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道德缺失背后的伦理困境

第一篇：职业道德缺失背后的伦理困境

职业道德缺失背后的伦理困境

------------------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1月21日 10:57 中国经营报

作者：陈伟 来源：中国经营报

职业操守是商业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来说，拥有一批有信仰、遵守职业操守的企业管理者是必须的。那种忽视商业伦理和职业操守,没有规则意识与职业素养的企业管理者阶层,不足以担当构建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重任。

但是，在经济转型期的中国，企业的经营管理者或者是一些职业经理人的职业操守已经屡屡暴露出问题。下面这一例是国内企业管理者缺乏职业操守的典型例证：不久前，天津水泥工业设计研究院原副院长宋寿顺挑唆引诱三十多名技术骨干集体跳槽，导致我国新型干法水泥技术与装备技术机密和商业机密泄露，造成国有知识产权严重流失。而根据国资委的调查，这一出走事件，乃精心策划，预谋已久。

事实上，在国外企业人员流动也很频繁，跨国公司的高层人物“投奔敌方”也并不鲜见。但值得注意的是，国外企业很少因为高层经理人离职对企业造成巨大伤害。这些职业经理人跳槽，基本上是纯商业行为，一些“挑唆部下、揭短企业”等伎俩几乎绝迹。甚至，一些国家的猎头行业已经形成了一条“潜规则”：即不挖其他企业掌握核心机密的人。

中外对比，差异立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严格遵行职业操守的理念已经侵入到西方企业经营者的骨髓。因为，无数事实已经表明，一个不具有职业道德的经理人将会无情地被市场所抛弃，“越界”的成本常常大得难以想象。

客观地看，每一种经济制度都有相应的道德观念和伦理基础，追溯以往，中国近代的成功企业无一不是把“信”和“义”放在自己的商业伦理首位。只是从近二十年经济改革开始，快速的商业化浪潮在迅速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的同时，也造成了传统商业伦理的无所适从和集体迷失。

于是，当我们要面临全球化的时候才发现，竞争手段以及技术的差距实际上并不是我们落后的主要原因，商业道德和商业伦理的缺失才真正严重威胁着中国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在以上宋寿顺的例子中，一个“背叛者”就可能轻易地使一个前途光明的企业立刻陷入巨大困境，究其原因是中国的企业管理者阶层缺乏应有的职业道德和操守，更高的层面上凸现的是转轨时期中国的新型商业伦理远未成型。

不过，笔者有理由相信，尽管商业伦理与职业道德文化的重建必然是长期与艰巨的过程，但是只要遵循一些商业世界的基本原则，构建中国式的新型的商业伦理并非遥不可及。正如西方一位投资银行家所说：“我们不敢犯错，因为我们是从出生就被木棍敲打到现在的猴子。”而我们要做的就是让中国的企业家尽快成为那只猴子，而社会则要多一些木棍。企业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教研大纲

2007-2-11 16:19 《会计之友》·叶陈刚 【大 中 小】【打印】【我要纠错】

“以德治国”是长期以来中国治国安邦的优良传统，创造并维护着光辉璀璨的上下五千年中华文明。“仁义礼智信，信内求财；温良恭谦让，让中取利”的儒商伦理道德文化思想与理念，使我们炎黄子孙沐浴在中华民族礼仪之邦的灿烂阳光之中，并在推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与机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一、企业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的时代价值

道德是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是一定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客观反映。道德与法律同属于社会上层建筑范畴，都是规范和调节人们行为的重要手段，对加速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同等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越是深化改革，越是扩大开放，越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越要重视和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过去我们一直强调“以法治国”。现在“以德治国”方针的提出，明确要求我们应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实行以德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性、紧迫性和长期性，切实加强道德建设，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努力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质，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有力的思想保证和良好的道德环境。

其实，早在18世纪，以《国富论》闻名天下的英国经济学代表人物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在其一生倾注了大部分心血的《道德情操论》名著中就向世人强调：人在追求自身物质利益的同时要受道德观念的约束，不可伤害他人，而要帮助他人，人既要“利己”也要“利他”，道德与正义对于社会乃至于市场经济的运行至关重要。19世纪西方思想家傅立叶（Fourier）明确指出，伦理协作是普遍的完善，在经营制度上有极其光辉一面；他把物质利益与情感的平衡视为善与美、有益与愉快的关系。西方国家数百年市场经济发展历史表明：企业伦理道德对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诚信与道德是市场经济和企业发展的基石。企业违反诚信规则无异于饮鸩止渴，不仅毁了自己，还会危害社会。

我们欣喜地看到，从上世纪60-70年代开始，经济、管理、法律、商务界崇尚伦理道德，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全球性发展趋势。西方企业、教育机构及政府高举伦理道德旗帜，成为西方经济社会活动的一道亮丽景观。中西方现代企业迎来了一个伟大的伦理道德时代。1987年，美国SEC（证券交易委员会）前主席约翰。沙德成为社会公众的焦点人物，他捐赠2000万美元给哈佛商学院时，倡议设立“管理决策与伦理价值”这门课题。全美最佳10所商学院MBA的9门核心课题中，就有企业伦理学。现在，美国90％以上的商学院或管理学院以及欧洲的绝大多数大学，都开设了企业伦理学、管理及商业伦理道德、企业伦理与职业道德等方面的课程，重视企业伦理教学成为世界各地商学院或管理学院MBA、EMBA、MPAcc（会计专业硕士）培养的一大特色。

在我国，上世纪90年代至今，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坚持在MBA与本科教学中开设《管理伦理学》，取得良好效果。进入世纪之交后，企业伦理日益备受世人关注。特别是中俄等新兴市场国家企业体制转轨中出现的“内部人控制”现象和本世纪初欧美等地相继曝出的公司财务造假事件，企业不履行社会责任、控股股东侵害公司利益、独立董事形同虚设、中小股东利益不能得到有效保护、企业内外部会计审计假账等问题相当突出，看上去这些都是法律规章制度不健全和公司治理不到位所致，究其根源则是这些企业的伦理道德严重缺失，从而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公司治理与企业伦理，以寻找因法律滞后与法规真空而出现贿赂、胁迫、欺骗、盗窃、贪污浪费、损公肥私、违规低效不作为与不公正歧视等日趋严重有违伦理道德问题（因有些未达到违法界限而无法制裁）的应对之策。基于以上考虑，我国大学的社会、管理、经济、会计专业纷纷增开《企业伦理学》、《管理伦理学》及《会计职业道德》等课程，我国于2004年开办的MPAcc（会计专业硕士）教育，已经将《商业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作为核心必修课程在对全国首批MPAcc（会计专业硕士）学员教育中全面推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已经在研究生、本科生、远程教育中分别开设《企业伦理》《商业伦理》《会计职业道德》课程，在形成本校“博学、诚信、求索、笃行”校风中产生重大影响。

社会经济发展历史表明，市场经济首先体现为竞争经济，竞争的规则是公开、公平、公正、公信原则，用以规范竞争者的行为活动；其次，市场经济体现为法制经济，通过对各种市场行为的立法、执法来规范正当的市场秩序，采用法律约束控制竞争者的行为；市场经济还体现为伦理经济，讲究仁义礼智信，信内求财；倡导温良恭谦让，让中取利；依靠义务、良心、荣誉、节操、人格来建立相互交往的友好关系，以确保社会成员的行为合法、合情、合理，推进社会和谐、稳定、协调发展。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是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必要条件，也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2005年10月27日修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五条明确要求：“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

2006年3月份，胡锦涛同志提出包括丰富伦理道德思想的“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适应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体现了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本质要求，对于增强思想道德建设的针对性、实效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进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而又深远的意义。2006年10月11日，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宣告：“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

显然，在中华民族深厚伦理道德思想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重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我们的肩上。所以现在，我国大学的商学院或经济管理学院尽快开设企业伦理学、经济管理及商业伦理道德、企业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等方面的课程教学与研究，这既是时代的必然趋势，也是现代教育的内在要求，更是我们重视德才兼备教育、培养知能兼备与德业双馨人才的明智选择。

二、《企业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的主要特点

由笔者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的高等学校会计学专业主要课程教材《企业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一书综合运用现代管理学、信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行为科学、系统论、博弈论和伦理学以及会计学理论、思想与方法，体现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相统一、定量分析与定性论述相结合的风格，在查阅与研究中外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实际情况和突出的企业伦理与会计假账问题，全面进行企业伦理与企业信用分析、会计假账的道德透视与会计职业道德理论及其应用问题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独到新颖的观点，构建了企业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理论及其应用体系。该书的研究体现以下主要特点与创新：

（一）资料丰富、内容新颖。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本书采用案例研究法，介绍了北京同仁堂、美国安利等成功案例与中国现代会计之父——潘序伦、著名会计专家顾准等楷模，列出我国证券市场上市公司十大造假案简表与美英中等国多家知名公司会计审计假账案例主要数据，解剖安然、郑百文、银广厦等公司造假重组案的艰难历程。本书论述市场经济中伦理道德的功能与义利共生理论，契约经济、道德契约和信用机制有关内容；从委托——代理失灵和供求曲线模型两方面分析会计行业道德滑坡的表现——会计败德行为，展开了权钱交易的制度与博弈分析及会计寻租分析，探讨了不公正经济与会计假账成因。

（二）联系实际、信息量大。为了使企业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理论分析密切联系中国社会实际，本书设计了大量颇具代表性的调查问卷、调查表。叶陈刚博士在国家会计学院做高级访问学者期间，作为课题组负责人之一，设计参与全国性调研活动，取得216家总会计师关于会计职业道德的15大问题60个答案的问卷调查分析数据、323位中国注册会计师关于独立审计诚信的15大问题60个答案的问卷调查分析数据和13所高校48位会计专家教授关于会计道德教育的15大问题60个答案的问卷调查分析数据，第8章提供了关于目前中国企业信用状况的625份调查问卷，集中反映10大问题40个答案结果的统计数据，从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进行富有成效的整理与分析。这是本书最大的特点。本书还大量引用了相关链接和实例，极大地丰富了本书的阅读信息量，从而为本书的理论阐述提供大量佐证。

（三）结构合理、层次清楚。本书提出企业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体系的两种结构模式，论述该体系如何由企业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理论子系统和企业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应用子系统有机构成。前者论述企业伦理与会计道德理论基础、企业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规范体系；后者论述企业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实践活动、企业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机制及环境。笔者认为，企业经营管理与会计工作应借助伦理道德建立强有力的自律机制与他律机制，以提高企业经营管理与会计管理水平。

本书所讨论的问题涉及道德问题中最核心的部分。这些对于企业员工或会计人员成为致命的道德困境问题，对于其他专业人员乃至一切从事经济与管理活动的人员来说也都可能是难以回避的迟早要面对的问题。希望本书能够使企业员工或职业会计人员以及关注此事的人们进一步认识到伦理道德问题的深刻意义以及企业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文化重建过程的长期性与艰巨性，并把人格信誉、行业自律和执业操守当作自己的生命一样永远珍惜。

三、《企业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的体系结构与基本内容

《企业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一书分十一章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地对企业经营活动与会计工作中的道德现象及其规律性，即企业伦理行为与会计职业道德活动展开全面研究，以期科学地揭示企业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的本质特征、职能作用及其变化发展的客观规律。

在第1章“绪论”中，介绍道德的特点、演进与当代道德沦丧的困惑、说明企业伦理的研究内容和任务、会计职业道德涵义、特征及其职能，明确企业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的研究方法、研究背景与主体构架。

在第2章“企业伦理与会计假账的道德透视”中，探讨企业伦理道德的功能与原则、契约经济、道德契约与信用机制，展开“道德滑坡”及会计败德行为分析，辩识权钱交易、腐败及寻租与会计假账的关系，进行不公正经济与会计假账成因探析。

在第3章“企业伦理道德原则”中，指出企业伦理道德原则的特征与要求，认为推行集体主义原则旨在形成企业团队精神、依法为民理财原则是企业活动终极目标、诚信为本原则是经商理财之灵魂、廉洁奉公原则是经商理财活动之行为准绳。

在第4章“企业对外经营伦理道德规范”中，提出企业的社会责任及其本质是道德责任，论述企业经营的道德规范，在企业与购销客户之间明确顾客就是上帝，企业与竞争者之间要做到互惠互利、实现双赢。

在第5章“企业内部管理伦理道德规范”中，分析伦理道德规范的特殊管理功能，在企业与投资者之间实现委托经营、信息对称，在企业与员工之间体现同舟共济、风险共担的思想，说明了企业文化中的伦理道德规范。

在第6章“企业信用管理制度”中，进行企业信用管理制度模式的比较与选择，展开了中国企业信用状况的625份问卷调查分析，探讨我国企业信用管理制度创新的途径与内容。

在第7章“会计职业道德教育”中，指出应大力加强会计职业道德教育，进行了关于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的48位会计专家教授问卷调查分析；认为应从重视会计职业、提高会计地位，尊重会计人员、配合会计工作，利用会计信息、做好经营决策，遵守会计法规、强化会计责任等方面为会计行业营造良好的社会道德环境。

在第8章“会计职业道德规范”中，分析市场经济对会计职业道德的影响，开展了关于会计职业道德的216家企业总会计师问卷调查分析；重点提出会计职业道德规范要求主要有：恪尽职守、爱岗敬业，当好参谋、参与管理，如实反映、正确核算，遵纪守法、严格监督，坚持准则、不做假账，公私分明、勤俭理财，保守秘密、内外协调，大胆改革、讲究效益。

在第9章“注册会计师审计职业道德规范”中，探讨加入WTO后中国注册会计师市场面临的道德问题与对策，进行了关于独立审计诚信的323位注册会计师问卷调查分析；重点提出注册会计师审计审职业道德规范要求主要包括：超然独立、客观求是，公正审计、廉洁守法，诚信为本、操守为重，严谨执业、踏实进取，保密守时、收费合理，公平竞争、协同发展，服务社会、追求卓越。

在第10章“会计职业道德管理机制”中，指出制度安排目的是权衡会计人员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介绍会计职业道德自律机制和他律机制，说明会计职业道德自律与他律的辩证关系。

在第11章“会计职业道德实践活动”中，比较会计职业道德行为的特性与选择，分析会计职业道德检查与评价，提出会计职业道德修养的实践原则与方法，探讨如何锤炼与发展会计职业道德品质、会计职业道德境界层次与升华的途径。

本书在内容安排、体例设计、写作方法等方面与国外教材接轨。采取弹性的教学内容与学时安排，便于教师根据不同情况授课。结合管理、经济、法律、MBA、MPAcc专业教学特点，每一章都配合以网络链接、实例与案例讨论题，便于学生课堂讨论，以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第二篇：青少年社会工作伦理困境

青少年社会工作伦理选择的案例分析讨论

一．案例涉及的伦理问题

保密原则:

社会工作者不应该向他人，如校德育处透露服务对象关于某年级个别学生再收保护费的事.自决原则:

社会工作者应该尊重案主决定,未经允许不向校德育处和老师告发此事.保护生命原则:

若告发此事或是与收保护费的学生接触没有预期的效果,案主或是被收保护费的学生是否会受到人身威胁,涉及生命安全.个人优于团体的原则:收保护费时间若被披露调查,案主的利益和学校的利益是否会造成冲突,学校管理或是声誉会受到影响.二．可能的应对方案和利弊评估

首先,若要找出应对方案,要分析服务介入的各个过程及参与其中的各方.虽然服务对象是固定的案主,但是所牵连的利益群体众多 ,如被收保护费的学生,学校老师,校德育处,收保护的学生及其家庭成员等.其次,从各个群体角度出发分析不同方案可能产生的影响.方案一: 从服务对象案主方面介入

1.询问案主是否愿意将其提供的某年级学生收保护费一事透露给校方德育处,若案主同意,则可以和校德育处或是班主任老师直接联系,共同商讨解决办法.在这过程中,虽然已经求得案主同意遵守了保密自决的原则,但案主保护生命安全的原则仍须注意,并应处理好案主利益和学校利益的关系.2.案主可能希望青少年社工可以通过匿名的方式将事件透露给校德育处或是班主任老师.并不希望暴露自己.面对这一情况社工可以采取写匿名信的方式向学校反映此事.若采取该种方案,不仅可以保护案主隐私,而且也可以帮助校方了解此事并寻找解决办法.另一方面也要分析到,此事揭发后学校采取行动可能产生的后果,如果学校没有用适当合理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被收保护费的学生可能会受到威胁,其中可能包括案主,学校的声誉也会受到影响,青少年社工此时就会处于一种尴尬的情景。

3．案主并不希望将此事通过社工透露给校方，如果是这种情况社工就要寻找其他解决方式。

以上三种可能都是先通过案主同意，都遵守乐了案主自决的原则，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案主隐私。

方案二：从校德育处或是校方老师方面介入

如果未经案主同意向校方透露此事件。不仅违背了保密原则，案主自决的原则。如果案主知道是社工透露的话，很有可能摧毁社工与其辛苦建立起来的信任服务关系，导致社工工作难以进行。

故此在没有严重危害到案主生命安全时可以尝试通过与校方其他老师闲聊来了解学校对这种事情的了解程度和解决程度和相应的解决方法。若学校知道这件事，社工就可以协助学校了解调查处理此事。这种情况不仅保护了案主也让学校可能会有较好的解决方案，是较为理想的一种情况。

如果学校的确不知道有这种现象，可在社工与学校有较好的契合关系，校方可以保护社工的前提下向熟悉青少年社工工作服务原则的老师通过闲聊等方

式透露有关情况。但仍需要保护案主隐私，生命安全。方便社工日后工作的顺利进行。

方案三：从收保护费的学生介入

该方案可能需要了解收保护费学生的具体情况，包括学生在校的表现，家庭背景等信息。较为保险的方式是能通过一些私下的方式先对这些学生信息有所掌握，通过收集分析这些学生的具体情况在采取进一步工作。

如果没有做一些相关学生的功课，直接与其接触，可能他们并不会理会社工，更不会配合社工工作。在一定程度上社工不仅“出卖”了案主，被收保护费的学生也可能受到威胁，可能包括案主。这种行动方式虽然看似避开了案主保护到案主隐私。但收保护费的学生的反应会直接影响事情的发展，再加上如果社工对其没有充分的了解，各方利益都会受到牵扯，很有可能加重事态的发展。所以这种方式是较为不明智的做法。

另一方面，社工从收保费的学生入手也可能会有积极的回应。他们知道收保护费这事不仅是违反学校规定，损害他人利益，也不利于他们个人的成长与发展。可能是出于一些情况不得已做出的行为决定。如果是这一种情况社工就可能就需要进一步了解学生和其生活环境，帮助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这时收保护费的学生也会成为与该事件相关的另一个案主。收保护费这事也会较为顺利的解决。方案四：

社工或许可以通过对一些收保护费信息的了解制造一种情况，造成一种“无意”遇到收保护费这事。但如果社工没有充足准备也没有相关的危机或是突发事件应对能力，该方案也是比较冒险的。但不得否认的是，这也是问题解决得一种思路。

以上提出的各种方案，从不同介入角度分析了采取不同措施可能遇到的伦理困境，也进行了相应的利弊评估。不论是哪一方案，社工都会遇到或多或少的伦理困境，方案的制定也会对事情的发展有一些较为理想的假设，另一方面，该事件涉及的群体较多再加上个群体的具体反映也有多种情况，虽然我们可以通过假设控制变量的方式提出一些行动方案，但在实践中的真实情况会或多或少的超出预期计划，这一点也要求社工有良好的专业素质和事件处理能力。

面对这一事件没有完美的解决方式，整个事件的发展可能还会牵涉到更多人或是相关机构，社工也可以根据情形发展形成多种其它介入方式，多方入手，共同协作处理此事。在伦理问题方面我们不可能有绝对好的处理方式，只是追求相对合理，将风险将到最低，合理可行的方案。所以对事件的了解风险的评估在此显得至关重要。再加上问题的对象也属于青少年时期的学生，虽然他们做的事是违反校规，不利于他人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仍需要保护他们，帮助他们改正促成其健康成长。

三．做出伦理选择并且确定实施方案

在较为充分的小组分析评估之后，青少年社会工作者按照基本的伦理选择原则，案主的生命权由于其他利益保障。虽然在案例中没有涉及到会有对案主直接人身安全的危险。但在行动中予以重视。其次自决原则就要求最开始是需要与案主进行协商的，不论案主是哪一种决定，社工都需要予以尊重并告诉其透露信息可能存在的风险利弊，另外案主透露给社工此事可能是希望社工能解决此事，可能是出于对自己隐私利益的保护不希望被牵扯。在案主隐私方面无论是采取哪种行动都予以最大程度的保护。

如果案主拒绝信息透露社工只能寻求其它渠道，但从案主入手可能是

较为保险的方式。

在具体的案例中，案主，学校系统，收保护费的学生及其家庭系统，被收保护费的学生，已经发生的收保护费事件等因素都会影响社工做出具体的行动方案，社会工作者因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和风险，灵活应运专业技能，协调各个环境系统之间的关系，积极寻求各方配合，较好地处理此事。

第三篇：安乐死伦理困境之探讨

安乐死伦理困惑之探讨

摘要：“安乐死”从产生之日起就是一个非常敏感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从医学技术的角度来看，临床实施安乐死并不复杂，但由于安乐死涉及生物学、医学、法学、社会学、伦理学等诸多方面，因而引起的争论旷日持久。而且安乐死直指生命的本身，其在伦理方面的困惑尤其突出，争论尤为激烈。关键词：安乐死 伦理

每个人生来都是平等的，并且都有生的权利。但人有没有死的权利，或者委 托他人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安乐死问题随着时代发展和观念变迁而出现，并日 益演变为法律、医学、哲学、伦理等学科领域的重要研究对象。似乎很少有一个 问题同它一样，引起如此多的争论。[1] 一 安乐死的定义和分类

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语Eu-thanatog，原意是指“舒适或者没有痛苦的死亡”，意思是“幸福”的死亡。[2]现在安乐死的定义已经不同原来简单的意思。关于安乐死的概念，很多中外学者都给予过界定，这里不一一赘述。

一般根据患者主观意志的不同，我们可以将安乐死分为自愿安乐死、非自愿安乐死。自愿安乐死是指在病人要求或曾经希望安乐死或对安乐死表示同意后，由病人或他人实行的安乐死。非自愿安乐死是指在病人无法做出判断，也无法表达自己的愿望时由他人采取认为合适的手段或者中止医疗措施而实行安乐死。

根据安乐死实施手段的不同，我们可以将安乐死分为积极安乐死和消极安乐死．积极安乐死指采取积极措施，如给患者注射过量的麻醉剂或者药物来加速其死亡进程：消极安乐死是指对危重病入中止或者撤除维持病人生命的措施，任其自行死亡。[3] 二 安乐死的伦理困惑

1个人有无权利选择死亡？

每个人都有生命权，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生命权是否包含对死亡选择的权利或死亡权则是有争议的。

从绝对自由的观点看，人对自己的生命有处分的自由，只有自己才是其生命的所有者，任何人都不能主张享有他人的生命，而这也包括了对死亡选择的自由。但个人权利不能妨碍他人、集体、社会的权益。而行使死亡权必会损害他人的利益。首先是其亲人权益，使亲人身心痛苦；其次，可能使医生违背救死扶伤的准则 ；最后也会带来社会问题。[4]可见，人可以有死亡权，但必须在一定条件下才可以享有。对于那些无法医治，终日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折磨的濒死病人，在不违背自身利益，同时也不对家属、他人和社会造成可能的危害和损失的前提下，安乐死来终止生命。对病人这种清醒的自主的“优死”选择，社会应该保护，医务人员和家属应该给予同情和支持。[5] 2是否要求病人出于自愿？

安乐死的申请主体是否仅限于本人?亲属或亲友能否代患者提出安乐死的申请?与其他权利不同，生命权是始于出生而终于死亡的，这项专属于个人的人身权，不能转让，也不能被代理。因为，谁都无法知道怎样的决定才是真正有益于被代理人，有些行为，即使表面上对被代理人有益，实质却伤害了被代理人。生命的特殊性在于它的不可回复性，只有本人才能决定何去何从，这不仅是对人格的尊重，也是对生命的敬重。[6]非自愿安乐死相对来说，涉及的问题更加复杂，需要学术界更加深入的讨论，因此现在普遍来说，安乐死申请的条件之一是出于病人自愿，对代理提出安乐死的情况其附加的条件与审核要更加严格。

现在留给我们的问题是对于自愿安乐死的那部分病人如何确保其是出于自愿。西方传统伦理道德强调关注行为的主体,是为自的道德。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强调关注行为的客体, 是为他的道德, 那些要求自愿安乐死的人,更多的是考虑到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精神负担, 减轻国家的医疗负担等, 很少考虑自己的权利。在西方人看来,中国的自愿或许不是那么纯粹的。[7]对于病人来说，在有限的医学知识及条件的情况下或由于医生的误诊，可能会是其认为自己已经濒临死亡。其实对于濒临死亡的界定比判断死亡的难度要大得多。另外有人提出可以生前遗嘱来表示其自愿性。但“生前遗嘱”也存在问题，一个人的决定会随着环境、心情、病痛、经济、感情等诸多因素而发生改变，那么怎么能保证订立“生前遗嘱”时的决定与患者昏迷后的决定一致呢?而且 “生前遗嘱”容易被伪造，在我国公证制度尚不完善、公民法制意识尚薄弱的今天，不宜单凭一纸书据就决定生命的[6]处置。

3安乐死对象确定的困惑

安乐死的对象是否仅限于绝症濒死者，对于出生时有严重残疾、智力障碍的婴幼儿、重度精神病人、重度残疾人以及植物人，是否是安乐死的对象? 有人提出，严重残疾、智力障碍的婴幼儿、重度精神病人、重度残疾人无法正常生活，遭受来自社会的歧视，身心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应该基于人道主义的原则，给他们实施安乐死。这些人原本就是弱势群体，如果国家以立法的形式支持安乐死, 那么很容易就会形成一种全社会对这些人提出安乐死愿望或由他人提出的真正动机的漠视的现象: 人们并不关心当事人是否真的痛苦, 而只是关心是否提出了安乐死的要求。于是节省医疗费用作为安乐死的真正动机便堂而皇之地受到法律的保护。[8]

相对于自愿的安乐死，上述对象的非自愿安乐死可能从伦理学上无疑是更具争议的。当解除痛苦与延长生命之间发生矛盾，延长生命则多受痛苦，解除痛苦则生命不再，无论怎样都是一个次道德的选择：即违背道德又遵守道德。但在道德上讲仍是负面的。[9]社会舆论对其家属的动机可能产生质疑，可能会给那些真正是为病人考虑的家属带来精神上的压力和道德的指责。因此，对于安乐死对象的确定虽然有了一定的范围，但能够得到普遍接受和认可的，可能就是绝症濒死而又万分痛苦的患者，对于其他对象可能就要具体分析和考虑。4出于何种目的的安乐死才合乎伦理与道德？

赞成安乐死的论点主要是基于是生命价值等方面考虑的，生命价值包括生命存在价值，生命质量价值及生命社会价值。[10]对于患有不治之症、濒临死亡的病人，他们的精神和躯体都处于极端痛苦之中。任何的治疗措施除了维持和延续他们的生命之外，丝毫也不能减轻他们的痛苦。对这些病人来说，生命即将不复存在，而生命质量又无法保障，对家庭及社会又无所价值。因此，选择安乐死可能既是这些患者的迫切要求，又符合他们的利益。[11] 但是，同时也应看到安乐死的目的在实践中可能是极其复杂的。在西方国家，人的尊严可能相对于痛苦来说占得比例要更大。据荷兰的雷米林克报告显示 ,在所有要求实行安乐死的患者中 ,将疼痛列为动机之一的人并不是很多,并且没有人把疼痛作为申请安乐死的惟一理由 ,荷兰患者要求实行安乐死 的主要原因是丧失尊严的感觉。[12]即使这样安乐死在西方仍然争议很大，比如像荷兰那样医疗体制相当发达的国家，安乐死的实施也存在大量的问题，可能涉及到利益问题。[13]而相比之下，在中国相对经济基础较差，医疗保障未普及，学术界关于安乐死问题的讨论仍是不够彻底,而且关于安乐死问题的恰当理解没有普及而使得国人对安乐死的误读与谬见不断，如何保证这种出于经济原因而不是因为病痛难忍或出于尊严提出安乐死不会演变成因贫困而要自杀或他杀。[14] 5安乐死是否有悖于医德？

传统医学伦理观认为：医生的神圣职责就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医学的目的就是维持生命，即使最低的生命质量也应不惜代价去延续它。试想，当医生面对的是身患绝症承受着极端的痛苦的病人，他们迫切得提出死亡的请求，医生是应该出于人道主义实现病人的愿望，还是恪守传统的医德，漠视病人的痛苦，无谓的延长他痛苦的生命。从这个角度讲，安乐死其实是对于人性更深层次的注解，是对人权更高层次的尊重，它并不违背人道主义和医生伦理道德，而是人道主义的具体体现和升华。从这一角度来看可能并不违背医德。[15]

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想到, 如果安乐死成为一种常规行为, 那么某些医护人员的心理弱点很容易就会暴露出来, 安乐死被滥用的风险就要增大, 这样病人就有可能得不到全心全意的关护,而成为某些医生对无法救治疾病的常规处理手段，而误导家属及病人同意安乐死，这与医护人员的职责和职业道德就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因此，虽然安乐死有一定的伦理价值，但医生的职责并不包括积极建议病人选择安乐死。三安乐死的立法

通过分析安乐死在伦理方面的几个困惑，我们可以看到在安乐死似乎还没有得到更为深入细致的探究。同时不少学者担心，如果匆忙地为安乐死立法使之合法化，安乐死被滥用和误用的可能性很大。即使法律规定患者有安乐死的权利，但是并不意味着医生或者其他人就有满足其实现安乐死的义务。[16]因此安乐死立法问题须慎重而道远。

第四篇：新闻媒体职业道德缺失及维护

新闻媒体职业道德缺失及维护

摘要近年来，随着我国新闻事业的快速发展，新闻媒体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影响了新闻媒体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有些新闻媒体经不起社会的各种诱惑，频频出现丧失职业精神和违背职业道德的现象。因此，将分析新闻道德缺失的原因并且探讨有效的防范和守住新闻道德底线的对策。

关键词 新闻媒体 职业道德 人文关怀 原因对策

一、新闻记者道德失范的表现

2011年10月22日晚上，联防队员杨喜利手持钢管、警棍闯进王娟(化名)家中，一通乱砸后，对她进行长达一个小时的毒打和强奸。她的丈夫杨武(化名)则躲在几米外，不敢做声，眼睁睁看着妻子遭此横祸，一个小时后才悄悄报警。这就是深圳联防队员强奸案。此事件最初是由记者揭露出来，使杨武一家的命运迅速得到了政府的救济。但是，在这起恶性事件的报道中，部分媒体丧失新闻道德伦理，没有去尊重和保护一个受害人的隐私，使杨武一家引来无数目光追逐，他们的隐私被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这是媒体给他们造成的第二次伤害。类似这样的媒体给事件当事人造成的二次伤害已经发生过多次，不久前的“小悦悦事件”中，大家集体指责“18个冷漠的路人”见死不救，并“人肉”这18人的籍贯、住址、电话，还有网友上门，拿着摄像机边拍边骂。“不幸”成为“十八分之一”的广佛五金城的那几个店主，生活完全被打乱。

再者，零八年的汶川地震及更早的“9·11事件”媒体的表现更是让人失望。世界各大媒体滚动回放播出灾难发生时的恐怖情景，结果使幸存者和当事人对灾难情景不断地重复体验，构成新一轮新的心理创伤性应激和不良暗示。

这种因为媒体的道德失范导致受害人二次伤害或者直接侵犯了其权益的行为在当今的新闻报道中并不少见。这些都是新闻媒体报道没有人文关怀的表现。

二、新闻媒体道德失范的原因

1、媒体从业者素质和行业管理缺陷

近年来，随着我国新闻事业的快速发展，各路媒体为了更加及时、快捷、大信息量地获取新闻，招收了大量新人扩充到记者和编辑队伍中来，其中许多人并不十分了解新闻媒体的各种基本操作规范，有时甚至是缺乏一些最基本的常识性知识的储备，当然就更谈不上具有更高层次的职业素养、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了，使得庞杂而混乱的新闻队伍职业道德水平整体下滑。

再次，新闻媒体的行业管理存在明显漏洞，某些极度缺乏人文关怀的新闻稿和镜头在追求最大化的“轰动性”、“可读性”原则下被刊登播出，违背了新闻职业道德准则。

2、经济利益的驱使。

新闻传播引入市场因素之后，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对新闻传播产生强大的冲击，部分新闻工作者受其影响，为迎合受众的猎奇，偷窥心理，使报纸发行量、网站点击率、电视收视率迅速飙升，在短期内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忽视了新闻对社会及受害者的负面影响，只求自身眼前实际利益，放松了对自己素质和职业的严格要求。

3、传媒定位的不清晰

新闻传媒在理论上是大众的引导者和教育者，但在实践中，它们受市场利益的驱使，经常为了追求“卖点”滥用新闻资源。从而使新闻传播缺乏人文品位，对新闻事件的报道缺乏理性思考，由此造成了传播活动的急功近利，新闻报道有失偏颇和肤浅并对新闻事件当事人造成负面影响。

三、新闻媒体道德失范的对策

1、加强媒介从业者的职业道德建设，不断提高自身的人文素质，包括高尚的情操、坚守良知、维护正义。

新闻报道中要注意人文关怀与受众知情权、隐私权之间的平衡。为实现对受众知情权的满足，媒体的人文关怀有时会与被报道对象的隐私权发生冲突，严重时还会诉诸于法律。因此要加强媒介从业者的职业道德建设。在进行隐陛采访时要把握什么应该曝光而什么不应该，把握好“度”，以充分体现对人的基本权利的尊重。诚然，记者的职责首先是客观报道新闻事件，但是透过记者的报道，受众也需要感受到镜头背后、文字背后作者的善良动机，即记者对自己报道的对象——人，要有基本的人文关怀，有人情味。只有这样，受众才能认同记者所要报道的事件。否则，透过新闻报道，受众感觉到的是记者对自己报道对象人文关怀的冷漠、缺失。加强新闻采编技术方面的监督和限制

在可能造成被采访人隐私等权利受损或对当事人造成二次伤害的新闻报道中，要注重采编技术的具体操作层次的把握。在传播内容的表现上，要进行一些必要的技术处理。比如“马赛克”效果和化名的运用，特别是要遵循公共场合对一些未成年人的采访。其次就是要注意隐性采访的节制运用，在进行隐性采访时要把握好所曝光内容的“度”，以充分体现对人的基本权利的尊重，决不能借口隐陛采访任意侵犯公民的名誉权、隐私权。

3、规范管理，完善法律法规，促进新闻法制化建设，对媒体行为进行监督

对于我国新闻报道人文关怀缺失的现状，社会要有所作为，要设立明确的规范或法规，并保证这些规范的执行。通过立法来进行强制性制约，使中国的新闻事业走上符合新闻传播规律的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只有这样，在一个理智、人性化的社会中，新闻媒介才能保护公众利益，而不是伤害。

4、新闻媒体应该加强媒体道德自律

新闻传播活动涉及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和各个领域，法律规范无法对复杂的社会进行全面周详的规范，不能触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法律对新闻媒体和新闻记者的约束是有限的，往往只有在新闻媒体和新闻记者出现较严重的违规行为时，才起规范作用，更多的时候，只能靠新闻工作者自我的约束，通过新闻从业人员处于良知、道义、社会责任以及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关注，即新闻自律来推动新闻事业的健康发展。所以，我们要加强新闻工作者自律，以及行业内部的监督，进行新闻职业精神和职业规范的教育。

总之，在社会进步和时代发展的今天,新闻已成为人们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新闻工作者担负着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的重要任务，要完成其传播任务，就必须加强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建设，提高新闻记者的职业精神，加强新闻媒体的人文关怀，树立新时期新闻媒体的崭新形象。

参考文献：［1］谭诚训．社会道德底线与媒体的道德责任［Ｊ］．新闻伦理与职业道德，2007，（１）．

[2]《论记者的职业道德修养》，浙江省新闻工作者协会 2005年11月.

第五篇：公务员职业道德伦理探析

公务员职业道德伦理探析

张 鹏(中国人民大学 行政管理学系,北京 100872)

摘要:公务员职业道德伦理是公务员在公共行政过程中必须遵守的共同的行为准则及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的总和。公务员职业道德,通过道德规范控制公务员的公务行为且可以检验;公务员职业伦理较难制定明确的规范和行为标准,但它是公务员在执行公务中保持共同的行为准则、共通的思维方式和共有的处理问题方法的基础。社会的发展变化,对公务员职业道德伦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也使职业伦理 成为公务员培训的难点。

关键词:公务员;职业道德;职业伦理;道德规范

一、公务员职业道德伦理的涵义

公务员道德伦理是社会道德形态中的一种,是指公务员在公共行政过程中必须遵守的共同的行为准则规范及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的总和。公务员的品质,即行为所显示的思想品性认识等实质反映了其伦理道德的性质。

1.公务员共同的行为规范:是指公务员必须统一遵守的一定伦理标准下的行为方式。它对公务员的日常公务行为作了具体的规定与限制,有统一的标准,以衡量公务员行为是否符合行政职业道德。通常包括组织纪律观念、思想作风、以及职业规范等。

2.公务员共同的价值观念:是指一国内或一个具有共同社会基础的各国间的公务员之间,必须具有的相同的信念和统一的追求。是包括“共同的政治立场,政治态度,政策与法制观念、组织纪律观念等”。这是国家发展目标的个性化和具体化。用目标管理的观点看,这也是公务员分清职责、明晰工作目标所必须的,以确保政府领导人民向统一的目标前进。例如欧盟对其成员国公务员培训的统一指导就是基于这一点。

3.公务员共通的思维方式:是指基于相同价值观念基础之上的,对追寻共同的目标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采取标准化、规范化的思考方式和处理问题程序。也是公务员依法行政,规范行政以及对公共服务进行质量管理的要求。

公务员职业道德品质的教育培训就是为达到上述三个目标而对公务员进行的强化教育,是公务员人事政策中的重点。从操作层次划分,又可以把达到上述三个目标的教育培训内容分为职业道德规范部分和道德品质部分。

二、公务员职业道德规范

要保证能够得到按照通行科学标准所认可的客观衡量结果,从而得以进行监督、管理和制约,就需要对道德层面进行划分,即对道德中的价值作适当分离,使之分属不同层面去处理。从价值范畴分割出“规范”性的标准。而规范性的标准层面与管理或制约目标的操作层面能够达到契合性,从而为管理或制约的可行性打下基础。

从思想的程序说,一般性的、常常是抽象的并可作不同解释的理想目标是‘价值’,而特殊的且具体的标准便是‘规范’。自由、平等、正义等理想目标都是价值,但社会对其的具体解释或理解存在差异甚至争议。中外对公务员的道德价值理念方面也存在种种差异,而且这些差异或争议大都不能得到简单答案或解决方案。‘规范’比较切实就在于其在若干时期内都有实现和检验操作的可能。例如世界各国在价值理念上虽然有种种差异,但都认为公务员在其职务身份下的行为中,如对自我财产的处理方面、在对亲属的关系方面、在以公职身份所参加的活动方面等等都必须受到限制和制约。对此进行的种种规定、监督等各种适当的措施等都是应具有明确的标准和规范。这些规范都是可以操作的,即可以检验,可以衡量,所以是有实现可能性的。特别是这些规范是与公务员的职业身份和职务活动密切相关的,它属于职业道德规范范畴。可操作性的道德规范也相应易于监督,因而也能够对公务员的公职活动进行限制和制约。

三、公务员职业伦理

属于道德理念层面的问题,比较难以制定明确的规范和行为标准。但是,它为公务员在执行公务时保持共同的价值理念、共通的思想行为准则和共有的处理问题的框架程序打下基础。此外,职业伦理是公务员在面对社会难点问题和新形势下的新问题时能够导致思想观念的沟通、相互协调、齐心协力完成任务的内在凝聚力的源泉。例如,公务员在公共政策中对于价值冲突的社会复杂形势下如何实现公正、公平的行政和政策实施就不可避免地涉及伦理层面的观念。对此进行启发性、实证和交互性讨论和情境模拟是很有意义的。这部分内容不直接和简单地评定对错、是非标准或者得出结论,而是提高公务员的思想深度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对一个国家来说,是这个国家在发展中团结一致、克服困难、获得成功的内在精神力量的源泉。

从国际范围来看,社会的发展变化始终对公务员职业伦理带来巨大挑战。1.公共行政中的道德伦理难题。公务员在其职业生活中始终面临价值困境。对此,在对公务员培训中将公务员发展个人职业生涯与树立公务员应有的注重公共利益的意识、注重法律与社会秩序的意义,注重公正公平的理念紧密相连。把公务员在其终身的职业生涯中始终面临的价值选择的困境问题作为培训的焦点,这是使公务员能够在公共行政中保持廉洁勤政、正直奉公,履行公务员的法定义务所必须具有的品质修养。由于社会的复杂性,在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中注重对具体行政行为规范的遵守与执行只是道德品质的一个层面,也是其中较容易处理的方面。另一方面,对一些基本原则、理念的引导和遵循才是培训要达到的最终目的。因为面临道德和价值理念冲突中的行政是公务员职业中最艰难和最具挑战性的难题。哈佛大学在其管理领域内的各门课程中都有份量不等的关于道德伦理的讨论。例如对在职公务员培训项目中公共部门高层主管的领导学培训中研讨:“领导科学仅仅是传授技能和工具吗?是否也教授价值和品质?什么是领导学教育的道德规范?”等问题。在政策科学中研讨和学习分析公共政策中包含的价值观念问题以及在政策分析中的内在价值分析。这些问题都涉及深层的道德理念。

2.新价值伦理。在面临重大的社会发展变化时,价值伦理也要随之发展,并使全社会,包括公务员和公众知晓和信仰,才能在新形势下保持凝聚力,获取前进的内在精神力量。例如,欧盟在当前的培训中强调建立欧洲公民共同价值观,欧盟关于培训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一体化的新欧洲的共同价值观是:人权/人的尊严、基本自由、民主合法性、和平与反对将暴力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尊重他人、团结精神、公平发展、机会平等、理性思想原则:实证的道德伦理(theprinciplesofratio-nalthought:theethicsofevidenceandproof)、保护生态、个人责任。欧盟还提出应对新技术给社会造成的恐慌和紧张不安等影响进行技术伦理方面的研究。欧盟研究报告指出,新形式的欧洲一体化下的合作必须教育和培养这些价值观,作为增强教育培训的明确主题,并且,这不是一个课程或一位专门教师讲授的题目,这是所有教育者的任务。3.经济转轨国家的道德重构。其中尤其是一些处于向市场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期的国家,建立社会规范的道德和价值标准形成一致的目标就更为重要。欧立陶宛的公务员培训中心(PATC)、拉脱维亚的拉脱维亚在美那学院(SPA)、罗马尼亚的国家政法与行政管理学院(NSAPA)等都把欧洲统一的前景合作作为各国政治发展的目标,这也成为其欧洲大陆各国公务员培训中的价值观念的重要特色。他们对公务员的培训提出要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形成整体观念的要求,要求公务员具有共同的欧洲标准,信奉统一的欧洲新理念。面对经济和社会转轨与未来的知识经济与信息资讯的时代,要求其公务员必须具备适应社会的道德品质能力以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例如拉托维亚的人际关系心理学与伦理道德课程设计了公共服务中基本道德伦理概念和有关公务员的道德行为的要求,其中包括了若干个课题:价值观的确立、沟通的方法与类型、平衡心理学、人际互动、冲突与冲突的解决、人格心理学、道德与道德价值观、公务员职业道德等。4.科技伦理。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风险将是科学技术带来的新型风险,如生态破坏、污染、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等的潜在危险。人类对科学技术带来的利益知之甚多,而对风险却知之甚少,譬如实验室中的基因拼接或重组造成的细菌突变会否形成现实社会中对人类的致命伤害(由于人类缺乏这方面的自然免疫力或抵抗力)等疑问。从70年代起,国际科学界和社会各界一再因此发生激烈的争辩。政府和法律很难对其管制,因为象生物技术这样领域的技术研究及产品范围十分广泛,从药品、经济作物到克隆高级生物,要靠一项政策或法律来管制几乎是不可能的,人类需要对导致科技风险的领域起指导和制约作用的相应的科技伦理。

科技风险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利弊共存的问题,但如何权衡利弊,即使对专门致力于这方面研究的科学家而言,也是一项具有极大不确定性的挑战性任务。并且,处理科技风险不仅是科学家的事,而是社会公共事务,因为它牵涉到对伦理问题的现实技术处理,譬如对人的生命价值等深层问题,并且是在信息不全、条件和因果关系情况不确定的情况下,这是非常棘手的重大社会问题,需要由处理公共事务的负责人承担,这就是为什么科技伦理应该是公务员教育培训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在哈佛政府学院的政府伦理课程的设计中可以看到关于科技伦理方面的主题。实际上,应该在任何科技领域的研究中都进行伦理方面的讨论和指导。人类社会面临的困境,是21世纪的新技术问题人类对此才刚刚开始了解,而与此同时科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飞速发展变化。但无论如何,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必须边学边干,在学习新的科技知识的同时为构建相应的技术伦理和与之相配套的社会制约监督机制打下基础,以共同维护人类的长远安全和福祉。

5.新公共管理与道德。世界正处于巨变中:从公共管理的角度来看,国家的发展走向更加开放和多元化的道路;民众获取的信息量越来越大超过了政府控制的范围,从而对政府的决策和效率、公共道德、伦理价值等提出更高的要求;全球一体化和非集权化的趋势以及国际性组织(联合国等)和区域性组织(如欧盟等)以及其它公共组织影响的广泛和加强,公共管理中的分权和权力下放,公私融合的公共服务供应方式与企业化管理等等都与传统公共行政责任发生冲突。因此,新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需要构建和倡导新的公共道德伦理价值。

1999年7月在英国文官学院举办的国际行政学会第一次专门会议以“公共行政责任:协调民众、效率和道德”为主题探讨了新形势下公共管理中的道德伦理价值问题。针对公共权力的误用、滥用和腐败的控制,如何保证公共资源为民造福;如何提高公共项目的效率和效益中的责任,行政文化、伦理价值和道德规范间的关系应是公共行政解决问题的关键。

参考文献:1]中国人事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司.外国公务员制度[C].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1.2]黄达强,朱庆芳.各国公务员制度比较研究[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3]徐振寰.外国公务员制度[M].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5.4]徐振寰,王晓初.世界各国公务员比较[M].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5]鲍静.公共行政责任[J].中国行政管理,199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