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第一篇：2017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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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心得体会

讲实话，对于学习习主席的知青岁月，刚开始我是有点迷茫的。或许是因为出生在 80 年代，并不能很好地体会当初那个年代的酸甜苦辣，只是从以前的教科书看过只言片语的描述或者是电视剧情节里面有些遥远的场景。哦，还有听爷爷奶奶讲生产队的事情，起早贪黑，去队里干活。但这些信息所勾勒出来的画面太少了，只有黄土、戈壁滩、窑洞、羊群、高粱地，几个戴着眼镜的小青年或者是扎着辫子透着文艺气息的女孩，而他们到底是怎么生活在那段岁月的，全然没有概念，就好像突然断片了，空白了，这也许就是 80后的我们所需要学习和探究的地方。

年龄与时代的鸿沟必然会带来许多思想上的不足，其实刚开始的迷茫不解，到后来看了有关于习近平知青岁月的对相关人员的一些采访实录的文字中才开始慢慢清晰，慢慢地想要去靠近那个年代。不，可以说是原本对于未知的年代就是想要了解的，但是不会主动去，只会被动地接受，而当主动去了解时，满脑子又开始有了各种问题？所 以，什么是“知青”，为什么会有“知青”，“知青”平时上山下乡的时候在干什么，“知青”的命运到底何去何从？ 在孔丹话语里的“难忘的青春岁月”就是那个时代的知青所经历的一段刻骨铭心的岁月。而当年的习近平才十五六岁。

十五六岁的年级，我们在干什么？我大概经历中考，刚上高中吧，那时的我满心念着的就是读书，生活的重心亦如是，这个年代的我们当时尚且如此，而在 60 年代无法进行高考，无法获得学习机会的环境下，这些“老三届”知青们必然也是非常想要读书的。其实我十分佩服这些咬牙坚持的知青们，其实他们好多人并不懂农活，几乎是从“手无缚鸡之力”蜕变到了能挑担子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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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的人，面朝黄土低头去尝农民的滋味，去体会实实在在的在土地上活的日子，在这样艰辛的同时，还能够手捧起诗书，不忘记远方不荒废时光，真的是“脚踏实地，仰望星空”的姿态。

虽然有着城市居民的户口，但我也是农村长大的孩子，虽然没有亲自拿着锄头挑着扁担，但从小我就在田埂边看着爷爷奶奶在田地里忙活的苦，春耕下种秋收冬藏，一年四季循环如是。这些经历也让我比城市里长大的孩子更懂得什么叫做“苦”的滋味，所以很多时候我都会提醒自己，自己的故乡在哪，“根”在哪，从土地里扎根长大的人，不能忘本。虽然我们不能去提醒苦难，已不能说经历苦难一定会得到什么，或许会被压垮呢？但不得不承认有一句话的正确性：那些不能打倒你的经历必然会使你更强大。苦难是苦涩难熬的，不仅是身体还有心灵，但是凡是从苦难中淬炼过还能坚强站立并前行的人，是值得敬佩和学习的。

中国需要像当年作为知青一员的习近平一样历经苦难，却依旧不忘本心坚定向前的人；而此时我们作为一名人民教师必然也要如此“脚 踏实地”，再去“仰望星空”。如能脚踏实地，远方再远也不必害怕；若是心中有梦，前路再艰险必然也不孤单！——————————————————————————————————————————————————— 地址：西安市未央区三桥街道新店温泉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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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心得体会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一书通过亲历者的讲述，再现了青年习近平在陕北七年知青岁月的成长历程。时光如烟，“知青”一词早已沉淀在历史的卷册中，而当下的中国，有一群支教的青年人在基层，书写着他们的青春岁月。而我，就是其中的一位。

总书记在梁家河破了“四大关”，而初来乍到的我，当时也面临着“三关”。一是“习俗关”。旬邑县地处关中北界，陕北南限，属渭北高原最南部，饮食、风俗的差异让我好一阵才习惯。二是“语言关”。在与当地学生的交流中，他们普遍使用的方言，让我竖起耳朵也难以听懂，为此，我结合普通话推广宣传周，在学校发起“说普通话”活动。通过师生学说普通话，我与他们的语言交流情况才大为好转。三是“生活关”。今年是我在旬邑支教的第六年，在这里安了家，也渐渐习惯了这里的生活习俗。

从学生身份转变为一名新店小学人民教师，困难很多，新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也不太符合当地教学实际。这一切都告诉我，要做好小学教育工作不能仅凭一腔热血，还需要充足的心理准备、扎实的工作技能，更需要俯下身子踏实工作。

总书记在梁家河挑粪拉煤、拦河打坝、建沼气池，同乡亲们打成一片，只有同群众一起，才知道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要想了解班里学生的实际情况，就必须眼皮贴近地皮，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搞调研。

对于问题学生，我们作为教师要积极深入群众家庭，走访困难家庭嘘寒问暖，积极与其家长沟通交流，年轻的我们需要慢些脚步，俯下身躯，把眼皮贴近地皮，走进学生心中，认识社会，读懂中国。

1969年1月，年仅15岁的习近平，在延川县梁家河大队自觉接受艰苦生活的磨练，始终与当地群众同甘共苦一起劳动，不管是什么苦活累活脏活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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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都干过。他由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脱胎换骨为群众眼里的能吃苦耐劳的好后生。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也正是这段艰苦的知青生活和磨难造就了青年习近平的黄土情结、人民情怀、领袖胸怀。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青年习近平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坚强不屈的奋斗精神是当代青年最好的榜样和教材。我庆幸生在一个有梦可以做，还可以实现的时代，我坚信每一个有理想有担当的当代青年心里都住着一个如青年习近平般的“年轻人”。

有人问：为什么你的目光总是坚毅？只因我扎根在祖国的土地里，我的青春值得铭记！——————————————————————————————————————————————————— 地址：西安市未央区三桥街道新店温泉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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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心得体会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一书通过亲历者的讲述，再现了青年习近平在陕北七年知青岁月的成长历程。时光如烟，“知青”一词早已沉淀在历史的卷册中，而当下的中国，有一群支教的青年人在基层，书写着他们的青春岁月。而我，就是其中的一位。

当年的主席从一个吃住用在城里的城市人下放到陕北农村劳动改造的“好后生”，让肯于吃苦耐劳的主席逐渐适应了角色转换。村民们对习近平的两个“死沉死沉”的书箱记忆犹新的时候;当读到习近平的窑洞炕沿上、铺盖上、枕头边上全都是书的时候;当读到知青们想出去蹭饭，他不为所动，说“你们弄到吃的，给我带回点来”的时候;当读到他晚上凑近煤油灯看书，煤油烟经常熏得他脸上、鼻子上都是黑的时候，对青年习近平的读书生活，给我不留下深刻的印象。虽然物质资源很贫乏，但是习近平的精神世界却是丰富的。从浮士德到马列，从文学到经济，从进入梁家河到离开梁家河，习近平一直没有中断过自己的学习。爱看书、好学习是习近平在梁家河村的一张名片。我们身为党的教育工作者，身为新店小学的一员更要注重学习，我们处在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我们面临的教育对象是国家与民族的未来，教师惟有不断的自我发展、自我提高、自我完善，才能更好的履行教育这神圣的职责。“我们做教师的人，必须天天学习，天天进行再教育，才能有教学之乐而无教学之苦”。我们教师要不断的更新教育理念，用先进的教育思想武装头脑；不断的掌握广泛的文化科学知识，更新知识结构；不断的学习现代教育技术，运用现代化的教育教学手段提高工作效率；不断的反思总结，在理论的指导下大胆实践、勇于探索，我们确不能懈怠，不能放松，一定要鞭策自己，努力跑在学生前头引导学生，这是共产党员教师应有的责任。面对知青岁月时的习近平，想着他对知识的渴求，刻苦耐劳品格，足以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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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从来就不是一个只会读死书，死读书的人，他的很多知识在他知青岁月中都得到了锻炼和应用，在淤地坝的建设中，他利用自己丰富的理论，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解决了土地不足的大难题；在沼气池的建设中，习近平也是利用自己的技术，为梁河村人解决了能源问题。习近平不仅懂理论，而且还懂技术，这就是他的活学活用。针对我们教师而言，在新时期，在教学观上也应该有一定的转变，不能为了教书而教书，叶圣陶先生说过：教是为了最终达到不需要教，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教学不光是简单的传授知识，要重在教学生掌握方法，学会学习，不能只让学生“学到什么”还让学生“学会学习”，学以致用。除了学习，还要注重启迪学生的智慧，给学生充分的空间、时间，发挥出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青年知青习近平，离我们并不遥远。虽然曾经的岁月无法再去经历，但是对党和人民的态度从来不会改变。《习近平的知青岁月》是当代青年树立正确人生观、励志成才的鲜活教材，是党员干部锤炼党性、提升素质的生动范本，也是我们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的最好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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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通过学习《七年知青岁月》有感

1969年1月，总书记15岁时到陕西省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落户，直至1975年10月。《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中共采访实录了29人，其中既有同习总书记一起插队的北京知青，又有同他朝夕相处的当地村民，还有当年同他相知相交的各方面人士，涵盖了当时社会角色中的方方面面，真实反映了那段艰苦岁月中，总书记的无私品德和高尚情操，也从这些人的口中还原了一个更加质朴的优秀青年干部形象。这些受访者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用真实的历史细节讲述了总书记当年“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历练故事，再现了总书记知青时期的艰苦生活和成长历程。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记录了人民领袖是如何“扣好人生第一粒纽扣”的成长经历。从书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心系百姓的有为青年，一个为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而努力打拼的“好后生”；一个贴近黄土地，贴近农民，下决心扎根农村的“好青年”；一个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办点实事的“好干部”。从书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以书为宝的有为青年，上山放羊揣着书，把羊栓到山坡上就开始看书；田地里干活，休息时间拿出新华字典记一个字的多种含义；碰到喜欢看的书就要把书看完，遇到不懂的事情就要仔细钻研。一个个生动的事例，一幕幕感人的场景，一个个真实的故事，正是这样一个吃苦耐劳、敢想敢干、奋发有为的青年，给了读者们最强烈的感情共鸣。

“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读过《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我想，我找到了答案。

第三篇：习近平七年知青岁月读后感

今年十一期间，仔细阅读了《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总书记 “扣好人生第一粒纽扣”的成长经历以及在陕北的知青生活，让我感受颇多。一是理想信念的选择。总书记不满16岁就响应党的号召从首都到陕西省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插队，总书记强烈的理想信念，以及坚定、执着、成熟的思想是他选择自己成长之路的基础。二是高尚品质的体现。克服跳蚤关、饮食关、劳动关、思想关，来到下乡条件最艰苦的陕北山沟沟的农村里，而且一待就是七年。总书记坚韧的意志和崇尚的品格，以及密切联系群众、扎根中国大地的这份情怀，我们就能更深切地体会他所说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就能更坚定地站稳人民立场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他的这种伟大情怀确实值得我们学习。三是勇于担当的展现。在知青期间，因家庭问题影响总书记入团入党返京等问题，使他承受了很大的痛苦和压抑，但是，总书记勤于学习、思考，借助陕北这块神秘的革命圣地，总书记转变思想下决心像他的父兄一样好好在农村干一场。重返梁家河后就是凭着一股要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劲头，动员群众，敢想敢干能干，充分体现了一位党员干部的责任和担当，硬是克服困难办成了。心系老百姓，这是总书记的担当。

2017年十一期间，我静下心来仔细阅读了《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总书记 “扣好人生第一粒纽扣”的成长经历以及在陕北的知青生活，让我感受颇多。一是理想信念的选择。总书记不满16岁就响应党的号召从首都到陕西省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插队，总书记强烈的理想信念，以及坚定、执着、成熟的思想是他选择自己成长之路的基础，想想现在的孩子，下到农村去生活，那是天方夜谭的事情。二是高尚品质的体现。下乡面临的是什么呢？是跳蚤关、饮食关、劳动关、思想关。想一想一个北京高级干部大院长大的孩子，骤然间来到偏僻落后的农村，而且是知青下乡条件最艰苦的陕北山沟沟的农村里，一待就是七年，总书记下乡的地方和我祖籍（陕北子洲）相距不远，与我儿时陕北落后的印记也很相似，挣工分、修梯田、分细粮、换粮票、看露天电影、闹秧歌等等，总能勾起我儿时模糊的记忆。总书记坚韧的意志和崇尚的品格，以及密切联系群众、扎根中国大地的这份情怀，我们就能更深切地体会他所说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就能更坚定地站稳人民立场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他的这种伟大情怀确实值得我们学习。三是勇于担当的展现。在知青期间，因家庭问题影响总书记入团入党返京等问题，他精神上所受到的痛苦和压抑，甚于体力上和生活上的苦，但是，总书记勤于学习、思考，借助陕北这块神秘的革命圣地，使总书记下决心像他的父兄一样好好在农村干一场。70年代的中国农村体制死板，办事也非常不容易，总书记重返梁家河就是凭着一股要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劲头，动员群众，敢想敢干能干，充分体现了一位党员干部的责任和担当，硬是克服困难办成了。心系老百姓，这是总书记的担当。

三是。

白兴光同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习近平在文安驿公社插队期间，是一名普通知青，他能够入党是因为他符合党员标准，表现好，具备入党条件；他当支部书记是因为他能力强；公社推荐他上大学是因为他贡献大。这些都是他自己奋斗的结果，不需要、也没有任何人给予特殊的关照。我们只是履行了基层党委、政府应尽的职责。”这是一个普通基层党员干部的担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发展到今天，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同样需要我们保持担当这样一种精神状态，保持这样一种工作作风，强化和坚守共产党人的责任。

这期间，习仲勋同志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入团入党希望渺茫，下乡一两年之内，一起来插队的知青陆续都走了，他精神上所受到的痛苦和压抑，甚于体力上和生活上的苦，但是，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总书记没有消沉，我认为这既得益于习近平同志的学习、思考，也得益于陕北这块神秘的革命圣地，陕北是个神奇的地方，它不仅是革命圣地，更是中华民族的根之所在，习近平同志在最彷徨的时候，是老区人民无条件接纳了他，为他提供了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能够发挥个人潜力的天地，帮助他最终过了“思想关”，使他下决心像他的父兄一样好好在农村干一场

从书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心系百姓的有为青年，一个为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而努力打拼的“好后生”；一个贴近黄土地，贴近农民，下决心扎根农村的“好青年”；一个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办点实事的“好干部”。从书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以书为宝的有为青年，上山放羊揣着书，把羊栓到山坡上就开始看书；田地里干活，休息时间拿出新华字典记一个字的多种含义；碰到喜欢看的书就要把书看完，遇到不懂的事情就要仔细钻研。一个个生动的事例，一幕幕感人的场景，一个个真实的故事，正是这样一个吃苦耐劳、敢想敢干、奋发有为的青年，给了读者们最强烈的感情共鸣。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心得体会：走过七年知青岁月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近日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由29名采访对象的口述汇集起来的一本采访实录。在当今各种出版物非常丰富、十分海量的情况下，这部书却吸引着广大读者争相购买。看过这本书，我找到了答案。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讲的是人民领袖的书，记录了人民领袖是如何“扣好人生第一粒纽扣”的成长经历。从书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心系百姓的有为青年，一个为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而努力打拼的“好后生”；一个贴近黄土地，贴近农民，下决心扎根农村的“好青年”；一个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办点实事的“好干部”。从书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以书为宝的有为青年，上山放羊揣着书，把羊栓到山坡上就开始看书；田地里干活，休息时间拿出新华字典记一个字的多种含义；碰到喜欢看的书就要把书看完，遇到不懂的事情就要仔细钻研。一个个生动的事例，一幕幕感人的场景，一个个真实的故事，正是这样一个吃苦耐劳、敢想敢干、奋发有为的青年，给了读者们最强烈的感情共鸣。

“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读过《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我想，我找到了答案。文 章来源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已经看完了，感慨良多，总结起来，可以用3个词来概括：

一、情怀

习近平同志于1969年1月13日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到陕西省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插队，当时他还不满16岁，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现在孩子刚上高中的年纪，想想我们的孩子，去上高中，不说车接车送，厚一点的衣服、裤子、被子都是肯定不洗的，那他下乡面临的是什么呢？是跳蚤关、饮食关、劳动关、思想关，一个北京长大的孩子，骤然间来到农村，而且是知青下乡条件最艰苦的陕北农村，一待就是七年，这期间，习仲勋同志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入团入党希望渺茫，下乡一两年之内，一起来插队的知青陆续都走了，他精神上所受到的痛苦和压抑，甚于体力上和生活上的苦，但是，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总书记没有消沉，我认为这既得益于习近平同志的学习、思考，也得益于陕北这块神秘的革命圣地，陕北是个神奇的地方，它不仅是革命圣地，更是中华民族的根之所在，习近平同志在最彷徨的时候，是老区人民无条件接纳了他，为他提供了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能够发挥个人潜力的天地，帮助他最终过了“思想关”，使他下决心像他的父兄一样好好在农村干一场，1973年他对朋友雷平生说：“我1974年不上大学了”，“我到梁家河毕竟好几年了，老乡对我不错，我不能就这么走了，得帮助老百姓做点事儿。”说这话的时候习近平同志在赵家河参加“整队”工作，积累了不少农村工作经验，他的考虑是回梁家河后为村里做些实事，带领老百姓把粮食产量搞上去，为这片土地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想法固然是正确的，但从个人角度来说，上大学机会难得，而且当时政治形势复杂，未来是否还有机会很难说，但是他的想法很朴实：老百姓养育、培养了自己，自己就应该有所回报，走不了就在这儿待着，这辈子就当个农民吧！

还有1982年，习近平同志担任耿飚的秘书一段时间后，决定下基层、回农村去工作，耿飚劝他去野战军，但他认为国家已经步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在地方上会比在军队里接触的事物更全面，更接近民生民情，对自己的全面锻炼更有利。再者觉得自己在陕北干了7年，知识和经验最丰富的积累，还是从农村来的，而且农村目前正处在改革的前沿，还是到农村去才更能发挥他的优势。他对朋友陶海栗说：“这次下去，干得好，将来成就一番大事业，干得不好，就在下面给老百姓做些实事，也没什么。”

不管是下乡时选择上大学，还是留北京继续做耿飚的秘书工作，以常人来看都是一条坦途，相反，留在农村甚至在好不容易离开农村后又回去，这样的抉择在我看来确实是不同寻常，伟人之所以伟大或许就是因为他们不走寻常路，总书记选择了一条艰苦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的路，确实是因为他把老百姓装在了心里，他把自己称作“黄土地的儿子”，是真正把自己的思想情感融入了这片黄土地，融入了中国最基层的农民群众中间，融入了与他们一起为了美好生活而进行的艰苦奋斗。理解了他密切联系群众、扎根中国大地的这份情怀，我们就能更深切地体会他所说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就能更坚定地站稳人民立场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他的这种伟大情怀确实值得我们学习。

二、担当

习近平同志担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后，做事公道、敢于担当，群众需要什么，他就干什么，除了带领乡亲们打淤坝、修梯田、打井、办沼气、修路外，为了便于老百姓劳动、生活，还开铁业社、代销店、缝纫社、磨坊……我第一次看见习近平同志在1974、1975年就办起了铁业社、代销店、缝纫社、磨坊的描述，简直觉得不可思议：在当时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下，一切以“粮食为纲”，他搞这些副业，担着很大的风险，很容易被扣上“资本主义的尾巴”这顶帽子，一般的村干部都秉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不过问也不搞这些事，而且，当时体制死板，办事也非常不容易，他就是凭着一股要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劲头，动员群众，敢想敢干能干，充分体现了一位党员干部的责任和担当，硬是克服困难办成了。心系老百姓，这是总书记的担当。

讲到担当，我觉得很有必要谈谈习近平同志入党、推举为大队党支部书记和上大学的事。文革期间，家庭成分对个人前途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习近平同志由于父亲受到迫害，尽管工作表现突出、政治上要求进步、对党绝对忠诚，一直入不了党。一直到1972年，白兴光同志调任文安驿公社党委书记，他听政工干部介绍了习近平同志的情况，就对他开始关注，按照正常的组织程序处理问题，并没有因为家庭的原因对他另眼相待，白兴光同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习近平在文安驿公社插队期间，是一名普通知青，他能够入党是因为他符合党员标准，表现好，具备入党条件；他当支部书记是因为他能力强；公社推荐他上大学是因为他贡献大。这些都是他自己奋斗的结果，不需要、也没有任何人给予特殊的关照。我们只是履行了基层党委、政府应尽的职责。”这是一个普通基层党员干部的担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发展到今天，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同样需要我们保持担当这样一种精神状态，保持这样一种工作作风，强化和坚守共产党人的责任。

三、方法

前面讲到，习近平同志为了方便群众，在村子里办起了铁业社、代销店、缝纫社、磨坊……他为什么能够办成而且没有人找他麻烦、给他扣帽子呢？习近平同志对政策把握得很严谨，缝纫社、磨坊都是免费的，完全不盈利，代销店则由供销社赊账，把东西批发回来，原价卖给社员，一分钱不挣。铁器社为村里人打农具、修农具都免费，为县里供货则通过县农副产品公司，公对公，这些做法与当时的政策不抵触，但是既便民惠民，又让社员发挥各自长处，把群众从繁杂、繁重的事务中解放出来，提高了生产力。所以我们要向总书记学习，善于思考，发现问题，敢于并且能够解决问题。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七年知青岁月,习近平同志从一个懵懂迷茫的少年，成长为一个沉稳自信、奋发有为的青年，他从梁家河大队出发，从一个普通农村的党支部书记走到党的总书记，给了我们一个启示：艰苦的环境，容易使人沉沦，但是如果志存高远，自强不息，一定可以走得更远。永远不要停止为梦想而努力！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心得体会：青年榜样 知青习近平“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是民族的希望，青年怎么样国家就怎么样。1919年，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人民饱经屈辱之时，是青年人走上街头，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呼喊民主科学自由平等，将青春的力量汇聚成推动国家进步的动力；1921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之际，是青年人汇聚一堂，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创建了中国共产党，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就有源源不断的强大力量。“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与责任，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烦恼与忧愁。当前，我们这代青年人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正处于在实现民族复兴梦想的征程中实现自己个人梦想的重要机遇期，这无疑是我们的幸运与机遇；但同时，如何在快速发展的社会历史潮流中找到个人价值的定位，如何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找到自己前进的榜样，如何处理好理想与现实、吃苦与享乐、个人与集体等关系，也是我们的烦恼与困惑。纵览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我们或许会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一书，展现了知青习近平“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历练过程，展现了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在青年时期的选择与担当，为当代青年人如何处理理想与现实、吃苦与享乐、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做出了生动诠释，是青年人学习的榜样。

以知青习近平为榜样，就是要学习他忠于理想，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崇高品格。总书记曾指出，“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知青习近平在1969年到陕北插队的时候还不到16岁，是全国1600万知青中年龄最小的，而他所去的陕北又是条件最艰苦的地方，曾有同期知青回忆说，“1969年1月，当我们乘车前往陕北途中，就被沿途漫无际涯的光秃秃的黄土高坡所震撼，进入眼帘的尽是穷乡僻壤，我们无法将眼前的情景与革命圣地、与自己的未来联系起来，竟有同车人怀疑司机是不是走错了路。”正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习近平没有抵触，没有怨言，而是努力克服了跳蚤关、饮食关、劳动关、思想关，与群众一起放羊、铡草、挑粪、拉煤、拦河、打坝，什么苦活累活脏活都干，“下雨刮风我在窑洞里跟他们铡草，晚上跟着看牲口，然后跟他们去放羊，什么活都干，因为我那个时候扛200斤麦子，十里山路我不换肩。” 这一干就是七年，连村里的人都感叹：“近平是北京的娃娃，大城市来的，但是干活跟咱农村人一样，一点也不惜力。又有文化，又爱学习，又能吃苦，了不起呀！”

总书记指出：“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 正确的理想信念是安身立命的根本，有了坚强的理想信念，就能抵御住各种风险诱惑和困难考验，就能以不屈不挠、充满自信的姿态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我们当代青年人要以知青习近平为榜样，在纷纷扰扰的社会中坚定自己的脚步，以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己任，树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的理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实现自己的个人理想与人生价值。

以知青习近平为榜样，就是要学习他忠于青春，珍惜时间学思悟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高尚品质。2013年五月四日，习近平与各界优秀青年座谈时指出，“青春只有一次，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青春是用来怀念的。”知青习近平在梁家河那种吃不饱穿不暖，每天要进行高强度劳动的恶劣条件下，依旧没有忘记学习，没有忘记读书，只要有一点时间就坐下来看书，陕北老乡曾回忆，“他每天下地干活回来，吃完饭就看书，到了晚上，他就点一盏煤油灯看书。当时的煤油灯很简陋，把用完的墨水瓶里灌上煤油，瓶口插个铅筒筒，再插上灯芯，点燃了照明。近平就拿本书，凑着那点儿亮光看书，因为离得太近，煤油烟经常熏得他脸上、鼻子上都是黑的。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近平每天都要看到大半夜，困得不行了才睡觉。”在插队期间，面对特殊历史时期的苦难和磨砺，习近平没有抵触，没有怨言，坚持广泛阅读书籍，不断充实自己的知识。同时，又通过身体力行的劳动，将自己的学习感悟付诸实践，带领乡亲们改变村庄的面貌。从兴办全省第一口沼气池到带领群众打坝子，挖水井、从创立铁业社到办代销店、缝纫社、磨坊等，青年习近平在严谨把握当时政策的条件下办成了便民惠民的好事，给群众带来了实惠，村民武晖现在提起这些事都感慨地说，“近平既一心为民办事又善于为民办事。”

总书记指出，“梦想从学习开始，事业靠本领成就。广大青年要自觉加强学习，不断增强本领。广大青年要如饥似渴、孜孜不倦学习，既多读有字之书，也多读无字之书，注重学习人生经验和社会知识。”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要想在迅速变化的时代中赢得主动，要在伟大的时代成就一番事业，我们当代青年人就要以知青习近平为榜样，始终把学习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始终坚持把学习与实践结合起来，拜人民为师，做到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让勤奋学习成为青春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以知青习近平为榜样，就是要学习他忠于人民，始终同人民站在一起，始终以人民为中心的伟大情怀。总书记曾说，“15岁来到黄土地时，我迷惘、彷徨;22岁离开黄土地时，我已经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充满自信。作为一个人民公仆，陕北高原是我的根，因为这里培养出了我不变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 在七年岁月中，在人生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刻，知青习近平始终与群众生活在一起，一块吃、一块苦、一块干，村民接纳了习近平、帮助了习近平，村民的质朴和善良感动了习近平，“我饿了，乡亲们给我做饭吃；我的衣服脏了，乡亲们给我洗；裤子破了，乡亲们给我缝。咱梁家河人对我好，我永远都记着。”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习近平完成了自己人生的一次蜕变，不仅赢得了乡亲们的信任，也确立了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同样，从不会做饭、不会干农活，到成为乡亲们眼中能挑一二百斤麦子走10里山路不换肩、“有知识、点子多”“吃苦耐劳的好后生”，习近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感恩着乡亲们，用自己的奉献回馈着老百姓，梁家河的乡亲们至今还感念村支书习近平，“我们选近平当村支书，最主要的是他做事公道、敢于担当，能和老百姓打成一片，群众需要什么，他就干什么。他的每一个行动和决策都很务实，都是为老百姓的利益考虑。”

总书记指出，“立志是一切开始的前提，青年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知青习近平在他年轻的时候就志存高远，但他的远大理想，恰恰不是当多大的官，而是看似平凡的“为老百姓办实事。”我们当代青年要以知青习近平为榜样，牢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将自身的发展和成长与人民群众的需要联系起来，自觉选择服务人民的事业，为人民做好事、做实事，真正做到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不断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勇往直前的智慧和力量。

知青习近平用七年时间，扎根中国最基层，贴近中国最底层，与普通农民朝夕相处，在服务群众中了解了农民、了解了中国、了解中国共产党，他的奋斗历程是青年人不负韶华、勤于学习、敏于求知的生动案例，是青年人勇担历史使命，关心人民、关心社会、关心国家的生动表达，是青年人将个人理想与国家发展相结合，用青春梦托起“中国梦”的光辉典范。我们广大青年一定努力学习知青习近平的优秀事迹，学习他坚定理想、热爱群众、艰苦奋斗的精神，脚踏实地，再接再厉，在亿万人民为实现中国梦而进行的伟大奋斗中实现人生价值，用青春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彩篇章。

第四篇：习近平七年知青岁月读后感

梦想从学习开始

——读《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有感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是人类思想的宝库。读《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一书，笔者深深为习主席青年时期如饥似渴读书、孜孜不倦学习的精神所敬服。在回忆当年知青岁月中的读书生活时，习主席说：“一物不知，深以为耻，便求知若渴。上山放羊，我揣着书，把羊拴到山坡上，就开始看书。锄地到田头，开始休息一会儿时，我就拿出新华字典记一个字的多种含义，一点一滴积累。我并不觉得农村7年时光被荒废了，很多知识的基础是那时候打下来的。”

习主席读书，可谓“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在梁家河插队7年间，没书可看了他就四处借书，哪怕要走十几里山路；白天干活他随身带着书，充分利用收工、放羊、吃饭的点滴空闲读；晚上则点起煤油灯挑灯夜读……就是以这样的毅力和坚持，习主席当年读完了所能借到的所有书籍。反观现在我们的读书条件，阅览室，窗明几净；书架上，琳琅满目。可一提读书，一些官兵却总说没时间。时间都去哪儿了？仔细观察不难发现，一些同志把大把时间都空耗在闲聊中，浪费在游戏里，却不愿静下心来读一本书。有调查显示，中国国民年人均图书阅读量仅为4.58本，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意挤总还是有的。我们都应像习主席那样，抓紧大好时光，见缝插针地多读书，读好书。

习主席读书十分注重方法，“他看书经常是几本书同时看，有所对比，有所分析，不但比较几种说法的同异，也推敲作者为什么这么说。”习主席读书，一方面，看一本书时就一个观点、一个史实同时寻找相关书籍作为佐证，从不同侧面了解分析这个问题；另一方面，形成独到见解和观点，经过反复论证、消化吸收后归纳进自己的知识体系。例如读《共产党宣言》时，习主席找到著作的不同译本，分析其不尽相同的理解和各有侧重的翻译，在分析对比中真正学深悟透。我们只有像习主席那样分析对比地去读书，才能提高读书学习的质量和效率，掌握知识间的关联，也才能将书本知识转化为能力素质。

习主席对一些重点书目，总是花功夫认真研读。比如他在读苏联军事著作时，将《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的重要战役》图册摊开铺在炕上，对照文章仔细寻找一个 个文中涉及的不熟悉的地名，熟悉之后又进行“兵棋推演”复盘，力图从纷繁杂乱的战役经过中总结出两军对垒所展现的战略思维和历史发展的必然之处。这告诉我们，“非学无以成才，非志无以成学”，如果不下功夫认真揣摩仔细研读，就不可能深入领会书中的精髓要义，不可能深刻把握精神实质，不可能深度理解精华内涵。只有定下身来读书，静下心来钻研，像习主席那样联系个人成长去读书，联系工作实际去读书，联系客观规律去读书，才能在读书中提升自我，在钻研中掌握真理，在提炼中升华认知。

习主席读书涉猎极其广泛，既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又读中外历史著作；既读中国古代文学，又读世界经典名著；既读军事理论，又读国际政治。广泛的阅读不仅带给习主席思维的拓展、视野的开阔和心灵的滋养，更带给他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惊人学识和兼容并包、胸怀天下的宏大格局。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万卷始通神。读书是一个不断丰富自我、提升自我的过程，读书带来的知识储备让我们受益终生，在学习过程中养成孜孜不倦的精神、高效的方法和辩证的思维，更将伴随我们的成长，产生愈来愈重要的影响。“学不可以已”，多读书、读好书，带来的只有益处。习主席说：“梦想从学习开始，事业从实践起步。”广大教师唯有像习主席那样博览群书、勤学不辍，不断从书籍中汲取营养，厚实根基，才能在书本中学以成才，成为文武兼备、全面过硬的“四有”新一代教育工作者。

第五篇：《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一）发表时间：2016-11-29 来源：党建网 作者：邱然 黄珊 陈思

（本文发表于中央党校《学习时报》2016年11月28日 第A3版）

编者按：1969年年初，15岁的习近平来到黄土高原的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村，直到1975年10月离开。这七年，他在这片黄土地上同乡亲们打成一片，一起挑粪拉煤，一起拦河打坝，一起建沼气池，一起吃玉米“团子”。他后来深情地说：“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

下面刊发“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访谈录，敬请关注。

采访对象：王宪平(小名：黑子)，1951年10月出生，延川县文安驿镇梁家河村人。当年的返乡知青，与村里人一起去文安驿公社把习近平等北京知青接回梁家河。1971年2月参加工作，曾担任延川县交警大队协理员，2013年4月退休。

采 访 组：学习时报记者 邱然 黄珊 陈思等

采访日期：2016年2月26日

采访地点：陕西省延川县梁家河村委会

采访组：

四十多年前，从北京来了一批下乡知青。您和村里十几位社员从梁家河走到文安驿，把十五名知青接回村里，其中就有习近平。请您讲讲第一次见到他的情形。

王宪平：

他们这一批首都来的知青是1969年1月13日从北京动身，1月16日到了我们文安驿公社(即今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文安驿镇)的。我们村上怕他们行李太多，派了十几个壮劳力去接他们。到了文安驿，看到知青们从大卡车上下来，村民们就帮他们往下搬行李。当时，县上和公社的负责人拿了一份名单，把插队知青都分配好了。我们大队(即现在的行政村)分到十五个，其中四个女知青，十一个男知青，包括近平。他瘦瘦高高的，当时我们都不知道他的名字。我们一起在公社吃了一顿饭，有大烩菜，有玉米团子。饭后，各大队就把分到本队的知青接走了。

出发时，我们帮助知青搬行李箱，发现其中有两个箱子特别沉，一个老式的棕箱，还有一个皮箱，都很陈旧，看着也不起眼。我们都觉得奇怪，说：“咋这么沉呢?这是谁的箱子?”

近平说：“这是我的箱子。”

我们当时也不知道近平的名字，第一印象就是这个瘦高的后生有两个很沉的箱子。就这样，我们扛着行李，领着知青回到了村里。

四十多年前，进梁家河的那道沟是一条很难走的土路。两山夹一川的狭窄地方，中间有一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通往深山里。那条路窄到什么程度呢?两个轮的架子车都没法通过。可见梁家河村当年有多偏远、多闭塞。

到了村里，我们把知青分成两个队：一队九个人，在村子的前面;二队六个人，在村子的后面。近平当时被分在了二队，他住的窑洞离我家很近。村里当时派人给知青做饭。几个月后，农村生火做饭这一套活儿，知青们基本上都学会了，他们就开始自己做饭。一开始，他们做的饭不好吃，不过也只能凑合吃了。当时很艰苦，基本吃不到肉，饭菜也没什么油水，可是因为肚子饿，大家也都不在乎饭菜味道怎么样，能吃饱就算是好生活了。

采访组：

习近平和北京知青在村里安顿下来，您和村里的社员从什么时候开始和他们熟悉起来的?

王宪平：

一开始还是很陌生的，后来就逐渐熟悉了。我们梁家河这个小山沟，当时村里有二百多村民。北京知青从大城市来到这个偏远的小山沟，很不习惯这里的生活。他们最先接触的，是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我本人也是知青，早几个月就回来了，但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返乡知青，是这个村土生土长的，在县里上初中，又响应毛主席号召回到家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因为我本身就是农民，又是回到老家插队，和父母、乡亲们在一起，不存在生活不适应的问题。

我们村里的年轻后生，和北京知青年纪相仿，最先和他们熟络起来。我们住得很近，一起劳动，一起生活。当时农村连收音机都没有，农活儿之外也没有什么娱乐，年轻人就经常聚在一起拉话(延川方言，聊天)，通过一些日常小事的交往，近平他们就跟整个村子的社员熟悉起来了。

采访组：

后来你们和习近平熟悉了，知道他的箱子里面装的都是什么东西了吗?

王宪平：

全都是书。近平到梁家河以后，我们村里几个年轻人经常去找他拉话，我也经常到近平住的窑洞串门。一次闲谈中，我问起他那一大摞书：“近平，你咋有这么多书?”他说：“都是我带过来的。”我恍然大悟：“怪不得你来的时候，那两个箱子那么沉，装的都是书，可不是拎不动嘛!”

采访组：

他的箱子里都是些什么书?您看过他的书吗?

王宪平：

他们好几个知青都带了书来，都在一起看，他们的书大部分是文化教材，有哲学、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书;还有一部分是外国文学名著，也有中国作家的小说。那个时候，近平十五六岁，我十七八岁，我们都是在上学的年纪就到农村来了，对知识非常渴求。那个年代，我们偏远的山村没有电，更谈不上现在的电视、互联网，那时候啥都没有。要想了解外面的世界，只有通过书籍，而当时的农村，书也很难找到。

那个年代，考试交白卷、得“鸭蛋”很光荣，但是近平没有受那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他热爱读书，“痴迷”读书，每时每刻都汲取知识。那时候，整个社会文化生活匮乏，黄土高原闭塞而荒凉，待在屋里就是昏暗的窑洞，出门就是漫山遍野的黄土。近平在劳动之余读书，也是一种充实自己、让自己不至于荒废时光的好办法。

我经常到近平的窑洞去做客，也经常看他的书，有时候我也把他的书借走看，这样一来二去，我们的共同话题也越来越多，经常谈起书里面的知识。我们虽然文化程度差不多，我还比他年长几岁，但是从我们各自成长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还有生活阅历来比较，我与近平的见识、知识面，都有很大差距。然而，近平非常谦虚，知识层面上的差距并没有使我们之间产生隔阂，反而是他随和的性格促使我与他交朋友、谈天说地，遇到不懂的事情都向他请教。

他每天下地干活回来，吃完饭就看书，到了晚上，他就点一盏煤油灯看书。当时的煤油灯很简陋，把用完的墨水瓶里灌上煤油，瓶口插个铅筒筒，再插上灯芯，点燃了照明。近平就拿本书，凑着那点儿亮光看书，因为离得太近，煤油烟经常熏得他脸上、鼻子上都是黑的。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近平每天都要看到大半夜，困得不行了才睡觉。我这个人喜欢写写画画，在村里经常干一些农村“文化人”的活儿，所以我和近平之间就更容易沟通，我也喜欢去他住的地方串门，白天我们一起劳动，晚上我就去他们住的窑洞找他拉话。

当年，我们都是十几、二十岁的小伙子，精力旺盛，白天干一天活儿，到了晚上还很有精神。我们点灯熬油，拉话，讲故事，讲笑话，有很多共同语言。那时候，村民之间在熟识的情况下习惯称呼小名。我因为皮肤黑，小名就叫“黑子”，近平一直叫我“黑子”。1970年9月的一天，我去近平住的窑洞拉话。他从箱子里拿出一个笔记本说：“黑子，我送给你一个笔记本，你能看上不?”我说：“咋能看不上呢?你送给我，我就拿上。”我没舍得在这个笔记本上写字，一直都保存着。

1971年1月，县里给村里来了一个通知，准备调我去关庄公社工作。2月的一天，劳动结束后，我去近平的窑洞拉话，他当时已经知道我要去工作的消息。我们拉了一会儿话，他拿出一本《毛主席诗词》，在上面用钢笔写了“送黑子：工作纪念”，送给了我。直到现在，他从来不叫我的大名王宪平，都是叫我的小名“黑子”。

我们之间经常聊大山外面的世界，聊首都北京是什么样的。我从没去过北京，很羡慕近平这样从大城市来的人。通过他通俗易懂的描述，我也对大山外面的世界有了实在的了解。我们还聊些书本上的知识，互相交流学习方面的事情。此外，我们也经常聊一些本地的情况。近平通过聊天，了解了梁家河这个山村里的沟沟坎坎，这里社员的生活情况，能打多少粮食，有多少存粮，以及一年四季的生活方式，吃喝用度，生活环境，等等。

近平在干农活方面，也有很多要向我请教的。比如怎么锄地，怎么耕地，怎么翻土，怎么赶牲口，什么样的地形种什么作物，什么样的土质爱长什么„„我是土生土长的陕北人，农民子弟，这些当然很清楚，所以劳动方面的事情，我也毫无保留地告诉他。

采访组：

您当时和习近平在一个生产队，平时也经常在一起劳动吧?

王宪平：

是的。当时包括近平在内的北京知青都是些城市娃娃，种地、锄地这类的活儿都不太会干。我们本地的娃娃干起农活来，比他们强一点，但是我们跟村里的农民比起来也还差得远。所以那时候，根据实际情况，村里就组织我们这些不擅长耕种的娃娃成立了一个基建队，这个基建队主要就是在山沟里边打坝(用土坝抬高山口，平整山谷里的土地，形成坝田)，在山上修梯田，不干庄稼活。陕北山多地少，修建坝田和梯田能增加很多土地面积，能多打粮食。近平干活很卖力气，肯吃苦。他虽然在劳动技巧上和我们农民有差距，但他一点儿都不惜力，甚至比我们干活还拼命。

比如打坝，当时没有大型机械，挖掘机、打夯机全都没有，都靠人力把一层层的土铺好，再用很沉重的夯石把松软的土砸得紧密起来，这是强度非常高的体力劳动。那时候基本谈不上什么劳动保护措施，近平也没有手套，他直接用手抓住夯石的绳子，再用全身力气往下砸黄土，一天的功夫，他的手掌上磨的全都是水泡，第二天再干活，水泡就磨破了，开始流血。但是不管多累多苦，近平能一直拼命干，从来不“撒尖儿”(延川方言，本意是“耍奸儿”，即偷奸耍滑，偷懒)。

像这么苦的活儿，干两三个小时，大家就累得干不动了。坐在地边休息的时候，我们几个精力旺盛的年轻人，就捉对儿摔跤，坐着休息的人就给我们鼓劲儿。有一次，我和近平摔跤，因为他比我小三岁，力气上不如我，又没有什么摔跤经验，一下就被我摔倒在地上。近平虽然输了，但他这个人很倔强，就是不服我，还要和我比试。以后我们又较量过多次，他也没能赢我，但他那股不服输的劲头上来了，一有机会就要跟我“切磋切磋”。那段时间虽然特别辛苦，但是我们这些年轻娃娃过得很快乐。

我和近平一起劳动了三年时间。1971年底，我就到县里参加工作了，差不多每半个月回来一次，虽然我还能经常和近平在一起拉话、看书，但是一起劳动、一起摔跤的机会就没有了。

经过两三年时间，近平对我们陕北常见的农活儿基本上都熟悉了。虽然有些活儿还不是很熟练，但是至少都会干了。因为近平一开始就接触打坝和修梯田，对这更是熟门熟路，所以后来他到赵家河搞“社教工作”，以及回到梁家河负责村里事务以后，也一直做打坝和修梯田这些事。在他1975年离开梁家河之前，近平一直没有间断过这些基础设施建设。

采访组：

面对陕北黄土高原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辛苦的劳动，习近平和其他北京知青在最初阶段有没有想过离开这个地方?

王宪平：

最初，北京知青们不适应这里的环境，不少人都想离开。而且很多知青也确实早早地就离开了。他们离开的时间差别很大，有的来这里几个月就返城了，有的一年两年，也通过招工、参军等方式陆陆续续走了。

在“文革”期间，家庭成分对一个人的前途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知青当中，如果父母是在部队工作的，那就是“红色家庭”的子弟，想到部队当兵或者返城，都相对比较容易。而那些家庭出身或政治背景不好的所谓“黑帮子弟”，只能在农村插队当农民，不会被批准当兵、返城。近平就属于这种情况。他插队期间，他的父亲习仲勋正在受迫害下放基层，家里人都受到影响。

当时梁家河的北京知青，“红色家庭”的、成分好的，不到两年时间都陆续走完了，最后就剩下两个知青，一个是近平，还有一个是雷平生。到了1974年，雷平生也走了。近平是1975年最后走的。他一共在梁家河待了七年时间，是这十五个知青中插队时间最长的。

当年在窑洞里，近平有一次跟我拉话时说：“我饿了，乡亲们给我做饭吃;我的衣服脏了，乡亲们给我洗;裤子破了，乡亲们给我缝。咱梁家河人对我好，我永远都记着。”他真的是把老百姓当成自己的亲人。可以说，近平不仅了解老百姓的疾苦，而且对老百姓有着深厚的感情。

梁家河人确实对包括近平在内的这些知青非常关心，把他们当成自家人。我还记得一件小事：近平住的窑洞下面还有一排窑洞，住着一个叫李印堂的后生，跟近平关系很好。李印堂在铜川当工人，有一次回家，带回来一两斤大米。当时在陕北，大米是很稀罕的东西，逢年过节都吃不上。李印堂把米撂下，跟他娘说：“娘，蒸了米饭，给近平也尝尝。”李印堂他母亲把这大米细细地洗干净，蒸了一锅喷香的白米饭，她盛了一碗，然后跟李印堂说：“你赶紧，趁热给近平端过去。”过了几天，我回到村里，去看近平，他跟我说：“黑子，我前几天吃上白米饭了!”我说：“嘿，你咋吃上这好东西了?”近平说：“印堂妈让他给我送来一碗，可把我吃香了(延川方言，意即我吃得真香啊)!”

七十年代初的梁家河人，绝不会想到近平今天会成为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近平当年是一个没有出路的“黑帮子弟”，人生迈向社会的第一步充满了艰难。但是梁家河人没有“看人下菜碟”，村里人也不认可这种不正常的政治环境对人的歧视——读书的娃娃能犯多大的错?凭啥给娃娃扣这么大的帽子?所以，村里人对所有的知青都一视同仁。

梁家河人只是纯朴地认为，这些首都来的娃娃，本来过着很好的日子，吃饱穿暖，他们背井离乡到咱穷山沟里来，父母亲都不在身边，太不容易了。虽然村里人也都穷得叮当响，但都愿意尽自己的力量把人家娃娃好好照顾一下。

采访组：

听说因为他父亲习仲勋当时受到政治迫害，习近平入党的过程非常艰难?

王宪平：

确实费了很大的劲。那时候从农村来说，“地、富、反、坏、右”的子女就不允许入党;他们这些城里来的知识青年，则是“黑帮子弟”禁止入党。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你的“血统”——也就是“成分”，首先决定了你能不能成为党的一员，然后才看你工作怎么样。像近平这样，无论他工作多么上进，对党多么忠诚，但因为家庭的原因，入党的希望非常渺茫。

我是1969年入党的，知道审查过程非常严格。当时，我写了入党申请书，组织上首先调查申请人自己有没有政治上的问题。这一关过了，再把申请人主要的亲属关系、社会关系都调查一遍。通过调查，如果申请人的亲属没有坐牢的，没有“地、富、反、坏、右”，工作表现也好，这才能入党。如果申请人的亲属有问题，就入不了党。

近平生在革命家庭，从他的成长环境和家庭教育来说，他对党的忠诚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他肯定是想入党的。而且从摔跤这个事能看出来，他这个人一旦认准了的事，是很执着的，决不会轻易放弃。据我所知，他反反复复写入党申请书，交到组织上超过了十次，但是每一次都遭到冷遇，主要原因就是他父亲习仲勋的所谓“问题”。

但是近平没有放弃，他一次又一次地写入党申请书。而且，他这个人工作努力，在我们当地是有口皆碑的。文安驿当时的党委书记看到这种情况，也拿不了意见，就亲自到延川县找当时的县委书记申昜请示。

申昜调查了近平本人的表现，了解到他工作非常突出，群众反映一致很好，完全符合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申昜也是陕甘边区的革命后代，对习仲勋的政治品质非常了解，对当时迫害老干部及其家属、子女的做法非常不满。因此，在申昜同志的全力支持下，近平终于入了党。

采访组：

习近平入党之后，又被梁家河人推举为大队党支部书记，请您讲一讲，他当支书之后做了哪些事情?

王宪平：

近平当了支书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领社员们在村里的沟口打了一个淤地坝。

在计划这个事情之初，大家并不支持。因为这个坝的位置在正沟——也就是通往村里一条必经之路上，在雨季时这个地方就会汇聚整条山沟里所有的雨水，在下大雨的时候，这里的水势是最大的。那个时候，山上植被稀疏，土壤存不住水分，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很严重。下雨的时候，河里的水特别大。所以淤地坝建在这个位置就面临着山洪高强度的冲击。

当时，梁家河的村民议论说：“近平想给咱村修个大淤地坝，多种粮食，这是好事。那个地方，雨季的水那么狂，搞不好冲垮了，就是劳民伤财，白忙活一场。肯定不成!”几百年来，这个位置都没修过淤地坝，村里人多数思想比较保守，认为老祖宗没干成的事，自然有道理，咱肯定也干不成，所以大都持反对意见。

可是近平坚决想把这个坝打起来，他不仅自己挨家挨户做大家的工作，也把我找来帮忙。他跟我说：“黑子，你在咱们村里一直当‘总管’(指在村里经常帮助村民料理红白喜事的人。一般由有文化、办事有条理的人担当)，村里人听你的，你帮我给大家做做工作。”

我当然想帮近平，但我对这个坝也没多大信心，我说：“帮你做工作没问题，但是这个坝能打成吗?那个位置确实水大，夏天发洪水，真能冲垮了。”

近平说：“这个我早就计划好了。河口的一侧给它拦住，淤地坝的另一侧给它好好加固，把自然河道的一部分再加深、清淤，形成一条大的泄洪沟。只要保证夏天水量最大的时候，泄洪沟能承受得住，那淤地坝的安全就不成问题。咱们精心施工，保证质量，只要这个淤地坝搞好了，从这里一直延伸到咱们村的大片良田就出来了。”

我结合那里的地形，仔细考虑了近平的规划，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就点了点头。

近平又说：“黑子，你说咱梁家河为啥穷?为啥吃不饱饭?就是因为土地太少了。这里打上坝，增加这么大面积的水浇地，以后梁家河的子子孙孙都会受益。咱说啥也得干成这个事!”

我说：“近平，能成!我也帮你跟村里人说去。”

当时，我就到文安驿公社，给工作单位打了个电话，我跟领导说：“我这次要迟回去一两天，村里有点事要处理一下。”

之后，我专门找到村里那些年纪大的、反对意见比较强烈的社员，给他们做工作，把近平规划的如何加固、怎么防洪等办法都给他们讲清楚了。我说：“你们说的洪水垮坝的情况，当然是有。但咱们只要把泄洪沟建好，淤地坝的安全肯定是没问题的。”

我还劝他们说：“你看，近平做事一向稳妥、可靠，他啥时候胡来、蛮干过?他是外来的，不是咱梁家河人，却能当咱的书记，给咱当这个家。他每天辛辛苦苦的，带领大家劳动，他下的力气最多;回到家里，他又要洗衣服、做饭，很不容易;现在管村里的大事小情，付出得更多。他本来可以不主张打这个坝，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打坝他还要带头劳动，受这大苦，图的是啥?还不是为了咱村多打粮食，吃饱肚子吗?将来咱打的粮食吃不完，还可以存起来，不就过上好日子了吗?你们当老人的，在村里有威望，一定要支持他把这个事情弄成。”

那些老人们慢慢地被我说动了，他们点头说：“近平这个娃娃，确实可靠，他也确实是为村里好，你们娃娃有文化，懂得比我们多，咱就不好反对了。”

这段时间，近平也一直给村里人做工作，再加上我帮忙，村里绝大部分人都同意了。虽然还有极少部分人不同意，但已经不影响大局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大规模的淤地坝就开始热火朝天地建设了。这个坝规模大，工程量大，耗费的人力也很多，全村人付出了全部力量，费了好大的劲，终于把这个坝打起来了。

近平在打坝期间，更是付出了全部的热情和精力，他白天晚上，起早贪黑，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白加黑”“五加二”，把精力都放在这个工程上了。他要求施工要快，施工质量还要好，特别是洪水冲击的关键位置，他搞得扎扎实实，固若金汤。而且他不仅一直在第一线指挥，也一直在第一线劳动，铲土、打夯、搬大块石头砌堤围，这些事情他都和村里人一起并肩战斗。所以大家的干劲非常足，打坝进展得很快。

到最后关头，打坝遇到了排洪沟的规格问题。近平跑到县上，找水利部门来现场考察，把排洪的相关数据都严格计算好，按标准施工，把排洪沟的两侧用石头牢靠地砌好。

这个淤地坝建好以后，确实很坚固，夏季的洪水能够顺利地从泄洪沟流走。一到雨季，近平就非常注意维修和防护，严格督促汛期的排洪管理，所以这个坝很牢固，坝顶的大片土地，一直在生产粮食。在近平离开梁家河几年以后，因为当时村里疏于管理和维修防护，再加上那一年洪水比较凶猛，这个坝的一部分被冲垮了。后来，村民把损坏的部分恢复起来。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淤地坝跟七十年代的样子完全一致。坝顶的土地，是我们梁家河村最好、最平整，也是最便于灌溉的土地。(未完待续)学习时报：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二）“近平是靠自己踏踏实实干出来的”

发表时间：2016-12-03 来源：党建网微平台 作者：邱然 黄珊 陈思

（本文发表于中央党校《学习时报》2016年12月1日第A3版）编者按：1969年年初，15岁的习近平来到黄土高原的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村，直到1975年10月离开。这七年，他在这片黄土地上同乡亲们打成一片，一起挑粪拉煤，一起拦河打坝，一起建沼气池，一起吃玉米“团子”。他后来深情地说：“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

采访对象：王宪平（小名：黑子），1951年10月出生，延川县文安驿镇梁家河村人。当年的返乡知青，与村里人一起去文安驿公社把习近平等北京知青接回梁家河。1971年2月参加工作，曾担任延川县交警大队协理员，2013年4月退休。

采访组：本报记者 邱然 黄珊 陈思 等 采访日期：2016年2月26日

采访地点：陕西省延川县梁家河村委会 采访组：

我们去看了淤地坝，感受了当年造地的不容易，您印象深刻的还有哪些事情呢？

王宪平：

要说印象深刻，不能不说近平带领村里人办沼气和修路这些事。近平当梁家河村支书以后，一直想改变村里的生产生活面貌，改善村民的生活。但是村里人思想一直比较封闭，对一些新观念新想法，第一反应往往就是反对。当时近平主张办沼气，也面临这样的情况。村里有一部分人，特别是观念保守的老年人就议论说：“挖那么个坑，填上粪，就能着火？不可能！”

近平去四川学习沼气池建设技术，回来以后就建沼气池。把第一口沼气池搞起来以后，产出沼气了，点着火了，这个作用很大，大家看到事实了，也就相信了，而且也确实解决了我们这个地方缺柴烧的问题。

不久之后，办沼气在我们周边就普及开了，全县大多数村都开始向梁家河学习。陕西省的沼气现场会议，也是在我们村召开的。

现在从外面通到村里的这条路，就是办沼气的同时修建的。原来一个架子车都无法通行的羊肠小道，修成了平整宽敞的路，因为建沼气池的时候，水泥、沙子要运进来，必须先修好路。反过来，这条路又为村里的发展带来了更多好处。

这些事说明，对改善人民生活的探索和实践，往往会带动相关的发展，而这些发展又会持续地让人民受益。这些事物之间，都是紧密关联、相辅相成的。

还有一件事，就是近平非常注重让村里人学习文化知识。在平时劳动和生活中，近平和村民们朝夕相处，聊天的时候他不仅给大家讲大山外面的世界，也普及一些文化知识，总是想方设法让大家学习文化。

我离开村里到县上工作以后，差不多每两周回来一次，都会去看近平。即使其他知青都返城了，他的窑洞里还是那样“高朋满座”，村里人都喜欢找他拉话。我们村有个后生叫武辉，经常跑到近平那里去拉话，问这问那，对外面的世界、对知识充满了渴望。

近平在村党支部开会的时候就说：“咱们村，像武辉这样想学习的人可多呢。年轻人如果不识字，不学习，以后是没有出路的。我办一个扫盲班，把大家组织起来学习吧！” 当时村里人大多数不识字，他们一听近平这个提议，都很高兴。近平说办就办，马上就办了个扫盲班。他的目标是，让每一个梁家河人多少都能够认识最常用的一些汉字，并且认得越多越好。

近平自己抄写了一些卡片，上面写着简单的汉字，比如：一、二、三、四、五、六„„先从认识这些基础的汉字数字开始，再逐渐教一些比较常用的文字，比如：大、小、多、少；前、后、左、右；东、西、南、北；男、女、老、少，等等。他先让村民们了解这些经常用得到的文字，把这些学扎实了，再慢慢地教他们更多的文字。近平一般是利用劳动回来吃完晚饭的时间，再就是利用下雨不出工的时间，把大家召集过来开扫盲班，教大家识字。

除了识字以外，近平也经常跟大家谈天说地，通过这种轻松愉快的形式，梁家河村的人从他那里了解了很多大山以外的风土人情、人文地理，丰富了自己的知识，也增长了见识。所以，在当时，与周围的其他村相比，梁家河的村民文化素质要高一些，识字的人也要多很多。

采访组：

请您给我们讲一讲，习近平离开梁家河以后，他每次回来看望乡亲们的情况。此外，您与他还有哪些联系？

王宪平：

近平离开村里，上大学走了以后，还一直惦记着梁家河的乡亲们。除了和村里通信联系以外，他还回来过三次。

第一次是1993年，那时候近平任福州市委书记，工作虽然非常忙碌，但他抽出时间回来看望大家。村里根本不用挨家挨户通知，消息一落地，就在全村男女老少中间传开了。大家跟他感情都很深，一听说近平要回来了，都高兴得不得了。那时候正是阴历八月，有人就说：“哎呀，近平回来的正是时候，正好咱的红薯下来了，他能吃上咱的红薯了。”

村里人在他来之前，就开始准备迎接他，早早就开始张罗做饭，还杀了两只羊。

近平一到梁家河，村里人都涌出来迎接他，他跟乡亲们拉话，跟我们这些“当年的小伙伴”握手，拍着肩膀问好，非常亲热。我们拉了一会儿话，近平就在村里挨家挨户地走了一遍，把每一户人家都看一看。他当梁家河村支书的时候，还是七十年代初，将近二十年过去了，村里人都过上了好日子，吃穿不愁，近平也感到非常欣慰。那时候，村里人住得很分散，他把全村走了一遍，走了几里地的路。

中午吃饭的时候，近平用那大海碗，吃了满满一大碗羊肉。吃完以后，他说：“咱们这羊肉还有没有了？我离开咱梁家河这么多年了，走到哪里也没吃到过这么香的羊肉。”石春阳说：“有嘛！还能没有你吃的？”马上又给他盛了一大碗羊肉，近平又吃光了。我们问：“近平，还吃不吃了？”他摇摇头说：“哎，可吃不下了，再吃就撑了。”乡亲们都笑了起来。

2005年，我到北京办事，和当年插队的几个北京知青联系上了。他们跟我聊天说：“黑子，既然你来了，咱们干脆把当年的知青都联系一下，聚一下。其实，大家多数都在北京，就是不知道都在哪个单位。”我说：“好啊。”于是我们就开始联系，通过托人打听、一个一个地确认，当年的知青，我们全都联系上了。但是有几个人没能来参加这个聚会，有一个在英国工作，没回来。还有两个人因为临时有事，没来成。

近平当时已经调到浙江工作了，雷平生给他打电话说：“近平啊，黑子到北京来了，我们几个把咱们插队的老知青都联系上了，打算搞个聚会，看你能不能回来参加？”

近平那段时间恰好开会，特别忙，他也想回来，但是实在脱不开身。他把这个情况跟雷平生说了一下，然后嘱咐他说：“黑子来了，你先替我掏3000块钱给他，让他在北京多待几天，陪他到那些景点、好玩的地方转一转。他大老远来看咱们，咱得好好招待他，不要让他掏门票钱。”我们聚会的时候，雷平生就拿出3000块钱给我，他说：“黑子，这是近平给你的钱。”

2009年11月13日，当时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近平到延安来考察，那次因为事务繁多，行程安排得很紧，还有市、县、镇、村四级汇报座谈会等活动。所以近平就没有专程到梁家河来看望乡亲们。但是他把我们几个比较要好的朋友都请到了延安，和他一起吃了个晚饭、叙叙旧。

我到了延安市，看到了阔别多年的近平，心情非常激动。和他握手的时候，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话好，面对小时候的好朋友，现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不知道该称呼他“习副主席”，还是“近平”。

近平倒是首先开口叫了我的小名，他说：“黑子！你比上次见面胖多了！”

我哈哈一笑，说：“是啊，我是胖了，咱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生活环境也变好了。”

近平说：“前些年听说你身体总闹毛病，现在好了没有？” 我说：“先前是胃病，老是治不好，后来又是高血压性心脏病，人一上了年纪，各种病就都来了。不过现在医疗条件越来越好了，我的病已经好多了。”

近平说：“你现在还在工作岗位吗？”

我说：“2003年我就离岗了，因为那时候身体不太好，之后一直在家养病。”

近平说：“你现在生活方面有什么困难吗？”

我说：“我没什么困难，市委、市政府对我们退休的老职工很关照。我吃、穿、花、用，各方面都足够了。”

近平点点头，说：“你家里人还好吗？孩子结婚了没有，有工作吗？”

我说：“家里都很好，我现在住在县城，孩子们都成家了，也都有工作，只有儿媳妇还没有工作。不过生活各方面都挺好的。”

近平一听说我身体、家里生活都很好，感到很欣慰。他说：“黑子，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在村里劳动，咱们在寨子沟里打坝，我总是和你摔跤，我每次都摔不过你，但就是不服你。那个时候真开心啊。”

我说：“近平，这事你都没有忘，我更忘不了。那时候咱们年纪都小，但我比你大几岁，你摔不过我很正常啊。不过，我当年要是知道你现在能当这么大的官，我就不敢把你摔地上了！”

近平哈哈大笑，说：“你看你这是啥话！”

随后，近平又对我说：“黑子，你在县里工作了几十年，比村里人经历得多，见得广，工作上也更有经验。你要为咱梁家河多出点主意、献计献策，协助春阳把村里的事办好。”

我说：“近平，你放心，我会的。之前村里的同志经常和我联系、交流，遇事共商，今后会做得更好的。”

席间，我们聊到陕西的方言和饮食，近平就问陪同的陕西省委书记赵乐际：“乐际同志，你能不能听懂‘酶酶’是什么东西？”

赵乐际说：“这个还真不知道。”

近平就解释说：“‘酶酶’就是馍馍，白面馍馍，也就是馒头，是延川县的土话。”

他又转过来问我：“黑子，咱们梁家河现在能吃上‘酶酶’了吧？” 我说：“现在生活好了，主食基本就是‘酶酶’和大米这些细粮，偶尔吃些粗粮。”

近平又问：“‘团子’（“团子”在延川当地特指一种在贫困时期用谷子皮、玉米皮掺到玉米面里做成的充饥食物）现在还吃不吃了？”

我说：“早就不吃了。”

他问：“那现在种了玉米主要干什么？” 我说：“少部分当粮食，大部分做饲料了。” 会餐结束后，近平跟我们几个告别。他嘱咐我说：“黑子，你要养好身体，多锻炼，回去以后代我向你老婆存英问好，还要代我向村里人问好。”

我说：“好的，我一定会转告你对村里人的关心，你也要保重身体，也替我向你母亲及家人问好。”

近平说：“谢谢，谢谢！” 采访组：

总书记于2015年2月13日回到梁家河看望乡亲们，那时您也在场，请您讲一讲那天的情形。

王宪平：

近平2015年2月13日回来，距离他1993年回来，有20多年时间了。那天，县里没有事先通知我们近平要回来，只是说：“中央要在延安召开一个扶贫工作会议，有一个主管扶贫工作的中央领导，要来梁家河看一看。”

说来也怪，正因为没提到这位领导的名字，村里人反而都有一种很强烈的直觉，感觉这次可能是近平回来了，所以大家就都涌到村委会的大院子里，等待这位“领导”的到来。

车刚到村口就停了，车门一开，第一个下来的就是近平，随后下车的就是彭丽媛老师。村民一看，“轰”的一下就沸腾了，就有人喊：“真是近平回来了！彭老师也来了！”

那时候村里人一下子就从院子涌到门口去，把近平给围起来了，有跟他握手的，有挽着他胳膊的，有跟他打招呼的，当时那个场面非常热烈。大家都很激动，这时候，近平身边的随行人员过来“解围”了，他们说：“乡亲们，大家让一让！你们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不能把总书记挤在外面进不去吧！”大家一听是这么回事，于是挤在门口的村民就闪开了一条路，大家簇拥着近平走进院子里。

那天，近平跟村里的老朋友、老熟人，全都见了面，还跟村里人合影，到各家各户去看，还去视察了果园、农田。他这次回来，能叫出来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不光是我们经常联系的人，就是那些四十多年没联系的人，他一见面就能认出是谁，大名、小名也都能叫出来，而且梁家河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沟叫什么名，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吃中午饭的时候，近平、彭丽媛、石春阳、吕侯生、张卫庞、梁玉明，还有我，几个人坐在一桌。大家都坐下以后，近平给彭丽媛老师介绍了我们五个人。彭丽媛老师也跟我们一一问好。

梁玉明提议说：“近平，今天你回家来了，喝两杯酒吧！”近平犹豫了一下，说：“那好，听你们的！快过年了，我来看望乡亲们，得给大家敬两杯酒。”于是，我们打开了一瓶酒，每人倒了一点，互相敬酒祝福。

那天的饭菜很简单，都是当地农村的“土菜”。近平给彭丽媛老师详细介绍桌上每道菜和汤的名称，用什么原材料做的，怎么做的，有什么口味和特色。

我说：“这些菜，在现在看来很普通了，平时我们就经常吃。但是在近平当知青插队的时候，只有过年才能吃到这么好的东西，而且那时候油水少，清汤寡炖的，味道比现在可差远了。” 大家都感叹说：“是啊，那个时候，吃‘团子’能填饱肚子，就算是好生活了。”

近平问石春阳：“随娃，村里现在有多少人？今天都在吗？” 石春阳说：“有四百一十人，快过年了，大家都在家。”近平又问：“村里养殖的情况怎么样？还种地吗？现在吃水的情况怎么样？水质如何？”

石春阳说：“养殖搞得不错，养猪的、养鸡的都有，但是养牛羊的现在没有了。山上都不种地了，就河条地和坝地种一些玉米。现在吃水没问题，你那时候打的那几大口井还在用，现在家家户户都有自来水，可方便了。我们找卫生部门检测过水质，水很好，各项指标都合格。”

近平又问：“现在村里老人们的生活怎么样？大米，肉类，能经常吃上吗？”

大家说：“老人们生活都挺好的，伙食也没问题，吃的都挺好。”近平感慨地说：“现在生活好了，那时我在梁家河插队七年，只吃过一次大米饭，是乡亲送给我的，那碗米饭真是香啊！”

我说：“是李印堂家给你送的。你跟我提起过，说那碗大米饭有多香。”

近平说：“对，对，就是印堂妈送给我的。” 席间，近平问张卫庞：“你去过北京吗？” 张卫庞说：“我去过，去年就去了一次北京。” 彭丽媛老师问：“你们都去过厦门、福州吗？” 梁玉明、石春阳和吕侯生都说“去过”。

梁玉明还对彭丽媛老师说：“有一次，我带儿子去厦门，到你家里，还是你亲自给我们做的饭。”

彭丽媛老师说：“噢，时间太久了，我想不起来了。黑子，你没有来过吧？”

我有点不好意思，说：“我哪里也没有去过。”

近平说：“以后你们都可以到外面走走、转转，看看外面的发展，开阔眼界。虽然工作岗位不同了，离得也远，但咱们也要经常联系，你们以后可以经常给我写信。”

他还说：“我看，咱梁家河的干部年龄偏老化，这样不行啊。像张卫庞，都那么大年纪了还当队长，咱们要重视培养年轻的村干部。”

午餐快结束的时候，我给近平敬酒说：“近平，请你放心，全村的乡亲一定尽快发展产业，大家伙儿都更加富裕起来，给你争光添彩。”

近平对大家说：“黑子说得很好，希望全村都过上好日子。大家都富裕起来了，我就放心了。”

采访组：

最后请您谈一谈，总书记插队的那七年对他有什么影响？ 王宪平：

近平年轻时拼搏奋斗的经历，特别是知青生活对他性格的磨练，对他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形成，这些与他后来在各级领导岗位上所做出的成绩，肯定是有重要联系的。人的一生充满各种偶然性，这可能就是我们常说的“命运”。但是，人内在的意志力，人对精神世界的积极追求，又蕴含着很大的必然性。我们讲一个杰出的人物甚至一个伟大的人物，应该重点讲他的成长过程，讲他遇到的困境，讲他付出的努力，看看他的成就是如何取得的。只有过程才能真正给人启迪，给人感悟。

近平离开中学走上社会的第一步就是在梁家河，虽然艰难困苦，但这段经历磨练了他的意志，也让他从走上社会之初就与最底层的中国农民同甘苦共患难，荣辱与共，由此培养了他一生都割舍不断的深厚感情——从心底里热爱人民，把老百姓搁在心里——这可是哪一所高等学府、哪一座象牙塔里都学不到的真东西。

无论一个人身处什么样的逆境当中，只要你能积极地面对生活，无私地为他人奉献，抱有远大的理想，那么你无论将来成为工人、农民、学者、医生、教师，或者国家干部，都能为人民服务，都能起到重要的作用，直至成为栋梁之才。

近平这个人在他年轻的时候，就志存高远。但他的远大理想，恰恰不是当多大的官，走到多高的位置，而是看似平凡的“为老百姓办实事”。他2015年回梁家河来，跟全村人说过一句话：“当年我离开梁家河的时候，我就有个想法，如果将来我有机会从政，我要做一些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工作。”当时我听到这句话，再回想当年他的所作所为，心里非常感动，眼泪差一点掉下来。那一刻，我相信村里人也同我一样的感动：咱们近平的理想，今天确实是实现了。

回顾近平和梁家河的这些往事，我觉得最让我感动的一点，就是近平没有变，梁家河人也没有变。表面上来看，近平从一个无依无靠的普通知青，成为了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梁家河从一个贫穷闭塞的小山村，变成了全国闻名的地方。但是本质上，还是和四十年前一样：近平还是那个为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打拼的“好后生”，梁家河人也还是成群结队送近平去上大学的那些淳朴老百姓。

近平说：“当年我人离开了梁家河，但是我的心一直留在这里。”其实我所理解的“这里”并不是单指我们梁家河，而是指我们中国每一个普通的小村庄，每一个平凡的老百姓。

我很高兴能通过你们的采访来回忆一下四十多年前的往事。我本人就是一个纯粹的老百姓，我从参加工作到离岗，一直都是一名普通职工，从来没有担任过任何领导职务。

我与近平相识，正是在“文革”那个动荡年代，但是对近平的思想和价值观起作用的，并不是标语、口号和高音喇叭的灌输，而是知青岁月那日复一日艰苦的生活和劳动，是当年同我们农民兄弟朝夕相处的那二千四百多个日日夜夜对他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这其中更多的是情感上的融合，是精神上融为一体，是近平扎根黄土地，成为我们农民兄弟中的一员，由此所形成的与我们一样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这个国家未来的一种期望。

近平说：“不要小看梁家河，这是个有大学问的地方。人生处处留意，皆有学问。”确实是这样，同样的这条山沟沟，我们村里人从这条沟接他来到梁家河；七年以后，我们又把他从这条沟送出去，在梁家河这个山沟沟里，近平度过了人生最艰苦的七年。2002年5月，我听说习仲勋逝世的消息。那个时候各方面的条件有限，我就到县上的邮局给近平发了一个电报，表示哀悼。几天后，近平给我回了话：“电报收到了，非常感谢！”要知道，在近平刚来梁家河插队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他的父亲习仲勋曾是国务院副总理，只知道他是从北京来的知青。后来，其他的知青都陆陆续续离开了，而近平还因为种种原因不能离开，并且在入党、上大学方面遇到了很多困难。慢慢地，我们才知道他的身份，都替他着急，可是他并不着急，真正扎根农村为群众做事，打淤地坝、修梯田、办沼气„„一干就是七年！村里的人都说：“真没想到近平是国务院副总理的儿子，真没想到国务院副总理的儿子能给咱建沼气池、打淤地坝！咱一般的老百姓都吃不了这苦！”近平在梁家河插队的这七年，是受苦受难的七年，是踏踏实实干出来的七年。在这七年里，他用每一滴汗水和每一份付出诠释了他说的那句话：“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三）发表时间：2016-12-07 来源：党建网微平台 作者：邱然 黄珊 陈思等

（本文发表于中央党校《学习时报》2016年12月5日A3版）

采访对象：戴明，1952年生。北京市海淀区西颐中学学生，1969年1月与习近平一起到延川县梁家河大队插队，住同一孔窑洞。1970年招工离开梁家河，曾做过教师、科技副县长，西安地质学院产业处处长，在长安大学公安处副处长(正处级)任上退休。

采访组：《学习时报》记者 邱然 黄珊 陈思等 采访日期：2016年6月6日 采访地点：中央党校电视台演播室 采访组：

戴明同志，您好!1969年，您与习近平一起到陕北的梁家河村插队。请您讲一讲当年知青插队的背景和选择到陕北去的原因。

戴明：

知青插队的背景，简单来说，就是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我们当时都在学校上学，毛主席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个号召一发出，每一个人都必须积极响应。实际上，我们当时也谈不到“想去”或者是“不想去”，这就像是一场巨大风暴，把我们都卷到里面了。如果我们不响应号召，那肯定不行。如果不走，居委会的老太太、学校的老师、革委会的工作人员，就会天天找上门来谈话，动员我们下乡插队。

根据国家安排，我们那一批知青，插队的目的地主要是山西和陕西。我问我父亲是去山西好，还是去陕西好?我父亲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陕西好!陕北可富裕了，条件很好。婆姨都不上山劳动。”我父亲之所以有这样的印象，就是因为他们在陕北工作的时候，当地有一个持续了多年的大生产运动，农业各方面发展得很好。而且，当时南泥湾留给我父亲的印象非常深刻。就像那首民歌里唱的“南泥湾，好地方，好地呀方，好地方来好风光„„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所以，他对我说：“你肯定要去陕北。”

那一年，我不到17岁，近平不到16岁。因为近平早上一年学，所以他是我们几个北京知青当中年纪最小的。

采访组：

你们从北京出发赶赴陕西，已经是四十多年前的往事了。您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 戴明：

还有些印象，一些细节还记得挺清楚。我们是1月13日出发的。近平和我们几个都到了北京站，当时一看，好家伙!人山人海，挤都挤不动。有知青，有来送行的家人，还有维持秩序的警察、军人、车站工作人员，整个站台挤满了人。当时，我的父母都去送我了，但因为人太多，他们没能挤到前面去。

我们乘坐的“知青专列”能容纳一千多人。车停在那里等待出发

的时候，我们心情还是很好的。有这么多人送我们，场面这么隆重，有点儿像去当兵的感觉，觉得还挺光荣的。可列车一开动，车上车下就是一片哭声了，不光女知青哭，男知青也哭。因为毕竟都是些十几岁的孩子，大多都没怎么单独离家出过远门。

多年以后，近平曾在一次访谈中回忆起当时出发的情景。他说：“在去延安的专列上，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69年的1月份，全部都哭啊，那整个专列上没有不哭的。就是我在笑。当时车底下我的亲属都说，你怎么还在笑啊?我说我不走才得哭啊，我不走在这儿有命没命我都不知道了，我走这不是好事吗?我哭什么呢?他们听后就破涕为笑了。”

“知青专列”从北京出发，经过河南，过黄河大桥，沿着陇海线，一路到了西安。没换车，火车又开到了铜川。抵达铜川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

第二天很早就起床，吃过馒头、咸菜，之后就准备出发了。出发的时候，天已经亮了。一两百辆大卡车来接我们，那个卡车还不错，上面加了一个篷子遮风挡雨。我们把行李卷、箱子都放在车斗里面，人都坐在行李上，一辆卡车能坐二十几个人。

近平和我上了一辆卡车。我们上车的时候，看到当时的情景壮观得很：前面出发的车在环山路上排成了长龙，黄土滚滚，铺天盖地。当时看到那个情景，我们都很兴奋。等到上车走了半天，冻了一路，吃了一路的土，我们也就不兴奋了。

就这样，一路颠簸到了延安。下车的时候，我们身上全都是土，32 变成一个个“土人”了。天已经黑了，我们住在一个学校里。经过一天的颠簸，知青们非常疲惫，有人就把桌子一拼，躺在桌子上很快就都睡了。我睡不着，就找了几个人出去溜达。那时延安城特别小，我们转了半个小时就转完了。延安当时最高的一个楼就是新华书店，是个二层楼房。整个延安黑咕隆咚的，只有长途汽车站前面有一个路灯，寒风一吹，灯罩“啪啦啪啦”地响，灯光一闪一闪的。当时我的心情简直没法描述——“原来这就是延安”，心里凉了半截。

接下来的一天，我们继续坐卡车，从延安到延川200里地，当时那个路非常难走，全都是盘山路，在塬上绕来绕去，走了很长时间。遇到比较好走的路，车一开快了，又很冷，黄土一直不停地从缝隙里灌进来。我们就把口罩、棉帽子都“武装”上了，有什么都往身上裹。

从这里开始，我们就发现原来的大卡车长龙变得稀稀拉拉，车越来越少了。每到一个地方，就有一些车停下，一部分知青就到站了。我们的心情也越来越低落，怎么越走车越少?我们怎么还不到地方呢?我们见到荒凉的黄土高原，以为快到目的地了，没想到走了那么久，还有更荒凉更贫穷的地方，当时真是感觉走到了世界的尽头。但车还是一个劲儿地往前开，最后满眼都是黄土飞扬，卡车只剩下几辆，我们的心情越来越绝望了。

近平一路上都没怎么说话，我们的话也渐渐少了，一是疲劳，二是忐忑，我们都蔫了。车还在一直不停地往前开，总也不到地方。车上有个知青沉不住气了，就拍着车厢对司机喊：“师傅，你是不是走错了?”司机说：“这条路我走了多少次，走不错的!”

我们终于到了文安驿公社。下车的时候，发现同行的卡车已经所剩无几了。一下车，公社就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本《毛主席语录》，一条白毛巾。

吃过饭，各个生产队的人都已经在公社大院里等着我们了，负责人一念名单：某某某，哪个生产队的，跟各村的人对号入座。梁家河来的人帮我们背上行李，领着我们就走了。

梁家河的老乡推来了一辆平板车，给我们拉大件行李。其他十几个人，把我们的行李背上。村里的老乡对我们可好了，什么都不让我们拿，行李都是他们背。我们就拎点小件，有的连小件都没拎。

我拿的行李是我用票买的一个很大的三合板箱子，我把被褥、随身物品全都装到里面了，箱子很沉。村上最壮的一个劳力——一个名叫“会儿”的小伙子，把我那个箱子用绳子捆起来背在身上。

我们一路往梁家河走。梁家河在一条很深的山沟里面，山沟窄的地方，那架平板车勉强能通过。终于到了梁家河，“会儿”已经累得不行了，我去拎我的箱子，他跟我说：“这是你的箱子呀?差点没把我腰背断了!”

现在你要是从北京去延安，坐高铁就几个小时，当天就能到。坐飞机当然就更快，一个多小时就到延安了。从延安开车到梁家河只要一个多小时也就到了。

采访组：

你们到了梁家河以后，生活是如何安顿下来的?又是如何适应的? 戴明：

到了村里，我们十五个知青就分组了，其中九个知青分到一队，也叫“前队”。近平和我们五个人，分到二队，也叫“后队”。他们前队有几个女生，都在一起。我们后队六个男生，没有女的。梁家河的生产队长就觉得，男女比例不均衡，人数也不均衡，想重新分配一下。

我们嫌和女生在一起麻烦，就跟他说：“没关系，我们不要女的!” 队长说：“你们不要女的，谁给你们做饭?” 我们就说：“队里给我们派个做饭的嘛!” 队长说：“做饭的工分谁给?” 我们就说：“你们队里给出工分嘛!”

队长也不跟我们计较，就应下了。就这样，我们后队的六个“和尚”住到了梁家河团支部书记张太平家里。张太平人很聪明，有文化，而且能说能干，所以村里让他当我们的房东，这样跟我们这些北京知青更好交流和相处。后来也确实是这样，太平就住在我们隔壁窑洞。他没事就跑过来跟我们聊天，也给我们讲团的知识。

但是，光明白道理，光有知识也不行，我们还是要面临生活中实际的困难。

近平以前提到的过“跳蚤关”，这对我们知青来说，确实是非常难忘的记忆。陕北那个地方，像猫啊，狗啊，猪啊，这些动物身上都有跳蚤，它们没事都喜欢往窑洞里面跑，这样就把跳蚤传染给了人，人和人之间又互相传染。我们六个人在一个炕上睡，只要其中一个人身上有跳蚤，其他五个人也不能幸免。有时候我们生产队开会，甚至

一个大队的几十个人都挤到一个窑洞里，实在挤不下，门口外面再坐几个。人挤人，人挨人，跳蚤和虱子肯定是要传染上的。

跳蚤一咬，身上就起包，痒起来非常难受，抓来抓去的，皮肤就抓破了。但到后来，我们就习惯了，也学会了防治跳蚤的办法：烧一大锅水，把衣服烫一烫，衣服里面的跳蚤就都杀死了。

一开始，上厕所我们也不习惯。当地的厕所，就是在窑洞外面找个角落挖个坑，四周一挡，就是厕所了。厕所又脏又臭，冬天蹲在那里，寒风吹得人浑身哆嗦;夏天，蚊蝇到处都是，所以我们在那里，都养成了快速上厕所的习惯，方便完了就赶紧从厕所里逃出来。像我们现在这样，坐在家里卫生间的马桶上看书、玩手机，一坐就是半个小时，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在陕北农村，洗澡也比较困难。淋浴当然没有。冬天，我们就只好烧点热水，拿毛巾往身上擦一擦。天气转暖之后，我们六个人一起到沟里的水井旁边去洗澡，这样就省得把水担回来洗了。担水要走十几分钟，我们刚来，还不怎么会挑水，为了图方便，就到那口井旁边冲凉了。虽然穿着游泳裤，但是村里人笑话我们，说大小伙子还光腚，以后我们就再不好意思那么洗了。

对于吃的东西，我们也很不习惯。不过，我们刚去的头两天，各自到老乡家吃派饭，伙食还可以。我们给老乡支付四两粮票和两毛钱，老乡尽量给做好的，把家里平时舍不得吃的都给我们做上。有玉米面馍馍，有豆面馍馍，这就已经是当时最好最有营养的食物了。老乡家里的小孩都看着我们吃，很眼馋。当然，这和我们之前在北京吃的伙食比起来差太多了。

后来，我们在自己的灶上吃，伙食就更差了。当时我们十六七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每天吃野菜团子、黑米糊糊、玉米糁子这些非常粗糙和难以下咽的粮食。有时候，我们能吃上小米饭，这就算是最有营养的了。但小米饭太干了，感觉没法吃，一嚼起来满嘴窜，咽不下去。我们经常吃不饱肚子，晚上睡觉的时候，躺在炕上，我们就聊吃的，越聊越饿。

到了春节，生产队为了欢迎我们，特意弄了几桌好吃的，并且让全村人都来吃。那顿饭真不错：有八大碗，有各种菜，还有炸酥鸡。那顿饭吃的香得不得了，我们都惊叹：陕北咋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 正月十五过完了，整个村子里大部分人都走了，梁家河就剩下一些老弱病残。我们当时还奇怪，人都哪里去了?很快，我们就知道了：大部分人都出去要饭了，从这里走到铜川、西安，沿路乞讨。

我们了解这个情况后，非常震惊，心里也很不是滋味。梁家河的老乡，自己肚子都吃不饱，甚至还出去要饭，却没有亏待我们知青。这些事情，加强了我们对这片土地的了解，增进了我们对父老乡亲们的感情，更促使我们进一步认识社会的现状，加深了我们对这个国家的认识。

石春阳的父亲给我们做了一段时间饭后，我们就开始自己做饭了。我们知青有国家补助粮，每个月四十四斤原粮，其中有玉米、小米。我们把玉米磨成玉米碴子煮着吃，有时柴烧光了，玉米碴子还没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得吃夹生的。没有菜，大家就让我去跟老乡要点酸菜，我就硬着头皮去要。因为陕北很缺菜，老乡也很困难，37 他们的酸菜都很少，但是我们知青去要，他们还是会给一些，有时候能给一小碗。我把那一小碗酸菜端回来，我们六个人一人分一点，就着半生不熟的玉米碴子吃，勉强把肚子糊弄饱。

近平后来在访谈中回忆起酸菜，他说：“长时间吃不到酸菜，还挺想。”这就是那个时候留给我们的特殊记忆，因为那种条件下能吃到一口酸菜，已经是非常幸福的事了。

玉米碴子经常煮不熟，是因为柴禾不够烧。打柴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难题。老乡有时候到山崖边上，冒着生命危险去砍那种硬邦邦的酸枣刺。老乡能上去，我们却上不去，即使上去了，也对付不了那种到处是刺的灌木。这种柴很好，耐烧，不需要烧太多就能把一锅饭做熟了。我们只能到山上去搂茅草，一搂就是一大捧，看着挺多的，回去填到灶台里，一点火，那火“呼隆隆”地响，几分钟就烧没了，结果锅还没烧热，茅草已经烧光了。我们一看，这不行啊，今天没烧的了，做不成饭就要挨饿了，于是就六个人一起去打柴。结果，我们六个人打来的柴还不够做一顿饭用的。因为山上确实没有柴，都是那种很细的灌木或者茅草。

有一天早上，我们不起床了。队长来问我们：“为啥都在这儿躺着不起来?”我们说：“我们是饿得起不来炕了。”队长问：“那你们怎么不做饭吃?”我们说：“因为没柴烧。”队长说：“这可得想个办法，别把娃饿坏了。”于是他就批准我们去用大队冬天储存下来的玉米秸，那个很好烧。这些玉米秸可是起了很大作用，我们一没有柴禾了就到那儿抱，解决了烧柴的难题。

在那个时候，我们更深刻地了解到：陕北很苦，延安更苦，延川极苦，梁家河最苦。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四）发表时间：2016-12-10 来源：党建网微平台 作者：邱然、黄珊、陈思等

（本文发表于中央党校《学习时报》2016年12月8日A3版，文章有删节）

采访对象：戴明，1952年生。北京市海淀区西颐中学学生，1969年1月与习近平一起到延川县梁家河大队插队，住同一孔窑洞。1970年招工离开梁家河，曾做过教师、科技副县长，西安地质学院产业处处长，在长安大学公安处副处长（正处）任上退休。

采访组：《学习时报》记者：邱然、黄珊、陈思等 采访日期：2016年6月6日 采访地点：中央党校电视台演播室 采访组：

知识青年下乡以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和社员一起劳动，对于当年的辛苦劳动，您还有哪些记忆？

戴明：

我们之前在北京上学的时候，学校一般都有学农课程，虽然强度没那么大，但是基本农具我们都认识，大部分也都会用。但到了陕北农村，他们有些独特的农具，我们北京的孩子就没见过。像一般平原地区的农村，翻地和刨土，用的都是镐。陕北因为经常开垦山坡地，39 有一种“老”，比普通头要宽很多。劳动力越强的人，用的头口越宽，受力面积越大，翻出的土越多，但是所耗费的力气也就越大。

陕北的扁担，跟我们以前见过的也不一样。陕北的木材很少，扁担这种必需的农具一旦折断了，就损失了一根好木头。于是，老乡往往就会在扁担中间增加一根木头，起到加固的作用。这样的扁担就更沉。

陕北还有一种脱粒的连枷，这种农具其他地方也有，但我们在北京学农的时候没有接触过。使用的时候，人把连枷悠起来，借着惯性打粮食，这样粮食和外皮就分离开了。在这里，婆姨用它来打麦子比较多。她们打麦子时，排成队，动作一致，一排连枷同时打下来，非常整齐，打谷场上尘土飞扬，热火朝天。我们这些知青就感叹，怎么没有一个舞蹈艺术家来表现这个劳动场景呢？等我们和别人一起排队打谷的时候，才知道这个活儿实际上非常辛苦。我们要努力跟别人保持一致，否则就把一队人的速度给拖慢了。

从适应农具到逐渐加大劳动强度，干农活确实算是一个挺难过的“关”。对于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大孩子来说，尚且不容易，对十五六岁的近平，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一开始，我们都是费尽了力气，活儿仍干不好，但是社员们却能做得又快又好。因为他们对这些劳动已经非常熟悉了。

尽管我们干活不行，但这里的老乡很淳朴，对我们这些城里的娃娃都很好。我们中午在地头吃饭，送来的饭，几口就吃光了。老乡很关心我们，就问：“吃饱了吗？”我们知青就说：“差不多吧！”老

乡就拿出红薯干来分给我们，说：“没吃饱就再垫吧垫吧。”我们确实没吃饱，接过来就吃，一边吃一边问：“我们吃了你的，你怎么办？”老乡就说：“狗吃了！狗吃了！”我们面面相觑，不知道啥意思，有的知青就开玩笑说：“那是骂你们呢，说你们是狗！”后来我们才知道，梁家河方言中“狗”和“够”的发音非常接近，老乡其实是说自己“够吃了”。我们知青就和老乡们一起哄堂大笑。

打坝中间休息的时候，农村的青壮劳力就和我们知青摔跤。近平也经常摔跤，他跟村里很多年轻人都摔过跤。我们北京青年个头大，身体上占优势，而农村青年力气大，经验丰富，所以我们之间互有胜负。那段时间，通过一起劳动，一起玩耍，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

老乡们知道我们不会干农活，但只要努力干活，他们都非常鼓励。劳动的时候，只要你能努力跟上他们的节奏，他们就会说：“好后生！今天到我家吃饭去！”有一天，我干得不错，“会儿”的父亲就跟我说：“戴明，今天到我家吃饭去！”

采访组：

您能讲一些生活细节和有趣的事情吗？ 戴明：

有一次，我们从住的地方上山，翻一个大梁，再下一个沟，到了依洛河村。这个村的知青有十几个，因为男女比例差不多，就成两个队。一个队全都是女生，都是学校合唱队的；另一个队都是男生，都不会唱歌。每天晚上，依洛河的女生就唱歌，唱得很好听，住在对面的男生就不服，就和他们对唱。可是这些男生什么歌都不会唱，就会

唱《两只老虎》——“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无论那些女生唱什么，他们都用这首歌应对。那些女生平时遇到他们，就开玩笑损他们说：“你们这些土包子！不会唱歌，就会唱《两只老虎》。以后不要跟我们对歌了！”

那天，我们六个全体出动，就去支援这些男知青了。近平平时不怎么唱歌，但是那天也和我们一起唱，他嗓门也挺大。我们上来就唱了一首《山楂树》，把对面的女生给震住了。她们奇怪，这些男生怎么突然变厉害了？于是，她们就拿出真功夫，唱了一首二重唱，非常好听。这一下，又把我们盖过去了。我说：“别慌，我带着《外国民歌200首》呢！”我把那本书就交给依洛河的男生了，我说：“你们学习一下吧！你们识谱吗？”他们说：“哎呀，这个可是宝贝！我们识谱！识谱！”这本书，我们经常翻，所以那里面有几首歌我们非常熟。就这样，我们那天晚上连续唱了《灯光》《红河谷》《小路》《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我们甩开大粗嗓子“吼歌”，但是基本上也不跑调。就这样，一直唱到对面的女生没动静了，也不知她们是惊呆了还是睡着了。

采访组：

下面请您具体谈谈对当年的习近平有什么印象？ 戴明：

当时插队的时候，近平这个人比较沉稳，抗压能力比较强。这个抗压，指的可不仅是生活上、体力上的压力，更是心理上所要经受的巨大压力。

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同志受迫害、受批斗，被下放到河南，母亲当时也过着受审查的生活；而近平本人，成分是“黑帮子弟”，这样一来，我们知青的两大出路——征兵、招工，对他来说都几乎不可能实现。所以，他要承受着比我们几个都大得多的心理压力，也面临着比我们几个大得多的困难。

我们家里给我们寄东西、寄钱，而近平家里因为这种情况，明显对他的“支援”就比较少。但是，近平这个人不愿意对我们说他自己的一些困难，也从来不跟我们诉苦，更不抱怨什么，而是把这些事情都藏在心里不说，由此可以看得出来，近平是一个多么坚强的人，他从不向困难低头。

近平也是一个非常有主心骨的人。他有了想法，有了思路，就一定要仔细研究，一定要把事情做好。后来，他当了梁家河的村支书，带领大家建沼气池，创办铁业社、缝纫社，我一点都不吃惊。因为，我在和他一起生活的时候，就发现他这个人有一股钻劲，有强烈的上进心。

我们有时也去周围几个村的知青窑串门。那时我们闲得无聊，肚子又饿，就经常一起商议到什么地方去蹭饭。我们说：“近平，走啊，咱们去梁家塌吃他们一顿！”但是，近平不去，他就坐在那里看书，他说：“我就不去了，你们弄到吃的，给我带回点来吧。”

近平一方面是不喜欢参与这些事情，另一方面他那段时间“痴迷”在阅读和学习之中。他碰到喜欢看的书，就要把书看完；遇到不懂的事情，就要仔细研究透彻。当时，我并不觉得什么，现在想起来，一

个十五六岁的小伙子，同龄人都跑出去玩耍，他还能饿着肚子坐得住，能踏下心来看书、阅读、思考，这确实需要一定的定力，需要有很强的求知欲和上进心。

采访者：

请您结合自己的经历，谈一谈梁家河下乡插队那段时间，对你们有什么样的影响？

戴明：

人的经历不同，想的东西不同，对人的影响不同，最后所走的道路就会不同。近平在梁家河插队的这七年，给他对社会、对人民的认识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他通过劳动，理解了贫苦劳动人民的生活窘迫状况。那时，农民的希望和诉求，就是吃饱肚子。而农民生活的困苦，我们在北京城里几乎想象不到。如果没有插队这段经历，我们很难看到农村的真实情况，很难认识到农民的生活现实。我在梁家河插队是一年半的时间，而近平待了七年多时间。农村生产队的这段生活经历，对我一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对近平的影响更是可想而知了。

我们知青下乡，开始是听毛主席的号召下去，凭着一腔朴素的阶级感情，凭着对毛主席的热爱，“听毛主席的话”。下去之后就发现，我们必须跟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民融合，我们真的要依靠他们。他们教我们劳动，帮助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如果和老乡建立不好关系，就会生活得很艰难。因此，我们在农村插队期间，就逐渐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意识：要依靠老乡，要与老乡好好相处，要尽心尽力为父老乡亲做事。否则，在农村插队就没有价值，我们的未来也就没有出路。

陕北老乡对近平也非常好。别的地方不接纳他，陕北接纳了他，并且对他没有任何歧视。在近平插队期间，当地的干部和老乡们，一直都在帮近平摆脱这种不利局面，近平也就是在梁家河的这些年，摘掉了“黑帮子弟”的帽子，逐渐发展成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就为他后来入党，当村支书，被清华大学录取，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础。可以说，近平和陕北人民之间是一种亲人一般的感情——这么说一点儿都不过分。

在插队期间，老乡对我们进行无私的帮助和教育。反过来看，我们知青也给老乡带去很多有用的东西，我们的书本，我们的科学文化，我们给他们讲的新鲜事物„„这对农村面貌的改变，对乡亲们思想意识的转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近平在当梁家河村支书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就让这个贫穷落后的村子面貌有了很大变化。村里人不仅能吃饱穿暖，还可以用沼气做饭和照明，有灌溉井，有铁业社，有缝纫社，有代销点，有磨坊„„原来一到青黄不接时就全村出动出去乞讨的贫困村庄，在近平一年多的带领下，变得红红火火，一片生机。所以，近平要离开梁家河返回北京的时候，村里人依依不舍，全村出动去送他。

在梁家河那段艰苦的日子里，近平从来没有放弃过读书和思考。我和近平都看过一部书，是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简编》。书名虽然是“简编”，但实际是厚厚四大本。我和近平都从头到尾认真地读过这部书。对我而言，大概就是读过了，了解了历史，丰富了知识。而对于近平来说，他就会有思考、有借鉴、有批判。可以说，他的执

政理念，他的思想，就是在持之以恒的读书生活中积淀下来的。

从实践层面说，近平在梁家河学到了很多，之后他又返回北京到清华大学深造，毕业之后依次在国务院、军队工作了一段时间，又主动回到基层，从县到市到地区到省到中央„„几十年这样脚踏实地干下来，从来没有脱离过基层。基层群众想什么，渴望什么，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每一个层次碰到什么困难，需要做什么样的工作来改变现状„„这些工作内容比他当初在梁家河所面临的问题要复杂得多，但本质是相同的，那就是：群众需要什么，群众想要怎么办，干部就要带着大家怎么办。近平当选党的总书记以后，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根子就在他对基层群众和基层实际情况的了解上。

经过知青岁月，再苦的日子都不觉得苦了。以后的日子稍微过得好一点，都会觉得很知足。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五）“群众需要什么，近平就干什么”

发表时间：2016-12-23 来源：党建网微平台 作者：邱然、黄珊、陈思等

（本文发表于中央党校《学习时报》2016年12月22日A3版）

采访对象：石春阳（小名：随娃），梁家河村民，1954年生。1975年10月习近平离开梁家河后，石春阳接任村党支部书记。2016年，任大梁家河党总支部书记。

采访组：《学习时报》记者 邱然 黄珊 陈思等 采访日期：2016年2月27日

采访地点：陕西省延川县梁家河村委会

采访组：

石春阳同志，您好！习近平在梁家河插队期间，您曾和他一起劳动，他离开梁家河后，您接任了村支书。请问您最初认识习近平是什么时候？

石春阳：

1969年1月，我到文安驿公社接北京知青。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第一次见到了近平。

当时，梁家河派了十几个年轻力壮的社员去接知青。怕人手不够，我们还牵了毛驴，帮着驮行李。知青们的行李有铺盖卷，有箱子，我们轮流帮着拿行李，你拿一气儿，我拿一气儿，几十个人，浩浩荡荡地就回到村里来了。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梁家河村一共来了十五名北京知青，十一名男知青，四名女知青。当时梁家河村委会接待室是一队的地方，分来五名男知青，四名女知青；近平和其余五名男知青在后面的二队。村里当时安排我父亲给二队的知青做饭。

采访组：

他们是从首都北京来的知识青年，能适应农村生活吗？ 石春阳：

最初很难适应。近平他们这些知识青年，从小就生活在首都北京，接触的人多，见的世面广，到了我们这个穷山沟里，住土窑洞，干农活，面朝黄土背朝天，和我们这些大字不识的农民们吃在一起，住在一起，肯定不习惯。在农村，吃得很差，吃不惯也吃不饱。上很脏的茅厕，冬天冷，冻屁股，夏天臭气熏天，苍蝇蚊子骚扰不断。睡觉也是挺作难的一件事，几个知青躺成一排，挤在一个炕头上。这么艰苦的生活，这么大的落差，要说一下子就适应了，显然不太现实。

我们农民就是黄土地里生长的，在黄土地里种粮食吃、挖窑洞住，所以身上总是沾满黄土，根本就不在意。我们村里这些年轻人，跟北京知青混熟了，就经常跑到他们窑洞里去串门，进了窑洞，就往炕上一坐，身上的黄土弄得被褥和枕头上都是。有些个人卫生特别差的，人一上炕，虱子也上炕了。

近平每天下地干活，经常一身黄土，慢慢也就习惯了。他以前在北京生活，没被虱子咬过，刚来梁家河的时候腿上经常被虱子咬得红肿一大片，奇痒无比，他经常挠，后来都挠得流脓流血。在地里劳动时，大家都把裤腿挽起来，我就看到他的小腿上到处都是被虱子咬的红疙瘩，有的刚刚结痂，有的痂被挠掉，还往外渗着血。过了一段时间，近平就不怕虱子了，像我们农村人一样，对虱子的毒素产生了抵抗力，就算被虱子咬了，红肿也没那么严重了。

采访组：

习近平和村里人也越来越熟悉了吧？请您谈谈他平时生活和劳动的情况。

石春阳：

近平没过多久就适应了陕北农村的生活。两年后，大多数北京知青返城了，近平却几乎和我们成了一家人。无论是老汉、后生、娃娃、婆姨，他都能跟大家聊到一块儿去。

近平不但见多识广、知识丰富，而且性格很随和，说话既不偏激，也不保守，非常实在，所以我们特别喜欢跟他拉话。特别是晚上，我们年轻人经常到他住的窑洞去串门。他给我们讲北京，讲中国，讲世界，讲很多我们从来都没听说过的事，开阔了我们这些山里人的眼界。他喜欢看书，而我们村里人大多不识字，他就经常给我们讲书本上的知识，让我们对读书识字产生了浓厚兴趣。

近平也不光是给我们讲，他也向我们打听农村的情况，农活怎么干，庄稼怎么种，村里各方面情况他都问得很细，我们也都乐于给他讲。

在劳动方面，近平非常下力气。知青们刚开始干活不行，每天给他们记6分工。近平干活不惜力，从挣6分，到挣7分、8分、9分、10分„„10分是一个农村壮劳力一天的工分。

近平因为劳动突出，跟社员群众关系好，县团委书记陶海粟发现他能力强，就派他到赵家河去搞了半年多的社教。他回到梁家河不久，就当了我们村的党支部书记。

采访者：

村里当时为什么推举习近平当党支部书记？ 石春阳：

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

他有文化，有思想，有主意，头脑灵活。当时我们村里识字的人不多，需要一个有文化的人来主持事情，所以就选了近平当书记。

他劳动非常下力气，和我们农村的壮劳力能干一样的活儿。那个年代，领导干部必须要吃苦在前，近平在平时劳动的时候，干的比我们社员还要多。这样的人当干部，能让大家信服。

他和我们村里人相处得非常好，感情非常融洽，群众基础非常好，大家都喜欢他，愿意和他拉话，他说啥我们都愿意听。

近平敢担当，能做事，总是为村里着想。在当村支书之前，他就对村里有很多规划和想法。打坝、修梯田、打井，增加粮食产量，这些他一直都在考虑，都在和社员交流。当时村里一些老年人比较保守，对新鲜事物比较抵触。近平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容易说服他们，能把队伍带好。

他在搞社教期间处理赵家河村里的大事小事，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

另外，他是北京知青，在我们农村各个姓氏、各个家族中间能保持中立，做到公平公正，不会偏袒谁，大家都信任他。

近平当时也非常愿意担任村支书这个职务，虽然很苦很累，但他不在乎，他真心实意想为梁家河做一些事情。

采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