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江汉区推进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创新调查

第一篇：武汉市江汉区推进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创新调查

武汉市江汉区推进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创新调查

省委政研室、省民政厅联合调研组

2010年第8期 ——社会建设

江汉区位于武汉市最繁华的中心城区，是典型的城市社区聚集区，辖13个街道、116个社区，43.3万余人。自2000年被民政部确定为“全国社区建设实验区”后，江汉区以创建全国示范城区、推进经济社会率先发展为目标，对社区管理体制和工作运行机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取得显著成效。2002年、2009年，该区两次被民政部命名为“全国社区建设示范城区”。江汉区形成的城市基层社区管理体制和工作运行机制，被誉为“江汉模式”，并在全国推广。最近，我们对江汉区推进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社区工作机制的情况进行了调研。

一、敢破善立，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创新不断深入

十年来，江汉区将社区建设作为促进经济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工程，加强党的建设、密切党与群众血肉联系、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政治工程，服务群众、造福群众的民生工程和转变政府职能、扩大基层民主自治的关键工程，始终摆上全区改革发展稳定的重要工作日程，对社区管理体制进行了三轮改革创新。

1、第一轮改革创新：理清政府与社区工作关系。2000年—2002年，江汉区以转变政府职能、理顺政府与社区关系为突破口，明晰基层政府与社区居委会“指导与协助、服务与监督”的工作定位，划分基层政府与社区居委会的职能职责，广泛调动社区居民参与自治，探索推进社区建设，基本解决了基层政府行为失范和社区居委会职能错位的问题，尝试建立起基层政府依法行政和社区依法自治结合、基层政府行政管理职能和社区自治功能互补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初步实现了行政资源与社会资源整合、行政调控机制与自治机制结合的目标。社区建设的“江汉模式”雏形初现。

2、第二轮改革创新：提升社区自治功能。2003年—2007年，江汉区将推行城市网络化管理与社区居委会工作减负、进一步理顺基层政府和社区居委会关系与建立社区协作机制结合起来，实施以“就业和社会保障、城市管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社会服务”等“四进社区”为主要内容的社区建设“883行动计划”，健全社区事务分类管理和准入制度，有效减轻了居委会工作负担，极大地提升了社区的自治功能。社区建设的“江汉模式”基本形成。

3、第三轮改革创新：规范社区管理体系。2008年，江汉区在前两轮改革创新的基础上，以“三个归位”（政府职能归位，社会中介组织功能归位，社区自治功能归位）为目标，以“四个坚持”（坚持科学配置、效能优先，坚持因地制宜、着眼长远，坚持以人为本、服务居民，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原则，以整合社区资源为抓手，着力推行“五个到社区”（人员配置到社区，工作重心到社区，服务承诺到社区，考评监督到社区，工作经费到社区），进一步分离社区居委会行政职能，在社区设立公共服务站（由街道社区服务中心管理），把政府购岗下派社区的专职工作人员分为服务员和协管员两类，承担基层政府延伸到社区的各项工作。此轮改革创新先在唐家墩、满春等街道试点，边试点边展开，2008年底在全区铺开。2009年9月，江汉区在对社区新管理体制运行情况进行全面检查验收后，又再次对其进行了修改完善。社区建设的“江汉模式”趋于成熟。

二、敢为人先，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创新亮点纷呈

所谓“江汉模式”，简单地说，就是在社区建设中，转变政府职能，突出社区自治功能，建立新型的政府行政资源与社区资源整合、行政调控机制与社会自治机制结合、政府管理功能与社区自治功能互补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江汉区在“江汉模式”探索确立过程中，不拘泥于条条框框，敢开风气之先，呈现出四大亮点。

1、党建工作格局新颖。江汉区将党建放在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的首位，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将建设“地域性党组织”作为加强区域化党建工作的关键，着力建立城乡统筹、区域整合的党建工作新格局。一是党的组织领导体制新。推动社区党的领导体制由“垂直管理”向“区域整合”转型，由“条块分割”向“条块结合、以块为主”转变。在各社区设立区域性“大党委”，将辖区单位党组织负责人、流动党员与在职党员吸纳进来，在公推直选社区党委书记、专职副书记、专职委员的基础上，推选部分单位党组织负责人或党员干部兼任社区党委副书记或委员。在社区公共服务站单独建立党支部，其负责人还是所在社区党委、总支或支部委员，指定一名社区公共服务站服务员为社区党建联络员。社区推举产生的党组织书记、专职委员，一般通过选举进入社区居委会“交叉任职”。二是党建协调协作机制新。在街道设立区域化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将辖区内各单位党组织资源整合起来，力量聚合起来，建立社区党建工作联席会制度，定期通报情况，协商解决重大问题。联合开展党组织活动，深入推进共驻共建工作。三是党内民主议事机制新。在居民党员和职工党员较多的社区，探索建立党员代表大会制度，借鉴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方式，首创党员建议案制度，定期召开各类别党员代表参加的党员代表大会，开展居民自治和民主监督。

2、服务主体职能明晰。江汉区对政府及街道办事处和各类社区组织的功能进行了明晰定位。区政府是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主体，具体提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的目标、任务，负责社区服务设施的规划建设、经费筹措，协调督促工作落实，对社区服务员、协管员进行业务指导和技能培训。街道办事处对社区公共服务和协管工作进行综合协调，依托街道社区服务中心提供公共服务，管理社区服务员、协管员，统一调拨工作经费、人员经费。社区党组织负责党建工作，强化对各类组织的领导，发挥核心作用。社区居委会作为社区自治主体，主要在基层政府、街道社区服务中心、社区公共服务站以及各类组织间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负责社区公共服务综合协调，组织开展社区民主自治活动，协助完成政府行政管理与公共服务工作。社区公共服务站在街道社区服务中心的指导下，具体实施基层政府在社区层面的各项公共服务。

3、基层服务平台健全。一是设立街道社区服务中心。江汉区将街道、社区公共管理服务人员集中到街道社区服务中心，设置综合服务部和综合协管部，设立“一站式”服务窗口，承担基层政府城市协管和公共服务工作。街道社区服务中心及下属综合服务部、综合协管部负责人，由街道办事处主任、副主任兼任，单位性质属社会服务组织。街道办事处采取向街道社区服务中心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为社区提供公共服务。二是设立社区公共服务站。社区公共服务站全面承接政府延伸到社区的公共服务。服务站设立“一门式”服务大厅，为居民提供“一站式”服务。同时，按照“配置科学、效能优先”的原则，将街道办事处下派到社区的工作人员进行优化整合，根据工作性质划分为服务员和协管员两大类。服务员主要负责就业和社会保障、人口和房屋信息收集、房屋设施修理等工作，协管员主要负责社区保安、保洁、保绿、保秩序等工作。

4、工作机制构建完善。江汉区着力健全三个方面的工作机制。一是健全人员管理机制。对职责相近和重叠交叉的服务类、协管类工作进行合并归类，不能合并的确定为一个岗位多个职责，做到因事设岗、按岗定员，实现了社区工作人员由“一岗一责”向“一岗多责”的转变。社区公共服务站定岗后，服务员、协管员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择优录用，按劳付酬，对服务员、协管员实行绩效工资制；对考核不称职的服务员、协管员依规进行调整或予以辞退，从而保持了社区工作队伍的生机与活力。二是健全考评监督机制。江汉区赋予社区居委会“人事建议、评议监督、事务协调、核实审定、经费把关”五大权力，监督社区公共服务站的工作，受理居民投诉，并上报街道社区服务中心督促处理和整改。对社区服务员、协管员实行月评议、半年考核和年度总评制度，评议、考核、总评结果直接与工资、奖金和留用、解聘挂钩。三是健全经费保障机制。区财政按每100户20平方米的标准，落实社区工作和居民活动用房，并根据社区地域、户数等指标，核定下拨工作经费和活动经费。此外，从2008年8月开始，提高了居委会成员和社区工作人员的工资标准。

三、敢闯勇试，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创新成效显著

经过三轮的探索创新，江汉区建立起符合实际需要、职能职责明晰、具有鲜明特点、简便易于操作的社区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江汉模式”所取得的成效，受到各级领导以及各地专家学者关注。

1、创新了公共服务机制。“江汉模式”使全区建立起政府购买、社区服务中心运作、居委会协调监督、居民受益的社区公共服务机制。同时，在新体制运行中，通过建立健全工作目标量化考评机制、工作激励机制、竞争上岗机制和民意测评机制，打破了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利益分配格局，充分调动了社区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改善工作条件，保障工作经费，最大限度地激发了社区党组织、居委会和公共服务站的工作潜能。新体制的运行，还促进了街道办事处科室之间、社区居委会与社区公共服务站之间、社区公共服务站内部工作小组和成员之间的互助协作关系，并逐渐形成长效机制。

2、整合了社区工作人力资源。过去，社区人力资源的使用没有充分考虑社区类型差异和工作量大小等因素，社区人员过多与人手不足并存，人员配置不均衡、不合理。在改革创新中，江汉区采取因事设岗、按需定员、一岗多责、竞争上岗等措施，以所在社区服务对象数量、地域大小等作为人员配置依据，对社区公共服务站工作人员进行了统一核定,精减128人，总人数由原来的2594人减至2466人（服务员1021人、协管员1445人），促进了人员素质和工作效率的提升。

3、提高了城市管理服务效能。由于体制上的原因，我国城市的管理、执法、服务三种职能多混为一体，以“条条运作”为主，职能缺乏合理分解，导致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综合、联合执法难以开展，城市管理与公共服务效能不高。“江汉模式”以街道办事处为平台，对“条条”工作职责进行整合，将城市管理与公共服务工作划分为协管与服务两大类，由街道社区服务中心统一向社区公共服务站发包，服务类工作普遍以分组或分片包户方式进行，实现了政府行政事务与社区居委会的适度分离，使职责更加明晰，关系更加和顺，服务更加专业；协管类工作做到了职责、任务、要求“三明确”，并实现了由单一管理向综合管理、单一协助执法向综合协助执法的转变，使城市管理更加有序，居民办事更加便捷。

4、强化了居委会自治主体地位。在改革之前，由于基层政府在社区层面的公共服务组织缺失，居委会实际上成了基层政府的驻社区机构，承担的工作多达100多项，而且不乏一些专业性强、技术要求高、办理难度大的工作，比如经济普查、污染源调查、医疗保险扩面、工商税收协管等。此外，还要与基层政府签订包括就业再就业、安置“4050”人员、劳务输出等诸多的目标责任书，年底接受不同层次和类别的检查、评比、考核，基层政府与居委会的关系，成为“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通过三次改革创新，江汉区适度地分离了居委会的行政职能，理顺了基层政府与居委会的关系，改变了过去居委会既是“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双重角色，减轻了居委会的工作负担，淡化了居委会的行政色彩，还原了居委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性质。新管理体制运行以来，各社区居委会通过行使“五权”，履行了协助监督职能，起到了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通过培育发展社区志愿者服务等民间组织，使居民自治由“无序化”向“有序化”转变、由“零散化”向“组织化”转变；通过开展老城区物业自助服务，拓展了社区服务空间，增强了管理社区事务、服务社区居民的能力，提升了社区自助互助服务的专业化水平。

5、增强了经济社会发展活力。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是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的基础所在。社区和，社会安。“江汉模式”促使政府放权，居民自治得到规范，极大地增强了居民的主人翁意识，使居民对社区有了归属感。漫步在江汉区社区内，我们看到居民生活安定、感受到社会和谐，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活力大大增强。2009年，该区实现生产总值430.08亿元，位居全市第一（第三产业增加值也居第一），人均生产总值63822元、全口径财政收入67.18亿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301元，均位居全市第一。

四、敢于挑战，推动社区管理体制创新再上新台阶

“江汉模式”使江汉区的社区建设走在了全国前列，成为全国社区建设的学习榜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省社区建设的成果。但是，由于传统体制的惯性作用，在改革探索中，因受认识水平等方面的制约，我省社区建设包括“江汉模式”在内，仍存在居委会自治功能没有完全归位、社区工作人员素质需提高等问题。在总结推广“江汉模式”的同时，我省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创新仍要面对现实，敢于挑战，力争再上新台阶。

1、制定社区建设地方性法规。20多年来，我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区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与原先大相径庭。1990年1月实施的《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已不能完全适应新时期社区工作的需要，一些地区社区工作不规范，甚至出现一些新问题。在国家对《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之前，建议我省制定出台关于社区建设的地方性法规，借鉴、推广“江汉模式”，理顺社区管理体制，构建社区工作新机制，为推进我省社区建设发展提供法规保障。

2、完善社区共驻共建机制。共驻共建是加强社区建设的一个有效途径，是社区管理体制的重要补充。全省各地社区应加强与驻社区单位的联系，使驻社区单位牢固树立共驻、共建、共管、共享理念，切实增强参与意识、自治意识。驻社区单位要与居委会建立帮带关系，结合单位职能，发挥优势，支持帮助社区建设。对社区在职党员应实行“双重管理”，建立“双重组织生活”制度。驻社区单位党组织要安排党员定期参加社区组织生活，社区党组织要通过有效的组织方式和活动形式，加强社区在职党员的管理，特别是8小时以外的管理。

3、加大社区建设投入力度。转变政府职能，改革社区管理体制，关键是要尽快把政府转移出来的部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有条件地移交社区和社会组织，加大投入力度，增强社区的承接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一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建议省里将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十二五”发展规划，列入财政预算。二要设立社区建设发展基金。可以采取省财政拨一点、县（市、区）财政出一点、驻社区单位资助一点的办法筹集资金。三是出台鼓励政策，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区建设。四是强化城市规划引导作用，突出房地产企业的社会责任。在新建小区、老城区开发改造时，要将社区工作、活动用房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验收。

4、加强社区工作队伍建设。一是大力实施“大学生社工计划”，把热爱社区工作、具有专业知识、素质较高的大学应届毕业生充实到社区工作队伍中来。二是健全社区工作人员教育培训制度，实行上岗培训、年度培训，适时组织学习考察，创造条件送出去或在职进行系统培训（包括学历教育），不断提高社区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水平。三是研究制定社区工作人员管理办法。

5、妥善解决社区工作人员待遇。目前，社区工作人员待遇水平相对较低，没有解决“后顾之忧”，已经影响到社区工作队伍的稳定和工作积极性。建议社区工作人员工资由各级财政合理分配比例，全额保障，并统一办理养老、医疗等保险，建立健全工资增长机制，激发社区工作人员投身社区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

（调研组成员：谢松保 张 晨 江国志 陈新祥 徐昌洪 桂进波 杨 莉）

第二篇：推进街道社区社会管理体制改革 创新社区管理模式

关于推进街道社区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建议

元宝山街道工委书记 白书强

为进一步深化我区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充分发挥街道、社区在城市管理中的基础性作用，全面提升城市管理精细化水平，现就深化街道、社区管理体制改革提出如下意见。

一、街道社区社会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一是街道办事处职能定位模糊。街道办事处作为政府的派出机关，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权利下放等原因，工作任务日益繁重，职能超载、负担较重。街道办事处工作职能与社区重复，同时承担行政管理和服务居民的职能，由于缺少完成任务的职权、条件和经费，造成了街道权责不统一，看得见、管不了现象突出。

二是社区行政化现象明显。区职能部门过多地向街道下达工作任务，街道只能将工作延伸到社区，导致社区偏重行政职能，使社区成为了各部门的综合“下设机构”，无限小的权力承担着无限大的责任，过重的行政化负担，削弱了社区自治服务职能。

三是社区“两委两会”服务职能弱化。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由于缺少专业人才，能够融入社区的正式组织少，导致社区居民活动形式单一，多以文体活动为主,缺少扶危济困、捐资助学、生态环保等公益慈善类服务组织和心理咨询、法律援助、幼教、老年健康、美体健身等社会领域类服务组织。同时，各社会组织均为纯民间社会组织，由于缺乏资源和获取资源的能力，只能通过社区经费投入，社区帮建单位支持开展活动。社区共建理事会受调协机制、激励机制、督考机制不完善，以及各成员单位参与热情参差不齐等因素影响，组织开展活动不多，对居民需求了解不全面、不深入，一些合理诉求解决进展缓慢。特别是一些属于区级职能部门应该承担的责任，直接转嫁给社区负责，使社区成为责任的集中地、矛盾的聚集地，也降低了群众的认可度。

二、街道社区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建议

针对现有街道社区社会管理体制出现的问题，建议通过精简街道机构、分流工作人员、下沉服务职能，将更多的人、财、物等资源投入到社区，着力构建起基层组织建设和社区管理新体系。

一是明确街道办事处、社区职能。将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能下沉到社区，街道主要行使统筹规划、资源协调、监督管理、指导服务和综合治理的职能。对社区承担的社会管理事务、开具相关证明等事项进行全面梳理，按照“法无授权即废止、主责部门承担主业”原则，规范基层重要事务运转，切实为社区减负，向社区还权。对于因工作需要确需由社区参与的活动，由社区帮建主管区级领导审批同意，方可按程序进入，主责部门提供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保障。对于依法开展的行政执法检查，必须由主责单位牵头，社区配合，发动群众参与监督。

二是整合优化街道组织机构。减少街道领导职数，将班子成员下沉到社区担任第一书记，每个社区都有一名副科级领导干部。将街道年纪轻、学历高、素质强的部分机关干部分流充实下沉到各社区任副职（原编制、职级和工资待遇不变），配强社区工作力量。街道各科室归并相近职能，综合设臵党群工作、城市综合管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服务管理机构和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建立扁平化的政务服务运行机制，为居民和驻区单位提供便捷服务。

三是完善社区“两委两会”职能。设立专门机构或明确1个部门专门管理社会组织，加大扶持培育公益类社区社会组织的力度。建议成立“社会组织管理科”，加强对社区社会组织的管理和指导。出台社区办公用房使用管理标准。对于社区办公用房出租给社会组织的，租金收入上缴区财政后，按比例返还至社区，调动社区管理国有资产的积极性。对于社区办公用房免费提供社会组织使用的，允许社会组织通过为居民开展各项免费的公益活动等方式反哺社区。深化社区“网格化”管理制度，按职责权限，将区直部门纳入网格，设臵联络员，定岗明责，分担社区行政管理事务，切实发挥社区共建理事会作用。

第三篇：广东省推进社会管理创新调查

强综治 创平安 促发展：

广东省推进社会管理创新调查

○建立镇街综治信访维稳中心，调处矛盾纠纷成功率达94％

○构建“五个一网”，公安运用信息化手段进行社会管理和服务

○实施居住证制度，3000万流动人口和谐融入广东城乡5月，南粤大地，苍翠葱茏。流动人口达3000多万，网民近5000万，新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日益增多……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省经济转轨早，社会转型早，无论是社会矛盾还是治安问题暴露得更早、更充分，社会管理的新问题也来得早、来得多、来得快。

近年来，广东政法综治、公安和各有关部门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迎难而上，强综治，创平安，促发展，大胆进行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创新。

重心下移 源头治理

镇街建“综治信访维稳中心”

目前，广东全省1584个镇街和19个镇级农场(管理区)建立了“综治信访维稳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同时，镇街中心开始上伸下延——在县区设中心，在社区、村和规模企业设“综治信访维稳工作站”。

“社区排查的每一起矛盾纠纷，在网上都有记录，我们可以全程跟踪矛盾处理情况。”5月8日，在深圳市南山区招商

街道“中心”，党工委书记、中心主任黄立新指着电脑屏幕说。招商街道实行网格化管理，街道分80多个网格，配备管理员、协管员、督导员，“一格三员”全天候“扫街”、“扫屋”，排查处理矛盾纠纷和其他社会隐患。他们还研发出一套综治信息系统，全程跟进每一起问题隐患的处理。

有了镇街中心，“把矛盾解决在基层”有了体制机制保障。在广州市猎德街，川籍打工妹在中心帮助下拿到了3840元欠薪；在汕头市潮阳区文光街道，由于中心调解，579名职工领到补偿款253万元；广珠轻轨横穿中山市南头镇，中心提前介入做群众工作，190户居民顺利拆迁……

2009年，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广东维护社会稳定的压力骤然增加。针对多数社会矛盾产生在基层、原有镇街综治部门“综而不合，合而不力”的现象，广东省委、省政府决定推行镇街中心建设。中心全面整合综治、信访、维稳、司法行政、公安、法庭、劳动、流动人口和出租屋服务管理等部门资源，整合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大手段，以“六联”机制为抓手，实施矛盾综合调处、治安综合治理、社会综合管理。镇街中心“一个窗口服务群众、一个平台受理反馈、一个流程调处到底、一个机制考核落实”。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镇街中心调研时认为，中心没有增加人员，没有增加编制，综合以后，实现了“1＋1＞2”的效果。他说:“综治信访维稳中心建设是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的成果，也是转变作风、狠抓落实的结果。”“传统的管理体制重心在上面，镇街中心实现重心下移，整合基层维稳力量，改变以往各自为政、孤军作战的局面。”在广东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厅厅长梁伟发看来，“整合”、“重心下移”、“体制转变”、“机制完善”是镇街中心创新的关键词。

基层稳则全局安。广东全省镇街中心建成以来，共受理各类信访和矛盾纠纷191325件，已调结180299件，调处成功率达94.24％。民转刑和民事案件下降，群体性事件数量逐步下降。2009年全省八类严重暴力犯罪案件同比下降25.1％，全省进京上访人数下降69.4％。

全警用网 服务群众

信息化引领公安创新

“感谢永安警务室，白燕街得救了！”

在佛山最具人气的C2000论坛上，你能看到这样一个网友帖子。去年3月，佛山市公安局禅城分局永安派出所在C2000论坛开设“永安警务室”。根据网友投诉反映，派出所及时整治“偷扒”活动比较严重的白燕街，受到网友称赞。2008年12月，广州番禺公安分局在互联网上首建了“华工警务室周sir博客”，发布警情提示，与大学城师生开展网上互动。博客开通以来，华工社区诈骗警情同比下降13％，入室盗窃警情同比下降67％。

治安、户籍、出入境、消防……公安机关承担大量社会管理工作。在互联网迅猛发展新形势下，广东公安通过信息化建设引领社会管理创新。从2007年开始，他们在全省构建包括公安指挥中心平台、警务综合信息系统在内的“一平台

三系统”，推行以视频监管一网控、办案办公一网通、情报信息一网综、服务措施一网办、工作执法一网考为内容的“五个一网”。

公安民警学网用网，运用信息手段进行社会管理，在广东逐步成为普遍现象。

5月7日，在广州市出入境管理服务大厅，市民黄佩娴在一台叫“办证易”的机器面前，不到2分钟，就自助办理了赴港澳再次签注申请。去年，广州市出入境办证量是350多万件，其中通过电话、上网等各种自助系统办理的超过80％。在东莞市，建设工程从消防设计审核、备案到消防竣工验收等11项消防审批项目，都可通过互联网办理来节约时间。广东省公安消防总队防火部副部长肖蓉介绍，以前是内网上办公，现在是互联网上办公。从去年5月至今，全省消防业务网上受理件数占到总数约78％。

信息化建设为“情报主导警务”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日前，广州警方通过网上舆情分析发现，在迎亚运的“穿衣戴帽”外观装饰工程中，一些群众对工程质量、工期拖延和引发入室盗窃等问题不满，出现不稳定苗头。他们一边将舆情研判意见送到警情高发的公安分局，指导打防管控；一边将情况通报市建委等有关部门，改进工作，疏导群众情绪，避免了发生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

通过信息化建设，广东公安社会管理的基础信息的完整率、准确率不断提升，信息情报实现了共享。今年以来，通过“网上作战”，抓获逃犯7928名，同比上升55.5％。2009

年，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调查表明，广东省公众安全感达到87.9％，同比提升1.4％；公众治安满意度达到86.8％，同比提升0.5％。

告别暂住证 破解二元化

流动人口实现“一证通”

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是当前社会管理的一大难题。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流动人口不断增多。1982年广东暂住人口不足50万人，现有2749.5万人，实际超过3000万人，居全国各省份之首。流动人口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也给社会管理和社会治安带来压力。

去年7月30日，《广东省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条例》经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今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在广东实行近20年的暂住证制度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全省通用的居住证。流动人口在省内流动，不用像过去那样每到一地就办一张暂住证，只要办理居住地址变更就可以了。从“暂住证”到“居住证”，一字之差，在理念和体制上却是变化巨大。

居住证“一证通”制度在深圳先行先试。5月8日，深圳中兴通讯公司的川籍员工罗亚琼告诉记者:“有了这个证，就有了一种归属感。孩子上学不再需要交纳借读费，在深圳直接办理港澳通行证，不用再回老家。”

“办了没好处，不办没坏处”，以前暂住证制度强调强制办证，一些流动人口抵触办证，办证率低，管理功能弱。现在，政府为办理居住证的流动人口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公共就业服务、传染病防治等7大类公共服务。办理了居住证的流动人口还可以享有在居住地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办理机动车注册登记手续等4大类公共服务。

在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道办事处，前来办理居住证的人可以获赠一份保额为20万元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番禺区出租屋流动人员管理办公室主任黎梓华介绍说:“首次办证免费，提供配套服务，外来人员主动办证的积极性很高。”在提供服务的同时，管理水平也上去了。在每一张居住证上，都记录着该居民的详细住址。在记者所到的城乡，通过出租屋的登记管理，每间出租屋都有一个固定编号。广东省政法委副秘书长、综治办主任陈少波说，实行居住证制度，由过去单纯的“以证管人”向“人、屋、业、证”四位共管的格局转变，实现了“三实”(实有人口、实有房屋、实有就业)同管。管理机关对流动人口基本做到“情况明、底数清”。

目前，全省已经发放居住证近1300万张。从最初被称为“外来工”，到现在被称为“新市民”；从强制性办理暂住证，到引导办理居住证；从自我谋生存，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3000万流动人口正和谐融入广东城乡，共享发展成果、共建美好家园、共创平安和谐。

第四篇：武汉市新洲区新农村医疗体制改革进程调查

新农村医疗体制改革进程调查

※调查时间：2011年-8月※调查人：程

※新洲区基本信息：

全区人口99万，面积1500平方公里，辖10街3镇1经济开发区1个风景旅游区。阳逻开发区是市区共建的省级经济开发区，道观河风景旅游区是武汉市四大风景旅游区之一。

※调查背景：

目前“看病难”是我国民生三大问题之一，很多农民因无力支付高额的医疗费用而有病不看。同时他们由于缺乏自我保健意识，容易受到疾病的困扰。医疗保障的缺乏成为农村发展的严重阻碍。为此，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于2002年10月诞生，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合作医疗制度正在逐步发展和完善。这次调研便围绕合作医疗进程展开，通过实地走访了解新农合的实施情况以及农民的满意度，以进一步发现问题，并提出一些建议。※调查过程：

调查期间我进行实地走访，入户访谈具体了解，总结了有关合作医疗的详细信息。在和一位曾在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住院的叔叔交谈中得知，武汉现在共有16家定点报销医院，分别是“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梨园医院、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武汉大学口腔医院、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湖北省妇幼保健院、湖北省中医院、湖北省肿瘤医院、湖北省新华医院、湖北省中山医院、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武警湖北总队医院、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武汉爱尔眼科医院”。他当时是在工地不慎摔落将脚摔成骨折，公司支付了医疗费用后他回家休养，预计需要一年时间才能恢复。期间他完全不能工作，一家人的生活十分紧迫，听说新农合可以报销，他们到处询问才得知那是定点报销医院，于是去那所医院申请报销，但服务人员告诉却他工伤不报销„„

我想这对于本来收入不高的农民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医院为什么不报？因为医院为了本身的利益。他们让伤员找公司索赔，而农民对于法律知识比较欠缺，甚至有时根本不愿意找律师，因为开始的律师费就得不少，就算打赢官司钱能不能及时到账也是个问题。总之，报销问题是合作医疗中的一个大问题。开始大部分村民表示怕麻烦，怕浪费更多的人力物力而不愿去报销：也有村民说报销要走“后门”，而自己又一没钱、二没权，还是不要吃这个苦为好“也有村民认为家里人身体都很好，没有也不会遇到报销的事，因此对此事漠不关心；还有一部分村民这样解释不了解报销比例、报销流程的事，不好意思询问那些办过报销的家人，认为那是隐私的侵犯。

对于其他原因定点医院报销份额一般在30%左右，这并不能令人满意。所以，一般人们会选择其他市级医院，报销最高可达80%，但这就意味着不能得到最好的治疗。如果是一般的伤病还可以接受，如果很严重就不能让人接受了。

※调查总结 ：

这次的调研发现新农村合作医疗在新洲区有所进展，较高的参合率证明了该政策的可行性。但同时也存在着很多问题。

1.仍然有些农民没有参加合作医疗，并且对其存在质疑。有一退休教师，国家的补助好，自己身体也行，因此对合作医疗并不在意。另一位认为平常不会生什么大病，不需要看病就医，因而也不办理合作医疗。由此可见宣传还不到位，解释不够清楚。虽然说都知道这项政策，但具体实施过程并不为广大农民所知晓。大部分民众仍然是随主流加入的合作医疗。

2.村民维护自身权益意识不强，不能及时了解政策变动。这就导致看病和没有加入新农合一样，自身权益得不到实现。而有的村民看病从来不拿合作医疗本，问其原因，要不说忘记带了，要不就是不知道怎么用。

3.报销比例小，范围窄。许多高科技治疗费用不在报销范围之内，因而“参与率”“参与度”低。

※建议：

1.在加大宣传力度的同时应更深入、详细的向村民讲解合作医疗的规章制度，让农民心中有数。如有必要可以开设培训班，请有经验的人员讲解相关信息。2.相关报销制度需要更改，政府还需作进一步努力，给广大农民群众以优惠。

3.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符合广大农民群众切身利益，有利于我国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和不断缩小城乡贫富差距。也许他在实施的开始阶段并不是顺利的，一定会存在很多的现实问题，这需要在推广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我相信它在我们党和人民的不断努力下，将是我国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事业改革中一个成功的典范。

第五篇：推进文化创新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探讨

2007年12月21日,辽宁出版传媒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首发a股大获成功。截至2008年3月,全国有11家文化企业在a股市场上市、2家文化企业在h股市场上市;组建全国性出版物连锁总部26家、连锁网吧10家、连锁演出票务公司6家,区域性出版物连锁总部49家、连锁网吧近百家、连锁演出票务公司23家,电影院线36条。近年来贺岁片连连打

响,全国平均每天生产电视剧40集左右,观众数以亿计,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三电影生产大国和第一电视剧生产大国。2007年年底已建成“农家书屋”2万个;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解决了近亿农民收听收看广播电视难的问题。如今落户全球的孔子学院(孔子课堂)已达200多所。

这一连串令人鼓舞的数据,生动地反映了近些年来我国加大文化创新,积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大力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可喜成果。

新世纪新阶段的战略之举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是党的十七大对文化建设提出的新要求。“软实力”这一概念是相对于“硬实力”而言的。一般来说,“硬实力”指经济、科技、军事等有形力量,“软实力”指文化、意识形态等无形力量。文化软实力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生命力、创新力和传播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文化虽然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但它蕴涵着巨大的潜能,就像电脑的软件与硬件同等重要一样。

发展是硬道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也是硬道理。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的每一次升华,无不镌刻着文化进步的烙印。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文化的觉醒;一个国家的强盛,离不开文化的支撑。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充分表明,没有文化软实力的积极引领,没有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文化创造力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不可能长期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

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一个民族的文化,凝聚着这个民族对世界、对生命的历史认知和现实感受,积淀着这个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古往今来,每一个伟大的民族都有自己博大精深的文化,每一个现代国家都把文化作为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文化是凝聚民族精神的一条特殊纽带,深深熔铸在民族的血脉之中,始终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文化是引导社会进步的罗盘,是张扬真善美的旗帜。文化对思想解放起着引领作用,对经济发展起着先导作用,对社会和谐起着滋润作用,对人的进步起着催化作用。哪里有文化,哪里就有文明的足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国脉传承的精神纽带,是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和推动力量。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波澜壮阔,改革开放实践多姿多彩。只有把人民群众中蕴藏的文化创造热情和活力最大限度地激发出来、凝聚起来,不断提高全民文化素质,才能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文化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递给世界的名片,人们记住意大利、希腊和埃及,首先是因为它们曾经有过的文化辉煌;而长城、兵马俑、中国文化年等,让世界知道了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中国。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经济发展与文化进步相辅相成。经济的文化含量日益提高,文化的经济功能越来越强,文化已经成为国与国之间竞争的利器。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拥有了强大的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占得先机。文化的巨大作用日益为世界各国所认识和重视,越来越多的国家千方百计壮大本国文化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现在,美国、欧盟、日本、韩国、新加坡等,都是新一轮文化软实力博弈的积极推动者。文化产业成为主导美国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它的媒体娱乐业年出口额达900亿美元。中国要在新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维护国家发展利益和文化安全,必须继续弘扬文化创造精神,发挥民族的文化创造力,努力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地位相适应的文化优势。

丰富精神文化生活是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文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也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显著标志。随着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在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日趋旺盛,求知求乐求美的愿望更加强烈。殷实富足的小康生活,离不开文化的滋养和支撑。健康的文化产品和丰富的精神享受,能够陶冶情操、愉悦身心、温润心灵,可以充实精神世界、提高生活质量、舒缓心理压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既需要富“口袋”,也需要富“脑袋”,“口袋”“脑袋”一起富,才能在小康道路上越走越好、越走越快。与人民群众的新期待相比,目前我国文化发展的整体水平还不高,文化产品服务还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只有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让百姓享受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才能充分体现发展文化软实力这个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