相应责任。3.完善医疗卫生体制。医疗保障的全面性、普遍性及医疗制度的规范性、医疗服务质量的保障，是安乐死得以存在的基础。近年来，我国政治经济不断发展，正朝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迈进。医改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医疗卫生与福利保健体系不断健全，2006年开始，新型农村的合作医疗让贫苦的老百姓看得起病，尤其是大病。这为我国安乐死合法化提供了生长的土壤。然而，相比国外发达国家尤其是安乐死合法的国度，我国的医疗卫生体制仍需完善。（1）加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2）加强城乡医疗服务体系建设；（3）健全医疗保障体系；（4）积极稳妥推进公立医院改革。

4.加强医生职业道德建设。医生是安乐死的直接实施者，其职业道德关系对患者、对社会伦理道德评价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救死扶伤与减轻痛苦之争势必对医生造成伦理困惑。因此，需要适度转变现代医德，加强医生职业道德建设。但是强调现代医德的转变并非是要摒弃医生传统“救死挟伤”、“最大限度维持患者生命利益”等义务，而是在综合“患者权利”、“生命价值”等多种因素的基础上更加深人严谨地看待生命、看待死亡。医学既是一种救人的艺术，延长寿命的工具，也是一种死亡的艺术，解除痛苦的良药。医生的职责既应该是救人于危难、解除病痛，也应该是给予患者最大限度的权利、保持患者最大限度的尊严。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安乐死已逐步成为一种社会需要，也经历了激烈的论争和实践的碰撞，就应该正视这个问题而不应一味地回避。在伦理学的国度里，安乐死应是合法的，甚至是值得提倡的。尽管安乐死的合法性在社会并未得到广泛的认可，尽管安乐死的有效实施仍在文化、法律、道德方面存在难以攻克的难题，但是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为安乐死的造福人类斩棘开道，毕竟一个社会能够切实尊重保障每个人“安乐死”的权利，才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当生命垂危，面对及其低劣的生存环境时，他们应当有权选择体面而又尊严地死去，赋予其选择“安乐死”以维持生命尊严地权利，才是真正的人道，也才是对生命真正的尊重！参考文献

[1] 王海明.新伦理学［M］.商务印书馆,1995.[2] 傅伟勋.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J].正中书局.1991.[3] 孙效智.(安乐死)的伦理反省[J].文史哲学报.1996.[4] 余锦波.伦理与道德[J].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