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央政法委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五篇材料]

第一篇：2013年中央政法委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

2013年）中央政法委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

作者：合肥律师 来源：www.xiexiebang.com 日期：2015-02-26 阅读：430次

【发布部门】 中共中央政法委 【发文字号】 中政委[2013]27号 【时效性】 现行有效 【效力级别】 团体规定 【法规类别】 法制工作综合规定

中央政法委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中政委[2013]27号）

为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和孟建柱、郭声琨同志的重要批示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政法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精神，依法惩罚犯罪，尊重和保障人权，提高司法公信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现就严格遵守法律程序制度，坚守防止冤假错案底线作如下规定。

一、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情况紧急必须现场讯问外，应当在规定的办案场所进行；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羁押后，讯问应当在看守所讯问室进行并全程同步录音或者录像。侦查机关不得以起赃、辨认等为由将犯罪嫌疑人提出看守所外进行讯问。

二、侦查机关移交案件时，应当移交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全部证据。严禁隐匿证据、人为制造证据。

三、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提请批准逮捕、批准或决定逮捕、移送审查起诉、作出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对于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四、人民检察院依法对侦查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及时提出收集、固定和完善证据的意见和建议，必要时指派检察官参加侦查机关对重大案件的讨论和对犯罪有关的场所、物品、人身、尸体的复验、复查。

五、人民检察院严格把好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和抗诉关，对不符合法定逮捕、起诉条件的案件，依法作出不批准逮捕、不起诉的决定；对符合抗诉条件的案件，特别是无罪判处有罪、有罪判处无罪、量刑畸轻畸重的案件，依法提出抗诉。

六、坚持证据裁判原则。依法应当出庭的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法庭对其证言真实性无法确认的，该证人证言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证据未经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七、严格执行法定的证明标准。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对于定罪证据不足的案件，应当坚持疑罪从无原则，依法宣告被告人无罪，不能降格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对于定罪证据确实、充分，但影响量刑的证据存在疑点的案件，应当在量刑时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处理。

八、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不能因为舆论妙作、当事人及其亲属上访闹访和“限时破案”、地方“维稳”等压力，作出违反法律规定的裁判和决定。

九、切实保障律师会见、阅卷、调查取证和庭审中发问、质证、辩论等辩护权利。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在侦查终结、审查起诉、死刑复核等环节，应当依法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对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辩解辩护意见和提交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并在裁判文书中说明采纳与否的理由。

十、对确有冤错可能的控告和申诉，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及时复查。经复查，认为刑事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依法提出（请）抗诉、再审。人民检察院对本院及下级院确有错误的刑事处理决定，依据法定程序及时纠正。

十一、对罪犯提出的申诉、控告、检举材料，监狱或其他刑罚执行机关不得扣压，应当及时转送或者提请有关机关处理。有关机关应当认真审查、及时处理，并将处理结果通知监狱或其他刑罚执行机关。罪犯提出申诉、控告的，不影响对其减刑、假释。

十二、建立健全合议庭、独任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权责一致的办案责任制，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对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的违法办案行为，依照有关法律和规定追究责任。

十三、明确冤假错案的标准、纠错启动主体和程序，建立健全冤假错案的责任追究机制。对于刑讯逼供、暴力取证、隐匿伪造证据等行为，依法严肃查处。

十四、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符合司法规律的办案绩效考评制度，不能片面追求破案率、批捕率、起诉率、定罪率等指标。

十五、各级党委政法委应当支持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支持政法各单位依照宪法和法律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不予协调；协调案件时．一般不对案件定性和实体处理提出具体意见。

第二篇：中央政法委出台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指导意见

中央政法委出台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指导意见

2013年08月12日 06:29 来源：法制日报 分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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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中央政法委出台意见要求

严格遵守法律程序制度坚守防止冤假错案底线

本报北京8月11日讯 记者蒋皓 中央政法委近日出台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针对执法司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根据现行有关法律规定，对审判环节疑罪从无原则、证据裁判原则、严格证明标准、保障辩护律师辩护权利等作了重申性规定，并就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提出明确要求。

意见强调，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羁押后，讯问应当在看守所讯问室进行并全程同步录音或者录像。侦查机关移交案件时，应当移交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全部证据。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提请批准逮捕、批准或决定逮捕、移送审查起诉、作出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意见要求，坚持证据裁判原则，证据未经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的，不得作为定案根据。对于定罪证据不足的案件，应当坚持疑罪从无原则，依法宣告被告人无罪，不能降格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对于定罪确实、充分，但影响量刑的证据存在疑点的案件，应当在量刑时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处理。不能因舆论炒作、当事人及其亲属闹访和“限时破案”等压力，作出违反法律规定的裁判和决定。

意见强调，切实保障律师会见、阅卷、调查取证和庭审中发问、质证、辩论等辩护权利。对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辩解辩护意见和提交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并在裁判文书中说明采纳与否的理由。对罪犯提出的申诉、控告、检举材料，监狱或其他刑罚执行机关不得扣压，应当及时转送或者提请有关机关处理，有关机关应当认真审查、及时处理，并将处理结果通知监狱或其他刑罚执行机关。意见要求，建立健全合议庭、独任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权责一致的办案责任制，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明确冤假错案标准、纠错启动主体和程序，建立健全冤假错案的责任追究机制。对于刑讯逼供、暴力取证、隐匿伪造证据等行为，依法严肃查处。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符合司法规律的办案绩效考评制度，不能片面追求破案率、批捕率、起诉率、定罪率等指标。据了解，为保证这个意见得到不折不扣地落实，中央政法委机关近日召开会议进行专门研究部署，要求政法各单位结合正在深入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新一轮司法改革，健全完善相关制度机制，加强监督检查，严格责任追究，确保意见落实到执法司法每一个环节、每一项工作，以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不断提高执法司法公信力。

第三篇：中央政法委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

中央政法委：公检法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 中央政法委最新新闻报道要求 中央政法委出台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

本报北京8月11日讯 记者蒋皓 中央政法委近日出台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针对执法司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根据现行有关法律规定，对审判环节疑罪从无原则、证据裁判原则、严格证明标准、保障辩护律师辩护权利等作了重申性规定，并就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提出明确要求。

意见强调，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羁押后，讯问应当在看守所讯问室进行并全程同步录音或者录像。侦查机关移交案件时，应当移交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全部证据。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提请批准逮捕、批准或决定逮捕、移送审查起诉、作出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

意见要求，坚持证据裁判原则，证据未经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的，不得作为定案根据。对于定罪证据不足的案件，应当坚持疑罪从无原则，依法宣告被告人无罪，不能降格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对于定罪确实、充分，但影响量刑的证据存在疑点的案件，应当在量刑时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处理。不能因舆论炒作、当事人及其亲属闹访和“限时破案”等压力，作出违反法律规定的裁判和决定。

意见强调，切实保障律师会见、阅卷、调查取证和庭审中发问、质证、辩论等辩护权利。对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辩解辩护意见和提交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并在裁判文书中说明采纳与否的理由。对罪犯提出的申诉、控告、检举材料，监狱或其他刑罚执行机关不得扣压，应当及时转送或者提请有关机关处理，有关机关应当认真审查、及时处理，并将处理结果通知监狱或其他刑罚执行机关。

意见要求，建立健全合议庭、独任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权责一致的办案责任制，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明确冤假错案标准、纠错启动主体和程序，建立健全冤假错案的责任追究机制。对于刑讯逼供、暴力取证、隐匿伪造证据等行为，依法严肃查处。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符合司法规律的办案绩效考评制度，不能片面追求破案率、批捕率、起诉率、定罪率等指标。

据了解，为保证这个意见得到不折不扣地落实，中央政法委机关近日召开会议进行专门研究部署，要求政法各单位结合正在深入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新一轮司法改革，健全完善相关制度机制，加强监督检查，严格责任追究，确保意见落实到执法司法每一个环节、每一项工作，以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不断提高执法司法公信力。

第四篇：如何防止冤假错案

【摘 要】刑事冤假错案对基本人权造成严重伤害，也严重损害了执法机关的刑事执法形象，给司法公正带来冲击。刑事冤假错案产生的主要原因包括有罪推定的办案理念和“重实体、轻程序”的错误执法观以及不完善的司法程序模式等。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必须更新办案理念和执法观念，健全和完善司法制度，从人权出发，完善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人权保护制度，转变侦查模式，拓宽侦查手段，依托科技强侦，坚持新的证据规则，坚决杜绝非法取证，动员社会各界的参与，进一步完善侦查监督机制，利用社会各方的力量防范冤假错案。

【关键词】刑事冤假错案;防范措施;司法公正

一提起冤假错案，脑海里首先浮现的就是浙江张氏叔侄强奸案。十年劳苦牢狱之灾终换来一纸无罪释放的判决书，张氏叔侄的洗冤之路的艰辛让公众揪心，而更让人揪心的是背后折射出的整个司法程序上的漏洞。而这个案件连同之前的上海两梅（梅吉祥、梅吉杨）杀人案、河南李怀亮杀人案、湖北佘祥林案、云南杜培武案、河北聂树斌案、河南赵作海案、湖南滕兴善案一样，一次次给司法公信带来灾难性影响，一次次挑战着法律与正义的底线，一次次考验着人们的心理承受极限。

面对冤假错案给司法公正带来的冲击，如何最大程度地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更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

首先，必须要正视此阶段冤假错案发生的危害性和客观情况。一个案件从立案到侦查到起诉最后到审判要经历不同阶段，不同阶段也有要遵循的相应的不同程序。而根据我国司法制度的规定和司法实践的情况，公、检、法三大机关担负起了一个案子不同阶段的不同责任，而其中无论哪一个环节都对一个案件、几个家庭以及整个社会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而在法律理想层面的公检法三大机构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构想在中国司法的实践中并未实现，并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所以正视其客观性是第一位的，即了解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客观制度缺陷。

第二，正视问题，转变法治理念。一个国家法治理念的树立与尚法风气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虽说法律是“恶之花”，但却是社会运行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规范和准则。而衡量一个国家法制发展成熟程度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司法理念的贯彻和法律意识在公众行为与意识中的养成与树立，这包括宪法权威的树立和社会法律意识的培养。当然，面对冤假错案的发生，不仅需要加强对公众的法制宣传与教育，更要转变公检法机关工作人员的司法观念。例如，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并重;重客观证据，不轻信口供，坚决禁止刑讯逼供;重程序规范，坚持合法合理取证，坚持有罪证据收集与无罪证据收集同时兼顾;重司法规律、科学规律，不一味追求指标数据，等等。

第三，健全和完善司法制度。首先是立法，我们说社会遵循法律的前提必须要求这个法是良法，这就要求从立法上确保我们的制度是遵循公平和正义的，是符合宪法和国情的。然后是程序正当。强调程序的合法正当，是强调重视程序的价值，目的是让我们的办案机关、检查机关和审判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时刻铭记程序法的力量和约束，以形成对其权力使用上的意识制约。不仅如此，程序公正更是一种防范冤假错案的制度保障，使每一环都合乎程序，合乎正当。另外，公检法三者的职能及其界定、监督和牵制也需要法律加以规定和确立。

第四，建立和完善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人权保护制度。关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保护，包括辩护制度，“疑罪从无”理念以及基本人身权利的保障等等。辩护制度的发挥，主要体现在诉讼阶段控方与诉方以及法庭三者的关系上。长久以来的法庭和控方压制诉方的三角局势要转变，变为三者法律主体地位的平等。而尽管我国法律没有正视将“疑罪从无”纳入条文，但其中的思想却值得我们贯彻落实。即坚持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并重，坚持有罪证据调查与无罪证据调查并重等。关于基本人身权利的保障，也就是在调查过程中最起码的对人身权利的尊重，即不能采用高姿态地屈打成招和变相的引诱逼供等。

第五，执法机关方面。（1）落实执法终身制规定。（2）建立执法管理长效机制，完善案件监督审理机制及考核制度，强化执法质量考评结果运用，严禁使用下达硬性指标完成数。

第六，充分利用科技的力量。现代化社会大背景下，数据网络庞杂，信息泛滥，利用科技的手段不仅权威可靠，而且能提高效率节约资源。数据库的建立和使用对于办案侦查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这也要求加大对基层科技设施配备的投入与比重，全面提升基层公安机关的运用能力。当然，现代化的力量必然应与传统的手段相结合，社会与历史相结合，不能完全依赖科技，也不能丢弃传统侦破手段，而是使其相互配合，兼容并济。

最后，动员社会各界的参与，利用社会各方的力量防范冤假错案。“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就强调了群众的力量。动员社会各界的参与，利用群众的智慧，接受社会的监督，使公平正义透明亲民。在坚持依法独立公正审判的基础上，听取意见和建议，争取支持。可尝试结合各方尝试设立陪审团、旁观席，也可组织专家学者讨论，集中其智慧。做到沈德咏副院长倡导的“积极主动与社会各界携起手来，共同为守住公正司法底线创造宽松、理性的环境。”

总书记强调，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的生命线，并且引用了英国哲学家培根的一句名言――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了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了法律，好比污染了源头。因此，最大限度地防范冤假错案，才能使公平如水，社会稳定。但冤假错案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消除的，只能在未来随法治发展得到很好的防范，毕竟是人在办案，总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影响着案件，但是我们应当尽力避免冤案的发生，作为执法人员秉公执法，依法办事，坚持避免冤假错案的底线，防止它的发生，维护司法的公正。

第五篇：防止冤假错案材料

转变执法理念，防止冤假错案

近段时期，媒体先后曝光的浙江张氏叔侄强奸案、上海两梅杀人案以及河南李怀亮杀人案等刑事冤假错案，给司法公信再次带来灾难性影响。这些案件与之前的湖北佘祥林案、云南杜培武案、河北聂树斌案、河南赵作海案、湖南滕兴善案一样，一次次挑战着法律与正义的底线，一次次考验着人们的心理承受极限。

这也是省院卢乐云副检察长撰文《个案办理中的检察执法理念——以公诉防止冤假错案为视角》的紧迫背景。防范冤假错案的发生是我们守护司法公平正义的末端，我们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将冤假错案堵在司法审判的大门之外，给党、给人民、给宪法和法律一个交代。

要防范冤假错案，首先必须认真分析冤假错案发生的根源、成因，只有准确找出问题所在，才能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加以防范，否则将劳而无功。那么，当前冤假错案产生的根源何在？我们认为，归根结底还是理念问题。

一、错误理念是冤假错案产生的根源

从目前暴露出的冤假错案的情况看，无论是赵作海杀人案、张氏叔侄强奸案、李怀亮杀人案，还是佘祥林、杜培武案件，案件本身并不复杂，认定犯罪事实的证据存在重大疑点，而且公检法办案人员对存在的问题都很清楚，并由此导致案件一而再、再而三的被退回补充侦查或发回重审。如果公检法任何一个机关能够坚守法律底线，坚持定案证据标准，可以说不 需要业务多么精通就能够作出正确判断，就可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遗憾的是，就是这样一些案件经过公检法层层关口，经历漫长时日，大多仍然是以“疑罪从有”、“疑罪从轻”的“留有余地判决”而告终。这也是这些案件之所以引发公众强烈不满的主要因素。

而且，这些冤案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事后证实，案件在侦查阶段均存在刑讯逼供，案件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定案。公安机关在取得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之后，马上作破案、结案处理。而且许多地方政府会立即对公安进行表彰、授奖，根本不考虑还要经过法院审判、判决。而许多该固定、收集的证据没有固定、收集。案件在公安、检察和审判各阶段几经反复，往往是若干年过去，明知案件证据不充分、不扎实，但再要收集证据已时过境迁、为时已晚。可以说重口供、轻客观证据的观念，以及因之而来的刑讯逼供是公安机关侦查活动中最根深蒂固的错误观念。而这些案件最终又因“亡者归来”、“真凶出现”或“事实证据不足而被推翻”，形成冤假错案。反观之，如果能够切实坚持“无罪推定”、“疑罪从无”原则，毫无疑问，这些冤假错案就不会发生。

因此，“疑罪从有”、“疑罪从轻”、“重口供、轻客观证据”等错误刑事司法观念，以及由此而来的刑讯逼供恶习，是绝大多数刑事冤假错案发生的主要根源和成因。有人从司法人员的作风、责任心方面总结，不能说没有一定关系，但核心还是错误的司法理念问题。

二、转变执法理念，防止冤假错案 找到了冤假错案产生的根源，我们要做的就是对症下药，切实转变不合时宜的错误的刑事司法理念，理念至关重要。有完善的制度而没有先进的理念，再好的制度也难以得到有效实施。可以说，理念决定行动，转变刑事司法理念，关键是刑事司法主体要转变理念。我院公诉科在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积极转变执法理念，在审查起诉工作中从如下几个方面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

第一，树立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并重的理念，充分发挥辩护律师在防范冤假错案中的重要作用。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辩护律师的基本职责就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这一制度设计，就在于与控诉方形成一种诉讼对抗关系，防止对犯罪的指控成为一种潜在的犯罪认定。我国法律对公诉机关虽然也作出了要重视无罪、罪轻证据的规定，但公诉机关的追诉性质，在本能上肯定是更为关注有罪、罪重的事实和证据，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为防止一边倒，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我科充分尊重辩护律师的权利，积极配合辩护律师的工作。我们充分认识到，律师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重要一员，在保障人权和实现公平正义的道路上，律师也是是公诉人的同盟军，是实现公正审查案件、有效防范冤假错案的无可替代的重要力量。对个别律师违规发难、无理“闹诉”的问题，可采取一事一议、就事论事方式，及时向有关主管部门进行通报，请他们配合做好工作，而不是将这种情况轻易扩大为 对整个律师群体的偏见，我们充分相信绝大多数律师是具备良好职业素养的，是理性、客观、公正、中肯的，是检察院可以依靠而且应当依靠的重要力量。

第二，树立重客观证据的理念，不轻信口供，坚决杜绝刑讯逼供。目前发现的重大冤错案件，都与刑讯逼供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虚假口供有直接关联。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不得强迫犯罪嫌疑人证实自己有罪”，但由于沉默权、讯问时律师在场权等制度尚未确立，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自愿性仍然缺乏充分的制度保障，刑讯逼供的情况时有发生。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先供后翻、时供时翻、当庭翻供等情况下，由于无法确保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自愿性，犯罪嫌疑人口供的可信度无疑也大打折扣，因此，不能轻信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尤其不能以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为基础认定案件事实。在实践中，我们特别注意以下问题：第一，口供的合法性与真实可靠性密切相关，要重视对口供合法性的审查。对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以刑讯逼供为由提出排除犯罪嫌疑人口供的申请，并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公诉人应当认真审查，对可能存在刑讯逼供情形的，及时启动专门的调查程序并依法作出处理。同时，即使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未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公诉人如果发现讯问的程序、方式违法，例如未在法定讯问场所讯问、讯问时只有一名侦查人员在场等，也应当对口供持慎重态度。如果对口供的真实性产生怀疑，应当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及时排除。如我院在办理犯罪嫌疑人李某涉嫌职务侵占罪一案中，因犯罪嫌疑人李某两次供述的时间相冲突，侦查人员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我院对 李某的两次供述以非法证据予以排除。第二，改变“口供中心”的证明理念，不能简单地用犯罪嫌疑人口供否定物证等客观性证据。在审查证据时如果发现证据之间存在矛盾，公诉人会结合案情和在案相关证据进行综合分析。如果物证等客观性证据能够否定犯罪嫌疑人与犯罪之间的关联或者显示出指控的犯罪事实存在其他可能性，就不能因犯罪嫌疑人曾经认罪而无视上述证据。第三，重视无罪、罪轻辩解和辩护，结合在案证据认真进行审查。只有彻底合理地排除无罪、罪轻的辩解理由，公诉人才会基于在案证据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或罪重。如果不采纳无罪、罪轻辩解和辩护，应当有充分的依据，并在审查报告中说明。如我院在审查起诉犯罪嫌疑人周晖、孙国鑫涉嫌贩卖毒品罪一案时，周晖对在侦查阶段供述同案犯孙国鑫参与3次贩卖毒品，审查起诉阶段供述孙国鑫只参与2次贩卖毒品，理由是“当时在公安机关想早点回家吃饭，所以就多说了一次”。同时，孙国鑫的父亲拿着周晖的自书材料找到承办人，企图证明其子只参与2次贩卖毒品。承办人通过调查发现，孙国鑫的姐姐与周晖系同学，其姐在得知孙国鑫被刑事立案后，从外地赶回找到周晖，周晖便出具了孙国鑫贩卖毒品2次的材料给孙国鑫姐姐。通过审查，承办人排除了侦查人员有刑讯逼供或诱供行为，同时，周晖辩解的“想早些回家吃饭，所以对同案犯的罪行作了虚假供述”的理由不能成立，最终我院认定了孙国鑫贩卖毒品3次的事实，并在审查报告中予以详细说明。

第三，树立重程序规范，坚持合法取证，坚决排除非法证据，不仅收集有罪、罪重的证据，也要注重收集无罪、罪轻的 证据，严格证据标准，力争不枉不纵。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前，很多办案人员对待当事人提出的非法证据排除申请，往往认认真真走形式，踏踏实实走过场，几乎不予排除。虽然大家都清楚认识到非法证据具有极大的危害性，却嫌麻烦，不太愿意排除。长期以往，这样的惰性不仅会助长侦查人员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违法行为，导致冤假错案发生，也会对司法机关的形象带来巨大损害。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后，我们认真反思，在工作中树立切实排除非法证据的新观念，做到在审查起诉过程中，一旦发现应当排除的非法证据，就要坚决予以排除，不将其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保证所指控犯罪的所有证据都具有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以维护程序的权威性。今年5月14日，我们在审查起诉犯罪嫌疑人刘齐全涉嫌容留他人吸毒、非法持有毒品罪一案时，承办人发现本案犯罪嫌疑人刘齐全和吸毒人员胡继秋、何孝勇、阳群兵的四份尿液检测报告中检测人员同时是本案的侦查人员，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第（三）项、《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三十条第（三）项之规定。而在讯问犯罪嫌疑人刘齐全时，其称除自己之外，只有2人吸食了毒品，并称民警实际对其并未进行尿检。容留他人吸毒罪必须容留多人或多次才构成本罪，而本案吸毒人员胡继秋、何孝勇、阳群兵的尿液检测报告系侦查人员严重违反程序取得的证据，应作为非法证据予以依法排除。本案因排除该重要证据，最后仅以犯罪嫌疑人刘齐全涉嫌非法持有毒品罪起诉至法院。

公诉部门在案件办理流程上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审查侦 查机关移送的证据时，我们是监督者，是裁判者，对侦查机关无法证明其移送的证据来源合法性时，我们应当对这些证据依法予以排除；而一旦我们采用了侦查机关移送的证据，并且将其作为定罪量刑的证据移送审判机关时，无论这些证据是合法证据还是非法证据，对这些证据的合法性证明责任就转移到我们身上，如果我们对侦查机关移送的证据审查不严格，导致非法证据也经采用而移送审判机关作为定罪量刑的证据时，我们当然应当承担证明证据合法性的责任,此时我们的身份则是证明证据合法性的责任者。在工作中，我们应当意识到自己在防止冤假错案中的重要地位，与侦查机关、审判机关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搞好防范冤假错案的“全流域治理”，各自发挥好在防范冤假错案这个系统工程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