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农业保险的经营模式

第一篇：论我国农业保险的经营模式

一、构建农业保险新模式的原因

（一）建设 社会 主义新 农村 和广大农民的迫切需要。我国是世界上农业 自然 灾害较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受灾面积广，成灾比例高。2004年全国农作物洪涝受灾面积11590万亩，成灾面积6280万亩，受灾人口1.17亿人，直接 经济 损失600多亿元。广大农民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脆弱，急需提供风险保障。随着国家一系列惠农政策的贯彻落实，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农业生产方式和经营组织形式不断创新，农民收人水平和风险意识提高，保险有效需求明显增加。

（二）当前我国农业保险停滞不前的局面亟待改善。近年来“三农” 问题 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及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了“探索建立和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指示，对农业保险的 发展 提出了新的要求。但是随着保险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人保等保险公司的海外上市，极大地限制了保险公司内部用商业性业务利润补贴农业保险亏损的做法，农业保险业务急剧萎缩，与当前我国农业基础地位及保险业发展状况极不适应，迫切需要建立新型的农业保险制度。

（三）农业保险政策性特点的要求。农业保险的特点是保险经营成本高，风险高，费率高，有些农险产品的保险费率甚至超过10％，远远高于其它险种费率水平，而农民支付保费的能力十分有限，保险覆盖面小，赔付率高，农业保险的这种准公共晶属性，如果完全依靠市场机制来提供准公共产品，必然会出现供给不足，如果没有政策和财政资金支持，商业保险公司很难承担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发展的重任，因此必须建立与农业保险发展要求相适应的运行机制和经营模式。

二、农业保险经营模式的选择

（一）构建我国农业保险新模式的基本思路。根据 目前 我国农业和农业保险政策性特点的要求，改变传统商业性农业保险经营形式，构建农业保险新模式的总体思路应是建立多层次体系、多渠道支持的农业保险经营模式。农业保险不能等同于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其它险种，完全实行商业经营，也不可能完全依赖国家财政补贴或照抄照搬外国的任何。一种现成模式，应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和各地特点的多种模式并存，具有 中国 特色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新模式。

（二）积极借鉴国外农业保险的发展模式。根据世界各国发展农业保险的 历史、特点、操作方式和 法律 制度的不同，农业保险大致可以分为五种不同的模式。一是政府主导模式，如美国、加拿大模式；二是政府支持下的相互会社模式，如日本模式；三是政府垄断经营模式，如前苏联模式；四是民办互助模式，如西欧模式；五是国家重点选择性扶持模式，如亚洲发展中国家模式。在以上五种模式中，美国农业保险的经营模式最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美国的农业保险由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管理，负责对全国性农险险种的费率厘定，对经营农险的商业性保险公司进行指导和检查，提供管理费补贴，国家对农险给予免税和法律支持。2004年美国各家经营农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共收入保费41.9亿美元，其中政府对农险的补贴为24.8亿美元。美国这种在政府支持下商业保险公司办理农业保险的模式，在许多国家得到推广和使用。

各国农业保险在政府支持下，给予了一定的补贴，以此促进了农业保险的发展，但这种补贴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从公平角度上说，受益的只有少部分人，如美国有300万农民，仅有约30多万人参加了政府支持的农业保险计划。政府不仅补贴保费，还要补贴管理费，业务规模越大，补贴费用越高。墨西哥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就因为政府补贴过高，而被迫停止。

（三）我国农业保险经营模式的选择。借鉴国外农业保险的经验，总结 过去我国农业保险的经验教训，近期各地正在积极探索各种不同形式的农业保险模式，一是设立专业农业保险公司经营农险业务；二是由商业保险公司代办政策性农业保险；三是在地方财力允许的情况下，设立由财政兜底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四是设立农业相互制保险公司；五是引进国际上经营农险较为成功的外资公司，如法国安盟保险公司。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产业化、区域化、现代 化发展很不平衡，农业保险不可能完全照抄照搬国外农业保险做法，完全套用一种模式，但也不宜过于分散。如果完全由各地分散决策，自行选择农险模式，今后如何整合和统一，最大限度地减少和消除制度变迁的成本，合理利用和节约资源，都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在积极鼓励各地探索农业保险新模式的同时，应建立全国相对统一的农险经营模式，以下两种模式是比较好的选择。

1.政府主导由商业性保险公司办理政策性农业保险。该模式的特点是按照政策性业务商业化运作的原则，实行委托经营。国家对农业保险给予免税和补贴，由国家或各地政府将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委托商业性保险公司管理，实行单独立账、单独核算。该模式的优势在于充分发挥现有资源，节约成本，易操作。如人保公司在20多年的发展中，在农业保险方面积累了技术、人才和许多有益的经验，保险机构遍布乡村，可以利用人保公司现有机构和人员，解决政府开办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前期基础性投入问题，提速农业保险发展进程。只要国家政策到位，人保公司是完全有能力办好农业保险的。

该模式政府的主导作用应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政府应对农业保险给予优惠政策和财政资金的支持。一是对受委托保险公司经营的农险业务免征一切税收，并按照经营规模给予相应的管理费补贴；二是对投保农民给予保费补贴，解决农民保费支付能力低的问题，调动农民投保积极性，扩大承保覆盖面。其次，农业保险在承保理赔时也离不开当地政府的支持，农险标的面广、分散，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熟悉农民情况，只有依靠县、乡、村政府的组织推动，相关部门的积极配合，才能更好地为农民提供优质保险服务。

第二篇：论我国农业保险发展模式的选择

一、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状况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也是世界上农业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农业保险的支持和保护。20世纪80年代保险业务全面恢复后，1982年起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各地分公司开始试办种植业和养殖业保险，1986年以后新疆建设兵团农牧业保险公司（现已改名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在兵团范围内举办农业保险。此后，民政部的农村救灾保险、农村保险相互组织等纷纷出现，各地掀起了兴办农业保险的热潮。但因为当时实行的是国家财政兜底的计划经济体制，尽管在1982—1994年间农业保险的平均赔付率在95%左右，实际亏损2196，但各公司对农业保险成本和盈利考虑较少，所以还是根据各地需要开办了不少农业险种。随着1994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向市场化体制转轨的进程，农业保险的高风险、高赔付与农民支付能力有限却希望获得高保障水平的矛盾以及农业保险的政策性性质与保险公司的商业性经营的矛盾日益尖锐，致使农业保险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高潮跌入了如今的低谷。2002 年，全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为6.4亿元，占全国财产保险保费收入的8.82%，仅为农业生产总值的0.04%，险种由最多时60多个下降到目前不足30 个。如今的中国农业保险是困境重重，急需根本性的改革。

二、我国农业保险发展遭遇困境

致使农业保险发展遭遇困境的主要原因在哪里？笔者就以下几点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经营农业保险存在着特殊的技术障碍

1、保险责任的确定与保险费率的厘定都比较困难。首先，农业保险的风险单位与保险单位不一致，而且风险单位往往很大。不同的风险单位一般也不重合，常常会有多种农业风险同时或相继发生。而且各地区农业实践差异较大，这样无论单一风险保险还是一切险保险，其保险责任的确定都不容易。

其次，农业灾害损失在年际间差异大，纯费率要以长期平均损失率为基础，但有关农作物和畜禽生产的原始记录和统计资料极不完整或难以搜集，这就给农业保险费率的精确厘定带来特殊困难。

2、定损理赔难度大。农业保险的标的都是有生命的动植物，标的价格在不断变化。赔款应根据灾害发生时的价值计算，而这时农作物或畜牧产品往往还未成熟或还在生长中，要正确估测损失程度、预测其未来的产量和产品质量以及未来产品的市场价值都很困难。

3、道德风险防范难。农业保险的保险利益是一件难以事先确定的预期利益，其标的大都是活的生物，它们的生长，饲养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管理照料的精心与否。因此农业灾害损失中的道德危险

因素难以分辨。据统计，近年来在我国的一些地区农业保险经营中的道德风险给保险公司造成的损失占农业保险赔款的30%以上。

（二）农业保险的政策性质与。商业保险的经营目的存在矛盾

一方面由于农业保险的高风险性和农户对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较低，不足以支持一个商业化的农业保险市场；另一方面，农业保险的低收益甚至负收益的局面无法维持商业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的供给。农业保险走商业化的道路是行不通的，这是全世界农业保险界经过多年实践普遍认可的理论，也是我国商业保险公司纷纷退出农业保险经验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政府支持乏力

从国际上看，凡是农业保险搞得较好的国家，政府对农业保险都给予多方面的支持，如实行免税政策，对保费给予一定比例的补贴，政府出面制定和实施农业保险计划等。而在我国，农业保险除免除营业税外。国家尚无配套政策对这项涉及加强农业基础地位的政策性保险业务予以扶持。

（四）农业保险发展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

我国的《保险法》实质是一部商业保险法，而农业保险中的一大部分是政策性保险。商业保俭与政策性保险的经营目标大相径庭，用现行的《保险法》指导农业保险会存在许多问题，因此应该颁布专业的农业保险法。

三、我国农业保险的地区改革

在20多年的农业保险的实践中，我国保险公司为寻求符合农业保险特殊性的、能使农业保险摆脱亏损困境的组织经营形式和制度，先后进行了多种尝试。政府部门也在一定范围内参与了政策性经营。这些经营尝试主要有商业保险公司的准商业性经营、地方政府与商业保险公司共保、地方政府或其部门的政策性经营、农村保险相互会社的非营利性经营等几种模式，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比较值得借鉴和研究的是上海和新疆两地的农业保险改革试验。

（一）人保上海分公司与上海市农委合作经营的农业保险

1991年，上海市政府成立了单独机构“上海农业风险基金委员会”（现改名为“上海市推进农业保险委员会”），政府组织推动人保公司办理，并从 1992年起就采取“以险养险”的方法，将农业建房险列入农业险

范围。农业保险实行单独立账，独立核算，并实行区域性统保。财政部门对纳入农业保险经营范围的险种（农作物、饲养的动物和农民建住房等险）免征一切税。2003年，上海还将农业险补贴列入公共财政体系，市、区两级财政每年补贴达1000万元，约占了上海农业险、农村建房险总保费的25%.13年来，上海的农业保险在“政府财政补贴推动商业化运作”这一模式推动下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如2002 年。水稻承保面积达到了种植面积的84%，生猪承保比重达到了50%，有效地分散了农业生产风险。

（二）新疆的商业保险公司内部“分块”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模式

1991年，人保新疆分公司创造了单独立账、单独核算，结余留在当地保险公司作为当地农业保险基金的经营办法，并且依靠县、乡政府实行以县为单位的统保，财政给予部分免税的优惠。而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特点则是初始资本金由财政拨款，全部农业保险业务享受免税待遇，对兵团种植的粮、棉。油等主要农作物。牲畜和农业机械实行强制保险，其他农场上的保险标的允许自愿投保，并且实行公司与农场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办法。结果是新疆农业保险业务保费规模连续多年超过1亿元，尤其是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棉花生产的稳定发展功不可没，对西部地区农业保险发展探索出了一条比较可行的路子。

四、国外农业保险成功经验

（一）美国模式

美国20世纪30年代开办农业保险，其模式经历了由私营公司试办到政府主办，再到政府退出由商业保险公司为主的曲折阶段。目前，美国农业保险管理机构是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与风险管理局；属于两块牌子，一套人事，主要负责全国性险种参数制订、费率厘定、业务指导和检查、开发维护软件等，并为商业保险公司提供经营管理费赔与再保险。政府还给予免税和法律支持。目前美国200万农户中有131万农户投保了农作物保险，占总农户数的65%.2000年，全美农作物保险服务中心的成员公司的农作物保险年保费收入达30亿美元，为发达的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力支持。据报道，2004年欧盟已作出决定，将根据美国的模式重建农业保险制度。

（二）日本模式

日本模式的特点有三。一是政策性强，国家通过立法对主要的关系国计民生和对农民收入影响较大的农作物和饲养动物实行法定保险，其他则实行自愿保险；二是经营农业保险的组织是民间的不以盈利为目的保险合作机构——市、田丁、村农业共济组合与都、道、府、县农业共济组合联合会；三是中央政府对农业保险进行技术监督指导和提供再保险以及一些决定项目的保费补贴和管理费补贴。

五、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业保险发展道路

笔者认为，结合国内外农业保险长期的实践经验和我国的具体国情，以下两种模式也许是比较好的选择。

（一）政府主办并组织经营的模式

形式上可采取设立隶属于中央政府的农业保险公司或由中央政府统一组建政策性的全国农业再保险公司。这样。一方面可以减轻政府农业救灾的压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充分利用保险和再保险机制，使农业风险在全国范围内得以最大程度的分散。具体实践中可根据各地情况的差异将农业保险的决策和经营主体下放到省、市。自治区。由各地农业保险公司独立经营，自主决策。

（二）政府诱导型的农业保险经营模式

政府诱导型的农业保险经营模式是指政府从农业保险经营主体中退出。让位于私人保险，同时改变政府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直接补贴的形式和手段，以建立对私人保险诱导机制为主，最终引导农业保险走上市场化发展模式为目标。政府的退出将给私人保险留下发展的空间，政府科学合理地引导和诱导机制的建立有助于私人保险机构克服市场化经营的障碍。具体措施上可通过建立农业巨灾损失基金、创新经营管理技术、开放农业保险市场、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等来实现。

保监会在2003年11月完成了一份《建立农业保险制度》的初步方案，提出农业保险制度的总体设计是建立多层次体系。多渠道支持、多立体经营的农业制度框架，充分发挥国家农业保险的经营模式。以适应我国农业保险的需要，满足广大农民参与保险的需求。可以预见，随着鼓励商业保险公司积极介入农村和农业保险业务诸多政策措施的出台，加上保险业同仁的真抓实干、共同努力，保险保障必然惠及广大农民，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必将得到极大促进，从而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

第三篇：农业保险模式

结合国内外农业保险长期的实践经验和我国的具体国情，以下两种模式也许是比较好的选择。

（一）政府主办并组织经营的模式

形式上可采取设立隶属于中央政府的农业保险公司或由中央政府统一组建政策性的全国农业再保险公司。这样。一方面可以减轻政府农业救灾的压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充分利用保险和再保险机制，使农业风险在全国范围内得以最大程度的分散。具体实践中可根据各地情况的差异将农业保险的决策和经营主体下放到省、市。自治区。由各地农业保险公司独立经营，自主决策。

（二）政府诱导型的农业保险经营模式

政府诱导型的农业保险经营模式是指政府从农业保险经营主体中退出。让位于私人保险，同时改变政府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直接补贴的形式和手段，以建立对私人保险诱导机制为主，最终引导农业保险走上市场化发展模式为目标。政府的退出将给私人保险留下发展的空间，政府科学合理地引导和诱导机制的建立有助于私人保险机构克服市场化经营的障碍。具体措施上可通过建立农业巨灾损失基金、创新经营管理技术、开放农业保险市场、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等来实现。保监会在2003年11月完成了一份《建立农业保险制度》的初步方案，提出农业保险制度的总体设计是建立多层次体系。多渠道支持、多立体经营的农业制度框架，充分发挥国家农业保险的经营模式。以适应我国农业保险的需要，满足广大农民参与保险的需求。可以预见，随着鼓励商业保险公司积极介入农村和农业保险业务诸多政策措施的出台，加上保险业同仁的真抓实干、共同努力，保险保障必然惠及广大农民，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必将得到极大促进，从而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模式分析

借鉴国外的经验，目前有四种可供选择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模式，即政府主办、政府组织经营的模式；政府支持下的合作互助经营的模式；政府支持下的相互保险公司经营的模式；政府主导下的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模式。政府主办、政府组织经营模式

由中央政府或其相关部委成立专业的农业保险公司，由该公司及其分公司在全国范围内经营农业保险业务，以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为主，农村的寿险和其他财产保险为辅，其政策性保险的亏损可通过其他的商业性保险得到补贴。实行强制保险和自愿保险相结合的方式，对关系到国计民生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少数几种农林牧渔产品的生产实行强制保险，其他产品的生产实行自愿保险。

该模式的优点在于：第一，由中央政府进行组建和垄断性经营，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农业保险，避免了农业保险存在的一些市场失灵现象，能够获得很好的规模经济效益。第二，该模式还非常符合大数法则的保险原则。农业保险的风险单位都比较大，适合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组织和推行。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农业保险，特别是对某些险种实行强制保险，使风险尽可能在最大空间上进行分散。

该模式的不利因素主要有：第一，这种国有独资的政策性保险公司在制度创新、机制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等方面都比较困难，缺乏相应的约束和激励机制，公司的经营和管理可能倒退到以前的国有独资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方式。第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农业保险公司与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协调存在困难。

政府支持下的合作互助经营模式

其实质是由各级政府帮助建立，以被保险农民为主体的农业保险合作组织。在组织形式上，可以在省一级建立联社，统一规划和协调全省的农业保险。业务上，主要经营农作物和饲养动物保险业务，作物保险可经营一切险和多重风险保险，也可经营单一特种风险保险，所有这些经营都是非营利性的。为鼓励其经营，政府补贴部分经营管理费用，通过立法对关系国计民生的某些农作物和畜牧产品实行法定保险。

该模式的优点在于：第一，由于社员具有保险人与被保险人集于一身的特点，投保人同时也是保险人，共同的利益关系有利于形成相互监督机制，能够有效地防止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第二，由于互助合作制保险组织不以营利为经营目的，收取的保险费中没有利润因素，保险成本较低，因此能够提供更为优惠的保险价格。第三，由于参保农户所具有的双重身份，使具体的保险需求能够直接反应到险种开发设计之中，其险种设计更能满足参保农民的自身需求。

该模式的不利因素主要有：第一，农业保险合作社一般规模较小，风险比较集中，无法在较大空间内进行分散；第二，合作社规模太小，保险基金积累的速度和规模都受到限制，其保险补偿能力有限；第三，农业保险的专业性和技术性较强，在我国保险业整体缺乏专业技术人才的条件下，农业保险合作社难以有足够的合格的经营管理人员；第四，由于受经济、文化和其他因素的影响，我国很多地区的农民缺乏合作意识和自我组织能力，制约了我国农业保险合作社的发展。

政府支持下的相互保险公司经营模式

相互保险公司是不同于股份制公司的另一类保险公司，这是一种制度上的创新。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向农户提供种植业保险、养殖业保险的各种险种和政府允许的其他农村财产和人身保险险种。投保采取自愿的原则。政府对农业相互保险公司通常给予优惠政策和必要的支持，主要是减免相互保险公司的营业税和所得税。

该模式的优点在于：第一，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道德风险。相互保险公司以合作为基础，合作保险机构多由同一地区的农户自愿组成，农户之间彼此熟悉、信息透明,并且对于农业生产过程以及所面临的风险因素都比较清楚,能够有效地进行相互监督。同时,农民既是投保人又是合作社的所有者之一,投保人骗取保费的主观动力大为削弱。第二，可以有效促进防灾减损工作。以相邻地区为统一体的相互保险公司将风险范围缩小、集中，为防灾减损工作提供了便利。同时，投保人与合作社利益的一致性使得投保农户能够主动采取必要的风险预防措施,降低风险，在风险发生后，也能主动地进行灾后自救工作，以降低风险损失度。

该模式的不利因素主要有：第一，相互制保险公司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法人,在经营上不对外经营以获得利润,且相互制公司没有资本金,也不能发行股票,因此,相互制保险公司的资金、规模等都存在风险；第二，农业保险具有高风险、高赔付的特点，一旦某一年有大灾发生，保险公司需赔付的资金将非常高，只依靠农民之间筹集的这些资金无法满足赔付的需要。第三，农业相互制保险公司的资金有限，又直接导致了其保障能力的有限。

第四篇：农业保险公司经营模式

农业保险公司经营模式

一、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经营模式

（一）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这是我国第一家相互制保险公司，在黑龙江垦区农业风险互助模式基础上改制而成，2005年1月正式成立。实行公司统一经营为主导、保险社互助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管理体制，公司统一经营种、养业分保业务和防灾减灾业务，保险社具体办理农险业务，自留保费50%，其余向公司分保。目前总公司下设1个分公司、9个中心支公司、94个保险社和1540个保险分社，共有会员20万人，初步形成了覆盖全省垦区的农业保险服务体系。2006年，公司承保五大粮食作物2424万亩，承保其他经济作物40万亩，保费收入2.28亿元。随着业务范围由垦区扩大至全省，该公司在开展种植业保险基础上，与省畜牧局合作开展了奶牛保险试点业务，省财政局补贴1000万元，为在全省开展奶牛养殖保险业务奠定了基础。目前已承保奶牛500头，保费收入10.8万元。

（二）吉林省安华农业保险公司。2004年12月，在吉林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吉林粮食集团等7家企业共同发起成立了安华农业保险公司。省政府安排了包括农业风险基金、政策性保费补贴和保险业务补贴资金在内的专项资金，并要求省内试点地区按同比例配套补贴资金。公司经营首先从龙头企业订单农畜产品开始，2005年重点开展了对德大公司、广泽乳业、吉粮集团等龙头企业经营的六大主要品种的政策性保险，覆盖10万农户，户均保险金额7500元、自交保费100元。在此基础上，公司扩大业务范围，开展商业性保险业务，至2005年底，已涵盖种养业、农民财产、房屋、健康、人身意外、责任保险等各个方面，走向了“大农险”发展之路。

2006年，安华农险在总结经济作物保险经验的基础上，积极研究推动农村大田粮食作物保险。按照“保障基本，盈亏平衡”原则，开发了玉米、水稻种植成本巨灾保险，在吉林市通过行政部门统一推动。玉米每公顷保额3000元，费率为10%；水稻每公顷保额4000元，费率为8%，保障责任为旱、洪、雹、风灾造成的生产成本损失。省政府划拨资金给予农民60%的保费补贴；当赔付额度不超过农民自筹保费时，公司将差额部分作为保险专项基金，用于下一年的保费补贴；大灾年份，公司最高赔付额度不超过农民自筹保费的2倍。截至2006年底，吉林市共承保玉米和水稻43668.7公顷，保障金额14100.61万元；保费收入1330万元，赔款支出666.8万元。

（三）上海安信农业保险公司。该公司在原人保上海分公司农险部基础上组建，上海市各区县财政或农委所属投资公司为主要投资人，共出资2.2亿，于2004年9月正式成立。公司采取“政府政策扶持、市场化运作”的经营模式，延续了上海市两项补贴政策。一是自1996年以来实施的市、区（县）两级财政对水稻、生猪、奶牛、家禽等九类传统种养两业险种实行30－35％的保费补贴；二是从1992年开始，将农村建房险纳入农险业务经营范围的“以险养险”补贴政策。目前该险种累计保费收入占农险总保费的一半左右，平均赔付率为10.5％。同时，根据农险业务的实际需要，上海市决定逐步扩大补贴范围和数量，并建立农业保险巨灾风险基金，对种、养两业险实行超赔补偿。

公司成立两年来发展势头良好。成立当年，市农业风险基金和公司保费收入0.99亿元；2005年，保费收入1.32亿元；2006年，保费收入1.63亿元。农业保险占上海农业生产总值的比例也从2004年的8%增加到目前的18%；保险产品由开业时的37个增加到60个；保险范围从传统农业扩展到现代农业，从自然风险拓展到市场风险，由生产领域延伸到流通领域和消费领域。2005年，上海经历了多次重大自然灾害和台风侵袭，安信农险累计赔付8000万元，2006年又先后为奶牛场患病奶牛无害化处理和碧利斯台风造成的损失赔偿53.9万元和55.3万元。

二、新疆自治区的保险公司自办模式

中国人保新疆分公司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在自治区政府行政、税收等政策支持下，自办以棉花为主的农业保险。其特点是：政府推动、公司经营；单独立账、独立核算；建立基金、封闭运行；滚存积累、逐年发展，做到了按灾赔付，略有节余。同时，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也在兵团内依靠行政方式推行农业保险业务。

但是，自2001年以来，由于税收等支持政策不能落实到位，以及人保公司统一核算等原因，农业保险发展遇到一定困难。按照保监会统一部署，新疆保监局加大农业保险工作力度，组织开展新形势下的试点工作。2005年提请区政府恢复成立了新疆农业保险领导小组，2006年研究制定了农业保险试点实施方案，选择阿克苏、喀什、和田、塔城、昌吉等五个地州作为首批试点地区，以粮食、棉花、大宗特色作物和大宗家畜等为主要险种，制定了为期三年的试点发展规划，印发全自治区，形成了政府主导、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区域统保、风险基金为后盾的发展模式。目前，农业保险下滑局面已初步得到扭转，2005年实现保费收入2.7亿元，同比增长8.3％，承保各类作物1609万亩，占总播种面积的28.87％。其中：承保棉花种植面积1171.38万亩，承保率达到67.44％。2006年，5个农业保险试点地区业务规模达到2998.6万元，同比增长9.19％，覆盖25个县市；全区农业保险实现保费收入2.84亿元，同比增长4.84％，为农业生产提供了64亿元的保险保障，支付赔款1.76亿元，自治区停办农业保险业务的地区已经逐步恢复。

三、江苏省的政府与保险公司联办共保模式

2004年11月，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与淮安市政府签定联办共保协议，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水稻、三麦（大麦、小麦、荞麦）、养鱼和农民意外伤害等保险试点。除市县财政给予参保农户50%的保费补贴外，还建立了超赔共保的风险分散机制，即出现超出保费规模的损失时，按照3:7的比例，由企业和政府共担风险，既降低了公司的经营风险，又减轻了政府财政兜底的压力。试点两年来累计承保20个试点乡镇的小麦和水稻88.49万亩，承保面积约占试点乡镇种植面积的80%；参保农户达10万多户，保费收入约505.41万元，支付赔款394.04万元。

2006年7月，人保、太保苏州市分公司与当地政府合作，开展水稻保险试点，试点范围覆盖全市所有67个乡镇，政府给予60%的保费补贴。一旦发生灾害，农户即使没有购买保险，也可以获得60%的赔偿。保险公司提取11.45%的管理费用，如遇大灾年份，分摊超赔损失10%（淮安模式分摊30％），且分摊上限不超过累计收取的管理费总额。试点以来发展较快，截至12月底，已承保水稻154.72万亩，覆盖57.12万农户，保费收入1569.62万元。

四、浙江省的共保经营与互助合作模式

按照“政府推动+市场运作+农民自愿”的原则，浙江省采用“共保经营”和“互助合作”两种方式开展试点。主体形式是共保经营，由在浙10家商业保险公司组建“浙江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共保体”，实行“单独建账、独立核算、盈利共享、风险共担”的管理核算制度，占最大比例（60％）的人保财险受共保体委托具体经营日常业务。互助合作是辅助形式，主要做法是依托农业行业协会、专业合作社，对风险较小的单一农产品进行“农户自愿缴费、财政适当补助、合作共享、自负盈亏、自我管理”的互助合作保险探索。试点时间统一暂定为3年。

在保险对象上，共保经营主要面向具有一定规模的种养大户，鼓励各类农业龙头企业、农业专业合作组织统一参加投保；互助合作的参保对象主要是自愿入会、自愿缴费的会员。在试点品种上，选择了规模大、投入大、产出效益高的11个农产品，产值约占全省农业总产值的70%。各试点县（市、区）从中选择不超过5个农产品进行试点，水稻是必选参保品种。在风险分散机制上，实行赔款不超过全省范围内农业保险保费收入的5倍封顶政策。在保险工作推动上，充分借助政府行政力量。

试点工作自2006年3月正式启动，截至2006年底，实收保费1221.33万元，赔付1537万元。其中，水稻投保面积17.86万亩, 生猪投保48.36万头，蔬菜大棚投保1.53万亩，奶牛投保3496头，青蟹投保6716亩。

五、四川省的商业保险公司代办模式

四川的农业保险试点工作是在保险公司自办基础上，争取地方政府支持而形成的代办模式。2004年5月，人保财险在眉山开展奶牛保险试点；2005年2月，中华联合在资阳、内江开展生猪保险试点。此后，这两家公司又逐渐扩大业务范围至10个市的20个县区。三个试点地区政府均采取了财政以奖代补的保费补贴政策，即农户在投保后，持保险凭证到有关部门领取保费补贴，保证了保费补贴及时到位。眉山市为鼓励农户投保，还出台了贷款优先政策，即农村信用社凭保单给予参保者相应保额的优先贷款，并借用行政力量强势推动。

2005年，试点地区共承保生猪4.35万头，奶牛1.03万头，保费收入226.3万元，赔款229.3万元；2006年承保生猪27.27万头，奶牛0.12万头，保费收入189.6万元，赔款162.9万元。由于经验不足，两个试点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经营亏损。四川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派出了包括保监局在内的联合调研组开展调研。今年5月，省政府专门下发“三农”保险发展意见，提出对政策性保险业务要单独建账，独立核算，用非亏损业务弥补亏损业务，实行“以险养险”。最近，眉山市政府修改了奶牛保险试行办法，适当提高了费率，改进了赔付程序，恢复了曾一度中断的试点工作。

第五篇：论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法律监管

论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法律监管

王艳华

（兰州大学财经学院工商管理系，甘肃

兰州 730050）

[摘要] 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的根本目标在于促进作为国家支农政策工具的农业保险实现其政策目标。因此，我国未来的农业保险法应该明确规定在农业部内建立相对高度独立、具有充分职权的农业风险管理局，并由它来监管农业保险。通过建立和实施科学的农业保险监管规则，从而实现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的内在目标——农业保险的可靠性、合理、公平和安全及外在目标——国家用公共财政支持农业和农村的发展。

[关键词] 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目标；法律监管；农业风险管理局

[中图分类号]D139

[文献标识码]A

政策性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农村和农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国家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对农业保险的法律监管更是其中的重要一环，但在我国未来的农业保险法中如何建构监管法律制度，还有一些理论和实际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的明确和清晰将有利于科学的农业保险监管法律制度的建立。

一、我国农业保险的性质及其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的必要性

（一）农业保险的性质

农业保险的性质事关我国未来农业保险法对农业保险的定位和我国农业保险监管法律制度的建构。

关于农业保险的性质，有学者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角度从理论上进行了论证，有学者从农业保险具有商品性和非商品性的二重性以及农业保险主体面临的博弈困境的角度加以分析，由此得出农业保险经营的市场失灵并需要政府大量补贴的结论。⑴

笔者认为农业保险应当属于准公共物品。在市场经济体系中，人们需要的物品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私人物品（private goods），第二类是公共物品（public goods），第三类是自然垄断物品，第四类是共有资源。私人物品是既有排他性又有竞争性的物品，公共物品是既无排他性又无竞争性的物品，自然垄断物品是有排他性但无竞争性的物品，共有资源是有竞争性但无排他性的物品。⑵农业保险的特点——社会效益高而自身经济效益低，反映它具有明显的公益性，但是，农业保险同时又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因为，参加农业保险必须符合一定条件，比如缴纳保险费等，因此农业保险应当属于准公共物品。另有学者认为农业保险产品是介于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之间的一种物品，但更多地趋近于公共物品。⑶

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表明：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因为市场是按照价格机制来配置资源的，只有在私人物品的范围内，市场机制才是有效率的。由于农业保险自身风险大、社会效益高和经济效益低，所以市场不能有效地提供社会所需要的农业保险。农业保险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按照商品的实际价值进行等价交换。实施农业保险只能是违背商品交换一般规律，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而当农业保险既定的社会效益目标不能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时，政府就要用“看得见的手”通过国家立法、国家定价、财政补贴等国家干预手段来实现这一特定目标。⑷

国外农业保险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也说明农业保险商业化经营的不可行。Wright和Hewitt在研究中发现，历史上使用私人来承担农业保险多重险的尝试无一幸存。对于所有险和多重险，基本上都由政府来直接或者间接经营。在1938年以前，经营农作物保险的私人保险公司都遭到了惨败，最终退出了这一业务领域。⑸美国联邦政府于1938年颁布《联邦农作物保险法》的基本原因就是私人保险公司根本无法承担农作物保险的巨大风险。

农业保险的准公共物品性质决定了我国农业保险不可能走商业化道路，而只能是政策性的。与一般商业性保险相比较，政策性农业保险是非营利性的，其目的在于实现国家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政策目标。继2004、2005和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快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后，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进一步要求“扩大农业政策性保险试点范围，各级财政对农产参加农业保险给予保费补贴，完善农业巨灾风险转移分摊机制，探索建立中央、地方财政支持的农业再保险体系。”从上述中央一号文件的规定可以看出，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已得到国家核心层的认可和支持。

（二）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的必要性

1.我国农业保险监管的理论解释

一般说来，农业保险监管本身并无独立的理论体系，从农业保险实践来看，其思想基础源于一般的规制理论。其中有三种重要的规制理论：公共利益论、捕获论和公共选择理论。

（1）公共利益论。农业保险监管的第一种理论解释就是农业保险是担负公众利益的行业。由于垄断、不完全信息和外部性所造成的“市场失灵”问题，人们呼唤政府法律法规对市场经济激励的部分予以替代。在此背景下，规制的“公共利益论”应运而生。该理论认为监管是为了服务于公共利益，是为了使人们从不公平和无效率的市场中解脱出来，监管的目标是寻求修正源于市场失效或某些政治危机的资源误配，包括防止和纠正市场失灵引起的对消费者利益的重大损害以实现经济效率最大化，进而对社会福利进行再分配的一种机制或方法。⑹它强调消费者利益，如当技术导致自然垄断或存在外部性时就不能达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时政府应出面干预，因而监管被严格地看作是一种“挽救行为”，它主要是为了消除或降低与市场失灵有关的成本。监管者被认为是对公众利益需求做出反映，并以修正市场实践的无效或不公平为目标的独立的中立的仲裁人，其监管的过程有助于通过消除垄断的滥用而产生的限制性贸易实践，促进市场价格竞争。公共利益论还隐含着政府规制是无成本的，这种观点后来遭受了大量的批评。公共利益论的另一问题是它缺乏明确的机制，利用它所宣称的公共利益能够被规制行动所实施。一些实证研究表明规制常常不能纠正这些市场失灵，规制被认为是失败的。虽然公共利益论总体上还不够健全，但决不能完全废弃。对于农业保险监管，它还是一个重要的论题。

（2）捕获论。实证经济学的私人利益监管理论则认为监管的目的在于促进私人的利益最大化。⑺Peltz-ma提出监管者们是出于自身利益热衷于监管活动，与他们追求的政治利益最大化目标一致，其中最著名的是监管捕获论（又称占据理论、追逐理论），该理论认为监管为被监管的行业所占据并为其利益服务。⑻捕获论本是政治学领域的一种监管理论，并由此衍生出许多经济学版本。但一般均认为监管的最终后果是有利于生产者，即被监管者。其实，捕获论的本意也是要保护消费者，但认为通过政府监管是无法达到的。捕获论版本中最具代表性的是Marver Bernstein在1995年创立的规制机构生命周期理论，他认为，公共利益论是天真的，会产生理论误导。为了解释为什么规制机构会逐渐为被规制者所利用（捕获），他是这样推理的：被规制者最初可能反对规制，但当他们对立法和行政过程逐渐熟悉时，就会行动起来，对规制当局施加影响，最终还是通过法规和行政工具，借助规制当局的力量达到给他们带来更高收入的目的。他们影响规制当局的一个例子是，与规制当局进行频繁的人事往来，由此创造密切的联系和合作的基础，甚至进行行贿等“寻租”活动。因此，规制的最终效果是生产者受益，消费者吃亏。既然被规制者可以通过疏通的办法让规制为他们自己增加福利，那么规制机构的生命循环就始于年富力强地保护消费者而终于僵化地保护生产者，所以应放弃政府规制。但是，捕获论也经常经不起经验验证，它忽视了普通大众确实始终从某些规制中得到好处的事实。不过，捕获论确实发现了规制有可能被受规制者所利用以及规制效果未必是保护消费者的问题。

（3）公共选择理论。公共选择理论认为监管是在相互斗争的社会集团之间实行财富再分配的政治经济体系的一部分。该种监管理论是建立在这样的事实基础之上，即不论怎样的监管都是在分配资源。而在这个分配过程中，贫者越贫，富者越富。任何被提出的监管方案都会引起纳税人和受益人的注意，他们会通过政治的或经济的渠道提出反对或赞成的意见。监管的主要目的就是在不同阶层间转移资源以获得对方案的最大支持。

在解释农业保险监管时，上述三种理论都非常重要。公共利益论提出了农业保险监管应遵循的标准，而公共选择理论则有助于解释农业保险有些领域的监管背离了这一标准的原因。

2.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的必要性

政策性农业保险（如没有特别说明，下文农业保险均指政策性农业保险）担负着国家支农的重担和公众利益。虽然政府资助的农业保险成本高昂、运行复杂，会导致潜在的巨大的效率低下，但对农业保险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者来说，效率标准并不通常是支配性的目标。任何国家的农业保险计划都必须从该国更广泛的政治经济意义上来考虑，这也使得由政府提供的农业保险越趋复杂。对它的监管有利于未来我国农业保险法将确立的目标——以农业保险作为农业支持政策工具，确保农业可持续发展和以农业保险作为支农性收入再分配手段，保障农民的经济收入稳定增长，推动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实现。

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和专业性较强，而我国农业保险的投保人大多数法律素质又偏低，复杂和艰涩的农业保险合同使投保人对它们的理解造成困难。农业保险监管将对保险合同进行严格彻底的审查并保证由农业保险人提供的保险合同条款的公正和定价的合理，故对农业保险的监管是非常必要的。

在不久的将来，随着农业保险法的颁布、实施，农业保险的规模将不断扩大，国家对农业保险的补贴也会越来越多，我国农业保险监管（包括农业保险基金）问题就会凸显现出来。因为，先前的寻租者可能将注意力从通过农业救灾转移到通过农业风险管理和执行农业保险来寻取租金。中国近年来频发的煤矿安全事故和出现在社保基金中的腐败现象给我国未来的农业保险（特别是农业保险基金）的监管敲响了警钟。一旦行政机会主义与市场机会主义相勾结，监管权力市场上的寻租和创租行为就会泛滥，这不仅会提高农业保险市场交易费用，而且会导致社会公共利益的净损失，最终将会侵蚀整个社会的行为规则。因此，对我国农业保险的监管必须未雨绸缪。

二、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的目标

决定农业保险监管能否取得满意的监管效果的因素之一是监管机构是否有明确的、系统化的监管目标。农业保险监管的目标可分为内在和外在目标。所谓内在目标是指根源于农业保险本身的、固有的目标，这些目标的取得有利于农业保险的成功运行。农业保险监管的内在目标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可靠：科学的农业保险监管规则能使农业风险管理部门促进、支持和监管可靠的风险管理解决方案，从而保护和加强我国农业生产者的经济稳定性，因此，保证农业保险的可靠性应该成为农业保险监管终极目标。农业风险管理部门通过监控农业保险人遵守国家农业保险计划标准，确保农业保险计划的完整性和稳定性。

合理：合理是指在农民（投保人）和农业保险人之间的利益平衡。一方面是保险价格的合理，另一方面是农业保险合同条款的合理。它确保农民以合理的代价获得农业保险（也就是农业保险的可获得性）。因此，农业保险的保险费率的监管措施便是实现合理性的基本手段。合理的农业保险合同条款是提供给农民实在安全的基本手段，不公平和有害的合同条款将破坏农业保险合同所声称的安全。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和专业性较强，为了保护农民的正当权益，需要对农业保险格式合同的条款进行严格的审查，确保其准确、清晰、公正和合理。

公平：公平要求对农业保险投保人无歧视的对待。一个不公平的例子就是农业保险人过分地延误农民的保险索赔。我国农业现代化和科技程度不高，农民的农业再生产能力弱，农业保险人过分延误农民的保险赔付不仅影响抗灾减灾和农业的再生产，而且还可能影响到受灾农民的生存，因此，农业保险监管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保证农业保险人依约及时履行对投保人的赔付义务。

平等：农业保险监管规则应该要求农业保险计划对所有农业生产者一视同仁，不管农业生产者的生产规模大小。比如，所有的农业生产者都要求提交农业保险申请和保险面积，报告建立农业保险担保和计算保险费的数量，所有的农业生产者都要求提交过去的损失清单和生产信息，在导致已保险的农作物损失的风险发生时，以此来决定保险赔偿的数量；不管农业生产者参保的农作物面积是10亩还是100亩，在提供和搜集信息方面没有任何差别。

安全：农业保险监管还要保证我国农业保险基金的安全。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一个国家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作为农业保险制度的物质基础——农业保险基金，其建立的强制性、使用的专项性、给付责任的长期性和基金的增值性等特点都对政府对农业保险基金的监管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保证农业保险基金的安全是确保农业保险健康运行的前提。

农业保险监管的外在目标是指来源于农业保险的外部世界，为了一定的社会目的而加于农业保险的社会目标，其深层原因是国家的政治态度。基于国家对农业保险的政治态度，农业保险监管的目标可定位于保证通过农业保险的方式让公共财政的阳光照耀到广大农村，使所有农民和市民一样享受到改革和社会发展的成果，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和农民自身的全面、和谐发展。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巨大风险，目前，我国农民抗风险的能力非常弱，如没有政府对农业的大力支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就难以实现。农业保险作为政策性险种，体现了政府的行为，它为农业分担风险，并以政府的权威动员全社会分担农业风险。“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对农业保险进行有效的监管，保证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目标实现，不仅是农业保险监管部门的一项经济行政职权，更是其不可推卸的政治任务。

三、实现农业保险监管目标的路径

（一）建立专门的农业保险监管机构——农业风险管理局

成功的农业保险的监管规则理所当然地包含某种机制，以便管理和协调农业保险的顺利发展。国内外农业保险的经验表明，成功的农业保险监管的关键因素在于监管机构有充分的资源、农业科学和农业保险的专业知识和相应的职权，这就要求农业保险监管机构必须设立在政府的核心层，它必须在实现国家的支农政策目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政策性保险的监管与商业性保险的监管无论监管内容和监管规则都有很大差异。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商业性保险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前者是非盈利性的，而后者则是以盈利为目的。商业保险监管与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的区别在于：政府对商业保险（包括财产保险、人寿保险和以商业化运作的农业冰雹险）进行监管，主要原因在于保险业事关国计民生，在国民经济中地位举足轻重，其功能在于使经济实力强大的保险公司以公正的价格出售保险合同的方式来提高公众福利；其目标定位于防止“保险公司破产、保护公平和致力于保险的可获得性和充足性”。⑼而对于政策性农业保险，农业保险监管最根本的目标在于促进农业保险作为国家的支农政策工具实现其政策目标。如果仍然由保监会监管两类不同性质的保险，监管目标和理念的重合将有可能导致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商业性保险业务之间管理的冲突。再者，农业保险在展业、承保、防灾减损、理赔等业务经营方面以及在跨部门协调上比商业保险更为复杂，这也对其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正因为如此，国外农业保险的监管机构通常都不是商业性保险监管部门，而是专门的监管机构。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立法创建了独立的农业风险管理局来监管联邦农业保险公司的运行和管理并检查联邦农业保险计划。日本的农业保险由农林水产省负责监管。

因此，在我国农业部内设立相对高度独立的农业风险管理局会最大限度地减少保监会同时监管商业保险和政策性农业保险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相对高度独立的农业风险管理局有充分的资源支持，有助于确保监管农业保险过程中的协调性和全面性。农业风险管理局具有充分的监管权力和拥有大量具有丰富农业和农业保险专业知识的人才，其专业化和自治性更高，更能够做出独立的判断，更能建立用以抗衡各部委和利益集团的重要制衡机制。与保监会来监督农业保险相比，农业风险管理局可能会推出更快、更高质量的监管规则，采用更透明、更具问责性的监管方式。因为，它的相对独立性和功能都是基于一项明确的法令，该法令将清楚地界定农业风险管理局的功能和目标。

在行政权力和行政级别上，农业风险管理局能更好地与我国现行的行政和预算权力中心（如农业部、发改委、气象部门和财政部）联系，通过与政治和行政权力的核心建立直接联系，农业风险管理局的监管效力会得到增强。这使得相关机构之间更容易实现协调，并因此提高监管的成功率和效率以及提高协调与合作措施的有效性，并进而提高相关部门的效率、回应性和有效性。再者，它能更好地向农业保险的利益相关者宣传农业保险信息和监管规则，这将有利于实现我国农村和农业的良性发展。

为在农业部内设立相对高度独立的农业风险管理局，国家就必须制定明确的法律规范来确定其法律地位、职能、其他的与监管农业保险必须具有的相关权力与职责和监管的适当程序。未来的农业风险管理局应担负着广泛的职责：设定农业保险监管的重点和难点、监控遵守情况以及报告结果；设定农业保险监管的清晰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有助于促使农业保险持续、健康发展的手段；以及能够建立起监管人员运用监管权力的问责机制等。

（二）制定科学、合理的农业保险监管规则并确保其被有效遵守

农业保险的监管规则应基于经济原则和法律原则，其目的在于通过更好地平衡、更有效地实施国家的支农政策，从而提高农村的社会福利。经济原则要求减少不必要的农业保险运行成本，进而提高农业保险的效率；法律原则要求减少农业保险的执行者过度的自由裁量权（如在勘损、理赔的过程中农业保险公司以及地方政府工作人员与受灾农民结成利益共同体损害国家的利益）。

监管规则要保证农业保险信息的质量、有效性和清晰度，就应减少农业保险当事人收集信息的负担，再者，农业保险监管规则应该给农业保险人和投保人带来积极的潜在利益。这就要求提高农业保险监管水平，设计出科学的、合理、操作性强的高水平监管规则，因此，对农业保险的监管应该进行精心安排，以使所有的农业保险监管规则都严格遵从“法治”。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一样，“重要的一点是，政府的一切强制行为都必须明确无误地由一个持久的法律框架来决定，这框架使个人能带着一定程度的信心来进行规划，使前景的不确定性缩小到最低限度。”⑽制定科学、合理的农业保险监管规则，有助于保证农业保险的监管规则得到高度遵守，有利于实现标准和结果的一致性。

1.用平实的、易懂的和非专业的语言起草农业保险合同条文以及监管规则

长期以来，用平实的语言起草保险监管规则和保险合同条款的必要性一直得到了保险发达国家的重视和认可。农业保险监管机构要确保监管目标、战略和要求都清楚地传达给了农业保险的被监管者。这样，被监管者以及社会利益相关者都能对农业保险合同和农业保险监管规则从非专业的角度清楚地和明白无误地理解。此外，保持农业保险监管法律规则的内容清晰、易懂是确保其得到高度遵守和有效实施的基本要求。我国农业保险的投保人绝大多数是法律素质偏低的农民，加之农民处于信息不对称的状态，因此，为了保护投保农民的正当权益，应用平实的、易懂的和非专业的语言起草农业保险监管法律规则和农业保险格式合同条款。这一点，在目前我国的现实情况下尤其重要。

2.保持农业保险监管透明度

农业保险监管的目的不仅要修正市场失灵，弥补市场的缺陷，而且更主要在于规范农业保险人和监管者自己的行为，弥补“政府失灵”，防止“寻租”和“创租”行为的产生，保障国家通过农业保险的支农政策的实现。保持透明度是市民社会群体的核心要求，它服务于基本的开放性民主价值。在农业保险监管过程的各个阶段——从最初的监管方案的形成到正式的监管规则的出台，再到实施、执行、审查和变革以及在农业保险监管体系的整个管理过程中，透明度都是不可或缺的。透明度对农业保险监管的重要性根源于下列事实：它能克服导致农业保险监管失灵的很多诱因，如监管俘获和偏袒强大的利益主体、监管部门和农业保险人的信息不充分、不对称和僵化性、要保人与保险人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同盟、缺乏问责机制等。透明度有利于减少农业保险监管过程中专断决策的发生几率，从这个角度讲，透明度是反对在农业保险及农业保险监管过程中的腐败现象的最有力的武器。透明度可以提供相对方对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预期，让农业保险监管在阳光下进行，从而最大限度地抑制农业保险监管过程中的行政机会主义选择，防止农业保险监管机关的“寻租行为”和农业保险中的道德风险，进而增进农民对农业保险和农业保险监管的信任。因此，为保持农业保险及其监管的透明度，提高农业保险监管的有效性，未来的农业保险监管规则必须建立农业保险中央信息数据库制度。未来的中央信息数据库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全国农业保险企业财务状况、农业保险监管数据标准、农业保险人偿付能力额度及监管指标、农业保险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市场行为档案、农业保险企业投诉信息以及投保人信用信息库。

3.确保农业保险监管规则被有效遵守

制定科学的农业保险监管规则，尽量使农业保险监管有法可依，从而提高操作水平，避免人为性和随意性。目前，在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中，我们遇到的最大障碍是法律、法规得不到实质性的遵守，国家的法律有时只是一纸空文，在很多情况下，几乎很少有人去关心和关注法律的效力或适用。对法律的遵守和忠诚是法律的生命，未来的农业保险法和农业保险监管规则也不例外。我国目前，证券市场上的虚假交易、内部人控制、信息披露的虚假性等问题的泛滥；煤炭生产中的重大和特大安全事故频发；社保基金被大量挪用和侵占；药品生产和流通领域的腐败丛生都说明了相关的监管失灵，而其根本原因在于相关的监管法律、法规没得到充分和实质性的遵守。前车之鉴，后世之师。为使我国未来农业保险能被有效实施，必须保证农业保险法律和监管规则得到有效遵守。农业保险监管规则之遵守可分为形式上的遵守和实质上的遵守。所谓形式上的遵守是指在法律、法规字面上的遵守；实质上的遵守是指确保农业保险基本监管目标实现的行动遵守。形式上的遵守可能无法实现农业保险监管的目的，要实现监管目标，我们必须使农业保险监管规则设计鼓励实质性遵守。因此，成本——收益原则在农业保险监管规则的设计时必须加以考虑，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算计被监管者（包括农业保险人和被保险人）违反或遵守监管规则给他们带来的利益和损失（包括物质或非物质）。因为，如果不遵守的回报率很高而被发现的概率很低，制裁压力可能不足以导致对监管规则的遵守。同时，我们还必须赋予农业保险监管机构足够多的可利用的资源（包括财政和行政），以确保农业保险法律、法规和农业保险监管规则得到有效实施和执行，否则，被监管者不遵守的行为被发现和被强制执行的概率可能就会非常低，从而通过制裁性措施就无法实现监管遵守。此外，被监管者对农业保险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则的认同度的高低也直接关系到其被遵守的程度，对它认同度越高，其被实质性遵守度越大，反之亦然。

四、结语

农业保险的准公共物品性质决定了我国农业保险只能是政策性保险，而不能走商业化道路。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最根本的目标在于促进作为国家支农政策工具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实现其政策目标。由保监会监管政策性农业保险和一般性商业性保险两类不同性质的保险，由于监管目标和理念的差异，将有可能导致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商业性保险业务之间管理的冲突。因此，我国未来的农业保险法应该明确规定在农业部内建立相对高度独立、具有充分职权的农业风险管理局，并由它来监管农业保险。未来的农业风险管理局应保持农业保险监管高度透明，用平实的、易懂的和非专业的语言起草农业保险合同以及监管规则并确保农业保险监管规则的有效遵守，从而实现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的内在目标——农业保险的可靠性、合理、公平和安全及外在目标——国家用公共财政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

[注释]

作者简介：川北医学院人文社科学院讲师，重庆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⑴参见冯文丽、林保清：《我国农业保险短缺的经济分析》，载《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2003年第6期；刘京生：《中国农村保险制度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2页以下；龙文军、张显峰：《农业保险主体行为的博弈分析》，载《中国农村经济》2003年第5期。

⑵[英]N.格里高利·曼昆：《经济学原理》，梁小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页。

⑶庹国柱、王国军：《中国农业保险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页。

⑷赵学军：《政府干预与中国农业保险的发展》，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

⑸Wright，B.D，& J.D.Hewitt.（1990）。All Risk Crop Insurance：Lessons From Theory and Experience.Giannini Foundation，California Agricuhural Experiment Station，Berkeley，April.⑹Harold D.S.&Robert W.K，Insurance Regulation in the Public Interest：The Path Towards Solvent Competitive Markets，The Ceneva Papers on Risk and Insurance-Issues and Practice，10／1／2000（25）（NO.4）：482-504.⑺Cummins J.D，Deregulating Propertyliability lnsurance，Washington D.C.：AKI-Brookings Joint Center For Regulatory Studies 2002.⑻DECD Proceedings，Insurance Regulation and Supervision in Economies in Transition-Second East-West Conference on Insurance Systems in Economies in Transition，Paris 1997（2）：53.⑼[美]埃米特·J·沃恩，特丽沙·M·沃恩：《危险原理与保险》，张洪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页。

⑽[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自由宪章》，杨玉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