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论文素材

第一篇：党建论文素材

第一，完善干部选拔任用相关制度。一是完善民主推荐、民主测评制度。发挥党组织的领导和把关作用，强化党委（党组）、分管领导和组织部门在干部选拔任用中的权重和干部考察识别的责任，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充分发扬民主结合起来。一方面，要改进民主推荐、民主测评方式和程序，增强民意表达的真实性。另一方面，要正确分析和运用民主推荐、民主测评结果，把得票作为用人的重要参考，对照分析平时掌握的干部德才和实绩情况，综合考虑决定人选，坚决纠正唯票取人现象。二是改进竞争性选拔干部办法。科学确定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的范围和规模，改进选拔程序和方法，引导干部在实干、实绩上竞争，坚决纠正以分取人现象。三是区分实施选任制和委任制干部选拔方式。根据选任制和委任制的不同特点，探索不同的干部人选产生方式和票数的权重，避免一刀切。选任制干部即各级党政领导班子成员，适用选举民主。委任制干部即各级党政机关的部门领导、中层干部和一般干部，适用“实绩晋升”。这一层面干部的选拔，主要是扩大提名、考察环节的民意收集和决定环节党委（党组）内部的民主，不能把竞争性选拔作为主要方式甚至唯一方式。四是改进优秀年轻干部培养选拔机制。按照拓宽来源、优化结构、改进方式、提高质量的要求，搞好优秀年轻干部培养选拔的总体规划，下大气力抓好培养工作。注意用好各年龄段干部，既重视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又合理使用其他年龄段的干部，不能简单地以年龄划线，不搞任职年龄层层递减。

第二，改革和完善干部考核评价制度。《决定》明确提出，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产能过剩、科技创新、安全生产、新增债务等指标的权重，更加重视劳动就业、居民收入、社会保障、人民健康状况。要据此改革实绩考核指标体系的设置，完善考核办法，健全奖惩机制，形成促进科学发展导向，促进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要实行对不同区域、不同层次、不同类型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分类考核。改进德的考核办法，细化干部德的评价标准。把考察识别干部的功夫下在平时，健全到基层干部群众中、从履职过程中考察干部制度，完善通过谈心谈话、民主生活会了解干部的办法，建立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综合分析研判制度，增强考核全面性和准确性。

第三，完善干部管理相关制度。一是打破干部部门化，拓宽选人视野和渠道，加强干部跨条块跨领域交流。这对于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统筹干部资源的优化配置，改善领导班子的群体结构，促进党的事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在选人用人上，现在还存在着违背五湖四海原则的现象，有的用干部以部门、地域、单位划线，干部调不进、派不出，有的只注重安排身边的干部。客观上讲，单位、部门之间领导职数资源分配不够均衡，从制度上导致干部发展机会不平衡。因此，必须打破干部部门所有，大力推进干部跨条块跨领域交流，统筹用好干部资源，增强干部工作的系统性和协调性。二是破除“官本位”观念，推进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三是完善从严管理干部队伍制度体系，把从严治党要求落实到对干部严格考核、选拔和监督上，贯穿于干部选拔任用全过程。要完善和落实领导干部问责制，规范被问责党政领导干部重新任职的条件、程序。四是完善干部激励保障机制。主要推行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职级与待遇挂钩制度，着力改变公务员队伍千军万马挤领导职务独木桥的问题，使机关干部都能各尽所能、各得其所。

长沙召开全市组织部长会议。会议要求，要以贯彻落实新修订的《干部任用条例》为契机，构建有效管用、简便易行的选人用人机制，切实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市委副书记张迎龙强调，要落实多出好干部这个核心任务，积极深化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努力破解唯票、唯分、唯年龄、唯GDP等问题。要严格日常约束管理，严格规范干部职权，严格干部责任追究，加大对“有错无为”、“不在状态”干部的问责力度，打通干部能上能下的通道。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程水泉出席。

继续深化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是今年长沙组织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会议透露，今年长沙将改进优秀年轻干部培养选拔机制，注重发挥不同年龄段干部的作用。适应事业单位改革要求，积极探索符合事业单位特点的干部管理办法。加强乡镇（街道）干部队伍建设，逐步建立职务与职级并行、职级与待遇挂钩制度，健全基层干部报酬待遇稳定增长机制。做好面向乡镇事业站所负责人定向考录公务员工作，扩大面向“四项目”人员考录公务员计划比例，推动落实对艰苦边远乡镇干部实行特殊补助政策。

会议提出，要坚持从一线培养选拔好干部，注重在项目建设一线和经济发展前沿发现、检验和使用干部。要坚持从基层培养选拔好干部，注重干部的基层历练，加大面向基层培养选拔干部的力度。要积极稳妥推进重点领域的干部交流工作，打破干部部门化，探索跨区域跨系统交流。

同时，今年长沙还将做好基层基础保障，推进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今年4月底前完成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任务，推进晋位升级工作。会议还提出，确保2014年全市村平运转经费达16万元，社区工作经费逐年提高。

构建有效管用、简便易行的选人用人机制问题研究

青河县发改委 张清泉

加快干部制度改革步伐，扩大民主、完善考核、推进交流、加强监督，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尤其要在干部能上能下方面取得明显进展，这是十五大以来党在干部制度方面的目标。加快干部制度改革步伐，扩大民主、完善考核、推进交流、加强监督，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尤其要在干部能上能下方面取得明显进展。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破除“官本位”观念，推进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成为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重点，现在我们要结合新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对此课题进行研究。

推进党政领导干部能上能下是干部工作的一个重点和难点问题，几年来，各地组织干部部门进行了许多研究探索，也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从实际效果看，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究其根源，不难发现，其症结就在于干部“下”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下”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概括起来有四点：一是考核标准难把握，考核方法不完备。近几年，各地在探索解决干部“下”的问题上，采取了一些积极有效的措施：有的实行“双推双考”，有的实行“排榜待岗”，有的实行“末位淘汰”，有的实行“先下后上”等等。这些做法的名称虽然不同，但其核心内容是在对干部进行严格考核、科学认定其优劣的前提下，把干部能上能下落到实处。在这项工作中，各地普遍感到难办的是考核标准难以把握。主要存在两个问题：首先是缺乏具体的、便于操作的量化标准，特别是缺乏体现不同岗位、不同层次要求的各具特点的考核标准，因而对干部考核情况的认定随意性较大。其次是考核的方法不尽科学完备，模式单一，操作过于机械，对考核中的可变因素难以把握。二是相关制度不配套，推行力度不够。推行干部能上能下，应有相关制度与之配套。如：岗位目标考核制度、民主评议干部制度、领导干部任期制度等。三是用人上的不正之风，严重影响和干扰着干部能上能下的实施。四是有利于干部能上能下的舆论环境还没有形成。由于长期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对社会产生了“只有犯错误的干部才下台”的误导，一些干部群众把调整不胜任现职的干部与处分犯错误的干部相提并论。因此，“下”的干部思想负担和心理压力较大，干部部门和有关领导也感到棘手，往往采取教育从严，处理从宽的办法，求得相安无事。

以上问题的存在，阻碍了干部能上能下在实践中的落实。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对症下药，采取切实可行措施，进一步加大 工作力度，以期在干部能上能下上取得突破性进展。

一、解决深层次思想观念问题，努力优化用人外部环境，为干部能上能下提供思想保证。

（一）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正确对待干部能上能下问题。一方面，干部主管部门要从思想上提高对干部能上能下重要性的认识，切实把推行干部能上能下作为关系事业兴衰的大事来抓，增强干部制度改革的使命感和紧迫感。要统一思想，破除传统观念的束缚，打破“不犯错误不该下”的思维定式，树立正确的用人观，对无明显错误，但政绩平庸的“太平官”，决不能存有“没有功劳有苦劳”的迁就思想。另一方面，要教育和引导广大干部更新观念，转变思想，抛弃“当了官就光宗耀祖，贬了职就有辱门楣”、“官贵民贱、上荣下辱”的陈腐思想和封建意识，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荣辱观，使广大干部淡化官位意识，摆正自己的位置，正确对待“上”与“下”的问题。真正认识到“上”去“为官”是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公仆；“下”来“为民”也是事业的需要，为的是让更有才华的人发挥更大的作用，从而形成上下一致的共识。

（二）加强宣传，优化环境，减少干部“下”后的心理压力。

推行干部能上能下，不仅仅是组织部门加快人事制度改革和干部提高自身素质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也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解决的大课题。这就要求我们通过各方面工作，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发挥舆论导向作用，彻底消除干部的思想顾虑和心理压力，努力营造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良好氛围。一是要强化舆论导向。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介的作用，对干部能上能下的重要意义进行广泛宣传，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认识，引导干部群众正确对待干部能上能下问题，以减少或消除外部环境对干部能上能下的影响，为推进干部任用制度改革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二是要加强典型宣传。对各地区、各单位在探索干部能上能下新途径的过程中积累的典型经验和取得的成果，要大力宣传，以点带面，推动全局，真正形成按德才素质和工作政绩评价使用干部的良好社会环境。三是要做好“下”来的干部的思想工作。通过个别谈心、集体谈话等方式，对“下”来的干部进行思想教育和疏导，使其消除疑虑，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也应做好“下”来的干部所在单位干部群众的工作，使干部群众正确对待“下”来的干部，为“下”来的干部安心工作、平衡心态创造良好的心理环境。

二、完善和规范干部考评体系，客观公正地评价干部，为干部能上能下提供科学依据。

考核干部准确与否是实现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重要依据，是形成干部竞争、激励机制的关键，从几年来的实践看，应注意把握好以下几个环节：

第一，在内容上要制定科学的考核标准。实现干部能上能下，准确地考核干部是前提和基础，因此必须制定科学合理的干部考核标准。干部考核标准要以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组织领导能力、工作作风、工作实绩和廉洁自律五个方面为重点，按照干部不同的工作岗位、不同的职位和工作职责的不同要求，将干部整体素质及政绩衡量标准具体化，对每项内容做出具体要求，形成量化标准，使之科学、合理，便于实际操作。“两好”，一是思想政治素质好，能够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有较强的党性观念和较好的政治素养，能够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能够从政治上观察和分析问题，自觉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二是身体素质好，具备适应领导岗位工作的身体条件。“一高”即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具备做好本职工作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四较强”，一是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能够正确履行工作职责，保证各项工作的健康运行；二是有较强的开拓进取精神，思想解放，勇于创新，真抓实干，能够不断开创新的局面；三是有较强的群众观念，努力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能够自觉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四是有较强的自律意识，模范遵守法纪，能够自觉拒腐防变，保持清正廉洁。

第二，在形式上要采取规范的干部考核方法。准确地考核干部是实现干部能上能下的基础，而科学合理的考核方法又是准确、真实地考核干部的保证，因此要真正实现干部能上能下，就必须规范和完善干部考核方法，进而拓宽考核渠道，增强考核深度，提高考核工作的科学性。对干部实施规范化考核，应坚持“五个结合”。一是坚持目标管理和年度考核相结合。建立干部岗位目标责任制，根据不同岗位制定不同的岗位职责和任期工作目标，年初签订目标责任状，交纳目标责任风险抵押金，年终结合年度考核的有关要求，由组织部门会同各目标管理成员单位，在干部自我总结、年度述职的基础上，根据干部的德才素质和目标完成情况进行全面考核分析，形成综合评价意见。二是坚持组织考核与民主测评相结合。干部的上与下，既要看干部本人的表现，也要看民意，要坚持走群众路线，认真贯彻群众公认的原则，在注重组织考核评价的同时，要通过民意测验、民主评议和民主推荐等方式，广泛发扬民主，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群众不信任票超过20%的干部要进行重点考核，确属不称职的，要从现任领导岗位上调整下来。三是坚持定性考核与定量考核相结合。健全和完善以目标管理为载体的实绩考核制度，把实绩考核结果作为评价和使用干部的主要依据。在定量考核中，要注意防止有些干部搞“文字、数字”游戏，杜绝浮夸、虚报、作假现象的发生。由于各部门的工作性质、任务不同，不可能全部通过指标完成情况反映工作实绩，因此，考核中能量化的量化，不能量化的要搞好定性分析。定性考核要避免主观随意性和概念化，从而达到通过定量、定性分析，全面、真实、准确地评价干部的目的。四是坚持定期考核与动态考核相结合。要坚持和完善干部定期考核制度，定期考核采取届中、届末考核的形式进行，届期不明确的，每两年或三年进行一次定期考核。在考核内容上突出工作政绩，不搞泛泛的素质鉴定。在定期考核的基础上，要加强对干部的动态考核，随时了解和掌握干部平时的工作表现，尤其是在特殊或关键时期，通过跟踪考核，及时掌握干部任职情况及各方面的反映，为干部能上能下提供准确的依据。五是坚持顺向考核与逆向考核相结合。传统的干部考核方法，往往是按照干部经历的先后顺序来进行，以干部现在单位为考核范围，着重考核了解干部的近期工作情况。这种考核方法对于全面了解干部有一定的局限性。为深入、全面地考核干部，应在以现工作单位为重点考核范围的基础上，把干部曾长期工作过的单位纳入考核范围，充分听取与其共事过的领导和群众的评价意见，坚持既看当前，又看从前，把握干部的全貌，减少和避免考核失实现象的发生。

第三，在操作上要运用好干部考评结果。首先，积累考核情况，建立考核档案。采取记实的方法，把每个干部各个时期的工作表现、群众基础和目标完成等情况，形成文字材料，立卷存档，建立现职干部考核档案，具体内容包括：任期目标责任书、每年的工作总结和述职报告，每个阶段的考核材料，群众评议和民主测评结果，学习培训情况、任期内突出贡献和工作目标完成情况，以及干部生活重大问题的请示处理意见和经济审计结果等。干部考核档案与干部人事档案应分别立卷，相互补充，通过建立干部考核档案，可对干部德才素质和工作情况进行真实记录，便于组织部门及时了解和掌握干部整体情况。其次，甄别考核素材，确定考评结果。收集上来的各种考核情况，内容繁多零乱，因此要对这些素材进行筛选，把能说明干部的优势特长、工作成绩以及存在不足的各种素材提炼出来。对干部的评价和反映，往往来自各个方面、不同层次，其可信度和准确性也不尽相同，因此要对素材的来源和素材本身进行认真分析，鉴别其真伪、轻重，把含有认识误差和感情偏见等“水分”剥离出去，处理好干部政绩中个人与集体、局部与全局、当前与长远、显绩与潜绩的关系，分清成绩与不足，得出真实、准确的评价结果。最后，运用考评结果，决定干部上下。考评结果一经确定，就应作为领导干部选拔任用、职务升降、奖惩、培训、调整职级、晋升工资等的重要依据。对思想政治素质高、组织领导能力强、作风扎实、实绩突出、清正廉洁的优秀干部，要创造条件及时予以提拔重用；对思想政治素质较高、组织领导能力较强、工作作风较好、工作实绩较突出，能够做到廉洁自律的称职干部要加强岗位培训，促其进一步提高；对思想政治素质一般、组织领导能力较弱、工作作风存在某些不足，能基本完成年度工作目标，基本做到廉洁自律的基本称职干部，要加强教育或根据工作需要做适当的调整；对思想政治素质存在突出问题、组织领导能力差、不能胜任现职或连续两年未完成工作目标，工作实绩差的不称职干部要坚决予以降免职。

三、进一步深化干部制度改革，建立健全一系列配套制度，把干部能上能下真正落到实处。

解决党政领导干部能上能下问题是干部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要使这项工作真正得到落实，关键是要在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体制上有所突破。要在继续坚持和完善干部委任制的基础上，建立一系列与之相配套的干部管理制度，在积极拓宽干部“上”的渠道的同时，还要积极拓宽干部“下”的渠道，确保干部既能“上”得去，也能“下”得来。当前应着重建立和完善以下制度：

干部考任制。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和群众公认、注重实绩的原则，采取自荐与推荐相结合、考试与考核相结合的办法，公开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把竞争机制真正引入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来，充分体现平等竞争、优胜汰劣原则，避免因论资排辈等因素造成能者不能上，庸者不能下，挫伤干部工作积极性现象的发生，从而形成以德才取人、凭实绩用人的新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

干部聘任制。要打破年龄、资历、行业、所有制界限，逐步推行行政领导干部聘任制。通过采取与干部签订聘任合同等方式来实现对干部的提拔和调整。一是采取竞争上岗的方式，对事业单位领导干部进行公开竞聘；二是根据岗位素质要求，在企业职工中或社会上公开招聘企业领导人员。聘用后，如发现干部不称职，聘用部门可以终止聘任合同，解除聘用关系，使干部自身形成强烈的紧迫感和危机感。

干部试用制。即对新提拔“上”来的干部，实行一定的试用期，试用期内享受同级干部的政治生活待遇，履行相应职责。试用期满后，经考核合格的，正式任用；试用期内工作一般，政绩平平，群众不满意的，免去试用职务，按原职级安排适当岗位；如因客观因素影响个人能力发挥的，可适当延长试用期，延长后仍达不到现任岗位职责要求的，免去试用职务，退回原岗位工作。

干部任期制。对选任制干部，要严格执行有关法律和章程规定的任届制度，任届期满后重新履行任职手续。委任制干部也要实行任期制，在党委、人大、政府、政协换届时，其领导职务自然解除，需要连任的要重新履行任职手续。选任制干部在同一职位上任职不能超过两届，委任制干部不能超过十年，到期不能提拔的，要进行交流或改任非领导职务。

干部假退制。对工作态度较好，事业心较强，但能力水平较低，已接近退休年龄，影响领导班子整体结构优化的老同志，实行不占职数、不占岗位的假退制度。具体办法是，先按退休干部管理，暂不办理退休手续，享受同级在职干部工资福利等待遇，到退休年龄时，再正式办理退休手续。

干部轮岗交流制。县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在同一地区、同级领导班子任职十年以上的必须进行交流；在同一职位任职满五年的，原则上要进行轮岗；在管人、管钱、管物、管审批立项等重要岗位任职的，也要定期进行轮岗交流。同时，要严明干部交流工作纪律，制定和完善各项配套政策、措施，逐步形成制度，保证干部交流工作的顺利进行。

干部离任审计制。对因工作需要调离现职的干部，在离开现职前，要进行离任审计。组织人事部门会同纪检监察部门和审计机关，对干部任职期间经济责任和经济问题进行全面审计，尤其对提拔重用或群众反映较强烈的干部要进行重点审计，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从而提高干部的责任意识和自律意 识。

干部辞职辞退制。为减少干部自身思想和社会舆论的压力，可采取干部辞职辞退制。干部在身体状况较差或自感领导能力不足，难以胜任现职岗位的情况下，可以向组织上提出自动辞职，主动“下”来；对在工作上出现失误，或因其他因素在干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而又不够纪律处分的干部实行引咎辞职，体面“下”来；对不胜任现职，又不主动辞职，符合《国家公务员辞职辞退暂行规定》的干部予以辞退，责令“下”来。干部预警罢免制。对于犯有一般性错误或出现错误倾向而又不够党纪、政纪处分的干部，干部主管部门要及时对其亮出“黄牌”，进行警告，并限期改正。经警告和教育后，改正较好的，撤销“黄牌”，继续任职；经警告和教育后，仍继续坚持错误，不思悔改的，要及时予以调整或降免。

解决问题，确保有效管用。制度机制如果大而化之、“牛栏关猫”，就是形式主义。要树立问题意识、强化问题导向，紧紧围绕干部选拔任用中急需紧迫、上下关注、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上攻难点、求突破，使选人用人制度机制更加注重实际效果。比如，要改进完善民主推荐、民主测评制度，充分发挥党组织的领导和把关作用，着力解决“唯票”取人问题；改进完善竞争性选拔干部制度，合理确定选拔范围和规模，科学设置资格条件，改进考试测评方法，着力解决“唯分”取人问题；改进完善干部考察考核制度，着力解决考察失真失实、干部“带病提拔”“带病上岗”和“唯GDP”问题；改进优秀年轻干部培养选拔机制，注意用好各年龄段干部，解决简单以年龄划线、“火箭提拔”等问题。通过有针对性地解决突出问题，干部制度才能发挥作用、起到实效。

立足实际，力求简便易行。如果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繁密，程序过多，就会影响干部选拔工作的效率和质量。要坚持于法周延、于事简便，贴近基层、贴近实际、贴近干部，既坚持标准、严格程序，又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使制度便于操作、便于落实，防止制度制定和执行中的“空对空”、“两张皮”现象，真正发挥制度的效能。实践中，我们体会到，强调制度的简便易行，并不是说可以简化工作、简单粗糙，更不是降低标准、放松要求，而是制度制定要更加务实、有效、管用，把群众是否满意作为推进改革、评价改革的重要标准，力求简便不简化，易行出实效。

二、当前消防部队选人用人存在的主要问题

“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是组织部门选人用人的基本标准。遵循这样一个标准，以这样一把尺子去选人用人，才能把德才兼备的干部选拔到领导岗位上去。消防部队各级党委历来重视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建立健全了科学的选拔任用机制，初步实现了选人用人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但在选人用人上仍然存在着一些不正之风，出现了一些突出问题，严重危害着消防干部队伍建设和事业的发展。

（一）民主测评推荐中简单以票取人。我党历来坚持选拔干部工作走群众路线，注重群众公认。民主测评推荐是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的重要制度程序安排，在选准好干部、防止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突出问题，比如参加民主推荐人员存在投“利益票”、“感情票”、“跟风票”等现象，导致民主推荐质量不高、推荐结果失真失实；考核部门或单位被推荐票“绑架”，过分看重票数，简单以票取人。

（二）干部考察中失真失实。准确识别干部，是正确使用干部的前提。但由于被考察人的多样性以及考察者自身的局限性，把干部考准考实也是一个难题。近年来在实际工作中，考察失真失实、干部“带病提拔”“带病上岗”的问题时有发生。

（三）“双考”选拔简单以分取人。双考选拨、竞争上岗等选拔方式，在拓宽选人视野，打破论资排辈和地域、体制限制，实现择优选拔，促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犹如高考应试教育那一套，动辄面向全省选拔、“干得好不如考得好”，导致“考试导向”冲击“干事导向”，出现简单以分取人现象。

(四)“破格”提拔变“出格”提拔。干部提拔任用是有规律的，多数干部应当逐级提拔。同时，因实际情况和工作需要，及时把那些特别优秀或者工作特殊需要的干部破格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不可否认，这些年来绝大多数考核提拔的干部是优秀的，官兵是认可的，但也有一些地方和单位在破格提拔上出现了不少问题，突出表现为考核提拔缺少制度规范；资格条件把关不严，“破格”变“出格”；破格提拔工作不透明，暗箱操作，影响了选人用人的公信度。

三、如何构建有效管用简便易行的选人用人机制。

针对近年来官兵反映的一些在选人用人方面的突出问题，在实践操作中，我们应该坚持以新修订的《干部任用条例》相关规定为依据，突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提出改进措施，推动选人用人制度改革，着力解决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突出问题，不断提高选人用人水平。

（一）坚持党管干部，注重选人用人的原则性。选人用人，关键在党，关键在人。“选什么样的人，怎么选对人选好人”，是党的事业兴衰成败关键中的关键。党管干部历来是我党干部管理的根本原则，作为一个执政党,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成为决定因素。抓不好干部的选拔任用,党的事业就会失去保证,党的领导就会成为一句空话。新时期党管干部的原则不仅要求健全干部管理体制，还应当结合新形势下干部的特性，广泛采用先进的管理方法和手段,全面领导干部工作，对干部及干部的使用从严管理和监督，全面提升干部人事管理科学化水平，从而保证党的路线、纲领、方针、政策的正确执行，夯实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二）坚持任人唯贤，注重选人用人的公正性。“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用一小人则小人齐趋。”用什么样的人，不用什么样的人，从来都是事业兴败的关键所在。事实证明，只有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广开进贤之路，广纳天下英才，拓宽选人用人的视野，建立民主、公开、竞争、择优的用人机制，做到能者用、优者上、庸者下，客观公正地选拔重用素质高、能力强的优秀干部，既不让老实人吃亏，又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更好地调动各方面干部的积极性，才能真正提高选人用人的公信度；反之，如果选人用人方法失当，跑官要官、买官卖官之风盛行，奸人当道、贤才无望，吹拍者有位，实干者无路，不仅既定目标任务难以实现，党和人民的事业也会遭受严重挫折，甚至丧失党的执政地位。

（三）坚持德才兼备，注重选人用人的兼容性。“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德与才是干部素质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有德无才，难以担当重任；有才无德，终究要败坏党的事业；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才是选人用人的首要原则。在新时期、新形势下，德，既包括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上的表现，也包括思想道德品质上的状况；才，既是指理论素养、科学文化素养和专业知识，也是指胜任岗位职责的领导才能。培养和选拔一批德才兼备，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的优秀年轻干部，为干部队伍增添新生力量和新鲜血液，才能确保领导班子、干部队伍的生机和活力。

（四）坚持注重实绩，强调选人用人的公认性。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广大官兵最有发言权。在选拔任用干部中，不仅要以注重实绩为导向，大力倡导重实干，办实事的作风，注重选拔真抓实干、埋头苦干的干部，把那些想干事、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默默奉献，不事张扬的干部选拔到领导干部岗位上来；更应当以官兵公认为导向，注重选拔为官一任造福百姓，官兵满意的干部。坚持把群众满意不满意、官兵拥护不拥护、爱戴不爱戴、公认不公认作为重要标准，选拔一批为群众和官兵谋利益办实事、口碑好、品行高、讲正气的干部到各级领导岗位上。只有真正将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干部选拔出来，才能更好地体现时代的要求,更好地反映人民群众的心声、意愿和期望。

总之，在加强干部选拨任用上，我们既要严格依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官法》、《党政领导干部选拨任用条例》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职务任免条例》，抓好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又要结合单位干部队伍工作实际，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和德才兼备的原则，大胆探索干部队伍管理的新路子，大力加强干部交流和管理力度等举措，使干部选拨任用工作走上制度化、正规划、规范化的轨道，为推动和加快消防部队干部队伍转型升级，助推消防部队建设发展而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新华网北京3月5日电 全面深化改革，必须造就宏大的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决定》提出，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构建有效管用、简便易行的选人用人机制。这就进一步指明了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方向和思路。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要着眼于培养选拔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抓住当前干部群众反映突出的重点难点问题，科学设计，扎实推进，务求实效。

第一，完善干部选拔任用相关制度。一是完善民主推荐、民主测评制度。发挥党组织的领导和把关作用，强化党委（党组）、分管领导和组织部门在干部选拔任用中的权重和干部考察识别的责任，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充分发扬民主结合起来。一方面，要改进民主推荐、民主测评方式和程序，增强民意表达的真实性。另一方面，要正确分析和运用民主推荐、民主测评结果，把得票作为用人的重要参考，对照分析平时掌握的干部德才和实绩情况，综合考虑决定人选，坚决纠正唯票取人现象。二是改进竞争性选拔干部办法。科学确定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的范围和规模，改进选拔程序和方法，引导干部在实干、实绩上竞争，坚决纠正以分取人现象。三是区分实施选任制和委任制干部选拔方式。根据选任制和委任制的不同特点，探索不同的干部人选产生方式和票数的权重，避免一刀切。选任制干部即各级党政领导班子成员，适用选举民主。委任制干部即各级党政机关的部门领导、中层干部和一般干部，适用“实绩晋升”。这一层面干部的选拔，主要是扩大提名、考察环节的民意收集和决定环节党委（党组）内部的民主，不能把竞争性选拔作为主要方式甚至唯一方式。四是改进优秀年轻干部培养选拔机制。按照拓宽来源、优化结构、改进方式、提高质量的要求，搞好优秀年轻干部培养选拔的总体规划，下大气力抓好培养工作。注意用好各年龄段干部，既重视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又合理使用其他年龄段的干部，不能简单地以年龄划线，不搞任职年龄层层递减。

第二，改革和完善干部考核评价制度。《决定》明确提出，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产能过剩、科技创新、安全生产、新增债务等指标的权重，更加重视劳动就业、居民收入、社会保障、人民健康状况。要据此改革实绩考核指标体系的设置，完善考核办法，健全奖惩机制，形成促进科学发展导向，促进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要实行对不同区域、不同层次、不同类型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分类考核。改进德的考核办法，细化干部德的评价标准。把考察识别干部的功夫下在平时，健全到基层干部群众中、从履职过程中考察干部制度，完善通过谈心谈话、民主生活会了解干部的办法，建立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综合分析研判制度，增强考核全面性和准确性。

第三，完善干部管理相关制度。一是打破干部部门化，拓宽选人视野和渠道，加强干部跨条块跨领域交流。二是破除“官本位”观念，推进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三是完善从严管理干部队伍制度体系，把从严治党要求落实到对干部严格考核、选拔和监督上，贯穿于干部选拔任用全过程。要完善和落实领导干部问责制，规范被问责党政领导干部重新任职的条件、程序。四是完善干部激励保障机制。主要推行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职级与待遇挂钩制度，着力改变公务员队伍千军万马挤领导职务独木桥的问题，使机关干部都能各尽所能、各得其所。

第二篇：党建带团建论文素材汇总

党建带动团建资料大全

理论基础参考：

全国基层党建带团建暨共青团系统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座谈会26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指出，共青团是党的后备军和得力助手，抓党建必须抓团建。要把党建带团建落在实处、取得实效，形成党团基层共建创先争优良好局面。

党建带团建是党中央的一贯要求。2000年中组部和团中央召开全国基层党建带团建工作会议以来，各级党组织从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等方面探索党建带团建的有效途径，取得了明显成效。各级团组织在党组织带领下，推出“双培”、“联创共建”、“两学一研”等创新成果，加强对团员青年的教育、培养和管理，1000多万名优秀团员经“推优”入党。

李源潮指出，党建带团建要实带而不是虚带。要带干部队伍建设，从优配备、从严要求、强化培训、长期考察，尤其要重视带好团干部的思想作风建设，帮助团的领导干部养成讲政治、讲大局、讲原则的作风，查实情、说实话、干实事的作风，不争名、不争利、不争官的作风，努力建设一支让党放心、让青年满意的高素质团干部队伍。要带基层组织建设，坚持组织共建、阵地共建共享，充分发挥团组织和团员青年的生力军、突击队作用。要带创先争优活动，坚持基层党组织创先争优与基层团组织创先争优同推进、同讲评、同表彰，引导广大团员青年围绕中心工作、立足本职岗位争当先进、争创优秀。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陆昊在会上讲话，要求各级团组织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党建带团建的要求落到实处。要把创先争优作为加强党建带团建的重要载体，全面加强团员队伍建设、团干部队伍建设和阵地建设，在团员青年中形成学习先进、争当先进、赶超先进的良好氛围。

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沈跃跃主持会议。共青团上海市委、江苏省委组织部、甘肃省委组织部、武汉大学团委、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党委等单位作会议交流。（新华社 记者 卫敏丽）

党建带团建工作的重要性

一、充分认识加强基层党建带团建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是党领导下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是党的青年工作的重要力量。共青团的事业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年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内容。发挥好共青团的作用，对于做好党的青年工作尤为重要。加强党建带团建工作是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精神的内在要求，是巩固党的基层组织的必然要求，是巩固党的青年群众基础，确保党的事业后继有人的迫切要求。

随着改革与发展的逐步深入，共青团面临的形势和任务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产生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如何更好的发挥青年和共青团组织在改革、发展中的生力军和突击队的作用，已成为当前基层党团组织的首要任务。党（总）支部要从确保党的事业后继有人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加强党建带团建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采取切实有力措施，把这项工作抓紧抓好。

二、党建带团建工作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

党建带团建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紧紧围绕发展大局，通过强化党建工作，带动团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提高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党建带团建工作的目标任务是：开展创建“五有”团支部活动，即有个好的班子尤其是好的书记，有一支能够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的团员队伍，有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开展的适合团员青年特点的活动，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制度，有保证工作正常开展的必要条件，在此基础上，创建一大批班子建设好、主题活动好、支部建设好、阵地建设好的“五四”红旗团支部。

三、党建带团建工作的基本要求

党建带团建，根本在“建”，关键在“带”。根本在“建”，就是党团组织都要首先把自身建设抓好。关键在“带”，就是党组织要切实履行好自己的政治责任，加强对团组织的领导，通过“三带一优化”即带思想建设、带组织建设、带工作发展、优化工作条件，指导和帮助团组织搞好团的建设，发挥团组织的应有作用。

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我们党历来重视共青团的建设，始终把团的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坚持以党的建设带动团的建设。实践证明，党建带团建是党的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团的建设和工作必须始终坚持的根本原则。各级团组织要在党组织坚强有力的领导和带动下，全面落实党建带团建的要求，进一步提高基层团建工作水平，不断开创团的建设新局面。

落实党建带团建要求，就要全面加强团的基层组织建设。团的基层组织处于共青团与青年的边界上，是团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各级团组织要按照党组织的要求，并学习借鉴基层党建新经验、新成果，在已经建立党组织又具备建团条件的地方，要尽快建立团的组织；在暂不具备建立党组织条件但具备建团条件的地方，要做到团建先行。当前，要重点做好非公有制企业、社会组织和进城务工青年的团建工作，不断扩大团的基层组织覆盖。要加强团员的教育、管理和服务，有效增强团员队伍整体素质，在此基础上，不断提高“推优”工作水平。

落实党建带团建要求，就要充分发挥基层团组织的作用。共青团能否真正履行党赋予的光荣职责，关键在于基层团的工作是否活跃，基层团组织的作用是否得到充分发挥。各级团组织要按照党组织要求，紧紧围绕党政中心工作和全团的重要工作部署，生动活泼、富有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团结带领广大青年在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中充分发挥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要切实服务团员青年的实际需求，持续深入推进就业创业见习基地、创业小额贷款、就业技能培训等工作，为青年的成长发展多办实事，扩大团组织在青年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落实党建带团建要求，迫切需要团的干部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各级团干部要认真学习领会党建带团建的深刻内涵和具体要求，深入研究新时期共青团和青年工作的基本规律，切实提高服务大局的能力和群众工作的本领。要自觉加强党性锻炼，锤炼扎实作风，始终保持奋发有为、永不懈怠的工作状态，强化“眼睛向下，重心下移”的意识，通过全身心地投入，全面推进团的建设和工作，不辜负党的重托和青年的信任。

当前，全团正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各级团组织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群共建，创先争优”工作要求，紧紧围绕“扩大组织覆盖，增强组织活力；增强团员意识，发挥带头作用”的主题，着力解决团的基层组织、基层工作和团干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引导广大基层团组织和团员为经济社会发展多作贡献，影响和带动广大青年立足本职岗位，创造一流业绩，使创先争优成为广大青年的价值追求。

全国基层党建带团建暨共青团系统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座谈会的召开，为共青团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提供了重大机遇。各级团组织要把贯彻落实好会议精神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进一步增强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积极开拓、锐意进取，全面加强团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努力开创基层团建工作新局面。

团中央全国青联提出意见青联组织积极开展创先争优活动

日前，团中央、全国青联就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中央关于开展创先争优活动要求，在各级青联组织和青联委员中广泛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提出意见。

意见指出，青联组织开展创先争优活动，要以“增进共同理想信念、凝聚青年智慧力量”为主题，以争当“优秀青联委员”为载体，引导各级青联委员带头坚定理想信念、带头创造一流业绩、带头竭诚服务青年、带头发挥表率作用；要以会员团体和界别工作委员会为单位，通过开展创先争优活动，进一步加强组织建设、增强组织活力、扩大组织影响，不断提升青联组织的社会形象。

意见强调，青联组织开展创先争优活动，要与党团组织创先争优活动的安排相衔接；要充分认识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把创先争优活动同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结合起来，同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致全国青联十一届全委会和全国学联二十五大贺信精神结合起来，同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服务广大青年的实践结合起来，同推动青联工作、发展青联事业结合起来。

意见提出，要积极开展学习培训活动，依托党校等重要培训阵地实施培训项目、定期举办“青联讲坛”、建立青联人才库等，为青联委员成长发展牵线搭桥、创造条件；要积极开展岗位建功活动，动员引导青联委员围绕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在本职岗位上争先进，在日常工作中创优秀，充分发挥示范带头作用；要积极开展建言献策活动，紧紧围绕关系国家、青年发展的重大议题，充分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形成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党政决策提供有益参考；要积极开展走进青年活动，与广大青年开展面对面交流活动，引导青年树立健康、积极、向上的价值追求；要以促进青年就业创业为重点，结合关爱新生代农民工和农民工子女、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等工作，广泛开展结对帮扶困难青少年等活动。

意见指出，青联组织开展创先争优活动，要把支持和推进团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基层工作作为重要内容。在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中担任主要负责人的青联委员，要坚持党建带团建，健全团的组织，增强团的活力；在非公有制企业和社会组织中担任主要负责人的青联委员，符合建团条件的，今年年底前应全部建立团组织；其他青联委员，应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创造有利条件，推动基层团建工作。各级团组织要根据党的要求，切实在青联组织中发挥核心作用，推动创先争优活动取得实效。

落实党建带团建要求 实现基层党团建设新发展

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共青团中央26日联合召开了全国基层党建带团建暨共青团系统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同志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分析了基层党建带团建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基层党建带团建工作的目标、任务和措施，对共青团系统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提出了明确要求。会议的召开，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共青团和青年工作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对于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党建带团建，全面推动团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基层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我们党历来重视共青团的建设，始终把团的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坚持以党的建设带动团的建设。实践证明，党建带团建是党的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团的建设和工作必须始终坚持的根本原则。各级团组织要在党组织坚强有力的领导和带动下，全面落实党建带团建的要求，进一步提高基层团建工作水平，不断开创团的建设新局面。

落实党建带团建要求，就要全面加强团的基层组织建设。团的基层组织处于共青团与青年的边界上，是团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各级团组织要按照党组织的要求，并学习借鉴基层党建新经验、新成果，在已经建立党组织又具备建团条件的地方，要尽快建立团的组织；在暂不具备建立党组织条件但具备建团条件的地方，要做到团建先行。当前，要重点做好非公有制企业、社会组织和进城务工青年的团建工作，不断扩大团的基层组织覆盖。要加强团员的教育、管理和服务，有效增强团员队伍整体素质，在此基础上，不断提高“推优”工作水平。

落实党建带团建要求，就要充分发挥基层团组织的作用。共青团能否真正履行党赋予的光荣职责，关键在于基层团的工作是否活跃，基层团组织的作用是否得到充分发挥。各级团组织要按照党组织要求，紧紧围绕党政中心工作和全团的重要工作部署，生动活泼、富有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团结带领广大青年在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中充分发挥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要切实服务团员青年的实际需求，持续深入推进就业创业见习基地、创业小额贷款、就业技能培训等工作，为青年的成长发展多办实事，扩大团组织在青年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落实党建带团建要求，迫切需要团的干部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各级团干部要认真学习领会党建带团建的深刻内涵和具体要求，深入研究新时期共青团和青年工作的基本规律，切实提高服务大局的能力和群众工作的本领。要自觉加强党性锻炼，锤炼扎实作风，始终保持奋发有为、永不懈怠的工作状态，强化“眼睛向下，重心下移”的意识，通过全身心地投入，全面推进团的建设和工作，不辜负党的重托和青年的信任。

当前，全团正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各级团组织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群共建，创先争优”工作要求，紧紧围绕“扩大组织覆盖，增强组织活力；增强团员意识，发挥带头作用”的主题，着力解决团的基层组织、基层工作和团干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引导广大基层团组织和团员为经济社会发展多作贡献，影响和带动广大青年立足本职岗位，创造一流业绩，使创先争优成为广大青年的价值追求。

全国基层党建带团建暨共青团系统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座谈会的召开，为共青团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提供了重大机遇。各级团组织要把贯彻落实好会议精神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进一步增强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积极开拓、锐意进取，全面加强团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努力开创基层团建工作新局面。

渝中区召开基层党建带团建

暨共青团系统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工作会议

中国共青团网3月24日讯 22日，渝中区基层党建带团建暨共青团系统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工作会议召开。中共渝中区委常委、组织部长陈全，区政府副区长黄孝明，区政协副主席赵元政等领导和来自全区各系统的300余名党政领导、团队干部出席了大会。会议表彰了2010全区先进基层团组织和优秀团干部。团区委书记陈英报告全区共青团系统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情况。区教育党工委、大溪沟街道党工委、区房管局团委和重庆互邦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团委分别就党建带团建和共青团创先争优活动的主要做法、成效和经验作了大会交流。

会上，区委常委、组织部长陈全作了讲话。他强调，党建带团建是我们党的一贯要求，近年来，全区各级党团组织按照区委的要求，紧扣“建设一支政治坚定、素质全面、作风优良、数量宏大的党的事业可靠后备军”的目标，认真落实“五带五衔接”要求，全区党建带团建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一是带动了团的基层组织建设，二是带动了团干部队伍建设，三是带动了团员队伍建设，四是带动了团组织和团员青年作用发挥，五是带动了党团共建创先争优。但是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基层党建带团建工作发展不平衡，党组织带与不带，是一般化的带还是悉心指导关怀，呈现出的工作成效大不一样；二是有的单位基层党组织对党建带团建工作认识还不够到位，思路还不够明晰，措施还不够具体，还没有完全认识到“党”带“团”是党的领导同志的重要职责；三是少数基层党组织自身建设还需要加强，带动乏力，效果不佳；四是党团共建创先争优还没有形成强大声势，这项活动在团员青年中的覆盖率还没有达到100%。

他要求全区各级党组织要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这一高度，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党建带团建工作的重要意义。他强调，党的建设的新目标，青年思想的新变化，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要求我们必须切实抓好党建带团建工作。共青团作为党缔造和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是党的忠实助手和可靠后备军。党建带团建工作不是抓不抓，而是必须抓；不是一般抓，而是要抓实抓好。因此全区各级党组织一定要本着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切实抓好党建带团建工作，坚持以党的建设带动团的建设，以团的建设服务党的建设，促进党团建设有机融合，整体推进。二是要从建立健全长效机制这一根本，全面落实党建带团建的各项任务。他要求，全区各级党组织必须树立“抓好党建带团建是尽职、不抓是失职、抓不好是不称职”的意识，从根本着手，抓好制度的设计和安排，从物质、政策、制度等方面，加大对团组织的支持，为团组织创造工作条件、营造工作环境，深化党团共建内涵，创新党团共建方式，推动党团共建取得新成效。要重点带好思想建设，构筑团员青年的精神支柱；带好组织建设，增强团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带好队伍建设，为党组织输送新鲜血液；带好作风建设，发挥团组织的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带好服务发展，为实现“十二五”规划贡献青春力量。三是要从共青团积极主动作为这一关键，推动形成党团共建、齐争共创的生动局面。他要求全区各级团组织要在党组织的带领下，坚持立足本职，围绕中心推进创先争优；坚持牢记宗旨，服务青年推进创先争优；坚持活跃基层，打牢基础推进创先争优，不断增强团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团结和带领广大团员青年以优异的成绩向建党90周年献礼。

第三篇：论文素材

摘 要：作为服务型政府建设理论基石的治理理论，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是在当时西方各国政府管理失效，面临众多管理危机时西方学者所探寻的理论出路。本文探讨了我国处于治理转型时期的服务型政府建设之路，以治理-善治理论指导政府转型，试图以治理理念揭示和分析服务型政府的基本方向。

关键词：治理 善治 服务型政府。

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2008年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要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服务型政府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领域内的新内容和新目标，也是针对中国传统政府管理体制提出的新概念。与过去管制型政府相比较而言，服务型政府旨在建设一个民主、法治、高效的以“服务”为执政理念的现代政府。实现政府改革与创新，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从官本位到民本位转变，这是政府管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政府改革的基本内容和方向。

一、治理理论的内涵与发展。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学和经济学家赋予治理（governance）以新的含义，不仅其涵盖的范围远远超出了传统的经典意义，而且其涵义也与government相去甚远。

“治理”一词于1989年首次出现在世界银行报告中，之后被广泛用于政治发展研究当中，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内涵丰富、适用性强的理论，成为各国政治、经济、社会改革的重要理论依据，“更少的统治，更多的治理（LessGovernment, More gov-ernance）”已经成为新一轮国家改革和发展的口号和目标。

学者们赋予“治理”的涵义众多。罗茨（R.Rhodes）认为，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含义有了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意味着有序统治的条件已经不同于以前，或是以新的方法来统治社会”。库伊曼（J.Kooiman）和范·弗利埃特（M.Van Vliet）认为：“治理的概念是，它所要创造的结构或秩序不能由外部强加；它之发挥作用，是要依靠多种进行统治的以及互相发生影响的行为者的互动。”在关于治理的各种定义中，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发表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对“治理”做出了明确的定义，极具代表性和权威性。该报告对治理作出如下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认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根据治理理论的研究现状来看，“治理”是内涵丰富、适用性强的概念，一般指政府部门、社会福利机构、私人企业、社团组织以及个体等等各种活动的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

中央编译局俞可平教授认为：“治理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因此，治理就是一个既定的范围内，公共机构、私人机构、社会个体等主体在管理共同事务的过程中，通过利用权威使各方利益与需求得到协调和平衡，最终能够采取联合行动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它既包括具有强制性的正式制度与规则，也包括公众普遍认同和遵守的非正式制度与规范，强调一种民主的、合作的、多元的公共管理。

但是，任何理论都有自身的局限性和时效性，治理理论弥补了当时市场调节失灵、政府调控失效的空缺，它不是完美理论，也存在自身的限制。随着世界环境和时代背景的不断变化，“善治”成为了治理在新时期发展的更高阶段，“goodgovernance”就成为学者热衷的研究热点和重点。俞可平教授在《治理与善治》一书中指出，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公共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因而善治应该具有以下六个特点：

合法性（legitimacy），要求相关的管理者和管理机构要最大限度地协调各主体之间以及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利益矛盾，从而使公共管理活动得到国家公民最大限度的认同和支持；透明性（transparency），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权利知道与自己利益相关的政策决策信息，有权了解影响自身利益的政府活动，从而能够有效地参与公共决策过程，监督政府公共管理过程的实施，政府公开的范围和速度直接影响善治的程度；责任性（accountability），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政府部门和公民个人的责任心越强，相应的职能和义务履行得就越好，善治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就越大；法治（rule of law），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法治就是用宪法和法律来规范公民的行为，管理社会事务，维持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完善的法律体系、法律制度是实现善治的基础；回应（responsiveness），善治要求国家公职人员和政府管理部门对公民的利益诉求要做出及时、有效、负责的回应，积极主动地了解公民意见，社会公共管理的效率就越高；有效性（effectiveness），合理的机构设置是提高政府管理的效率的基础，而政府部门的效率程度最终决定了善治的程度。

从本质上讲，善治就是要还政于民，促进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在完善的民主制度和成熟的公民社会中实现良好的治理，服务型政府建设就是要求政府部门放权让利，增强公共管理部门的服务型功能，强化社会管理事务，减少行政管理层级和程序，避免有的政府利用其行政权力与民争利。从治理的角度看，政府并不完全垄断一切社会管理事务，而是在政府之外，还有社会其他机构或者个人参与经济社会管理，负责部分社会事务，承担政府没有管起来的职能。治理的主体是多元化的，权力是分散的，是一个政府部门与公民社会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以求克服社会资源配置中的市场失效和国家失效，缩小成本扩大收益，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所以说，治理是政府管理的基础，是有效管理的补充。

二、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背景。

从经济上看，我国已经完成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加入世界经济组织，与其他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领域发生了广泛的联系，与世界各国的交往要求我国政府体制必须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实现政府结构体制、职责功能、行为方式的转变，以满足经济全球化、区域合作化发展的要求。同时，民营经济的快速成长，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不再需要政府的指挥，而更加需要政府的服务，政府已经基本完成了主导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的使命，应该更好地发挥宏观调控的职能，为经济的建设提供更好的制度环境和政策支持。

从政治上看，随着我国基层民主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公民意识日益增强，要求行使合法政治权利的欲望越来越强烈，现行政府管理制度有些地方已不符合人民大众的要求。特别是在城市化进程中，一些地方政府因为部门利益而违背了人民的意愿，导致政府与群众的矛盾激化，人民对于政府的信任度下降，直接影响基层社会的稳定、和谐，不利于整体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治理不同于统治，不是以国家强制力作为管理的工具，而是以尊重民意、维护民权、关心民生为前提，政府不再是决策的唯一决定者，而是多方意见的综合表达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服务型政府建设更是一个民意代表机构。

从社会来看，多种经济制度的实行、社会环境的开放、全球交流的加强，各种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公益性机构快速成长，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管理的重要参与者，其作用与能力不可小视。服务型政府建设就是要做有条件的“减负”政府，将一部分管理权力转移给社会，加强与社会组织、私人机构、社会个体的多方合作，为这些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与服务提供政策支持和制度环境，只有在这种多方协调合作的运行环境中，公共管理目标才可能得到最大化的实现，从而实现基层社会、整个国家的善治。

三、善治目标下的服务型政府建设。

治理-善治理论的兴起与研究，意味着我国政府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方式、手段发生了变化，治理理论让我们看到了一幅全新的政治画卷。治理理论的目标取向是实现善治，作为一种比较理想的政府管理方式，理应成为我国政府改革的方向和目标。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具有自身的特殊国情和民情，因此我国的服务型政府建设必须实现以下转变：

1·从全能型政府向有限性政府转变。

治理包括两方面涵义，即统治与管理，前者是国家的政治职能，后者是国家的社会职能。在我国传统行政管理体制中，政府的统治职能大于管理职能，过于强调政治权力的统治范围与秩序，忽略了社会管理服务方面。政府作为一个公共管理机构，管辖的内容和权力的触角延伸到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其无限权力和大包大揽的管理模式，严重阻碍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不能自主经营、社会不能自由选择，社会资源配置不合理，导致社会资源浪费、生产效率低下、购买力低下，不利于国家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善治强调政府与社会的多方合作，以期形成一个多元管理、和谐有序的管理模式。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市场经济日益成熟，直接影响政治体制的渐进改革，全能型政府的触角正在收缩，社会职能正在强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能分工越来越明晰，政府角色定位和分工越来越合理，改变了过去政府对社会义务统包统揽的旧模式，变全能政府为有限政府，实现了政府成为掌舵人的转变，做一个有限的政府，一个将政府职能与政府能力相契合的政府。

2·从垄断型政府向参与型政府转变。

公共权力是凌驾于其他权力至上的特殊权力，极容易产生垄断行为，而政府是公共权力的拥有者，政府工作人员的执政态度和行使方式直接决定了公共权力实施的结果。在治理理论中，政府不再是唯一的权力机关，其他各种社会机构也是社会管理的参与主体，包括社会服务组织、志愿组织、私人企业、群众自治组织等等，只要得到公民的认可，都可以管理一定范围内的社会事务，都有权参与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决议，都有权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要求，政府管理与决策必须获得这些社区主体的同意和认同，在这里团队的参与和协作才是最重要的，因此政府的治理模式应该从垄断型向参与型转变，改变“政府至上”的传统理念，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政府应该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按照有效的程序，疏通公民利益表达和需求反应渠道，及时有效的反应社会成员的意见与要求，由此形成上下互动的局面，保证公民政治参与、民主平等权利得以实现。同时，公民政治参与热情高涨，参与机会增多，加之政府回应性增强，整个社会的公共管理秩序越发规范，社会管理的效率和效用就更大，政府的服务性更加突出。

3·从集权型政府向分权型政府转变。

传统集权体制下的政府官本位思想严重，带来的后果是政府权力过大，社会权力过小，结果是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而社会又无法参与其中，导致社会管理低效运行。善治目标下的服务型政府就是要改变这种人多低效的局面，以政府、社会、企业为社会管理的主体，政府不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统治机器，而是一个享有适度权威的公共服务组织，其权威不是来自强制性的权力，而是来自社会、企业、公众自觉的心理认同和支持。政府内部的合理分权有利于提高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其更具责任感和使命感，提高政府办事效率；政府外部分权有利于减轻政府负担，将部分权力和职责转移给企业、社会组织或自治组织等，与社会共同承担社会管理的职责，政府应该突出自身的宏观调控职能，当好裁判员而不是运动员。

4·从人治型政府向法治型政府转变。

我国传统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政府权力的行使大都体现出人治的味道，加之部分官员的官本位思想，使得公共权力的行使偏离了原先的轨道，成为部分人谋取自己利益的工具，成为部分政府谋取部门利益的手段。法治是善治的基本要素，也是我国依法治国的目标和要求所在，建设法治政府不仅仅是要求公民守法，还要求政府依法守法。有法可依是法治政府的基础，有法必依是法治政府的内容，法律是凌驾于政府与公民至上的。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工程之一也是法治政府建设，只有法律才能减少和限制政府执法过程中腐败的滋生，才能真正维护社会公民的合法权益。法律制度的健全完善和执法程序的科学合理可以有效监督政府，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减少政府与民争利的可能性，减少执法过程中人为因素的影响，真正实现“执政为民”的政府建设目标。

参考文献：

[1]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版。

[2]俞可平：《作为一种新政治分析框架的治理和善治理论》，《新视野》2001年5月。

[3]徐勇：《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4]潘秀珍，褚添有：《公共服务型政府：源起、特征及意义》，《贺州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5]刘祖云：《论“服务型政府”的根据、内涵与宗旨》，《江汉论坛》2005年第9期。

[6]曹堂哲：《走向善治：当代中国政府治理的新发展》，《社会主义研究》2005年第2期。

[7]孙晓莉：《西方国家政府社会治理的理念及其启示》，《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2期。

[8]谢庆奎：《服务型政府建设基本途径：政府创新》，《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第四篇：论文素材

○我们正处在媒体事件时代，所谓媒体事件，既包含突发事件，也包含常发事件。这些事件虽不一定因媒体而起，但都是因媒体而放大了事件影响力，使之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从2003年的非典开始，媒体事件从一年一、二起，逐渐变为一月一、二起，一周一、二起，现在增至一天一、二起，频率越来越高，数量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无论我们是否愿意，一个全新的媒体事件时代已经到来。

○身处媒体事件时代，任何政府、企业、个人都有可能卷入其中，处置不当，都会受到影响和伤害。尤其媒体事件政府官员首当其冲。应对得当与否，直接关系事件处理，关系到政府、官员的形象。

（二）○现代社会，要重新认识媒体的功能：媒体是党、政府的喉舌，也是人民的喉舌。媒体还是公共管理的资源和工具，公众民意的舆论反映，知识、文化、价值观的大学校，社会监督的哨兵，老百姓娱乐的场所，经济发展的生力军，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桥梁。

○媒体是社会的预警器，它对社会问题的报道反映，眼前会让相关政府、官员难堪，但从长远来说，它能揭示问题、有助于解决问题，对维护人民群众利益、推动社会进步利莫大焉。

（三）○美国学者认为，美国已进入“媒体政治”时代。政府作出的无论大小决定，首先想到的是让媒体理解、接受并且愿意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向老百姓宣传。

○我们叫党管媒体，西方叫新闻执政，都说明执政党对新闻舆论的高度重视。9.11事件后，美国对新闻媒体的控制比我们有过之而无不及。只不过我们注重硬管理，西方注重软控制，他们的方法比我们巧妙罢了。

○美国对内叫新闻执政，政府领导人总是首先影响媒体，让媒体影响百姓；对外叫国际话语权，全世界国际新闻70％都是来自于美国，由此来影响世界。

○西方政府和媒体是一对博弈关系。当媒体强、政府弱时，媒体成为老百姓的看门狗，对政府实施有力的监督；但当政府强、媒体弱时，媒体却成了政府的宠物狗，为政府所用。

○西方领导人都是通过竞选产生的，从参加竞选的第一天起，他们就知道赢得了媒体就赢得了选票，所以他们和媒体打交道的本领是天生具有的。

（四）○当今社会，媒体事件的处理、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已是政府管理社会的应有之义，也是政府执政能力的重中之重，更是政府官员的必备素养。

○在媒体事件的处置中，我们许多政府和官员抱着“做了再多的工作，经不住网络的炒作”，“防火防盗防小报”的心理，因而采取躲、吵、封、抓、告、怨等等下策，表现出极大的知识恐慌和本领危机。

○官员和记者既不是敌人，也不是朋友；聪明的官员不能够“操纵”记者，聪明的记者也不能够真的“打败”政府。两者应是竞争性的伙伴关系，既竞争又合作，力求双赢。

○媒体是躲不掉的，官员越躲，记者越认为你有问题，采访的劲头就越大。如果报道失实，他会说是政府不接受采访造成的，失实的责任和带来的负面影响还是官员的。

○和媒体吵架是不明智的。媒体只要把官员申斥的镜头公开，倒霉的是官员，因为受众是忌恨强者、同情弱者的。

○突发事件处置暴露了领导干部与媒体打交道的本领危机和知识恐慌。以往，我们没有专门的领导干部新闻素养培训，也缺乏有针对性的学科。公共管理学科中没有这项内容，新闻学是培养编辑记者的，并不适用领导干部。政府新闻学正是公共管理与新闻学交叉的应用型学科，致力于研究在当今政府和媒体关系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政府如何善待媒体、善管媒体、善用媒体，勇于接受媒体监督，与媒体形成良性互动机制，从而正确引导舆论，发挥媒体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

（五）○人的精力和经历是有限的，而世界和社会发展是无限的，有限的经历无法认知无限的世界，所以当今人们对世界的了解大多是通过媒体。媒体怎样刻画世界，直接影响受众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社会关注的热点往往是媒体设置报道的，进而引起社会高度关注。政府要引导舆论，就应在媒体之前了解民意，把政府要说明的、媒体感兴趣的、公众关心的议题有机结合起来，设置新闻议程，达到引导舆论的目的。

○政府应该从尊重公众的知情权、媒体的报道权出发，加大政府新闻发布的力度，实现政务公开化，才能有效地避免媒体对政府工作负面和失实报道。

○新闻和宣传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宣传借助新闻，新闻脱胎于宣传；宣传重符号，新闻重信息；宣传重重复，新闻重新意；宣传重观点，新闻重事实；宣传重时宜，新闻重时效；宣传重操纵，新闻重沟通；宣传有重点，新闻讲平衡。

○我们现在的宣传立足点是站在政府而不是受众角度，语言是政治而不是群众语言，方式是讲道理而不是讲故事，结果事倍功半。当今我们各级政府要充分尊重新闻传播规律，从宣传走向传播，更加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贴近生活，更有效地引导社会舆论。

（六）○突发事件一发生，公众急于知情，既出于自我防范，又出于监督政府；媒体更是急于报道，既满足公众知情权的需求，也是对社会问题的预警。以往突发事件，由于政府担心信息公开会造成公众恐慌，影响稳定，因此要求控制媒体，不予报道。但是在当今媒体时代特别是网络时代，所有网民都是记者，他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把自己得到的信息上网。因此封堵媒体和网络是做不到的。所有的突发事件，政府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及时发布真实信息。

○突发事件的新闻传播规律是：公众对信息的饥渴性、媒体报道的热衷性、政府发布信息的权威性、信息传播的先入为主性。以往我们全作出了错误选择：不想让公众知道，不愿让媒体报道，政府有权威也不要，结果让谣言先入为主。政府再事后去辟谣，结果事倍功半，影响事件的处理和政府形象。

○突发事件传播有个悖论效应：越是不说传播越广，越是说了越无人知道。因为政府不说，则给公众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给媒体留下了无限炒作的空间，给谣言留下无限传播的空间。如果你去追查，他们会说，那是因为你政府不说，我们听来的，责任还是政府的。而政府说了真相，媒体就不好炒作，谣言就无法流传。

○突发事件发生后，过去我们往往不愿公开，怕媒体添乱，引起公众恐慌，影响政府形象，但事实恰恰相反。突发事件只有不发布或者迟发布而造成被动局面的典型案例，没有因为及时发布而造成不良影响的典型案例。

灾害报道，因与人类生存密切相关而备受关注。在西方新闻界，一直有“不是好消息就是好消息”的说法，记者甚至将灾难发生视为重大节日，灾难报道是各家新闻报纸的重点。在我国，受传统新闻观念和体制的影响，很长一段时间里，灾难报道被视为“禁区”，报道的时效性和深刻度都不尽如人意。当下，社会的发展和资讯的丰富对传统新闻报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应对挑战，各类新闻报道纷纷在报道模式、报道理念等方面进行变革，这种变化体现了一种报道思维的革新，值得思考。本文以灾难报道为切入点，分析这种新思维在具体报道中的具体体现。

在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信息时刻处于流动状态，所以灾难事件发生后即使主流媒体不进行报道，人们也能通过其他渠道获取信息。但灾难事件本身具有不确定性，而且灾难初期状况混乱，情况复杂，很多信息都不准确，如果传统主流媒体在相关报道中集体失语，任由一些没有经过核实又缺乏观念引导的信息肆意传播，极易导致谣言四起、人心惶惶的局面。这种情势促使新闻媒体必须做出调整，从新闻客观规律出发，在灾难报道的传播观念、传播模式、传播渠道等方面进行思考和革新，用新思维面对新情况，用新方法应对新挑战。

《灾难如何报道》是国内第一本专门以灾难报道为主题的新闻专业书籍，灾难报道，是中国传媒业一个新的领域。《灾难如何报道》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汶川大地震和南亚海啸的媒体亲历者谈其经历与经验。汶川大地震让中国媒体在灾难报道领域创造了许多之最，是中国灾难报道最成功的一次：南亚海啸，则开中国媒体第一次大规模走出国门报道灾难的先河。二是针对媒体报道不同类型的灾难的理论指导，包括记者现场应变技巧、心理调整方法、如何和受难者对话等，这些都是国内媒体同行迫切需要的报道知识和采访技巧。

三、中国：以人为本 人定胜天

2003年，中国爆发“非典”，面对这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人民日报》立足“以人为本”，从各个角度展现出“人”在这场抗击疫情的战斗中体现出来的巨大精神和力量。

《人民日报》报道的第一大热点就是政府人员。中央高层从控制疫情的整体部署，到考察调研督导各地防治疫情情况；从慰问探视医护人员及普通民众，到积极参加国际合作交流；政府人员抗击疫情的态度在媒体上得到频繁展现。而在内容构成，关于政府的控制措施与各地的抗击情况占到了总量的一半以上，尤其是关于政府的行动措施报道，成为整个SARS报道的主体，自4月21日起，形成不可阻挡的传播强势。其中关于各职能部门的具体防治措施报道达到了115篇，在总体数量中所占比例最大，包括卫生部在内的国家各职能部门都就控制疫情制定了具体的措施和要求。比如，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针对不法商贩趁机哄抬84消毒液、口罩等防护用品的价格做出的罚款警告措施(《发非典横财者将受严厉制裁一批哄抬价格案件被曝光》，4月29日)；卫生部为阻止SARS病毒的传播途径，对SARS防治场所发出严禁使用中央空调的通知(《非典防治场所禁用中央空调》，5月1日)等。

医护人员则是《人民日报》报道的另一热点。在对医护人员的报道中，《人民日报》多采用典型报道的形式，对医护人员树立“英雄”、“新一代最可爱的人”、“民族的脊梁”等高度赞誉。而这些“危难中挺起的民族脊梁”，“共同拥有一个闪亮的名字——共产党员”。比如在专栏《奋战在非典第一线》中，《人民日报》共刊发了29篇描写医护人员和党员公仆的报道，在渲染奉献精神的同时显示党的感召力：典型的篇章有《我是党员，让我上》(4月23日)、《十三份入党申请书昭显党的感召力》（4月25日）、以及“万一我倒下了，请追认我为共产党员”(《挺起不屈的脊梁》，5月5日)等[iv]。

群众对于“非典”的反映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报道，内容主要侧重在如何齐心协力配合国家打好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比如各界对疫区的大力捐赠以及对医护人员的慰问等，意在突出上下齐心的团结氛围。《人民日报》对于“非典”的报道是中国媒体对灾难新闻报道的一个典型代表。长期以来，中国灾难新闻报道往往都不是站在“事”的方位对灾情、抗灾、救灾进行反映，而是立足“人”的角度对事实进行总体审视，力求凸显人的精神，即站在“人”如何与灾难作斗争的角度来充分肯定人的精神与力量的，强调一种以人为本、人定胜天的英雄主义气概。

面对灾难，中华民族更多的表现出一种人定胜天的思想和英雄主义情节。这样一种原型沉淀在炎黄子孙的记忆深处，并集体无意识的得到沿袭传承。每当灾难来临，这些隐藏着的“种族记忆”就会自动激活，并像一只“无形的手”指挥着整个民族将这一原型再次演绎。从远古神话中的后裔射箭、大禹治水到奴隶社会的商汤灭夏、武王伐纣；从封建社会的郑成功收复台湾、林则徐销毁鸦片到近年来的98年洪水大战、03年抗击“非典”……可以说，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这样一种人定胜天的思想原型得到反复验证。只不过，在新闻传播业诞生以前，原型的演绎主要依靠个人的魅力和人际传播的方式。而大众传媒的出现，则使得媒体成为将沉淀在民族意识深处的原型再次进行验证的民众代言人。

四、西方：以事为本 个人毁灭

与中国灾难报道不同的是，西方媒体在灾难报道中往往坚守“以事为本”的信息传播的价值取向，重视对灾难本身以及受害者的关注。

2001年9月11日发生针对美国纽约、华盛顿的大规模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及西方各大媒体都在第一时间内做出了迅速全面的反应。以9月12日的美国200余家报纸的头版标题为例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发现，美国媒体对这一灾难的报道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话题：一是指出新闻事实本身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事件过程，这也是报道最多的一个方面，比如《纽约时报》的“USA.ATTACKED”，（美国遭袭）；二是表达对恐怖事件的恐惧、悲伤之情。比如《今日美国》的“USA under attack”（袭击之下的美国）、《波托马克新闻报》的“Terror Hit Home”（恐怖袭击家乡）等等；另外，也有一些媒体也强调一定会对恐怖主义者进行报复。

除了以灾难本身为报道重点外，美国媒体还侧重于展现受害者面临灾难时的绝望和毁灭感。在对“9.11”恐怖袭击的报道中，他们就用大量笔墨赤裸裸地表现出恐怖袭击对美国人民的摧残，强烈而直接地表现出受害者的痛苦、悲惨境地以及被毁灭的命运。在“9.11”事件的现场直播中，美国的FOX，CNN等电视台甚至播放了逃难者从高达110层的世贸中心高楼上跳下逃生的镜头，这给所有电视观众的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是前所未有的。

由此可见，面对灾难造成的悲剧，西方的新闻报道一般并不避讳，而是立足于“以事为本”，十分注重极其仔细地描摹事实。同时，无论是采访还是写作，西方记者都将焦点对准灾难面前的个体形象，注重对受害者所面临的绝望、无助的渲染。

西方媒体灾难报道模式和特点，同样受到来自西方民族意识深处的原型的深刻影响。对于有着宗教信仰的西方民族而言，面对灾难，他们往往表现出一种上帝主宰一切和子民承担苦难的态度。这样的思想和应对方式，早在西方民族的真理标准——《圣经》中就得以体现。在《挪亚方舟》的故事中，当洪水来临，除了普罗米修斯的儿子挪亚及其一家人以外，其他的所有人类都在洪水毁灭殆尽。人类世界的破坏与重建都是在上帝一手操纵下进行的，是上帝对人类的惩罚和拯救，而人类所承受的灾难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描绘。在西方文明发展的过程中，这样的原型沉淀在民族的意识深处，经过子孙万代的传承，在今天得到再次体现。

五、总 结

通过对中西方媒体在灾难报道的典型案例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两者在灾难新闻报道上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点。探寻这一差异形成的原因，追根溯源，我们发现两个民族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面临灾难时就表现出来的不同的认知和反应，而且这些最初的认知和反应形成原型，在各自的民族意识中得到惊人的延续，从远古神话一直延续至今日的媒介话语。

由此可见，中西方媒体在灾难报道上呈现出来的差异，正是缘于沉淀于中西方民族意识深处的原型的不同。而且，由于原型具有稳定性和遗传性的特点，一旦形成便难以改变。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两者的差异性不仅是根深蒂固、难以改变的，而且还讲继续传承和延续。

第五篇：论文素材

1.1选题目的及意义1.1.1选题目的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城市化进程的逐步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大规模地向城市流动,这在一定程度上给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由于我国城乡发展不均衡,城乡居民收入、公共服务、教育发展等差距对农民工外出产生了强大的“推拉合力”,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举家迁移。大量农民工随迁了女随父母流入城市,其中很大一部分农民工随迁了?女处于义务教育阶段,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受教群体,由此可见,这个问题不单单足简单的教育问题,而足已经成为了我国转型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问题,并且也已经成为了许多相关学科领域研究的焦点问题。因此关注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公平问题,关注人口流动中第二代移民的发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其价值都足不可低估的。而解决城市义务教育公平工作的难点和关键在于能否解决好农民工随迁了?女的入学、就学问题,如何让农民工随迁子女“上好学”,涉及民生问题,足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选题。1.1.2研究意义深入研究当前农民工随迁了女义务教育公平的现状、问题及成因,并从中探索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不仅在理论上可以丰富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平理论研究,而且在实践上有助于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1.1.2.1理论意义农民工随迁了女义务教育公平问题足我国转型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问题。如果这一个问题不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不仅会影响一代人的健康成长,而且会严重地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城的加速发展。在人口流动非常频繁的这一重大的社会变迁的历史背景下,学校教育如何去应对这一挑战,政府如何去应对这一问题,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所以这个课题足一个全新的具有前瞻性的研究课题。因此,它迫切地需要各个相关领域的专家和学者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面去探究。本文主要就试着尝试从多个视角出发,利用公共管理理论的政府作用和公共产品以及结合教育学的教育公平理论来研究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公平这一问题,并根据问题提出相关的解决措施,重点探究出了政府在解决这一严峻问题中所应履行的主要责任,还有接收农民工随迁了女的学校方面也应该改善其自身各个方面的管理机制,尽好学校应尽的责任。所以,本文在理论上是对研究有关农民工随迁了女义务教育公平问题的有益的帮助和补充。1.1.2.2实践意义本文采用调查问卷的研究方法,深入到实地当中去获得了解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公平的现状的第一手资料,比较客观的真实的反应了当前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公平存在的问题及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所以本文足在实践基础上的有针对性的研究,不仅对当地农民工随迁了女自身的成长和]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公平问题研究一基于新乡市几所学校的实证分析促进当地教育公平的实现,而且对其它地区的农民工随迁了?女的义务教育相关问题的管理也足一种借鉴;从实证调研当中得到的对策和建议对我国义务教育体制改革乃至整个教育的发展,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都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