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命名与现代性追问的反差:兼论现代化的取论文[大全5篇]

第一篇：现代化命名与现代性追问的反差:兼论现代化的取论文

论文关键词：现代化“命名”现代性取向

论文摘要：现代化是基于科技文明的实现过程而提出来的，但其中所包含的前提追问和由此所带来的问题是随着现代化的过程而逐步展示和生成出来。正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才有现代性意义的赋予和现代性意蕴的生成。本文就拟从生成性思维来反思现代化“命名”与现代性追问的内在关联和反差，提出现代化问题的取向清晰的前提是现代性意识的“觉醒”和现代性意蕴的深度追问，那就是民族自主的生存与生活方式的自觉建构。

一、现代化的“命名”与现代性旨趣的内在关联

现代化一词指一种历史的发展过程，即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是世界范围内以工业化为发端的、以一个个民族国家为载体的整个社会的变革。

在传统的现代化建构的过程当中存在着一定的误区，比如“那种认为现代化就是西化，现代化就是反传统的思维方式。还有那种认为现在有一种普遍的东西，有一种文明的主流，中国只要靠上去、融入进去就行了的看法，其实不是放弃了民族文化的传统的特殊性，而是放弃了对这种特殊性内在的普遍性因素和普遍性价值的信心和肯定”。这原因在于我们放弃了必要的前提性追问即“我们要做什么人”的问题，以及民族文化存在的合理性问题。

亨廷顿(SPHuntington)在其《变革社会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指出：发展中国家社会动荡、政治**频发的原因，不在于其社会政治的落后，而在于其想摆脱落后实现现代化的企图，对照已现代化的国家，现代性产生稳定，而现代化则引起不稳定。

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似乎给予我们一种整体性发展的印象，但在此基础之上的深度追问却被我们放弃，“我们却不愿意进一。步去想它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它在不断地自我认识、自我界定、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的过程中，把未来的挑战和传统的重新解释结合起来”。所以只是用一种不加任何现实问题关照的名称，去定义现实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必然带来一种静态的观念把握和毫无实质意义生成的静止取向。必然看不到“现代西方解决危机与延续传统的努力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这就有必要去关注现代性的旨趣，因为现代性问题的生成就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之中，也反映在现代西方国家对自身历史与价值追求的统一当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说，现代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恰恰回应了民族国家和现实世界对真正的现代性旨趣的追寻即“文化政治”。

在社会转型和变迁的过程中，民族国家是在特定时空中展开自身的问题，也就决定了自身规律的生成。所以套用任何所谓的“主义”或者模式，都不足以解决自身的问题。再加之“整个世界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各种现成的‘主义’本来就多半跟不上形势”。现代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发展了科学、技术、经济与信息，但我们却似乎缺少解决“什么是好生活”的真正知识。因此，分析现代化的“命名”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模式或者范型，也就是说这只是“可选择的项目而不是无可选择的事实”。这其中更包含近代以来我们民族所面对的问题的传统接续与未来生成的思想难题。“思想的难题虽然不是在实践中直接威胁人们生活的各种现实危险，但却是生活所‘不能承受之轻’，因为思想的可能性蕴涵着一切潜在的创造，也就蕴涵着一切危险”。结合现代性问题的提出，反映出现代化的“命名”本身缺少意义生成的生活世界的观照。而结合现代性意蕴的本真，不难发现意义的生成是寻找各种可能的展开和呈现的过程，正基于此民族国家的知识界才有意识觉醒的可能。

二、现代化“命名”的指向及其问题

现代化“命名”所带来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误以为有某种可以预期的结局或者既定的可以完成的目标，必然带来现代化取向与现代化本身的反差。现代化目的本身指向是基于民族国家发展，那么追问现代化的指向或意义，就是追问什么是任何可能的民族国家发展所追求的发展效果。把民族国家的发展效果看作追问的主题，我们就会得出现代化的目标不可能是某种结局，而只能是民族国家发展的某种效果。现代化的意义不是由我们随便谁来规定的，我们谁也没有这样的权利，现代性的追问就是现代化自身的意义生成。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去分析现代化的“命名”，如果从利益与代价的关系的角度，我们获得了现代化所带来的利益，但是必然以一定的的代价作为条件，基于这一点，我们说现代化的过程必然没有意义生成的可能，而如果我们从幸福与意义关系的角度来看，就没有所谓利益与代价的悖论，因为“幸福却不是用代价去换来的，而永远是一种加倍收获的行为，即所做的事情本来就是乐意做的事情，而这种事情又往往产生出额外收获”。所以，现代化的取向不应是单纯利益的获得，更应该是幸福的建构或者生成。这也昭示了生活世界是现代性追问的自然源头，“由此，哲学的基本问题才和整体发生了关系，并获得了整合和终极的特征”。

在民族国家选择现代化的过程中，似乎在一种已经定型化的框架内展开，这可能会导致离开现代化的命名就无法理解自己行为的合理性。我们的活动、生活的价值和意义来自别人的定义，对于展开现代化进程的民族国家来讲，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民族国家获得现代性的代价，是只知道现代化的标准而不知道自己，这会是一个值得我们反思的事，“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是一种本末倒置”。因此，我们也就不难得出，“现代化‘命名’问题最大的紧张和焦虑并不是经济和技术发展问题，而是价值认同问题。如果我们对自身的理解和对自己生活现象的解释都落实不到自己的生活世界，而只能从别人那里获得解释的框架，就说明我们还没有能力从价值层面上维持和组织好我们的生活世界，使其成为一个整体。这样的话，回不到传统，甚至这个十年和哪个十年都接不上，也就不足为奇”。伴随着现代化历程的展开，现代人很快发现，“社会在一步步走向现代化、文明化，但现代人的‘生存根基’也同时被连根拔起，逐渐陷入了由文化相对性和价值虚无所导致的‘生存迷茫’之中，无方向感地漂泊着”。

如果我们能认识到“个体的生活历史和主体间的生活方式共同构成了生活世界，并在其整体结构中占有一席之地，这就足够了”。所以，现代性意义的生成和现代化问题的彰显是一致的。这也就反映在我们民族和国家在追问现代化问题中，“自身的文化通过自我理解所取得的各种成就，其实还结合在生活世界的整个视界有着相同结构的解释系统中”。

反思现代化的“命名”必须和反思文明本身结合在一起。虽然文明本身是一个存在论事实。但是文明的选择涉及人们生活的价值、意义问题，也就是说，文明的具体状况的健康与否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或者反映人们生活是否有价值、意义的问题。这也就说明，“既然文明的存在是生活意义的存在论前提，因此，文明的生死对生活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如果我们从文化自身的延续和发展的过程来思考，文明必然是一种生命流变的外在过程和追求超越的内在过程的统一，也就是说，文明因为追求超越与自身的过程性而呈现出一种“生命”存在。所以，就不能从外部的价值标准去权衡文明的状况，我们应该而且只能从文明的自身存在的本真去理解。那就是，文明不能单纯从“好／坏”的外在的指标衡量，这是因为“好／坏”往往是由文明白身定义的。因而更应该从生命标准即“健康／病态”来理解文明。因为，“这种分析方法具有超越了任何意识形态立场的优势，因此明显优于西方的‘进步／落后’的分析框架，显然，‘进步／落后’是以现代意识形态为根据的，并无普遍说明力”。

现代化的“命名”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是“基于历史解释所作出的关于文明状况的价值评价小能构成真正有效的价值判断，而只能提供参考性资料”。所以，现代性意义的追寻过程也就是探索文明选择的多重意义生成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仅对文明的选择进行态度的价值评判，还更应该从文明存在或选择的目的和意义去考察文明自身的指向。所以现代化的“命名”的反思，必须要结合文明建构的基本功能要求：第一，‘‘。一种文明必须具有足以保持自身活力的动力机制。这意味着，一种文明必须具有创造力，并且为了维护创造力就必须建立一个能够促进创造力的社会／生活制度和文化系统”；第二，“这种文明还必须具有足以进行自身监护的免疫机制。这就需要一个能够保证公正的社会／生活制度和文化系统”基于这种分析，我们不难得出现代化的指向不是一种单纯的社会系统的建立，而是以民族文化为基础的文明选择，同时也是与不同文化的交融和碰撞中，找寻人类共同的或者说“整体意义上的正义”，也就是现代性的应有之义还包含“人类公正关系的保护”。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把中国现代性问题简单化的症结和问题是什么?有学者如此表达了这一代学人应有的立场：“它意味着这样的一个不断追问，那就是理解中国的视野如何可能?晚清以来，关于中国的自我理解开始在现代性的历史语境中产生困惑和危机。今天，现代性话语的主宰已经渗透了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是潜意识。在这样的处境下，反思现代性如何可能?

三、基于“现代性”追问的现代化取向反思

“现代性”一词出现在19世纪。一般认为，最早使用“现代性”一词的是法国文学评论家波德莱尔。2O世纪以来的民族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从表面上看很有“现代意识”，很有“现代性”，但是在精神气质上距离自身现实很远。现代性应该不只是落在追求形式、语言、手段、样式的新，更不意味着抛弃传统。波德莱尔认为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向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福柯更是提议“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可以把现代性想象为一种态度而不是一个历史的时期。所谓态度’，我指的是与当代现实相联系的模式；一种由特定人民所做的志愿的选择：最后，一种思想和感觉的方式，也是…种行为和举止的方式…”。在现代性的意蕴中，价值判断已经不是一种内在于人的需求，关键在于当下的具有自觉意识的公民的形成，即他们怎样表达自己现实生活中的感受，以及对自身生活方式的自由审视，其中也隐含着对现实的关注与批判。这当然需要民族文化反思的主体或先进人士自身现代性意蕴的明晰即现代性作为一种自我意识或生活方式、作为接续历史与现实的方式、作为生存与奋斗的意义确立方式的生成。

张颐武先生引用HalFosterd：话说“作为一种广泛的观念形态的‘现代性’意味着人类在知识领域内的进步。它是一个开始于启蒙时代的文化合法性工程，它包括在科学、道德、艺术等领域的全面的理性化建设”。“现代性所追求和展现的，原本就是一种关于‘美好社会’的理性预期和无限敞开的价值想象”。

引用袁祖社先生的观点来看现代性观念内在意蕴那就是，“现代性观念被视为现代社会与现代人的生存之根，它所表达的，是现代人对一种新质的生存与生活‘共同体’的创制与拥有的渴望。因此，有关‘现代性’观念的各种主张，均可视之为围绕新的“社会工程学”规划实践，现代思想主体自主选择的观念冒险方式，弥漫于现代社会理论和实践的全部领域和艰难曲折的漫长过程”。

现代性的意蕴的生成既是一个时问过程，也是一个生活世界通过文化和价值的生产，不断回到自身、肯定自身的过程。但是在现实的民族国家的现代化的过程中，却有一种倾向，那就是“总认为现代化的标准是一种标准化的图景；他们总是在问离这个图景还有多远，而不是反思我们是怎样走过来的”例如在我国的现代化过程中，一一些学者的研究把现代与近代几个阶段相割裂，把“五四”、新中国建立和“文革”都作为历史断裂的标志，而且每次断裂都是以否定以前为代价来强调自身的合法性。其实这种思路是有问题的。但是，其实虽然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出现过很大的错误、弯路甚至倒退，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总体看来，其中存在着很大的合目的性与合理性。这也就是说，否定不是全盘否定，而是要有一种扬弃精神，即如何在批判和否定自身的过程中肯定自身历史的更大意义的正当性。

在现代性意蕴的生成中我们来考量现代化的基点其实也就是反思文明生成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要什么样的文明?总的说来，我们不是要否定现代化的取向，而是要追问文明的衡量是以什么为取向的问题，也就是指向了现代化的取向中应该明确的代价是什么。我们如果从人们的偏好中找寻这一问题的答案，就必然把现代性的意蕴当做找寻文化冲突(现代与古代之争)的结论或者说找寻哪种类型的文化(东方与西方之争)，这本身会带来一个本身无意义的文化争论的怪圈。我们必须结合自身的过程和整个文化的交融的过程来思考这一问题，也就是说文化选择的标准是价值选择，同时，真正有意义的文明的生成是基于包含足够丰富的文化类型的文明的建构，而且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恰当的位置。这样，“任何文明成就都是创造性的并且具有实际意义，无论创造性的提出问题还是解决问题，都实实在在地扩大了人类的精神领地”。

按照马丁·阿尔布劳的理解，在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在机巧理性的帮助下，以探求财富开始的活动发展成了对于社会秩序原理的探求。理性被从两个相互独立的方面应用于社会。就第一方面而言，它变成了现代国家技术，其表现形式有军队、行政管理、教育和稍晚一些的福利国家。就第二个方面而言，它被用于拟订一些原理和观念，这些原理和观念可被用于理解任何民族的人际关系，即可以像被用于掌管民族成员之间或甚至本家庭成员之间的交往一样被用于掌管中国人和欧洲人之间的交往。由此发生出来的普世主义，变成了一种强有力的对‘把西方的方式强加于世界其他地方’的作法的合法化”。

结语

随着全球化过程的展开和推进，中国学术界对现代性问题的研究与关注，“已由早期的泛文化、泛价值层面等外在性审视和批判，逻辑地进到了现代性的内核——民族自主的生存与生活方式的自觉建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正在运用自己的集体性智慧，建构不同于西方文化背景的‘另类现代性——实际上是建构不同于西方现代文明的另一种现代文明秩序”。因为，中国从北宋开始现代性要素已经注入自身的历史进程，特别是明代中叶开始的资本主义萌芽，也进一步展示了中国文化探索自身现代性的发端。而“19世纪末叶之前，不止是一个帝国，也是一个文明体，具有一独立的文明秩序，但这个文明体在西方冲击下已一步步崩解。百年来，中国一个接一个的现代化运动，就目的而言，无非在建构一个中国现代的文明秩序，或建构一个中国的现代性”。

第二篇：教育现代化与现代性

教育现代化与现代性

教育现代化

教育现代化是指建立一种适应现代社会、经济、科技发展需要的，以培养创造型人才为目标的新型教育体系。教育体系的要素包括：教育思想、教育观念、教学内容、课程体系、教育手段和方法、教育管理等。实现教育现代化要求必须更新旧的教育思想、教育观念，改革旧的教学内容、课程体系、教育手段方法、教学模式、教育评价体系和教育管理体制，以适应社会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具体包括教育观念现代化、教育内容现代化、教育装备现代化、师资队伍现代化、教育管理现代化等。

教育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以现代教育科学及其相近学科理论为指导，以服务国家现代化为目标，是以促进教育主体———人的现代化和全面素质发展为核心的一系列教育历史变革过程。

教育现代性

认为教育现代性的本质规定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教育现代性是用以描述现代教育的一个概念。与教育现代性相对的概念是教育前现代性。在此，教育前现代性的语义不在于对历史过程的分界，而在于所表征的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前现代性(即在看待两者的关系上，它以社会或社会群体为本)，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教育现象的前现代性特征。二，教育现代性既是一种文化价值的规定，也是一种以反思批判为主要特征的思维力一式的规定。三，在教育的价值取向上，它不像教育前现代性那样，以群体为本位，而是以个体为体位；它以理性主义、个体主体性发展或个体自由为核心取向。

教育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关系 1。现代性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

现代性是现代化的基础，现代性的文化价值观念渗透于现代化的实现过程，与此同时，现代性的文化价值主张—个体主体性发展又是现代化实现的目标，“现代化就是努力实现现代性目标的社会改造，”。在现代性视域下的现代化是指现代性的客观社会运动或理性化的过程。“所谓现代化，具体体现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现代性生长和构成的过程。作为现代化的主要构成因素，现代性的生成、推演和铺陈即形成了所谓现代化的进程。如果说，现代性是一种点状的现象，一种抽象的理念，那么现代化就是这一理念扩张的历史进程，一种广泛蔓延的现实状态。换言之，现代性是现代化的理论抽象、基本框架；现代化是现代性的具体实现、现实展示；”因而，现代性是“唯一的，现代化却可以是多种多样的，虽然现代化是现代性‘化’的过程，但现代性不是任何一种现代化的结果。”正因为现代性是现代化的理论抽象、基本框架，所以“有了现代性概念，似乎可以更好地理解现代化。”循此而言，界定和启用“现代性”这一概念绝不是一种无谓之举。

2、教育现代化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1)教育现代性与教育现代化之间的联系

从教育现代性的文化价值侧面与教育现代化之间的联系来看，教育现代化是教育现代性的社会运动，是教育现代性文化价值的客观社会运动或实现过程；教育现代性的思想、观念、价值体系不仅支配着教育现代化发展进程和方向，而且是教育现代化的社会运动过程的合理性根据。从教育现代性的反思侧面与教育现代化的联系来看，一方面，教育现代性通过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反思、批判、重建，从而调节、改造、修正、甚至重塑教育现代化过程；另一方面，教育现代性与教育现代化具有时间绵延的一致性；这也即教育现代性的反思是与教育现代性的文化价值方案的实施(或现代化进程)相伴相生的，教育现代性的反思内在于教育现代性所持文化价值的社会运动，人们在教育现代性的发展过程中展开对教育现代性的反思、批判。例如在西方教育现代化过程中，早有著名的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卢梭对教育现代性文化价值引发的问题的反思、批判，后又有人本主义教育思想家、新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家等对教育现代性问题的反思批判等；在我国则早有梁启超对现代教育制度的反思批判，尔后又有科学与玄学论争中人们对教育现代性的反思、批判，新儒家在文化教育传统的现代性转换的探寻中所展开的对文化教育现代性的反思，更切近的则是我国1990年代以来有关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整合话语中人们对教育现代性的反思、批判，等等。

（2）教育现代性与教育现代化之间的区别

从教育现代性的文化侧面与教育现代化的区别来看：(1)教育现代性指涉的是现代教育的文化精神形态，对教育现代性的研究应是理论取向的研究，属教育文化哲学研究范畴，它所建构的是以理性主义、个体主体性为核心的教育文化价值的理论模式；而教育现代化是以形成人的现代性的文化精神品质为核心，以现代物质技术条件为基础，以制度化教育为主体，建立民主、法制、开放、多元的现代教育制度的过程；所以，教育现代化研究应是实践取向的研究，它围绕教育制度、教育管理、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技术、教育组织形式等要素，建构以实现人的现代性文化精神品质为目标的实践模式。(2)教育现代性与教育现代化处于不同的层面，教育现代化问题处于显性层面，对于教育现代化发展的结果，人们总是过建立可度量的动态指标去测度；相对于教育现代化而言，教育现代性问题是现代教育问题中深层次的根本性问题，它蕴含于教育现代化过程中，处于隐性层面，它不象教育现代化那样是可测度的。(3)教育现代性具有普世性，而教育现代化则具有特殊性。现代性作为现代社会的主导性文化型态，在总体上源于西方；内发于西方的现代性在世界上扩展开来，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后发型或植入型现代化国家的现代性的参照标准，所以现代性呈现出普世性的特点，当今，“在全球日渐紧密的联系网络之中，普世化的格调将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具有普世性特点的现代性对各民族国家的影响越来越明显，现代性之普世性的特征更显突出。同样，教育现代性在原发型现代化国家和后发型现代化国家之间也呈现出一致性或普世性特点。但普世性的教育现代性的社会运动或现代化又是、也必然是与各个民族国家的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传统相遇、结合的，又是各民族国家自主选择的产物，因而各民族国家的教育现代化又呈现各具特色的“面相”。教育现代性的价值观念是普世性的，但教育现代性的实现方式则呈现多样化的特点。

从教育现代性的反思侧面与教育现代化的区别来看，教育现代化是教育现代性的实现过程，而教育现代性的反思是对教育现代化过程及其结果的反思，它在对教育现代化的过程及其结果进行价值判断的同时，对教育现代性本身作出价值重估，进而对现代教育的价值进行重构。教育现代化过程具有客观实在性，是主体积极的实践过程，但相对而言，教育现代性的反思是主体性的更高体现，是主体意识的更加自觉，两者处于主体意识的不同层面。

由上可见，教育现代性与教育现代化两者既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性，也存在明显的区别，存在学理上的分疏。所以，我们可将它们作相对分离，把它们当作两个相对独立的论域来对待，并在此基础上，突显教育现代性的研究。这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在处置教育现代性与教育现代化两个概念时，或者是在教育现代化范畴下来探讨教育现代性，或者是将教育现代性与教育现代化当作为两个等价、可相互替代的概念来使用，没有对两者进行适当的分疏、分离。任剑涛在其“现代性、历史断裂与中国社会文化转型”一文中指出：“现代化之作为一个‘现代’社会运动的‘客观’过程，被现代化研究者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来加以分析。这使得研究者的思路肴限在历史思路之中，无法解读‘现代性’之作为现代化的深层内蕴，对于现代化运动的深刻影响，以及这种影响方式的独特性。于是，在关于‘现代’问题的理论结构上，现代性问题被现代化问题遮蔽了起来。”任剑涛在此揭示的导致“现代性问题”被“现代化问题”遮蔽的缘由—受历史思路的有限，笔者认为也是导致教育现代性问题被教育现代化问题遮蔽、未被作为一个带有全局性问题加以突显的根本缘由。

第三篇：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反思对审计理性的启示

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反思对审计理性的启示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审计活动是一个理性思维的过程。审计理性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对审计的思维方式、思考内容、价值判断等的综合表述。本文借助黑格尔的精神分析，以理性为切入点，通过梳理现代化与现代性，提出审计理性的发展应对现代性充分反思，实现从前理性到成熟理性的转变，进而从制度层面的关注逐步走向价值层面的思考。

我们先对现代化与现代性进行辨析。现代化是一个以工业文明为核心的特定时代的概念，其实质是以达到高度社会化、工业化水平的生产力为目标，实现社会自身全面协调和综合平衡。而所谓现代性，是理性从中世纪末到启蒙时期孕育出来的时代精神，主要是科学、人文、法治精神和自由、平等、民主的理念。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论述了意识的形式和发展史，简化为三段：前理性、理性、精神理性。对理性的三个阶段作应用性、工具性与积累性、纯粹性的分析，可以发现：前理性是现代化的思想渊源，现代化思想，是现代性的初级阶段，其精神源泉主要来自于理性的应用功能；现代性，则是成熟理性展开的形态，其理念来自于理性的纯粹积累性。

历史来看，现代化的建设往往显示为物质性、利益性的增长上，即集中于“增长”的追求上。现代性的精神形态，突出表现在对自由平等的追求上，对个人、精神文化价值的肯定上，即集中于对“进步”的诉求。从我国的近现代史看，现代性实践多次被现代化的工具理性追求所取代。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虽然进行了一系列体制变革，但同时也出现了类西方历史的人的异化等诸多社会病态。

新中国审计迄今已走过二十多年的历程，从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到国有资产的安全，再到民主、法治的工具，国家经济社会运行的“免疫系统”。通过对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反思，我们认识到，审计的理性反思要防止审计理性的现代性异化，必须经由前理性到成熟理性的转变，必须要完成从工具理性到纯粹理性的转化，必须要实现从制度层面的关注逐步走向价值层面的思考。

启示一：审计理性的认知发展阶段

我们借用黑格尔的精神分析对审计理性的发展进行梳理。审计通过对审计对象的深入调查，在大量事实、数据的基础上，发现倾向性、普遍性的问题，总结出审计对象有关问题的规律以及审计思路、方法的规律。到这里，我们的意识已通过抽象能力达到从个别到共性的认识，实现了对审计对象从知觉形式的存在进入到对规律的知性认识，处于审计理性的前理性阶段。

当我们总结出规律后，需要对规律进行判断。在具体工作中体现为，运用既有的法律法规、案例等对审计结果做出定性判断。这些判断不仅只是与审计对象以及审计涉及相关领域的利害判断，还有是否符合所使用概念、范畴等的理念要求的深层判断，而这些理念往往具有时代性、阶层代表性，更多具有广义功利性。

在理性的第三阶段即精神理性阶段，我们运用科学、人文、法治、伦理等纯粹理性对知性进行价值判断。审计理性的独立判断突出体现在以超脱的地位和标准对审计对象给予评价，并且这种评价反映了人的更为超越的精神诉求，体现了人的终极关怀。

启示二：现代性反思扩展了审计理性的维度

领域维度拒绝单向发展，强调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现代化主要体现为经济的发展、物质的充裕，协调社会内部利益冲突的机制不断完善，人的知识理性逐渐丰富。但与此同时，“现代人”自身发展以及其发展的制度保障往往被忽视。对于审计而言，树立科学的发展理念，认识到社会作为一个系统，其发展是综合和全面的。经济增长并非发展的全部内涵。经济发展是基础与前提，政治民主、社会平等、文化进步为经济增长提供社会保障和精神动力。只有树立系统的、科学的发展理念，审计才能全面认识变革的社会。

理念维度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在现代性价值理念中，人是发展的核心；而发展需要物质资本的投入和现代制度的创设，更需要人力资本的投入以及具有现代人格和现代品质的人的生成。人是目的和手段的统一。对于审计而言，重申人的价值与理念具有重要意义。既有的法律法规是参考的依据之一，但最终的评价仍然应是对人的发展的影响。作为政府职能部门之一的审计部门，民本思想、民生意识应该始终作为我们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操作维度拒绝物化指标，强调评价现代化进程指标的和谐。以财富、经济指标来标识现代化，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据和认识论根源。这必然导致“人的现代化”和“以人为本”发展观相对立，与可持续发展观相悖，是一种地道的“物的崇拜”思维。同时物化指标也是对现代化整体的一种破坏和解构，对社会全面进步事业的忽视甚至排斥，这将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审计对于现代化进程各类事件、人、物的评价指标不仅要放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去思考，即考虑国内和国际的和谐，也要立足于本国的实际，不单纯追求某个方面的指标，真正体现现代性的是各个指标的协调发展。

启示三：理代性反思丰富了审计理性的价值取向

现代性的精神实质是科学精神、人文精神、法治精神和自由、平等、民主的理念。审计理性要实现从前理性向成熟理性的升华，就必须在规律性认识的基础上，提出自身的价值判断，将以上精神与理念贯穿于经济、制度、文化、生态、价值等多个维度层面。审计理性不仅以科学的发展理念指导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以人文的价值理念考察经济发展的历程与结果；审计不仅要以制度、规范作为行为标准，而且要以公平、效率、民主、法治作为制度创设、改革和完善的价值取向与评价尺度。

国家审计既是民主与法治的工具，也是国家经济社会运行的“免疫系统”。“民主与法治的工具”是从现代化进程的角度，从制度层面对审计本质的阐述；“免疫系统”则是从现代性国家的角度，从价值层面对审计本质的定位。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审计作为国家政治制度内生的“民主与法治的工具”，其工作使命将是内生制度的修缮，其理性发展将是从前理性升华为理性。作为“免疫系统”的国家审计，其内生的超越性决定其工作使命将是制度与制度目的的反思；其将从更为宏大视野、更为深刻的维度，将工具理性与纯粹理性结合起来，将制度思考与价值反思结合起来。因此，审计作为独立判断的第三者，在社会发展的制度层面，不仅要着眼于制度的完善，更应该超越既有制度，在价值层面上对制度作出独立的反思。

第四篇：论文：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学院：能源学院班级：采矿工程专业姓名：田超超学号：日期：

1303班

1303020324 2015.5.15 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化历史的文明古国，在这五千多年里，中国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成就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指从中国历史上沿袭和保存下来的、具有一定特点的思想意识、信仰、道德、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与社会心态等。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了以工业化、教育普及和科学化为重要特征的现代文明时代。这决定了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是其发展壮大的必然趋势。也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如何兼容并存成为了一个热题。

回望历史，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当时社会里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历史，对中国古代经济和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由于近代以来，中国受到了西方列强的欺侮，中国传统文化的至尊地位受到了质疑。而在21世纪的今天，更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还学什么传统文化呢，现在需要的是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学那个不就是走旧路吗？”面对如此荒唐的观点，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今天有一部分的人把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对立起来了，没有用联系与发展的观点去看问题。那么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现代化从理论上讲就是一个社会文化的代化（即经济、制度和观念的现代化都可以纳入广义文化的范畴。）对传统文化在批判的基础上继承，在继承的基础上综合创新。批判的理由：现代化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文化的问题。即需要在社会结构、制度、思想、观念乃至人的本身诸多方面由传统社会转型到现代社会。而传统文化是与一定历史社会和历史阶段相联系的文化，必然带有旧制度、旧观念的种种特征，不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现代化就无从谈起。这就涉及到对“国粹主义”和“文化本位主义”的批判问题。继承的必由性与继承的原则：从文化一般性特征来说。文化具有民族性和传递性，因此，对于有独特文化特质的一国文化不是一个能不能够继承的问题，而是一个必须继承的问题。舍此则一国无根，所谓国民性则无从谈起。这就涉及到一个对“全盘西化”的批判问题。但是，继承不能是全盘继承，而只能在批判的继承上继承，这是继承的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是在批判继承基础上的综合创新，综合创新的方法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具体做法是：①接受某些新的（中外）文化素质。②拒斥某些新的（主要是西方文化和当代中国文化的糟粕部分）文化素质。③保留某些传统的文化素质（如民族认同观念、爱国主义意识、价值观念的优秀成分、制度中的借鉴部分等等）。④扬弃某些传统的文化素质（如专制政治和价值观念中的官本位、保守主义、平均主义、重农轻商意识、人情观念、地域观念、重人治轻法治思想等。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适应。由文化的民族性和传递性看。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实际是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认同问题。文化传统可以造就一个民族的自尊心、自豪感和自强精神，因此，没有文化认同就没有民族和国家的认同。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适应实际上就是要克服文化优越感和自我中心的文化本位主义，通过对外开放，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的过程来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新文化。这对长期以来以文化悠久，有文化优越感的中国文化尤有必要。当然。适应的过程也是一个批判继承与综合创新过程。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现代化的文化根基，因为传统文化中包含着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积极因素。中国传统文化经过两千多年的考验，己深深融入中国人的生活之中。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能够在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转化为物质力量，对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现代中国人要走向现代生活，心须具备现代健康文明的生活观念。传统文化中的重点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它对于今天我们爱国主义建设有着极其的重要性。中华民族精神深深植根于绵延数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始终是维系中华各民族人民生活的精神纽带。试问一个人如果不爱国，那建设祖国现代化又从何谈起。“和”是儒家的主要思想，在今天这个依然存在着恐怖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世界上，在今天建设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上，都有其现实的意义。还有传统文化中还包含了崇德重义的道德情操，善解能容的处事哲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责任意识等等。这些具有精神价值的东西经过几千年的积淀，形成了我们的民族风骨和气度。但是最近发生的小悦悦事件，我们还能无愧于良心的拷问地说出我们的现代化社会很好吗？一个两岁大的小天使夭折在 这个冷暖不清的人间，有人愤慨地谴责那冷漠的十八个路人的见死不救与麻木不仁，但也有人为他们开解“毕竟我们身处在一个复杂的社会里，当你伸出援手时，你不知道下一秒等待你的是家属的感恩还是被误解为行凶者。”看，这就是我们的社会，难道这不是对传统文化中见义勇为、勿以善小而不为的背道而驰吗？难道这还不需要去学习传统文化中的积极成分吗？在机械化大步流星发展的时代，我们悲哀地发现一些美好的道德也在弃我们而去。虽然经济一片大好，但人心却在渐行渐远；在现代化高楼一幢幢拔地而起时，我们的道德却出现了危楼。难道这还能说现代化能摆脱传统优秀道德的支撑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传统 文化作为民族的智慧的源泉、文化承传的载体，既是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主义文化的宝贵资源。在现代化的今天，文化已经成为推动一个国家发展重要推力之一了，文化与经济日益交融。文化产业是一种新兴产业，它能创造可观的收益，也因此很多国家非常重视发展文化产业。在我国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要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之柱性产业。但我们没能很好地去发掘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来创造它的经济价值。如影片《功夫熊猫》、《花木兰》等不是移接了我国传统文化吗?我们怎么能舍弃传统文化的精华呢？建设现代化离不开传统文化啊。

中国传统文化包含了传统习俗，传统建筑，传统文艺，传统思想等。传统习俗是维系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纽带；传统建筑是凝固着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的结晶；传统文艺是中华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对于现代化的建设有着蓝本的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它的现代价值,首先表现在对其它文化的开放性上.这是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发展到今天并在现代社会发生作用的一个基本的前提.但传统文化或儒学的开放性还有它特定的意义,那就是主张每一个体对于他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国家的开放性,强调个人对社会国家具有参与感.这种参与感的特点是重在参与的实践过程本身,而不是过分看重当下的功利性的结果.在如此的文化模式的熏陶下,人们能够暂时忍受艰难困苦,孜孜不倦地努力工作,这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化实现的重要文化动力.在科学已经成为群体和社会的取向的氛围下,在群体的要求下接受和追求科学也就成为了约束自己行为的道德自律的真实内容.修身养性的自我品格锻炼可以转化为树立、培养和坚守对科学文明的向往和信念.在某种意义上,当代中国的科学热情前所未有地高涨,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伦理在促成和助长这一趋势过程中的积极的作用.而且,中国传统文化主张求变,《周易》讲：“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可以说中国文化的现代价值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它大张旗鼓地宣扬通过变革以求发展的精神.可以说,变革与发展的互动,在当今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实践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就人生价值来说,传统文化突出地强调了人的精神需求的重要性,而当鱼（生命）和熊掌（道义）不可兼得时,舍生取义便成为了人的自觉的选择.如此的“正气”塑造出了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维系着绵延不绝的文化传统.但传统文化并非不重视物质生命的价值.以物质生命承传为基础的孝道思想,使承载于生命的道德意识和自然知识的传播推广受到重视,不论是为功名、为财富、为名声,它都鼓励人的积极努力.尽管这个“为”的有意识追求本身在宋明以后成为“人欲”,但作为一种内在的动力机制,它实际上支配着人的日常生活实践和价值追求.正因为如此,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儒学与现代化无缘的绝对化的观点实际上是不恰当的.中国文化的核心范畴和中国人追求的终极的价值理想就是“闻道”.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而儒、道等家共同尊奉的经典《周易》提出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思想则是最为全面深刻地反映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它既是传统的,迄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同时又是现代的,甚至与后现代文化也可以相容.一阴一阳和合而成之“道”,是“和而不同”的思维传统的产物.无论是阴是阳,任何一性自身都不是完善的,而不完善就需要向完善化方向发展,就需要异性的补充,就需要外来之性与自性的亲和与转化.这一点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为中西互补提供的最为重要的理论依据.就流行的以天人分合模式看待中西文化及其价值的观点来说,中国文化既非典型的天人二分,也不是简单地一体合一.而是有合有分,分合互补.天人合一缘起于人与自然的原始亲和关系,道家的天人合一是建立在自然无为基础上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儒家的天人合一则主要是作为道德理想和精神境界发生作用,是儒家学者以伦理为本位建构自己的世界图景的产物.认识人与自然的差别并进行合理的调节,考虑和尊重人的价值,并使人的作用得到最充分的发挥,是天人有分思想最为重要的特点.正因为中国哲学是合一与有分的统一,所以并不缺乏作为哲学的基础的主体性的观念.相信人本身的力量,相信主体能够把握客体,既是天人之际思辨的最合理的内容,也为今天中国的现代化所必需.首先要认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人伦关系的重心已经不同.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社会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小农社会,人们的生产与生活基本在家庭、家族的狭小圈子中完成,与之相适应的道德体系便以家庭道德为主体,这种人际关系是相当固定的长期厮守或相处的关系.传统所说的五伦（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中有三伦说的是家庭中的关系.因此在这种伦理体系下的人是家庭人、角色人（同时作为父、子、兄、弟、夫、妇以及多重亲属关系的人）.而现代社会是工业经济、信息经济、知识经济交错的社会,每个人都有他的社会位置和工作.工作和事业成为个人生命中的核心部分.而社会生产是在广泛的协作下完成的,人们的生活也突破了家庭的狭小空间,而在社会大家庭中同呼吸、共命运.在这种社会生活的模式下,人与人的平常交往,更多的是“五伦”之外的“第六伦”———社会公众.因此,现代人可以说是社会人、职业人.其次,应认识传统人伦关系具有等级性和附庸性.传统社会提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它所表现的是一种绝对服从、隶属的关系,正因为如此,许多传统的德治往往打有等级社会的烙印,比如讲忠孝,总挥不去愚忠愚孝的历史梦寐,讲仁爱,也带着贵族君子施舍恩荫的意味.现代社会人民是主体,是主人,是人格平等的公民主体、责任主体,把传统的忠孝仁爱思想拿到今天,由于时代变迁,人们往往找不着感觉.由上所述,传统的道德从体系上说已经过时,但就其思想资源来说,它又有许多可供选择继承的优秀文化遗产.道德建设从根本上说要靠说服力,我们要建立适合现代社会的新的道德体系,其成功与否,就在于它有无深入人心的说服力.中国古人对道德文明建设作过巨大贡献,提出许多德目,在几千年的道德实践中这些德目内涵积淀极为丰富,每一德目都有许多圣贤名言和感人的故事,以这些作为思想资源去说服教育群众,能深入人心,群众乐于接受,因此我认为要提出和建立新的道德体系,应有选择地继承文化遗产.新的道德体系要借鉴传统儒家的道德思想,也要继承革命时代的优良传统,更主要的是,这项工作不能闭门造车,要通过对社会的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依据当代的中国国情和社会发展的趋势,来创造新的道德体系.很显然,这是一件庞大、艰巨的系统工程.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承认传统文化中存在着阻碍现代化进步的糟粕。例如：妇女的缠足、封建家庭礼教、女子的三从四德等等。其中对现代化经济和社会都影响很大的是腐败主义。而腐败丑恶社会现象的表现者，往往受到“权力私有”、“权力至上”和“官本位”等传统封建文化糟粕左右，抵制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阻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打着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的旗号，崇尚“关系就是生产力”的传统封建文化信条，肆意侵害党、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用充分利用和调动“权力资源”和“关系资源”为个人或少数人营私的手段，使传统封建文化侵蚀成为了腐败社会现象的一个显著特征。其实，其热衷的“用钱买权”、“以权换钱”以及“不择手段跻身特权阶层”等理念，是一种早在封建时代就已经存在的彻头彻尾的传统封建文化理念，如今不过是少数人在新世纪对“老世纪”文化糟粕的一种承袭和翻版而已，与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背道而驰，完全有悖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发展要求，严重影响着我们执政党执政地位的不断巩固和发展。还有的就是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过去，经商是被人看不起的，不知商业是产品流通的重要环节，对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繁荣经济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在现代，没有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也就无法走向现代化。缺乏民主精神是中国国民的一个显著特征。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封建意识对人们影响极深，封建专制思想一方面严重压抑和束缚个性发展，另一方面，造成特权思想，直到今天，中国人仍缺乏民主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对于现代化社会能否有序地发展起来起着关键的作用。民主观念是现代化意识的重要表现之一。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既有相违背的方面，但也存在着很多可兼容的因素。所以面对传统文化，我们要采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面向世界，博取众长的态度，克服守旧主义、历史虚无主义，也要反对封闭主义、民族虚无主义。这是在现代化社会里传统文化继续向前发展的必由之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促进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现代化，在传统文化现代化中构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协调发展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使命。

第五篇：论中国农业现代化与持续化

论中国农业现代化与持续化

刘巽浩

科学理论是实践变革的指导。本世纪以来，先后出现了4 种全球性与农业有关的思潮，即农业现代化、绿色革命、自然农业与可持续农业。作为一种思潮，往往是狂风般的蜂拥而来，也可能是落潮般的悄然而去。各种思潮中科学性强的理论能经受历史的考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经久不衰；也有部分科学性不强或反科学的理论只能热闹一时而自然地退出历史的舞台。站在当代受各种思潮冲击的人们，必须保持冷静头脑，分析思潮产生的背景、实质性内容、利与弊，进而辨认其科学的真伪，从而从本国本地的情况出发，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任何对农业思潮的盲从或“拿来主义”都会导致行动或决策中的失误。

1、农业现代化思潮—20世纪的主旋律

从原始农业转变为传统农业，再从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或地区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19世纪工业与科学技术发展为农业现代化准备了条件。1892年第一台拖拉机问世，1940年李比希营养归还学说出台，再加上达尔文杂种优势理论与摩尔根遗传学理论等，促进了农业现代化思潮与行动的产生和发展。其主要内容是以现代工业装备农业，实行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水利化；以现代科学技术武装农业，用杂交玉米等高产新品种与新耕法替代老品种老经验；以现代经济管理理论和方法经营农业，用开放式的商品经济替代封闭式的自给性传统经济。

农业现代化思潮有力地推动了现代农业的发展，世界农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就。本世纪40年代美国率先实现了以机械化为主要特征的农业现代化，到60年代，占世界耕地面积40％，人口24％的工业化国家先后实现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从本世纪初到80年代中期，世界人口增加了2倍，但谷物增长2.3倍，农业产值增加2.4倍，用事实否定了马尔萨斯关于人口增长快于粮食增长的悲观预测。劳动生产率空前提高，美国一个农民人均产粮已达110t，产肉101t，可养活80个人。目前，由于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加上粮肉生产过剩而将注意力转向环境，因而作为一种思潮的农业现代化已经不再受青睐，但实际行动仍在继续，而且进一步向后现代化迈进。发展中国家正在进行的绿色革命实际上也是农业现代化思潮的影响而衍生的一种行动。

现代农业在产生奇迹般的增加产品与效益的同时，由于曾对资源环境的忽视而带来某些负面效应。例如能源消耗急剧增加，从1950年的0.36亿t增加到1985年的2.6亿t石油当量，因而有人贬称之为“ 石油农业”；农药、除草剂等化学品对环境与食品安全构成威胁；有人还担心大量施用化肥会不会破坏地力和污染地下水；有人还将主要是工业化引起的水、空气污染也归咎于现代农业。这些问题正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近来已将资源环境良化问题纳入并作为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问题。

2、自然农业思潮——一次超凡脱俗的尝试

作为一种对农业现代化的逆反，70年代西方出现了企图替代现代农业的第一次尝试，即自然农业思潮。其派别与口号多种多样，如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生物农业、替代农业、再生农业、自然农法、超工业农业等等。形成了在学术界颇有影响的农业思潮。较有名气的是，英国真菌学家霍华德提倡的“有机农业”；1971年美国土壤学家艾希瑞克发起的“生态农业”；日本的福风正信写了一本“绿的哲学”，提倡无施肥无耕作无农药无除草的“自然农法”等。

这股思潮各种派别的共同主张是：在哲理上提倡归朴还真，与自然和谐一致，尽量减少人类对自然的干预，主张低投入；在技术内容上强调传统农业技术，提倡堆肥、轮作、豆科作物、生物防治等，排斥现代农业科学技术中的人工合成化学品（化肥、农药、除草剂、饲

料添加剂）与生物工程技术；在管理上主张小型、自给自足，强调农户（场）内闭合式物质循环而排斥农户外的投入。

这股思潮对农业生产的实际行动影响不大，但受生态至上的环境保护主义的推动，在学术界曾一度成为时髦。然而就是在西方也争论甚大，提倡者认为这是一种农业的“理想国”，反对者认为是“复古”、是“神话”。

自然农业思潮有其积极与消极的方面。它强调崇尚自然，对唤起环境保护意识起了积极的作用，纠正了现代农业只强调产品与效益而忽视资源环境的不足；它所强调的某些传统农业技术仍有其积极的作用；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等作为一种农业的特殊模式，在某些情况下少量应用（如旅游农业、环保型农业、安全食品）也是不足为怪的。另一方面，这股思潮又极端地强调自然而走向否定人的能动作用，反对投入，反对人工合成品，企图返回古代式传统技术而否定现代科学。在理论上，违反最基本的能量转换与散逸定律，企图实行自我封闭式的物质循环模式，而滑向科学上的倒退。因此，作为一种农业的整体战略是不足取的。在实际生产上，由于它只强调保护自然资源环境而忽视生产与经济，因而不能广泛地被农民与政府接受。

3、可持续农业思潮——当前的热点

本世纪中后期，为抵制工业化所产生的消极影响，环境保护主义风起云涌，席卷全球，罗马俱乐部悲观主义的代表作“增长的极限”译成了几十种文字，“生态危机”、“粮食危机”、“资源环境危机”、“经济滞胀”，以至于“世界末日”等说法震憾人心。于是，有识之士提出了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主张，并很快形成一种世界性思潮。在农业上，鉴于自然农业第一次替代尝试的碰壁，80年代中期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可持续农业的思潮。企图以此作为替代现代农业的第二次尝试。

在吸取现代农业、自然农业优缺点以及成败教训的基础上，可持续农业思潮既强调粮食安全与发展农村经济，又强调保护资源环境，实现生产、经济、生态三个持续性的统一。既强调发展当前的农业而又不破坏资源环境，兼顾当前与长远，促使农业与农村的可持续发展。与自然农业受到冷落的处理不同，可持续农业思潮一出现，国际社会即刮目相待。许多国际机构，如联合国粮农组织、开发计划署、环境署、世界银行以及许多国际性农业研究机构，都纷纷以此作为发展农业的指导思想，有的国家政府或议会还通过相应决议与法律措施。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发展与环境”世界首脑会议上通过“廿一世纪议程——可持续发展”的宣言，成为一个里程碑。1993年在北京召开了“国际持续农业与农村发展学术讨论会”，1994年4 月中国国务院通过“中国21世纪议程——人口、环境、发展”白皮书，其中将农业与农村持续发展作为重要内容之一。

作为一种农业发展的战略方向，可持续性获得了国内外各界的广泛赞同。强调农业的当前与长远的结合，重视持续能力的建设，这是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的。当然，由于时间尚短，对于可持续农业究竟是什么，仍然仁者见仁、意见各异。可持续性究竟只是一种思路或农业的属性，还是一种策略与模式等问题尚在争论中。至于可持续农业的定义、内涵、技术体系等更是众说纷纭。一些西方国家专家简单地将环境保护技术或自然农业提倡的某些传统农业技术移花接木就作为可持续农业的技术内容，有的甚至以传统技术排斥现代科学技术，或只强调环境而排斥发展。这些观点招致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异议与批评。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将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农业的思路与战略，而不是一种具体操作的模式，更不能将某些西方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等模式嫁接在可持续农业之上。也有人认为可持续农业内容空洞难以操作，以至在1996年底在罗马召开的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上，尽管粮农组织仍强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路，但已转而将农业与粮食安全的突出地位让给了“新的绿色革命”。谈到农业现代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我们的认识是，这两者不是对立或相互替代而是互为补充的关系。农业现代化与可持续化是从不同角度上反映了农业发展的方向与战略，可

持续性强调了农业发展的态势与后续能力，弥补了原有农业现代化的不足，但它不能替代农业现代化中有关物质装备现代化、技术现代化、商品化、市场化等各项内容。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讲，今后的任务，是将传统农业转变为在可持续发展基础上的现代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与持续化。

至于“中国生态农业”与可持续农业的关系，我们的看法是，在各地实践中，一些生态农业或农业生态工程的作法与西方的“生态农业”是有本质区别的，基本思路与作法和“可持续农业”是一致的，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目前中国社会上与官方将生态农业看之为一种以保护生态环境为特点的农业模式之一（如陕北、三峡库区以保持水土为特点的农业），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当然，也有少数同志持西方生态农业观点，主张不投入少投入，不用化学合成品等，这在科学上与农业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还可能导致决策的失误，对这种极端的观点，包括“中国生态农业”提倡者在内多数人是不赞成的。鉴于此，广大的可持续农业的热心赞同者，包括多数“中国生态农业”赞同者在内，应携起手来，共同为中国的农业现代化与持续化而努力奋斗。

4、绿色革命思潮——发展中国家振兴农业之依托

本世纪60年代，在发达国家基本实现了农业现代化的同时，在发展中国家开展了有声有色的绿色革命。这一思潮与行动的主要内容是通过推广高产新品种（如矮秆小麦、矮秆水稻、杂交稻）带动农业的全面发展。但只改变品种而不改变生产条件收效甚微。因此在实际推行过程中，形成了种子＋化肥＋灌溉三驾马车一起上的局面，故有人又称之为“肥水农业”。其实质是农业现代化的一种衍生与前奏曲。由于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力量弱、劳力多、规模小，因而与发达国家不同，其强调的重点不是机械化而是投资少见效快的新品种与化肥、农药等，水利对多数地处热带、亚热带的发展中国家十分重要。

绿色革命在亚洲、拉丁美洲取得了积极的效果。60年代以来，整个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快于发达国家。以1961—1965年作为100％，1992年发达国家农业生产指数为149，而发展中国家为238（中国280）。80年代后期与1950年相比，农业总产值发达国家增加0.86倍，而发展中国家达1.64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农业总产值之比也由2∶1变为1∶1。可惜，作为一种思潮，绿色革命在70年代后遭到厄运。一些来自发达国家的专家批评绿色革命造成了农村两极分化，贫苦农民因无力购置新品种种子、化肥、农药等而难以从绿色革命中得到好处。随后自然农业、可持续农业思潮又接踵而起，这样，绿色革命思潮就沉寂了下来。但是，这一思潮指导下的行动却在发展中国家继续开花结果。其中，中国与印度被国际上认为是绿色革命的典范。

最近，在沉寂了1/4世纪以后，绿色革命在罗马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上重新被提了出来。出乎许多人的预料，联合国粮农组织并未将当前世界的热点——可持续农业——作为农业发展与粮食安全的主要手段，而将“新的绿色革命”放在突出地位。重新肯定了新品种、化肥、灌溉、农药在农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特别强调化肥与灌溉是“新的绿色革命”的重要部分，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所谓“新”主要有两点：一是绿色革命的四大技术手段必须与社会经济环境相适应，采取相应的政策与科技进步并增加投入；二是将绿色革命的各项技术建立在可持续发展基础之上，重视对资源环境的保护。

5、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集约持续农业

以上4种思潮各有所长与所短，各有它的背景与适应性。农业具有极大的地域性与差异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农业的思路、目标、内容、技术系都不尽相同。发达国家人均占有谷物750 kg，肉类60kg，而发展中国家却分别只有250kg与12kg。因此，前者已将关注的热点放在环境上，而后者仍将发展生产增加农民收入放在首位。我们在努力吸收世界各种农业思潮与理论精华的同时，一定要冷静地加以辨别，关键在于“中国化”。1949年以来，中国的农业生产、农民生活与农业生态环境获得了持续的发展与改善。

但是随着人口、工业的增长与人均资源的减少，农业与环境形势也日趋严峻。怎样养活养好十多亿中国人已成为世界注目的焦点。在罗马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期间，一位美国记者向我提出：“你认为中国真的能够达到粮食自给吗？”我的回答是“在今后一二十年内，如果我们真正去努力搞好农业，而且按适合中国国情的方向道路去进行的话，做到粮食基本自给不是不可能的”。那么什么是中国式的农业发展的方向道路呢？

首先，我们要力争用30—50年或更长一点时间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尽管当前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农业现代化而不再将这口号作为他们的目标，因而国际学术界农业现代化的声音已甚为微弱，西方已将现代农业称之为常规农业。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仍有待于完成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在这个大方向上，我们必须坚持定不移，下定决心去实现农业现代化。

它的主要内容是：第一，在物质上用现代工业装备农业，实现水利化、化学化、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这是农业现代化的物质基础，没有它就谈不上农业现代化。第二，在技术上用现代科学技术装备农业，实现高产化、良种化、耕作制度与农业结构优化、栽培技术规范化、资源利用高效化、节约化。第三，在经济上，用现代的经济管理科学指导农业，实现商品化、市场化、农工贸一体化（产业化）、土地或经营规模化、社会化。第四，资源环境美化。保护资源，减少污染，净化美化农田与农村环境。最后，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还必须与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同步进行，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最终目的是持续地提高生产力，实现农村农民的富裕化。那种匆忙将农民真实的人均年收入还不足200美元时就拔高为“小康”的作法是值得商榷的。

其次，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还必须有自己的发展道路与模式。根据中国人多地少、粮食紧、规模小特点，必须强调高产、高效与持久发展相结合。第一，集约农作：将提高土地利用率、资源利用率放在首位，力争低产变高产，少熟变多熟，广泛采用复间套种。绿色革命强调的高产品种、灌溉、化肥等集约技术仍是农作的支柱。除种植业外、畜禽业、水产业也要逐步集约化。第二，高效增收，也即要在高产的同时做到增加经济效益，力争高产与高效的同步进行。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农业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内容，但它必须从人多地少，农户规模极小而分散的特点出发，走东方型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路子。要随时根据市场需求调整农业结构与作物结构，增加高价值动物与作物的比重，粮食、经作果菜、畜牧、水产等要均衡发展，积极发展外向型农业，大力开展农产品的就地加工与其它二三产业，促进农村的小康与富裕化。第三，在保护资源环境基础上，强调自然生态与人工生态的结合，不断改善生产条件，提高土地综合生产能力与抗逆能力，改造中低产田，建设高产田，促进农业与农村的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