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赴浙江大学培训的学习体会：兼论法治建设与情理性知识的关系

第一篇：关于赴浙江大学培训的学习体会：兼论法治建设与情理性知识的关系

关于赴浙江大学培训的学习体会

——兼论法治建设与情理性知识的关系

周成锋

来到浙江大学这所知名学府学习已近一周，虽时间短暂，但仍感收益颇丰，既有认识视界上的拓展，也有知识储备上的积累。现择要点，并结合个人工作，记述如下：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杭州师范大学国学院邓新文教授讲授的《传统文化与和谐人生》一课。邓教授重点介绍了情理与中国精神，让我第一次明白，理可分为情理与物理（并非“物理学”意义上的“物理”，而是指一切客观事物所遵循的条理、规律），中国注重前者，而西方国家注重后者。情理与物理，虽只有一字之差，但是二者的内涵却相去甚远。例如，同样是“你这个老不死的东西”这句话，如果是恩爱夫妻之间说这句话，可能是对“劫后余生”的感慨，表达的是喜悦之情；而陌生人之间或仇人之间说这句话，则可能是对他人的辱骂，表达的是憎恨之情。毫不吝啬地说，邓教授的这一指点，顿时令我茅塞顿开，以前百思不得其解的困惑一时豁然开朗。

邓教授的讲课，不禁令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而感到由衷的骄傲，同时也感到自己的学习积累仍远远不够。虽然我前后读书二十年，但对中国传统文化掌握不深，不禁自觉惭愧。总书记提出要有文化自信，真是高瞻远瞩、立意深远！要树立文化自信，首先要对中国传统文化精髓有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倘若对中国传统文化毫无认识或仅仅是一知半解，又如何做到文化自信？因此，在以后的工作和学习、生活中，我必须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理解。

不过，作为一名成年人，我认为，还是应当树立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思想，若无批判性地学习，则与未学习无异。虽然邓教授的讲课让我耳目一新，但是邓教授的某些观点仍值得商榷。

首先，情理与物理之分，显然是站在第三人的立场，对交谈双方各自说话风格所作出的总结性判断。亦即，只有对交谈双方有过多次对话、或者是经过长期观察，知晓说话人的说话风格，才能知晓说话人说的话语是说的是情理性语言，还是物理性语言。在具体某一次对话中，尤其是交谈一方不知晓另一方的说话风格，二人的知识水平（主要是指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知识进行交流的能力和水平）不在同一等级上时，一方就可能很难明了另一方的说话语境，倘若一方完全不知晓有情理性语言与物理性语言之分，他就很有可能以物理性语言来理解另一方的情理性语言。另一方若不及时澄清或不愿澄清时，就极易造成双方认识不一，进而产生误解，甚至引发矛盾，不仅增加了双方对话成本，反而不利于人际交往。

当然，我们不能为了照顾不懂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方，而放弃学习并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知识。显然，在西方教育思维、教育方法的影响下，大多数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所接受的教育均是物理性知识，要他们另行掌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情理性知识是需要时间的。何况，每个人的知识水平和领悟能力也有千差万别，如果一律要求国人采用情理性知识进行交流，既不现实，也不必要。我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随着交通的便利、通讯技术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越来越趋于快节奏化，陌生人之间的交往也日益普遍方便化、快捷化，简单同一的交往对话已成为人们普遍追求。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亦需要与时俱进，唯有如此，才能使中国传统文化更快、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之中，其功用也更为持久。

邓教授在讲课中提及了其亲身经历的一个案例：某日凌晨一、二点，邓老师与其同事骑自行车通过十字路口，邓老师见四处无人闯红灯通过路口，而同事则等红灯变绿后方通过路口，同事追上后指出邓老师闯了红灯，违反了交通规则，邓老师则称其同事不懂天理、不道德。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在现代社会，“红灯停、绿灯行”已成为全社会的普遍规则，正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倘若人人都不遵守交通规则，那么交通必然堵塞，而且极易发生交通事故。

虽然邓教授指出，设置红绿灯的“天理”在于解决交通通行矛盾，而当时是凌晨一、二点，四下无人，不存在交通通行矛盾，那么红绿灯就成为了一个摆设，闯红灯并不会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妨碍他人通行。问题是，谁也不能保证当时的道路上就一定没有车辆飚行。倘若，其他人在不明“天理”的情况下跟着闯红灯并养成了习惯，那将是极其危险的。即便邓教授说了一句“该活该”作为说辞，这也是对规则的违反。尤其是在全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背景下，人人守法就显得愈发重要。即便规则存在不合理之处，只要该规则尚未被新规则所取代，那么人们就必须遵守该规则。

最令人费解的是，邓教授竟然指责同事不道德——“同事遵守了交通规则，并批评邓教授不遵守规则，说明同事自以为遵守了规则就占据了道德高地。”笔者认为，邓教授的指责是值得商榷的。同事指出邓老师不遵守交通规则，并不一定就说明同事是在站在道德高地上对邓老师进行道德谴责，同事很有可能只是善意地提醒，很有可能只是对一个大学教授违反“红灯停、绿灯行”这一简单规则后所作出的条件性反应。邓教授自以为同事站在道德高地上谴责自己，未免过于主观臆想。

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我们当然有必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但首要的还是要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让人人懂法、人人守法、人人用法形成一种常态，毕竟，相对于情理性知识而言，法律具有明确性与唯一性这一优势，这对于人人遵守同样的规则、正常交往而不发生误解，是有极大帮助的。

以上纯属个人意见，仅供参考！欢迎各位领导、老师批评指正！

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 周成锋

第二篇：和谐社会与法治精神——兼论重构我国司法体制

和谐社会与法治精神

——兼论重构我国司法体制

20余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使我国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和新矛盾，以致转型期的中国面临严峻的挑战。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即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对此，从法学研究、法律发展及司法实践而言，有必要进一步思考：和谐社会的价值定位与法治精神的价值追求之间有何内在联系？我国的司法实践与这些价值目标的要求究竟相差多远？

一、和谐社会与法治精神

（一）和谐社会与法治精神的关系

最早提出“和谐”一词的是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他认为“整个天是一个和谐”；而“和谐社会” 这一用语则是由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首次提出的，他主张在未来的和谐社会中，通过由富人捐资组织的“试验性”股份公司制协作社，把对抗性的资本主义社会改造成和谐社会。

而最早给法治界定内容的是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把一个以法律为基础的国家假设为达到‘善生活’的唯一可行的手段”，并认为“法治应该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良好的法律”。当我们将法治不仅作为一种信仰、意识、观念，而且成为一种思想方式、行为方式，甚至是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时，法治的“软件系统”——信任和尊崇就建立起来了，这也是法治精神的内涵。

可见，和谐社会一直是人类所希望的理想社会，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和谐社会”不是绝对平均主义实现的社会，不是法律虚无主义横行的社会，不是人格尊严和基本自由的个体消失的社会，它与法治精神有密切的关系：法治精神是和谐社会的基石、内在要求、努力方向和目标，是和谐社会特征的有力保障，并服务于和谐社会的主要方面。“构建和谐社会就是构建法治社会”——这种一体化的联系根源于他们具有共同的价值追求。

（二）和谐社会与法治精神的价值追求

1、公正

社会和谐的根本、法治精神的精髓都在于社会的公平正义，即公正。维护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建设法治国家最基本的原则。柏拉图在《共和国》一书中指出，正义存在于社会有机体各个部分间的和谐关系之中。毕达哥拉斯也认为，不公正，就破坏了秩序，破坏了和谐，这就是最大的恶。尽管正义有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但历代法学家仍保持着探索的狂热；尽管法学家对正义有不同的表述和标准，但他们总是将正义观念与作为规范大厦组成部分的规则、原则和标准的公正性与合理性联系起来。就笔者而言，本人赞同约翰·罗尔斯的正义标准：（1）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享有的类似自由相一致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2）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将被安排得使人们能够合理地期望它们对每个人都有利，并使它们所依系的地位与职务向所有的人都开放。所以，公正是和谐社会、法治精神追求的价值目标，是构建和谐社会和弘扬法治精神过程中进行制度安排和创新的重要依据，是任何文明社会的核心价值取向。

2、秩序

秩序与和谐有着紧密的关联——秩序往往意味着起码的和谐，而法律构建的初始动因起源于人们对秩序（安全）的强烈欲求。佛洛伊德指出，人类神经系统在节省能量与减少精神紧张方面的需求，解释了人对于有序生活方式的先见取向。马斯洛也指出，我们社会中的大多数成年者一般都倾向于安全、有序的、可预见的、合法的和组织的世界，这种世界是他所能依赖的，而且在他所倾向的这种世界里，出乎意料的、难以控制的、混乱的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危险事情都不会发生。西方中世纪神学主义奥古斯丁承认：“无论天国还是地上之国，也无论社会还是个人，一个共同的目标是追求和平与秩序，以便获得社会和个人的心灵安宁，法律正是维护和平与秩序的必要工具”。因此，秩序是社会和谐的基本要求，是法律产生的直接价值追求，就如同英国宪法学家韦德所认为的“法治理论的出发点就是秩序优于无政府主义”。

3、自由

无论从社会的变革历史，还是从科技发展的进程，无不能看到人类追求解放和自由的需要。我们要建立的和谐社会必然包含着自由的价值目标，否则社会不可能有序，也就不会有和谐局面的产生，因为“要求自由的欲望乃是人类根深蒂固的一种欲望”。同时，整个法律和正义的哲学是以自由观念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约翰·洛克宣称，“法律的目的并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所以，一个追求和谐与法治的社会必然要充分彰显公民的自由权利，限制政府的强权干预，保证人的能力不为压制性的桎梏束缚，从而建立一种有益于尽量多的人的高度文明。

4、效率

和谐社会和法治精神对效率的需求根本上出于经济的考虑。按照社会学的思维路径，人们对某种价值追求的偏向总会打上时代的烙印，在“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效率决定社会内部的稳定，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人与自然的长久和平共处，有限政府应当鼓励市场主体通过提高效率减少外部不经济效应，获得资源的最优配置和利用。法治从来都存在着对效率的向往：法治将社会主体之间重复博弈的行为固定，给人以稳定的预期，理性的经济人基于这种预期进行选择，就当然地节约社会成本、提高效率；法治要求及时的正义，尤其体现在司法上要及时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尽快确定财产归属并尽快使其进入流通领域。

总之，和谐社会与法治精神的基本价值内涵相同：直接宣扬公平正义，确立核心价值定位；要求诚信友爱、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确立对秩序的基本价值追求；强调民主法治，满足与生俱来的对自由的向往；要求充满活力，更大程度上则是对效率的追求，以保证和谐社会与法治精神所需要的物质条件。

（三）和谐社会与法治精神的价值平衡需求

社会科学从来都没有停止思考“善社会”的问题，所以，绝大部分社会学家和法理学者关注社会控制所应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应然的社会和实然的社会辩论从来未停止过。正义、公平、自由、效率、秩序（安全）、公共利益甚至服从自然或上帝的意志——所有这些和其他一些价值被不同时代的不同思想家宣称为社会的最高价值。

实际上，在我们一直追求“善社会”的过程就是肯定公正所具有的基础性价值。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每个时代都面临着有一些社会控制的重大问题，而这些问题则需要最有才智的人运用智慧加以解决；思想家们试图激励他们同时代的人去关注他们各自时代所存在的某些尖锐且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社会制度不平等极为凸显并引发威胁社会基础的强烈不满的时代，有洞见的思想家所提出的价值目标会着重强调较多的平等；在遭到混乱和无政府主义危及的社会制度，必会期望秩序（安全）；在一个政治上专制主义的时代，人们则可能倾向于在政治控制所确定的限制范围内或在无视这种限制的情形下强调社会价值中反专制主义因素——自由。

因此，在和谐社会与法治精神的基本价值平衡过程中，我们需要确立公平正义作为贯穿始终的价值目标；而对于秩序、自由、效率的价值平衡问题无法给予一个“一刀切”的等次排列，如前所述，必须针对具体时代、具体职能部门及具体事件来确定他们的次序。那么，司法部门作为社会和谐的重要保证、法治精神的关键体现，公正处于当然的核心地位，依法有效保障公民自由的第二位价值追求当然对效率提出了要求。而当我们的司法体制能够依法公正高效地保障公民自由时，秩序就水到渠成了。

二、我国司法体制的弊端

我国司法体制是根据我国现行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设置的，其司法体系由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系统构成。在此所探讨涉及的司法及司法体制，主要指我国专司审判的审判机关——人民法院和以法院为中心的司法体制。

1、司法权设置的地方化

我国宪法规定，地方人民法院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对其负责。这样一种宪政安排，决定了地方司法系统隶属于地方的客观属性。虽然我国宪法又同时规定司法权的国家专有性和专属性，但地方司法系统的人、财、物大权、生存和发展都掌握在地方手中，法院对行政机关实际上存在机构、人员和经费等依附关系。利益张力的存在使审判权非常可能成为地方政府博弈的对象，设在地方的国家审判机关成为地方的审判机关。在每个地方都有其特殊利益的情况下，占主导性的行政机关必然要求行政、立法、司法等权力机构为维护地方利益而竭尽全力，这就为司法上的地方保护主义和司法活动的功利化提供温床。

司法权作为一种运用法律这一机制来配置资源的专属权力，其地方化设置会阻碍资源在全社会的自由流通、影响资源的最优配置和利用，不利于统一有序市场的形成；会干预平常主体交易的自由，甚至为政府侵害公民的基本自由权利提供司法保护；会影响法制的统一实施，破坏司法权存在的最高价值——公正。而司法主动的功利化是对司法中立的严重挑战，因为“假如司法者采取主动的行为，试图积极的发现和解决社会中出现的或潜在的纠纷，必将自己卷入当事人之间利益冲突之中，难以保持公正的面目”。

2、法院管理的行政化

法律文化作为全世界共有的文明成果，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和规律，从国际通行的做法来看，为确保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不同法系的国家在架构以审判权为中心的司法体制时，共同遵循将司法权的行使与司法行政事物相分离的原则，从体制上保证司法权在行使过程中处于一种超脱、公允和中立的地位，有效避免行政权或其他权力对司法权的干扰。但我国的法院管理实际上是一种行政化管理模式。

第一、从法院与其他行政机关关系上看，法院的人、财、物是由行政机关按照行政模式进行管理的。法院的管理人员和法官是依照统一的《公务员法》进行录用、确定工资福利待遇和职级；法院的资金由地方行政机关拨付；法院的物资装备必须由地方政府支持。这种与行政人员采取相同的管理模式无异于鼓励司法者采取主动的行为——或介入纠纷之中，或与政府保持密切的关系，以追求“政绩”、获得晋升，确保“饭碗”甚至得到更丰厚的利益回报——不中立的法院和法官如何公正？

第二、从法院内部管理体制上看，法官职务的行政化、非程序的内部请示和批复制度、审判委员会对案件的决议职能、案件指标管理制度都严重违背审判权的“亲历性”规律。这种缺乏亲历性的审判必然会提高错判率，造成案件不断地请示、发回重审，严重影响“高效司法”的实现，浪费本就紧张的司法资源，限制财产流转速度。而对于涉及到人身自由、生命权利的刑事案件，错判对司法公正的打击无疑是摧毁性的。即使他们最终被昭雪，但“迟来的正义即非正义”。

内外一致的行政化管理使法院不能独立行使司法权，使法官不能根据自己的知识经验对案件形成内心确信断案，这就增加了干预司法的机会，而这种干预必然导致各种利益的较量——增加社会成本，降低办案效率，阻碍公正的实现。

3、法官职业的大众化

我国法官队伍的成分非常复杂，不仅有专家学者型的精英法官，还有姚晓红式的“三盲法官”。若干年前的法官选拔制度，无论什么人，只要有一定关系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调进法院，并名正言顺地当法官。这种先天不足并没有通过后天的培训机制得到很大改观，司法权的地方化和行政化又将法官的精力和注意力引向功利化的东西上。无法想象，一个根本不懂法律这架精密仪器的人，怎么会知道法治精神是何物，怎么会生产出大众迫切需求的公正、秩序、自由和效率？

这些司法体制弊端的存在与和谐社会要求的内容格格不入，与法治精神及和谐社会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南辕北辙。因此，重构我国司法体制势在必行。

三、重构我国司法体制

面对背离法治精神的不和谐现象和行为，重构我国司法体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选择；同时，我们在构建司法体制的过程中，必须贯彻法治精神，符合其与和谐社会的价值追求。本文仅就司法体制中主要的具体制度构建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

（一）司法独立，改变法院行政化管理模式。

司法独立包括两个层面的涵义：一是法院独立审判，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二是法官独立审判，不受其他法官的干涉。法官独立居于核心和根本地位，对审判独立或司法独立起着决定性和支撑性的作用。

1、通过立法确立两级产生体制，即全国人大产生最高法院和高级法院及其法官，经费由中央财政保障；省级人大产生中级和基层法院及其法官，经费由省级财政保障，同时规定中级以下法院经费保障标准，必要时中央可采取转移支付的财政政策，避免各省法院和法官经费和待遇不均。

2、将其他机关、组织监督司法的程序明确化、法定化。首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司法必须坚持的，但党的领导有一个科学领导的问题。实际上我们的法官坚持体现党的意志、人民利益的法律，就是坚持党的领导的过程。其次，虽然司法体制改革后，省级以下的人大将不产生法院和法官，但地方人大仍有监督的权力。该监督权不是个案监督，而是人大在行使监督权时必须有充分的证据请求产生该法官的人大通过诉讼程序行使弹劾权。

3、取消案件的审批签发制度，确立主审法官或合议庭负责制。院长不需要为自己不办理的案件负责。当责任具体明晰到个人时，迫使审理案件的法官不得不尽全力甚至利用他人的智慧谨慎细致地处理案件。

4、将审判委员会的决议职能转变为法律咨询职能。不仅可以避免审判委员会间接判案，避免权责不明、无法找到真正责任人，而且可以调动法官自觉提高自身素质的积极性。

5、取消请示和批复制度，确保二审终审和上诉制度的存在意义。司法裁判依据的是法律的规定以及法官的知识、经验和良知，没有理由认为同样是法官，下级法院的法官就不如上级法院的法官。

6、单立《法官保障法》，对法官的人身、工资福利待遇、权利救济等方面作明确的规定。司法无权威的极端表现是法官被殴打、法庭被冲击，此类现象务必杜绝。

（二）法官职业精英化

构建精英化的法官职业是一个庞大繁杂的体系，除了制度设计避免精英法官庸俗化、功利化外，更重要的是司法主体的法律意识、现代社会的执法与司法意识、操守和品质等全面素质的提升，这又涉及到充分的物质、精神和人才准备。

1、建立完备的法律教育体系和丰富的法律教学内容。“教授法律知识的院校，除了对学生进行实体法规和法律程序方面的基础训练以外，还必须教导他们像法律工作者一样去思考问题和掌握法律论证与推理的复杂艺术。”我们的法律教育必须培养学生的法治精神，将法律作为自己坚定的信仰，并坚持担任法治有益的传播者。同时健全法官职业培训体系，完善法官继续教育制度。例如，每名法官必须每年参加为期一个月的培训，并有严格的考核制度，培训的内容不应仅限于成文的法律制度、法学理论，还应包括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论理学甚至现代的一些尖端技术的介绍。因为“法学并不是社会科学中一个自足的独立领域”

2、提高法官的待遇。在法官独立审判后，对承受压力的能力、法官素质、教育和再教育的要求必然会提升一定高度，这样，从事法官职业意味着首先必须付出更多的劳动和支出更多的费用，依据成本和产出的关系，提高法官待遇是必然的选择，也是吸引更多法律精英从事法官职业的必要物质保障。至于法官待遇的水平可以根据国家发展状况，高于一般公务员的5—6倍。

3、精简分流现有的法官，严格法官职业准入，规范法官选任程序，统一法官选任标准。针对法官队伍大众化的现实，按照“学历+经验”的标准，将一部分不符合任职标准的法官分流出去，按照合理的规模配置法官。然后通过考核，安排从事法官助理工作、司法辅助人员或司法行政人员。在法官职业准入方面，要进一步提高门槛——在法律精英竞相进入法官职业时——是必然的。

4、确定准入和退出法官职业的年龄标准要科学。就像其他的法律不能为每个人量身定制，我们确定法官准入和退出的年龄标准也只能根据一般情况。这个标准同时应考虑到法官职业对经验——“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的特殊要求。因此法官职业的准入年龄应为28-30岁，退出年龄一般应在70岁。

综上，笔者就重构司法体制的具体制度提出以上看法，仅仅是司法体制大厦中某个房间甚至窗户的建构，而要将我国的司法体制重构成一座弘扬法治精神、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公正、秩序、自由、效率的理想城堡，不仅需要法律人不懈的努力，还需要具有改革的勇气和决心，克服制度的溯及力量与惰性力量，为那些可能成为变革的无辜牺牲者带来最低程度的损害。

第三篇：杜邦分析的改进――兼论ROE与ROA的关系

杜邦分析的改进――兼论ROE与ROA的关系

一、杜邦分析法（DuPont Analysis）是利用几种主要的财务比率之间的关系来综合地分析企业的财务状况。具体来说，它是一种用来评价公司赢利能力和股东权益回报水平，从财务角度评价企业绩效的一种经典方法。其基本思想是将企业净资产收益率逐级分解为多项财务比率乘积，这样有助于深入分析比较企业经营业绩。由于这种分析方法最早由美国杜邦公司使用，故名杜邦分析法。杜邦分析法的基础财务公式为：ROE＝ROA＊EM

其中,ROE=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平均净资产； ROA＝净利润／平均总资产；

EM＝权益乘数＝1／（1－负债率）。

公式推导过程：

ROE＝净利润／平均净资产

＝净利润／平均总资产＊（平均总资产／平均净资产）

＝ROA＊（平均总资产／（平均总资产－平均负债总额））

＝ROA＊（1／（1－负债率））

＝ROA＊EM

二、由于我国财务指标与美国财务指标，许多形似而实不同，如果用杜邦分析法直接用于国内报表的分析，许多指标必须按照国内的财务分析指标进行改进。比如，在国内财务指标上，ROA指的是总资产报酬率，而不是杜邦分析中所指的总资产利润率，在国内没有这一项财务指标。为此，如果让杜邦分析适用国内财务指标体系，需作改进。即在国内，ROE≠ROA＊EM。

三、杜邦分析改进

（其中，T：企业所得税率，国内一般企业为25％）

四、改进后杜邦分析法的比较 从上面公式推导可以看出：

经典杜邦分析公式，ROE＝ROA＊EM，即ROE／ROA＝EM； 而改进后的杜邦分析公式，ROE=ROA*(1-1/TIER)*(1-T)/(1-负债率)，即，ROE／ROA＝(1-1/TIER)*(1-T)/(1-负债率)。

也就是说，改进后，杜邦分析的基本思路没有任何改变，只是权益系数发生了变化。

如果假设EM＇=(1-1/TIER)*(1-T)/(1-负债率)则，EM＇=EM＊(1-1/TIER)*(1-T)

所以，不论改进前后，都可以用杜邦公式：ROE＝ROA＊权益系数（EM或EM’）。

第四篇：论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的关系

论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的关系

当前中国市场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市场经济发展与道德建设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的关系，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道德建设的发展。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赋予了人们新的道德观，为道德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并利于人与人之间结成平等友爱的关系。另一方面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现代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起源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快速过渡到市场经济，其中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几种思潮。一是道德出现了严重“滑坡”，主要表现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二是道德的本质和主流正在“爬坡”之中，主要表现为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道德观念正在形成；三是抓道德建设会干扰市场经济发展，主要表现为把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对立起来。我以为这几种观点都是不够全面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对道德建设有双重影响。其积极的影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仅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打下了深厚的物质基础，同时，也增强了人们的自主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意识和开拓意识，对转变人们的观念、提高全民族的素质起到了重要作用，有利地推动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其消极影响是：市场经济是利益驱动经济，对物质利益的过度追求，或把市场经济原则扩大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都会导致道德领域评价标准的迷失，表现为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伦理观的盛行，以及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的出现。这些无疑增大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难度。

对上述一些道德失范现象的存在，有些人将其归咎于市场经济本身，认为这是经济发展初期的必然代价。但多数认为，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同时也是道德经济。市场经济与道德并不冲突。主要表现在：

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具有道德的合理性。普遍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就是道德经济。市场经济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果，是人类社会在一定时期内的经济规律。因此，市场经济并非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经济现象，而是纵跨了几种社会形态的经济现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原则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

体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是以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并最终达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联系在一起，决定了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必然是在坚持等价交换。尊重物质利益原则的同时，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统一起来，社会主义道德性质必然是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与社会进步要求的集体主义精神的统一，从而真正实现社会的经济发展和道德进步、经济尺度和道德尺度的真正统一。

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作具有道德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市场经济是利益驱动型经济，是主体多元型经济，因而很难完全避免商业投机行为。但是，规范的市场经济同时也是公平竞争型经济、质量效益型经济和法制纪律型经济，是文化含量越来越高的经济形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崭新的经济模式，其运行秩序要求在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道德价值之中实现，所以道德必须介人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成和运作过程，并在其中发挥充分的调控作用。与此同时，人们选择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为了更好地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在人们选择市场经济的目的中，就已经包含了道德上的根本要求。市场经济不是目的，而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有效手段。在当代社会，经济活动的日益复杂性、广泛性和频繁性越来越显示出道德对社会的深刻影响。因而规范经济行为不仅成为法律频频涉及的热点，也成为道德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市场经济需要道德的支撑，道德规范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定。

第三，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相互促进、共同生长。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归根结底是由经济决定的，经济的发展必然引起道德观念的变化和发展。从人类道德发展的大趋势看，道德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趋于进步的。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断得到完善，社会主义道德必然日臻高尚。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将日益成为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基本原则的新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弘扬这种社会主义的价值精神又成为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的框架要有最高的理想；规范上要有层次性；实践上要有可操作性。

江泽民同志一再强调：“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这是我们在道德建设中应该始终坚持的政治方向和指导思想。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做到“三个结合：第一，坚持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相结合，既要在全社会认真宣传和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崇高道德，要求一切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身体力行。同时，又要区分道德的层次性，要有最低要求。道德规范体系包含着由低到高的若干阶梯。我们既不能只强调最高层次，也不能只强调最低层次，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要不违反法律就可以了，这种思想是不符合道德实然与道德应然的关系的。第二，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与道德评价标准的结合。我们在评价一种道德现象的善恶时，不但要看它“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要看它所产生的道德影响，必须在道德评价中坚持历史合理性与道德合理性的统一。第三，坚持继承和发扬民族优良传统与积极吸收外来优秀道德文化成果相结合。总的原则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为我所用”。

因此，我们不应该单方面注重经济建设或道德建设，他们应该统合于具有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建设的大环境下,我们所要建立的道德体系，应当是适应和促进市场经济发展，同时又引导和超越市场经济的。道德建设要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相适应，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和健康发展提供动力支持。而经济的建设也应该是在道德体系所容许的范围内有序有度的发展。

第五篇：论IT行业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关系

论IT行业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关系

摘要

建设和谐社会，是每一个中国人民的责任，需要你、我、他共同努力。然术业有专攻，每个人都会有属于自己的、区别于他人的方式。现代社会是科技文明的社会，IT领域覆盖着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到航空航天，小到手表时钟。作为一名IT人，我有足够理由相信，IT行业的不断发展将会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做出卓越贡献。

关键词：IT、和谐社会、贡献

正文 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重要的新概念。“和谐”成了中国战略机遇期的社会主调。因此，从更深层次的理论上把握“和谐社会”的要点也随即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我们80、90后现在是国家建设过程中的中流砥柱，同时二十一世纪进入信息时代，席卷全球的信息科技席卷全曲，给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带来了深刻的变革，信息产业已成为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之一。无论你是正在大学学习IT相关学科的同学，还是已经步入社会在IT行业打拼的人员，你的努力将会更大的挖掘出IT行业的潜力，生产出更多先进的IT产品，进而 IT产品的更新换代将会推动我国由IT大国向IT强国转变，并进而推动国民经济信息化进程，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步伐。

可能有的人不禁会问，IT产业发展迅猛，但是飞速发展的IT产业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又有多大的关系呢？上文中我们论述了IT产业的重要性和未来发展前景。接下来我为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和谐社会：所谓和谐会，就是指构成社会的各个部分、各个要素之间处于一种相互协调的状态。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所谓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各个方面利益关系得到有效的协调、社会管理体制不断创新和健全的社会。那么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我觉得和谐社会首要的是人民都能够富裕起来，至少也应该能达到温饱的水平。只有人们不再为温饱的事情发愁了，大家才会有更多的精力去丰富自己的精神需要。试想一下，为什么有一些地方总会发生**，就是这个原因。如果中国始终不能真正的富裕起来，那么中国社会的各种不和谐现象越来越突出.所有这些不仅影响着小康社会的建设,更有悖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社会主义的性质.不难看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际上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而通过前文中列举出来的各项数据我们已经知道IT产业在我过经济建设中所占的比重，可见IT行业的发展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是十分重要的。其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的多方面，多层次的。从我们个人来说，只有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谐了，我们的社会才会和谐。之前在以前科技不

1发达的时候，人们之间的沟通存在很多的障碍和不便，这会导致人们之间的误会不能及时地得到解决，小则会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则会影响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现如今科技发达，IT行业使得人们之间的沟通更加顺畅会方便，尤其是现如今，各种沟通工具百花齐放，QQ、微信、微博等等，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更加顺畅，各种矛盾的误会也会及时的得到接触……长此以往，我们的社会也就更加的和谐了。

对于软件工程专业的我们来说，大学的生活仅仅剩下一个月的时间。我知道，每个人都有义务去为了我们国家的建设贡献出自己的力量。纵观我们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IT行业，我们出去吃饭可以网上团购、百度上查阅信息、淘宝上购物、网络上听歌看电影。似乎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依赖着网络。记得我们专业老师也曾经和我们说过，IT行业是一个服务性的领域，我们可以为各行各业进行服务，试想想，如果没有IT行业，我们今天的生活能这样的方便、这样的快捷吗？人们在享受IT行业所带来的快乐，我们的社会也因为IT行业越来越发展而变得越来越和谐。

现如今二十一世纪进入信息时代，席卷全球的信息科技给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带来了深刻的变革，信息产业已经成为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之一。信息产业最为知识密集、技术密集的产业，其快速发展的关键是有一大批从事IT技术创新的人才。一定数量、结构和质量的IT人才队伍是IT产业发展的支撑，一个国家的IT人力资源储备、IT人才培养及使用状况决定该国IT产业发展的水平和潜力，一个国家IT发展的越好，这个国家也会越和谐。所以也可以说，IT产业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高水平的IT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是我国从IT产业大国走向IT产业强国的前提条件，也是我国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中流砥柱。所以说无论是从大的方向讲，还是从小的方面讲，IT行业和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都是密不可分的，我们作为IT人，也会为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贡献出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