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关公过五关斩六将看邓小平的改革观

第一篇：从关公过五关斩六将看邓小平的改革观

从关公过五关斩六将看邓小平的改革观

“挂印封金辞汉相，寻兄遥望远途还。

马骑赤兔行千里，刀倔青龙出五关。

忠义慨然冲宇宙，英雄从此震江山。

独行斩将应无敌，今古留题翰墨间。”

“千里走单骑，五关斩六将”，这是《三国演义》对关羽英雄主义气慨的写照。关羽“过五关斩六将”的精神，不仅今后人赞叹不已，而且对我国今天的改革也启迪良多。邓小平在谈到我国的物价改革时说：“中国不是有一个‘过五关斩六将’的关公的故事吗？我们可能比关公还要过更多的‘关’，斩更多的‘将’。过一关很不容易，要担很大的风险”。邓小平这一论述，既是对关公精神的赞誉，同时，也体现了他的改革观。

一、敢于突破陈规

关羽取路投洛阳，经过东岭关时，遭到守关将孔秀引领的五百军兵阻拦。孔秀按老规矩行事，执意“将军此去，必有丞相文凭”。“既无文凭，待我差人禀过丞相，方可放行”。孙秀强调“法度所拘，不得不如此”。殊不知，关公“行期所迫”，不曾讨得文凭，而若待孔秀禀报丞相，又会耽误行程，只好杀了孔秀。洛阳太守韩福、牙将孟坦阻止关公前行的理由也是老规矩：“无文凭，即系私行”。“若无文凭，即系逃窜”。因而，他们也引来了杀身之祸。在滑州，黄河守将秦琪还是问“丞相公文何在？”也落得了同样的下场。从孔秀到秦琪，都是墨守成规，不敢越雷池一步。而关公则敢于冲破陈规的束缚。

我国的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也找不到现成的答案。要改革，首先就要解放思想，突破陈规。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我们知道，人们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总是同某种背景知识相联系的。当这些背景知识同客观实际相符合时，人们的认识活动会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而事实上，与人们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相联系的背景知识不可能完全地符合客观实际，如果不能及时地清除这些不符合实际的背景知识，那么，它势必对人们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产生误导。还应该看到，一定的背景知识往往被主体组成为一定的认识图式或者说思维模式，它在主体的活动中表现为某种习惯，主体总是以此去认识外界的客体。如果主体不能根据新的客观事实及时地修正原有的认识田式所造成的思维习惯，那么就不能正确地认识新事物或事物的新特性。因此，主体必须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不断地突破某种陈规，解放思想。

粉碎“四人帮”后，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是遇到了严重的阻力。当时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继续坚持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在政治上仍然推行“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路线，在思想上推行“两个凡是”的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遍地坚持）。“两个凡是”的目的并非弘扬毛泽东思想，而是坚持个人崇拜，其结果必然导致人们思想的僵化和社会义事业的停滞不前。邓小平及时地察觉到“两个凡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危害性，并对此给予尖锐批判，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因此，在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后，必须首先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区，实行解放思想，这是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前提条件。邓小平指出：“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反之，“不解放思想，不实事求是，不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际不相结合，不可能有现在的一套方针、政策，不可能把人民的积极性统统调动起来，也不可能搞好现代化建设，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解放思想，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内容。如果说粉碎“四人帮”以后，解放思想旨在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在思想上、理论上实行拨乱反正的话，那么，随着改革任务的提出和推进，解放思想的内容和要求也向着广度和深度发展。改革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是以解放思想为先导，都是突破陈规、更新观念的结果。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如此，兴办经济特区也是如此，至于说到社会义主初级阶段理论和市场经济理论，则更是解放思想所引起的重大的理论突破。

我国在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经历过曲折的道路。党的“八大”之后，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曾出现过包工包产之类生产责任制的尝试，而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后，这种尝试被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压制住。1959年整顿人民公社过程中，又出现了包工、包产到户的创造，然而“反右倾”运动又使之夭折。6o年代初期，全国20％以上的农村实行了多种形式的包产到户，但1962年的北戴河会议上，它又被制止，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党的思想路线重新确立，人们实行了思想解放，冲破了传统的所有制观念的束缚，农村生产责任制才获得新生，并得到了迅速发展。

兴办经济特区，一开始就有人担心它是“资本主义”。针对这种议论，邓小平亲临经济特区调查研究，充分肯定：“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识。特区成为开放的基地，不仅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使我们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们的对外影响”。实践证明，特区姓“社”不姓“资”。显然，这又是一个重大突破。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正确地分析我国国情，作出我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诚然，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发生了深刻变化。但是，人口多、底于薄、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生产关系不成熟，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法制不健全，而且还存在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历史阶段，我们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决不可以超越这个阶段。总结历史经验，成败得失的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正视社会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以及强调一切都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突破了以前超越阶段的思想、理论以及由此派生的方针、政策和措施。

对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我们长期存在思想误区。把它们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范畴混为一谈，在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之间，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划等号。邓小于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贤奉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邓小平的这一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奉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在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据此，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总之，解放思想、突破陈规，是理论发展和实践创新的前题，正是由于解放思想、突破陈规，才有了农村经济改革的辉煌成就，才有了扩大的对外开放，也才创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党的十五大强调，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深入精神文明建设要切实加强。这就需要不断地解放思想、突破陈规。

二、敢于冒风险

洛阳太守韩福，深知关公勇猛，便设计将其擒获。以孟坦佯败引诱关公追赶，而韩福则以暗箭射击。关公固此而左臂受伤，血流不止。当关公夜投汜水关时，守关将卞喜一方面在镇国寺埋伏刀斧手，诱关公至寺后相害，而另一方面，卞喜假迎关公，赞其“名震天下，谁不敬仰！今归皇叔，足见忠义！”荥阳太守王植得知关公杀了韩福之后，商议谋害关公。王植也是假装殷勤，喜笑相迎，而又半夜放火欲置关公于死地。可见，关公此行，历经了千难万险。而关公则不畏艰险，勇往直前，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

在对待革命和建设问题上，往往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一种是怕字当头，畏首畏尾，不敢向前迈进一步；另一种是敢字当头，敢闯，敢试、敢为人先。邓小于提倡的是后一种态度，他要求人们在改革开放中要敢于冒风险。

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矛盾很多、困难重重，关卡不少。比如物价的改革就面临许多困难。过去物价都由国家统一调控，对于这种违背价值规律的做法不改革不行。而一旦实行改革又带来了一些新问题，当副食品的价格放开后，就马上有人抢购，议论纷纷，不满意的话多得很。任何改革都会有风险，古今中外，概莫例外。邓小平多次提醒人们不要怕冒风险。他说：“我们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准备好对策。这样，即使出现了大的风险，天也不会塌下来”。“我们不能避开风险，这个风险是绕不过的，除非我们不前进”。“如果前怕狼后怕虎，就走不了路”。也正是因为敢冒风险，我国闯过了物价改革等难关。

1991年1月29日至2月28日．邓小平在上海视察时明确指出：“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于更快一点”。邓小平的这一论述，更表明了敢冒风险的胆识和敢闯新路的勇气。

无论做什么事情，能否敢为人先，开拓新路，关键是能不能克服一个“怕”字，树立一个“敢”字。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可能一帆风顺，尤其是像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样的前无古人的事业，总是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风险和困难。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大无畏的气概，反复号召全党同志大胆改革，大胆创新。邓小平指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和改革、开放，以后还会遇到风险，固难，包括我们自己还会犯错误。中国是这么大的国家，我们做的事是前人没有做过的。„„搞改革完全是一件新的事情，难免会犯错误，但我们不能怕，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停步不前，胆子还要大，没有胆量搞不成四个现代化”。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进一步阐明了改革开放中敢冒风险，敢闯新路的重要性。他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邓小平的这些论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开拓新生活，走向新领域的主体能动精神。

有无敢冒风险的胆略和敢闯新路的勇气，始终是影响改革开放的主观原因。邓小平联系实际，揭示了问题的真谛，也消除了人们的思想障碍。他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深圳作为我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其做法往往令许多人不可思议。邓小平通过调查研究，充分肯定：“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引进外资是深圳敢闯的做法之一，而正是这一点，引来许多非议。然而，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资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多搞点“三资”企业，并不可怕。因为我们有自己的优势，不仅有国营大中型企业和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虽然外商可以赚钱，但国家也拿回了税收，工人拿到了工资。我们还从中学到了技术和管理，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

敢冒风险与开拓创新具有内在逻辑关系，只有敢冒风险、才能开拓创新。敢冒风险既是个胆略问题，也是一个思想观念问题，而开拓创新则重在实践，即使是理论的创新也是实践创新的升华，就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敢冒风险的胆略就没有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开拓创新。基于对这一关系的辩证把握，邓小平在引导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敢于超越前人，尤其是敢于向陈腐观念挽战，敢于提出新见解，开辟新途定的原则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所谓胆子要大，就是坚定不移地搞下去，步于要稳，就是发现问题赶快改”。这里，邓小平揭示了胆大与步稳的辩证关系。

“摸着石头过河”，这是邓小干的一句名言。这句通俗的大众化语言，包含着深刻的哲学底蕴，所谓“过河”，是指我们的任务和所要达到的目的，近期目标是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远期目标是建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摸着石头”指的是过河的途径和方法。“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按照客观规律和具体国情选择正确的方法和途径。通过何种方法和途径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乃至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绝不是主观任意的，必须在实践中摸索。邓小平指出：“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可见，“摸着石头过河”，既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生动体现，也渗透着胆大与步稳统一的辩证精神。

胆大与步稳的统一，要求在实际操作上“走一步，看一步”，不断总结经验，坚持真理，纠正错误。邓小平指出：“现在我们正在做的改革这件事是够大胆的。„„我们在确定做这件事的时候，就注意到会有这样的风险。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于要稳，走一步，看一步”。“走一步”和“看一步”的关系亦是实践和认识的关系，“走”就是实践，“看”就是认识。只有在“走”的过程中才能形成正确的“看”法，只有“看”准了才能干好。反之，如果只顾“走”而不注意看，其结果就可能误入歧途。可见“走”与“看”的关系，也是胆大与步稳的统一。

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不会动摇的，一直要干下去，重要的是走一步就要总结经验”。他还说：“我们每走一步都要总结经验，哪些事进度要快一点，哪些要慢一点，哪些还要收一收，没有这条是不行的，不能蛮干”。“走一步”，“看一步”的关键问题是要不断总结经验，及时地发现问题，修正错误。其所以必须如此，理由有二：其一，只有总结经验，才能正确地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我国对外开放政策，“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以及“一国两制”的构想等，都是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其二，只有总结经验，才能正确地执行路线、方针和政策。如果说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是从实践到认识的过程的话，那么，执行路线、方针、政策的过程则是从认识到实践的过程。总结经验在第一个过程中的作用在于促进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飞跃，使认识的基础更坚实可靠。邓小平说：“历史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这样来制定方针政策，就能统一全党思想，达到新的团结。这样的基础是最可靠的”。总结经验在执行路线、方针、政策过程中的作用是促进认识向实践的转化，使一般性的东西与具体实际相结合，其中，最重要的是弄清具体实际，并据此对路线，方针、政策作出相应的调整。邓小平在谈到改革开放时说：“每走一步都必定会有的收，有的放，这是很自然的事情。”。邓小平所说的“收”，也就是在执行过程中对改革开放的政策进行必要调整。

总结经验要求对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及其实践进行定性分析，看哪些行得通，哪些行不通．行得通的就推广，行不通的就改进。比如，“我们首先开放农村，很快见效。有的地方一年翻身，有的地方两年翻身。农村取得经验之后，转到城市”。而在一段时间，我们的发展速度太快，带来了一些问题。所以要调整一下，收缩一下，这也是好事情，我们取得了经验。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及时地总结经验，不仅可以改正不妥当的方案和步骤，也可以防止犯大的错误。邓小平说：“关键是要善于总结经验，哪一步走得不妥当，就赶快改”。“我们是走一步看一步，有不妥当的地方，改过来就是了。总之，遵循一个原则，就是实事求是”。由此可见，总结经验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具体要求，它同样体现了胆大与步稳的辩证精神。

坚持胆大与步稳的辨证统一，必须注重试验，试验是人类探索事物规律的重要方法。试验的目的在于有效地控制自然，改造社会，克服盲目性，避免失误和挫折，我国的改革，是一个从农村走向城市、从经济领域走向政治领域、科技教育等领域的有序过程，不能一哄而起。1978年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事，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中首先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并指出先进行试验，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推广。他说：“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拿出来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中央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他们进行这种试验，试验中间会出现各种矛盾，我们要及时发现和克服这些矛盾。这样我们才能进行得比较快”。随着改革的深入，经济体制方面出现了许多新现象，特别是1981年后建立了深圳等特区，科技体制、教育体制等也有了新的突破，即使是难度最大的政治体制改革也纳入议事日程。对此邓小平说：“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进。既熬是新事物，难免要犯错误。我们的办法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邓小乎关于有步骤地推进改革试验的论述，闪烁着胆大与步稳、求实与创新之统一的辩证法光辉。

总之，“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以及注重总结经验和试验，是我国改革的思想方法论，它不仅是改革初始阶段所必须坚持的，而且要贯穿在改革过程的始终，对改革实践发挥指导作用。

第二篇：关公过五关斩六将的历史内幕

关公过五关斩六将的历史内幕

关公在曹营总觉得不是滋味，于是封金挂印告辞而去。

关公先是到了洛阳关外，守关的孔秀问道：将军何往？关公曰：某已辞丞相，前往河北寻兄。孔秀问：可有丞相文凭？关公反问：某去寻兄非是应聘，为何要文凭？孔秀曰：既无丞相文凭，那你凭什么过得此关？说罢伸出手来。关公曰：某已封金挂印，哪有钱财与你？孔秀一愣曰：你既无文凭又不向北寻兄反倒奔西而来，莫非要与袁绍形成犄角之势夹击丞相麽？关公恼怒骂道：尔等鼠辈，平日里只知道榨取别人血汗钱，今天某要让你知道钱是害人的东西。挥刀斩去，孔秀横尸马下。众军便走，关公曰：军士休走，尔等告知丞相，言孔秀以权谋私巧取豪夺已被某正法。军士们拜伏地上说：将军有所不知，我等在此全靠收点路费作为福利，今遇将军，孔秀有眼无珠合该当死。

关公收拾车仗引领二位夫人望洛阳进发，太守韩福引一千人马排列关口，问曰：来者何人？关公马上欠身曰：吾乃汉寿亭侯，想借路过关。韩福曰：你既无过关文凭又行踪可疑，我怎可信你？关公曰：我非路痴，只因曹操虽默许我走却又暗地派人拦截，是故绕道而行。牙将孟坦，曰：此人根本不懂官场规则，不必废话，待我教训教训他。韩福说：此人斩颜良诛文丑勇猛无比。孟坦说：那是炒作。催马上前，交手只三合被关公斩于马下。韩福见孟坦被斩暗射一箭正中关公左臂，关公忍痛挥起一刀连头带肩将韩福砍为两截。

汜水关守将卞喜本是黄巾大将，如今投靠曹操，闻听关公已连斩三将朝汜水关而来，寻思，曹操创业还未成功，若是能投靠皇叔，岂不是攀上更高枝头？又恐事若不成如何交代？于是他一边设下酒宴一边埋伏刀斧手。寒暄过后将关公带到镇国寺酒店，关公心想，这镇国寺乃皇家寺院，如何改作酒店？毁坏文物赚钱，可见卞喜也不是什么好鸟。酒过三巡，卞喜道出暗通皇叔留条后路的想法，关公向以忠义闻名最看不起攀附权贵之人，问曰：如此尔不成了三姓家奴？卞喜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怒曰：尔狂妄无礼又不识好人，将来必定死于自己的傲慢之下。说罢举起酒杯摔在地上，霎时刀斧手齐出，关公举起佩刀只一刀，卞喜人头落地，众刀斧手作鸟兽散。

荥阳太守王植早就垂涎甘夫人美色，闻关公一行前来，早早的出城迎接，答礼毕，安置管驿暂歇，奉上晚宴要求招待皇婶，关公说：嫂嫂不愿见外人，晚饭就送到这里吧。王植说：既如此，让在下拜见一面也不为怠慢。关公恐亏他好意请出二位嫂嫂，王植见眼前两位国色天香美艳无比的少妇心都快蹦出来了，怔在那里竟忘记下拜，二夫人转身进屋告诉关公曰：看那王植不像好人，叔叔千万小心。夜深人静，关公挑灯看书不敢休息，忽见外面火光四起急忙提刀砍开房门，见王植带领士兵正要冲进夫人房间，关公怒骂：王植匹夫，我与你无怨无仇，你竟如此无礼。此时二夫人也衣衫不整的冲出门来，王植见了嘿嘿淫笑道：皇叔自身难保怎能与你们风花雪月，不如从我也好安享富贵，二爷，皇叔视妻子如衣服，你就逃命去吧。气的关公红脸发紫大叫一声举刀横扫过去，只听“咔嚓”一声王植连同身边士兵的人头滚出十几米。

来到黄河渡口，守将秦琪出迎拱手曰：二爷一路辛苦，请下马稍歇。关公曰：我无丞相文凭又一路过关斩将，你可曾听说？秦琪曰：只怪他们有眼无珠，惹恼二爷，请二爷及二位夫人暂歇此处，有什么吩咐秦琪一定照办。说罢命人牵过赤兔马，关公说：我归心似箭，望将军速速备船渡我过河，关某日后重谢。秦琪曰：渡河不难，不过二爷一走，让我如何交差？不如将赤兔马留下将来丞相追究也好有个交代。见关公卧蚕眉倒竖丹凤眼圆睁，秦琪说：二爷若不识好人岂不是太二了，我这是给你个台阶，虽然你武功盖世，但也不能持强凌弱不通世故，即使你今天侥幸过关，日后必将遭人暗算不得好死。关公再也听不下去了手起刀落，秦琪身首异处。

曹操闻听关羽过五关斩六将，顿首曰：吾待之不薄竟连斩吾大将，悔不听程昱之言早除此患，后必让其身首异处。

第三篇：从大历史的视野看邓小平改革

从大历史的视野看邓小平改革 一已故历史学家黄仁宇曾一再倡导用大历史的眼光研究中国历史，分析历史人物。概因对于一个时代、一个人物，局限于一时、一国的视野，便难以得到清晰的认识，因而须将时间拉长，辩明其所处的时间点，同时站在高处去俯视。对于邓小平这样一位政治领袖和他开创的改革开放进程，亦须将其放置到这样的视野中。这个视野就是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历史大势——当然这有别于我们通常所说的狭义的“四个现代化”。参照中国传统标准，一个人若想获得不朽，也就是赢得后人怀念而“伟大”，须在三个方面异常突出：立德、立功、立言。邓小平为人耿直、疾恶如仇，文革中曾多次与江青、四人帮等人叫板，可谓“立德”；创建红七方面军、领导百万大军挺进大别山，后又开创改革开放新历程，可谓“立功”；以简短的语言说明建设的方向和理由，可谓“立言”。有此三不朽，邓小平已然进入了历史伟人的行列。目前国内的纪念大都是围绕这些方面展开的，以说明邓小平的光辉成就和历史功绩。但这种判断并不能完全准确的解释他和他的改革。邓小平的改革是在毛泽东奠定的现代化基础上，顺应大众之需的可贵努力，更是中国近代以来整个现代化和全球化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当然，严格地说，邓小平时代的萌芽是在1975年：邓小平的大力整顿，这也是他后来拨乱反正的预演，也为他获得了一定的群众基础。毛泽东去世，邓小平逐渐获取了从军事到舆论的最高权力，从而能够进入一场与毛泽东貌似不同实则历史使命相同的大改革。）二众所周知，中国古代一直在一个相对封闭和自主的空间，以不断的王朝更替实现着政权合法性的转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一直显示着超强的稳定性。尽管明末已经出现一定规模的手工作坊，但按照中国政治经济结构的相互依存逻辑，中国并不能在短时期内自然的演进到以市场经济和数目字管理为特征的现代社会。清朝中前期的政治经济状况正好反映了这一点。虽然乾隆时期人口激增，生产力亦有大幅度提高，但整个国家的发展却日益走向封闭。而此时西方强国正以资本全球化扩张为轴心启动了整个世界的现代化进程。接下来便是两个世界不可避免的相遇。“天朝上国”和“天下中心”的心态和文化悠久的优越感使清朝政府不可能答应与西方列强建立不平等的商贸关系。列强要的是利益，最终选择用枪用炮，打开清朝的大门。中国的失败，开启了有别于以往改革的新努力。洋务运动是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次努力，从经济，技术上虚心学习。这一努力直到甲午海战被日本战败方告破产。进而中国人反思，中国的问题不在技术而在制度，日本战败中国亦因其实行君宪政治。所以有康，梁的激进政治变革，试图从政治制度的现代化上改变中国的被动局面，激发这个老大帝国的生命力。但因改革难以取得既得利益权贵的支持而失败。后来，在孙中山暴力起义的压力下，尤其是在日本战胜俄国的刺激下，连慈禧也不得不接受各方对立宪改革的强烈呼吁，开始预备立宪。捡起光绪当年的一系列措施，可惜为时已晚。国人对政府的认同正在激进思潮的冲击下逐步消解。随后便是辛亥革命的爆发。民国诞生，实为一场“政治上进步，社会上退步”的大变革。这个庞大帝国的传统实在是过于顽固了。袁世凯亦想通过建立帝制改变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带来的权威不足的难题。当时的中国太需要一个强大的权威引导国家走出困境，实施建设。但袁世凯的做法违背了共和的潮流。在权威和共和之间，当时的中国人选择了形式上的共和，此为现代化的潮流。袁世凯死，国家分崩离析，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于是现代化进入了第三阶段：文化改良。新文化运动的知识精英们试图从反思文化传统，输入现代人文精神着手，培育这个民族新的精神气象。

但这终究是小圈子的事。整个国家权威统一的历史使命是由蒋介石基本完成的。

中国共产党在最开始也是同国民党合作进行国民革命的。国民党具有政治现代化的基本规划：宪政三步走。但因为其政权与资本的高度结合，一般大众的利益未能得到权衡。中国共产党最终选择依靠大众的暴力革命推翻国民党政权，奠定一个新的政权实体。这个政权实体也是共和国，其经济现代化的模式选择是苏联的工业化和公有化。这是毛泽东这一代领袖承担的历史使命。

毛泽东建立了一个严格科层制的政党体系，形成一个全国性的有效权威和政治传递机制。这一权威的有效性远远高于蒋介石政权内部的松散结构。从而使中国的现代化具备了政治上的必备条件。实际上，邓小平后来开启的改革开放事业所能动用的权威资源正是毛泽东那代人创立的。尽管毛泽东曾试图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冲击官僚体系的利益集团化。

经济上，毛泽东依据他对国际环境的判断和国内工业基础薄弱的认定，选择了大力发展工业，压制轻工业和消费品的战略。这一发展战略打下了中国的工业基础，也为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准备了必要的固定资产和公共设施。

文化上，毛泽东发动了一系列的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反右”，“知青下乡”直至“文化大革命”。他的理想是创造“新人”，而不是按照现代化的“世俗化”目标承认并满足人的基本需求。“反右”针对的是大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欲望，“知青下乡”是想培育知识青年与土地和农民的血肉联系，“文化大革命”是想从根本上改造人的灵魂。不管这些运动实际上演变成什么样子，毛泽东的初衷主要是精神性的。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个人的理想主义气质带来整个国家的强制性文化规范和政治扭曲，实际上远离了现代化的大趋势。毛泽东所做的并不是一个执政党领袖应该做的。因为革命后社会的主题是建设，是发展经济。但他要的是不断革命和不断的阶级斗争，并通过这种革命和斗争来保持人的精神的超越性。这是理想主义兼浪漫主义。

三

邓小平与毛泽东相反，他适时的使整个国家从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转向经验主义和现实主义；将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致力于繁荣经济文化满足百姓的世俗需要。种种压力正顺应了中国近代以来曲折而迟到的现代化诉求。也就是说，邓小平的改革将中国再一次从现代化的歧路上拉回到正常轨道上来。

在以下几个方面，邓小平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拉回正轨：

（一）从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变

（二）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

（三）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四）向全球体系的靠拢

当然，除了这几个方面，邓小平的努力还表现在对实现国家统一的政策制定上，但这一点更多是传统的实现民族国家统一的问题。从现代化的历史大势看，笔者认为，邓小平开启的事业主要是下面将要论及的四个方面，而且，这四个方面的进程虽然已经开始，但邓小平所走的仍然是万里长征的头几步而已，剩下的征程和难题正在考验日益走向现代化的当代中国。

（一）从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

毛泽东时代最强调的是精神，邓小平时代最强调的是经济，是偏物质的东西。精神因容易受到误导而导致巨大的破坏性和伤害力，而且只有精神支撑的政治对一般大众来说并不能太长久。也就是说，毛泽东对人的期待高于人的现实状态。邓小平对人性没有过高的期待，他对人的现时需求有充分的理解，对人性的真实有理性的认识。比如对自留地的问题，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他能够理解现实中的人是需要物质激励的，只有精神激励并不行。这一点也是与现代经济的特征相一致的。这里运用的是常识理性。

现实主义的另一方面就是邓小平充分认识到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任何改革都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牵涉的面广、人多，各方面情况差异性强，因而他不是理想主义的一蹴而就而是“摸着石头过河”，从试验开始向全国推行。这是从现实出发，看到每个人所处的利益位置，改革只能调整利益而不能大规模的重整利益。这使他的改革比较平稳。当然，邓小平启动改革也有一定的前提条件，毛泽东时代的不断斗争和革命使中国没有能够保留下一个人数庞大、结构僵化的官僚集团，因而邓小平的改革没有受到太大的阻力。但随着改革的深入，改革成果向权力资本聚集带来的阻力，也是邓小平生前没能着手解决的。

最后，现实主义同时体现在邓小平搁置意识形态的高调和标签，强调实际效果能否有益于国家振兴和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著名的“黑猫白猫”论说明邓小平从来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而是一个实用主义者。这种思维使他在解决问题时少了诸多思维上的条条框框。从大历史的角度看，邓小平摆脱了近代以来的革命话语和定性主义取向，走向了一个常规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常规政治思维。

（二）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

中国共产党建立全国性政权之后，毛泽东所处的时代环境，迫使他一方面搞建设，一方面“抓革命”。这是革命的惯性。近代以来，自谭嗣同引颈就戮开始就逐步对流血赋予了一定的认同，直至苏俄革命的示范使“革命”一词具有了政治话语中的正当性而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正是对革命正当性的高度认同，中国共产党人才前赴后继的开展斗争，直至确立新政权。但革命的取向和思维习惯并未从此而终止。西方对中国新生政权的压力和苏联赫鲁晓夫的所为更使毛泽东的“革命取向”进一步强化。与经济建设和物质生活相比，政治不变色自然是第一位的。

到了邓小平时代，国际形势有所缓和，出访美国，直到争取到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中国的外交压力减轻。中

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没有受到外在威胁，而国内民众对执政党的强大需求和期待，也促使邓小平坚持中国共产党真正转型为执政党。否则，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就会受到怀疑，这就是邓小平常讲的“亡党亡国”。所谓执政党，简单的讲就是“告别革命”。不再用革命战争年代的思维和做法处理和平建设时期的事情，也就是实现从“马上打天下”到“马下治天下”的转变。文革结束，中国最需要的是恢复秩序，发展生产。邓小平首先做的就是这些工作。同时，他又适时地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改革，如改变终生制、建立离退休制度；明确党政职能，实行党政分工；改革党的领导体制、建立法制等等。这一系列的努力都是使中国共产党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必须。邓小平试图建立一个常规的制度平台，以实现共产党领导能力的可持续性更替，从而稳定执政党的地位。

邓小平也多次讲到政治体制改革，其核心就是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即国家体制的问题。对于这一艰巨而复杂的国家政权建设的工程，他未能在有生之年真正地付诸实施，但他的问题意识却是顺应政治现代化潮流的。

（三）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现代经济只能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与政府作用的发挥并不矛盾，但在资源配置中，市场是主导性的，是第一位的。蒋介石时代是官僚资本主导下的商品经济；毛泽东时代是准计划经济（相比苏联而言），从总体上看，商业生产和流通的水平较低。邓小平的改革就是一步步走向市场经济。确立市场经济的政治正当性。

市场经济的基本假定是人的需求多样化和多层次性只能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去满足，政府整齐一律的规划和过分干预将导致价格扭曲和资源浪费。在邓小平对市场经济（最开始的叫法是商品经济）肯定的过程中，市场能够激发生产力是一个重要原因，他对人们生活水平须不断提高的认识是另一重要原因。虽然邓小平从未忽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但在中国这样一个政府计划干预倾向比较强的国家，他一再强调市场的作用，实际上是试图使中国的经济真正走向现代形态。淡化市场经济“姓资姓社”的问题，让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在“共同富裕”，不出现“两极分化”上，从而将现代经济形态和现代政府职能的兼顾凸现出来。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邓小平启动的经济建设是中国历史上严格意义的商品生产和消费。毛泽东和毛泽东以前的中国，大众消费从来都没有今天这样的普及性和深入性，更没有今天这样的正当性。以现代社会的标准看，关注大众的消费，让市场发挥作用，充分满足大众多层次需求，既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现代社会的必要指标。在这一点上，邓小平强调市场，发展消费品，正好顺应了现代社会的基本潮流，使中国经济步入市场化的轨道。

（四）向全球体系的靠拢

邓小平在国际环境有所改善的背景下，强调和平和发展的两大主题。积极建立和发展与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发展经济特区，大力引进外资。这实际上是融入全球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改变毛泽东时代相对封闭自守的国家取向。虽然毛泽东在晚年也曾努力打破与美国的僵化关系，但整个国家在经济，文化，政治上的封闭性是显而易见的。邓小平时代，与外国的交流和互相沟通日益频繁，相互依存的程度愈加深厚。中国全面加入世界，真正进入全球化大潮中。这一进程是自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以来程度最高的。

全球化会带来诸多便利和好处，也会带来相应的压力和束缚，因为全球化意味着多国共同遵守一个规则。但这些规则中又夹杂着部分大国的国家利益。因而在邓小平主导的中国加入全球化的初期，八十年代末期的政治事件发生以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给予了相当大的政治压力并实施了严厉的经济封锁，而国内的政治秩序也有左倾回潮之势。邓小平于1992年再次启动改革，其实既是对既有改革方案的重申也是试图打破封闭状态的努力，也就是再次融入全球体系而不是封闭发展。

当然，邓小平对融入国际体系的期待不是依附于资本主义体系，而是寻求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两中政权体系的共存和互补，这种全球化的眼光有别于西方霸权主义的全球化，以此可以确立不失中国主体地位的全球化秩序。这一秩序若最终建立，则与近代以来中国对全球体系相对依附的格局大不相同。这也是中国现代化的方向。

第四篇：从明朝覆亡观改革

从明朝覆亡观改革

内容提要：明朝有若干不亡之机，但依旧因循了必亡之路。文章认为：其关键在于改革，尤其是体制改革没有抓住时机。有鉴于此，任何朝代欲使改革成功，均须在社会暮气不深之时抓紧进行。如今，坐天下，搞改革，同样不能缺乏紧逼感。

关键词：明朝覆亡 改革

明朝欲亡者有二，不亡者有三。欲亡者，一为“土木堡之变”，赖于谦等忠臣义士渡逾之；一为“甲申之变”，思宗露死煤山。不亡者，容后细述之。概言亡与不亡，关键视改革成与不成。

不亡者，一曰：明成祖朱棣遣郑和下西洋。斯为自明以来第一转机。永乐三年(1405年)，郑和奉诏携蒋宾兴等率军二万七千余人，分乘二百多艘大船下西洋。其船最大者，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座舰用九桅。其时国力、军力、技术力，世无相畴者。中华民族向无恃强凌弱，殖民他国之传统，但借“下西洋”扬威之际，扩大影响，促进贸易，开拓市场，为国家厚植国本，凭添无限发展生机，当为应有之义。然，谋国者计不出此，仅限于宣谕皇威，搜罗珍奇异宝，尽为赔本买卖外，不作拓展经济之战略延伸。此殊属世所憾者!故明成祖一死，仁宗朱高炽甚觉糜费，乍嗣位即宣布“罢西洋宝船”，俄而又指定郑和以“下番诸军守备南京”，此事遂寝。若不然，当世之君明眼烛世，知时机之来，展宏图，举大略，“下西洋”岂非出现西方美洲“地理大发现”之机缘!是乃明初第一次放弃改革、发展之良机。

不亡者，二曰：张居正改革。隆庆元年(1567年)，张居正以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辅政，半年后上穆宗《陈事疏》，并经恩准允行。其内容为：(1)省议论。一切章奏，务从简切；是非可否，明白陈直。毋得彼此推诿，徒托空言。(2)振纪纲。皇上张法纪以肃群工，揽权纲而贞百度。刑赏予夺，一归公道，而不必徇乎私情。(3)重诏命。敕下部院等衙门，凡大小事务既奉明旨，须数日内即行题复。„„如有违限不行奏报者，从实查参，坐以违制之罪。吏部即以此考其勤惰，以为贤否。(4)核名实。凡京官及外官，三、六年考满，毋得概行复职，滥给恩典。须明白开具称职、平常、不称职，以为殿最。酌情裁与，稍加差等。(5)固邦本。皇上轸念民穷，加惠邦本，凡不急工程，无益征办，一切停免，敦尚俭素，以为天下先。慎选良吏，牧养小民。(6)饬武备。申严军政，设法训练。六条改革，试行十年，“海内肃清。用李成梁、戚继光，委以北边，攘地千里，荒外警服。”南方少数民族“累世负固者，次第遣将削平之。力筹富国，太仓粟可支十年。冏寺(太仆寺)积金至四百余万。成君德，抑近幸，严考成，核名实，清邮传，核地亩，一时成绩炳然。”(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明朝自成祖、仁、宣以降，朝野泄沓成风，六部、九卿、科道仰承宦官鼻息，锦衣卫、东厂、西厂特务横行，张居正以超人之铁腕，扭转政风、土习，令行禁止，有功必赏，有罪必罚，边境太平，户口繁衍，百姓家给人足。一时间，营造出转贫为富，化弱为强，人所期盼之胜景。然，此种改革乃是不触动根本政治体制之人治式改革，缺乏制度保障，难免人在政存，人亡政息。迨至万历九年六月张居正一死，神宗不忧反喜，再无昔日如芒刺背之感，加之群小奋起反攻，一代人杰落得个追官夺爵，没产充公，后人自经、充军、幽闭，惨不忍睹。其改革成果亦在万历二十年(1592年)，因日本丰臣秀吉发兵入侵朝鲜，中日两国大战七年，丧师十余万，国力消耗殆尽。此乃明朝中晚期人治环境下，不实行根本政治制度改革，或谓改革不彻底，丧失起死回生之第二机遇。

不亡者，三曰：明思宗治国理政出现之转机。确切地说，那是明末之回光反照。彼时，社会疾患已深入肘腋，病入膏肓。外有北元压境，日日劳师糜饷；东有倭患扰边，中日朝鲜交兵，经济滑向崩溃边缘，关外赓继满清虎视，朝夕持械寇击；况且，天不作美，旱涝濒仍，饥民嗷嗷待哺，李自成、张献忠揭杆而起。是时，命且不保，谈何改革!但崇祯皇帝非平庸之辈，算得上勤政、有为之君。其可称道者，一曰：斥罢阉党。天启七年(1627)八月，熹宗去世，思宗即位。三个月后，崇祯帝下旨斥罢权倾一时之阉党，恶贯满盈之魏忠贤，遣送安徽凤阳。途中闻下诏逮捕，畏罪自杀。另一作恶多端之阉竖崔呈秀，遣送回藉。闻下诏逮系，投缳自尽。崇祯二年，思宗复颁布“逆案”名单，将数百名逆党一一定罪。二曰：为蒙冤官员平反昭雪。如：有“廉吏第一”美称之兵科给事中杨涟，与御史左光斗等已故官员，追赠官爵、谥号；一应未死者，重新起复为官。三曰：为扭转辽东局面，重新起用袁崇焕，任命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兵部添注左侍郎。四曰：节俭勤政。明朝中后期诸帝，宪宗喜欢女色，武宗耽于渔猎，世宗独好清修颐养，神宗有始而无终，光宗视女色胜过生命，熹宗只配当木匠。此辈皆有一个共同特点：不肯坐朝理政!以致奏章积山，迄至霉烂变质，无人一读，国政几于瘫痪。崇祯帝一反其先辈所为，生活清苦，不迩声色，不殖财货，禁止殿宇熏香，不准衣饰侈僭；于危急之秋，“焦心求治，旰食宵衣，恭俭辛勤，万几无旷，即古之中兴之主，无以过之。”(张岱《石匮后集》)故“崇政始政，天下翕然称之”(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得到社会高度评价和认可。但明思宗在积重难返之世，命运实在太过恶劣；加之刚愎自用、多疑、躁切、擅杀之秉性，使人惧如伴虎，且又误中满清皇太极之反间计，错杀良将袁崇焕，自毁长城；安内攘外两难选择中，复首鼠两端，不能始终如一，终致漫患无治，身死国弃。

明朝有不亡之机，但依旧因循必亡之路。其要在于改革不能收起死回生之功!有以下诸端可鉴：①国家经济力有限，政府掌握资源同为有限，历史提供给侪辈之机遇、时间亦复有限。但凡掌权者由国初悚惕勤政，走向政怠宦成，玩世不恭；社会大致亦由安定繁荣走向矛盾积聚、烽烟四起之过程。此乃历史周期率在各个朝代之自然体现与反映，即政治权威之发展趋势，往往呈递减耗散状行进，明朝亦复如此。当国者在形势大好之机，满足于已有成绩，自吹自擂，自我陶醉，苟且于目前，不为万世太平计，结果在歌舞升平中自娱而娱人矣！此其教训和特征之一。②不改革不行；但想改革，不抓住机遇，同样不行。明初和前半期，国力强大，社会暮气不深，当为改革之大好时机。错失前期改革、发展之良机，迨至中晚期已处强弩之末，方由张居正推动改革，确有些勉为其难。崇祯朝经济停滞，社会不靖，领导者个人权威丧失，山穷水尽之时，即便是诸葛武侯当世亦莫能转势矣。此其教训和特征之二。③改革，只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同样不行；只进行政治体制细枝末节改革，不进行根本政治制度改革也不行。张居正改革人亡政息之教训，即在于兹。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前车已覆，后车当鉴。

天不借年，时不我待。明思宗遭遇之悲惨，值得一读：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八日夜，“内城陷”，一阉奔告。上曰：“大营兵安在?李国桢何往?”答曰：“大营兵散矣。皇上宜急走。”其人即出，呼之不应。上即同王承恩幸南宫，登万岁山(景山)，望烽火烛天，徘徊逾时。回乾清宫，„„因命进酒，连沃数觥，叹曰：“苦我民尔!”以太子、永王、定王分送外戚周、田二氏。语皇后曰：“大事去矣。”各泣下。宫人环立，上挥去，命各为计。皇后顿首曰：“妾事陛下十有八年，卒不听一语，至有今日。”皇后拊太子、二王恸甚，遣之出。后自经。上召公主至，年十五，叹曰：“尔何生我家!”左袖掩面，右挥刀断左臂，未殊死，手慄而止。命袁贵妃自经，系绝，久之苏，上拔剑刃其肩。又刃所御妃嫔数人。召王承恩对饮，少顷，易靴出中南门„„走安定门，门坚不可启，天且曙矣。帝御前殿，鸣钟集百官，无一至者。遂仍回南宫，登万岁山(景山)之寿皇亭自经。„„太监王承恩对缢。上披发御蓝色，跣左足，右朱履，衣前书曰：“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是日，天上细雨霏霏，崇祯帝年二十五，以发覆面，露死在煤山(今景山)雨地里。„„皇朝之末日便如此了局。时至今日，已逾三百六十余年，吾侪读之，仍觉如骨梗喉。岂非懔乎、惕乎!政治体制改革，能不“只争朝夕”欤?当年打江山、闹革命，毛泽东号召人们读《甲申三百年祭》；如今坐天下、搞改革，焉能没有紧逼感!

第五篇：从政府工作报告看改革走向

理顺五大关系 攻坚六大重点——从政府工作报告看改革走向 翻看政府工作报告，“深入推进重点领域改革”一章的篇幅长达两页半——“用这么长的篇幅专门讲改革问题，包括财税金融体制、价格机制、收入分配等多项体制改革，这在过去的４年来还是首次。”来自江苏的全国人大代表赵凤琦对记者说。

改革进入“深水区”，将在哪些领域攻坚克难？结合政府工作报告，代表委员畅谈改革发展新走向。

改革要尊重群众首创精神

１９７８年初冬，小岗村１８名村民冒着风险按下的红手印，掀开了中国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大幕。从那时起，群众的首创精神为中国改革注入了巨大的活力。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大胆探索，以更大决心和勇气继续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各项改革，破解发展难题。”

“温总理所做的工作报告，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改革，听了让人非常振奋。”全国人大代表赵凤琦说出了许多两会代表、委员的共同感受。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改革的方向决不会动摇。”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张平指出，“改革仍然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我们的职责所系、任务所在。”

来自青海的全国人大代表娘毛先说，改革是解决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种种问题的必由之路，过去３０多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创造力，是改革的原动力。我们的发展必须依靠改革，而改革必须依靠人民群众。

“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社会转型期，我们国家的各项事业和工作面临艰巨考验，尤其是经济社会长期健康发展中面临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都必须通过改革来破除和解决。如何破题，需要政府努力，更需要群众智慧。”来自四川的全国人大代表马元祝对记者说。

重点是理顺五大关系

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今后一段时期，在改革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要重点理顺五大关系：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理顺中央与地方及地方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理顺城市与农村的关系；理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理顺政府与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关系。

“这五大关系，涉及政府职能转变、财税体制改革、城乡统筹发展、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社会管理等几个层面，基本涵盖了当前我国发展中遇到的焦点、难点，也是改革的突破点。”全国人大代表、青岛港集团总裁常德传说。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被列为第一位，是有道理的。”全国人大代表、西南财经大学ＭＢＡ培训中心主任易敏利说，我国转型期面临的所有经济问题都属于政治经济学范畴，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政府重新定位，加快职能转变步伐。否则就只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治标不治本。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指出，调整中国已有的发展战略，其核心是转变政府职能，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企业和社会的关系。政府职能的重点应从以提供基础设施等有形公共产品为主，转向以提供制度、规则和政策等无形公共产品为主，以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竞争和创新，降低风险与不确定性。代表委员认为，理顺五大关系，必须认真研究，统筹推进，这样才能为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创造良好的环境。

攻坚六大改革重点

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了今年改革的六项重点任务：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推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深化价格改革；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积极稳妥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加快推进政府改革。

“今年改革‘攻坚’的特点十分鲜明。”全国人大代表、台州市委书记陈铁雄说，政府工作报告用比较长的篇幅谈改革，为今后改革指明了方向，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布局突出了导向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现在社会矛盾复杂，改革的难度也较之以往更大、更难，要想有所突破必须要有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四川团的夏绩恩代表，如此理解政府工作报告中对改革“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继续全面推进”的要求。

全国政协委员刘克崮常年关注财税金融体制领域改革，他对报告中提出的“规范发展小型金融机构，健全服务小型微型企业和‘三农’的体制机制”这句话很有感受。

“金融体系要和实体经济相适应。小微企业这类‘草根’经济体融资难的症结是中国金融体系结构失衡。部分商业银行贷款时眼睛向上，对小微企业设置了苛刻的条件，现在是该大力发展草根经济与草根金融的时候了。”他说。

“打破垄断，放宽准入”，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铁路、金融等多个领域。改革章节中这段话引起了全国政协委员、天正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高天乐的注意。

“民营企业对这些政策非常在乎、非常振奋，因为关系到未来发展前景。民企最感兴趣的领域是基础设施和金融。”他说。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行长杨子强说，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是保障民生、加快发展方式转变、促进社会公平和谐的重要措施。一是建立健全工资正常增长和制度保障机制；二是缩小劳动者之间收入分配差距；三是完善收入再分配机制，加大财政对民生领域投入。（记者齐中熙、吴雨、陈炜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