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与音乐——兼论艺术的特殊性

第一篇：意识形态与音乐——兼论艺术的特殊性

（一）引言

关于意识形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解释较为祥尽，也较为客观，它解释为“ 社会 哲学 或 政治 哲学的一种形式。其中实践的因素与 理论 的因素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它是一种观念体系，旨在解释世界并改造世界。最早采用‘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一名词是法国革命 时代 的一位名叫a．l．c．德斯图．斯．特拉西的哲学家，他用这个名词表示他所称谓的‘观念 科学 ’，与那些解释性的理论，体系或哲学是有区别的，它是一种负有使命的科学；它的目标在为人类服务，甚至拯救人类，使人们摆脱偏见，而为理性的统治作好准务。”这当然是对意识形态较为狭义的定义。《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进而归纳出它五个方面的特点：

1、它包含一种关于人类经验和外部世界的解释性的综合理论；

2、它以概括、抽象的措词提出一种社会政治组织的纲领；

3、它认定实现这个纲领需要斗争；

4、它不仅需要说服，而且要吸收忠实的信徒，还要求人们承但义务；

5、它面向广大群众，但往往对知识分子授予某种特殊领导任务［1］。

广义说来，在 现代 社会中，任何一种社会中所盛行的、具有强势的思想形态都可泛称为意识形态，如形形色色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较之于古代、近代社会，现代社会中大部分争端，如中东、两伊纷争，东欧的民族争端，都可归并为意识形态之争［2］。意识形态的广义定义，似可暂定为：在一个社会中占主导的、被强化的思想形态。在社会中占主导的思想形态意指已形成稳定势态，在社会上已广为推行的思想，而且具有完整的一整套理论体系表述方式。它被强化的方式包括：通过各种传播媒介、教育 机制、或采取极端的武力形式强迫接受等。在特殊情况下，诸如战争、灾害之时，意识形态起到凝聚人心的功用，这是其他一般思想形态所望尘莫及的，这种情况之下意识形态会起到良性作用。而在通常的、一般情况之下，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强势的思想形态，负面的作用是：它也会强制渗透到社会生活，人群的意识深处等角落，从而对各类具有相对独立存在的价值体系造成极大侵害。从常识看，每一个社会中都具有相应的意识形态，它既可以来自于传统文化、思想，也可以从其他来源获得，它也是是社会赖以凝聚、团结的思想倾向、动力，但本文的意识形态除了包含这一点，更重要的是意指具有极权倾向的政治意识形态以及在现代社会盛行的 经济 意识形态。这两种意识形态经常跨越出自身界限，侵犹进其它领域。前苏联三十年代的大清洗运动、希特勒在法国掀起的排犹狂潮、美国的麦卡锡主义、法国六十年代的**运动某种程度上都可视作这一类强化的思想形态侵蚀、渗透到各个社会领域内所造成的后果。在我国，自1958年大跃进伊始，成为强势的政治意识形态一直在各种学术思想、社会思潮和 艺术 门类中占君临地位，它所造成的巨大破坏力早已有目共睹、无需多说。那么，这一类强化的意识形态必定有其 历史 的源头。

（二）意识形态的起源

英国数学、科学哲学家、罗素的老师诺斯．怀特海说过一句关于思想史极其精辟的一句话，大意是西方哲学都是一系列关于柏拉图哲学的脚注［3］。柏拉图的思想，尤其是政治思想，既是西方政治思想的源头，又是最早而又最完整的极权主义理论［4］。对此理论的梳理远非本文所能做到，它的理论其结论可大意表述为：国家本身是至高无上的，凡于此有利的事情便可行，反之应该禁止。柏拉图据此构建了一个“理想国”，在这个完美的“理想国”中，国王，即最高统治者是什么人呢？

柏拉图的回答是“哲学家国王”，因为只有他才懂得“理念”的秘密，懂得永恒不变的原则，洞悉万物的本质。为什么在柏拉图的理想中，哲学家应做为国王？答案是：柏拉图的思想决定了这样的安排，柏拉图的思想中，理念世界是唯一真实的世界，而尘世、现实世界只是理念世界的影子或摹本，但在尘世之中，能够感知、洞察到真正理念世界的唯一一类人，就是哲学家，他能够看到普遍化的真理，能够知晓理念世界的存在。在这个国家中，艺术家乃至 音乐 家没有地位，如果有的话，那么它们也是用来鼓舞士气或凝聚人心的，如果只有愉悦、游戏的功用，那么就应被从国家中清除掉［5］。这种理论在现代社会中就可表述为：对占统治阶级地位的一切文化活动，必须设立审查制度，并进行有效而不断的宣传，以模造和统一他们的思想；对教育、立法和宗教的一切改变都必须加以防止或压制。以常识眼光看，这种理论当然有些走极端，但千百年，无数胸怀大志的思想家、政治家、艺术家一再受其诱惑，通过各种方式阐释它、继承它、发扬它，留下无数这种理论的摹本，必须承认，这其中有一些极粗疏，而有一些却经过精心构造，十分精致而具有极大煽动力、号召力，它们正是现代盛行的种种意识形态理论的来源［6］。黑格尔的艺术史思想渗透了柏拉图理论思想的痕迹，这种思想力图从历史的现象中推论出一种绝对的先验之物，透过错综复杂的现象去把握绝对精神的流变。把某一类艺术或某一类音乐视为民族精神或时代精神的代言物、代表，这正是艺术或音乐中意识形态的表述。必须承认，这种理论对从事艺术史的人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它力图从复杂多变的艺术 发展 过程中理出清晰的线索，对于划分线索，统观整体的确不可或无，但它无助于深入理解和探索特定情境中的艺术事件和作品［7］。却衍生了许多空洞的话语。音乐美学及中外音乐史 研究 中，由于长期受制于此类意识形态，长期以来不仅导致提不出重大的原创类 问题，而且还导致了一些伪问题的提出，而从逻辑角度看，从一个假问题或伪问题是引不出真答案的，如“ 中国 音乐应走向何方”、“中国特色的民族音乐应是什么”、“人民需要什么音乐”等等。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关于肖斯塔科维奇《第七交响曲》，在国内的许多音乐史书中、音乐欣赏类书籍中大都把此曲与列宁格勒保卫战联系起来，且绘声绘色，逐段解释，但据最近重印、首次公开发行的《见证》－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中，肖斯塔科维奇自己却回忆：“《第七交响曲》是战前设计的，所以完全不能视为在希特勒进攻下有感而发，‘侵犯的主题’与希特勒的进攻无关。我在创作这个主题时，想到的是人类的另外一些敌人„„我的交响曲大多是墓碑„„”［8］。这本据记录者伏尔科夫所说，在这本每一章都有肖斯塔科维奇签名的回忆录中披露了在斯大林时代政治意识形态重压下，音乐家的处境和所遭受的从肉体到精神上的压制，值得所有从事音乐学工作的研究者深思，但至今在中国音乐思想界却少有回响。中国情境中，尤其是音乐思想、方针中意识形态的 影响 的另一源头，便是前苏联极左艺术理论。虽然这一派的理论在今天早已被从各个方面加以批判，但其留下的影响仍存在于许多人的心中，在意识形态影响最为严重的音乐学研究领域，还极少有人触及这个“元问题”。

正象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事物一样，中国情境的意识形态除了有源自西方思想中的源头之外，它在中国之所以长盛不衰，也有其中国思想文化中得以生长发育的温床。这个温床的起点似应划在西汉董仲“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前后。在此之前，儒家应该说只是个松散的民间性思想流派，在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之中，它有时略占上峰，有时又隐没不现，还有时它甚至不是最为突出的一员。在孔子的言论记录《论语》之中，充满着各种常识性的论点，同时也带有一种怀古倾向，对音乐的态度，既有“移风易俗，其善于乐”的功利主义观，观点，又有“三月不知肉味”的个人化观点，同时还有偏激一些的如“放郑声”的论点。总之，先秦儒家在音乐趣味上倾向于正统、怀旧，儒家在其理论上偏重于强调“关系”，重群体，重阶层，轻个人。西汉之后，儒家一跃而成为官学，经过强化的儒教，原本便具有强烈的功利性，入世性，成为官方的“儒教”之后，重“集体”或“集团”而轻个人或“个体”的一面得到强化，它的理论在许多方面被视为“绝对”而不能更改，孔子也一跃而成为“素王”，在此之后，儒家学说历经每一代后继者的阐释、注释、理解，从而成为中国历代知识阶层的深层意识形态，也可以称之为“文化心理”。它与西方意识形态思想的契合点基本有：

（1）整体主义－整体大于部分，整体重要性强过个体；

（2）民族或国家、“集团利益”大于个人、个体；

（3）重权术－即重权力的集中与分配秩序。

从现代的角度看，这些特点都具有传统社会思想形态特征，在传统类型的社会中，知识和利益集中于小部分人手中，他们作为既得利益的获益者，为了维护氏族、部落或城邦的整合性，必然要借助于整体性观念，并使这一观念神秘化、神圣化，拒斥任何意义上的变化，维护被神化的等级次序。当传统类型的社会面临解体的危机时，这一类整合性观念便一再得到强化„„我们已经看到，意识形态理论在历史上有其源起，这足以说明它的源远流长，但在二十世纪它竟然愈演愈烈，纳粹德国大肆屠杀犹太人，前苏联斯大林主义时期知识分子，艺术家等残酷迫害，以及中国文革之中对文化、思想的极端仇视，虽有许多揭露性、研究性文章，但大都针对意识形态的发布者、创立者，却对其具体行动的实施者-群众或人民抱以同情或开脱，并以“受人利用”“蒙蔽利用”而不予质疑，但实际上，意识形态理论形态中维护整体性的一面所笼络的正是无数社会中缺少自我意识的大众，这也正是它施以权术的秘密。正是千千万万由个人组成的“群众”“人民”具体实施了许许多多残酷的行为，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实践纲领，它唤起了许多人内心深处存在的原始欲望。意识形态理论对其异端的镇压，根本不输于历史上的宗教裁判所，十字军东征或焚书坑儒，由无数个体组成的大众深深受其诱惑，那么这些种种强势意识形态理论能在许多人心中激起狂热，除了历史文化的传承因素，时间因素之外，还有超时间的心理起源。意识形态在心理上的起源，从人类学方面看就是原始部族的居民或早期人类社会中的人们对宇宙万物的神化或魔化，这其中也包括对音乐、绘画、文字等艺术的神化心理，即赋予音乐、图画等艺术以魔力［9］。

古希腊音乐理论中；尤其柏拉图理论中关于禁上某种类型音乐的说法、中国古代儒家的“放郑声”，墨子理论中的“非乐”，直至二十世纪纳粹德国和斯大林时代禁止犹太人音乐的官方规定，既有其理论形态本身的原因，更有其更普遍意义上的心理起源。人们普遍对音乐、艺术既敬畏其神奇，又仇视其力量，既兴奋它们能影响情感，又恐惧它们能麻痹斗志，意识形态理论中的艺术功能说恰好投合了这种心理，这也是现代意识形态艺术理论的重要心理起源。相对于几百万年的人类原始时代，从原始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的时间极为短暂，人类心理中存在的神化事物的情结历经宗教意识形态而至现代的思想意识形态而保存至今，甚至还要一直存在下去。

由此观之，音乐救国论与音乐亡国论起因于同一源头，正在于它们共同夸大了音乐的魔力，在古希腊神话中有塞壬王歌声的传说，在现代社会中也有“黑色星期五”和种种对音乐的神化传说，都足以作为佐证。

第二篇：浅谈意识形态与音乐——艺术的特殊性分析

浅谈意识形态与音乐——艺术的特殊性分析

（一）引言

关于意识形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解释较为祥尽，也较为客观，它解释为“社会哲学或政治哲学的一种形式。其中实践的因素与理论的因素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它是一种观念体系，旨在解释世界并改造世界。最早采用‘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一名词是法国革命时代的一位名叫A．L．C．德斯图．斯．特拉西的哲学家，他用这个名词表示他所称谓的‘观念科学’，与那些解释性的理论，体系或哲学是有区别的，它是一种负有使命的科学；它的目标在为人类服务，甚至拯救人类，使人们摆脱偏见，而为理性的统治作好准务。”这当然是对意识形态较为狭义的定义。《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进而归纳出它五个方面的特点：

1、它包含一种关于人类经验和外部世界的解释性的综合理论；

2、它以概括、抽象的措词提出一种社会政治组织的纲领；

3、它认定实现这个纲领需要斗争；

4、它不仅需要说服，而且要吸收忠实的信徒，还要求人们承但义务；

5、它面向广大群众，但往往对知识分子授予某种特殊领导任务［1］。

广义说来，在现代社会中，任何一种社会中所盛行的、具有强势的思想形态都可泛称为意识形态，如形形色色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较之于古代、近代社会，现代社会中大部分争端，如中东、两伊纷争，东欧的民族争端，都可归并为意识形态之争［2］。意识形态的广义定义，似可暂定为：在一个社会中占主导的、被强化的思想形态。在社会中占主导的思想形态意指已形成稳定势态，在社会上已广为推行的思想，而且具有完整的一整套理论体系表述方式。它被强化的方式包括：通过各种传播媒介、教育机制、或采取极端的武力形式强迫接受等。在特殊情况下，诸如战争、灾害之时，意识形态起到凝聚人心的功用，这是其他一般思想形态所望尘莫及的，这种情况之下意识形态会起到良性作用。而在通常的、一般情况之下，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强势的思想形态，负面的作用是：它也会强制渗透到社会生活，人群的意识深处等角落，从而对各类具有相对独立存在的价值体系造成极大侵害。从常识看，每一个社会中都具有相应的意识形态，它既可以来自于传统文化、思想，也可以从其他来源获得，它也是是社会赖以凝聚、团结的思想倾向、动力，但本文的意识形态除了包含这一点，更重要的是意指具有极权倾向的政治意识形态以及在现代社会盛行的经济意识形态。这两种意识形态经常跨越出自身界限，侵犹进其它领域。前苏联三十年代的大清洗运动、希特勒在法国掀起的排犹狂潮、美国的麦卡锡主义、法国六十年代的**运动某种程度上都可视作这一类强化的思想形态侵蚀、渗透到各个社会领域内所造成的后果。在我国，自1958年大跃进伊始，成为强势的政治意识形态一直在各种学术思想、社会思潮和艺术门类中占君临地位，它所造成的巨大破坏力早已有目共睹、无需多说。那么，这一类强化的意识形态必定有其历史的源头。

（二）意识形态的起源

英国数学、科学哲学家、罗素的老师诺斯．怀特海说过一句关于思想史极其精辟的一句话，大意是西方哲学都是一系列关于柏拉图哲学的脚注［3］。柏拉图的思想，尤其是政治思想，既是西方政治思想的源头，又是最早而又最完整的极权主义理论［4］。对此理论的梳理远非本文所能做到，它的理论其结论可大意表述为：国家本身是至高无上的，凡于此有利的事情便可行，反之应该禁止。柏拉图据此构建了一个“理想国”，在这个完美的“理想国”中，国王，即最高统治者是什么人呢？

柏拉图的回答是“哲学家国王”，因为只有他才懂得“理念”的秘密，懂得永恒不变的原则，洞悉万物的本质。为什么在柏拉图的理想中，哲学家应做为国王？答案是：柏拉图的思想决定了这样的安排，柏拉图的思想中，理念世界是唯一真实的世界，而尘世、现实世界只是理念世界的影子或摹本，但在尘世之中，能够感知、洞察到真正理念世界的唯一一类人，就是哲学家，他能够看到普遍化的真理，能够知晓理念世界的存在。在这个国家中，艺术家乃至音乐家没有地位，如果有的话，那么它们也是用来鼓舞士气或凝聚人心的，如果只有愉悦、游戏的功用，那么就应被从国家中清除掉［5］。这种理论在现代社会中就可表述为：对占统治阶级地位的一切文化活动，必须设立审查制度，并进行有效而不断的宣传，以模造和统一他们的思想；对教育、立法和宗教的一切改变都必须加以防止或压制。以常识眼光看，这种理论当然有些走极端，但千百年，无数胸怀大志的思想家、政治家、艺术家一再受其诱惑，通过各种方式阐释它、继承它、发扬它，留下无数这种理论的摹本，必须承认，这其中有一些极粗疏，而有一些却经过精心构造，十分精致而具有极大煽动力、号召力，它们正是现代盛行的种种意识形态理论的来源［6］。黑格尔的艺术史思想渗透了柏拉图理论思想的痕迹，这种思想力图从历史的现象中推论出一种绝对的先验之物，透过错综复杂的现象去把握绝对精神的流变。把某一类艺术或某一类音乐视为民族精神或时代精神的代言物、代表，这正是艺术或音乐中意识形态的表述。必须承认，这种理论对从事艺术史的人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它力图从复杂多变的艺术发展过程中理出清晰的线索，对于划分线索，统观整体的确不可或无，但它无助于深入理解和探索特定情境中的艺术事件和作品［7］。却衍生了许多空洞的话语。音乐美学及中外音乐史研究中，由于长期受制于此类意识形态，长期以来不仅导致提不出重大的原创类问题，而且还导致了一些伪问题的提出，而从逻辑角度看，从一个假问题或伪问题是引不出真答案的，如“中国音乐应走向何方”、“中国特色的民族音乐应是什么”、“人民需要什么音乐”等等。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关于肖斯塔科维奇《第七交响曲》，在国内的许多音乐史书中、音乐欣赏类书籍中大都把此曲与列宁格勒保卫战联系起来，且绘声绘色，逐段解释，但据最近重印、首次公开发行的《见证》－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中，肖斯塔科维奇自己却回忆：“《第七交响曲》是战前设计的，所以完全不能视为在希特勒进攻下有感而发，‘侵犯的主题’与希特勒的进攻无关。我在创作这个主题时，想到的是人类的另外一些敌人„„我的交响曲大多是墓碑„„”［8］。这本据记录者伏尔科夫所说，在这本每一章都有肖斯塔科维奇签名的回忆录中披露了在斯大林时代政治意识形态重压下，音乐家的处境和所遭受的从肉体到精神上的压制，值得所有从事音乐学工作的研究者深思，但至今在中国音乐思想界却少有回响。中国情境中，尤其是音乐思想、方针中意识形态的影响的另一源头，便是前苏联极左艺术理论。虽然这一派的理论在今天早已被从各个方面加以批判，但其留下的影响仍存在于许多人的心中，在意识形态影响最为严重的音乐学研究领域，还极少有人触及这个“元问题”。

正象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事物一样，中国情境的意识形态除了有源自西方思想中的源头之外，它在中国之所以长盛不衰，也有其中国思想文化中得以生长发育的温床。这个温床的起点似应划在西汉董仲“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前后。在此之前，儒家应该说只是个松散的民间性思想流派，在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之中，它有时略占上峰，有时又隐没不现，还有时它甚至不是最为突出的一员。在孔子的言论记录《论语》之中，充满着各种常识性的论点，同时也带有一种怀古倾向，对音乐的态度，既有“移风易俗，其善于乐”的功利主义观，观点，又有“三月不知肉味”的个人化观点，同时还有偏激一些的如“放郑声”的论点。总之，先秦儒家在音乐趣味上倾向于正统、怀旧，儒家在其理论上偏重于强调“关系”，重群体，重阶层，轻个人。西汉之后，儒家一跃而成为官学，经过强化的儒教，原本便具有强烈的功利性，入世性，成为官方的“儒教”之后，重“集体”或“集团”而轻个人或“个体”的一面得到强化，它的理论在许多方面被视为“绝对”而不能更改，孔子也一跃而成为“素王”，在此之后，儒家学说历经每一代后继者的阐释、注释、理解，从而成为中国历代知识阶层的深层意识形态，也可以称之为“文化心理”。它与西方意识形态思想的契合点基本有：

（1）整体主义－整体大于部分，整体重要性强过个体；

（2）民族或国家、“集团利益”大于个人、个体；

（3）重权术－即重权力的集中与分配秩序。

从现代的角度看，这些特点都具有传统社会思想形态特征，在传统类型的社会中，知识和利益集中于小部分人手中，他们作为既得利益的获益者，为了维护氏族、部落或城邦的整合性，必然要借助于整体性观念，并使这一观念神秘化、神圣化，拒斥任何意义上的变化，维护被神化的等级次序。当传统类型的社会面临解体的危机时，这一类整合性观念便一再得到强化„„我们已经看到，意识形态理论在历史上有其源起，这足以说明它的源远流长，但在二十世纪它竟然愈演愈烈，纳粹德国大肆屠杀犹太人，前苏联斯大林主义时期知识分子，艺术家等残酷迫害，以及中国文革之中对文化、思想的极端仇视，虽有许多揭露性、研究性文章，但大都针对意识形态的发布者、创立者，却对其具体行动的实施者-群众或人民抱以同情或开脱，并以“受人利用”“蒙蔽利用”而不予质疑，但实际上，意识形态理论形态中维护整体性的一面所笼络的正是无数社会中缺少自我意识的大众，这也正是它施以权术的秘密。正是千千万万由个人组成的“群众”“人民”具体实施了许许多多残酷的行为，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实践纲领，它唤起了许多人内心深处存在的原始欲望。意识形态理论对其异端的镇压，根本不输于历史上的宗教裁判所，十字军东征或焚书坑儒，由无数个体组成的大众深深受其诱惑，那么这些种种强势意识形态理论能在许多人心中激起狂热，除了历史文化的传承因素，时间因素之外，还有超时间的心理起源。意识形态在心理上的起源，从人类学方面看就是原始部族的居民或早期人类社会中的人们对宇宙万物的神化或魔化，这其中也包括对音乐、绘画、文字等艺术的神化心理，即赋予音乐、图画等艺术以魔力［9］。

古希腊音乐理论中；尤其柏拉图理论中关于禁上某种类型音乐的说法、中国古代儒家的“放郑声”，墨子理论中的“非乐”，直至二十世纪纳粹德国和斯大林时代禁止犹太人音乐的官方规定，既有其理论形态本身的原因，更有其更普遍意义上的心理起源。人们普遍对音乐、艺术既敬畏其神奇，又仇视其力量，既兴奋它们能影响情感，又恐惧它们能麻痹斗志，意识形态理论中的艺术功能说恰好投合了这种心理，这也是现代意识形态艺术理论的重要心理起源。相对于几百万年的人类原始时代，从原始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的时间极为短暂，人类心理中存在的神化事物的情结历经宗教意识形态而至现代的思想意识形态而保存至今，甚至还要一直存在下去。

由此观之，音乐救国论与音乐亡国论起因于同一源头，正在于它们共同夸大了音乐的魔力，在古希腊神话中有塞壬王歌声的传说，在现代社会中也有“黑色星期五”和种种对音乐的神化传说，都足以作为佐证。

（三）意识形态理论的特点

作为强势的思想形态理论，它之所以投和人心，广泛对社会生活和每一个体进行渗透，影响艺术理论的发展，侵入许多相对独立存在的价值系统，正在于它自身具有十分鲜明的特征，虽然存在着种种意识形态，它们可以千差万别，但至少有三个特征是它们所共同具有的，这三种特征形成大多数意识形态的特点，使其具有其它哲学理论，文化理论所不具的坚实性。

首先是整体主义。当黑格尔把思想的运动归结为回归理念的运动、当国家主义者把国家做为一个有机体、当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强烈排斥异族“不纯的血液”时，他们是在用整体主义的思维把复杂的社会结构，思想流变，不同个体千差万别的形态简化成抽象的实体，名词。这的确让人产生一切都一目了然的幻觉。把艺术史上纷纭多变的发展简化成清晰明了的公式，的确很有诱惑力，但这却让我们忘记了另一端，那就是：艺术史的主体是艺术家本身，而不仅是某种民族或风格的混合整体［10］。意识形态的执行者在建立艺术审查机构时，奉行的也是整体主义，正象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说，“为了国家的利益”，个人必须让步。现代社会则以“人民的利益”“民族的利益”“政党集团的利益”等等理由取缔或推行某类音乐、书籍，乃至异类思想。

其次是历史决定论或历史主义。它的主要思想可表述为：历史的运动有其方向、趋势，而且这趋势、方向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在艺术史中它往往以艺术进化论的形式出现，正象有体生物的进化一样，音乐体裁，形式也有以简单到复杂的发展的趋向，从中国许多地方音乐的发展一直到西方音乐中奏鸣曲式的发展都可见出进化论的运用，但简单的套用生物进化论，却忽视了艺术本身独立的审美价值、人文价值。进化论泛滥在艺术史研究中起始于十九世纪达尔文进化论，生物进化论随着十九世纪社会运动的发展，逐渐成为强势的意识形态，渗透入许多政治思想，哲学思想以及艺术史之中。德国音乐学家保罗·贝克在最近一本通俗音乐史中开宗明义说：“历史是一幅展示人类生命历程的画卷。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任何时期的音乐都完全平等，而且可以反映音乐创造者的性格特征。艺术形式没有进化，只有变化，这是我们研究音乐历史的基本观点。”这段话可以让我们深思音乐史、艺术史研究中隐藏的意识形态因素究竞有多少。

意识形态第三种特征，便是它所宣称对科学主义的信奉。意识形态理论强调理论自身的科学性，这种以科学性、或唯科学论、以科学的精密为准绳的倾向源自于西方十八世纪启蒙时代，由于近代科学发展迅速，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以科学的严密性和客观性衡量各类理论和规范。直至当代，仍有大多数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强调自身理论的科学性。以科学性去衡量理论自身的严密、逻辑一致，自然不会有错。然而意识形态理论强调自身科学性，实际上是把科学等同于某种绝对的，不可争议，不可辩驳的权威性。这种误解源自于十九世纪人们对科学的理解，如今我们认识到，科学理论也要经过证伪，接受检验，科学之所以在这个时代取得飞速的发展进步，正在于它经受了最苛刻，最严密的检验，而科学的方法便是经由最严格的批判所控制的解决我们问题的试探性尝试［13］。科学的成长正在于它迅速更新的能力，我们对科学自身的认识也在逐步深化。在中国，逐步摆脱传统意识形态外衣的马克思主义也承认其自身也在发展、吸收其它合理因素，扬弃掉原本残存的不合理部分，这才是它自身真正具有科学性的标志。回到前面，我们看到，意识形态理论一方面误解了科学的性质，另一方面又亮出其科学性，凸显其权威性，拒绝任何角度，任何意义上的证伪和辨驳，变成现代意义的神话，这又是古老的极权主义理论、一元论在现代的翻版。

（四）意识形态的危害和艺术（音乐）的特殊性意义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强势思想形态，它势必要求进入广阔多变的社会生活和每一个单独的个体思维之中，但我们回顾往昔，德国的排扰主义对门德尔松等犹太人音乐家、艺术家的抵制，俄国(前苏联)对犹太人音乐的排斥四五十年代日丹诺夫对苏联音乐家艺术家的迫害，中国文革期间对德彪西、瓦格纳等“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音乐家”的大批判、纳粹德国对非我族类的犹太人思想家、艺术家的屠杀、查禁等都是以意识形态的强势思想介入音乐艺术领域的直接或间接恶果。我以为我们一般知识分子，尤其是从事音乐学或艺术史研究的人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意识形态，特别是政治意识形态，对音乐、艺术等相对独立的价值形态侵害的直接后果，便是使其对象本身成为其附属品、依附之物。意识形态用先在、先验(也就是不可证伪的理论)的思维定式来框定艺术的功能、作用，而无视音乐、艺术自身相对独立的规律，对其自身的健康而多元的发展造成极大伤害。

如果有足够的认识，我们应能看到，而且应该能认识到，组成社会的三大系统、政治、市场、文化必须保持相互影响，但更要相对独立的关系。特别是在我们的国家正在形成的市场化趋势(这是继政治意识形态之后又形成的一种强势语语，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语言)。当然，在音乐艺术相对独立的前提之下，市场化会极大促进音乐艺术的繁荣和兴旺、传播和发展。但是一个健全的社会，绝不仅仅靠市场机制分配知识和艺术。举众所众知的例子，美国一年一度的电影艺术学院奖，如果客观地看，它更多的着眼点是那些取得艺术与市场价值相对平衡的影片，而置某些标房收入极高而艺术性差的影片而不顾。如果一味听任市场机制，让它的标准膨涨到极端，那么这样带来的危害和恶果并不会小于大跃进或文革期间极端政治化带来的对艺术、知识的损害。在并不太遥远的过去，我们曾经犯过把政治标准与音乐文化价值等同的错误，而今却走到另一极端，即把市场价值与文化价值完全等同起来。音乐，正象人类任何的文化创造一样，它在人类价值系统中自有其自身超越其生存的价值地位，它既被无数个体的心灵所感受，又提供了为它所化的人超越现实生活的理想和生存动力。然而当这样一种相对独立的价值屈从或臣服于另一类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念之时，其后果可想而知。因为这将对音乐、对任何一种门类的文化艺术造成深深的创伤。在我们日趋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之下，音乐艺术的繁荣与多样，其前提既不在于完全走向市场，也不在于依附任何一类权力集团,更深一层的前提应是它自身独立存在的价值得到承认，其二便是音乐艺术自身的多元化、多极化，从任何一种强势意识形态系统中走向相对独立。在以往，我们曾走到音乐政治化的极端，八部样戏，一本语录歌；而今却似乎走向另一极端，在艺术市场化的意识形态口号之下，将一切都拿到市场上去衡量其价值，但其结果并未形成音乐艺术多元化的繁荣，却造成低劣的流行音乐，大众卡拉OK的泛滥，严肃音乐的品质也日益下降。把文艺团体和音乐院校片面、极端地推向市场，这背后不仅是商品经济的强势意识形态，其实它也是社会的管理者在推卸自己的责任。音乐艺术的多元化真正的动力应来自于思想的多元化，没有思想便无从拿出真正象样的作品，其实这也正是我们日趋疲软和苍白的流行文化的教训之一。

我们的文化传统以及长期以来推行的政治意识形态，其中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重集体、集团、轻视个人和独立的思想，我们许多人，对现代社会中民主制的理解也大多仍停留在“少数服从多数”的水平上，极端之时甚至以国家、民族的名义去压制个人创造。在市场经济的今天，这种传统思维形态也披上一层新的外衣，以“大众”“多数人”“群众”等名义去推行强势意识形态，造成品质低劣的流行艺术、流行音乐大肆泛滥。

我们应该明白的常识是，在现代社会中，真正在推进文化、发展艺术的主体，既非某一种集团和利益团体，又非抽象的民族国家，而是富于创造力的个人，正是无数这些有独立个性、富于天赋的个人才真正去推进了音乐及一切艺术水准，只有营造一个允许他们生长的大环境，建立一种宽松的制度性构架，把意识形态的直接、间接渗透减到低程度，才能便其走向真正的百花齐放。争相辉映的局面。

从事音乐学研究的人，正如其它从事理论工作的知识分子一样，其创造性不仅在于解决什么问题，而更在于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在我看来，意识形态与音乐的关系正是这样一个问题，而且是一个元问题，任何从事音乐研究的学者迟早都会遇到它，我们应该正视这个问题的存在，并尽量做出自己的回答。作为知识分子的一种，音乐学者如果缺乏对思想史，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了解，缺少对人类充满终极关怀的人文精神，缺乏对除物质之外更深远的精神生活的追求，那他很难配上知识分子的称呼。我们应该从自身做起，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注释：

1，参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参见《民族冲突和宗教争端》，杨灏城、朱克柔主编，人民出版社 3，参见《科学与近代世界》，怀特海著，商务印书馆

4，参见《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波普尔著，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5，参见《理想国》，柏拉图，商务印书馆

6，参见《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波普尔，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7，参见《艺术与人文科学》，贡布里奇著，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

8，参见《见证》，肖斯塔科维奇口述，伏尔科夫记录并整理，叶琼芳译，花城出版社 9，参见《关于艺术家形象的传说，神话和魔力》，克里斯、库尔茨合著，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

10，参见《图像与观念》，范景中著，岭南美术出版社。11，参见《理想国》，柏拉图著，商务印书馆

12，参见《音乐的故事》，德国保罗·贝克著，江苏人民出版社 13，参见《猜想与反驳》卡尔·波普尔，上海译文出版社。参考书目：

《十九世纪西方音乐文化史》，朗格著 《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伏尔科夫记录 《西方音乐史》，格劳特著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波普尔著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

《艺术与人文科学》，贡布里奇著 《美学》，黑格尔 《图像与观念》，范景中

《永恒的旋律－音乐与社会》，布劳考普夫

第三篇：论教师专业化的特殊性

论教师专业化的特殊性

当今社会，各种职业都想成为专业。也许，专业性职业共同的外部表现是较高的社会地位、神秘感强、较大的自主权、不易替代性等等，但这只是各种职业专业化的最终结果。由于不同职业有不同的特点。因而，各种职业专业化的起点和过程也就各不相同。职业的特点是其专业化的立足点。已有的教师专业化的研究和实践中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机械地模仿其他职业，如医生、律师、工程师等，这种模仿包括专业化的标准和专业化的机制。把从这些成熟的专业中归纳出的特质直接用作为衡量教师专业化的标准和教师专业化的“航标”，而没有考虑教师职业的特点和教师专业化的特殊性。那么，教师职业的特殊性究竞何在?如何以这种特殊性为基础去探求教师专业化的特殊性和规律性?可以说，这是实现教师专业化的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目前的教师专业化的研究和实践之所以未能取得良好的效果，也正是忽视了这一点的缘故。本文把教师职业和公认的成熟专业—— 医生、工程师、律师等相比较，归纳出教师职业的特点，然后以此为基础，对教师专业化所面临的特殊问题进行分析。

一、教师职业的特点

下面就是经过和医生等职业相比较而得出的教师职业的特点，分为三个层次。逐级具体化。、第一层次：教师职业实践是一种培养人的活动。这是由教育之本性决定的，也是教育、从而也是教师职业的最根本的特点，其他特点都由此派生。职业实践指向的对象是人的心理世界，人的心理是人类面对的最复杂的领域，所以，教师职业实践是人类社会最复杂的工作。第二层次 ：

1．生成性与不确定性。教师职业实践的对象是人的心理、思想和“灵魂”，职业实践中充满了“人”，职业实践的载体是主体之间的交往。交往各方都具有能动性、主体性、个别性，所以职业实践永远处于生成性和暂时性的“情景”之中。“教学这个领域充斥着大量的可变因素”，职业情景中的偶然性和不可预设性强，充满着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混淹性。教师职业的规范模糊、更多地具有一种个体性和多元性。职业行为方式，既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科学又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艺术。所以，教学活动中充满着不确定性，对从业人员的缄默知识、浸入生命的反思、自主创造要求更高，对自主权和民主、自由、宽松的工作氛围具有强烈的依赖性。

2．社会性尤其是强烈的政治性和阶级性。教师职业实践中充满了“人”，从而使教育活动总是处于各种社会关系之中。所以，这一职业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教育是具有阶级性的，国家政权总是要通过教育来培养其阶级统治的接班人和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人才。不仅是要确保“培养什么样的人”符合其要求，而且要确保“如何培养”也符合其确定的规范(这是因为对于教育而言。如何培养和培养结果是密不可分的)。可见，从教育目的到教育过程，和医生职业相比，教师职业都多了一些政治性和阶级性。所以，教师职业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关系不仅错综复杂，而且很微妙。

3．与“人”和时代的内涵之间的息息相关性。人是个多学科的概念，教育学和医学意义上的人的含义是不同的，一个是侧重精神，一个是侧重生理。“人”是教育的对象，“人”是教育的灵魂。人是怎样的，教育就是怎样的；1教育是怎样的，教师就是怎样的。教育的核心问题是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的问题，所以，教育总是要考虑人的本质、实然、应然的问题。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立足于人的本质和社会需要来解决人的实然和应然之间的矛盾的；不过这对矛盾是永远也不能最终解决的，因为矛盾本身便是动态发展的。可见，教育，从而教师职业总是和“人”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人”的内涵是与时惧进的，不同的时代对人的理解是不同的，所以，教师职业的内涵也随着人和社会的发展而与时俱进，与时代的脉搏息息相关。

第三层次：

1．知识结构上的双学科性。教师不仅要精通任教学科即教什么的知识，而且要掌握教育学科即如何教的知识，这是两类性质不同的知识。前者是基础，教师自己要有东西可教，是教师之为教师的前提；后者是工具，教师要懂得怎么去教，是教师之为教师的独特之处。两者相辅相成，具体到一个教师身上，是统一的。两者缺一不可，缺了前者，无法做教师；缺了后者，做不了好教师。

2．职业性质上的非神秘性，与社会生活具有天然的联系。教育就其原始形态而言，是和社会生活交织在一起的，是直接同一的。教育制度化以后，由于社会因素的影响，它逐渐地脱离了社会生活，但就其本性而言，它与社会生活具有天然的联系。每一个人都是在日常生活中的，“我们就具有观察人类经验和行为的主要倾向的一切机会”，因此，对教育就具有自己的一些见解。现在，教育日益普及，没有接受过教育的人已经很少，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关于教育——无论是狭义的学校教育还是广义的社会生活意义上的教育——的一些认识。另外，教育的规律和自然科学规律很不相同。对于教育，通过细心的观察和总结我们就能获得很多，常常足以应付常规性实践，而自然科学则需要严格而又谨慎的实验。奥康纳指出：“有些自然规律性(指关于人的科学——引用者注)比别的自然规律性更容易知道……人类行为和动物行为的规律性，对一个有理智的观察者来说，大体的轮廓是清楚的。但是，自然的规律性大部分径事物表面之下，必须艰苦地用标准的科学方法予以阐明。为什么教育几千年来已经成为一件成功的事业而医学和工程学只是最近才到达成熟的程度，这是原因之一。一个优秀教师从普通的经验中对人类本性的作用获得足够的知识，使他有效地进行教学。”他还指出，关于人的科学“告诉我们的都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的确如此，我们对医生的工作充满敬意是因为其职业实践的内涵对我们来说是神秘的；关于教育，似乎人人都懂一些，都能说几句，只要有了基本的文化知识，人人都能当教师，特别是低年级的教师，而我们的教育科学和实践之糟糕现状更加强了人们的这种认识；对于教师而言，随意化、凭经验和自己当学生时的印象来教学而不是凭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知识来教学的现象仍然是十分普遍的，以至于有人认为，今天的教学方法和几百年、几千年前的教学方法并没有什么显著的差别。所有这些就形成了教师工作的非神秘性。

3．工作手段、方法乃至工作机制上的非实证性、非纯技术性。诚然，一个优秀的教师，其工作中必然包含一些必备技能；但技能和教师同对教育内涵的理解相比是次要的、“然而，许多这类技能并不十分关键，这些技能加在一起的总和，也构成不了好的教学要素的总和”。与其说教师职业是一种技术型职业还不如说教师职业是一种理念型职业。另外，这种重视技术的技术理性观点侧重“生产效率”，而非“人际协商”。而教育却是以主体间的交往为基础的。总之，教师工作要求教师全身心地投入，用生命的体验来深化自己对教育的领悟，以此为基础，在教育过程中，理智地判断、选择和决策，而不是凭借常规的、模式化的技术来对对象进行各种处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教师的工作是对“人” 的教育，而不是对对象的训练。尽管教师职业实践离不开一定的技能技巧，但其更重要的要求是理智和领悟。

4．职业角色的弥散性和模糊性。这是因为教师职业实践和其他领域交叉太多的缘故。从职业涉及的学科内容上看，人类的所有知识领域都被教师职业实践包含了；从职业的行为方式来看，教师的职业实践涉及了管理者、父母、朋友、公共关系专家、榜样等角色的行为规范，这使得教师承担着多样性角色，这种角色的弥散性带来角色规范和意识的模糊性。并且，由于教师经常变换“常套行为”，容易形成双重或者多重人格，导致角色扮演和角色适应的困难。

二、教师专业化面临的问题

1．职业实践的科学性和内涵的丰富性方面。现代主义倡导技术理性、绝对理性和实证主义，强调确定性和实证性，它是当前的“时代精神之光”。从这个意义看，教师专业化在职业的过程和效果方面都受到很大的挑战。生成性和不确定性特点决定了教师的工作实践不符合现代主义范式下专业性职业的常规标准。因为这种标准强调职业过程要符合确定的规范，所取得的效果是可观察的、能立即生效的。而教师职业实践的过程是建立在教师根据个人对教育真谛的理解和对教育情景的把握所做出的理性判断、自主选择和决策的基础上的，这是不能用预先设定的确定性规范来限制和衡量的；并且教师工作的效果是内隐和滞后的，往往是要在若干年之后才能显现出来的，用急功近利的心态和实证的方式是考察不出教师工作的真正价值的。既然教师职业是无法满足现代主义范式下专业性职业在理论基础上的科学性和在实践内涵上的深奥复杂性的要求的，那教师专业化就面临时代范式转换的问题。

2．获得专业化地位的方式方面。医生不仅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功能，而且由于其更多地具有知识(现代主义范式下的实证知识)技能的属性，因而可以依靠自己高深的、完善的知识技能体系来赢得社会的承认和国家提供的市场保护权，并最终获得专业化的地位。“当一个专业处于一个相对强盛的地位时——它的专长能满足重要的社会需求，它的科学知识体系已经高度专门化而十分深奥复杂，以至外行不能挑战专业人员的技术判断——自治成为可能。然而，直到一个专业已经以实际行动证实它对公众福利的承诺前，社会并不贸然授予它自治权”(Gallessich,1982)。就是说，医生职业可以凭借自己的实证的知识技术和工作效果来“换取” 社会给予“专业性职业”的承认，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这一职业的入职标准高、从业人员素质高、所提供的服务质量高，人民的生命健康才有了保证——这正是社会所期望得到的。实证的知识技术必然会带来实证的效果。可见，只要不断地提高医生素质，一般来说，就必

然会提高医生职业的专业化程度。而教师职业由于具有不确定性、效果内隐和滞后性、非实证意义上的科学性、强烈的个体性等特点，使得其职业并不具备医生职业的实证的知识技术和实证工作效果，因而也就难以“逼迫”社会赋予其专业地位，所以，也就无法按照医生职业的专业发展的方式来实现专业化。牙疼，医生给打一针就行了；可是，自己的孩子有个坏毛病或者成绩不好，送到学校三五年也不见改善——这种现象是普遍的，人们会怎么看待教师职业呢?今天，追求实证和急功近利的社会已经等不及让教育展示其 “使人成为„人”的社会功能了。所以，并不是教师素质一提高，社会就会赋予其较高的自主权和社会地位的。因此，就实现教师专业化的方式而言，需要社会把对待教师职业的观点和对待医生等实证性和技术性职业的观点区分开来，要从教育的特点出发，要用复杂思维和非急功近利的方法对待教师职业。

3．职业自主权方面。由于教师职业受意识形态影响比较大，具有公务员的许多属性，政府的控制比较紧；再加上教育行政管理和学校组织制度中官僚主义的盛行，教师职业的自主权相对来说较难充分获得。“在某些方面，这一名称(指“授予教师权力”——引者注)是很不幸的，因为它被那些掌握教育权的人视为一种对其权力地位的威胁。体制越集中、越专制，这种威胁看起来就越大。”所以，教师专业化对社会的政治制度、教育行政管理制度和学校组织制度有着特殊的要求。

4．职业自律性方面。既然教师职业对用生命去领悟、对反思有比较大的依赖性，因而对自律的要求也很高。工业化社会以来，人已经成为“单向度的人”，已经失去了反思的向度，浮躁性功利已经在社会文化心理结构中占据了支配性地位，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教师的专业自律和用生命去领悟、反思教育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另一方面，“由于来自学校教育的公共性这一社会性质制约和支配现实社会体制的公共政治、行政权力的压力，以及教师专业能力等种种因素的交织，在这些权力关系之中，„自律性‟的范围是有限的”。所以，职业自律和伦理规范建设对相应的社会思潮和价值取向，社会权力结构和制度体系有较大的依赖性。

5．职业的理论基础方面。众所周知，教育学的科学性问题，从夸美纽斯以来一直是学者们的梦想。奥康纳说：“像直接为医学实践服务的生物化学那样的一种为教学实践服务的教育科学本来就不存在，教育本身根本不是一门独立、完整的科学，它是援引了其他学科如心理学、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对教育活动的研究综合而成的，和政治一样是一组学科的一块应用领域。”教育科学至今仍然没有成为学术界公认的科学，其原因是很复杂的。由于教育科学研究以及相关的应用研究的不成熟，教师教育的专业化就大打折扣了，并最终导致教师素质和教学实践的不尽如人意。可见，教育科学的问题，从职业的理论基础上阻碍了教师专业化。

6．专业化的文化心理背景方面。上述问题决定了实现教师专业化必然要受时代的思想文化心理所提供的可能性空间的制约。技术理性、绝对理性、工具理性以及畸形的、浮躁性的功利心态在当前社会文化心理结构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对于教师专业化是不利的。教师职

业的非纯技术性、效果滞后性、“成人”(教育是使人成为“人”)而非功利性等特点决定了它与上述思潮和价值取向是不相容的。破坏教育的这些特点只能使教育异化从而是人的异化，而对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改造则需要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

7．专业化的经济基础方面。当人们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时候，教师是不可能专业化的；当社会就业十分困难的时候，教师是不可能专业化的；18世纪的欧洲工业革命快速发展、急需大量操作工人的时候，教师也是不能专业化的。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结构、人们的生活水平和就业机会等是教师专业化的物质基础。当经济发展对人的要求从量转向质，从重视技术转向重视自主性和创造性，要求人更像“人”时，教师专业化才具备了必要和可能。这就体现为经济基础对教师专业化的制约。

“科学及其方法论——以专业主义和专家知识的形式出现——为现代社会的特征，如同古代社会以技艺为特点一样。”专业、专业主义和以技术理性、实证主义、绝对理性为特征的现代主义是联系在一起的。技术主义是我们时代的特征，哈贝马斯说：“技术和科学今天具有双重功能：它们不仅是生产力，而且也是意识形态。”我们今天所说的专业，其核心是技术。教师职业的非实证性和非纯技术性、效果滞后性、“成人”(教育是使人成为“人”)而非功利性等特点决定了它与现代主义的时代范式是不相容的，与这种时代范式下的专业的内涵是不相符的。可见，教师职业不仅是一个特殊的职业，而且所要达到的也是一个特殊的专业，是一个与现代主义范式下的专业格格不入的“专业”。如果说现代工业化社会是技术性、实证性职业专业化的“春天”，那么后现代社会和后现代主义时代范式则是理念型专业得以形成的“春天”。所以教师专业化面临着一个重大课题：背离教师职业的特点，迎合现代主义的时代范式—— 这只能使教育异化从而是人的异化；遵循教师职业的特点，参照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对现代社会和现代主义的时代范式进行改造(相应地，专业的内涵也将变化)，这样，教师专业化就有了可能——而这注定是一个复杂的、漫长的社会系统工程，对于我们这个发展中国家而言尤其如此。

通过对上述教师职业特点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教师专业化与医生等技术性、实证性较强的职业的专业化是不同的，受着多方面的、深层次的因素的制约。教育科学的发展与成熟，人们(不仅仅是教师)对教育内涵的深刻理解和领悟，教育行政管理制度和学校组织制度等是影响教师专业化的微观因素；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结构，社会的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等对于教师专业化有着强烈的牵制作用，是影响教师专业化的中观因素；而整个时代的内涵、精神、存在方式，“人”的内涵、存在方式则是影响教师专业化的宏观因素。总起来看，教师专业化是一个复杂的、漫长的社会系统工程，牵涉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甚至时代范式的转换，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对此，全社会都应从人类存在的终极价值，教育对人类、国家、个人可持续发展的意义，教师专业化的真谛的层次上，予以深刻体会，并以理智性地判断、选择和行动来推进教师专业化。美国女性主义理论家朱丽叶·米切尔曾经在她著名的《妇女：漫长的革命》中论述了妇女解放的艰难性、系统性、复杂性，本文在上

述分析后认为，旨在使教师职业要成为一个成熟的、公认的专业的教师“专业化”运动同样是一场漫长的革命。

第四篇：论中国经济法产生与发展的特殊性

论中国经济法产生与发展的特殊性

摘要：本文拟通过对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以及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不同历程的考察，探讨中国经济法产生的特殊性，以求得对中国经济法更为深入的认识。

一、行政调节失灵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前提条件

市场调节失灵是西方现代经济法产生的前提条件。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政策是经济自由主义，干预越少的政府就是越好的政府。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垄断资本主义。由于垄断的存在，使平等自由的竞争秩序遭到破坏，存在市场调节失灵的现象。为了克服市场调节失灵的现象，资本主义国家以公权力介入社会经济生活，以各种行政手段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直接的、具体的管理、调控、干预，其意图是恢复自由竞争秩序，从而产生了最初以垄断为核心的西方现代经济法。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政府)不仅从宏观上全面控制国家的经济生活，而且从微观上也全面彻底地控制所有企业乃至公民个人的经济生活，实行宏观与微观的合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已经认识到国家(政府)的公权力过度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必然会引起行政调节失灵。颁布了一些经济法律法规，它体现了国家调节与市场调节的协同并用，这是中国严格意义上的现代经济法。正是由于行政调节失灵，才产生中国严格意义上的现代经济法，行政调节失灵是中国经济法产生的前提条件。

二、市场经济的确立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经济基础

我们将中国经济法的产生、发展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79年到1992年，中国经济法的产生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开始改革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体制，重视以法律手段调控经济。此时的“经济立法”具有两个特点：一是经济法与民商法、行政法不分，将大量地应属于民商法调整范围的社会关系纳入立法范围。二是规制市场主体行为的反垄断法、限制不正当竞争法缺位。

第二阶段从1992年至今，是中国经济法的迅速发展时期。以颁行《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起点，进入了制定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法的阶段。先后出台了有关产业政策、财政、金融等宏观调控的法律法规以及有关市场规制方面的法律法规，中国经济法体系正在迅速形成。这时期的经济法发展仍存在如下问题：一是对经济法的理解，尚未完全摆脱大经济法的模式，仍停留在与经济运行有关的法律的认识上，缺乏对经济法的实质性把握。二是经济法的立法规划与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需要之间存在较大距离。三是经济法的立法理论基础相对薄弱。诸多重要的经济法理论研究缺位、立法过程中法律专家的作用发挥不够，也使经济法的发展缺乏理论基础。

三、计划性中国市场经济发育的特点

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方式或过程完全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我国市场经济的发育过程一开始就带有显著的计划性特点，这一特点必然会对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第一，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发育是与所有权私有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所有权运动对于这些国家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中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前提是坚持公有制，不可能也不允许在中国出现以私有化为目的的所有权运动，因而其法律的调控方式显然不能等同于私有制国家。

第二，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发育的前提是市民社会中独立于政府权力的“第三等级”的形成以及他们在市场活动中存在的不同利益要求，经济法的产生也来源于协调不同利益主体的权利要求的需要。而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起始于计划经济体制，缺乏独立于中央集权政府的市

场主体，更没有独立的利益要求。如果说西方市场经济发育的启动力量来自于市民社会内部，那么，中国市场经济发育的启动力量则主要来自于国家。

第三，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是由自然经济逐渐发展而来的一个连续过程，其法律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相适应，基本上是在一个法律部门已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才逐渐分离出新的法律部门。而中国市场经济的进程起步于计划经济并且是由国家这一外部力量直接启动，国家从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出发有计划地设计和推动市场经济的发育，各项法律均由政府按照立法时间表来制定的情况，导致各种不同性质的法律部门发展的脉络不清，理论研究与实践的脱节。

四、国家中国经济法确立的启动力量

西方国家的经济法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日益显露的市场机制的缺陷，市场失灵是国家宏观调控行为存在的前提。但是，中国的市场不发育或发育不足、市场主体的缺位使得对于发展中国家有特殊意义的资源优势无法靠市场自身的力量在短期内发挥出来，便在客观上要求政府承担起创造条件促进市场发育。于是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就有立法重点的选择问题。计划经济惯性的影响使政府当然选择了便于运用国家权力的法律手段，并将之称其为“经济法”，这个“经济法”当然应以计划法为核心，以企业立法为主体。相当长时期内，经济法直接体现的是国家利益而不是市场主体的利益，这样才出现了真正规制市场主体行为的立法缺位的情形。

五、法律资源稀缺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道路崎岖

西方国家经济法成长于良好的法律资源基础，它们经过几百年的历史发展，有相对成熟的公民商事法律意识和法律制度框架，其法律主要是对社会已有的关系和人们行为方式的认可，这样的法律在产生、发展及实施诸环节均形成了良性循环。而在中国，一切以国家为本位的公法精神渗透了整个法学领域。缺乏公民商法律意识和适应经济运行的民商法制度，大量的法律法规是由国家强制提供给社会的。由此我们看到：在中国公民商事法律意识淡薄、权利本位观念尚无力对抗国家本位观念。法律自身条件尚不完全具备的情况下，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道路自然是异常艰难。

六、结语

对中国经济法的认识和研究，既不能停留于对经济法理想状态的应然设计之中，将西方国家相对完备的经济法模式照搬于中国;更不能因中国经济立法的繁荣而乐观。分析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特殊性应成为研究中国经济法理论的起点，只有把握了中国经济法成长的独立性才能获得对中国经济法的正确认识;也只有从这里入手才能真正建立中国经济法的理论体系。

第五篇：《论语言的起源-兼论旋律与音乐的摹仿》读书报告

《论语言的起源－兼论旋律与音乐的摹仿》读书报告

——第一章至第十章浅谈

摘要：卢梭通过生动活泼的而又不失简练的语言文字向读者阐释了关于语言的起

源问题。在最基础的人类交流的方式，最初语言的特征及其嬗变过程，文

字与语言的关系，南北语言的差异及其原因等方面，作者都一一作了阐述。

关键词：语言 起源 激情 南北

《论语言的起源－兼论旋律与音乐的摹仿》一书，作者为〔法〕让－雅克·卢

梭，译者洪涛，由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3年版。

《论语言的起源》是卢梭逝世后发表的一部著作，卢梭说此文是《论人类不

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残片，由于“过于冗长，放在那里不合适”，在定稿时删

掉了。原计划与短文《论戏剧的摹仿》，散文诗《以色列的利末人》一起集结发

表。

第一章是关于思想交流之诸种方式。语言的本质在于交流思想，思想的交流

存在诸种方式。开篇第一句，卢梭讲到“言语（speech）区分了人与动物；语言

（language）区分了不同的民族；人只要一开口，就会显示出他来自何处。”关

于“言语”和“语言”，中山大学的倪良康先生认为，这里的“言语”，就是指

那一门唯一的、共同的语言，而“语言”则意味着众多个别的、具体的语言（复

数的语言、语言）。①他的这个说法与索绪尔的认知是类似的。卢梭认为既然言

语是最初的社会习俗，那么，言语的形成只能是源出自然。一个人一旦将另一人

视为与己类似的、能感知的、能思想的存在，那么，交流感觉与思想的渴望或需

要会促使他寻找交流的方式。

交流唯有基于感觉才能成为可能。作用于他人感官的基本方法是动作和声音。

文章对比了动作和声音作为交流方式的优劣，认为古人最有力的表达方式不是言

辞，而是符号（sign）；他们不是去说，而是去呈现。并例举了一些古史中的事

例加以证明。比如，大流士退兵，扫罗王援救雅比人的城市，雄辩家伊帕里德斯

为妓女菲妮辩护，以色列利末人复仇等例子，表明对眼睛说话比对耳朵说话更有

效。正如贺拉斯在《诗艺》中所说：画亦是诗。但这结论不适涉及心灵之触动、情感之激发。

然而若只有自然的需要，言语或许就不会形成，因为手势语言足以使人彼此

进行完善的交流。因而言语的最初发明应归功于激情而不是需要。古老的语言不

是系统性的或理性的，而是生动的、象征性的。逼迫着人说出第一个词的不是饥

渴，而是爱、憎、怜悯、愤怒。因为吃喝无需言语，但唯有呐喊、哀叹才能表达

感情。需要造就手语，激情造就言语（voix）。文章还就社会形成，人类集合做

了解释。第一需要（the first need）的自然后果，乃是使人分离，而不是使人联

合。精神的需要（moral needs），亦即激情（passion）促使人们联合。这是语言的起源。由此也引出了最初的语言是象征性的，而本义（proper meaning）和字

面义（literal meaning）是后来才形成的论断。

最初的语言保留了原初特征，不受语词和句法的约束。所以这一语言的表达

方式必定还具有富有想像、充满情感等显著特征。它拥有丰富的强义词

（augmentatives）、小词（diminutive）、复合词和感叹词，还有大量的不规则

变化与例外。它不是说理（convince），而是说服（persuade）；它不是论证

（demonstrate），而是描述（depict）。

然而只要研究语言的历史及其演化，就不难发现语言的特性在改变。通过对文字的考察可以发现，它更精确，更少激情；更观念化，而不是情感化；它诉诸人的理性，而不再诉诸人心。文章还解析了文字的三种形式。但是文字与语言是不同的。文字艺术完全不依赖言说艺术，文字以精确性取代了表现力。言语传达情意，文字传达观念。文字的出现削弱了言语。

作者又通过提出有关于“荷马能否写作？”的疑问进一步论证以上观点。作者认为希腊文字的起源要晚于史诗的诞生。如果荷马可以用文字写作，史诗就不可能也不需要被广泛传唱，因而也就无法长久地被需要并被保存下来。作者在这里还认为文字的统一会逐渐消除语言之间的差异，通过对语言的吸收和综合给各方言提供了统一的发展模式。

第七章为论现代韵律学。通过希腊语的例子说明法语中并不存在音乐性重音（musical accent），只有诗的重音与元音重音（vocal accent）以及正字法的重音（orthographic accent）。并进一步指出以法语为代表的现代欧洲语言都不再是音乐语言了。行文至此，诸语言的起源又是什么？彼此差异由什么造成？卢梭像同代许多思想家一样，把很多根本问题归结为地理差别。他说，造成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地域性的，是人们成长并形成其行为方式于其中的气候的一种后果。人类起源于温带，然后向寒带蔓延。因此他花了大量篇幅论述南北语言的形成。

在第九章“南方语言的形成”中，卢梭充分展示了他关于人类社会形成和发展的自然主义观点。人类的第一需要使人分离，第一需要以外的需要使人联合，人类在生存方面的发展需要经历狩猎、畜牧和农业。这里作者提出了在自然条件下促进人类联合的各种因素：自然灾害、季节气候变化、火的使用、水源地等等。南方的自然条件并不艰苦，人类作为个体或者一个家庭可以自足地生存，但是由于上述原因使得人类在地域上接近，共同抵御自然灾害，改造自然。在南方，促使人类开始最初的语言交际的并不是自然原因，而是人类作为高等生物的情感，超越原始的婚姻繁衍而迸发的冲动交流。这里与前面第二章，言语的最初发明应归功于激情而不是需要的观点呼应，即“最初的言语，不是需要的女儿，而是欢娱的女儿”。

相较于南方较优越的自然环境，北方的自然条件比较恶劣，所以人类的语言诞生于一种必然性的忧愁。在寒冷的北方，自然是吝啬的，激情源于需要。他们的生活来源于双臂而不是心灵，人沉溺于谋生的活动中。社会基于劳作而形成，挥之不去死亡的威胁不允许一种仅仅限于姿态的语言。他们的第一句话不是爱我[aimez-moi]，而是帮助我[aidez-moi]。两者表述相似，但语调完全不同。后者唤起的不是情感，而是理解，故其实质不是活力，而是明晰。这就是最初语言形成典型差别的物理根源。因而北方语言的形成以理解和寻求帮助为目标，而不是表达情感。

横向比较后，作者归纳出以下结论：南方语言生动、浑厚、雄辩、抑扬顿挫、模糊；而北方语言的特点为木讷、粗鲁、清晰、生硬单调、明确。现代的语言虽然经历了无数次的重构与变革，但是仍然保留了南北方语言差异的痕迹，西方的语言具有良好的书面结构因而更加适合阅读，东方语言因为其慷慨激情的语调更适合口头的表达。

①《巴别塔之前与之后——语言哲学中的语言-哲学关系》 倪良康 《世界哲学》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