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规范化实施中的问题及几点建议

第一篇：量刑规范化实施中的问题及几点建议

量刑规范化实施中的问题及几点建议

作者：濮阳县人民法院 高凤林发布时间：2010-10-11 17:07:33由于目前刑法对量刑规定的比较笼统，且司法人员重定罪轻量刑思想的存在，量刑过程不够公开、不够透明，导致同一案件事实或犯罪情节大致相似的案件，不同的审判组织，不同地区的法院，所判决的结果大相径庭，影响了法律的尊严。量刑规范化是是刑事审判工作贯彻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是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改革的重要内容，对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保证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

但量刑规范化还存在以下问题:

1、轻罪案件的量刑在《量刑指导意见》中没有具体规定。

2、现有量刑标准存在绝对化倾向的不足。

3、在《量刑指导意见》中，对于部分未遂如何减少基准刑没有做出规定。

4、财产刑的执行情况未纳入量刑规范工作范围考量。《指导意见》中对于积极缴纳罚金的情况未予规定。以上问题的存在同样会出现同案不同判现象，不利于法官裁量的主观能动性，不利于量刑的公正、均衡，削弱了司法公信力和权威，量刑规范化改革将失去意义。因此建议：

1、基层法院在审理轻刑案件时，根据量刑规范化得出的宣告刑结果若低于被告人实际羁押的刑期，对于符合适用缓刑条件的案件，适用缓刑，来取得刑期上的统一，对于不符合缓刑适用条件的案件，建议侦查机关在立案侦查时就变更对被告人的强制措施。

2、量刑起点是在任何量刑情节尚未对量刑发生作用时，犯罪基本构成事实所对应的特定的刑罚的量，必须是因个案而异的。量刑起点应有一定的幅度和弹性，避免量刑标准绝对化，使法官享有应有的自由裁量权。合议庭或独任审判员如果认为根据量刑规范化确定的宣告刑过低或者过高的，在上浮或者下调百分之十的刑期后，如果仍然感觉刑期不合适，报请审判委员会讨论，直接再上浮或者下调百分之十的刑期，以提高办案效率。

3、对犯罪部分未遂的案件量刑时先对既遂部分确定一个基准刑，再将部分未遂的部分按照未遂犯罪确定基准刑，将二个刑期相加后，再结合其他量刑情节调整基准刑。

4、作为被告人认罪及悔罪表现之一的财产刑的执行情况，应纳入量刑规范内。对于积极缴纳全部罚金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缴纳部分罚金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

第二篇：量刑规范化

关于中国量刑规范化问题

班别:法学四班姓名:李俊杰 学号:201008140407

量刑是对犯罪行为的法律后果的确定。从一定意义上讲，量刑公正比定罪公正更重要。因此，利用现有的法律资源，结合量刑实践经验，总结一套相对科学的量刑规则，对指导审判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而进行量刑规范化改革是新中国刑事法制发展进程中的一件大事，对于规范司法行为，统一法律适用标准，促进公正廉洁司法，提高法院公信力和权威具有重大意义,能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

一、我国的量刑现状

从审判实践中看，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法官队伍的构成存在着道德水准和业务技能参差不齐的状况

首先.认识论的原因来看审判人员对犯罪行为如何定性十分重视，对量刑重视不够。并且过分强调犯罪人的态度和表现,造成同罪异罚，有罪不罚甚至有无罪处罚的非正常现象其次,立法原因中我国刑法基本上采取的是相对确定的法定刑，但是，某些犯罪的法定刑幅度的设置仍然存在偏大的问题。

第三，量刑情节的量化问题仍没得到解决

二.对策

（一）不断总结量刑实践经验，创造性的借鉴判例制度，形成一套科学量刑规则.而目前的刑事审判实践中，遇到一个案件具有多种量刑情节时，主要存在以下几种适用方法：抵消法.优势情节适用法.相加升格法.拔高或降低刑度法

（二）加强刑事判例制度的研究，改观现行量刑制度的弊端，确保最大限度的司法公正。

三、致力于量刑规范化当务之急应该做的1、基于我国法官队伍的素质现状，应谨慎行使自由裁量权

2、加强立法、司法解释

四、结论

法律是抽象的，而刑事案件是具体的、千差万别的。因此，量刑规范化必须面对的现实只能是量刑标准的规范和统一。司法实践证明：任何法律都无法做到完美无缺。立法语言的开放性与刑事审判法官需要更多的自由裁量权的特点决定了量刑活动不可能成为一种按图索骥的机械活动。

参考论文:对量刑规范化的几点思考

中国学术期刊网—量刑规范化论文

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

第三篇：职务犯罪量刑规范化适用情况及问题分析

职务犯罪量刑规范化适用情况及问题分析

对于职务犯罪，我国刑法规定了较为严厉的法定刑，历来是我国刑法打击的重点犯罪.近年来，党中央、中纪委等多次强调要狠抓职务犯罪案件，要通过坚决查办违纪违法案件、惩处腐败分子，严肃党的纪律，使广大党员、干部受到教育。各大报刊、网络也一直对重大的职务犯罪案件进行报道，使反腐败成为全社会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在司法实践当中，对于职务犯罪的量刑也出台了相关的量刑意见，现就我院职务犯罪量刑规范化在具体实施当中的适用情况及问题汇报如下：

一、职务犯罪案件量刑适用的基本情况

2009年，我院共受理各类职务犯罪案件6件10人，其中判处缓刑有7人，免予刑事处罚的有3人。2010年共受理6件13人，其中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有2人，判处缓刑的有7人，免处的有4人。2011年共受理8件12人，其中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有2人，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有1人，判处缓刑的有8人，免处的有1人。2012年共受理12件13人，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有1人，判处缓刑的有6人，免处的有6人。2013年共受理9件17人，其中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有2人，判处缓刑的有10人，免处的有5人。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判处缓刑和免处的人数居多，判处实刑的极少。可见当前对职务犯罪的判处有量刑较轻、适用缓刑过多的趋向。此外，在所有判决中适用自首的人数占53.7％，涉及悔罪表现和积极退赃占98.5％。

二、职务犯罪量刑存在的问题

(一)侦查工作中的不足。

目前，职务犯罪侦查设备落后，侦查技能滞后，办案经费欠缺，警力严重不足，造成证据收集不扎实、不充分，导致公诉不力。同时，由于职务犯罪侦查工作考核偏重立案数，侦查部门往往急功近利，不注重案件的深挖，导致案值在5万元以下的职务犯罪案件占有一定的比例，客观上为法院适用缓刑创造了条件。

(二)量刑轻型化。

在量刑中减轻、从轻处罚情节适用非常普遍，因职务犯罪案件中的绝大多数职务犯罪分子都因全部退赃、自愿认罪等情节，得到了从轻甚至减轻处罚。同时法官对职务犯罪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掌握过宽。由于法定刑罚量刑适用弹性大，使法律监督也难以开展。另外，在司法实践的具体认定中，司法人员往往基于公正与公平的考虑把行为人用于公务活动等的款项从涉案金额中予以扣除(认为毕竟行为人最终没有非法占有该部分数额)，把扣除后的数额作为犯罪数额，然后对照刑法规定，决定对犯罪人应当判处的刑罚，因此缓刑的适用相当广泛，（三）区域失衡，认定不一。

在一地级市地域范围之内，不存在罪行的地域差异性，而出现职务犯罪案件裁判的地域差异性，导致量刑失衡。因区域的差异和地区特点，在经济发达和贫困落后地区针对职务犯罪案件的量刑就有很大的差别，特别是犯罪金额的认定和犯罪金额的量刑方面相差极大。大悟县属于国家级贫困县，经济落后，职务犯罪案件的金额一般都比发达地区相差巨大，相比同一地级市下面的县城也有很大的差别，故对职务犯罪量刑的主要量刑情节即金额就产生了认定不一。

三、职务犯罪案件规范量刑的建议

（一）检察机关须加强侦查力度，慎用取保候审措施。目前很多职务犯罪案件的揭发都是群众举报，检察机关在侦查阶段容易造成收集和审查证据时控制的不严。加之职务犯罪的主体一般都是国家工作人员，社会关系复杂，人情案也普遍存在，取保候审的措施普遍适用，同时对自首、立功的认定比率偏高，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在审判环节适用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的比率偏高。故需解决侦查工作中的瓶颈问题，保障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经费，补充办案力量，完善侦查设施，提高侦查技能，实施科学的考核办法。

同时检察机关要充分发挥量刑建议的作用。一方面要求检察机关针对职务犯罪案件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适用法律和调取证据，另一方面要求提出科学合理的量刑建议，要体现罪刑相适应的要求。

（二）在职务犯罪案件审判工作中，必须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必须正确理解全面把握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要准确认定量刑情节，做到量刑有据。在职务犯罪案件量刑中，法院在正确确定基准刑的基础上，准确认定量刑情节主要表现在准确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上，要严格执行《关于对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犯罪分子依法正确适用缓刑的若干规定》，正确适用缓刑。要正确理解全面把握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职务犯罪案件宽严相济要“宽得适度”、“有严有宽”、“宽严有据”，防止出现“只宽不严”量刑失衡问题。

（三）合理采纳量刑建议，做到量刑有察。随着人民法院规范化量刑的改革工作的开展，人民检察院随之开展了量刑建议的公诉改革工作。人民检察院在公诉时通过量刑幅度建议、确定性刑罚建议、适用缓刑建议三种方式提出的量刑建议，人民法院应当充分考虑，合理采纳，以促进规范量刑工作，确保裁判的公正。而在我院审理的职务犯罪案件中，检察机关一般都没有提交有关的量刑建议书，在一定程度上给我们的量刑工作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四）不断加强量刑研究，做到量刑有渊。要探索总结一种科学的量刑方法，做到裁判有序、量刑适当，以应对同一案件并存若干同质或不同质的量刑情节的情况。要充分发挥理论研究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发挥理论指导审判实践的作用。最高人民法院要通过司法解释，对于一些多发的、常见的犯罪规定一个全国较为统一的具体量刑标准。特别是针对职务犯罪案件轻刑化问题和量刑失衡问题，要建立案例指导制度，特别是对于地区差异，职务犯罪的主要定性量刑的金额问题须进行明确的量刑规范。要加强规范量刑工作情况的研究，定期剖析一个地区、一个阶段规范量刑工作的情况，加强区域性量刑情况的研判工作，克服量刑的地域差异性和审级差异性，以求量刑地域性的均衡。

第四篇：论刑事案件中的量刑建议

论刑事案件中的量刑建议（该文为枣庄首届律师论文比赛获奖作品欢迎提宝贵意见）

2009-11-07 17:18:21| 分类： 默认分类 |字号大中小 订阅

论刑事案件中的量刑建议

内容摘要：量刑建议作为刑事诉讼中的新事物，现有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检察机关一经推出，社会各界对此褒贬不一。笔者以律师眼光，客观公正的介绍和阐述量刑建议的定义、法律依据、量刑建议在我国的发展、量刑建议的作用及担忧、量刑建议对律师业务的影响及律师应对措施等内容，希望律师同仁能够积极应对，促进刑事业务更好发展。

关键词：量刑建议

作用和担忧

应对措施

笔者在办理一起团伙抢劫案件中，某区公诉机关提交被告人量刑建议书，（见下表）考虑到量刑建议在刑事诉讼中为新鲜事物，对律师办理刑事业务实践中影响较大，有研究和讨论的价值，特作以下浅见，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山东省枣庄市某区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一览表 被告人:杜某 案由：抢劫 序法定情节

号

酌定情节

备注 1 2 3 4 5 抢劫7次 未成年犯罪

三人以上结伙 有预谋作案 作用相对较小 如实供述部分同

基准刑12年 7--8年 8--9年 8.5-9.5年 8-9年

种余罪

揭发同案犯共同

7.5-8.5年

犯罪事实

初犯、认罪态度

7—8年

较好

6.5-7.5年

赔偿损失 5.5-6.5年

一、关于量刑建议的定义

法学界这样给予定义:公诉人在指控被告人构成犯罪的同时，就被告人应被判处的刑罚种类及刑期，向法院提出具体建议。

二、关于量刑建议权的依据

公诉机关提出量刑建议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在《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条规定：“经审判长许可，公诉人、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并且可以互相辩论。”，这被公诉机关系统内认为量刑建议的理论基础，也有相当业内人士认为量刑建议权是基于公诉权的下位权能，是公诉权的应有之义。著名的刑诉法专家、北京大学教授陈陈瑞华认为，完整的公诉权应该包括定罪的申请权和量刑的建议权。

三、国外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制度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中都有关于量刑建议的内容，并因法律制度和法律传统的不同而形成各具特色的量刑建议制度。

英美法系国家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不是混为一体的，有关量刑建议的活动只能发生在量刑阶段，在以定罪为核心的庭审过程中不存在量刑建议的问题。英美国家关于量刑建议的通常做法是，在陪审团定罪后，法庭择日就各种酌定因素举行量刑听证。量刑听证中，控辩双方都要参加，都可以就量刑问题充分发表意见，检察官作为控方自然拥有量刑建议权。

大陆法系国家是另外一种情形，其量刑建议制度一直贯穿于审判过程之中。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定罪与量刑在程序法上未作明确划分，主要是通过检察官在诉讼活动中提出量刑建议。至于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的效力，各国都遵循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不对法官产生约束力。

四、量刑建议在我国的发展：

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带来的一个显著变化是庭审模式由法官为主导的审问式向对抗式的转变，对抗式庭审强调控诉和辩护双方的平等地位和相互对抗。部分基层检察院开始尝试开展量刑建议改革。1999年，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开始试行“公诉人当庭发表量刑意见”，并在2000年初确定为公诉改革的课题之一； 2005年7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式下发《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试点工作实施意见》，明确提出检察机关要根据罪刑相适应的原则，依照刑法、司法解释有关规定和案件的具体情况，在庭审中就被告人量刑幅度向审判机关提出具体建议，并把实施量刑建议制度提到是强化审判监督的必要措施的高度，此后量刑建议制度作为刑事诉讼程序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正式在全国各地检察院推行。2008年10月26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作关于加强刑事审判法律监督工作维护司法公正情况的报告。报告建议通过立法或修改刑法对各类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出科学规定，以更好的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近一步明确法律监督范围，完善监督程序，增强监督刚性，建立健全刑事二审、再审、减刑假释、死刑复核、量刑建议和诉讼时效等方面的法律制度。从中可以看出量刑建议将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承担越来越重的角色。

五、量刑建议的作用

（一）可以防止司法腐败对抗法官自由裁量权

我国刑法中对每种犯罪的法定刑幅度空间都比较大，给了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合理依据，同时没有美国一样的统一的量刑指南，法官的量刑过程相对比较封闭，存在一定暗箱操作现象，因此导致不同时期、不同法院、不同法官对案件事实基本相同的被告人，作出相差较大不同判决。这是我国法官自由裁量权的现实体现。量刑建议相当于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增加了一个公开的量刑听证过程，使法官量刑置于一种无形的监督之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量刑事裁判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可以防止司法腐败对抗法官自由裁量权。

（二）可以更好的发挥法律监督作用，节省司法资源

《宪法》第12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审判监督重要方式是提起抗诉。抗诉是一种事后监督。公诉机关通过提出量刑建议的方式使定罪量刑更加准确，公诉意见更容易被审判机关采纳，是一种事前监督，弥补了事后监督的不足。据四川省彭山县检察院从2004年试行量刑建议以来的4年，与前期相比提起抗诉率减少了50%，抗诉成功率从75%增加到100%。量刑建议权的行使，有利于人民法院正确行使审判权，有利于检察机关正确行使抗诉权，节省了司法资源，提高了诉讼效率

（三）可以更好的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通过公诉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杜绝了审判机关的暗箱操作，保护了被告人的人权，更为重要的是在庭审中增加了一个量刑辩论程序，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人可以充分对于公诉机关的定罪量刑发表意见和看法。著名刑法专家、北京大学教授陈兴良说：“现在庭审主要集中在定罪部分，量刑部分的辩论十分空泛，过分含糊。通过量刑建议可以让庭审活动更加丰富，可以充分保护被告人的权利。”即“实现了正义，且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通过该程序被告人更能够认罪服法，接受改造。

（四）可以促进公诉人、法官、律师水平特别是庭审水平的提高。

要对某个案件提出量刑建议及对量刑建议提出意见，公诉人和律师就要全面掌握案情，熟悉法律和刑事政策，了解以往的有关案例，促使双方尽快提高自身的综合业务素质，更加全面地、具体地研究案件事实以及定罪和量刑各个方面的问题，量刑建议也扩大了控辩双方辩论的广度和深度，增加了庭审控辩双方对抗性，因此可以促进双方水平的提高，法官更是要接受这无形的制约，努力专研业务，因此通过该举措可以提高法律职业共同体水平的提高。

（五）通过量刑建议，可以推动司法改革。

通过量刑建议，可以推动立法解释或者修改刑法对各类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出科学规定，同时可以推动刑事司法制度的的进一步改革，不论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检察官都普遍地享有量刑建议权。最为典型的当然要属美国的辩诉交易，2003年3月14日最高院、最高检、司法部三部门出台的《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以及《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都借鉴了控辩交易的合理因素，因此量刑建议可以借鉴和吸收其他国家科学合理的因素，推动中国特色的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

六、对于量刑建议的担忧

（一）量刑建议没有法律规定，难免引起争议。根据《立法法》第8条规定：“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

（九）诉讼和仲裁制度，”，该法第9条规定：“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因此如果公诉机关全面推行量刑建议，国家应当修改《刑事诉讼法》等法律。

（二）公诉人的综合素质能否胜任。如前文所述量刑建议需要公诉机关更高的业务素质，现阶段我国公诉机关人员构成比较复杂，业务水平参差不齐，量刑建议作为双刃剑，虽能规制法院审判权不当行使，同时也应加强公诉机关的自我约束和自我告诫。

（三）量刑建议缺乏明确的量刑标准。法官自由裁量权一样，我国没有统一的量刑指南，公诉机关在提出量刑建议时，也存在量刑偏差和量刑失衡量问题，罪名情节基本相同的案件，由不同的公诉机关提出量刑建议差别较大，因此最高检有必要做好研究，积极稳妥的制定量刑标准。

（四）检察机关作为公诉机关，同时作为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对公安机关和法院的诉讼活动负有法律监督的法定权利，量刑建议由其提出，法官在量刑时更容易迎合公诉机关的意见，影响控辩平衡。辩护律师在等腰三角诉讼中本来处于弱势一方，公诉人提出量刑建议，更使辩控双方地位不平等。北京市石景山区检察院2007年共对81起案件提出量刑建议，95%被法院采纳或基本采纳，从一个侧面也能够看出量刑建议将会影响控辩双方的平衡。

（五）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除了一些特殊情形的被告人必须有辩护律师外，委托律师辩护是其一项权利，权利当然可以放弃，也就是说被告人也可以不委托律师，根据不完全统计70%的刑事案件没有律师参与。同时律师参与刑事案件的兴趣也在降低，据北京市律师协会的统计，2000年北京市有律师5495 人，全年办理刑事案件4300件，人均办理刑事案件从1990年的2.64件下降到2000年的0.78件。公诉机关在全面推行量刑建议书后，可能对被告人及其亲友委托律师的愿望产生消极影响，更加重了律师从事刑事案件的困境，长远来看对建设法治国家、保障公民权利不利。

七、律师应对措施：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作出决定，从2009年6月1日起，在全国法院开展量刑规范化试点，其目标是在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准确确定具体罪名的量刑起点，合理确定各个量刑情节的调节幅度，进一步修改完善量刑程序，为明年在全国法院试行做好准备。因此作为等腰三角诉讼中的律师一方在其他两方已经对于量刑问题高度重视的前提下我们更应该投入精力以适应该变化。

（一）律师应当注重对量刑部分的理论研究，提高庭审过程中关于量刑部分辩护水平。2009年3月26日，深圳罗湖区率先在全国试行刑案量刑辩论机制，检察院和法院两家制定了《关于刑事案件量刑辩论的实施意见（试行）》，该意见规定对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法庭辩论中单独设置量刑辩论阶段，公诉人先发表量刑建议，然后公诉人、辩护人可就如何量刑、量刑的具体幅度、是否适用缓刑等展开辩论，被告人也可就自己的量刑提出意见，因此作为辩护律师更应当注意这方面的变化，做好准备以从容面对。

（二）可以预见刑事辩护律师辩护业务将有较大变化，主要体现为专业化、精细化。为更好说明观点，举例：根据《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常见罪名量刑指导意见

（二）》故意伤害伤害致人轻伤的，基准刑为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量刑格为3个月，量刑情节从重情节：有累犯情节，可以在1---3个月量刑格内从重处罚。（下略）从上可以看出律师从事刑事辩护必须进行精细化辩护，加强研究基准刑、量刑格、分格原则、量刑情节等。

（三）加强与公诉机关的沟通和交流影响量刑建议。根据公诉机关在刑事审判中的特殊地位，法官十分注重量刑建议，从笔者办理的的杜某抢劫一案中，与主审法官沟通及生效判决上也能看出端倪，因此律师作为辩护人应当加强与公诉机关交流，作为刑事案件被害人的诉讼代理人更应当向公诉人反映被害人或其家属的愿望和要求，使其量刑建议在充分考虑各种因素的前提下作出。

第五篇：量刑均衡问题初探

所谓量刑，是指人民法院依据刑法确定对被告人是否判处刑罚、判处何种刑罚及判处多重刑罚的刑事司法活动。定罪与量刑是刑事审判活动的两个重要内容，定罪是量刑的前提，量刑是定罪的必然结果。如果说定罪属于罪刑关系质的个别化，量刑则为罪刑关系量的个别化。长期以来，司法机关一直比较注重定罪的准确性，而对量刑的准确性有所忽视，由此产生量刑不均衡的问题。

一、量刑不均衡的表现

量刑不均衡，主要是指案件与案件之间的比较而言。虽然每个案件都有各自的特点，但触犯同一罪名的案件又具有许多共同点，这也是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因此，同类案件之间在量刑上具有可比性。

1、不同审判组织量刑不均衡。由于独任审判员、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的不同，对同类案件甚至是同一案件，不同的司法主体可能作出大相径庭的判决。同一犯罪不同审级、审判程序量刑可能不同，同类犯罪则会悬殊更大。有的审判人员喜用严刑重典，有的则多用轻刑，这与审判人员的个性气质及长期形成的判案惯性有关。因为我国多采用的是经验型量刑方法，而不同的人经验则可能完全不同。

2、不同地区量刑不均衡。同是盗窃1000元，有的地方判1年，有的地方判2年，还有的法院则免予处罚。量刑的地区差别主要与经济发达程度有关，一般而言，经济发达地区，对同一犯罪处罚较落后地区要轻，这不仅体现在经济犯罪中，而且体现在危害社会治安犯罪中。

3、不同时期量刑不均衡。在新旧刑法交替时期，由于相关刑法条文的变动，对一些犯罪量刑不均衡明显增多。虽说有“从旧兼从轻”的量刑原则，但仍有各种轻重不一的判决，有的甚至人为拖延或缩减办案时间，以达到适用某一“有利”刑法的目的。在阶段性严打斗争高峰期，为了“突出严打声势”，刑罚往往被普遍加重，量刑不均衡更加突出；即使非严打时期，对一般案件与准备在公判大会上宣判的案件也轻重各异。

4、不同犯罪主体量刑不均衡。尤其是涉及被告人较多的团伙犯罪，主从犯之间的量刑差别幅度该有多大，实践中较难掌握。因此，有的法院在判决时明显畸轻畸重。如有一起被告人作用相差不大的盗窃案件，对主犯判10年，对从犯分别判5年、3年，社会效果不好。还有起一轮奸案件，二被告犯罪行为基本相同，甲被告被判5年，乙被告逃跑一年后被抓获，却仅被判4年。

量刑不均衡主要包括罚与不罚不均衡（有的犯罪处于是否免予处罚临界点），重罚与轻罚不均衡（有期徒刑幅度、罚金的数额、减刑期限不均衡），缓刑与实刑不均衡（判3年缓刑4年的实际威慑力还比不上有期徒刑2年）。

二、量刑不均衡的原因

量刑不均衡是由各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有立法、司法的因素，有政策的影响，有主观、客观方面的原因。其中主要的有：

1、认识论上的原因。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办案定性不能错，否则就是错案，而量刑只要在法律规定的幅度内就行。比较注重量刑的合法性，而忽视量刑的合理性。加之我国受大陆法系传统的影响，“审判不依照判例，而依照法律”，法官办案无判例可供对照，对其他的案例也很少参照，只对照法律，难免量刑不均衡。还有个人情感因素、认识能力、法学素养的影响，如有的法官在办案时过多地考虑案件的“社会影响”、“民愤”等因素，而有的法官考虑较少。[!--empirenews.page--]

2、立法的上原因。79年《刑法》的立法就本着“宜粗不粗细”的思想，由此造成条文简略、弹性幅度太大。新修订的《刑法》虽条文大幅度增加，完善了许多具体的量刑情节，但可供法官自由裁量的余地很大，比较抽象、笼统的条文仍不少。我国又没有判例法，司法解释往往不及时、不具体、不系统，对一个案件涉及从重、加重、从轻、减轻等多个量刑情节的，主次关系如何确定，相互间可否累加、抵销，以及数罪并罚中“最高刑之上，总和刑之下”的幅度如何掌握等，均无明确的法律规定。

3、廉政因素的影响。司法部门历来是不正之风侵害的重点对象，以钱买法、以权压法难以从根本上杜绝。一些案件由于受不正之风的影响，承办法官认为只要在“法律规定的幅度内”“帮忙”就不违法，由此导致“金钱案”、“关系案”、“人情案”。还有的受地方行政干预，重罪轻判，尤其是涉及党政官员的经济犯罪案件。

三、量刑不均衡的危害

定罪错误，肯定要作为错案处理，而对量刑畸轻畸重的案件，二审和再审一般都不认为是错案，但并非不具有危害性：

1、违反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原则。新《刑法》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这是我国刑法第一次规定罪刑相适应原则，罪刑法定，不仅包括罪的法定，也包括刑的法定。这两个原则都要求刑当其罪，即刑罚与犯罪的客观危害及主观恶性相适应。量刑不均衡，同罪不同刑，恰恰不能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2、不能有效制止、预防犯罪。这是量刑不均衡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必然结果。刑须制罪，刑当制罪，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体现刑罚价值。刑罚过重，可能矫枉过正，伤及无辜，增强罪犯的改造逆反心理。刑罚过轻，则会使犯罪分子逃避惩罚，增加犯罪分子的侥幸心理，达不到特殊预防目的。

3、破坏法制统一。法制统一既包括空间上的统一，也包括时间上的统一。不能因为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量刑就可以或高或低。比如最高法院98年在《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授权省级法院“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确定本地区执行“数额较大”、“巨大”、“特别巨大的”的标准。由此产生的问题是盗窃同等数额的财产，各地量刑不同，似乎危害性也不同。特别是对流窜作案的，可能因其在经济发达地方盗窃而不构成犯罪，使犯罪分子有机可乘。在时间上，特别是“严打”时期，刑罚大幅度波动是不符合法制要求的。执法必严的“严”并非指要严刑峻罚，而是要严格依法办事。83年“严打”时，普遍加重刑罚，并将上诉期都缩短为3天，最后又大批量进行减刑，在加强法制同时又破坏了法制，教训是很深刻的。不断“严打”造成的负面影响是风声一过，犯罪就可能反弹。事实上，只有“长治”才能“久安”。

4、影响司法公正形象，容易滋生腐败。量刑幅度给了法官以自由裁量的权力，正确运用可以根据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作出科学的判决。但滥用误用就会导致畸轻畸重，即使办案中无私无弊，也容易引起社会上的猜疑。更何况，由于有时量刑幅度较大，如刑法分则中大量的“3－7年”、“5－10年”的法定刑，此幅度往往也是当事人进行不正当“活动”的范围。[!--empirenews.page--]

四、量刑不均衡的对策

1、加强立法和司法解释工作。新《刑法》增加了许多具体量刑情节规定，如《刑法》第263条对抢劫罪应处10年以上刑罚直至死刑的8种情节进行明确，便于掌握；刑法还在第63条规定不具备刑法规定的减轻情节在法定刑以下处刑的要报最高法院核准，这些都有利于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但立法上仍有不少罪名还缺少具体量刑情节，应予以完善。另外，对一个案件具有多个量刑情节的，其采用原则，应当在立法上予以明确。同时要通过司法解释，对量刑情节增减刑的幅度、格次进行分解、量化，增加可操作性，杜绝随意性。

2、提高司法人员个人素质。首先是提高政治素质，要加强廉政教育和监督措施，杜绝办理“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通过合议庭、审判委员会、院长、二审、审判监督等各种程序进行监督，发现量刑不均衡的应作为错案处理，追究错案责任。其次要提高审判人员的司法水平、法学素养，严格按犯罪的主观恶性、客观危害、再犯可能等方面进行科学、准确、适当的量刑。

3、借鉴引进判例制度。我国虽不实行判例法，但最高法院长期以来下发了不少案例，但一直未明确这些案件的效力。由于具体案例可以形象的进行对比，因此，建议最高法院应有系统地选择有代表性的案例下发，并明确其法律效力。司法机关在量刑时应当参照，从而正确把握量刑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