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伤行政确认案证据的裁量和证明标准

第一篇：工伤行政确认案证据的裁量和证明标准

工伤行政确认案证据的裁量和证明标准

作者： 张晓丽

发布时间：2006-08-21 08:5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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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是一起对劳动部门作出的工伤认定不服而提起的行政诉讼案件。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宋德鸿此次驾车外出是个人行为还是履行工作职责的行为。由于时间的一维性和不可逆性，案件事实在客观上不可能重现，因此在诉讼中法官要借助于具有证明力的证据使得已经发生的案件事实重现，从而完成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并以此为基础作出判决。

（一）双方的举证情况

本案中对宋德鸿此次驾车外出目的起到证明作用的证据有：一是被告劳动部门提交的一份书证和三份证人证言，该证据均为公司在行政程序阶段向劳动部门提供。其中书证是宋德鸿在2003年7月份写的个人总结，从总结可以看出，宋德鸿仅总结了其从事的销售工作情况。三份证人证言是当时在场的公司的三名工作人员出具，证明当时经理让韩某去买水，宋德鸿也在现场并提出和韩某一起去，经理让韩某去叫司机门某，但当韩某和门某下楼时车已经开走。二是原告宋德鸿的法定代理人在诉讼阶段提供的一份书证和一份证人证言。书证是宋德鸿的一本日记，日记中多次记录了宋德鸿为经理李刚开车的经历。证人证言是由宋德鸿当时在公司的同事出具，证明因宋德鸿有驾驶执照，所以跟随经理李刚跑业务并为其开车。

（二）对原告行政程序中未提交而在行政诉讼中提供的证据应否采纳

宋德鸿法定代理人为证明宋德鸿此次驾车外出系履行职务行为而提供的两份证据均系在行政诉讼阶段提供，在行政程序阶段并未提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五十九条的规定，原告依法应当在行政程序阶段提供证据而拒不提供，在诉讼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一般不予采纳。经审查，本案中，宋德鸿的法定代理人在申请工伤认定时，劳动部门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的规定一次性向其告知了申请工伤认定应提供的有关材料，即需要提供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和医疗诊断证明。原告按要求向劳动部门进行了提交。但劳动部门在对用人单位进行调查时，用人单位提出了宋德鸿驾车外出系个人行为的抗辩理由并提交了有关证据。劳动部门采信了用人单位对该事实所举的证据并作出了非因工受伤的认定。即劳动部门在用人单位对原告受伤原因的陈述与原告主张不一致的情况下，并未就该事实进一步向原告进行核实，从而导致原告在行政程序阶段错失了就该事实的举证机会。由此可见，原告未能在行政程序阶段提供以上证据是由于劳动部门执法程序上的缺陷造成的，并非《证据规定》中规定的“应当提供而拒不提供”的情形。

另外，工伤行政确认案件有其特殊性，申请人出于治疗、救助的原因，对及时享受工伤待遇有较强的急迫性，所以一般不会存在行政程序阶段故意不提交，而等到诉讼阶段提供证据的可能性。所以对于申请人诉讼阶段提供的证据，应当慎重对待，具备了证据“三性”要求的，法院一般应作为有效证据采纳使用。

（三）证据认证中的法官心证

虽然诉讼过程是一个发现、收集、运用证据的客观活动过程，但判断证据、认识与案件有关的事实本身却是主观活动过程。法官在个案中应当根据证据事实和案件事实之间的联系对各种证据证明力作出判断，并以此探求实质事实，因此强调法官内心确信的自由心证制度更代表了法律的现实和发展方向。现行的最高人民法院《证据规定》第五十四条即明确规定了应当“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审查证据。所以在法律就证据的证明力没有进行预先设定的情况下，法官在调查和辩论的基础上，按照经验法则和逻辑要求，合理地对证据进行分析判断就显得尤为重要。就本案而言：

首先，应当对原告提供的书证——日记本的真实性作出判断。经审查，该日记中记录了原告上学期间及工作后较长一段时间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情况，从日记内容上看，有对生活琐事、个人情绪的记录，也有对日常开销情况的记录，宋德鸿本人现在的状况是颅脑一级伤残，故伪造日记的可能性可以排除，根据生活经验，我们内心应当能够对该日记的真实性予以确信。

原告的举证能够达到一个怎样的证明目的呢？原告提供的日记和证人证言，均不是对案发当日情形的证明，但这两份证据却能够证明这样一个事实：宋德鸿在本次事故发生之前经常为经理李刚开车。那么存在这个事实，就为本次宋德鸿驾车外出亦是基于经理指派或履行职责为目的提供了一种可能。结合被告举证的原告写的个人工作总结和庭审中公司经理的陈述，我们了解到，原告被公司录用不足两个月，工作中积极上进，而经理的车平时除了经理使用，并不允许员工使用，且该车仅有一把钥匙。《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其直系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那么公司的举证能否达到否定该可能性的证明标准呢？

（四）用人单位的举证应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一般来讲，确立某类案件的证明标准通常应考虑的因素包括：一是案件的性质，涉及的是人身权还是财产权。涉及人身权利的，应设定比较高的证明标准。而工伤认定案件带有很大人身权的性质。二是案件一旦认定错误可能带来的成本大小。应当认定为工伤的人没有认定为工伤，那么这个职工可能因得不到及时的救治而造成人身和精神的损害，这种损害甚至将影响其今后的生活。而不应认定工伤的人认定了工伤，企业可能因此造成一定经济损失，而经济损失恢复的可能性很大。由此可见，如果一个应当认定为工伤的人没有认定工伤，带来的成本损失要相对大得多。综合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对用人单位举证标准的要求应当适用排除合理怀疑标准。

公司提供的几份证人证言可以证明以下事实：经理李刚未安排宋德鸿出去买水，但宋德鸿曾主动提出去做这件事，且宋德鸿将车开走。但公司未能对以下事实作出合理解释和举证：宋德鸿是如何从李刚处取到的这仅有的一把车钥匙，宋德鸿“擅自”驾车外出后，在场的公司经理及其他工作人员有无采取有关措施告诫或阻止宋德鸿。如果对以上疑问公司不能作出合理解释并举出相关证据，我们有理由对公司主张的宋德鸿此次驾车外出仅为个人行为的主张存在合理怀疑。

在行政诉讼中，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运用要求法官在衡量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时，根据现有的案件证据考量，行政人员是否形成一种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内心确信而作出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判断。若存在合理怀疑，应作出对原告有利的裁决。就本案而言，公司在行政程序阶段的举证无法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故对劳动部门认定的宋德鸿此次驾车外出系个人行为的事实应认定证据不足。

（作者单位：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

第二篇：证明非工伤证据的证明标准

证明非工伤证据的证明标准

作者：王艳丽 出处：法律图书馆 日期：2012年8月1日

裁判要旨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用人单位所举证据的证明效力要比职工或其直系亲属所举证据占有优势，本案用人单位的举证没有达到优势证据证明标准，社会劳动保障部门据此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属证据不足，应予撤销。

案情

原告陈某系第三人用人单位职工，2010年12月18日下午18时许，陈某骑电动车沿国道105线公路由南向北行驶，在国道105线388公里400米处被车辆撞伤，送医院救治。2011年5月13日，陈某向被告社会劳动保障部门申请工伤认定，经陈某补正材料后，被告受理于6月20日向第三人送达《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2011年8月8日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查明原告在国道105线388公里处被车辆撞伤，事故当天没上班，认定原告受到的事故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决定不予认定或者视同工伤。原告不服该决定，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告诉称，原告系用人单位粘胶板工，下班回家路上被车辆撞伤，车辆逃逸。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的规定，应依法认定工伤。被告辩称，我局受理原告工伤申请后，要求用人单位举证。用人单位提交的考勤表中，原告举出的证人在原告发生事故时没有和原告在同一单位上班，没有采纳原告举出的证人证言。认为用人单位举出的考勤表和证人证言能证明原告事故当天没有上班，被告对原告作出不予认定或者视同工伤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维持其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第三人同意被告的答辩意见。

审判

法院经审理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被告作为市级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对原告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主体上并无不当。关于原告发生交通事故当天是否上班，第三人的主张是原告没有上班，原告的主张是上班，在行政程序中原告举出经过公证的证人证言，第三人举出考勤表和单位职工证明，被告采纳了第三人提交的考勤表，认为原告发生事故时考勤表中没有原告举出的证人名单，从而没有采纳原告举出的证人证言。由于用人单位没有严谨的考勤制度，职工上、下班都没有本人亲自签名，该考勤表由第三人单方掌握，记载的内容是否真实，难以查明认定，原告和第三人在证据上都不具有优势性。《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本案用人单位的举证没有达到优势证据证明标准，被告据此对原告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或视同工伤决定属证据不足。故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1目之规定，判决撤销被告对原告所作的不予认定或者视同工伤决定的行政行为。

评析

一、背景情况介绍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用工主体呈现复杂化和劳动者就业形式多样化，工伤事故屡有发生，而有些用人单位受生产条件、生产成本等的限制，没有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在伤亡事故发生后，想法设法逃避法律责任，由于用人单位的考勤情况、工作计划和安排等相关材料通常有用人单位保管，同单位工友担心得罪用人单位也不愿意为受伤害职工作证，受伤害职工举证存在困难，不利于保护受伤害职工合法权益的保护。《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了在工伤认定行政程序中，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的原则，明确了工伤认定行政程序中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体现了对弱者的倾斜。

二、裁判要旨的理由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受伤害职工事故当天是否上班，受伤职工和用人单位在工伤认定行政程序中都举出相关证据。社会劳动保障部门采纳了用人单位的证据，法院在对证据的分析认定中认为用人单位的举证没有达到优势证据证明标准，从而判决撤销了社会劳动保障部门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主要理由：

1、证据规则的运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三条确立了优势证据规则，“优势证据规则”是指证明同一事实而又相互矛盾的数个证据之间的证明力大小的比较规则，即按照制作人、形成过程等标准确定不同证据之间的证明力优劣的规则，这里的“优势”是指对事实的证明要达到50％以上的程度。在一些案件中双方当事人举出的证据，一方肯定该事实，另一方否定该事实，证明同一事实的数个证据有时也相互矛盾，双方当事人都无法否定对方证据。需要法官依据法律程序，综合考量案件情节、法律的目的和原则、对双方当事人权益的影响等加以判断，进行合理的推定，对双方当事人证据的证明效力进行比较和衡量，以相对占优势的证据认定事实，作出恰当的裁判。本案从受伤害职工和用人单位提交的证据抗衡中，双方的证据均不具有优势，不易查明案件事实。《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规定了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的原则，要求用人单位的举证须达到优势证据证明标准，法院在对证据的分析认定中以用人单位的举证没有达到优势证据证明标准判决撤销被告所作的工伤认定决定是证据规则的运用。

2、工伤保险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

在法律适用中，执法者可以援引法律原则，以适用社会发展中不断提出的各种新要求。工伤保险法律制度有其内在的规律和特有的法律宗旨，其基本原则除维护公平、正义等普遍原则外还包括不追究过失原则、与社会救济相结合原则、向受害人倾斜原则、工伤保险补偿与事故预防和职业病康复相结合的原则、社会化原则以及社会化与雇主责任相结合原则等。社会劳动保障部门在认定是否属于工伤时，在可认定可不认定，界限模糊不易查明案件真实情况下，向受害人倾斜符合工伤保险法律制度基本原则，有利于调节社会关系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三、运用裁判要旨应当注意的问题

1、尊重社会劳动保障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的自由裁量。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在用人单位和受伤职工是否属于工伤问题上，将举证责任归给用人单位，但是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仍要运用各种证据证明劳动者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法定情形，可以对事故伤害进行调查核实，最终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由此可见工伤认定过程存在自由裁量的可能，即使法定的工伤情形规定的再细也不可能完全与现实中具体的伤害情形相一致，主观判断存在偏差不可避免，法官应尽可能尊重社会劳动保障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的自由裁量。

2、受伤害职工在工伤认定程序中也应承担部分证明责任。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虽然将举证责任分配给用人单位，但是受伤害职工也应承担一部分证明责任。《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应当提交工伤认定申请表、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医疗诊断证明或者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工伤认定申请表应包括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以及职工伤害程度等基本情况。在行政诉讼案件中，这些证据由社会劳动保障部门向法院提供。

3、不能以保护受伤害职工合法权益的名义，任意扩大工伤的范围，针对个案应进行严密的分析认定。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和十五条规定了职工应当认定为工伤和视同工伤的情形，第十六条规定了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几种排出情形，审判实践中应正确把握和运用，不能以保护受伤职工的名义，向其倾斜过度，使用人单位和工伤保险基金管理部门承担不应承担的责任，应针对个案进行严密的分析认定，真正体现工伤保险条例的法律目的和原则。（编辑：余孟临）

第三篇：浅谈工伤行政确认案件的调查分析

浅谈工伤行政确认案件的调查分析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作者：杨朝程 钱昕编辑：studa121

1论文摘要 为了保护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我国先后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如《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及《社会保险法》等，2010年又对《工伤保险条例》进行了重大修订。这些立法活动对我国的法制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行政机关的执法力度以及企业主与职工法律意识不尽相同等因素的制约，劳动保障违法案件层出不穷，其中工伤行政确认案件比较典型。为了提高社会各界对工伤行政确认案件的认识，我们在山东沂源县人民法院进行了相关案件审理方面的调查。在调查基础上，分析此类案件发生的主要原因，针对性地提出相应对策。期待调研报告能够对行政审判、行政执法、相关立法、企业参保以及广大企业职工维权均有所裨益。

论文关键词 工伤 行政确认 基层法院

一、现状

自2008年至2012上半年间，沂源县人民法院院共审理工伤行政确认案件13件，其中2008受理2件，2009受理4件，2010受理1件，2011年4件，2012上半年2件。上述13件案件中，裁定驳回起诉结案1件，判决维持工伤认定结案8件，经法院协调原告与第三人达成工伤补偿协议后撤回起诉的4件。四年半来，工伤行政确认案件虽在行政诉讼案件中所占比例不高，但由于案件所涉的当事人遭受了巨大的伤害，或肢体残缺、或面部毁容，加大了此类案件审理的敏感度、关注度。

二、原因

（一）企业法律意识淡薄，漠视职工合法利益

利益最大化是企业普遍的追求。一些企业（尤其是中小型私营企业）不惜牺牲职工的合法利益来实现降低生产成本，增强企业自身市场竞争力以达到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这种法律意识淡薄、漠视职工权益的做法是产生工伤行政争议的主因之一。具体体现为：一是经常要求职工加班加点，导致他们长期超负荷劳动，疲惫不堪，引发工伤事故；二是为解决用工饥荒，对新招职工不进行技能培训和安全知识教育。他们匆匆上岗，边干边学，对技术的不熟练导致工伤事故频发；三是工伤风险意识淡薄，心存侥幸，不为职工购买社会保险。有的企业甚至钻商业保险漏洞，通过花较少的保险费为一部分职工购买“人身意外伤害团险”。在发生工伤事故后，要么不承认是工伤，要么偷梁换柱，企图让商业保险公司为工伤职工支付医疗费。例如某玻纤公司诉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行政确认一案。

王某分别在沂源县城和沂源县石桥镇开办了一家建材公司和一家玻纤公司。2007年5月，玻纤公司将陈某聘为织布工为对其进行技能培训，便让其开始上班。同年6月，陈某在公司正常上班时间不慎被机器轧伤右手手指，当即被送入医院治疗。入院时公司管理人员故意将伤者陈某登记为李某。陈某伤愈后，因医疗费的支付及伤残补助等问题与玻纤公司达不成协议，陈某遂申请工伤认定，沂源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作出陈某之伤系工伤的认定决定后，玻纤公司不服，先申请行政复议后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在审理该案过程中发现，陈某和其住院时登记的李某是互不相识、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两个人。李某是王某开办的建材公司的职

工。由于其在该公司工作时间较长，公司为其办理了一份人身意外伤害险。陈某发生事故后，王某为了让保险公司支付医疗费用，便安排相关人员在办理陈某住院登记时做了手脚。后保险公司发现事实并拒绝理赔。王某的计划落空后，发生了一系列行政、民事诉讼案件。

（二）职工维权意识不强，自我保护认识不足

随着现代科技的推广，农村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这解放了一大批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不断涌入城市打工，开始从事非农业生产。由于文化水平、专业技术等方面的制约，许多人从事劳动强度大、危险性强的职业。一些人还存在短期打工的想法，他们与企业主或管理人员谈妥一天或一个月的工钱后匆忙上岗，既不要求签订劳动合同，也不要求加入工伤保险。由于缺乏专业技能指导和安全知识培训，他们不适应新工作或操作生疏，往往上岗不几天就发生工伤事故。此时，受害者可能连工友的名字都说不上来，企业主却拒不配合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的调查。如此，相关证据难以提取，受伤职工长时间得不到赔偿。比如，农民工秦某的案件。

由于家中承包土地少，农闲时间较多，秦某便利用在空闲时进城打工，且选择的工作不固定。2007年5月，秦某在一免烧砖厂打工的第3天，不慎被压砖机轧伤右小臂，造成重大工伤事故。伤愈后，其右臂截肢，经鉴定为六级伤残。企业没有与秦某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也没有为其加入工伤保险。为了获得工伤赔偿，秦某先后经历了劳动争议仲裁、工伤认定、工伤行政复议等程序，最终于2009年3月诉到法院，形成行政诉讼。该免烧砖厂的企业主认为：一是秦某为企业工作时间很短，未做出多大贡献；二是其受伤主要由于自身操作不规范，与企业没有多大关系；三是企业经济效益不好，随时可能关闭。在诉讼过程中一直主张与秦某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这拖延了其承担工伤赔偿责任的时间。后虽经法院协调，秦某作出重大让步，免烧砖厂当即支付了秦某的部分工伤赔偿金，案件得以和解解决，但对于秦某来说，其遭受的损害无法完全靠赔偿金来弥补，其寻求救济的艰辛更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此案值得广大农民工借鉴。

（三）法律宣传不够深入，执法监督不够到位

虽然国家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来规范企业用工行为，保护劳动者的合法利益，但是相关法律知识的宣传和执行较为落后。当新的企业和组织成立时，往往一方面缺乏技术与资金，另一方面缺乏安全生产的认识和对职工合法权益的尊重。因此，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在依法征收社会保险费的同时，应同时注重对企业、职工宣传缴纳社会保险费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实践中，由于行政机关的宣传工作做得不够深入，企业或组织的管理人员对社会保险费的征收存在误解，影响了其参加社会保险的积极性。如某企业因不缴纳社会保险费被行政机关发现并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办案人员在向该企业送达有关法律文书时，由于该企业负责人长期不在单位上班，其他有关管理人员接待。他们的态度非常冷淡，拒不配合执行工作。经座谈得知，他们认为缴纳社会保险费是国家变相向企业要钱，加重企业负担，对职工没有什么好处，还不如将这部分保险费用于发福利。

另外，调查中还发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监督工作存在不够到位的现象，这也是发案原因之一。一些企业，特别是小型企业开办后，没有及时向社会保险征收机构申报、缴纳职工社会保险，劳动保障监察机构也未及时发现并予以监督、处罚，一旦发生工伤事故，很容易发展为行政诉讼案件。

（四）法定救济程序繁琐，部分企业恶意诉讼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如果企业职工未与用人单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因工受伤后，与用人单位发生纠纷，寻求工伤赔偿的最长程序为：劳动关系确认——劳动仲裁—劳动争议民事一审、二审，工伤确认——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一审、二审，工伤赔偿一审、二审，民事

执行。尽管现行的《工伤保险条例》，取消了工伤确认案件的行政复议前置程序，但即便当事人对工伤确认决定不经行政复议程序而直接提起行政诉讼，受伤职工自与用人单位产生工伤赔偿纠纷之日起，到最终获得赔偿仍可能需要二至三年的时间。如此繁琐的程序，为用人单位恶意申请行政复议与提起行政诉讼、人为拖长赔偿时间提供了合法的口实。调查中发现有就有这样的实例。

王某是某餐饮服务公司厨师。2007年6月，在一次烤制“巴西烤肉”时，其头、面部不慎被烧伤，当即被公司人员送往医院治疗。王某伤愈后被鉴定为八级伤残，部分丧失劳动能力。为获得赔偿，王某经历了劳动争议仲裁，劳动争议民事诉讼一、二审，工伤确认行政复议（必经程序）。2009年9月，餐饮服务公司在不服工伤确认行政复议决定后，又向我院提起了行政诉讼。这距事故的发生已经过了两年多的时间。等待王某的可能还有行政诉讼二审、民事赔偿诉讼、执行等一系列程序。如此看来若最终获得赔偿，可能还需要一到两年的时间。

三、对策

（一）企业应当改进的地方

1.加强对职工的技能培训和安全生产教育

针对企业职工由于技术不过关、操作不熟练导致的工伤案件，最好的防范措施是由企业组织他们进行技能培训和安全生产知识教育。通过这两项活动提高职工的安全生产能力，从源头上减少工伤事故的发生。

2.积极参加社会保险、分散工伤风险

社会保险是是一种为丧失劳动能力、暂时失去劳动岗位或因健康原因造成损失的人口提供收入或补偿的一种社会和经济制度。它的目标是保证物质及劳动力的再生产和社会的稳定。企业应做好社会保险费的缴纳工作，在保障职工的合法利益的同时，分散工伤事故给企业带来的风险，提高竞争能力。

（二）执法机关的努力方向

1.做好服务工作

社会的发展要求政府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在劳动与社会保障行政管理活动中，安监、工商、社会保险等部门应当相互配合，帮助企业从设立初期就完善用工制度，加强对企业、职工的安全生产知识培训和职业技能指导，提高企业为职工加入社会保险的认识，促进职工主动要求与用人单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并加入工伤保险。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政府的服务职能，进一步降低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率，消除企业与行政机关之间由于对社会保险的理解不同产生的隔阂。

2.加强监督力度

由于经济的快速增长，劳动违法案件日益增多，而行政执法人员则出现了老龄化问题。社会保险行政部门需要充分调动内部各部门的积极性，通力合作，并主动寻求与其他相关行政机关配合以克服人员不足的问题。同时，还应加大对企业非法用工、拒签劳动合同、拒缴或不按时缴纳社会保险费等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服务、教育与惩戒相结合是维护企业职工的合法利益的科学管理之道。

（三）立法部门的关注重点

完善立法可以从根本上防止部分企业规避法律的情形。《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工伤保险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以及相关的规章的制定，其根本目的在于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保护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分散企业劳保、工伤、医疗等风险和压力，同时也提高行政机关解决劳动争议的效率。但由于过于考虑对劳动者的实体权利的维护，法

律规定了繁琐的权利救济程序，反而为有些当事人逃避责任，或通过恶意复议或诉讼来拖长承担责任的时间提供了合法的依据。故有必要考虑部分权利救济程序法律条文的正当性。新《工伤保险条例》已将工伤确认案件的诉讼程序进行了修改，取消了行政复议的前置条件，又对事实劳动关系的确认程序作了新的规定，统一在工伤认定工程中加以确认，而不必经劳动争议仲裁程序。这些都更有利于对劳动者合法权益进行保护。对于其他的法律、法规以及规章等，立法部门同样应注重它们在实践中执行状况的调研，发现有影响劳动者的合法权权益的程序，既包括实体上的权益也包括程序上的权益（迟到的正义非正义，经过长期煎熬得到的救济难说是公正的），适时予以修改。

参考文献：

[1] 陈凌。论适宜因材施教的数学课堂认知环境[J].中小学教师培训http://，2009（11）。

[2] 叶翠翠。分层教学在信息技术中的应用[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http://，2012（4）。

[3] 宋广清。分层教学在信息技术教学中的应用[J]http:///.学周刊，2011（12）。

[4] 张志龙。“高效课堂”呼唤教师角色转换[J].现代教育科学（中学教师），2011（4）。

第四篇：如何收集证据证明工伤待遇案例

如何收集证据证明工伤待遇案例

来源:胡律师网作者:上海律师 胡燕来所属栏目:劳动纠纷律师案例

小谢刚刚年满18岁,就背井离乡来到上海的一家物流公司打工,工作内容就是在货架和运输车辆之间搬运货物。2008年4月的一天,小谢正在像往常一样从车上向货架上搬卸货物,事故却在此时发生了。小谢背后的货架突然倒塌,上面码放的货物连同货架一起重重地砸向了没有任何防范的小谢。小谢被埋在了货物当申,当工人们把货物扒开找到他时,他已经昏迷不醒了。大家赶忙把小谢送到医院抢救,最终小谢捡回了一条命,但下身瘫痪、多处脏器严重受伤,后面的日子只能在轮椅上和别人的照顾下度过。小谢的家人找到了法律援助机构,请求法律援助机构帮助小谢落实工伤待遇。

我国《工伤保险条例》规定：

第十七条、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所在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３０日内，向统筹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遇有特殊情况，经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同意，申请时限可以适当延长。

用人单位未按前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伤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１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按照本条第一款规定应当由省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进行工伤认定的事项，根据属地原则由用人单位所在地的设区的市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办理。

用人单位未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时限内提交工伤认定申请，在此期间发生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工伤待遇等有关费用由该用人单位负担。

第二十条、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６０日内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工伤认定的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和该职工所在单位。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工作人员与工伤认定申请人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第二十三条规定，劳动能力鉴定由用人单位、工伤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向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申请，并提供工伤认定决定和职工工伤医疗的有关资料。

第二十一条、职工发生工伤，经治疗伤情相对稳定后存在残疾、影响劳动能力的，应当进行劳动能力鉴定。

第二十五条、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收到劳动能力鉴定申请后，应当从其建立的医疗卫生专家库中随机抽取３名或者５名相关专家组成专家组，由专家组提出鉴定意见。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根据专家组的鉴定意见作出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结论；必要时，可以委托具备资格的医疗机构协助进行有关的诊断。

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应当自收到劳动能力鉴定申请之日起６０日内作出劳动能力鉴定结论，必要时，作出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的期限可以延长３０日。劳动能力鉴定结论应当及时送达申请鉴定的单位和个人。

专业劳动纠纷律师认为，上面的案例中,小谢的家人在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为小谢进行了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被评定为工伤致残等级二级。最终,在法律援助机构的帮助下,小谢与物流公司达戍协议,物流公司给予了小谢一次性的工伤赔偿。

上海律师胡燕来，二十年只做法律，被政府荣记个人三等功两次，2008-2009卢湾区十位优秀律师之一，荣获上海“劳动争议代理最佳律师奖”，擅长劳动纠纷律师和企业法律顾问，手机***，邮箱hulvshi119@163.com。

第五篇：王长淮诉江苏省盱眙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行政确认案

王长淮诉江苏省盱眙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行政确认案（2011年9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1]第9期出版）裁判摘要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的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这里的“工作场所”，是指职工从事工作的场所，例如职工所在的车间，而不是指职工本人具体的工作岗位。职工“串岗”发生安全事故导致伤害的，只要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而发生的，即符合上述工伤认定条件，“串岗”与否不影响其工伤认定。原告：王长淮。

被告：江苏省盱眙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第三人：江苏思达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原告王长淮因不服被告江苏省盱眙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盱眙县劳保局)工伤认定结论，向江苏省盱眙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与江苏思达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达公司)有利害关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法院通知其作为本案的第三人参加诉讼。

原告王长淮诉称：2007年起原告进入思达公司工作。2008年5月22日，公司的车间主任徐建华安排原告打扫卫生时告知原告次日跟随张海军师傅后面工作。休息时，原告看见张海军备料至工作台，想提前熟悉情况，即跟随张海军到工作台旁观看张海军操作。由于设备故障，回收酒精岗位发生酒精溢料事故，随时有爆炸可能，工人均从工作现场窗户跳出。原告在跳落地面时双足摔伤，经盱眙县中医院诊断为双侧跟骨骨折。2009年2月21日原告向被告盱眙县劳保局申请工伤认定。被告于2009年4月16日认定原告受伤事故因串岗而不属于工伤。原告遂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重新作出认定原告为工伤的具体行政行为。

原告王长淮提供了以下证据：

1．被告盱眙县劳保局于2009年4月 16日作出的盱劳社工伤认字(2009)第011号《盱眙县工伤认定决定书》，盱政行复决字(2009)第4号《盱眙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存在；

2．盱眙县中医院出院记录，证明原告王长淮受伤住院诊断为双侧跟骨骨折的事实；

3．原告王长淮的陈述，证明其在打扫卫生过程中，车间徐建华主任告知原告次日跟张海军师傅后边做。原告等几人打扫完卫生后在休息时，看张海军拖料来到回收酒精车间，原告跟张海军师傅到回收酒精工作台后发生事故过程的事实；

4．原告王长淮同班组同事何建东的证词，证明何建东听到徐建华对王长淮说过次日跟张海军后边做，随后王长淮跟张海军去到回收酒精车间，再后发生事故及公司安排其去医院护理王长淮的事实。被告盱眙县劳保局辩称：2008年5月 22日上午，公司车间主任徐建华安排原告王长淮打扫卫生，张海军等人在回收酒精岗位操作设备；原告打扫卫生过程中擅自串岗至回收酒精岗位。当日10时左右，由于设备故障，回收酒精岗位发生溢料事故，原告不了解该岗位情况，慌乱中从窗户跳下去，造成其双侧跟骨骨折后果，不属于工伤。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盱眙县劳保局提供了以下证据：

1．盱眙县工伤认定决定书及送达回执，盱眙县人民政府复议决定书，证明原告王长淮申请、被告盱眙县劳保局依法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及复议结果；

2．盱眙县中医院出院记录，证明原告王长淮受伤住院救治事实；

3．车间主任徐建华及车间员工张海军的证词，证明事发当日原告王长淮串岗至回收酒精岗位，因发生溢料事故而受伤的事实；

4．原告王长淮的陈述，证明徐建华主任在事发当日上午，安排王长淮打扫卫生过程中，同时安排原告次日跟张海军后面学习回收酒精岗位操作，随后王长淮看到张海军备料，跟其上了对面的操作间，之后发生事故的事实。

第三人思达公司委托代理人认为：被告盱眙县劳保局作出的工伤认定符合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王长淮的工作场所是一车间，应从事打扫卫生工作，而事故发生时，原告在另一车间看报纸，不是基本的工作场所，也不是因工作原因，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思达公司提供了以下证据：

1．盱眙县工伤认定决定书，证明被告盱眙县劳保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

2．公司车间主任徐建华、员工张海军的证词，证明事故发生当日原告王长淮串岗至回收酒精岗位，发生酒精溢料事故后受伤的事实经过。

3．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以证明第三人思达公司依法设立。盱眙县人民法院依法组织了质证：

关于被告盱眙县劳保局提交的证据。被告提供的证据1-2，证明原告王长淮受伤救治经过、工伤认定事实，申请复议经过，诉辩双方及第三人对证据的真实性均不表异议，法院予以确认。被告提供的证据 3-4以证明原告擅自到其他岗位从事与其本人职务无关的行为，原告质证认为，徐建华安排打扫卫生是事实，但徐建华还口头安排原

告第二天跟随张海军干回收酒精车间的工作。原告对张海军证词认为不属实。法院对原告当日受徐建华主任安排打扫卫生事实予以确认。关于原告王长淮举证的部分。原告举证的证据1-2，与被告盱眙县劳保局举证的证据1-2相吻合，予以确认。原告举证的证据3，被告认为，被告提交法庭的证据材料中也有证人何建东的证言，证明当日原告过去是串岗。第三人思达公司认为，何建东不可能听到徐建华安排王长淮工作，事发当日，原告应该打扫卫生，原告到张海军岗位属于串岗。法院认为，原告举证的何建东证词，其证实听到徐建华安排王长淮第二天跟张海军后边干即指回收酒精工作。原告在被告调查时也曾陈述相同内容。综合上述证据分析，原告在打扫卫生过程中，徐建华主任安排原告第二天去跟张海军后边干这一事实，能够予以确认。

第三人思达公司举证的证据1-2，同被告盱眙县劳保局举证的证据1、3，其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在被告举证时已认证。第三人举证的证据3，法院予以确认。

盱眙县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原告王长淮自2007年进入第三人思达公司工作，与第三人之间形成劳动关系。2008年5月22日上午，公司车间主任徐建华安排原告打扫卫生。原告在打扫卫生过程中，徐建华亦安排原告王长淮次日跟张海军后边工作，当张海军备料到回收酒精车间时，原告跟其到回收酒精车间观看学习便于次日跟岗。恰遇回收酒精岗位发生酒精溢料事故，原告为避险，慌乱中从窗户跳出，摔伤双足，公司车间主任等人迅速将原告送往盱眙县中医院救治。经医院诊断为双侧跟骨骨折。公司支付了医药费。2009年2月21日，原告向被告盱眙县劳保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被告受理后进行立案调查，于2009年4月16日作出盱劳社工伤认字(2009)第011号工伤认定决定，认定原告不属于工伤。原告不服，于 2009年5月10日向盱眙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2009年6月8日盱眙县人民政府作出复议决定，维持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告王长淮在换岗时因事故受伤能否认定为工伤。

盱眙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被告盱眙县劳保局具有负责工伤认定的法定职责。该《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这里的“工作场所”，是指职工从事工作的场所，例如职工所在的车间，而

不是指职工本人具体的工作岗位。被告盱眙县劳保局认为原告因“串岗”受伤不能认定为工伤，对此法院认为，首先，原告王长淮临时更换岗位是按照管理人员即车间主任的安排进行的，并不是擅自离岗换岗，不属于“串岗”，应为正常工作变动；其次，即使认定原告上班期间“串岗”行为成立，原告仅是违反了相关企业管理制度，其只导致具体工作岗位及相关工作内容有所变动，并不能改变原告仍在工作场所内工作的事实，因此“串岗”行为应由企业内部管理规章制度调整，不能因此影响工伤认定。原告是在第三人思达公司上班期间处于工作场所并因该公司设备故障安全事故导致伤害，符合工伤认定条件，被告作出原告不属于工伤的具体行政行为与法律相悖。

综上，被告盱眙县劳保局作出的认定原告王长淮不属于工伤的具体行政行为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依法应予撤销。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盱眙县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1、2目的规定，于2009年7月29日判决：

一、撤销被告盱眙县劳保局作出的盱劳社工伤认字(2009)第01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

二、责令被告盱眙县劳保局在六十日内重新作出认定原告王长淮为工伤的具体行政行为。

本案诉讼费用100元，由被告盱眙县劳保局负担。

一审宣判后，法定期间内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