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制现代化与市民社会

第一篇：论法制现代化与市民社会

论法制现代化与市民社会

摘要：法制现代化过程中，传统法与现代法纠结在一起，不利因素和与有利因素相互消长。法制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法制现代化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公民的法律意识是否发达。法制现代化的结果状态是法治。现代市民社会的基本特征表现在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利益多元化、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充分发展、人的自由的实现和个性解放等方面。

关键词：法制现代化;转型法治;市民社会

一、法制现代化的转型

中国社会正在进行一场全面而深刻改革。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方式、意识形态、道德等等所有方面都会产生历史性的变革。这些变革表现在法律制度上既是一场从传统向现代的法制转型；转型的内容包含了以下方面：

(1)从传统的专制、人治到现代的民主法治；(2)从传统的义务本位到现代社会的权利本位；(3)从传统的宗法伦理法到现代理性法；(4)从传统的诸法合体到现代法律体系的形成；(5)从传统的司法擅断主义到现代的司法程序化。可知，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转型，完全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法制革命。这场法制革命的动力，既有国内本土因素推动，也离不开法律国际化趋势的促成。

法制现代化是整个社会全面实现现代化改革大系统的子系统。因此，法制现代化的本土动力来自我国社会现代化的系列改革；现代市场经济、商品社会和民主制度的建设以及人们日益增长的充分体现市场主体的平等自由、独立自主、等价交换的理念，迫切要求国家建立一种对个人主体权利尊重、人人平等、相互尊重、充满自由的法律体制和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伴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浪潮，各国在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相互交流与合作中，法制变革也呈现出一种国际化趋势，即所谓法律发展的国际化；它主要是指在法律文化的传播与交流过程中，各个主权国家的法律制度蕴涵着世界法律文明进步大道上的共同的基本法律准则，这使得各国的法律制度在某些方面彼此接近乃至融合,进而形成一个相互依存、相互联结的国际性法律发展趋势。当代世界法制国际化进程是一种客观大趋势，国家需要成为国际事务的重要参与者，就必须使国内法顺应国际社会的法律合作、融合乃至局部统一的趋势，这是法制现代化的外部动力。

必须强调的是，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国际化趋势不意味着对法律本土化或民族化的消弥。现代化更多的是本国传统与现代文化类型的冲突与变异，具有价值选择与重构的意味。中国传统儒家法是一种“身份法”，个人的权利义务首先来源于“身份”，身份决定着一个人的地位和尊严，脱离了身份关系的人在精神上难以生存；长久如此如此必然造就人的身份意识发达而权利、法律意识弱化。所以，法制现代化的关键因素不仅在于建立科学的法律体系，更重要的是培养公民现代法律意识。法制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一个国家的法制现代化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公民的法律意识是否发达。法制观念现代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就是要培养公民信任法律、尊重权利的现代法律意识，确立法律至上的现代法治观念。

二、法制现代化的结果状态是法治

法治是指法居于国家和社会的统治地位，而不是国家以主体身份用法来治理和统治社会和人民。现代法治的基本特点是：公民权利得到保障，国家权力受到制约；公民平等的享有人权、自由和民主；社会的统治形式和统治手段是法律；国家机关

不仅仅执行法律，而且其本身也为法律所约束和支配；法律是衡量国家、组织及个人行为的根本标准。法制现代化的内容可以总结为：由专制走向民主，由义务走向权利，由君权走向人权，由人治走向法治；由等级特权走向分权与司法独立。法治的基础是民主与人权，专制独裁只能造成人治。法治的呼唤与中国传统法“礼治”的追求和对伦理道德的高度重视发生着极大冲突。中国传统法是以人际和谐和天下太平的社会秩序为最重要价值理想的，义务、隐忍、自律的伦理道德是实现这一理想的社会关系的调整器。而现代法治的核心价值就在于人主体的独立和个性的发展，以法律提供可靠的手段来保障每个公民自由地合法地享有权利，而免受他人专横意志的摆布，人的现代化意义也在于此。现代法治高度重视法律的权威性，而不是仅仅把法律视为道德的附庸，成为统治人民的工具。在此意义上，法制现代化是与法治内在地结合在一起的。法治成为衡量法制现代化的关键性指标。

三、现代市民社会构想

从历史上看，“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是西方国家的产物，最早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提出，一般指与野蛮社会相区别的文明社会；近代国家生产后，“市民社会”则是指在那些源出于保护个人自由的思考以及反对政治专制的近代自由主义政治思想、源出于对市场经济的弘扬以及对国家干预活动的应对的近代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基础上而逐渐产生的相对于国家以外的实体社会；①这个概念是讲，市民社会是相对于国家而言的一种社会存在,它所界定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要在国家和社会的两个方面中保证社会的独立存在,不受国家的干扰。而在这种社会独立存在的空间里,社会的自由和高度的自治可以得到保证,从而可以保证社会成员的充分自主性的发挥。而社会成员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和价值,可以在自愿的基础上自我组合起来,依据不同的利益和需求,成立各种自治社会组织进行活动,并可以进一步进入政治活动领域,以确认自己的不同于其他集团的利益表达。所有这些活动都是有法律作为基础的。市民社会中最重要的是个人自主与成立社会组织的自由。因此总起来讲,市民社会应该是建立在个人从事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的基础上并与国家相脱离的社会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社会本着自愿的原则，自我组织、自我规则、高度自治。这种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在法治的框架下自我运转,并与国家权力相制衡。市民社会在人类历史上经历了“自然状态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两种状态后，发展到现代呈现为“法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对应相关形态，即现代市民社会。现代市民社会与法治国家密切相关，市民社会内化着现代法治的价值。市民社会在于培植独立于国家并不受国家权力干预的私人自治领域和与国家权力制衡的社会自治领域；同时，法治发展的目标在于使法居于国家和社会的统治地位，在社会领域内实现依法实行社会自治的秩序状况，在政治国家的领域内严格依法运行、配置、限制政治权力。可见，实现社会依法自治，在对公权力有效控制和私权利的有力保护中实现两者的平衡是市民社会建构和法治发展的同一目标。因此，既可以把市民社会看作是与现代法治相联系的一种现代社会形态，也可以将其视为现代社会的价值取向；这种社会或价值具备如下基本特征：

（一）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利益多元化。

市民社会的基本运作机制是一种相对自主的运作方式。首先，体现这种特殊运作机制的就是它的契约型规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商品所有者的个人必须摆

脱各种社会限制和束缚，能根据市场规律独立自主地判断和选择，在此基础上平等地与他人进行竞争和交易。市民这种经济地位的独立性和经济行为的自主性内在地规定了市民社会是一个自我管理的社会。在某种意义上，市民社会可以看作是一个由许多相互关联的生产、交易和消费行为构成的总和，拥有自身的内在动力和不受外界影响的规律，从而独立于政治或国家。②现代法治在价值上是对契约、自由、权利和正义的诉求，在形式上是理性化和个体化的运动主线，而在社会结构上则是市民社会的勃兴和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近代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分离并获得了与国家的并立发展，使人类由等级特权社会逐步步入自由平等的公民社会，同时造就了社会利益的普遍分化、社会结构的多重建构以及社会成员的普遍权利要求和多元价值期望，进而形成多元分立的社会权力以及公私领域的明显分离。因之，任何一种权力(包括国家权力在内)都无法确立和推行单

一、独占性原则，并必须为自身的存在和运行寻求合法性。普遍利益和特殊利益、多元化的权力和权利，都处于多重冲突与协调的复杂情境之中。为此，便产生了对理性规则的多样性诉求，法律至上的精神便得以确立。

（二）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充分发展。

市场经济的发展催生了市民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市民社会的各个基本要素，打破了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高度控制，使大量的个人和组织摆脱了政治权力的束缚,成为非政治生活的主体。市场经济的自由产权制度划定了国家权力的最后边界,拓展了市民社会的活动空间。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推动了经济成分的复杂化和所有制关系的全面变革,导致社会多元化、社会结构变化和社会阶层的分化。使得社会阶层结构已不再是“两个阶级、一个阶层”(比如，我国建国以来分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出现了不断增多并且在扩大的企业家阶层和社会中间阶层。同时,相对独立的社团与非行政化的经济、社会、文化领域的各种非赢利性经济组织大量涌现，日益成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介。政治国家代表“公”的领域,而市民社会代表“私”的领域，是相对于政治而言的非官方的社会结构和过程。个人享有充分的自由和权利；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不依附于国家的独立的市场主体；行业组织和其他社会团体充分发达和高度自治；社区成为居民民主管理的基础单位。各种社会主体的权利观念和自主意识不断觉醒和成熟。市场经济体制下，市民在运用财产权和自由权的过程中，培养了宽容、合作和团结的精神，形成了一种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习惯和能力，并通过自由结社形成了一些自我组织。这些自我组织的地位彼此独立且平等的，社会成员的利益也完全独立与平等，既不受政府公权力的侵犯，也不受其他主体的干扰。各利益主体在法律的框架内自由为其利益规划，并通过自由博弈的方式来达致各种利益格局间的平衡。③与此同时，法治国家为市民社会提供制度性法律保障，并通过抽象立法行为与具体的执法、司法行为，对市民社会进行必要的干预和调节；市民社会则作为制衡国家的力量，培育和发展多元利益集团，为民主政治的实现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三）人的自由的实现和个性解放。

市民社会中，个人自由得到明确承认，个人不再是国家的附庸，而是作为一个理性的权利人存在，要求在自己的权利领域内，能够自由地创造和获取财富，独立地处理私人事务而不是由政府官员包办代替。为确保个人享有自由地行使选择权和决定权，市民社会必须成为一个独立的私人生活领域，在政治国家之外实现自治，并使人性得到解放。首先，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意思自治的人的自主人格的确立。市民社会的根本构造是由“自由的个人”所成立。“自由的个人”是挣脱封建社会人身依附关系以及个性解放后独立存在的自在体。其次，法治国家的确立和市民意识的形成。法治国家是权力受到制约、人权得到保障、公民自由充分享有的“服务者”，实质就是指能够承载并确立自主的个人人格和市民意识的体系化的特定机制。以自由意识、平等意识以及主权意识为核心内容的、内化为市民主体的思维方式并指导其自主行为的意识就是市民意识。最后，人性得到解放。现代市民社会中的的人性，已远不局限于善恶的检讨，也不再属于道德（或宗教）考察的对象，而是成为心理主义的描述对象，人的现实的欲求成为“自然应当”，欲望的正当化本身成了理性精神的表征；④“今生的幸福不在于心满意足的不求上进。旧道德哲学家所说的那种终极的目的和最高的善根本不存在。终止欲望的人，和感觉与印象停顿的人一样，同样无法生活下去。幸福就是一个目标到另一个目标不断地发展，达到前一个目标不过是为后一个目标铺平道路。所以如此的原因在于，人类欲望的目的不是在一顷刻间享受一次就完了，而是要永远确保达到未来欲望的道路。因此，所有的人的自愿行为和倾向便不但是要求得满意的生活，而且要保证这种生活，所不同的只是方式有别而已。”⑤人不再是上帝的制造物或者天命的附属品，而是被视为自然地产物。人的现实感性和欲求成为界定人性的关键，七情六欲因此得以正当化，自然人的价值、尊严和个性由此而得到前所未有的肯定和张扬。⑥

注释：

①邓正来《：邓正来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0-17页。②马建兴：《“市民社会”概念的意义及其与法治的辩证关系》，《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总第67期。

③马建兴：《“市民社会”概念的意义及其与法治的辩证关系》，《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总第67期。

④赵明：《近代中国的自然权利观》，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⑤（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2页。⑥赵明：《近代中国的自然权利观》，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参考文献：

[1]邓正来：《邓正来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孙笑侠：《法的现象与观念》，群众出版社1995年版。

[3]马长山《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4]赵明：《近代中国的自然权利观》，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5]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第二篇：论中国法制现代化

论中国法制现代化

仲康

引言

法制现代化代表着人类弃旧图新的意志和愿望，是指人类社会伴随着从人治社会向现代法治社会的转型而相应地由传统法制向现代法制转化的历史过程，是人治型的价值规范体系向法治型的价值规范体系的变革过程。

法制现代化包涵三层意思：第一，法制现代化是一种内制改革的需求，指法律制度能够对社会内部的各种关系给予广泛的、有效的法律调节，实现法律制度本身的体系配套与内容完善。第二，法制现代化反馈着现代文明的所有成果和优秀品质，体现着受外力促进后的创新精神，强调剔除愚昧落后甚至野蛮的因素。第三，法制现代化要求人们拥有深邃的、对法律适应时代需求而进化的理解和认同，代表着人类前进过程中弃旧图新的意志和愿望，是一种最高境界的价值追求。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依法治国为主题，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次以依法治国作为中央全会的主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法治社会建设的高度重视，使得法治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而要实现法治社会就必须要经历一个法制现代化的过程。但是，目前我国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法制现代化仍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因此，明确我国法制现代化的目标，研究目前中国法制的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分析现代化进程中各种问题的成因，探讨推进法制现代化的途径，对加快建设法治中国有着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法制现代化相关概念解析 1.法制的内涵

对法制的内涵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理解：一是广义的理解，法制是指国家的法律与制度，其中法律包括成文法与不成文法，制度包括依法建立起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制度；二是从狭义上说，法制是指统治阶级按照民主原则把管理国家事务制度化、法律化，包括法律制度与法律秩序。

在我国，一般认为法制是一切法律现象的综合体系，通常包括制定法律、执行法律与遵守法律三个方面。

（三）法制现代化概念

法制现代化作为法律发展理论的一个重要范畴，其研究的重点在于考察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法制体系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一般规律，其研究既要反映现代化这种社会发展现象所具有的一般规律性，又要体现法制现代化自身的特殊规律性。

1、法制现代化的涵义

法制现代化是一个发展的、系统的、比较的概念，又是一个多层面的包容性概念。从不同的方面来看，主要有以下涵义：

（1）是法制形式现代化与法制价值现代化的统一。

从法制体系的构成情况来看，无论法律现象是如何的纷繁复杂，但法制体系所包容的内容不外乎两个大的方面，其一是法律的形式方面；其二是法律的价值方面。既然法制现代化是表示法制体系由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那么，法制现代化也就包含了法制体系的形式转型和法制体系的价值转型，是法制形式现代化和法制价值现代化的统一。

法制体系的形式转型首先表现为法制体系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从社会政治体系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上层建筑体系；其次，从法制体系的内部结构来看，法制形式现代化是指法制体系内部实现结构性分化，体系的架构趋于科学合理，组成成份更加丰富完善，比较充分地反映和满足整个现代社会生活对法律的全方位要求。

法制体系的价值转型则是指法制的传统价值观被冲破，反映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价值观念的现代法制价值观念体系得以确立。

法制价值现代化是实现法制形式现代化的理念支持，规定了形式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和目标模式，有力地推动和支持了法制体系的形式转换；法制的形式现代化反映了价值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同时形式现代化反过来促进价值现代化的深化。

（2）是相对独立性与对社会现代化整体依存性的统一。

法制是一个国家整个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就上层建筑体系来讲，法制体系的确立依赖于上层建筑中政治、道德、哲学、宗教等体系的发展和支持。不仅如此，整个上层建筑体系的确立还依赖于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和支持，没有社会生产力的现代化，整个上层建筑的现代化就失去了基础，从而也就没有法制的现代化，而法律随着政治现代化的发展从政治体系中分离出来，为相对独立的法律体系的确立创造了历史前提，作为社会现代化整体的一个主要层面——法制现代化因此具有了其相对的独立性。同样，法制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反过来又可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现代化和上层建筑其他领域的现代化。

（3）是社会法律生活的整体变迁与法律规范体系变革的统一。

法制现代化之法制是包容所有法律现象的综合体系，它包含了实体法律规范体系、程序法律规范体系、法律价值、法律概念、法律文化与思想方式等社会法律生活的全部。因此，从相对独立的法制体系发展变化的层次上看，法制现代化不仅仅是实体和程序法律规范体系的改革或变革，而且还是涉及整个社会法律生活各个方面的一个多层面的进程，同时还涉及到法律思想和法律实践等所有方面的变革。虽然不同社会背景下法制现代化的道路不同，但法制现代化始终是整个社会法律生活的整体变迁与实体和程序法律规范体系变革的统一。

（4）是传统法制与现代化法制之间的对立和统一。

法制现代化的过程本身是一个法律革命的过程，通过革命实现传统法制向现代法制的转型。法制现代化意味着现代法制对传统法制的突破、超越或者说是一种历史的否定。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否定并非是一种简单的、全盘的、决然的否定，伯尔曼提醒我们注意：第一，从11世纪后期和12世纪起，除了革命变革的某些时期，西方的法律制度持续发展达数代和数个世纪之久，每一代都在前代的基础上有意识地进行建设：第二，这种持续发展的自觉过程被认为（或曾经被认为）不仅仅是一个变化过程，而且也是一个有机发展的过程。亨廷顿在处理传统与现代化的问题上更强调传统的历史地位，他说，这些传统的东西实际上构成了相当多数新兴国家的特定国情。问题不是去消灭它们，而是借助它们来实现社会动员和整合，从而导致现代化。可见，这种否定是人类社会法制运动有机发展过程的一次飞跃。(责任编辑：1011)法制现代化的内在规定性涵摄了法制作为社会生活重要层面的含义，法制现代化的内容、现代化的途径、现代化的背景、现代化的冲突无一不折射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特征，同时，法制现代化又要在其规制下调整发展，从而实现社会改革发展的和谐。

2、法制现代化的主要特征

法制现代化内容广阔、含义丰富，主要特征有：

（1）法制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革命。

法制现代化是人类法律文明的成长与跃进的过程，这种历史性的跃进，导致整个法律文明价值体系的巨大创新。而且，法制现代化的确是文明社会中法律发展进程中的一场深刻的革命。伯尔曼说，“革命这个词不仅用于指新体制借以产生的最初暴力条件，而且也指体制得以确立所需要的整个时期”。法制现代化之所以是一场深刻的法律革命，主要就在于它所反映的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这一特定阶段中法律变革的激动人心的画面。它不仅要摆脱人对人的依赖关系，而且要积极创造条件，摆脱物的依赖性，使社会生活“表现为自由结合、自觉活动并控制自己的社会运动的人们的产物”。它根除了那种表现为与个人隔离的虚幻共同体的传统权力，建立起尊重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确保人的个性的价值机制。因而，社会成员的广泛自由和权利在法律上得到了确认和保障。在法制现代化的变革过程中，传统法制与现代法制的历史差异性是显而易见的。在中国，与以往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不同，社会主义现代化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关系的本质特征，反映了人类社会法律文明成长与进步的客观规律，蕴涵着社会主义法制的价值基础。这就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法制现代化的革命性意义。

（2）法制现代化是历史性转化。

法制现代化是一个从人治社会向现代法治社会的转型过程，是人治型的价值向法治型的价值的变革过程。从传统法制向现代法制的历史更替过程是相当复杂的，人治与法治这一对变项涵盖了传统法律与现代法律之间分野的一切特性，构成了区别这两类不同的法律价值系统的基本尺度。换言之，法制现代化与法治是内在地结合在一起的。应当把人治的衰微、法治的兴起作为法制现代化过程的基本评估系。这是一种把从传统法律向现代法律转变过程中各种有关因素，形成为逻辑概念上连贯一致的“理想类型”分析。这种转变乃是从传统性行动向合理性行动的历史转化，是从人治型的价值向法治型的价值的历史性创造性的转化。

（3）法制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

法制现代化是一个包涵了人类法律思想、行为及其实践各领域的多方面进程，其核心是人的现代化。我们知道，法制现代化既包括法律制度的现代化，又包括法律观念的现代化，而这两个层面都离不开人的现代化。

从人的现代化与法律制度的现代化的关系来看，实现法律制度的现代化，就是要提高法律调整的效率，科学地系统地建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相适应的现代法律调整机制。而实现法律调整的主体是人，没有具有较高法律意识水平的广泛的公民群体，法制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

再从人的现代化与法律观念现代化的关系来看，一个国家的法制现代化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公民的法律意识是否发达。不可能设想，一个国家绝大多数公民对法律缺乏信任，轻视法律，竟会实现法制现代化。然而，法制观念现代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就是要培养公民信任法律、尊重法律的思想意识，确立法律至上的现代法治观念。这是人的现代化的主题和应有之义。

一个先进的现代化法律制度要获得成功，取得预期的社会效果，就必须有赖于操作这些制度的人的现代素质，即人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思维方式、情感意志和人格特征的现代化。

（4）法制现代化是一个法律发展的多样性统一的过程。

人类社会的法律文化是多彩多姿的。不同民族或国度的法律文化，在不同条件的作用下，总是循着特定的路程发展演化。诚然，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交往的日益频繁，历史上存在的国家、民族以及地域间的堡垒，会越来越打开，从而使法律发展的历史个性逐渐减弱。但是，在法律发展进程中所形成的富有个性的具体的法律制度及其体系之内，又不可能是处于互不相关、绝对排斥的状态，而必定会构成一个“总体”。因此，法制现代化运动的多样性是统一性的基础。离开了法制现代化历史运动的统一性，其结果只能使法制发展进程的一般规律成为超越时空的神秘的力量，从而成为捉摸不定的虚幻之物。但在另一方面，法制现代化运动的统一性又是多样性的必然表现。繁复多样的法律发展运动多样性的表象背后，揭示出制约整个法制现代化运动的一般规律。

以上对法制现代化特征的认识有助于我们规划法制建设的蓝图，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现代化，也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全球化对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影响。

3、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主要特征

目前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主要呈现以下特征：

（1）发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导性。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发生于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社会缺乏商品经济对民主法治意识的启蒙。面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压力和政治影响，以及国内人民对于富裕的强烈渴望，为了在短时期内完成其他国家上百年才走完的路程，实现中国法制的成功转型，必须由国家和政府自觉担负起正确引导法治发展的时代重任。这也决定了中国法制现代化发展的政府主导性。

（2）目标的阶段性。中国相对落后的经济和薄弱的民主政治，以及国际形势的压力和挑战，决定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具有异常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其目标的实现也必然带有阶段性。这是中国在当今国际国内特殊环境下的一种现实可行的选择，即先围绕政治稳定和市场经济发展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律保障体系，在充分保障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稳步有序、自上而下地推进公民政治权利的实现。

（3）价值取向的双重性。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价值取向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基本国情上的，它集中体现为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合理解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逐步确立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价值取向。在以发展经济为核心的当代中国，公正是社会和政治稳定的重要保障，但发展会在更高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公正。可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初级阶段中国法制现代化最为适当的价值取向。(责任编辑：1011)（4）过程的非协调性。中国的法制现代化进程主要采取由政府推进的方式，其现实目标主要是为改革和发展保驾护航。因而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有非协调性特点。如在立法上表现为立法速度快，数量多，但立法质量低、可操作性差。在执法和司法上，存在大量有法不依和执法不严的现象。在法治观念上表现为含义不明晰，导致不同层次的公民对此产生不同理解。

二、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发展史

三、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基本要求

四、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

主要有：①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旧的法律观念影响。中国没有法治的传统，中国特殊的传统法律文化、社会政治经济体制、旧法律观念、轻视程序法以及法律效益低下，法律权威未被社会认同和信赖等因素的结合，给中国法制现代化造成了极大的困难。②旧的经济、政治因素的影响。建国以来，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制度，逐步建立了大体上与之相适应的一套法制。各种法律规范均保护计划经济，对破坏、违反计划经济的行为进行制裁。把计划置于法律等同地位，并起代理、顶替法律的作用，其后果包括：一是把计划奉为法律，用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完不成计划追究法律责任。这样，计划至上，神圣不可侵犯，无论它正确与否，都无条件尊崇：二是计划是可以及时调整、改变的，在时间上、程序上、内容上都取决于主管领导人的决定，往往充满主观随意性。因此，长期以来，在经济领域内以人代法、以言代法、以权曲法、以权代法的局面堂而皇之。③法制现代化的认识偏差。一是法治功能认识不足，将“法治”功能绝对化，把法治当作是完美无缺的良方来解决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二是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关系认识不足，认为两者不可兼容，或以个人本位作为法制基础，或以社会本位为法制基础的观点。过分强调个人本位，使市场秩序、社会秩序出现混乱，或者过分强调社会本位，让传统的官本位文化就会改头换面地横行于世。④私法与公法优先认识偏差。私法优先的学者们把私法文化等同于权利文化，而把公法文化归诸于义务文化。改革开放以来是以权利本位的逐步确立，公平效益法制价值优先，与之相联系，法律体系中是私法或民商法为核心，公私法分离，私法优先。这种认识对法律现代化起着理论上的阻碍作用。公法上对义务的设定，具有明显的适合于全社会的价值。倘若没有公法上的义务，政府行为就会混乱、社会秩序就会失控，进而私法的价值也不可能很好地发挥。⑤法律效益低下、法律权威未被社会认同和信赖。近几年来，法律效益并未随着立法规模的扩大和数量的增多而相应增长，法律形式的合理性和法律价值的合理性的要求，始终没能有机地结合，法律的权威性未能得到社会成员的高度认同，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没有形成对法律的信赖感。我国的公安制度、检察制度、审判制度、律师制度尚未完善。法院的独立审判权难以行使，对那些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贪污受贿、徇私枉法、吃卡拿要、以言代法、办关系案、人情案的现象缺乏制约、查处的手段和力度。⑥法律移植与本土化发展未能融为一体。当中国法制面临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时，法制的发展己不再局限于自我完善的运动，必然要放眼世界，注意与国际惯例接轨，注意与世界发展同步。这既是我们在选择本国法制长足发展道路时必须正视的，也是一个与情感无关的无法回避的严峻现实。

中国实现法制现代化的过程，是法治、自由、民主、平等、权利、多元、独立、分权、自律、个体、开放、公正效率等等价值取向越来越居于主导地位的过程，其核心是由人治转向法治，依法治国，以法治作为标志，实现法律形式合理与价值合理的有机统一。然而，中国没有法治的传统，中国特殊的传统法律文化、社会政治经济体制、旧法律观念、轻视程序法以及法律效益低下，法律权威未被社会认同和信赖等因素的结合，给中国法制现代化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旧的法律观念影响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在中国传统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条件的作用下，由特定的法律制度与法律观念所构成的法律文化系统。传统中国社会经济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存在。亚细亚生产方式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铸下的深刻烙印就是：一方面是权利观念的极端贫乏，另一方面是狂热的皇权崇拜。也因此，在中国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反映商品经济法权要求的规范体系（特别是民法）无法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法律部门，而反映自然经济法权要求的刑事法制却异常的丰富发达。于是“民刑不分”、“重刑轻民”也就成为传统法律逻辑的历史必然，并且影响着今天。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核心内容两项：一是权力本位；二是义务本位。权力本位，实质是人治主义的体现，它主张权力大于法律，法律服从于权力。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以皇权至上为特征的权力本位的价值体系中，法律被置于次要的地位，当权力与法律出现冲突时，最终的胜利者总是绝对的专制权力。正因这种权力本位的传统法律文化，深深地影响着现代人，人们在权力和法律的面前总会出现权力高于法律的认识，从而对法律缺乏信心，更不会自觉地寻找法律的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无端侵害时，也总是采用“和为贵、忍为高”的方式处理，宁可委曲求全，也不愿走向法庭。这种传统法律文化给中国的民主法制现代化建设造成了极大的障碍。

传统中国是自然经济的一统天下。与自然经济相联系的法权体系所注重的是社会等级和人身依附，法律调整的基本特点确认依附关系为基本的价值目标。正是这一法律调整，构建了以义务本位为特点的自然经济型的法律文化体系。受自然经济所制约的法律调整体系，把权利与义务的分配作为巩固君主专制制度和强化宗法等级结构的重要手段。在这里，个人的权利来自主体的特定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身份，来自对某种职责和义务的充分履行，来自主体对伦理纲常名教的认同。因此，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个人权利意识是极其淡薄的，个人也不存西方式的绝对的权利，只存在随着某种社会境遇的改变而不断变化的相对权利。并且个人权利的行使是以其义务的充分履行为基本前提的，个人权利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反之，对于主体来说，义务则是首要的、神圣的、绝对的，它是一种无声的命令，制约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在义务本位的环境下，德主刑辅、以德去刑、以刑为主、重刑轻民，权利被权力吸收和消融也成为必然，人们的人格不独立，身份不平等，行为不自由，国家具有主宰的地位。权力行使违背了公民权利得到保障的宗旨，国家和政府颠倒了“权利是权力的基础”这一内在逻辑前提，从而引起权力肆意侵犯权利，使社会丧失普遍的正义和基本公正，强化权利分配的不平等性。这样的国度即不存在“人民主权”的概念，也不存在“法不禁止便自由’，的含义，私法一直没有取得应有的地位，社会强调以国家公共权力为中心，对民商法上的私权利持极度轻视的态度，各种私权利的社会关系被纳入国家直接控制体系而以权力服从关系表现出来，公民唯有无条件服从之义务。

有着长久封建主义人治传统的中国所构造的特有的法律观念，潜移默化地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长期侵蚀人们的思想，阻碍着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

2、旧的经济、政治因素的影响

建国以来，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制度，逐步建立了大体上与之相适应的一套法制。各种法律规范均保护计划经济，对破坏、违反计划经济的行为进行制裁。在计划经济模式下，对生产、流通等严格规范，对所有权、使用权一体化的关系严格控制，使企业和生产经营主体成为政权机构的附属物。从50年代起，就盛行一个格言或指令：“计划就是法律”。把计划置于法律等同地位，并起代理、顶替法律的作用，实际上是要计划不要法律，因而长期风靡着法律虚无主义。弊端为：一是把计划奉为法律，用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完不成计划追究法律责任。这样，计划至上，神圣不可侵犯，无论它正确与否，都无条件尊崇：二是计划是可以及时调整、改变的，在时间上、程序上、内容上都取决于主管领导人的决定，往往充满主观随意性。因此，长期以来，在经济领域内以人代法、以言代法、以权曲法、以权代法的局面堂而皇之。计划经济被称为“人治经济”。这种经济体制反映在政治、权力系统中，便产生了权力过于集中，行使权力没有严格科学的程序；行使权力者内部没有形成自我约束的机制，缺乏有效的监督、控制机制。政企不分、企业附属于政府，因而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往往是以直接干预企业的日常生产经济活动为内容的微观管理，这种干预行为由于一般发生在具有行政隶属关系的政府主管部门和企业之间，因而政府可借助行政权力本身所具有的强制力量或长官的个人权威、权力实现。这种经济、政治体制反映在法律上，就出现了法律制度带有明显的命令性，很少反映私人间的合意和选择自由。同时，行政权随着行政主体自身的功能，任意地加以扩大、扩张，却未能得到有效的约束、监督。政府集权力与权利于一身，享有物质资源的垄断权、劳动资源的控制权和社会经济宏观调控权。这种权力至上、法律虚无、有权便有一切的实际使人不能相信法律，只能相信权力大于法。上述经济、政治的因素制约着市场经济初期的法制的建设和法律的实现。目前，处于新旧体制的转变、交替期，各种经济主体、政治主体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监督、制约机制尚未真正形成，由于社会、历史的复杂原因，各种各样的违法行为在我们社会中仍有深厚土壤，从而影响法制现代化的进程。(责任编辑：1011)

3、法制现代化的认识偏差

（1）法治功能认识不足

法治优于人治，这已成定论，尤其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更需要法治。但不能将“法治”功能绝对化，把法治当作是完美无缺的良方来解决社会中存在的问题，更不能认为法治只是确定几个基本原则，创设众多的法律。当权威者提出“以法治国”时，相继就出现了以法治省、以法治市、以法治乡，乃至以法治家、以法治病。在这种以“法治万物”的渲染下，许多场合许多领域都大谈法治万能。似乎像经济混乱，社会秩序不良，精神文明建设不够，文化市场泛黄等等都需要法治这一良方来解决，似乎各种解决不了的社会问题都是法制不完备造成的，因而各种社会问题一遇到法治便会迎刃而解。总之，将所有难题的解决寄望于法治。这种认识，对法制建设是有害的。实际上，法治仍需人的作用，法律的滞后保守性、僵化性以及限制功能容易被强化的特性，是法治社会要特别注意的。因此必须全面认识把握法治精神。法治不仅包括法律至上，国家机关和政党都要受法律和正义的约束，不允许有任何超越法律的行为主体，个人自由、权利受法律的保障等，而且，还包括分权与制衡。另外，还应有强大有力的司法机关与队伍，这支队伍应具备较高的法学素质。

（2）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关系认识不足

“个人本位”论者认为，社会的逻辑起点和价值起点是个人，法律的设立在于对个体权利的保护。反映在民商法领域，便是以权利为中心，构筑权利和保障体系。“社会本位”论者认为，社会的逻辑起点和价值起点是社会、集体而不是个人，个人只有处于社会集体之中才有其自身价值。因此，法律应该促使个人在行使权利之际，承担增进社会福利，巩固国家安全和维护公共秩序的义务。“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不应是对立的，那种认为两者不可兼容，或以个人本位作为法制基础，或以社会本位为法制基础的观点，都是片面的。过分强调个人本位的结果，是使市场秩序、社会秩序出现混乱；过分强调社会木位，传统的官本位文化就会改头换面地横行于世。因此，如何使个人本位和社会本位有机结合起来，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难题之一。

（3）私法与公法优先认识偏差

公法、私法的基础和优先问题的不同认识直接导致法律现代化的不同结果，也必然加快或阻碍其进程。自从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确定以来，法学界显现出对私法文化的格外钟情。私法优先的学者们把私法文化等同于权利文化，而把公法文化归诸于义务文化。因而认为权利本位就是要优先发展私法、私法优位。改革开放前是权力、义务本位，安全秩序法制价值优先，与之相联系，法律体系中是公法作为核心：改革开放以来是以权利本位的逐步确立，公平效益法制价值优先，与之相联系，法律体系中是私法或民商法为核心，公私法分离，私法优先。这种认识对法律现代化起着理论上的阻碍作用。因为公法不等于义务本位、私法不等于权利本位。市场经济的法文化不仅需要私法，同样需要公法。在一定意义上讲，公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比私法具有更为重要的地位。没有公法所保障的安全、秩序价值，一个混乱的社会，令人恐慌的社会治安环境，私权实现也困难；没有公法上的限权，私法上的权利便不可能有保障，私法只会变得徒有虚名。新旧体制变革进程中，在注重私法领域“放权（利）”的同时，要充分注意公法领域中的限权，使政治与经济进程协调，否则，就会出现依赖行政权力分割的非契约的“诸侯经济”。宪法对公民权利的赋予，行政法、诉讼法、刑法等对公民权利的进一步具体化都表明了公法的权利属性。公法上的权利是保障公民取得私法上具体权利的要件。现代公法的管理法所设定众多的义务，不仅是国家（政府）对社会主体施加影响，进行管理的根本规范，也是政府自身依法办事的制约规则。公法上对义务的设定，具有明显的适合于全社会的价值。倘若没有公法上的义务，政府行为就会混乱、社会秩序就会失控，进而私法的价值也不可能很好地发挥。

4、法律效益低下、法律权威未被社会认同和信赖

近几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战略目标指引下，法制现代化的要求日益强烈，国家加大立法的步伐，司法、执法机关也作出了自己的努力。然而，法律效益并未随着立法规模的扩大和数量的增多而相应增长，法律形式的合理性和法律价值的合理性的要求，始终没能有机地结合，法律的权威性未能得到社会成员的高度认同，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没有形成对法律的信赖感。当事人不打官司、不愿打官司和不敢打官司，以及打胜了官司也无效率、诉讼价值无法实现的事实，也正是我国法律效益低下、法律权威被怀疑的例证。法律效益状况反映了法律的权威性程度，它是通过法律实施后的社会效果来确证法律自身的价值。法律高效化是法治社会的必然表现，而法律低效化则从一个侧面表明人治主义居于主导地位，法律的权威性未能得到社会成员的高度认同，社会成员及其组织没有形成对法律的信赖感，因而也就不能自觉选择法律来规范自己、保护自己。

法律效益的低下，进一步确证了我国法制现代化，实现依法治国的艰巨性。我国目前的司法体制存在着弊端，难以满足社会成员和组织的法律期望值。我国的公安制度、检察制度、审判制度、律师制度尚未完善。法院的独立审判权难以行使，对那些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贪污受贿、徇私枉法、吃卡拿要、以言代法、办关系案、人情案的现象缺乏制约、查处的手段和力度。我国司法实践中，诉讼缺乏公正性，“打官司就是打关系”成为人们对诉讼的一种理解，诉讼成了关系和金钱的较量，同样的案子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法院会有不同的审理结果。因此，当事人千方百计将案件交由可求得地方保护或有关系的法院管辖。这些现象均说明法律公正性、权威性和统一性的缺乏。法律效率的低下，同时体现在打赢了官司也难以执行，胜诉判决书成了“法律白条”。当事人的诉讼价值也由于判决的不能执行而无法实践。法律效率的低下，还体现在人们对法律后果的失望和缺乏信心。此外，包括立法、司法、执法在内的，重实体而轻程序的实际做法也严重地损害了法律的效率、公正和权威。(责任编辑：1011)

5、法律移植与本土化发展未能融为一体

我国的法制建设、法学教育，在全球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深化的影响下，出现了全新的形势。我们逐渐打破了闭关自守的局面，深入借鉴属于人类共同财富的法理、规则，在立法、司法制度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进步。例如审判方式由纠问式转变为较为科学的抗辩式：律师确定了社会执业者的地位：法学教育中也大量采用了基于当代法治观念的基本观点和知识。这就不同于过去认为法律只从属于政治，进而认定法律不存在任何技术性，并片面地强调司法的“群众路线”，从而盲目批判“旧的法律知识”的观点；也不再仅仅将法学看作革命的法律观和经验总结，是基本政策的理论化。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的法制建设也正在与世界接轨。以往我国实行的苏联模式的法律制度仅仅适合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而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急需一整套吸收各国经验的、完善的、先进的法律制度。今天，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也在进行法学的更新和法制的改革。不管其价值取向如何发展，作为一个曾经对我国发生过如此巨大影响的大国，总是值得我们关注、研究和比较借鉴的。因此，具体地分析我国受到的苏联法制模式的影响，清除对我国法制建设产生的消极作用，对于我们找出差距与发展方向，改善法律环境是不无裨益的。

纵观人类历史上法制的发展，我们可知法制的发展模式并不取决于法制本身，而最终决定于社会经济体制变动的现实。当中国法制面临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时，法制的发展己不再局限于自我完善的运动，必然要放眼世界，注意与国际惯例接轨，注意与世界发展同步。这既是我们在选择本国法制长足发展道路时必须正视的，也是一个与情感无关的无法回避的严峻现实。

中国的法制之路，开放引进他国的经验比整理国故更为重要，也更为必要，这无论从现实而言，还是从成本计，都是如此。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与各国经济贸易关系、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合作与交往不断增长，大大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法的现代化与国际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确定为国家的发展战略和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经济已较好地、更多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透析近年来我国法律的改革，可以看到我国在民商法、经济法以及劳动法、环境法等方面积极借鉴西方民商法的经验。当然，我国目前借鉴和移植国外（或特定地区）的法律是我国选择接受的，决不是外力强加的，其目的是为了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我国在借鉴和移植国外（或特定地区）的法律时，应认真地研究移植来源国家或地区以及本国的各种社会或自然条件，以保证移植成效。

法制现代化道路本身是一个内涵于时间与实践相互统一的过程。法制现代化是一个“化”的过程，其重要性在于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面对现实的客观情况不能过于急躁，也不能用太长的时间来完成现代化，因此必须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用相对合理的时间完成现代化。现代化的速度是无法主观臆定的，我国的这种渐进式的改革和社会的渐进式的变迁联系在一起，同时我国的社会发展水平也不均衡，同时存在着前工业社会（传统社会）、工业社会（现代社会）、同时又有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的因素。不能用一个质的纯标准来说明整个社会类型，如何用这种时间纬度和过程分析来考察现代化过程是十分必要的。在这里对现代化的价值属性把握和对现代社会的社会因素的分析更为有助于对它的理解。这样通过对法治社会，依法治国，法律发展的理论分析和模化描述将会起到更好的效果。

从1840年开始至今，中国都在走着现代化的过程，只是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特殊性，要解决不同的任务，这是社会自身扬弃自身的过程，是质量变的高度统一的过程。“某物由于它自己的质：第一是有限的，第二是变化的，因此有限性与变化性即属于某物的存在。”

法制现代化本身也是一个辨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法律”本身就是扬弃自身的过程。法律包涵有人的认识，人的权威性和正义感，也就是权威自身证明正义的过程，它用一种特殊的论证方式来证明法律制度的存在的正当性，法律就是力图在正当性与权威性中间来行使社会职能，法律的这种权威标准成为一种标志，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法律也成为影响社会进程一种影响社会进程的重要因素。同时社会又具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一个具有法治思想的人，极有可能成为一个法制不健全的社会的牺牲品，就如同一个不具有法治思想的人不能生活在法治国一样。可见，社会的自身机制需要法律的引导，而法律更需要不断地变迁。多种合力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这在一个方面说明了法律是如何与本土资源相关联的。“法治建设借助于本土资源的重要性在于这是法律制度在变迁的同时获得人们的接受和认可，进而能有效运作的便利性途径，是获得合法性—即人们下意识的认同的一条有效的途径”

五、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问题的成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制对现代化的努力是勿庸置疑的，并且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和愈益明显的成效，但是目前中国法制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也是不容忽视的。经过对实证资料的分析和研究，笔者认为中国法制现代化困境的成因与我国国家与社会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密不可分的，国家相对于社会而言过于强大，而作为可以制约国家权力的社会要弱小的多。从法治产生和发展的历程来看，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是在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西方文化土壤上生长起来的法律体系，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乃至相互制约正是法治的内在根据与界限。这种法治本身即具有逻辑性和自恰性，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却发展得如此艰难而又曲折，可以说与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同构状态有着密切的关系，说到底我国市民社会基础的缺失本身就是一种对法制现代化的阻碍，这才是我国法制现代化陷入困境的最主要也是最根本的症结所在。具体主要在于文化的专制、经济的计划性、社会的乡土性等三个方面。

1、文化专制

起源于夏商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以儒家的血缘宗法伦理为本体，儒家的“礼”与法家的“法刑”相结合，历经数千年的融合、积淀发展形成的伦理化礼俗法律文化。翻开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民族一直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法治传统。虽然不少学者提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也有过“法治”，如战国时期法家主张“法治”以此来反对儒家的“德治”、“礼治”。但这种封建专制下的“法治”与现代法治不可同日而语，梁治平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法家所谓的‘法治’只在‘刑赏’二字”。而且现代意义上的民法在中国古代社会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皇权至上是最高行为准则，法律的至高无上性被皇权的绝对神圣性所代替和淹没。尽管被称为中华法系的中国古代法律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已相当完备，但从本质上讲它也只不过是相对完备的供统治者使用的上具而已。另外，“泛道德主义”盛行，孔子认为在法律和道德的关系方面，法律的功用远远小于道德的作用，伦理道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起到很大的规范效力，正如勒内所言：“中国人民一般是在不用法的情况下生活的，他们对法律有些什么规定，不感兴趣，也不愿站到法官面前去，他们处理与别人的关系以是否合乎情理为准则。”同时也产生了“惧法”、“无讼”、“厌讼”的思想观念。(责任编辑：1011)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不仅是自接产生了封建法律制度，而且形成了千百年来民众的法律意识，甚至影响到人们的心理构成。尽管鸦片战争以来，随着西方法律文化的渗透，传统封建的法律文化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法律文化不断冲突、碰撞与融合，给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但是，植根于中国深厚的儒家文化土壤之中的传统法律文化所固有的特点、所具备的独特体系，以及因此而形成的一种传统的惰性，并未由此而消失；那些早己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崇尚人治和等级的传统法律文化至今仍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而这种积淀对当前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影响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2、计划性经济

商品经济是民主法治产生的经济基础，因为商品经济内在蕴含着民主法治的精神因素和物质因素，它是产生民主法治的最适合土壤。而1949年建国后，国家一开始就实行计划经济，建立了一整套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管理体制，经济主体之间由一定的隶属关系来维系，所有的经济活动都通过行政体系、运用

行政手段管理和实施，经济运行自身应当遵循的价值规律、竞争规律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在这种体制中，政府手中掌握着强大的行政权力，而且其权力没有任何限制，可以干预到国家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无疑是一种人治社会。计划经济的极度发展导致经济结构的严重扭曲和僵化，挫伤了生产者的积极性，致使企业长期缺乏活力，劳动潜力不能正常地发挥出来，经济运行过程严重地缺乏动力，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1978年邓小平同志领导的经济改革开始打破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但自到今天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仍不完善。纵观现代法治产生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法治与市场经济休戚相关，现代法治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市场经济是推进和实行法治的物质基础和经济前提。正如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样，我国还处于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在市场经济不健全的情况下移植西方式的法治或强求与世界接轨，必然会造成某种程度上的脱节。这不仅给我国的法治建设贴上“先天不足”的标记，而且还会给我国如火如茶的市场经济建设带来严重的消极后果。另外，虽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政体的架构具有惯性，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政体不可能在短期内完全转型。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政府职能虽有很大转变，但还不能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良性运转的需要。同时，由于社会、历史的复杂原因，各种关系并未完全理顺，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尚未真正形成，从而阻碍了我国法制现代化的发展步伐。

3、乡土性

正如韦伯所言，“中国城市的繁荣并不取决于市民的经济与政治魄力，而是取决于朝廷的管理职能”，中国传统社会确切来说是一种以血缘亲情关系为基础的“乡土社会”。

“乡土社会”这一概念出自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一书。他从中国的基层社会出发，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社会的特点概括为“礼俗社会”、“乡土本色”。对那个时代乡土社会的面貌，他描述道：乡土的农民离不开自己的土地，生活是生于斯、死于斯的富于地方性，终老是乡，是不流动而发生的土气，每个人都遵循一种熟悉到不假思索的规矩，这个社会是“礼治”的社会，奉行的是“无讼”。六十年后的今天，中国13亿人口中有9亿是农村人口，农村国土占中国国土的90%左右，城乡分治的格局及其传统价值观念根深蒂固，可见乡土社会依然存在。正是由于乡土社会的存在，在国家法调整社会关系的同时，民间法也同样发挥着调控和规范的功能，尤其是在一些较为落后、保守的乡村地区，民间法对社会的影响、调控甚至超出了国家法。著名导演张艺谋的一部写实电影《秋菊打官司》中“秋菊的困惑”正体现了这一点。

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乡土社会己经生成了自身的内在逻辑和运行机制，面对着现代化的冲击，逐渐失去“礼治”的基础，我国的法治正是在这种基础上构建起来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契约形式为依据的社会关系正在形成，法律的地位上升，传统的礼俗和习惯地位下降，市民社会在逐渐成长起来，但当“法治”慢慢填补“礼治”退让留下的空白之时，却遇到了难以想象的障碍。现今中国的社会结构与传统社会结构相比，在历经多次改造后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远没有完全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习俗、宗法制度、人情、亲情、关系等乡土秩序并没有从乡土社会中完全消失，仍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并且制约、足碍着中国法制现代化前进的步伐。

六、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目标

七、、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实施路径 法制现代化是人类法制进步的重要进程，是人类法律文明的成长与跃进过程，这种历史性的跃进，导致整个法律文明价值体系的巨大创新。法制现代化是一个从人治社会向现代法治社会的转型过程。为此，社会主义法制主要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实现现代化：

1、加快法律移植的步伐

伴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浪潮，各国在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相互交流与合作中，法制变革呈现出一种国际化趋势。美国学者弗里德曼对此有过描述，“非洲和亚洲的热情建国者，在许多方面是反对西方的，却拒绝他们自己的法律传统而从进口的奢侈品中建立法律制度。”从世界文明的共通性来看，法律制度作为人类文明的形式之一，其相互交流、融合与移植不仅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无论是在亚洲还是在欧洲都早已有之。对于中国法制现代化而言，走法律国际化之路既是适应全球化的需要，也是中国法制变革的需要。埃尔曼曾指出：“法律制度自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的移植是常有的情况。当改革是由于物质或观念的需要以及本土文化对新的形势不能提供有效对策或仅能提供不充分的手段的时候，这种移花接木就可以取得完全或部分的成功。”布鲁斯•坎格尔也指出，当一个国家处于政治、经济发展的关键关口，移植某些先进的制度可以“成为推动这个社会系统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催化剂”。我们认为，在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国际经济一体化所提供的世界各国法律文明相互交融与学习的机会，移植其他国家已经形成的、并为实践和历史证明是成功的和成熟的法治经验与运作机制，移植那些带有规律性、规则性、操作性的法律及法律技巧，有利于加快中国现代法制的建构进程。(责任编辑：1011)但我们应当看到的是，法律国际化趋势的实质是世界各国在基于本国现实社会条件发展要求的基础上，为适应国际交往与合作的需要而作出的自主的理性选择。法律国际化代表了各国法律发展在某些领域或某些部门存在着相互吸纳与移植的现象，它表明了世界各国不同的法制文明之间可以相互交流与融合；它代表了世界各国的立法者基于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同构性所产生的法权要求和应然秩序的一种普遍性认识，以及不同国家和民族对人类基本道德价值和文明的共同性的相互认同，但决不是意味着世界各国的法制变革可以不顾本国国情而对他国法制模式照搬照抄。在法制变革过程中，如何调整好法律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找到两者相互交融的切合点，并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乃是第三世界国家所必须解决好的时代课题。

就目前我国而言，我们首先当然要在立足于本国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基础上，架构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法律制度。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世界上一些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已经有了上百年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建设历史，积累了相当丰富而成熟的法制经验，形成了相当有效的法律运作机制。这些法制经验、知识与思想乃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我们必须在本土化的基础上，走国际化道路，将世界上其他国家法律制度中那些反映社会发展规律和经济规律的知识与经验吸收过来，将那些有助于人的解放与生产力解放的因素吸纳进来，将那些反映社会进步的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移植过来。这不仅对于中国的法制变革具有有益的借鉴和启迪作用，而且也有助于加快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步伐。

2、培育适应现代化要求的法律观念和认识

中国法制现代化是救亡图存、拯救民族危机的产物，没有足够的近代思想启蒙教育。因此，封建帝制的皇权至上，宗法、特权观念、专制观念、权力至上、义务本位等与法制现代化相左的思想产物，根深蒂固。眼下的中国法制现代化是在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开始的，是通过现代法制的建立来培育市场经济，而不是市场经济已经确立，进而要求现代法制来保护它。特别是中国法制现代化将主要通过创造性地移植西方法律来进行，更加剧了人们对现代法制和法治观念的陌生感。因此，当务之急，要通过多种手段，使人们树立新的法律观念、思想意识，重塑现代法精神，为法制现代化提供精神先导。树立新的法律观念及现代法精神，至少包含以下内容：从人治经济到法治经济，树立法治经济的观念；树立社会主义权力制衡观念、依法治国观念；从权力至上到法律至上，树立法律至上观念；从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树立权利本位，彻底肯定权利观念；从身份到契约，树立自由平等和契约的观念；从官本位到民本位，树立民本位观念；重视法的公正、效率和规律性，树立法律效益观念；从否认私法到公法私法并存，树立私法基础公法优位的观念；从偏重实体法到重视程序法，树立实体法程序法并存、救济先于权利的观念；从畏法、避法、逃法到学法、知法、用法，树立信法观念。

3、规范国家权力，发挥国家权威的作用

要培育一个成熟而稳定的市民社会，一个有效能的国家政权是必不可少的环境条件。我们知道西方法制现代化离不开国家的推动，法律发展的过程离不开一定的政治架构的启动。可以想见，如果当初没有以拿破仑为首的法国政府的大力推动，就不可能产生著名的《法国民法典》。无可置疑，我国法制现代化既有自生需求的一面为其驱动基础，同时应该看到国家也是其重要的推动力量。虽然，法治要求实现法律的最高统治，但我国“追赶型”的法治必须强化政府能力和政治权威作用。政府在法治进程中扮演两种角色，一方面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法治建设，但另一方面也成为阻碍对公共权力进行制约的因素，这成为我国法制现代化建设中所面临的两难。笔者认为，解决这个问题，最根本的还是要本着现代法治的理性精神，通过制度的完善与创新，在形成对行政权力有效制约的基础上，发挥国家权威的推动作用。

（1）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虽然己经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但这离我们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还相差甚远，因此必须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体现，健全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我国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政府机关和司法机关由它产生，向它负责，具有无限的权力。我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但是，由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必须通过改革进一步完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健全完善和人大法定职权的落实和实现具有极为重大的现实意义。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人民的意志能够以法律的形式表现出来并得以强有力的贯彻实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能够最终实现；国家机构体系也能够形成良性运转，各类国家机关职责明确，相互配合，通力合作，节约成本，提高效率；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政治管理的积极性也能够得到提高，这些都为法制现代化的建设提供十分有利的条件。

（2）切实保障司法独立。司法独立是法治的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是现代司法的重要原则和基本特征。在任何法治国家或追求法治的国家中，没有司法独立就不可能最终实现司法公正。“绝对的权力必定产生绝对的腐败”，我们无法设想一个受制于政府的司法机关又怎能制约政府的腐化。我国宪法规定的司法独立制度不同于西方的司法独立，即我国实行议行合一的政治制度，不实行西方式的三权分立制度，但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是独立的，不受外部干涉。这种司法制度在几十年的司法实践中发挥过非常积极的作用，为巩固我国人民民主政权，发展经济，维护社会安定，保证各项上作的顺利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发展，尤其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新形势下，现行的某些审判和检察制度己不适应整个国家己经发生重大变化的政治、经济对司法独立的要求。当然，造成我国司法不独立的原因很多，我们应该正视这些不利因素，通过一系列强而有效的改革措施切实保障司法独立，使其真正成为实现社会公正的最后屏障和最有效的手段。(责任编辑：1011)

4、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法治经济，法制现代化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首先，商品生产、经营者即市场主体的法律地位必须由法律来保障；其次，商品生产、经营者的行为必须由法律来规范；第三，商品生产、经营者之间发生的矛盾、纠纷必须用法律手段来调整:第四，市场规则必须由法律来统一；第五，政府的行为必须由法律来规范和约束。必须通过法律机制来约束监督处于管理地位的管理者依法行政、以法行政，切实为市场经济建设服务。

法制现代化是经济全球化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也将在经济全球化与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得到推进。在充分认识中国经济、法律发展的国情的情况下，需要我们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按部就班地抓好有利于尽早实现法制现代化的一点一滴的事情。

中国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全球化的世界经济发展趋势不可阻挡。这似乎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提醒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法制建设，加快法制现代化的脚步，加快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否则，我们将无法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健康和可持续发展，难以适应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冲击和挑战。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意味着应当树立现代法制的观念，及时协调国内法律关系，根据有关国际经贸组织的规则和国情，加强对国内相关法律规范的清理及立、改、废工作，努力做到规则透明、程序规范、机制合理。在此前提下，应努力加强依法行政、服务行政并防止行政权滥用，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积极性，维护市场主体的自由与权利，注意加强必要的监管，防止市场主体滥用权利或违法行使权利，以维护经济安全和社会发展秩序。要根据实际循序渐进，逐步健全和完善本国相关的法律制度与国际接轨。

面对强大的国际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压力，中国进行了一系列回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法律改革。特别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即，意味着中国政府选择了经济在所有领域的全面开放，也必然意味着中国产业的各个部门面临着外资的全面冲击。适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挑战，中国法制必须尽快作出进一步的回应。随着中国入世步伐的加快，国务院最近己废止了600多条与入世相抵触的法规规章。

近年来中国法制改革发展的基本轨道是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和放松管制（比如减少关税和非关税障碍）。在投资法方面的改革方向是鼓励投资，实行超国民待遇并逐步过渡到国民待遇；在企业法、公司法方面的改革方向是减少国家干预、政企分开，建立独立的法人制度，促进多种所有制企业的发展；在金融法、银行法方面的改革目标是央行独立，发挥市场机制和金融杠杆的作用，使人民币逐步成为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在知识产权法方面的改革方向是扩大保护范围和加强保护力度；在解决纠纷机制方面的改革方向是建立独立于政府的、公平的、多元化的解决纠纷机制。中国厉行法治，强调依法治国，必然要求增加政策与法律的透明度，增加法的可预测性、可计算性、公开性和透明度，这不仅是市场经济的必然需求，也是现代法治的内在要求。

结束语

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在过去的160年里，先后尝试走过三条道路。第一条道路：中华法系改良；第二条道路：全盘西方化；第三条道路：全盘苏联化。但三条道路都失败了，呼唤我们寻找更加理性的正确的道路，这就是第四条道路。第四条道路的关键，就是对古今中外人类文化的一切法制遗产，兼容并蓄，博采众长，不存任何畛域之见，真正地走“中西合璧”的法制现代化的道路。我国自80年代以来的法制建设历程表明我们正是在走这条道路。现在我们再也不象过去那样简单地否定西方法制，也不再象过去那样坚持苏联式制度，也不再象过去那样简单地否定中国文化传统。我们在走了160多年的弯路、交纳了无量的学费之后，总算学会了冷静理性地看待和采撷所有文化遗产。这昭示着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真正春天要来了。[1]吉尔伯特•罗兹曼[美]：《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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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刘旺洪，《国家与利会：法哲学研究范式的批判与重建》，《法学研究》，2002年第6期。

第三篇：论法制与法制

论法制与法制

“法制”与“法治”是我们日常社会生活中常见的两个词，人们有时甚至不加区分地使用。实际上，“法制”与“法治”是有一定内在联系但内涵并不完全相同的两个词。“法制”与“法治”都是法律文化中的重要内容，都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是统治阶级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国家机关制定的法律制度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法律秩序。它包括三个部分，即法律、制度和法律秩序。因此，从广义上看，法制是法律、制度和法律秩序的有机结合。，“法治”则是一种与“人治”相对应的治理社会的理论、原则、理念和方法。简而言之，法制是一种社会制度，属于法律文化中的器物层面；法治是一种社会意识，属于法律文化中的观念层面。与乡规民约、民俗风情、伦理道德等非正式的社会规范相比，法制是一种正式的、相对稳定的、制度化的社会规范。法治与人治则是相对立的两种法律文化，前者的核心是强调社会治理规则（主要是法律形式的规则）的普适性、稳定性和权威性；后者的核心是强调社会治理主体的自觉性、能动性和权变性。虽然法律也是由人来制定的，而且法治也不排斥人的能动性，但从法律的制定、执行到修改都必须按照法律本身制定的规则，人的能动性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发挥作用，而不能超越法律，这是法治内在的本质要求。

由上述定义可以知道，法制与法治的目的是截然不同的。之所以要这样来理解法制与法治，在弄清两者不同的目的后，就一目了然了。也就是说，必须在弄清楚“法制所要维护的是什么”和“法治所要维护 的是什么”之后，才能深刻地理解这两个概念。法制是一种现实性的工具，是国家机器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为既有的现实服务的，是为国家及其统治者服务的。法制的目的就是维护现存秩序，实现统治者意志，它服从于特定国家的主旨或意志。不管现存秩序和国家意志合不合理，法制都得去执行它的维护和实现的职能, 法制既强调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必须严格执行和遵守法律，也强调每个公民守法。而法治则不同，它强调的主要是一切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必须严格执行和遵守法律，依法办事。法治是一种合理性的价值观念及其实现形式，法治本身就包含了目的、途径和手段。法治是为它自身的价值理念和人文精神服务的。法治的根本目的，就是制约权力、保障民主权利，进而保障人性自由并实现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合理衡平。法治在其法制含义的层面上，当然也服务于国家意志，但这个国家意志本身也要服从于法治精神。当国家意志和行为违反法治精神时，法治思想和原则将通过权力制衡机制对国家意志和行为进行调整，当法治国家蜕变为非法治国家时，它就不再是法治国家，也就无所谓法治了。法制具有现实性，法治更具有合理性。法制所要维护的是现存秩序，它不具有泛化和超越意义；法治所要维护的，是法律主治的治国方式，是与此相应的国家结构和运行机制，是保障自由和民主权利及人与社会衡平、人与自然平衡的价值观念和人文精神，这是现代法治的要义和精髓所在。

作为与人治相对应的法治,它与法制有如下区别：

（1）法制既指一国的法律和制度或法律制度,也可指严格依法办事的一

种方式、制度。而法治概念的含义则主要在于主张执政者严格依法治 理国家。

（2）当法制作为法律和制度或法律制度的简称时，它指的是具有实体性的法律、制度，属于制度的范畴，强调加强法制是强调要有治国的工具。而法治是一种治国的理论、原则和方法，相对人治而言，强调法治就是强调法律、制度这种工具在治理国家中具有极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一国执政者特别看重法律、制度的作用，以法治国，即为通常所说的法治。

（3）法制既强调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必须严格执行和遵守法律，也强调每个公民守法。而法治强调的主要是一切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必须严格执行和遵守法律，依法办事。

（4）在近现代，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法律和制度，亦即都有某种意义上的法制。但并不是每个国家都以法治国，都有法治。

但法制与法治又有密切联系。法制是法治的基础和前提条件，要实行法治，必须具有完备的法制；法制是法治的立足点和归宿，法制的发展前途必然是最终实现法治。不仅当法制意指严格依法进行国家管理时，与法治含义相同，当法制意指一国法律制度简称时，与法治也有密切联系。因为，一国法律制度的健全需要有法治理论指导，执政者没有法治观念，不重视法律制度在治国中的作用，不重视对法律制度的执行和遵守，就不可能真正加强法制。同时，法治这种治国的理论、原则和方法的实现，又需要以健全法制为条件，没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

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治国的基本内涵是

1、人民民主

2、法制完备

3、树立宪法法律权威。“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可以用16个字来概括，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有法可依就是制定出完备的法律，使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章可循。有法必依就是法律制定出来后，必须遵守和执行。执法必严就是严格执法，它要求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行使国家行政执法权和司法权。违法必究就是对一切违法犯罪行为都要遵照“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给予惩处。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实行“依法治国”，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方略，只有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才能从根本上维护社会的稳定，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从而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一、积极培育发展市场经济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先决条件。马克思主义认为，上层建筑总是随着经济基础的不断变化而变化。在这一变化过程中，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具有同构性。作为上层建筑构成之一的法律，其根本原则与经济活动的原则是一致的。按照上述

观点去考察市场经济与法治关系，不难发现，人类步入法治社会的过程就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亦即积极培育发展市场经济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先决条件。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为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提供了经济基础；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二、推进民主政治的进程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所在。一般来说，民主政治的主要内容包括：在政权结构形式上，实行代议制、普选制，人民的权力由选举产生的代表机关来实现；人民代表机关制定的宪法和法律能够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有一套分权制衡的机制，能对公共权力进行有效监督，保证其合法运行；公共权力运行程序必须符合民主的最一般规定和基本原则。由此可见，民主政治所包含的基本内容，也正是法治所要求的。可以说，民主政治的发展与否，是现代社会能否实现法治化的关键所在。

三、健全法制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法律保障

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固然为实现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但是，如果没有具体法律制度作保障，实行法治也只能是一种没有任何意义的空想。综观各国实践，建设法治国家的过程，无一不是与健全法制相伴随的。中国要实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治目标，形成完善的立法、公正的司法、严格的执法、深入的普法的法制体系，同样也不能超越这一规律。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必须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有了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才能做到有法可依，这是法治最基本的要求。

四、坚持党的领导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保证

坚持党的领导，是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内容，并且载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必须对我国的政治活动、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实施全面领导。在依法治国中坚持党的领导，是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所决定的，是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奋斗目标的客观要求。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才能保证依法治国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发展。我们的依法治国与资产阶级所奉行的法治有着本质区别。我们的法律制度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它赖以建立并为其服务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它以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广大人民快速富裕为根本目的；我国的根本制度是以广大人民当家作主为本质特征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些都决定了我们坚持和实行的依法治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依法治国，依的是社会主义之法，治的是社会主义之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保证。

依法治国是一项规模庞大、结构复杂、因素众多的社会系统工程，它具有全局性、综合性、长期性的特点。所以，要实现依法治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把各种形式的依法治国实践放在党的统一领导之下，做到统一决策、统一指挥、统一步骤，避免政出多门，法出多道，各行其是。

只有同时具备了上述四个条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才能实现，也才能进而从根本上推进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民族的振兴。我国目前应从各方面下大气力，做积极的努力，创造这些条件并使其不断成熟，只有这样，我们国家才能以新的姿态迈向二十一世纪，为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赢得自己的一席之地。

第四篇：论道德与法制

论道德与法制

刘小飞

内容摘要：道德和法制作为维系社会的两大支柱，其功能和作用是相辅相成的，正确认识和处理二者的关系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道德

法制

社会 作者简历：山东大学体育学院本科生

一

儒法两家争论治国之道，其中心问题就是德与行的关系。这场争论中大致经过两个阶段，第一级段，法家的严峻刑法取得了胜利，第二阶段，儒家的德礼之治取得了胜利，从此以后法家思想走向衰败，而儒家的德礼思想逐渐走向辉煌，成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

现在时一个法制的社会，我为生活在这个社会里而感到骄傲，我国自从进入里市场经济的时代后，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而我们的思想却没有更上这一脚步，这是一个可怕地现象，我在很小的时候看过一幅漫画，一个大汉站在大田里，他的左腿异常的健壮而他的右腿却十分的弱小。左腿代表财富，右腿代表道德觉悟。现在大多数的人都表现出这种现象。现实社会中的人们一次又一次冲破我们的道德底线，道德的沦陷导致社会的冷漠，在现在的社会中再也找不到单纯的友谊，有的只是利益的相互利用的关系。

法制的社会，我国的道德几乎没有了底线，现在的人们的思想大部分被金钱充斥着，人们一切的行为动向都是朝钱看的，无论是社会现实还是媒体广告都是在想我们阐述一个道理，金钱才是王道。我们可以从湖北“捞尸索钱门”这一事件看看现在人们的道德观和金钱观，2009年10月24日，湖北荆州宝塔湾地带，两名少年不慎落水。为了营救落水少年，湖北长江大学10多名大学生手拉手扑进江中营救，两名少年获救，而3名大学生不幸遇难。就在人们为见义勇为者扼腕叹息时，一则新闻却使整个事件向另一个方向发展。一名参与施救的大学生告诉媒体：“在两个少年落水不足5米的地方就停着一艘机械渔船，我们同学都给渔船的老板跪下了，求他们看能否捞救方招等三人，老板说，长江上哪天不死人，不死几个人我们靠什么挣钱啊？活人不救，捞尸体，白天每人一万二千元，晚上一万八千，一手交钱一手捞人„„”后经媒体调查发现，当地存在一个牟取暴利的民间打捞队，专靠捞尸体赚钱。一时间引发众怒。这是什么这是种过人吗？我不相信这个，孔孟之道被这些人踩在脚底下，他不但泯灭了自己的良心，而且也让自己失去了活着的意义。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说过：我深信只有有道德的公民才能向自己的祖国致以可被接受的敬礼。有道德的公民，祖国，敬礼。这些词语在现在的社会还活着吗。当道德遇到金钱时我们看到了它的脆弱，镜子明则尘埃不染，智明则邪恶不生。因为我们的心不在明，所以邪恶才会不断的从我们的心中产生。这只是一些少数的群体，这些人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但防微杜渐是不可少的，因为这是没有引起我们思想上的觉悟，所以在这几年来，越来越多的有关道德的事件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富二代“飙车门” 感冒农民工“民意门” 值班医生“偷菜门”等等的这些事件在我们的周围发生，每一次都能有很大的影响却是在事后很快就淡出了我们的视野。我们的发展太快了，快得我们都没有时间来反思我们的行为的正确性。列夫·托尔斯泰说过一个人必须把他的全部力量用于努力改善自身，而不能把他的力量浪费在任何别的事情上。我们是时候停下来改善自己的某些行为和道德要求。

法制的社会，法治的人们，有了法律我们的生活才会更有秩序，有了法律的约束，我们的生活才会更公平。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都是以人治为主，人的权利大于法的权利。一直到现在社会主义的时代，法治依然主导不了人治。法治概念的最高层次是一种信念，相信一切法律的基础，应该是对于人的价值的尊重。但看看小悦悦事件，我们的想法会不会发生变化，2011年10月13日下午5时30分许，一出惨剧发生在佛山南海黄岐广佛五金城：年仅两岁的女童小悦悦走在巷子里，被一辆面包车两次碾压，几分钟后又被一小柜车碾过。而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七分钟内在女童身边经过的十八个路人，竟然对此不闻不问。而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小悦悦父母竟然会让2岁的女儿一个人大晚上上街。最后，一位捡垃圾的阿姨陈贤妹把小悦悦抱到路边并找到她的妈妈。小悦悦在广州军区陆军总医院重症监护室，脑干反射消失，已接近脑死亡。2011年10月21日，小悦悦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在零时32分离世。我们来看看这些数据两辆汽车，七分钟，十八个路人，不闻不问。两岁啊，一个只有美好的梦一般的童年的时代，一颗还在成长的生命就被哪冰冷的汽车带走来了。十八个路人没有一个人上去帮助一下啊，哪是什么啊，十八人啊！为什么会这样？谁应该为这件事负责？最应该为这事负责的是整个社会，社会的道德的败坏，使得每一个人都奉行事不关已，莫管闲事的风气，就因为这样我们的思想道德的底线没了，“人要有一个基本的道德底线。在面对别人的求助时要想到，如果下次是我需要别人的帮助，有人会帮助我吗？用一个积极的态度去做一个有道德有勇气的公民。”这才是一个公民应有的思想素质。北京大学社会学夏学銮教授认为，这种社群内的陌生，也是导致那18位路人对小悦悦视而不见的一个重要原因。夏教授说，在社会学上有“陌生人社会”和“熟人社会”两个概念，而事发地广佛五金城就属于“陌生人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很陌生，感情上较为疏离，有时甚至还有反感。他们之间彼此独立，不相互依赖，没有认同感，处于一种“连接但不黏着”的状态，而这种连接往往是十分脆弱的，稍有震动就会断掉。另一方面，之前发生的多起救人反被诬陷的事件，伤了人们的心，导致了现在整个社会的人际信任危机。在这样一个信任危机的大背景下，再加上社群内人际之间的陌生，就导致了这起悲剧事件的发生。而之所以会发生像彭宇案这样好人得不到好报的事件，其实最终是制度上的问题，所以说并不是说人心不古，而是制度使人心凉了

法制与道德都是起着约束人们的行为的作用，法制更有强制性作用，更具有力量，而道德只是在文化传统上产生的不自觉地约束。这个约束力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但在中国的以前的几百年的时间里，中国古文化了的儒道文化和孔孟之道都没有变化过。到了现在孔孟文化已经开始慢慢地淡出我们的世界了，我们的道德的约束了也越来越弱了，从而使我们的社会出现了很多的类似于小悦悦一样的时间。正因为是这样我们更应该，停下来多多的反思自己的行为与道德的冲突，从新学习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精神文化，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让我们的社会更加的和谐美好，让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都能看到温暖与希望，让小悦悦等事件离我们远去，从而创建一个美好的社会，让人人都感觉温暖的社会。

第五篇：《法制与社会》约稿函

《法制与社会》约稿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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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探讨，为切实的改善我国贫困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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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专著格式：主要责任者．题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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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报纸文章格式：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报纸名，出版一日期一(版次)．

示例：[4]于静．在中国一东盟自贸区基础上发展东亚合作．广西日报，2007-01-18(10)．

11．版面 一般每个版面不超过2200字符(含空格)，即两个版面不超过4500字符(含空格)，3个版面不超过7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