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均衡问题初探

第一篇：量刑均衡问题初探

所谓量刑，是指人民法院依据刑法确定对被告人是否判处刑罚、判处何种刑罚及判处多重刑罚的刑事司法活动。定罪与量刑是刑事审判活动的两个重要内容，定罪是量刑的前提，量刑是定罪的必然结果。如果说定罪属于罪刑关系质的个别化，量刑则为罪刑关系量的个别化。长期以来，司法机关一直比较注重定罪的准确性，而对量刑的准确性有所忽视，由此产生量刑不均衡的问题。

一、量刑不均衡的表现

量刑不均衡，主要是指案件与案件之间的比较而言。虽然每个案件都有各自的特点，但触犯同一罪名的案件又具有许多共同点，这也是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因此，同类案件之间在量刑上具有可比性。

1、不同审判组织量刑不均衡。由于独任审判员、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的不同，对同类案件甚至是同一案件，不同的司法主体可能作出大相径庭的判决。同一犯罪不同审级、审判程序量刑可能不同，同类犯罪则会悬殊更大。有的审判人员喜用严刑重典，有的则多用轻刑，这与审判人员的个性气质及长期形成的判案惯性有关。因为我国多采用的是经验型量刑方法，而不同的人经验则可能完全不同。

2、不同地区量刑不均衡。同是盗窃1000元，有的地方判1年，有的地方判2年，还有的法院则免予处罚。量刑的地区差别主要与经济发达程度有关，一般而言，经济发达地区，对同一犯罪处罚较落后地区要轻，这不仅体现在经济犯罪中，而且体现在危害社会治安犯罪中。

3、不同时期量刑不均衡。在新旧刑法交替时期，由于相关刑法条文的变动，对一些犯罪量刑不均衡明显增多。虽说有“从旧兼从轻”的量刑原则，但仍有各种轻重不一的判决，有的甚至人为拖延或缩减办案时间，以达到适用某一“有利”刑法的目的。在阶段性严打斗争高峰期，为了“突出严打声势”，刑罚往往被普遍加重，量刑不均衡更加突出；即使非严打时期，对一般案件与准备在公判大会上宣判的案件也轻重各异。

4、不同犯罪主体量刑不均衡。尤其是涉及被告人较多的团伙犯罪，主从犯之间的量刑差别幅度该有多大，实践中较难掌握。因此，有的法院在判决时明显畸轻畸重。如有一起被告人作用相差不大的盗窃案件，对主犯判10年，对从犯分别判5年、3年，社会效果不好。还有起一轮奸案件，二被告犯罪行为基本相同，甲被告被判5年，乙被告逃跑一年后被抓获，却仅被判4年。

量刑不均衡主要包括罚与不罚不均衡（有的犯罪处于是否免予处罚临界点），重罚与轻罚不均衡（有期徒刑幅度、罚金的数额、减刑期限不均衡），缓刑与实刑不均衡（判3年缓刑4年的实际威慑力还比不上有期徒刑2年）。

二、量刑不均衡的原因

量刑不均衡是由各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有立法、司法的因素，有政策的影响，有主观、客观方面的原因。其中主要的有：

1、认识论上的原因。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办案定性不能错，否则就是错案，而量刑只要在法律规定的幅度内就行。比较注重量刑的合法性，而忽视量刑的合理性。加之我国受大陆法系传统的影响，“审判不依照判例，而依照法律”，法官办案无判例可供对照，对其他的案例也很少参照，只对照法律，难免量刑不均衡。还有个人情感因素、认识能力、法学素养的影响，如有的法官在办案时过多地考虑案件的“社会影响”、“民愤”等因素，而有的法官考虑较少。[!--empirenews.page--]

2、立法的上原因。79年《刑法》的立法就本着“宜粗不粗细”的思想，由此造成条文简略、弹性幅度太大。新修订的《刑法》虽条文大幅度增加，完善了许多具体的量刑情节，但可供法官自由裁量的余地很大，比较抽象、笼统的条文仍不少。我国又没有判例法，司法解释往往不及时、不具体、不系统，对一个案件涉及从重、加重、从轻、减轻等多个量刑情节的，主次关系如何确定，相互间可否累加、抵销，以及数罪并罚中“最高刑之上，总和刑之下”的幅度如何掌握等，均无明确的法律规定。

3、廉政因素的影响。司法部门历来是不正之风侵害的重点对象，以钱买法、以权压法难以从根本上杜绝。一些案件由于受不正之风的影响，承办法官认为只要在“法律规定的幅度内”“帮忙”就不违法，由此导致“金钱案”、“关系案”、“人情案”。还有的受地方行政干预，重罪轻判，尤其是涉及党政官员的经济犯罪案件。

三、量刑不均衡的危害

定罪错误，肯定要作为错案处理，而对量刑畸轻畸重的案件，二审和再审一般都不认为是错案，但并非不具有危害性：

1、违反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原则。新《刑法》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这是我国刑法第一次规定罪刑相适应原则，罪刑法定，不仅包括罪的法定，也包括刑的法定。这两个原则都要求刑当其罪，即刑罚与犯罪的客观危害及主观恶性相适应。量刑不均衡，同罪不同刑，恰恰不能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2、不能有效制止、预防犯罪。这是量刑不均衡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必然结果。刑须制罪，刑当制罪，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体现刑罚价值。刑罚过重，可能矫枉过正，伤及无辜，增强罪犯的改造逆反心理。刑罚过轻，则会使犯罪分子逃避惩罚，增加犯罪分子的侥幸心理，达不到特殊预防目的。

3、破坏法制统一。法制统一既包括空间上的统一，也包括时间上的统一。不能因为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量刑就可以或高或低。比如最高法院98年在《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授权省级法院“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确定本地区执行“数额较大”、“巨大”、“特别巨大的”的标准。由此产生的问题是盗窃同等数额的财产，各地量刑不同，似乎危害性也不同。特别是对流窜作案的，可能因其在经济发达地方盗窃而不构成犯罪，使犯罪分子有机可乘。在时间上，特别是“严打”时期，刑罚大幅度波动是不符合法制要求的。执法必严的“严”并非指要严刑峻罚，而是要严格依法办事。83年“严打”时，普遍加重刑罚，并将上诉期都缩短为3天，最后又大批量进行减刑，在加强法制同时又破坏了法制，教训是很深刻的。不断“严打”造成的负面影响是风声一过，犯罪就可能反弹。事实上，只有“长治”才能“久安”。

4、影响司法公正形象，容易滋生腐败。量刑幅度给了法官以自由裁量的权力，正确运用可以根据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作出科学的判决。但滥用误用就会导致畸轻畸重，即使办案中无私无弊，也容易引起社会上的猜疑。更何况，由于有时量刑幅度较大，如刑法分则中大量的“3－7年”、“5－10年”的法定刑，此幅度往往也是当事人进行不正当“活动”的范围。[!--empirenews.page--]

四、量刑不均衡的对策

1、加强立法和司法解释工作。新《刑法》增加了许多具体量刑情节规定，如《刑法》第263条对抢劫罪应处10年以上刑罚直至死刑的8种情节进行明确，便于掌握；刑法还在第63条规定不具备刑法规定的减轻情节在法定刑以下处刑的要报最高法院核准，这些都有利于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但立法上仍有不少罪名还缺少具体量刑情节，应予以完善。另外，对一个案件具有多个量刑情节的，其采用原则，应当在立法上予以明确。同时要通过司法解释，对量刑情节增减刑的幅度、格次进行分解、量化，增加可操作性，杜绝随意性。

2、提高司法人员个人素质。首先是提高政治素质，要加强廉政教育和监督措施，杜绝办理“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通过合议庭、审判委员会、院长、二审、审判监督等各种程序进行监督，发现量刑不均衡的应作为错案处理，追究错案责任。其次要提高审判人员的司法水平、法学素养，严格按犯罪的主观恶性、客观危害、再犯可能等方面进行科学、准确、适当的量刑。

3、借鉴引进判例制度。我国虽不实行判例法，但最高法院长期以来下发了不少案例，但一直未明确这些案件的效力。由于具体案例可以形象的进行对比，因此，建议最高法院应有系统地选择有代表性的案例下发，并明确其法律效力。司法机关在量刑时应当参照，从而正确把握量刑尺度。

第二篇：危险驾驶罪的量刑均衡研究

危险驾驶罪的量刑均衡研究

提纲

一、危险驾驶罪的概念、特征

危险驾驶罪是指在公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二、危险驾驶罪量刑及量刑均衡的必要性。

量刑，是实现惩罚目的，确定惩罚份量的一种量化过程。均衡是指没有任何变化趋势的状态。量刑均衡就是指在确定惩罚份量的过程在做到均衡没有变化趋势。

实现裁判统一，保证裁判的预期。减少恣意裁判，实现个案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和权威。

三、危险驾驶罪量刑均衡与量刑规范

四、危险驾驶罪量刑不均的原因

1、客观方面的原因。不同的审判组织、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犯罪主体、不同的地区；立法上的原因、现行行政体制对法官独立行使量刑权的影响；

2、主观方面的原因。认识上的原因、廉洁上的原因、新增加的刑法。

五、危险驾驶罪量刑不均的影响

1、不能体现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原则；

2、影响司法公信力和权威；

3、各地量刑不一引争议

六、实现危险驾驶罪量刑均衡的对策

1、从制度上进行解决。即加强立法解释及司法解释，以刑事政策对法官进积极指导。

2、从技术上解决。即确定量刑基准，量刑基准的确定是追求量刑精确化目标的产物（周光权著《刑法诸问题的新表述》第370页，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

3、从提升法官自身素质进行解决。

4、危险驾驶罪量刑均衡与《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和《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衔接。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四日

第三篇：均衡发展问题汇总

学校均衡发展存在的问题及整改措施

一、领导小组成立和组建

1.将公示牌上面的人作为成员(即社会综合治理)加入； 2.成立学校内涵提升办公室； 3.专题片、迎检人员、宣传册。

二、教师队伍建设方面的问题

1.交流轮岗和山区支教制度：(1)教师交流只整理了支教教师情况，对调入、调出、借调入、借调出、交流轮岗等情况未统计(每年交流不少于5%)2.五项制度：教职工管理办法、师德考核办法、绩效考核办法 教职工考核结果、师德考核结果、绩效考核结果等只显示等次，学校盖章有效(印证材料不装入档案袋)。

3.教师待遇：三个每年元月份工资表(扣除项目统统去掉，只显示应发数)4.社会保险和住房公基金足额交纳。(文件、交纳表)5.班主任津贴、校长岗位津贴文件(2016)6.教职工工会会费(拨付，写说明)7.教职工体检(两年体检一次，安排及花名册)8.教师成长档案要健全。教师继续教育、三年培养规划和培训计划制定不完善，教师校本教育课程化、校本培训常态化、促进教师有效学习的机制还未形成。

三、教学方面的问题： 1.班级：九年级18个教学班，人数：917人，平均班额51：最大班额54人，最小班额50人。其中九年级5、6、13、14班是53人，九年级2班是53，其余各班人数为

人。需要准备好教室，准备好班级牌匾，布置好教室，八、九年级成绩册（从七年级开始），准备好学生胸牌，安排好课表，安排好班主任。七年级各班人数平均50人以下，将交流对接学生名单列好，并做好培训。做好成绩分析。

2.第二课堂地点：剪纸在阅览室，十字绣在物理实验室。3.课表安排要根据国家课程进行安排，特别是综合实践课的安排。课时不能超量，多余课程用自习来代替，教师课表要与学生课表一致。九年级课表音乐、美术要进课表，保证检查时有人上课。课程名称不规范(如体育与健康)4.体育器材要齐全，山羊、跳马要齐全。

5.实验器材领取时间、记录、实验器材归还记录、实验报告时间、实验课表时间要统一，要经得起检查。化学实验室危险药品存取、废渣（废液）处理、未用完药品的归还、处理等记录要清楚。实验操作合格率统计表要有

6.时间表安排每天不能超过7小时。

7.严禁各种教辅资料进入学校，检查前学生的书包内容要干净，要经得起检查。

8.设立减轻学生作业负担的问卷调查表

9.期中考试、期末考试、小学毕业测试等文件一律不不准进入档案。

10.心理健康室条件简陋，不符合要求(沙盘)，有沙发。有帘子。有谈话记录(包括个人和集体)，有心理分析案例。

11.计算机教室人员相对固定，有座位卡。

12.两基表册续建不及时。在校学生花各册只建一次管三年，学生转入、转出、修学、复学、辍学等情况后面注明。手续齐全。

13.心理辅导室、计算机教室、多功能大厅、音乐教室、美术教育、书法教室、前楼楼道等布置要跟进。

14.功能室室外墙面公示栏缺失，要有分管领导、管理员、该室使用情况等信息。

四、政教处

1.特殊群体学生名单要清楚，关爱机制要健全；要有相应的图片、资料说明关爱帮扶过程；(图片、记录、特色等)2.家长问卷调查要提前培训，使家长了解问卷内容，并做好准备，确保不出意外。

3.校园安全管理不到位，周边环境治理不及时，不彻底，校门口摆摊设点、乱卖垃圾食品的问题比较突出。

4.校园内自行车摆放不整齐，停放地点布局不合理。

五、后勤

1.卫生保健室要达标(设在一楼)，要齐全，学生体检表要有体检表，且有统计表，有通知表，有健康教育记载。记录。

2.校服使用要有成衣合格证，各种资质要齐全，每一批校服要有质量检验合格报告。3.图书阅览室外装挂画线。

4.楼道、楼园摆放的花盆、花草零散杂乱，或枯萎、或积尘较厚，或档次不高；校园花园内杂草清理不及时，校门及教学门厅碱蚀严重；厕所有积水，排水不畅，校园墙面有脚印。

第四篇：论贪污受贿罪定罪量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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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贪污受贿罪定罪量刑问题

摘要：贪污受贿之定罪量刑标准关乎惩治贪贿犯罪的力度和效果，是我国刑事法治领域重大的理论和实务问题。当前我国贪污受贿的定罪量刑标准存在难以全面适时反映贪污受贿个罪的社会危害性、不能充分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影响个罪之间罪刑设置的体系协调问题在此应该相对支持贪贿罪的“零容忍”政策，引入群罪立法模式并明确各自定罪量刑等。

关键词：贪污 受贿 零容忍政策 定罪量刑标准 犯罪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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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tandard of conviction and sentencing of embezzlement and bribery is a major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ssue due to its influence and effect on the punishment of embezzlement and bribery.Defects in current standard of conviction and sentencing of embezzlement and bribery in China have been identified such as being unable to reflect its social harmfulness comprehensively and timely and embody the principle of matching punishment with culpability so that the system coordination of sentencing between individual cases has been seriously influenced.In this setting should be relatively supported against Bribery Crime “ zero tolerance” policy，introduced legislation crime group mode and clear their conviction and sentencing.Keywords: corruption, bribery, zero to erance policy, Conviction and sentencing standards, Amount of corru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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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第一章 绪论.................................................................................................................1

1.1引言.................................................................................................................1 第二章 我国贪污受贿犯罪定罪起点数额的立法沿革.............................................4

2.1贪污贿赂犯罪起刑点究竟应该升还是降.....................................................5

2.1.1贪污贿赂行为本质的经济学分析......................................................5 2.1.2贪污受贿犯罪的“零容忍”政策及其可行性分析..........................6

第三章 我国贪污受贿定罪量刑标准的完善探索.....................................................7

3.1引入罪群立法模式并明确各自定罪量刑标准.............................................8 3.2受贿罪与贪污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应分开设立.............................................8 3.3 应由司法解释规定并科学、合理地设定具体数额标准............................9 参考文献.....................................................................................................................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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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和政府把反腐败工作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要求反腐败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十八届四中全会又全面勾勒了法治反腐的蓝图。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

（九），将贪污受贿的量刑标准改为以金额加犯罪情节的量刑标准，一改之前简单地以犯罪金额量刑。这一修改体现了以具体犯罪情节的社会危害性惩处贪污受贿犯罪的立法意图，完善了刑法修改前唯犯罪金额而量刑的制度缺陷，在有利于更加公正打击贪污受贿犯罪的同时，也给法官如何真正按照犯罪情节量刑带来了考验。一方面，面对挑战法官深刻领会立法精神，尽快熟悉和掌握以犯罪情节量刑的法律精髓，努力提高审判业务水平。尤其在以犯罪情节量刑初步实行的语境下，法官更要对此慎之又慎。一旦处理不好，不仅会背离立法初衷，而且还会损害司法公信，绝不能等闲视之。另一方面在以犯罪情节量刑的过程中，法官还面临如何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严峻考验。自由裁量权是一把双刃剑，它在避免法官机械适用法律的同时，也容易造成审判权力的滥用。这就要求法官必须坚守司法底线，在以犯罪情节量刑时，敢于顶住压力和干扰，正确、全面地理解和适用法律，从而通过自由裁量依法作出公正、公平的量刑。

近年来我国对贪污受贿犯罪的治理成效明显，但反腐形势依然严峻，相关犯罪的治理还面临着不少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由于定罪量刑标准设置不甚合理，使得贪污受贿犯罪的司法适用日益偏离立法规定，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刑罚裁量无法实现犯罪均衡，难以全面反映具体个罪的社会危害性，贪污受贿犯罪数额与量刑之间出现”尴尬”困局，因而亟需要认真研究解决。目前对于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是否需要调整，犯罪数额在贪污受贿犯罪量刑中应居于何种地位，贪污受贿犯罪数额标准该如何确定等问题，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争议。《刑法修正案

（九）》通过后，贪污受贿犯罪原则只规定“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以及其他”情节较重”“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定罪量刑档次，1997年刑法明确规定的贪污受贿犯罪5000元的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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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点数额将不再适用，具体定罪量刑标准可由司法机关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掌握，或者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司法解释予以确定[1]。

因此，有针对性地深入探讨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问题，是我国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必须关注的重大现实法治课题。

[1] 李适时.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草案)》2

2014 年 10 月 27 日

的说明——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法学专业学年论文

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上[J].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2015(5): 826-830.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法学专业学年论文

第二章 我国贪污受贿犯罪定罪起点数额的立法沿革

新中国成立以来，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出台了多个涉及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的法律和司法解释文件。1952年4月21日公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概念，量刑档次和处罚标准等予以详细规定，首次确定了新中国贪污受贿犯罪刑法体系，但是没有规定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起点数额。

1979年7月6号，我国第一部刑法典颁布。在刑法分则第五章侵犯财产罪和第八章渎职罪中分别规定了贪污罪和受贿罪。1986年3月2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经济检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明确贪污受贿1000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同时，对贪污受贿不足1000元但具有恶劣情形或造成严重后果的也应予以立案。

1988年1月2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在1982年3月8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的决定》的基础上，对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出重大调整，明确规定，个人贪污数额在2000元以上不满1万元的，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个人贪污数额不满2000元，情节较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现行刑法。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规定，个人贪污数额在5000元以上不满5万元的，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个人贪污数额不满5000元，情节较重的，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由其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

《刑法修正案

（九）》第四十四条规定取消了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数额标准，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法学专业学年论文

相应地，也在立法上取消了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起点的具体数额。

从上述贪污受贿犯罪定罪起点数额的演变，可以看出：定罪起点数额是贪污受贿犯罪入罪标准之一，在某些情形下，贪污受贿情节也作为入罪标准《刑法修正案

（九）》原则重视犯罪情节在定罪量刑中的法律意义，可以说是确立了真正意义上的“数额+情节”复合定罪量刑标准[1]应该注意到，在《刑法修正案

（九）》之前的相关司法解释文件中，也规定了数额结合情节的入罪情形，如1986年最高检《立案标准的规定》对贪污不足1000元，但具有贪污救灾、救济、优抚等款物，共同贪污主犯，多次贪污等情形的，规定应予立案追诉。

[1] 赵秉志.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问题研究[J].中国检察官, 2015(7): 76-76.2.1贪污贿赂犯罪起刑点究竟应该升还是降

2.1.1贪污贿赂行为本质的经济学分析

最早对犯罪进行经济学分析的曾是于1992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芝加哥大学加里·S·贝克教授，他最早对犯罪行为进行了系统的，规范的经济学分析[1]，犯罪的成本与收益理论的前提基础是经济学中的“经纪人”假设[2]。从经济学角度看，一些著名的经济学中的经济学分析家指出，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看不到贪污贿赂行为本身有什么问题。但是，贪污贿赂行为不仅会加速官僚政体分崩瓦解的过程，而且还会使低收入的公务员借此获得更加可以接受的生活水平。

单纯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1997年的5000元和现在的5000元确实没有什么可比性，时代在变化，社会财富增加了，货币相对在贬值。表面上看来，现在贪污受贿5000元比在1997年贪污受贿5000元的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性似乎要小得多。这个观点看似有道理，但2009年与1997年相比，变化的不止是经济发展，政治文明、精神文化、社会建设等各方面也有了相应的进步。易言之，到了2009年，各级官员理应比1997年具有更高的民主法治素养、精神文化品质。因此，如果把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账一起算，就不应该得出调高贪污贿赂犯罪起刑点的结论，而是与之相反[3]。

从法律意义上讲，对贪污贿赂行为作出否定评价，是因为不该官员哪的东西就不能拿，这是反贿赂的伦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拿1000元、5000元、几万元，跟拿几百万、一个亿性质是一样的。经济学家已经揭示，贿赂的本质是权钱交易，会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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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公共利益。而贪污贿赂行为，无论多少，都应当从法律上作出否定烦人评价。2.1.2贪污受贿犯罪的“零容忍”政策及其可行性分析

我国司法实务部门的专家曾从我国《刑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法律对接的要求和量刑的科学性角度提出，我国应取消关于贪污受贿的数额规定。也有学者提出，[1] 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M].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1993.[2] 理查德.A· 波斯纳[J].法律的经济分析, 1997, 20.[3] 邓清波.贪污贿赂罪起刑点不能只算经济账[D]., 2009.其视角应着眼于社会对贪污受贿犯罪的政策体现了相对的容忍。1997年《刑法》规 定的5000元起刑点，主要是考虑到事物发展的变化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起刑点具有很大的相对性。有人提出，如果把对贪污受贿行为的容忍度降为零，则可以避免 上述以数额作为认定贪污受贿犯罪而出现的弊端，也可以有效地预防和打击贿赂犯罪。

但零容忍政策（zero to erance policy）只能发挥《刑法》的惩治功能，其显著的缺陷在于重打击，而忽略了预防；同时缺乏刑罚的谦抑性，与我国当前所倡导的严宽相济的刑事政策不相协调。因而适用零容忍政策有一定的障碍。我们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许多人还不具备“零容忍”的思维，在迎来送往、逢年过节“拜访”领导眼花缭乱的“国情”下，类似规定在中国出台的可能性有多大？即使出台，由于尚没有充足的司法资源支持“零容忍”的有罪必罚，这一规定又能在多大程度上的得到切实执行？对此，我们必须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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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国贪污受贿定罪量刑标准的完善探索

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存在问题，已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惩治贪污受贿犯罪的力度和效果，越来越难以适应反腐败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需要亟需改革完善。而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修订又紧密关涉贪贿犯罪圈的划定、国家对贪贿犯罪的惩治力度、刑事司法资源的负重、公众对刑法的认同等重大问题，对其改革完善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务必需要审慎稳妥、科学合理、切合实际地统筹考虑，既要注意克服当前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的缺陷，满足惩治贪污受贿犯罪司法实践的需要；又要注意刑法规范明确性与司法可操作性之间的平衡，有助于实现量刑公正和罪责刑相适应，增强公众的刑法认同，秉持上述理念和原则，改革完善我国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及相关立法，笔者认为，当前应着力从以下三方面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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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引入罪群立法模式并明确各自定罪量刑标准

一般国家关于贪污犯罪的立法，如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大都是采取罪群立法模式（罪刑系列立法），即根据贪贿犯罪的罪质及犯罪构成并考虑惩治犯罪的需要而灵活设计成为一个存在主辅关系的罪名（罪刑）系列。对贪贿犯罪这类多发性犯罪设计系列的犯罪构成或罪刑系列，已经成为一些国家刑事立法的重要技术。而且这些国家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之定量因素主要通过罪群立法模式来体现。

就我国贪贿犯罪的刑法规制来说，尽量经过很多次刑法修正，刑法典中除规定了受贿罪之外，还规定了行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等罪名，但是目前的受贿罪罪名，但目前的受贿罪罪名体系任过于粗略，逻辑层次并不够清晰，尚未体系化，有些新型受贿行为也未纳入刑法的规制范围，给贪腐分子留下规避法律的制度空间。鉴于此，笔者建议待时机成熟时，积极借鉴相关国家贪贿犯的立法经验，在系统梳理，认真分析贪贿犯立法规范以及相互关系并适当调整有关罪状的基础上，考虑引入罪群立法模式，形成以一般贪污罪、受贿罪为主体，以其他特殊贪污受贿犯罪为补充，层次分明而又相互衔接的贪污受贿犯罪罪群体系。如以受贿罪的罪刑系列立法为例，可考虑立法上对受贿犯罪进行小类的体系化构建，除规定一般的受贿罪之外，再酌情增设斡旋受贿罪、索贿罪、事后受贿罪、司法工作人员受贿罪等，并将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从破坏经济秩序罪章移到贪污贿赂罪章之中。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受贿罪为主体，以斡旋受贿罪、索贿罪、事后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介绍贿赂罪等为补充的受贿罪罪群体系。受贿罪罪群体系确立后，均统一按照“数额 + 情节”的两元弹性模式，根据各受贿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配置法定刑;再由司法解释根据反腐败形势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形势，对各受贿犯罪定罪量刑的具体数额、情节标准作出明确规定和适时调整。这样既能起到严密受贿犯罪刑事法网的作用，又能统一各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从而更好地实现罪责刑相适应和量刑统一。

3.2受贿罪与贪污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应分开设立。

目前我国贪污罪和受贿罪适用的是同一定罪量刑标准。在刑法典分则之中，凡是单独定罪的犯罪行为均有其单独的法定刑，只有贪污罪和受贿罪共用法定刑，这种立法例世所罕见。因此笔者认为，尽管贪污罪与受贿罪都属于贪污贿赂类犯罪，都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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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 廉洁性，但两罪在侵犯的具体客体、社会危害程度、犯罪成本、反腐政策指向的重点等方面都存在相当差异，不应适用同一的定罪量刑标准。

3.3 应由司法解释规定并科学、合理地设定具体数额标准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删去了对贪污受贿犯罪规定的具体数额，规定了概括数额加情节的标准。那么，概括数额在司法实践中具体如何掌握，这仍然需要明确。至于通过什么途径来予以明确则存在较大争议。《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立法说明中提出，贪污受贿犯罪具体定罪量刑标准可由司法机关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掌握，或者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制定司法解释予以确定。此外另有论者认为，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法中贪污受贿犯罪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等概括性规定统一进行立法解释[1]。由此可见，如何明确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的具体数额标准，主要有三种主张:一是由司法机关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掌握;二是由“两高”制定司法解释予以确定;三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立法解释予以确定。笔者认为，由司法机关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掌握或者颁布立法解释来确定的做法均为不妥，应由”两高”

[1] 现代刑法学的使命(下卷)[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4 :716-716.用司法解释来确定具体的数额标准，即由司法解释规定一个相对确定的幅度，再授权省级司法机关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并考虑社会治安状况，在司法解释规定的幅度内明确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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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李适时.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草案)》10

2014 年 10 月 27 日

的说明——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法学专业学年论文

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上[J].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2015(5): 826-830.[1] 赵秉志.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问题研究[J].中国检察官, 2015(7): 76-76.[1] 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M].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1993.[2] 理查德.A· 波斯纳[J].法律的经济分析, 1997, 20.[3] 邓清波.贪污贿赂罪起刑点不能只算经济账[D]., 2009.[1] 现代刑法学的使命(下卷)[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4 :716-716.

第五篇：职务犯罪量刑规范化适用情况及问题分析

职务犯罪量刑规范化适用情况及问题分析

对于职务犯罪，我国刑法规定了较为严厉的法定刑，历来是我国刑法打击的重点犯罪.近年来，党中央、中纪委等多次强调要狠抓职务犯罪案件，要通过坚决查办违纪违法案件、惩处腐败分子，严肃党的纪律，使广大党员、干部受到教育。各大报刊、网络也一直对重大的职务犯罪案件进行报道，使反腐败成为全社会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在司法实践当中，对于职务犯罪的量刑也出台了相关的量刑意见，现就我院职务犯罪量刑规范化在具体实施当中的适用情况及问题汇报如下：

一、职务犯罪案件量刑适用的基本情况

2009年，我院共受理各类职务犯罪案件6件10人，其中判处缓刑有7人，免予刑事处罚的有3人。2010年共受理6件13人，其中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有2人，判处缓刑的有7人，免处的有4人。2011年共受理8件12人，其中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有2人，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有1人，判处缓刑的有8人，免处的有1人。2012年共受理12件13人，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有1人，判处缓刑的有6人，免处的有6人。2013年共受理9件17人，其中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有2人，判处缓刑的有10人，免处的有5人。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判处缓刑和免处的人数居多，判处实刑的极少。可见当前对职务犯罪的判处有量刑较轻、适用缓刑过多的趋向。此外，在所有判决中适用自首的人数占53.7％，涉及悔罪表现和积极退赃占98.5％。

二、职务犯罪量刑存在的问题

(一)侦查工作中的不足。

目前，职务犯罪侦查设备落后，侦查技能滞后，办案经费欠缺，警力严重不足，造成证据收集不扎实、不充分，导致公诉不力。同时，由于职务犯罪侦查工作考核偏重立案数，侦查部门往往急功近利，不注重案件的深挖，导致案值在5万元以下的职务犯罪案件占有一定的比例，客观上为法院适用缓刑创造了条件。

(二)量刑轻型化。

在量刑中减轻、从轻处罚情节适用非常普遍，因职务犯罪案件中的绝大多数职务犯罪分子都因全部退赃、自愿认罪等情节，得到了从轻甚至减轻处罚。同时法官对职务犯罪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掌握过宽。由于法定刑罚量刑适用弹性大，使法律监督也难以开展。另外，在司法实践的具体认定中，司法人员往往基于公正与公平的考虑把行为人用于公务活动等的款项从涉案金额中予以扣除(认为毕竟行为人最终没有非法占有该部分数额)，把扣除后的数额作为犯罪数额，然后对照刑法规定，决定对犯罪人应当判处的刑罚，因此缓刑的适用相当广泛，（三）区域失衡，认定不一。

在一地级市地域范围之内，不存在罪行的地域差异性，而出现职务犯罪案件裁判的地域差异性，导致量刑失衡。因区域的差异和地区特点，在经济发达和贫困落后地区针对职务犯罪案件的量刑就有很大的差别，特别是犯罪金额的认定和犯罪金额的量刑方面相差极大。大悟县属于国家级贫困县，经济落后，职务犯罪案件的金额一般都比发达地区相差巨大，相比同一地级市下面的县城也有很大的差别，故对职务犯罪量刑的主要量刑情节即金额就产生了认定不一。

三、职务犯罪案件规范量刑的建议

（一）检察机关须加强侦查力度，慎用取保候审措施。目前很多职务犯罪案件的揭发都是群众举报，检察机关在侦查阶段容易造成收集和审查证据时控制的不严。加之职务犯罪的主体一般都是国家工作人员，社会关系复杂，人情案也普遍存在，取保候审的措施普遍适用，同时对自首、立功的认定比率偏高，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在审判环节适用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的比率偏高。故需解决侦查工作中的瓶颈问题，保障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经费，补充办案力量，完善侦查设施，提高侦查技能，实施科学的考核办法。

同时检察机关要充分发挥量刑建议的作用。一方面要求检察机关针对职务犯罪案件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适用法律和调取证据，另一方面要求提出科学合理的量刑建议，要体现罪刑相适应的要求。

（二）在职务犯罪案件审判工作中，必须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必须正确理解全面把握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要准确认定量刑情节，做到量刑有据。在职务犯罪案件量刑中，法院在正确确定基准刑的基础上，准确认定量刑情节主要表现在准确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上，要严格执行《关于对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犯罪分子依法正确适用缓刑的若干规定》，正确适用缓刑。要正确理解全面把握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职务犯罪案件宽严相济要“宽得适度”、“有严有宽”、“宽严有据”，防止出现“只宽不严”量刑失衡问题。

（三）合理采纳量刑建议，做到量刑有察。随着人民法院规范化量刑的改革工作的开展，人民检察院随之开展了量刑建议的公诉改革工作。人民检察院在公诉时通过量刑幅度建议、确定性刑罚建议、适用缓刑建议三种方式提出的量刑建议，人民法院应当充分考虑，合理采纳，以促进规范量刑工作，确保裁判的公正。而在我院审理的职务犯罪案件中，检察机关一般都没有提交有关的量刑建议书，在一定程度上给我们的量刑工作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四）不断加强量刑研究，做到量刑有渊。要探索总结一种科学的量刑方法，做到裁判有序、量刑适当，以应对同一案件并存若干同质或不同质的量刑情节的情况。要充分发挥理论研究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发挥理论指导审判实践的作用。最高人民法院要通过司法解释，对于一些多发的、常见的犯罪规定一个全国较为统一的具体量刑标准。特别是针对职务犯罪案件轻刑化问题和量刑失衡问题，要建立案例指导制度，特别是对于地区差异，职务犯罪的主要定性量刑的金额问题须进行明确的量刑规范。要加强规范量刑工作情况的研究，定期剖析一个地区、一个阶段规范量刑工作的情况，加强区域性量刑情况的研判工作，克服量刑的地域差异性和审级差异性，以求量刑地域性的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