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中的农业经营模式研究

第一篇：新农村建设中的农业经营模式研究

新农村建设中的农业经营模式研究

北京绿维创景规划设计院 胡晓明

一、新农村建设中的农业问题分析

通过调查和分析，我们认为，新农村建设，在村容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两大问题

1、土地问题——农地减少

近年来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尤为突出的是土地问题。农村中的土地，分为农民宅基地和耕地以及集体建设用地，还有就是没用的荒坡地等。新农村建设，村委往往引入房地产开发商建设新村，建设好了把房子分给村民，但开发商不是慈善家，而是企业，是要赢利的，于是，就有了利用节约出来的宅基地开发房地产，销售给城里人。但其实节约出来的宅基地没有多少，开发商就通过各种手段，与村委合作，征用耕地，其中一部分用来继续开发房地产，一部分以“农业观光园”、“农业科技园”等名义持有或转让给其他公司。耕地逐渐被侵占，基本农田转为一般农田，一般农田再转为旅游用地等性质，最后部分成了建设用地。2008年至2011年，耕地总体净减少126.4万亩。这违反了国家的基本国策，与保障粮食安全是相悖的。

2、农民问题——就业困难

农民，有的出去打工了，有的还在农村种地，大多老人还留守农村。新农村建设中，农民得到房子，但失去了土地，留在农村的农民就是失去了生活依靠的耕地，留在农村怎么就业，有什么收入来源？也去城里打工吗，以前不去肯定就有不能在城里找到工作等的原因，提高劳动技能不是一时就能办到，因此，农民在农村就地就业的问题是必须关注的问题。即使部分农民通过参加劳动培训，在城里找到工作，遇到国际金融危机等大的经济形势不景气，城里企业裁员，可能农民工为了节约生活成本，会返乡，如果农民工大规模返乡，可能引发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农民会要回当初被征去的耕地，这对当初征地的开发商乃至整个社会应该说都是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压力山大的问题。

（二）问题根源

1、利益之争——一次性剥夺农民利益

目前新农村建设存在的上述两个主要问题，其实根源就是利益之争的问题，一是农民的利益，一是开发商的利益。农民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弱势群体。开发商可以通过种种手段，或租或征，往往均是低价，取得农民的土地，开发经营，赚取高利润。而农民拿到可怜的一点补偿，一次性的（有些还不能一次性到位）。农民不能从开发商的赢利中分得土地红利，更没有后续的可持续的土地收益。可以说，是开发商在抢夺农民的利益，是开发商与有关合作方在与农民争利。

2、经营模式——后续利益分配不公平

新农村建设，开发商除开发房地产不与农民分利外，以“农业观光园”、“农业科技园”等名义经营的企业，开发商为了节约成本，为了方便管理，用工方面也少用甚至不用失地农民。经营模式大都是自持经营，或转让给其他公司，大都不会再分包回给原先的农民。这样的经营模式，开发商由于拿地成本低，经营压力小，几年不赚钱也不急，反正有房地产开发在来钱，因此，时不时见到农地撂荒，还没人心疼，失地农民在旁边看着着急也是干着急，种不了，地是人家的了。从大的视角看，这是资源浪费，影响就业，是个比较大的社会问题了，可以说，就是这种利益之争导致的经营模式引发了这个大的农民问题。

二、绿维的农业经营模式对策

鉴于上述问题，以及产生问题的根源，我们经过研究，提出如下新农村建设中比较理想的农业经营模式，我们的理想是，通过比较合理的经营模式，让农民参与进来，让农民和开发商找到一个利益平衡点，基本保护农民的利益不受损害。

（一）土地入股

我们提出的模式首先是土地入股，以土地入股方式让农民作为股民，在每年股份分红时持续获益。具体来讲就是村民集体决定以村委会名义出面，与房地产开发商合作，村民出地，开发商出资，合股成立公司。

1、入股房地产开发

村民出宅基地、出村集体建设用地，开发商出资，合股成立新农村建设有限公司。这些村民宅基地、村集体建设用地，是可以用来开发房地产的。合股新农村建设公司中，村民集体的代表——村委会占51%的股份，开发商占49%股份。

开发的房地产包括村民安置的新村居住区，利用节约出的宅基地和村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的养老地产、商业地产、旅游地产等。这些多出来的地产，或售或租给城里养老机构、商业企业、旅游企业或商业、旅游业经营个人，赚来的钱作为合股公司盈利，年底分红分给村民。村民在这些养老机构、商业企业、旅游企业或者物业公司上班，挣的是劳动工资，与股份分红没有关系。股份分红加劳动工资合起来，才是保障这些失地农民的收益。

2、入股农业开发

村民出耕地，开发商出资，合作成立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这些耕地，由于土地性质的限制，只能用于农业，可以通过合股农业开发公司进行集约化、规模化、专业化经营现代农业。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股份跟上述的新农村建设有限公司一样，其中村民集体的代表——村委会占51%的股份，开发商占49%股份。农业按农地具体情况，分类经营，下面会详细介绍农业分类经营模式。部分农民可承包回部分土地，按公司规定耕种，上交部分收成，其余归己；部分农民可在公司上班，成为职业农民工，给公司耕种，领取劳动工资。不管是承包部分土地的农民，还是在公司的职业农民工，都将作为村民的身份，在年底从村委会手里领到公司的股份分红。

（二）农业分类经营

我们的模式在土地入股后是农业分类经营，明确地说，就是农民耕地入股农业开发公司，农业开发公司根据集约化、规模化、专业化的原则，根据土地成片状况，看是不是适宜规模化耕种，而进行不同的开发模式安排。根据项目土地现状，一般可把项目农地分为至少三类，一类为大块成片集中农地，就是耕地；一类为大块成片林地，村里多见的是新开发的果园；一类为零星边角农地，适宜种少量蔬菜、花卉、中草药，另外就是鱼塘，也归为此类边角地块。我们提出，农业开发公司根据不同类别的农地，实施不同的农业经营模式。

1、第一类：“公司统一经营”的经营模式

该类农地为大块成片集中农地，可建设成现代化绿色生态农业区。由公司的农工统一采用现代化农机具，实现机械化耕作。可根据农忙需求，临时雇佣农户参与耕作。收获的农产品，由公司统一加工，申请绿色无公害产品认证，并注册商标对外销售。

根据合股协议，公司的农工应尽量使用村里的农民，该部分农民是公司的职工，挣的是职工工资，公司还应该给他们缴纳社保、住房公积金，他们还享受公司业绩奖金等薪酬制度规定的收入。农忙临时雇佣的农民工，按天取酬，即时结算。另外，他们作为农业开发公司的股民，都应该在年底时取得农业开发公司的股份分红。

2、第二类：“农户承包管理+公司统一销售”的承包经营模式

该类农地为大块成片果林地，按测算的田间管理工作量（如每人10亩左右），由农户对公司承包经营。农户负责果园的田间耕作、管理、采摘。公司负责提供技术指导、以适当价格统一收购并对外销售。对未挂果期或育苗期的果园，可暂由公司统一雇佣农户进行田间管理，直至成熟期，亦可考虑在不影响果树正常生长的前提下，允许农户套种低矮农作物，以减少公司投入。

果园未成熟期，还是第一类“公司经营”的经营模式，公司雇佣部分农民作为公司农工，进行果园管理，这部分农民挣的是公司职工工资。当果园成熟后，再承包给村里农户管理，签订承包协议。根据承包协议，农户挣的是公司统购价，可能与市场价有一定差距，这是公司管理和销售的成本及合理利润，农户应有契约精神，不可私自把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否则，公司有权收回承包权。当然，作为农业开发公司的股民，承包果园的农户还有权在年底参与农业开发公司的股份分红。

3、第三类：“农户包干”的承包经营模式

该类地为零星边角农地，包括鱼塘。边角农地适宜种少量蔬菜、花卉、中草药，可建设成休闲观光农业区。经营模式采取“农户包干”的承包经营模式，即：按测算的田间管理工作量，由农户对公司承包经营，向公司交纳一定的承包费用，经营收益归农户。

此类农地，对农业开发公司而言，基本没有多少利润剩余，但农业开发公司在村民入股的大片耕地上，应该是有较大赢利的，因此，这些承包边角农地的农户当然还要参与农业开发公司的股份分红，这样才能保证他们的利益。

三、绿维的农业经营模式案例——郑州马渡村项目

（一）项目开发现状

马渡村位于郑州市东北25公里处，北依黄河大堤，南临郑州东区大学城。

总面积7000多亩，农业用地4000多亩。马渡村由马渡、小庄、郭当口三个自然村组成，现有村民520户，人口2000余人。2007年，郑州金成房地产开发公司与马渡村委联合，组成金马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对马渡村进行新农村建设。2008年，马渡村被列入郑州市新农村建设重点示范村。

目前，马渡村已完成农民新村建设，农民已全部搬进新居，腾退的宅基地指标已建两期养老项目，并以引进人才的方式售完，第三期养老项目正在建设中。另外，在整理的农地上种植了美国大樱桃等果林，采摘农业、观光农业已初具规模，但农业项目尚不能形成良好的收益。

综合考虑项目地人多地少的现实，项目地的农业开发，应转变经营模式，推动农业现代化、集约化、产业化，提高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和资源利用率。

（二）项目农业经营模式策划亮点及重点项目策划

我们根据项目地的现状，分别针对三类不同规模不同用途的农地，策划了不同的重点农业项目，采取了不同的农业经营模式。

针对马渡村外围东南和西南部较集中、较深入的成片区块，我们策划了马渡现代农业园项目，主要功能就是种植无公害、有机蔬菜或粮食等现代农业种植。我们将其规划为现代化绿色生态农业园，采取“公司统一经营”的经营模式，由公司统一种植无公害、有机蔬菜或粮食。蔬菜品种可选择七彩甜椒、莴苣、番茄、茄子、黄瓜、苦瓜、南瓜、丝瓜、葫芦等；粮食品种可选择小麦、玉米等，种粮由公司的农工统一采用现代化农机具，实现机械化耕作，可根据农忙需求临时雇佣农户参与耕作。收获的农产品，由公司对外销售，收益归公司，农民通过在公司做工和参与公司分红取得收入。

针对马渡村外围东北部和马渡村西南较集中的成片地块，由于地块范围内现有较成片的樱桃林约1400亩，因此我们策划了马渡樱桃园项目，经营模式采取“农户承包管理+公司统一销售”的承包经营模式。按初步测算的田间管理工作量（如每人10亩左右）农户对公司承包经营，农户负责成熟樱桃园的田间耕作、管理、采摘，公司负责提供技术指导、以适当价格统一收购并对外销售。公司通过以市场价对外销售取得销售收入，农户通过公司统购价取得稳定的收入，另外农户通过参与公司股份分红取得另外一笔收入。

针对马渡村西北靠近黄河大堤的零星农业地块和中部及南部北四环两边的

沟渠、道路周边零星边角农地，我们分别策划了鱼塘垂钓休闲园、菜园农业体验园、花卉种植园、中草药种植园等项目。这些项目采取“农户包干”的承包经营模式，农户对公司承包经营，农户负责田间耕作、管理、采摘，向公司交纳一定的承包费用，经营收益归农户。农户还通过参与公司股份分红取得一部分收益。

我们通过上述几种比较合理的农业经营模式，让农民有机会参与到失地后的农业经营中来，让农民和开发商在新农村建设进程中，能找到一个利益平衡点，基本保护了农民的利益，也能缓和农民和开发商之间的矛盾，挽回开发商的一些负面形象，最终推进新农村建设工作更稳步地前进。

第二篇：新农村建设中农业规划

尊重实际、尊重农民意愿，让农民得到实实在在 的利益，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战略目标与要求，同时强调要统筹城乡发展，加大对三农支持力度，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 实质就是解决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旧貌换新颜的问题，但要真正改变一 个地方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首先就得改变这个地方的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 型发展方式转向集约型生产方式。只有解决了农村的产业结构调整，解决了农 民的就业问题和增收问题，新农村建设才能步入良性循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休闲已越来越贴近人们的生活。如今，发达国家将进入休闲时代，发展国家也将紧随其后，休闲产业的发展越来越被许多国家所关注。我国的休闲产业起步较晚，只有近十年的时间，同国外几十年的发展历程相比，有着很大差距，而且我国目前还属于发展中国家，离真正的“休闲时代”还 有相当的距离，但是我国的休闲经济已经具备了相当规模，且呈现出蓬勃发展的 势头。特别是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旅游业、娱业、服务业和文化业都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使得休闲产业位于后来居上之势，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其休闲农业的发展是当今我国休闲产业发展的一个新领域，正在成为人们休闲消费的一个新热点。休闲农业是伴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闲暇时间的增多，生活节奏的加快，竞争的日益激烈以及人们对 城市生活和环境的厌倦而产生的，生活在拥挤繁杂都市里的人们渴望回归自然、体验宁静、纯朴的乡村生活，开始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并且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休闲农业蕴藏着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广一阔的发展前景，农村休闲农业的兴起，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 要作用。因此，加强对城郊休闲农业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研究具有其现实的可行性和紧迫性。体闲农业是发展现代农业的核心产业之一，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休闲农业蕴藏着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广一阔的发展前景。因此新农村建设过程休闲农业的发展战略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第一，有利于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通过结合农村丰富的自然资源，适时发展休闲农业，休闲农业在新农村经济中具有良好的带动性，可以打破产业界限，使第一、二、三产业融洽发展。在发展农业的同时可以带动农产品加工业、交通运输业、旅游服务业的发展，从而带动整个区域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第二，有利于加快农村的城镇化建设，促使农村整治和基础设施建设获得长足进步。由于休闲农业的发展需要诸如水、道路等配套基础设施工程，电、这些投资建设逐渐规模化、规范化、合理化，有利于促进农村向城镇化方向转变，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的步伐。第三，有利于提高湖南农业的经济效益，促进当地经济发展。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与国际接轨，我国传统农业正向现代农业转变，休闲农业为这种转变提供了一种新的有效途径。它不仅能够提高农业产品的商品量，还能够把农业的生态效 益、民间文化等无形产品转化为合理的经济收入，从而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带动当地的农村、农业的经济发展。第四，有利于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休闲农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其发展与其他产业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一般来说，休闲农业每创造一个直接就业，就可能产生更多的间接就业机会，从某种角度来讲，会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向这种产业转移。第五，发展休闲农业充分依托农林牧副渔业资源、乡村田园、民俗文化等资源，提供田园风光、鸟语花香的自然环境，这有利于生态环境建设，将这种生态经济形式能促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

第三篇：新农村建设中三农问题研究

四、当前农民的基本素质状况及原因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农民的发展，只有农民素质提高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才有保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的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农民素质从整体上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还不相适应。

（一）当前农民的基本素质状况

1． 农民的文化素质偏低

文化素质是一个人整体素质的基础，其主要体现指标是农民受教育的程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的知识文化水平从总体上讲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但整体的文化水平仍然偏低，文盲、半文盲还占相当的比重。2007年，《农村经济绿皮书》中指出：据统计，占全国劳动呼总量比重约为70%的农村劳动力中，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比重高达78.8%。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15岁以上的文盲、半文盲有1.5亿人以上，其中青壮年文盲达3500万人，每年还有新生文盲100多万人，在一些贫困边远地区及少数民族地区文盲人数还在上升。文化水平低制约了农民学习应用农业科学技术的潜力。而且，农村文化程度高的人员流出较多。这就使本来已经步履维艰的农村发展雪上加霜。据资料显示，异地常年转移农民人数占同类文化程度人数的比例是：大专和中专文化程度均为100%，高中文化程度为49.7%，初中文化程度为33.9%，小学文化程度为18.4%，文盲和半文盲为8.95%。由此看来，我国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不仅偏低，而且大量外流的人员均是文化程度较高的一批人，这在一定时期内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业现代化进程。

2． 农民的职业技能素质偏低

农民的职业技能素质通常是指农民所具备的科技知识水平，反映在农民所掌握的科学技术知识的数量、质量以及运用于农业生产实践的熟练程度上。现代农业的发展过程，实质是先进科学技术在农业领域广泛应用的过程。只有用现代农业科技知识培养造就新型农民，让农民学生使用先进的技术和装备，才能有效推进现代农业进程。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得到明显提高，但是总体来看，农民群体掌握的职业技能还较少，不能适应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1）农民的科普知识缺乏。农民对于与农业有关的知识大多来源于祖辈相传的经验，而这些经验有些是科学的，有些是完全错误的。对于农民来说科普知识的缺乏直接导致农业生产中常识性知识的无知，比如土壤、肥料等的认识误区，对环境保护以及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缺失都会导致农民在生产过程中错误的施肥操作；再比如对一些农作物和果树的生长知识把握不准，不但不会增加自己的收入，还会造成减产甚至绝产，影响农民的生产和经营，进而影响农民的发展和增收。

（2）农村科技人员数量少。从全国农村技术人员的拥有水平来看，远远满足不了现代化农业建设的需要。在日本，80%的青年农民都具有高中文化程度，德国35岁以下的农村劳动力中有70%的人受过农业职业教育。据报道，我国农村平均每万人中的技术人员不足7人，约占全国农业人口的0.06%,远远低于美国的0.24%和日本的0.28%。平均每406.6 h㎡耕地只有1个农技人员，大约平均100多个乡镇企业只有1名科班出身的专业技术人员。这种状况与我们农业大国的地位是不相称的，对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建设与发展也是相当不利的。

（3）科技在我国的农业生产中的贡献率还很低。目前，世界经济发展中科技的含量越来越高，一些发达国家的农业科技在整个农业生产中贡献率一般已达60%----80%，而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农业仍以人畜力为主，机械化程度不高，农业科技在农业生产中的贡献率只有20%左右。这种文化科技水平距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需要相差甚远。农民掌握的劳动技能少，大多数农民往往只知道从事粮食生产，而且是传统方式，近几年虽然状况有所改善，但掌握多种技能的现代农民依然很少，特别是缺乏农业技术推广人员。

（4）农民的职业技能水平较低。根据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综合改革处的统计，到目前为止，在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职业技能培训的只占0.20%，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教育或培训的只占3.4%，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只占0.13%，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竟高达77%。目前，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人员只有88万人，初中文化程度以下的就占了60%.此外，职业教育供求矛盾突出。一方面，农民迫切需要提高驾驭现代农业的知识和技能，外出务工农民迫切需要加强职业技能培训；而另一方面，大多数农村职业学校“等米下锅”，招生不足。与现在农村劳动力80%以上的职业学校正面临生存危机，农业中专更是难以为继。出现这种落差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学校教育脱离农民生活，脱离农村经济状况，不能为农村学生带来很好的就业出路，致使许多农家子弟面临“升学无望、就业无门、致富无术”的尴尬局面。

3． 经营管理素质偏低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作为生产经营者，其市场观念逐步增强，经营管理素质有了较大的提高。但总的说来看，农民的经营管理素质与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要求还很不适应。具体表现在：

（1）市场观念和信息观念比较淡薄。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封建传统思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农民市场意识淡薄，不懂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驾驭市场能力差，不能及时捕捉经济信息、预测农业市场走势，缺乏根据市场变化调整和组织生产的能力。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经营、管理、组织、协调能力不强，缺乏经营观念、科学管理方法、勇于承担风险的创业精神和敢于竞争的素质。

（2）经营知识匮乏，参与市场的能力不强。由于大多数农民没有接受过经营管理方面的教育和培训，不了解农业经营管理的基本知识，因而缺乏现代化的经营意识和经营能力，缺乏科学的经营管理方法，怕承担风险，无法适应现代化经营管理。农村从事种植业的农民，多半停留在传统耕作水平上，生产方式简单，劳动手段陈旧，经营管理粗放。他们不计劳动资料成本和劳动力投入成本，不讲投入产出效益，不会合理配置劳动资源、调整生产结构，无法预测市场变化。从事乡镇企业、交通运输、商业服务等第二、第三产业的农民，其经营管理素质优于种植业的农民，但绝大多数的经营管理关非自觉意识下的行为，而仍是一种凭直觉经验的、带有相当程度盲目性的行为。

（3）短视行为严重，缺乏长远的可持续发展观念和发展规划。农民由于综合素质偏低，往往在生产经营中缺乏长远打算和可持续发展的观念。特别是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下，在生产经营中不能随社会的发展很好的调整自己的产业，往往手足无措，缺乏再发展的能力，所以大多数的农民产业往往停留在低层次上运转，难以向高附加值产业转换。

（4）从众行为严重，从众行为在我国小规模的农户经营中非常普遍，表现在农业生产劳动中有两种：一种是谨慎从众，一种盲目从众。谨慎从众行为是农民思想保守、缺乏自信、谨小慎微心态的表现。据2001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显示，81.3%的农民群众对新技术、新产品的态度是“观察别人用的结果再做决定”。这种谨慎从众行为虽在一定程度的降低了生经营风险，但却容易丧失得利机会。盲目从众行为是农业劳动者在生产中急于求成心理的表现，其结果造成我国农产品市场缺少个性和特色，放大了产品生产过剩或短缺的信号，扭曲了农业生产结构，增加了农业生产的市场风险。

4．农民思想道德素质较低

农民的思想道德状况决定着农民的社会经济行为，是体现农民素质的重要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有了较大的提高，农民的竞争观念、时间观念、科技观念、人才观念等明显增强、助人国乐，勤俭节约、勤劳朴实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得到了弘扬，关心社会、关心集体、当家作主的观念开始强化。但是，我国农民在思想素质和道德观念上仍然存在一些缺陷，与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极不适应。具

体表现在：

（1）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淡薄。市场经济发展的近二十年来，由于受功利主义、个人享乐主义的影响，一些农民比较关心自己的得失成败，不再热衷于国家大事、集体事业。

（2）道德失范、价值判断失准。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农民固有的一些优良道德传统所剩无几。特别是由于我国处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根植于自然经济的传统道德价值观念由于市场经济而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于是农民头脑中出现思想道德价值观的空白，再加上市场经济下不良风气如拜金主义、趋利主义等影响，产生了诸如损人利已、缺乏同情心等错误观念。而农民纯朴、善良、乐于助人等优良品质已经越来越少，只讲利益的不良风气开始侵蚀着过去社会中最纯朴的群众——农民。体现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的“孝顺”正越来越受到忽视，一些农民由于多种多样原因而出现阶段“宁给孩子（后代）万元钱不给父母一碗饭”的情况。

（3）生育观念陈旧。表现在农村的计划生育中，大量农民依然寻求生个男孩以“传宗接代”，甚至有些农民宁愿交罚款也要生男孩。直接的后果是超生和新生儿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导致农民经济收入的下降和素质的降低，越落后超生越严重，农民越贫困，从而使超生与人口素质低下、贫困互为因果，恶性循环，很难摆脱落后的面貌。

（4）封建迷信死灰复燃。以求医问药和丧事活动为主的封建迷信活动近几年在有些地方又有所抬头。建房修坟问卜占卦看风水，遇灾患病求神拜佛请巫婆等现象在增多；制作、兜售封建迷信用品的人员在增多；一些人打着科学的旗号，拉帮结社，传播邪教理论和组织邪教活动；有些地方迷信活动频繁。

（5）宗族观念有所抬头。近几年，在农村复古落后的宗族观念有所抬头，这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新农村“管理民主”的目标是格格不入的。表现在续家谱、建宗祠等活动上，并与地方基层政权形成了一种形式上的对抗，威胁农村的稳定和团结。

（6）心理素质低下。具体表现在：①自卑。农民的自卑表现为胆小、怯懦，不敢面对困难，害怕竞争，保守。因此，他们一般害怕与陌生人打交道，尤其是离开家乡去外闯荡的农民更是如此，害怕“有事求领导”。流动农民对自己的人生不敢有过多的设想，大部分人抱着过一天算一天的想法。对财富的追求使一些农民存在侥幸心理，甚至不惜铤而走险，于是赌博、欺骗甚至犯罪都是在这样的暴富心理之下产生的。②狭隘的攀比心理。在农村普遍存在着攀比心理和行为，农民修建的楼房要尽可能比别人的高，比别人的豪华，拿出的“红包”要比别人的厚，家里所办洒席要比别人的热闹，在亲朋好友之间的相互攀比中得到应有的自尊和自我成就感。③盲从与固执并存。这是当前影响农民发展的主要心理因素。在市场化过程中，农民尝到了科技的甜头，所以一旦看到别人靠科技致富，他们就会不管不顾，缺乏理性的思考盲目跟从，但是同时在生产中他们又会非常因执，不管你宣传的科技多么先进、产品多么畅销，在农民没有亲眼看到成果之前，他们大多都会固执的坚持原有做法。这种集盲从与固执于一身的心理特点使农民既容易在生产上遭受损失又容易错失机会。

5.农民民主法制意识相对薄弱

农民民主意识弱，政治参与积极性低。民主作为一种社会观念和一种信仰能够深入民心是民主政治建设的追求；公民拥有高水平、深层次的民主意识是民主政治建设的直接目标之一。在我国，农民是人数最多的社会阶层，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民主意识不平的高低可以直接反映出我国现阶段的公民整体民主意识水平。目前，在政治建设过程中，我国已经在农村实施了多项有益的改革，特别是大力提倡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加大了对农民民主意识的关注。但是，总的来说，由于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再加上受小农意识的封闭性影响，我国农民的民主意识仍然十分缺乏。对待政治问题，表现出参政热情不高，参政程度不够等情况。他们较少关注国际国内的重大事件，在最能体现广大农民政治意识意愿的村委会选举中，许

多人都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同时，农民参政议政能力不够，许多农民表达自己政治要求的能力比较低，所以往往在政治活动面前处于被动地位。农民的政治民主意识以及观念淡薄，已经阻碍了农村民主化进程。

与此同时，农民的法律素质自欺欺人 依法办事能力还比较薄弱。近年来，随着农村普法宣传教育的展开，农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不断增强。但由于农村人口基数大，加上农民本身接受能力、理解能力有限，整体上农民的法律知识水平还非常有限，仍有相当一部分农民法律意识、法制观念还比较淡薄。比如有的把计划生育超生视为自己的事，把伤害别人视为自家的事；有的横行乡里、欺行霸市、小偷小摸；有的因不懂得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尤其遇到纠纷时不善于用法律解决问题，导致斗欧伤人、触犯法律。一些很小的纠纷激化为刑事案件；有的因私利作祟，侵占或盗窃他人财物； 有的将权利和义务对立起来，对法律条文中与自己有利的抠着不放，于自己不利的不予承认，等等。

6．农民的身体健康素质普遍偏低

农民的身体健康素质主要体现在农民的发育是否健全，智力是否完好，体质强弱等方面。农民的身体健康素质是开展农业生产劳动的基础和保证。由于农业生产劳动中有较多的属于体力劳动，大部分工作仍然需要在野外进行，条件相简陋，工作时间较长，而且农民在农忙季节往往需要加班加点、超负荷劳动。因此，农民的身体健康水平对于生产效率影响极大。但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农村居住条件差、饮食不卫生、医疗保健条件差、婚配范围狭窄、近亲结婚多等原因，造成我国农村人口身体素质普遍偏低。特别是在部分贫困地区，由于农村经济相对落后生和生活贫困，身体素质受到严重影响。据统计，中国每年约有20万---30万先天生畸形儿出生，加上出生数月和数年才显现出来的先天残疾儿童，总数高达80万——120万。每年新生儿因发生窒息而导致脑瘫、癫痫和智力低下者有20万----30万，而这些情况更多发生在农村。农民身体健康素质的低下，不仅严重制约和影响了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而且严重影响了我国农民脱贫致富的步伐。据统计，目前我国因农业劳动者身体健康状况而导致贫困的农户约占贫困户总数的30%~40%。

（二）造成目前农民素质偏低的主要原国

1．城乡二元结构和国家的投入不足

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里，城市优先发展的战略致使农村落后于城市，农村各类学校在校舍建设、教师待遇、师资队伍的质量与数量、学生学习条件等方面都远不如城市学校。农村基础教育整体水平落后，农村升学率低于城市，加上农村家庭经济条件和婚育观念等因素的影响，致使农村青少年接受教育的年限短，女性接受教育的年限更短。这种状况是有一定的历史客观原因的，随着国家财力的改善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时机到来，应逐步改变这一局面。

2．乡村思想文化教育活动内容贫乏

由于政府投入不足，政策制度局限，基层政府对农村文化建设不够重视，导致农村基层思想文化教育基础设施落后。大多数乡村没有规模较大的村级图书室，有的连可供农民日常学习的报刊资料阅览地点都没有。有线电视近几年才面向农村铺开，网络等现代传媒手段还未在农村广泛延伸，农民进行自我学习的渠道少。另一方面，基层政府虽然较重视农民的科技培训，但对农民的思想引导及乡村文明教育活动开展得较少，广播、电视等远程教育中适合农民收看的节目也不多，基层思想教育和文化活动的贫乏，必然影响农民综合素质尤其是人文素质的提高。

3．农民教育培训缺乏总体部署，未能充分发挥作用

虽然承担农民培训的部门不少，但却没有专门的部门来统一组织、部署，大多数各自为政。培训的系统性、连续性、针对性不强，有时培训内容、人员安排存在重复、交叉。一些地方虽有较好的培训规划，但因机制和资金不足，能全部落实的少。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应是农

民接受教育的重要途径，但大多数农村职教成教起步晚、师资力量弱、办学条件差，未升格的中等农业学校及农业职业高中针对大农科的招生逐年萎缩，甚至停招。加之实习基地不健全，教学手段落后，难以培养学员的动手能力。很多乡镇农民文化技术学校处于停办状态，在农民教育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一些公办培训机构市场开拓意识不强，时办时停。因此，面向农业和农村的职业教育、成人教育未能充分发挥其应该有的作用。

4．未充分重视农民的主体地位，科技培训未能在农民中大范围推广

在以往的农村工作中，普遍存在对农民的主体地位认识不到位的现象，农民教育也不例外。各级地方政府虽为农民举办了一些文化科技培训，但组织实施却是政府包办代替，很少让真正的农民参与进来。过去的培训对象主要是村组干部、种植养殖大户、科工贸骨干等，然后希望通过他们把学到的知识和经验再传授给农民。但实际上由于基层条件和各种主观因素制约，先期受训的人很难将当地农民组织起来再培训、再学习，对农民的知识传授出现“断点”、重复性培训多，导致少数人多次参训，多数农民却很少参训，培训收益覆盖面小。

5．劳动力转移使农村从业人员素质呈现结构性下降

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显示，在全国34874万农业从业人中，20岁以下占5.3%,21~30岁占14.9%，31~40岁占24.2%，41~50岁占23.1%,51岁以上占32.5%;男性占46.8%，女性占53.2%。显然，由于“高考跳农门”和“转移出农门”，导致目前农村从业人员中，40岁以下的青壮年劳动力不到40%，有文化技能的少，女性劳动力和老龄者偏多，农村和农业从业人员素质已呈现结构性下降和女性化的特征，这种人力资本结构对农村和农业的长远发展是极为不利的。此外，很多农民甚至包括一部分村组干部，思想上安于现状，认为学文化误生产，上学还花钱，缺乏忧患意识和学习发展意识，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自身素质的提高。

第四篇：农业企业化经营模式及发展对策研究

农业企业化经营模式及发展对策研究

[摘要]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农村地区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30年来这种模式促进了农村发展,保持了农村稳定。然而随着我国实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村地区的发展面临新的挑战,传统的经营模式在促进经济发展、应对市场化方面有些力不从心。因此,探索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成为时代的要求。昌吉市大西渠镇在这方面作出了艰辛的探索,创立了“支部+公司+协会”模式。文章着重以哲学的视野来分析这一模式的现实根源和经验不足问题,力图对这一模式的实践价值作出恰当的分析,对于完善发展这一模式有所帮助。

[关键词]“支部+公司+协会”模式;经济体制;生产关系;哲学思考

[基金项目]“新疆大学世川良一优秀研究生”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戴秀玲,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研究生,新疆乌鲁木齐,830047

[中图分类号] F30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23(2010)02-0072-0002

一、大西渠镇基本情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大西渠镇距离昌吉市新区4公里,是位于天山北坡一个以乡镇工业为主体、以高效农业为基础、以商业服务为纽带的近郊大型综合集镇。全镇面积187平方公里,总人口1.56万人,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70%,农业产值占工农业生产总值的40%,2008年实现镇域生产总值4.6亿元,畜牧业实现产值6000万元,种植业实现产值7500万元,财政收入实现250万元,农牧民人均年纯收入达到5879 元[1]。

二、传统经济体制困境的哲学分析

(一)传统体制的根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一个整体,即社会的生产方式。在生产方式中,在生产关系这个统一体内,作为内容的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经常处于不断发展之中。作为形式的生产关系则是相对稳定的因素,一定的生产关系一经确立之后,在一定时期内则保持相对不变。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各自特征,决定了一定的生产关系在历史发展中既具有一定质的稳定性,又具有迟早发生变革的必然性。因此,生产方式的更替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可以说,在新时期农村经济发展陷入困境,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某些环节和生产力的发展逐步不相适应,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逐步发展的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地区在废除不适合农村生产力发展的人民公社体制以后,建立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经济体制。这一体制的核心是维护农民一家一户的包干到户的经营模式,从而在当时的情况下可以最大程度地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实行这种体制的初期,确实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据统计,1983年,“包干到户”的生产队有576万个,占总数的98%。粮食总产38728万吨,增产9%。棉花463万吨,增产29%。1984年,粮食总产40731万吨,增产5%。棉花625万吨,增产34%[2](P135)。然而,相对稳定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促进了经济发展的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步落后于生产力。具体体现在:

1.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适应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业的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突出体现在:农业机械特别是大型农业机械的运用;单位种植面积所需劳动力的减少,农民大规模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粮食产量的大幅度提高,2004年,我国粮食产量突破9100亿斤;农民的科技水平和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1999年,我国在农村地区基本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①。

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客观上要求建立一种适应其发展的新的经营模式。这种模式应该具有如下特征:经营权从一家一户向集体转移,使之有利于大规模应用农业机械、大规模普及农业科技;有利于在提高农民素质的情况下,减少农业劳动力的数量,降低人力成本;实现规模种植的市场化、专业化。旧有的体制不能适应这种发展,因此进行变革成为必然。

2.与适度规模经营不适应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强调的是农民以户为单位的经营自主权。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业的科技水平、市场化程度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客观上要求实现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采用大农业的经营模式,实现规模经营、集约经营,以此来降低采用先进农业科技的成本,实现农产品生产的标准化。另外,适度规模经营可以发展特色农业,促进农民增收和致富。各种农副产品的加工生产客观上要求经营规模的扩大、生产经营权的集中,而旧有的体制无法适应这种变化,结果促进农业发展的作用逐渐减弱,最终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二)传统体制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与时俱进

马克思主义认为,作为生产方式中最活跃的因素――生产力是不断发展的,因此生产关系必须不断地进行变革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假如生产关系长期保持不变,就会由原来的促进作用变为阻碍作用。

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迅猛发展的现实相比,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则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没有进行相应的变革。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农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经历了乡镇企业的崛起、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农业的升级等巨大的变迁。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经营体制却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并且在1998年,我国农村改革20周年之际,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行了强化,承诺保证农民的土地承包权至少30年不变。

这样,农村经济的发展和旧有体制的矛盾逐渐尖锐起来,最终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阻碍。进入21世纪,我国从2000～2003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只比上年增长2.1%、4.2%、4.8%和4.3%,可见这种体制在促进农业发展方面的乏力[3]。

因此,面对快速发展的农村经济和农村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市场化程度低、农业集中程度低、集约化程度低、科技水平低的特殊困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必须进行相应变革。而昌吉市大西渠镇在这方面作出了艰辛的探索,创立的“支部+公司+协会”模式,则是在坚持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对这一模式的大胆创新和突破。

三、“支部+公司+协会”模式的哲学分析

(一)“支部+公司+协会”模式的基本情况

农业是大西渠镇的农牧业增收的基础产业。镇政府用工业的组织形式培育市场主体,移植工业社会化生产方式组织农业生产,采用工业技术手段推动农产品加工,运用企业销售策略搞活农产品流通,参照企业整合来增加农业投入,全面创新农村基层党组织设置,创新抓农业、抓农村工作的思路和方法,探索出了“支部+公司+协会”的新型农村产业化经营模式,即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以龙头企业为依托,以协会为纽带的“三位一体”新型农村经营管理模式。通过支部抓产业、公司抓投资、协会抓服务,把党的组织领导、政策引导、发动群众的优势与企业具有的市场、资金优势和专业协会的技术、信息有机结合起来,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找准了农村党的建设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有效结合点,走出了一条新路。

(二)“支部+公司+协会”模式的哲学思考

1.充分发挥了人的主体作用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实践中的存在。在实践活动中,人把自身之外的存在都变成了自己活动的对象,变成了自己的客体。在这种实践活动中,调动主体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主体所蕴涵的“人的自然力”所运用的知识和经验即智力和智慧因素对于实践活动的开展和顺利进行无疑具有很大的作用。

在“支部+公司+协会”模式中,该镇将农民组织的协会纳入模式的决策和执行主体中,利用农民土地入股、参与分红等方式激发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使农民在促进自身利益实现的同时也实现了共同富裕。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力军,也是实现自身利益的决定力量。要发展农村经济必须发挥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该模式发挥了农民在养殖、种植、畜牧方面的优势,人尽其才、地尽其利,最大限度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促进了农民的增收、农业的发展。据统计,2006年该镇畜牧业实现产值6000万元,同比增长10%;种植业实现产值7500万元,同比增长11%;农牧民人均年纯收入达到5879元,同比增加610元[4]。这在全国农民增收只有6%的情况下,无疑是个奇迹。

2.坚持了与时俱进,进行制度创新

创新是一个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解放思想是实现认识提升的重要手段。制度创新是各项创新中具有基础性地位的活动。制度创新可以带动其他各个方面的创新。

大西渠镇在改革之前也面临着发展的困境。随着2005年农业税的取消,农村基层收入锐减,农村基层组织的运行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运转困难。在传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无法解决这个难题。另外,村级差距扩大,镇域范围内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已经凸现,成为一个发展难题。

因此,该镇在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情况下,创造了“支部+公司+协会”模式,在产业发展上,以更大规模的集约经营,带动农民的共同富裕,以企业化的运作模式促进农业的市场化。该模式是打破传统思维,进行制度创新的结果。

通过对于“支部+公司+协会”模式进行哲学思考,我们可以发现该模式实际上是我国农村地区在探索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矛盾的一次尝试,是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一次完善。至于其在新疆范围或者全国范围内的示范意义还不能轻易下结论,但是它却可以看作一次体制的创新。

[参考文献]

[1]中共大西渠镇委员会.大西渠镇实现“支部+公司+协会”农村新型经营运作模式,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Z].2006.[2]凌志军,马立诚.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3]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政治发展进程2005年[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6.[4]郭新.大西渠镇实行“支部+公司+农户+农村”新型运作模式的探索和实践[J].综合调研,2005,(3).

第五篇：农业保险公司经营模式

农业保险公司经营模式

一、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经营模式

（一）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这是我国第一家相互制保险公司，在黑龙江垦区农业风险互助模式基础上改制而成，2005年1月正式成立。实行公司统一经营为主导、保险社互助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管理体制，公司统一经营种、养业分保业务和防灾减灾业务，保险社具体办理农险业务，自留保费50%，其余向公司分保。目前总公司下设1个分公司、9个中心支公司、94个保险社和1540个保险分社，共有会员20万人，初步形成了覆盖全省垦区的农业保险服务体系。2006年，公司承保五大粮食作物2424万亩，承保其他经济作物40万亩，保费收入2.28亿元。随着业务范围由垦区扩大至全省，该公司在开展种植业保险基础上，与省畜牧局合作开展了奶牛保险试点业务，省财政局补贴1000万元，为在全省开展奶牛养殖保险业务奠定了基础。目前已承保奶牛500头，保费收入10.8万元。

（二）吉林省安华农业保险公司。2004年12月，在吉林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吉林粮食集团等7家企业共同发起成立了安华农业保险公司。省政府安排了包括农业风险基金、政策性保费补贴和保险业务补贴资金在内的专项资金，并要求省内试点地区按同比例配套补贴资金。公司经营首先从龙头企业订单农畜产品开始，2005年重点开展了对德大公司、广泽乳业、吉粮集团等龙头企业经营的六大主要品种的政策性保险，覆盖10万农户，户均保险金额7500元、自交保费100元。在此基础上，公司扩大业务范围，开展商业性保险业务，至2005年底，已涵盖种养业、农民财产、房屋、健康、人身意外、责任保险等各个方面，走向了“大农险”发展之路。

2006年，安华农险在总结经济作物保险经验的基础上，积极研究推动农村大田粮食作物保险。按照“保障基本，盈亏平衡”原则，开发了玉米、水稻种植成本巨灾保险，在吉林市通过行政部门统一推动。玉米每公顷保额3000元，费率为10%；水稻每公顷保额4000元，费率为8%，保障责任为旱、洪、雹、风灾造成的生产成本损失。省政府划拨资金给予农民60%的保费补贴；当赔付额度不超过农民自筹保费时，公司将差额部分作为保险专项基金，用于下一年的保费补贴；大灾年份，公司最高赔付额度不超过农民自筹保费的2倍。截至2006年底，吉林市共承保玉米和水稻43668.7公顷，保障金额14100.61万元；保费收入1330万元，赔款支出666.8万元。

（三）上海安信农业保险公司。该公司在原人保上海分公司农险部基础上组建，上海市各区县财政或农委所属投资公司为主要投资人，共出资2.2亿，于2004年9月正式成立。公司采取“政府政策扶持、市场化运作”的经营模式，延续了上海市两项补贴政策。一是自1996年以来实施的市、区（县）两级财政对水稻、生猪、奶牛、家禽等九类传统种养两业险种实行30－35％的保费补贴；二是从1992年开始，将农村建房险纳入农险业务经营范围的“以险养险”补贴政策。目前该险种累计保费收入占农险总保费的一半左右，平均赔付率为10.5％。同时，根据农险业务的实际需要，上海市决定逐步扩大补贴范围和数量，并建立农业保险巨灾风险基金，对种、养两业险实行超赔补偿。

公司成立两年来发展势头良好。成立当年，市农业风险基金和公司保费收入0.99亿元；2005年，保费收入1.32亿元；2006年，保费收入1.63亿元。农业保险占上海农业生产总值的比例也从2004年的8%增加到目前的18%；保险产品由开业时的37个增加到60个；保险范围从传统农业扩展到现代农业，从自然风险拓展到市场风险，由生产领域延伸到流通领域和消费领域。2005年，上海经历了多次重大自然灾害和台风侵袭，安信农险累计赔付8000万元，2006年又先后为奶牛场患病奶牛无害化处理和碧利斯台风造成的损失赔偿53.9万元和55.3万元。

二、新疆自治区的保险公司自办模式

中国人保新疆分公司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在自治区政府行政、税收等政策支持下，自办以棉花为主的农业保险。其特点是：政府推动、公司经营；单独立账、独立核算；建立基金、封闭运行；滚存积累、逐年发展，做到了按灾赔付，略有节余。同时，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也在兵团内依靠行政方式推行农业保险业务。

但是，自2001年以来，由于税收等支持政策不能落实到位，以及人保公司统一核算等原因，农业保险发展遇到一定困难。按照保监会统一部署，新疆保监局加大农业保险工作力度，组织开展新形势下的试点工作。2005年提请区政府恢复成立了新疆农业保险领导小组，2006年研究制定了农业保险试点实施方案，选择阿克苏、喀什、和田、塔城、昌吉等五个地州作为首批试点地区，以粮食、棉花、大宗特色作物和大宗家畜等为主要险种，制定了为期三年的试点发展规划，印发全自治区，形成了政府主导、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区域统保、风险基金为后盾的发展模式。目前，农业保险下滑局面已初步得到扭转，2005年实现保费收入2.7亿元，同比增长8.3％，承保各类作物1609万亩，占总播种面积的28.87％。其中：承保棉花种植面积1171.38万亩，承保率达到67.44％。2006年，5个农业保险试点地区业务规模达到2998.6万元，同比增长9.19％，覆盖25个县市；全区农业保险实现保费收入2.84亿元，同比增长4.84％，为农业生产提供了64亿元的保险保障，支付赔款1.76亿元，自治区停办农业保险业务的地区已经逐步恢复。

三、江苏省的政府与保险公司联办共保模式

2004年11月，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与淮安市政府签定联办共保协议，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水稻、三麦（大麦、小麦、荞麦）、养鱼和农民意外伤害等保险试点。除市县财政给予参保农户50%的保费补贴外，还建立了超赔共保的风险分散机制，即出现超出保费规模的损失时，按照3:7的比例，由企业和政府共担风险，既降低了公司的经营风险，又减轻了政府财政兜底的压力。试点两年来累计承保20个试点乡镇的小麦和水稻88.49万亩，承保面积约占试点乡镇种植面积的80%；参保农户达10万多户，保费收入约505.41万元，支付赔款394.04万元。

2006年7月，人保、太保苏州市分公司与当地政府合作，开展水稻保险试点，试点范围覆盖全市所有67个乡镇，政府给予60%的保费补贴。一旦发生灾害，农户即使没有购买保险，也可以获得60%的赔偿。保险公司提取11.45%的管理费用，如遇大灾年份，分摊超赔损失10%（淮安模式分摊30％），且分摊上限不超过累计收取的管理费总额。试点以来发展较快，截至12月底，已承保水稻154.72万亩，覆盖57.12万农户，保费收入1569.62万元。

四、浙江省的共保经营与互助合作模式

按照“政府推动+市场运作+农民自愿”的原则，浙江省采用“共保经营”和“互助合作”两种方式开展试点。主体形式是共保经营，由在浙10家商业保险公司组建“浙江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共保体”，实行“单独建账、独立核算、盈利共享、风险共担”的管理核算制度，占最大比例（60％）的人保财险受共保体委托具体经营日常业务。互助合作是辅助形式，主要做法是依托农业行业协会、专业合作社，对风险较小的单一农产品进行“农户自愿缴费、财政适当补助、合作共享、自负盈亏、自我管理”的互助合作保险探索。试点时间统一暂定为3年。

在保险对象上，共保经营主要面向具有一定规模的种养大户，鼓励各类农业龙头企业、农业专业合作组织统一参加投保；互助合作的参保对象主要是自愿入会、自愿缴费的会员。在试点品种上，选择了规模大、投入大、产出效益高的11个农产品，产值约占全省农业总产值的70%。各试点县（市、区）从中选择不超过5个农产品进行试点，水稻是必选参保品种。在风险分散机制上，实行赔款不超过全省范围内农业保险保费收入的5倍封顶政策。在保险工作推动上，充分借助政府行政力量。

试点工作自2006年3月正式启动，截至2006年底，实收保费1221.33万元，赔付1537万元。其中，水稻投保面积17.86万亩, 生猪投保48.36万头，蔬菜大棚投保1.53万亩，奶牛投保3496头，青蟹投保6716亩。

五、四川省的商业保险公司代办模式

四川的农业保险试点工作是在保险公司自办基础上，争取地方政府支持而形成的代办模式。2004年5月，人保财险在眉山开展奶牛保险试点；2005年2月，中华联合在资阳、内江开展生猪保险试点。此后，这两家公司又逐渐扩大业务范围至10个市的20个县区。三个试点地区政府均采取了财政以奖代补的保费补贴政策，即农户在投保后，持保险凭证到有关部门领取保费补贴，保证了保费补贴及时到位。眉山市为鼓励农户投保，还出台了贷款优先政策，即农村信用社凭保单给予参保者相应保额的优先贷款，并借用行政力量强势推动。

2005年，试点地区共承保生猪4.35万头，奶牛1.03万头，保费收入226.3万元，赔款229.3万元；2006年承保生猪27.27万头，奶牛0.12万头，保费收入189.6万元，赔款162.9万元。由于经验不足，两个试点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经营亏损。四川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派出了包括保监局在内的联合调研组开展调研。今年5月，省政府专门下发“三农”保险发展意见，提出对政策性保险业务要单独建账，独立核算，用非亏损业务弥补亏损业务，实行“以险养险”。最近，眉山市政府修改了奶牛保险试行办法，适当提高了费率，改进了赔付程序，恢复了曾一度中断的试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