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职称制度的由来与发展[优秀范文5篇]

第一篇：教师职称制度的由来与发展

教师职称制度的由来与发展

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教师职称评聘制度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教师职称评聘制度的改革一直是高校和广大教师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也是高校人事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回顾历史，不仅可以使我们总结经验，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在未来的工作中汲取教训，少走些弯路。因此，研究我国职称制度特别是高校教师评聘制度的历史沿革及其未来走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现代职称制度的起源和内涵

“职称”最初源于“职务名称”。国际上理论的“职称”内涵通常的定义是：“区别专业技术或学术水平的等级称号”，所以，它是授予专业技术人员水平、能力及成就的等级的“衔”或“称号”，是反映专业技术人员学术、技术水平、工作能力及工作成就的标志。理论上的“职称”具有如下特征：①评定与岗位、职责无关，不与工资待遇挂钩；②没有数额限制；③一旦拥有，终身享用；④相同的职称，评定的标准相同；⑤与人员使用无关。与职称“概念”相比，“学衔”是小概念，适用于高等学校教师和科研人员。除此以外，“学衔”与理论上的“职称”在内涵上几乎是相同的。

我国现行的国家职业标准制度是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即所谓的职称制度。由于历史和国情等原因，我国的职称制度体系庞大复杂，不同行业或专业情况差异较大，有许多更待深人探讨及改革的方面，但是都有一个统一的国家职业标准。其基本内容是：专业技术职务是指根据实际工作需要所设置的有明确职责、任职条件和任期，并需要具备专门的业务知识和技术水平才能担负的工作岗位。它不同于一次获得后而终身拥有的学位、学衔等各种学术技术称号。建立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应当根据实际需要设置专业技术工作岗位，规定明确的职责和任职条件；在定编定员的基础上，确定高、中、初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合理结构比例；由行政领导在经过评审委员会评定的、符合相应条件的专业技术人员中聘任。所以，专业技术职务是根据实际需要设置的工作岗位，是需要具备一定程度的、系统的专门知识才能担负的职务。专业技术职务的特点是：①有一定的结构比例②有明确的职责③有一定的任期④与工资有明确的对应关系。

我国职称工作已有近60年的历史。目前，全国共设立了29个职称系列，颁布了相应的职务试行条例。1994年以来，全国又逐步建立起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制度33个，约有60多万人取得各类资格。建国初期至1960年，国家采取专业技术职务任命制，这时的“职称”是指“职务名称”。1960年至1985年，我国实行职称评定制度，据评定结果确定工资，没有职责要求。1977年9月恢复技术职称，这里的技术职称含义仍是“职务”名称。但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工资未能兑现。此时的职称评定工作在客观上带有评定学衔、技术称号的性质。中央于1983年9月1日冻结了全国职称评定工作。1985年，“学衔”制在高校做过试点，最终没有实行。1986年1月，开始实行资格评审和聘任相结合的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此次，国家文件明确了“专业技术职务”的叫法，但是，许多省份仍叫“职称”。在实施过程中，评和聘有分开的情况，但多数情况没有分开。从1990年开始，陆续组织了许多系列的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考试，各单位在通过考试取得专业技术职务资格且符合一定年限等其他要求的人员中进行了聘任，由此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开始生根。

二、中国古代教师职称制度探源

（一）助教的起源

早在一千六百多年以前，西晋为了世家豪族子弟学习，就创办了贵胄学校——国子学，助教就诞生于西晋国子学中。国子学中的助教称为国子助教，其职责很明确，就是一般的专业教员，在国子祭酒和国子博士的总领下，辅佐博士讲授经学。

（二）教授的起源

教授作为学官始于宋代。教授作为学官大量设置则是在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当时宋仁宗诏令各路、州、县立学，置教授为学官，以五经、艺训诲学生。教授的选任标准是严格的，宋代规定，各府州教授须由地方选聘名师宿儒担任，后又规定必须是制科、进士科出身或由上舍毕业，并作过官的才能充当，自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起，教授人选要由朝廷直接任命。在古代，教授的品位一般比博士、助教还要低。

（三）古代高校教师的选任

古代官立大学的主要任务是为国家培养治国安民的官吏，大学教师本身就是国家的职官。因此，大学教师的考选、任用、考核、晋升等，基本上由当时政府所实行的文官考选和考绩制度所决定。

三、我国近、现代高校教师职称制度确立与发展

（一）我国近现代教师职称制度的确立

我国近代高校教师职称制度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最早可以上溯至洋务运动时期的洋务学堂。

1、洋务运动时期高校教师职称制度。19世纪60—90年代，清朝统治者内部有一部分人主张办“洋务”、兴“西学”，创办了一批新型的外国语学校、工业技术学校和军事学校，为洋务事业培养所需的各种专门人才。这些新式专科学校移植了西方的教育制度，在教师任用上，一般都实行教师招聘制，但当时并无严格的招聘标准。

2、戊戌变法时期高校教师职称制度。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领导的维新运动主张“废科举、兴学校”，兴办了一批新式学堂，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这些新式学堂实行教师招聘制。

3、旧中国职称制度。1912年，当时的教育部颁布《大学令》等法令对高等教育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规定大学教员分教授和助教二等，必要时聘任讲师。1917年，教育部的《修正大学令》规定，大学教员分为正教授、教授、助教授三等，必要时聘任讲师。此外，这时期的教育法令还对教师的聘任及有关方面作出正式规定。从实践来看，蔡元培1917年后在北大实施的一系列教师聘任改革措施最具有代表性。

4、根据地和解放区的职称制度。战争时期，根据地和解放区没有统一的职称制度，职称名称也不一样，不进行评审，而是由政府考核、任用，但非常严格。根据地和解放区职称制度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待遇最高，实行“优待知识分子”的政策。各边区的职称条例都叫“优待专门技术干部办法”。现代高校教师职称制度具有如下特点：一是任职标准很高，要求非常严格；二是待遇优厚，知识分子地位很高；三是国统区实行评审制，解放区实行考核任用制。尤其是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实践，其实就是直接聘任制，对我们今天的职称改革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二）建国后高校教师职称制度的发展及趋势

目前，根据有关文献显示，国内系统研究高校教师职称评聘制度历史的人还比较少。其中，大多把建国后我国高校教师职称评聘制度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50至60年代，第二阶段为改革开放后至1983年，第三阶段为1984年以后，我把这种观点称为“三阶段论”。但最有影响力的是 “两时期六阶段”论。

1、职称任命和评定时期

第一阶段（1949年至1959年），新中国教师职称制度初期阶段。解放初期我国高校的职称制度基本上是实行技术职务任命制，沿用了国民党时期的教师等级。当时的政务院公布的技术职务暂行等级表中可以看出，高等学校的教师职务分为五级，分别为教授、副教授、讲师、教员、助教。但这时还未形成完整系统的教师职称制度。这个时期职称制度的特点是，技术职务根据实际需要和机构编制确定，与工资分配制度紧密联系，技术职务的名称同时作 2 为工资等级标准存在。由于职务与工资紧密联系，因此技术职务有严格的数量限制，一般由干部部门考核，行政领导或党委任命，方法简单易行，可以认为是技术职务任命制，和行政职务任命制差不多。由于专业技术工作本身的特点，专业技术人员在学术技术水平和业务能力上取得的进步迫切需要得到一个正确的评价。为了解决这一问题，1955年，国务院组织“学位、学衔、工程技术专家等级荣誉称号”起草委员会。1956年6月，遵循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精神，有关部门制定了《高等学校教师学衔条例》。在有关规定中明确了学衔是根据“学术水平、工作能力和工作成就所授予的学术职务称号”。其特点主要有四点，一是以学术、技术水平为授予和晋升的主要依据；二是没有人数限制；三是一旦授予为获得者终身享有；四是可以作为确定工资、生活以及政治待遇的依据。由于种种原因，该条例未能生效实施，但它对以后教师职称制度的形成有了一定的影响。

第二阶段（1960年至1965年），高校教师职称制度初步形成阶段。1960年教育部明确指出“教师职务不是学衔”，因为“在其他国家中，高等学校的教师，一般是取得某种学位后，又能在高等学校担任某级教师职务工作，才授予相当的学衔。我国并未实行学位制度和学衔制度，过去高等学校教师的提升，是技术职务的提升。因此，统称教师职务名称，不仅名实相符，而且不会把它看成是教师在学术成就上的荣誉称号和教师本人终身不可剥夺的权利”。1960年2月16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96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教师职务名称及其确定与提升办法的暂行规定》。3月7日，教育部又印发了《关于执行〈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教师职务名称及其确定与提升办法的暂行规定〉的实施办法》，这两个文件的颁布，标志着我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高校教师职务条例已经形成。在该暂行规定中，第一条明确规定“高等学校教师职务名称定为：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四级”。同时对思想政治、学历学识、业务水平、工作实绩、外语水平等也作了要求。关于确定和提升办法规定为“应该在党委领导下，贯彻群众路线，实行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原则”。确定为助教的，须经校务委员会批准；确定或提升为讲师的，除学校批准外，还要报省级教育管理部门备案；确定或提升为副教授的，学校通过，报省级教育管理部门备案；确定或提升为教授的，学校通过，报省级教育管理部门核转教育部批准。至1965年，全国根据这些条例及其有关制度开展了高校教师职务的确定和提升工作。“文革”十年期间，高校教师职称工作全部停止。

第三阶段（1977年至1983年），职称制度的恢复和重新建立阶段。1977年邓小平同志指出，要恢复科研人员的职称，“大专院校也应恢复教授、讲师、助教等职称”。1977年9月，在《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大会的通知》中指出，“应当恢复技术职称，建立考核制度，实行技术岗位责任制”，这就为职称制度的恢复和实施奠定了基础。1978年2月13日，教育部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高等学校恢复和提升教师职务问题的请示报告》，要求恢复执行1960年国务院颁发的《关于高等学校教师职务名称及其确定与提升办法的暂行规定》，并对执行中的有关问题提出了建议。3月7日，国务院批转了这个报告，同意教育部意见。此后卫生部、中科院也恢复了职称，发布了职务条例。至1983年，五年多的时间内，经国务院和职称主管部门批准的职称系列达到22个，全国获得职称的人员共595万人，其中高级职称9.4万人，中级职称153万人。由于这一时期国家经济十分困难，职称不能与工资完全挂钩，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学衔制度和称号制度的思想，职称制度的任命制也演变为技术职称评定制。职称评定制度的特点，一是职称只是表明专业技术人员的水平能力和工作成就的称号，由专家评审确定；二是没有岗位要求和职数限制；三是不与工资待遇挂钩；四是没有任期，一次获得，终身拥有。由于职称评定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在实践中也暴露出了很多问题。1983年9月，中央发布了《关于整顿职称评定工作的通知》，指出存在的问题是：①评定职称缺乏基本制度和总体规划，没有统一的领导，审批权限不一致，评审标准不具体；②把学术、技术职称给予了不是从事有关学术和技术工作的人员，以致不适当地扩大了评定职称的范围，使相当一部分获得学术、技术职称的人名 3 不符实；③把评定学术、技术职称同评定工资级别、提高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不适当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助长了某些单位和个人搞争名夺利的不正之风。由于上述问题，决定“把全国职称工作暂停下来，进行一次认真的检查、总结和全面整顿。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重新审定和调整原有的职称系列”。至此，高校职称工作随之进入整顿阶段。这一阶段“职称”一词被普遍接受和使用。职称已不仅仅是职务名称，同时还带有技术称号性质。尽管这一阶段职称评定工作存在着一系列问题，但是职称制度的恢复和重新建立，对增强高校教师的责任感，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调动其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促进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尤其是对缓解高校教师队伍年龄断层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时期

1986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关于改革职称评定、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的报告》，这是职称制度第二个时期，即实施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开始的标志。在这个时期，也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6年至1989年），首次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阶段。1983年底暂停职称评定后，经过充分的调研和酝酿，中央职称工作领导小组在总结以往职称评定工作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认为简单地恢复职称评定工作不能适应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形势，改革职称评定制度才是正确的方向。后在全国51个单位开始进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改革试点，其中包括部分高校。在全面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1985年12月23日，中央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向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提交了《关于改革职称评定、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的报告》，1986年1月24日中央和国务院批转执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的基本内容是：根据实际需要设置专业技术工作岗位，规定明确的职责；在定编定员的基础上，确定高中初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合理比例；由行政领导在经过评审委员会认定的、符合相应条件的专业技术人员中聘任或任命；有一定的任期，在任职期间领取专业技术职务工资。由此可知，专业技术职务不同于一次获得后终身拥有的学位、学衔等各种学术技术称号。随着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工作的逐步开展，至1988年，全国专业技术系列达到29个。其中，1986年3月，《高等学校教师职务试行条例》颁布施行。在这一阶段，企事业单位共评聘各级各类专业技术人员1948万人，其中高级职务93.4万人，中级职务536万人。1989年10月17日人事部印发了《关于对专业技术职务评审聘任工作进行复查的通知》，称首次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工作已基本完成，要求各地对评聘工作中的问题进行认真复查。由此，高校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又一次暂停。对首次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工作，人事部向国务院的汇报提纲里讲了三句话，即“议论颇多，褒贬不一，反映甚大”。概括起来有五条成绩：即建立了聘任制；提高了教师的地位；改善了教师的待遇；稳定了教师队伍；调动了积极性。同时有四个问题：一是全国的系列太多；二是评聘合一；三是和工资挂得太紧；四是单一的评审方法不够科学。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有五条：一是由于客观形势所迫，急于展开；二是设岗工作没有做好；三是历史欠帐太多；四是改革的措施不配套；五是执行中的不正之风。此后，全国的职称工作进入全面复查阶段。1990年5月22日第100次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提出，职称工作要先稳定下来，不搞大的动作，采取适当措施，逐步走向经常化。1990年12月25日，人事部印发了《关于认真做好1990年度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考核工作的通知》。1991年5月20日，在人事部关于《〈企事业单位评聘专业技术职务若干问题暂行规定〉有关具体问题的说明》中提出了关于转入经常性的评聘工作必须具备的几个前提条件，“一是对首次评聘工作进行检查并验收合格；二是清理好首次下达的指标；三是设置好岗位并经过批准；四是建立了考核制度并进行了1990年的年度考核。这四个条件都必须具备，缺一不可。”在此阶段，经国家教委和有关部门批准，教授、副教授任职资格评审权得到了较大的下放。其中具有教授评审权的高等学校1986年下放32所，1988年下放48所；具有副教授评审权的高等学校1986年下放9所，1988年下放60所。

第二阶段（1991年至20世纪末），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工作正常化阶段。1991年4月10日，国家教委、人事部印发了《关于高等学校继续做好教师职务评聘工作的意见》，是这一阶段开始的标志。该意见共17条，对高校教师职务评聘工作的指导思想、政策导向、组织领导、考核工作、评聘分开等提出了具体的要求。特别提出了解决教师队伍新老交替的问题，对40岁以下教师晋升教授、35岁以下教师晋升副教授，“其所需的岗位职务数额由各地区、各部门专项下达”。此后，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进入正常化，每年一次。在本时期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也就是1986年以来，高等学校教师职务虽然实行的是聘任制，但是无论是实际执行中，还是在人们的观念上，仍然把职务和职称合二为一，仍然是年年进行职称评审，实际上真正的聘任制并没有建立，聘任制还仅仅停留在形式上。其主要表现形式为：①岗位设置根本没有进行，每年根据晋升指标评定教师职务，以指标来控制教师职务的评聘。由于岗位设置环节的缺失，致使一些传统优势学科的正副教授比例过高，有的甚至高达百分之七八十，而一些新兴学科的教师高级职务则过少，教师岗位的结构比例严重失调。②教师专业技术职务的评审与聘任合二为一。职务评上了也就聘上了，各高校普遍出现重评审、轻聘任的现象，聘后竞争机制弱化，形成了实际上的职务终身制。这一现状使教师队伍缺少竞争，学术水平与创造力下降。③能上能下的机制没有建立起来。即使因受指标限制，或表现不佳等原因而被低聘职务的，待遇仍然不变，结果压抑了先进，保护了落后。④考核失真现象严重。考核仅定位在职务评审、工资调整、奖金分配等事务性工作上，而不是着眼于教师教书育人和科研工作的实际情况和全面提高教师素质上来。具体操作上限定评优比例，结果评优普遍成为轮流坐庄，今年谁需要谁评优，而考核不合格的评价几乎成了虚设的档次，极少被使用。⑤任职资格评审与公平公正、择优评聘还存在距离，政府行政干预和人情等非学术因素的影响明显存在。聘任制失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观念上的误区。由于对职务聘任制的宣传力度不够，理论和舆论准备上的不足，使人们对职称评定的观念不能及时转到职务聘任上来，不仅教师的观念中职务就是职称，而且相当多的人事管理工作者，包括一些高校的领导也认为职务就是职称，职务聘任制就是职称评定制的翻版。由于岗位意识淡薄，够水平就要评职称，不论岗位是否需要。第二，长期的计划经济也为畸形的聘任制提供了土壤。新中国成立以后，到20世纪90年代之前，我国基本上是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计划在社会资源管理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聘任制按其本质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是市场机制在人力资源配置方面发挥基础作用的一种实现形式。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签订聘约的双方必须是独立存在的主体，双方的关系是建立在合同基础上的互利关系，双方不存在利益上的同一性，双方以合同条款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是，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的影响，致使聘任制的基础发生了严重问题，从而孕育了畸形的聘任制。第三，政策上的不配套。从十多年的实践来看，实施教师职务聘任制出现的问题，大多数是由于缺乏其他人事分配制度方面的配套改革，而职务聘任制超前出台所造成的。由于职务聘任制的超前，人员流动的相关政策如养老保险等政策的滞后，使聘任制又回到了职称评定的老路，评定的职称又与工资、住房、子女就业等等挂钩，回到了1986年职称改革前的状况。第四，体制上的原因。主要是政府的过多干预，如高校教师职务评审、聘任具体实施的政府行为，评审及聘任指标的政府控制等。

第三阶段（21世纪初至今），真正开始实施聘任制阶段。从1986年高校实行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到20世纪末，真正意义上的聘任制实际上根本没有实施。随着一年一度的职称评审工作的开展，高校的职称工作乃至更大范围的全国的职称工作已经走入了“死胡同”，教授、副教授年年评、年年聘，越评越多，越聘越多。随着人事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化和对外开放的深入，借鉴发达国家上百年总结的经验，人们已经认识到职称工作必须向真正意义上的聘任制回归。1999年，山东农业大学悄然实行职称“只聘不评”，经过两年的实施于2001年见诸媒体。2001年在职称改革方面最有影响的当属中国科学院，当年的４月21日，中国科学院人事工作会议对外宣布，中科院将在全院范围内停止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5 评审，取而代之的将是全面推行岗位聘任制。进入中科院创新试点序列岗位的聘任人员，包括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等，都将实行按需设岗、公开招聘、择优聘任、契约管理。实施这一制度，旨在改变专业技术人员任职资格评审和因人设岗的传统做法，各单位根据凝练的科技目标和工作需要，全面合理地设置各类专业技术岗位和其他岗位，在单位内公开招聘，竞争上岗。同时，撤消院一级各系列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下属单位同级的评审委员会也予以撤消，并根据不同岗位要求，组建相应的聘任委员会，建立完善的聘任程序和考核标准与办法。中科院全面停止“职称”评审成为当年全国职称工作的重大新闻。这一做法也对高校教师职称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后，部分高校真正意义上的教师职务聘任制开始实施。2001年上海大学在其所属的四个学院试行聘任制，首批有5位教授、40位副教授黯然落聘，“教授终身制”受到动摇。2003年5月12日，《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交付讨论。该方案确定了北大新的教师管理体制的基本原则：教员实行聘任制度和分级淘汰制；学科实行末位淘汰制；在招聘和竞争中引入外部竞争机制；原则上不从本系应届毕业生中招聘新教员；对教员实行分类管理；招聘和竞争中引入“教授会评议制”。此方案当时在校内激起强烈反响，并经过媒体宣传而变得沸沸扬扬，被称作北大“癸未变法”。经过多方讨论，2004年2月开始实施。2003年7月，《中山大学教师编制核定、职位设置与职务聘任规程》发布，根据新的规程，教师“职称评审”不再进行，此后教师职务聘任将成为中大日常行政事务的一部分。教师职务的聘任分为“有固定期限聘任”和“无固定期限聘任”两种。助教职务为有固定期限聘任职务，首次聘期最长三年，续聘期为一至三年，最多可续聘一次；讲师职务为有固定期限聘任职务，首次聘期三年，续聘期三年，最多可续聘两次；副教授一般为有固定期限聘任职务，每个聘期三年，可以连续聘任；教授职务则为无固定期限聘任职务(长期聘任职务)。2003年9月1８日，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在上海高校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改革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上海市56所全日制本科高校、高职高专以及经政府批准的民办高校全部停止职称评审，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使高校教师职务能上能下，薪酬能高能低，人员能进能出。今天你是教授，可能明天就不是了；在这所高校你是教授，到其他高校你可能又不是了。曾经“一旦拥有，终身享用”的职称，从此在上海市高校已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后，职称不复存在，高校根据自身需要设定岗位，有能力者竞争上岗，并且获得与岗位相对应的教授或副教授等职务，以及对应的薪酬。一般来说，高校2至3年一聘，聘期结束时对各岗位进行考核，考核不合格者将被摘掉教授或副教授的“帽子”。如果一所高校的教授转岗到其他高校任教，还要凭实力在新的工作单位重新竞聘。这一阶段实行的聘任制的特点是，一是聘任制的实施大都有一个长期的酝酿；二是教师的招聘面向国内外，尤其注意引进海外的人才。如南京大学2003年新增的149名教授和149名副教授岗位全部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2004年月，北京大学首次向海内外公开招聘教授，95个教授名额中，21名硬性规定只能对外，不能对内，剩下的74名既可以对内也可以对外。三是聘任制的实施方法与发达国家高校开始接轨，注重学习国外高校的经验。四是实施聘任制的高校绝大部分是重点高校或者是发达地区的高校，地方普通高校数量极少，这些高校大多还停留在上一阶段。

四、美国高校职称制度的一点做法

美国教授分四个等级：教员、助教授，副教授，教授。美国大学的助教授是在教授之列，高于讲师，可说是教授的“初级阶段”。一般美国大学新招聘的教员都从助教授开始，这个过程一般需要五六年的时间完成。也就是说，助教授每一年都要经过严格评审，经过五六年才能升为副教授并获得终身聘任，然后，再增加积累，向正教授冲刺。没有名额限制，什么时候够条件，什么时候就可以提出申请，接受评审。助教授五六年到头，评审不过关，就要下岗。即使终身聘任，也要进行终身教授后的评审，并按不同程度或嘉奖或惩戒，对“屡教不改”的，劝其退职，直至将其辞退。制定的任职条件大致为：①教员：具有其所从事专业的 6 学士学位、硕士学位或两年以上的研究生学习经历，但不要求必须具有教学经验或经历。②助理教授：具有博士学位，有在高校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的能力，在学术上有继续提高的潜力，要求有2~3年的教学经验或经历。③副教授：在具备与助理教授相同条件的基础上，还必须在学术、技术或专业成就上有被人们所公认的威望。④教授：具有上述各种职务所要求的条件，同时具备创造性工作的突出才能及具有对本人所从事的专业加以领导的能力，并在教学和科研上已取得很高的成就。规定的聘任程序为：①由学院院长向负责学术事务的副校长提出该学院拟聘任教师职务的计划；②副校长批准这一计划后，学院院长任命一个招聘选拔委员会；③在公开出版的刊物上刊登招聘广告，并由选拔委员会对每一候选人进行审查、评价，向学院院长推荐最佳候选人；④学院院长对候选人进行审查后，向副校长推荐；⑤副校长审查后，将候选人的全部材料提交给学校教师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⑥审查委员会将意见反馈给副校长，副校长再一次对候选人进行审查，并将结果转呈给校长；⑦校长签发聘书。

美国的职称制度对我们有很多有益的启示。比如：要尽快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专业技术人员管理法规，把我国的职称管理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要强化专业技术人员的法律意识和职业道德教育。要增加职称评审的透明度，加大社会化评价和资格准入的规范考试力度，使专业技术人员在评审、聘任中公开公平竞争。要着力改革现行职称评聘工作的管理体制，实行职称工作的分类管理、分级管理体制等。

五、今后高校职称工作发展趋势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近日在全国专业技术人才工作会议上表示，我国已明确了调整功能定位、健全分类体系、完善评价机制、实现科学管理的职称制度改革总体思路，通过职称制度改革，我国将建立科学、分类、动态、面向全社会专业技术人才的新型职称制度。同时，通过对以上教师职称的历史研究，可以提出几点建议：

（一）深化教师“以聘代评”制度，盘活高校用人机制

近年来学校试行的“以聘代评”模式终止了原来的专业资格评审，彻底把评聘分离，以完全的聘任合同制代替了以往的评聘制度。它的优势是：第一、实行以聘代评有利于解决以往职称评定中的难题；第二、引进激励机制，打破职称岗位终身制；第三、有利于选拔优秀人才，消除平均主义和论资排辈的顽疾；第四、有利于面向全社会招聘摆脱自产自销，促进教师流动。虽然，高校教师职称改革已进入真正意义上的以聘代评阶段，但是还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解决，“以聘代评”制度自身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盘活高校用人机制，激发高校的发展潜力。

（二）按需设岗，以岗聘任

教师职务“以聘代评”就是严格以岗位需求为依据的职务聘任，因此，按需设岗是做好教师职务聘任的重要前提。在聘任过程中，要科学设岗，完善聘任上岗条件。科学设岗要本着从工作的实际需要出发的原则，不要简单分出档次和级别，对学校需要加强的工作给予特殊考虑，因事设岗而不因人设岗。我校根据学科建设、教学科研工作、队伍建设需要等情况，在教授、副教授岗位中设置了以教学为主、以科研为主、教学科研并重的三种类型岗位，对各类岗位制定了岗位职责和数量规定，在聘任中更注重履行岗位职责的能力，严格按照岗位数量聘任，取消资格评审，引入了竞争机制，促进了教学科研工作和学科建设工作的开展。

（三）完善评聘机制，确保评聘公平公正

一是下放职务审批权，学校分科组建聘任委员会。为杜绝职务评聘中的假冒伪劣现象，必须变“唯上”为“尊下”，给学校以充分的职务评聘自主权，学校分科设立非官化的教授委员会。这样做，一方面学校所有教授（除兼做行政管理人员之外）都有评审权，使学术权力分散，对评聘中可能发生的不公正行为起到制约作用；另一方面官学分离，真正做到教授治校，学术独立自治，行政权力退出学术评估体系。二是建立各级“学术道德委员会”9完善职务评聘监督体系。“道德委员会”是高校学术道德监督机构9其成员应当由学术水平较高、学 7 术公正的教师组成，他们的产生须有一定的民主程序9以保证成员的代表性和广泛性。它具有独立依法行使监察的权力，不受其他任何行政部门的干预，有权追究在评聘工作中弄虚作假者的法律责任，约束和惩治学术不端行为和评聘中的违规违纪行为，以维护学术的尊严，净化学术环境，同时其自身还应接受上级主管部门和群众监督。

（四）加强聘后管理与考核，确保聘任的岗位职责的完成

防止出现聘上岗位以后不思进取，不出成果，重蹈职称评定的覆辙。学校要规范聘期中和聘期终考核，确保聘任人员能够完成所聘岗位要求。聘期考核是否合格则不仅看完成工作的数量，更重要的是看能否完成所聘岗位职责。另外，在上岗条件方面，也没必要照搬照抄职称评审的那一套——不对全体人员都同时要求教学和科研，而要针对不同岗位提出不同要求。不妨以量化考核的分值结果作为依据，利用贡献排序法实施新一轮的聘任。所谓贡献排序法就是将竞聘人的教学工作、科研业绩、思想政治表现、学历学位等情况综合打分进行累加，从高到低排序后按岗位数额进行聘用。

第二篇：民主生活会制度的由来与发展

民主生活会制度的由来与发展

2014年07月14日 第A3版：思想理论

作者：熊自牧 来源：学习时报 字数：22

32民主生活会，是指党员在党组织内部以交流思想、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为主要形式的组织活动制度。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各级党组织都组织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不为人际关系所累，敢于向好人主义说不，开展深入扎实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真正做到了红红脸、出出汗，从内心深处受到触动。回顾建党93年的历史，民主生活会制度作为党内生活的一项重要制度，是伴随着党内民主生活的扩大和党内民主观念的提升而逐步确立并完善起来的。

民主生活会制度萌芽于建党的第一个30年。建党初期，我们党虽然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实际经验，对党内民主生活尚未给予足够重视。大革命失败后，党开始关注党内民主生活问题，并逐渐探索出一些有效的做法，提出一些有益的思想。党中央到达陕北后，开始提倡民主的工作精神，并在党内开展民主生活教育。1937年5月，毛泽东指出，党内的民主是必要的。1938年10月，毛泽东强调，必须在党内施行有关民主生活的教育，使党懂得什么是民主生活，什么是民主制和集中制的关系，并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194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其主要内容是加强组织纪律性、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领导干部必须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听取党员群众的批评、增强党性，等等，从此确立了党内民主是增强党性的重要原则。随着党内民主理论的不断深化，党内民主实践也在不断创新。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就积极倡导并践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党内民主生活方式，开始有了民主生活会的雏形。1945年，党的七大通过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提出，必须放手地扩大我们党内的民主生活，必须实行高度的党内民主。民主生活会制度建立于建党的第二个30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作为执政党迫切需要健全党内民主，实现正规的民主生活。1955年，中组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工作会议，提出要建立支部民主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生活。1956年，党的八大进一步强调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对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发展党内民主，反对个人崇拜。八大通过的党章明确指出，党必须采取有效的办法发扬党内民主。在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指出：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邓小平在发言时指出，根据党章规定，人人要过支部生活。我们是不是可以把领导人的支部生活，放到党委会去，或者放到书记处去，或者放到常委会去。在党委会里面，应该有那么一段时间交交心，真正造成一个好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空气。邓小平提出的建立民主生活会制度的建议，得到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要求：“各级党委或常委都应定期召开民主生活会，交流思想，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至此，民主生活会制度终于成为党内民主生活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

民主生活会制度完善于建党的第三个30年。改革开放以来，党内民主生活走上正轨，民主生活会制度真正得以落实并逐步完善。1981年8月，党的60岁生日刚过，中央组织部就印发《关于进一步健全县以上领导干部生活会的通知》，规定县级以上党委常委除了必须编入一个组织参加组织生活外，同时要坚持每半年开一次党委常委（党组）生活会。这是我们党第一次以党内文件的形式将民主生活会的时间、范围、内容、意义、目标等制度纳入领导干部的政治生活和组织生活。1990年，中央印发《关于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的若干规定》，要求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的民主生活会，每半年召开一次，根据实际需要，也可以随时召开。1992年，党的十四大在新修订的《党章》中首次明确规定，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参加民主生活会。从此，民主生活会制度作为党内民主制度的重要内容被载入党章，从而成为党员领导干部政治生活和组织生活中任何其他工作不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2000年，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中央决定将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由原来的一年召开两次改为一年召开一次。进入新世纪以来，党内民主生活会制度又有新的发展，特别是历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召开的专题民主生活会，主题更加集中，批评和自我批评更加到位，会前谈心交心和广泛征求意见更加制度化，特别是民主生活会之后的情况通报、满意度测评等等，都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民主生活会制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主生活会制度，民主生活会制度得到了新的发展和新的突破。2013年6月，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习近平强调，中央政治局要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严肃性，提高领导班子解决自身矛盾和问题的能力。中央政治局内部，要倡导开展积极的、善意的、实事求是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大家坦诚相待、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总结经验教训，交流思想认识，达到帮助同志、增进团结、做好工作的目的。人们普遍认为，这次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用连续6个半天召开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为全党的群众路线民主生活会起了示范和带头作用。2013年9月，总书记参加河北省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2014年5月，总书记参加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专题民主生活会，示范推动教育实践活动深入开展。党的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央政治局率先垂范，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积极参与，我们党的民主生活会制度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第三篇：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

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

指导思想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遵循教育发展规律，按照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方向和总体要求，建立与事业单位聘用制度和岗位管理制度相衔接，符合教师职业特点，统一的中小学教师职称(职务)制度，充分调动广大中小学教师的积极性，为中小学聘用教师提供基础和依据，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提供制度保障和人才支持。

基本原则

1．坚持以人为本，遵循中小学教师成长规律，鼓励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促进中小学教师全面发展；

2．坚持统一制度，分类管理，体现中学和小学的不同特点；

3．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切实维护教师的合法权益；

4．坚持重师德、重能力、重业绩、重贡献，激励中小学教师提高教书育人水平；

5．坚持与中小学聘用制度和岗位管理制度相配套，积极稳妥、协同推进，妥善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6.坚持聘用制度和按劳取酬制度相配套,特别要体现多得就要多劳，不能只按职称发工资，职称高的反倒工作量少，很不公平；职称工资差距不能太大。

主要内容

(一)健全制度体系

1．改革原中、学和小学教师相互独立的职称(职务)制度体系。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建立统一的中小学教师职务制度，教师职务分为初级职务、中级职务和高级职务。原中学教师职务系列与小学教师职务系列统一并入新设置的中小学教师职称(职务)系列。

2．统一职称(职务)等级和名称。初级设员级和助理级；高级设副高级和正高级。员级、助理级、中级、副高级和正高级职称(职务)名称依次为三级教师、二级教师、一级教师、高级教师和正高级教师。

3．统一后的中小学教师职称(职务)，与原中小学教师专业技术职务的对应关系是：原中学高级教师(含在小学中聘任的中学高级教师)对应高级教师；原中学一级教师和小学高级教师对应一级教师；原中学二级教师和小学一级教师对应二级教师；原中学三级教师和小学二级、三级教师对应三级教师。

4．统一后的中小学教师职称(职务)分别与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等级相对应：正高级教师对应专业技术岗位一至四级，高级教师对应专业技术岗位五至七级，一级教师对应专业技术岗位八至十级，二级教师对应专业技术岗位十一至十二级，三级教师对应专业技术岗位十三级。

(二)完善评价标准

1．中小学教师专业技术水平评价标准，是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的重要基础和主要依据。中小学教师专业技术水平评价标准，要适应实施素质教育和课程改革的新要求，充分体现中小学教师职业特点，着眼于中小学教师队伍长远发展，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要充分考虑教书育人工作的专业性、实践性、长期性，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注重师德素养，注重教育教学工作业绩，注重教育教学方法与艺术，注重教育教学一线实践经历，切实改变过分强调论文、学历的倾向，引导教师立德树人，爱岗敬业，积极进取，不断提高实施素质教育的能力和水平。

2．国家制定各级中小学教师专业技术水平评价的基本标准条件(见附件)。各试点省根据本地教育发展情况，结合各类中小学校的特点和教育教学实际，制定中小学教师具体评价标准。对于少数特别优秀的教师，可制定相应的破格评审条件。中小学正高级教师、高级教师的评价标准要体现中学、小学的不同特点和要求，有所区别，并对农村教师予以适当倾斜。各试点省可根据本地教育发展水平，在不低于国家基本标准条件的基础上适当提高。

(三)创新评价机制

1．建立以同行专家评审为基础的业内评价机制。要按照分类改革、分类管理的要求，建立健全同行专家评审制度。各试点省要加强对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工作的领导和指导，完善评委会的组织管理办法，扩大评委会组成人员的范围，注重遴选高水平的教育教学专家和经验丰富的一线教师，健全评委会工作程序和评审规则，建立评审专家责任制。

2．改革和创新评价办法。认真总结推广同行专家评审在中小学教师专业技术水平评价中的成功经验，继续探索社会和业内认可的实现形式，采取说课讲课、面试答辩、专家评议等多种评价方式，对中小学教师的业绩、能力进行有效评价，确保评价结果的客观公正，增强同行专家评审的公信力。要在水平评价中全面推行评价结果公示制度，增加评审工作的透明度。

(四)实现与事业单位岗位聘用制度的有效衔接

1．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是中小学教师岗位聘用的重要依据和关键环节，岗位聘用是职称评审结果的主要体现。中小学教师岗位出现空缺，教师可以跨校评聘。职称评审要遵循教育教学规律，适应中小学教师岗位聘用的实际需要。公办中小学教师的聘用和待遇，按照事业单位岗位管理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管理和规范。

2．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在核定的岗位结构比例内进行，不再进行岗位结构比例之外、与岗位聘用相脱离的资格评审。中小学教师竞聘上一职称等级的岗位，由学校在岗位结构比例控制范围内推荐符合条件的教师参加评审，并按照《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试行办法》和中小学岗位设置管理的有关规定，聘用通过职称评审的教师到相应教师岗位，人事、教育行政部门应及时兑现受聘教师的工资待遇，防止在有评审通过人选的情况下出现“有岗不聘”的现象。

3．坚持中小学教师岗位聘用制度。按照深化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以及中小学人事制度改革的要求，全面实行中小学教师聘用制度和岗位管理制度，发挥学校在用人上的主体作用，实现中小学教师职务聘任和岗位聘用的统一。要建立健全考核制度，加强聘后管理，在岗位聘用中实现人员能上能下。

4．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和岗位聘用工作，要健全完善评聘监督机制，充分发挥有关纪检监察部门和广大教师的监督作用，确保评聘程序公正规范，评聘过程公开透明。评聘工作应在有岗位空缺的前提下，按照个人申报、考核推荐、专家评审、学校聘用的基本程序进行。

个人申报。中小学教师竞聘相应岗位，要按照不低于国家和当地制定的评价标准条件，按规定程序向聘用学校提出申报。考核推荐。学校对参加竞聘的教师，要结合其任现职以来各学的考核情况，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全面考核。根据考核结果，经集体研究，由学校根据核准的教师岗位结构比例择优推荐拟聘人选参加评审。专家评审。由同行专家组成的评委会，按照评价标准和办法，对学校推荐的拟聘人选进行专业技术水平评价。评审结果经公示后，由人事行政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审核确认。

学校聘用。中小学根据聘用制度的有关规定，将通过评审的教师聘用到相应岗位。

5．中小学教师高级、中级、初级岗位之间的结构比例，以及高级、中级、初级岗位内部各等级的结构比例，根据新的中小学教师职称等级体系，按照国家关于中小学岗位设置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篇：台湾问题的由来与发展

台湾问题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

我们今天在这里举行本学期第二次的形势与政策课报告会。这次报告会是由学校两课部、宣传部、学工部、教务处共同举办的。本来这次报告会是安排校党委宣传部石部长主持的，两课部主任吕学芳教授点评的，因为他俩今天下午到学校有特别重要的会议要参加，不能亲自来参加这次报告会的主持和点评了，就委托我来主持。

大家知道，台湾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两岸分离。尽管两岸尚未统一，但是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改变台湾和大陆同属一个中国，这是国际社会都承认的事实。但是，由于前一段时间台独分子昌狂，推行去中国化，甚至列出台湾独立时间表，“台独”分裂势力日益升级的活动，威胁到台海地区和平稳定，威胁到两岸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威胁到台湾同胞的利益和福祉、威胁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在这样不得以情况下，我们不得已在十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这部法律是针对扼制台独、维护台海和平起着十分重要作用的。

最近，台湾的中国国民党、亲民党主席不断来大陆访问，引起了中国人民及全世界的关注，虽然这两党不是执政党，但两位主席访问对推动两岸和平稳定、对台当局大陆政策改变也是十分重要的作用的。

那么，我们如何去正确理解《反分裂国家法》？连宋访问到底对台海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台海局势究竞如何发展？我们今天就袁云初老师给大家讲解。袁老师是我校获得教育部精彩一课获得者，也是我校研究国际问题、台湾问题的专家了，每次报告会都非常精彩，我相信他今天也会让大家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好，下面就言归正卷，我们就以热烈掌声欢迎袁老师给大家作精彩演讲！

反分裂国家法

尽管两岸尚未统一，但是没有改变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法律地位，也没有改变台湾和大陆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促进海峡两岸的统一，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不但是全体中国人民的义务，也是国家不可剥夺的主权权利。

反对、遏制分裂国家的不法行为，包括运用法律武器打击分裂势力的猖獗活动，是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促进国家统一的题中应有之义。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刚刚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恰恰就是一部这样的法律，它体现了国家意志，代表了全中国人民的心声。

《反分裂国家法》是一部特别立法，是专门针对当前台海两岸关系形势及其发展趋势、专门针对“台独”分裂势力分裂国家的活动而立法的。“台独”分裂势力日益升级的活动已经构成对国家核心利益的直接威胁，不采取这种权威的、断然的立法措施，威胁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的根源就难以消除，两岸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历史机遇就会遭到破坏，台湾同胞的利益和福祉就会被断送，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就会受损害。

世界上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有义务也有权利采取法律手段来制止分裂、维护统一。19世纪60年代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为了阻止南方11州奴隶主企图脱离美国联邦、谋求独立的活动，林肯总统和共和党政府就及时颁布了《反脱离联邦法》，作为打击分裂势力的法律依据。140多年前新生的美国尚且就有这样强烈的国家意识和立法举措，出于类似的立法意图，身处21世纪的中国没有理由不行使及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

《反分裂国家法》是一部反分裂、求稳定的法律。当前台海两岸稳定的威胁，不是来自祖国大陆，而是来自“台独”分裂势力。是“台独”分裂势力在处心积虑、紧锣密鼓地企图改变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现状，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反分裂国家法》是被逼出来的，是为了回应这种威胁，针对“台独”分裂势力企图改变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现状的分裂活动而制定的。其目的是为了打击“台独”，维护两岸关系的稳定。即使被迫采用包括非和平方式的一切手段，也只是为了遏制“台独”，维持两岸关系和平稳定不因“台独”分裂势力的冒险行为而改变。有人企图把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帽子扣到《反分裂国家法》头上，完全是不顾事实、颠倒是非曲直的。

《反分裂国家法》又是一部求和平、求统一的法律。通观整部法律不难发现，它的立意、基调和主体内容是谋求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与共同发展，是宣示国家实现和平统一的最大诚意和最大努力。和平统一最符合两岸人民的根本利益，祖国大陆一贯主张以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统一。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没有人比我们更希望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统一。为此，该法不但经由法律的形式，把争取和平统一的基本方针提升为国家意志，在全世界面前做出了庄严承诺，而且以明确的法律规定，提出了维护台海稳定、发展两岸关系的重大措施，提出了两岸平等协商谈判、达至和平统一的重大议题。只要认同一个中国，两岸就能坐到一起，什么问题都可以谈。这些规定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包容，释放出促进和平统一的最大善意和诚心。退一步讲，即使从大陆自身的切身利益计，也不愿意看到两岸兵戎相见，也要排除威胁、力争和平。因此，这部法律从根本上说是一部谋求和平、开创和平之法，而不是被有些人歪曲的那样是所谓“战争法”、“动武令”。至于说到第八条规定的非和平方式，首先，那是在和平统一的努力完全无效的情况下，不得已作出的最后选择，不是大陆方面所希望的；其次，那也恰恰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维护领土完整的正义盾牌和最后手段。

《反分裂国家法》是一部反“独”促统、维护稳定、谋求和平的法律。这部法律不会因为有人恶意歪曲而减损自己立法意图的光辉。实践将验证它的效力，时间将证明它的价值。

反分裂国家法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

在我看来，《反分裂国家法》的要旨全都包含在胡锦涛主席3 月4 日讲话所强调的“四个决不”之中，有些问题用法的形式来表达，只能规定基本的原则方向，用领导人讲话的形式则可以表达得更明确、更具体、更灵活、更具前瞻性。因此，我想结合胡主席的重要讲话并针对台湾当局《反分裂国家法》的反弹动作，谈三个观点：

一、《反分裂国家法》是守卫国土而非并吞台湾法，是保和平法而非战争法

这部法的名字叫《反分裂国家法》，它具有极其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反台独、反分裂！其实搞对台研究的学者都知道，要求对台立法的建议，多年来一直不断有人提出，但由于这些建议无一例外都涉及使用武力的敏感问题，中央必须慎重考虑。但是近两三年来，“台独”分裂活动日益独猖獗并迅速升级，特别是到2003 年底，台湾当局领导人公然提出“台独时间表”，而且不顾美国的明确反对，强行“公投绑大选”，严峻的局势要求大陆必须做好应付最坏情况的准备，这就是制订《反分裂国家法》的决策背景。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反分裂国家法》是一部被“台独”逼出来的法。

台湾有些人把这部法说成是针对所有台湾人民、要并吞台湾，要消灭台湾民主建设成果的法，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首先，“台独”不等于台湾。台湾是中国国土的一部分，这不仅是大陆的立场，“也见之于台湾现有的规定和文件”。两岸在政治上虽未统一，但中国在主权和领土上是完整的，这也见之于双方有的规定和文件。“既然台湾和大陆同属一个中国，就不存在所谓大陆和台湾谁吞并谁的问题”。《反分裂国家法》是针对“台独”势力把台湾从中国版图分裂出去的图谋而立法，这是一部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法，是一部维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现状的法。如果台湾当局认真按照其“现有的规定和文件”办，就应该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和九二共识；退而求其次，如果真正兑现“四不一没有”和“不以宪改推动法理台独”的承诺，也能缓解两岸的紧张关系，台海和平格局也就不至于被破坏，台湾的任何党派和个人自然也就完全不必担心遭到《反分裂国家法》的惩罚。

其次，“台独”更不等于台湾人民。不仅大陆人民反对“台独”，台湾的多数民众也反对“台独”，在去年底的“立委”选举中，坚决反对“台独”的国民党和亲民党赢得了多数席位，这就从侧面反映了台湾多数人对“台独”的态度。《反分裂国家法》表达的是两千三百万台湾人民在内的十三亿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反对“台独”势力分裂国家，既是要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也是要保护台湾人民的福祉；维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现状，才能保障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大局，台湾人民也能从中获益。胡主席在“四个决不”的讲话中强调：“‘台独’分裂势力越是想把台湾同胞同我们分隔开来，我们就越是要更紧密地团结台湾同胞”，“尊重他们、依赖他们、依靠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照顾他们正当权益”，这种对台湾人民的感情和对争取台湾民心的高度重视贯穿《反分裂国家法》的全文。这部法的绝大多数篇幅是关于如何推动两岸关系发展、对两岸谈判的规划和设想、以及如何保护台湾人民利益的问题，六个“可以谈”和五个“鼓励”，其实全都是台湾人民欢迎。试问，世界上有这样的战争法吗？

第三，反“台独”分裂不等于反对台湾的民主改革。台湾当局其实也知道搞“台独”不得人心，所以他们推动的反《反分裂法》大游行，也不敢把“台独”的主张作为主要诉求，而是指鹿为马地攻击大陆“要消灭台湾民主建设成果”、是“反民主、反改革”。其实《反分裂国家法》的规范对象是分裂国土的行为，胡锦涛主席指出：“中国是包括2300 万台湾同胞在内的13 亿中国人民的中国，大陆是包括2300 万台湾同胞在内的13 亿中国人民的大陆，台湾也是包括2300 万台湾同胞在内的13 亿中国人民的台湾。任何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必须由全中国13 亿人民共同决定”，我理解这番话的意思，如果台湾有人想通过“公投”为分裂国土的行为披上一件民主的外衣，那他们恰恰是亵渎了民主，因为这已经侵犯了13 亿人民的民主权利。除去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之外，台湾的内部事务，如自身如何改革、政治如何发展，大陆完全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台湾当局恶意曲解《反分裂国家法》的本意，用“保卫民主”的旗号煽动民众走上街头，这种蓄意挑动两岸人民的仇恨、把对抗不断升级的做法是违背台湾多数人民要求两岸改善关系的善良愿望的，想借民意为“台独”壮胆，也是注定难以如愿的。

二、“非和平方式”是最后的、被迫的、有限度的

在“台独”活动日益升级的情况下，大陆不得不做一些非和平方式的准备，换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在面临国土分裂的危机时都要做此种准备。《反分裂国家法》关于非和平方式条文所蕴含的信息，我认为起码有三点：

（1）用武不再仅止于威慑。关于授权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组织实施”的条文和保护台湾平民、外国人权益等条文，这些是以前从未讲过的，说明《反分裂国家法》不同于以往的宣传威慑或军事演习，它本身就是大陆在“台独”可能突破底线的现实威胁下“准备打”的一个环节，如果陈水扁在“法理台独”的问题上一意孤行，极可能迫使大陆采取“非和平方式”。任何人也不要低估中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如果为此必须付出代价，中国准备付出这个代价！

（2）不到万不得已决不用武。《反分裂国家法》中关于“底线”的三种情况，都是大陆方面不可能主动去做的，换言之，必须有“台独”的“分裂事实”或“重大事件”在先，才有“非和平方式”的问题，这部法只是对“被动用武”授权，但并没有对“主动用武”授权。有人批评这部法中关于何谓“造成事实”、何谓“重大事变”、何谓“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都有很大的弹性解释的空间，是“为解放军发了一张随时可用武的空白支票”。然而，换个角度看，多保持一点弹性，其实正是为了尽量留出争取和平的空间、尽量留出谈判妥协的空间、尽量留出包容对方的空间。胡主席在3 月4 日的讲话中指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潮流。这是我们始终坚持为实现和平统一而不懈努力的根本原因”。“只要和平统一还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会进行百倍努力”，这番话的确反映出大陆希望尽最大可能避免使用武力的诚意和善意。

（3）用武目的不在于统一而在于反分裂。把2001 年1 月发表的《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白皮书同《反分裂国家法》相对照，可发现对用武底线的规定有下列变化：a，前者“采取一切可能的断然措施，包括使用武力”，后者变为“非和平方式及其他一切必要措施”，后者提法至少在语感上比前者温和；b，前者把“外国侵占台湾”列为用武的第二种条件，后者未提及这条，说明后者更注意避免同外国发生冲突；c，“如果台湾当局无限期地拒绝谈判”改为“如果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此项修改显然是要提高主动用武的门槛，即笔者所谓只对“被动用武”授权而不对“主动用武”授权；d，前者把用武目的归结到“完成中国的统一大业”，后者未出现这句话，这表明即使采取“非和平方式”，也不是要一举完成统一，只要台湾当局同意“两岸同属一个中国”，那大陆就会停止武力行动，届时台湾还将自己选本地区的领导人，两岸还是要回到谈判桌上来。这部法中并没有许多人猜测的“追究条款”或“处罚条款”，为什么？因为立法者了解反独成功并不等于促统成功，既然这时大陆并没有管治台湾，即使制订了“追究条款”或“处罚条款”也不能落实，反而为谈判制造障碍，所以没有定此类条款。

三、和平统一的真实涵意是政治统一，对此祖国大陆是有耐心的、对台湾人民是有诚心、爱心和信心的、期待两岸人民以和平渐进的方式共同促成

既然两岸的现状是领土和主权没有分裂，那么统一的本质规定就是两岸的政治统一。反“台独”反分裂与促成两岸最终的政治统一是有联系但又有区别的两件事，前者是回击现实的威胁，后者是长远目标。对于后者，祖国大陆是有耐心的、对台湾人民是有诚心、爱心和信心的、期待两岸以平等协商、和平渐进的方式共同促成。

胡锦涛主席在2003 年3 月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四个有利”，即只要是对台湾同胞有利、对促进两岸交流有利、对维护台海地区和平有利、对两岸关系发展与和平统一有利的事情，祖国大陆都会尽最大努力去做。国务院台办先后提出“共同参与、多点开放、直接对飞、双向载客”的“十六字目标”与“大陆积极推动两岸‘三通’政策不变”等五点意见，积极与岛内各界联系，主动邀约台湾航空业者与大陆相关人员进行沟通，最终使春节包机得以实现。台湾海基会原董事长辜振负去世后，海协会汪道涵会长派副会长孙亚夫、秘书长李亚飞等，以其私人代表身份赴台吊唁，以显示对辜先生的敬意与对台湾同胞的尊重。随后又在台湾农产品销售大陆、货运包机，两岸直接“三通”等议题上主动释出善意，这都是“四个有利于”的具体表现。

在两岸谈判问题上，大陆也展现了尽量大的零活性。在最困难的“一个中国”问题上，北京为台湾方面设置了四个“台阶”：最低的要求是守承诺，“胡四点”要求陈水扁切实履行‘四不一没有’和‘不以宪改推动法理独立’的承诺。在笔者记忆中，北京的最高级领导人迅速对台湾最高领导人的某种表态做出直接回应，而其中又暗含了对“中华民国法理”的某种肯定，这还是第一次。第二层台阶：“对于台湾任何人、任何政党朝着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方向所作的努力，我们都欢迎”，这里的“任何人、任何政党”显然是指民进党，因为国民党和亲民党原本就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对民进党而言，即使暂时做不到“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但只要朝着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方向进行努力，大陆注意到了，都会表示欢迎。第三层台阶：胡锦涛表示，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现状，不仅是大陆的立场，“也见之于台湾现有的规定和文件”，这段话可理解为，台湾当局可以按照它现在的规定和文件作表述，回到一个中国原则。最后：只要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承认“九二共识”，不管是什么人、什么政党，也不管他们过去说过什么、做过什么，我们都愿意同他们谈发展两岸关系、促进和平统一问题，其它问题也都可以谈，包括建立军事互信机制、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台湾当局的政治地位等问题，也包括两岸关于和平稳定发展框架和实现和平统一过程中需要解决的所问题。这“四个台阶”的设计，反映了大陆对尽早恢复谈判的诚意，而且充分考虑到了对方的立场和方便。

综上所述，《反分裂国家法》体现了对于两岸关系未来走势的两手准备，和战的选择权其实不在北京而在台北。台湾当局如果能从这部法和胡主席的讲话中体会出克制、包容和善意，从而采取切实有助于改善两岸关系的措施，则两岸关系幸甚、中华民族幸甚！反之，如果以为有人上街游行就是“民心可待”，那两岸关系之路可能就真的要越走越窄了。（黄嘉树）

胡四点

「胡四点」是胡锦涛全面掌权以来大陆对台政策的最重要宣言，当中坚持与新意兼而有之，体现了大陆新领导层对「江八点」既有对台政策的延续与发展。可以预期，今后大陆对台政策的底线，就是结合国际社会的主流规范和价值确保台湾不致走向「法理台独」，并以更长远的角度和更大的耐心推动两岸关系的良性发展以至和平统一。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日前就两岸关系发展发表了四点讲话：一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决不动摇；二是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决不放弃；三是贯彻寄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决不改变；四是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决不妥协。这次讲话被外界简称为「胡四点」，而就有关讲话的具体内容及其透露的讯息而言，无疑是胡锦涛全面掌权以来大陆对台政策的最重要宣言，当中坚持与新意兼而有之，体现了大陆新领导层对「江八点」既有对台政策的延续与发展。

综合地看，「胡四点」坚持了八十年代初以来大陆对台政策的主要原则，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作为两岸关系的基础和坚持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统一。有关的坚持，基本上就是对大陆过往对台政策的继承。

然而，在重申「一个中国」原则和愿意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既定政策立场的同时，「胡四点」对「一个中国」原则明显展现出更宽松的解读，而且也对两岸和平统一作出更多的柔性诉求。

碰触两岸现状议题

在「一个中国」原则方面，胡锦涛首次以最高领导人身份指出，「一九四九年以来，尽管两岸尚未统一，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这就是两岸关系现状」。这番说话的意思应该是，一九四九年之后两岸虽处于分治状态，但并未出现主权层面的法理分裂。换言之，现实上台海两岸虽未曾统一，但台海的主权现状仍是一个中国，台湾在法理上并没有独立于中国主权。胡锦涛这样的台海现状诠释，与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对台海关系「不统不独」现状的认知几乎同出一辙。过去，大陆绝少就两岸现状作出诠释，如今「胡四点」不仅碰触有关议题，甚至在诠释上贴近国际社会的看法，显示出大陆新领导层在对台政策的务实发展。

迫使台湾当局放弃「法理台独」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胡四点」在承认了两岸「不统不独」的「一个中国」现状之后，同时强调有关现状的诠释亦「见之于台湾现有的规定和文件」。这样的强调可谓连消带打，迫使台湾当局诚实地面对包括隐含「一个中国」架构的中华民国宪法和其它种种现存政策文件（如国统纲领）的规定，放弃「法理台独」的追求重归「不统不独」的台海现状的意图彰彰明甚。

认同「扁宋会」的正面意义

事实上，「胡四点」的第四点便毫不含糊地表明，大陆在反对「台独」分裂活动的问题上决不妥协。在表明这一立场的时候，胡锦涛又敦促「台湾当局领导人切实履行二月二十四日重申的『四不一没有』的承诺和不通过『宪改』进行『台湾法理独立』的承诺，通过实际行动向世人表明这不是一句可以随意背弃的空话」。由于这两点承诺是早前「扁宋会」的重大共识，也是美国一再要求陈水扁维护台海现状必须信守的承诺，有关的敦促起码透露出如下两点意义：

（一）大陆新领导层认同「扁宋会」达成的十点共识的正面意义，并愿意公开作出积极的响应和肯定。

（二）大陆新领导层在对「台独」的定义问题上愿意与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的底线趋同，而有关的底线就是「法理台独」。

柔性诉求贯穿「胡四点」

至于两岸和平统一的柔性诉求方面，更是由始至终贯穿「胡四点」的整篇讲话，当中不仅并无片言只字提及武力威胁等字眼，反而到处展露出宽松开放的精神、平等包容的态度和对台湾人民利益的体贴，包括：「只要台湾当局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对话谈判即可恢复，而且甚么问题都可以谈」；「和平统一，不是一方吃掉另一方，而是平等协商、共议统一」；「只要和平统一还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会进行百倍努力。我们真诚希望台湾有关人士和有关政党严肃思考这个重大问题„„」；「无论在甚么情况下，我们都尊重他们（台湾人民）、信赖他们、依靠他们，并且设身处地地为他们着想，千方百计照顾和维护他们的正当权益。台湾农产品在大陆销售的问题，事关广大台湾农民的切身利益，要切实解决。如果两岸客运包机实现了『节日化』，还可以向常态化发展。两岸货运包机问题，可以由两岸民间行业交换意见„„」。「胡四点」的柔性诉求，针对的相信不仅是台湾人民，而且应该同时包括国际社会。大陆新领导层清楚知道，台湾问题早已国际化，故此希望透过有关的柔性诉求，向台湾社会和国际社会展示出其温和理性的形象，以加强其对台政策对台湾社会的吸引力和减低国际社会的阻力。

以更大耐心推动和平统一

总括而言，「胡四点」无论在台海现状的诠释「台独」的定义上都与国际社会的看法接近，而且通篇讲话到处流露出的柔性诉求又符合国际社会所强调的温和理性的价值，这说明大陆新领导层对台海问题的复杂性和国际背景有更深刻的认识，愿意尽量根据国际社会的规范和价值来处理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若然这样的解读离事实不太远，可以预期，今后大陆对台政策的底线，就是结合国际社会的主流规范和价值确保台湾不致走向「法理台独」，以更长远的角度和更大的耐心推动两岸关系的良性发展以至和平统一。就这一角度而言，如果台湾当局真的能信守「扁宋会」的十点共识，两岸关系逐步走向和缓化和稳定化应是可以期待的。（王家英 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研究副教授 文汇论坛）

针对美国近来频频正面评价连宋访问大陆，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朱锋指出，两岸以这种方式接触符合美国的利益，而美国力图在台海两岸保持“不统不独”状态的基本立场并未发生变化。

据香港《大公报》报道，朱锋教授认为，前段时间陈水扁一系列的“急独”表现，在美国看来已经超出了限度，有可能触怒大陆引发海峡乃至于亚太局势的紧张，因此，美国“也是希望两岸以这种形式展开交流和对话的”。对美国而言，海峡两岸维持一定的政治联系，甚至展开磋商和会谈，有利于保持区域稳定，保证美国的国家利益。

朱锋教授指出，美国当然不希望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但美国并不害怕两岸磋商和会谈，因为磋商和会谈并不代表问题的解决，它仅仅意味着双方保持接触，防止关系全面破裂，局面不可收拾。在美国看来，连宋“登陆”仅仅是台湾岛内反对党领袖与中共的接触，即便达成一些共识，也不可能对两岸的统一发挥实质性的推动作用，反倒可以发挥平衡“急独”的作用。同时，连宋“登陆”其实是台湾岛内政治斗争的延续，同时也反映了岛内至少一部分民众的意愿，美国对此给予一定的正面评价，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很符合美国自诩“世界领导者”的形象。

此外，目前美国的战略重心并不在台湾海峡。两岸出现一定的缓和迹象，也有利于美国集中精力处理伊拉克问题等棘手事务。

朱锋教授还指出，美国力求台湾海峡两岸“不统不独”的基本立场，其实一直没有改变。而美国的具体政策始终是围绕这一基本立场展开的。“急独”势头过猛时，美国会乐意看到甚至主动促进两岸对话接触；“统一”声势大盛时，美国也会反其道而行之。不过，从目前岛内政治发展的形势来看，后面一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很小，近期内美国似不太需要阻挠两岸交流。

最新一期《瞭望》周刊刊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郭震远的文章称，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同时受到海峡两岸关系错综复杂变化的重要影响，特别是近年来台海局势明显恶化的重大影响，逐渐形成了具有明显双重性的涉台国际环境。

文章写到，当前的涉台国际环境，一方面有利于防止公然“台独”，另一方面又存在着不利于我们早日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因素，但前一方面占主导地位。

文章称，这决定了：从总体上看，当前的涉台国际环境对于我们当前坚决制止“台独”活动，特别是制止以“法理台独”为标准的公然“台独”是有利的，而且从长远看，也将对我们最终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有利。

文章指出，当前的涉台国际环境有利于防止公然“台独”。“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和“不支持台独”，是有关各国基于自己国家重要利益作出的政策选择，因而不仅是比较稳定的，而且在各自的对台湾问题政策中必然占主导地位。所以，有利于防止公然“台独”，是当前涉台国际环境的基本特点。

文章同时也称，由于历史的原因，更由于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的发展变化，当前涉台国际环境中存在不利于我们早日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因素。这些因素增加了我们反“台独”斗争的复杂性，对我们争取早日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形成了不能忽视的干扰。

此外，几十年来，美国一直插手、干涉台湾问题，美国一直是台湾当局最主要的外部支持者和保护者。所以，美国因素一直是涉台国际环境中最重要的因素，美国对台湾问题插手、干涉的方式和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涉台国际环境的基本特点。

最后，文章指出，当前涉台国际环境有利于我们的反“法理台独”斗争。

香港《大公报》16日发表施君玉的文章，说美国不应该对中国反分裂国家法说三道四。文章指出，美国说此法无助于台海的和平与稳定，并不符合事实，恰恰相反，反分裂国家法的制定，正是为了维护台海的和平。文章还说，该法的主旨是和平统一，防止国家分裂。根据前后条文的逻辑，只有在面临国家分裂的情况下，才采取非和平手段。也就是说，只要不出现分裂的情况，也就不存在动用非和平手段的必要，这本来与美国挂在嘴边的一个中国政策并不矛盾，因此美国对该法没有指责的理由。

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总喜欢对别国指手划脚，对别国事务说三道四。中国本 周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这本来完全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与美国没有关系，但美国白宫和国务院的发言人都表示，中国通过反分裂国家法是不幸的事情，并认为无助于台海的和平与稳定。其实，美国的说法并不符合事实，恰恰相反，反分裂国家法的制定，正是为了维护台海的和平。

美对台政策言行不一

美国对台政策历来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口头上美国一直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反对台海出现军事冲突，但背后却不断对台售武，经常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唤起了“台独”势力的幻想。此次中国人大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显示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和平统一的意志，也表明不惜使用非和平手段制止国家分裂的决心。该法的主旨是和平统一，防止国家分裂。整个法律贯串著和平统一的思想，没有半点“火药味”。根据前后条文的逻辑，只有在面临国家分裂的情况下，才采取非和平手段。也就是说，只要不出现分裂的情况，也就不存在动用非和平手段的必要。这本来与美国挂在嘴边的一个中国政策并不矛盾，所以美国对该法虽有不满，但却找不到指责的理由。

“不统不独” 美占尽便宜

对中国政府不放弃武力的政策，美国是很清楚的。反分裂国家法只是将使用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三种情况在法律上作了界定。一直以来，“台独”势力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一旦大陆以武力制止“台独”，美国是否会亲自出马，协防台湾。对此问题，美国至今一直遮遮掩掩，没有真正明确的表态。

其实，美国人最希望的就是台湾保持“不统不独”，美国由此可以谋取最大的利益。在“不统不独”的状态下，美国的武器可源源不断地卖给台湾，让台湾人拿美国的武器去抵抗大陆，让中国人相互残杀，同时还赚足了台湾民众的血汗钱。而美国人自己则袖手旁观，只需用嘴巴鼓动台湾保卫民主、自由，挑起台湾民众对大陆的对立情绪，从而持久保持台海“不统不独”的局面。

“独立”将使台失去价值

如果台湾真的“独立”了，对美国人来说将失去利用价值。小小的台湾岛，既无石油，也无市场，如果真的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美国人连武器也卖不出去了，届时的台湾在美国的政治棋盘上很可能就一钱不值。更何况，台湾“独立”的必然结果是大陆以武力制止分裂，一旦出现这一情况，美国将被拖入无比尴尬的境地。袖手旁观和出兵干预，都不是符合美国利益的选择。因此，保持台湾“不统不独”，最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基于上述政治逻辑，美国反对台湾“独立”是理所当然的。

美国虽然不赞成台湾“独立”，但并不意味着美国就支持统一。在国际政治游戏中，利益是指导国家行为的唯一标准。美国对中国的快速发展已经感到某种潜在威胁，因而视中国为潜在对手，遏制中国是美国的长远战略，而台湾问题正是美国遏制中国最经济、最有效的一张牌。如果台湾与大陆实现统一，不仅使美国失去了遏制中国的一把利剑，而且将使中国的实力进一步上升，加快中国的崛起，这无疑违背美国的长远战略利益，因此美国不愿看到中国的统一。

转自香港文汇报

第五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由来与发展

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由来与发展

2014年09月22日 第A3版：思想理论 作者：熊自牧 来源：学习时报 字数：3259 在安排部署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总书记强调，以整风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上好好下一番功夫。联系中国共产党90多年发展史，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论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继承和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优良作风，需要深刻理解和正确把握其形成脉络和丰富内涵。

形成脉络

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基本方法，是在马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巩固和加强党的团结，加强党内监督，保持党的肌体健康，使党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有力武器。

20世纪4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开展了一次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集中整治对党和革命事业危害最大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通过近三年整风学习，总结了历史经验，澄清了什么是真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正确路线等重大是非问题，大大增强了全党的团结统一。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明确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随后，党的七大审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应该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经常检讨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来教育自己的党员和干部，并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这是党第一次将“批评和自我批评”写入自己的章程，成为全党共同遵守的准则之一。

1956年，在党的八大会议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提出，各地区各部门党的组织，必须运用过去整党工作的经验，采取群众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每隔一定时期，对全体党员进行一次工作作风的整顿，特别着重检查群众路线的执行情况。随后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在总纲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和它的党员必须经常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揭露和消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以教育自己和人民。党章在规定党员义务时明确指出，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揭露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且努力加以克服和纠正。党章在规定基层组织一般任务时明确要求，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揭露和消除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同一切违法乱纪、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现象进行斗争。这是党章第一次将批评和自我批评列为党员的义务和党组织的任务。

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党章对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相关规定日臻完善。1982年，党的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继承和发展了八大党章的相关论述。党章在总纲中明确，党在自己的政治生活中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原则问题上进行思想斗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党章在规定党员义务时指出，切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勇于揭露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支持好人好事，反对坏人坏事。党章在规定基层组织基本任务时明确要求，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揭露、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1992年，党的十四大通过的党章在规定党员义务时对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要求作了调整，增加了“坚决同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这句话。在规定基层组织基本任务时，保留了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要求，删除了与党员义务中已经有明确规定的“揭露、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的要求。至此，党章关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完整论述开始固定下来，至今已有20多年，党的十五大到十八大一直保持了十四大党章的规定。

一段时期以来，人们更耳熟能详的词语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什么流行词语竟然与党章规定不一样呢？追寻历史的足迹，我们在党的七大党章中找到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一词的历史源头。党的七大党章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应该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经常检讨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来教育自己的党员和干部，并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与此同时，党章宣示，中国共产党反对那种自高自大、害怕承认自己错误、害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情绪。从党章上述规定可以看出，两个词语的内涵是一致的。党的八大之后，党章不再使用“批评与自我批评”一词。几十年后，在2001年召开的十五届六中全会上，党中央作出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党风建设的决定》，明确提出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三大优良作风。其中，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与七大报告中的提法完全一致，第三个作风稍有拓展，七大报告的提法是自我批评，全会决定的提法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以此为契机，十多年来，人们沿用的都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提法。这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通知、党的各级领导人的讲话，都普遍回归到党章的规定，多少有些正本清源的意蕴。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把握的三个关键点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中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作为我们党的优良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有着丰富的内容，包括基本的原则、态度、方法、形式等。中华文化有“吾日三省吾身”的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人更要时刻自我反省，经常自我批评，虚心接受批评，不断提高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过程中，我们要牢牢把握以下几个关键点。

把握根本目的。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目的是巩固党组织的团结统一，提高党的凝聚力、创造力和战斗力。党内发生的矛盾，工作中出现的缺点和错误，一般说来，都是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对于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只能采用民主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不能用强制压服的方法去解决。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断揭露党内出现的各种错误倾向和不正之风，保持和发扬优良的传统和作风，巩固和发展了党的团结和统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握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根本目的，最要紧的就是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我们开展批评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帮助同志祛病强身，增强党内团结，因此批评一定要与人为善，既实事求是提出问题，严肃批评，又恰如其分，分析危害和原因，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问题的办法，达成新的团结。

把握基本方法。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尊重客观事实，掌握正确的方法。一是牢记实事求是。准确掌握情况是开展批评的前提条件。要把握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夸大事实、不缩小问题、不掩饰缺点，讲得恰如其分，令人心悦诚服，真正让人感受到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真心诚意。二是坚持问题导向。解决问题是检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根本标准。要紧盯工作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紧盯解决“四风”中的焦点问题，以改进作风、改变状态、改造思想为着力点，扎实开展好批评和自我批评，通过解决问题来切实推动事业发展。三是注重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严己恕人是一种高尚的道德情操，是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准则之一。因此，必须把握好分寸，讲究好方法，做到严己恕人。自我批评要对照先进性的标准，对照改进作风的要求，认真检查自己的所思所言所行，及时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批评别人要出以公心，与人为善，从团结共事的原则基点出发，从求同存异的理性思考入手，以宽容谦和的批评赢得别人的尊重，帮助别人认识错误，欢迎别人改正错误。

把握尺度界限。开展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真诚的而不是虚伪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目的是帮助那些“为私心所扰、为人情所困、为关系所累、为利益所惑”的同志，明辨是非，放下包袱，通过刮骨疗毒达到祛病强身的目的。同时，要注意划清两大界限。一是要划清与庸俗腐朽的好人主义的界限。防止在原则性问题上走中庸路线，取消思想斗争，搞无原则的和平共处，使得批评和自我批评流于形式。二是要划清与上纲上线的极左做法的界限。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是重搞左的一套，不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搞无情打击，人身攻击。在党内生活中，无论是批评还是自我批评，都应着重于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的大局，联系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开展同志式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既要红红脸，出出汗，又要不伤心，不伤情。特别需要明确的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目的之一是为了与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但不是用来与腐败分子作斗争的武器。对腐败分子，既不能试图采取党内批评的办法避重就轻解决问题，也不能允许其通过自我批评蒙混过关，而是必须绳之以党纪国法，绝不宽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