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批评——兼论批判理论的本土化问题

第一篇：批判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批评——兼论批判理论的本土化问题

一

关注90年代中国大众文化批评的人都捕拿注意到，90年代中国大陆几乎所有批判大众文化的著作或文章，都一无例外地引证了法兰克福的批判理论，尤其是阿多诺的《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见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与《电视与大众文化模式》（载《外国美学》第9辑，商务印书馆，1992年）。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出版的大陆学者撰写的关于大众文化或较多涉及大众文化的研究著作（如陈刚的《大众文化的乌托邦》，作家出版社1996年；肖鹰的《形象与生存--审美时代的文化理论》，作家出版社1996年；黄会林（主编）的《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王德胜的《扩张与危机--当代审美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姚文放的《当代审美文化批判》，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等），没有一部不是大量引用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尤其是《启蒙辩证法》中论“文化工业”的部分。然而不可否定、也不无遗憾的是，在引用法兰克福的批判理论分析中国90年代大众文化的著述中，其方法不同程度地属于“搬用法”，即在将法兰克福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描述-评价框架运用到中国的大众文化批评时，没有对这个框架在中国的适用性与有效性进行认真的质疑与反剩它们因而在相当程度上打有“外国制造”的印记。可以说，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大众文化批评的“知识-话语型”。这些批评文字一般都要重复法兰克福批判理论家对于大众文化/文化工业特征的一些描述，如大众文化的商业化、标准化、模式化、伪个性、反艺术、批量化、平面化等；同时在价值取向上也重复着法兰克福的结论：形象的复制导致对现实的非真实认知；梦幻性特征强化人们的妥协与逃避；批量生产导致审美能力的退化等。这些描述与评价与其说是来自对于中国本土大众文化现实的认真解读，不如说是来自法兰克福批判理论“启示”--而这个理论本来是针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大众文化的。正是因为有了法兰克福理论，中国大众文化的诸多“负面性”才变得如此“显而易见”（这方面的代表性论文可以参见尹鸿的《为人文精神守望：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批评导论》，《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金元浦的《试论当代的文化工业》，《文艺理论研究》1994年第2期；姚文放的《文化工业：当代审美文化批判》，《社会科学辑刊》1999年2期；张汝伦的《论大众文化》，《复旦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等。在这里，我批评性地提到了这么多著述，丝毫不意味着否定这些作者的学术成就。值得关注的倒是：这么有学术造诣的学者不约而同地存在简单搬用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评理论的倾向，这恰好说明这种“搬用”几乎已经成为中国学者的“学术无意识”，惟其如此才更值得我们认真反省（这种反省首先是针对我本人的，因为我也曾经发表过简单地套用法兰克福的批判理论分析中国大众文化的文章，参见我的《大众文化批判》，《文艺争鸣》1993年第6期）。

本来，援用某种西方理论来分析中国问题是无可非议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一个现代的中国学者即使在分析、清理甚至提出中国“本土”问题时，想要完全排除西方理论已经没有可能（且不说是否必要）。但是简单地谴责西方的学术“霸权”是无济于事的（哪怕是出于反霸权的目的），重要的是必须意识到：西方的任何一种学术话语与分析范型，都不是存在于真空中，都是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的产物，因而无不与中国的本土问题/本土经验存在程度不同的错位与脱节。如果不经转换地机械套用，必将导致为了（西方）理论而牺牲（中国）经验的结果。我并不否认中国的经验或现实本身也不可能是完全中国的，但它更不可能是完全西方的。遗憾的是，当今大陆多数从事大众文化批判的学者在援用法兰克福批判理论的时候，恰好忘记了中国问题研究的一个基本方法论前提：西方的研究范式与中国的本土经验必须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由于中国的大众文化批判没能充分考虑中、西方社会文化的差异，因而也就极大地忽视了在当代西方历史语境中产生的文化批判理论（包括法兰克福批判理论）在学理范型、问题意识、价值取向等方面与中国社会文化现实的错位与脱节。从方法论的?庖迳纤担桓霾徽那疤崾牵何颐怯Φ贝又泄氖导饰侍獬龇⒋戳⒒蛞煤鲜实睦砺郏皇谴永砺郏ú还苁嵌嗝词摈值牡贝鞣嚼砺郏┏龇⒅圃旎蚩浯笾泄乃?quot;问题“（据我所知，在参与大众文化讨论的学者中，只有徐贲先生比较清醒、自觉地意识到了法兰克福文化工业理论的偏颇与不足，因而在运用这个理论分析中国问题时显得比较谨慎。参见他的《评当前大众文化批评的审美主义倾向》、《影视观众理论与大众文化批评》等文。分别载《文艺理论研究》（上海）1995年第5期和《文艺争鸣》（长春）1996年第3期。稍感遗憾的是，徐文以介绍西方的大众文化研究走向为主，只是偶尔才提及中国的文化批评）。

二

中国的大众文化批评之所以自觉不自觉地简单搬用法兰克福批评理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整个思想体系及其产生的语境缺乏系统的了解，从而不能把他们的大众文化批评纳入整个批判理论及其社会文化语境中加以思考。作为一种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根本理论宗旨是批判现代形态的极权主义。解剖与批判极权主义，呼唤个体人的解放，始终是法兰克福诸将终生的目标。而作为批判理论的组成部分，法兰克福大众文化/文化工业理论出发点与宗旨始终是批判极权主义文化控制与意识形态。或者说，法兰克福诸将之所怨刈⒋笾谖幕校且蛭前汛笾谖幕驳弊魇且恢旨ㄖ饕宓囊馐缎翁?-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商品拜物教。

这个理论当然不乏深刻犀利之处。但是既然任何理论都是产生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因此必然也带有其有效性限度。从根本上看，国内大众文化批评在运用西方批判理论时存在的问题就是由语境抽离导致的抽象化。由于把一种理论与它产生的语境加以分离，这种理论就成为抽象的、非历史的理论，一种似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它似乎可以不加改造地运用于任何国家或地区的大众文化，包括中国的大众文化。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遮蔽中国大众文化以及它所扎根其中的中国社会文化语境的特殊性。因而，要分析法兰克福批判理论是否以及如何运用于中国大众文化，首要的工作就是把它加以语境化与历史化。

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大众文化的集中关注是在该派成员迁居美国之后，而它的主要参照与批评对象是当时（40年代）恰好处于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美国大众文化。但如上所述，法兰克福的大众文化理论是其整个社会批判理论的一部分，而这种社会批判理论在其初期的形成过程中是以纳粹德国的法西斯主义为主要经验资源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法兰克福学派只看到了各种极权主义的共同性而对于它们之间的差别关注不够。依据马尔库塞《极权主义国家中的反自由主义斗争》（1934年）的观点，所有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均包含三个基本因素：

1、普救主义，强调整体对于个体的绝对优先性，把社会总体化；

2、自然主义，即把种性、血统、祖国以及种族或集团的领袖（如希特勒与斯大林）偶像化；

3、政治存在主义，把政治变成存在的本质关系，从而使个体牺牲于总体国家的统治下。可见，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是以”整体“或”总体“（它可以是国家、民族、阶级或某种”主义“）取消个人。法兰克福学派认为上述意义上的极权主义不限于法西斯主义，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与美国的垄断资本主义同样是一种”极权主义“。我们可以认为，在总体化、一体化、消灭个性自由的意义?希饷唇惨膊晃薜览怼５欠ㄎ魉怪饕澹ɑ蚬易时局饕澹⑺勾罅种饕澹朊拦笾谖幕募ㄖ饕灞暇勾嬖谥匾畋稹Ｆ渲凶钗饕牟畋鹪谟谏缁嶂贫然蛎褡骞业慕ü剐问讲煌佣贾露杂谝熘饰幕ǚ醇ǖ牡挚剐晕幕┑娜萑坛潭鹊牟钜臁７ɡ伎烁Ｑ稍诘笔蓖菩泄易时局饕逵敕ㄎ魉怪饕宓牡鹿媪倜鸲ブ郑诖笾谖幕?quot;泛滥成灾”的美国却得以生存下去，而且他们批判大众文化的研究项目还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这一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本身就相当说明问题。如果我们把法西斯主义、期大林的极权主义与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把苏联“社会主义”文艺的一体化权力与美国大众文化的一体化权力相提并论，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忽视两者的区别，使貌似深刻的批判趋于抽象与无效。我以为，法兰克福学派在这方面存在巨大的理论盲点。它本身就存在非语境化的问题。众所周知，阿多诺对现代社会主体与文化工业持极度悲观的态度，他对于现代国家运用现代工业和技术手段（文化工业）对整个社会实施控制的忧虑到了绝望的程度。但问题是，阿多诺的这种“绝望”感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他在德国时对法西斯主义文化控制的经验，把它与以美国为代表的、以商品经济制度为核心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文化等同起来，无疑是一种经验的“误置”。这样，阿多诺就混淆了法西斯集权统治和商品经济制度在文化上的极重要的区别。事实上，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运用商品理论解释法西斯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控制或文化～主义是不够的。法西斯主义与斯大林主义运用国家机器所组成的群众文化具有资本主义商品文化所无法企及的胁迫性和强制性（参见徐贲《文化批评往何处去》，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一个类似的比较也可以用于中国～时期的群众文化与中国90年代的大众文化。具有中国“～”经验的人都知道，那时的极“左”文化（也表现为群众性的文化运动）对于人的意识形态控制与今天的大众文化对人的影响，无论在性质上还是程度上都是极为不同的。更何况西方的资本主义（包括它的文化）本身也经历着变化，并非铁板一块。美国40年代的垄断资本主义只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它与此前与此后的资本主义都并不相同。但是正如有学者出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成员虽然多半迁居美国，但囿于语言、文化、心理（包括欧洲中心主义倾向）等原因，囿于德国经验，并未研究德美之间的区别。”（徐友渔：《自由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及其它》，《天涯》1997年第2期）由此导致了他们没能在的德国的法西斯主义与美国的资本主义之间、在法西斯的文化～主义与美国的大众文化之间进行必要的区分。马钉杰伊在他的《法兰克福学派史》中对个中原因有中肯的分析：“纳粹的经验深深地刺伤了研究所成员，使他们仅仅根据法西斯的潜能来判断美国社会。他们独立于美国社会到如此程度，以至于无视使美国的发达资本主义和大众文化社会不同于他们在欧洲遭遇到的独特历史因素。研究所总是认为极权主义是自由主义的产物，而不是其反动，但在美国，自由的资产阶级社会确实在抵抗这一变化（指自由主义向极权主义的蜕变），为什么会如此？研究所从未有深度地予以探讨。

这里涉及资本主义、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关系这个重要的问题。由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某些学者没有清晰地分辨资本主义的不同形态，如极权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是其典型）与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所以常常把极权主义、资本主义以及法西斯主义简单地等同起来。又由于国内学术界对于法兰克福理论的非批判性的接受，进而导致了国内学界的相应混乱，甚至直接把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或法西斯主义加以等同（参见王彬彬《读书札记：关于自由主义》，《天涯》1997年第2期。徐友渔对此进行了出色的澄清与分辨，参见徐友渔：《自由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及其它》，《天涯》1997年第4期）。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关系，由于不同形态的资本主义具有不同的”政治法律体系“，因而它既有可能向极右或极左的、反自由的方向发展变成极权主义，也有可能与自由结合成为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显然，我们应当加以认真分辨的正是资本主义内部这个”不同的政治法律体系“而不是似是而非地说什么自由主义等于极权主义。就法西斯主义式的资本主义而言，季米特洛夫认为它是”金融资本中最反动、最沙文主义的、最具有帝国主义成分的公开的恐怖主义专政“，纽曼认为它是”垄断经济“，”是一种命令经济，它是由权威国家统治的私有资本主义经济。“（参见《法兰克福学派史》第4章）显然，这一类型的”资本主义“与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存在巨大差别，毋宁说它更接近哈耶克意义上的苏式”社会主义“（建构理性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这一缺陷在霍克海姆在1968年为重版的《批判理论》写的序言中得到了承认。在序言中他坚决反对把批判理论在西方付诸革命实践，认为”一种即便存在有缺陷的可疑的民主，也总比我们今天的革命必然会产生的～～要好一些。“显然，霍克海姆是在目睹了当时自称的”共产主义“国家的～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变革以后修改了自己的观点。他甚至这样写道：”用自由世界的概念本身去判断自由世界，对这个世界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然而又坚决地捍卫它的理想，保卫它不受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希特勒主义及其它东西的侵害，就成为每一个有思想的人的权利与义务。尽管其危险的潜在力量，尽管有作为其历程的标志的遍布内外的不公正，可是，自由世界此时仍然是时空中的岛屿；这个岛屿在暴力控制的海洋中的沉没也就意味着包括批判理论的这个文化的沉没。“（《批判理论》，中译本，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4-5页）

三

如果说法兰克福学派由于没有能够明确地区分资本主义的不同形态，其对于极权主义的批判既有深刻的一面，也存在不可忽视的含混。那么相比之下，法兰克福理论与与中国社会文化现实之间的关系就更加复杂。如果我们紧密结合中国的现实，创造性地运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就能够从中获益。换言之，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必须经过转换才能够获得它在中国语境中的批判性。

法兰克福的批判理论对我自己的最大启示在于，可以对它加以创造性转化以后用来分析与批判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思想控制与极权主义意识形态。霍克海姆曾经批评过一种他认为”明显不能成立的论断“，即：诸如”阶级统治“、极权主义”、“帝国主义”之类概念只能用于资本主义国家，而不能用于“自称是共产主义的国家”。这是霍克海姆在深刻总结了斯大林的自称的“共产主义”以后于1968年得出的教训。也就是说，极权主义与“总体化意识形态”（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文化工业是其代表）同样存在于非资本主义国家。在纳粹德国与前苏联，都存在严重的极权主义统治，以及剥夺人的个性与自由的“总体化意识形态”，虽然后者不是源自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的大众文化。

我认为，正是由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是以法西斯德国的国家主义为经验基础与分析蓝本的，所以，它更适合于用来分析与批判改革开放以前、尤其是～中的极“左”意识形态～与群众文化。因为很明显，那时中国的情形与纳粹德国或前苏联更为相似。法兰克福学派所分析的极权主义统治的特征，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都不难发现，比如整体优先与所谓“爱国主义”、偶像崇拜与毛泽东神话、消灭个体与斗私批修，等等。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马尔库塞、阿多诺与弗罗姆）对于法西斯群众心理的分析，也十分适合于分析～时期的“领袖崇拜”。阿多诺与弗罗姆把精神分析学说纳入自己的批判理论。弗罗姆指出了在极权者与大众之间存在的“施虐-受虐”关系，阿多诺则在《精神分析理论与法西斯宣传的模式》中指出：极权主义利用非理性的方式灌输与煽动大众，使他们无意识地投入盲目性与非理性狂热，自愿屈从极权主义，集体性地退化到幼稚状态（后来他们把这个理论用于分析大众文化，认为在大众文化对于观众的操纵与观众对于大众文化偶像的狂热崇拜之间，存在类似施虐-受虐的关系）。这种集体的“受虐”性格在～时期的革命文艺中不难发现，在大量关于毛泽东的颂歌中，那个反复表忠心的“我”与“我们”，就像是总叼着母亲的乳房无法长大的孩子。不过，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化意识形态不同，那时中国的“总体化意识形态”是极“左”的阶级斗争哲学，其在文化艺术中的代表则是所谓“样板戏”

阿多诺的巨著《否定的辩证法》中对于总体性的批判更是为我们深入地理解～式的极权主义提供了有力的武器。阿多诺把批判的矛头指向黑格尔的总体性规范--绝对精神，认为在这种绝对精神中蕴涵着～的因子，因为它的前提是最终消灭个体与差异。在阿多诺看来，真正的辩证法不是对于绝对精神的朝圣，而是“一贯意义上的非同一性”，“辩证法指向差异之物。”阿多诺的非同一性哲学是以维护个体性与差异性为目的的，他不能容忍为了所谓“总体”而牺牲个体与差异，不能容忍强制性的因而也是虚假的同一化或总体性。我们知道，事实上这样的总体性总是建立在可疑的“普遍原则”（不管它是“绝对精神”还是其他的“主义”）之上。即使是最好的普遍原则也可能被极权主义者利用。阿多诺提出了著名口号“整体是虚假的”以对抗黑格尔的“整体是真实的”论断，他呼唤一种“非同一性思维”。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阿多诺看来，“同一性（identity）、总体（totality）、整体（whole）和集体性（collectivity）是共谋的，它们只是虚假、抽象的”存在“概念的影子，它们唯一的社会内容是对无法一致?母鲂缘那恐菩砸煌郴晕薹ǖ骱偷拿茏刺谋砻嫔系牡骱汀Ｒ虼硕宰芴逍缘呐行酝甘泳褪且沂境龈鎏逑喽杂谧芴宓姆磁亚蹦埽沂境錾缁崂分杏篮愕姆穸ㄐ浴⒎至押屯呓狻?quot;（均请参见杨小滨：《否定的美学》，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138页）在黑格尔的”绝对“中，没有真正的自由的立足之地。尤其是，哲学上的总体性思想如果施加于社会建构的工程，就必然会导致以某种”集体“、”人民“、”国家“或”主义“名义的～，甚至发展为法西斯主义的口号：”个人是无，人民是一切。“而这个口号实际上不只是德国法西斯的专利，而是所有极权主义的共同口号。中国知识分子记忆犹新的～时期的极权主义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被利用的口号上，没有一个现代的极权主义统治者会仅仅依靠武力维持他的统治，他一定会有一个堂而皇之的意识形态合法化手段，这就是某种”总体性“的诉求。～～主义的合法性依据也是这样一个”总体性“诉求，一种虚假的自由与解放的承诺。真正的自由与解放绝不会建立在这样一个总体性上。所以阿多诺说得好：”解放了的人类将不会是一个总体。“（杨小滨：《否定的美学》第139页）阿多诺的这些思想实际上已经非常接近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的理论（虽然一个是以西方的资本主义为批判对象，一个是以前苏联模式的计划体制为批判对象），它们都是我们反思～式极权主义的很好的武器。

四

如果说法兰克福学派对于总体化意识形态的批判理论，用来分析与解剖～时期的文化～是十分有效与犀利的武器；那么，用它来批评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中国”大众文化“反而显得牵强。如上所述，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在很多方面具有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极权主义的特点，它的文化也具有空前的总体化（剥夺个人自由）效果（人人学唱样板戏、人人读红宝书、人人跳忠字舞、人人穿绿军装等等）。但是这种总体化意识形态的基础绝对不是商品经济或商品拜物教。恰恰相反，”商品“与”商品经济“是那个时代反复批判、臭不可闻的字眼。保证那种意识形态产生效果的是当时的极左的”社会主义“体制（计划经济、”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等）。

从80年代开始的中国社会的世俗化与商业化以及它的文化伴生物--大众文化，正好出现于て诘乃枷虢烙胍馐缎翁惶寤被淮蚱浦薄＠返乜矗率瞪鲜亲魑杂谡庵忠馐缎翁惶寤被呐杏敕穸α砍鱿值摹Ｈ绻底钤绲摹⑾执幕ひ狄庖迳系闹泄笾谖幕ǘ皇歉锩?quot;群众文化”）是80年代初期从港台传入的邓丽君的流行歌曲（比如著名的《何日君再来》），那么，如果像法兰克福学派那样把它们一律理解为肯定性的、完全缺乏反抗性的统治性文化或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就显然缺乏历史的眼光（语境抽离）。恰恰相反，这些“流行歌曲”是作为对于极“左”时期一花独放、一统天下的“革命文艺”、“革命歌曲”的反拨与否定出现的。如果对于～时期的“革命文艺”的极度单调、僵化、单一没有切身的体验，我们就无法理解挂在人们（尤其是青年一代）口上的“美酒加咖啡”、“何日君再来”所具有的颠覆与反叛意义。正如有些青年批评家所敏锐地观察到的，80年代初期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都是对于极左的文化～主义的批判，它们之间存在历史性的“合谋”，它们都属于“人学”纲领、属于反～的叙事，突出个性解放与人道主义等主题。“邓丽君那种有点感伤的歌曲，恰恰与从国家话语里把个人分离出来的作用是一致的，这跟当时整个知识分子的要求是一致的”，“整个流行歌曲，它表现的就是个性，个人对自我内心情感的体验，它确实具有某种思想解放的味道。”（陈晓明语，参见《文化控制与文化大众》，《钟山》1994年第2期）这样的观察比之于简单否定流行歌曲更具有历史的眼光。

一旦回到中国的语境，我们即会发现，如果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是资本主义商业社会作为商品拜物教形式的大众文化，那么第一，从1949年到1979年，中国进行的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实践。改革开放在相当程度上纠正了这一实践，但选择的依然不是资本主义道路；其次，中国的商品经济只有很短的历史，商品逻辑与植根其上的大众文化对于社会生活的全面侵入与绝对控制即使在今天也不是现实。

这里的关键是要把握以商业化为核心的社会变迁在中西方所处的历史阶段的错位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文化功能的差异。因为，商业化无疑是大众文化得以产生与发展的社会历史土壤。以电子传媒为载体的现代大众文化在西方与中国所面临的社会历史语境以及它的相应的功能都存在极大差别。其中最为主要的是，西方的现代启蒙思想（或启蒙现代性）以及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在电子传媒与大众文化出现之前就已经确立或基本完成。在西方，启蒙话语与社会现代化过程开始的时候，还没有出现现代电子传媒。象电视之类现代电子传媒是在现代化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时才出现的。所以西方现代观念（如民主、自由、～等等）似乎已经不十分需要现代传媒的支持，它在早在现代传媒出现前很久就已经深入人心并且落实于相关的体制。在这种情况下，现代大众文化的出现更带有后现代的因素，它一定程度上威胁着现代西方思想，尤其是已经经典化的西方现代思想；而在中国以及其他的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情况就很不相同。对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稍有记忆的人不难体会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与电视等大众传媒同步走向社会民众，尤其非知识阶层的。正如徐贲说的：“在中国，启蒙运动从来没有能像媒介文化（引注：即现代大众文化）那么深入广泛地把与传统生活不同的生活要求和可能开启给民众。群众媒介文化正在广大的庶民中进行着五四运动以后仅在少数知识分子中完成的现代思想冲击。在这个意义上，群众媒介文化在千千万万与高级文化无缘的人群中，起着启蒙作用。”（参见徐贲：《文化批评向何处去》，第172-173页）当然，中国的电子传媒并不都是在传播现代的启蒙思想，其中当然也夹杂着封建主义、极权主义或后现代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思想意识。但无疑，把中国的电子传媒的作用与功能单一化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它发挥的至少不只是消解现代性的“后现代”消极作用（如今日大众文化批判者所认为的）。这是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性，也是中国大众文化的特殊性。更准确地说，当今中国的现代传媒发挥的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多面功能，对之要作细致具体的分析（包括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传播现代启蒙思想、限制它发挥启蒙功能的原因是什么等）。把大众传媒与后现代文化混为一谈，或者认为它与现代自由民主思想绝对对立，或者断言它仅仅导致了单质化的控制性文化空间，扼杀了真正的公共领域，都是一种极为简单化的判断（实际上，西方的大众文化也是历史地变化的，以一种不变的、绝对的、本质主义的观点看待大众文化本来就是一种非历史的态度。如上所说，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以特殊的经验为基础的，这种特殊经验一方面是指他们对于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群众文化的经验，另一方面是他们在30、40年代到美国以后对特定时期美国大众文化的经验。而30、40年代的美国正好处于特殊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垄断资本主义，其时的文化企业能够从生产、发行到展示连成一体，成为真正的文化垄断企业。阿多诺所批判的文化工业的典型--好莱坞体制--就是这样的一个文化垄断企业（某几个大的电影厂拥有自己的制片厂、房产与影院）。但是四十年代末开始的反垄断法改变了美国的电影生产-放映-发行体制，规定制片厂不能拥有影院产地、不能垄断放映，从而沉重打击了制片厂对于电影市场的控制）

由于历史与社会文化的错位，商业化与大众文化在中国语境中的特定意义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家不可能理解的（当然也不能要求他们理解）。即使是今天的中国社会，从总体上说尚处于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政治社会向市民社会的转化过程之中，离西方式的后现代社会或大众消费社会还十分遥远（而且我们切不可把中国少数大城市中少数人的生活看作是中国的全部）。商业化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大众文化则是它的必然伴生现象。如果没有80年代文化界与知识界对于准宗教化的政治文化、个人迷信的神圣光环的充分解除，改革开放的历史成果（包括大众文化的出现）是不可思议的。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大众文化的性质与功能也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过程与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紧密关联。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商品经济的出现以及它的逐渐发展壮大。它在90年代的比重已经远远超过80年代。中国大众文化或许会朝着类似于法兰克福学派所描述的方向变化。因而我们不能因为法兰克福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存在差别就拒绝使用这种理论。更加可取的态度：在使用法兰克福理论的时候紧密结合中国大众文化的社会生存环境，这个环境是十分复杂的、极为独特的。我曾经把这种语境概括为在官方与民间、政治与经济、社会效益与商品利润的“夹缝中求生存”。这样的语境决定了它不可能只遵循单一的商品逻辑。而且更加重要的是，我们还要对于中国的大众文化做历史的考察。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大众文化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众文化，那么，80年代中国的大众文化也不同于90年代中国的大众文化。由于篇幅的限制，我只能把这个更为复杂的问题留待以后再进行分析。

第二篇：批判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批评——兼论批判理论的本土化问题

一

关注90年代中国大众文化批评的人都捕拿注意到，90年代中国大陆几乎所有批判大众文化的著作或文章，都一无例外地引证了法兰克福的批判理论，尤其是阿多诺的《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见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与《电视与大众文化模式》（载《外国美学》第9辑，商务印书馆，1992年）。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出版的大陆学者撰写的关于大众文化或较多涉及大众文化的研究著作（如陈刚的《大众文化的乌托邦》，作家出版社1996年；肖鹰的《形象与生存--审美时代的文化理论》，作家出版社1996年；黄会林（主编）的《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王德胜的《扩张与危机--当代审美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姚文放的《当代审美文化批判》，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等），没有一部不是大量引用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尤其是《启蒙辩证法》中论“文化工业”的部分。然而不可否定、也不无遗憾的是，在引用法兰克福的批判理论分析中国90年代大众文化的著述中，其方法不同程度地属于“搬用法”，即在将法兰克福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描述-评价框架运用到中国的大众文化批评时，没有对这个框架在中国的适用性与有效性进行认真的质疑与反省。它们因而在相当程度上打有“外国制造”的印记。可以说，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大众文化批评的“知识-话语型”。这些批评文字一般都要重复法兰克福批判理论家对于大众文化/文化工业特征的一些描述，如大众文化的商业化、标准化、模式化、伪个性、反艺术、批量化、平面化等；同时在价值取向上也重复着法兰克福的结论：形象的复制导致对现实的非真实认知；梦幻性特征强化人们的妥协与逃避；批量生产导致审美能力的退化等。这些描述与评价与其说是来自对于中国本土大众文化现实的认真解读，不如说是来自法兰克福批判理论“启示”--而这个理论本来是针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大众文化的。正是因为有了法兰克福理论，中国大众文化的诸多“负面性”才变得如此“显而易见”（这方面的代表性论文可以参见尹鸿的《为人文精神守望：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批评导论》，《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金元浦的《试论当代的文化工业》，《文艺理论研究》1994年第2期；姚文放的《文化工业：当代审美文化批判》，《社会科学辑刊》1999年2期；张汝伦的《论大众文化》，《复旦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等。在这里，我批评性地提到了这么多著述，丝毫不意味着否定这些作者的学术成就。值得关注的倒是：这么有学术造诣的学者不约而同地存在简单搬用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评理论的倾向，这恰好说明这种“搬用”几乎已经成为中国学者的“学术无意识”，惟其如此才更值得我们认真反省（这种反省首先是针对我本人的，因为我也曾经发表过简单地套用法兰克福的批判理论分析中国大众文化的文章，参见我的《大众文化批判》，《文艺争鸣》1993年第6期）。

本来，援用某种西方理论来分析中国问题是无可非议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一个现代的中国学者即使在分析、清理甚至提出中国 “本土”问题时，想要完全排除西方理论已经没有可能（且不说是否必要）。但是简单地谴责西方的学术“霸权”是无济于事的（哪怕是出于反霸权的目的），重要的是必须意识到：西方的任何一种学术话语与分析范型，都不是存在于真空中，都是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的产物，因而无不与中国的本土问题/本土经验存在程度不同的错位与脱节。如果不经转换地机械套用，必将导致为了（西方）理论而牺牲（中国）经验的结果。我并不否认中国的经验或现实本身也不可能是完全中国的，但它更不可能是完全西方的。遗憾的是，当今大陆多数从事大众文化批判的学者在援用法兰克福批判理论的时候，恰好忘记了中国问题研究的一个基本方法论前提：西方的研究范式与中国的本土经验必须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由于中国的大众文化批判没能充分考虑中、西方社会文化的差异，因而也就极大地忽视了在当代西方历史语境中产生的文化批判理论（包括法兰克福批判理论）在学理范型、问题意识、价值取向等方面与中国社会文化现实的错位与脱节。从方法论的?庖迳纤担桓霾徽那疤崾牵何颐怯Φ贝又泄氖导饰侍獬龇⒋戳⒒蛞煤鲜实睦砺郏皇谴永砺郏ú还苁嵌嗝词摈值牡贝鞣嚼砺郏┏龇⒅圃旎蚩浯笾泄乃?quot;问题“（据我所知，在参与大众文化讨论的学者中，只有徐贲先生比较清醒、自觉地意识到了法兰克福文化工业理论的偏颇与不足，因而在运用这个理论分析中国问题时显得比较谨慎。参见他的《评当前大众文化批评的审美主义倾向》、《影视观众理论与大众文化批评》等文。分别载《文艺理论研究》（上海）1995年第5期和《文艺争鸣》（长春）1996年第3期。稍感遗憾的是，徐文以介绍西方的大众文化研究走向为主，只是偶尔才提及中国的文化批评）。

二

中国的大众文化批评之所以自觉不自觉地简单搬用法兰克福批评理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整个思想体系及其产生的语境缺乏系统的了解，从而不能把他们的大众文化批评纳入整个批判理论及其社会文化语境中加以思考。作为一种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根本理论宗旨是批判现代形态的极权主义。解剖与批判极权主义，呼唤个体人的解放，始终是法兰克福诸将终生的目标。而作为批判理论的组成部分，法兰克福大众文化/文化工业理论出发点与宗旨始终是批判极权主义文化控制与意识形态。或者说，法兰克福诸将之所怨刈⒋笾谖幕校且蛭前汛笾谖幕驳弊魇且恢旨ㄖ饕宓囊馐缎翁?-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商品拜物教。

这个理论当然不乏深刻犀利之处。但是既然任何理论都是产生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因此必然也带有其有效性限度。从根本上看，国内大众文化批评在运用西方批判理论时存在的问题就是由语境抽离导致的抽象化。由于把一种理论与它产生的语境加以分离，这种理论就成为抽象的、非历史的理论，一种似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它似乎可以不加改造地运用于任何国家或地区的大众文化，包括中国的大众文化。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遮蔽中国大众文化以及它所扎根其中的中国社会文化语境的特殊性。因而，要分析法兰克福批判理论是否以及如何运用于中国大众文化，首要的工作就是把它加以语境化与历史化。

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大众文化的集中关注是在该派成员迁居美国之后，而它的主要参照与批评对象是当时（40年代）恰好处于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美国大众文化。但如上所述，法兰克福的大众文化理论是其整个社会批判理论的一部分，而这种社会批判理论在其初期的形成过程中是以纳粹德国的法西斯主义为主要经验资源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法兰克福学派只看到了各种极权主义的共同性而对于它们之间的差别关注不够。依据马尔库塞《极权主义国家中的反自由主义斗争》（1934年）的观点，所有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均包含三个基本因素：

1、普救主义，强调整体对于个体的绝对优先性，把社会总体化；

2、自然主义，即把种性、血统、祖国以及种族或集团的领袖（如希特勒与斯大林）偶像化；

3、政治存在主义，把政治变成存在的本质关系，从而使个体牺牲于总体国家的统治下。可见，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是以”整体“或”总体“（它可以是国家、民族、阶级或某种

”主义“）取消个人。法兰克福学派认为上述意义上的极权主义不限于法西斯主义，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与美国的垄断资本主义同样是一种”极权主义“。我们可以认为，在总体化、一体化、消灭个性自由的意义?希饷唇惨膊晃薜览怼５欠ㄎ魉怪饕澹ɑ蚬易时局饕澹⑺勾罅种饕澹朊拦笾谖幕募ㄖ饕灞暇勾嬖谥匾畋稹Ｆ渲凶钗饕牟畋鹪谟谏缁嶂贫然蛎褡骞业慕ü剐问讲煌佣贾露杂谝熘饰幕ǚ醇ǖ牡挚剐晕幕┑娜萑坛潭鹊牟钜臁７ɡ伎烁Ｑ稍诘笔蓖菩泄易时局饕逵敕ㄎ魉怪饕宓牡鹿媪倜鸲ブ郑诖笾谖幕?quot;泛滥成灾”的美国却得以生存下去，而且他们批判大众文化的研究项目还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这一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本身就相当说明问题。如果我们把法西斯主义、期大林的极权主义与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把苏联“社会主义”文艺的一体化权力与美国大众文化的一体化权力相提并论，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忽视两者的区别，使貌似深刻的批判趋于抽象与无效。我以为，法兰克福学派在这方面存在巨大的理论盲点。它本身就存在非语境化的问题。众所周的，它们只是虚假、抽象的“存在”概念的影子，它们唯一的社会内容是对无法一致?母鲂缘那恐菩砸煌郴晕薹ǖ骱偷拿茏刺谋砻嫔系牡骱汀Ｒ虼硕宰芴逍缘呐行酝甘泳褪且沂境龈鎏逑喽杂谧芴宓姆磁亚蹦埽沂境錾缁崂分杏篮愕姆穸ㄐ浴⒎至押屯呓狻?quot;（均请参见杨小滨：《否定的美学》，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138页）在黑格尔的“绝对”中，没有真正的自由的立足之地。尤其是，哲学上的总体性思想如果施加于社会建构的工程，就必然会导致以某种“集体”、“人民”、“国家”或“主义”名义的专制，甚至发展为法西斯主义的口号：“个人是无，人民是一切。”而这个口号实际上不只是德国法西斯的专利，而是所有极权主义的共同口号。中国知识分子记忆犹新的文革时期的极权主义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被利用的口号上，没有一个现代的极权主义统治者会仅仅依靠武力维持他的统治，他一定会有一个堂而皇之的意识形态合法化手段，这就是某种“总体性”的诉求。文革专制主义的合法性依据也是这样一个“总体性”诉求，一种虚假的自由与解放的承诺。真正的自由与解放绝不会建立在这样一个总体性上。所以阿多诺说得好：“解放了的人类将不会是一个总体。”（杨小滨：《否定的美学》第139页）阿多诺的这些思想实际上已经非常接近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的理论（虽然一个是以西方的资本主义为批判对象，一个是以前苏联模式的计划体制为批判对象），它们都是我们反思文革式极权主义的很好的武器。

四

如果说法兰克福学派对于总体化意识形态的批判理论，用来分析与解剖文革时期的文化专制是十分有效与犀利的武器；那么，用它来批评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中国“大众文化”反而显得牵强。如上所述，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在很多方面具有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极权主义的特点，它的文化也具有空前的总体化（剥夺个人自由）效果（人人学唱样板戏、人人读红宝书、人人跳忠字舞、人人穿绿军装等等）。但是这种总体化意识形态的基础绝对不是商品经济或商品拜物教。恰恰相反，“商品”与“商品经济”是那个时代反复批判、臭不可闻的字眼。保证那种意识形态产生效果的是当时的极左的“社会主义”体制（计划经济、“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等）。

从80年代开始的中国社会的世俗化与商业化以及它的文化伴生物--大众文化，正好出现于て诘乃枷虢烙胍馐缎翁惶寤被淮蚱浦薄＠返乜矗率瞪鲜亲魑杂谡庵忠馐缎翁惶寤被呐杏敕穸α砍鱿值摹Ｈ绻底钤绲摹⑾执幕ひ狄庖迳系闹泄笾谖幕ǘ皇歉锩?quot;群众文化“）是80年代初期从港台传入的邓丽君的流行歌曲（比如著名的《何日君再来》），那么，如果像法兰克福学派那样把它们一律理解为肯定性的、完全缺乏反抗性的统治性文化或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就显然缺乏历史的眼光（语境抽离）。恰恰相反，这些”流行歌曲“是作为对于极”左“时期一花独放、一统天下的”革命文艺“、”革命歌曲“的反拨与否定出现的。如果对于文革时期的”革命文艺“的极度单调、僵化、单一没有切身的体验，我们就无法理解挂在人们（尤其是青年一代）口上的”美酒加咖啡“、”何日君再来“所具有的颠覆与反叛意义。正如有些青年批评家所敏锐地观察到的，80年代初期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都是对于极左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批判，它们之间存在历史性的”合谋“，它们都属于”人学“纲领、属于反文革的叙事，突出个性解放与人道主义等主题。”邓丽君那种有点感伤的歌曲，恰恰与从国家话语里把个人分离出来的作用是一致的，这跟当时整个知识分子的要求是一致的“，”整个流行歌曲，它表现的就是个性，个人对自我内心情感的体验，它确实具有某种思想解放的味道。“（陈晓明语，参见《文化控制与文化大众》，《钟山》1994年第2期）这样的观察比之于简单否定流行歌曲更具有历史的眼光。

一旦回到中国的语境，我们即会发现，如果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是资本主义商业社会作为商品拜物教形式的大众文化，那么第一，从1949年到1979年，中国进行的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实践。改革开放在相当程度上纠正了这一实践，但选择的依然不是资本主义道路；其次，中国的商品经济只有很短的历史，商品逻辑与植根其上的大众文化对于社会生活的全面侵入与绝对控制即使在今天也不是现实。

这里的关键是要把握以商业化为核心的社会变迁在中西方所处的历史阶段的错位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文化功能的差异。因为，商业化无疑是大众文化得以产生与发展的社会历史土壤。以电子传媒为载体的现代大众文化在西方与中国所面临的社会历史语境以及它的相应的功能都存在极大差别。其中最为主要的是，西方的现代启蒙思想（或启蒙现代性）以及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在电子传媒与大众文化出现之前就已经确立或基本完成。在西方，启蒙话语与社会现代化过程开始的时候，还没有出现现代电子传媒。象电视之类现代电子传媒是在现代化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时才出现的。所以西方现代观念（如民主、自由、人权等等）似乎已经不十分需要现代传媒的支持，它在早在现代传媒出现前很久就已经深入人心并且落实于相关的

体制。在这种情况下，现代大众文化的出现更带有后现代的因素，它一定程度上威胁着现代西方思想，尤其是已经经典化的西方现代思想；而在中国以及其他的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情况就很不相同。对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稍有记忆的人不难体会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与电视等大众传媒同步走向社会民众，尤其非知识阶层的。正如徐贲说的：”在中国，启蒙运动从来没有能像媒介文化（引注：即现代大众文化）那么深入广泛地把与传统生活不同的生活要求和可能开启给民众。群众媒介文化正在广大的庶民中进行着五四运动以后仅在少数知识分子中完成的现代思想冲击。在这个意义上，群众媒介文化在千千万万与高级文化无缘的人群中，起着启蒙作用。“（参见徐贲：《文化批评向何处去》，第172-173页）当然，中国的电子传媒并不都是在传播现代的启蒙思想，其中当然也夹杂着封建主义、极权主义或后现代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思想意识。但无疑，把中国的电子传媒的作用与功能单一化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它发挥的至少不只是消解现代性的”后现代“消极作用（如今日大众文化批判者所认为的）。这是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性，也是中国大众文化的特殊性。更准确地说，当今中国的现代传媒发挥的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多面功能，对之要作细致具体的分析（包括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传播现代启蒙思想、限制它发挥启蒙功能的原因是什么等）。把大众传媒与后现代文化混为一谈，或者认为它与现代自由民主思想绝对对立，或者断言它仅仅导致了单质化的控制性文化空间，扼杀了真正的公共领域，都是一种极为简单化的判断（实际上，西方的大众文化也是历史地变化的，以一种不变的、绝对的、本质主义的观点看待大众文化本来就是一种非历史的态度。如上所说，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以特殊的经验为基础的，这种特殊经验一方面是指他们对于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群众文化的经验，另一方面是他们在30、40年代到美国以后对特定时期美国大众文化的经验。而30、40年代的美国正好处于特殊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垄断资本主义，其时的文化企业能够从生产、发行到展示连成一体，成为真正的文化垄断企业。阿多诺所批判的文化工业的典型--好莱坞体制--就是这样的一个文化垄断企业（某几个大的电影厂拥有自己的制片厂、房产与影院）。但是四十年代末开始的反垄断法改变了美国的电影生产-放映-发行体制，规定制片厂不能拥有影院产地、不能垄断放映，从而沉重打击了制片厂对于电影市场的控制）。

由于历史与社会文化的错位，商业化与大众文化在中国语境中的特定意义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家不可能理解的（当然也不能要求他们理解）。即使是今天的中国社会，从总体上说尚处于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政治社会向市民社会的转化过程之中，离西方式的后现代社会或大众消费社会还十分遥远（而且我们切不可把中国少数大城市中少数人的生活看作是中国的全部）。商业化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大众文化则是它的必然伴生现象。如果没有80年代文化界与知识界对于准宗教化的政治文化、个人迷信的神圣光环的充分解除，改革开放的历史成果（包括大众文化的出现）是不可思议的。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大众文化的性质与功能也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过程与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紧密关联。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商品经济的出现以及它的逐渐发展壮

大。它在90年代的比重已经远远超过80年代。中国大众文化或许会朝着类似于法兰克福学派所描述的方向变化。因而我们不能因为法兰克福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存在差别就拒绝使用这种理论。更加可取的态度：在使用法兰克福理论的时候紧密结合中国大众文化的社会生存环境，这个环境是十分复杂的、极为独特的。我曾经把这种语境概括为在官方与民间、政治与经济、社会效益与商品利润的”夹缝中求生存"。这样的语境决定了它不可能只遵循单一的商品逻辑。而且更加重要的是，我们还要对于中国的大众文化做历史的考察。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大众文化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众文化，那么，80年代中国的大众文化也不同于90年代中国的大众文化。由于篇幅的限制，我只能把这个更为复杂的问题留待以后再进行分析。

第三篇：批判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批评——兼论批判理论的本土化问题（范文模版）

一

关注90年代中国大众文化批评的人都捕拿注意到，90年代中国大陆几乎所有批判大众文化的著作或文章，都一无例外地引证了法兰克福的批判理论，尤其是阿多诺的《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见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与《电视与大众文化模式》（载《外国美学》第9辑，商务印书馆，1992年）。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出版的大陆学者撰写的关于大众文化或较多涉及大众文化的研究著作（如陈刚的《大众文化的乌托邦》，作家出版社1996年；肖鹰的《形象与生存--审美时代的文化理论》，作家出版社1996年；黄会林（主编）的《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王德胜的《扩张与危机--当代审美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姚文放的《当代审美文化批判》，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等），没有一部不是大量引用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尤其是《启蒙辩证法》中论“文化工业”的部分。然而不可否定、也不无遗憾的是，在引用法兰克福的批判理论分析中国90年代大众文化的著述中，其方法不同程度地属于“搬用法”，即在将法兰克福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描述-评价框架运用到中国的大众文化批评时，没有对这个框架在中国的适用性与有效性进行认真的质疑与反省。它们因而在相当程度上打有“外国制造”的印记。可以说，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大众文化批评的“知识-话语型”。这些批评文字一般都要重复法兰克福批判理论家对于大众文化/文化工业特征的一些描述，如大众文化的商业化、标准化、模式化、伪个性、反艺术、批量化、平面化等；同时在价值取向上也重复着法兰克福的结论：形象的复制导致对现实的非真实认知；梦幻性特征强化人们的妥协与逃避；批量生产导致审美能力的退化等。这些描述与评价与其说是来自对于中国本土大众文化现实的认真解读，不如说是来自法兰克福批判理论“启示”--而这个理论本来是针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大众文化的。正是因为有了法兰克福理论，中国大众文化的诸多“负面性”才变得如此“显而易见”（这方面的代表性论文可以参见尹鸿的《为人文精神守望：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批评导论》，《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金元浦的《试论当代的文化工业》，《文艺理论研究》1994年第2期；姚文放的《文化工业：当代审美文化批判》，《社会科学辑刊》1999年2期；张汝伦的《论大众文化》，《复旦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等。在这里，我批评性地提到了这么多著述，丝毫不意味着否定这些作者的学术成就。值得关注的倒是：这么有学术造诣的学者不约而同地存在简单搬用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评理论的倾向，这恰好说明这种“搬用”几乎已经成为中国学者的“学术无意识”，惟其如此才更值得我们认真反省（这种反省首先是针对我本人的，因为我也曾经发表过简单地套用法兰克福的批判理论分析中国大众文化的文章，参见我的《大众文化批判》，《文艺争鸣》1993年第6期）。

本来，援用某种西方理论来分析中国问题是无可非议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一个现代的中国学者即使在分析、清理甚至提出中国 “本土”问题时，想要完全排除西方理论已经没有可能（且不说是否必要）。但是简单地谴责西方的学术“霸权”是无济于事的（哪怕是出于反霸权的目的），重要的是必须意识到：西方的任何一种学术话语与分析范型，都不是存在于真空中，都是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的产物，因而无不与中国的本土问题/本土经验存在程度不同的错位与脱节。如果不经转换地机械套用，必将导致为了（西方）理论而牺牲（中国）经验的结果。我并不否认中国的经验或现实本身也不可能是完全中国的，但它更不可能是完全西方的。遗憾的是，当今大陆多数从事大众文化批判的学者在援用法兰克福批判理论的时候，恰好忘记了中国问题研究的一个基本方法论前提：西方的研究范式与中国的本土经验必须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由于中国的大众文化批判没能充分考虑中、西方社会文化的差异，因而也就极大地忽视了在当代西方历史语境中产生的文化批判理论（包括法兰克福批判理论）在学理范型、问题意识、价值取向等方面与中国社会文化现实的错位与脱节。从方法论的?庖迳纤担桓霾徽那疤崾牵何颐怯Φ贝又泄氖导饰侍獬龇⒋戳⒒蛞煤鲜实睦砺郏皇谴永砺郏ú还苁嵌嗝词摈值牡贝鞣嚼砺郏┏龇⒅圃旎蚩浯笾泄乃?quot;问题“（据我所知，在参与大众文化讨论的学者中，只有徐贲先生比较清醒、自觉地意识到了法兰克福文化工业理论的偏颇与不足，因而在运用这个理论分析中国问题时显得比较谨慎。参见他的《评当前大众文化批评的审美主义倾向》、《影视观众理论与大众文化批评》等文。分别载《文艺理论研究》（上海）1995年第5期和《文艺争鸣》（长春）1996年第3期。稍感遗憾的是，徐文以介绍西方的大众文化研究走向为主，只是偶尔才提及中国的文化批评）。

二

中国的大众文化批评之所以自觉不自觉地简单搬用法兰克福批评理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整个思想体系及其产生的语境缺乏系统的了解，从而不能把他们的大众文化批评纳入整个批判理论及其社会文化语境中加以思考。作为一种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根本理论宗旨是批判现代形态的极权主义。解剖与批判极权主义，呼唤个体人的解放，始终是法兰克福诸将终生的目标。而作为批判理论的组成部分，法兰克福大众文化/文化工业理论出发点与宗旨始终是批判极权主义文化控制与意识形态。或者说，法兰克福诸将之所怨刈⒋笾谖幕校且蛭前汛笾谖幕驳弊魇且恢旨ㄖ饕宓囊馐缎翁?-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商品拜物教。

这个理论当然不乏深刻犀利之处。但是既然任何理论都是产生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因此必然也带有其有效性限度。从根本上看，国内大众文化批评在运用西方批判理论时存在的问题就是由语境抽离导致的抽象化。由于把一种理论与它产生的语境加以分离，这种理论就成为抽象的、非历史的理论，一种似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它似乎可以不加改造地运用于任何国家或地区的大众文化，包括中国的大众文化。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遮蔽中国大众文化以及它所扎根其中的中国社会文化语境的特殊性。因而，要分析法兰克福批判理论是否以及如何运用于中国大众文化，首要的工作就是把它加以语境化与历史化。

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大众文化的集中关注是在该派成员迁居美国之后，而它的主要参照与批评对象是当时（40年代）恰好处于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美国大众文化。但如上所述，法兰克福的大众文化理论是其整个社会批判理论的一部分，而这种社会批判理论在其初期的形成过程中是以纳粹德国的法西斯主义为主要经验资源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法兰克福学派只看到了各种极权主义的共同性而对于它们之间的差别关注不够。依据马尔库塞《极权主义国家中的反自由主义斗争》（1934年）的观点，所有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均包含三个基本因素：

1、普救主义，强调整体对于个体的绝对优先性，把社会总体化；

2、自然主义，即把种性、血统、祖国以及种族或集团的领袖（如希特勒与斯大林）偶像化；

3、政治存在主义，把政治变成存在的本质关系，从而使个体牺牲于总体国家的统治下。可见，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是以”整体“或”总体“（它可以是国家、民族、阶级或某种

”主义“）取消个人。法兰克福学派认为上述意义上的极权主义不限于法西斯主义，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与美国的垄断资本主义同样是一种”极权主义“。我们可以认为，在总体化、一体化、消灭个性自由的意义?希饷唇惨膊晃薜览怼５欠ㄎ魉怪饕澹ɑ蚬易时局饕澹⑺勾罅种饕澹朊拦笾谖幕募ㄖ饕灞暇勾嬖谥匾畋稹Ｆ渲凶钗饕牟畋鹪谟谏缁嶂贫然蛎褡骞业慕ü剐问讲煌佣贾露杂谝熘饰幕ǚ醇ǖ牡挚剐晕幕┑娜萑坛潭鹊牟钜臁７ɡ伎烁Ｑ稍诘笔蓖菩泄易时局饕逵敕ㄎ魉怪饕宓牡鹿媪倜鸲ブ郑诖笾谖幕?quot;泛滥成灾”的美国却得以生存下去，而且他们批判大众文化的研究项目还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这一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本身就相当说明问题。如果我们把法西斯主义、期大林的极权主义与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把苏联“社会主义”文艺的一体化权力与美国大众文化的一体化权力相提并论，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忽视两者的区别，使貌似深刻的批判趋于抽象与无效。我以为，法兰克福学派在这方面存在巨大的理论盲点。它本身就存在非语境化的问题。众所周知，阿多诺对现代社会主体与文化工业持极度悲观的态度，他对于现代国家运用现代工业和技术手段（文化工业）对整个社会实施控制的忧虑到了绝望的程度。但问题是，阿多诺的这种“绝望”感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他在德国时对法西斯主义文化控制的经验，把它与以美国为代表的、以商品经济制度为核心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文化等同起来，无疑是一种经验的“误置”。这样，阿多诺就混淆了法西斯集权统治和商品经济制度在文化上的极重要的区别。事实上，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运用商品理论解释法西斯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控制或文化专制主义是不够的。法西斯主义与斯大林主义运用国家机器所组成的群众文化具有资本主义商品文化所无法企及的胁迫性和强制性（参见徐贲《文化批评往何处去》，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一个类似的比较也可以用于中国文革时期的群众文化与中国90年代的大众文化。具有中国“文革”经验的人都知道，那时的极“左”文化（也表现为群众性的文化运动）对于人的意识形态控制与今天的大众文化对人的影响，无论在性质上还是程度上都是极为不同的。更何况西方的资本主义（包括它的文化）本身也经历着变化，并非铁板一块。美国40年代的垄断资本主义只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它与此前与此后的资本主义都并不相同。但是正如有学者出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成员虽然多半迁居美国，但囿于语言、文化、心理（包括欧洲中心主义倾向）等原因，囿于德国经验，并未研究德美之间的区别。”（徐友渔：《自由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及其它》，《天涯》1997年第2 期）由此导致了他们没能在的德国的法西斯主义与美国的资本主义之间、在法西斯的文化专制主义与美国的大众文化之间进行必要的区分。马丁·杰伊在他的《法兰克福学派史》中对个中原因有中肯的分析：“纳粹的经验深深地刺伤了研究所成员，使他们仅仅根据法西斯的潜能来判断美国社会。他们独立于美国社会到如此程度，以至于无视使美国的发达资本主义和大众文化社会不同于他们在欧洲遭遇到的独特历史因素。研究所总是认为极权主义是自由主义的产物，而不是其反动，但在美国，自由的资产阶级社会确实在抵抗这一变化（指自由主义向极权主义的蜕变），为什么会如此？研究所从未有深度地予以探讨。”

这里涉及资本主义、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关系这个重要的问题。由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某些学者没有清晰地分辨资本主义的不同形态，如极权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是其典型）与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所以常常把极权主义、资本主义以及法西斯主义简单地等同起来。又由于国内学术界对于法兰克福理论的非批判性的接受，进而导致了国内学界的相应混乱，甚至直接把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或法西斯主义加以等同（参见王彬彬《读书札记：关于自由主义》，《天涯》1997年第2期。徐友渔对此进行了出色的澄清与分辨，参见徐友渔：《自由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及其它》，《天涯》1997年第4期）。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关系，由于不同形态的资本主义具有不同的“政治法律体系”，因而它既有可能向极右或极左的、反自由的方向发展变成极权主义，也有可能与自由结合成为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显然，我们应当加以认真分辨的正是资本主义内部这个“不同的政治法律体系”而不是似是而非地说什么自由主义等于极权主义。就法西斯主义式的资本主义而言，季米特洛夫认为它是“金融资本中最反动、最沙文主义的、最具有帝国主义成分的公开的恐怖主义专政”，纽曼认为它是“垄断经济”，“是一种命令经济，它是由权威国家统治的私有资本主义经济。”（参见《法兰克福学派史》第4章）显然，这一类型的“资本主义”与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存在巨大差别，毋宁说它更接近哈耶克意义上的苏式“社会主义”（建构理性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这一缺陷在霍克海姆在1968年为重版的《批判理论》写的序言中得到了承认。在序言中他坚决反对把批判理论在西方付诸革命实践，认为“一种即便存在有缺陷的可疑的民主，也总比我们今天的革命必然会产生的专制独裁要好一些。”显然，霍克海姆是在目睹了当时自称的“共产主义”国家的暴政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变革以后修改了自己的观点。他甚至这样写道：“用自由世界的概念本身去判断自由世界，对这个世界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然而又坚决地捍卫它的理想，保卫它不受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希特勒主义及其它东西的侵害，就成为每一个有思想的人的权利与义务。尽管其危险的潜在力量，尽管有作为其历程的标志的遍布内外的不公正，可是，自由世界此时仍然是时空中的岛屿；这个岛屿在暴力控制的海洋中的沉没也就意味着包括批判理论的这个文化的沉没。”（《批判理论》，中译本，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4-5页）

三

如果说法兰克福学派由于没有能够明确地区分资本主义的不同形态，其对于极权主义的批判既有深刻的一面，也存在不可忽视的含混。那么相比之下，法兰克福理论与与中国社会文化现实之间的关系就更加复杂。如果我们紧密结合中国的现实，创造性地运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就能够从中获益。换言之，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必须经过转换才能够获得它在中国语境中的批判性。

法兰克福的批判理论对我自己的最大启示在于，可以对它加以创造性转化以后用来分析与批判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思想控制与极权主义意识形态。霍克海姆曾经批评过一种他认为“明显不能成立的论断”，即：诸如“阶级统治”、极权主义“、”帝国主义“之类概念只能用于资本主义国家，而不能用于”自称是共产主义的国家“。这是霍克海姆在深刻总结了斯大林的自称的”共产主义“以后于1968年得出的教训。也就是说，极权主义与 ”总体化意识形态“（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文化工业是其代表）同样存在于非资本主义国家。在纳粹德国与前苏联，都存在严重的极权主义统治，以及剥夺人的个性与自由的”总体化意识形态“，虽然后者不是源自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的大众文化。

我认为，正是由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是以法西斯德国的国家主义为经验基础与分析蓝本的，所以，它更适合于用来分析与批判改革开放以前、尤其是文革中的极”左“意识形态专制与群众文化。因为很明显，那时中国的情形与纳粹德国或前苏联更为相似

。法兰克福学派所分析的极权主义统治的特征，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都不难发现，比如整体优先与所谓”爱国主义“、偶像崇拜与毛泽东神话、消灭个体与斗私批修，等等。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马尔库塞、阿多诺与弗罗姆）对于法西斯群众心理的分析，也十分适合于分析文革时期的”领袖崇拜“。阿多诺与弗罗姆把精神分析学说纳入自己的批判理论。弗罗姆指出了在极权者与大众之间存在的”施虐-受虐“关系，阿多诺则在《精神分析理论与法西斯宣传的模式》中指出：极权主义利用非理性的方式灌输与煽动大众，使他们无意识地投入盲目性与非理性狂热，自愿屈从极权主义，集体性地退化到幼稚状态（后来他们把这个理论用于分析大众文化，认为在大众文化对于观众的操纵与观众对于大众文化偶像的狂热崇拜之间，存在类似施虐-受虐的关系）。这种集体的”受虐“性格在文革时期的革命文艺中不难发现，在大量关于毛泽东的颂歌中，那个反复表忠心的”我“与”我们“，就像是总叼着母亲的乳房无法长大的孩子。不过，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化意识形态不同，那时中国的”总体化意识形态“是极”左“的阶级斗争哲学，其在文化艺术中的代表则是所谓”样板戏“。

阿多诺的巨著《否定的辩证法》中对于总体性的批判更是为我们深入地理解文革式的极权主义提供了有力的武器。阿多诺把批判的矛头指向黑格尔的总体性规范--绝对精神，认为在这种绝对精神中蕴涵着专制的因子，因为它的前提是最终消灭个体与差异。在阿多诺看来，真正的辩证法不是对于绝对精神的朝圣，而是”一贯意义上的非同一性“，”辩证法指向差异之物。“阿多诺的非同一性哲学是以维护个体性与差异性为目的的，他不能容忍为了所谓”总体“而牺牲个体与差异，不能容忍强制性的因而也是虚假的同一化或总体性。我们知道，事实上这样的总体性总是建立在可疑的”普遍原则“（不管它是”绝对精神“还是其他的”主义“）之上。即使是最好的普遍原则也可能被极权主义者利用。阿多诺提出了著名口号”整体是虚假的“以对抗黑格尔的”整体是真实的“论断，他呼唤一种”非同一性思维“。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阿多诺看来，”同一性（identity）、总体（totality）、整体（whole）和集体性（collectivity）是共谋

大。它在90年代的比重已经远远超过80年代。中国大众文化或许会朝着类似于法兰克福学派所描述的方向变化。因而我们不能因为法兰克福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存在差别就拒绝使用这种理论。更加可取的态度：在使用法兰克福理论的时候紧密结合中国大众文化的社会生存环境，这个环境是十分复杂的、极为独特的。我曾经把这种语境概括为在官方与民间、政治与经济、社会效益与商品利润的“夹缝中求生存”。这样的语境决定了它不可能只遵循单一的商品逻辑。而且更加重要的是，我们还要对于中国的大众文化做历史的考察。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大众文化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众文化，那么，80年代中国的大众文化也不同于90年代中国的大众文化。由于篇幅的限制，我只能把这个更为复杂的问题留待以后再进行分析。

第四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概述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概述

关于马克思意识形态论内涵，学界有一定的争议，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意识形态论的内涵主要是意识形态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把意识形态当作否定性概念来对待，通过批判解开被意识形态所遮蔽的社会真实，以社会的真实矛盾推演意识形态产生的机制和中介，从而宣告一定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些学者认为，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内容的增加使其背离了马克思意识形态论的原有内涵，成为具有意识形态意味的理论变迁，把批判的理论变换为建设理论$另有一些学者认为，即使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意识形态是掩蔽社会真实的精神力量，是对社会现实的颠倒反映，但其原意并非指其为虚假的观念体系和骗人的谎言，应当理解为一定阶级利益与社会总体利益相背离的结果。

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源初语境。青年马克思深受康德与费希特哲学及其方法的影响，沉湎于“应有”而忽视对“现有”的研究，这种做法使马克思在学术生涯肇始阶段便误入法

学研究的死胡同，因而抱怨康德与费希特做法的失当，这种抱怨后来转化为思想上的系统清算: 康德与费希特在太空飞翔，对未知世界在黑暗中探索，而我只求深入全面地领悟地上遇 到的日常事务。在对康德和费希特哲学之缺陷深刻认知的基础上，马克思坚信: 必须从对象的发展上细心研究对象本身，决不应任意分割它们;事物本身的理性在这里应当作为一种自身矛盾的东西展开，并且在自身求得自己的统一。据此，马克思从康德和费希特哲学转向对“应有”和“现有”做了辩证理解的黑格尔主义，开始求助于黑格尔式的整体论和历史主义方法: 理性是历史的本质与动力，历史则是理性的辩证展开(高扬理性或自我意识的旗帜，正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特征，这必然与宣扬上帝意志的宗教发生冲突，在向黑格尔进行思想与方法上的巨大借贷之后，马克思又开始同黑格尔主义的保守方面——至高无上的上帝般的绝对精神分道扬镳了(在其博士论文序言中，马克思鲜明地表达了他对宗教的批判立场: 哲学并不隐瞒这一点(普罗米修斯承认道: 老实说，我痛恨所有的神(这是哲学的自白，哲学的格言，借以表示它反对一切天上和地上的神，这些神不承认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在他看来，宗教就是一种玄学或悬在半空中的假设!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开始将意识形态与空洞的假设相提并论: 不要认为，对天体现象的研究，无论就整个研究而言或就个别部分而言，除了和研究其余的自然科学一样能够获得心灵的宁静和坚定的信心之外，还能达到别的目的(我们的生活需要的不是意识形态和空洞的假设，而是我们要能够过恬静的生活(正如生理学的任务一般是研究最主要的事物的原因一样，这里幸福也是建立在对天体现象的认识基础之上的(关于日月出没的学说，关于星辰的位置和亏蚀的学说，本身并不包含有幸福的特殊根据;不过恐惧却支配着那些看见这些现象但不认识它们的性质及其主要原因的人!将意识形态与空洞的假设并置，视其为科学理性的对立面和人类不幸之源，这是对意识形态的隐性批判，也表明马克思最初是在哲学认识论层面触及意识形态概念的。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多次使用意识形态一词，这种使用频率上的增加，表明马克思对意识形态内涵的认识日渐清晰。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中，马克思开始以意识形态术语来表达一种社会意识(林木盗窃法)的虚假性与欺骗性。至此，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开始成型。

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哲学向度。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是从批判哲学尤其是从批判黑格尔哲学开始的。为了更好地对黑格尔彻底的批判,马克思研读了大量的西方古典哲学著作,包括亚吸卜多德、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和休漠的哲学著作。在1841年的博士论文中,马克思赞成伊毕鸡鲁的哲学,因为它将人类看作是自我决定的。这为马克思后来将哲学批判与社会实践联系起来提供了可能性,于是,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就具有了明显的实践性特质。即使在早期,马克思的哲学批判也没有局限于纯粹的哲学领域,而是与社会生活实践紧密相连,这明显表现于马克思在特里尔时期,对普鲁士政府的种种现实政策的批判上,比如对普鲁士新闻出版的批判等。

通过这些具有实践和唯物主义性质的批判活动,马克思认识到哲学的批判不能脱离实际生活，基于此认识,马克思决定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因为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哲学尤其是政治析学是为普鲁长政府辩护的思想体系,所以,他要系统地批判黑格尔的哲学。可以说,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过程是与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分不开的,这也为其意识形态批判的哲学批判阶段打下了方法论基础,这也是马克思整个意识形态批判的方法沦基础,即实践性、唯物性和辩证性。意识形态批判的作用已经清晰地展现在马克思的面前,那就是:从抽象的理性批判中转向对现实生活的批判;从对现存制度和国家的维护转向对之进行无情的批判并致力于建立新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这也是马克思进行意识形态批判的目的和意义所在。

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政治经济学向度。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得出的结论是:法的体系和政治制度不能通过自身或在所谓的一般人类理智的发展基础上得到理解,相反,它们只能在物质生活实践中找到其根源,黑格尔和18世纪英国、法国思想家称之为市民社会的,也只能在政治经济中得到解释。从此,与克思开始了其意识形态批判的第-个阶段—政治经济学批判阶段,这个阶段是第一阶段哲学批判的深人和发展。如果说在第一阶段的批判中,马克思还停留在人道主义的阶段,那么在后一阶段,马克思开始转变为一名唯物主义的战士,也正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阶段,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同时,他用这一崭新的理论武器作为其进行意识形态批判的主要工具。所以说,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变成了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主导线索。

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并没有对政治经济进行内在的或本质的批判,也就是说,马克思批判还不是将政治经济分析作为一种“科学”,而是将政治经济作为资本主义的想象。所以,马克思的批判实际上是直接批判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关系体系是根本违反人类本性的。所以说,尽管在《手稿》中马克思已经将自己的意识形态批判对象主要转向了政治经济学,但前一阶段批判的对象—哲学的影子还在。换句话说,马克思在批判政治经济学时并没有停止哲学批判尤其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因为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及其后继者不是试图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的这种非人性的方面,而是试图为之辩护,所以,它们的理论批判只能是纸上谈兵的非批判的东西。为了澄清自己的批判与黑格尔学派的批判的不同,马克思在1845年出版了《神圣家族》,该书的副标题是:对批判的批判主义的批判—反对布鲁诺·鲍威尔及其同伙。这里的“批判的批判主义”指的就是青年黑格尔派所使用的批判方法,指青年黑格尔派所谓的批判现状的最佳武器。但在马克思看来,批判理论只不过是批判实践的智力基础。布鲁塞尔时期的马克思在前一段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开始反思自己的意识形态批判的方法论基础,并逐渐得出了比较明确的意识形态批判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是通过《费尔巴哈论》反映出来的。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对自己的批判工作总结道:批判理论必须与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才能导致有效的社会变革的发生,“哲学家们仅仅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改造世界”这些思想转变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提供了方法论基础。1859年,马克思回忆说:写作《形态》是为了“自我澄清”和对自己“以前的哲学思想”做一次清算。可以说,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批判的最重要的思想都包含在了《形态》之中,因为在这本著作中,马克思对前一阶段在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取得的理论成果进行了总结,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即在《形态》中将自己的意识形态批判方法首次详细的揭示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我们可以将《形态》的内容概括如下:1.以黑格尔后继者们为主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一般概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前提、实质和一般概貌。2.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发展和结论;对历史唯心主义概念的一般批判,尤其是对青年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批判。3.唯心主义历史观的起源。4.生产力、分工和财产分配形式的发展;社会的阶级结构、政治结构以及社会意识结构。可以说,这些内容是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一次富有成果的总结,它包含了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两大方面: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两大批判方面的一次完美结合,并绽放出重要 的理论之花—历史唯物主义。

综合地看，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概念的阐述(包括其理论的未来进展)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的: 其一，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在对宗教异化与唯心主义的批判中，马克思将意识形态阐发为虚假的意识，并以认知发生学的视角深入剖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神秘化与异化的缘由、特点与机制(马克思考察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在理论上的失足，其理论上的考察和批判对象主要是青年黑格尔派。其二，马克思在社会形态的结构框架内即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关联中研究了意识形态与阶级、权力、统治的关系(马克思将意识形态阐发为经济基础的副现象、阶级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制度化的思想体系和思想型权力，从而实现了对意识形态概念的功能学解读(在政治社会学层面上，围绕着统治权问题，马克思主要考察和批判了各式各样的非科学的社会主义观念。其三，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下异化劳动以及相关经济关系的分析，揭露了资本奴役劳动物统治人等弊端，分析了意识形态的各种经济样式、经济领域内的各种拜物现象，进而阐述了扬弃异化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理想。

总之，在这些异质视域融合的基础上，马克思既揭示了意识形态理论的#一般!，又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个案分析，同时还绘制了一幅通向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路线图(据此而言，马克思为我们建构了一个极具张力的意识形态概念和一个颇具理论统摄力的意识形态分析架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3.44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2.孙伯，侯惠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与现状: 第 1卷［M］.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 人民出版社 4.邓小平文选: 第3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

5.张秀琴-马克思意识形态论发展的三个阶段.［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5).6.周宏:理解与批判_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文本学研究.［M］.上海三联学术文库，2003.

第五篇：风险刑法理论的批判及反思论文

摘要:本文将从批判和反思两个角度，深入分析和研究风险刑法理论，以期能够了解和掌握风险刑法理论存在的认知偏差，为日后研究方向的调整提供支持和帮助。

关键词:风险刑法理论;批判;反思

风险刑法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曲解了风险社会理论，特别是风险范畴的内涵，并没有有效区分新社会与旧社会中的风险。该理论主要针对的是传统社会风险，而当今社会的风险具有全球性、未知性及系统性等诸多特点，难以更好地应对系统风险，因此我们应积极面对风险刑法理论当中的批判和反思。

一、风险刑法理论批判

(一)理论层面的批判

风险刑法理论对传统刑法的创新引起很多学者的批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传统刑法基本立场而展开的批评。如有的学者认为风险刑法理是反统治的;二是追溯到社会学领域，对风险社会理论进行批判，通过否定理论描述的风险社会否认风险刑法理论的基本价值。如一些学者认为风险社会并非社会的真实状态，而是文化或者治理的产物。这种批判理论仅关注了理论层面，但受到理论自身存在的局限性，无法通过对社会的状态分析和判断刑法的科学、有效性，于社会真正的状态存在较大差别，难以被公众接受和理解，在实践中的有效指导作用的发挥更是无从谈起［1］。

(二)对批评的批评

由于针对风险社会理论的理解不够完善，上文对于理论的批判深度不够，不具备较强的说服力。其中第一类批评是错误的，极易将人们引入到自由与安全、结果与行为无价值的争论泥潭当中。不同的主张都具有独特的理论渊源。尤其是在风险社会背景下，这些主张不能够完全接受。而针对另一个批评来说，都定了风险社会是社会的本质，无异于都定了风险社会理论。从根本上来说，风险刑法理论的问题归根结底出现在它去接了风险社会理论，特别是风险的内涵。简单而言，风险刑法理论谈及的风险，是与传统社会风险之间的差别，出现了混淆。因此在引入风险社会理论作为根本主张时，风险刑法理论犯了基础性错误，促使理论的正当依据受到了消极影响。因此本文的根本任务就是还原风险社会理论的真实本质，并将曲解问题提出来进行反驳，完成对风险刑法理论的批判。

二、风险社会刑法反思

就本质来说，风险社会是对自我批判的社会，风险社会的危机属于系统危机。因此需要采取系统手段进行解决，其中科学、政治制度的重要作用日渐突出。笔者认为，刑事法律人的知识结构与研究视野在当今社会中，需要大力拓展到整个法律体系中，而非刑事法律领域之内，否则，法律将难以充分发挥自身积极作用。

(一)科学反思

现代社会过程中，科学能够将宗教的神秘有效化解，在反思性现代化阶段，对科学的传统理解同样如此，科学的怀疑已经不仅仅关注事物的外在，而开始透过现象看本质。科学反思主要是借助一些方式和方法，分析和研究现实问题，将这种方式作为基础，能够找到问题产生的原因，尤其是科学文明进入到新时期，人类已经不仅仅是科学认识自然、人与社会，而是认识它本身及其产物等。

(二)政治反思

社会不断进步，传统思想、观念势必会被淘汰，进步不仅仅是否认风险的绝对理由。民族国家政治逐渐走向世界主义、地球政治当中，亚政治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传统政治领域［2］。特别是在科学技术的影响下，政治民主将进入到全新发展阶段，如工厂管理的神秘领域，商业与技术也将被赋予一种新的政治与道德约束，古典工业社会风险定义将会被完全改变，朝着伦理学、哲学等多个方面发展。风险社会当中，处处是危机，在科学和政治完成制度性反思前，刑法不能够为所欲为，更不能够盲目进行，而应时时反思自身。反思能够让我们发现自身存在的不足及问题，并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加以改善和调整。因此古典工业社会紧紧围绕着传统风险都建立起来，不仅无法有效化解风险社会当中的风险，且会产生更多推动力。因此需要对刑法进行一些基础层面的反思，如刑法保护的法益有哪些等。反思性不仅是当前刑法理论应对风险社会危机的主要态度，也是风险社会当中刑法的基本立场。但是在此过程中，我们应明确认识到刑法反思会受到科学与政治的影响，刑法反思无法转化为具体的立法，且无法为实践提供科学指导，其能够在冒进与悲观之间做出权衡，提供一条乐观的悲观主义道路，从而促进刑法的保护效益能够发挥到最佳状态。

三、结论

根据上文所述，在复杂多变的社会发展形势下，风险社会意识是寻求复杂环境下国家发展的根本依据，我们只有真正意义上理解了风险社会理论，才能够更好地协调和控制刑法，促使其能够实现对犯罪行为的有效约束和限制，为公众构建和谐、安全的社会环境。因此面对当前存在地风险社会理论误解，我们应突破传统思想、观念，寻找风险社会理论中社会风险的根本概念及定义，不断完善刑法理论体系，为实践提供理论支持，从而促使刑法体系能够获得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陈兴良．风险刑法理论的法教义学批判［J］．中外法学，2014，(01):103－127．

［2］张蒙蒙．风险社会视域下的刑法理论问题反思和批判［J］．法制与社会，2015，(03):2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