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课程教案 (3000字)（5篇范例）

第一篇：中国近代史课程教案 (3000字)

中国近代史课程教案

课程讲稿说明

1、本讲义稿教学内容的时间下限是按配套教材和教学习惯，迄于“五四”运动。

2、各章的教学目的、参考书目等项，在教学大纲中已经列出，本讲义稿中不再重复列举。

3、根据教学的实际需要，本讲义稿内容在总体依据教学大纲的原则下，其具体节、目内容上，做有必要的调整，既注意与教材整体上的依凭和配合关系，又注意突出讲义的自身特点。教学中安排有适量的讨论课与自学内容，对此，本讲义中只简列其内容要点。

4、本讲义稿从导言至中日战争和戊戌变法以下的前后两大部分，是由两位教师分别提供（详略上或略有差别），教研室集体进行了统稿讨论。讲义自不同于个人著述，更多地直接参考了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特此说明和致谢。

导言：学习中国近代史首先要了解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中国近代”的概念

严格说来，“近代”这个词，并不是社会发展史上指称某一确定历史时期的科学概念。使用上很不统一。一般而言，就欧美目前来说，是把它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时期作为“近代”的开始。所以世界历史是把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爆发（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作为“近代”历史开端的标志。

但中国情况不同。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像欧美国家那样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时期。我们把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历史的发端，并不是由于这个时候中国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熟到了要求取代的封建生关系的程度，因而导致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就像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那样。而主要是由于外来的侵略。引起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把中国推到一个与过去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就是半封建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这个社会虽然后来也产生了资产阶级，也曾有过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阶段，但是难以说它是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只是从中国历史发展阶段来说，它约略地相当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范畴。

这样说来，就是把半殖民半封建的一个社会历史阶段作为“中国近代”历史。当然，国外有的历史研究者不这样看，他们把中国近代的起点上推到十七世纪中叶清朝建立的时候，一方面强调与西欧历史分期的对应性，另一方面又是意在把中国近代史的主题说成好像是中国国内的民族矛盾。这是不科学的，我们还是着眼中国社会的特点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阶段作为中国近代。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从1840年开始，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才告结束。那么是不是应该把整个这一时期都算作“中国近代”史呢？从科学意义上讲，应该是这样。这一观点，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有人提出（例如荣孟源在1956年写的“关于近代史分期问题”一文，就明确表示赞同中国近代史的断限从1840年起到1949年9月止的意见）后来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到现在看来，应该说得到了基本公认。但是从教学习惯上，一般还是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把这段历史划开，前半段作为“中国近代史”。后半段归入“中国现代史”。也就是说，只把旧民主主义阶级归入“中国近代史”，而把新民主义革命阶段归入中国现代史。虽说这两个阶段确有不同的特点（主要是革命领导力量不同），但社会性质并没有变，都应划在中国近代历史时期。这是我们要了解的第一个问题。

二、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特点

和中国古代历史相比较，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特点是什么呢？

第一，它的历史变化非常迅速和剧烈

中国古代历史时间漫长，内容丰富，但从历史发展的宏观方面，也就是生产方式、政治体制和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看，应该说是处于长期相对停滞的状态，变化非常缓慢，外国一些学者对此大感惊异不解。例如：大文豪雨果感叹“中国真是保存胎儿的酒精瓶”。而大名鼎鼎的黑格尔曾这么说：“中国历史本身没有什么发展，因此我们不必再与闻该历史的各个细节方面。”当时德国还有学者说：“在我们面前的中国它没有过去，而是一个我们古代就认识它，今天依然一模一样存在的国家。”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朗克（1795-1886）的说法更典型：“中国人民永远静止的人民”（见《中外文化交流史》页118-119）当然，这种看法存在着很大的历史偏见，但确也反映出，与外国古代历史相比，中国古代历史变化较小。中国近代历史就不一样了。算到新中国成立也不过110来年的时间，而历经新旧民主革命两个历史阶段，可以说是飞跃式的变化。除了社会性质，革命阶段的变化之外，在其他多方面也表现出来，譬如，单说我们要讲的近代80年中，就发生了不下十余起震荡全国甚至有国际影响的战争、事变以及人民反抗的重大斗争。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变化之剧烈，我们学习当中应注意体察。

第二，它的社会变化非常复杂

这种复杂性主要源于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单一的社会形态。它的表现可以分这么几点来大致看一下：

（1）表现在生方式上。

中国近代始终处于旧的生产方式衰败而末死亡，新的生产方式产生而末壮大的状态。封建经济，在鸦片战争后呈衰败趋势，但封建经济的基石，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自然经济，始终没有完全瓦解，相当一部分穷乡僻壤，甚至直到解放初，这种痕迹仍比较明显，而应该作为社会上新的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生产，却主要又不是来源于明末清初以来曾经孕育于封建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这种萌芽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后，几乎都被摧残殆尽），而是由依附于洋务派所办的民用企业的商股和较小规模的商办企业，在帝国主义压迫和封建主义束缚的夹缝中产生和发展的，很有限，在社会生产中始终未能占主导地位。而外国资本则比民族资本要强得多。这样，中国近代的社会经济就有地方经济、小农经济、不同成份的资本主义等经济多种形态。总之在近代中国始终是多种经济并存，并不是一种生产方式出现就代替了旧的生产方式那么单纯。

（2）表现在阶级结构上。

正是基于上述一点，各种经济成份交错并存，相应，也就造成多种阶级力量并存，阶级关系错综复杂的状况。我们知道。在中国封建社会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是最基本的阶级。而中国近代情况就不同了，因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存，所以主要就存在有四大阶级：地主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另外，还有个别少数民族地区有奴隶主和奴隶、农奴主和农奴的存在，不占主要地位）。而这四个阶级各自内部情况又比较复杂且处于剧烈的分化变动之中。例如官僚、买办、商人等形成的资产阶级，许多人前身就是地主，甚至一身兼地主、资本家二任。农民和工人阶级又有着天然的联系，就是破产农民中的一部分人流入城市，充当了无产阶级的后备军，成为工业无产者。就单说资产阶级吧，阶层十分复杂，可分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大部分，而民族资产阶级之中，又明显地表现出上层和中下层的阶层的分野。总之，中国近代的阶级状况是很复杂的。

（3）表现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错综交织。

中国封建社会，社会主要矛盾比较单纯，就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而到了中国近代，不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依然作为社会主要矛盾存在，而且又加上了资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这对主要矛盾，中国人民肩负了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任务，而中国封建统治者与外国侵略者之间的关系又是微妙的，即有矛盾冲突的一面，又有勾结联合的一面，具体情况又因时因事而异，所以，近代中国的反侵略反封建斗争的格局就十分复杂。

（4）还表现在中国是列强共同控制、侵略的半殖民地这样一种特别状况。近代中国既不象独立的国家那样，也不象被某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控制的完全殖民地那样，它是被列国诸国共同宰割的半殖民地。列强各国的社会特点、地理环境、国力强弱。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等条件不同，因而侵略中国的手法、特点也不完全一样，但它们又都力图控制和影响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各自挟持一派或几派政治势力。在侵略当中既相勾结又相争夺，都想尽多地攫取侵略权益，但又不能独吞中国这块肥肉，不能不保持一定均势将中国置于半殖民地状态。这也增加了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复杂性。

（三）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和基本线索问题。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是胡绳同志于1954年在该年度《历史研究》第1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首先系统地提出的，该文题目就叫《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在此以前，中国近代史著作一般没有作明确的历史分期，多是“纪事本末体”，就是：以重大事件为主干，分若干章分别交待各事件的来龙去脉，评述其成败利钝和历史意义等（像范老的《中国近代史》上册基本就是这样）。这种体裁、体例的优点是能使读者对某一特定史事的全过程有较完整的了解，但由于一般是以政治事件的始未为主题，从而易于忽略与此事件相联系的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的内容，且不易显示整个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线索和规律。自胡绳同志发表《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引起了一次卓有成效的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大讨论，结果，胡绳同志在其文中提出的“三次革命高潮说”为学术界所公认，几成定论。所谓“三个高潮说”，是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志，据此，从中国近代历史划出三次革命高潮时期：第一次是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时期；第二次是甲午战后的几年，也就是戊戌变法运动和义和团运动时期；第三次是由1905年同盟会的成立到辛亥革命时期；三次革命高潮构成了中国近代历史演进的基本线索。据此分别以每一次高潮为一个中心，将整个中国近代史划分为从时间上能够衔接起来的三个段落：一是1840-1864年；二是

1864-1901年；三是1901-1919年，多年间不管是教科书还是中国近代通史著作，一般都是这个模式。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从80年代初开始，中国近代史学界就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问题展开了第二次大讨论。这次讨论是以李时岳同志在《历史研究》1980年第一期上发表的一篇题为《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的文章为起点的。这篇文章是主张按照如其标题所示来认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的，旨在把资产阶级运动的发生、发展认定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有人将这种观点概括为“三个阶梯说”。不过，文章中也把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历史基本线索中的最初一阶。李时岳同志对将他的观点概括为“三个阶梯说”也表示不同意（主要是不同意数码“三”，至于“阶梯”之喻，他表示很欣赏），故我们不妨称之为“四个阶梯说”。“三个阶梯”也罢，“四个阶梯”也罢，反正是突出资产阶级运动这条线索，这一点很明显，这和“三次高潮说”大

不相同，是对“三次高潮说”的挑战。具体历史事件上，两者的分歧和差异主要在于：在“三次高潮说”中，没有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而突出了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地位（是第二次革命高潮的主要标志）；在“四个阶梯说”中，有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而排去了义和团运动。

李时岳同志的这种观点，得到了一些人的同意或基本同意。也有相当多的人仍基本坚持传统的观点。而反对李时岳一派意见，坚持三个高潮说的代表人物，就是胡绳同志。他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出版，是在李时岳同志那篇文章之后一年多，所以，有机会在前言中明确表示了对李时岳观点的反对，而其这部书也正是体现他“三个高潮说”观点的力作。

除以胡绳和李时岳为代表的这两种比较对立的观点之外，也有一些 “中间型”的意见，这里就不说了，需要提请大家注意的是，我们的教材的编写者当中，就有李时岳同志和比较赞同李时岳观点的一些同志（如胡滨教授）。他们的学术观点，也在一定程度体现于我们手头这本教材中（如对洋务运动评价较高）。我们手头的这本教材是第四次修订本，这第四次修订是1994年完成的。而其初版本是1977年出书，那个本子还是按三次高潮说的观点写的。第二次修订本较初版有某些改动，到1982年完成的第三次修订本有了更大的改动，使用的时间也较长。现在我们手头本子丰富了思想文化的内容；丰富了清朝统治状况方面的内容；对某些章节作了调整，对某些内容作为修改。这也等于把我们手头的教材顺便作了点介绍。

综合性参考书简介

（一）几种中国近代史著作

1、范文瀾：《中国近代史》（上册）

这本书初版于1947年，后经修订，共出至9版。这是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作指导较早写出的中国近代史著作之一。他的这本《中国近代史》，成为多年以来学习中国代历史的必读书。许多基本观点为大家所吸取。这部书的特色是：观点鲜明，文字准确而生动，譬如，对人物常有画龙点睛的描绘性评价，像说“林则徐是满清时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用一句话概括出了林则徐的时代脉博和历史作用。对复杂的历史事件，也多有扼要的概括。例如对太平天国领袖们对天京事变乃至太平天国卒败应负的责任，作为这样的评价：“太平军一坏于杨秀清的专横跋扈，再坏于韦昌辉的疯狂屠杀，最后坏于洪秀全的任用私人，尤其是最后一坏，历时既久，使得太平军最后削弱以至于溃灭。”对这个问题尽管众说纷纷，范老的这几句话却是许多长篇大论所不能代替的。当然，由于当时的环境条件的限制，也由于属初创性的尝试，从内容到形式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但奠基之功不可没。最令人遗憾的是这是一本“半截儿”中国近代史，只写到义和团时期。范老在世的最后几年里，已拟出提纲接写下册，但在十年浩劫时期逝世了。

2、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是胡绳 同志在1947年写的一部关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的专著，后几经修订继出数版。按“通史”内容严格要求此书似乎面窄，但在过去多年间，许多通史著作都是以政治史为突出方面的。所以本书也可视为近乎“近代通史”的著作。这本书对帝国主义对中国政治的干预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危害和影响进行了精辟的剖析。这是一本很有特色的书，从标题到文字给人以新颖之感。内容上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对问题的认识比较深刻，多有创见。从体裁体例特点上看，是以“论”为主，从论出发，依次举事例为证，引用史料虽比较典型，但是片断的。适合在具备了近代历史的基本知识的基础上阅读，或是和其他有关历史著作配合阅读，不然的话，可能就会雾里看花，不甚

了然。

3、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是胡绳历经多年的准备和写作于1981年出版一部近代史。当然，如果把中国“近代”的断限规定为1840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样是科学的，已得到越来越多的人承认，胡绳同志本人这样认为），这部本的内容还只是近代的前半期的，即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没有通头儿，故书名没有采用《中国近代史》（当然按作者解释还有避免雷同的意图）。但按照习惯，特别是教学上的惯常划分法，本书就是近代通史了（下面涉及的其他书亦多为此时间断限）。这部书比他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内容面拓宽了，除了政治方面之外，还更多地方涉及了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说它“通史”更名副其实了。别要强调说明的是，本书是中国近代历史著作中“三次革命高潮说”观点的代表作。

4、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刘大年主编）：《中国近代史稿》。分册陆续出版，第一册（内容为1840-1864阶段，为全书的第一编）于1978年出版；第二、三册（内容为1864-1901阶段，为全书第二编）于1984年出版；第三编自为1901-1911阶段的内容。从分期上可看出明显地是采用了三个高潮说。这套书是在郭沫若同志主编的《中国史稿》第四册（中国近代史的一册）的基础上扩编而成的。原书出版于1962年，约17万字，只是纲要，有骨架而无血肉。扩编后的《史稿》，内容详细得多了。

5、苑书义主编：《中国近代史新编》分上、中、下三册。分别于1981、1986、198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上册的太平天国部分20万字由主编者亲自撰写，比较系统全面地体现了撰者多年间对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成果。这套《中国近代史新编》共150万字。是到目前为止业已出齐的全套中国近代史著作中篇幅最浩繁、内容最详尽者之一。并且学术性也比较强。

6、徐泰来主编：《中国近代史记》（上、中、下三册）。体例上“亦新亦旧”，说其“旧”，因其仿旧纪传体史书，分“表”“志”“传”等；说其“新”，是因为这种体例现在的历史著作一般不同，内容特点是突出资产阶级运动的线索。

7、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1992年7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多次印刷。作者是华东师大教授、著名中国近代史专家，1988年12月逝世，此著由其在沪部分子弟整理成书。该书是从社会史的主角度来审视中国近代史的，内容颇见特色，思辩深邃，为学界评价颇高。下限至1949年。

8、白寿彝为总主编的《中国通史》中的第十一、十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内容为从1840至1919年时段者。该书体例上有期特点，分序说、综述、典志、传记等编，对文献资料和研究概况、历史沿变综合情况、诸多重要专门方面的情况、重要人物，分类撰述。

9、（美）费正清主编，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下卷，本书原为《剑桥中国史》的第十和第十一卷，起自清代的道光时代，止于辛亥革命。因为这部书是由外国学者撰写的，他们的基本历史观点是非马克思主义、非历史唯物主义的，对此，我们务必注意。不过，我们学习和研究中国近代史，也应该对国外的研究情况有所了解，借助《剑桥中国晚清史》这样的中译本，我们就可以在这方面窥其一斑。并且，这类书中也不是无可取之处，譬如，有些材料是国内不常见的。对某些问题上的看法，对我们还能有一定启发。

专史类简说：

中国近代专史又可以从纵横两个方面着眼分为两大类。前者是指专门写近代史中某一个历史阶段的著作。如专写太平天国革命时期、辛亥革命时期的，不但写该

期的中心事件（如太平天国、辛亥革命）本身，而且写该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果仅写某一历史事件，如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等，那就不能算断代史，而只能归于我们下面说的专史类了。这类专史，或者是如上所说专写某一事件的，或者是专门社会生活、历史活动的某一个方面的，如中国近代经济史，军事史，思想史??还可以分化得更专、更细，譬如经济史方面的棉纺织工业史、农村手工业史??；人物传记也可归为专门的一项，专写某个人物嘛。既然是“专史”，就有它的专门性适应，我们这里就不能具体列举书目了（在讲课当中，再有针对性地随时选择介绍）。

（二）（论文集类）

论文是科研成果的重要形式，一般说来，与著作形式的科研成果比，它具有短小精悍、专深、时效快的特点。中国近代史方面的论文是很多的，是我们学习过程中需要参考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内容。但是论文的分散性，使我们在现有的条件下检索、查找起来比较困难，论文集则可为我们在这方面提供方便。论文集除了某个人或某个科研单位的成果总汇类型的可能涉及内容比较泛杂外，一般都是专题性的，或是把一个时期以来某个专题内容的论文汇编成书，或是将某次专题学术讨论会上的论文集中出版，并且，一般都是要经过选择的，入选质量较高的有代表性的文章。中国近代史上诸大事件大多有专题论文集（如关于鸦片战争的、太平天国革命的、洋务运动的、中法战争的、中日甲午战争的，戊戌变法的、义和团运动的、辛亥革命的??），有的还是好几种，这个我们在学各章时可再有针对性地介绍。至于比较重要的单篇论文，拟在讲课过程中对学术问题作必要的介绍时随时涉及。

（三）（史料类）

我们作为大学本科生学习中国近代史，光参考一些现成的论文还不够，还有必要接触和研读一些当时的或较近于当时的文献资料。中国近代史方面的史料可谓汗牛充栋。多年间，在有关史料的整理方面已经有了相当成效，其中很可观的一项，就是出版了一套系统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其中

《鸦片战争》6册

《第二次鸦片战争》6册

《太平天国》8册

《捻军》6册

《回民起义》4册

《洋务运动》7册

《中法战争》7册（正在陆续出版续编）

《中日战争》7册（近年又出齐续11册）

《戊戌变法》4册

《义和团》4册

《辛亥革命》8册

《北洋军阀》5册

共12种原编即达三千多万字，加上续编就更多了。但这仅是中国近代史料的很小一部分的选编。不过既使仅这套资料，我们也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里随课读下来，但最好每一种都认认模样，选看一两篇东西，这总有个印象，跟不看大不一样。这套书不论是图书馆还是资料室都有，算比较普及的。

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上、下册

这是专配合高校教学而编写的史料选集，60年代初版。1980年出修订后的2版。

该书上下两册共70余万字。选了从鸦片战争到北洋军阀各历史阶段的有关史料的一些篇目，选得比较好，我们学习中以此为主就可以了。

史料，对于我们学习和研究历史来说很重要。这是基础性的东西。因为历史应该是实事求是的，要了解它的真实的情况和面目，就须根据可靠的史料。如果在它的真伪虚实、本来面目上就有问题，那么一切都无从谈起了。这里只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如下面我们很快就要讲到的鸦片战争一章内容中的“穿鼻草约”问题，过去沿袭多年的错误说法是琦善（中国官员）在英国逼迫下同意了穿鼻草约。后来有学者根椐可靠的史料证明，“穿鼻草约”是英军单方面制定并提出的条文，琦善始终没有同意，没有在草约上签字或加盖关防（印），故这一草约当时既然未签订，事后也未经中英两国政府批准（如1983.2.2《光明日报》胡思庸、郑永福：《穿鼻草约考略》）。那么过去建立在所谓双方议定了草约这个不存在的事实基础上的一切立论，那就是虚妄的了（我们教材上已改正了这个错误，叙述是对的）。所以，我们要重视史料，重视了解史料考订方面的重要信息，并且学习和培养一点鉴别。考订史料的初步技能。

当然，史料不等于历史，史料学不等于历史科学。历史科学是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审视历史，探讨和认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在学习和研究历史科学当中所遇到和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通常所说的“史论结合”。对这个所谓“史论结合”众说纷纭，解释很不一致，但一般而言，如果说我们把其中“史”作为“史料”、“历史素材”的话，那么“论”，就应该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所谓“史论结合”，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做指导，去分析和认识历史素材，使其升华到“历史科学”的范畴（当然，也有把“史论结合”赋于观点与材料的统一这种比较狭义的解释的，我们这里不是说的这种意思）。所以，理论的学习那也是很重要的。理论的学习和修养是一项大工程，我们且不忽视，需要有的放矢地选读经典著作。

第二篇：中国近代史教案

中国近代史教案

导 言

一、中国近代史的内涵与分期

什么是中国近代史？回答好这个问题似乎并不那么简单。那么什么是世界近代史？世界近代史是资本主义形成发展以及衰落的历史（列宁）。偱着这样的理论路径，中国的近代史也就可以这样概括：中国近代历史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时期。也就是说，中国近代史作为一个断代史的概念，强调的是资本主义时代因素和特征。这样就至少又有两个问题必需回答：中国资本主义因素开始形成于何时？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历史时期何时结束？其实，这两个问题和在一起也就是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

要思考中国资本主义何时形成的问题，对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又是我们首先必需明确认识的相关的问题：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确实具有某种近代因素，但资本主义萌芽并不等于资本主义的形成，而且它与后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无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上的直接的联系。“明清以来沿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被西方列强的侵略所打断。”“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p626 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也就是说，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不能作为中国资本主义历史形成的开始。

那么，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形成究竟开始于何时？这又关系到另外一个重要问题：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与中国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的关系。一般认为，在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冲击和影响下，中国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在近代中国日益加深了民族危机和中国人日益加强的救亡意识下，近代中国逐渐走上了资本主义趋向的变革道路。“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促进了这种发展（商品经济）。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村的手工业；又一方面，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情形，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p626 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既然中国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与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入（影响）相关，那么这种侵略就有一个何时开始的问题，这种影响就有一个以什么方式（模式）的问题。把这两个问题再合在一起回答，一般认为1840 年中英鸦片战争是这种侵略和这种影响的开始，而且，中国的资本主义的形成既是在西方列强的侵略冲击下肇始的，中国近代历史的开始也就不是自发的，是被迫的，它与以英国为典型的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的开始以内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基础的情形是不一样的。用现代化的理论说，中国进入近代历史时期的近代化是后发晚生型的。

这样，我们也就同时回答了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中的中国近代史上限问题：1840 年中英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关于确定1840 年为中国近代史的上限，刘大年在1959 年就作出了这样的论断：“资本主义社会与资产阶级统治形成及其开始没落、消灭的时代，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资本主义时代。”“中国没有独立的资本主义时代，有一个属于资本主义体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我们通常说的中国近代史就是指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历史。”“因此，历来应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的人都主张1840 年中英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起点，因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从此开端的。”当然，学术界关于中国近代史上限问题，除了把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外，还有不同的看法：以1644 年清兵入关为上限，理由是在时间上能与世界近代史相一致；主张以明代中叶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标志中国近代化的开始，也就是中国近代史的开始。另外，也有一些学者（社会经济史）认为中国社会经济历史的真正变革开始于己于人19世纪60、70年代或者更晚一些的80年代。

关于中国的资本主义历史发展何时终结的问题，也就是中国近代史的下限问题，我们首先都同意这一点：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最终完成，建国初的“三大改造”最终消灭了中国的资本主义。那么，中国近代史的下限似乎也就应该确定1949年。但是，我们又都知道1919年是传统认为的中国近代史的下限，而且，我们传统上又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历史时期，1919 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标志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结束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开始。这种分期方法在建国后不久被确定下来一直到现在仍被沿用。很显然，我们现在来看这种观点是不妥的，主要的理由是认为这种分期法把中国近代史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科学地截然分开。其实在当时就有学者提出过反对意见。1959年陈旭麓先生曾对这种分法就提出异议：“如果说以社会的质变作为近代和现代史的分界线是正确的话，那么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就不应该是五四运动，而应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那么当时建国初为什么还是最后以1919 年为下限观点占主导而被确定下来呢？原因有二：（1）当时占主流的学者认为，由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短促，如果以1919 年为近代史下限，那么建国后的几年时间也就谈不上什么现代史和当代史了；（2）更主要的是当时的时代环境——不顾实际地去照搬苏联模式。苏联的近代史与现代史即从1919 年十月革命为界线，中国以十月革命影响下爆发的五四运动为近现代史的界限也就显得时髦。当然，今天要求改正这种分期法的观点正在占主流。我们完全赞成1949 年作为下限的观点，但为了方便起见，我们这门课还得以1919 年作为结束。

另外，台湾地区的学者则认为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应放在1911 年的辛亥革命胜利。

二、中国近代史的线索与框架

中国近代史的框架体系曾经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构建的。即主要包括：两个过程、三大高潮、十大事件。所谓两个过程，即帝国主义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和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最后取得胜利的过程；三大高潮，即为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十大事件，即为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第二次鸦片战争、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北洋军阀统治。这样框架下的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或者说只是一部阶级斗争史。世纪80 年代以来，史学界有人提出“一个主流、四个阶梯”的新体系说。所谓一个主流，即以资本主义近代化为主流，所谓四个阶梯，即近代社会经过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这四个阶梯而前进。这个新体系强调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历史研究的中心。这个框架下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经济史，它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以往研究者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这一近代史核心内容的忽视

20世纪80 年代以来，也有人主张用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来解释经济领域中生产力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与发展，政治领域中的革命与改良，文化领域中的西学与中学之争。从而把近代社会发展的过程写出成“西化”与“反西化”的矛盾运动过程。这是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我们认为，要理清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确立近代史的合理框架，就要真正抓住中国近代历史的本质和内涵，这就是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产生和发展。为此，“把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为国；近代史的中心线索，这是个本质的提法。”“但是，单纯地提资本主义的发展，则又没有概括事物本质的全部。”“这个中心线索应该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汪敬虞2001）中国近代社会的半殖民地性与半封建性。“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不是来自中国封建社会内部新生力量对旧的生产关系的突破，而是来自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的冲击，是出自中国原来的正常发展过程的中断，这是造成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三、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

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是什么？中国近代社会的半殖民地性与半封建性。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不是来自中国封建社会内部新生力量对旧的生产关系的突破，而是来自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的冲击，是出自中国原来的正常发展过程的中断，这是造成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也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半殖民地性与半封建性社会性质的决定性因素。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思想理论界就曾围绕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问题展开了一场持续近十年的大论战。而在这场讨论之前，列宁就曾指出当时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1916）和中国是“落后的，半封建的农业国家。”（《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民族主义》1912），只不过没有放在一起论述。1926 年蔡和森首次把“半殖民地和半封建”两个概念放在一起来阐述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报告1926）1935年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在对中国古代史作了社会形态的初步分期的同时，第一次提出了中国近代的社会形态是“半殖半封建社会”的完整概念。（《吕振羽史论选集》449 页）1939 年毛泽东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第一次在党内确定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提法。（新民主义理论的基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近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观点，为史学界普遍接受，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实践，则被公认为是对这一观点的有力证明。

但是，近年来，有些学者对此提出质疑。有人认为，近代中国社会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系统全面冲突的产物，对此很难以形态区分标准来分析，所谓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半封建半殖民地等概念，都带有认识上的偏差。有人则提出半封建半殖民地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半殖民地与半独立相对应，是对中国地位的描述，半封建的另一半则是半资本主义。中国近代的总趋向是封建主义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发生与发展，毛泽东“两半论”的失误就在于忽视了资本主义在中国发生和发展的巨大进步意义。有人认为，帝国主义破坏了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但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所以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国仍是封建社会，此后则是半封建或半资本主义社会。

我们认为，“两半论”根本上是正确的，但有待于丰富与发展，不能轻率地否定。

四、近50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概况

新中国成立50 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1949——1965 年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近代史学科确立主导地位的走向繁荣阶段。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成为中国近史研究和教学的主导思想。郭沫若、范文澜、胡绳、侯外庐、刘大年。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建立了新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体系和学科结构。

一、阶级斗争史观和阶级分析法，即阶级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二、人民史观，即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和创造者。

三、生产方式决定性，即以生产方式及其变革作为判别社会形态及其转变的樗。（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上述三种理论改变了以往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以史料考证明和史事论述为主，缺乏明确的价值评判，甚至混淆是非的状态。“三次革命浪潮说”。2、1966—1976 年的扭曲的停滞阶段，“儒法斗争史和阶级斗争史代替了整个史学”、“影射史学”、“实用史学”、只有中俄关系领域，因中苏关系恶化，出于边界谈判的需要，才得以进行一些真正的学术研究。3、1977 年以来的复兴、开拓和繁荣阶段。（1）更加深入完整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唯心史观物史观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指导作用。（2）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基础上，引进和导用国外先进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拓宽了研究的领域和视野。如政治学、政治文化学、社会学、经济社会学、民俗学、宗教学、人口学、人类学、统计学、现代理论被引进和运用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相应领域。一些新的领域被开发出来，如：社会史、城市史、宗教史、人口史、社团史、市民社会、区域史、现代化史等。（3）注意发挥中国近代史研究为现代化建设服务功能。相关课题研究。（4）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开拓“禁区”，反思“定论”。胡适、梁漱溟等人物，洋务运动、清末新政、买办、袁世凯政权、教会文化传播。也出现一些问题：（1）关于运用新方法，开拓新课题与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问题。（2）关于时代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问题，历史研究社会功能的有限性。（3）关于内容结构问题，内容突破与结构仍不完善。

主要参考资料：

《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第四版 李 侃等

《中国通史第二卷 中国近代史》中州古籍二版 周新国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胡绳 《中国近代史大纲》蒋廷黻

《剑桥中国晚清史》费正清

第一章 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

第一节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与世界

一、鸦片战争前的世界

1、西方殖民主义向中国逼近

地理大发现后，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陆续东来的西方人先后占据了中国周围的国家，逐步向中国逼近：1517年，葡萄牙人驾船进入广东海面，并于1554年踏上澳门；1557年，西班牙人开始出现在福建沿海；1601年，荷兰人首次到达广州，并于21年后强占澎湖，进而侵占台湾，直到1662年被郑成功驱逐；1591年，英国开始走向东方。1596年，伊里莎白女王给中国皇帝写了一封没有送到的信，要求通商。1600年，东印度公司成立。1637年，英国船只第一次来到中国；而35年前（即1602年），法国人的船只已经到达东方。相比之下，美国是姗姗来迟者。1784年，美国航船才出现在广州，带着一个倾慕东方的名字，叫做“中国皇后”号。16世纪和17世纪，葡萄牙、西班牙分别具有在东方的优势。

但是西方人来到中国的周围，可以合法地或者非法地在中国沿海的某些区域活动，他们要跨进中华帝国沉沉的大门却往往很难。

1655年荷兰使节哥贡与开泽来到北京。据说，“这两使节事事都顺从中国人的要求。他们带来贵重的礼物，并且听凭这些礼物被人称为贡物，自己也竟这样称呼它，他们也拜领了优厚的恩赐；他们俯伏在皇帝前面，他们在皇帝的圣讳、诏书和宝座之前恭行了三跪九叩首的礼节；他们情愿以一个亚洲藩属向宗主国来朝贡的使臣自居。他们希望用这种行为在中国取得贸易特权，象他们在日本以同样的手段所取得的一样，但他们所得的只不过是被准许每八年遣使一次，每次随带商船四艘而已。”（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3页。）

18世纪中期，英国东印度公司为开辟新的通商口岸和改善广州的贸易壮况，曾提出两种方案：

一、派遣使团访华；

二、派人向中国皇帝控告广州当局。即有1759年“洪任辉事件”与英国三次遣使来华。

“洪任辉事件”。洪任辉，东印度公司汉文英国翻译。1754年洪随商船驶达广州，在1755年至1757年期间，以“宁波交易公平”为借口，指使商船直驶宁波贸易，“冀图另开港路”。1757年中外贸易被限定在广州一口进行之后，他又违禁前往天津，通过直隶总督向乾隆帝转呈御状，揭露粤海关官员勒索外商，使之备受亏累。乾隆以“事涉外夷，关系国体”，派员赴广东查办，将粤海关监督李永标解职，但对洪任辉违禁告御状也深感不满，认为是“外借递呈之名，阳为试探之计”，犯了“勾结内地奸民，代为列款，希图违例剔通海口”之罪，因此将其押往广东，先“囚禁”于澳门，后逐回国。洪任辉事件给清政府很大震动，深感外夷的严重威胁。

1787年，应东印度公司要求英王三世派卡思卡特为大使，率团访华。乔治在给卡思卡特的谕令中，明确训示他此行的主要使命是开展对华商务，并希望从中国获得一块地方或一个岛屿作为货栈，以及中英互派使臣等。（余绳武、刘存宽主编《十九世纪的香港》P21—23）后因卡思卡特1878年6月10日在来华途中病死于班卡海峡，使团与船队返回，此行无功而终。

1792年英国政府又任命马戛尔尼勋爵为全权特使，以祝贺乾隆八十寿辰的名义率使团再次访华。马戛尔尼是一位著名的外交家，1764年曾任英国驻俄公使，1780年任英属印度马德拉斯总督，这次使华的使命包括：“增进与中国的往来，以使导致在（中国）整个帝国范围内销售祖国及我们的印度领地产品”。为此，希望中国给予英国“一块比广州地位更加便利的小地方，或邻近的小岛”，充作英国的货栈，并在“靠近优良茶叶产地，即北纬27*—30*之间的地方”取得一块土地建立英国商站；此外，还要求中国允许英商在“（中国）内地贸易或旅行”。（《东印度公司编年史》第三卷）1792年8月，马一行从英国朴次茅岛出发，经香港海域和舟山在天津登陆后，于次年9月8日到达承德避暑山庄，14日受到乾隆帝隆重接见，然后转赴北京。10月3日，马以照会形式向清政府提出六条要求：（1）开放舟山、宁波和天津对英贸易；（2）援俄国旧例，准许英人在北京设一货栈，买卖货物；（3）将舟山附近一个岛屿让与英，以便函英人居住和存放货物；（4）将广州附近一块类似的地方让与英国；（5）英货自澳门运往广州减免过境税；（6）英商只按清廷公布的税章纳税，不另纳税。（《东印度公司编年史》第二卷P225）以上要求，遭到断然拒绝。乾隆在审阅照会后说了这样一番话：

“尔使臣所恳各条，不但于天朝法制攸关，即为尔国王谋，亦俱无益难行之事，”如今后英商“将货船驶至浙江、天津地方，欲求口岸交易„„定当立时驱逐出洋”。（王先谦《东华续录·乾隆朝》卷118，宣统三年刻本）

“语言不通。且天朝所管地方至为广远„„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无贵重„„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版，P26。）

——“直到这份清帝敕书不再显得荒诞无稽之前，尚无人能真正懂得中国”。（伯特兰·罗素）对于英方的领土要求，乾隆帝更是严正指出：“天朝尺土俱旧版籍，疆址森然，即沙洲岛屿，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王庆云：《石渠余记》1985，北京古籍，P21—26）

马戛尔尼使团的使命失败。1793年10月7日回国。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英国作为主要战胜国之一，立即着手组织新的访华使团。1816年2月，以阿美士德为首的新使团自英国启程来华。行前，英国外交大臣长斯尔雷指示他，此行的主要任务是要“保证不断地进行贸易”；争取中国开放多口通商，“保卫”东印度公司的在华权益，以及公使驻北京。（《东印度公司编年史》第3卷）阿美士德使团一行于1816年8月经天津到达北京。由于阿美士德坚不首按照中国宫廷礼仪行事，嘉庆帝怒其无礼，最后决定不予接见，将其遣国。阿的使命又完全失败。（梁廷枏《粤海关志·贡舶三》卷23，道光刻本）

拒绝历史与历史的拒绝。历史变化的趋势。

“中西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P9)

据马士罗举的《大事年表》，从这个时候开始到1816年，161年里，西方的使节抵达北京，要求通商传教不下十数次。他们是真正的叩关使者。虽然当他们离开紫禁城的时候，带走的多半是深深的失望，但新的使者又会带来新的希望再一次漂洋过海而来。一代一代的使者，体现了西方顽强的进取政策。在他们的背后，是成百上千、成千上万的商人和传教士。两个世纪就是这样过去的。（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2、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与资本主义殖民扩张（1）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

桑巴特把资本主义分为三个阶段：早期的资本主义（15世纪——1760年）、全盛时期的资本主义（1760——1914年）、晚期的资本主义（1914年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全盛时节开始与清朝统治衰世的开始。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的发展。三次工业革命：

“第一次工业革命（1760—1840年）：

一、由英国领导，几十年后美国、法国以及后来组成德国地区也紧随其后。

二、农业生产力得到提高，千百年以来人力和畜力为基础的制造业越来截止多地使用水力和由燃煤产生的蒸汽动力。新运河的开挖便利了水上运输，机床的使用得到了普及。工厂迅速发展，城市中出现了工业无产阶级。人们开始计时工作。作为商业机构的公司越来越多，公司雇用的人员越来越多（1000人）。

三、有代表性的新产品是蒸汽机以及工厂出产的棉纺织品、铁器以及陶瓷等。

第二次工业革命（1840—1950年）：

一、领导这次工业革命的有美国、英国以及欧洲的一些国家（德国、法国）。

二、通讯和交通发生了革命性变化，首先出现了电报和铁路，接着又出现了电话、汽车、内燃机等工具。生产越来越多地以电动机和内燃机为动力。公司得到广泛发展，遍及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大众市场兴起，国慰经济的结合更紧密了，“大企业”出现了。

三、典型产品包括钢材、涡轮机以及化学品等生产物资以及一大批新型消费商品。汽车、收音机、家用电器以及电视机等耐用消费品成为日常消费品的主流。

第三次工业革命（1950—今）”

——托马斯·K·麦格劳《现代资本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P14—15。

马恩1848年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资本主义在不到100年的时间内“所创造的生产力大于前期人类所创造的生产力的总和”。约瑟夫·熊彼特则认为，“资本主义只能生存于工业革命——或称为‘进步’——的氛围中”。“稳定的资本主义是自相矛盾的”。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从1770年——1841年70年间，英国棉纺织业用棉量增加了一百倍。据统计，1820年英国工业生产量占世界工业生产总额的50%，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8%。1840年，英国贸易占世界总额的25%，英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法国。美国。德国。

（2）资本主义殖民扩张

资本主义的发展始终伴随着暴力和掠夺。“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P391）“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的漩涡之中，它就不能存在和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P545）

资本主义殖民扩张。殖民主义的历史性，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特点（新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市场）。马克斯·韦伯：西方近代理性资本主义与掠夺性资本主义的区别。布罗代尔：资本、资本家，资本主义的核心是垄断。（竞争性市场交换的反面）——掠夺、垄断

大英殖民帝国霸权地位的确立。1588年英国联合尼德兰击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17世纪代替荷兰的海上地位（海上霸权）；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资产阶级工业强国）；18世纪打败法国。1498年达·伽马打开东方航路，1591年英国人沿着达·伽马的故道抵达马六甲、苏门答腊等地，开始了对东方殖民地的扩张。

二、鸦片战争前的中国

1、清朝统治的衰落

王朝统治盛衰的周期性变化。乾隆朝(1736—1795)是清朝由盛到衰的转折点。18世纪的繁荣。乾隆朝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声威远传，“在有清260余年中，因属绝无仅有之时代，即在我国历史上，亦可以媲美汉唐，光延史册”。（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中，中华书局，1984年版，P258。）1796年湘黔苗民和川陕白莲教大起义的爆发，为“承平六十年”的“乾隆盛世”划上一个惨淡的句号。

（1）统治阶层内部：

官僚政治的总体性腐败。乾隆帝曾痛论：“各省督抚中洁身自爱者，不过十之二三；而防闲自竣者，亦恐不一而足”。(《清高宗实录》卷1424，中华书局，1985。)自18世纪下半叶开始，清王朝已开始出现严重的政治腐败，大小官吏贪风盛行，营私舞敝，贿赂公行。“权不重则气不振，气不振则偷，偷则敝”。（《龚自珍全集》P35）（官僚与胥吏）和珅案。各级宫吏层层剥削，最终都得从百姓头上搜刮。“督抚司道等则取之州县，州县则取之百姓，层层胶削，无非苦累良民，罄竭膏脂，破家荡产”。——《清仁宗实录》卷75。中华书局1985年版。（嘉庆）因循苟合，百务废驰，要政尽怀：漕运、盐政、河工、钱粮（赋税）额。军队腐化、武备废驰。八旗兵（22万）、绿营兵（66万）(社会的、体制的、自身的)（2）人口过剩与社会问题

清代人口在1741—1840年的100年间，连续突破2亿、3亿、4亿大关，到咸丰元年（1851）中国人口已达4.3亿，110年间增长了2.9亿，超过民往所有历史时期的增长总量，年均增长率高达1%。

人口的急剧膨胀，导致资源与人口比例的严重失调。据统计，乾隆十八年（1753）全国人均占有耕地约4亩，以后历年递减，乾隆三十一年（1766）3.75亩，嘉庆十七年（1812）2.36亩，道光二年（1822）2.03亩，到咸丰元年仅1.75亩。(孙毓堂、张寄谦《清代的垦田与丁口的记录》载《清史论丛》第一辑P117—120）据当时生产力水平“一人一岁之食，约得四亩”（1745—1809）(洪亮吉《卷施 文甲集》卷1《意言·生计》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则大致从1753年（乾隆十八年）开始，人口开始过剩。

影响：人口过剩与小农经济“过密化增长”的可能，导致社会整体生产效率的递减。贫困、停滞、灾祸。人口过剩与流民现象，社会动荡。民生日蹙，民变四起。从嘉庆元年（1796）至道光二十年（1840）的45年间，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就有十余起。1813年直鲁天理教林清起义。（魏源《圣武记》卷10，P33）

（3）士人悲歌

衰乱之世，造成一种巨大的文化压迫力。从“纯学术”走向“致用之学”。龚自珍“通经致用”。“衰世”。“自乾隆末年以来，官吏士民，狼奸狈蹶，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至五六„„。自京师始，概寻四方，大抵富户变贫产，贫产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手皆不可民支月日，奚暇问年岁！”（《西域置行省议》，《龚自珍全集》上册，P106）

2、衰世变法

变法是衰世的另一种表现。“嘉庆改革”：撤换官员（和坤及其党羽），节约开支（皇帝南巡终止）。龚自珍的变法主张：改革官僚制度，以宾宾说（君主）打破凭资格的用人制度，“不拘一格降人才”，改革八股取士，“讽书射策”。经济上，制土地兼并，“田相齐”，按等级论份（均田制）思想文化上，倡“经世致用”，变一代之学。段玉载：“四论皆古方也，而中今痛，岂必别制一新方哉？耄矣，犹见此才而死，吾不恨矣。”（《龚自珍全集》P36，注）陶澍改革：引进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以商营取代官营而改革盐务（票盐代纲盐）、漕务（以海代河）以及河务。陶澍改革，“向19世纪20年代的中国提示了改造自然经济总体结构、增强经济实力和民族内聚力的有力手段和原则。深化与扩展陶澍型改革，成为鸦片战争前的中国自主走向早期现代化的最后一次机会”——周积明1996年。

张之洞曾与张佩纶论道光末人才道：“讲求吏事，考订掌故，得之者在上则贺耦庚（长龄），在下则魏默深（源）诸子，而曾文正（国藩）集其成；综核名实，坚卓不回，得之者林文忠（则徐），蒋砺堂（攸銛）相国，而琦善窃其绪以自矜；以天下为已任，包罗万象，则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直凑单微。而陶实黄河之昆仑，大江之也”。（张佩纶：《涧河日记》涧于草堂石印本，已卯下）

变革传统与传统的变革。

3、对外政策的保守

面对西方人强韧持久的进取之势，中国的最后一个王朝却越来越自觉地走向保守防范的抵拒。（1）“洋行” 清初厉行“海禁”（1656--1684）以及“朝贡贸易”和走私贸易。清朝开国之初在对外贸易问题上大体沿袭的是明朝对付“倭寇”时的做法，实施“海禁”。新政权尚未稳固的最初几十年里（台湾郑氏政权、三藩），出于防范已经略具近代民族意识的汉族民众的需要，清朝统治者曾有“片板不准下海”之令，中外贸易被严格禁止。168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第二年，海禁随即宣布开放。“朝贡贸易”：市舶司，定期定船，定人（使），贡物与贡物之外货船，“在馆交易”，市船司官员“招商发卖”，如需购买货物，“地方给照道办”。海关与洋行的设立。1684年“开海贸易”（海禁），即设闽海关（漳州）粤海关（澳门），1685年又设浙海关（宁波）、江海关（江南云台山），海关制度取代市舶司制度，粤海关制定了新的抽收商税制度及税则。实行新的抽收商税及税则后，为了避免“行住二税不分”，广东巡抚李士桢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布告设立“金丝行”（专营内贸）和“洋货行”（外贸），同时又号召富者“承充”洋商。从此，洋商成为一种专门的行业，“洋货行”成为专门经营和管理外贸的机构，这便又产生了“洋行制度”。“洋行”是“洋货行”的简称，又称“十三行”、“外洋行”。“国朝设关之初，令牙行主之，沿明之习，命曰十三行”。（梁廷枏《粤海关志》）各“洋行”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成立了行业组织“公行”。“公行”亦称“官行”。广州十三行的行会组织。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创设，次年解散。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恢复。订有行规。旨在共同承担官府差科，消除内部竞争，规定进出口货市价，分配各行业务，约束外商行为，经办中外交涉事件和解决同业困难。因互相竞争，上述目的并未达到，且公行屡设屡废。乾隆四十七年复设后，虽长期存在，作用却很少。《南京条约》签订后，公行取消。

洋行的主要作用：代理外商销售和购买货物并承保、代交外商的出入口税。“凡外洋夷船到粤海关，进口货税应纳税银，督令受货洋行商人，于夷船回帆时输纳，至外洋夷艘出口货物应纳税银，洋行保商为夷商代置货物时，随货扣清，先行完纳”（《粤海关志》卷二五）行商授权管束外商，对“洋人之行动”，“洋行商人均须对户部（粤海关监督）及本省官员负责”，如有外商与当地民人争斗或外出滋事，概唯“洋行”是问。负责经办清官府与外商一切联系事宜，包括向外商传达官方政令，递交外商文书，代外商转呈政府意见、禀帖等。

可知，“洋行”为清官方特许建立，具有一定行政外交权的外贸垄断机构，其性质是官商，“洋行”商人也大多捐有官衔。（2）“一口通商”

“乾隆的基本精神就是通过限扼中西往来以守夷夏之界，与之相伴的是愈多天朝尊严的虚骄意识。”（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版P34）

1757年“洪任辉事件”。（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首先提高了宁波等口岸的税额。但因“浙省出洋之货价值既贱于广东，而广东收口之路，稽查又加严密”，即使税务局额提高，洋商折损不过“秋毫”，“终不能强其会浙而就广出”。（乾隆朝东华续录）卷四六）于是清官方下令“一口通商”，以闽浙总督杨应琚的名义通知外国商船：“上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乾隆朝东华续录）卷四六）

清政府为什么作如此限制？直接原因：清政府认识到外商“恃其强悍扬帆直进，擅越界址”，且屡屡制造事端，为阻止外国商船进入内地口岸，“积久居留内地”的势头，防微杜渐，遂有此策。

（3）“防夷”

在限“一口通商”之后，1759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又提出了“防夷五事”，清官方颁布执行。即：永行禁止夷商在省往冬。“问因事信冬”，也只许“往澳门寄住”。“夷人到粤，宜全寓居”行商馆内，由行省管束稽查，不得随便出入。夷商随带番厮不得过五名，不得携带一切凶械大器。行商须将夷商及随从姓名报知地方官与监督衙门查核，勤加管束。不许汉奸出入夷馆，结

交引诱。买卖货物必令经行商之手方许交易。禁止借领外夷资本及雇用汉人役使。永除外夷雇人传递消息之积弊。夷船进泊处，派兵稽查弹压。

此前，（1744年）已有澳门同知印光任提出了七条防夷建议，1809年“民夷交易章程”和“查禁官银出洋及私货入口章程”七条，1831年，两广总督李鸿宾提出“防夷八条”。

“闭关锁国”政策。一口通商、公行制度、《防夷章程》。

“广州制度”的特征：一是等级服从。即外商服从持政府特许证的公行，公行服从朝廷委任的海关监督，海关监督服从中央政府，由此形成一个由上而下层层相管束的制度体系。这可以看作是国内等级制自然的逻辑延伸。二是连带责任。“保商”制度：外商违法，行商不得辞其咎。三是行为管制。外商活动范围、居住场所有明确的规定，即使某些正当的生活及行为方式（如与家属共同居住、作健身体操、外出时乘轿、划船取乐等）亦在禁止之列。（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P282）

“广州制度”体现了清政府对外贸的限制与垄断。外商无不将它视为中国从事经营活动的最大障碍，今日国内学者也因其与自由贸易原则冲突而予以抨击。然而，广州制度的需要又并不在于垄断：

第一、所谓贸易垄断，不过是“国家保护主义”在经济上的体现，英国人当时到中国来鼓吹实施的“自由贸易”政策也并不反映国际贸易的内在规律。“一个国家在农业阶段以自由贸易为出发点，在工业化早期则转入保护主义。此后，在工业化成熟期转入自由贸易。”19世纪英国“曼彻斯特派”鼓吹“自由贸易，但也终因理论与国际贸易实践的严重背离而让位于国家保护主义。” 其实，即便是在法定一口贸易的情况下，公行也从未没有真正垄断由南至北如此漫长的海岸线上活跃的对外贸易。厦门自然在某种程度上维持着为广东公行无法垄断的对外贸易。1819年英国人占领新加坡，将其辟为自由贸易口岸之后，广州以外的其它中国沿海城市与新加坡的商业贸易也就获得了较大发展。另外，在东印度公司和广东公行之外，中英两国都存在市面上为数众多的“自由商人”。包括在中英之间从事“港脚贸易”的英国散商，以及中国沿海各地的“不法”商人。而且公行的行商也每每违矩，在私下时充任其似“散商”的角色。本以垄断为实的公行制度在实施过程中表现了这种名实不副，其原因很大程度上缘自于“清朝统治者内部在中外贸易是否“悉由官擎”问题上也自然存在很大的分歧。1809年公行为对付港脚贸易，筹商联合经营的办法，两广总督百龄顺公行之意，拟定《华夷交易章程》呈奏，遭到军机大臣庆桂等人的驳斥：

该督等奏请凡有夷货不准夷人分拔，悉由官擎，是无论夷人之货，夷人均不能自由，已于夷情不顺。更恐总散各商，结官持势，串通一气，尤难得无垄断居奇，贱买贵卖，苦累夷人之弊。且不论殷商乏商，均匀签挚，竟似以外夷之赀财为调剂内地乏商之计，更不足以服夷众而杜猜疑。（《嘉庆朝外交史料》卷三，P17—18）

第二、中国公行对外贸易的垄断是对英国做法（由东印度公司特许垄断对华贸易）的一种反应。“悉由官擎”。

第三、由海关官员操纵税率从而勒索外商等弊端才真正构成对外商的伤害，口岸多少和生意经由谁争而做，相比之下都是次要的属于技术层面的问题。

第四、在19世纪以前，这种贸易制度的存在是有所依据的。一则它可以对抗东印度公司的垄断行为。二则它与当时中国国内市场的规模以及外商所能贩运到中国来的商品的数量对于外贸口岸的量的需求也并未形成多大的矛盾。只不过到了19世纪初，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

清政府不能与时俱进，改变成法，此乃清朝对外政策的症结所在。

（可参考萧致治《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P220；杨天宏《中国的近代转型与传统制约》P258—278）

第二节 鸦片战争的爆发

一、中英贸易及冲突

1、英属东印度公司的对华特许垄断贸易 1600年，经“皇家特许”，成立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经营对东方，主要是对印度和中国的贸易。这个公司起初在马来群岛一带进行香料贸易，后转向印度建立基地。从18世纪起，英国通过战争和欺骗收买等手段，排挤法、荷势力，于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后，完全消除了法国在印度的势力，确立了其对印度的统治。英国政府曾依靠该公司在印度的财产和武装（陆军、舰队），对缅甸，阿富汗及其他亚洲国家进行掠夺战争。东印度公司特许垄断对华贸易与清政府公行贸易体制的对应性。特许垄断（茶叶贸易）（1600—1773—1813—1833—1858）。清朝内部，“广州利益集团”。1637年至17世纪末，英船先后到广东、台湾、厦门、宁波、舟山、福州等地共贸易32次，但贸易额不大。

2、英国对华贸易形势的变化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的结束（1833年）。“为了英国的贸易，英国政府（外交部）逐渐接管了对各殖民地的统治权。到19世纪中叶，那种非正式的、商业式的殖民地管理已经完全让位于正式的、政府管理模式，各殖民地对母国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托马斯·K·麦格劳《现代资本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P75工业革命（1760—1840年）、经济增长与“自由贸易”时代（1846—1931）的到来。

对清政府来说，以前整个英国对华贸易，一向都是在东印度公司的管辖之下，由公司派出大班来广州总理贸易事务，约束英商，如果发生什么问题，清政府可以对大班诱因加压力，甚至可以停止贸易要挟。在知晓东印度公司已散局后，两广总督李鸿宾曾于1831年1月经行商传谕大班寄往回国，要求“若果公司散局，仍酌派知晓事大班来粤，总理贸易”。（《道光朝外交通商廪卢坤等片二》，载《史料旬刊》21期P767）（1831年李鸿宾提出《防夷八条》）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专利被取消后，由于自由商人（英国“散商”与“港脚贸易”，港脚，英文Country,即特许口港以外的地方，Country merchant即指散商。1819年英国占领新加坡，将其转为自由贸易口岸之后，广州以外的其它中国沿海城市与新加坡的商业贸易也获得了较大发展。）大量涌入广州，两国之间的贸易额迅速增加，但是清政府仍然只准他们同指定的行商进行贸易，于是行商乘机抬高价格，丝价约涨25%，茶叶涨55%，进口鸦片减价15%，棉花减价9%以上。（《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P192—193）

对于行商的垄断，自由商人束手无策，他们寄希望于英国政府能派人到广州进行调停。而在伦敦方面，处理对华贸易问题的权力已从东印度公司董事会转到英国外交部。英国政府也认为有必要在中国成立一个机构，以代替以前东印度的大班。

3、律劳卑事件

英国政府于1833年12月10日任命律劳卑男爵为驻华商务总监督，职责是“掌管虎门口内一切有关英国船只与水手之事务”。在律劳卑来广州之前，巴麦尊给他的训令为，第一要设法扩张英国商业势力到广州以外；第二要在中国沿海争取一个港口作为英国海军据点；第三不要干扰鸦片走私贸易。（姚薇之：《鸦片战争史实考》人民出版社1984 P29）

律劳卑7月15日到达广州后，直接投书总督府，通知总督他已莅临。当时的两广总督卢坤以其不领红照，擅自来省，率递书函，违反旧例，派人面加查询，反复晓谕。但律劳卑拒不说明原委，也不将随行兵船撤走，一概置之不理。于是卢坤于9月2日下令封船，停其贸易。(《清宣宗实录》卷255)律劳卑相应于9月5日命令军舰“依莫禁号”和“安涛马奇”号强行驶进珠江，闯抵黄埔，进行恫吓。而卢坤则下令整顿珠江防务，修理炮台，调兵守备。律劳卑终因实力单薄，不敢进一步侵犯，加之封舱以后，英商无法贸易，不得不于10月11日退出广州，26日到达澳门，因久患疟疾，于11月11日病故。

律劳卑死后，德庇时继任总监督。他曾在中国为东印度公司服务多年。德决定采取沉默政策，在给巴麦尊的报告中说：“在中国方面毫无改进的情况下，我将维持绝对沉默状态，以待本国进一步的训令，这似乎是最适当的办法”。但这种沉默并不受到广州英商的欢迎，他们于12月9日致函英国政府，指出“含垢忍辱以及对侮辱和怠慢逆来顺受”是极大失策，认为“这样做会有损国家的尊严，而且会引起对我国威力的怀疑”。他们建议授权一位全权公使，偕同一支适当而有充分规模的武装力量，经往北方同中央政府交涉。他们声称，这样显示武力，“不但不至于惹起比较严重的战事，反而会是避免这样一种冲突的最可靠途径”。（《远东国际关系史》上册，P86）

律劳卑事件发生后6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有学者认为，“律劳卑事件是鸦片战争的前哨战，英国是通过鸦片战争来报律劳卑之仇”。（陈舜臣《鸦片战争实录》P50）

二、鸦片泛滥和中国禁烟

1、鸦片贸易的开始

英国对华贸易入超（逆差）。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贸易中的亏损，“1821年英商运至广州的天鹅绒，剪绒、印花布亏本60%以上，1826年增入的棉布也亏本10%左右。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整个进口生意中，几乎没有一年不亏本的”。（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P17，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1757年英国占领印度的鸦片产地孟加拉后，强迫当地农民扩大鸦片种植，177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取得鸦片专卖权，1793年又得到鸦片制造权。鸦片从种植、制造到拍卖都由东印度公司一手包揽垄断。

鸦片，学名罂粟，俗称大烟。原产于南欧及小亚西亚，后来传到了阿拉伯，印度及东南亚等地。最初是当作药材传入中国的，由于鸦片具有避开强烈的麻醉功能，吸食易成瘾，难以戒绝。

鸦片走私贸易。从18世纪初始，英国商人向中国输入鸦片，每年约200箱左右。清政府从1757年以后，一再颁布禁烟诏令，然而屡禁不止。海关官吏的腐败。东印度公司垄断对华鸦片贸易，但表面上并不直接参与对华鸦片贸易，而是将鸦片在印度市场上公开拍卖给散商，由他们将这些毒品源源不断地偷运进中国。

“三角贸易”。鸦片贸易给东印度公司、英属印度殖民地政府和鸦片贩子带来巨大利益。

东印度公司：1813年印度上等鸦片烟土每箱成本237卢比，而该公司在市场上的拍卖价为2428卢比，超过原成本10倍。英属殖民政府：按鸦片成本300%以上的税率抽税，1829年的鸦片税收额超过100万英镑，约占全年财政收入的10%。鸦片贩子：1817年印度上等烟土每箱拍卖价为1785卢比，在中国的卖价为2618卢比，获利833卢比，折合400多 元，鸦片的利润最高可达每箱1000元。英国工商资产阶级和英国政府也从中获利。工商资产阶级：带动棉织品销售，中国货本国销售及“转口贸易”往欧洲。英国政府：从征收茶丝税中得到大宗财政收。“经茶税为例，直到1846年英国政府对进口茶叶还征收200——350%的税率”。（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中译本]三联书店1958年版，P39）

美国商人从土耳其，波斯等地向中国贩运鸦片；从19世纪30年代起，沙俄也由中亚向中国输入鸦片。

2、19世纪30年代前后鸦片走私的猖獗。

从19世纪初年起，外国鸦片贩子不顾清政府的多次禁令，贿赂清朝官吏，以广州黄埔为走私中心。20年代，鸦片贩子以停泊伶仃洋面的趸船为据点用“快蟹”、“扒龙”等特制快艇进行赤裸裸武装走私。走私范围逐渐从珠江口外扩大到东南沿海，甚至远至辽东半岛。30年代，鸦片走私更加猖獗。以贩鸦片出名的怡和洋行与颠地洋行带头在加尔各答和伶仃洋之间，开辟了一条专供飞剪船航行的快速航线，使印度鸦片运到中国，快时只需21天即可抵达，一年之中，可以往返6次。1836年，仅怡和洋行就拥有10余艘各种类型的走私船。

据统计，输入中国的鸦片，1800年至1820年平均每年输入4200箱，1821年至1829年平均每年为1.9万箱，1830年至1840年平均每年为2.4万箱。（李伯祥《关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鸦片进口和白银外流的数量》载《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

鸦片泛滥对中国社会造成的严重灾难：

其一：破坏中国社会经济。出超与入超。白银外流，银贵钱贱，农民困苦，工商业萧条。其二：损坏了中华民族的身心健康。起初，鸦片只在沿海一带行销，后来滋曼全国十几个省。吸食者先是贵族、官僚、地主豪绅和纨绔子弟，后来扩大到其他各色人等。如宫廷太监、幕友、差役、僧侣、道士、商贾、娼妓等，甚至波及一般劳动者和八旗、绿营兵丁。据统计，1838年全国吸食鸦片的人数达200万以上。其三：加深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寄生性与腐朽性。

3、清政府的禁烟

（1）屡禁不止

鸦片烟毒流入中国，侵害中国社会，危及清王朝的统治，1729年（雍正七年）清政府就开始诏令禁鸦片烟。到1834年，清政府共发布了15次禁烟令。

1796年（嘉庆六年）“禁吸食鸦片，裁鸦片税“。1800年”从粤督吉庆奏，禁鸦片入口，烟船改泊澳门及急水门（是年起，来粤鸦片，由港脚商即散商以运）1809年，“禁鸦片入口, 夷船进埔须由行商具结”（是后英国公司船不再运载），1810年“禁吸食者与贩鸦片。”1814年“严禁鸦片偷漏，夷人违禁，依例治罪”。1815年，“定查禁鸦片烟规条，如查出夷商夹带，不准贸易”。1816年“毁鸦片三千二百箱”。1817年“搜验进口船只，有无夹带鸦片”。1821年（道光六年）“从两广总督阮元，严禁鸦片，鸦片趸船自澳门黄埔改泊零丁洋。”1822年“严禁海洋偷漏银两，和贩鸦片”。1823年“命认真查弩鸦片，定地方官失案条例，并禁民间种植”。1824年“英烟船三艘到福建及台湾”。1826年“设广东水师巡船，稽查鸦片”。1828年“两广总督李鸿宾严禁偷运鸦片入口。”1830年“两广总督李鸿宾等奏请严禁鸦片分销，并酌减夷船进口规银十分之二。英船MEROHC号到台湾私卖鸦。命将兴贩鸦片之郑八发边充军”。1831年“定内地人民种卖鸦片罪名”。“申禁各省私种鸦片及夹带偷漏”。„„“刑部复议给事中刘光三酌加买食鸦片烟罪名等情。诏如所议，严定条款”。1832年“命李鸿宾等晓谕来粤夷商，勿夹带烟土，否则不准开舱，立即逐回，并严禁洋而私售，快艇走私”。“严禁各省 兵吸食鸦片，并令卢刊查明鸦片返入内地之由，为拔本塞源之计”。1836年，“令粤督部郑廷桢等严禁港脚烟船进广州省城传递书信。”“御史王月奏请驰鸦片烟禁”。（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

（2）驰禁的主张

19世纪30年代后期，在清政府内部就如何解决鸦片泛滥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1836年6月，曾任广东按察使多年的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上道光帝《鸦片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其中建议：

[1]、鸦片贸易合法化。“准令夷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入关交行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2]、提高鸦片税收，标准是“夷人纳税之费，轻于行贿，在彼亦必乐之”。[3]、准民间自种罂粟。“各省旧种罂粟处，如果于早晚两季均无妨碍，亦准听民之便”。[4]、严禁官员、士子、兵丁等吸食，否则立予斥革。“其民间贩卖吸食者，一概勿论”。

许乃济自信的表示，依此方法办理，不仅“每年可省中原千余万金之偷漏”，并从关税中得到高额财政收入，而且因“内地之种日多”，造成外洋无奇物可居，致便“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弁，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而绝”。

许乃济的奏折，在朝臣中得到大学士阮元（曾任两广总督）的强有力支持。同年9月，两广总督邓廷桢、粤海关监督文祥上奏支持许乃济的驰禁主张。公行和地方官员纷纷表示赞同并提出具体驰禁方案，邓廷桢等综合各种建议，拟成具体章程九条上奏。

“

一、以货易货，应计全数计算，不准影射。

二、水师巡船及各关口员役，宜责令专在隘口稽查，不准出洋藉词滋扰也。

三、鸦片应照旧章仍准带回三成，并先确查来银数目，以杜欺隐也。

四、鸦片应与别项洋货一例交易，不必设局专办也。

五、额税宜遵旧例，不必加增，并严禁需索例规也。

六、价值不必预定也。

七、内地得省海船运销鸦片应由粤海关印给执照也。

八、民间栽种罂粟，似可稍宽后禁也。

九、官员士子兵丁，宜严行饬禁，不准吸食也。”（《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P7—11）

《筹办夷务始末》：书名。清代官修的对外关系档案资料汇编。计有：道光朝八十卷（文庆等编）；咸丰朝八十卷（贾桢等编）；同治朝一百卷（宝鋆等编）。1929—1930年故宫博物院影印。全书按年编次鸦片战争前至同治朝对外交涉重要档案，内容包括上谕、奏议、中外照会、条约等。为研究中国近代史尤其是近代外交史的重要资料。1964年、1979年中华书局先后出版齐思和等整理标点的《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咸丰朝）》，书后并附索引。

但是，驰禁一经提出，当然更遭到主张严禁的官僚强烈反对。道光帝偏向于严禁。1836年12月，邓廷桢等上奏，声明放弃驰禁主张。1838年许乃济被“降为六品顶带，即行体致，以示惩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8 P125）

对驰禁论的分析

驰禁论所付出的代价，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与现实问题的紧迫性，驰禁论与社会性吸毒问题的干系；在驰禁派与严禁派论战的过程中，代表鸦片受贿集团利益的朝臣和疆吏均保持缄默。英国鸦片商与贩食鸦片者的“热情响应”，驰禁论的经济学思想价值。鸦片泛滥本身的层次：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对内：腐败，对外：和战）社会问题。有人如此指出驰禁的经济思想：“就是要求把鸦片如实地当作一种商品来对待，然后按商品经济的价值法则，严格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运用关税壁垒和对等贸易手段，把英国鸦片挤出国内市场”。因此“许乃济经济思想指导下的政策，是迄今看到的可以不通过战争，挫败西方殖民者对中国罪恶企图的最早一个理性解决方案”。（谢刚：《清史嘉道朝研究》载《南开学报》1991年第4期）

1858年，马克思就对许乃济及其驰禁方案作出了与中国当今史学界迥然不同的评价。“早在1830年，如果征收25%的关税，就会使国库得到385万美元的收入，而在1837年，会使收入增加一倍。可是，天朝的野人当时拒绝一项必定会随着人民堕落的程度而增大的税收。„„如果中国政府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同时允许在中国栽种罂粟，这意味着英印国库会遭到严重的损失。”（《马恩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P28—29，《鸦片贸易史》）

战后严禁派人的反思：“近日英夷就抚而鸦片之禁渐驰，漏卮之弊愈不可稽。„„愚谓为今之计，则不如仍用前许青士太常所奏，甚可行也”。（1846年）（梁章钜《浪迹丛谈·鸦片》）“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民嗜洋烟而不嗜土烟。若内地果有一种芙蓉胜于洋版，则孰不愿买贱食？”《林则徐书 ·复署江西抚州府文海信》

（3）严禁论与禁烟运动

1838年6月（道光十八年闰四月），鸿胪寺卿黄爵滋向道光递上了一份《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主张“重治吸食”。这份奏折首先分析了当时烟毒泛滥的严重情况以及造成白银外流、财政崩溃的重大恶果；接着论证了当时流行的严查海口、禁止通商、查拿兴贩、开种罂粟之禁等办法都解决不了这个病国害民的严重问题；最后提出必须“重治吸食”的主张。他建议由皇帝严降谕旨，通告全国，在一年之内戒绝吸食鸦片。如果一年后仍然吸食，则是“不奉法之乱民”。“罪以死论”。黄爵滋（1793—1853），清末江西宜黄人，字德成，号树斋。道光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官至鸿胪寺卿、刑部右侍郎。1828年（道光十八年）上疏力陈鸦片输入之祸，主张严禁。1840年两次赴福建视察海防，具言战守方略，并进《海防图表》。著有《黄少司寇奏疏》、《仙屏书屋诗录》、《仙屏书屋文录》。

道光帝在接阅奏折的当天，下达谕旨：“黄爵滋奏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一折，著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直省各督抚，各抒已见，妥议章程，迅速具奏”。在此后的四五个月，各省将军督抚纷纷上奏，就如何塞漏培本、严禁鸦片提出自己的看法，有

些还拟订了详细的禁烟章程，供皇帝采择。

对于这次以黄爵滋上奏为契机、由道光帝发动的、围绕鸦片问题展开的讨论，以往史学界多以对待黄爵滋意见的态度为标准，把他们划为严禁与弛禁两派，并把这场讨论描述成严禁派与弛禁派的一场激烈斗争。然而据现在学者研究，较合理的看法，“这不是一场严禁派和弛禁派的激烈斗争，而是一次围绕如何才能禁绝鸦片而展开的大讨论。”（萧致治等，《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P426）

作为一场围绕如何才能禁绝鸦片而展开的大讨论，形成了各派意见。1838年黄爵滋上奏《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树起严禁论的大旗。主张严禁的队伍颇为壮观，属于这一阵营的有张际亮、龚自珍、魏源、陶澍、包世臣、徐继畲等经世派人士。严禁派在厉禁鸦片这一问题上意见一致，但在具体措施上都有不同见解。大致分两类：一以“重治吸食为先”，一以“拔本塞源”，断绝鸦片来源为重点。

“必先重治吸食者为先”。1836年内阁学士礼部侍郎朱嶟、兵部给事中许球在与驰禁派辩论时，提出了“详内而略外，先治已而后治人”的禁烟策略思想，从重治吸食者为禁烟重心。1838年黄爵滋上《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重治吸食”的禁烟方案在当时受到琦善等官僚的竭力反对。他们的理由是：（1）吸食者众，诛之不可胜诛，重治吸食，等于“兴率土普天之大狱”。（琦善：《遵旨复奏禁烟折》）（2）朝廷宽大，不予竣法严刑，重治吸食，“未免矫枉过甚”、“操之太蹙”。（《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3 P59、65）（3）重治吸食是“治统而不澄源”、“不揣本而仅齐其末”。（《筹办夷务始末》卷2，P43、卷4，P94）只有“不准通商”，才是“正本清源之道”。（琦善：《遵旨复奏禁烟折》）

“拔本塞源”，断绝鸦片来源论。林则徐最初也赞同黄爵滋的主张，认为“禁烟必以重治吸食者为主”。在江苏巡抚、湖广总督任上，林则徐厉行禁烟，又采访戒烟良方十余种，向民间推广，使不少人戒烟断瘾，其成效颇为可观。但是，在湖广禁烟过程中，林则徐发现“凡各省之贩鸦片者，不曰买自广东，则曰广东夹带而来也。吸鸦片者，不曰传自广东，则曰广东人引诱所致也”。（《林则徐集·公牍》P52）此种情势使他深感断绝鸦片来源的重要性。因此，当林则徐奉召入京，与道光帝商议禁烟大计时，其思想已从重治吸食者转向“拔本塞源”。而“所谓来源者，固英甚于英吉利也”。（《林则徐集·书简》P156）在禁烟“先以断绝鸦片为首务”这一思想上，包世臣与龚自珍皆持相同意见。“但绝夷舶，即自拔本塞源。一切洋货皆非内地所必须，不过裁撤各海关，少收税银二百余万两而已。国课虽岁减二百万，而民财则岁增万万，藏富于民之政，英大于是”。（包世臣《齐民四术》卷2《庚辰杂著二》）龚自珍：“将关税定额陆续清减„„国家断断不持榷关所入”。禁绝贸易，关闭国门。自然经济思想。和包世臣、龚自珍断绝与外部世界交往的思想相比较，林则徐要高明得多。他一方面坚绝禁绝鸦片贸易，并遵旨中止与英国的贸易。另一方面对对外贸易采取积极态度。“以鸦片出自英国，此后该国买卖可减，别国买卖可增”。

1839年颁布的《严禁鸦片章程》是在严禁思想指导下，综合讨论中各种合理的意见制订出来的。“既贯彻了黄爵滋、林则徐等“法当从严”的精神，也广泛吸取了各地将军督抚的合理意见，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集体创作，是这次禁烟大讨论的一个重要成果。“（萧致治等，《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P127）

黄爵滋“吸食论死”的奏折传开后，举国震动，“不但卖者潜踪，食者亦愈加敛迹”，各地的禁烟运动也骤然开始。

最早发起的数湖广地区。湖广总督林则徐看到全国形势颇现转机，在积极支持黄爵滋严禁主张的同时，即与湖南巡抚钱宝琛、署湖北巡抚张岳崧筹商，决定抓紧时机，不待定信即派员“先访开馆兴贩之人，严缉务获”，同时在武昌、汉口等地设立禁烟局，妥派得力人员收缴烟枪及一切器具余烟，并捐廉配置断瘾丸，劝导吸食者戒烟。两湖的禁烟措施很快收到效果。道光得悉两湖禁烟取得显著成效，谕令嘉奖，认为“地方公事，果能振刷精神，实心查办，自可渐有成效”。接着道光又接到各地不断奏折：天津、江苏、广东捷报频传，进一步鼓舞了道光禁绝鸦片的决心，九月八日再次谕令各省严紧查拿鸦片烟贩，要求各地“趁此整顿之时，同心合力，不分畛哉，上紧查拿，毋得稍形松劲。”这样，一个全国性的禁烟运动，就在各地先后展开了。

（4）林则徐广州禁烟

林则徐是主张禁烟的著名代表人物。在这场禁烟运动中，“林则徐的禁烟主张，使道光认识到严禁鸦片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林则徐的禁烟成效，又使道光看到了禁绝的可能性，增强了严禁的信心，”“起了巨大推动作用”。（萧致治《林则徐在两湖的政绩》载姚薇元等编《鸦片战争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P240）1838年9月（道光十八年八月）林则徐上道光《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指出：鸦片“迨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著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1838年11月，道光帝命令林则徐进京陛见，商计禁烟方略。12月31日，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前往广州查禁鸦片。

林则徐于1839年3月10日抵达广州。林则徐“察看内地民情，皆动公愤，倘该夷不知改悔，唯利是图，非但水陆官兵军威壮盛，即号召民间丁壮已是制其命而有余”。3月18日，林则徐传讯行商。颁给谕贴二件：一谕行商，责令夷人呈缴鸦片，并出具永不夹带甘结（如经查出夹带，人即正法，货尽入官）。二谕夷人，令邀烟具结，并示以决心，动以利害。限三日取结。后林则徐附片密陈，建议朝廷“将夷人带鸦片来内地者，应照化外有犯之训，人即正法，货物入官，议一专条”。道光帝接受，于1839年6月23日（五日十三日）下旨颁行《洋人携带鸦片入口治罪专条》。

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措施：严拿烟贩，惩办不法官弁，严禁国人贩卖、吸食鸦片，凡吸食者要立即呈缴烟土烟具，限期戒除（禁内）；积极整顿海防，防御外国入侵，谕令外国烟贩，呈缴所有鸦片，并出具甘结（禁外）。林则徐的这些举措，得到了广州各界群众的大力支持和拥护，城乡各地纷纷呈缴烟膏烟具，揭发检举鸦片贩子。禁烟运动在广州迅速高涨。据马地臣说：“最近5个月在广州没有卖出一箱鸦片。”大鸦片贩子查顿垂头丧气地说：“看不到一管鸦片烟枪了，见不到一个毒品小贩了。”

但是，中国正义的禁烟运动遭到了英国商务监督义律和外国鸦片烟贩的抵制和破坏。3月24日，义律指使大鸦片贩子颠地逃跑，并阻止英商呈缴鸦片，具结保证书。

呈缴鸦片。3月21日，撤退广州夷馆买办人员，中外贸易停止。当日，广州夷商会商林则徐示谕。3月22日，林则徐传讯颠地，颠地拒绝，同一天，义律在澳门接到林的谕帖抄本，立即写信给英国外交部。3月24日，义律从澳门赶到广州商馆，怂

恿烟贩们不要缴鸦片，当天晚上又指使颠地逃窜，后为截回。在同一天，林则徐下令封舱，停止各国贸易，并派兵包围商馆，断绝广州与澳门交通。3月27日，义律被迫表示愿意缴鸦片，他不仅以英国政府代表的身份，命令英商缴烟，而且声明全部烟价由英国政府负责赔偿，也劝美商缴烟，声明烟价同样由英国政府给付。从4月到5月间英美烟贩共缴出鸦片2万余箱，其中美国烟贩缴出1500余箱。林则徐随即将英国大烟贩颠地等人驱逐出境，恢复中英贸易。虎门销烟：1839年6月3日至23日，林则徐率地方官吏在虎门海滩将缴获的237万多斤鸦片当众销毁。虎门销烟的意义。

出具甘结。6月5日，义律停止对粤贸易，并遵禀林则徐，谓英船进埔须待国王批谕，希望暂在澳门装货。6月20日，林则徐限义律于5日内将空趸船只开行，货船亦于5日内报验进口，否则即速回国。6月21日，义律布告英人，责林则徐处置不当，失信食言，蒙蔽朝廷，破坏中英二百年和平关系。英船之不进口，乃因林来能予外人以安全保障，对于过去所受虐待，亦未昭雪，此时应使北京大皇帝明了实情，依合理原则改善。7月3日，广州美商出具永不贩运鸦片甘结。7月7日“林维喜案件”。义律拒交凶犯，7月29日，义律布告英商，凡舱单未经签字，其自中国所购货物，不得进入英国及印度。8月15日，林则徐等布告，禁绝澳门英人柴米食物，撤退买办，第二天，又勒兵分布各要口，迫英人去澳门，8月26日，英人完全离澳门。8月31日，林则徐邓廷桢布告沿海居民，防止英人近岸采办食物，应即置备兵器，招集壮勇，如其上岸滋扰，即行驱逐捕拿，如未上岸，亦不得下海近其船只。

（5）清政府对“边衅”的态度 林则徐，“鸦片必要清源，而边衅亦不容轻启”。“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积极增兵布防：加紧整顿水师，招募胥户、渔民、盐工5000人为水勇，提高广东水师应战能力，在珠江口沿岸添建和整修炮台炮位，购置西洋大炮，加强防御工事，并在虎门海口增设铁链安放木筏模亘中流，拦截敌舰。坚决打击来犯： 11月3日，“穿鼻海战”。11月13日“官涌之战”。探访夷情，“睁眼看世界”。林则徐组织人翻译了《澳门新闻纸》（《澳门月报》）。1839年3、4月间将已“零星译出”的新闻纸“抄齐统订数本”送给巡抚怡良观看；（《林则徐书简·致怡良》P44）“仔细搜集外国人用中文编印的每一种出版物，摘录有关外国的说明，为此目的他利用了好多种传教的小册子，中文月报、商务指南、美国和英国介绍以及世界地理”（《中国丛报》卷16，1847年9月号，P419）并请人翻译了英人慕瑞的《地理大全》，在此基础上辑成了《四洲志》一书。随着具结问题上的对立和义律在穿鼻洋挑衅后中英关系日见紧张，林则徐命人加紧编译了《各国律例》、《华事夷言》等书，研究西方的法律制度以达到迫使义律具结交凶的目的。

10月29日，道光上谕：英夷如再反覆，即示以兵威，永远不再交易，“穿鼻海战”、“官涌之战”。11月26日林则徐邓廷桢布告，自十一月初一日（12月6日）起，断绝英国贸易。12月13日穿鼻海战所报告到京，诏永远停止英国贸易，驱逐船只，不必取结。12月15日，义律禀林则徐，请允英人回澳居住，愿求和平，12月16日林则徐驳斥义律昨日请求。林则徐传谕在琼州文昌遇难获救之英人十五名，赏给食物，命即解往虎门，归其舟次。

魏源评林则徐广州禁烟。《英吉利小记》批驳了“夷兵之来，系由禁烟而起”的谬论。但魏也认为，林则徐禁烟在商务落后，战舰等武备不足的情形下，“惟外夷操切是求”，失之“过急”、（未给双边谈判留下更多机会）“过详”。（治内洋，安外略）

三、英国发动侵华战争

1、英国的战争进程

义律为英、美烟贩作（政府）担保，并竭力扩大事态。1839年5月21日，广州英商上书外相巴麦尊，请求偿付烟价，保护英人商务。”5月30日，“义律上书英政府，报告在粤遭遇，（同时派兵舰到加尔各达报告印度总督）”。6月1日，印度孟美英商请英政府救济其在广州所受损失，并谓鸦片贸易曾得到政府鼓励，为印度政府一大宗收入。6月3日孟买英商函请英国之中国及东印度各商业会社，一致请求政府从速明白宣布对于广州鸦片事件之意旨，并乘机要求政府改进中英商务关系。6月5日，义律停止对粤贸易，并遵禀林则徐，谓英船进埔须待国王批谕，希望暂在澳门装货。9月21日，英政府接到广州缴烟报告。9月30日，英国曼彻斯特商人上书外相巴麦尊，请速确定对华政策，赔偿所受损失，并乘机确立中英贸易基础。（“希望政府能利用这个机会，将对华贸易置于安全的，稳固的，永久的基础上。”见《英国蓝皮书》）伦敦、利兹商人上书，10月10日，英国布利斯托商人上书外相巴麦尊，请保护对华合法茶叶贸易。

巴麦尊的策划。10月18日英外相巴麦尊秘密训令义律，中英关系应予改良，即派遣海军封锁广州白河。10月20日义律书记通告英人，已与钦差大臣商要，中英贸易暂在虎门口外穿鼻举行，勿须具结，但船只须受中国搜查盘验。11月2日伦敦东印度公司及中国协会上书外相巴麦尊，主张对中国施用武力，订立商约：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长江，中英商人直接交易，英人得携家眷，协议关税，英领事得与中国官员直接往来，如中国不原加开口岸，应将一岛屿让与英国。11月4日，英外相巴麦尊训令义律，中国有权禁烟，但应公正，并逐渐施行。12月15日，义律禀林则徐，请允英人回澳门居住，愿求和平。

1840年2月，英国政府任命乔治·懿律和查理·义律作为同清政府交涉的正、副全权代表，并任命懿律为侵华英军总司令，但是英国政府对于战争的决定和部署，一直严守秘密。迟至1840年4月，出兵中国的决定才在议会辩论，以微弱的多数通过支付军费案，派兵侵华，即有1840年6月下旬英军封锁珠江口。2月20日，巴麦尊训令懿律封锁广州，占领舟山，要求赔偿，割让海岛，或订立钉约。又照会中国宰相，要求赔偿烟价，尊礼英国，割让海岛，清理商欠。同一天，林则徐奏，英王因义律所为不合，另遣夷官来粤。诏令一并坚拒。

3月16日，英国国会辩论对中英战争态度。3月19日，英外相在国会报告，对华用兵在要求谢罪，赔偿，及保障将来英人安全。4月7日，英国会（下院）辩论，通过对华问题。4月8日，道光帝下诏：英国贸易既停，所在粤海关每年例进贡物，如不能齐全，不必多方购求。4月26日，美领事禀告林则徐，英国将于6月前后封港，请允美船早日开舱（林不信）。5月10日，英上院通过政府对华政策。5月20日，印度总督奥柯兰通知懿律，必要时当再增派陆军前来。5月21日林则徐令所有来粤船只均须具结来装英货。6月28日，英军封锁广州。

对英国发动战争的原因分析。“试论英国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双重动因”（刘存宽《近代史研究》1998、4）

2、战争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840年6月下旬英军封锁珠江口至1841年1月下旬清政府对英宣战之前，历时7个月。在这个阶段英军实施封锁珠江口、占领定海、北上天津以武力逼迫清政府就范为主要内容的侵略方案；清朝方面除广东积极备战外，总体上持消极抵抗的态度，由于道光采取“羁糜”政策，林则徐、邓廷桢等抵抗派遭到打击和排挤，妥协派琦善、伊里布等逐渐取得了对英交涉的大权，义律向琦善提出“穿鼻草约”。

英军到达广东海面后，对广州实行封锁。6月30日，懿律和义律率英军按其计划北犯。7月，英军进攻福建厦门，未能得逞。接着又北犯浙江，攻陷定海。8月，英军抵达天津白河口，投递巴麦尊给清政府的照会，提出赔款、割地、通商等要求。

道光闻迅定海失陷，“微愠粤事三不善”。在兵临东门形势下，他感到事态严重。这时候，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大学士琦善等极进谗言，“禁烟过激”招来外祸，“言上年广东缴烟，先许价具，而后免约，以致激变者”蜚流上闻、道光接受琦善等人“好言相劝”的退敌方略，命他与英军谈判。“遇有洋船驶至海口，不必遽行开枪开炮。”8月30日，琦善与英军代表义律在大沽口举行会谈。

琦善向英国侵略军代表承认林则徐查禁烟土“措置失当，心当逐纲查明，定能代伸冤抑。”英军由于“季节已太晚”，“在来年春节到来之前，是不宜采取任何积极军事行动的。”

9月17日，英军离开白河口南返。道光以“退敌有功”，任琦善为钦差大臣赴粤查办。10月3日，道光以“误国病民”、“办理不善”的罪名，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交部分别严加议处”。林则徐后被遣戍新疆。11月6日，两江总督伊里布与懿律签订浙江停战协定。道光旋又颁布开放烟禁上谕。

1840年11月29日，琦善到达广州。他一反林则徐的做法，下令拆除珠江口附近的防御设施，裁减水师，遣散乡勇。12月，琦善与英军开始谈判，懿律因病回国，义律接任全权代表。谈判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赔偿烟价，割让岛屿或增开口岸，交还定海。琦善同意赔烟价600万元，但增开口岸只应在广州之外再增设一处（厦门）不准寄居，应先交还定海后签约。义律决定进一步施加压力，迫使琦善完全屈服。

1841年1月初，英军发动突然袭击，攻占大角、沙角炮台。1月20日，义律在澳门发表了一份公告，包括割让香港、赔偿烟价600万元，恢复广州通商等。25日，英军强占了香港。同时，义律与琦善又签订了《穿鼻草约》，（1）中国割让香港与英国，中国在香港设关收税；（2）赔款六百万元，五年交清；（3）中英官吏平等；（4）广州于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旬复市。英国方面，即时退还定海。

第二阶段，1841年1月27日清政府对英宣战，到5月27日《广州和约》订立为止，功时4个月。在这个阶段，清政府虽然宣战，但并无真正抗战的决心。道光派往广州主持军事的奕山、杨芳等官僚昏庸无能，在对英作战中一触即溃，终于签订了屈辱的《广州和约》。

1841年1月27日，大角、沙角炮台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道光看到定海尚未归还，英军又在广东发动进攻，十分恼怒，立即下诏对英宣战。接着，道光将琦善革职拿问，以祁 为两广总督，任命裕谦为钦差大臣赴浙江接替伊里布，同时任命御前大臣宗室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调集各省军队17000人开往广东。于是，中英双方重新进入战争。

英军获悉清政府调兵遣将的消息后，立即先发制人。2月下旬，虎门炮台陷落，关天培牺牲。英舰驶入省河，广州形势危急。3月，杨芳率军先期到达广州。4月奕山及各省援军先后到达广州。5月奕山夜袭失败，广州被围。26日，奕山与义律订《广州和约》，规定清军六天内撤至离广州60英里以外的地方；一周内缴纳600万元“赎城费”；赔偿英国离馆损失30万元。

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

第三阶段，自1841年8月英军再度进攻厦门开始，至1842年8月29日签订《南京条约》为止，历时一年。在这个阶段，英军以进攻江浙地区为重点，以武力逼迫清政府彻底就范。清政府虽调集重兵赶赴浙江，但在前线溃败后便函一意求和，最后被迫在南京订立了城下之盟。

1841年4月，英国政府获悉义律提出“穿鼻草约”的消息后，大为不满，决定撤掉义律，改派璞鼎查为全权公使，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

8月，璞鼎查到达香港，随即率英军再次北犯。8月27日，英军进攻厦门，总兵江继芸力战阵亡，厦门陷落。9月，英军继续北犯定海。主持浙江军务的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裕谦下令加强防御，坚决抵抗。9月26日，英军进攻定海，总兵葛去飞、郑国鸿、王锡朋率五千守军浴血奋战六昼夜，全军将士壮烈殉国，定海于10月1日再度失陷。10日，英军攻镇海，浙江提督余步云临阵逃往宁波，裕谦亲自登城指挥，总兵谢朝恩战死，镇海失守。裕谦投水自尽。13日，英军攻陷宁波。与此同时，英军还多次侵扰台湾。

浙江连失三城，朝廷恐慌。10月18日，道光任命协办大学士宗室奕经为扬威将军，往浙江办理军务。同时从各省调集军队近两万人，赶赴浙江。

1842年奕经突然三路夜袭宁波、镇海、定海皆败，英军乘机反扑，攻陷慈溪。奕经却谎报军情。

广东和浙江的失利，朝廷内部抗战决心动摇，道光不得不命令停止进兵，任命盛京将军耆英为钦差大臣，并重新起用已被革职的伊里布，令他们驰往浙江寻求谈判的途径。

而英方认为它的军事打击尚不足以胁迫清政府接受其全部要求，拒绝和谈，决定仍照原计划，大举侵入长江流域下游地区。1842年5月17日陷乍浦，6月英军攻打吴淞炮台，两江总督牛鉴逃窜，江南提督陈化成力战身亡，宝山、上海相继陷落。7月21日，攻陷镇江，副都统海龄战死。8月初，英军攻至南京下关江面。

耆英、伊里布等赶到南京议和，接受了璞鼎查的全部条款。

四、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1、中英南京条约及其附约的签订

1842年8月29日，耆英、伊里布代表清政府，在英国军舰“皋华丽”号上同璞鼎查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江宁条约》即《南京条约》，共有13款，主要内容有：(1)割让香港给英国。英国此后便在香港实行殖民统治，使香港成为列强侵华的重要基地。(2)赔款2100万元。其中包括军费1200万元，鸦片费600万元，商欠300万元，四年内交清。(3)五口通商。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英国可以派驻领事等官。从此，中国东南沿海门户洞开。(4)取消“公行”制度。英商在通商口岸“无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这践踏了中国对外贸易的主权，便利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培植买办势力。(5)协定关税。《南京条约》规定，英商“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但在海关税则修订过程中，英国实际上取得了协定关税权。

《南京条约》的性质是和约。这意味着：（1）无论其条件多么苛刻，作为战败国的清王朝，都不得不接受；（2）根据当时和现行国际法惯性，和约一旦签订，两国关系即由战争状态转入和平状态，此后战胜国对战败国不得再提出有关战争赔偿的要求，提出的其它要求也需符合条约的文字和精神。

道光在南京条约签订前后，多次谕令在条约内“添注”，明确写明英国人不得住五口以外地区通商游历、尔后华商欠英商款项不得援引《南京条约》由清政府赔偿等事。于是1842.9.1，即三天后，耆英、伊里布照会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提出交涉内容十二条：

一、除广州外、福州、厦门、宁波、上海4口，英商在贸易结束后，应乘船离去，不得久住。

二、尔后华商欠英商款项，清政府只负责追，不承担赔。

三、通商五口，只许商船往来，军舰不得游弋；五口以外地区，军舰、商船皆不准往来。

四、战后中国修复各地补英军焚毁的防御工事，“实为防缉洋盗起见”，英国不得阻碍。

五、广东、浙江省、福建等处清军，若因不知和约订立而开炮，不应成为英方再次动兵的口实。

六、和约订阅之后，除舟山、鼓浪屿外，其它各地的英军须全数退出。

七、舟山、鼓浪屿英军官员应管束士兵，不得侵夺民众。

八、“此后英国商民，如有与内地民人交涉事件，应即明定章程，英商归英国自理，内民自由内地惩办，俾免衅端”。

九、犯法中国人若逃入英国货船、军舰，必须送交中国政府。

十、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四处口岸，只对英国开放，其它各国仍应照旧在广州通商，若他国有此要求，“应由英国与之讲解，俾仍在粤通商，无效生事”。

十一、各通商口岸的关税，“自照粤海关输税章程，由户部核议遵行，俾照画一”。

十二、《中英南京条约》，清政府将依旧例而加盖国玺，英国也应加盖国玺。

耆英、伊里布等人对国际法则甚为隔膜，对国家的主权和利益懵懂糊涂,也有违道光帝的意志。璞鼎查复照，“乘机”提出两项交涉：一是交于关税问题诱使耆英到广东或其它地方，讨论本属清政府可自行决定的关税税率问题（《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二是关于另订条约（《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后耆英调任两江总督，令伊里布赴粤；1843.3伊里布在广州病故。璞鼎查欲北上，道光急派耆英，6.28《南京条约》在香港换约。7.22《税则》在香港公布。两天以后，耆英才上奏全文。8月道光令户部核议，穆彰阿等奏请核准。其实已施行20天。

1843年7月22日，耆英与璞鼎查在香港议定了《五口通商章程及海关税则》并加以公布。10月8日，他们在虎门签订了《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亦称《虎门条约》。这些协定是《南京条约》的附约。英国侵略者又从中取得如下重要特权：

(1)领事裁判权。《五口通商章程及海关税则》规定，英国人在中国犯罪时，“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领事）照办。”这就破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耆英照会中的第八条：“此后英国商民，如有与内地民人交涉事件，应即明定章程，英商归英国自理，内民自由内地惩办，俾免衅端”。白白地将中国人对英人的司法审判权拱手送出。而《中英南京条约》对此实无任何规定。此前《中俄尼布楚条约》中有类似规定，但情况有所不同。当时谈判双方权力双向平等，该条规定实际等同于“罪犯引渡条约”。(2)片面最惠国待遇。《虎门条约》规定，中国将来如“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后来，中美、中法所订条约也都有同样的规定。列强依此互相援引，共享侵略权益。英国外相巴麦尊在给全权公使的训令中指出，“给予任何一个外国的优惠，应即实施于英国”；但他又指出，如果中国同意割让岛屿，可不提这一要求。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使英国获得了远胜于他国的权益。因而，《中英南京条约》对此并无规定。耆英照会中的第十条：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四处口岸，只对英国开放，其它各国仍应照旧在广州通商，若他国有此要求，“应由英国与之讲解，俾仍在粤通商，无效生事”。中国政府与英国以外国家打交道，本与英国毫无牵连，更无必要与英国就此问题进行谈判，但耆英等人不仅就此问题进行谈判，而且将璞鼎查“毫无靳惜”一语，列入《中英虎门条约》。该条约第8款称：“向来各外国商人止准在广州一港口贸易，上年在江南曾经议明，如蒙大皇帝恩准西洋各外国商人一体赴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四港口贸易，英国毫无靳惜。”这实际是通过条约形式宣布，英国不反对其他国家获得与英国在其他口岸通商的同样权益。若仅是如此，虽不合国际惯例，尚与中国无害，问题更严重的是在此后的文书上：“但各国既与英人无异，设将来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用示平允”。这就给予英国商人片面的最惠国待遇。“一体均沾”与“一视同仁”

(3)英国人可以在通商口岸租赁土地及房屋。后来通商口岸的租界就是利用这项特权建立的。(4)协定极低的海关税率。清政府从此丧失了关税自主权。《五口通商章程及海关税则》所规定的绝大部分迸口及出口货的税率，都比鸦片战争前降低了50％左右，有的甚至降低了90%。其中还规定：无论进口货或出口货，凡未列入本税则者，按货值5％或10％抽税。税率的降低，有利于英国侵略者倾销其工业品和掠夺中国的农产品，中国海关开始丧失保护本国工农业生产的作用。《中英南京条约》中文本第10款规定：各通商口岸“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由部颁发晓示”。其中“秉公议定”，是指清政府制定关税是要秉以公平的原则，而并非是后来谈判协定关税的依据。耆英照会中的第十一条：各通商口岸的关税，“自照粤海关输税章程，由户部核议遵行，俾照画一”，其中“由户部核议”并不违反中英南京条约，但“照粤海关输税章程”一语这是违反了《中英南京条约》中要制定一部新的海关则例的条款。这反映出耆英等人在进行对英交涉时，竟连刚刚制定的《中英南京条约》都没有进行认真的研究。而璞鼎查则“假充中人，诱之谈判”。双方谈判的焦点是海关税率。英方“值百抽五”，伊里布以大宗货物税率加增、冷僻货物货物税率议减为对策。结果：《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税率降低不是关健，本质是丧失了单独改变税则的权利。(5)英舰进泊通商口岸权。据此，英国得以凭借炮舰随时对清政府施加压力，并使各通商口岸在此后的中外战争中成为清政府无法设防的城市。耆英照会中的第三条：通商五口，只许商船往来，军舰不得游弋；五口以外地区，军舰、商船

皆不准往来。要求英国军舰不得前往通商口岸，这根本无需与英方交涉。璞鼎查好抓住机会在复照中诡称：“至君主水师之船，以为管束本民，必常有小船数只，随时来往各口管押”，即以军舰管束商人为由使耆英接受，结果就有《中英虎门条约》第10款规定：凡通商五港口，必有官船一只在彼湾泊，以便将货船水手严行约束，该管事官亦藉以约束商人及属国商人。于是各通商口岸成为英国军舰自由往来的码头。

2、其他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在鸦片战争中，美国曾派遣军舰来华为英军声援。《南京条约》签订后，美国派遣专使顾盛来华恫吓，声称本国政府“必须先令中国人民再罹兵 之灾”（朱士嘉编：《十九世纪美国侵华档案史料选辑》上册第13页，中华书局1959年 版）。清政府经不起恐吓，派耆英于1844年7月3日在广东澳门附近的望厦村签订中美《望厦条约》。美国在这个条约中，除了获得英国在《南京条约》中攫取的一切特权外，还有如下重要特权：(1)扩大领事裁判权的范围。增添了犯罪美侨须由美国领事逮捕，以及美国人与其他外国人在中国发生的一切诉讼，由美国领事审理，“应听两造查照各本国所立条约办理，中国官员均不得过问”等内容。(2）加强协定关税权。规定中国日后变更关税税则，“须与合众国（美国）领事等官议允”，中国无权独自修改自己的海关税则。(3)美国商船可以在五口自由转口贸易，不重征税钞。(4）美国可以在通商口岸建立教堂、医院等。(5)“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埃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

《望厦条约》订立后，顾盛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得意地说：“美国及其他国家，必须感谢英国，因为它订立了的《南京条约》，开放了中国门户。但现在，英国和其他国家，也须感谢美国，因为，我们将这门户开放得更宽阔了。”（詹逊：《美国外交史》，转引自卿汝揖《美国侵华史》第1卷第79页，三联书店1952年版）

1844年8月，法国也派专使拉萼尼来中国进行讹诈。10月24日，耆英到广州黄埔与拉萼尼签订了《黄埔条约》，法国除取得中英、中美各条约的全部特权外，又规定法国人在五口地方居住，“地段宽广不必设立限制”，条约如需“更易”，可于换约12年后“与中国再行筹议”。12月，在拉萼尼的一再胁迫下，清政府同意取消对天主教的禁令，准许在通商口岸自由传教。1846年2月，清廷更下令发还康熙年间各省旧建之天主堂，但已改为庙宇民居者除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6册第2902一2903,2964等页）。

鸦片战争后，俄国利用清政府力量削弱的时机，也加紧了对我国东北和西北地区的侵略。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前，俄国已强行侵占了我国东北黑龙江下游广大地区、库页岛许多战略要地及西北巴尔喀什湖和特穆尔图淖尔（伊塞克湖）以东以南的大片领土。1851年8月6日，俄国还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其中规定，允许俄商在伊犁和塔城设置近似于租界的贸易圈，并实行单方面的免税贸易；俄国可以派驻领事，管理该国贸易事宜，俄国商人如有违法犯罪，即交“俄罗斯管贸易官究办”，实际上享有领事裁判权。

《南京条约》签订后，西方国家如葡萄牙（1843年）、比利时(1845年)、瑞典、挪威（1847年）以及其他国家，也先后前来要求订约，争逐利权。清政府本着所谓的“一视同仁”，全行允准。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国门开始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打开。

第三节 战后十年间的中国社会

一、社会经济的变化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个历史转折点。它使中国社会性质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

鸦片战争前，中国在政治上是一个独立自主、统一的国家；战后，中国的领土开始被割裂，主权的完整遭到破坏，中国已经丧失独立自主的地位。战前，中国在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向中国倾销商品，掠夺原料，逐渐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中国逐渐被纳入世界殖民主义体系，日益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庸。

《南京条约》签订后，西方资产阶级兴奋得“好像全都发了疯似的”。璞鼎查回国后，告诉英国资本家说，他“已为他们的生意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是这样的广阔，倾兰开厦全部工厂的出产也不够供给她一省的衣料的”。《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7l页美国总统泰雷在给国会的咨文中说：“今若能将数个连贯该帝国各部分的口岸，为过去欧美人士所未曾进入者，予以开放，对于美国产品的需求之扩大，必无疑义。” 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1卷，第51页他们把大量棉纺织品和其他商品运到中国来销售，甚至把中国人根本不使用的餐具刀叉和钢琴之类的商品也大批运进来。据统计，英国输华商品总值，1837年为90多万英镑，1843年增加到145.6万多英镑，1845年竟达239.4万多英镑。在英国输华商品中，棉纺织品占有较大的比重，从1842年的70多万英镑增加到1845年的173万英镑。与此同时，美国输华商品也有显著增加。

但是，英、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华倾销商品的情景，并没有像他们所幻想的那样美好。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外国商品仍然具有顽强的抵抗作用，像潮水一般涌进来的西方工业产品在中国市场上得不到广泛的销路。英国下院一个调查中英贸易状况的委员会的报告承认：“近来同这个国家的贸易处于十分不能令人满意的状态。” 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585页1846年以后，英国对华的商品输出开始大幅度下降，每年停留在150万英镑左右。西方资产阶级又把商品滞销的原因归咎于中国的门户开放不够，于是他们便叫嚣再次发动侵略战争，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

鸦片走私仍是西方侵略者对华进行经济掠夺的重要手段。战后，清政府既不敢再谈“禁烟”，又不便宣布“弛禁”，鸦片走私实际上变成为一种公开的、畅行无阻的贸易。据英国公布的《1849年中国各口贸易报告》说：“目前中国每年鸦片销费量约为五万箱，„„其中以上海为中心的北方（按：当时英国人称广州以北地方为北方）消费量占五分之二，以广州为主要市场的南方消费量占五分之三。”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料》第1册，第420页鸦片输人量的激增，进一步激化了中国因白银外流所引起的一系列矛盾，加剧了农业和手工业的破产，劳动人民生活更加痛苦不堪。

19世纪40年代，外国商品虽然在中国不能获得广泛的销路，但在遭受外国商品冲击严重的五口通商地区，小农业与家庭手

工业密切结合的传统自然经济开始发生解体。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输出的商品主要是棉纺织品，而中国手工业的最重要的部门也正是纺织业。因此，最早遭受外国商品冲击的，便是五口通商地区的手工纺织业。在上海及其附近的松江、太仓一带，手工纺织业素称发达，但随着上海的开埠，外国棉纱棉布的源源输人，这里的手工纺织业受到沉重的打击。据时人记载：“松、太利在梭布，较稻田倍徒。„„近日洋布大行，价才当梭布三分之一。吾村专以纺织为业，近闻已无纱可纺。松、太布市，消减大半。” 包世臣：《答族子孟开书》，《安吴四种》卷26在福建厦门一带，原来这里的商人将漳州、同安的土产棉布运往宁波、上海、天津、辽宁及台湾一带销售，又在宁波等地购买江浙的棉布及其他货物运回厦门销售，生意十分兴隆。但自英国在厦门开市通商后，“该夷除贩运洋货外，兼运洋布洋棉，其物充积于厦口，内地之商贩，皆在厦门运人各府销变，其质既美，其价复廉，民间之买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由是江浙之棉布不复畅销，商人多不贩运；而闽产之土布土棉，遂亦因之雍滞不能出口”。道光二十五年福州将军兼管闽海关敬敦奏，《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在广州附近，“（顺德县）自西洋以风火水牛运机成布，舶至贱售，女工几停其半”；“（佛山）1854年后„„纺业停顿”。《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第496页

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中国输出的茶、丝等农产品的数量增加很快。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中国丝、茶的出口额迅速增长。茶的出口由1843年的1300多万斤增加到1855年的8400万斤；丝的出口从1843年的1000多包增加到1855年的56000多包。由于丝、茶等农产品的大量出口，一些地区的农民放弃粮食生产转而种桑植茶，与商品市场的联系日益密切。如浙江的南得镇辑里丝开始大量出口。湖南、福建的农民开始大量种植茶叶，他们将茶叶“卖与收购商贩，收购商贩或将茶运到通商口岸去出卖，或在当地卖与茶商，洋商又从茶商之手购买”。《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451页中国丝、茶等的生产和出口贸易，开始走上了依附外国资本的道路。

与自然经济开始解体的缓慢过程相比较，东南沿海的一些城市（主要是五个通商口岸）却于战后迅速畸形繁荣起来，其中以上海发展最快。上海地处长江出海口，交通便利，又距丝、茶产地很近。因此，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在战后就开始将经济侵略的重心转向上海。自50年代中期起，上海的出口贸易占全国出口的一半以上，取代广州而成为全国对外贸易的中心。1845年11月，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强迫清政府地方官吏议定土地章程，在上海划定一个区域作为英国人居留地。这是外国侵略者在中国设立租界的开端。1848年和1849年，美、法两国也相继在上海强行划分了租界。后来，租界制度逐渐推广到其他通商口岸。最初，中国政府对租界内行政、司法还保有干预权，后来外国侵略者逐渐排斥中国的主权，实行独立于中国的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使租界成为“国中之国”，成为他们进行政治和经济侵略的基地。在通商口岸，外国侵略者开设洋行，强划租界，享有治外法权，鸦片贩子、投机商、流氓、骗子等等蜂拥而至，成为冒险家的乐园。一个曾在中国海关任职的英国人说，上海“已经变成了无法无天的外国人们的一个真正黄金国。„„其中许多人都是属于这样一种类型的：只要有利可图，那么走私犯禁，一切都不顾忌，就是行凶杀人，也在所不惜”。莱特著，姚曾嚷译：《中国关税沿革史》第86页

外国侵略者在中国通商口岸还肆无忌惮地进行掠夺华工的罪恶勾当，英国人称之为“苦力贸易”。实际上，它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殖民主义者的奴隶贸易是同样性质的。外国侵略者以拐骗和武装绑架等卑劣手段，掠获华工，在其胸部烙上印记。他们在运往美洲各地的途中，被锁在狭小而又拥挤的船舱里，死亡率很高，幸存下来的，到国外后被强迫从事繁重的奴隶劳动，过着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从1845年在中国出现第一批契约华工起，10年之中，出口华工达巧万人以上。自1$50年以后的25年间，猛增到228万人。这项灭绝人性的罪恶贸易，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1852年n月，在人口贩子较为集中的厦门，爆发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反抗掠卖华工的斗争。另外，华工在船上暴动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鸦片战争后，在通商口岸出现了一批为外国商行推销商品和收购土货的买办商人，其中有不少是原来在广州的行商和鸦片贩子。40年代，买办商人的人数还不很多，但他们已经在社会上初露头角。由于他们与外国侵略者有密切的联系和共同的利害关系，同时他们在经济上又有相当的实力，因此开始受到清朝地方大吏的器重。如上海美商旗昌洋行的买办吴健彰，原是广州同顺行的行商，略谙英语，与外国人交往甚密，五口通商后到上海，出资捐得候补道，1848年3月奉清政府的命令协同上海道咸龄镇压青浦人民的抗英斗争。1851年，他署理上海道，成为中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的牵线人物之一。另一个由广州同孚行出身的买办潘仕成，以白银8万两捐得候补道，后来由两广总督首英委派帮同广东巡抚黄恩彤办理“夷务”，很受重视。这些情况说明，有些买办商人已开始在政治舞台上显露头角。

鸦片战争后不久，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在五口通商地区开始投资开办为其商品输出和宗教文化侵略服务的企业。1843年，英国传教士在上海开办墨海书馆；1845年，英人在广州黄埔开办柯拜船坞，美国传教士在宁波开办美华书馆；1850年英人在上海创办《字林西报》；此后，英、美又在上海、厦门接连开办几个船舶修理厂、印刷厂、药房、打包厂等。这些企业雇佣了中国工人，中国最早的一批近代产业工人出现了。这个时期，中国产业工人虽然刚刚出现，人数不多，但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显示了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化。

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人，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反对外来侵略的爱国热情更加高涨。广东人民在战后十年间，对英国侵略者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反对英国在广州强行租地的斗争，以及反对英人进入广州城的斗争。他 们提出了与英国侵略者“不共戴天，誓灭英夷”的豪言壮语，十分痛恨官僚卖国，“赃官误国，甘丧廉耻，从夷所欲，天实厌之”。他们认识到：“惜身家亦惜土地”，“保土地即保身家”，《广州乡民于十三行口晓谕英夷示》，《鸦片战争》第4册，第16页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保家卫国。在侵略者面前，人民群众崇高的爱国思想同清朝统治者妥协媚外的投降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反对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是农民战争的主要任务。战后，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人民身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从此，中国人民肩负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任务。中国历史进入了民族民主革命时期。

二、思想与学风的转变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

在封建士大夫集团中，一些有识之士继承并发展了明清之际讲求“经世致用”的传统，反对脱离实际，反对崇尚空疏，注意研究现实问题，主张向西方学习，倡言改革，以达到强国御侮的目的。他们的思想和主张，代表了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新思潮。著名代表人物除林则徐外，还有魏源、姚莹、徐继舍、梁廷桥等。

魏源（1794-1857年），字默深，湖南邵阳人。1844年中进士，历任知县、知州。1814年到北京从刘逢禄学习公羊春秋，后与龚自珍齐名。他讲求经世致用，对当时思想界中占统治地位的宋学（理学）和汉学（考据学）进行了批判。魏源曾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延聘，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又助两江总督陶澎、江苏巡抚林则徐筹议槽运、水利、盐政诸事。他在鸦片战争前即认为鸦片贸易是使中国民穷财尽的重要原因，主张严禁鸦片输人。鸦片战争期间，他在两江总督裕谦幕府中，参与筹划浙东的抗英斗争。《南京条约》订立后，他撰《圣武记》，历述清王朝过去武功上的胜利，用意在与当时军事上的颓势相对照。又根据《四洲志》及其他中外文献资料，综述各国历史、地理及中国应采取的对外政策，编写成《海国图志》一书，初版50卷，后增为100卷。

魏源和龚自珍一样，主张变法革新，认为“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筹磋篇》，《魏源集》下册，第432页“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在对外国侵略的问题上，魏源反对当权派的闭塞无知和盲目自大，批判他们拒绝吸取西方国家的“长技”和把机器看作“奇技淫巧”的顽固保守思想。从抵抗外国侵略、维护民族独立的愿望出发，魏源提出了有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即向西方学习的新课题。

魏源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富强，除因为拥有装备精良的军队外，更重要的是由于建立了一套近代化的工业。中国要想强盛起来，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养兵练兵之法，也应当着手建立近代工业。因此，他建议设立造船厂和火器局，制造各种轮船和机器，并允许民间自由设厂。他强调在发展近代工业时，应“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并相信中国人完全有能力把祖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兴盛的国家。

在《海国图志》中，魏源还介绍和评说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他认为西方政治制度的优点在于：废除了世袭制和终身制，打破了封建的家天下的局面；议员和总统皆自下而上地由民众选举，议会对于来自民间的意见，“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三占从二，舍独循同”。《外大西洋墨利加洲总叙》，《海国图志》（百卷本）卷59这在当时是很有胆识的。

魏源编写《海国图志》，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正如他自己所说，是“创棒辟莽，前驱先路”，对以后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较大影响。《海国图志》传人日本后，对日本的学术和政治也产生过不小影响。

姚莹（1785-1853年），字石甫，安徽桐城人。嘉庆进士。道光初年，他结识了林则徐、魏源等人，私交颇厚。鸦片战争期间，他任台湾道员，严禁鸦片人口，积极组织抗英斗争。《南京条约》签订后，他的抗英活动被诬告为“冒功欺阁”，被贬官四川。

早在鸦片战争前夕，姚莹即已注意时事与世界大势。战争的失败，使姚莹在思想上产生了巨大的震动。他说：“失人心，伤国体，竟至不可收拾，是不能无恨耳。” 姚莹：《东溟文后集》卷8，第4页怀着悲愤的心情，他努力寻求抵抗外国侵略之策。1845年，姚莹撰写的《康輶（you，古代轻便车）纪行》一书问世。该书不仅对西藏的地理、历史、政治、宗教、风俗习惯等作了考察，而且对英、俄等国的情况作了探讨。书中揭露了英、俄侵略中国的野心，建议清政府加强沿海与边疆防务，以反抗外国侵略。他认为要抵抗外国侵略者，就必须了解敌情，知己知彼，以立于不败之地。因此，他多年致力于研究世界各国情况，“欲吾中国童雯皆习见习闻，知彼虚实，然后徐图制夷，是诚喋血饮恨而为此书，冀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免青沦于鬼域”。姚莹：《东溟文后集》卷8，第11页他很强调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还介绍了英国的资产阶级议会政治。虽然他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了解很肤浅，然而他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和主张，在当时是先进的。

徐继畲(1795-1873年)，号松完，山西五台人。道光进士，历任按察使、巡抚等职。由于在广东、福建做官多年，徐继畲有机会接触一些外国人，广泛搜集西方书籍，“于域外诸国地形时势，稍稍得其涯略”。①1848年，他撰成《瀛环志略》10卷。与《海国图志》一样，瀛环志略》也是近代中国人系统介绍世界史地知识的名著。其中对亚洲、欧洲和北美洲的介绍尤为详细，对中国人很少了解的南美洲、大洋洲和非洲也都有所记述。徐继舍还在书中对欧美民主政治制度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并给予称赞，他说：“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②这在当时是难得的进步思想。

梁廷枏(1796-1861年），字章冉，广东顺德人。曾任澄海县训导等职。鸦片战争期间，他热情支持林则徐领导的禁烟运动和抗英斗争。梁廷桥在鸦片战争前即注意“采集海外旧闻”，探究西方国家“岛屿强弱，古今分合之由”。③1844年后，他陆续撰成《耶稣教难人中国说》、《合省国说》、《兰吝偶说》、《粤道贡国说》,1846年合刊为《海国四说》。合省国即美利坚合众国，兰吝即英国首都伦敦，此处泛指英国。《合省国说》和《兰吝偶说》就是对美国和英国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情况的简要记叙，而于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介绍尤多。这有助于当时中国人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面貌的了解，开阔人们的视野。

鸦片战争前后，清朝国势日衰，边疆局势趋于严重，于是主张经世致用的学者，多究心边疆历史、地理的研究，写出专门的著述。张穆、何秋涛在这方面作出了贡献。张穆（1805-1849年），字石洲，山西平定人。他研究了蒙古各部的地理位置和前代在这一地区的设施，写出有名的《蒙古游牧记》一书。他死的时候，书尚未定稿，由何秋涛补辑校印，共16卷。何秋涛（1824-1862年），字愿船，福建光泽人。道光进士，授刑部主事。他认为中国跟俄国接壤，一直缺乏有关这一广大地区的专书。他研究了中国蒙古、新疆、东北地区的历史和地理，并注意了中俄关系问题，编成《北激汇编》（即《朔方备乘》}80卷。

鸦片战争的失败，激发了许多学者来记述这次战争的经过，探讨清政府在战争中失败的经验教训，以唤醒人们抵抗外国侵略的意志。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是系统记述鸦片战争史实最早的一部著作。梁廷拼的《夷氛闻记》五卷，也是记载这次战争经过的，尤详于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和《南京条约》签订后广东等地人民继续坚持反英侵略斗争的事迹。此后，夏燮编撰了《中西纪事》一书。夏燮(1800-1875年），字谦甫，安徽当涂人。鸦片战争后，出于对国家命运的关心，遂编撰是书。这些著

作都表现了反对外国殖民主义侵略，揭露清政府的腐败和对外妥协投降，称颂中国军民的反侵略斗争的爱国主义思想。

林则徐、魏源等人的工作，开创了新的研究风气，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是时代变动在文化领域里的反映。

在文学方面，鸦片战争后的爱国主义作品是丰富的。如诗歌，著名的作者有魏源、张维屏、张际亮等。魏源的《寰海》诗，歌颂三元里人民“同仇敌汽”反抗英国侵略军，斥责清政府官僚的妥协投降。张维屏（1780-1859年），字南山，广东番禺（今广州市）人。道光进士，历官知县、知府等。以善诗闻名。他的《三元里》诗，描写了三元里群众抗英斗争的雄伟声势，英国侵略者在英勇的中国人民面前丧魂落魄的丑态；《三将军歌》则歌颂了葛云飞、陈连升、陈化成“捐躯报国”的英雄人物。张际亮（1797-1843年），字亨甫，福建建宁人。以诗名于时。他的《东阳县》诗，谴责英国侵略军在宁波奸淫掳掠的残暴罪行，揭示人民群众所遭受的灾难和痛苦。民间的揭帖和歌谣，以通俗朴素的语言和尖锐鲜明的思想，痛斥外国侵略者和清朝统治者，鼓舞人民起来反抗，富有战斗性和鼓动性。

在科学技术方面，吴其浚、邹伯奇和郑复光都是有成就的。吴其浚（1789-1847年），字渝斋，河南固始人。他汇集古代有关植物的文献，成《植物名实图考长编》22卷，共收植物838种。又根据自己的观察和访问，成《植物名实图考》38卷，共收植物1714种。这是我国近代植物学上的重要著作。邹伯奇（1819-1869年），字特夫，广东南海人。精于天文、历算及地理、测量之学。他在总结中国关于几何光学成就的基础上，成《格术补》一书，进一步用数学方法，表述了关于反射镜、透镜、透镜组等成像规律，以及关于眼镜、望远镜、显微镜等光学仪器的基本原理。郑复光（？一1846年），字元甫，安徽款县人。他著有《镜镜伶痴》一书，把我国和西方的光学知识系统起来，阐明了望远镜、放大镜和各种透镜的制造及应用原理。他又著文说明蒸汽轮船的结构原理，并附有详细的图样，这是中国人研究近代轮船的开始。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也介绍了蒸汽机、火轮船等西方新式器物的原理和制造方法。

第二章 太平天国与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一节 太平天国前期的发展

一、太平天国起义的爆发

1、鸦片战争后社会危机加深和矛盾激化

（1）人口激增与社会危机。清中朝以来人口增长的趋势。1851年全国人口增至4.31亿，达到清朝人口前所未有的高峰。人口激增的严重后果：第一，人均耕地面积下降，全国1851年前后为1.75亩/人，广西1851年为1.15亩/人。第二，土地价格昂贵，土地兼并加剧，自耕农减少，地主经济加强。第三，游民增多，游民与秘密社会组织。第四，封建剥削加重。大量自耕农失地而使有田户人均赋税负担加重，地主提高地租率。贫困与社会动荡。

（2）清朝统治衰弱加剧与各种矛盾的激化。清朝官僚政治贪污腐败的加剧。战后鸦片走私更加猖獗，鸦片进一步泛滥与社会风气的进一步败坏。战败近3000万两白银的赔款与财政问题。19世纪40、50年连年的水灾、旱灾、蝗灾。下层民众面对贫困与灾难而奋起抗争。鸦片战争后10年间，民变叠出，汉、壮、苗、瑶、回、藏等各族人民的起义和暴动达100余次。

（3）19世纪40、50年代两广社会的动荡。对外贸易中心逐渐北移上海对华南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战后加剧的民夷冲突。鸦片走私与贩烟奸民。海盗与三合会。土客之争与仇杀、械斗。战时被雇乡勇、水勇被遣散，另外，下层民众与地主士绅在抗英斗争中结成的联盟随着阶级矛盾的激化趋于瓦解，从而大大削弱了地主绅士通过社学，团练以及宗族等组织控制社会的能力。1840年曾参加过三元里抗英斗争的颜法长、周春等人后来都成为天地会的骨干和首领。

1847年前后雷在浩、李沅发起义与1850年后广西多民族杂处，土客争斗私匪、会滋生的社会混乱状况。社会的军事化趋向，形形色色的武装集团在农村到处出现，广西天地会组织“堂”、“艇军”，乡绅拢络乡民组成防御联合组织“团”，客家人与团、堂势力的对立与冲突。

两广社会的混乱、动荡、分裂。地方政府统治力量的软弱。

2、洪秀全与金田起义

（1）洪秀全反清革命思想的形成

洪秀全（1814-1864）的身世。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与1847年前的传教活动。1836年洪广州应试不中得基督教士梁发编《劝世良言》，1843年最后一次应试不中后，阅读此书，拜上帝除偶像，冯云山、洪仁玕入教。1844—1846年：洪、冯外县传教到广西，洪1845—1846回到广东教书、传教、著述：《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宗教情怀，救世使命。

1847年洪秀全重游广西，开始走上反清革命道路。1847年洪曾去广州罗孝全处受洗但未成。洪转向革命的原因分析：（1）冯云山在广西传教的成功对洪的深深触动。1844—1847年冯在桂平创立组织“拜上帝会”：2000多人的规模，拜上帝，尊领袖“洪先生”。（2）洪主观思想条件。异端思想、“上帝”观念，救世主意识。（3）到广西后，当时广西复杂的社会矛盾，处处争斗对抗的形势为他实由此及彼的转变提供了客观条件。

“自教人拜上帝之时，数年未见动静。自道光廿七八年之上下，广西贼盗四起，扰乱城镇，各户多有团练。团练与拜上帝之人，两有区别，拜上帝人与拜上帝人一和（伙），团练与团练一和，各争自气，各逞自强，因而逼起。“（《忠王李秀成自述》影印本）

反映洪这种转变的，是写出于这一时期的《原道觉世训》和《太平天日》。（《原道光世训》写作年代误以为是1845—1846年，实际应于1847—1848年，但确切时间至今未明——王庆成。）《原道觉世训》与《太平天日》的内容：

《原道觉世训》洪秀全撰。1852年编入《太平诏书》刊行。现收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一册。书中将社会划分为两个根本对立的阵营，并指明斗争的目标。文中认为，“皇上帝”与“皇上帝子女”是“正”的一方；“阎罗妖”及其“妖徒鬼卒”是“邪”的一方。皇上帝为“至尊至贵之真神”，“明明白白保佑人”，而阎罗妖则系“老蛇妖鬼也，最作怪多变，迷惑缠捉凡间人灵魂”，犯下“反天之罪”。正与邪两个阵营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阎罗妖乃“天下凡间我们兑弟姊妹所当共击灭之惟恐不速者”。这实际上反映了现实世界农民同地主两个阶级的对立，并向农民发出了奋起反抗以清朝皇帝为首的封建统治

者的号召。

《太平天日》 太平天国刊刻的书籍之一。洪仁玕撰。1862年（同治元年）刊行。所记起于1837年（道光十七年）洪秀全的病中异梦，（书中说，1837年洪秀全因积愤而生了一场大病，曾被天父上帝所派天使接上天去，上帝向他“指点凡间妖魔迷害人情状”，命他战逐混在高天的妖魔。他在天兄耶稣与众天使的帮助下，砍了无数妖魔，上帝遂封他为“天王”，鼓励他下凡诛妖救世。）迄于1847年捣毁广西象州甘王庙事，是一部记述金田起义前洪秀全早年历史的重要文献，为今仅存的太平国自编史书。原刻本封面题“此书诏明于戊申年冬”，即其内容在1848年冬已由洪秀全宣布。现收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二册。

《太平诏书》：洪秀全撰，1852年（咸丰2年）太平天国刊行。由《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合编而成。现收入《中国近代史资料从刊·太平天国》第一册。

拜上帝会1848—1849年与本地乡绅团练势力的冲突斗争。冯云山被捕与杨秀清“天父”下凡，萧朝贵“天兄”下凡。拜上帝会形成以洪为核心的领导集团。

拜上帝教与拜上帝会。（2）金田团营与金田起义

大约在1850年6月，随着起义时机日益成熟，洪秀全便发布总动员令，号召各地会众于是年秋到桂平金田村参加“团营”。金田团营，就是把各路起义者聚集到金田。各地会众多把田产、房屋变卖，扶老携幼，成群结队到指定地点集中，前往金田村，先后参加团营的会众有2万人左右。在团营时，会众按照性别分开编入军事组织，五人为一伍，五伍为一两，四两为一卒，五卒为一旅，五旅为一师，五师为一军。《周礼》军制。实行男女别营，这有利于保持会众的旺盛斗志。他们还按照同衣同食的规定，把变卖家产所得的现金及其他财物都交“圣库”，全体衣食俱由公款开支，一律平均，人人不得私有财产。这种圣库制度，是拜上帝会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所采取的一项重大措施，藉以保证起义队伍生活上和军事上的需要，并维持内部的团结与严明的纪律，使会众的斗争决心愈加坚定。

当时，清廷对广西的局势颇为关注。由于道光帝已于1850年2月死去，其第四子奕詝继位，决定次年改元咸丰（1851一1861）。咸丰帝为了稳定广西政局，先后任命向荣为广西提督、林则徐复为钦差大臣赶赴广西前线。可是，林则徐于1850年11月病卒于广东普宁县途中，咸丰帝只得改派李星沅为钦差大臣，前往广西进行镇压。

金田团营，即把各路起义者聚集到金田，这是一个较长时间的过程，远近不同的战斗实际已经开始了。已经组编成军的拜上帝会众，奋力同前来进犯的清军展开战斗。12月27日，他们在平南县思旺圩大败清军；1851年1月1日，他们又于金田附近的蔡村江之战中大获全胜，杀了副将伊克坦布。“迎主之战”。1851年1月11日，起义军庆祝洪三十八岁生日。洪秀全率众在金田宣布起义，“万众欢腾”（《太平救世歌》，《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1册第240页。）建号太平天国，蓄发易服，起义军称太平军。洪秀全发布五条简明的军纪：“

一、遵条命；

二、别男行女行；

三、秋毫莫犯；

四、公心和傩，各遵头目约束；

五、同心合力，不得临阵退缩。”（《天命诏旨书》，《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1册第63页。“和傩”系太平天国经籍中的方言，摊读如挪，意谓共同商量、意见一致、关系融洽。）

金田起义的继续。（王庆成）迂回作战。1月13日，太平军东出，一举占领大湟江口，收编了天地会罗大纲与苏三娘的部队。太平天国与当地天地会的关系（拜上帝，遵条规）。罗大纲、苏三娘，张钊、田芳、张嘉祥（张国樑）。

金田起义之前，清政府对拜上帝会的情况并不了解，认为是“乌合之众”，把主要力量用来镇压天地会起义。钦差大臣李星沅奉命进入广西时，金田起义已经爆发，才发现太平军“实为群贼之尤”，不得不据实上报，并主张“聚集精兵，全力攻剿”。李星沅从广西、广东、云南、贵州、湖北、福建等省调集清军1万多人前往桂平，向荣也亲临前线领军攻打大涅江口，但在太平军的奋勇反击下，接连败北。3月，太平军转攻武宣县，天王洪秀全在东乡正式登极。而后他封杨秀清为左辅正军师、领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右弼又正军师、领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前导副军师、领后军主将，韦昌辉为后护又副军师、领右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

5月，李星沅病死于武宣前线。清廷派大学士赛尚阿为钦差大臣、督办广西军务。广州副都统乌兰泰帮办军务，指挥清军继续围攻太平军。太平军主动从东乡拔营，进入象州境内，不久折回桂平，在紫荆山区一带驻扎。9月中旬，他们东进平南，在官村击溃向荣所部，1851年8月太平军攻占永安城。

二、太平军初期的发展和军事上的胜利

1、攻占永安与永安建制

1851年9月中旬，太平军东进平南，在官村击溃向荣所部，乘胜前进，于25日攻占永安州（今蒙山县），首次占据了城市。在永安期间，太平军进行休整补充，并从军事、政治等方面加强建设。首先整饬军纪。其次分封诸王。12月17日，洪秀全颁布诏令，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以上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天命诏旨书》）第三，制礼作乐。洪秀全宣布《太平礼制》，《太平礼制》太平天国所刊书籍之一。有两种刻本。一为1851年（咸丰元年）刻本，次年再刻；一为1858年（咸丰八年）刻本，近人或称此为《太平礼制续编》。前者载王世子、东、西、南、北、翼五王及丞相至两司马称呼的礼制。后者内容较前详细，增添名称甚多。现收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一册。其中规定一套严格尊卑的等级制度和庸俗烦琐的礼仪制度。还颁行了《天历》，《天历》亦称“太平新历”。太平天国历法。冯云山创制。1852年（咸丰二年）起施行于太平天国区域。每年366日，分为12月，单月31日，双月30日，不设公历之闰年，不置阴历之闰月，不计朔望，十二节（如立春、惊蛰等）放在各月月首，十二气（如雨水、春分等）置于各月月中。用太平天国名号纪元，以干支纪年、月、日，地支中的“丑”“卯”“亥”改为“好”“荣”“开”，星期顺序仿照西法。删除旧历书上的祸福休咎吉凶宜忌等，认为“随时行事皆大吉大昌”。据考证，天历纪日的干支与礼拜日分别比旧历纪日干支和公历的礼拜日提早一天。每年比回归年多约18小时，且规定每隔四十年一加，每月33日，是其缺点。1859年，洪仁歼改订历法，称“天国新历”，删每隔四十年一加的规定，确定每四十年一斡旋，斡之年每月28日，节气俱14日，于是每年平均为365.26日，同回归年大致

相等。第四，清除内奸。杨秀清假托天王下凡破周锡能反叛案件。

太平军在永安停留半年之久，尚无明确的战略计划，时围城清军已增至3万多人，城中又几乎弹尽粮绝，1852年4月5日深夜，太平军遂突围北上。4月8日，太平军在平冲、旱闪电战、崩冲一带打败乌兰泰所部官兵，甩掉追敌。4月18日，太平军攻打省城桂林，由于城坚敌众，一月未下，便转占兴安。6月3日攻克全州。在战全州时，冯云山不幸中炮负伤，不久蓑衣渡去世。

太平军随即出广西入湖南。

2、转战两湖

6月12日，太平军进占道州（今道县），他们在此扩充队伍，制备军火；还分兵攻取江华和永明（今江永）同时，以杨秀清、萧朝贵的名义发布了《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和《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等三篇檄文。（《颁行诏书》，《太平天国》资料丛刊）文中痛斥清政府的滔天罪行：“纵贪官污吏，布满天下，使剥民脂膏”，“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富儿当权，豪杰绝望”。申明太平军起义的目的是“上为上帝报瞒天之仇，下为中国解下首之苦，务期隶清胡氛，同享太平之乐”。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各各起义，大振旌旗”，奋起反清。

8月，太平军弃道州，占领郴州。在道州与郴州等地天地会及劳动群众有五六万人前来参加太平军，其中有挖煤工人数千人，由他们组成土营，专开地道轰城，在以后的攻坚战斗中发挥很大的作用。

9月太平军利用长沙空虚之际，洪杨派萧朝贵带领二千人左右部队从陆路间道攻打长沙，但由于大队未跟进，萧部偏师攻城未克，萧朝贵攻城中炮负重任后去世。9月底太平军主力虽随后赶到猛攻长沙城，但由于敌援增加而战机已失，久攻不下。长沙战役之后，太平军军事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12月太平军从长沙撤围北上。12月上旬，克益阳，取岳州（今岳阳），缴获了大量粮食、军火和船员踊跃加入，组成水营。从此，太平军有了一支庞大的水师。这对后来进军长江中下游有重要意义。

1852年底，太平军由岳州进入湖北。水陆两路，沿江而下，连克湖北重镇汉阳、汉口，围攻武昌，1853年1月12日，攻克武昌。这是太平军第一次占领省城。入城之后，他们下令“官兵不留，百姓勿伤”，且表明吊民伐罪的志向。广大群众争先捐献财物，以充军用；又纷纷参军，使太平军迅速壮大。清廷急命向荣为钦差大臣专办两湖军务，两江总督陆建嬴为钦差大臣驻防江西、安徽、江苏，署理河南巡抚琦善为钦差大臣防守河南，妄想阻挡太平军。

3、定都南京

太平军在武昌停留了将近一个月。1853年2月，洪杨决定放弃武昌，沿江东下，连克九江、安庆、芜湖、和州。3月8日，兵临南京城下。3月19日，太平军攻破南京外城，斩两江总督陆建瀛，20日克内城，杀江宁将军祥厚。占领南京。太平军把南京改称天京，正式建立了政权。1853年3月29日，天王洪进入金陵，以两江总督衙门为天王府。接着，太平军又攻占镇江、扬州，巩固了天京的外围。

太平军转战两年多，队伍扩展至号称百万大军（实际能战部队10多万人），驱驰6省，奠都天京，取得了重大胜利。这是因为他们反对清朝封建统治的宗旨与措施，表达了贫苦人民的迫切要求；他们纪律严明，维护了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从而赢得了广泛的拥护和支持；他们组织严密，战斗力强，又有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能够克敌制胜。此外，清军矛盾重重和懦弱无能，也为他们的成功提供了客观的条件。

1、北伐和西征

太平军当时号称的、实际能战之兵不过十万余人。以这样一支部队对付近在咫尺的江南、江北大营，在兵力上自然处于压倒优势。但与全国八九十万清军相比，太平军仍处于劣势。其次，这时清王朝仍控制着全国政权和绝大部分人力、物力与财力；而太平天国仅控制金陵附近一隅。因此，就全国形势而言，敌强已弱基本态势并未改变，太平军仍处于被围剿的状态。可是，太平天国的领导者洪等缺乏战略头脑，在面临重大战略转变（即由长驱直进、流动作战到定都立业）的时候，过高地估计自己，竟认为“我天王奉天伐罪，除暴救民，迅扫辟魔，妖氛几尽”，因而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作出了一些不正确的决策。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洪等决定采取固守天京，同时分兵北伐与西征的战略。于是将全军分为三支：东王为全军统帅，总管全部军事，领重兵留守天京，并在镇江、扬州等地分兵驻守，与天京互为犄角；二是编组北伐军，企图以劲旅疾趋北京；三是组成西征军，拟迅速夺取皖、赣、两湖等地。这个战略是不符合当时主客观条件的，它使太平军在多个遥远的战略方针和漫长的战线上分兵与强敌作战，顾此失彼，为清军各个击破。

北伐（1853年5月—1855年5月）：北伐军由天官副丞相林凤翔、地官正丞相李开芳等率领挥军北上北伐军共两万余人，从扬州出发，经安徽、河南，渡黄河，转山西，长驱直入直隶，震撼了清朝的统治中心。但是没有以消灭清军有生力量为主，所到之处也没有充分发动群众，孤军深人，供给困难，兵力消耗太大，转入守势。天京派出的北伐援军虽然进抵山东临清，又为清军所阻，两军未能会合。北伐军血战两年最后失败。

西征（1853年6月—1856年3月）：西征军由夏官副丞相赖汉英等率领战一船千余艘，溯长江西上，重新夺取安庆、九江、武汉,控制长江中游。1854年，当西征军到达湖南湘潭时，遇到曾国藩湘军的顽抗。湘军于同年2月从衡州出动，当时曾国藩发出了《讨粤匪檄》一文（曾国藩：《讨粤匪檄》，《曾文正公全集》文集第3卷第49,50页），攻击太平天国使“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是“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竭力鼓动地主士人应“赫然奋怒”，起来“卫道”，参加镇压太平军的战争。3月，湘军占据岳州。太平军进行反击，于4月夺回岳州，又在靖港击败湘军水师，曾国藩羞愤投水自杀，被部属救起，逃回长沙。同时太平军又取得湘潭，准备从南北两面夹攻长沙。但是，太平军在湘潭遭到湘军猛攻，损失巨大，被迫撤退，北返靖港，再退岳州。1854年7月，经过两个多月休整补充的湘军自长沙北上，对岳州发动进攻。太平军水陆连败，放弃岳州，退守岳州北面的城陵矶，8月撤往武汉。湘军在后跟追，进入湖北，于10月陷武汉，名声大噪。清廷赏曾国藩兵部侍郎衔，办理军务。在城陵矶和武汉的失利使太平军失掉长江上的水师优势。1855年1月，杨秀清派翼王石达开增援西征战场，在湖口、九江一带连败湘军，迫使曾国藩龟缩到南昌，又取得重大胜利。太平军通过三年的西征，终于使太平军控制了安徽、江西、湖北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夺回了安庆、九江、武昌这三大军事据点，控制了长江中游，为屏障天京、进行长期战斗打下基础。

太平军破清军江北、江南大营：太平军在西征取得胜利的形势下，燕王秦日纲与冬官正丞相陈玉成、地官副丞相李秀成联合镇江守将吴如孝内外夹击，大败清军，并乘胜于1856年4月3日攻破清军江北大营，钦差大臣托明阿逃走。太平军进克扬州、浦口，6月1日在高资再败清军，江苏巡抚吉尔杭阿自杀。不久石达开率军从西征战场回师，与秦日纲会合，于1856年6月20日摧毁天京城外清军江南大营。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向荣败往丹阳，后自缢毙命。

太平天国在军事上发展到全盛时期。

三、太平天国的制度和政策

1、《天朝田亩制度》

《天朝田亩制度》是1853年下半年太平天国颁布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它以解决土地问题为核心，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各方面的具体政策。

它主张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平分土地。“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丰荒相通”，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平分土地的具体办法：土地按年产量分为九等，上上田（即第一等）亩产1200斤，以下每减100斤降低一等，下下田（即第九等）亩产400斤，然后以户为单位，按人口多少平分；16岁以上男女分全份，15岁以下者得半份，杂以九等，好坏各半。它规定每25家为一两，设两司马一人，负责行政、司法、生产、分配、军事、宗教、教育等事，农民都要参加农副业生产劳动如种田地、种桑、养蚕、织缝衣裳，每户养五只鸡、两头猪，还要在农隙时从事“陶冶木石”等业。每两设一国库，规定每户农民要将每年收获所得的农产品，除留足全家粮食到新谷接续时外，其余都归国库，不得私有，“凡麦、豆、芋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两中各家的“婚娶、弥月、喜事”等按一定标准从国库开支，鳏寡孤独病残者由国库供养。

《天朝田亩制度》坚决地否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强烈地反映了农民获得土地以摆脱贫困实现温饱和幸福的要求，不愧为农民战争史上最光辉的文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北华捷报》曾对此评论说：“这个样本是异常可嘉的。„„起义政府制定的条文对整个社会中的每个成员都表现出关心，它的最基本原则是保护他们人民的安康，这使得那些欧洲所谓文明政府为自己的疏忽而感到羞愧”。

当然，这个文件有其局限性。它提出的分田办法，不是从各地的实际情况出发，而是在纸上作平均主义的规定，企画在小农经营的水平上，采用简单平分一切社会财富的措施，废除私有制，达到“处处平匀，人人饱暖”的理想，只不过是农民小生产者的一种幻想。同时，它将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起来，强化自然经济结构，遏制甚至取消商品交换，维护划一而低下的生活水平，势必同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背道而驰，侵害一些农民的利益，挫伤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向前发展。

绝对平均主义的方案既然无法施行，太平天国领导人只得在当时社会条件所允许的范围内采取较为可行的措施。《天朝田亩制度》颁发不久，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提出“照旧交粮纳税”，经洪秀全批准，定为政策施行，表明太平天国承认地主仍然占有土地，并允许他们继续收租，按照旧章交粮纳税。

这一政策虽然没有触动封建土地所有制，但并不排除对封建势力的冲击。在太平天国占领地区，有些官绅地主和庵观寺庙的田产被没收，有些地主被杀或逃亡，原来耕种这些地主和庵观寺庙土地的农民，遂将租田据为己有，不再纳租。留下来的地主豪绅也失去往昔权势，许多佃农在太平天国运动的鼓舞下纷纷行动起来，拒不交租或少交地租。例如，1853年冬在天京附近，佃农仅“交长毛钱粮，不复交田主粮”（汪士铎：《乙丙日记》卷2第19页）；在安徽芜湖，前江南河道总督潘锡恩所有的2126亩田地，自太平军占领该地后，“籽粒无收”。（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第116-117页）太平天国还对地主豪绅加重征税，对农民群众则减轻负担，较为贫苦而无力完纳者甚至免征。所以，在实行这一政策过程中，地主阶级受到打击，农民生活有所改善，农业生产得到发展，太平军的军事斗争也获得有力支援。

2、政权建设（军政合一）

建都天京后，太平天国的政权组织进一步完善。

太平天国最高领导为天王，以下设王、侯等爵位，又设丞相、检点、指挥、将军、总制、监军、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等11级职官。职官文武不分，军政兼管。

中央行政机构有丞相至将军各级职官，称“朝内官”。但因东王杨秀清执掌军政大权，所以东王府实际上成为总理国务的行政机关，东王府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是分管各部的主管官员，丞相仅有其名。各级官员有事，除奏请恩赏可直达天王外，军政大事都要先汇总于东王，经他裁处，再行上奏，由天王最后决断。

地方行政分省、郡、县三级。省级官员没有明确规定，多为王侯兼任。郡设总制，州县设监军，都由中央委任，称为“守土官”。县以下设军帅至两司马等职官，这些职官一般由各地公举或由上级官员委派本地乡人担任，叫做“乡官”。从《天朝田亩制度》可以看出，太平天国是仿照其军队编制把居民组织起来的。以五家为伍，设一伍长；五伍为两，设一两司马；四两为卒，设一卒长；五卒为旅，设一旅帅，五旅为师，设一师帅，五师内军，设一军帅，一个军帅管理13156家。每家出一人为伍卒，有警时“杀敌捕贼”平时则“耕田奉上”。这是一种军政合一的组织。各级乡官的职责是清查户口、安抚难民、征收赋税、供应军需、维持治安、协助作战与管理诉讼等。因此，乡官制度的推行，对巩固政权、稳定秩序与支持作战等方面都起了很大作用。不过，乡官的成分比较复杂，一些地方出现了地主士绅充任各级乡官的现象。

3、各项政策措施

太平天国在天京曾推行其军队中所实行的一套办法，废除私有制，居民的财物概归圣库，日常生活必需品均由圣库按规定标准供给。居民按性别分别编入男馆女馆，虽夫妻也不得同居；老弱病残编入牌尾馆。私营商业也被废除了。这些管理城市的办法，显然不符合当时社会的发展趋向，所以不久又只好改变。凡愿经商者，可到圣库领取本钱，开店营业，由天朝发给“文

凭”，这种官营性质的商店，也只能维持短暂时间，后来不得不准许私人经商，并在城外设立买卖街。太平天国把手工业者按其技艺分别编入诸匠营和百工衙，集中生产，统一经营管理。天京诸匠营可考的有土营、木营、金匠营、织营、金靴营、绣锦营、镌刻营等七种，专管生产、制作；百工衙的种类很多，如军事工业有典炮衙、战船衙、弓箭衙等，食品工业有豆腐衙、酱人衙等，除生产外，兼司收发分配。诸匠营和百工衙的产品不经过市场进行交换，而由政府统一分配给各个单位。这对保障供给、支援前线战斗曾经起过重要作用，连清方也道：“百工技艺，各有所归，各效其职役，凡军中所需，咄噬立办。”（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3册第117页）不过，这种在手工业基础上实行官营和平均主义分配的办法，生产者除吃穿外别无报酬，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妨碍生产者积极性的发挥，因而不可能长期推行下去。1855年初，太平天国允许天京居民恢复家庭生活，承认私人经营工商业，天京的社会组织和生活秩序逐渐复原了。

关于妇女政策方面，《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妇女与男子同样可以分得土地。“凡天下婚姻不论财”，革除买卖婚姻。妇女还同．样可参加听“讲道理”等社会活动。太平天国设有女军和女官，下过解除缠足令，并严禁娟妓、蓄婢等贻害妇女的歪风恶习。这些措施使妇女在某些方面冲破了封建制度的传统束缚，在经济、政治与军事各方面作出了不少贡献。当然，太平天国的妇女政策尚有缺陷。例如，他们宣扬“妻道在三从，勿违尔夫主”（《幼学诗》，《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1册第233页）之类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其领导人还因袭了封建统治者的多妻制，表明他们无法摆脱封建影响。

在思想文化领域，太平天国对以孔学为中心的封建文化进行猛烈冲击。定都天京后，他们宣布“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黄再兴：《诏书盖玺颁行论》，《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1册第313页）“凡一切妖书如有敢念诵教习者，一概皆斩。”（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3册第232页）在太平天国辖区内，出现一个搜禁焚毁“妖书”的热潮。从这种对传统典籍的毁弃中，可见太平夫国冲击封建文化的激烈程度，也反映他们不懂得对古代文化遗产应该批判继承的道理。太平天国对封建科举制度也作了一些改革。“无论何色人，上至丞相，下至听使，均准与考”（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4册第721页），废除门第、出身等限制。考试题目出于《天命诏旨书》 太平天国所刊书籍之一。1852年（咸丰二年）刊行。辑录天父（代言人杨秀清）、天兄（代言人萧朝贵）于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在贵县、1851年（咸丰元年）在东乡至永安等地下凡的圣旨，与洪秀全从金田至永安等地，以及次年在永安、长沙发布的诏旨，以便太平军“通军熟读记心，免犯天令”，“识法忌法”。1853年刻本中，最末收有同年的天王诏旨。后太平天国定为教育课本。现收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一册。等书，“不本《四书》、《五经》及子史文集”（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3册第112页），违者严加惩处。他们还设立招贤制度，广收人才。

太平天国对外关系政策。1853年4月，英国公使文翰到天京“访问”，以了解太平天国的实际状况及其首领对外国人的态度。文翰表示在清廷和太平军间悟守“中立”，但又送交中英《南京条约》中文本，要太平天国承认这一不平等条约，并威胁道，倘若触犯其在华利益，他们将会采取像发动鸦片战争那样的手段来对付太平天国。太平天国领导者没有屈服，对此不予置答，主张平等往来，且警告他们不应再卖鸦片，也不得帮助清朝。同年12月法国公使布尔布隆、次年5月美国公使麦莲也先后抵达天京窥探。事后麦莲认为，太平天国绝不可能“承认满清政府与英美法三国已签订的条约义务”（卿汝揖《美国侵华史》第1卷第113页）。1854年6月，英国新任公使包令派麦华陀等再次“访问”天京。杨秀清在答复其提问时明确指出，“万国皆通商”，“但通商者务要一凛遵天令（指太平天国法令）”，“立埠之事，候后方定，害人之物（指鸦片）为禁”，还责问他们阴谋勾结清朝反对太平天国等行为（《东王杨秀清答复英人三十一条并质问英人五十条诰谕》，《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299-30?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因为太平天国主张同外国开展正当贸易，所以对外的经济交往兴盛发达。例如当时中国大宗出口的茶、丝，一部分来自太平天国辖区，一部分也要经过这个区域才能外运。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茶、丝出口不断增加。定都前出口额最高是1851一1852年，茶为6513万磅，丝为23040包。至1855一1856年，茶的出口增至9193万磅，丝的出口也增到50489包。当然，太平天国对外国资本主义的本质毕竟缺乏认识，曾因宗教形式的相似而错误地把外国侵略者当成“洋兄弟”，允许他们“自由出入”和“货税不征”（《英国政府蓝皮书中之太平天国史料》，《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6册第909,911页），幻想得到他们的帮助。同时也存在传统的天朝意识，说天王是“天下之君主”，外国公使到南京是“来谒主”。从主流方面看，太平天国坚持独立自主，反对外国侵略，发展正当贸易，禁止贩卖鸦片，其外交政策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是难能可贵的。

四、清政府的镇压措施

清廷的围追堵截。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不久，钦差大臣向荣率军1.7万余人尾追而至，在天京城东孝陵卫建立江南大营；钦差大臣琦善亦率直隶、陕西、黑龙江马步各军一万七千人，于扬州城外建立江北大营。两个大营互相响应，且不断增兵，竭力阴扼太平军向东向北发展，并伺机夺取天京。

鉴于八旗、绿营不足恃，清廷饬令大江南北各省在籍官绅举办团练，组织地主反动武装。曾国藩所办湘军就是其中之一。曾国藩（1811—1872），湖南湘乡人，生于地主家庭。道光时进士。做京官12年。累迁至礼部侍郎，后兼署兵、吏等部侍郎。他与当时的理学大师唐鉴、倭仁等订交，提倡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合一的“经世之学”，是封建士大夫阶层中较有代表性的人物。1853年1月，因母丧回家守制的曾国藩奉令帮同湖南巡抚张亮基督办团练，曾与郭嵩焘一同前往长沙。曾国藩主张“团”、“练”分开，齐头并进。“团即保甲之法。清查户口，不许容留匪人”；“练”就是“养丁、清师、制旗、造械”，组成地方性的地主武装。曾国藩以罗泽南的湘勇为基干，略仿明戚继光的成法，募练了一支不同于绿营制度的军队---湘军。1854年2月，湘军水陆两军练成，陆师15营，水师10营，合计1.7万余人。在组建湘军时，曾国藩针对绿营、八旗的流弊，采取了改革措施，使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组织上形成严格的封建个人隶属关系。湘军以各级将领为中心，先设官，后由官招兵。全军大抵通过同乡、同学、亲友、师生等关系募集而成，愤层层控制，内部团结，只服从曾国藩一人，具有强烈的私属性。

二、思想上灌输孔孟“圣道”、程朱理学等封建各教伦理。孔孟“圣道”，理学的“忠义血性”，湘军通过选将用士人，又以“儒生领山农”的方式，使湘军士气旺盛，“忠勇奋发”、“尽忠报效”。

三、治理上讲求恩威并用。曾认为，“带兵之道，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惯以封建统治伦理精神和家长式的关心对待兵勇。湘军薪饷普遍高于绿营，曾国藩还强调治军须“严刑峻法”，建立严密的稽查制度，以中军纪。这样，湘军的战斗力较绿营、八旗有显著提高，逐渐发展成为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主要依赖力

量。

自1851年至1853年7月，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清政府拔出军饷达1963万多两，户部库存正项待支银仅剩22.7万余两，不足一个月的军饷，加上战区的扩大，使长江流域的关税钱粮欲征不能，而年需日增，其财政状况处于非常窘迫的境地。清政府通过“捐纳”、“捐输”以及铸大钱、发定钞的办法都未有效地缓解危机，1853年开征厘金。所谓厘金，就是一种商业税，即在通商要道与商业城镇设立局卡征收货物捐税。1853年，帮办江北大营军务的刑部侍郎雷以諴，采纳慕僚钱江献策，派员至扬州附近的仙女庙、邵伯、宜陵等处劝谕捐厘助饷，首创厘捐（后称厘金）。厘捐分为两种：一种建行厘（又称活厘），是抽取于行商的货物通过税；一种是坐税（又称板税），是抽取于坐贾之货物交易税。税率原定值百抽一，实际上又分“从量抽税”与“从价抽厘”。次年，清廷下令在长江南、北各地推广实施，于是各省相继仿行，遍设厘金局卡。江西、湖北、湖南等地于1855年就设局卡抽税。到50年代末，厘金已遍行全国许多省份，是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军费主要来源之一。

第二节 第二次鸦片战争

一、英法两国联合侵华的起因

1、列强企图进一步打开中国的大门

19世纪50年代，是欧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期。美洲、澳洲金矿的发现，殖民地市场的扩大，生产技术的革新，交通运输的进步，这一切带来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新的工业高涨。当时，英国的工业发展最为迅速，占世界第一位，号称“世界工场”。英国及其殖民地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重，超过了法、德、美三国的总和。法国经过1848年革命后，资本主义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仅次于英国。美国的发展也较为迅速。俄国这时虽然还是个封建农奴制国家，但资本主义经济已有新的进展。然而，市场的扩大赶不上整个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要求，“而这种不相适应的情况也将像过去一样，必不可免地要引起新的危机。”（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3页）1857年欧美各国就出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迅速蔓延开来的情况。为了摆脱这种危机，欧养资产阶级“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8页）。

通过第一次鸦片战争，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扩大了对华的贸易。但外国资本家希望在中国大量倾销商品的美梦并未立即成为现实，从1843年至1855年间，英国每年对华输出的工业品总值，一直徘徊于100万至250万英镑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增长。而中国的丝、茶及其他土产品的出口却逐年增加。西方工业品在中国滞销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外国商品的侵入有顽强的抵抗力，如同马克思所指出，“妨碍对华出口贸易迅速扩大的主要因素，是那个依靠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而存在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马克思：《对华贸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55页）第二，增加鸦片贸易与发展合法贸易存有矛盾，中国人不能同时既购买商品又购买鸦片。第三，50年代兴起太平天国运动后，中国社会剧烈动荡，中国人购买力愈加低下，外国合法商品对华输出大受影响。但西方资产阶级却把商品滞销的原因主要归结于通商口岸太少和内地通过税太重，迫切要求开放全中国，取得内地税特权，实现鸦片贸易合法化，进一步扩大其侵华权益，并扬言必要时将不惜为此使用武力。

2、侵略者对战后中国人民抗英斗争的仇恨

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在华的态意横行，又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面对战后民夷冲突、国人仇外排外之势，清政府（道光）因势利导，以图制夷。拒英人入广州城与拒租“河南地”。

广州开而不放，拒绝英人入广州城。1845年3月18日，三名英国人在广州城内被殴。“进城冲突”开始。6月27日，英国驻华公使兼香港总督德庇时致书英外相，主张在广州进城问题未解决前，不收最后一批赔款，暂不退出舟山。11月21日，德庇时向两广总督耆英提出进城要求。12月21日道光谕令耆英等不准英人进广州府城。1846年1月耆英告示，粤民捣府，双方缓和。10月17日英国两名水手在广州被殴，英外相令德庇时要求中方惩凶赔偿，否则自行处置。1847年3月12日，英美人7名在佛山被殴。4月3日，英军攻占虎门炮台，突袭广州。次日德庇时向耆英坚持进城要求，4月6日，耆英允诺两年后进城，并惩办凶犯，划河南为租界。12月5日，6名英人在广州附近黄竹岐被杀，道光谕令耆英拒黄竹岐案英人惩凶要求，不可持以操切，有失民望。1848年英使文翰照会徐广缙，复提广州进城问题。（询明年二月进城事），徐照以百姓不许复拒。为拒英人入城，广州毛业棉业商人拒购外人货物，粤民连发揭帖。这年10月，英外相训令文翰，心要时可派遣兵船，直接向北京抗议。1850年5月文翰派麦华陀到天津口外投文，清廷命沿海防者，令回广东。1857年12月29日，英法联军等攻占广州。

“民心可用”。1847年英军为入城事占虎门袭广州，道光谕令耆英，“以夷人犬羊，反复无常，故令练兵练将，团结民心，以为根本”。1848年召回耆英，升广东巡抚徐缙为两广总督，道光上谕：“疆寄重在安民，民心不失，则外侮可弭。司后遇有民夷交涉事件，不可瞻 迁就，有失民心。至于变通参酌是在该署督临时加急权衡体察，总期以诚实结民情，以羁縻办夷务，方为不负委任。”徐广缙升总督后，曾写信问林则徐驭夷之策，林回答说：“民心可用”。徐、叶为对付英人据耆英两年入城之诺，再拒英人入城。“计自正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二十日，居民则以工人，铺户则以伙计，均择其强壮可靠者补充。挨户注册，不得在外雇募。公开筹备经费，制造器械，添设栅栏，共团勇至十万余人。无事则各安工作，有事则立出捍卫。明处则不见荷戈执戟之人，暗中实皆折冲御侮之士。（朱批：朕初不料卿等有此妙用。）众志成城，坚逾金石，用能内战土匪，外警猾夷。”道光封赏徐、叶。

咸丰帝即位不久便贬斥穆彰阿和耆英，是清政府对外政策进一步转变的征兆。“朱笔罪大学士穆彰阿排除异已，伪言荧惑，耆英抑民奉夷，罔顾国家。分别革职降补。”后将穆革职“永不叙用”，天下称欢；赐耆英自尽。重新启用林则徐。1852年任叶名琛署理两广总督。咸丰“以英人叵测，命直隶江南闽浙各省豫为筹防，并命徐、叶设法控驭，制之于先。”又“命以后夷务均由徐广缙输，其他沿海督抚不得干预。”（欲复广州一口通商时代）

英国侵略者不仅对广州人民极其仇恨，而且对清政府及广东的封疆大吏也十分恼火。他们把徐广缙看作是反入城事件的“幕后策划者”，认为清政府封赏徐广缙和叶名琛以及在广州城内立石纪功，是鼓励和激发广州人民对“英国臣民的仇恨情绪”，因此，早在1850年9月，英国外相巴麦尊就叫嚣，“我们被迫再打击一下中国的时刻正在迅速到来”。

3、利用清政府的统治危机趁机外交讹诈

正当列强酝酿新的对华战争时，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太平天国与清政府南北对峙的局面。这就使列强不得不考虑究竟向哪个政权勒索以实现其侵略野心的问题。通过英、法、美各国公使亲自或派人对天京的“访问”，他们发现，勒索新的在华权益的主要障碍不在清政府而在太平天国。美国驻华公使麦莲确信，太平天国成为中华帝国的主人后，是不可能承认清政府与列强之间已经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英国公使包令则认定：从太平天国手中捞不到什么东西，要太平天国开放长江是办不到的，也不能指望太平天国放弃严禁鸦片的政策。不过，当时英、法等国正出动绝大部分海陆军投入克里米亚战争，无力同时在中国开辟新的战场。于是，它们决定利用清政府的统治危机，对它进行外交讹诈，以实现其扩大侵华权益的图谋。

4、修约交涉

修约的依据。最惠国待遇。《中美望厦条约》有关条款。“和约一经议定，两国各宣遵守，不得轻有更改。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修约交涉（1854—1856）。英国由广州入城问题而首先提出修约要求。1854年2月，“英外相训令新任英使包含进行修订中英条约，开放中国全部，长江通商，北京驻使，鸦片上税。”英国取得美国支持。英美公使先照会两广总督叶名琛不复，而分别照会两江总督怡良，又被拒。8月，英美法三使会于香港，商修约问题。9月英美法三国公使再会江苏巡抚吉尔杭阿于上海，又被阻，10月三国代表北上天津，清廷派员于白河口会谈，不果，初次修约未成。

1856年，《望厦条约》届满12年。美国在英法的支持下，再次提出全面修改条约的要求，英、法也提出同样要求，仍被清政府拒绝。1856年8月，“英使包令向英国政府报告，修改条约，改善对华关系，须有军舰为后盾。”

这时，克里米亚战争已经结束，英、法两国便寻找借口，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

二、英法两国发动侵略战争与《天津条约》

1、“亚罗船事件”和“马神父事件”

英、法急于发动侵华战争，英国制造“亚罗船事件”、法国制造“马神父事件”作为发动战争的借口。

亚罗号是中国人苏亚成所有的商船，1856年10月日停泊在广州黄埔。中国水师上船搜捕海盗，逮捕嫌疑犯十二人。英国借口亚罗号曾在香港登记，诬称英国国旗受到侮辱，要求释放被捕人犯，公开赔礼道歉。两广总督叶名深为“弧此衅端”屈服于英国的压力，送还人犯，同时说明，亚罗号实系中国商船，没有悬挂英国国旗，不存在旗帜受辱和赔礼道歉的问题。其实“亚罗“号于1855年月27日在香港登记，有效期为一年，到1856年10月,日已超过有效期十二天，当时英国政府非常清楚，而叶名深却不知道。英国蓄意扩大事端，胡说清方礼貌不周，拒不接受送还的人犯，而后，英国政府任命额尔金为全权专使率军侵华。

法国所说天主教神父马赖在广西西林县传教被杀，西林地方当局否认其事。当时有个中国传教士马子龙，因罪恶多端，于1856年2月被广西西林县处死。法国政府抓住这个所谓“马神父事件”，以保护教会为名，派葛罗为全权专使率军队侵华。

2、从广州之战到大沽之战

1856年14月23日，英军悍然进攻广州，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继续和扩大。叶名深在咸丰皇帝勿开衅端的旨意下采取不抵抗政策，下令“敌舰入内，不可放炮还击”（华廷杰：《触番始末》上卷）。广州爱国军民奋起自卫，击败英军。

1857年10月，额尔金率领英军，葛罗率领法军集结到香港，共约五、六千人，正式组成英法联军。美使列卫廉、俄使普提雅廷也先后赶到香港与英法合谋，结成侵华联合阵线。俄国早在1857年2月便派普提雅廷为公使，想赶在英法联军大举进攻之前抢先“向清政府要求享有与其他列强将取得的同样权利和优惠待遇，同时了结在阿穆尔（即黑龙江）和吉尔吉斯草原的边界问题。”由于遭到清政府的拒绝，普提雅廷根据俄国政府可与西方列强在外交上采取共同合作的指示，也于11月间赶到香港，与英法两国合谋。1857年12月28日，英法联军进攻广州，叶名深仍不抵抗。爱国军民奋起杀敌。广州将军穆克德呐、广东巡抚柏贵投降。次日广州失陷。叶名深被敌军俘，1859年死于印度加尔各答。

英法联军在广州设立“联军委员会”，委柏贵以广东巡抚原职，建成一个地方性的傀儡政权。广州人民在敌军占领之下，经常采取各种形打击敌人，香港、澳门同胞以罢工罢市进行支援，广州城外乡镇实行坚壁清野，禁止英人入境，1858年各乡人民围攻广州三昼夜，由于清军破坏未能克复。

英法联军侵占广州没有完全达到侵略目的，1858年率军北犯。英、法、美、俄四国公、使也先后到达大沽口外，对清政府进行军事恫吓和外交讹诈。两江总督何桂清奏报：“美、俄二夷则乘衅附和，希冀坐收现成之利。”（《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20卷）清政府派直隶总督谭廷骧为钦差大臣与之谈判。英法联军又借口谭廷骧没有便宜行事全权，拒不谈判，并加紧扩大战争准备。

1858年5月20日，英法联军进攻大沽炮台，游击沙春元、陈毅率军抗战，英勇战死。谭廷镶首先逃走，提督张殿元等也不战而逃，大沽炮台失陷。英法联军直抵天津城外，扬言要毁灭天津，进犯北京。

3、中外《天津条约》的签订

清政府在英法联军武力威胁面前屈峰求和，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于1858年6月4日在天津海光寺与英使额尔金、法使葛罗会谈，全盘接受侵略者的要求。英国代表将自定条约五十六款，逼迫桂良等应允，声言“非特无可商量，即一字亦不令更易”(《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3册第966页)。马克思指出：《天津条约》“从头到尾都是侮辱”。

俄使普提雅廷先行诱逼清政府于6月13日签订中俄《天津条约》，攫取了沿海通商、放宽陆路各口贸易限制、内地传教、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等一系列特权，并且规定两国“从前未经订明边界”，“补入此次和约之内”(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88页)，为以后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埋下伏笔。接着，美使列卫廉于6月18日逼清政府签订中美《天津条约》。6月26日、27日，中英、中法《天津条约》也相继订立。主要内容有：各国公使进驻北京；增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英法等国人员可往内地游

厉、通商、自由传教；外国兵舰、商船可在长江口岸往来；中外人民争讼事件由领事馆和中国官吏审处；修改税则，减低商船吨税；中国向英国赔款银400万两，向法国赔款银200万两等。按“利益均沾”原则，美俄两国也取得了以上除赔款外的全部特权。

11月，桂良、花沙纳又在上海会同两江总督何桂清等，分别与英、法、美三国订立《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主要内容有，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中国海关邀外国人帮办；修改税则，对一般进出口货物仅按“值百抽五”征税；洋货运销内地和由内地运出土货，除按价值抽2.5％的子口税外，免征内地税。

英法联军从天津一带撤退南下，清廷指派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重建大沽防务。

三、英法联军再燃战火与《北京条约》

1、关于北京换约的争执

《天津条约》是清政府被迫签订的，咸丰帝自然不会甘心。他一面痛感天津防务废弛给北京造成的严重威胁，决定派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大力整顿大沽口一带的防御体系；一面以《天津条约》中“派员驻京、内江通商及内地游行、赔缴兵费，始退还广东省城四项，最为中国之害”（《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桂良等在沪与英法会谈时应设法消弹派员驻京内江通商等四条之上谕》，《第二次鸦片战争》资料丛刊第3册第544页），制订“内定办法”，指示桂良等趁去上海进行税则谈判之机，以全免关税为交换条件，达到“消饵”上述四事，为一劳永逸之计的目的。

四事之中，又以取消公使驻京为“第一最要之事”（《钦差大学士桂良等奏行抵常州会商税则大概情形折》，《第二次鸦片战争》资料丛刊第3册第517页）。何桂清和桂良等考虑到全免税课不仅会“太阿倒持，授人以柄”，并造成镇压太平军军费来源的断绝，而且不能保证免税以后欧美各国从此不再提出侵华要求（《钦差大臣桂良等奏洋务办理棘手及现在情形折》，《第二次鸦片战争》资料丛刊第3册第535页），因而始终不敢把这个“内定办法”公开端出来。几经交涉，额尔金除答应公使暂不驻京，但可随时往来及保留以后可以常驻北京的权利外，其他各项均予拒绝。

1859年3,4月间，额尔金、葛罗回国，英国公使卜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美国公使华若翰前来与清政府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这时，清政府还希望能在上海换约，命令桂良等为此作最后的努力，万一此举失败，只要英法两国的军舰停泊在大沽口的拦江沙以外，两国公使少带从人，可以同意他们在北京换约。

但是卜鲁斯根据英国政府最好由大沽口乘兵舰上溯天津然后去北京换约的指示，断然拒绝在上海与桂良等会面。他决定纠集一支威风凛凛的舰队前往大沽口实行武装换约，并毫不掩饰地告诉布尔布隆说：“假如要有麻烦的话（我们应该对此有所准备），那末不如就直截了当地找上这些麻烦，甚至可以说最好事前就去挑起这些麻烦”（科尔迪埃：《一八六0年中国之征》，《第二次鸦片战争》资料丛刊第6册第191页）。6月中旬，英舰19艘，官兵1200余人；法舰2艘，海军陆战队约100人；以及卜鲁斯和布尔布隆等，相继到达白河口外。华若翰也率舰3艘随后前往。

这时，清政府已作好了接待三国使节进京换约的准备。它指示直隶总督恒福与三国公使联系，指定他们由北塘登陆，到天津等候桂良等，然后前往北京，沿途“预备馆释，派人护送，自当以礼相待”（《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4册第1422页），连公使们在北京的寓所也作了安排。然而，卜鲁斯和布尔布隆等坚持经大沽口溯白河进京的路线。

2、第二次大沽口之战

6月25日，英国使馆汉文正使威妥玛对恒福派去投递照会的人说：“定行接仗，不走北塘”（《直隶总督恒福奏请派员来津专办和议以全大局折》，《第二次鸦片战争》资料丛刊第4册第108页）。同一天，英舰13艘，官兵1000余人，法舰1艘，官兵60人，在英国驻华海军司令何伯的指挥下，大举冲撞铁、铁链等白河口的障碍物，并对大沽炮台发起进攻，傍晚又下达了登陆作战的命令，企图占领南炮台。守卫炮台的直隶提督史荣椿等在僧格林沁的指挥下奋勇迎战，开炮还击。当地人民欢欣鼓舞，馈送食品，络绎不绝，积极予以支持。这场历时近一昼夜的激烈战斗，以英法联军的惨败而告终。敌舰3艘被击沉和击毁，多艘丧失战斗历，除“一只驶出拦江沙外，余皆受伤不能撑驾”（《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4册第1448页）。英军官兵死伤578人，法军官兵死伤14人，何伯也身受重伤，沿河遗尸一百数十具，清方官兵史荣椿等共36人壮烈牺牲。美国舰队司令达底拿虽然高喊“血浓于水”，（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654页），指挥美军协助英法联军作战，但也挽回不了败局，英法联军终于狼狈撤离大沽，折回上海。

事后，华若翰居然若无其事地按指定路线由北塘进入北京，并在返回北塘时与恒福互换了中美《天津条约》批准书。至于中俄《天津条约》则早于4月间由俄国使臣彼罗夫斯基与户部尚书肃顺等在北京完成了换约手续。

英法两国借换约之机再燃侵华战火，完全是无理和非正义的。马克思指出：“既然天津条约中并无条文赋予英国人和法国人以派遣舰队上驶白河的权利，那么非常明显，破坏条约的不是中国人而是英国人，而且，英国人是蓄意要刚好在规定的交换批准书日期之前向中国寻衅。”“中国当局不是反对英国使节前往北京，而是反对英国武装船只上驶白河。„„难道法国公使留驻伦敦的权利就能、赋予他率领一支法国武装远征队强行侵入泰晤士河的权利吗？”（马克思：《新的对华战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43,74'0页）

3、英法扩大对华战争

英法联军在大沽战败的消息传到伦敦和巴黎，在英法两国政府内部引起了一阵喧嚣。巴麦尊大叫：“我们要派一支陆海军武装部队攻占北京”（科斯廷：《英国和中国》第296页）；路易·波拿巴则“把中国战争看作是重振皇朝威信的机会”（加迪：《法帝国主义在东亚的根源》，《第二次鸦片战争》资料丛刊第6册第240页）。英国报纸《每日电讯》也叫嚷：“大不列颠应该对中国海岸线全面进攻，打进京城，将皇帝逐出皇宫”，“应该教训中国人尊重英国人，英国人高中国人一等，应该做他们的主人”（转引自马克思《新的对华战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39页）。随后，英法两国政府仍派额尔金、葛罗为对华全权专使，组成新的侵、略联军，出动舰船200余艘，英军1.8万名，法军700余名，陆续开到中国。

1860年4月，英法联军占领舟山，5,6月间分别进据大连湾和烟台，完成了封锁渤海湾和建立前进基地的军事部署。7月下旬，英法兵舰陆续闯到大沽口外。在此之前，华若翰于7月上旬到达渤海湾，故伎重演，表示要充当“调停人”。俄国公使伊格

纳切夫早在1859年7月即到北京，向清政府提出割让乌苏里江以东土地等要求，遭到清政府的拒绝后，于1860年6月到达上海，竭力怂恿英法打仗（《署理钦差大臣薛焕奏俄使到沪怂恿英法用兵折》，《第二次鸦片战争》资料丛刊第4册第393页）。7月中旬，他也赶到白河口外，扮演与华若翰同样的角色。

清政府在大沽获胜后，本来就没有与英法两国继续作战的决心。当敌兵压境时，正是太平天国再破江南大营，并向常州、无锡、苏州进军之际，咸丰帝就更怕外患再起，“兵连祸结，迄无了期”，指示恒福“总须以抚局为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6册第2053页）。作为前军统帅的僧格林沁，根本不了解近代化军队的机动性及其强大的火力，竟以为敌人不善陆战，产生骄傲轻敌情绪，决定不在北塘设防，专守大沽口，使侵略军有了登陆作战的可乘之机。

8月1日，英法兵舰由“俄夷引路”，乘潮驶到北塘河口，未遇抵抗，占领了北塘村。此时，直隶总督恒福还请华若翰转约英法两国公使按上年美国公使之例进京换约。华若翰调停碰壁后，不久折回上海归国。8月7日，清政府又要求英法两国专使约定时间、地点进行谈判，也遭到额尔金和葛罗的拒绝。8月12日，侵略军进攻新河、军粮城。驻守新河的清军马队向联军出击失败，损失很大。8月14日，塘沽在激战后失陷，大沽口北岸炮台的侧背完全暴露在敌军面前。此后，侵略军的舰队便集结于大沽海口。8月21日，联军集中所有的野战炮和舰炮火力，向石头缝炮台和大沽北岸炮台攻击。炮台总指挥、新任直隶提督乐善率守军“以难以描述的勇猛精神，寸土必争地进行防御”（《第三次大沽口之战》，《第二次鸦片战争》资料丛刊第6册第280页）。由于各炮台的弹药库陆续中弹起火爆炸，乐善力战阵亡，守军大部牺牲，石头缝炮台和北岸炮台终于不守。僧格林沁见北岸炮台失守，认为南岸炮台“万难抵御”，“当即传伤各营竖立免战白旗”（《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奏英法军占踞炮台现将官兵撤退布防通州折》，《第二次鸦片战争》资料丛刊第4册第503页），于当晚尽撤南岸守军，直奔张家湾、通州一带布防，将南岸炮台和天津拱手让给了侵略者。8月24日后，英法联军毫不费力地占领了天津。津、沽等地群众没有屈服，自动组织起来，在王兴邦等率领下进行斗争，袭击和焚毁英法联军的船舰辎重，打死打伤侵略军多人。

清政府惊恐万分，派桂良和恒福为钦差大臣前去求和。在天津谈判中，侵略者提出了远比《天津条约》更为苛刻的条件。清政府坚持英法两国先退兵，并不许带兵进京换约，谈判破裂，英法联军进逼通州。清政府另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前往通州议和，全部接受英法两国所提出的条件，连英法两国公使各带1000名卫队赴京换约的要求也接受了。然而，9月17日，巴夏礼又提出了两项要求：一是英法两国代表要觐见咸丰帝，亲递国书；二是北京周围的清军立即撤离。谈判到此完全破裂。

9月18日，侵略军进攻张家湾，僧格林沁挥军抵抗，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当调派马队抄袭敌军时，联军炮队突发火箭数百枚，以致“马匹惊骇，回头奔驰，冲动步队”（《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英军来扑迎击失利退守八里桥折》，《第二次鸦片战争》资料丛刊第5册第84页）。清军阵势顿时混乱，马步兵自相践踏，纷纷溃退。21日，英法联军进攻通州八里桥。，副都统胜保中弹受伤，僧格林沁也随之溃逃，大学士瑞麟所部“于未阵之前，先已溃散”（赘漫野叟：《庚申夷氛纪略》，《第二次鸦片战争》资料丛刊第2册第10页），八里桥失守。次日，咸丰帝仓皇逃往热河，行前令其弟恭亲王奕訢留守北京，向侵略者求和。

10月5日，英法联军得到弹药补给，开始进攻北京，6日，闯进西北郊的圆明园。圆明园是清朝经过一百多年精修而成的举世无匹的皇帝别宫。它集古今中外园林建筑艺术之大成，还收藏了大量历代典籍、珍贵文物、图书字画和金银珠宝，是世界上最豪华瑰丽的宫殿之一。侵略军连续几天在园内大肆洗劫，6日起，额尔金为掩盖侵略者的抢劫丑行，并给中国皇帝以公开的羞辱，又下令烧毁圆明园。大火三日不熄，这座蜚声中外的文化宝库和绝代名园顿成断壁残垣。18日，联军又闯入圆明园，再次焚烧以毁灭罪证。

4、《北京条约》

10月13日，留守北京城内的清廷王公大臣开门揖盗，将安定门交给联军把守，侵略者控制了北京城。10月16日起，英法两国代表向奕訢提出媾和条件，并以炮轰北京城、捣毁皇宫相威胁。奕訢乞请俄国公使从中斡旋。俄使伊格纳切夫以解决中俄边界问题为先决条件，答应“居间调处”。奕訢在英法两国武力威胁和俄使恫吓逼降之下，于10月、24日、25日分别与额尔金和葛罗交换《天津条约》，并签订中英、中法《北京条约》。

中英、中法《北京条约》，不仅承认《天津条约》完全有效，而且还规定：增开天津为商埠；准许外国侵略者招募中国人出国做苦工；割让九龙司给英国，“归英属香港界内”；退还以前没收的天主教堂财产，“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此条款内容，是充当译员的法国传教士在中法《北京条约》中文本中增加的，为法文本所无。）；赔偿英、法军费银各800万两。

清政府由于实行妥协政策，不敢依靠和支持人民群众抗击列强侵略，加上军备落后等因素，在这次战争中又失败了，被迫签订了一系列新的不平等条约。通过这些条约，列强从中国攫取了比第一次鸦片战争更多的权益。除进一步割地赔款外，外国公使驻京，逐渐影响和操纵了清政府的内政外交；大批新商埠的开辟，使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更广泛地侵入到中国沿海和内地；改订税则与外国人“帮办税务”，使中国海关管理权与关税、内地税的自主权全面丧失；内地传教，使教会侵略势力可以自由到中国各地进行非法活动；鸦片贸易合法化，使鸦片在全国进一步泛滥，毒害中国人民。所有这些，都使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加深了。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人民群众的英勇反抗斗争，尤其是广东人民的坚决抗击，虽然未能扭转战局，却使侵略者感到“防不胜防”（《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4册第1143页），其意义是不可磨灭的。恩格斯曾经对此给予热烈赞扬，他说：“这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中国的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本身，似乎表明他们已觉悟到旧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恩格斯：《波斯和中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10,712页）

四、俄国侵占我国大片领土

1、武力强占

19世纪40-50年代，是俄国农奴制濒临崩溃和资本主义生产有了一定发展的时期。贵族农奴主阶级传统的扩张领土野心与

资产阶级夺取国外市场的贪欲结合在一起，使这个时期的俄国特别富于对外开疆拓土的贪婪性。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俄国就利用清政府力量削弱之机，在我国东北和西北地区进行侵略活动。1847年9月沙皇尼古拉一世任命扩张主义分子穆拉维约夫为东部西伯利亚总督之后，俄国便置中俄《尼布楚条约》于不顾，疯狂地强占我国领土。1850年，俄军侵占中国黑龙江口附近的庙街。1853年，他们接连侵入阔吞屯、奇集和库页岛等地。1854年至1857年，俄军又蛮横地四次经石勒喀河武装“航行”中国内河黑龙江，公然在黑龙江上、中游北岸和下游两岸大规模屯兵筑垒，遍设哨所，武装“移民”，建立村屯。1856年，俄国还不顾清政府的一再抗议，悍然宣布设立以庙街为中心的“滨海省”。

2、外交讹诈

俄国用武力侵占中国黑龙江以北大片领土后，又采用外交讹诈手段，企图迫使清政府签订割地条约。1857年，俄使普提雅廷来华，向清政府提出“东北至海，西至伊犁等处，两国接壤极多，遗有未定界址。„„即应复行商定”(《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2册第564页)的狂妄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清政府的拒绝。普提雅廷遂与英法两国公使合作侵华，于次年率先诱逼清政府与之签订中俄《天津条约》。

1858年5月22日，在俄国业已基本完成侵夺中国黑龙江流域大片领土和建立起相应的军事占领体制的基础上，乘英法联军攻陷大沽之机，穆拉维约夫率数百俄军到瑷珲，而后一面与黑龙江将军奕山谈判，一面昼夜鸣枪放炮，制造战争气氛。奕山经不起恐吓，被迫于28日与俄国签订中俄《瑷珲条约》。主要内容是：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割归俄国，只有精奇里江以南至豁尔莫勒津屯即江东六十四屯地区的中国人照旧“永远居住”，归中国官员管辖，俄人“不得侵犯”；乌苏里江东岸至海之地约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黑龙江、乌苏里江只准中、俄两国船舶航行。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分别指出：“俄国由于上一个条约得到了一块大小和法国相等的新领土，这块领土的边境大部分只和北京相距800英里”(马克思：《中国和英国的条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32页)，还有“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恩格斯：《俄国在远东的成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34页)。

清政府没有批准《瑷珲条约》，并对奕山等人予以处分。但俄国侵略者却不管条约是非法的，硬是把瑷珲北岸的海兰泡改名为“报喜城”（布拉戈维申斯克）。俄皇特意晋封穆拉维约夫为阿穆尔（黑龙江）斯基伯爵。在《瑷珲条约》签订之后，俄国侵略者得寸进尺，加紧了在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军事占领。1860年10月，英法联军入侵北京，俄使伊格纳切夫既表示愿做中国同英法两国之间的“调停人”而从中渔利，又乘机以“兵端不难屡兴”对清政府进行武力威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7册第2500页)。俄国用这种软硬兼施的手法终于迫使奕訢于11月14日与之签订中俄《北京条约》。中俄《北京条约》除确认《瑷珲条约》的内容外，还规定：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约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割让给俄国；中俄西部未定边界的走向，“应顺山岭、大河之流，及现在中国常驻卡伦（哨所）等处，及一千七百二十八年，即雍正六年，所立沙宾达巴哈之界牌末处起，往西直至斋桑淖尔湖，自此往西南，顺天山之特穆尔图淖尔，南至浩罕边界为界”(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 150页)；重申俄人在华享有领事裁判权，中国增开喀什噶尔为商埠，准许俄商在库伦、张家口零星贸易，俄国得在库伦、喀什噶尔增设领事等。通过中俄《北京条约》，俄国不仅把《瑷珲条约》规定为中俄“共管”的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强行割占，而且还为它日后强占中国西部的领土制造依据。

3、勘分西北边界谈判

1862年8月，中俄双方在塔城举行勘分西北边界谈判。俄国代表巴布科夫和札哈罗夫坚持以中国常驻卡伦线为界，企图把中国内湖斋桑湖、特穆尔图淖尔和内河特克斯河上游地区全部划归俄国。俄国的谈判方针，就是利用勘界鲸吞中国常驻卡伦之外的大片领土。中国代表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严正拒绝，谈判中断。

1864年9月，中方代表明谊、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锡霖，俄方代表巴布科夫、札哈罗夫在塔城重开谈判。俄国派兵逼临塔城卡外，提出“若不照此办理，稍有更改，我们立即起程回国，止（只）好派兵强占。10月，在俄国的武力威胁和外交讹诈下，清政府被迫在《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上签字。通过这个条约，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中国领土，包括原属中国内湖的斋桑湖、特穆尔图淖尔等广大地区全被俄国强占，总面积达44万多平方公里。至此，通过《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上述的勘界议定书，俄国共侵占了我国144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俄国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最大的获利者。

4、各族人民抗击沙俄入侵

俄国侵占我国大片领土，激起了我国各族人民的极大义愤，并进行了长期的英勇斗争。在东北边疆地区，当1854年俄国侵入黑龙江流域时，当地达斡尔、赫哲等族人民就不为俄军引路，拒绝向侵略者提供粮食、牲畜，并不断向清军报告俄船的行动，协同守卫江卡。1857年，俄军入侵松花江，赫哲族人民驾桦皮小船拒敌，随清朝官兵紧追60余里。1859年至1860年，当俄军强占乌苏里江以东沿海港口和强行移民时，吉林城乡纷纷“按牌团练，精壮丁夫自固间阎”（《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5册第1655页）。当地满、汉等族人民在小绥芬及珲春以东近海的玛延河至苏城一线设营150余座，聚众1万余人，准备抗击俄国侵略者（《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5册第1873页）。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各地人民还“不肯甘从外夷”，“始终不忘根本”（《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6册第1943页），纷纷返回祖国内地。

在西北边疆地区，早在1847至1856年，我国哈萨克、布鲁特等族人民．就奋起反抗俄军对巴尔喀什湖以南、特穆尔图淖尔西岸南岸和伊犁河下游的进犯，拒绝为侵略者提供差役和物资。1855年春，俄国武装非法侵入雅尔噶图金矿，强行驱逐矿工，制造了伤害矿工多人的流血惨案，激起了各族人民怒起反抗。8月26日，群众包围并烧毁了塔城的俄国贸易圈，俄国领事塔塔林诺夫狼狈逃走。1863年，维吾尔、哈萨克、锡伯、鄂温克、满、汉等族爱国军民，奋勇抗击进犯伊犁西北博罗胡吉尔的俄军，“杀毙贼匪五六十名”，伤者无数（《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9第32页），沉重打击了俄国侵略者。

第三节 太平天国后期及其失败

一、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分裂

1、太平天国政权的蜕变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颁布、实行了一系列制度和政策，进行了北伐、西征和天京城外的破围战。到1856年上半年，除北

伐战争失败外，太平军在湖北、江西、安徽等战场都取得了很大胜利，又在扬州打垮了江北大营，在镇江和天京击溃了江南大营，从而达到了军事上的全盛时期。但是，军事上的胜利，并不意味着政权的巩固，相反，起义队伍中的各种矛盾和弱点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了。

在太平天国内部，成分日益复杂，有不少地主、士绅、胥吏、商人以及游民、溃勇等被卷进来。其中有些是暗藏的敌对分子，有些是随风转舵的投机分子，还有相当多的人是被迫参加的。这些人在太平军中进行挑拨离间，煽动逃亡、叛变，甚至与清军暗通消息，企图从内部进行破坏，因此给太平天国带来很大危害。1854年在天京破获的由张继庚策划的叛乱事件，就是一项显著的事例。

太平天国的绝对平均主义理想，无论在农村和城市中都没有且也不可能获得实现，封建的生产关系虽然受到某种程度的冲铸和被坏，但仍旧被保留下来或重新恢复。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握立起来的政权，就不可避免地同时具有封建的属性，而且这种封建性随着形势的发展而愈益浓厚。太平天国颁布了一套“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的礼制，从天王到普通士兵之间，等级非常森严。诸王出行，官兵必须回避道旁，高呼万岁或千岁，否则就要受访封严厉惩处。天王及诸王、侯都是世袭的。这些情况表明，太平天国企图借助于封建的等级制，来保证他们的权威和巩固天国的秩序。

建都天京后，太平天国领袖们的思想作风发生了变化。起义初期那种“敝衣草履，徒步相从”的朴质的思想作风多被抛弃，代之而起的则是对权利名位和奢侈生活的追求。进入南京后，太平天国领袖们生活上的奢侈腐化已经相当严重。洪秀全进入天京后，大兴土木，营造天王府，“城周围十余里，墙高数丈，内外两重”，“雕琢精巧，金碧辉煌”，“五色缤纷，侈丽无匹。”（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3册第164页）从此，他深居简出，安富尊荣，严格等级关系，讲究繁复礼仪。杨秀清生活同样奢侈，所建东王府，“穷极工巧，骋心悦目”（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3册第164页），“土木冠绝天京”（《天京录》第1卷第9页，泮池书社版），“所贮珠玉宝器，价不可以数计，陈设纵横，五光十色，天王宫迥不及也。”（《太平天国轶闻》第1卷第21页，上海进步书局版）每次出巡时，仪仗队多达1000多人，极尽铺张之能事。难怪他们的敌人说 “为繁华迷惑，养尊处优，专务于声色货利，往之倚为心腹股肱者，今乃彼此睽隔，猜忌日生。”（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3册第172页）

太平天国领袖们之间的关系逐渐疏远，原来“寝食必俱，情同骨肉”，变为“彼此睽隔，猜忌日生”，宗派色彩日益明显。洪秀全僻处深宫，把许多精力用于宗教神学的著述，脱离了斗争实践，脱离了广大群众。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各自通过家族、亲威、部属等关系，结成自己的集团，并各自控制一部分军队。杨秀清因掌握了大部分军政实权，所以“东府集团”势力最大。这些集团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日益尖锐。1856年月，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发生了公开的分裂。

2、“天京事变”

洪、杨矛盾。杨秀清有出色的政治和军事才能，太平天国起义前期能够取得那样巨大的发展，是和他的领导分不开的。但是，随着起义的发展和个人权势的上升，杨秀清骄傲专横的倾向日益严重地表现出来，“威风张扬，不知自忌”（《李秀成自述》影印本）。据清方记载，他“自恃功高，一切专擅”，计拟“虚尊洪秀全为首，而自揽大权独得其实。其意欲仿古之奸权，万一事成则杀之自取”。（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3册第46页）洪秀全不愿作个有名无实的天王，要求摆脱“天父”代言人杨秀清的钳制，“天下定于一尊”（《建天京于金陵论》，《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1册第259页），大权独揽，成为真正的洪氏天朝。韦昌辉表面上尊从杨秀清，背地里则欲夺其权。清方曾经谈到，杨、韦两人“互相猜忌，似不久必有并吞之事”。（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3册第48页）石达开也雄心勃勃，不愿甘居人下，尤其对杨秀清的专横跋扈积怨在心。杨秀清的专横，扩大了他与洪、韦、石、秦等的矛盾。1856年8、9月间，江南大营被打垮，天京被包围的形势暂时解除，杨秀清乘机进一步扩大个人权势，“逼天王到东王府封其万岁”。（《李秀成自述》影印本）洪秀全虽然答应了杨秀清的要求，但立即密令在江西督师的韦昌辉、在湖北督师的石达开一迅速返回天京。

韦昌辉发动大变乱。韦昌辉对杨秀清长期怀有不满情绪，但表面上却对杨阿谀逢迎，唯命是从。在接到洪秀全的密令后，韦昌辉立即率领心腹部队3000多人于月1日深夜赶到天京，包围了东王府，次晨将杨秀清及其眷属杀死。接着天京城内发生混战，太平天国优秀将领和战士两万多人死亡。经过这场屠杀，韦昌辉控制了天京，独揽军政大权，在天京造成恐怖局面。

洪秀全诛杀韦昌辉。9月中旬，石达开从湖北赶到天京。他回到天京后，责备韦昌辉不该滥杀。韦昌辉又企图杀死石达开。石达开闻讯后连夜逃往安庆，他在天京的一家老小全部被韦昌辉杀害。于是石达开调集在安徽的部队，进驻宁国附近，要求洪秀全惩办韦昌辉。韦昌辉的屠杀和专擅横暴，激起了天京广大将士的愤怒。洪秀全接受将士们的要求，于11月初杀死了韦昌辉及其心腹200多人，并命将韦昌辉首级送往宁国府，迎石达开回京辅政。

石达开率部出走。11月底，石达开回到天京。洪秀全命他提理政务，“合朝欢悦”。然而，由于杨秀清专权与韦昌辉屠杀的消极影响，洪秀全对石达开深存戒心，在任命他理政的同时，“不授以兵事，留城中不使出”；还封自己的哥哥洪仁发为安王、洪仁达为福王，使“主军政”（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4册第704页），加以挟制。石达开被迫于1857年6月离开天京，率部独立作战。石达开在往安庆的途中，向全军发布谆谕，诉说洪秀全对他重重生疑忌，鼓动将士跟他出走。不久，洪秀全削去两位哥哥的王爵，给石达开送去一道义王金牌，表示尽弃前嫌，并附上合朝文武求援表章。可是，石达开置之不理。10月，他从安庆到江西，继续扩充部队，致有太平军精锐部队约20万人随他远征。石达开率兵从安庆出发，从江西转入浙江、福建，复经江西至湖南、广西，虽然队伍有所扩大，而离主战场越来越远。这就不能不引起广大将士的怀疑与反对。1860年，彭大顺、吉庆元、朱衣点等20万人同石达开分离，经过湖南、福建，于次年9月在江西同兄弟部队会合。石达开只得重聚数万人，复出广西，在湖南、湖北、贵州、云南、四川等地流动。1863年5月，石达开在四川大渡河紫打地（安顺场）陷入清军包围，屡战失利，伤亡惨重，部下只剩下7000余人，粮食断绝。石达开走投无路，自带五岁的儿子石定忠、宰辅曾仕和等入清营，希望以停止最后的抵抗来换取保全残部。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他的余部2000余人被清军于一夜之间屠杀净尽，其余已经遣散的也陆续被杀害。石达开本人被解赴成都凌迟处死，“临刑之际，神色怡然”，“辞气不卑不亢，不作摇尾乞怜之语”。（刘蓉：《复曾沅浦中丞书》，《养晦堂文集》卷6）

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分裂，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它破坏了内部的团结，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损伤了元气，丧失了乘胜歼灭敌人的有利时机。而清政府方面则借机纠集一切反动力量进行反扑。太平天国形势急转直下，1856年底，武昌、汉阳重陷敌手，随后江西大部分地区也被清军攻占。清军重建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并于1857年12月攻陷镇江，围困天京。1858年5月，九江太平军守将林启容率部1、7万余人与清军进行激烈战斗后全部状烈牺牲。

二、军事转机和洪仁玕的《资政新篇》

1、新的军事转机

由于天京变乱，清军乘机反扑，军事形势急剧转变。在西线战场，1856年12月，湘军攻破武汉，随即东下，直扑九江，贞天侯林启容率部坚守一年多，1858年5月城陷，1万多将士全部壮烈死难。江西战场瓦解，安徽战场也频频告急，天京西面的最后屏障安庆已暴露在清军的进攻面前。在东线战场，继钦差大臣德兴阿率部，复据扬州重建江北大营之后，清军又陷苏南溧水、句容，攻占镇江。1858年1月，钦差大臣和春和提督张国樑领军在天京城外再建江南大营，围困天京。曾国藩甚至宣称要在1858年消灭太平天国。

面对险恶局面，洪秀全任命蒙得恩为正掌率，陈玉成为又正掌率，李秀成为副掌率，执掌朝政；随后，又封陈玉成为前军主将，李秀成为后军主将，李世贤为左军主将，韦志俊为右军主将（后降敌，由刘官芳接任），杨辅清为中军主将，形成了新的领导核心。洪秀全

还在王爵之下设置义、安、福、燕、豫爵，与下面的侯爵构成六等爵位，以提升有功人员。

1858年7月下旬，陈玉成、李秀成会集各路将领在安徽安庆府枞阳镇（今枞阳县）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联合作战，先攻江北大营。会后，陈玉成率部东征，由潜山到舒城，攻占庐州，进至滁州乌衣镇，和自全椒进抵该地的李秀成部会师。9月25日，他们大破德兴阿部与蒙古都统胜保所部马队，歼敌三四千人。次日，太平军在小店击败江南大营派来的援军，乘胜直抵江苏浦口，消灭清军1万多人，彻底摧毁江北大营。接着克复江浦、安徽天长、江苏扬州、六合等地，解除了天京北面的威胁，恢复了天京同江北的交通。

乘太平军集中力量攻打江北大营之际，浙江布政使李续宾带领湘军自江西九江进犯安徽，连破太湖、潜山、桐城、舒城，围攻三河镇（今属肥西县）。洪秀全在破江北大营之后，立即调陈玉成部回师赴援，复调李秀成部继进。1858年11月初，陈玉成率部自江苏六合、江浦经安徽巢县、庐江兼程进发，迂回包抄，插入三河镇西南金牛镇，堵截敌军后路；命庐州守军联合捻军南下，切断李续宾部同舒城敌军的联系；李秀成部也赶到三河镇东南白石山，从东面挡住敌人。11月14日，陈玉成部开始进攻湘军。次日早晨大雾弥漫，湘军反扑，陷入重围，各路太平军乘势猛攻，阵斩李续宾，歼敌近6000人（一作近3000人），并收复舒城、桐城等地，迫使清军从安庆外围撤走，取得了重大胜利。

经过上述浦口、三河两次战役，太平军遏止了敌人的凶猛攻势，使战局稳定下来，在军事上出现了有利转机。

2、洪仁玕与《资政新篇》

1859年4月，早年即参加拜上帝会活动而后没有赶上起义队伍的洪仁玕，自香港经广东、江西、湖北到了天京。洪秀全大喜过望，封为干天福；5月，封义爵加主将，进封干王，总理朝政。不久，又以战功卓著封陈玉成为英王，封李秀成为忠王，其他将领也陆续封王。

洪仁玕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根据所了解的情况，结合在香港等地学到的西方文化，于当年冬提出一个统筹全局的施政纲领《资政新篇》。《资政新篇》共分用人察失类、风风类、法法类、刑刑类四个部分，内容涉及下列诸方面：

政治方面，主张立政的关键，“惟在乎设法用人之得其当耳。盖用人不当，适足以坏法；设法不当，适足以害人”。还针对当时的分离倾向，要求强化中央领导，“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普设乡官乡兵，“禁朋党之弊”，又禁私门请谒，“以杜卖官弩爵之弊”。

经济方面，主张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近代工矿企业，如鼓励民间制造火车、轮船和其他“器皿技艺”，奖励发明创造，允许民间雇工开采各种矿产；发展交通运输事业，如建筑铁路、公路，疏浚河道，办理邮政等；发展金融保险事业，如鼓励富民投资兴办银行、发行纸币、推广社会保险等。

文化、习俗方面，提倡近代文化教育与社会福利事业，如设立学馆和医院，开设跋盲聋哑院、鳏寡孤独院与育婴堂等；主张废除封建迷信和恶习陋俗，如查禁庙宇寺观，革除阴阳八煞（八煞：星名。阴阳八煞，洪仁玕所指的是专门相山地看风水的迷信职业者）之谬，禁止游手好闲、溺婴、买卖人口与使用奴埠，严禁贩卖和吸食鸦片等。

外交方面，主张同资本主义国家平等往来，自由通商，进行文化交流。但外国传教士等“不得擅入旱地”，“不得毁谤国法”，即不得干涉太平天国内政；而且提出要同外国竞争，“与番人并雄”，希望迎头赶上和超过外国。

《资政新篇》的这些主张，洪秀全都认真地进行了批阅，绝大部分批上“是”、“此策是也”、“钦定此策是也”，给予肯定，意在实施，以建设一个强盛的国家，抵抗中外敌人的进攻。可是，这个政纲因为本身脱离了当时从事武装斗争和发动农民群众的实际状况，加上太平天国辖地狭小又很不稳定，而且处于紧张的战争环境，缺乏物质条件，未能得到将领们的理解与支持等原因，所以无法施行。不过，这个政纲表现出明显的资本主义色彩，符合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具有进步意义；也反映了洪仁玕和洪秀全向西方学习、不断寻找真理的精神，对后人是有启迪作用的。

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改革和对外关系等方面都提出了效法西方的主张，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性。

洪仁玕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即将发生重大变化的前夜。一方面，中国原有的商品经济仍在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自然经济正在逐步崩溃，中国已经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漩涡。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使中国走上自强自立的道路，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和要求。在中国还没有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和资产阶级的情况下，洪仁玕提出效法西方的主张，移入对资本主义的憧憬，正是他思想放射异彩的表现。

《资政新篇》是中国思想界的西方学习过程中的重要一环。19世纪40年代，以林则徐、魏源等人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在“御侮图强”的前提下，主要是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但林则徐等到人还没有提出政治体制上的改革主张和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要求。直到19世纪40年代后，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马建忠、郑观应、王韬等人在他们的著作中才分别对这两方面发出了学习西方的呼声，这样，50年代末出现了《资政新篇》以其明确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实行某些民主政治的要求，构成了从地主阶级改革派到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政治主张的中间环节。

三、保卫安庆与经略江浙

1、再破江南大营

当时，摆在太平天国面前的紧迫任务仍是突破江南大营对天京的围困。1860年1月，洪仁环、李秀成定下计策，由李世贤领军袭击浙江湖州，牵制清军；李秀成率部疾趋杭州，调动敌人。3月19日，杭州被攻克，和春果然中计，由江南大营分兵前往救援。李秀成便迅速回师，4月底，与陈玉成、杨辅清、李世贤、刘官芳等军合围江南大营。5月初，洪仁玕派兵从城内分路出击，城外各军并肩前进，内外夹攻，经过数天激战，击溃数万敌人，彻底摧毁江南大营，和春、张国樑等带了残部逃往镇江。天京解围后，各路将领登朝庆贺，并商议下一步的作战方针。洪仁玕提出，“乘胜下取，其功易成”，“一侯下路既得”，即“沿长江上取”，这项计划获得洪秀全的批准。5月中旬，各路太平军经句容进攻丹阳，张国樑落水而亡。接着，李秀成部连克常州、无锡等地，清军节节败退，和春逃至苏州浒墅关自杀。6月，太平军又攻下苏州、浙江嘉兴、江苏太仓、嘉定与青浦等地，随之夺取松江，直逼上海，建立了以苏州为中心的苏福省。陈玉成部在占领丹阳后，转攻扬州不下，经宜兴进向浙江，8月，攻占临安、余杭等地，逼近杭州，转往安徽。

当太平军席卷苏南地区时，上海的官僚、地主、买办惊恐万状，急忙勾结外国侵略者对抗太平军。江苏布政使（后升任巡抚）薛焕派苏松太道吴煦乞求英、法领事出兵防守上海县城。英、法两国公使则悍然宣布要用武力协助清军守城。美国人华尔也向买办出身的候补道杨坊提出组织洋枪队的计划，得到薛焕、吴煦的赞同，并由他们供给经费。华尔遂招募在华的外国水手流氓恶棍200余人凑成洋枪队，并于7月初进犯松江，被太平军打得一败涂地，狼狈逃回上海。7月16日，洋枪队配合清军再次扑向松江，太平军被迫退出，但重创了洋枪队。8月，洋枪队两次进犯青浦，均大败而逃，华尔也身受重伤，太平军乘胜直追，收复松江，攻打上海。李秀成错误地以为列强会“严守中立”，无须经过大战即可直入上海，因而只带了3000人作为护随，向上海进发。可是，他们却遭到了英、法军 队的枪炮轰击，停泊在苏州河中的英国军舰也向他们开火。太平军因碎不及防而受挫，加上近邻嘉兴告急，只得从上海撤退。太平军第一次对上海的进攻，就这样为外国侵略者的武装干涉所破坏，没有达到目的。

2、会攻武汉

江南大营的破灭，引起清廷的极度恐惧，不得不依赖湘军支撑局面。1860年8月，清廷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加钦差大臣衔，督办江南军务。曾国藩认为安庆一地关系重大，便继续调军围攻安庆。

安庆处于长江中游，不仅是安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而且是天京的西面门户，既捍卫天京的安全，又供应天京的粮食，战略地位一极为重要。洪仁玕说过：“夫长江者，古号为长蛇，湖北为头，安省为中，而江南为尾。今湖北未得，倘安徽有失，则蛇中既折，其尾虽生不久。”所以，太平天国在决定先行东征的同时，就制定了随后分兵两路沿长江西取武汉以保卫安庆的战略方针。1860年9月，陈玉成赴苏州同李秀成会商，议决执行原订计划，并定于1861年4月在武汉会师。

9月底，陈玉成率部沿长江北岸进发，经过皖北，联合捻军一道作战，12月同湘军战于挂车河，谋解安庆之围；没有成功，便继续前进，日夜兼程，直趋湖北，1861年3月，攻克黄州，逼近武汉。武汉清军守备薄弱，乱作一团。其时，英国侵华海军司令何伯与参赞巴夏礼乘军舰抵达汉口，调查中英《北京条约》规定的对外通商口岸。为了阻挠太平军攻取武汉，巴夏礼赶到黄州求见陈玉成，声言太平军夺取武汉三镇之中的任何一个城市，将会损害商务，因而“必须远离该埠”。由于外国侵略者的干涉，陈玉成犹豫不决，加上李秀成部尚未及时到达，便暂停对武汉的进攻，留下赖文光部驻守黄州，自己领军转攻德安府（治今安陆）、随州等地。4月下旬，安庆告急，他即率部前往救援。

李秀成注重苏南地区，对于这次西征态度消极，直至1860年10月下旬才率军出发，进入皖南，12月至黔县，距曾国藩的祁门大营仅60里。曾国藩大惊失色，甚至写下遗嘱准备等死，湘军鲍超部和张运兰部急忙来援，激战两天，太平军不利。李秀成即领军改道转入浙江，1861年2月进至江西，6月抵达湖北，前锋攻克武昌县（今鄂城）。鄂东南一带的群众纷起响应，约有30万人参加太平军，使李秀成部的兵力猛增。当时，李秀成部同赖文光部隔江相望，音信相通，倘若两军联合夹攻，还是能够完成这次西征的战略任务的。然而，李秀成得知陈玉成已经率军东返，便于7月撤出湖北。这样，太平军会师武汉的计划完全落空。

3、安庆失陷

事已至此，太平军只得调集兵力保卫安庆。陈玉成带领援军进抵安庆集贤关，逼攻围城湘军；洪仁玕、章王林绍璋等自天京率军西援，并会合驻守庐江、桐城的前军主将吴如孝部，驻守芜湖的定南主将黄文金部，抵达安庆北面的新安渡、横山铺、练潭一带。湘军没有后顾之忧，也集结队伍加强对安庆的围攻。于是，双方展开一场争夺安庆的决战。

从5月初开始，经过一个多月，太平军各路援军同敌人在安庆外围激烈交战，均未得手。6月上旬，集贤关和关外赤冈岭失守，太平军精锐伤亡甚多。8月，陈玉成、杨辅清、吴如孝、黄文金等部再援安庆，浴血苦战了半个多月，重新攻占集贤关，猛击敌人，安庆守军也出战接应。可是，由于曾国藩的弟弟道员曾国荃所部湘军深沟高垒，竭力顽抗，援军和守军终被阻隔，损失很大，城内粮食越发困难。敌人乘机猛烈攻城，9月5日，用地雷轰坍北门城墙，守将叶芸来、吴定彩率部1万多人跃起抗敌，全部壮烈殉难。从此，太平天国的军事形势日趋恶化。

安庆失陷后，陈玉成率部退守庐州，尽力谋求向北方发展。1862年春，他派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等领军远征河南、陕西。敌人却扑向庐州。5月，陈玉成率部从庐州突围，前往寿州（今寿县），不幸被已暗中降敌的苗沛霖（原系清朝四川川北道，复打出反清旗号，被太平天国封为奏王）诱捕，解往颖州（今阜阳）钦差大臣胜保军营。他忠贞不屈，大义凛然，6月，在被押送北京途中，于河南延津遇害。这是太平天国后期的重大损失。

4、经营江浙

在陈玉成等部救援安庆期间，李世贤、李秀成率军在浙江发动攻势。1861年4月底，李世贤部自江西进入浙江，接着连败敌人，先后攻占常山、金华、处州（今丽水）等地。李秀成部从湖北退往江西，同年9月，在铅山会集了自广西脱离石达开而返回的部队20万人，也趋浙江。10月中旬，他们同正在围攻严州（治今梅城）的李世贤部会合，很快又分头活动。李世贤部攻下严州后，迅速进向浙东地区，12月9日，克复宁波；李秀成随即领军北上，连克临安、余杭，直逼杭州12月底，杭州为太平军所克，浙江巡抚王有龄等自杀。太平天国终于开辟了浙江基地。

1862年1月，李秀成率部从浙江杭州等地再次向上海进军，大败清军与洋枪队，连占奉贤（治今奉城镇）、南汇、川沙厅及宝山高桥镇，围攻吴淞镇，进逼宝山与上海。2月，清廷批准上海成立“中外会防局”，负责防守与筹措饷械；英、法两国决定出兵守卫上海租界与县城，对付太平军，并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由英、法军队与洋枪队进犯高桥镇。太平军同外国侵略者展开激烈的巷战后，被迫撤退。4月上中旬，太平军又同外国侵略者连续在上海七宝镇进行较量，未能取胜。随后，署理江苏巡抚李鸿章（1823一1901，安徽合肥人）带领仿照湘军规章而组建的淮军和部分湘军，从安庆乘英国轮船到达上海。外国侵略者则与清军一起，再行反攻，占据嘉定、青浦，进犯奉贤南桥镇（今奉贤县治），太平军奋勇还击，击毙法国侵华海军司令卜罗德，但因伤亡过多而退出。不久敌人进占奉贤。

就在敌人进犯南桥的同一天，5月17日，李秀成率军在太仓击败清军，接着再克嘉定，进围松江，重占奉贤（数日后又失）、青浦，6月中旬，第三次逼攻上海，没有获胜。由于湘军围攻天京，洪秀全严令他们回师救援，太平军便从上海撤退。

5、危机更在内部

自安庆失守后，太平天国的内部危机日益显露。洪秀全逐渐丧失积极进取的精神，滋长任人唯亲的旧习，而且加深宗教迷信的观念，信天不信人，处理军政事务强调“认实天情”，导致李秀成、李世贤等将领的不满。将领之中“各守疆土，招兵固宠”，追求个人名利地位的倾向严重，“动以升迁为荣，几若一岁九迁而犹缓，一月三迁而犹未足”。洪秀全又采用广封爵赏的办法来处理这些矛盾，结果越封越滥，到太平天国灭亡时封王者竟多达2000余人，政局混乱。

队伍不纯、纪律废弛的状况也很突出。新加入太平军的人员，有会党分子，还有土匪、地痞、流氓、兵勇等，因而掠夺财物、虐待群众、逃亡叛变等不法事件屡有发生。有些将领也蜕化变质，贪污行贿，聚敛财富。

江浙地区的一些地方政权，则为清朝官员和地主所控制。如寿州知州熊万荃、候补道李文炳等表面投降了太平军，就被委以重任，前者主管苏州政务，后者主持昆山县事。又如苏州团练的头目徐佩缓、吴江由流氓土匪组成的水上武装“枪船”的头目费玉成等受抚后，封为抚天侯、镇天侯等爵位，且原封不动地保持其武力。他们内外勾结，组成阴谋集团，策划叛乱。不少乡官还由地主、绅士与流氓、土棍充当，他们鱼肉百姓，协助地主收租，甚至镇压抗租的农民。这些地区的政权实际上落到了地主阶级手中。

四、祺祥政变和“借师助剿”

1、两种政见分歧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联军陆续退出北京，依然保存了清朝的统治；而且列强撕下“中立”的伪装，公开表示了对清政府的支持，以便其迫订的不平等条约能够履行，写进条约的侵略特权得以兑现。

列强的这种态度，使清政府中的一部分当权人物大喜过望。恭亲王奕訢、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等认为，列强不过是“肢体之患”，“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而太平天国与捻军则是“心腹之害”，所以竭力主张与列强“和好”，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另一部分当权人物也主张残酷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但在对待列强的态度上，还不愿放下“天朝”的架子，心存疑惧。跟随咸丰帝逃往热河行宫的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就是这一部分人的代表。他们对列强尚不太驯服，甚至有时予以抵制，当奕訢等人见英法联军已退而奏请咸丰帝回京时，就一再劝阻。

2、八大顾命大臣与“叔嫂联盟”的对立

1861年8月，咸丰帝于热河行宫病死。遗诏以年仅六岁的儿子载淳继位，且命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人（另外五人是军机大臣兵部尚书穆荫、吏部左侍郎匡源、署礼部右侍郎杜翰、太仆寺少卿焦祐嬴和御前大臣额附景寿）为“赞襄政务王大臣”。八大臣随即根据遗诏拥立载淳为帝，决定自翌年起改元“祺祥”，主持朝政。这就引起奕訢等人的不满，也受到载淳生母慈禧太后的反对。

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1835-1908），满洲镶黄旗人，由贵妃而被尊为圣母皇太后（慈禧是其徽号，因常住西边长寿宫，俗称西太后），权力欲望极强，企图夺取最高统治地位，因此同八大臣之间时常发生激烈冲突。只是因为军政实权掌握在八大臣手里，慈禧太后才不得不暂时对他们表面上示以优礼，暗地里却加紧策划政变。她决定同奕訢等人联合起来，以增强自己的力量；奕訢也想以慈禧太后为靠山，于是双方一拍即合。9月5日，在列强的支持下，奕訢以奔丧为名，从北京赶到热河行宫，同慈禧太后密商回京除掉八大臣的政变计划。随后，他返回北京，双方分头行事。

3、祺祥政变

在慈禧太后授意下，御史董元醇奏请皇太后垂帘听政，被八大臣以本朝“向无皇太后垂帘听政之礼”驳回。慈禧太后此计受挫后，通过奕訢拉拢在北京一带掌握兵权的兵部侍郎胜保，秘密部署。11月1日，她带载淳回到北京，即于次日发动政变，解除八大臣的职务，不久便分别处死载垣、端华、肃顺，其余五大臣也被革职治罪。她还将载垣等人拟定的“祺祥”年号改为“同治”(1862-1874)，任命奕訢为议政王大臣，掌管军机处与总理衙门，桂良、文祥等为军机大臣。慈禧太后从此大权在握。这就是“祺祥政变”，因当年是农历辛酉年，又称“辛酉政变”。

4、“借师助剿”

政变之后，慈禧太后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力求取得列强的支持。她在宣布八大臣罪状的上谕中，就特地把“不能尽心和议”列为重要的一条。这一宣示赢得列强的欢心。列强对慈禧太后和奕訢等人的上台，感到非常满意。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于事后即向其政府报告说，这些人得掌政权，“全是几个月来私人交际所造成的”，也是奕訢等人“对外国人维持友好关系使然”。

1862年3月，他在致英国外交大臣罗素的信中更得意地宣称，“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成就。”“（我们）在北京建立了令人满意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这个政府的顾问。”

“祺祥政变”是一个重要契机，中外反动势力自此勾结起来，以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中外反动势力的勾结，具体表现在“借师助剿”上。奕訢等人早就提出：“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即清政府与列强联合一致，消灭危及清朝统治的太平天国和各地人民起义。1862年2月，清廷上谕正式宣布，对于东南地方官员“借师助剿一节”，“不为遥制”，事后酬谢洋兵问题“可酌量定议，以资联络”X03月，曾国藩也向清廷上奏说：“目下情势，舍借助洋兵，亦实别无良策”，表示完全赞成“借师助剿”的决策。

列强对清政府的这种决策，当然欢迎，因为帮助清政府稳定统治，是有利于他们攫取侵略权益的。所以他们抛弃了“中立”，公开站到清政府一边。英、法等国公使在北京正式表示：“贼匪与洋人构衅，此时在沪洋人，情愿帮助官军剿贼；并派师船驶往长江，协同防剿”。于是，中外反动势力在其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结成针对太平天国和各地人民起义的军事联盟。

其实，通种反动的军事联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前就已出现，不过是非正式的，并且只限于上海等局部地区，因为当时清政府对于列强尚有疑惧和余恨；而今情形就不同了，双方的军事联盟正式结成，便以更大的规模在更广阔的地区付诸实行。英、法等国的军队不仅在上海，而且在邻近地区甚至赶往浙江宁波等地镇压太平军。中外联合组织的武装洋枪队也有扩展。1862年3月，华尔洋枪队进行扩编，并改称“常胜军”，以苏松太道吴煦为督带，杨坊与华尔为管带，由外国军官教练中国士兵，用洋枪洋炮装备，人数由1000人增至4500多人。同年5月，清军和英、法两国侵略军攻陷宁波后，浙江巡抚左宗棠同英国侵略者相勾结，仿照上海“常胜军”制度，将原先受英国指使而招募的绿头勇约300人扩充至1000人，在宁波组成“中英混合军”（又称“绿头勇”），派英国军官教练这些中国士兵，不久由英国人葛格（一译科克，原为华尔侍卫．长）任统领，下辖两队，一队称“常安军”，一队称“定胜军”。7月，左宗棠又与法国侵略者联合，募集中国士兵约1000人（后增至1500人，最多时达3000人），派法国军官教练，同样用洋枪洋炮装备，在宁波组成“常捷军”（外国人称“中法混合军”），由驻宁波法国舰队司令勒伯勒东任统领，宁波海关税务司法国人日意格任帮统。这些中外联合武装队伍，也成了太平天国的凶狠敌人，使太平天国和各地人民起义面临着更为艰难的局势。

5、汉族督抚地方势力的崛起

慈禧太后、奕訢等清朝最高统治者，对外依靠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帮助，对内则注意调整同曾国藩集团的关系。慈禧太后等人懂得，清廷所依赖的武装力量八旗、绿营已基本上被摧毁，要巩固自己的地位，镇压太平军，必须依靠握有能和太平军对抗的唯一军事力量的曾国藩集团，并给予更大的权力。还在1860年6月江南大营覆灭后，咸丰因湘军出力、江南江北大营收功的计划破产，以肃顺的主张，给曾国藩以地方实权，任命他为署两江总督，8月实授，加钦差大臣衔，督办江南军务，所有大江南北水陆各军均归节制。1861年11月，慈禧太后掌权初，便又命令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督以下文武官员都归其节制。两个月后，又加曾国藩太子少保衔，授协办大学士。

慈禧太后对曾国藩集团的放权使用，完全改变了此前既使用又限制的方针，调整了满族贵族和曾国藩集团的关系，曾国藩湘军集团也就得以发展成为当权的最大的汉族地方实力派。到1864年湘军攻陷天京为止，曾国藩集团中先后被任命为总督、巡抚的有：两广总督毛鸿宾，直隶总督刘长佑，闽浙总督左宗棠，陕甘总督杨载福，广东巡抚郭嵩焘，江苏巡抚李鸿章，安徽巡抚唐训方，陕西巡抚刘蓉，山东巡抚阎敬铭，浙江巡抚曾国荃，湖南巡抚恽世临。再加上1860、1861年已任总督、巡抚的骆秉璋、曾国藩、胡林翼、罗遵殿、严树森、李续宾、沈保桢、彭玉麟、田兴恕、江忠义，四年多的时间里共有21个湘军将领先后出任督抚。曾国藩湘军集团不仅拥有军事大权，而且掌握了地方政权和财权。

“中国最近250多年的历史，开始于满族当权，太平军起义后，出现了中间阶层的支配地位，中日甲午战争后，又出现了三位一体的空位期，现在，又有了义和团运动之后的新鲜事，终于开始了群氓执政”（辜鸿铭 《清流传》p25-26 东方出版社 1997年版）

政变后“叔嫂联盟”的破裂。

五、天京保卫战和太平军余部的斗争

曾国藩取得统辖四省的大权后，便坐镇安庆，全面部署进攻太平天国：由李鸿章率湘、淮军赴上海谋攻苏南地区，曾国荃率领湘军主力自安庆沿江东犯天京，左宗棠率领另一支湘军由江西攻打浙江。

1、天京破围战的失败

1862年5月，曾国荃所部湘军进扎雨花台，围攻天京，洪秀全急令李秀成回师援救。因此，李秀成在苏州召开军事会议，议定分兵三路救援天京：由李秀成、李世贤等部为主力，进攻天京外围的湘军；由陈坤书等部攻打安徽金柱关，断敌水路粮道；由杨辅清、黄文金等部进逼皖南宁国府，牵制敌人援军。

从10月13日起，李秀成率领所部10余万人，并会合天京守军，直逼雨花台湘军营垒，昼夜不停地轮番猛攻，打得敌人伤亡甚众，连曾国荃也受了伤。曾国藩怕遭到像江南大营那样的命运，“寸心如焚”。但是，因为湘军固守顽抗，且后援不断；太平军则兵力分散，锐气不足，缺衣少粮，所以未能攻下敌人营垒。11月26日，李秀成等下令退兵。这次雨花台战役的失败，表明太平天国已经难以对付敌人的大规模进攻了。

随后，洪秀全制定“进北攻南”计策，派李秀成等部从长江北岸进军，迫使湘军回援，便于太平军在南岸发动反攻，并联合在陕西、河南等地活动的陈得才、赖文光等部东下，以解天京之围。1863年春，李秀成领军自天京进至皖北巢县，继而转战庐江、舒城、六安等地，由于敌人严密堵截，粮食供应奇缺，被迫放弃原定计划，折往寿州，6月，回到天京，沿途损失惨重。

2、江浙战场的瓦解

这时，苏南战局日趋恶化。自太平军撤离上海后，中外敌人拚命反扑，又陷青浦、嘉定。1863年春，常熟、昭文（今属常熟、沙洲）两县守将骆国忠降敌。接着，湘、淮军和“常胜军”占据太仓、昆山，围攻苏州。慕王谭绍光带领太平军顽强战斗，李秀成也从天京赶来助守。李鸿章和“常胜军”统领戈登因强攻未下，队伍死伤不少，便进行诱降活动，谭绍光态度坚决，“宁

可拚掉最后一滴血，也决不投降”；而纳王郜永宽和康王汪安钧等却密谋叛变。李秀成对这伙叛徒略有察觉，却没有断然处置。11月底，他把守城之事交给谭绍光，离开苏州，前往丹阳。12月初，这伙叛徒残酷杀害谭绍光，献城投敌。然而，过了两天，他们就为李鸿章所杀。

苏州陷落后，无锡随之丧失。1864年3月，中外敌人夺得宜兴、溧阳，闯至金坛，襄王刘官芳带领将士用长矛、甚至砖石等粗劣武器，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敌人的进犯，可是毕竟力量单薄，4月下旬，金坛失守。常州太平军在护王陈坤书指挥下，拚死抵挡，给中外敌人以重大杀伤。5月11日城破时，又进行异常激烈的巷战，许多将士壮烈牺牲。陈坤书也受伤被俘，但他“昂然直立，拒绝投降”，并愤然对李鸿章说：“要不是戈登及其军队协助你作战，我定叫你毫无办法从我手中夺取这城池。”不久，丹阳也被敌人占据。至此，除天京外，苏南各城全陷。

在浙江地区，1862年5月，英、法两国出动军舰6艘、部队近400人，与清军一道进犯宁波。太平军奋起抗击，杀伤一些中外敌人，终因力量薄弱，随即转移，退向余姚等地。列强攻陷宁波后，组成“中英混合军”与“常捷军”，又从上海调来华尔所带的一部分“常胜军”，伙同清军继续攻打太平军。太平军节节抵抗，9月，在慈溪伤毙华尔，但未能改变被动的战局，慈溪、奉化、余姚等地先后失守。次年春，他们于绍兴击毙“常捷军”统领勒伯勒东及其继任者达尔第福等，随即被迫撤退。衢州（今衢县）、严州、金华等府县也接连被左宗棠所部湘军攻破。中外敌人又联合占据富阳，围攻杭州、余杭。1864年3月，由于嘉兴被占，粮道断绝，杭州、余杭无法再守，遂告失陷，太平军撤往湖州。

3、天京陷落

江浙战场的瓦解，使天京的处境更加危急。天京成了一座孤城，内缺粮食，外无援兵，能够作战的太平军仅数千人。1863年12月中旬，李秀成自丹阳回到天京，建议“让城别走”，遭到洪秀全的拒绝。可是，洪秀全并没有采取积极防御的措施，一味迷信天父上帝，如粮荒严重，他说“合城具(俱)食(甜)（露），可以养生”；兵力不足，他说“天兵多过与(于)水”(《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531,528页)。这当然无济于事。1864年6月1日，洪秀全病逝，长子洪天贵福继位为幼天王。7月19日（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湘军挖地道埋炸药轰塌城墙20多丈，蜂拥冲入城内，大肆烧杀抢掠，太平军将士高呼“弗留半片烂布与妖享用”(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第371页)，同敌人展开短兵相接的肉搏战，决心同城共存亡，壮怀激烈，宁死不屈，连曾国藩也惊叹其“实为古今罕见”(曾国藩：《金陵克复全股悍贼尽数歼灭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20卷第165页)。他们用自己的鲜血，为太平天国史写下了十分悲壮的一页。

天京失陷后，李秀成等护卫洪天贵福乘夜突围，旋被冲散。不久，李秀成在天京东南面被清军俘获。他于囚笼中执笔疾书，写了一部数万言的供词，既叙述太平天国的斗争历史，总结太平天国的惨痛教训；又贬诬自己，谀颂敌人，甚至提出招降太平军余部的计划。然而，他仍被曾国藩杀害。洪天贵福到安徽广德同洪仁环会合，转战于皖、浙边界，后入江西。10月，在石城遇到清军袭击，洪仁环和洪天贵福先后被俘，11月，就义于南昌。洪仁牙临终前慨然吟诗：“我国柞虽斩，有日必复生”，表达了对斗争前途的坚定信念。

天京的陷落，标志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尽管如此，分布在大江南北的数十万太平军余部，仍然不屈不挠，浴血苦战。

4、太平军余部的斗争

当天京尚未失陷时，李世贤等曾率所部太平军自浙江进向江西玉山，康王汪海洋、偕王谭体元等也领所部太平军由皖南转入江西德兴，取粮就食，准备秋后返师救援天京。1864年5月底，李世贤部占领宜黄、崇仁，后得知天京已破，便转而南下，经赣、粤边界，10月，攻占福建漳州府。几乎同时，汪海洋、谭体元等的部队也经南丰、石城、瑞金，转移至福建汀州（治今长汀）境内，接连打败清军。这样，福建西南大部分地区，均为太平军所有。李世贤等便以漳州为中心，布告安民，保护农商，恢复生产，严立军纪，并尽力整军练武，扩大基地的范围。清政府派左宗棠督湘军由江西、浙江分路攻入福建，列强提供的轮船又将淮军从海上运至厦门登陆。1865年5月，由于寡不敌众，太平军撤出漳州，接着又在永定失利，李世贤藏匿山中，8月，潜行至广东镇平（今蕉岭），入汪海洋军营，不幸因内部矛盾被汪海洋刺杀。12月，汪海洋等领军进取广东嘉应州今梅县）。左宗棠调集各路清军前来围攻，遭到太平军的有力还击，一再挫败。可惜汪海洋在战斗中伤重身亡，众推谭体元继主军事，击败来犯的清军。然而，孤城毕竟难以久守。1866年2月，谭体元领军隐蔽出城，东南走黄沙嶂，在山中迷路，数日不得出，为敌人追及，遂奋勇抗击，终于力竭坠崖，被执死难，江南的太平军余部至此溃灭。

江北的太平军则同捻军结成一体，又坚持了四年之久的艰苦－斗争，至1868年8月才告失败。

六、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原因与历史意义

19世纪50-60年代的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单纯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当时，成千上万的贫苦农民及其他劳动群众，集结在太平天国的旗帜下，英勇奋战，占领了中国南部大片土地，先后攻克400多个城市，势力扩展至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河南、山西、直隶、山东、浙江、福建、广东、贵州、云南、四川、陕西、甘肃等18省，坚持战斗18年。太平天国英雄们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军事和政治制度，提出了自己的斗争纲领与政策，还进行了经济和文化等各项建设。这次运动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影响之深远，是以往任何一次农民战争所不及的。

失败原因：从主观方面看，由于历史条件和阶级地位的限制，太平天国无法克服农民阶级自身的弱点。第一，制定不出坚定正确而切实可行的纲领。太平天国未能得到科学的阶级斗争理论的指导，难以正确地根据中国社会各个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这次运动的态度，分清真正的敌友，制定相应的政治纲领。他们提出的《天朝田亩制度》，固然反映了农民的土地要求，却是无法实现的绝对平均主义空想图案，而且不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向前发展，只能停滞在分散的小农经营的水平上面。他们提出的《资政新篇》，虽有进步意义，但也缺乏施行的条件。正因为他们不是新的生产方式的代表者，无法建立新的社会经济制度，取代旧的社会经济制度。他们在占领过的地方，都没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故其政权就不能长久存在。

第二，不能长期维持严明的纪律。起义之初，太平军的纪律确实非常严格；随后，由于新成员的大批加入，队伍庞杂，缺乏必要的训练与改造，纪律逐渐遭到破坏，出现了扰害人民的现象。随着斗争的发展，将领中有些人滋长了贪污腐化的作风，或者出现各自为政的倾向，恶化了同广大群众的关系，削弱了自身的力量。他们在政治上也不能团结一致，为了争夺最高统治

权力而发生的天京变乱，造成无可挽回的严重后果。苏南等地一再出现的叛乱事件，也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这样，他们就无法集中自身的力量，去战胜凶狠的敌人。

第三，缺乏用科学方法总结经验以指导实践的能力。自金田起义之后，太平军如果采取积极进攻方针，就能不断取得胜利；倘若停留不前，即会遭受敌人围攻。这些斗争的经验教训，太平天国领导者不能用科学方法进行总结，无法确切地分析每个历史关头的阶级对比关系和具体特点，制定自己的政策和策略，因此，不可避免地出现失误。当1853年全国人民群众斗争积极性空前高涨、清朝统治阵营一片混乱时，他们没有抓住机会，全力北伐，从而失去推翻清廷的大好时机。在1860年至1861年再次西征时，他们也未能坚持到底，以致会师武汉、救援安庆的战略功败垂成。

第四，未能认清列强的侵略实质。太平天国领导人看不出资本主义列强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无法认识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联合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群众的实质，曾经因为宗教形式的相同，把信奉基督教作招牌的外国侵略者误作朋友，想不到这些“洋兄弟”竟会帮助“清妖”来反对自己，结果吃了大亏。

上述种种问题，使太平天国英雄们无法将自己的斗争引向成功。这就深刻地证明，在中国已经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期，“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5页)。就客观方面说，太平天国的失败则是因为中外敌人互相勾结，狼狈为奸。以满洲贵族为主体的清政府，对内除调动其中央与地方的庞大常备军外，还作出授予地方军政实权的重大让步，换取以曾国藩等为代表的汉族地主阶级的全力支持；对外则以出卖国家主权为代价，获得资本主义列强在军事与经济上的各种援助。中外反动势力串通一起，变成强大的敌人。太平天国运动就是在中外敌人的联合镇压下失败的。洪仁玕在就义之前曾经沉痛说过：“我朝祸害之源，即洋人助妖之事”，“如洋人不助敌军，则吾人断可长久支持。”(《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555页)历史意义：首先，这次运动猛烈冲击和极大动摇了清朝的封建统治。太平军曾经驰骋大江南北，锐不可挡，打得清朝军队和地主团练望风溃逃，消灭了数以万计的敌人。他们所到之处，摧毁清朝的统治机构，诛杀贪官污吏，惩办地主士绅；并组成自己的政权，对抗清朝的反动政权。他们提出反映农民要求的土地纲领，否定封建土地制度，而且支持农民反抗地主压迫和剥削的斗争。他们还冲击封建文化，进行自身的文化建设。在太平天国运动的沉重打击下，清政府摇摇欲坠，一直未能出现稳定的局面。

其次，这次运动迎头痛击了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太平天国反对民族压迫，主张各国平等往来与友好互助，维护民族尊严，禁止鸦片贸易，坚决拒绝列强的侵略要求，英勇抗击其武装进犯，同外国侵略势力展开激烈的斗争，使列强从清政府取得的权益不能立即到手。列强惊呼：太平天国“显得是一个比一向所想像的还要可怕的团体”(转引自严中平《太平天国初期英国的侵华政策》，《太平天国史论文选》上册第436页)。太平天国的正义斗争，表现了中国人民反对列强侵略的英雄气概和爱国精神。

最后，这次运动推动了中国近代人民革命斗争的发展。太平天国的反抗精神和战斗业绩，在中国人民中间起了巨大的教育和鼓舞作用，提高了广大群众斗争的信心与勇气，激励他们奋起反对国内外敌人，影响非常深远。义和团的一位首领张德成曾自诩为洪秀全，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以“洪秀全第二自命”(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1册第2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他们都从太平天国事业中汲取力量，立志像太平天国英雄们那样，奋起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国内封建统治。太平天国的经验教训，也给中国人民留下宝贵借鉴。继太平天国之后，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又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

第四节 太平天国时期的各族人民起义

一、南方会党起义

闽南小刀会起义。小刀会名目于1742年出现于福建漳浦，此后台湾有些天地会也改名小刀会。1850年夏，厦门小刀会成立。1853年5月13日，黄德美、黄位率领会众在海澄（今龙海）起义，攻占县城。六天之内，起义军先后攻克了石码、漳州、龙溪、长泰、厦门、同安、安溪等地，“所到之地，军法甚严，出示安民。米谷定价，不许贵卖，百姓秋毫无犯。”(《时闻丛录》，《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5册第100页)他们又积极设法与太平军取得联系，吁请太平军的合作，并多次派人前往台湾联络，支援当地的天地会起义。清军惊魂稍定，随即发动反扑，重新夺占了安溪、漳州、同安等地，进犯厦门。起义军在7月间进攻金门遭受重大损失后，不得不固守厦门。8月下旬，清军援军源源而来，加强了对厦门的进攻和封锁。起义军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于11月11日撤出厦门，不久黄德美在龙溪被捕，解往厦门杀害。黄位率一部分起义军转入海上斗争，在台湾、广东澄海、南澳及香港一带海面活动，并曾两次进攻台湾鸡笼（今基隆），于1858年春失败。

台湾天地会起义。1853年6月初，台湾天地会首领林恭、杨文爱、张估等人分别在凤山阿里港、台湾（今台南）湾里街和嘉义县城附近树旗起义。起义军夺占了凤山县城，并猛攻嘉义县城和台湾府城。同年8月，三路起义军被清军相继镇压，余部辗转跋涉到台湾东北部的噶玛兰厅，加入了9月间吴磋领导的天地会起义，次年3月失败。

闽中红钱会起义。红钱会是天地会的一个支派，入会者每人发给一枚用银殊涂红的铜钱作为凭据，故名。1853年5月30日，林俊乘闽南小刀会起义之机，在永春城郊金山率领红钱会会众起义，当天攻取了德化县城。起义军于7月又叠克尤溪、永春，9月袭取大田，并在泉州乌钱会、仙游乌白旗的支持下攻占仙游。11月，小刀会起义军撤出厦门后，清军加强了对红钱会的进攻，起义军主力被迫向永春转移，1854年4月至6月又转移到南安、仙游乡间疏散隐蔽。7月至11月，清军连续在仙游盖尾等乡扫荡清剿，未能找到林俊的踪迹。1857年春，为配合太平军入闽作战，林俊以太平天国“英烈王”的名义，重聚队伍，三攻泉州，一度夺取大田。次年，林俊率部北上与太平军会师，经过顺昌县仁寿桥时遭伏击牺牲。余部除回南安县坚持斗争外，大部分继续北上，在9月间与太平军石达开部会合。

广东天地会起义。1854年6月，何六在广东东莞石龙镇聚众发难，连下东莞、增城等地，揭开了广东天地会起义的序幕。7月5日，广东天地会首领陈开在南海佛山镇（今佛山市）率众起义，接着李文茂等在广州北郊响应，各地天地会遂纷纷揭竿而起。起义军头裹红巾，或腰缠红带，自称“红兵”或“洪兵”。“旬日之间，连陷数十州县，西至梧州，北至韶州，东至惠潮，南至高廉”，营垒相望，“道途梗塞”，(同治《南海县续志》卷26杂录下第13页)。自7月20日起，各路起义军开始围攻省城广州，由于英、美、法侵略者暗中接济守城清军，攻城半年未下。1855年1月，清军开始反扑，起义军损失惨重，随后从广州撤围。周春等人率部分起义军北上，转战湘、赣，于12月在江西新昌（今宜丰）加入太平军。陈开、李文茂率起义军主力西进，于1855年5月下旬进入广西，9月27日攻入得州（今桂平），旋改称秀京，建立大成国政权，陈开称镇南王，李文茂称平靖王。此后，起义军分路出征，攻占柳州、梧州等重要城市。1858年，起义军进攻桂林遇阻，梧州、柳州又相继失守，清军步步进逼。11月，李文茂病故于怀远（今融安北）山中，余部归陈开指挥。1861年8月，秀京沦陷，不久陈开被俘死难。

升平天国起义。广西是太平天国运动的策源地，也是天地会频繁起事的地区之一。早在1846年9月广西天地会首领胡有禄就在湖南宁远发动过起义，未能成功。1852年9月，胡有禄与另一首领朱洪英在南宁再次聚众起义，率数万起义军横扫桂北、湘南十余个州县。1854年秋，起义军占领灌阳，建立升平天国，胡有禄称定南王，朱洪英称镇南王。1855年，起义军应罗大纲之邀，经湖南欲北上与太平军会合，不幸被湘军击败，胡有禄被俘牺牲。朱洪英率部退回广西，转战湘、桂、黔三省边界地区，后在永明失败。余部退至广西，继续坚持反清斗争。

延陵国起义。1852年，吴凌云在广西新宁州（今扶绥）发动壮、汉等各族天地会众起义，先后攻克新宁州、养利（今大新）、龙州、太平（今崇左）等地。1861年2月，起义军在新宁州陇罗建立延陵国，吴凌云称延陵王。7月养利、太平等地相继被清军团练攻破。1863年春，清军攻陷陇罗，吴凌云牺牲。其子吴亚终率余部会合广东灵山农民起义军小张三部，转战镇安、归顺一带。1869年10月，吴亚终死后，余部进入越南。由刘永福领导的一支号称黑旗军，后来逐渐壮大，参加了越南的抗法斗争。

上海小刀会起义。1853年夏，在太平天国运动和闽南小刀会起义的影响下，上海的一些会党和帮派组成统一的秘密反清联盟上海小刀会，积极发展力量，筹划起义。9月5日，周立春带领起义军攻占嘉定县城，称提督本标全部大元帅、统理军机（此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周立春印章拓片，见郭豫明《上海小刀会起义史》第81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1993年版），揭开了斗争的序幕。9月7日，刘丽川统率起义军占领上海县城，击毙署理知县袁祖德，活捉苏松太道吴健彰，建立大明国。他以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的名义发出布告，指出起义军的目的是“剿灭贪官，以除残暴”（《小刀会起义文献》，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图片，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接着，起义军又夺取了宝山县、南汇县、川沙厅和青浦县，声势大振。由于他们两次攻打太仓州失利，战局出现逆转。9月下旬，嘉定落入敌手，周立春被俘殉难，宝山、青浦、南汇、川沙随之失陷，起义军退守上海一地。起义后不久，刘丽川就上奏洪秀全，请派官员莅任，并将国号改为太平天国，接受太平天国的宗教伦理思想。起义军还宣布“乡间钱粮，不征三年”，铸造钱币“太平通宝”，反对高利贷盘剥，严禁奸商囤积居奇抬高米价，主张与各国平等相 处。列强表面上“中立”，实则支持清政府。被俘的吴健彰被美国人救出以后，协助署理江苏巡抚许乃钊领军从南北两面夹攻上海县城，仍不能下。1854年列强又发动“泥城之战”，迫使清政府屈服，在攫取了上海海关行政管理权与租界多项权益以后，便撕下“中立”伪装。继任江苏巡抚的吉尔杭阿进一步勾结列强，在县城与租界之间修筑封锁界墙，围攻起义军。1855年1月6日，法军与清军联合进攻上海县城北门，受到起义军的勇猛反击，伤亡惨重。不久，界墙筑成，切断了县城同外界的一切联系，使起义军陷于弹尽粮绝的境地。2月17日晚，起义军突围出走；次日，刘丽川等在西郊虹桥英勇牺牲。将军潘起亮等投奔太平天国，坚持斗争。

宁波双刀会起义。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与上海小刀会起义后，宁波双刀会首领陈春富便派员同上海小刀会联系，准备起义，但很快遭到知县段光清和士绅顾宏康所带练勇的镇压，陈春富等人牺牲。不久，上海小刀会遣张金山前往宁波联络双刀会，拟于1853年11月1日起义，因事机不密，张金山等人被害。11月28日，双刀会3000多人在南乡仙岩寺集合，向宁波府城进发，被团练和清军击溃。此后，双刀会员推洪世贤为首领，以奉化四明山雪窦寺作据点，重新集结力量，且暗中派人赴宁波活动，试图再举义旗。段光清闻讯，立即调集兵勇，纠合团练，于1854年3月进犯雪窦寺，捕杀了洪世贤及其军师等人。

诸暨莲蓬党起义。1858年太平军入浙之后，何文庆以办理团练为名，在诸暨前贩自立莲蓬党，凡参加者各发给锡质莲蓬形党牌一枚。莲蓬党在前贩“听断词讼，裁判曲直”，并将势力发展到余姚、蟀县、新昌和台州（今临海）等地。1861年夏，浙江巡抚王有龄决定招抚莲蓬党，命何文庆带5000人归总兵文瑞节制，不料遭到文瑞部下的欺辱。何文庆等奋起反抗，协同太平军相继攻占浦江、诸暨、嗓县、上虞、慈溪、宁波等地，被太平天国封为志天燕，派驻镇海。1862年5月，镇海失守。何文庆等转战慈溪、余姚一带，抗击清军和地主团练，并于11月间在余姚大败“常胜军”。太平军撤离浙东后，莲蓬党回诸暨坚持战斗，于1863年3月失败，何文庆被俘遇害。

平阳金钱会起义。1858年，赵起等8人在浙江平阳钱仓拜盟，成立金钱会，入会者每人发给“金钱义记”铜钱一枚作为暗记，对外则称“金钱义团”。1860年，金钱会势力已遍布平阳、瑞安、泰顺以及福建福鼎等地，地主豪绅组织白布会进行对抗。1861年8月，金钱会聚众烧毁瑞安林徉与白布会有勾结的陈安澜等数家地主的庄院。接着，金钱会大举起义，占领平阳县城，并分兵攻打瑞安、温州、福鼎等地。旋因敌军反扑，温州、福鼎重陷敌手。于是起义军数万人渡过飞云江全力进攻瑞安，昼夜不停。12月上旬，清军援兵自温州赶到瑞安，起义军主动撤退，回守屿头、钱仓等地。次年初，屿头、钱仓等地被清军攻破。2月1日，平阳陷落，金钱会起义失败。

二、北方捻军起义

捻军的前身称捻、捻子或捻党，是19世纪初或者更早产生的分散隐蔽的民间团体。捻的含义虽有不同解释，但一般的说法是群聚为捻，“每一股谓之一捻”。他们分布在皖、豫、鲁、苏、鄂的交界处，皖}}、尤其蒙城、毫州、寿州一带是其活动中心。主要成员是贫苦农民、船夫、渔夫、矿工、手工业工人、饥民、游民及裁撤兵勇等。他们按宗族、地域或职业等关系组织起来，彼此不相统属；斗争方式有抗粮、抗差、集体吃大户、袭击地主富豪、贩运私盐、外出“打捎”（即劫取官绅地主、富商、高利贷者的财物）等等。1853年夏太平天国出师北伐，皖北以及山东、河南等地的捻众纷纷起事，树旗响应，轰轰烈烈的捻军起义就此揭幕。

1855年秋，各路捻军在皖北蒙城、毫州之间的难河集（今涡阳）举行会盟，公推号称大汉永王（一作明命王）的张乐行（一作张洛行）为盟主，又设军师、司马、先锋等职，下分黄、白、黑、红、蓝五色总旗。总旗头称大趟主，张乐行兼领黄旗，龚

德树（一作龚得）领白旗，苏天福、王冠三领黑旗，侯士伟领红旗，韩奇峰（又称韩老万）领蓝旗。总旗之下有大旗，为捻军的基本单位，能够单独行动，大旗头称趟主。大旗之下还有小旗。各旗统将皆听盟主调遣，但盟主对各旗统将一无任免权力。这种五旗军制，将分散的捻军初步组合起

来。他们“禁止抢掠，严缉奸淫。贫民衣粮，不准扒运”(《进步日报》1951年2月3日)。会盟之后，捻军成为北方一支强大的反清力量，捻众达数十万人。但许多捻众仍然处于“居则为民，出则为捻”，(王定安：《求网斋弟子记》，《捻军》资料丛刊第1册第45页)的状态。

1856年6月，清军竭力反扑，攻入难河集。捻军集结力量，不久夺回。11月，雉河集再次失守。张乐行、龚德树等遂率领捻军南下，次年3月，同陈玉成、李秀成所部太平军在安徽霍丘、六安之间一会师。两军在淮南向清军发动攻势，相继占领正阳关、霍丘。不久，两地失守，捻军撤至六安。捻军又配合太平军在鄂东、皖北、豫南作战。后来张乐行被太平天国封为征北主将。1858年6月，捻军攻占怀远、临淮与凤阳，控制淮河中游。次年7月，他们与太平军攻克定远，使捻军掌管区域同太平天国辖区庐州等地联为一片。由于清军拚命反扑，怀远失陷，捻军配合太平军在潜山、太湖一带作战未能取胜，临淮、凤阳又失。龚德树在参加太平军第二次西征途中，不幸于湖北罗田松子关阵亡。安庆陷落后，局势更加恶化。1861年12月，已被晋封太平天国沃王的张乐行率部从定远北归至颖上，结束了他们和太平军在淮河流域长达四年多的联合斗争。

当捻军主力在淮南作战时，分散在难河集以及蒙、毫等地的广大乡村与集镇的捻军重新活跃起来，同敌人周旋。接着向山东、苏北、河南等地出击。1859年3月，捻军在河南舞阳北舞渡击毙总兵邱联恩。次年2月，他们攻克过苏北重镇清江浦（今淮阴市）05月，捻军在河南拓城与安徽毫州之间的马埠（今马铺）杀死总兵王凤祥。9月，于河南汝阳野猪冈斩杀总兵承惠。12月，捻军在山东巨野东南羊山集击败钦差大臣、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所部清军。1861年2月、3月，他们又接连在山东菏泽关李家庄、坟上杨柳集（今杨柳店）大败僧军。

1862年春，捻军进攻颖州，太平军也参加此役，但没有获胜，随后失去颖上，败于太和。次年春，难河集等蒙、毫一带基地被僧军等攻陷，张乐行等2万多将士殉难，损失巨大。

1864年天京陷落后，遵王赖文光所部数千太平军与任化邦、张宗禹等部数万捻军会合，由湖北进入河南南部。他们决心联合一致，“誓同生死，万苦不辞”（《赖文光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558页），组编成统一的部队新捻军（或称后期捻军、太平天国新军），以复兴太平天国大业。新捻军完全摆脱以往捻军半农半兵的状态，并“易步为骑”（尹耕云：《豫军纪略》，《捻军》资料丛刊第2册第172页），还采用加速运动、避开强敌、以走致敌、伺机进击、步骑联合、包围歼敌的流动战术，改变了战场上被动局面。12月12日，新捻军在河南邓州（今邓县）唐坡击败僧军。1865年1月底，于河南鲁山再败僧军，然后东趋，又南下北上，自豫入鲁，转至苏北，再返山东，将尾追的僧军拖得精疲力尽。5月18日，新捻军在山东曹州（治今菏泽）高楼寨之战中击杀僧格林沁，歼灭其所部7000多人，大获全胜。

奉命继任剿捻钦差大臣的曾国藩鉴于僧军的惨败，提出扼守重镇、修筑场寨、建立马队和凭河设防的计划，企图制服流动无定的新捻军。新捻军继续在山东、河南、皖北、湖北、苏北等地往返作战。1866年夏，曾国藩拟以运河为东面防线，后又提出以沙河、贾鲁河为西面防线，淮河、黄河为南面与北面的防线，妄想将新捻军的活动限制在沙河与贾鲁河以西的鄂、豫、皖边界地区，加以消灭。9月24日，新捻军冲过河南开封南面芦花冈堤墙，进入山东，沙河、贾鲁河防线遂告破产。清政府再易主帅，改派李鸿章为钦差大臣，督师攻捻。

同年10月，新捻军从山东返回河南，赖文光深恐“独力难持，孤军难立”，决定由张宗禹等率部前往陕西、甘肃，联合回民起义军，“以为特角之势”。新捻军遂分成东、西两部。

东捻军自豫入鄂，拟进取四川。1867年1月11日，他们在钟祥罗家集击伤提督郭松林，消灭其所部湘军约4000人（一作2000多人）;1月26日，于应城杨家河打死总兵张树珊，全歼其所部淮军数百人。2月19日，他们在京山尹隆河（即永隆河）先击垮提督刘铭传所部淮军，后为提督鲍超的部队所败，将士伤亡很多，便北走河南，不久再入湖北。3月23日，他们于薪水（今烯水）六神港及溪潭坳一带，痛歼记名布政使彭毓橘所部湘军3000多人。因为清军堵截，新捻军无法入川，遂往河南。6月，他们渡过运河，再进山东。李鸿章趁机以胶莱河、运河为内围、外围防线，黄河、六塘河为北面、南面防线，派兵严守。东捻军虽冲过胶莱河防线，却难以突破其他防线，损失惨重，任化邦阵亡。1868年1月，赖文光率部突围至江苏扬州东北湾头和瓦窑铺，被清军扑灭。

西捻军从豫至陕，1867年1月23日，在西安东郊浦桥十里坡，消灭了刘蓉所部湘军约万人，接着乘胜进围西安，因敌有备而退，便与回民起义军转战于渭水、径水、洛水之间。10月，钦差大臣、陕甘总督左宗棠策划在径水、洛水之间消灭西捻军。西捻军即向陕北转移，11月，配合回民起义军占领绥德。不久，他们得到来自山东的东捻军求援书信，立即南下宜川，东过黄河，进向山西、河南、直隶，1868年2月，进攻保定，逼近北京，后返河南，经山东绕袭天津，力图迫使清廷调开镇压东捻军的兵力。但当时东捻军已经失败，西捻军反而成为深入敌后的孤军。5月，他们退回山东，被困于运河、黄河、减河之间，接连遭到清军的围攻堵击，实力大损。8月16日，他们在徒骇河边覆没，张宗禹不知所终。捻军起义最终失败了。

三、西南、西北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

贵州各族人民起义。1855年4月，张秀眉在贵州台拱（今台江）率苗族人民抗税起义，队伍很快发展到数万人。1856年至1858年，苗军先后占领了凯里、清江（今剑河）、台拱、都匀、镇远，在黔东南建立了基地。张秀眉自称大元帅，明令保护汉族盐商，以利各族群众互通有无，并将没收的屯田和逃亡地主的田地分给苗族农民耕种。1855年11月至1858年1月，刘义顺领导的灯花教在贵州铜仁、麻哈（今麻江）、思南先后起义。起义军以头巾颜色为标志，分为红、白、黄三号，迅速控制了黔东北大片地区。1861年刘义顺立朱明月为嗣统皇帝。1860年5月，陶新春在韭菜坪（今赫章县境）率苗、彝、布依各族农民万余人起义。随后，起义军攻取了黔西北要隘七星关。1861年春，在清军的迫下，起义军从七星关撤出，转移至毕节县猪拱著建立基地，陶新春自任统兵元帅。同年夏，陶新春率部配合太平军曾广依部围攻过毕节县城。

186年，苗军、号军联合行动，进逼省城贵阳，且长期加以围困。1864年12月，苗军岩大五部与陶新春起义军协同作战，先后攻下毕节和云南镇雄、四川高县等地。各族人民起义遍及贵州全省，清政府在贵州的统治岌岌可危。太平天国失败之后，清政府开始调集兵力镇压贵州各族起义军。1867年初，清军大举进攻。席宝田率湘军进攻石吁、思州的号军和镇远、台拱的苗军；唐炯率川军进攻循潭、瓮安的号军；岑毓英率滇军进攻威宁、毕节的陶新春起义军；张文德率黔军进攻贵阳周围和都匀、八寨的苗军。经过半年的战斗，同年7月，猪拱署基地失守，陶新春在突围中被俘牺牲，黔西北各族人民起义被镇压。1868年1月，湘军攻陷思南西南的号军基地石降荆竹园（今思南西南）。接着，湘军进攻号军另一重要基地凤冈偏刀水的外围据点觉林寺，朱明月突围后被俘，5月，偏刀水被川军、湘军攻陷。8月，号军最后一个根据地平越尚大坪也被川军、黔军占领，刘义顺等人突围被俘，后在成都殉难。清军相继镇压了陶新春和号军起义之后，加强了对苗军的进攻。苗军扼守险要，顽强抗击，于1869年5,7月间在黄平黄飘、都匀羊安连败湘军、黔军，但援黔清军不断增加，形势日益恶化。1870年11月，湘军攻陷台拱。次年5月，苗军凯里基地失守，张秀眉退走雷公山，同年秋又退至乌鸦坡。1872年4月，湘军、黔军攻占乌鸦坡据点，张秀眉率部突围，后战败被俘，在长沙就义。

云南各族人民起义。1856年5月，李文学在云南弥渡县瓦卢村聚众5000人起义，被推为“彝家兵马大元帅”。彝族、傣族等各族人民纷纷前来归附。至1868年，以哀牢山为一中心的弥渡等十余县成了起义军的辖区，汉族、苗族、回族、傈僳族人民也竞相加入起义军。1870年，清军集中兵力大举进攻哀牢山区，起义军接连失利。1872年，李文学在赴援大理回民起义军途中受挫，被部下出卖给清军，于1874年被害。余部由李学东领导坚持斗争至1876年。

1856年云南回族人民也纷纷举行起义，且很快形成了两支强大的反清势力：一支以马德新、马如龙为首，活动于滇东、滇南等地；一支以杜文秀为首，活动于滇西一带。马德新和马如龙是宗教封建上层人物和回族大地主，他们起兵的目的“止欲报仇，不敢为逆”（《平定云南回匪方略》，《回民起义》资料丛刊第1册第322页，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在反对个别清朝官吏时扩大自己的权力。他们曾于1857,1860和1861年三次包围省城昆明，但时战时和，与清政府讨价还价。1862年，清政府终于让步，封马德新为二品伯克滇南回族总掌教，封马如龙为署理临玩镇总兵，两人在高官厚禄的引诱下成了清政府“以回攻回”的工具。杜文秀于1856年10月在大理建立政权，担任总统兵马大元帅，实行减轻赋税、保护商旅、民族联合等政策，得到了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至1861年初，已控制了滇西20余州县。清政府对大理政权采取了“剿抚兼施”的方针。1862年马如龙、马德新降清后受清政府指使，派人赴大理劝降，遭到杜文秀严词拒绝。1867年2月，已升为署理云南提督的马如龙率部8900余人，自昆明出发进攻大理，随后被起义军击败。5月杜文秀指挥10余万（一作20余万）大军发动反攻，大败清军，并于同年12月至次年2月接连攻取楚雄、安宁、富民等地，进攻昆明。1869年9月，起义军攻打昆明失败，被迫退回，随后清军趁机进行反扑。1872年12月，守卫大理的起义军弹尽粮绝，杜文秀服毒后亲赴清营要求保全城中百姓生命，结果被杀，全城惨遭血洗，起义终告失败。

李永和、蓝朝鼎起义。1859年夏，李永和、蓝朝鼎率众在云南昭通牛皮寨起义，以“打富济贫”为号召。随后，起义军进入四川，连克箔连、高县、庆符三县，围攻叙州府（今宜宾市）未下，转占乐山、键为之间的键乐盐场，吸收大批农民、盐工参军。从次年春起，他们向川西、川北进军，又转战于川南等地，11月，会集于富顺、隆昌交界的牛佛渡，队伍有二三十万人，旋又分开活动：蓝朝鼎等起义军于1861年5月攻打绵州（今绵阳），久攻未下，9月，为骆秉章带领的清军所败，被迫退走，后占丹棱（今丹棱）,12月从丹棱突围，蓝朝鼎不幸牺牲，余部由蓝朝柱等带领北上；李永和等起义军于1861年4月攻占仁寿、青神后，围攻眉州（今眉山），也未能攻下，11月，退据青神，1862年春，撤往键为铁山地区，后走富顺、隆昌间的天洋坪、宜宾八角寨，复往铁山地区，被清军击败，10月中旬，李永和被俘，后就义于成都。蓝朝柱等率起义军余部活动于川北、川东、鄂西一带，且进入陕西，占据定远（今镇巴）、西乡、洋县。1863年10月，同扶王陈得才等太平军一起攻占汉中府与城固。11月，起义军进占盔厘（今周至），次年春，击伤来犯的西安将军多隆阿（不久丧命），撤出盐厘，旋在安康紫溪河遇伏，蓝朝柱身亡。蔡昌龄带领起义军余部和启王梁成富所率太平军汇合，自陕西南部进入甘肃，9月占领阶州（今武都）01865年6月，清军攻陷阶州，蔡昌龄战死，梁成富受伤被俘，后在成都殉难。这次起义最后失败。

陕西回民起义。1862年春，陈得才等所部太平军自河南进入陕西，5月，联合捻军进逼省城西安，全陕震动，华州（今华县）、渭南、大荔一带回民在任武、赫明堂等领导下，纷纷起义响应。6月，起义军杀死前来“劝谕”的清朝团练大臣张莆。随后，他们的队伍迅速扩展，控制了渭水流域。次年1月，钦差大臣多隆阿带领清军入陕，随后攻占了起义军的主要基地大荔羌白镇和王阁村、渭南仓头镇，任武在战斗中不幸牺牲。10月清军又接连攻陷高陵、临撞、三原、径阳、凤翔等地。起义军处境困难，只得退向甘肃东部。1866年冬，张宗禹率西捻军进陕，起义军乘清军无暇兼顾之际，自甘肃挥师东进接应。“于是，捻与回合，由凤翔趋醴泉（今礼泉）、乾州（今乾县）、咸阳、三原、富平、蒲城、同州（今大荔）”，沉重打击了清政府在西北的统治。但1867年12月西捻军离陕回救东捻军后，陕西回民起义军陷于孤立，一部分被清军镇压或瓦解，一部分由赫明堂率领再次退往甘肃。

甘肃回民起义。自1862年陕西回民起义后，甘肃回民也在宁夏（今银川）、庆阳、平凉、西宁、肃州（今酒泉）等地揭竿而起，并很快形成四个中心：宁夏金积堡的马化龙部、河州（今临夏）的马占鳌部、西宁的马文义部和肃州的马文禄部。由于回民内部不同教派的互相排斥，加上掌握起义军领导权的回族上层分子的动摇不定，结果被清军分化瓦解，各个击破。1868年左宗棠镇压了陕西境内的回民起义军，移师入甘。1869年12月，清军刘松山部大举进攻金积堡。次年2月，刘松山中弹伤重而死，其侄刘锦棠代统其众，继续猛攻。1871年1月，马化龙经不起清军的军事镇压和政治引诱，献金积堡投降，不久被杀。同年夏，清军进犯河州，次年春，在太子寺（今广河）被回民起义军打得大败。但马占鳌为谋高官厚禄，乘胜求降，将反对投降的赫明堂逮捕送交清军（后遇害），河州落入敌手。9月，清军向西宁进发，经大小50余战后于11月抵达西宁城下，留在城中的回民起义军首领马永福出降。1873年7月，左宗棠集中60营兵力全力围攻肃州，起义军奋起抗击，11月，首领马文禄被敌人威逼利诱，开城投降，但仍被杀。至此，西北回民起义最终失败，这标志着长达20余年的国内战争的结束。

第三章 中国社会经济的新变化与列强侵略的加深

第一节 中国国门的逐步敞开

一、洋务外交体制的出现

1、总理衙门的设立

第二次鸦片战争前，清政府与英、法、美等西方国家的交涉事务，初由两江总督曹英兼充钦差大臣办理，1844年曹英调充两广总督，随后例由两广总督兼钦差大臣办理。1859年，咸丰帝因俱怕列强代表进京交换《天津条约》文本，两广总督驻地广州又被英法联军占领，便改以两江总督为钦差大臣办理五口通商事务。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清王朝同列强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已经无法避免，恭亲王奕訢等随即奏请设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其大臣由亲王、军机大臣等兼任。1861年1月20日，清政府批准奕訢等的建议。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署或译署，是清政府专门办理中外一切交涉的机关，还兼管通商、海关、海防、订购军火、借款、主办同文馆和派遣留学生等事务。清政府首次任命奕訢、大学士桂良、军机大臣文祥三人兼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属官有总办章京、帮办章京、额外章京等数十人。他们多由内阁、军机处和各部、院的官员中调任，负责日常工作。设有英国、法国、俄国、美国、海防五股。下属机构有同文馆、海关总署等。地方外交事务主要由南、北洋通商大臣处理。南洋大臣由五口通商大臣演变而来，1865年以后一直由两江总督兼职。北洋大臣的前身为1861年设在天津的三口通商大臣，1870年改为北洋通商大臣，由直隶总督兼任（直隶总督署设在省城保定，自兼任北洋大臣后，原在天津的三口通商大臣署改为直督总督行馆。自此，除冬季冰冻封河期间以外，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常驻天津）。从此时起，清政府的对外事务，多由奕訢出面主持，文祥从中策划，形成中央的洋务派势力。总理衙门的设立，是中国近代外交体制变革迈出的第一步，至1901年才改为外务部，存在了40年。

2、被迫“聘用”西人任总税务司

早在1854年4月，列强在“泥城之战”中击败清军，逼迫上海当局就范。同年6月29日，英、法、美三国驻上海领事与苏松太道吴健彰举行会议，由三国领事各推举一人充当“司税”，组成“关税管理委员会”，把持江海关，征收关税，从而攫取了上海海关的行政管理权。

1858年列强迫使清政府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规定中国关税“各口画一办理”，“邀请英人（或法人等）帮办税务”，以便将其侵略势力渐次伸到其他通商口岸。1859年在列强要挟下，两江总督兼五口通商大臣何桂清任命英籍李泰国为中国海关第一任总税务司，总揽中国海关行政大权。同时，江海关“改司税为正税务司一人，副税务司一人”（俞樾：《上海县志》，《第二次鸦片战争》资料丛刊第1册第304页）。不久，李泰国将上海的外籍税务司制度推广到广州、汕头等通商口岸。

1861年1月，总理衙门下札委任李泰国为总税务司，稽查各口洋商完税事宜。但不久李泰国因病回国，行前指定赫德署理总税务司。1863年奕訢免去李泰国总税务司职务，正式任命赫德接替。赫德担任此职直到1911年死时卸职，几达半个世纪之久。

赫德接任后，竭力巩固和扩充总税务司的权限，使其合法化，并制定了一整套由洋员把持关务的管理制度。这大大便利了列强对中国的经济掠夺，有效地控制了中国的进出口贸易。

关税是清政府的重要财源，随着关税收入的增长，海关总税务司的地位日益重要。1894年关税收入2279.7万海关两，约占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加上赫德善于以“友善”态度与清政府官员打交道，他不仅成为清政府与外国公使间在贸易和关税问题上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角色，而且成为“总理衙门首脑恭亲王的顾问，多方插手中国的内政、外交。

1854年，赫德奉英国外交部的命令前来中国，先后在宁波和广州的英国领事馆工作，后来曾任广州副税务司和上海税务司。他在英国公使普鲁斯的支持下，于1863年被清政府正式任命为海关总税务司。他不仅把持海关行政，而且代清政府对外借款，采购军火，进而逐步插手清政府的内政和外交。1865年，他向清政府呈递了一篇《局外旁观论》，劝告清政府忠实履行不平等条约，并威胁说：如果“违背条约，在万国公法准至用兵，败者必认旧约，赔补兵费，约外加保方止”。这篇《局外旁观论》的真实用心，也是要通过帮助清政府改革内政，使海关成为“改革这个帝国各个部门的行政和改进各工业部门的核心”。（1885年12月21日赫德致金登干Z/234函附件，《中国海关密档》第4卷，第1381件，中华书局1992年版）赫德的狂妄言论在清政府中引起了一强烈反响，左宗棠在评论中愤然指出：“我之一待赫德不为不优，而竟敢如此。一彼固英人耳，其心惟利是视，于我何有？”（《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2，第46页）1879年，赫德又向总理衙门呈递“雇用西人，重其事权”，并建议设立一个筹建海防的专门机构，要求任命他担任总海防司的职务，企图控制中国的海防大权。赫德的这项意见，遭到了当时许多朝野人士的反对，李鸿章致函总理衙门说：“赫总税司前议，此间文武幕吏多不以为然，谓其既有利权，又执兵柄，钧署及南北洋必为所牵制。若初讲自强，仅倚一赫德，恐为东西洋人所轻视。”他建议将赫德所拟章程“斟酌改定，以免太阿倒持之患”。（《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10，第5页）负责南洋海防的两江总督沈葆祯也表示“极为窒碍”，“以赫德揽权为虑”，予以抵制（《光绪六年正月二十八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訢等奏》，《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2册第43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遂未实现。

另外，赫德曾经提出的四川总督（吴棠）与云贵总督（张凯嵩）的人选，为清政府所接受。1868年赫德推荐美国人蒲安臣任中国使臣，出使欧美各国。1876年在赫德的策划下，李鸿章和威妥玛订立中英《烟台条约》。1885年赫德与税务司金登干、德璀琳操纵了中法和约的谈判。1886年在赫德插手下，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中英《缅甸条款》，承认英国对缅甸的统治。1887年赫德授意金登干代表清政府签订中葡《里斯本会议草约》，迫使清政府接受葡萄牙对澳门的侵略要求。此外，1890年中英《藏印条约》,1893年中英《藏印续约》,1901年《辛丑条约》,1902年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等诸多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赫德和其他一些外籍税务司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并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3、公使驻京与派遣使节

从1861年起，根据《北京条约》规定，英、法、美、俄等国公使相继进驻北京，设立使馆。按国际惯例，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之间应互派使团，本来是正常的事，但外国公使以征服者的身份驻京，经常干预清政府的内政与外交。如1866年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威妥玛在英公使授意下，向清政府递交说帖《新议略论》，建议中国“内改政治，外笃友谊”，切实保护列强在华的、一切权益，并威胁道：清政府若不按侵略者旨意行事，那么各国“见必受险，难免干预保全。一国干预，诸国从之，试问将来中华天下，仍能一统自主？抑或不免分属诸邦，此不待言而可知”（《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0第27页）。这篇《新议略论》，赤裸裸地暴露了列强企图操纵中国内政外交的野心。

按国际惯例，外使来京后应首先谒见驻在国元首，呈递国书。1861年英法等公使到北京后，均请呈递国书。依照清朝的外交体制，外国使节如欲觐见皇帝，必须行跪拜礼，外使不从，因此见问题一直拖延未决。1873年春，同治帝亲政，各国公使联衔照会请求觐见。总理衙门坚持以跪拜礼为朝觐礼仪，但在各国力争之后，才改为免冠五鞠躬礼觐见，于6月29日在紫光阁进行。至此，各国使臣第一次呈递了国书，时距1861年各国公使来京，已有12年。

外国公使一直力劝清政府派遣使节出国“访问”，其用心在于把清政府更加牢靠地和西方缚在一起。但直到1866年，清廷才派遣总理衙门章京斌椿率同文馆学生数人，随赫德到英、法、德、俄等国京城游历、观光。斌椿的出访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对西方的探视。1867年，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卸任回国，清政府听信他愿为中国“出力”的诺言，加上赫德对总理衙门的举荐，便聘他为“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次年2月，蒲安臣以大清国钦差大臣的头衔，率领由英国使馆翻译官柏卓安、法籍海关税务司德善和记名海关道志刚、礼部郎中孙家谷组成的中国使团，出使美、英、德、俄等十余国，时间长达2年之久。1868年7月，蒲安臣擅自代表清政府，同美国国务卿西华德签订了所谓中美《续增条约》（即《蒲安臣条约》），美国从而攫取了掠卖华工以及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学校等权利。1870年2月，蒲安臣病死在俄国彼得堡。使团由志刚率领继续访问了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等国，于10月回到上海。

1875年8月，清政府正式派遣候补侍郎郭嵩焘等出使英国。同年12月，又派原刑部郎中陈兰彬为驻美国兼驻西班牙、秘鲁公使。1877年1月21日郭嵩焘抵英，便设立清政府第一个驻外使馆。接着清政府派出驻俄、法、德、意、葡与日本等国使节。这样，清政府在当时世界上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建立了使馆，派遣了常驻使节。1877年，清廷批准郭嵩焘奏请，于新加坡设立领事馆，其后又在槟榔屿、仰光、爪哇、横滨、汉城、檀香山、纽约、旧金山，以及澳大利亚、加拿大、墨西哥、古巴、巴拿马、挪威、奥国等地建立了数十处领事馆。清政府在世界各地建立公使馆和领事馆，是近代外交史上的大事，它使清政府的外交体制逐步完备起来，走进国际社会。这对于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经济、科技等方面的交流，保护海外华侨的利益、密切华侨与祖国的关系等方面都有积极作用。

4、培养外交和翻译人才

为了培养外交和翻译人才，1862年总理衙门设立京师同文馆。同文馆先后设英文、法文、俄文、德文、日文、天文算学等馆。初仅招收十三四岁以下的八旗子弟入馆学习，后兼收年岁较长的八旗子弟及汉族学生，聘请洋员任教习。1863年，江苏巡抚李鸿章在上海创办广方言馆，1864年广州将军瑞麟与两广总督毛鸿宾在广州开设广方言馆，招收当地少年入馆学习外语。此后，洋务派又在福州、天津、台湾、珲春等地创办了一批学习外语、科技和军事方面的新式学堂，并多次选派留学生出国学习。这些措施都促进了近代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二、中国经济逐渐卷入国际市场

1、中国农村逐步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市场体系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的特权，加快了对中国经济侵略的步伐。1869年，苏伊士运河正式通航，使中英之间的航程比原来绕道好望角缩短了大约四分之一，加以轮船代替帆船的进程大大加快，航行时间也缩短了一半以上。1871年，上海至伦敦和旧金山的电报线路接通，使西方资产阶级能够迅速掌握市场信息。这些条件为列强扩大经济掠夺提供了便利，使中国社会经济进一步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

这时期，中国对外贸易发生了显著变化，进出口贸易总额不断增加。1870年为1.349亿海关两，1875年增至l.461亿海关两，1888年达到2.112亿海关两。1871年至1893年，出口增加70.400，进口则增加72.600，入超逐渐增加。1871年至1880年，仅两年是入超；1881年至1890年，有6年入超。1891年至1894年每年都入超。入超额1871年为347.7万关两，到1894年达604.9万关两（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下册第1227页）。

在进口货中，鸦片占着最重要的地位，其次为棉纺织品、毛织品、金属制品等。以1867年为例，鸦片的进口价值为2882万余两，占全部进口货总值的46.15 %；棉纺织品的进口价值为1316.8万余两，占全部进口货总值的21.08%（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第1602-1608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在全部进口货中，以棉纺织品增长的速度最快。棉纱的进口，1872年近5万担，1881年增至17.2万担，增长244%；棉布的进口，1872年为1192万匹，1881年增至1437万匹，增长20.5%（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第1602-1603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1885年，棉纺织品在全部进口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压倒了鸦片，而跃居首位。外国棉纺织品的大量输入，严重冲击城乡手工棉纺织业。通商口岸附近许多地区，人们开始用洋纱代替土纱织布，有些地方甚至出现土纱停纺现象；洋布也充斥市场，土布逐渐滞销。

在出口货中，茶叶仍占首要地位。不过，由于印度茶、锡兰茶和日本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它所占的比重逐渐下降。生丝和丝织品的出口，仅次于茶叶而占第二位。在60,70年代，仅茶、丝两项，就占出口货总值的80-90%。至90年代，下降到60％左右，但丝出口量仍持续增长。此外，大豆、棉花、烟叶、花生、皮毛等出口数量也有增加。出口货主要是各种原料，表明中国逐步沦为外国资本主义的原料供应地。经济作物面积不断扩大的地区，粮食供应紧张，推动了粮食的商品化，促进了各地区之间的粮食以及其他物资的流通。据估计，粮食商品量1894年比 1840年增加了近140%（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第301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这样，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日趋破坏，城乡商品经济也逐渐得到发展。中国农村逐步被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市场体系。

2、列强在华经济势力加强

为了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等便利，外国资本家在中国还经营商业与轮船航运业，投资工厂企业及开设银行。商业与轮船航运业方面：外国在华开设的洋行遍布于各大城市，其中著名的有英国怡和、沙逊、安利等洋行，德国礼和、禅臣等洋行。它们操纵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并使中国商业资本成为其附庸。外国轮船公司也相继在华创设，如1862年美国旗昌洋行设立了第一家

专业轮船公司，即旗昌轮船公司，垄断我国长江中下游轮船航运近10年之久。1865年美国商人又创办省港澳轮船公司在华南营运。实力雄厚的英商太古洋行和怡和洋行分别于1872年和1881年在上海设立轮船公司。外国轮船公司从此逐渐侵占中国沿海与内河的航运权益，使得中国“凡属生意码头，外国已占十分之九”（《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第50页）。中国传统的民间航运业遭到了摧残。

工厂企业方面：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为进出口贸易服务的，如1862年英商在上海开设的祥生船厂、1864年美商在上海建立的耶松船厂等；一类是食品、日用品、印刷等工广和租界的公用事业，如1881年的上海自来水公司，1882年的上海电气公司等。投资规模一般不大，在甲午战争前，外国在华的工厂企业投资总计将近2800万元（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247页，科学出版社1952年版）。通过这些投资，外国资本家对中国工人进行残酷剥削，掠夺了巨额利润。

银行方面：早在1845年，英国的丽如银行就在香港和广州设立分支机构，1847年又在上海设立分行。此后，英国的汇隆银行、呵加刺银行、有利银行与麦加利银行也在中国设行。自60年代起，外国在华设立的银行日益增多，法国的法兰西银行（1860年）、英国的汇丰银行（1865年）、德国的德华银行（1889年）、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1893年）先后在中国设立总行或分行，其中资本最雄厚、势力最大的是汇丰银行。外国银行是列强对华经济侵略的重要机构。它们在中国经营国际汇兑，办理存款贷款，甚至发行纸币，向清政府发放政治性贷款，从而操纵和垄断中国的财政金融命脉。

3、买办势力的与发展与买办制度的形成

随着对外贸易的扩大和外国在华投资的增加，买办势力进一步发展。鸦片战争前的买办，由中国公行保荐，主要任务是为外国商人采办日常生活用品，兼管仆役，由外商支付薪金。鸦片战争后，取消了行商制度，外商可以自由雇佣买办，买办的主要任务是帮助推销商品，收购货物，成为外商业务的代理人，除了领支薪金外，还可以提取佣金。以后许多掮客、商人也进入买办行列。买办与外商之间存在着雇佣关系，并发展成为一种买办制度。双方订有契约：买办是外商企业中中国籍职工的头目，负责对其他中国籍职工的雇佣和监督管理；承担经理外商企业和中国商行（人）之间的业务往来，垫付流动资金，担保钱庄票据和中国商行（人）信用；外商给买办的报酬有薪金和佣金，而以佣金为主；外商雇佣买办，一般都要求他们提供物质保证，如现金（所谓“押金”或“寄库金”）、股票、证券、地契等，雇佣条件由双方签订合同，到外国领事馆备案，中国政府无权过问。

外商向内地市场推销洋货和收购土货出口，一般总是首先通过买办及买办自己独立经营的庄号的业务网络，而买办则要凭借洋行的庇护，盘剥和压迫内地商人，攫取高额利润。买办为洋商推销洋货、收购出口土货的过程，也就是洋商与买办共同剥削内地华商和生产者的过程。

还在40年代末期，“五口夷目夷商所用华人，难以数计。”（《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1册第87页）到了60年代，通事、买办一类人物，即已“于士农工商之外，别成一业”（李鸿章：《请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3第11页），各通商口岸终于形成一支买办队伍。近代买办制度的产生，不仅促进了进出口洋、土货的转运与贸易，而且加快了通商口岸半殖民地市场的形成和中国半殖民地经济的发展。

第二节 清政府的“自强求富”

一、清政府恢复统治秩序的努力

太平天国时期的战火使社会经济蒙受空前劫难。面对“人烟稀少，田土荒芜”的兵灾地区，为了尽快恢复和稳定封建统治秩序，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1、“蠲减钱漕”和“招垦升科”。所谓“蠲减钱漕”，就是在江、浙等省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的地区减免田赋，其中有的是暂时“豁免钱漕”，有的是永久裁减粮赋浮额。这是清政府“固结招徕”地主和农民的一项措施。受惠者主要是地主豪绅。按康熙朝户部规定：凡遇免钱粮，“业主免十分之七，佃户十分之三，永远为例”，（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288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由于地主豪绅的抵制，结果太平天国以后的蠲减田赋，“乡业将佃户应免十分之三，概行吞没入己。”（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288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如1864年浙江漕粮奏准减征后，地主声言“减租”，实际上“国家之赋额减，而民间之租额未减，有田者蒙其惠，无田而佃人之田者仍不获其利”，（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280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此外，由于地方官吏贪赃枉法，田赋的实际负担几乎都落在农民身上。所谓“招垦升科”，就是招抚流亡、开垦荒地以增加田赋收入。招抚的对象既有本地流亡在外的农民，也有来自“地狭民稠”地区的“客民”。各地实行招民开垦的办法颇为分歧。在江苏，一般“无主之田”招人认垦，三年后再令交纳钱粮，官给印照，承认该田归垦荒者所有。但有些荒地甫经开垦，便有人自称原主，勾结局董书差，具结领回。结果，很多农民观望不前，不愿认垦。后来，江苏地方当局禁止冒领土地，认为“原主弃田不耕已十余年，业已与田义绝，无论是真是假，均不准领。且此外荒田尚多，何必刻舟求剑？冒领之禁一严，则垦民得尺则尺，不复存观望游移之念矣。”（丁日昌：《抚吴公犊》卷37第9页）浙江严州府垦荒章程规定，农民垦出的荒地，如“原业主”回乡后三个月内认领，仍可从垦户手中“照数收回”，若延至荒地垦熟后再行呈报，则“将所种田亩罚半归垦户执业”。湖州府规定，垦户纳官租三年，垦熟后的土地八成归垦户所有，二成归公。在安徽广德州，当局曾派人清丈土地，将荒地以每亩制钱600文的价格卖给“客民”为业。江、浙、皖、赣等省为“招徕”农民，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普遍实行了“永佃制”的租佃制度，即地主保留土地的所有权，承认佃农有永久的耕种权利。

2、整顿保甲团练，实施严刑峻法。1865年清政府才镇压了太平天国，便下令各省督抚整顿保甲制度。（1）“分别良莠”。对于那些人口流动频繁、客民较多的地区，清政府尤为重视，1870年，命令曾国藩等东南督抚，对当地流民“分别良莠”，予以处置：“安分守业”者“量给荒田，暂行耕种”；“强横不法之徒”则“查明原籍，递回管束”；无籍可归者，也要“另编保甲，收缴军械”，“随时稽察”（《清实录》（穆宗朝）卷295第1097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2）“连坐法”。在保甲制度的基础上，清政府又推行“保甲守助”，“编保甲以成团练”（葛士潜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卷68兵政7，第1011页）。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还通过保甲制推广“连坐法”，搞连环保。有的地方不仅搞十家联牌法，而且还搞主佃连坐、房东与房客连坐等。（3）“就地正法”。太平天国时期，清政府下放死刑权力，准许“就地正法”。战争结束以后，清政府企图收回生杀大权，但地方官绅纷

纷反对，终于未能实现。在量刑等级上将死刑的范围扩大了。1856年起，清政府将以前盗案分别首从的量刑办法，改为不分首从，一律斩决。1870年正式作为定例。在该年所修的律例中，死罪竟多达1400余项。滥杀无辜、草菅人命的严刑峻法，使清王朝的统治更黑暗、更恐怖了。

3、加紧搜刮，增加财政收入。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以后，财政上仍然十分窘迫，兴办新式军用工业、民用工业，建立新式海军等等，均需大量经费，而战后由于土地抛荒，户籍赋册不全，急需整顿，因此清政府在推行减赋的同时，又大力进行田赋清理，以恢复和扩大财源。（1）“清赋”。1864年以后，江、浙、皖三省就开办“清赋”，其他各省也相继实行，不同程度地提高了田赋征额。如台湾田赋由18万余两提高到67万余两。（2）扩厘金。厘金原来是作为战时临时捐税开征的，战后清政府却不予裁撤，而且不断完备，各地厘卡星罗棋布，厘捐名目层出不穷。（3）借外债。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清政府还举借外债，据统计，1877年至1890年，清政府共借外债24起，总额库平银36366620两（徐义生编：《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表一，中华书局1962年版）。太平天国运动以前，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不过4000多万两，而到1894年，已达到8000余万两。

4、提倡理学，加强思想控制。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和以后，清政府一直坚持科举考试。北京的会试和乡试一次也没有停办过，各地因战争停办的考试到1870年基本上全部补齐。战争结束以 后，清政府又在各地恢复和兴建书院。直隶省在同治朝就成立了29所书院。1869年，曾国藩在其《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中强调“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该乎其中矣”（曾国藩：《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曾文正公全集》杂著卷4第8o页）。利用理学来束缚知识分子思想，使他们遵循封建的道德伦理纲常，沿着科举考试的道路，为封建政府效力，仍然是清政府的基本国策。

清政府尽管作了很大努力，企图恢复反动的封建统治秩序，保护和发展地主经济，但仍然无法根本改变农村经济残破、社会动荡的局面。因战争破坏、人口逃亡而造成的大片荒地一直到19世纪末还有相当部分没有垦复。1880年安徽有8万余顷荒田（《清实录》）（德宗朝）卷110第617页）,1894年江苏荒地仍占“十分中之二三”（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第3715页，中华书局1958年版）。农业耕地的肥力也显著下降，产量跌落。在太平天国运动前，直隶、河南、山西、陕西、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福建等10省的农业收成平均在六七成，而到19世纪90年代，平均只有五六成。战后，起义战士到处流亡，清军大批裁撤，无法安置，流而为匪。原来的战区因客民大量流入，户籍紊乱，保甲也很难恢复，社会动荡不安。不少地主惧怕农村的匪患和生活贫困，贪图城市的奢靡生活，而迁居城市。这些情况说明，经过太平天国运动的打击，原来的农村封建社会经济秩序再也不可能完全恢复原貌了。

二、洋务派与洋务派思想

1、“洋务”

“洋务”一词是从“夷务”演变而来的。1857年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人们开始改称“夷务”为“洋务”。据广东在籍侍郎罗（春）衍奏，“地方官自夷人入城以来，每讳言夷务，甚至文移公犊，称夷务为洋务，又称为外国事件，不敢斥言夷字”（《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3册第812一813页）。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更明确规定“不得提书夷字”（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102页）。但是，此后相当长的时间不管是在官方文书还是私人著述作中，还继续沿用“夷”或“夷务”。如，《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光绪初年始辑，光绪八年1880成书）；私人著述中，除了李鸿章最早改“夷”字为“洋”字以外，曾国藩直到1870年尚坚持使用“夷”字（曾国藩：《复李中堂》（同治九年十一、二月间），《曾文正公全集》书札第33卷第10页。李鸿章来信中有“驭外之法”字样。曾回信则改为“驭夷之法”。李信即《复曾相》（同治九年闰十月二十一日），见《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10卷第27页）。左宗棠则更坚持使用到中法战争结束（左宗棠：《恳恩交卸差使回京复命并恳先行开缺回籍调理折》（光绪十一年五月初六日），《左文襄公全集》奏稿第64卷第30页。左宗棠有时还常用“岛”字代“夷”字）。

“夷务”或“洋务”的含义。第一部《筹办夷务始末》，即《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编纂凡例第一条说：“原任协办大学士杜受田面奉谕旨，纂辑夷务一书，断自道光十六年议禁鸦片烟始，讫于道光二十九年英夷不进粤城，通商受抚，前后十四年间，凡内阁、军机大臣所奉谕旨，内外臣工折奏，下至外国夷书，义民信札，凡有关夷务者，编年纪月，以次备书。”（《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首）这段话虽非直接解释什么叫做“夷务”，但却讲明了“夷务”一词所指为何类事，即外国的侵略及由此引起的中外战争和交涉。琦善亲供所说：“蒙讯琦善此次办理夷务，将广东旧建炮台，尽被夷人占据。”（《会审琦善亲供》（道光二十年四月十八日），《鸦片战争》第4册第207页，琦善办理夷务折档。）大致也是这个意思。“夷务”或“洋务”一词的根本字义，就是“外国侵略事情”。这种词义至少一直延续到80年代，且为洋务派所常用。例如1863年5月，李鸿章到上海已经一年，他给曾国藩写信说：“洋务最难著手，终无办法。惟望速平贼氛，讲求洋器。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李鸿章：《上曾相》（同治二年四月初四日），《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第3卷第19页）曾国藩到1866年还仍然说：“目下中外之患，自以洋务为最巨。”（曾国藩：《复李次青》（同治五年五月），《曾国藩全集》，书札第25卷第32页；又《致吴竹如函》，江世荣编：《捻军史料丛刊》第3辑第89页）1882张佩纶说：“道咸以来，天下有大患四，曰：粤、捻、回、洋。今为中国患者，独一洋务耳；东洋之患，且更逼于西洋。”（张佩纶：《请密定东征之策折》（光绪八年八月十六日），《涧于集》，奏议第2卷第59页）

“办理夷务”或“办理洋务”（官书叫做“筹办夷务”）：抵抗应战、谈判、签订条约和各种事件、事情的交涉。琦善亲供称“此次办理夷务”；曾国藩说“办理洋务，小事不妨放松，大事之必不可从者，乃可出死力与之苦争”（曾国藩：《复吴竹庄廉访》（同治六年三月），《曾国藩全集》，书札第31卷第11页）；郭嵩焘说：“办理洋务，一言以蔽之，讲求应付之方而已矣”（郭嵩焘：《拟销假论洋务疏》（光绪二年），杨坚编：《郭嵩焘奏稿》第358页），都用的是这样的词语。奕訢说：“溯自洋务之兴 始由中外臣僚未得窾要，议和议战，大率空言无补，以致酿成庚申之变。”（《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48卷第1页，同治六年三月初二日丙辰总理各国事务恭亲王等奏）又说：“经理洋务，关系安危。„„溯自道光二十年以后，办理夷务，一次不如一次，逮至咸丰十年，战守两穷。”李鸿章说：“自有洋务以来，叠次办结之案，无非委曲将就。”（李鸿章：《筹议海防折》（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李鸿章全集》，奏稿第24卷第10页）则又讲的是“办理夷务（洋务）”的情形和结果。这里无论是使用“办理”二字，还是仅述办理的情形和结果，所用“夷务”或“洋务”一词，其真实含义都只是“外国侵略”或“外国侵略事

情”。有时他们也把“办理夷务（洋务）”一语简化，直接称作“夷务”或“洋务”。例如曾国藩说：“目下洋务只有力敦和好”（曾国藩：《复沈幼丹中承》（同治元年三、四月间），《曾集》，书札第18卷第13页）；“夷务本难措置”（曾国藩：《复李少荃》（同治元年三、四月间），第17页）。奕譞说：“皇太后垂帘听政，今已十年 乃夷务尚无起色。”（吴相湘：《晚清宫廷实纪》第121-122页，同治十年正月二十六日醇王手缮密折）《烟台条约》签订，李鸿章说“洋务大定”（李鸿章：《复吴春帆京卿》（光绪二年八月初四日），《李集》，朋僚函稿第16卷第22页）。1878年，外国没有什么较大的侵略活动，李鸿章称作“洋务大致平静”（李鸿章：《复周筱棠京卿》（光绪四年六月二十五日），第18卷第17页）。郭嵩焘在1884年说：“今日洋务，战、守、和三者皆无可言，惟在随事应付而已。”（郭嵩焘：《因法事条陈时政疏》（光绪十年），《郭嵩焘奏稿》第410页）1885年中法战争签订和约，左宗棠说：“见在中法议和，夷务稍可歇手。”（左宗棠：《恳恩交卸差使回京复命并恳先行开缺回籍调理折》（光绪十一年五月初六日）〈左集〉，奏稿第64卷第30页）这些用词，都兼含“夷务（洋务）”和“办理（筹办）夷务（洋务）”二者之义，而又都不悖离“夷务”或“洋务”的“外国侵略事情”本义。

“夷务”或“洋务”一词，有时还被引申作为“中外交涉”或“中外关系”。例如1866年蒋益澧说：“粤东为洋务滥觞之始，相习既久，声气易通，而百姓俗悍气刚，亦多不为之下。”（〈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43卷第14页，同治五年七月初八日甲子广东巡抚蒋益澧奏）1872年李鸿章说：“上海为洋务会萃之地，又不得人。吴（煦）、应（宝时）长技，动借洋人胁逼上司”。（李鸿章：〈复孙竹堂观察〉（同治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李集〉，朋僚函稿第12卷第33页）1881年末，张之洞由内阁学士外任山西巡抚，张佩纶等人埋怨说是“以洋务得名，而置之无洋务之省分”（张佩纶：《复李肃毅师相》（光绪七年十一、二月间），《涧于集》，书犊第1卷第73页）。张之洞在山西省，说：“三晋„„风气未开，洋务罕习„„遇有交涉事件，恐难以空疏无据之材，出而肆应。” 其《延访人才启》亦云：“方今万国盟聘，事变日多，洋务最为当务之急”。他在广东札 司道讲求洋务，又说：“洋务为今日要政......举凡安内攘外、关税、厘金、教案、海防种种，皆与吏治、民生相涉”。中法战争其间，李鸿章同法国人签订的《天津简约》未被清政府接受，他说这是“自有洋务议约以来罕见之事”，“此后洋务更不能办”。在这些语句中，“洋务”一词，都可作“中外交涉”、“中外关系”及其他类似的词义解，也同样不悖离“外国侵略事情”的本义。

还有值得注意的是，1875年李鸿章评论派员出洋购买机器之难时，他说“若其人结实可靠，而不深悉洋务，諳习制器，固不足以膺是选；即略知洋务、制器，而心地不能篤实 也未可轻相付托。徐建寅于洋务、制器，稍有会心，尚虑其惮于远行。”1878年他又评论一个江南制造局委员，说其“洋务条理较熟，机器制造亦系初学”。1880年，清政府令张树声在广东设西学馆，所发上谕指定的学习内容，则又是：“讲究机轮、驾驶，及一切西学，与洋务交涉事宜，庶几教育成材，足供任使。”（张树声：《筹议设立西学馆事宜折》（光绪六年）引光绪六年四月初七日上谕，《张靖达公奏议》第5卷第12页）在这些词句中，都把机器制造、驾驶等，甚至“一切西学”之类洋务派所要“借法”仿行的事项，同“洋务”分别开列另述。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在洋务派所用的词汇中，“洋务”一词并不含有“借法自强”等向西方学习的词义。在洋务派的语言中，有时也会出现一些似乎是“洋务”一词兼含“借法自强”一类的词义。但只要认真细绎，便可看出真情并非如此。例如总理衙门1874年发动海防讨论的奏折说：“臣等承办各国事务，于练兵、裕饷、习机器、制轮船等议，屡经奏陈筹办。”（《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98卷第19页，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丙寅总理各国事务恭亲王等奏）似乎“各国事务”（即“洋务”一词的另一文字表现形式）的内容就包括练兵等项事务，实则这都是“承办”各国事务所要办的事务，而非“各国事务”所具有的事务。洋务派之所以如此严格地把“洋务”一词同“借法”一类词语区别使用，在于这些真正“办理”“洋务”和实行“借法”的人，深知这两种词语的根本不同含义，一指外事，一指内政，不容含糊。李鸿章对这两者的观点和办理态度，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他在早期的基本提法是：“外敦和好，内要自强。”（李鸿章：《上曾相》（同治元年五月初二日），《李集》，朋僚函稿第1卷第26页）后来改作“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李鸿章：《复王壬秋山长》（光绪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第19卷第43页）意思大致相同。“外敦和好”和“外须和戎”，是处理对外事务，是“办理洋务”。而“内要自强”和“内须变法”，则是内政。所有一切“借法”事项，都属内部事务。两者虽然深有关连，甚至后者是由前者所引发，但毕竟是两个不同的事物，不能混为一谈。否则，就等于承认这些本来属于内政，自我作主的事情，是属于“外国事情”（且不说是“外国侵略”）、“中外交涉”范围之内，而外国可得而干涉了。所以他们有“求洋法、习洋器，为自立张本”，（《海防档》丙，机器局第1册第3页，同治三年九月初六日收上海通商大臣李鸿章函）“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25卷第10页，同治三年四月二十八日戊戌总理各国事务恭亲王等奏，附江苏巡抚李鸿章原函），“用外国人而不致授外国人以柄，用中国人而能渐窥外国人之秘，而又不致启外国人之疑”(《海防档》丙，机器局第1册第6页，同治三年九月十八日行上海通商大臣函)，诸种说法。

当然，把“洋务”同“借法”相混，进而用“洋务”一词来概括洋务派一切“借法”事，其由来也有渐。其所以逐渐发生这种变化，主要原因，一是办理洋务一事，由被人鄙视，逐渐成了“终南捷径”，名声变好；二是由此造成了“洋务”和“借法”不分。原来“办洋务”一事，无论是叫做“办夷务”的时期，还是叫做“办洋务”的时代，总是战无不败，讲和无不屈膝投降，交涉案件无不有求必应。这自然成为“丛污群垢之所归”，像丁日昌所说的，谁肯“以父母清白之遗，终日与异类相往返酬答，舌敝唇焦，转使千秋万世蒙一不韪之名，有志之士，如何而不去之若浼乎”？（丁日昌：《海防条议》（同治十三年），葛士澹：《皇朝经世文续编》第101卷，洋务1，洋务通论上，第20页）于是又像李鸿章所说：“近时拘谨之儒，多以交涉洋务为浼人之具，取巧之士又以引避洋务为自便之图。”（李鸿章：《筹议海防折》（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李集》，奏稿第24卷第23页）把办理洋务视为使人沾染污名，“洋务“一词的名声之坏，可谓深重矣。所以1867年倭仁反对设同文馆，慈禧令其做总理衙门大臣，便认为是奇耻大辱，闹着要辞官去职。（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第7册第12-25页，同治六年二月十五日至三月二十六日）郭嵩焘出使英国，“自京师士大夫，下及乡里父老，相与痛低之，更不复以人数”（黄 ：《花随人圣 忆》第160页，录光绪三年十月初五日郭嵩焘致沈葆桢函）。这虽然是守旧派在作怪，但也足可知道当时一般人们对“洋务”的看法。然而，到了70、80年代，情形大变。王韬：“凡属洋务人员，例可获优缺，擢（zhuo）高官，而每为上游所器重，侧席咨求。其在同僚中，亦以识洋务为荣，嚣嚣然自鸣得意。于是钻营奔竞，几以洋务为终南捷径。其能英国语言文字者，俯视一切，无不自命为治国之能员，救时之良相，一若中国事事无足当意者。而附声吠影者，从而嘘焰，自惜不能置身在洋务中，而得躬逢

其盛也。”（王韬：《弢园文录外编》第32页，洋务上。文中言此文撰写时，距咸丰初元已有二十七八年，则所述自为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情形）这段话自然有些夸张。因为直到八九十年代，一些改良主义者，还仍在批评守旧派“动以不谈洋务为高”（郑观应：《盛世危言》第1卷，西学）。不过这时以谈洋务、办洋务为快速升官的终南捷径，确也渐成风尚。影响所及，清流派部分人如张佩纶、张之洞，也都以大谈特讲“洋务”而著名。更由于他们是从清流派立场出发，以抵抗侵略的态度来谈论“洋务”，“洋务”一事也就在士大夫中不再是那么噤不可谈，臭不可闻了。虽然终清流派这部分人活跃时期，“洋务”一词的本义未变，仍然是作“外国侵略”或“外国侵略事情”解释，但既非那样污不可沾，且有快速升官之利，清流派谈论“洋务”的方式，也就渐 为人们所接受，而“洋务”和““办理洋务”的界限遂逐渐相混。事实上，从清流派和部分早期改良主义者起，他们所谈的“洋务”，已经有时谈的是“办理洋务”，即如何对付外国侵略。如张佩纶说张之洞“以洋务得名”，就是指张之洞在伊犁事件时，数上奏折，坚主抗俄侵占土地而言。张之洞所设的洋务局，也实际是讲习如何“肆应”外国侵略。这都同张佩纶所说的“洋务”为中国之大患，截然为两事，却又同出于一口。王韬讥讽“今之自谓能明洋务者”，说其“不过相安于无事耳，求无不遂，请无不行，以谨凛之形观骄盈之色。其所称建制船舶，铸造枪炮，开设机器，倡兴矿务，轮舶之多遍至于各处，一切足以轶乎西人之上而有余，富国强兵之本，当必以此枢纽”。（王韬：《弢园文录外编》第32页，洋务上）又说：“洋务之要，首在借法自强。非由练兵士，整边防，讲火器，制舟舰，以竭其长，终不能与泰西诸国并驾而齐驱。顾此其外焉者也，所谓末也。至内焉者，仍当由我中国之政治，所谓本也。”（王韬：《弢园文录外编》第33页，洋务下）前一段话已把洋务派的对待外国侵略和“借法自强”混作“洋务”，后一段更把改良主义者的主张，也作“洋务”。这作为部分早期改良主义者的一种“洋务观”则可，说这就“洋务”一词的本义或引申词义以及洋务派所用“洋务”一词的原义，则不符合历史事实。所以有的改良主义者，像参与中法战争抗法活动、曾被侵略者拘押的郑观应，就因有这种反抗侵略的经历，直到八九十年代，还仍然牢记“洋务”一词的原义。他说：“今日之洋务，如君父之有危疾也。”（郑观应：《盛世危言》卷1，西学）“洋务交涉非不可办，特患向之办交涉者，非畏蕙即卤莽。”（郑观应：《盛世危言》卷2，交涉）这些话中的“洋务”一词，显然仍属“外国侵略”这样的本义及其直接引申。不过既然有此混淆，也就成了进一步歪曲原义的开端。

完全把“洋务”与“借法”相混，不知“洋务”一词的本义，而把“洋务”一词混用作为“借法”诸事的概括语的，则始自甲午战争以后。他们距离“洋务（夷务）”一词的创用时代，已经年代太远，最初如何创用，什么词义，又如何把“夷”字改为“洋”字，都无所知晓。又都未曾参与办过“洋务”，更不知前人“办洋务”为何事。他们只见洋务派“借法”，被人称为“洋务”。戊戌变法时一官员的奏折说：“现今时局，非洋务万无以自强”。（《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151-152页，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八日，山东截取补用同知黄笃瓒条陈）他所指的“洋务”就是洋务派所办的“借法”诸事。不过初时有些了解实情的还能分清“洋务”、“办理洋务”和所谓“富强之基”的“借法”诸事之间的区别（胡煣棻：《变法自强疏》（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戊戌变法》第2册第278页）。但到梁启超1901年写《李鸿章》传，便直接把“洋务”二字臆断为“洋人之所务”，列举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以前“借法”诸事，统称作“所办洋务各事”。而于李鸿章历办的中外战争和交涉，原本称作“洋务”者，则总以“外交”这个新名词概括之。却从未提及“洋务”一词。他这样做，尽管自我标榜，说是“名从主人”，实则与李鸿章自用的词语大相径庭（梁启超：《李鸿章》第58-161页）。事实上，李鸿章临终前夕，仍称他所办的外交为“洋务”，而把“借法”练兵、海军等事说成裱糊破屋（吴永：《庚子西狩丛谈》第107-111页）。这两者显然有内外之别。然而1901年正是梁启超声誉鼎盛时期，他既是戊戌变法的副领袖，文笔畅利尤震当时。他的臆断之说一出，影随声应，久而久之，人们几忘其悖于本来词义，遂又与“运动”相连，称作“洋务运动”，而不觉其荒谬了。

洋务派的“借法”并未造成运动之势。把19世纪洋务派因办“洋务”而引发的部分“借法”活动，叫做“洋务运动”，到今天几乎已经是相沿成俗了。“洋务运动”一词，并非所指19世纪事情发生时期所固有，而是后人于数十年后所强加。现尚不知确切始于何人，但知20世纪30年代后期，已为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所使用。（吕振羽1940年发表《创造民族新文化与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一文，即有“自救运动”一说。）不过自此以后二十余年间，并未为较多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所接受。其为较多学者所接受，则始自1961年中国史学会主编的《洋务运动》八册资料出版以后。该书曾杜撰了一个说法：“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在外国侵略和农民革命打击下，由一部分人进行自救运动”，（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旧版 第四册）就从《洋务运动》这部资料出版以后，转相采用这一名词者愈来愈多。时至今日，除了少数学者仍然拒用外，几有众口一词、约定俗成之势。但是“洋务运动”一词，在文字上既不通，与事实尤不符合，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名叫“洋务”的什么“运动”这回事。

吕思勉（1884-1957）在20世纪20年代编著《中国近代史讲义》其中以“革新之渐”为标题略述之。（吕思勉 《中国近代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蒋廷黻（1896-1965）在20世纪30年代著《中国近代史大纲》，书中始终未提“洋务”与“洋务运动”二词，而以清政府的自强新政和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为视角来述论之。（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洋务运动”改称“洋务新政”最宜。“洋务”（“外国侵略事情”、“中外交涉”或“中外关系”）；“借法”（自强、新政、变法）

2、洋务派

在与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侵略者打交道的过程（“洋务”）和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过程中，一批掌握实权的清朝官僚，对洋枪洋炮的作用有了亲身的体会。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他们感到面临着千古未曾有过的变局，传统的治术已经不能应付新的局面，必须寻求新的对策，才能挽救摇摇欲坠的统治。于是，他们出面倡导西方新式练兵，引进机器生产，学习科学技术，派遣留学生和兴办学堂等“借法”活动。这批人被人们称为洋务派。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担任封疆大吏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丁日昌以及稍后崛起的张之洞、盛宣怀等，在清朝中央则有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奕訢和军机大臣文祥等人。史学家把洋务派开展的洋务活动称为洋务运动。发生在同治、光绪两朝的这些活动，也称为“同光新政”，清朝统治者则自诩为“自强新政”。

3、洋务派思想

洋务派思想的产生。第一次鸦片战争：“剿夷”、“抚夷”。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时期：“中外合作”（“借师助剿”）。根据现有资料来看，外国侵略者最初除了在中国不断勒索更多的权益，以备有朝一日像对印度一样，把中国变为殖民地以外，并未考虑过如何把清朝统治者保留下来，改造使之成为外国侵略者统治中国的代理人的问题。但是，自1853年太平军占领南京，外国侵略者开始重新安排侵华政策。美国公使马沙利于这年7月向美国政府建议推行新的侵华政策：“我认为美国的最高利益所寄，是在于支持中国政府--维持此间的秩序，在这衰朽的躯干上，逐渐嫁接出健全的原则，给政府以生命和健康，而不是坐视中国变成为无政府状态蔓延的场所。”（丹涅特著，姚曾 译：《美国人在东亚》第189页引马沙利致美国国务卿麻西信）这里所谓的“嫁接出健全的原则，给政府以生命和健康”，就是“使清皇帝成为开明的基督教国家所感兴趣之目标”，既愿向侵略者不断出卖国家权利，又能在侵略者支持下平定人民的反抗和革命，为外国扩大侵华利益排除障碍（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1卷第139-140页引美国参院档案）马沙利的这个建议，为他的后任所继承，也逐渐为英、法、俄等主要侵华国家所接受。这便形成了各个侵华国家之间的“合作政策”。侵略者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执行的对待清政府的政策，给清朝统治者许多重要信息：一是外国的侵略不能反抗，否则就要挨痛打；二是侵略者并不要打倒清政府，“不至心存叵测”，“包藏祸心”；三是侵略者“可以信义笼络”；四是侵略者“转可以为我用”。这四条是出现洋务派的必备条件，也是产生洋务派思想的根源。“就目前之计，按照条约，不使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数年间，即系偶有要求，尚不遽为大害。”（《钦差大臣奕訢等奏通筹洋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第二次鸦片战争》丛刊，第5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41页）侵略者对清朝统治者的进一步改造，除了直接勒索更多的权益之外，在于使清朝统治者在经济上和某些政治体制上采用西法，便利侵略，并使其更加依附于外国侵略者。1865、1866年间，赫德和威妥玛向总理衙门先后呈递《局外旁观论》和《新议略论》：“内改政治，外笃友谊”。（“借法兴利除弊”，“设法更求外国和睦”）清朝统治者最初对此并未真正理解。1867至1868年清政府为应付修约而讨论决定的修约总方针：“钦遵成算，仍办羁縻”。（《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64卷第19-20页，同治八年正月十四日丙戌总理各国事务恭亲王等奏）曾国藩和李鸿章的这些意见，都为针对侵略者将在修约中提出的要求而发，其为接受侵略者的改造，固已明显。这就是说，清朝统治者已经准备逐步全面接受侵略者的改造了。自此以后，洋务派一有机会，便从各个角度，以不同方式，发挥全面接受改造的议论。等到1874至1875年海防大讨论，洋务派干脆以顽固守旧派的反对意见为“与诸议均相隔阂”，搁置一边，决定全面接受改造，多方面推行洋务新政。李鸿章在奏折中大肆鼓吹“力保和局”和“稍变成法”。（李鸿章《筹议海防折》（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到1881年，李鸿章的“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李鸿章《复王壬秋山长》（光绪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一出笼，连语言文字都和威妥玛的“外笃友谊，内改政治”差不多相同了。

1858年的中英天津条约中规定10年后对该条约进行适当的修正和补充。据此，1868年（即同治七年），应当“修约”。清政府鉴于1854年因对“修约”问题没有妥善处理而给侵略者造成借口导致第二次鸦片战争，这一次于修约前进行了充分准备。首先调整对“修约”的认识。其次是掌握缔约国的动向，推测其可能提出的要求，向各省封疆大吏征求意见，并告诫他们绝不要寄希望于通过修约而倒退到闭关的老路去，只能在坚持开放的大前提下去寻求捍卫主权的办法。在封疆大吏们就修约问题进行复议的时候，有的明确反对扩大开放，有的赞成扩大开放，而多数意见是反对外国人贩运中国食盐、在内地设立行栈、于内河行驶轮船及建设铁路电报线等事。根据这些人的意向，总理衙门在确定修约宗旨时倾向于挽回利权，而对于现代技术只在能对中国直接应用的限度内加以引进。

看到中国方面对来自西方列强的要求持有逆反心理，英国公使阿礼国在给各国公使的备忘录中强调对中国要“说服和诱导”，而不能使用“威逼和战争”，最好是延缓修约。

中英之间的谈判持续一年之久。1868年10月23日，《中英新修条约》十六款及《新修条约善后章程》十款正式签订。主要内容为：

（一）中国开放温州和芜湖为通商口岸；英方不再要求开放琼州。

（二）英商在开放的十省范围内，进口棉、麻、毛织品一次完纳母口税和子口半税后，免纳其他内地税；从内地购买土货出口时，须出示沿途纳税证明，超过子口半税的部分退还英商。

（三）中国海关将鸦片进口税由原来每担纳银30两，提高至50两；出口生丝由每担纳银10两增至20两。

（四）中国在南部省区的句容、乐平和台湾的基隆使用西法采煤，矿权自主。

这次修约的结果，使清政府在许多领域增加了缉私的权利，大大提高了海关税收。至于英国，虽然争取了两个通商口岸，但因放弃了原条约中的一个，所以总数只是增加一个。允许用西法采煤问题，是中国新式大机器生产所必需，并“非专为洋人开采”。总体说来，这次修约比较成功地抵制了英国的侵略要求，挽回了一些已失去的国家的主权，而在引进近代化生产手段方面却比较保守，没有把修约当做良机来加速现代化。英国政府鉴于没有从这次修约中得到更多的权益，宣布不能批准新约，两国贸易关系仍以《天津条约》为准。

“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洋务派既然把遵从半殖民地制度作为他们的一定至计，尽管他们全都希望不再使其继续恶化下去，但又因为要对侵略者实行“羁糜”政策，作为另一条防止现状继续恶化的至计，而从不思谋取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也就不管他们当侵略者扩大侵略，特别是当只有个别侵略者挑衅时，是曲全邻好，是设备而不得已一应之，还是坚决抵抗一阵子，而一当新的半殖民地现状已经成为事实，便不得不勉强遵从，由委曲将就以求往日之“全”，降而委曲将就以保持今日的“全”。等到再有新的事变，这个过程又再重演一次。如此反复重演，半殖民地境遇也愈陷愈深。这就是洋务派处理对外关系即“和戎”的共同规律和指导思想。

洋务派“借法”、“自强新政”的指导思想（原则）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冯桂芬早在1861年就在《校 庐抗议》中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冯桂芬：《校 庐抗议·采西学议》）。接着郭嵩焘等也都提出过类似的思想。到80-90年代，“中体西用”之说更为普遍，含意更加明确。郑观应“主以中学，辅以西学”。对这一思想表述最为全面的则是吏部尚书孙家鼐。他认为：“今中国创立京师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万国公报》第75册）。1898年张之洞在《劝学篇》中也强调了“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张之洞：《劝学篇·设学》）。可见，“中体西用”是以中国传统封建文化为主体，以西方近代文化为辅用，它具有保存中学和提倡西学的双重性质。一方面，洋务派反对传统思想文化大一统的局面，跨出了提

倡西学的第一步，不仅主张引进西方的坚船利炮、声光化电，设工厂、开矿藏、造轮船、筑铁路，而且主张学习西方的教育、商务、法律和政治制度的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另一方面，洋务派始终坚持“中学为体”，说明他们利用西学的根本目的，乃是为了更有效地维护清王朝的反动封建统治这个“体”，这就注定洋务派不能担负起使中国真正富强的历史使命。

4、洋务派与顽固派的争论

（1）洋务派与顽固派的三次争论

通过学习西学以捍卫中学，是洋务派面临“数千年大变局”所作出的选择。但是，以倭仁、徐桐等为代表的封建顽固派却闭目塞听，根本不愿承认世界已经大变。他们攻击洋务派的主张是“用夷变夏”，视西方的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不愿意进行丝毫的改革。由于顽固派高谈“义理”，以封建的气节、夷夏大防以及孔孟之道等一整套封建思想体系与洋务思想相抗衡，并拥有较为广泛的社会基础，在晚清政坛上掀起了一股股浊浪。他们与洋务派进行了三次比较大的争论。

1862年，奕訢等议立同文馆，招收学生学习外国语言文字。1866年又奏准增设天文算学馆，招收正途出身的人员入学，引起了顽固派的强烈抗议。御史张盛藻首先出来反对，被驳回之后，大学士倭仁便亲自出马，奏称“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天文算学不过“一艺之末”，“天下之大，不患无才”，“何必师事夷人？”候选直隶州知州杨廷熙通过都察院递奏，声称今年旱灾系同文馆之设引起，故“天象示警”，必须立即裁撤，并攻击总理衙门大臣“专擅挟持，启皇上以拒谏饰非之渐”。这些肆无忌惮的言论遭到洋务派的批驳，他们指出今昔情形不同，“欲图自强”，必须办洋务，不能“空言塞责”，清廷也给予训斥，可是，报考天文算学馆的人数却因顽固派的反对而锐减，尤其是正途出身的人员更是裹足不前。

1872年1月，内阁学士宋晋又以福建船政局造船经费开支太大，建议停办江南制造总局和福建船政局，闽浙总督文煌随声附和。清廷的意见也倾向支持宋晋。曾国藩、左宗棠、沈葆祯、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上书力争，逐条驳斥了宋晋等人的论点，认为“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船之费万不可省。求省费则必摒除一切，国无与立，终不得强矣。”（李鸿章：《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9第45页）于是洋务派创办的这两个最大的工厂才得以保存下来。

1874年日本侵略我国台湾，李鸿章建议开采煤铁、修筑铁路，以加强海防，而朝廷中“无人敢主持”。1880年，淮系将领刘铭传进京，奏请修筑铁路，以加强海防，李鸿章也上奏支持，不料遭到顽固派的强烈反对。他们攻击修筑铁路是改变“历代帝王及本朝列圣体国经野之法制”，“与民争利”，“行之外夷则可，行之中国则不可”，“山之神 不安，即旱潦之灾易召”。这些极其愚昧荒谬的论调使洋务派修筑铁路遇到了很大阻力。直到1887年由醇亲王奕譞出面，才奏准将开平矿务局因运煤需要修筑的85公里铁路筑成，并成立中国铁路公司。而当1888年冬修筑津通铁路的消息传出后，顽固派又以兴办铁路有“资敌”、“扰民”、“夺民生计”三大弊端群起反对，致使津通铁路的建筑不得不暂时搁置。由于顽固派的阻挠，中国丧失了在七、八十年代自办铁路的时机。

顽固派还不惜采用人身攻击的手段压制洋务派，使一批颇有作为的洋务人才被搞得声名狼藉。如郭篙焘出使欧洲时，有人送他一幅讽刺对联：“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他的《出使日记》遭到毁板。丁日昌也被骂为“丁鬼奴”。

洋务派和顽固派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两派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学习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制船造炮，以资“求强”；西方诸国是不知礼义的“蛮夷”，还是科学技术进步、政教昌明的国家？洋务派认为，中国的科学技术、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西方，为了富国强兵，应该向西方学习，西方各国不但有自己的政教制度，而且国富兵强，已不是什么“蛮貊（mo）夷狄”。顽周派则认为，学习西方就是“用夷变夏”，破坏了“夷夏之大防”，违反了“祖宗成法”和“立国之道”，对各种洋务活动坚决抵制。两派争论的实质，是统治集团内部开明与守旧的不同政见之争。

（2）清朝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斗争对洋务派的制约

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斗争也制约了洋务运动的发展。祺祥政变后，同治帝即位，两宫垂帘听政，而实际政务由议政王奕訢负责处理。奕訢集朝廷大权于一身，倚靠文祥、宝鉴、董询等人为左右手，重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族官僚，终于使清王朝度过了统治危机，出现了所谓“同治中兴”的局面。奕訢功高震主，为慈禧太后所嫉忌。1865年4月，她采取了突然袭击的手段，以“目无君上”、“暗使离间”的罪名，罢斥奕訢，引起举朝震惊。后迫于众议，慈禧太后恢复了奕訢总理衙门大臣的原职，但仍革去他的议政王称号。奕訢经此打击，锐气销磨，遇事小心谨慎，不敢违抗慈禧太后的旨意。1875年1月，同治皇帝病死，慈禧太后立醇亲王奕譞之子、年仅4岁的载湉为帝，年号光绪（1875-1908）。奕譞以帝父之尊，形成一股隐然与奕訢抗衡的势力。在军机处内部，出现了以江苏吴江人沈桂芬为首的南派和以直隶高阳人李鸿藻为首的北派。1876年文祥死后，南北两派还势均力敌，到1880年沈桂芬去世，李鸿藻地位上升，党羽众多。慈禧太后也利用他们来牵制洋务派。1881年慈安太后暴卒，慈禧太后独自听政，独揽大权。随着光绪帝逐渐成年，帝党、后党之间微妙的政治关系也制约着洋务派的举措。

（3）清流派对洋务派的攻击

洋务派自身在内政外交政策上存在的种种问题以及失误，还招致了清流派的攻击。19世纪60年代以后，在翰林院涌现出了一批勇于议政、抨击时弊的文人，著名的有张之洞、张佩纶、黄体芳、陈宝琛等，号称“清流”。清流派虽然在政治上依附于李鸿藻，但对于洋务派的批评又不同于顽固派。他们赞同洋务派对于时局的认识和对策，支持洋务派办工厂、造铁路、设学堂、派留学生等一系列主张，又以“维持名教为己任”，对洋务派“仅计及于政而不计及于教”，“一切行政用人，但论功利而不论气节，但论材能而不论人品”（辜鸿铭：《张文襄公幕府纪闻·清流党》），极为不满。对一些洋务派官僚任人唯亲、洋务企业管理腐败，尤其是对列强的侵略一味妥协退让大加抨击。1884年李鸿藻退出军机处，张佩纶、陈宝琛被黜。之后，在翰林院内形成的依附于帝师翁同龢的所谓“后清流”，则深深地卷入到帝后党争之中。

三、创办近代军事工业

洋务派开展洋务运动的重心，前后有所不同。60-70年代以“求强”为主，着力于训练新式军队和举办军事工业、力图建立一套新的防务体系。70-90年代除继续进行“求强”活动外，还提出了“求富”的口号，强调兴办民用工业，“富”、“强”并重。

李鸿章认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10页）这一意见反映了洋务派的共同看法。因此洋务派起初特别注重引进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创建军事工业。

1861年曾国藩设立安庆内军械所，这是洋务派兴办军事工业的开端。当时，“全用汉人，未雇洋匠”，仍采用手工生产，但它聚合了如李善兰、徐寿、华衡芳等一批著名的科技人才，仿照西法生产枪炮炸弹。后造成一艘名叫“黄鹊”的小轮船，但“行驶迟钝，不甚得法”。1863年曾国藩派容闳前往美国购买机器，准备建立机器厂。

从60年代中期开始，洋务派先后在各地兴办了一批近代军用企业，其中较重要的有下列几个： 江南制造总局（简称“沪局）。1865年，李鸿章购买上海虹口的美商旗记机器铁厂，原来丁日昌、韩殿甲设于上海的两所炮局合并，并利用容闳在美国购置的机器，成立江南制造总局。1867年该局由虹口迁至上海县城西南的高昌庙，工人达2000多名。该局常年经费，最初在淮军军需项下筹拨，1867年起改由江海关关税中提取，较为充裕，技术力量比较雄厚，是洋务派举办的规模最大的兵工厂。主要产品有后膛炮、新式大炮、弹药、地雷与水雷，并建造船只，生产机器。从1867年到1885年，先后共制造大小轮船．15艘，生产机器设备289台（座）。该局于1880年建炼钢厂，除炼钢外，还压轧钢板、钢轴、钢坯、炮坯等。它在当时是东亚最先进的机器兵工厂。1868年，该局设立翻译馆，聘请一些外国人和中国科技人员合译西方自然科学、军事及工程技术方面的书籍；并设立机械学校，培养机械工程师。

金陵制造局（简称“宁局”）。1865年夏，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将18苏州洋炮局迁至南京，成立金陵制造局。局里实际事务由军医出身的英国人马格里掌管。经费初期由淮军军饷调拨，后由江海关、江南筹防局、扬州淮军粮台调拨。该局主要制造大炮和弹药，产品大都供应淮军及北洋三省军队，小部分调拨给南洋和沿海各省。1875年为大沽炮台承造的7尊大炮试用时，其中两尊当场爆炸，死伤官兵10余人，李鸿章召马格里至大沽亲自试放，又有一尊同样爆炸。马格里遂被撤职，该局改由中国人监办。

福建船政局（简称“闽局”）。1864年，左宗棠在杭州物色手工匠仿造了一艘小轮船，试之西湖，行驶不速。1866年，他在福州马尾创设福建船政局，聘请原宁波税务司法人日意格和法国洋枪队头目德克碑担任正、副监督，雇佣法国技师和工匠监造轮船。不久，他调任陕甘总督，便推荐沈葆祯“总理船政”。从1868年至1874年，共造大小轮船15艘。由于该局与日意格所订合同期满，日意格被解除船政监督职务，除少数洋员留在船政学堂任教外，其余外籍员工全部遣散回国。从1874年起，该局依靠自己的技术力量，不仅承担了全部船舶修造工程，而且还进行过一些重要的技术改造。1877年后所造舰船，由原先的木壳质料改用铁胁木壳；机式的装备由原先的旧式立机改用康邦省煤卧机。1883年制成的“开济”号巡洋舰，马力已增至2400匹，排水量2200吨（《清末海军史料》第181页，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成为．洋务派创办的最大船舶制造厂。该局的制船经费向由闽海关拨给，养船经费则取资于福建税厘局。可是上述经费都不能如数拨给。由于经费短缺，自1874年至1895年仅造船19艘，平均每年不到1艘。该局又能生产机床等，还重视人才培养，其附设的马尾前后学堂，造就了大批驾驶和制造舰船的专门技术人员，并派遣了学生去英法等国留学，学习海军和造船技术。

天津机器局（简称津局）。1867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筹建机器局，由英人密妥士总其事。先在天津城东贾家沽设厂，这是东局；继在城南海光寺又设一厂，名为西局。常年经费由津海关和东海关拨给。主要生产弹药，但成效不大。1870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后，接办该局。他从江南制造总局调来沈保靖总理局务，整顿扩充，规模仅次于江南制造总局。东局工人最多时约2000人，西局约600-700人。西局除了制造枪炮弹药和各种炮车器具外，还创制机器、电线、军用桥船等；东局设立电报学堂、水雷学堂与水师学堂，从事培养专门技术人才。该局生产军火主要供给淮军与吉林、奉天、察哈尔等省军队使用。

湖北枪炮厂。1889年，张之洞由两广总督调任湖广总督，便将原来订购建造枪炮厂的机器迁到湖北。1892年在汉阳开始购地建厂，1893年厂房落成，机器装妥。次年开工生产，不久遭受火灾，直到1895年才修复投产。该厂创办经费‘70余万两，常年经费40多万两，规模宏大，机器设备先进，分设炮厂、枪厂、炮架、炮弹、枪弹5所；雇用工人约1200人，是洋务派后期创办的规模最大的军工企业，所造枪炮弹药为全国最新产品，质量在沪、津两局之上。

除五大军工企业外，洋务派还先后在山东、湖南、四川、广东、吉林、山西、浙江、福建、台湾、云南等省建立了机器局，制造西式枪炮弹药等军需用品。

洋务派创办的这些军事工业，一般都采用机器生产，生产技术发生大变革，并在不同程度上使用雇佣劳动。如江南制造总局，“内地工匠、小工则人无定数，视工务之缓急为衡。价有等差，较技艺之优劣为准”（《光绪十三年六月十一日两江总督曾国荃奏》，《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4册第53页）。福建船政局虽有“勇丁数百人”参加建厂，但工匠、艺徒系从各地招募而来，“工资由每天两角五分到三元不等”（寿尔：《田亮号航行记》，《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8册第373页），说明其中存在着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这些军事工业完全采用官办方式，经费主要来自海关关税、厘金、军饷等，产品不同于普通的商品，不参加市场交换，一般由清政府调拨给各地驻军使用。但80年代后，由于各厂经费日细，那种不计产品价格的情况有所改变。如南洋和广东先后向福建船政局订造兵船，均以“协款”名义交付船价的一半左右。在江南制造总局和天津机器局，每年“岁入”中也都有“各省解还奏调军火价”的项目。各厂的生产在一定程度上还受到国际军火市场价值规律的影响和制约。可见，这些军事工业也逐渐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

这些军事工业的创建，具有“安内”和“御侮”的双重作用，而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维护清政府的封建统治，但对于促进民用工业的兴办和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仍然有一定积极意义。

四、兴办近代民用工业

洋务派在创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遇到了原料、燃料、交通运输和经费等一系列难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军事工业便难以维持。洋务派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是不可能实现“自强”的。因此，他们提出了“寓强于富”的口号。从70年代开始，洋务派在继续兴办军事工业的同时，开始经营以“求富”为目的的民用企业。7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创办的民用企业大约有20多个，除个别一度采取官商合办外，其余都采取了官督商办的方式。其中较为重要的有：

轮船招商局。1872年8月，李鸿章伤令浙江槽运局总办、海运委员、候补知府朱其昂筹办轮船招商事宜。次年1月，轮船

招商局在上海宣告成立。起初，轮船招商局主要靠官款创办，商人资本很少。由于朱其昂筹集商股不多，又不善经营，亏损很多。6月，李鸿章进行改组，委唐廷枢为总办，朱其昂、徐润、盛宣怀、朱其诏先后委为会办，重订《局规》及《章程》，确认招商局是在清政府督察下由资本家经营的企业，规定股票“不准让与洋人”，保证招商局属华人所有。改组后，实权握在唐廷枢、徐润手中。他们既是官方的代表，又是该局的股东，兼有官、商双重身份。他们都是买办出身，但入招商局前，已脱离了洋行，成为当时由买办向资本家转化的代表人物。1$77年招商局以200余万两的高价收买了美国旗昌轮船公司的旧轮船和设备，船只增至30余艘。1881年招商局募到股本100万两；1883年后增至200万两，其中徐润自认股本48万两。招商局除在上海设总局外，还在国内外19个港口设立分局或开辟航线，不仅经营内河航运和沿海航运，而且还开展远洋航运业务，曾

先后派轮船驶往日本、菲律宾、新加坡、逼罗等地。1879年和1880年派轮船试航檀香山、旧金山等地，1881年又首航英国伦敦。该局是民用企业中最先设立且较有成绩的一个。为了挤垮该局，外国轮船公司不惜亏本而骤然降价。李鸿章则采取筹借官款、增拨潜粮和承运官物等措施，使该局渡过了难关，并转亏为盈。太古、怡和两家轮船公司不得不让步，同它签订“齐价合同”多次，在各条航线上共同议定统一价格，确定水脚收入和货源分配。招商局的创办，打破了外轮垄断中国航运业的局面。

开平矿务局。为了解决天津机器局和轮船招商局的燃料问题，李鸿章于1876年派唐廷枢赴直隶开平一带勘探，发现煤铁藏量丰富，遂决定集股开采。次年唐廷枢奉命筹建开平矿务局。1878年该局正式开办，1881年开始产煤，日产量约300吨，该年在上海吸收私人股金100万两。1883年日产量已超过600吨，1.894年达2000吨。到90年代初，工人发展到3500多人。该局所产煤除供轮船招商局、天津机器局、北伴海军使用外，还大量销售市场，起到了抵制洋煤进口的作用。1882年输入天津的洋煤为5400余吨，至1886年减至301吨。该局也是洋务派所办的民用企业中成绩比较显著的一个。1892年唐廷枢病逝后，由曾充醇亲王府侍役的江苏候补道张翼接任该局总办。1900年该局被英国吞并。

电报总局。1876年，丁日昌在福建创办南台电报学堂，并于1878年在台湾打狗（高雄）地方建立电报。1879年，李鸿章主持在大沽炮台与天津之间架设陆路电线，效果良好。1880年，他又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由盛宣怀任总办，郑观应、谢家福等任会办，并在紫竹林、大沽口、济宁、清江浦屯镇江、苏州、上海等7处设立分局，次年架线竣工。该局初由官款垫资。1882年，电报局因官款不足，吸收私人资本而改为官督商办企业。津沪电报线接通后，英、法等国趁机要求敷设上海至香港各口的海底电线。李鸿章遂决定由电报总局接办上海至广东各口的陆路电线。他上奏说：“当此外人窥伺，必须激励华商，群策群力，共图抵制”，“而保中国自主之权”（《光绪八年十二月初八日前大学士李鸿章奏》，《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6册第340、339页）。1884年，上海至广东的线路竣工，全长近3000公里，电报总局也由天津迁往上海。同年架成长江电线，架设津沽至山海关及营口并北抵沈阳、南达旅顺的电线；次年架设沈阳至义州电线；1886年架成沈阳至挥春电线，次年延至齐齐哈尔与大黑河屯；1887年架设烟台至威海卫电线，架成由汉口经四川到云南蒙自的电线；1890年架成陕甘电线；1892年展设新疆电线。电报总局“经营十余年，布满各省，瞬息万里，官商称便。”（《光绪十八年七月十八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6册第451页）。它不但对保卫边疆、发展商务大有益处，还有效地抵制了西方侵略者攫取中国电报利权的活动。

上海机器织布局。早在1876年，李鸿章曾派魏纶先筹办织布事宜，但因资金难筹而未能实现。1878年，已革道员彭汝琼分别向南、北洋大臣呈递察帖，请求在上海设立机器织布局。李鸿章委派彭汝琼与郑观应等负责筹建。彭在两年内未招到股本而一筹莫展，被李鸿章辞退。1880年，机器织布局改组，李鸿章派戴恒、龚寿图专管官务，郑观应、经元善专管商务。织布局招股银50万两，局址设在上海杨树浦。其后多次改组，1890年马建忠接办，当年投产。开办之初，李鸿章为织布局奏请了减税和十年专利权，“十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李鸿章：《试办织布局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43第44页）。到1892年，“每日夜已能出布六百匹，销路颇畅”，该局的利润更高。1893年10月织布局失火，设备付之一炬，损失70余万两。同年11月，李鸿章令盛宣怀等负责重建，后改名为华盛纺织总厂，仍为官督商办。另在上海、宁波、镇江等处开设10个分厂。华盛纺织总厂于1894年9月建成投产，计有纱锭约6.5万枚、布机750架。

汉阳铁厂。1889年两广总督张之洞为抵制洋铁入口，在广州筹建炼铁厂；旋因调任湖广总督，遂将铁厂移建湖北。1890年在汉阳开工兴建，1893年底完工，计有贝色麻钢厂、造钢轨厂等大小10个厂。铁厂雇佣外国技师40人，工人约3000多人。为了解决铁厂的原料和燃料，1890年又建大冶铁矿，接着又开江夏县马鞍山煤矿。1896年汉阳铁厂改为官督商办，由盛宣怀接办。

1865年，中国出现了最早的铁路。当年秋，英商杜兰德在北京宣武门外铺设长里许的小铁路，不使用机车，而以人力推送，旋被步军统领衙门勒令拆除。1874年，英国怡和洋行无视中国主权，擅自修筑吴淞铁路。1876年7月正式通车营业。两江总督沈葆祯等坚决反对洋商私筑铁路，侵犯“中国自主之权”。最后清政府以28.5万两银代价赎回拆除，原拟将该铁路移往湖北武穴运输煤炭，或留置上海供江南制造总局使用，后转运到台湾，路轨几乎锈蚀。1880年，李鸿章为运输开平煤的需要，开始修筑唐山至青各庄的铁路，全长9公里。唐青铁路是中国人自建的第一条铁路。因清廷禁用机车，只好以骡马牵引。1881年6月，英人金达利用旧废锅炉改造成蒸汽机，遂开始使用机车。守旧官员连章弹劝，“谓机车直驶，震动东陵，且喷出黑烟，有伤禾稼”，以致又勒禁机车行驶。后几经波折，才取消前禁。1886年铁路修至芦台，次年筑成，1888年展筑至大沽，次年又延长至天津，名唐津路。1891年始修关东铁路，到甲午战争爆发时已铺轨至奉天中后所。与此同时，在巡抚刘铭传的倡导下，从1887年至1893年，台湾省也修筑了基隆经台北至新竹的铁路。到1894年，中国铁路总长计有447公里。

洋务派兴办的民用企业，基本上是商品生产。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赚取利润，企业内部使用的主要是雇佣劳动，所以这些民用企业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从总体上看，洋务派所办的民用企业管理不善，效果不佳，但它在我国近代工业起步阶段占有重要地位，为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奠定微薄的基础，促进了中国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对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着刺激作用，在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方面也产生了积极效果。

洋务派举办民用企业的经营形式，大体上有官办、官督商办与官商合办三种，而以官督商办为主。官督商办这种类型，在其产生之初，其主要用意在于利用私人资本兴建近代企业，由商人经理，自负盈亏，官为扶持和监督。这些扶持包括减免税厘、给予专利、垫借官款等，而监督则包括官员出面集资，掌握企业主要人事和财务的大权。在70-80年代，清政府对洋务企业的扶持较多，主持者也较有经营管理能力，虽然不免营私舞弊，任用私人等，但总的说来对官督商办企业是有利的。从70年代后

期至90年代，随着时间的推移，官方的扶持日益减少，而官督的各种弊端却有增无已，商与官的矛盾也就激化了，官督商办的企业或是停滞、或是失败。

官督商办的企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洋务派是官督商办的企业的创办者和保护者，又是这些企业进一步发展的压抑者和限制者。

五、筹建洋枪队和新式海军

1、用洋枪洋炮训练装备军队

洋务派认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咸丰十年十二月十四日钦差大臣恭亲王奕訢、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奏折》，《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3册第441页）。1861年1月，奕訢等奏请训练八旗兵丁使用洋枪洋炮。次年初，奕訢等奏准在天津成立洋枪队，聘用英国教官，选派京营旗兵赴津训练。不久，广东、福建、江苏、湖北等省也纷纷聘请洋人，用西法练兵。英法教官还深入贵州、云南、陕西、甘肃等省帮助训练清军。在新式练兵中，湘军和淮军最为积极，实力迅速加强。曾国藩早在50年代就重视用洋枪洋炮装备湘军。据不完全统计，仅1854年至1856年，湘军就先后购置外国大炮1800多门。但“湘军旧将狙于成见，不以洋人后膛枪炮为然，无论如何开导，终不见信”（《光绪十五年二月二十八日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奏》，《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6册第250页）。因此，后来湘军在武器装备上落后于淮军。唯左宗棠对筹建新式军队态度坚决，所部湘军从1863年起建立洋枪队，1867年进兵西北，大力购置洋枪洋炮，并先后在西安和兰州设局制造军火。

淮军进入上海后就进行改编，建立洋枪队，至1862年8月，洋枪队已有千人，并雇佣洋人担任各营教习。一年之后，淮军各营总计已拥有洋枪1.5万支左右，平均每营已超过1000支。到太平天国运动失败时，淮军已由原来的6000余人扩至6万余人，其武器装备已从新、旧枪炮并用过渡到基本上使用新式前装滑膛枪炮，使淮军发展成为当时清朝武器装备最精良的军队。

2、整顿海防，筹建新式海军

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清政府开始重视筹建新式水师。1860年6月，曾国藩“奏陈攻取苏、常、金陵，非有三支水师，不能得手”，并建议在江北造船以进攻金陵（《咸丰十一年五月三十日奕訢桂良文祥奏折》，《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2册第222）。1861年6月，署理总税务司赫德首次进京与奕訢面晤，奕訢即向赫德言及镇压太平军，“皆由器械不利，以故不能取胜，欲向外国购买船炮等物”（《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3第45页），后由在英国养病的总税务司李泰国出面，花费巨款代清政府向英国定购大小舰船7艘。1863年9月，这些舰船驶抵中国。李泰国企图让英国海军上校阿思本当舰队司令，并俨然以中国“唯一的海军大臣”自居。李泰国企图控制中国海军指挥权的阴谋，引起了清王朝的疑虑，便解除了李泰国总税务司一职，并将这支舰队遣散变卖。

自“阿思本舰队事件”之后，筹办新式水师的活动继续进行。截至1865年底，江苏地方当局先后向洋商购置了“铁皮”、“威林密”、“海生”、“伏波”等轮船。粤省在1867年至1868年间分别向英法两国购进了“飞龙”、“安澜”、“镇海”、“镇波”、“恬波”、“澄清”、“绥靖”等轮船（《海防档》甲编，第722-733页）。但这批轮船质量低劣，航速不快，船体狭小，仅可用于沿海“捕盗”，“而能角胜外洋者，竟无一二”（《光绪七年正月初八日两江总督刘坤一奏折》，《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2册第504页）。

1870年，船政大臣沈葆祯提出建置新式海军，奏请简派熟悉海疆的大员，“以为统领”。清廷随即任命前福建水师提督李成谋为船政轮船统领，福建船政局所造之船，均归其管辖，一支新式舰队已具雏形。至1875年罗大春任统领时，舰船已达16艘之多。闽省这支新式水师以闽台海防为重任，除马尾军港外，还将基隆、澎湖、厦门等海口要塞辟为基地。

1874年日本进犯台湾，清政府进一步加紧了筹建海军的活动。总理衙门发动各省督抚就海军的体制、装备、饷源和人才培养等问题展开讨论。前江苏巡抚丁日昌提议设北洋、东洋、南洋“三洋”海军。1875年5月总理衙门规定：“南北洋地面过宽，界连数省，必须分段督办，以专责成。著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派沈葆祯督办南洋（苏、浙、闽、粤）海防事宜。”每年由粤海、闽海等海关关税和厘金项下拨款400万两为筹办经费。沈葆祯任南洋大臣后，又奏请以10年为期，建成北洋、南洋、粤洋三大海军，分辖直隶与山东、苏浙、闽粤的海防。但1879年清廷决定福建海军独自成立（《光绪五年七月初四日督办福建船政吴赞诚奏折》，《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2册第403页）。此后广东也另树一帜，“粤军自成一队”（张树声：《筹办粤省边防折》，《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2册第518页）；苏浙亦谋“自成一军”（《光绪八年七月二十九日两江总督左宗棠等折》，《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2册第524页），专称“南洋水师”。至中法战争前，清朝表面上维持了北洋、南洋（苏浙）、广东和福建“四洋”海军。中法战争期间，福建海军损失惨重。1885年，清政府设立海军衙门，由醇亲王奕訢任总理海军大臣，庆郡王奕劻和李鸿章为会办，并由李鸿章“专司其事”，曾纪泽“帮同办理”，实际主持人是李鸿章。李鸿章乘机加速发展北洋舰队。1885年清政府向德国订购的定远、镇远、济远等铁甲舰到华，归入北洋。同年清廷特旨，“由英、德购造铁甲快船四只，专备台澎防务”。但1887年致远、靖远、经远、来远4艘铁甲快船制成购回后，全被李鸿章揽归北洋（《光绪十一年七月初二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2册第565页）。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并制定《北洋海军章程》。此时北洋海军拥有新旧舰船25艘，成为晚清实力最强的一支舰队。与此同时，李鸿章还先后在旅顺口、大连湾、威海卫等地修筑海岸炮台，并于旅顺建设船坞，以旅顺、威海卫两军港为基地。他还聘用赫德推荐的英国人琅威理为北洋舰队“总查”，任命淮系陆将丁汝昌为海军提督。

自北洋海军成军后，由于清政府财政困难，加上统治集团的腐败，如奕误为讨好慈禧太后，竟把每年400万两的海军经费大部分挪用去修建颐和园，海军衙门不再添置新的舰船，1891年以后又两年停止购买枪炮弹药，致使北洋海军的建设停滞不前，装备日趋落后。

第三节 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

一、民族资本近代企业的出现

1、民族资本近代工业企业的出现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对华经济掠夺的加深，中国封建自然经济进一步分解。外国商品特别是洋纱洋布

大量涌进中国市场，致使先前与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纺织业遭到破坏。除手工棉纺织业外，其他手工业部门同样受到外国商品的冲击和破坏。这在客观上为中华民族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产生创造了一定的历史条件。

在这种背景下，民族资本近代企业自60年代起已零星出现，70年代初起进入了一个普遍创办的时期。从1869年至1894年，国内共创办大小企业100余家，主要分布在机器修造、缫丝、粮食加工、轧花棉纺、造纸印刷、火柴、采矿和公用事业等行业。

机器修造业。其中心在上海，甲午战争前共有12家。最典型的是发昌机器厂，它由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方举赞、孙英德于1866年在上海虹口创办。初期为手工锻铁作坊，只有打铁炉一座，四五个工人，主要为外商船厂打制修配船用零件。1869年使用了车床，标志着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近代企业的出现。随着近代航运业的兴起，该厂发展迅速，尤其在80年代，业务发达，经营范围包括铜铁翻砂、修造车床、汽锤、火轮和五金进口。到1890年，该厂已拥有10多台车床、200余名工人，成为当时上海民族机器企业中规模最大的一家②。广州陈联泰机器厂与发昌机器厂的经历差不多，由打铁作坊转为修理外商船舶而发展起来，70年代后主要制造缫丝厂的动力设备，并造过几艘小火轮，较具规模。缫丝业。主要集中在广东沿海和上海两地。1873年，华侨商人陈启玩在家乡广东南海县筹办继昌隆缫丝厂，设备由陈联泰机器厂安装，1874年开工，雇工近700名，率先在传统的手工缀丝业中使用蒸汽动力和传动装置，出丝细滑光洁，畅销欧美，获利丰厚。在该厂的影响下，广东的机器缫丝业勃然兴起，逐渐取代了手工缫丝业的地位，成为民族资本机器缫丝业最发达的地区。上海在1882年至1894年也创设了8家机器缀丝厂。以1882年浙籍商人黄佐卿创办的公和永缫丝厂最为著名。该厂向法国订购丝车100部，到1892年已增至380部。不过，上海的机器缫丝业因受到外资的排挤，产销状况不如广东。

粮食加工业。1878年，轮船招商局会办朱其昂在天津创办贻来牟机器磨坊，这是中国近代最早的机制面粉厂。它雇工10余人，使用蒸汽磨面机，“出面极多，且面色纯白，与用牛磨者迥不相同”(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986页)，每年获利六七千两。此后，在上海、汕头、福州、北京等地相继出现了用机器加工面粉、稻米、豆饼、油料的商办厂家，但一般投资额都很小。

轧花棉纺业。1887年淮系官僚严信厚在宁波创办通久源轧花厂，资本5万两，配有新式进口轧花机40台，工人近400名，发展顺利，1893年轧花达6万余担(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987页)。与此同期，上海也先后建立了3家机器轧花厂。

造纸印刷业。民族资本的近代造纸印刷业出现在80年代初期。当时广州就有了商人合股的机器造纸厂。到．1889年，钟星溪等人开办了宏远堂机器造纸公司，资本15万两，每周产纸40吨。1891年，上海商人曹子俊等也集股15万两，设立上海机器造纸局，1892年改名伦章造纸局。民族资本机器印刷业的代表首推1882年由买办出身的商人徐润在上海兴办的同文书局。它雇工500名，购置石印机12架，翻印了《二十四史》、《古今图书集成》、《资治通鉴》等一大批书籍，“不下十数万本”(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第31页，1927年排印本)。至1894年，出现在上海、北京、广州、杭州等地的石印企业已达10多家。

火柴业。19世纪80年代起，天津、重庆、上海、广东南海、太原等地都创办了火柴厂。其中天津自来火公司（1886年）、重庆森昌泰火柴厂（1889年）、上海燮昌火柴公司（1890年）的规模较大。但由于日本火柴的倾销和本身的质量问题，国产火柴无法占据国内市场。

采矿业。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民族资本主义的新式采矿厂家，不过大部分企业是在旧法采掘的基础上兴办的，只有个别工序上使用了机器。在70至80年代，创设的多为煤矿，主要有：安徽池州煤矿、湖北荆门煤矿、山东峰县煤矿、徐州利国驿煤矿。80年代开办的各类金属矿主要有：直隶顺德铜矿、山东平度金矿、福建石竹山铅矿、海南岛石绿铜矿、广东香山天华银矿。

公用事业。主要集中在水电方面。1890年，美国华侨黄秉常在广州组建电灯公司，翌年供灯700盏，使广州的照明得以改进。自来水厂亦在广州、汉口、南京、扬州、沙市等城镇筹建，因地方官府的阻挠，均未成功。

另外，这一时期在航运、榨油、玻璃、焙茶、制糖、制药、制冰等行业中，也都出现了民族资本经营的近代企业。然而规模有限，影响不大。

2、民族资本近代商业的出现

随着自然经济的逐步解体、商品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国内新式商业也在开始出现了。外国洋行主要通过买办经营其业务，但买办主要活动在通商口岸，他们通常直接利用国内原有的商业网推销洋货和收购土货出口。这个经营洋货和收购土货出口的商业网由于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以后进一步经营民族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产品，从而形成为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新式商业。

在新式商业中，经营进口洋货的一般以某“字号”命名，经营出口土货的一般以“行”、“栈”命名，而以通商口岸的字号、行栈为主体。上海的京广杂货店原来是土洋货兼营，以后由于洋货输入的增加，分化出了专营进口洋货的字号乃至专营某类洋货的字号。1850年，上海出现了第一家专营洋布的同春洋货号，至1858年已有约十五六家洋布字号，组成了洋布的行业公所---振华堂洋布公所。1884年，上海已有洋布字号62家。在六七十年代，上海、广州相继出现了专营进口五金的字号，如上海的顺记五金洋杂货号、广州的永顺源五金号等。专营进口日用百货的字号在广州最初称“灯色店”，主要经营进口洋灯，以后又经营其他洋杂货。在70年代，天津还出现了洋杂货商店集中的“洋货街”。以后，洋杂货字号内部进一步发生专业化分工，出现了如西药号、颜料庄等专门的庄号。

鸦片战争以后，专营出口土货的商业从经营土货的旧式商业中分化了出来。如上海的茶庄，主营内销的称为本庄，主营出口的称为洋庄。洋庄最初兼营丝业，太平天国时期湖州丝商避居上海，纷纷开设丝栈，丝业从中分化出来，成立了丝业公所。广东的行商取销了经营对外贸易的封建特权后，改设丝、茶行栈，其资本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70年代以后，中国近代民族缫丝工业兴起，其中不少是出口丝商的投资，他们出口的生丝往往都是民族缫丝工业的产品。

民族商业与民族工业相比较，更依赖于国际资本主义市场，易于被外国资本所控制。1881年，江南巨商胡光墉囤积大量生丝，企图摆脱外商操纵丝价的局面，但到1883年，终因国际市场的变化，造成丝价暴跌，亏折累累，最后一败涂地，引起了几

乎波及东南各省商业和金融业的危机。

民族商业资本家的产生早于民族工业资本家，他们或是由买办转化而来，或是由旧式商人转化而来，也有的是在鸦片战争以后直接投资新式商业的。他们在人数和资本方面，都多于工业资本家，而与外国资本及国内封建经济关系的联系更为密切。

3、中国旧式金融业的变化

随着民族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中国的旧式金融业也发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中国的旧式金融业中，以钱庄、票号为主体。鸦片战争以后，一些通商口岸的钱庄开始向新式商业和近代工业进行融通资金的业务。经营出口的丝茶行栈当丝茶季节性上市时，需要大量资金收购，单靠自有的资本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必须向钱庄借款，“有借之数倍者，有借之十倍者，全赖市面流通，支持贸易”（商霖：《整顿丝茶策》，《皇朝经世文编》卷49第1页）。广东的茶栈最初都向订货的洋行贷款，到70年代以后，钱庄贷款的数额大大增加。一些民族资本家为了融资的便利，也向钱庄投资入股。经营煤铁五金的祝大椿“在上海许多重要钱庄里都附有股份”（莱特：《商埠志》第959页，转引自张国辉《晚清钱庄和票号研究》第55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专营汇兑业务的票号兴起于道光初年，主要由山西商人经营。太平天国期间，票号承揽了大量的政府财政汇兑业务，获利丰厚。战后，它除了继续发展这一业务之外，在商业和金融业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汉口、重庆，票号支配了当地的市场，在南方一些口岸，票号则主要通过向钱庄贷款，对当地的市面发挥其影响。在太平天国以后出现的所谓“南帮票号”，不少是由新式商人建立或参与投资的。由于国内经济环境的变化，旧式金融业注入了若干资本主义的因素，然而，要转变为近代资本主义的金融企业，在组织形式、管理制度以及经营方针等各方面还必须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

4、中华民族资本近代企业的特征

创办者大部分是拥有相当货币财富的官僚、地主和商人。近代机器工业的优越性和优厚利润，使他们对新式企业的投资抱有极大的兴趣，而在原来手工作坊基础上发展形成的为极少数。所以，民族资本近代企业产生的途径，主要不是封建社会手工业领域中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和扩大，而是直接采用了外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先进技术的结果。

绝大多数企业资金少、规模小、设备简陋、技术落后。1874至1894年，资本在万元以上的私营企业有106家，资本总额为1084.7万元，平均每个企业10.2万元；而同期创办的18家官办或官商合办的企业，资本总额高达1483.4万元，平均每个企业有82.4万元（杜询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第33页表3，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1858年的甘章船厂因情况未明，兹不列入）。资本的匮乏限制了民族资本的行业选择、生产规模、设备购置和技术的提高，导致企业生产效率低，产品成本高，难以与外资企业竞争，举步维艰。

企业的地域分布和部门结构很不平衡。多数企业集中在通商口岸及邻近地区，尤以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为中心。不少厂家是从事原料加工和修配为主的轻工业、小型机器修造业以及采矿业。这也说明了民族资本近代企业的发展对外国资本主义在华的不平等贸易还有着一定的依赖关系。

同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之间存在着既矛盾又依附的双重关系。民族资本近代企业在生产和经营过程中，遭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和摧残。外国商人利用不平等条约所攫取的各种特权，把中国变成了他们的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供应基地，使民族资本近代企业无论在产品销售或原料收购方面，都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有的产品如火柴，因外国竞争，难以在沿海通商口岸立足，只得销往内地省份，企业时刻面临着倒闭的危险。本国封建势力也阻碍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甲午战争前，私营厂家一直没有得到清政府的正式认可，处于“非法”地位，还经常遭到顽固派官吏的反对和地方封建行会、旧习陋俗的滋扰。如1881年，广东南海县的继昌隆等11家机器缫丝厂就因封建行会抵制，最终被知县下令封闭。80至90年代，广州、汉口、南京等地拟筹办自来水公司，亦因“有伤风水”而被地方官拒绝，“遂致中辍”。而以厘金为主的各类苛捐杂税更是大大加重了私营企业的负担。由此可见，民族资本近代企业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之间存在着尖锐矛盾。同时，民族资本近代企业为了免遭破产的厄运，求取生存和发展，又不得不同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妥协、甚至屈服或依附于它们。这些企业从资金、设备、技术到原料、销售都对外国资本主义有所依赖。有的企业投资者本身就是买办，有的故意设在通商口岸的租界内，聘用洋人任经理、董事，甚至打起外国的旗号，以期寻求庇护。如上海均昌机器船厂就曾在下水的“小艇船头悬着英国国旗”。还有不少企业的创办者是封建官绅，与封建势力关系紧密。有的企业为获得清政府的庇护和支持，往往采取捐纳巨款、赠送干股的方式作为交换条件。一些掌握大权的封疆大吏，则成为民族资本家巴结攀附的主要对象。

二、民族资产阶级和早期维新思想

伴随着中华民族资本近代企业的出现和发展，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产生了。民族资产阶级有两个来源，大部分是由那些投资于近代企业的官僚、地主、商人（包括买办和侨商）转化而来，如陈启沅、郑观应、朱其昂、徐润、黄佐卿、严信厚等。一小部分是由那些采用机器生产的手工作坊主上升而来，如方举赞、孙英德等。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代表，是中国近代社会新兴和进步的阶级力量。民族资产阶级同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存在双重关系而决定它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有一定的反侵略反封建要求，有时还表现相当强烈；另一方面，它又同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缺乏彻底的反侵略反封建的勇气，在斗争中比较脆弱，易于动摇。这种革命性和妥协性并存的双重性格，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民族资产阶级的显著特点。

19世纪70至90年代，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使中国社会出现了反映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早期维新思想。早期维新思想由洋务思想中分化出来，著名代表人物有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陈虬、陈炽、何启、胡礼垣等。他们早先大都是洋务运动的支持者和拥护者，有的还直接参加了洋务实践活动。不少人曾较多地接触过资本主义社会，对西方文明和列强侵略有一定的认识，主张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初步提出了中国改革的方向和设想，表达了民族资产阶级在形成初期对政治、经济、对外关系等方面的基本要求。

政治方面。早期维新派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向往西方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度。他们认识到中国积弱不振的根源在于封建君主专制的黑暗统治，要改变中国落后的状况，就必须借鉴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王韬评介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具有“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王韬：《重民下》，《嫂园文录外编》第23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的优越性。

郑观应指出：“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郑观应：《盛世危言·议院下》，《郑观应集》上册第31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马建忠盛赞“三权分立”有“分而任之，不责于一身，权不相侵”（马建忠：《上李伯相出洋工课书》，《适可斋纪言》卷2第3页）的优点。早期维新思想家普遍认为，英、德两国的君主立宪制度最符合中国的历史和国情，提出了设立议院、实行立宪制的政治主张，并相信这样就能做到“君相臣民之气通，上下堂廉之隔去，举国之心志如一，百端皆有条不紊„„故断不至数代而亡，一朝而灭也。”（郑观应：《盛世危言·议院上》，《郑观应集》上册第312页）他们的这种政治主张，表明了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参政的愿望。

经济方面。早期维新派提出“商战固本”的重商富民思想，积极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是其改革思想中的核心内容。他们抛弃了传统的“农本商末”的自然经济观，宣扬“治国以富强为本，而求强以致富为先”（马建忠：《富民说》，《适可斋纪言》卷1第1页），“恃工为体，恃商为用”（薛福成：《振百工说》，《庸盒海外文编》卷3）等主张。其中，郑观应“习兵战不如习商战”（郑观应：《盛世危言·商战上》，《郑观应集》上册第586页）的论断，代表了早期维新派“商战固本”的基本观点。他将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归结为军事和经济两种方式，并认为经济侵略是造成中国贫穷的主要原因。他指出，中国要走富强之路，就得“兵战”与“商战”并举，“不独以兵为战，且以商为战”，以兵战“治其标”，以商战“固其本”（郑观应：《盛世危言·商战下》，《郑观应集》上册第595页）。这种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同抵抗外来侵略联系起来的认识，是早期维新派在经济思想方面的重要贡献。早期维新派还批评了清政府限制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揭露统治者“袒媚洋商而摧折华商”（陈炽：《创立商部说》，《续富国策》卷4）,的行为，反对洋务派对新式企业的把持和垄断，认为“官办不如商办”（王韬：《代上广州冯太守书》，《搜园文录外编》第301页），指责官督商办是“名为保商实剥商”，主张一切企业都应“无所禁止”地让民间自由开设。另外，他们还提出了立商部、开商会、办邮政、设银行等设想。显然，早期维新派是把发展本国资本主义经济作为救国方案来看待的。

对外关系方面。早期维新派力主抵御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他们对侵略者表示强烈不满，谴责道：“其公使傲昵于京师，以陵我政府；其领事强梁于口岸，以抗我官长；其大小商贾盘踞于租界，以剥我工商；其诸色教士散布于腹地，以惑我子民。”（马建忠：《拟设翻译院书议》，《适可斋纪言》卷4第20页）他们对片面最惠国条款提出了“一国有利，各国均沾之语，何例也”的洁问，指出领事裁判权是“袒庇教民，包揽关捐，掠贩人口”的保护伞（郑观应：《盛世危言·交涉上》，《郑观应集》上册第419页）。他们对关税权的丧失感到痛心，认为这是“国家自主之权也，非他国所得把持而搀越者也”（陈炽：《税则》，《庸书》外篇卷上）。他们高呼收回国家主权，取消列强的侵略权益，提出了修改或废除不平等条约、另订新约的要求，表现出反对列强侵略的爱国思想。

早期维新思想对列强的野蛮侵略和清政府的腐朽统治表示了一定程度的义愤和抗议，反映了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它无论在广度上或深度上，都比地主阶级改革派“师夷长技”的思想和洋务派“中体西用”的思想前进了一大步，基本上已超越了封建主义的思想藩篱。早期维新思想的传播，为后来的戊戌维新运作了一定的思想准备。

早期维新派在许多方面也表现出不成熟性和软弱性。他们要求改变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却不敢正面批判封建专制的理论基础；他们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却不想触及严重阻碍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他们要求抵抗列强的侵略，却对资本主义侵略者的本性认识不足，希望通过谈判等温和方式来取消列强在华的特权。这些都说明了早期维新派并没有完全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不可能同封建势力彻底决裂；同时对列强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不可能同外国侵略势力彻底决裂。

三、无产阶级的诞生与早期斗争

中国无产阶级是中国近代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它的产生早于中国资产阶级，是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直接经营企业而来的。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自然经济结构逐渐解体，农民和手工业者不断破产，为生计所迫，他们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列强基于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的需要，在中国通商口岸创建码头、船厂和加工制造企业，雇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这就产生了中国最早的无产阶级。从60年代起，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设立的企业陆续增多，洋务派也先后开办了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加上接踵而起的民族资本近代企业，中国产业工人的队伍逐渐扩大。到甲午战争前，产业工人总数大约有10万人。分布状况为：外资企业约35 %洋务企业约37%，民族资本企业约28%。其中，仅上海、广州、武汉三地的工人就占全国总数的76.7%；尤以上海最多，占总数的46.4%。他们大多集中在缫丝、棉纺、船舶修造、码头运输和采矿等行业。

中国无产阶级深受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的三重剥削和压迫，其严重程度在世界各国中是罕见的。外国资本家依仗其侵略特权，在企业中实行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相结合的剥削方式，中国工人不仅饱受资本的盘剥，还遭到种族的歧视，洋人把华工看作“苦力”、“黄奴”，任意欺凌。在一些官办和官督商办的企业里，有军队组成的“健丁营”，对工人强制实行封建的军事化管理和处罚。而缺乏权势的民族资本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同外资企业竞争，大量雇用女工和幼童，如宁波通久源轧花厂，“机器竟由一些年方八岁的童工操管”。各类企业中还普遍存在封建把头制度，极其残酷地榨取工人的血汗。在这种剥削和压迫的桎枯下，中国工人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

中国工人的工资水平极低。据记载，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每个普通男工的日工资一般不到2角，为当时外国普通男工的十分之一二；女工工资更低，一些纱厂和火柴厂的女工每天只能得到1角至1角6分钱甚至只有5至8分钱。此外，还有资本家的拖欠和封建把头的克扣，所以工人常常无法如数领到工资，自身温饱都成问题，更难养活家小。中国工人的劳动时间之长也是惊人的。一般地说，每人每天至少工作11至12小时，有的在13小时以上，个别甚至长达18小时。如湖北织布官局，“作工是从早晨五点钟直至下午六点钟，每隔一个星期日才休息一天”。长期过度劳累导致该局工人的健康状况恶化，“瘦到只有皮包着骨头，50人里面也找不出一个体格康健的人”。工人的工作条件非常简陋。企业中缺乏必要的劳动保护设备与措施，工伤事故经常发生。尤其在采矿行业，安全设施极差，工人经常面临丧命的威胁。以比较先进的开平煤矿为例，1878年到1882年的4年间，就发生死亡事故12起，而1893年的一次严重事故，竟然死了50多人。至于通风、降温、照明、防尘等方面，更没有保障。就连一些矿业主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矿工为“生涯之至苦者也”。

中国无产阶级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产生和形成的，它不但具有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即与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和纪律性、没有生产资料外，还具备一些特殊的优点。

中国无产阶级的成员多数来自农村，与广大的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因而在革命斗争中，易于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获得最可靠的同盟军。中国无产阶级绝大部分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城市和大企业中，有利于工人组织的团结和革命思想的传播。中国无产阶级遭受的剥削和压迫最为深重，这就决定了它最富于斗争精神，最具有革命的坚决性和彻底性。

中国无产阶级诞生后不久，就展开了反侵略、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19世纪50年代，广州最早出现了“打包工人联合会”的组织。1858年，港、澳等地工人为反对英法联军侵略广州而举行罢工，沉重打击了侵略者。1868年，上海英商耶松船厂工人为反对外国资本家降低工资举行罢工；1879年，该厂工人再度罢工以抗议封建把头克扣工资。同年，、上海英商祥生船厂工人也因洋监工殴打华工而罢工。1884年中法战争之际，香港工人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法罢工，有力地配合了前线的反侵略战争，具有鲜明的政治斗争性质。19世纪90年代初，江南制造总局、开平煤矿、上海织布局等企业的工人，都有过反对人身迫害、要求改善待遇的罢工。据不完全统计，甲午战争爆发前，中国工人共进行了近20次的罢工斗争。当然，中国无产阶级的早期斗争，大都是自发和分散的，带有许多小生产者自身的痕迹，并受到手工业者行会和地方帮会的影响，而且以经济斗争为主。

第四节 边疆危机

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正是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时期，列强对外扩张、分割世界的活动日益猖獗，而清政府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其虚弱本质暴露无遗，中国成了列强侵略掠夺的目标，边疆地区普遍出现危机。

一、俄国对新疆的侵略

1、新疆危机

俄国图谋进一步夺取新疆，英国也亟谋把它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1864年，库车燃起了回族、维吾尔族反对清朝封建统治的火焰，迅速蔓延到天山南北。一些封建主和伊斯兰教的上层头目混进起义队伍，并取得了领导权，先后建立许多封建割据政权。它们打着“圣战”、“与异教徒开战”的旗帜，把新疆变成了封建主大混战的场所。1864年9月，割据喀什噶尔的封建主思的克、金相印，为控制喀什噶尔回城（今喀什市），互相勾结，迎请逃亡浩罕的大和卓后裔布素鲁克。1865年初，浩罕汗国（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境内）封布素鲁克为喀什噶尔汗，并由军官阿古柏率军护送入境。阿古柏到达喀什噶尔后，立即把思的克赶走，同时撇开布素鲁克，夺取了统治权，并不断扩充势力。1867年，宣布建立“哲德沙尔汗国”（意为七城汗国）。1870年，阿古柏控制了南疆全部和北疆部分地区，阿古柏政权统治下的地区成为新疆各族人民的牢狱，推行宗教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横征暴敛，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新疆人民深受其害。

新疆的混乱和阿古柏势力的扩张，加剧了英、俄两国在新疆的争夺。英国通过承认阿古柏政权，派遣军官、顾问和送给大批武器等方式支持阿古柏，以抵制俄国在这一地区的扩张。俄国则加紧吞并浩罕汗国。1866年浩罕汗国成为俄国的附庸国以后，阿古柏于次年自立汗国。俄国为加速对北疆的侵略，与阿古柏订立协议，双方互不干涉对方的行动，互给对方入境追捕逃犯的权力等。俄国遂积极向霍尔果斯河以西推进，进窥伊犁。阿古柏也于1870年征服乌鲁木齐、吐鲁番等地，并企图出兵伊犁。俄国再也按捺不住，于1870年悍然派兵侵占穆扎尔特山，控制了伊犁通往南疆的交通要道。1871年5月，俄军进犯伊犁，于6,7月间占领清水河子、绥定、惠宁、宁远城（今伊宁市），扬言“伊犁永归俄辖”。伊犁地区各族人民在俄国侵略者残暴的统治下，陷入了灾难的深渊。

俄国占领伊犁地区后，假惺惺地向清政府表示：“只以中国**未靖，代为收复，权宜派兵驻守。候关内外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各城克复之后，即当交还。”（袁大化等：《新疆图志》第54卷，交涉志二第2页，转引自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第230页，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清政府感到事态严重，于1871年9月令署理伊犁将军荣全速赴伊犁与俄国谈判接收伊犁事宜。次年5月，中俄双方举行谈判，俄方百般推托，避而不谈交还伊犁问题，致使谈判毫无结果。

1872年6月，俄国挟其军事威势与阿古柏签订“通商条约”，俄国承认阿古柏为“哲德沙尔元首”，阿古柏则同意俄国人在南疆自由通商、旅行、设置商务专员，俄国货物的关税按2.5％征收等，扩大了俄国在新疆的特权。

英国不甘坐视俄国在新疆扩张势力，多次派人到南疆活动，扶植阿古柏政权。1873年，它又派出由300人组成的特别使团，向阿古柏转交了英国女王的亲笔信，还以女王名义送给阿古柏1万支步枪及若干门大炮。1874年春，双方签订了通商条约12条，英国正式承认阿古柏的“艾米尔”（统治者）地位，英国取得在新疆驻使、通商和设领事、其货物关税和俄国一样按2.5％征收等特权。

2、“海防”与“塞防”之争

在新疆面临被分裂出去的危机之时，又发生了日本侵略我国台湾的事件。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一场“海防”与“塞防”的争论。李鸿章认为海防为重，塞防为轻，可放弃新疆，移“塞防”之饷以筹“海防”，还强调说：“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第19页）左宗棠则力主收复新疆，“海防”与“塞防”应该并重。他认为：“若此时即拟停兵节响，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宜以全力注重西征，俄人不得逞志于西北，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左宗棠：《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6第35一36页）清政府采纳了左宗棠的主张，于1875年5月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率兵出征新疆。

3、左宗棠收复新疆

1876年3月，左宗棠移驻甘肃肃州，采取“先北后南”的战略方针，于7月至11月督军相继收复古牧地、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底定天山北路，为进军南疆创造了有利条件。

清军收复北疆的胜利，引起了英、俄侵略者的极大不安。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竭力为阿古柏作说客，向清政府提出让阿古柏割据南疆，作为属国。清政府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俄国则企图割占新疆南部大片领土和重要军事据点，1876年11月派出代表团和阿古柏进行谈判，意在制造既成事实，日后强迫清政府承认。这个迷梦被清军的迅速推进所粉碎。

1877年春，清军乘胜三路挺进南疆。在新疆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清军连下达坂城、吐鲁番和托克逊等地，消灭阿古柏

第三篇：中国近代史读书笔记 - 课程中心

中国近代史读书笔记

中国近代史时间：1840年——1949年。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是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

中国近代史主流和本质：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尤其是全国各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伟大的艰苦的斗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把一个极度贫弱的旧中国逐步变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

1.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由昌盛到衰落，外国列强工业的发展，使得外国列强发动对中国的侵略，包括军事侵略、政治控制、经济掠夺、文化渗透，通过一系列的军事侵略，让旧中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人民群众采取一系列反侵略斗争，均以失败告终，但从这些斗争和探索中，使中华民族燃烧起新的希望，中华民族进一步醒觉。

认识：列强侵华，一方面破坏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造成了中国日益贫困和落后的社会根源；另一方面，列强在侵华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先进的技术、制度与思想观念，同时，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解体，为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条件，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发抗侵略与探索中国的解放与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国人民的革命任务是艰巨的。

2.对国家早期出路的探索

包括太平天国的建立、洋务运动的兴办、维新运动的兴起，但是，又是以全部失败告终。

意义与认识：太平天国起义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强烈撼动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还有力地打击了外国的侵略势力。洋务运动让传统的“重农”思想受到冲击，使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一定发展。维新运动是一次爱国救亡的运动，推动中华民族的醒觉，冲击了封建制度，对中国近代教育起了积极推动作用。从上述的例子中，让我们认识到，封建主义救不了中国，只有民主的制度才能让中华民族繁荣昌盛。3.辛亥革命

在孙中山领导的多次起义相继失败下，1911年，武昌首先起义，接着各地响应，一举将封建帝制消灭，建立起中华民国，但最终因袁世凯窃国而使革命失败。

意义： 首先，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权利，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其次，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第三，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第四，辛亥革命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4.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主要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新文化运动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人领导，以民主和科学为中心，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五四运动是1919年一场以学生为首的爱国主义运动。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中国革命新局面是中国共产党发动工农运动、与国民党合作等一系列革命，最终国共破裂。

意义与认识：新文化运动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民主和科学思想得到弘扬，启发了民众的民主主义觉悟，后期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想，启发了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干部上准备了条件，为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找到了一条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成长道路。而国共合作的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实际上是未来胜利的革命的一次伟大的演习，因为正是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进行轰轰烈烈的革命工作，领导了全国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同时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途径，初步提出了无产阶级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并且从大革命的失败中吸取了严重的历史教训，开始懂得进行土地革命和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正是由于经历了这次大革命，中国人民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有了明显的提高，中国共产党开始掌握了一部分革命武装，吧中国革命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土地革命战争阶段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5.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包括：国民党在全国统治的建立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全国形式上有了“统一”。国民党所实行的是代表地主阶级、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和军事独裁统治。2土地革命的兴起。1927年先后发起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中国革命由此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3.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4土地革命战争的发展及其挫折5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转折：遵义会议、红军长征的胜利、总结历史经验，迎接全国性的抗日战争 6.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1）日本灭亡中国的计划及其实施：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卢沟桥事变，残暴殖民统治和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首先，制造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其次疯狂掠夺中国的资源与财富，再次，强制推行奴化教育等等

（2）中国共产党举起武装抗日的旗帜，中国在东方开辟了第一个大规模的反法西斯战场。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国民党改变“剿共”政策，实行“全国一致对外”

（3）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4）国民党与抗日的正面战场，共产党敌后战场的开辟与游击战争的发展

抗日战争的胜利及其意义：中国成为联合国的创始国和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收回台湾及澎湖列岛。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彻底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促进了中华民族的醒觉，使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组织上的进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红眼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对世界各国取得反法西斯的胜利、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产生了解的影响。

抗战胜利的原因：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中国人民巨大的民族醒觉、空前的民族团结和英勇的民族抗争是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世界各国反法西斯力量的支持

7为新中国而奋斗

内容：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都没有成功，从而使全面内战的爆发，最后南京国民政权覆灭。土地改革运动的热潮、生运动的高涨、人民民主运动的发展、各民主党派的历史发展

意义：中国共产党去的胜利，建立了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第四篇：中国近代史纲要课程论文

中国近代史纲要课程论文

标题 《新中国诞生前一百年艰苦探索的历史启示》

教师 雷志敏 学生 杨树兵

学号 20094395 专业 市场营销09级2班

新中国诞生前100年探索的历史进程与启示

【摘要】当二十世纪开始的时候, 中国是那样贫穷, 衰败，任人摆布，仿佛已奄奄一息，濒临灭亡的边缘。傲慢的西方人把中华民族看成“劣等民族”。鲁迅先生曾言：“中国是世界上国耻纪念最多的国家„„” 马克思当年评价中国说：一个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的幅员辽阔的国家，不顾时势，仍安于现状，被强力排斥在世界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极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一场殊死搏斗中死去。

【关键词】侵略 抗争 主权 反帝反封 落后 耻辱 民族独立 【正文】

鲁迅先生曾言：“中国是世界上国耻纪念最多的国家„„”确是惊世之语！马克思当年评价中国说：一个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的幅员辽阔的国家，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在世界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极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一场殊死搏斗中死去。德国历史学家赫尔德在十八世纪末写道：几千年来，中国始终停滞不前。他们那些关于道德和法令的教诲总是反反复复，变着腔调在同一个话题上兜圈子，千篇一律地颂扬一种孩童式的义务。中国恰如一具木乃伊，周身涂着陈腐的香料，描画着象形文字，包裹着丝绸，它体内的血液循环早已停止，它对一切外来事物都采取敌视、窥测、阻抗的态度，它对外部世界既不了解，也无兴趣，更不喜欢，它的最高旨意就是终日沉浸在自我封闭的漫长黑暗之中。

中国近代史始自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止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历经清王朝晚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期、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形成到瓦解的历史，历时109年，是为中国“百年近代史”。

19世纪中期，英、法等西方列强接连向中华民族发动了侵略战争，中国的领土、领海、司法、关税、贸易等主权不断遭到严重的破坏，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激化。70年代以后，列强对华侵略加剧，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没落、腐朽的清王朝不断割地、赔款、通商，中国的主权遭破坏，中国的领土遭瓜分，中国的人民遭蹂躏„„可以说这一百年是中华民族的“百年耻辱史”。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从甲午海战到戊戌变法，从辛亥革命到北伐东征，从抗日战争到国共内战，这一百余年的历史，充满了黑暗、耻辱、斗争、彷徨，充满了血与火、灵与肉、英雄与狗熊、光荣与梦想、尴尬与冲突。这一百多年，有盗火者为我们照亮前路，有窃国者将我们带进深渊；这一百多年，我们经受了难以承受的失败，也迎来过并不可靠的胜利；这一百多年，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审视、重估、颠覆、摧毁，然后又在一片废墟上重建自己的价值理想和生活世界。

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惊醒了中国这头“东方睡狮”。中国人民为反抗列强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进行着英勇的斗争，开始了救亡图存的探索。在这期间，中国的农民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纷纷站到历史舞台的中央，前仆后继，为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或奔走呼号或变法维新或浴血奋战，因而这一百年也更应该是，无愧是中华民族的“百年抗争史”。中国百年近现代史，可谓是在荒原中狼奔豕突的一百年，在耻辱中惶惶不安的一百年，在无边的历史旷野中哀号呼告等待破晓的一百年，也是加速度的一百年，来不及看风景的一百年，只争朝夕、以一当十的一百年。一个多世纪以来，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为了国家的命运，为了这个东方文明的伟大复兴而奋斗不已。他们生于忧患，在难以想像的深重的民族苦难中，以极大的坚韧、勇气和担当精神，将中华民族推向前进。

1840年6月，英国舰队驶进广东海面，封锁珠江口，进行挑衅，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1856年，英国借口“亚罗”号事件，悍然袭击广州城；法国借口“马神甫事件”同意和英国共同出兵，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1883年底，法国进攻中国驻守越南的军队，中法战争爆发。1894年7月，日本海军在朝鲜丰岛海面袭击中国运兵船，清政府被迫对日宣战，甲午中日战争正式爆发。1900年6月初，英、俄、德等八国侵略联军进犯北京，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1931年9

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诬蔑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并以此为借口制造“九一八事变”。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侵略华北而蓄意制造“华北事变”。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又发动了“卢沟桥事变”，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

1842年8月，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签订，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58年，俄、美、英、法四国先后强迫清政府分别签订《天津条约》；1860年，英法联军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第二次鸦片战争使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加深了。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此年夏，《中法新约》在天津签订，中法战争使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大大加深。1901年9月，清政府被迫与英、俄、德、法、美、日、意、奥等国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该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至此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最终形成。1931年、1935年、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接连制造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卢沟桥事变”，中华民族面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此时的中国已完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在另一方面，中国人民为取得民族独立和解放努力着：

（一）农民阶级的英勇斗争。1841年，广州附近的三元里人民痛击英军。1851年初，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宣布起义，揭开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的序幕。1898年秋，鲁西北义和拳首领赵三多竖起“扶清灭洋”的大旗，揭开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序幕。

（二）地主阶级的自救、自强运动。“自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首先从中国近代器物方面何以不敌西方的现状开始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的差异。”【1】地主阶级中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有识之士提倡向西方学习，“师夷长技以制夷”，启迪人们面对现实，放眼寰球，去重新认识世界，探索救国之路。但是魏源的《海国图志》却不为我国所用，还传到日本，促进了日本的崛起。学者岩谷宕阴感叹：“呜呼，忠智之士，忧国之书，不为其

君所用，而反落他邦。吾不独为默深悲矣，而并为清帝悲之！”【2】19世纪60年代，地主阶级洋务派掀起了一场名为“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三）资产阶级的救亡图存运动。有识之士普遍认识到，中国近代科技之所以落后于西方，其根源在于中国文化重“道”而西方文化尚“器”。【3】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进行了维新变法运动。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但是被袁世凯窃取了革命的果实。正如毛泽东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4】民族资产阶级“实业派”积极倡导发展实业，掀起实业救国的高潮。新文化运动冲击了封建主义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开启了思想解放的闸门。中国在饱受列强欺凌、被迫开放的环境中不断进行着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变革，中国的近代化艰难起步，社会结构开始逐步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

（四）无产阶级的不懈斗争。无产阶级的努力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参加大革命和抗日战争。1919年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标志着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1924年实现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涨。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和专制统治，进行工农武装革命，开始了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探索。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中华民族面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从此开始。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第一次取得了近代以来反侵略战争的彻底胜利。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决战。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做出了极大努力，但是国民党政府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悍然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三年多的解放战争，推翻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受“西方中心论者”的影响，曾有一段时间，殖民的、“西化”的理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以致不同程度地形成了一种对中华文明的社会误识：是中华传统文明，特别是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阻碍着中国近代的发展、阻碍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有人说：没有西方人的入侵就没有中国的近代化，也有人说：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近代西方文明。在他们眼里，民族的、爱国的精神长城是那样的易坍塌，几千年民族辉煌的表层似乎很容易就被一百多年来的民族耻辱锈化得斑驳陆离，西方似乎是人类文明的“主宰”。不能因为百年的落后、屈辱和挨打就否定几千年的文明和辉煌。近年来，就是连这一基本认识也遭到一股股思想误流的湮灭。我想这是我们对自己伟大民族在人类文明史中所应有的崇高地位缺乏了解，缺乏深刻认识，甚至漠视的恶果。

当然，我们绝忘不了近代以来这场血与火的“洗礼”。正当中国的大清皇帝们还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时，西欧通过“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宗教改革”等一系列变革，砸碎了近千年的封建割据统治和近乎窒息的宗教桎梏，向着近代文明的曙光奔跑。经过二百多年的殖民扩张和掠夺，“非洲成了贩卖与屠戮黑人的屠宰场；美洲文明的创造者被屠至殆尽；印度与东南亚被掠夺得千疮百孔；最后，中央之国也成为了‘东亚病夫’”。这样，在19世纪上半期末，两个文化相遇，一个是农业的，尊奉儒教的、落后的，一个是工业的、资本主义的、进步的，两种制度相遇，正如有人所说：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中国的失败也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这百年的历史时时警示我们：“落后就要挨打”，是竞争规则，也是生存法则，永远都不能忘。今天，中华民族已昂首迈入二十一世纪，我们必将彻底洗刷近代以来因落伍惨遭蹂躏的种种耻辱，“用人类第一族的气魄、人类第一族的自豪、人类第一族的精神高筑起中华民族永恒的精神长城！”

中华民族有着无限蓬勃的生机，任何一个民族都打不垮她。“中华民族有着自己的伟大民族精神，积千年之精华，博大精深，根深蒂固，是中华民族生命机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成分。”【5】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辉煌不败的历史，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源动力。自中华文明发祥以来不仅抵制了周边少数民族的进攻，而且能化腐朽为神奇，化野蛮为动力，同化周边各少数民族，吸纳百川成一海，在这个过程中民族的机体也大大增强了。这种顽强的生命力和蓬勃的生机在百年近代史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如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中华民族不畏强暴，英勇斗争的精神，教训了侵略者，使帝国主义列强认识到，中国人民“含有无限蓬勃生气”，“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我们可以很骄傲地说，中华民族具有最顽强的生命力，因为在公元前4000—前2000年形成的最古老文明中，只有中华民族创造的文明从未中断过或失落过，只有中华文明是从未发生断层的文明，只有中华文明拥有一脉相承的历史。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说道：“由于人民共和国的兴起，我们的传统对华政策和作为它的基础态度破产了，并且事实上是彻底改变了。”

因此,我们要坚信一个拥有如此生命力的民族，一个拥有如此丰厚历史遗产的民族，她的未来肯定是美好的！

【参考文献】：

【1】 摘自《陈独秀与近代中国》 董根明 第18页； 【2】 摘自《翻刊海国图志》序 岩谷宕阴； 【3】 摘自《陈独秀与近代中国》 董根明 ； 【4】 摘自 《毛泽东选集》 人民出版社；

【5】摘自 《在全国抗洪抢险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江泽民；

第五篇：中国近代史教案

中国近代史教案

导 言

一、中国近代史的内涵与分期

什么是中国近代史？回答好这个问题似乎并不那么简单。那么什么是世界近代史？世界近代史是资本主义形成发展以及衰落的历史（列宁）。偱着这样的理论路径，中国的近代史也就可以这样概括：中国近代历史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时期。也就是说，中国近代史作为一个断代史的概念，强调的是资本主义时代因素和特征。这样就至少又有两个问题必需回答：中国资本主义因素开始形成于何时？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历史时期何时结束？其实，这两个问题和在一起也就是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

要思考中国资本主义何时形成的问题，对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又是我们首先必需明确认识的相关的问题：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确实具有某种近代因素，但资本主义萌芽并不等于资本主义的形成，而且它与后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无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上的直接的联系。“明清以来沿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被西方列强的侵略所打断。”“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p626 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也就是说，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不能作为中国资本主义历史形成的开始。

那么，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形成究竟开始于何时？这又关系到另外一个重要问题：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与中国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的关系。一般认为，在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冲击和影响下，中国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在近代中国日益加深了民族危机和中国人日益加强的救亡意识下，近代中国逐渐走上了资本主义趋向的变革道路。“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促进了这种发展（商品经济）。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村的手工业；又一方面，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情形，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p626 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既然中国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与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入（影响）相关，那么这种侵略就有一个何时开始的问题，这种影响就有一个以什么方式（模式）的问题。把这两个问题再合在一起回答，一般认为1840 年中英鸦片战争是这种侵略和这种影响的开始，而且，中国的资本主义的形成既是在西方列强的侵略冲击下肇始的，中国近代历史的开始也就不是自发的，是被迫的，它与以英国为典型的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的开始以内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基础的情形是不一样的。用现代化的理论说，中国进入近代历史时期的近代化是后发晚生型的。

这样，我们也就同时回答了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中的中国近代史上限问题：1840 年中英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关于确定1840 年为中国近代史的上限，刘大年在1959 年就作出了这样的论断：“资本主义社会与资产阶级统治形成及其开始没落、消灭的时代，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资本主义时代。”“中国没有独立的资本主义时代，有一个属于资本主义体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我们通常说的中国近代史就是指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历史。”“因此，历来应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的人都主张1840 年中英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起点，因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从此开端的。”当然，学术界关于中国近代史上限问题，除了把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外，还有不同的看法：以1644 年清兵入关为上限，理由是在时间上能与世界近代史相一致；主张以明代中叶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标志中国近代化的开始，也就是中国近代史的开始。另外，也有一些学者（社会经济史）认为中国社会经济历史的真正变革开始于己于人19世纪60、70年代或者更晚一些的80年代。

关于中国的资本主义历史发展何时终结的问题，也就是中国近代史的下限问题，我们首先都 1 同意这一点：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最终完成，建国初的“三大改造”最终消灭了中国的资本主义。那么，中国近代史的下限似乎也就应该确定1949年。但是，我们又都知道1919年是传统认为的中国近代史的下限，而且，我们传统上又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历史时期，1919 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标志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结束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开始。这种分期方法在建国后不久被确定下来一直到现在仍被沿用。很显然，我们现在来看这种观点是不妥的，主要的理由是认为这种分期法把中国近代史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科学地截然分开。其实在当时就有学者提出过反对意见。1959年陈旭麓先生曾对这种分法就提出异议：“如果说以社会的质变作为近代和现代史的分界线是正确的话，那么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就不应该是五四运动，而应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那么当时建国初为什么还是最后以1919 年为下限观点占主导而被确定下来呢？原因有二：（1）当时占主流的学者认为，由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短促，如果以1919 年为近代史下限，那么建国后的几年时间也就谈不上什么现代史和当代史了；（2）更主要的是当时的时代环境——不顾实际地去照搬苏联模式。苏联的近代史与现代史即从1919 年十月革命为界线，中国以十月革命影响下爆发的五四运动为近现代史的界限也就显得时髦。当然，今天要求改正这种分期法的观点正在占主流。我们完全赞成1949 年作为下限的观点，但为了方便起见，我们这门课还得以1919 年作为结束。

另外，台湾地区的学者则认为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应放在1911 年的辛亥革命胜利。

二、中国近代史的线索与框架

中国近代史的框架体系曾经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构建的。即主要包括：两个过程、三大高潮、十大事件。所谓两个过程，即帝国主义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和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最后取得胜利的过程；三大高潮，即为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十大事件，即为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第二次鸦片战争、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北洋军阀统治。这样框架下的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或者说只是一部阶级斗争史。世纪80 年代以来，史学界有人提出“一个主流、四个阶梯”的新体系说。所谓一个主流，即以资本主义近代化为主流，所谓四个阶梯，即近代社会经过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这四个阶梯而前进。这个新体系强调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历史研究的中心。这个框架下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经济史，它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以往研究者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这一近代史核心内容的忽视

20世纪80 年代以来，也有人主张用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来解释经济领域中生产力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与发展，政治领域中的革命与改良，文化领域中的西学与中学之争。从而把近代社会发展的过程写出成“西化”与“反西化”的矛盾运动过程。这是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我们认为，要理清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确立近代史的合理框架，就要真正抓住中国近代历史的本质和内涵，这就是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产生和发展。为此，“把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为国；近代史的中心线索，这是个本质的提法。”“但是，单纯地提资本主义的发展，则又没有概括事物本质的全部。”“这个中心线索应该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汪敬虞2001）中国近代社会的半殖民地性与半封建性。“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不是来自中国封建社会内部新生力量对旧的生产关系的突破，而是来自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的冲击，是出自中国原来的正常发展过程的中断，这是造成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三、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

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是什么？中国近代社会的半殖民地性与半封建性。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不是来自中国封建社会内部新生力量对旧的生产关系的突破，而是来自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的冲击，是出自中国原来的正常发展过程的中断，这是造成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也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半殖民地性与半 2 封建性社会性质的决定性因素。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思想理论界就曾围绕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问题展开了一场持续近十年的大论战。而在这场讨论之前，列宁就曾指出当时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1916）和中国是“落后的，半封建的农业国家。”（《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民族主义》1912），只不过没有放在一起论述。1926 年蔡和森首次把“半殖民地和半封建”两个概念放在一起来阐述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报告1926）1935年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在对中国古代史作了社会形态的初步分期的同时，第一次提出了中国近代的社会形态是“半殖半封建社会”的完整概念。（《吕振羽史论选集》449 页）1939 年毛泽东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第一次在党内确定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提法。（新民主义理论的基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近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观点，为史学界普遍接受，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实践，则被公认为是对这一观点的有力证明。

但是，近年来，有些学者对此提出质疑。有人认为，近代中国社会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系统全面冲突的产物，对此很难以形态区分标准来分析，所谓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半封建半殖民地等概念，都带有认识上的偏差。有人则提出半封建半殖民地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半殖民地与半独立相对应，是对中国地位的描述，半封建的另一半则是半资本主义。中国近代的总趋向是封建主义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发生与发展，毛泽东“两半论”的失误就在于忽视了资本主义在中国发生和发展的巨大进步意义。有人认为，帝国主义破坏了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但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所以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国仍是封建社会，此后则是半封建或半资本主义社会。

我们认为，“两半论”根本上是正确的，但有待于丰富与发展，不能轻率地否定。

四、近50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概况

新中国成立50 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1949——1965 年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近代史学科确立主导地位的走向繁荣阶段。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成为中国近史研究和教学的主导思想。郭沫若、范文澜、胡绳、侯外庐、刘大年。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建立了新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体系和学科结构。

一、阶级斗争史观和阶级分析法，即阶级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二、人民史观，即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和创造者。

三、生产方式决定性，即以生产方式及其变革作为判别社会形态及其转变的樗。（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上述三种理论改变了以往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以史料考证明和史事论述为主，缺乏明确的价值评判，甚至混淆是非的状态。“三次革命浪潮说”。2、1966—1976 年的扭曲的停滞阶段，“儒法斗争史和阶级斗争史代替了整个史学”、“影射史学”、“实用史学”、只有中俄关系领域，因中苏关系恶化，出于边界谈判的需要，才得以进行一些真正的学术研究。3、1977 年以来的复兴、开拓和繁荣阶段。（1）更加深入完整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唯心史观物史观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指导作用。（2）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基础上，引进和导用国外先进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拓宽了研究的领域和视野。如政治学、政治文化学、社会学、经济社会学、民俗学、宗教学、人口学、人类学、统计学、现代理论被引进和运用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相应领域。一些新的领域被开发出来，如：社会史、城市史、宗教史、人口史、社团史、市民社会、区域史、现代化史等。（3）注意发挥中国近代史研究为现代化建设服务功能。相关课题研究。（4）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开拓“禁区”，反思“定论”。胡适、梁漱溟等人物，洋务运动、清末新政、买办、袁世凯政权、教会文化传播。也出现一些问题：（1）关于运用新方法，开拓新课题与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问题。（2）关于时代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问题，历史研究社会功能的有限性。（3）关于内容结构问题，内容突破与结构仍不完善。

主要参考资料：

《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第四版 李 侃等

《中国通史第二卷 中国近代史》中州古籍二版 周新国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胡绳 《中国近代史大纲》蒋廷黻 《剑桥中国晚清史》费正清

第一章 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

第一节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与世界

一、鸦片战争前的世界

1、西方殖民主义向中国逼近

地理大发现后，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陆续东来的西方人先后占据了中国周围的国家，逐步向中国逼近：1517年，葡萄牙人驾船进入广东海面，并于1554年踏上澳门；1557年，西班牙人开始出现在福建沿海；1601年，荷兰人首次到达广州，并于21年后强占澎湖，进而侵占台湾，直到1662年被郑成功驱逐；1591年，英国开始走向东方。1596年，伊里莎白女王给中国皇帝写了一封没有送到的信，要求通商。1600年，东印度公司成立。1637年，英国船只第一次来到中国；而35年前（即1602年），法国人的船只已经到达东方。相比之下，美国是姗姗来迟者。1784年，美国航船才出现在广州，带着一个倾慕东方的名字，叫做“中国皇后”号。16世纪和17世纪，葡萄牙、西班牙分别具有在东方的优势。

但是西方人来到中国的周围，可以合法地或者非法地在中国沿海的某些区域活动，他们要跨进中华帝国沉沉的大门却往往很难。

1655年荷兰使节哥贡与开泽来到北京。据说，“这两使节事事都顺从中国人的要求。他们带来贵重的礼物，并且听凭这些礼物被人称为贡物，自己也竟这样称呼它，他们也拜领了优厚的恩赐；他们俯伏在皇帝前面，他们在皇帝的圣讳、诏书和宝座之前恭行了三跪九叩首的礼节；他们情愿以一个亚洲藩属向宗主国来朝贡的使臣自居。他们希望用这种行为在中国取得贸易特权，象他们在日本以同样的手段所取得的一样，但他们所得的只不过是被准许每八年遣使一次，每次随带商船四艘而已。”（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3页。）

18世纪中期，英国东印度公司为开辟新的通商口岸和改善广州的贸易壮况，曾提出两种方案：

一、派遣使团访华；

二、派人向中国皇帝控告广州当局。即有1759年“洪任辉事件”与英国三次遣使来华。

“洪任辉事件”。洪任辉，东印度公司汉文英国翻译。1754年洪随商船驶达广州，在1755年至1757年期间，以“宁波交易公平”为借口，指使商船直驶宁波贸易，“冀图另开港路”。1757年中外贸易被限定在广州一口进行之后，他又违禁前往天津，通过直隶总督向乾隆帝转呈御状，揭露粤海关官员勒索外商，使之备受亏累。乾隆以“事涉外夷，关系国体”，派员赴广东查办，将粤海关监督李永标解职，但对洪任辉违禁告御状也深感不满，认为是“外借递呈之名，阳为试探之计”，犯了“勾结内地奸民，代为列款，希图违例剔通海口”之罪，因此将其押往广东，先“囚禁”于澳门，后逐回国。洪任辉事件给清政府很大震动，深感外夷的严重威胁。

1787年，应东印度公司要求英王三世派卡思卡特为大使，率团访华。乔治在给卡思卡特的谕令中，明确训示他此行的主要使命是开展对华商务，并希望从中国获得一块地方或一个岛屿作为货栈，以及中英互派使臣等。（余绳武、刘存宽主编《十九世纪的香港》P21—23）后因卡思卡特1878年6月10日在来华途中病死于班卡海峡，使团与船队返回，此行无功而终。

1792年英国政府又任命马戛尔尼勋爵为全权特使，以祝贺乾隆八十寿辰的名义率使团再次访华。马戛尔尼是一位著名的外交家，1764年曾任英国驻俄公使，1780年任英属印度马德拉斯总督，这次使华的使命包括：“增进与中国的往来，以使导致在（中国）整个帝国范围内销售祖国及我们的印度领地产品”。为此，希望中国给予英国“一块比广州地位更加便利的小地方，或邻近的小岛”，充作英国的货栈，并在“靠近优良茶叶产地，即北纬27*—30*之间的地方”取得一块土地建立英国商站； 4 此外，还要求中国允许英商在“（中国）内地贸易或旅行”。（《东印度公司编年史》第三卷）1792年8月，马一行从英国朴次茅岛出发，经香港海域和舟山在天津登陆后，于次年9月8日到达承德避暑山庄，14日受到乾隆帝隆重接见，然后转赴北京。10月3日，马以照会形式向清政府提出六条要求：（1）开放舟山、宁波和天津对英贸易；（2）援俄国旧例，准许英人在北京设一货栈，买卖货物；（3）将舟山附近一个岛屿让与英，以便函英人居住和存放货物；（4）将广州附近一块类似的地方让与英国；（5）英货自澳门运往广州减免过境税；（6）英商只按清廷公布的税章纳税，不另纳税。（《东印度公司编年史》第二卷P225）以上要求，遭到断然拒绝。乾隆在审阅照会后说了这样一番话：

“尔使臣所恳各条，不但于天朝法制攸关，即为尔国王谋，亦俱无益难行之事，”如今后英商“将货船驶至浙江、天津地方，欲求口岸交易„„定当立时驱逐出洋”。（王先谦《东华续录·乾隆朝》卷118，宣统三年刻本）

“语言不通。且天朝所管地方至为广远„„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无贵重„„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版，P26。）

——“直到这份清帝敕书不再显得荒诞无稽之前，尚无人能真正懂得中国”。（伯特兰·罗素）对于英方的领土要求，乾隆帝更是严正指出：“天朝尺土俱旧版籍，疆址森然，即沙洲岛屿，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王庆云：《石渠余记》1985，北京古籍，P21—26）

马戛尔尼使团的使命失败。1793年10月7日回国。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英国作为主要战胜国之一，立即着手组织新的访华使团。1816年2月，以阿美士德为首的新使团自英国启程来华。行前，英国外交大臣长斯尔雷指示他，此行的主要任务是要“保证不断地进行贸易”；争取中国开放多口通商，“保卫”东印度公司的在华权益，以及公使驻北京。（《东印度公司编年史》第3卷）阿美士德使团一行于1816年8月经天津到达北京。由于阿美士德坚不首按照中国宫廷礼仪行事，嘉庆帝怒其无礼，最后决定不予接见，将其遣国。阿的使命又完全失败。（梁廷枏《粤海关志·贡舶三》卷23，道光刻本）

拒绝历史与历史的拒绝。历史变化的趋势。

“中西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P9)据马士罗举的《大事年表》，从这个时候开始到1816年，161年里，西方的使节抵达北京，要求通商传教不下十数次。他们是真正的叩关使者。虽然当他们离开紫禁城的时候，带走的多半是深深的失望，但新的使者又会带来新的希望再一次漂洋过海而来。一代一代的使者，体现了西方顽强的进取政策。在他们的背后，是成百上千、成千上万的商人和传教士。两个世纪就是这样过去的。（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2、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与资本主义殖民扩张（1）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

桑巴特把资本主义分为三个阶段：早期的资本主义（15世纪——1760年）、全盛时期的资本主义（1760——1914年）、晚期的资本主义（1914年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全盛时节开始与清朝统治衰世的开始。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的发展。三次工业革命：

“第一次工业革命（1760—1840年）：

一、由英国领导，几十年后美国、法国以及后来组成德国地区也紧随其后。

二、农业生产力得到提高，千百年以来人力和畜力为基础的制造业越来截止多地使用水力和由燃煤产生的蒸汽动力。新运河的开挖便利了水上运输，机床的使用得到了普及。工厂迅速发展，城市中出现了工业无产阶级。人们开始计时工作。作为商业机构的公司越来越多，公司雇用的人员越来越多（1000人）。

三、有代表性的新产品是蒸汽机以及工厂出产的棉纺织品、铁器以及陶瓷等。

第二次工业革命（1840—1950年）：

一、领导这次工业革命的有美国、英国以及欧洲的一些国 5 家（德国、法国）。

二、通讯和交通发生了革命性变化，首先出现了电报和铁路，接着又出现了电话、汽车、内燃机等工具。生产越来越多地以电动机和内燃机为动力。公司得到广泛发展，遍及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大众市场兴起，国慰经济的结合更紧密了，“大企业”出现了。

三、典型产品包括钢材、涡轮机以及化学品等生产物资以及一大批新型消费商品。汽车、收音机、家用电器以及电视机等耐用消费品成为日常消费品的主流。

第三次工业革命（1950—今）”

——托马斯·K·麦格劳《现代资本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P14—15。

马恩1848年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资本主义在不到100年的时间内“所创造的生产力大于前期人类所创造的生产力的总和”。约瑟夫·熊彼特则认为，“资本主义只能生存于工业革命——或称为‘进步’——的氛围中”。“稳定的资本主义是自相矛盾的”。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从1770年——1841年70年间，英国棉纺织业用棉量增加了一百倍。据统计，1820年英国工业生产量占世界工业生产总额的50%，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8%。1840年，英国贸易占世界总额的25%，英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法国。美国。德国。

（2）资本主义殖民扩张

资本主义的发展始终伴随着暴力和掠夺。“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P391）“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的漩涡之中，它就不能存在和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P545）

资本主义殖民扩张。殖民主义的历史性，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特点（新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市场）。马克斯·韦伯：西方近代理性资本主义与掠夺性资本主义的区别。布罗代尔：资本、资本家，资本主义的核心是垄断。（竞争性市场交换的反面）——掠夺、垄断

大英殖民帝国霸权地位的确立。1588年英国联合尼德兰击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17世纪代替荷兰的海上地位（海上霸权）；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资产阶级工业强国）；18世纪打败法国。1498年达·伽马打开东方航路，1591年英国人沿着达·伽马的故道抵达马六甲、苏门答腊等地，开始了对东方殖民地的扩张。

二、鸦片战争前的中国

1、清朝统治的衰落

王朝统治盛衰的周期性变化。乾隆朝(1736—1795)是清朝由盛到衰的转折点。18世纪的繁荣。乾隆朝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声威远传，“在有清260余年中，因属绝无仅有之时代，即在我国历史上，亦可以媲美汉唐，光延史册”。（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中，中华书局，1984年版，P258。）1796年湘黔苗民和川陕白莲教大起义的爆发，为“承平六十年”的“乾隆盛世”划上一个惨淡的句号。

（1）统治阶层内部：

官僚政治的总体性腐败。乾隆帝曾痛论：“各省督抚中洁身自爱者，不过十之二三；而防闲自竣者，亦恐不一而足”。(《清高宗实录》卷1424，中华书局，1985。)自18世纪下半叶开始，清王朝已开始出现严重的政治腐败，大小官吏贪风盛行，营私舞敝，贿赂公行。“权不重则气不振，气不振则偷，偷则敝”。（《龚自珍全集》P35）（官僚与胥吏）和珅案。各级宫吏层层剥削，最终都得从百姓头上搜刮。“督抚司道等则取之州县，州县则取之百姓，层层胶削，无非苦累良民，罄竭膏脂，破家荡产”。——《清仁宗实录》卷75。中华书局1985年版。（嘉庆）因循苟合，百务废驰，要政尽怀：漕运、盐政、河工、钱粮（赋税）额。军队腐化、武备废驰。八旗兵（22万）、绿营兵（66万）(社会的、体制的、自身的)（2）人口过剩与社会问题

清代人口在1741—1840年的100年间，连续突破2亿、3亿、4亿大关，到咸丰元年（1851）中国人口已达4.3亿，110年间增长了2.9亿，超过民往所有历史时期的增长总量，年均增长率高达1%。

人口的急剧膨胀，导致资源与人口比例的严重失调。据统计，乾隆十八年（1753）全国人均占有耕地约4亩，以后历年递减，乾隆三十一年（1766）3.75亩，嘉庆十七年（1812）2.36亩，道光二年（1822）2.03亩，到咸丰元年仅1.75亩。(孙毓堂、张寄谦《清代的垦田与丁口的记录》载《清史论丛》第一辑P117—120）据当时生产力水平“一人一岁之食，约得四亩”（1745—1809）(洪亮吉《卷施 文甲集》卷1《意言·生计》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则大致从1753年（乾隆十八年）开始，人口开始过剩。

影响：人口过剩与小农经济“过密化增长”的可能，导致社会整体生产效率的递减。贫困、停滞、灾祸。人口过剩与流民现象，社会动荡。民生日蹙，民变四起。从嘉庆元年（1796）至道光二十年（1840）的45年间，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就有十余起。1813年直鲁天理教林清起义。（魏源《圣武记》卷10，P33）

（3）士人悲歌

衰乱之世，造成一种巨大的文化压迫力。从“纯学术”走向“致用之学”。龚自珍“通经致用”。“衰世”。“自乾隆末年以来，官吏士民，狼奸狈蹶，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至五六„„。自京师始，概寻四方，大抵富户变贫产，贫产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手皆不可民支月日，奚暇问年岁！”（《西域置行省议》，《龚自珍全集》上册，P106）

2、衰世变法

变法是衰世的另一种表现。“嘉庆改革”：撤换官员（和坤及其党羽），节约开支（皇帝南巡终止）。龚自珍的变法主张：改革官僚制度，以宾宾说（君主）打破凭资格的用人制度，“不拘一格降人才”，改革八股取士，“讽书射策”。经济上，制土地兼并，“田相齐”，按等级论份（均田制）思想文化上，倡“经世致用”，变一代之学。段玉载：“四论皆古方也，而中今痛，岂必别制一新方哉？耄矣，犹见此才而死，吾不恨矣。”（《龚自珍全集》P36，注）陶澍改革：引进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以商营取代官营而改革盐务（票盐代纲盐）、漕务（以海代河）以及河务。陶澍改革，“向19世纪20年代的中国提示了改造自然经济总体结构、增强经济实力和民族内聚力的有力手段和原则。深化与扩展陶澍型改革，成为鸦片战争前的中国自主走向早期现代化的最后一次机会”——周积明1996年。

张之洞曾与张佩纶论道光末人才道：“讲求吏事，考订掌故，得之者在上则贺耦庚（长龄），在下则魏默深（源）诸子，而曾文正（国藩）集其成；综核名实，坚卓不回，得之者林文忠（则徐），蒋砺堂（攸銛）相国，而琦善窃其绪以自矜；以天下为已任，包罗万象，则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直凑单微。而陶实黄河之昆仑，大江之也”。（张佩纶：《涧河日记》涧于草堂石印本，已卯下）

变革传统与传统的变革。

3、对外政策的保守

面对西方人强韧持久的进取之势，中国的最后一个王朝却越来越自觉地走向保守防范的抵拒。（1）“洋行” 清初厉行“海禁”（1656--1684）以及“朝贡贸易”和走私贸易。清朝开国之初在对外贸易问题上大体沿袭的是明朝对付“倭寇”时的做法，实施“海禁”。新政权尚未稳固的最初几十年里（台湾郑氏政权、三藩），出于防范已经略具近代民族意识的汉族民众的需要，清朝统治者曾有“片板不准下海”之令，中外贸易被严格禁止。168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第二年，海禁随即宣布开放。“朝贡贸易”：市舶司，定期定船，定人（使），贡物与贡物之外货船，“在馆交易”，市船司官员“招商发卖”，如需购买货物，“地方给照道办”。海关与洋行的设立。1684年“开海贸易”（海禁），即设闽海关（漳州）粤海关（澳门），1685年又设浙海关（宁波）、江海关（江南云台山），海关制度取代市舶司制度，粤海关制定了新的抽收商税制度及税则。实行新的抽收商税及税则后，为了避免“行住二税不分”，广东巡抚李士桢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布告设立“金丝行”（专营内贸）和“洋货行”（外贸），同时又号召富者“承充”洋商。从此，洋商成为一种专门的行业，“洋货行”成为专门经营和管理外贸的机构，这便又产生了“洋行制度”。“洋行”是“洋货行”的简称，又称“十三 7 行”、“外洋行”。“国朝设关之初，令牙行主之，沿明之习，命曰十三行”。（梁廷枏《粤海关志》）各“洋行”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成立了行业组织“公行”。“公行”亦称“官行”。广州十三行的行会组织。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创设，次年解散。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恢复。订有行规。旨在共同承担官府差科，消除内部竞争，规定进出口货市价，分配各行业务，约束外商行为，经办中外交涉事件和解决同业困难。因互相竞争，上述目的并未达到，且公行屡设屡废。乾隆四十七年复设后，虽长期存在，作用却很少。《南京条约》签订后，公行取消。

洋行的主要作用：代理外商销售和购买货物并承保、代交外商的出入口税。“凡外洋夷船到粤海关，进口货税应纳税银，督令受货洋行商人，于夷船回帆时输纳，至外洋夷艘出口货物应纳税银，洋行保商为夷商代置货物时，随货扣清，先行完纳”（《粤海关志》卷二五）行商授权管束外商，对“洋人之行动”，“洋行商人均须对户部（粤海关监督）及本省官员负责”，如有外商与当地民人争斗或外出滋事，概唯“洋行”是问。负责经办清官府与外商一切联系事宜，包括向外商传达官方政令，递交外商文书，代外商转呈政府意见、禀帖等。

可知，“洋行”为清官方特许建立，具有一定行政外交权的外贸垄断机构，其性质是官商，“洋行”商人也大多捐有官衔。

（2）“一口通商”

“乾隆的基本精神就是通过限扼中西往来以守夷夏之界，与之相伴的是愈多天朝尊严的虚骄意识。”（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版P34）

1757年“洪任辉事件”。（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首先提高了宁波等口岸的税额。但因“浙省出洋之货价值既贱于广东，而广东收口之路，稽查又加严密”，即使税务局额提高，洋商折损不过“秋毫”，“终不能强其会浙而就广出”。（乾隆朝东华续录）卷四六）于是清官方下令“一口通商”，以闽浙总督杨应琚的名义通知外国商船：“上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乾隆朝东华续录）卷四六）

清政府为什么作如此限制？直接原因：清政府认识到外商“恃其强悍扬帆直进，擅越界址”，且屡屡制造事端，为阻止外国商船进入内地口岸，“积久居留内地”的势头，防微杜渐，遂有此策。

（3）“防夷”

在限“一口通商”之后，1759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又提出了“防夷五事”，清官方颁布执行。即：永行禁止夷商在省往冬。“问因事信冬”，也只许“往澳门寄住”。“夷人到粤，宜全寓居”行商馆内，由行省管束稽查，不得随便出入。夷商随带番厮不得过五名，不得携带一切凶械大器。行商须将夷商及随从姓名报知地方官与监督衙门查核，勤加管束。不许汉奸出入夷馆，结交引诱。买卖货物必令经行商之手方许交易。禁止借领外夷资本及雇用汉人役使。永除外夷雇人传递消息之积弊。夷船进泊处，派兵稽查弹压。

此前，（1744年）已有澳门同知印光任提出了七条防夷建议，1809年“民夷交易章程”和“查禁官银出洋及私货入口章程”七条，1831年，两广总督李鸿宾提出“防夷八条”。

“闭关锁国”政策。一口通商、公行制度、《防夷章程》。

“广州制度”的特征：一是等级服从。即外商服从持政府特许证的公行，公行服从朝廷委任的海关监督，海关监督服从中央政府，由此形成一个由上而下层层相管束的制度体系。这可以看作是国内等级制自然的逻辑延伸。二是连带责任。“保商”制度：外商违法，行商不得辞其咎。三是行为管制。外商活动范围、居住场所有明确的规定，即使某些正当的生活及行为方式（如与家属共同居住、作健身体操、外出时乘轿、划船取乐等）亦在禁止之列。（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P282）

“广州制度”体现了清政府对外贸的限制与垄断。外商无不将它视为中国从事经营活动的最大障碍，今日国内学者也因其与自由贸易原则冲突而予以抨击。然而，广州制度的需要又并不在于垄断：

第一、所谓贸易垄断，不过是“国家保护主义”在经济上的体现，英国人当时到中国来鼓吹实 8 施的“自由贸易”政策也并不反映国际贸易的内在规律。“一个国家在农业阶段以自由贸易为出发点，在工业化早期则转入保护主义。此后，在工业化成熟期转入自由贸易。”19世纪英国“曼彻斯特派”鼓吹“自由贸易，但也终因理论与国际贸易实践的严重背离而让位于国家保护主义。” 其实，即便是在法定一口贸易的情况下，公行也从未没有真正垄断由南至北如此漫长的海岸线上活跃的对外贸易。厦门自然在某种程度上维持着为广东公行无法垄断的对外贸易。1819年英国人占领新加坡，将其辟为自由贸易口岸之后，广州以外的其它中国沿海城市与新加坡的商业贸易也就获得了较大发展。另外，在东印度公司和广东公行之外，中英两国都存在市面上为数众多的“自由商人”。包括在中英之间从事“港脚贸易”的英国散商，以及中国沿海各地的“不法”商人。而且公行的行商也每每违矩，在私下时充任其似“散商”的角色。本以垄断为实的公行制度在实施过程中表现了这种名实不副，其原因很大程度上缘自于“清朝统治者内部在中外贸易是否“悉由官擎”问题上也自然存在很大的分歧。1809年公行为对付港脚贸易，筹商联合经营的办法，两广总督百龄顺公行之意，拟定《华夷交易章程》呈奏，遭到军机大臣庆桂等人的驳斥：

该督等奏请凡有夷货不准夷人分拔，悉由官擎，是无论夷人之货，夷人均不能自由，已于夷情不顺。更恐总散各商，结官持势，串通一气，尤难得无垄断居奇，贱买贵卖，苦累夷人之弊。且不论殷商乏商，均匀签挚，竟似以外夷之赀财为调剂内地乏商之计，更不足以服夷众而杜猜疑。（《嘉庆朝外交史料》卷三，P17—18）

第二、中国公行对外贸易的垄断是对英国做法（由东印度公司特许垄断对华贸易）的一种反应。“悉由官擎”。

第三、由海关官员操纵税率从而勒索外商等弊端才真正构成对外商的伤害，口岸多少和生意经由谁争而做，相比之下都是次要的属于技术层面的问题。

第四、在19世纪以前，这种贸易制度的存在是有所依据的。一则它可以对抗东印度公司的垄断行为。二则它与当时中国国内市场的规模以及外商所能贩运到中国来的商品的数量对于外贸口岸的量的需求也并未形成多大的矛盾。只不过到了19世纪初，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

清政府不能与时俱进，改变成法，此乃清朝对外政策的症结所在。

（可参考萧致治《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P220；杨天宏《中国的近代转型与传统制约》P258—278）

第二节 鸦片战争的爆发

一、中英贸易及冲突

1、英属东印度公司的对华特许垄断贸易 1600年，经“皇家特许”，成立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经营对东方，主要是对印度和中国的贸易。这个公司起初在马来群岛一带进行香料贸易，后转向印度建立基地。从18世纪起，英国通过战争和欺骗收买等手段，排挤法、荷势力，于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后，完全消除了法国在印度的势力，确立了其对印度的统治。英国政府曾依靠该公司在印度的财产和武装（陆军、舰队），对缅甸，阿富汗及其他亚洲国家进行掠夺战争。东印度公司特许垄断对华贸易与清政府公行贸易体制的对应性。特许垄断（茶叶贸易）（1600—1773—1813—1833—1858）。清朝内部，“广州利益集团”。1637年至17世纪末，英船先后到广东、台湾、厦门、宁波、舟山、福州等地共贸易32次，但贸易额不大。

2、英国对华贸易形势的变化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的结束（1833年）。“为了英国的贸易，英国政府（外交部）逐渐接管了对各殖民地的统治权。到19世纪中叶，那种非正式的、商业式的殖民地管理已经完全让位于正式的、政府管理模式，各殖民地对母国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托马斯·K·麦格劳《现代资本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P75工业革命（1760—1840年）、经济增长与“自由贸易”时代（1846—1931）的到来。

对清政府来说，以前整个英国对华贸易，一向都是在东印度公司的管辖之下，由公司派出大班 9 来广州总理贸易事务，约束英商，如果发生什么问题，清政府可以对大班诱因加压力，甚至可以停止贸易要挟。在知晓东印度公司已散局后，两广总督李鸿宾曾于1831年1月经行商传谕大班寄往回国，要求“若果公司散局，仍酌派知晓事大班来粤，总理贸易”。（《道光朝外交通商廪卢坤等片二》，载《史料旬刊》21期P767）（1831年李鸿宾提出《防夷八条》）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专利被取消后，由于自由商人（英国“散商”与“港脚贸易”，港脚，英文Country,即特许口港以外的地方，Country merchant即指散商。1819年英国占领新加坡，将其转为自由贸易口岸之后，广州以外的其它中国沿海城市与新加坡的商业贸易也获得了较大发展。）大量涌入广州，两国之间的贸易额迅速增加，但是清政府仍然只准他们同指定的行商进行贸易，于是行商乘机抬高价格，丝价约涨25%，茶叶涨55%，进口鸦片减价15%，棉花减价9%以上。（《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P192—193）

对于行商的垄断，自由商人束手无策，他们寄希望于英国政府能派人到广州进行调停。而在伦敦方面，处理对华贸易问题的权力已从东印度公司董事会转到英国外交部。英国政府也认为有必要在中国成立一个机构，以代替以前东印度的大班。

3、律劳卑事件

英国政府于1833年12月10日任命律劳卑男爵为驻华商务总监督，职责是“掌管虎门口内一切有关英国船只与水手之事务”。在律劳卑来广州之前，巴麦尊给他的训令为，第一要设法扩张英国商业势力到广州以外；第二要在中国沿海争取一个港口作为英国海军据点；第三不要干扰鸦片走私贸易。（姚薇之：《鸦片战争史实考》人民出版社1984 P29）

律劳卑7月15日到达广州后，直接投书总督府，通知总督他已莅临。当时的两广总督卢坤以其不领红照，擅自来省，率递书函，违反旧例，派人面加查询，反复晓谕。但律劳卑拒不说明原委，也不将随行兵船撤走，一概置之不理。于是卢坤于9月2日下令封船，停其贸易。(《清宣宗实录》卷255)律劳卑相应于9月5日命令军舰“依莫禁号”和“安涛马奇”号强行驶进珠江，闯抵黄埔，进行恫吓。而卢坤则下令整顿珠江防务，修理炮台，调兵守备。律劳卑终因实力单薄，不敢进一步侵犯，加之封舱以后，英商无法贸易，不得不于10月11日退出广州，26日到达澳门，因久患疟疾，于11月11日病故。

律劳卑死后，德庇时继任总监督。他曾在中国为东印度公司服务多年。德决定采取沉默政策，在给巴麦尊的报告中说：“在中国方面毫无改进的情况下，我将维持绝对沉默状态，以待本国进一步的训令，这似乎是最适当的办法”。但这种沉默并不受到广州英商的欢迎，他们于12月9日致函英国政府，指出“含垢忍辱以及对侮辱和怠慢逆来顺受”是极大失策，认为“这样做会有损国家的尊严，而且会引起对我国威力的怀疑”。他们建议授权一位全权公使，偕同一支适当而有充分规模的武装力量，经往北方同中央政府交涉。他们声称，这样显示武力，“不但不至于惹起比较严重的战事，反而会是避免这样一种冲突的最可靠途径”。（《远东国际关系史》上册，P86）

律劳卑事件发生后6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有学者认为，“律劳卑事件是鸦片战争的前哨战，英国是通过鸦片战争来报律劳卑之仇”。（陈舜臣《鸦片战争实录》P50）

二、鸦片泛滥和中国禁烟

1、鸦片贸易的开始

英国对华贸易入超（逆差）。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贸易中的亏损，“1821年英商运至广州的天鹅绒，剪绒、印花布亏本60%以上，1826年增入的棉布也亏本10%左右。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整个进口生意中，几乎没有一年不亏本的”。（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P17，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1757年英国占领印度的鸦片产地孟加拉后，强迫当地农民扩大鸦片种植，177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取得鸦片专卖权，1793年又得到鸦片制造权。鸦片从种植、制造到拍卖都由东印度公司一手包揽垄断。

鸦片，学名罂粟，俗称大烟。原产于南欧及小亚西亚，后来传到了阿拉伯，印度及东南亚等地。最初是当作药材传入中国的，由于鸦片具有避开强烈的麻醉功能，吸食易成瘾，难以戒绝。

鸦片走私贸易。从18世纪初始，英国商人向中国输入鸦片，每年约200箱左右。清政府从1757年以后，一再颁布禁烟诏令，然而屡禁不止。海关官吏的腐败。东印度公司垄断对华鸦片贸易，但表面上并不直接参与对华鸦片贸易，而是将鸦片在印度市场上公开拍卖给散商，由他们将这些毒品源源不断地偷运进中国。

“三角贸易”。鸦片贸易给东印度公司、英属印度殖民地政府和鸦片贩子带来巨大利益。

东印度公司：1813年印度上等鸦片烟土每箱成本237卢比，而该公司在市场上的拍卖价为2428卢比，超过原成本10倍。英属殖民政府：按鸦片成本300%以上的税率抽税，1829年的鸦片税收额超过100万英镑，约占全年财政收入的10%。鸦片贩子：1817年印度上等烟土每箱拍卖价为1785卢比，在中国的卖价为2618卢比，获利833卢比，折合400多 元，鸦片的利润最高可达每箱1000元。英国工商资产阶级和英国政府也从中获利。工商资产阶级：带动棉织品销售，中国货本国销售及“转口贸易”往欧洲。英国政府：从征收茶丝税中得到大宗财政收。“经茶税为例，直到1846年英国政府对进口茶叶还征收200——350%的税率”。（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中译本]三联书店1958年版，P39）

美国商人从土耳其，波斯等地向中国贩运鸦片；从19世纪30年代起，沙俄也由中亚向中国输入鸦片。

2、19世纪30年代前后鸦片走私的猖獗。

从19世纪初年起，外国鸦片贩子不顾清政府的多次禁令，贿赂清朝官吏，以广州黄埔为走私中心。20年代，鸦片贩子以停泊伶仃洋面的趸船为据点用“快蟹”、“扒龙”等特制快艇进行赤裸裸武装走私。走私范围逐渐从珠江口外扩大到东南沿海，甚至远至辽东半岛。30年代，鸦片走私更加猖獗。以贩鸦片出名的怡和洋行与颠地洋行带头在加尔各答和伶仃洋之间，开辟了一条专供飞剪船航行的快速航线，使印度鸦片运到中国，快时只需21天即可抵达，一年之中，可以往返6次。1836年，仅怡和洋行就拥有10余艘各种类型的走私船。

据统计，输入中国的鸦片，1800年至1820年平均每年输入4200箱，1821年至1829年平均每年为1.9万箱，1830年至1840年平均每年为2.4万箱。（李伯祥《关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鸦片进口和白银外流的数量》载《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

鸦片泛滥对中国社会造成的严重灾难：

其一：破坏中国社会经济。出超与入超。白银外流，银贵钱贱，农民困苦，工商业萧条。其二：损坏了中华民族的身心健康。起初，鸦片只在沿海一带行销，后来滋曼全国十几个省。吸食者先是贵族、官僚、地主豪绅和纨绔子弟，后来扩大到其他各色人等。如宫廷太监、幕友、差役、僧侣、道士、商贾、娼妓等，甚至波及一般劳动者和八旗、绿营兵丁。据统计，1838年全国吸食鸦片的人数达200万以上。其三：加深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寄生性与腐朽性。

3、清政府的禁烟

（1）屡禁不止

鸦片烟毒流入中国，侵害中国社会，危及清王朝的统治，1729年（雍正七年）清政府就开始诏令禁鸦片烟。到1834年，清政府共发布了15次禁烟令。

1796年（嘉庆六年）“禁吸食鸦片，裁鸦片税“。1800年”从粤督吉庆奏，禁鸦片入口，烟船改泊澳门及急水门（是年起，来粤鸦片，由港脚商即散商以运）1809年，“禁鸦片入口, 夷船进埔须由行商具结”（是后英国公司船不再运载），1810年“禁吸食者与贩鸦片。”1814年“严禁鸦片偷漏，夷人违禁，依例治罪”。1815年，“定查禁鸦片烟规条，如查出夷商夹带，不准贸易”。1816年“毁鸦片三千二百箱”。1817年“搜验进口船只，有无夹带鸦片”。1821年（道光六年）“从两广总督阮元，严禁鸦片，鸦片趸船自澳门黄埔改泊零丁洋。”1822年“严禁海洋偷漏银两，和贩鸦片”。1823年“命认真查弩鸦片，定地方官失案条例，并禁民间种植”。1824年“英烟船三艘到福建及台湾”。1826年“设广东水师巡船，稽查鸦片”。1828年“两广总督李鸿宾严禁偷运鸦片入口。”1830年“两广总督李鸿宾等奏请严禁鸦片分销，并酌减夷船进口规银十分之二。英船MEROHC号到台湾私 11 卖鸦。命将兴贩鸦片之郑八发边充军”。1831年“定内地人民种卖鸦片罪名”。“申禁各省私种鸦片及夹带偷漏”。„„“刑部复议给事中刘光三酌加买食鸦片烟罪名等情。诏如所议，严定条款”。1832年“命李鸿宾等晓谕来粤夷商，勿夹带烟土，否则不准开舱，立即逐回，并严禁洋而私售，快艇走私”。“严禁各省 兵吸食鸦片，并令卢刊查明鸦片返入内地之由，为拔本塞源之计”。1836年，“令粤督部郑廷桢等严禁港脚烟船进广州省城传递书信。”“御史王月奏请驰鸦片烟禁”。（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

（2）驰禁的主张

19世纪30年代后期，在清政府内部就如何解决鸦片泛滥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1836年6月，曾任广东按察使多年的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上道光帝《鸦片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其中建议：

[1]、鸦片贸易合法化。“准令夷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入关交行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2]、提高鸦片税收，标准是“夷人纳税之费，轻于行贿，在彼亦必乐之”。[3]、准民间自种罂粟。“各省旧种罂粟处，如果于早晚两季均无妨碍，亦准听民之便”。[4]、严禁官员、士子、兵丁等吸食，否则立予斥革。“其民间贩卖吸食者，一概勿论”。

许乃济自信的表示，依此方法办理，不仅“每年可省中原千余万金之偷漏”，并从关税中得到高额财政收入，而且因“内地之种日多”，造成外洋无奇物可居，致便“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弁，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而绝”。

许乃济的奏折，在朝臣中得到大学士阮元（曾任两广总督）的强有力支持。同年9月，两广总督邓廷桢、粤海关监督文祥上奏支持许乃济的驰禁主张。公行和地方官员纷纷表示赞同并提出具体驰禁方案，邓廷桢等综合各种建议，拟成具体章程九条上奏。

“

一、以货易货，应计全数计算，不准影射。

二、水师巡船及各关口员役，宜责令专在隘口稽查，不准出洋藉词滋扰也。

三、鸦片应照旧章仍准带回三成，并先确查来银数目，以杜欺隐也。

四、鸦片应与别项洋货一例交易，不必设局专办也。

五、额税宜遵旧例，不必加增，并严禁需索例规也。

六、价值不必预定也。

七、内地得省海船运销鸦片应由粤海关印给执照也。

八、民间栽种罂粟，似可稍宽后禁也。

九、官员士子兵丁，宜严行饬禁，不准吸食也。”（《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P7—11）

《筹办夷务始末》：书名。清代官修的对外关系档案资料汇编。计有：道光朝八十卷（文庆等编）；咸丰朝八十卷（贾桢等编）；同治朝一百卷（宝鋆等编）。1929—1930年故宫博物院影印。全书按年编次鸦片战争前至同治朝对外交涉重要档案，内容包括上谕、奏议、中外照会、条约等。为研究中国近代史尤其是近代外交史的重要资料。1964年、1979年中华书局先后出版齐思和等整理标点的《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咸丰朝）》，书后并附索引。

但是，驰禁一经提出，当然更遭到主张严禁的官僚强烈反对。道光帝偏向于严禁。1836年12月，邓廷桢等上奏，声明放弃驰禁主张。1838年许乃济被“降为六品顶带，即行体致，以示惩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8 P125）

对驰禁论的分析

驰禁论所付出的代价，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与现实问题的紧迫性，驰禁论与社会性吸毒问题的干系；在驰禁派与严禁派论战的过程中，代表鸦片受贿集团利益的朝臣和疆吏均保持缄默。英国鸦片商与贩食鸦片者的“热情响应”，驰禁论的经济学思想价值。鸦片泛滥本身的层次：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对内：腐败，对外：和战）社会问题。有人如此指出驰禁的经济思想：“就是要求把鸦片如实地当作一种商品来对待，然后按商品经济的价值法则，严格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运用关税壁垒和对等贸易手段，把英国鸦片挤出国内市场”。因此“许乃济经济思想指导下的政策，是迄今看到的可以不通过战争，挫败西方殖民者对中国罪恶企图的最早一个理性解决方案”。（谢刚：《清史嘉道朝研究》载《南开学报》1991年 12 第4期）

1858年，马克思就对许乃济及其驰禁方案作出了与中国当今史学界迥然不同的评价。“早在1830年，如果征收25%的关税，就会使国库得到385万美元的收入，而在1837年，会使收入增加一倍。可是，天朝的野人当时拒绝一项必定会随着人民堕落的程度而增大的税收。„„如果中国政府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同时允许在中国栽种罂粟，这意味着英印国库会遭到严重的损失。”（《马恩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P28—29，《鸦片贸易史》）

战后严禁派人的反思：“近日英夷就抚而鸦片之禁渐驰，漏卮之弊愈不可稽。„„愚谓为今之计，则不如仍用前许青士太常所奏，甚可行也”。（1846年）（梁章钜《浪迹丛谈·鸦片》）“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民嗜洋烟而不嗜土烟。若内地果有一种芙蓉胜于洋版，则孰不愿买贱食？”《林则徐书 ·复署江西抚州府文海信》

（3）严禁论与禁烟运动

1838年6月（道光十八年闰四月），鸿胪寺卿黄爵滋向道光递上了一份《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主张“重治吸食”。这份奏折首先分析了当时烟毒泛滥的严重情况以及造成白银外流、财政崩溃的重大恶果；接着论证了当时流行的严查海口、禁止通商、查拿兴贩、开种罂粟之禁等办法都解决不了这个病国害民的严重问题；最后提出必须“重治吸食”的主张。他建议由皇帝严降谕旨，通告全国，在一年之内戒绝吸食鸦片。如果一年后仍然吸食，则是“不奉法之乱民”。“罪以死论”。黄爵滋（1793—1853），清末江西宜黄人，字德成，号树斋。道光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官至鸿胪寺卿、刑部右侍郎。1828年（道光十八年）上疏力陈鸦片输入之祸，主张严禁。1840年两次赴福建视察海防，具言战守方略，并进《海防图表》。著有《黄少司寇奏疏》、《仙屏书屋诗录》、《仙屏书屋文录》。

道光帝在接阅奏折的当天，下达谕旨：“黄爵滋奏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一折，著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直省各督抚，各抒已见，妥议章程，迅速具奏”。在此后的四五个月，各省将军督抚纷纷上奏，就如何塞漏培本、严禁鸦片提出自己的看法，有些还拟订了详细的禁烟章程，供皇帝采择。

对于这次以黄爵滋上奏为契机、由道光帝发动的、围绕鸦片问题展开的讨论，以往史学界多以对待黄爵滋意见的态度为标准，把他们划为严禁与弛禁两派，并把这场讨论描述成严禁派与弛禁派的一场激烈斗争。然而据现在学者研究，较合理的看法，“这不是一场严禁派和弛禁派的激烈斗争，而是一次围绕如何才能禁绝鸦片而展开的大讨论。”（萧致治等，《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P426）

作为一场围绕如何才能禁绝鸦片而展开的大讨论，形成了各派意见。1838年黄爵滋上奏《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树起严禁论的大旗。主张严禁的队伍颇为壮观，属于这一阵营的有张际亮、龚自珍、魏源、陶澍、包世臣、徐继畲等经世派人士。严禁派在厉禁鸦片这一问题上意见一致，但在具体措施上都有不同见解。大致分两类：一以“重治吸食为先”，一以“拔本塞源”，断绝鸦片来源为重点。

“必先重治吸食者为先”。1836年内阁学士礼部侍郎朱嶟、兵部给事中许球在与驰禁派辩论时，提出了“详内而略外，先治已而后治人”的禁烟策略思想，从重治吸食者为禁烟重心。1838年黄爵滋上《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重治吸食”的禁烟方案在当时受到琦善等官僚的竭力反对。他们的理由是：（1）吸食者众，诛之不可胜诛，重治吸食，等于“兴率土普天之大狱”。（琦善：《遵旨复奏禁烟折》）（2）朝廷宽大，不予竣法严刑，重治吸食，“未免矫枉过甚”、“操之太蹙”。（《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3 P59、65）（3）重治吸食是“治统而不澄源”、“不揣本而仅齐其末”。（《筹办夷务始末》卷2，P43、卷4，P94）只有“不准通商”，才是“正本清源之道”。（琦善：《遵旨复奏禁烟折》）

“拔本塞源”，断绝鸦片来源论。林则徐最初也赞同黄爵滋的主张，认为“禁烟必以重治吸食者为主”。在江苏巡抚、湖广总督任上，林则徐厉行禁烟，又采访戒烟良方十余种，向民间推广，使不少人戒烟断瘾，其成效颇为可观。但是，在湖广禁烟过程中，林则徐发现“凡各省之贩鸦片者，不 13 曰买自广东，则曰广东夹带而来也。吸鸦片者，不曰传自广东，则曰广东人引诱所致也”。（《林则徐集·公牍》P52）此种情势使他深感断绝鸦片来源的重要性。因此，当林则徐奉召入京，与道光帝商议禁烟大计时，其思想已从重治吸食者转向“拔本塞源”。而“所谓来源者，固英甚于英吉利也”。（《林则徐集·书简》P156）在禁烟“先以断绝鸦片为首务”这一思想上，包世臣与龚自珍皆持相同意见。“但绝夷舶，即自拔本塞源。一切洋货皆非内地所必须，不过裁撤各海关，少收税银二百余万两而已。国课虽岁减二百万，而民财则岁增万万，藏富于民之政，英大于是”。（包世臣《齐民四术》卷2《庚辰杂著二》）龚自珍：“将关税定额陆续清减„„国家断断不持榷关所入”。禁绝贸易，关闭国门。自然经济思想。和包世臣、龚自珍断绝与外部世界交往的思想相比较，林则徐要高明得多。他一方面坚绝禁绝鸦片贸易，并遵旨中止与英国的贸易。另一方面对对外贸易采取积极态度。“以鸦片出自英国，此后该国买卖可减，别国买卖可增”。

1839年颁布的《严禁鸦片章程》是在严禁思想指导下，综合讨论中各种合理的意见制订出来的。“既贯彻了黄爵滋、林则徐等“法当从严”的精神，也广泛吸取了各地将军督抚的合理意见，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集体创作，是这次禁烟大讨论的一个重要成果。“（萧致治等，《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P127）

黄爵滋“吸食论死”的奏折传开后，举国震动，“不但卖者潜踪，食者亦愈加敛迹”，各地的禁烟运动也骤然开始。

最早发起的数湖广地区。湖广总督林则徐看到全国形势颇现转机，在积极支持黄爵滋严禁主张的同时，即与湖南巡抚钱宝琛、署湖北巡抚张岳崧筹商，决定抓紧时机，不待定信即派员“先访开馆兴贩之人，严缉务获”，同时在武昌、汉口等地设立禁烟局，妥派得力人员收缴烟枪及一切器具余烟，并捐廉配置断瘾丸，劝导吸食者戒烟。两湖的禁烟措施很快收到效果。道光得悉两湖禁烟取得显著成效，谕令嘉奖，认为“地方公事，果能振刷精神，实心查办，自可渐有成效”。接着道光又接到各地不断奏折：天津、江苏、广东捷报频传，进一步鼓舞了道光禁绝鸦片的决心，九月八日再次谕令各省严紧查拿鸦片烟贩，要求各地“趁此整顿之时，同心合力，不分畛哉，上紧查拿，毋得稍形松劲。”这样，一个全国性的禁烟运动，就在各地先后展开了。

（4）林则徐广州禁烟

林则徐是主张禁烟的著名代表人物。在这场禁烟运动中，“林则徐的禁烟主张，使道光认识到严禁鸦片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林则徐的禁烟成效，又使道光看到了禁绝的可能性，增强了严禁的信心，”“起了巨大推动作用”。（萧致治《林则徐在两湖的政绩》载姚薇元等编《鸦片战争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P240）1838年9月（道光十八年八月）林则徐上道光《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指出：鸦片“迨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著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1838年11月，道光帝命令林则徐进京陛见，商计禁烟方略。12月31日，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前往广州查禁鸦片。

林则徐于1839年3月10日抵达广州。林则徐“察看内地民情，皆动公愤，倘该夷不知改悔，唯利是图，非但水陆官兵军威壮盛，即号召民间丁壮已是制其命而有余”。3月18日，林则徐传讯行商。颁给谕贴二件：一谕行商，责令夷人呈缴鸦片，并出具永不夹带甘结（如经查出夹带，人即正法，货尽入官）。二谕夷人，令邀烟具结，并示以决心，动以利害。限三日取结。后林则徐附片密陈，建议朝廷“将夷人带鸦片来内地者，应照化外有犯之训，人即正法，货物入官，议一专条”。道光帝接受，于1839年6月23日（五日十三日）下旨颁行《洋人携带鸦片入口治罪专条》。

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措施：严拿烟贩，惩办不法官弁，严禁国人贩卖、吸食鸦片，凡吸食者要立即呈缴烟土烟具，限期戒除（禁内）；积极整顿海防，防御外国入侵，谕令外国烟贩，呈缴所有鸦片，并出具甘结（禁外）。林则徐的这些举措，得到了广州各界群众的大力支持和拥护，城乡各地纷纷呈缴烟膏烟具，揭发检举鸦片贩子。禁烟运动在广州迅速高涨。据马地臣说：“最近5个月在广州没有卖出一箱鸦片。”大鸦片贩子查顿垂头丧气地说：“看不到一管鸦片烟枪了，见不到一个毒品小贩了。”

但是，中国正义的禁烟运动遭到了英国商务监督义律和外国鸦片烟贩的抵制和破坏。3月24日，义律指使大鸦片贩子颠地逃跑，并阻止英商呈缴鸦片，具结保证书。

呈缴鸦片。3月21日，撤退广州夷馆买办人员，中外贸易停止。当日，广州夷商会商林则徐示谕。3月22日，林则徐传讯颠地，颠地拒绝，同一天，义律在澳门接到林的谕帖抄本，立即写信给英国外交部。3月24日，义律从澳门赶到广州商馆，怂恿烟贩们不要缴鸦片，当天晚上又指使颠地逃窜，后为截回。在同一天，林则徐下令封舱，停止各国贸易，并派兵包围商馆，断绝广州与澳门交通。3月27日，义律被迫表示愿意缴鸦片，他不仅以英国政府代表的身份，命令英商缴烟，而且声明全部烟价由英国政府负责赔偿，也劝美商缴烟，声明烟价同样由英国政府给付。从4月到5月间英美烟贩共缴出鸦片2万余箱，其中美国烟贩缴出1500余箱。林则徐随即将英国大烟贩颠地等人驱逐出境，恢复中英贸易。虎门销烟：1839年6月3日至23日，林则徐率地方官吏在虎门海滩将缴获的237万多斤鸦片当众销毁。虎门销烟的意义。

出具甘结。6月5日，义律停止对粤贸易，并遵禀林则徐，谓英船进埔须待国王批谕，希望暂在澳门装货。6月20日，林则徐限义律于5日内将空趸船只开行，货船亦于5日内报验进口，否则即速回国。6月21日，义律布告英人，责林则徐处置不当，失信食言，蒙蔽朝廷，破坏中英二百年和平关系。英船之不进口，乃因林来能予外人以安全保障，对于过去所受虐待，亦未昭雪，此时应使北京大皇帝明了实情，依合理原则改善。7月3日，广州美商出具永不贩运鸦片甘结。7月7日“林维喜案件”。义律拒交凶犯，7月29日，义律布告英商，凡舱单未经签字，其自中国所购货物，不得进入英国及印度。8月15日，林则徐等布告，禁绝澳门英人柴米食物，撤退买办，第二天，又勒兵分布各要口，迫英人去澳门，8月26日，英人完全离澳门。8月31日，林则徐邓廷桢布告沿海居民，防止英人近岸采办食物，应即置备兵器，招集壮勇，如其上岸滋扰，即行驱逐捕拿，如未上岸，亦不得下海近其船只。

（5）清政府对“边衅”的态度 林则徐，“鸦片必要清源，而边衅亦不容轻启”。“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积极增兵布防：加紧整顿水师，招募胥户、渔民、盐工5000人为水勇，提高广东水师应战能力，在珠江口沿岸添建和整修炮台炮位，购置西洋大炮，加强防御工事，并在虎门海口增设铁链安放木筏模亘中流，拦截敌舰。坚决打击来犯： 11月3日，“穿鼻海战”。11月13日“官涌之战”。探访夷情，“睁眼看世界”。林则徐组织人翻译了《澳门新闻纸》（《澳门月报》）。1839年3、4月间将已“零星译出”的新闻纸“抄齐统订数本”送给巡抚怡良观看；（《林则徐书简·致怡良》P44）“仔细搜集外国人用中文编印的每一种出版物，摘录有关外国的说明，为此目的他利用了好多种传教的小册子，中文月报、商务指南、美国和英国介绍以及世界地理”（《中国丛报》卷16，1847年9月号，P419）并请人翻译了英人慕瑞的《地理大全》，在此基础上辑成了《四洲志》一书。随着具结问题上的对立和义律在穿鼻洋挑衅后中英关系日见紧张，林则徐命人加紧编译了《各国律例》、《华事夷言》等书，研究西方的法律制度以达到迫使义律具结交凶的目的。

10月29日，道光上谕：英夷如再反覆，即示以兵威，永远不再交易，“穿鼻海战”、“官涌之战”。11月26日林则徐邓廷桢布告，自十一月初一日（12月6日）起，断绝英国贸易。12月13日穿鼻海战所报告到京，诏永远停止英国贸易，驱逐船只，不必取结。12月15日，义律禀林则徐，请允英人回澳居住，愿求和平，12月16日林则徐驳斥义律昨日请求。林则徐传谕在琼州文昌遇难获救之英人十五名，赏给食物，命即解往虎门，归其舟次。

魏源评林则徐广州禁烟。《英吉利小记》批驳了“夷兵之来，系由禁烟而起”的谬论。但魏也认为，林则徐禁烟在商务落后，战舰等武备不足的情形下，“惟外夷操切是求”，失之“过急”、（未给双边谈判留下更多机会）“过详”。（治内洋，安外略）

三、英国发动侵华战争

1、英国的战争进程

义律为英、美烟贩作（政府）担保，并竭力扩大事态。1839年5月21日，广州英商上书外相 15 巴麦尊，请求偿付烟价，保护英人商务。”5月30日，“义律上书英政府，报告在粤遭遇，（同时派兵舰到加尔各达报告印度总督）”。6月1日，印度孟美英商请英政府救济其在广州所受损失，并谓鸦片贸易曾得到政府鼓励，为印度政府一大宗收入。6月3日孟买英商函请英国之中国及东印度各商业会社，一致请求政府从速明白宣布对于广州鸦片事件之意旨，并乘机要求政府改进中英商务关系。6月5日，义律停止对粤贸易，并遵禀林则徐，谓英船进埔须待国王批谕，希望暂在澳门装货。9月21日，英政府接到广州缴烟报告。9月30日，英国曼彻斯特商人上书外相巴麦尊，请速确定对华政策，赔偿所受损失，并乘机确立中英贸易基础。（“希望政府能利用这个机会，将对华贸易置于安全的，稳固的，永久的基础上。”见《英国蓝皮书》）伦敦、利兹商人上书，10月10日，英国布利斯托商人上书外相巴麦尊，请保护对华合法茶叶贸易。

巴麦尊的策划。10月18日英外相巴麦尊秘密训令义律，中英关系应予改良，即派遣海军封锁广州白河。10月20日义律书记通告英人，已与钦差大臣商要，中英贸易暂在虎门口外穿鼻举行，勿须具结，但船只须受中国搜查盘验。11月2日伦敦东印度公司及中国协会上书外相巴麦尊，主张对中国施用武力，订立商约：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长江，中英商人直接交易，英人得携家眷，协议关税，英领事得与中国官员直接往来，如中国不原加开口岸，应将一岛屿让与英国。11月4日，英外相巴麦尊训令义律，中国有权禁烟，但应公正，并逐渐施行。12月15日，义律禀林则徐，请允英人回澳门居住，愿求和平。

1840年2月，英国政府任命乔治·懿律和查理·义律作为同清政府交涉的正、副全权代表，并任命懿律为侵华英军总司令，但是英国政府对于战争的决定和部署，一直严守秘密。迟至1840年4月，出兵中国的决定才在议会辩论，以微弱的多数通过支付军费案，派兵侵华，即有1840年6月下旬英军封锁珠江口。2月20日，巴麦尊训令懿律封锁广州，占领舟山，要求赔偿，割让海岛，或订立钉约。又照会中国宰相，要求赔偿烟价，尊礼英国，割让海岛，清理商欠。同一天，林则徐奏，英王因义律所为不合，另遣夷官来粤。诏令一并坚拒。

3月16日，英国国会辩论对中英战争态度。3月19日，英外相在国会报告，对华用兵在要求谢罪，赔偿，及保障将来英人安全。4月7日，英国会（下院）辩论，通过对华问题。4月8日，道光帝下诏：英国贸易既停，所在粤海关每年例进贡物，如不能齐全，不必多方购求。4月26日，美领事禀告林则徐，英国将于6月前后封港，请允美船早日开舱（林不信）。5月10日，英上院通过政府对华政策。5月20日，印度总督奥柯兰通知懿律，必要时当再增派陆军前来。5月21日林则徐令所有来粤船只均须具结来装英货。6月28日，英军封锁广州。

对英国发动战争的原因分析。“试论英国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双重动因”（刘存宽《近代史研究》1998、4）

2、战争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840年6月下旬英军封锁珠江口至1841年1月下旬清政府对英宣战之前，历时7个月。在这个阶段英军实施封锁珠江口、占领定海、北上天津以武力逼迫清政府就范为主要内容的侵略方案；清朝方面除广东积极备战外，总体上持消极抵抗的态度，由于道光采取“羁糜”政策，林则徐、邓廷桢等抵抗派遭到打击和排挤，妥协派琦善、伊里布等逐渐取得了对英交涉的大权，义律向琦善提出“穿鼻草约”。

英军到达广东海面后，对广州实行封锁。6月30日，懿律和义律率英军按其计划北犯。7月，英军进攻福建厦门，未能得逞。接着又北犯浙江，攻陷定海。8月，英军抵达天津白河口，投递巴麦尊给清政府的照会，提出赔款、割地、通商等要求。

道光闻迅定海失陷，“微愠粤事三不善”。在兵临东门形势下，他感到事态严重。这时候，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大学士琦善等极进谗言，“禁烟过激”招来外祸，“言上年广东缴烟，先许价具，而后免约，以致激变者”蜚流上闻、道光接受琦善等人“好言相劝”的退敌方略，命他与英军谈判。“遇有洋船驶至海口，不必遽行开枪开炮。”8月30日，琦善与英军代表义律在大沽口举行会谈。

琦善向英国侵略军代表承认林则徐查禁烟土“措置失当，心当逐纲查明，定能代伸冤抑。”英军 16 由于“季节已太晚”，“在来年春节到来之前，是不宜采取任何积极军事行动的。”

9月17日，英军离开白河口南返。道光以“退敌有功”，任琦善为钦差大臣赴粤查办。10月3日，道光以“误国病民”、“办理不善”的罪名，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交部分别严加议处”。林则徐后被遣戍新疆。11月6日，两江总督伊里布与懿律签订浙江停战协定。道光旋又颁布开放烟禁上谕。

1840年11月29日，琦善到达广州。他一反林则徐的做法，下令拆除珠江口附近的防御设施，裁减水师，遣散乡勇。

12月，琦善与英军开始谈判，懿律因病回国，义律接任全权代表。谈判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赔偿烟价，割让岛屿或增开口岸，交还定海。琦善同意赔烟价600万元，但增开口岸只应在广州之外再增设一处（厦门）不准寄居，应先交还定海后签约。义律决定进一步施加压力，迫使琦善完全屈服。

1841年1月初，英军发动突然袭击，攻占大角、沙角炮台。1月20日，义律在澳门发表了一份公告，包括割让香港、赔偿烟价600万元，恢复广州通商等。25日，英军强占了香港。同时，义律与琦善又签订了《穿鼻草约》，（1）中国割让香港与英国，中国在香港设关收税；（2）赔款六百万元，五年交清；（3）中英官吏平等；（4）广州于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旬复市。英国方面，即时退还定海。

第二阶段，1841年1月27日清政府对英宣战，到5月27日《广州和约》订立为止，功时4个月。在这个阶段，清政府虽然宣战，但并无真正抗战的决心。道光派往广州主持军事的奕山、杨芳等官僚昏庸无能，在对英作战中一触即溃，终于签订了屈辱的《广州和约》。

1841年1月27日，大角、沙角炮台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道光看到定海尚未归还，英军又在广东发动进攻，十分恼怒，立即下诏对英宣战。接着，道光将琦善革职拿问，以祁 为两广总督，任命裕谦为钦差大臣赴浙江接替伊里布，同时任命御前大臣宗室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调集各省军队17000人开往广东。于是，中英双方重新进入战争。

英军获悉清政府调兵遣将的消息后，立即先发制人。2月下旬，虎门炮台陷落，关天培牺牲。英舰驶入省河，广州形势危急。

3月，杨芳率军先期到达广州。4月奕山及各省援军先后到达广州。5月奕山夜袭失败，广州被围。26日，奕山与义律订《广州和约》，规定清军六天内撤至离广州60英里以外的地方；一周内缴纳600万元“赎城费”；赔偿英国离馆损失30万元。

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第三阶段，自1841年8月英军再度进攻厦门开始，至1842年8月29日签订《南京条约》为止，历时一年。在这个阶段，英军以进攻江浙地区为重点，以武力逼迫清政府彻底就范。清政府虽调集重兵赶赴浙江，但在前线溃败后便函一意求和，最后被迫在南京订立了城下之盟。

1841年4月，英国政府获悉义律提出“穿鼻草约”的消息后，大为不满，决定撤掉义律，改派璞鼎查为全权公使，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

8月，璞鼎查到达香港，随即率英军再次北犯。8月27日，英军进攻厦门，总兵江继芸力战阵亡，厦门陷落。9月，英军继续北犯定海。主持浙江军务的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裕谦下令加强防御，坚决抵抗。9月26日，英军进攻定海，总兵葛去飞、郑国鸿、王锡朋率五千守军浴血奋战六昼夜，全军将士壮烈殉国，定海于10月1日再度失陷。10日，英军攻镇海，浙江提督余步云临阵逃往宁波，裕谦亲自登城指挥，总兵谢朝恩战死，镇海失守。裕谦投水自尽。13日，英军攻陷宁波。与此同时，英军还多次侵扰台湾。

浙江连失三城，朝廷恐慌。10月18日，道光任命协办大学士宗室奕经为扬威将军，往浙江办理军务。同时从各省调集军队近两万人，赶赴浙江。

1842年奕经突然三路夜袭宁波、镇海、定海皆败，英军乘机反扑，攻陷慈溪。奕经却谎报军情。广东和浙江的失利，朝廷内部抗战决心动摇，道光不得不命令停止进兵，任命盛京将军耆英为钦差大臣，并重新起用已被革职的伊里布，令他们驰往浙江寻求谈判的途径。

而英方认为它的军事打击尚不足以胁迫清政府接受其全部要求，拒绝和谈，决定仍照原计划，大举侵入长江流域下游地区。

1842年5月17日陷乍浦，6月英军攻打吴淞炮台，两江总督牛鉴逃窜，江南提督陈化成力战身亡，宝山、上海相继陷落。7月21日，攻陷镇江，副都统海龄战死。8月初，英军攻至南京下关江面。

耆英、伊里布等赶到南京议和，接受了璞鼎查的全部条款。

四、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1、中英南京条约及其附约的签订

1842年8月29日，耆英、伊里布代表清政府，在英国军舰“皋华丽”号上同璞鼎查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江宁条约》即《南京条约》，共有13款，主要内容有：(1)割让香港给英国。英国此后便在香港实行殖民统治，使香港成为列强侵华的重要基地。(2)赔款2100万元。其中包括军费1200万元，鸦片费600万元，商欠300万元，四年内交清。(3)五口通商。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英国可以派驻领事等官。从此，中国东南沿海门户洞开。(4)取消“公行”制度。英商在通商口岸“无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这践踏了中国对外贸易的主权，便利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培植买办势力。(5)协定关税。《南京条约》规定，英商“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但在海关税则修订过程中，英国实际上取得了协定关税权。

《南京条约》的性质是和约。这意味着：（1）无论其条件多么苛刻，作为战败国的清王朝，都不得不接受；（2）根据当时和现行国际法惯性，和约一旦签订，两国关系即由战争状态转入和平状态，此后战胜国对战败国不得再提出有关战争赔偿的要求，提出的其它要求也需符合条约的文字和精神。

道光在南京条约签订前后，多次谕令在条约内“添注”，明确写明英国人不得住五口以外地区通商游历、尔后华商欠英商款项不得援引《南京条约》由清政府赔偿等事。于是1842.9.1，即三天后，耆英、伊里布照会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提出交涉内容十二条：

一、除广州外、福州、厦门、宁波、上海4口，英商在贸易结束后，应乘船离去，不得久住。

二、尔后华商欠英商款项，清政府只负责追，不承担赔。

三、通商五口，只许商船往来，军舰不得游弋；五口以外地区，军舰、商船皆不准往来。

四、战后中国修复各地补英军焚毁的防御工事，“实为防缉洋盗起见”，英国不得阻碍。

五、广东、浙江省、福建等处清军，若因不知和约订立而开炮，不应成为英方再次动兵的口实。

六、和约订阅之后，除舟山、鼓浪屿外，其它各地的英军须全数退出。

七、舟山、鼓浪屿英军官员应管束士兵，不得侵夺民众。

八、“此后英国商民，如有与内地民人交涉事件，应即明定章程，英商归英国自理，内民自由内地惩办，俾免衅端”。

九、犯法中国人若逃入英国货船、军舰，必须送交中国政府。

十、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四处口岸，只对英国开放，其它各国仍应照旧在广州通商，若他国有此要求，“应由英国与之讲解，俾仍在粤通商，无效生事”。

十一、各通商口岸的关税，“自照粤海关输税章程，由户部核议遵行，俾照画一”。

十二、《中英南京条约》，清政府将依旧例而加盖国玺，英国也应加盖国玺。

耆英、伊里布等人对国际法则甚为隔膜，对国家的主权和利益懵懂糊涂,也有违道光帝的意志。璞鼎查复照，“乘机”提出两项交涉：一是交于关税问题诱使耆英到广东或其它地方，讨论本属清政府可自行决定的关税税率问题（《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二是关于另订条约（《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后耆英调任两江总督，令伊里布赴粤；1843.3伊里布在广州病故。璞鼎查欲北上，道光急派耆英，6.28《南京条约》在香港换约。7.22《税则》在香港公布。两天以后，耆英才上奏全文。8月道光令户部核议，穆彰阿等奏请核准。其实已施行20天。

1843年7月22日，耆英与璞鼎查在香港议定了《五口通商章程及海关税则》并加以公布。10月8日，他们在虎门签订了《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亦称《虎门条约》。这些协定是《南京条约》的附约。英国侵略者又从中取得如下重要特权：

18(1)领事裁判权。《五口通商章程及海关税则》规定，英国人在中国犯罪时，“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领事）照办。”这就破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耆英照会中的第八条：“此后英国商民，如有与内地民人交涉事件，应即明定章程，英商归英国自理，内民自由内地惩办，俾免衅端”。白白地将中国人对英人的司法审判权拱手送出。而《中英南京条约》对此实无任何规定。此前《中俄尼布楚条约》中有类似规定，但情况有所不同。当时谈判双方权力双向平等，该条规定实际等同于“罪犯引渡条约”。(2)片面最惠国待遇。《虎门条约》规定，中国将来如“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后来，中美、中法所订条约也都有同样的规定。列强依此互相援引，共享侵略权益。英国外相巴麦尊在给全权公使的训令中指出，“给予任何一个外国的优惠，应即实施于英国”；但他又指出，如果中国同意割让岛屿，可不提这一要求。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使英国获得了远胜于他国的权益。因而，《中英南京条约》对此并无规定。耆英照会中的第十条：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四处口岸，只对英国开放，其它各国仍应照旧在广州通商，若他国有此要求，“应由英国与之讲解，俾仍在粤通商，无效生事”。中国政府与英国以外国家打交道，本与英国毫无牵连，更无必要与英国就此问题进行谈判，但耆英等人不仅就此问题进行谈判，而且将璞鼎查“毫无靳惜”一语，列入《中英虎门条约》。该条约第8款称：“向来各外国商人止准在广州一港口贸易，上年在江南曾经议明，如蒙大皇帝恩准西洋各外国商人一体赴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四港口贸易，英国毫无靳惜。”这实际是通过条约形式宣布，英国不反对其他国家获得与英国在其他口岸通商的同样权益。若仅是如此，虽不合国际惯例，尚与中国无害，问题更严重的是在此后的文书上：“但各国既与英人无异，设将来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用示平允”。这就给予英国商人片面的最惠国待遇。“一体均沾”与“一视同仁”

(3)英国人可以在通商口岸租赁土地及房屋。后来通商口岸的租界就是利用这项特权建立的。(4)协定极低的海关税率。清政府从此丧失了关税自主权。《五口通商章程及海关税则》所规定的绝大部分迸口及出口货的税率，都比鸦片战争前降低了50％左右，有的甚至降低了90%。其中还规定：无论进口货或出口货，凡未列入本税则者，按货值5％或10％抽税。税率的降低，有利于英国侵略者倾销其工业品和掠夺中国的农产品，中国海关开始丧失保护本国工农业生产的作用。《中英南京条约》中文本第10款规定：各通商口岸“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由部颁发晓示”。其中“秉公议定”，是指清政府制定关税是要秉以公平的原则，而并非是后来谈判协定关税的依据。耆英照会中的第十一条：各通商口岸的关税，“自照粤海关输税章程，由户部核议遵行，俾照画一”，其中“由户部核议”并不违反中英南京条约，但“照粤海关输税章程”一语这是违反了《中英南京条约》中要制定一部新的海关则例的条款。这反映出耆英等人在进行对英交涉时，竟连刚刚制定的《中英南京条约》都没有进行认真的研究。而璞鼎查则“假充中人，诱之谈判”。双方谈判的焦点是海关税率。英方“值百抽五”，伊里布以大宗货物税率加增、冷僻货物货物税率议减为对策。结果：《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税率降低不是关健，本质是丧失了单独改变税则的权利。(5)英舰进泊通商口岸权。据此，英国得以凭借炮舰随时对清政府施加压力，并使各通商口岸在此后的中外战争中成为清政府无法设防的城市。耆英照会中的第三条：通商五口，只许商船往来，军舰不得游弋；五口以外地区，军舰、商船皆不准往来。要求英国军舰不得前往通商口岸，这根本无需与英方交涉。璞鼎查好抓住机会在复照中诡称：“至君主水师之船，以为管束本民，必常有小船数只，随时来往各口管押”，即以军舰管束商人为由使耆英接受，结果就有《中英虎门条约》第10款规定：凡通商五港口，必有官船一只在彼湾泊，以便将货船水手严行约束，该管事官亦藉以约束商人及属国商人。于是各通商口岸成为英国军舰自由往来的码头。

2、其他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在鸦片战争中，美国曾派遣军舰来华为英军声援。《南京条约》签订后，美国派遣专使顾盛来华恫吓，声称本国政府“必须先令中国人民再罹兵 之灾”（朱士嘉编：《十九世纪美国侵华档案史料选辑》上册第13页，中华书局1959年 版）。清政府经不起恐吓，派耆英于1844年7月3日在广东 19 澳门附近的望厦村签订中美《望厦条约》。美国在这个条约中，除了获得英国在《南京条约》中攫取的一切特权外，还有如下重要特权：(1)扩大领事裁判权的范围。增添了犯罪美侨须由美国领事逮捕，以及美国人与其他外国人在中国发生的一切诉讼，由美国领事审理，“应听两造查照各本国所立条约办理，中国官员均不得过问”等内容。(2）加强协定关税权。规定中国日后变更关税税则，“须与合众国（美国）领事等官议允”，中国无权独自修改自己的海关税则。(3)美国商船可以在五口自由转口贸易，不重征税钞。(4）美国可以在通商口岸建立教堂、医院等。(5)“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埃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

《望厦条约》订立后，顾盛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得意地说：“美国及其他国家，必须感谢英国，因为它订立了的《南京条约》，开放了中国门户。但现在，英国和其他国家，也须感谢美国，因为，我们将这门户开放得更宽阔了。”（詹逊：《美国外交史》，转引自卿汝揖《美国侵华史》第1卷第79页，三联书店1952年版）

1844年8月，法国也派专使拉萼尼来中国进行讹诈。10月24日，耆英到广州黄埔与拉萼尼签订了《黄埔条约》，法国除取得中英、中美各条约的全部特权外，又规定法国人在五口地方居住，“地段宽广不必设立限制”，条约如需“更易”，可于换约12年后“与中国再行筹议”。12月，在拉萼尼的一再胁迫下，清政府同意取消对天主教的禁令，准许在通商口岸自由传教。1846年2月，清廷更下令发还康熙年间各省旧建之天主堂，但已改为庙宇民居者除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6册第2902一2903,2964等页）。

鸦片战争后，俄国利用清政府力量削弱的时机，也加紧了对我国东北和西北地区的侵略。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前，俄国已强行侵占了我国东北黑龙江下游广大地区、库页岛许多战略要地及西北巴尔喀什湖和特穆尔图淖尔（伊塞克湖）以东以南的大片领土。1851年8月6日，俄国还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其中规定，允许俄商在伊犁和塔城设置近似于租界的贸易圈，并实行单方面的免税贸易；俄国可以派驻领事，管理该国贸易事宜，俄国商人如有违法犯罪，即交“俄罗斯管贸易官究办”，实际上享有领事裁判权。

《南京条约》签订后，西方国家如葡萄牙（1843年）、比利时(1845年)、瑞典、挪威（1847年）以及其他国家，也先后前来要求订约，争逐利权。清政府本着所谓的“一视同仁”，全行允准。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国门开始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打开。

第三节 战后十年间的中国社会

一、社会经济的变化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个历史转折点。它使中国社会性质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

鸦片战争前，中国在政治上是一个独立自主、统一的国家；战后，中国的领土开始被割裂，主权的完整遭到破坏，中国已经丧失独立自主的地位。战前，中国在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向中国倾销商品，掠夺原料，逐渐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中国逐渐被纳入世界殖民主义体系，日益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庸。

《南京条约》签订后，西方资产阶级兴奋得“好像全都发了疯似的”。璞鼎查回国后，告诉英国资本家说，他“已为他们的生意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是这样的广阔，倾兰开厦全部工厂的出产也不够供给她一省的衣料的”。《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7l页美国总统泰雷在给国会的咨文中说：“今若能将数个连贯该帝国各部分的口岸，为过去欧美人士所未曾进入者，予以开放，对于美国产品的需求之扩大，必无疑义。” 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1卷，第51页他们把大量棉纺织品和其他商品运到中国来销售，甚至把中国人根本不使用的餐具刀叉和钢琴之类的商品也大批运进来。据统计，英国输华商品总值，1837年为90多万英镑，1843年增加到145.6万多英镑，1845年竟达239.4万多英镑。在英国输华商品中，棉纺织品占有较大的比重，从1842年的70多万英镑增加到1845年的173万英镑。与此同时，美国输华商品也有显著增加。

但是，英、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华倾销商品的情景，并没有像他们所幻想的那样美好。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外国商品仍然具有顽强的抵抗作用，像潮水一般涌进来的西方工业产品在中国市场上得不到广泛的销路。英国下院一个调查中英贸易状况的委员会的报告承认：“近来同这个国家的贸易处于十分不能令人满意的状态。” 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585页1846年以后，英国对华的商品输出开始大幅度下降，每年停留在150万英镑左右。西方资产阶级又把商品滞销的原因归咎于中国的门户开放不够，于是他们便叫嚣再次发动侵略战争，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

鸦片走私仍是西方侵略者对华进行经济掠夺的重要手段。战后，清政府既不敢再谈“禁烟”，又不便宣布“弛禁”，鸦片走私实际上变成为一种公开的、畅行无阻的贸易。据英国公布的《1849年中国各口贸易报告》说：“目前中国每年鸦片销费量约为五万箱，„„其中以上海为中心的北方（按：当时英国人称广州以北地方为北方）消费量占五分之二，以广州为主要市场的南方消费量占五分之三。”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料》第1册，第420页鸦片输人量的激增，进一步激化了中国因白银外流所引起的一系列矛盾，加剧了农业和手工业的破产，劳动人民生活更加痛苦不堪。

19世纪40年代，外国商品虽然在中国不能获得广泛的销路，但在遭受外国商品冲击严重的五口通商地区，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传统自然经济开始发生解体。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输出的商品主要是棉纺织品，而中国手工业的最重要的部门也正是纺织业。因此，最早遭受外国商品冲击的，便是五口通商地区的手工纺织业。在上海及其附近的松江、太仓一带，手工纺织业素称发达，但随着上海的开埠，外国棉纱棉布的源源输人，这里的手工纺织业受到沉重的打击。据时人记载：“松、太利在梭布，较稻田倍徒。„„近日洋布大行，价才当梭布三分之一。吾村专以纺织为业，近闻已无纱可纺。松、太布市，消减大半。” 包世臣：《答族子孟开书》，《安吴四种》卷26在福建厦门一带，原来这里的商人将漳州、同安的土产棉布运往宁波、上海、天津、辽宁及台湾一带销售，又在宁波等地购买江浙的棉布及其他货物运回厦门销售，生意十分兴隆。但自英国在厦门开市通商后，“该夷除贩运洋货外，兼运洋布洋棉，其物充积于厦口，内地之商贩，皆在厦门运人各府销变，其质既美，其价复廉，民间之买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由是江浙之棉布不复畅销，商人多不贩运；而闽产之土布土棉，遂亦因之雍滞不能出口”。道光二十五年福州将军兼管闽海关敬敦奏，《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在广州附近，“（顺德县）自西洋以风火水牛运机成布，舶至贱售，女工几停其半”；“（佛山）1854年后„„纺业停顿”。《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第496页

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中国输出的茶、丝等农产品的数量增加很快。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中国丝、茶的出口额迅速增长。茶的出口由1843年的1300多万斤增加到1855年的8400万斤；丝的出口从1843年的1000多包增加到1855年的56000多包。由于丝、茶等农产品的大量出口，一些地区的农民放弃粮食生产转而种桑植茶，与商品市场的联系日益密切。如浙江的南得镇辑里丝开始大量出口。湖南、福建的农民开始大量种植茶叶，他们将茶叶“卖与收购商贩，收购商贩或将茶运到通商口岸去出卖，或在当地卖与茶商，洋商又从茶商之手购买”。《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451页中国丝、茶等的生产和出口贸易，开始走上了依附外国资本的道路。

与自然经济开始解体的缓慢过程相比较，东南沿海的一些城市（主要是五个通商口岸）却于战后迅速畸形繁荣起来，其中以上海发展最快。上海地处长江出海口，交通便利，又距丝、茶产地很近。因此，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在战后就开始将经济侵略的重心转向上海。自50年代中期起，上海的出口贸易占全国出口的一半以上，取代广州而成为全国对外贸易的中心。1845年11月，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强迫清政府地方官吏议定土地章程，在上海划定一个区域作为英国人居留地。这是外国侵略者在中国设立租界的开端。1848年和1849年，美、法两国也相继在上海强行划分了租界。后来，租界制度逐渐推广到其他通商口岸。最初，中国政府对租界内行政、司法还保有干预权，后来外国侵略者逐渐排斥中国的主权，实行独立于中国的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使租界成为“国中之国”，成为他们进行政治和经济侵略的基地。在通商口岸，外国侵略者开设洋行，强划租界，享有治 21 外法权，鸦片贩子、投机商、流氓、骗子等等蜂拥而至，成为冒险家的乐园。一个曾在中国海关任职的英国人说，上海“已经变成了无法无天的外国人们的一个真正黄金国。„„其中许多人都是属于这样一种类型的：只要有利可图，那么走私犯禁，一切都不顾忌，就是行凶杀人，也在所不惜”。莱特著，姚曾嚷译：《中国关税沿革史》第86页

外国侵略者在中国通商口岸还肆无忌惮地进行掠夺华工的罪恶勾当，英国人称之为“苦力贸易”。实际上，它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殖民主义者的奴隶贸易是同样性质的。外国侵略者以拐骗和武装绑架等卑劣手段，掠获华工，在其胸部烙上印记。他们在运往美洲各地的途中，被锁在狭小而又拥挤的船舱里，死亡率很高，幸存下来的，到国外后被强迫从事繁重的奴隶劳动，过着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从1845年在中国出现第一批契约华工起，10年之中，出口华工达巧万人以上。自1$50年以后的25年间，猛增到228万人。这项灭绝人性的罪恶贸易，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1852年n月，在人口贩子较为集中的厦门，爆发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反抗掠卖华工的斗争。另外，华工在船上暴动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鸦片战争后，在通商口岸出现了一批为外国商行推销商品和收购土货的买办商人，其中有不少是原来在广州的行商和鸦片贩子。40年代，买办商人的人数还不很多，但他们已经在社会上初露头角。由于他们与外国侵略者有密切的联系和共同的利害关系，同时他们在经济上又有相当的实力，因此开始受到清朝地方大吏的器重。如上海美商旗昌洋行的买办吴健彰，原是广州同顺行的行商，略谙英语，与外国人交往甚密，五口通商后到上海，出资捐得候补道，1848年3月奉清政府的命令协同上海道咸龄镇压青浦人民的抗英斗争。1851年，他署理上海道，成为中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的牵线人物之一。另一个由广州同孚行出身的买办潘仕成，以白银8万两捐得候补道，后来由两广总督首英委派帮同广东巡抚黄恩彤办理“夷务”，很受重视。这些情况说明，有些买办商人已开始在政治舞台上显露头角。

鸦片战争后不久，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在五口通商地区开始投资开办为其商品输出和宗教文化侵略服务的企业。1843年，英国传教士在上海开办墨海书馆；1845年，英人在广州黄埔开办柯拜船坞，美国传教士在宁波开办美华书馆；1850年英人在上海创办《字林西报》；此后，英、美又在上海、厦门接连开办几个船舶修理厂、印刷厂、药房、打包厂等。这些企业雇佣了中国工人，中国最早的一批近代产业工人出现了。这个时期，中国产业工人虽然刚刚出现，人数不多，但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显示了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化。

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人，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反对外来侵略的爱国热情更加高涨。广东人民在战后十年间，对英国侵略者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反对英国在广州强行租地的斗争，以及反对英人进入广州城的斗争。他 们提出了与英国侵略者“不共戴天，誓灭英夷”的豪言壮语，十分痛恨官僚卖国，“赃官误国，甘丧廉耻，从夷所欲，天实厌之”。他们认识到：“惜身家亦惜土地”，“保土地即保身家”，《广州乡民于十三行口晓谕英夷示》，《鸦片战争》第4册，第16页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保家卫国。在侵略者面前，人民群众崇高的爱国思想同清朝统治者妥协媚外的投降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反对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是农民战争的主要任务。战后，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人民身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从此，中国人民肩负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任务。中国历史进入了民族民主革命时期。

二、思想与学风的转变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

在封建士大夫集团中，一些有识之士继承并发展了明清之际讲求“经世致用”的传统，反对脱离实际，反对崇尚空疏，注意研究现实问题，主张向西方学习，倡言改革，以达到强国御侮的目的。他们的思想和主张，代表了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新思潮。著名代表人物除林则徐外，还有魏源、22 姚莹、徐继舍、梁廷桥等。

魏源（1794-1857年），字默深，湖南邵阳人。1844年中进士，历任知县、知州。1814年到北京从刘逢禄学习公羊春秋，后与龚自珍齐名。他讲求经世致用，对当时思想界中占统治地位的宋学（理学）和汉学（考据学）进行了批判。魏源曾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延聘，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又助两江总督陶澎、江苏巡抚林则徐筹议槽运、水利、盐政诸事。他在鸦片战争前即认为鸦片贸易是使中国民穷财尽的重要原因，主张严禁鸦片输人。鸦片战争期间，他在两江总督裕谦幕府中，参与筹划浙东的抗英斗争。《南京条约》订立后，他撰《圣武记》，历述清王朝过去武功上的胜利，用意在与当时军事上的颓势相对照。又根据《四洲志》及其他中外文献资料，综述各国历史、地理及中国应采取的对外政策，编写成《海国图志》一书，初版50卷，后增为100卷。

魏源和龚自珍一样，主张变法革新，认为“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筹磋篇》，《魏源集》下册，第432页“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在对外国侵略的问题上，魏源反对当权派的闭塞无知和盲目自大，批判他们拒绝吸取西方国家的“长技”和把机器看作“奇技淫巧”的顽固保守思想。从抵抗外国侵略、维护民族独立的愿望出发，魏源提出了有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即向西方学习的新课题。

魏源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富强，除因为拥有装备精良的军队外，更重要的是由于建立了一套近代化的工业。中国要想强盛起来，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养兵练兵之法，也应当着手建立近代工业。因此，他建议设立造船厂和火器局，制造各种轮船和机器，并允许民间自由设厂。他强调在发展近代工业时，应“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并相信中国人完全有能力把祖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兴盛的国家。

在《海国图志》中，魏源还介绍和评说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他认为西方政治制度的优点在于：废除了世袭制和终身制，打破了封建的家天下的局面；议员和总统皆自下而上地由民众选举，议会对于来自民间的意见，“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三占从二，舍独循同”。《外大西洋墨利加洲总叙》，《海国图志》（百卷本）卷59这在当时是很有胆识的。

魏源编写《海国图志》，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正如他自己所说，是“创棒辟莽，前驱先路”，对以后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较大影响。《海国图志》传人日本后，对日本的学术和政治也产生过不小影响。

姚莹（1785-1853年），字石甫，安徽桐城人。嘉庆进士。道光初年，他结识了林则徐、魏源等人，私交颇厚。鸦片战争期间，他任台湾道员，严禁鸦片人口，积极组织抗英斗争。《南京条约》签订后，他的抗英活动被诬告为“冒功欺阁”，被贬官四川。

早在鸦片战争前夕，姚莹即已注意时事与世界大势。战争的失败，使姚莹在思想上产生了巨大的震动。他说：“失人心，伤国体，竟至不可收拾，是不能无恨耳。” 姚莹：《东溟文后集》卷8，第4页怀着悲愤的心情，他努力寻求抵抗外国侵略之策。1845年，姚莹撰写的《康輶（you，古代轻便车）纪行》一书问世。该书不仅对西藏的地理、历史、政治、宗教、风俗习惯等作了考察，而且对英、俄等国的情况作了探讨。书中揭露了英、俄侵略中国的野心，建议清政府加强沿海与边疆防务，以反抗外国侵略。他认为要抵抗外国侵略者，就必须了解敌情，知己知彼，以立于不败之地。因此，他多年致力于研究世界各国情况，“欲吾中国童雯皆习见习闻，知彼虚实，然后徐图制夷，是诚喋血饮恨而为此书，冀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免青沦于鬼域”。姚莹：《东溟文后集》卷8，第11页他很强调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还介绍了英国的资产阶级议会政治。虽然他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了解很肤浅，然而他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和主张，在当时是先进的。

徐继畲(1795-1873年)，号松完，山西五台人。道光进士，历任按察使、巡抚等职。由于在广东、福建做官多年，徐继畲有机会接触一些外国人，广泛搜集西方书籍，“于域外诸国地形时势，稍稍得其涯略”。①1848年，他撰成《瀛环志略》10卷。与《海国图志》一样，瀛环志略》也是近代中国人系统介绍世界史地知识的名著。其中对亚洲、欧洲和北美洲的介绍尤为详细，对中国人很少了解的南美洲、大洋洲和非洲也都有所记述。徐继舍还在书中对欧美民主政治制度作了比较系统的 23 介绍，并给予称赞，他说：“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②这在当时是难得的进步思想。

梁廷枏(1796-1861年），字章冉，广东顺德人。曾任澄海县训导等职。鸦片战争期间，他热情支持林则徐领导的禁烟运动和抗英斗争。梁廷桥在鸦片战争前即注意“采集海外旧闻”，探究西方国家“岛屿强弱，古今分合之由”。③1844年后，他陆续撰成《耶稣教难人中国说》、《合省国说》、《兰吝偶说》、《粤道贡国说》,1846年合刊为《海国四说》。合省国即美利坚合众国，兰吝即英国首都伦敦，此处泛指英国。《合省国说》和《兰吝偶说》就是对美国和英国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情况的简要记叙，而于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介绍尤多。这有助于当时中国人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面貌的了解，开阔人们的视野。

鸦片战争前后，清朝国势日衰，边疆局势趋于严重，于是主张经世致用的学者，多究心边疆历史、地理的研究，写出专门的著述。张穆、何秋涛在这方面作出了贡献。张穆（1805-1849年），字石洲，山西平定人。他研究了蒙古各部的地理位置和前代在这一地区的设施，写出有名的《蒙古游牧记》一书。他死的时候，书尚未定稿，由何秋涛补辑校印，共16卷。何秋涛（1824-1862年），字愿船，福建光泽人。道光进士，授刑部主事。他认为中国跟俄国接壤，一直缺乏有关这一广大地区的专书。他研究了中国蒙古、新疆、东北地区的历史和地理，并注意了中俄关系问题，编成《北激汇编》（即《朔方备乘》}80卷。

鸦片战争的失败，激发了许多学者来记述这次战争的经过，探讨清政府在战争中失败的经验教训，以唤醒人们抵抗外国侵略的意志。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是系统记述鸦片战争史实最早的一部著作。梁廷拼的《夷氛闻记》五卷，也是记载这次战争经过的，尤详于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和《南京条约》签订后广东等地人民继续坚持反英侵略斗争的事迹。此后，夏燮编撰了《中西纪事》一书。夏燮(1800-1875年），字谦甫，安徽当涂人。鸦片战争后，出于对国家命运的关心，遂编撰是书。这些著作都表现了反对外国殖民主义侵略，揭露清政府的腐败和对外妥协投降，称颂中国军民的反侵略斗争的爱国主义思想。

林则徐、魏源等人的工作，开创了新的研究风气，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是时代变动在文化领域里的反映。

在文学方面，鸦片战争后的爱国主义作品是丰富的。如诗歌，著名的作者有魏源、张维屏、张际亮等。魏源的《寰海》诗，歌颂三元里人民“同仇敌汽”反抗英国侵略军，斥责清政府官僚的妥协投降。张维屏（1780-1859年），字南山，广东番禺（今广州市）人。道光进士，历官知县、知府等。以善诗闻名。他的《三元里》诗，描写了三元里群众抗英斗争的雄伟声势，英国侵略者在英勇的中国人民面前丧魂落魄的丑态；《三将军歌》则歌颂了葛云飞、陈连升、陈化成“捐躯报国”的英雄人物。张际亮（1797-1843年），字亨甫，福建建宁人。以诗名于时。他的《东阳县》诗，谴责英国侵略军在宁波奸淫掳掠的残暴罪行，揭示人民群众所遭受的灾难和痛苦。民间的揭帖和歌谣，以通俗朴素的语言和尖锐鲜明的思想，痛斥外国侵略者和清朝统治者，鼓舞人民起来反抗，富有战斗性和鼓动性。

在科学技术方面，吴其浚、邹伯奇和郑复光都是有成就的。吴其浚（1789-1847年），字渝斋，河南固始人。他汇集古代有关植物的文献，成《植物名实图考长编》22卷，共收植物838种。又根据自己的观察和访问，成《植物名实图考》38卷，共收植物1714种。这是我国近代植物学上的重要著作。邹伯奇（1819-1869年），字特夫，广东南海人。精于天文、历算及地理、测量之学。他在总结中国关于几何光学成就的基础上，成《格术补》一书，进一步用数学方法，表述了关于反射镜、透镜、透镜组等成像规律，以及关于眼镜、望远镜、显微镜等光学仪器的基本原理。郑复光（？一1846年），字元甫，安徽款县人。他著有《镜镜伶痴》一书，把我国和西方的光学知识系统起来，阐明了望远镜、放大镜和各种透镜的制造及应用原理。他又著文说明蒸汽轮船的结构原理，并附有详细的图样，这是中国人研究近代轮船的开始。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也介绍了蒸汽机、火轮船等 24 西方新式器物的原理和制造方法。

第二章 太平天国与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一节 太平天国前期的发展

一、太平天国起义的爆发

1、鸦片战争后社会危机加深和矛盾激化

（1）人口激增与社会危机。清中朝以来人口增长的趋势。1851年全国人口增至4.31亿，达到清朝人口前所未有的高峰。人口激增的严重后果：第一，人均耕地面积下降，全国1851年前后为1.75亩/人，广西1851年为1.15亩/人。第二，土地价格昂贵，土地兼并加剧，自耕农减少，地主经济加强。第三，游民增多，游民与秘密社会组织。第四，封建剥削加重。大量自耕农失地而使有田户人均赋税负担加重，地主提高地租率。贫困与社会动荡。

（2）清朝统治衰弱加剧与各种矛盾的激化。清朝官僚政治贪污腐败的加剧。战后鸦片走私更加猖獗，鸦片进一步泛滥与社会风气的进一步败坏。战败近3000万两白银的赔款与财政问题。19世纪40、50年连年的水灾、旱灾、蝗灾。下层民众面对贫困与灾难而奋起抗争。鸦片战争后10年间，民变叠出，汉、壮、苗、瑶、回、藏等各族人民的起义和暴动达100余次。

（3）19世纪40、50年代两广社会的动荡。对外贸易中心逐渐北移上海对华南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战后加剧的民夷冲突。鸦片走私与贩烟奸民。海盗与三合会。土客之争与仇杀、械斗。战时被雇乡勇、水勇被遣散，另外，下层民众与地主士绅在抗英斗争中结成的联盟随着阶级矛盾的激化趋于瓦解，从而大大削弱了地主绅士通过社学，团练以及宗族等组织控制社会的能力。1840年曾参加过三元里抗英斗争的颜法长、周春等人后来都成为天地会的骨干和首领。

1847年前后雷在浩、李沅发起义与1850年后广西多民族杂处，土客争斗私匪、会滋生的社会混乱状况。社会的军事化趋向，形形色色的武装集团在农村到处出现，广西天地会组织“堂”、“艇军”，乡绅拢络乡民组成防御联合组织“团”，客家人与团、堂势力的对立与冲突。

两广社会的混乱、动荡、分裂。地方政府统治力量的软弱。

2、洪秀全与金田起义

（1）洪秀全反清革命思想的形成

洪秀全（1814-1864）的身世。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与1847年前的传教活动。1836年洪广州应试不中得基督教士梁发编《劝世良言》，1843年最后一次应试不中后，阅读此书，拜上帝除偶像，冯云山、洪仁玕入教。1844—1846年：洪、冯外县传教到广西，洪1845—1846回到广东教书、传教、著述：《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宗教情怀，救世使命。

1847年洪秀全重游广西，开始走上反清革命道路。1847年洪曾去广州罗孝全处受洗但未成。洪转向革命的原因分析：

（1）冯云山在广西传教的成功对洪的深深触动。1844—1847年冯在桂平创立组织“拜上帝会”：2000多人的规模，拜上帝，尊领袖“洪先生”。（2）洪主观思想条件。异端思想、“上帝”观念，救世主意识。（3）到广西后，当时广西复杂的社会矛盾，处处争斗对抗的形势为他实由此及彼的转变提供了客观条件。

“自教人拜上帝之时，数年未见动静。自道光廿七八年之上下，广西贼盗四起，扰乱城镇，各户多有团练。团练与拜上帝之人，两有区别，拜上帝人与拜上帝人一和（伙），团练与团练一和，各争自气，各逞自强，因而逼起。“（《忠王李秀成自述》影印本）

反映洪这种转变的，是写出于这一时期的《原道觉世训》和《太平天日》。（《原道光世训》写作年代误以为是1845—1846年，实际应于1847—1848年，但确切时间至今未明——王庆成。）《原道觉世训》与《太平天日》的内容：

《原道觉世训》洪秀全撰。1852年编入《太平诏书》刊行。现收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一册。书中将社会划分为两个根本对立的阵营，并指明斗争的目标。文中认为，“皇上帝” 25 与“皇上帝子女”是“正”的一方；“阎罗妖”及其“妖徒鬼卒”是“邪”的一方。皇上帝为“至尊至贵之真神”，“明明白白保佑人”，而阎罗妖则系“老蛇妖鬼也，最作怪多变，迷惑缠捉凡间人灵魂”，犯下“反天之罪”。正与邪两个阵营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阎罗妖乃“天下凡间我们兑弟姊妹所当共击灭之惟恐不速者”。这实际上反映了现实世界农民同地主两个阶级的对立，并向农民发出了奋起反抗以清朝皇帝为首的封建统治者的号召。

《太平天日》 太平天国刊刻的书籍之一。洪仁玕撰。1862年（同治元年）刊行。所记起于1837年（道光十七年）洪秀全的病中异梦，（书中说，1837年洪秀全因积愤而生了一场大病，曾被天父上帝所派天使接上天去，上帝向他“指点凡间妖魔迷害人情状”，命他战逐混在高天的妖魔。他在天兄耶稣与众天使的帮助下，砍了无数妖魔，上帝遂封他为“天王”，鼓励他下凡诛妖救世。）迄于1847年捣毁广西象州甘王庙事，是一部记述金田起义前洪秀全早年历史的重要文献，为今仅存的太平国自编史书。原刻本封面题“此书诏明于戊申年冬”，即其内容在1848年冬已由洪秀全宣布。现收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二册。

《太平诏书》：洪秀全撰，1852年（咸丰2年）太平天国刊行。由《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合编而成。现收入《中国近代史资料从刊·太平天国》第一册。

拜上帝会1848—1849年与本地乡绅团练势力的冲突斗争。冯云山被捕与杨秀清“天父”下凡，萧朝贵“天兄”下凡。拜上帝会形成以洪为核心的领导集团。

拜上帝教与拜上帝会。（2）金田团营与金田起义

大约在1850年6月，随着起义时机日益成熟，洪秀全便发布总动员令，号召各地会众于是年秋到桂平金田村参加“团营”。金田团营，就是把各路起义者聚集到金田。各地会众多把田产、房屋变卖，扶老携幼，成群结队到指定地点集中，前往金田村，先后参加团营的会众有2万人左右。在团营时，会众按照性别分开编入军事组织，五人为一伍，五伍为一两，四两为一卒，五卒为一旅，五旅为一师，五师为一军。《周礼》军制。实行男女别营，这有利于保持会众的旺盛斗志。他们还按照同衣同食的规定，把变卖家产所得的现金及其他财物都交“圣库”，全体衣食俱由公款开支，一律平均，人人不得私有财产。这种圣库制度，是拜上帝会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所采取的一项重大措施，藉以保证起义队伍生活上和军事上的需要，并维持内部的团结与严明的纪律，使会众的斗争决心愈加坚定。

当时，清廷对广西的局势颇为关注。由于道光帝已于1850年2月死去，其第四子奕詝继位，决定次年改元咸丰（1851一1861）。咸丰帝为了稳定广西政局，先后任命向荣为广西提督、林则徐复为钦差大臣赶赴广西前线。可是，林则徐于1850年11月病卒于广东普宁县途中，咸丰帝只得改派李星沅为钦差大臣，前往广西进行镇压。

金田团营，即把各路起义者聚集到金田，这是一个较长时间的过程，远近不同的战斗实际已经开始了。已经组编成军的拜上帝会众，奋力同前来进犯的清军展开战斗。12月27日，他们在平南县思旺圩大败清军；1851年1月1日，他们又于金田附近的蔡村江之战中大获全胜，杀了副将伊克坦布。“迎主之战”。1851年1月11日，起义军庆祝洪三十八岁生日。洪秀全率众在金田宣布起义，“万众欢腾”（《太平救世歌》，《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1册第240页。）建号太平天国，蓄发易服，起义军称太平军。洪秀全发布五条简明的军纪：“

一、遵条命；

二、别男行女行；

三、秋毫莫犯；

四、公心和傩，各遵头目约束；

五、同心合力，不得临阵退缩。”（《天命诏旨书》，《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1册第63页。“和傩”系太平天国经籍中的方言，摊读如挪，意谓共同商量、意见一致、关系融洽。）

金田起义的继续。（王庆成）迂回作战。1月13日，太平军东出，一举占领大湟江口，收编了天地会罗大纲与苏三娘的部队。太平天国与当地天地会的关系（拜上帝，遵条规）。罗大纲、苏三娘，张钊、田芳、张嘉祥（张国樑）。

金田起义之前，清政府对拜上帝会的情况并不了解，认为是“乌合之众”，把主要力量用来镇压 26 天地会起义。钦差大臣李星沅奉命进入广西时，金田起义已经爆发，才发现太平军“实为群贼之尤”，不得不据实上报，并主张“聚集精兵，全力攻剿”。李星沅从广西、广东、云南、贵州、湖北、福建等省调集清军1万多人前往桂平，向荣也亲临前线领军攻打大涅江口，但在太平军的奋勇反击下，接连败北。3月，太平军转攻武宣县，天王洪秀全在东乡正式登极。而后他封杨秀清为左辅正军师、领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右弼又正军师、领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前导副军师、领后军主将，韦昌辉为后护又副军师、领右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

5月，李星沅病死于武宣前线。清廷派大学士赛尚阿为钦差大臣、督办广西军务。广州副都统乌兰泰帮办军务，指挥清军继续围攻太平军。太平军主动从东乡拔营，进入象州境内，不久折回桂平，在紫荆山区一带驻扎。9月中旬，他们东进平南，在官村击溃向荣所部，1851年8月太平军攻占永安城。

二、太平军初期的发展和军事上的胜利

1、攻占永安与永安建制

1851年9月中旬，太平军东进平南，在官村击溃向荣所部，乘胜前进，于25日攻占永安州（今蒙山县），首次占据了城市。

在永安期间，太平军进行休整补充，并从军事、政治等方面加强建设。首先整饬军纪。其次分封诸王。12月17日，洪秀全颁布诏令，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以上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天命诏旨书》）第三，制礼作乐。洪秀全宣布《太平礼制》，《太平礼制》太平天国所刊书籍之一。有两种刻本。一为1851年（咸丰元年）刻本，次年再刻；一为1858年（咸丰八年）刻本，近人或称此为《太平礼制续编》。前者载王世子、东、西、南、北、翼五王及丞相至两司马称呼的礼制。后者内容较前详细，增添名称甚多。现收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一册。其中规定一套严格尊卑的等级制度和庸俗烦琐的礼仪制度。还颁行了《天历》，《天历》亦称“太平新历”。太平天国历法。冯云山创制。1852年（咸丰二年）起施行于太平天国区域。每年366日，分为12月，单月31日，双月30日，不设公历之闰年，不置阴历之闰月，不计朔望，十二节（如立春、惊蛰等）放在各月月首，十二气（如雨水、春分等）置于各月月中。用太平天国名号纪元，以干支纪年、月、日，地支中的“丑”“卯”“亥”改为“好”“荣”“开”，星期顺序仿照西法。删除旧历书上的祸福休咎吉凶宜忌等，认为“随时行事皆大吉大昌”。据考证，天历纪日的干支与礼拜日分别比旧历纪日干支和公历的礼拜日提早一天。每年比回归年多约18小时，且规定每隔四十年一加，每月33日，是其缺点。1859年，洪仁歼改订历法，称“天国新历”，删每隔四十年一加的规定，确定每四十年一斡旋，斡之年每月28日，节气俱14日，于是每年平均为365.26日，同回归年大致相等。第四，清除内奸。杨秀清假托天王下凡破周锡能反叛案件。

太平军在永安停留半年之久，尚无明确的战略计划，时围城清军已增至3万多人，城中又几乎弹尽粮绝，1852年4月5日深夜，太平军遂突围北上。4月8日，太平军在平冲、旱闪电战、崩冲一带打败乌兰泰所部官兵，甩掉追敌。4月18日，太平军攻打省城桂林，由于城坚敌众，一月未下，便转占兴安。6月3日攻克全州。在战全州时，冯云山不幸中炮负伤，不久蓑衣渡去世。

太平军随即出广西入湖南。

2、转战两湖

6月12日，太平军进占道州（今道县），他们在此扩充队伍，制备军火；还分兵攻取江华和永明（今江永）同时，以杨秀清、萧朝贵的名义发布了《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和《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等三篇檄文。（《颁行诏书》，《太平天国》资料丛刊）文中痛斥清政府的滔天罪行：“纵贪官污吏，布满天下，使剥民脂膏”，“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富儿当权，豪杰绝望”。申明太平军起义的目的是“上为上帝报瞒天之仇，下为中国解下首之苦，务期隶清胡氛，同享太平之乐”。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各各起义，大振旌旗”，奋起反清。

8月，太平军弃道州，占领郴州。在道州与郴州等地天地会及劳动群众有五六万人前来参加太 27平军，其中有挖煤工人数千人，由他们组成土营，专开地道轰城，在以后的攻坚战斗中发挥很大的作用。

9月太平军利用长沙空虚之际，洪杨派萧朝贵带领二千人左右部队从陆路间道攻打长沙，但由于大队未跟进，萧部偏师攻城未克，萧朝贵攻城中炮负重任后去世。9月底太平军主力虽随后赶到猛攻长沙城，但由于敌援增加而战机已失，久攻不下。长沙战役之后，太平军军事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12月太平军从长沙撤围北上。12月上旬，克益阳，取岳州（今岳阳），缴获了大量粮食、军火和船员踊跃加入，组成水营。从此，太平军有了一支庞大的水师。这对后来进军长江中下游有重要意义。

1852年底，太平军由岳州进入湖北。水陆两路，沿江而下，连克湖北重镇汉阳、汉口，围攻武昌，1853年1月12日，攻克武昌。这是太平军第一次占领省城。入城之后，他们下令“官兵不留，百姓勿伤”，且表明吊民伐罪的志向。广大群众争先捐献财物，以充军用；又纷纷参军，使太平军迅速壮大。清廷急命向荣为钦差大臣专办两湖军务，两江总督陆建嬴为钦差大臣驻防江西、安徽、江苏，署理河南巡抚琦善为钦差大臣防守河南，妄想阻挡太平军。

3、定都南京

太平军在武昌停留了将近一个月。1853年2月，洪杨决定放弃武昌，沿江东下，连克九江、安庆、芜湖、和州。3月8日，兵临南京城下。3月19日，太平军攻破南京外城，斩两江总督陆建瀛，20日克内城，杀江宁将军祥厚。占领南京。太平军把南京改称天京，正式建立了政权。1853年3月29日，天王洪进入金陵，以两江总督衙门为天王府。接着，太平军又攻占镇江、扬州，巩固了天京的外围。

太平军转战两年多，队伍扩展至号称百万大军（实际能战部队10多万人），驱驰6省，奠都天京，取得了重大胜利。这是因为他们反对清朝封建统治的宗旨与措施，表达了贫苦人民的迫切要求；他们纪律严明，维护了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从而赢得了广泛的拥护和支持；他们组织严密，战斗力强，又有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能够克敌制胜。此外，清军矛盾重重和懦弱无能，也为他们的成功提供了客观的条件。

1、北伐和西征

太平军当时号称的、实际能战之兵不过十万余人。以这样一支部队对付近在咫尺的江南、江北大营，在兵力上自然处于压倒优势。但与全国八九十万清军相比，太平军仍处于劣势。其次，这时清王朝仍控制着全国政权和绝大部分人力、物力与财力；而太平天国仅控制金陵附近一隅。因此，就全国形势而言，敌强已弱基本态势并未改变，太平军仍处于被围剿的状态。可是，太平天国的领导者洪等缺乏战略头脑，在面临重大战略转变（即由长驱直进、流动作战到定都立业）的时候，过高地估计自己，竟认为“我天王奉天伐罪，除暴救民，迅扫辟魔，妖氛几尽”，因而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作出了一些不正确的决策。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洪等决定采取固守天京，同时分兵北伐与西征的战略。于是将全军分为三支：东王为全军统帅，总管全部军事，领重兵留守天京，并在镇江、扬州等地分兵驻守，与天京互为犄角；二是编组北伐军，企图以劲旅疾趋北京；三是组成西征军，拟迅速夺取皖、赣、两湖等地。这个战略是不符合当时主客观条件的，它使太平军在多个遥远的战略方针和漫长的战线上分兵与强敌作战，顾此失彼，为清军各个击破。

北伐（1853年5月—1855年5月）：北伐军由天官副丞相林凤翔、地官正丞相李开芳等率领挥军北上北伐军共两万余人，从扬州出发，经安徽、河南，渡黄河，转山西，长驱直入直隶，震撼了清朝的统治中心。但是没有以消灭清军有生力量为主，所到之处也没有充分发动群众，孤军深人，供给困难，兵力消耗太大，转入守势。天京派出的北伐援军虽然进抵山东临清，又为清军所阻，两军未能会合。北伐军血战两年最后失败。

西征（1853年6月—1856年3月）：西征军由夏官副丞相赖汉英等率领战一船千余艘，溯长江 28 西上，重新夺取安庆、九江、武汉,控制长江中游。1854年，当西征军到达湖南湘潭时，遇到曾国藩湘军的顽抗。湘军于同年2月从衡州出动，当时曾国藩发出了《讨粤匪檄》一文（曾国藩：《讨粤匪檄》，《曾文正公全集》文集第3卷第49,50页），攻击太平天国使“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是“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竭力鼓动地主士人应“赫然奋怒”，起来“卫道”，参加镇压太平军的战争。3月，湘军占据岳州。太平军进行反击，于4月夺回岳州，又在靖港击败湘军水师，曾国藩羞愤投水自杀，被部属救起，逃回长沙。同时太平军又取得湘潭，准备从南北两面夹攻长沙。但是，太平军在湘潭遭到湘军猛攻，损失巨大，被迫撤退，北返靖港，再退岳州。1854年7月，经过两个多月休整补充的湘军自长沙北上，对岳州发动进攻。太平军水陆连败，放弃岳州，退守岳州北面的城陵矶，8月撤往武汉。湘军在后跟追，进入湖北，于10月陷武汉，名声大噪。清廷赏曾国藩兵部侍郎衔，办理军务。在城陵矶和武汉的失利使太平军失掉长江上的水师优势。1855年1月，杨秀清派翼王石达开增援西征战场，在湖口、九江一带连败湘军，迫使曾国藩龟缩到南昌，又取得重大胜利。太平军通过三年的西征，终于使太平军控制了安徽、江西、湖北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夺回了安庆、九江、武昌这三大军事据点，控制了长江中游，为屏障天京、进行长期战斗打下基础。

太平军破清军江北、江南大营：太平军在西征取得胜利的形势下，燕王秦日纲与冬官正丞相陈玉成、地官副丞相李秀成联合镇江守将吴如孝内外夹击，大败清军，并乘胜于1856年4月3日攻破清军江北大营，钦差大臣托明阿逃走。太平军进克扬州、浦口，6月1日在高资再败清军，江苏巡抚吉尔杭阿自杀。不久石达开率军从西征战场回师，与秦日纲会合，于1856年6月20日摧毁天京城外清军江南大营。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向荣败往丹阳，后自缢毙命。

太平天国在军事上发展到全盛时期。

三、太平天国的制度和政策

1、《天朝田亩制度》 《天朝田亩制度》是1853年下半年太平天国颁布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它以解决土地问题为核心，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各方面的具体政策。

它主张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平分土地。“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丰荒相通”，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平分土地的具体办法：土地按年产量分为九等，上上田（即第一等）亩产1200斤，以下每减100斤降低一等，下下田（即第九等）亩产400斤，然后以户为单位，按人口多少平分；16岁以上男女分全份，15岁以下者得半份，杂以九等，好坏各半。它规定每25家为一两，设两司马一人，负责行政、司法、生产、分配、军事、宗教、教育等事，农民都要参加农副业生产劳动如种田地、种桑、养蚕、织缝衣裳，每户养五只鸡、两头猪，还要在农隙时从事“陶冶木石”等业。每两设一国库，规定每户农民要将每年收获所得的农产品，除留足全家粮食到新谷接续时外，其余都归国库，不得私有，“凡麦、豆、芋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两中各家的“婚娶、弥月、喜事”等按一定标准从国库开支，鳏寡孤独病残者由国库供养。

《天朝田亩制度》坚决地否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强烈地反映了农民获得土地以摆脱贫困实现温饱和幸福的要求，不愧为农民战争史上最光辉的文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北华捷报》曾对此评论说：“这个样本是异常可嘉的。„„起义政府制定的条文对整个社会中的每个成员都表现出关心，它的最基本原则是保护他们人民的安康，这使得那些欧洲所谓文明政府为自己的疏忽而感到羞愧”。

当然，这个文件有其局限性。它提出的分田办法，不是从各地的实际情况出发，而是在纸上作平均主义的规定，企画在小农经营的水平上，采用简单平分一切社会财富的措施，废除私有制，达到“处处平匀，人人饱暖”的理想，只不过是农民小生产者的一种幻想。同时，它将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起来，强化自然经济结构，遏制甚至取消商品交换，维护划一而低下的生活水平，势必同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背道而驰，侵害一些农民的利益，挫伤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阻碍社会生产 29 力的向前发展。

绝对平均主义的方案既然无法施行，太平天国领导人只得在当时社会条件所允许的范围内采取较为可行的措施。《天朝田亩制度》颁发不久，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提出“照旧交粮纳税”，经洪秀全批准，定为政策施行，表明太平天国承认地主仍然占有土地，并允许他们继续收租，按照旧章交粮纳税。

这一政策虽然没有触动封建土地所有制，但并不排除对封建势力的冲击。在太平天国占领地区，有些官绅地主和庵观寺庙的田产被没收，有些地主被杀或逃亡，原来耕种这些地主和庵观寺庙土地的农民，遂将租田据为己有，不再纳租。留下来的地主豪绅也失去往昔权势，许多佃农在太平天国运动的鼓舞下纷纷行动起来，拒不交租或少交地租。例如，1853年冬在天京附近，佃农仅“交长毛钱粮，不复交田主粮”（汪士铎：《乙丙日记》卷2第19页）；在安徽芜湖，前江南河道总督潘锡恩所有的2126亩田地，自太平军占领该地后，“籽粒无收”。（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第116-117页）太平天国还对地主豪绅加重征税，对农民群众则减轻负担，较为贫苦而无力完纳者甚至免征。所以，在实行这一政策过程中，地主阶级受到打击，农民生活有所改善，农业生产得到发展，太平军的军事斗争也获得有力支援。

2、政权建设（军政合一）

建都天京后，太平天国的政权组织进一步完善。

太平天国最高领导为天王，以下设王、侯等爵位，又设丞相、检点、指挥、将军、总制、监军、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等11级职官。职官文武不分，军政兼管。

中央行政机构有丞相至将军各级职官，称“朝内官”。但因东王杨秀清执掌军政大权，所以东王府实际上成为总理国务的行政机关，东王府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是分管各部的主管官员，丞相仅有其名。各级官员有事，除奏请恩赏可直达天王外，军政大事都要先汇总于东王，经他裁处，再行上奏，由天王最后决断。

地方行政分省、郡、县三级。省级官员没有明确规定，多为王侯兼任。郡设总制，州县设监军，都由中央委任，称为“守土官”。县以下设军帅至两司马等职官，这些职官一般由各地公举或由上级官员委派本地乡人担任，叫做“乡官”。从《天朝田亩制度》可以看出，太平天国是仿照其军队编制把居民组织起来的。以五家为伍，设一伍长；五伍为两，设一两司马；四两为卒，设一卒长；五卒为旅，设一旅帅，五旅为师，设一师帅，五师内军，设一军帅，一个军帅管理13156家。每家出一人为伍卒，有警时“杀敌捕贼”平时则“耕田奉上”。这是一种军政合一的组织。各级乡官的职责是清查户口、安抚难民、征收赋税、供应军需、维持治安、协助作战与管理诉讼等。因此，乡官制度的推行，对巩固政权、稳定秩序与支持作战等方面都起了很大作用。不过，乡官的成分比较复杂，一些地方出现了地主士绅充任各级乡官的现象。

3、各项政策措施

太平天国在天京曾推行其军队中所实行的一套办法，废除私有制，居民的财物概归圣库，日常生活必需品均由圣库按规定标准供给。居民按性别分别编入男馆女馆，虽夫妻也不得同居；老弱病残编入牌尾馆。私营商业也被废除了。这些管理城市的办法，显然不符合当时社会的发展趋向，所以不久又只好改变。凡愿经商者，可到圣库领取本钱，开店营业，由天朝发给“文凭”，这种官营性质的商店，也只能维持短暂时间，后来不得不准许私人经商，并在城外设立买卖街。太平天国把手工业者按其技艺分别编入诸匠营和百工衙，集中生产，统一经营管理。天京诸匠营可考的有土营、木营、金匠营、织营、金靴营、绣锦营、镌刻营等七种，专管生产、制作；百工衙的种类很多，如军事工业有典炮衙、战船衙、弓箭衙等，食品工业有豆腐衙、酱人衙等，除生产外，兼司收发分配。诸匠营和百工衙的产品不经过市场进行交换，而由政府统一分配给各个单位。这对保障供给、支援前线战斗曾经起过重要作用，连清方也道：“百工技艺，各有所归，各效其职役，凡军中所需，咄噬立办。”（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3册第117页）不过，这种在手工业基础上实行官营和平均主义分配的办法，生产者除吃穿外别无报酬，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妨碍生产者积 30 极性的发挥，因而不可能长期推行下去。1855年初，太平天国允许天京居民恢复家庭生活，承认私人经营工商业，天京的社会组织和生活秩序逐渐复原了。

关于妇女政策方面，《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妇女与男子同样可以分得土地。“凡天下婚姻不论财”，革除买卖婚姻。妇女还同．样可参加听“讲道理”等社会活动。太平天国设有女军和女官，下过解除缠足令，并严禁娟妓、蓄婢等贻害妇女的歪风恶习。这些措施使妇女在某些方面冲破了封建制度的传统束缚，在经济、政治与军事各方面作出了不少贡献。当然，太平天国的妇女政策尚有缺陷。例如，他们宣扬“妻道在三从，勿违尔夫主”（《幼学诗》，《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1册第233页）之类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其领导人还因袭了封建统治者的多妻制，表明他们无法摆脱封建影响。

在思想文化领域，太平天国对以孔学为中心的封建文化进行猛烈冲击。定都天京后，他们宣布“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黄再兴：《诏书盖玺颁行论》，《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1册第313页）“凡一切妖书如有敢念诵教习者，一概皆斩。”（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3册第232页）在太平天国辖区内，出现一个搜禁焚毁“妖书”的热潮。从这种对传统典籍的毁弃中，可见太平夫国冲击封建文化的激烈程度，也反映他们不懂得对古代文化遗产应该批判继承的道理。太平天国对封建科举制度也作了一些改革。“无论何色人，上至丞相，下至听使，均准与考”（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4册第721页），废除门第、出身等限制。考试题目出于《天命诏旨书》 太平天国所刊书籍之一。1852年（咸丰二年）刊行。辑录天父（代言人杨秀清）、天兄（代言人萧朝贵）于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在贵县、1851年（咸丰元年）在东乡至永安等地下凡的圣旨，与洪秀全从金田至永安等地，以及次年在永安、长沙发布的诏旨，以便太平军“通军熟读记心，免犯天令”，“识法忌法”。1853年刻本中，最末收有同年的天王诏旨。后太平天国定为教育课本。现收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一册。等书，“不本《四书》、《五经》及子史文集”（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3册第112页），违者严加惩处。他们还设立招贤制度，广收人才。

太平天国对外关系政策。1853年4月，英国公使文翰到天京“访问”，以了解太平天国的实际状况及其首领对外国人的态度。文翰表示在清廷和太平军间悟守“中立”，但又送交中英《南京条约》中文本，要太平天国承认这一不平等条约，并威胁道，倘若触犯其在华利益，他们将会采取像发动鸦片战争那样的手段来对付太平天国。太平天国领导者没有屈服，对此不予置答，主张平等往来，且警告他们不应再卖鸦片，也不得帮助清朝。同年12月法国公使布尔布隆、次年5月美国公使麦莲也先后抵达天京窥探。事后麦莲认为，太平天国绝不可能“承认满清政府与英美法三国已签订的条约义务”（卿汝揖《美国侵华史》第1卷第113页）。1854年6月，英国新任公使包令派麦华陀等再次“访问”天京。杨秀清在答复其提问时明确指出，“万国皆通商”，“但通商者务要一凛遵天令（指太平天国法令）”，“立埠之事，候后方定，害人之物（指鸦片）为禁”，还责问他们阴谋勾结清朝反对太平天国等行为（《东王杨秀清答复英人三十一条并质问英人五十条诰谕》，《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299-30?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因为太平天国主张同外国开展正当贸易，所以对外的经济交往兴盛发达。例如当时中国大宗出口的茶、丝，一部分来自太平天国辖区，一部分也要经过这个区域才能外运。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茶、丝出口不断增加。定都前出口额最高是1851一1852年，茶为6513万磅，丝为23040包。至1855一1856年，茶的出口增至9193万磅，丝的出口也增到50489包。当然，太平天国对外国资本主义的本质毕竟缺乏认识，曾因宗教形式的相似而错误地把外国侵略者当成“洋兄弟”，允许他们“自由出入”和“货税不征”（《英国政府蓝皮书中之太平天国史料》，《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6册第909,911页），幻想得到他们的帮助。同时也存在传统的天朝意识，说天王是“天下之君主”，外国公使到南京是“来谒主”。从主流方面看，太平天国坚持独立自主，反对外国侵略，发展正当贸易，禁止贩卖鸦片，其外交政策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是难能可贵的。

四、清政府的镇压措施

清廷的围追堵截。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不久，钦差大臣向荣率军1.7万余人尾追而至，在天京城 31 东孝陵卫建立江南大营；钦差大臣琦善亦率直隶、陕西、黑龙江马步各军一万七千人，于扬州城外建立江北大营。两个大营互相响应，且不断增兵，竭力阴扼太平军向东向北发展，并伺机夺取天京。

鉴于八旗、绿营不足恃，清廷饬令大江南北各省在籍官绅举办团练，组织地主反动武装。曾国藩所办湘军就是其中之一。曾国藩（1811—1872），湖南湘乡人，生于地主家庭。道光时进士。做京官12年。累迁至礼部侍郎，后兼署兵、吏等部侍郎。他与当时的理学大师唐鉴、倭仁等订交，提倡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合一的“经世之学”，是封建士大夫阶层中较有代表性的人物。1853年1月，因母丧回家守制的曾国藩奉令帮同湖南巡抚张亮基督办团练，曾与郭嵩焘一同前往长沙。曾国藩主张“团”、“练”分开，齐头并进。“团即保甲之法。清查户口，不许容留匪人”；“练”就是“养丁、清师、制旗、造械”，组成地方性的地主武装。曾国藩以罗泽南的湘勇为基干，略仿明戚继光的成法，募练了一支不同于绿营制度的军队---湘军。1854年2月，湘军水陆两军练成，陆师15营，水师10营，合计1.7万余人。在组建湘军时，曾国藩针对绿营、八旗的流弊，采取了改革措施，使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组织上形成严格的封建个人隶属关系。湘军以各级将领为中心，先设官，后由官招兵。全军大抵通过同乡、同学、亲友、师生等关系募集而成，愤层层控制，内部团结，只服从曾国藩一人，具有强烈的私属性。

二、思想上灌输孔孟“圣道”、程朱理学等封建各教伦理。孔孟“圣道”，理学的“忠义血性”，湘军通过选将用士人，又以“儒生领山农”的方式，使湘军士气旺盛，“忠勇奋发”、“尽忠报效”。

三、治理上讲求恩威并用。曾认为，“带兵之道，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惯以封建统治伦理精神和家长式的关心对待兵勇。湘军薪饷普遍高于绿营，曾国藩还强调治军须“严刑峻法”，建立严密的稽查制度，以中军纪。这样，湘军的战斗力较绿营、八旗有显著提高，逐渐发展成为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主要依赖力量。

自1851年至1853年7月，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清政府拔出军饷达1963万多两，户部库存正项待支银仅剩22.7万余两，不足一个月的军饷，加上战区的扩大，使长江流域的关税钱粮欲征不能，而年需日增，其财政状况处于非常窘迫的境地。清政府通过“捐纳”、“捐输”以及铸大钱、发定钞的办法都未有效地缓解危机，1853年开征厘金。所谓厘金，就是一种商业税，即在通商要道与商业城镇设立局卡征收货物捐税。1853年，帮办江北大营军务的刑部侍郎雷以諴，采纳慕僚钱江献策，派员至扬州附近的仙女庙、邵伯、宜陵等处劝谕捐厘助饷，首创厘捐（后称厘金）。厘捐分为两种：一种建行厘（又称活厘），是抽取于行商的货物通过税；一种是坐税（又称板税），是抽取于坐贾之货物交易税。税率原定值百抽一，实际上又分“从量抽税”与“从价抽厘”。次年，清廷下令在长江南、北各地推广实施，于是各省相继仿行，遍设厘金局卡。江西、湖北、湖南等地于1855年就设局卡抽税。到50年代末，厘金已遍行全国许多省份，是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军费主要来源之一。

第二节 第二次鸦片战争

一、英法两国联合侵华的起因

1、列强企图进一步打开中国的大门

19世纪50年代，是欧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期。美洲、澳洲金矿的发现，殖民地市场的扩大，生产技术的革新，交通运输的进步，这一切带来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新的工业高涨。当时，英国的工业发展最为迅速，占世界第一位，号称“世界工场”。英国及其殖民地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重，超过了法、德、美三国的总和。法国经过1848年革命后，资本主义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仅次于英国。美国的发展也较为迅速。俄国这时虽然还是个封建农奴制国家，但资本主义经济已有新的进展。然而，市场的扩大赶不上整个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要求，“而这种不相适应的情况也将像过去一样，必不可免地要引起新的危机。”（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3页）1857年欧美各国就出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迅速蔓延开来的情况。为了摆脱这种危机，欧养资产阶级“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8页）。

通过第一次鸦片战争，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扩大了对华的贸易。但外国资本家希望在中国大量倾销商品的美梦并未立即成为现实，从1843年至1855年间，英国每年对华输出的工业品总值，32 一直徘徊于100万至250万英镑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增长。而中国的丝、茶及其他土产品的出口却逐年增加。西方工业品在中国滞销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外国商品的侵入有顽强的抵抗力，如同马克思所指出，“妨碍对华出口贸易迅速扩大的主要因素，是那个依靠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而存在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马克思：《对华贸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55页）第二，增加鸦片贸易与发展合法贸易存有矛盾，中国人不能同时既购买商品又购买鸦片。第三，50年代兴起太平天国运动后，中国社会剧烈动荡，中国人购买力愈加低下，外国合法商品对华输出大受影响。但西方资产阶级却把商品滞销的原因主要归结于通商口岸太少和内地通过税太重，迫切要求开放全中国，取得内地税特权，实现鸦片贸易合法化，进一步扩大其侵华权益，并扬言必要时将不惜为此使用武力。

2、侵略者对战后中国人民抗英斗争的仇恨

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在华的态意横行，又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面对战后民夷冲突、国人仇外排外之势，清政府（道光）因势利导，以图制夷。拒英人入广州城与拒租“河南地”。

广州开而不放，拒绝英人入广州城。1845年3月18日，三名英国人在广州城内被殴。“进城冲突”开始。6月27日，英国驻华公使兼香港总督德庇时致书英外相，主张在广州进城问题未解决前，不收最后一批赔款，暂不退出舟山。11月21日，德庇时向两广总督耆英提出进城要求。12月21日道光谕令耆英等不准英人进广州府城。1846年1月耆英告示，粤民捣府，双方缓和。10月17日英国两名水手在广州被殴，英外相令德庇时要求中方惩凶赔偿，否则自行处置。1847年3月12日，英美人7名在佛山被殴。4月3日，英军攻占虎门炮台，突袭广州。次日德庇时向耆英坚持进城要求，4月6日，耆英允诺两年后进城，并惩办凶犯，划河南为租界。12月5日，6名英人在广州附近黄竹岐被杀，道光谕令耆英拒黄竹岐案英人惩凶要求，不可持以操切，有失民望。1848年英使文翰照会徐广缙，复提广州进城问题。（询明年二月进城事），徐照以百姓不许复拒。为拒英人入城，广州毛业棉业商人拒购外人货物，粤民连发揭帖。这年10月，英外相训令文翰，心要时可派遣兵船，直接向北京抗议。1850年5月文翰派麦华陀到天津口外投文，清廷命沿海防者，令回广东。1857年12月29日，英法联军等攻占广州。

“民心可用”。1847年英军为入城事占虎门袭广州，道光谕令耆英，“以夷人犬羊，反复无常，故令练兵练将，团结民心，以为根本”。1848年召回耆英，升广东巡抚徐缙为两广总督，道光上谕：“疆寄重在安民，民心不失，则外侮可弭。司后遇有民夷交涉事件，不可瞻 迁就，有失民心。至于变通参酌是在该署督临时加急权衡体察，总期以诚实结民情，以羁縻办夷务，方为不负委任。”徐广缙升总督后，曾写信问林则徐驭夷之策，林回答说：“民心可用”。徐、叶为对付英人据耆英两年入城之诺，再拒英人入城。“计自正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二十日，居民则以工人，铺户则以伙计，均择其强壮可靠者补充。挨户注册，不得在外雇募。公开筹备经费，制造器械，添设栅栏，共团勇至十万余人。无事则各安工作，有事则立出捍卫。明处则不见荷戈执戟之人，暗中实皆折冲御侮之士。（朱批：朕初不料卿等有此妙用。）众志成城，坚逾金石，用能内战土匪，外警猾夷。”道光封赏徐、叶。

咸丰帝即位不久便贬斥穆彰阿和耆英，是清政府对外政策进一步转变的征兆。“朱笔罪大学士穆彰阿排除异已，伪言荧惑，耆英抑民奉夷，罔顾国家。分别革职降补。”后将穆革职“永不叙用”，天下称欢；赐耆英自尽。重新启用林则徐。1852年任叶名琛署理两广总督。咸丰“以英人叵测，命直隶江南闽浙各省豫为筹防，并命徐、叶设法控驭，制之于先。”又“命以后夷务均由徐广缙输，其他沿海督抚不得干预。”（欲复广州一口通商时代）

英国侵略者不仅对广州人民极其仇恨，而且对清政府及广东的封疆大吏也十分恼火。他们把徐广缙看作是反入城事件的“幕后策划者”，认为清政府封赏徐广缙和叶名琛以及在广州城内立石纪功，是鼓励和激发广州人民对“英国臣民的仇恨情绪”，因此，早在1850年9月，英国外相巴麦尊就叫嚣，“我们被迫再打击一下中国的时刻正在迅速到来”。

3、利用清政府的统治危机趁机外交讹诈

正当列强酝酿新的对华战争时，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太平天国与清政府南北对峙的局面。这就使列强不得不考虑究竟向哪个政权勒索以实现其侵略野心的问题。通过英、法、美各国公使亲自或派人对天京的“访问”，他们发现，勒索新的在华权益的主要障碍不在清政府而在太平天国。美国驻华公使麦莲确信，太平天国成为中华帝国的主人后，是不可能承认清政府与列强之间已经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英国公使包令则认定：从太平天国手中捞不到什么东西，要太平天国开放长江是办不到的，也不能指望太平天国放弃严禁鸦片的政策。不过，当时英、法等国正出动绝大部分海陆军投入克里米亚战争，无力同时在中国开辟新的战场。于是，它们决定利用清政府的统治危机，对它进行外交讹诈，以实现其扩大侵华权益的图谋。

4、修约交涉

修约的依据。最惠国待遇。《中美望厦条约》有关条款。“和约一经议定，两国各宣遵守，不得轻有更改。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修约交涉（1854—1856）。英国由广州入城问题而首先提出修约要求。1854年2月，“英外相训令新任英使包含进行修订中英条约，开放中国全部，长江通商，北京驻使，鸦片上税。”英国取得美国支持。英美公使先照会两广总督叶名琛不复，而分别照会两江总督怡良，又被拒。8月，英美法三使会于香港，商修约问题。9月英美法三国公使再会江苏巡抚吉尔杭阿于上海，又被阻，10月三国代表北上天津，清廷派员于白河口会谈，不果，初次修约未成。

1856年，《望厦条约》届满12年。美国在英法的支持下，再次提出全面修改条约的要求，英、法也提出同样要求，仍被清政府拒绝。1856年8月，“英使包令向英国政府报告，修改条约，改善对华关系，须有军舰为后盾。”

这时，克里米亚战争已经结束，英、法两国便寻找借口，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

二、英法两国发动侵略战争与《天津条约》

1、“亚罗船事件”和“马神父事件”

英、法急于发动侵华战争，英国制造“亚罗船事件”、法国制造“马神父事件”作为发动战争的借口。

亚罗号是中国人苏亚成所有的商船，1856年10月日停泊在广州黄埔。中国水师上船搜捕海盗，逮捕嫌疑犯十二人。英国借口亚罗号曾在香港登记，诬称英国国旗受到侮辱，要求释放被捕人犯，公开赔礼道歉。两广总督叶名深为“弧此衅端”屈服于英国的压力，送还人犯，同时说明，亚罗号实系中国商船，没有悬挂英国国旗，不存在旗帜受辱和赔礼道歉的问题。其实“亚罗“号于1855年月27日在香港登记，有效期为一年，到1856年10月,日已超过有效期十二天，当时英国政府非常清楚，而叶名深却不知道。英国蓄意扩大事端，胡说清方礼貌不周，拒不接受送还的人犯，而后，英国政府任命额尔金为全权专使率军侵华。

法国所说天主教神父马赖在广西西林县传教被杀，西林地方当局否认其事。当时有个中国传教士马子龙，因罪恶多端，于1856年2月被广西西林县处死。法国政府抓住这个所谓“马神父事件”，以保护教会为名，派葛罗为全权专使率军队侵华。

2、从广州之战到大沽之战

1856年14月23日，英军悍然进攻广州，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继续和扩大。叶名深在咸丰皇帝勿开衅端的旨意下采取不抵抗政策，下令“敌舰入内，不可放炮还击”（华廷杰：《触番始末》上卷）。广州爱国军民奋起自卫，击败英军。

1857年10月，额尔金率领英军，葛罗率领法军集结到香港，共约五、六千人，正式组成英法联军。美使列卫廉、俄使普提雅廷也先后赶到香港与英法合谋，结成侵华联合阵线。俄国早在1857年2月便派普提雅廷为公使，想赶在英法联军大举进攻之前抢先“向清政府要求享有与其他列强将取得的同样权利和优惠待遇，同时了结在阿穆尔（即黑龙江）和吉尔吉斯草原的边界问题。”由于遭到清政府的拒绝，普提雅廷根据俄国政府可与西方列强在外交上采取共同合作的指示，也于11月间赶到香港，与英法两国合谋。1857年12月28日，英法联军进攻广州，叶名深仍不抵抗。爱国军民 34 奋起杀敌。广州将军穆克德呐、广东巡抚柏贵投降。次日广州失陷。叶名深被敌军俘，1859年死于印度加尔各答。

英法联军在广州设立“联军委员会”，委柏贵以广东巡抚原职，建成一个地方性的傀儡政权。广州人民在敌军占领之下，经常采取各种形打击敌人，香港、澳门同胞以罢工罢市进行支援，广州城外乡镇实行坚壁清野，禁止英人入境，1858年各乡人民围攻广州三昼夜，由于清军破坏未能克复。

英法联军侵占广州没有完全达到侵略目的，1858年率军北犯。英、法、美、俄四国公、使也先后到达大沽口外，对清政府进行军事恫吓和外交讹诈。两江总督何桂清奏报：“美、俄二夷则乘衅附和，希冀坐收现成之利。”（《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20卷）清政府派直隶总督谭廷骧为钦差大臣与之谈判。英法联军又借口谭廷骧没有便宜行事全权，拒不谈判，并加紧扩大战争准备。

1858年5月20日，英法联军进攻大沽炮台，游击沙春元、陈毅率军抗战，英勇战死。谭廷镶首先逃走，提督张殿元等也不战而逃，大沽炮台失陷。英法联军直抵天津城外，扬言要毁灭天津，进犯北京。

3、中外《天津条约》的签订

清政府在英法联军武力威胁面前屈峰求和，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于1858年6月4日在天津海光寺与英使额尔金、法使葛罗会谈，全盘接受侵略者的要求。英国代表将自定条约五十六款，逼迫桂良等应允，声言“非特无可商量，即一字亦不令更易”(《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3册第966页)。马克思指出：《天津条约》“从头到尾都是侮辱”。

俄使普提雅廷先行诱逼清政府于6月13日签订中俄《天津条约》，攫取了沿海通商、放宽陆路各口贸易限制、内地传教、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等一系列特权，并且规定两国“从前未经订明边界”，“补入此次和约之内”(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88页)，为以后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埋下伏笔。接着，美使列卫廉于6月18日逼清政府签订中美《天津条约》。6月26日、27日，中英、中法《天津条约》也相继订立。主要内容有：各国公使进驻北京；增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英法等国人员可往内地游厉、通商、自由传教；外国兵舰、商船可在长江口岸往来；中外人民争讼事件由领事馆和中国官吏审处；修改税则，减低商船吨税；中国向英国赔款银400万两，向法国赔款银200万两等。按“利益均沾”原则，美俄两国也取得了以上除赔款外的全部特权。

11月，桂良、花沙纳又在上海会同两江总督何桂清等，分别与英、法、美三国订立《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主要内容有，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中国海关邀外国人帮办；修改税则，对一般进出口货物仅按“值百抽五”征税；洋货运销内地和由内地运出土货，除按价值抽2.5％的子口税外，免征内地税。

英法联军从天津一带撤退南下，清廷指派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重建大沽防务。

三、英法联军再燃战火与《北京条约》

1、关于北京换约的争执

《天津条约》是清政府被迫签订的，咸丰帝自然不会甘心。他一面痛感天津防务废弛给北京造成的严重威胁，决定派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大力整顿大沽口一带的防御体系；一面以《天津条约》中“派员驻京、内江通商及内地游行、赔缴兵费，始退还广东省城四项，最为中国之害”（《军机大臣寄钦差大臣桂良等在沪与英法会谈时应设法消弹派员驻京内江通商等四条之上谕》，《第二次鸦片战争》资料丛刊第3册第544页），制订“内定办法”，指示桂良等趁去上海进行税则谈判之机，以全免关税为交换条件，达到“消饵”上述四事，为一劳永逸之计的目的。

四事之中，又以取消公使驻京为“第一最要之事”（《钦差大学士桂良等奏行抵常州会商税则大概情形折》，《第二次鸦片战争》资料丛刊第3册第517页）。何桂清和桂良等考虑到全免税课不仅会“太阿倒持，授人以柄”，并造成镇压太平军军费来源的断绝，而且不能保证免税以后欧美各国从此不再提出侵华要求（《钦差大臣桂良等奏洋务办理棘手及现在情形折》，《第二次鸦片战争》资料丛刊第3册第535页），因而始终不敢把这个“内定办法”公开端出来。几经交涉，额尔金除答应公使 35 暂不驻京，但可随时往来及保留以后可以常驻北京的权利外，其他各项均予拒绝。

1859年3,4月间，额尔金、葛罗回国，英国公使卜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美国公使华若翰前来与清政府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这时，清政府还希望能在上海换约，命令桂良等为此作最后的努力，万一此举失败，只要英法两国的军舰停泊在大沽口的拦江沙以外，两国公使少带从人，可以同意他们在北京换约。

但是卜鲁斯根据英国政府最好由大沽口乘兵舰上溯天津然后去北京换约的指示，断然拒绝在上海与桂良等会面。他决定纠集一支威风凛凛的舰队前往大沽口实行武装换约，并毫不掩饰地告诉布尔布隆说：“假如要有麻烦的话（我们应该对此有所准备），那末不如就直截了当地找上这些麻烦，甚至可以说最好事前就去挑起这些麻烦”（科尔迪埃：《一八六0年中国之征》，《第二次鸦片战争》资料丛刊第6册第191页）。6月中旬，英舰19艘，官兵1200余人；法舰2艘，海军陆战队约100人；以及卜鲁斯和布尔布隆等，相继到达白河口外。华若翰也率舰3艘随后前往。

这时，清政府已作好了接待三国使节进京换约的准备。它指示直隶总督恒福与三国公使联系，指定他们由北塘登陆，到天津等候桂良等，然后前往北京，沿途“预备馆释，派人护送，自当以礼相待”（《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4册第1422页），连公使们在北京的寓所也作了安排。然而，卜鲁斯和布尔布隆等坚持经大沽口溯白河进京的路线。

2、第二次大沽口之战

6月25日，英国使馆汉文正使威妥玛对恒福派去投递照会的人说：“定行接仗，不走北塘”（《直隶总督恒福奏请派员来津专办和议以全大局折》，《第二次鸦片战争》资料丛刊第4册第108页）。同一天，英舰13艘，官兵1000余人，法舰1艘，官兵60人，在英国驻华海军司令何伯的指挥下，大举冲撞铁、铁链等白河口的障碍物，并对大沽炮台发起进攻，傍晚又下达了登陆作战的命令，企图占领南炮台。守卫炮台的直隶提督史荣椿等在僧格林沁的指挥下奋勇迎战，开炮还击。当地人民欢欣鼓舞，馈送食品，络绎不绝，积极予以支持。这场历时近一昼夜的激烈战斗，以英法联军的惨败而告终。敌舰3艘被击沉和击毁，多艘丧失战斗历，除“一只驶出拦江沙外，余皆受伤不能撑驾”（《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4册第1448页）。英军官兵死伤578人，法军官兵死伤14人，何伯也身受重伤，沿河遗尸一百数十具，清方官兵史荣椿等共36人壮烈牺牲。美国舰队司令达底拿虽然高喊“血浓于水”，（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654页），指挥美军协助英法联军作战，但也挽回不了败局，英法联军终于狼狈撤离大沽，折回上海。

事后，华若翰居然若无其事地按指定路线由北塘进入北京，并在返回北塘时与恒福互换了中美《天津条约》批准书。至于中俄《天津条约》则早于4月间由俄国使臣彼罗夫斯基与户部尚书肃顺等在北京完成了换约手续。

英法两国借换约之机再燃侵华战火，完全是无理和非正义的。马克思指出：“既然天津条约中并无条文赋予英国人和法国人以派遣舰队上驶白河的权利，那么非常明显，破坏条约的不是中国人而是英国人，而且，英国人是蓄意要刚好在规定的交换批准书日期之前向中国寻衅。”“中国当局不是反对英国使节前往北京，而是反对英国武装船只上驶白河。„„难道法国公使留驻伦敦的权利就能、赋予他率领一支法国武装远征队强行侵入泰晤士河的权利吗？”（马克思：《新的对华战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43,74'0页）

3、英法扩大对华战争

英法联军在大沽战败的消息传到伦敦和巴黎，在英法两国政府内部引起了一阵喧嚣。巴麦尊大叫：“我们要派一支陆海军武装部队攻占北京”（科斯廷：《英国和中国》第296页）；路易·波拿巴则“把中国战争看作是重振皇朝威信的机会”（加迪：《法帝国主义在东亚的根源》，《第二次鸦片战争》资料丛刊第6册第240页）。英国报纸《每日电讯》也叫嚷：“大不列颠应该对中国海岸线全面进攻，打进京城，将皇帝逐出皇宫”，“应该教训中国人尊重英国人，英国人高中国人一等，应该做他们的主人”（转引自马克思《新的对华战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39页）。随后，英法两国政府仍派额尔金、葛罗为对华全权专使，组成新的侵、略联军，出动舰船200余艘，英军 36 1.8万名，法军700余名，陆续开到中国。

1860年4月，英法联军占领舟山，5,6月间分别进据大连湾和烟台，完成了封锁渤海湾和建立前进基地的军事部署。7月下旬，英法兵舰陆续闯到大沽口外。在此之前，华若翰于7月上旬到达渤海湾，故伎重演，表示要充当“调停人”。俄国公使伊格纳切夫早在1859年7月即到北京，向清政府提出割让乌苏里江以东土地等要求，遭到清政府的拒绝后，于1860年6月到达上海，竭力怂恿英法打仗（《署理钦差大臣薛焕奏俄使到沪怂恿英法用兵折》，《第二次鸦片战争》资料丛刊第4册第393页）。7月中旬，他也赶到白河口外，扮演与华若翰同样的角色。

清政府在大沽获胜后，本来就没有与英法两国继续作战的决心。当敌兵压境时，正是太平天国再破江南大营，并向常州、无锡、苏州进军之际，咸丰帝就更怕外患再起，“兵连祸结，迄无了期”，指示恒福“总须以抚局为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6册第2053页）。作为前军统帅的僧格林沁，根本不了解近代化军队的机动性及其强大的火力，竟以为敌人不善陆战，产生骄傲轻敌情绪，决定不在北塘设防，专守大沽口，使侵略军有了登陆作战的可乘之机。

8月1日，英法兵舰由“俄夷引路”，乘潮驶到北塘河口，未遇抵抗，占领了北塘村。此时，直隶总督恒福还请华若翰转约英法两国公使按上年美国公使之例进京换约。华若翰调停碰壁后，不久折回上海归国。8月7日，清政府又要求英法两国专使约定时间、地点进行谈判，也遭到额尔金和葛罗的拒绝。8月12日，侵略军进攻新河、军粮城。驻守新河的清军马队向联军出击失败，损失很大。8月14日，塘沽在激战后失陷，大沽口北岸炮台的侧背完全暴露在敌军面前。此后，侵略军的舰队便集结于大沽海口。8月21日，联军集中所有的野战炮和舰炮火力，向石头缝炮台和大沽北岸炮台攻击。炮台总指挥、新任直隶提督乐善率守军“以难以描述的勇猛精神，寸土必争地进行防御”（《第三次大沽口之战》，《第二次鸦片战争》资料丛刊第6册第280页）。由于各炮台的弹药库陆续中弹起火爆炸，乐善力战阵亡，守军大部牺牲，石头缝炮台和北岸炮台终于不守。僧格林沁见北岸炮台失守，认为南岸炮台“万难抵御”，“当即传伤各营竖立免战白旗”（《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奏英法军占踞炮台现将官兵撤退布防通州折》，《第二次鸦片战争》资料丛刊第4册第503页），于当晚尽撤南岸守军，直奔张家湾、通州一带布防，将南岸炮台和天津拱手让给了侵略者。8月24日后，英法联军毫不费力地占领了天津。津、沽等地群众没有屈服，自动组织起来，在王兴邦等率领下进行斗争，袭击和焚毁英法联军的船舰辎重，打死打伤侵略军多人。

清政府惊恐万分，派桂良和恒福为钦差大臣前去求和。在天津谈判中，侵略者提出了远比《天津条约》更为苛刻的条件。清政府坚持英法两国先退兵，并不许带兵进京换约，谈判破裂，英法联军进逼通州。清政府另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前往通州议和，全部接受英法两国所提出的条件，连英法两国公使各带1000名卫队赴京换约的要求也接受了。然而，9月17日，巴夏礼又提出了两项要求：一是英法两国代表要觐见咸丰帝，亲递国书；二是北京周围的清军立即撤离。谈判到此完全破裂。

9月18日，侵略军进攻张家湾，僧格林沁挥军抵抗，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当调派马队抄袭敌军时，联军炮队突发火箭数百枚，以致“马匹惊骇，回头奔驰，冲动步队”（《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英军来扑迎击失利退守八里桥折》，《第二次鸦片战争》资料丛刊第5册第84页）。清军阵势顿时混乱，马步兵自相践踏，纷纷溃退。21日，英法联军进攻通州八里桥。，副都统胜保中弹受伤，僧格林沁也随之溃逃，大学士瑞麟所部“于未阵之前，先已溃散”（赘漫野叟：《庚申夷氛纪略》，《第二次鸦片战争》资料丛刊第2册第10页），八里桥失守。次日，咸丰帝仓皇逃往热河，行前令其弟恭亲王奕訢留守北京，向侵略者求和。

10月5日，英法联军得到弹药补给，开始进攻北京，6日，闯进西北郊的圆明园。圆明园是清朝经过一百多年精修而成的举世无匹的皇帝别宫。它集古今中外园林建筑艺术之大成，还收藏了大量历代典籍、珍贵文物、图书字画和金银珠宝，是世界上最豪华瑰丽的宫殿之一。侵略军连续几天在园内大肆洗劫，6日起，额尔金为掩盖侵略者的抢劫丑行，并给中国皇帝以公开的羞辱，又下令烧毁圆明园。大火三日不熄，这座蜚声中外的文化宝库和绝代名园顿成断壁残垣。18日，联军又闯 37 入圆明园，再次焚烧以毁灭罪证。

4、《北京条约》

10月13日，留守北京城内的清廷王公大臣开门揖盗，将安定门交给联军把守，侵略者控制了北京城。10月16日起，英法两国代表向奕訢提出媾和条件，并以炮轰北京城、捣毁皇宫相威胁。奕訢乞请俄国公使从中斡旋。俄使伊格纳切夫以解决中俄边界问题为先决条件，答应“居间调处”。奕訢在英法两国武力威胁和俄使恫吓逼降之下，于10月、24日、25日分别与额尔金和葛罗交换《天津条约》，并签订中英、中法《北京条约》。

中英、中法《北京条约》，不仅承认《天津条约》完全有效，而且还规定：增开天津为商埠；准许外国侵略者招募中国人出国做苦工；割让九龙司给英国，“归英属香港界内”；退还以前没收的天主教堂财产，“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此条款内容，是充当译员的法国传教士在中法《北京条约》中文本中增加的，为法文本所无。）；赔偿英、法军费银各800万两。

清政府由于实行妥协政策，不敢依靠和支持人民群众抗击列强侵略，加上军备落后等因素，在这次战争中又失败了，被迫签订了一系列新的不平等条约。通过这些条约，列强从中国攫取了比第一次鸦片战争更多的权益。除进一步割地赔款外，外国公使驻京，逐渐影响和操纵了清政府的内政外交；大批新商埠的开辟，使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更广泛地侵入到中国沿海和内地；改订税则与外国人“帮办税务”，使中国海关管理权与关税、内地税的自主权全面丧失；内地传教，使教会侵略势力可以自由到中国各地进行非法活动；鸦片贸易合法化，使鸦片在全国进一步泛滥，毒害中国人民。所有这些，都使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加深了。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人民群众的英勇反抗斗争，尤其是广东人民的坚决抗击，虽然未能扭转战局，却使侵略者感到“防不胜防”（《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4册第1143页），其意义是不可磨灭的。恩格斯曾经对此给予热烈赞扬，他说：“这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中国的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本身，似乎表明他们已觉悟到旧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恩格斯：《波斯和中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10,712页）

四、俄国侵占我国大片领土

1、武力强占

19世纪40-50年代，是俄国农奴制濒临崩溃和资本主义生产有了一定发展的时期。贵族农奴主阶级传统的扩张领土野心与资产阶级夺取国外市场的贪欲结合在一起，使这个时期的俄国特别富于对外开疆拓土的贪婪性。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俄国就利用清政府力量削弱之机，在我国东北和西北地区进行侵略活动。1847年9月沙皇尼古拉一世任命扩张主义分子穆拉维约夫为东部西伯利亚总督之后，俄国便置中俄《尼布楚条约》于不顾，疯狂地强占我国领土。1850年，俄军侵占中国黑龙江口附近的庙街。1853年，他们接连侵入阔吞屯、奇集和库页岛等地。1854年至1857年，俄军又蛮横地四次经石勒喀河武装“航行”中国内河黑龙江，公然在黑龙江上、中游北岸和下游两岸大规模屯兵筑垒，遍设哨所，武装“移民”，建立村屯。1856年，俄国还不顾清政府的一再抗议，悍然宣布设立以庙街为中心的“滨海省”。

2、外交讹诈

俄国用武力侵占中国黑龙江以北大片领土后，又采用外交讹诈手段，企图迫使清政府签订割地条约。1857年，俄使普提雅廷来华，向清政府提出“东北至海，西至伊犁等处，两国接壤极多，遗有未定界址。„„即应复行商定”(《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2册第564页)的狂妄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清政府的拒绝。普提雅廷遂与英法两国公使合作侵华，于次年率先诱逼清政府与之签订中俄《天津条约》。

1858年5月22日，在俄国业已基本完成侵夺中国黑龙江流域大片领土和建立起相应的军事占领体制的基础上，乘英法联军攻陷大沽之机，穆拉维约夫率数百俄军到瑷珲，而后一面与黑龙江将军奕山谈判，一面昼夜鸣枪放炮，制造战争气氛。奕山经不起恐吓，被迫于28日与俄国签订中俄《瑷 38 珲条约》。主要内容是：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割归俄国，只有精奇里江以南至豁尔莫勒津屯即江东六十四屯地区的中国人照旧“永远居住”，归中国官员管辖，俄人“不得侵犯”；乌苏里江东岸至海之地约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黑龙江、乌苏里江只准中、俄两国船舶航行。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分别指出：“俄国由于上一个条约得到了一块大小和法国相等的新领土，这块领土的边境大部分只和北京相距800英里”(马克思：《中国和英国的条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32页)，还有“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恩格斯：《俄国在远东的成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34页)。

清政府没有批准《瑷珲条约》，并对奕山等人予以处分。但俄国侵略者却不管条约是非法的，硬是把瑷珲北岸的海兰泡改名为“报喜城”（布拉戈维申斯克）。俄皇特意晋封穆拉维约夫为阿穆尔（黑龙江）斯基伯爵。在《瑷珲条约》签订之后，俄国侵略者得寸进尺，加紧了在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军事占领。1860年10月，英法联军入侵北京，俄使伊格纳切夫既表示愿做中国同英法两国之间的“调停人”而从中渔利，又乘机以“兵端不难屡兴”对清政府进行武力威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7册第2500页)。俄国用这种软硬兼施的手法终于迫使奕訢于11月14日与之签订中俄《北京条约》。中俄《北京条约》除确认《瑷珲条约》的内容外，还规定：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约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割让给俄国；中俄西部未定边界的走向，“应顺山岭、大河之流，及现在中国常驻卡伦（哨所）等处，及一千七百二十八年，即雍正六年，所立沙宾达巴哈之界牌末处起，往西直至斋桑淖尔湖，自此往西南，顺天山之特穆尔图淖尔，南至浩罕边界为界”(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 150页)；重申俄人在华享有领事裁判权，中国增开喀什噶尔为商埠，准许俄商在库伦、张家口零星贸易，俄国得在库伦、喀什噶尔增设领事等。通过中俄《北京条约》，俄国不仅把《瑷珲条约》规定为中俄“共管”的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强行割占，而且还为它日后强占中国西部的领土制造依据。

3、勘分西北边界谈判

1862年8月，中俄双方在塔城举行勘分西北边界谈判。俄国代表巴布科夫和札哈罗夫坚持以中国常驻卡伦线为界，企图把中国内湖斋桑湖、特穆尔图淖尔和内河特克斯河上游地区全部划归俄国。俄国的谈判方针，就是利用勘界鲸吞中国常驻卡伦之外的大片领土。中国代表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严正拒绝，谈判中断。

1864年9月，中方代表明谊、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锡霖，俄方代表巴布科夫、札哈罗夫在塔城重开谈判。俄国派兵逼临塔城卡外，提出“若不照此办理，稍有更改，我们立即起程回国，止（只）好派兵强占。10月，在俄国的武力威胁和外交讹诈下，清政府被迫在《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上签字。通过这个条约，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中国领土，包括原属中国内湖的斋桑湖、特穆尔图淖尔等广大地区全被俄国强占，总面积达44万多平方公里。至此，通过《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上述的勘界议定书，俄国共侵占了我国144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俄国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最大的获利者。

4、各族人民抗击沙俄入侵

俄国侵占我国大片领土，激起了我国各族人民的极大义愤，并进行了长期的英勇斗争。在东北边疆地区，当1854年俄国侵入黑龙江流域时，当地达斡尔、赫哲等族人民就不为俄军引路，拒绝向侵略者提供粮食、牲畜，并不断向清军报告俄船的行动，协同守卫江卡。1857年，俄军入侵松花江，赫哲族人民驾桦皮小船拒敌，随清朝官兵紧追60余里。1859年至1860年，当俄军强占乌苏里江以东沿海港口和强行移民时，吉林城乡纷纷“按牌团练，精壮丁夫自固间阎”（《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5册第1655页）。当地满、汉等族人民在小绥芬及珲春以东近海的玛延河至苏城一线设营150余座，聚众1万余人，准备抗击俄国侵略者（《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5册第1873页）。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各地人民还“不肯甘从外夷”，“始终不忘根本”（《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6册第1943页），纷纷返回祖国内地。

在西北边疆地区，早在1847至1856年，我国哈萨克、布鲁特等族人民．就奋起反抗俄军对巴 39 尔喀什湖以南、特穆尔图淖尔西岸南岸和伊犁河下游的进犯，拒绝为侵略者提供差役和物资。1855年春，俄国武装非法侵入雅尔噶图金矿，强行驱逐矿工，制造了伤害矿工多人的流血惨案，激起了各族人民怒起反抗。8月26日，群众包围并烧毁了塔城的俄国贸易圈，俄国领事塔塔林诺夫狼狈逃走。1863年，维吾尔、哈萨克、锡伯、鄂温克、满、汉等族爱国军民，奋勇抗击进犯伊犁西北博罗胡吉尔的俄军，“杀毙贼匪五六十名”，伤者无数（《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9第32页），沉重打击了俄国侵略者。

第三节 太平天国后期及其失败

一、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分裂

1、太平天国政权的蜕变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颁布、实行了一系列制度和政策，进行了北伐、西征和天京城外的破围战。到1856年上半年，除北伐战争失败外，太平军在湖北、江西、安徽等战场都取得了很大胜利，又在扬州打垮了江北大营，在镇江和天京击溃了江南大营，从而达到了军事上的全盛时期。但是，军事上的胜利，并不意味着政权的巩固，相反，起义队伍中的各种矛盾和弱点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了。

在太平天国内部，成分日益复杂，有不少地主、士绅、胥吏、商人以及游民、溃勇等被卷进来。其中有些是暗藏的敌对分子，有些是随风转舵的投机分子，还有相当多的人是被迫参加的。这些人在太平军中进行挑拨离间，煽动逃亡、叛变，甚至与清军暗通消息，企图从内部进行破坏，因此给太平天国带来很大危害。1854年在天京破获的由张继庚策划的叛乱事件，就是一项显著的事例。

太平天国的绝对平均主义理想，无论在农村和城市中都没有且也不可能获得实现，封建的生产关系虽然受到某种程度的冲铸和被坏，但仍旧被保留下来或重新恢复。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握立起来的政权，就不可避免地同时具有封建的属性，而且这种封建性随着形势的发展而愈益浓厚。太平天国颁布了一套“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的礼制，从天王到普通士兵之间，等级非常森严。诸王出行，官兵必须回避道旁，高呼万岁或千岁，否则就要受访封严厉惩处。天王及诸王、侯都是世袭的。这些情况表明，太平天国企图借助于封建的等级制，来保证他们的权威和巩固天国的秩序。

建都天京后，太平天国领袖们的思想作风发生了变化。起义初期那种“敝衣草履，徒步相从”的朴质的思想作风多被抛弃，代之而起的则是对权利名位和奢侈生活的追求。进入南京后，太平天国领袖们生活上的奢侈腐化已经相当严重。洪秀全进入天京后，大兴土木，营造天王府，“城周围十余里，墙高数丈，内外两重”，“雕琢精巧，金碧辉煌”，“五色缤纷，侈丽无匹。”（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3册第164页）从此，他深居简出，安富尊荣，严格等级关系，讲究繁复礼仪。杨秀清生活同样奢侈，所建东王府，“穷极工巧，骋心悦目”（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3册第164页），“土木冠绝天京”（《天京录》第1卷第9页，泮池书社版），“所贮珠玉宝器，价不可以数计，陈设纵横，五光十色，天王宫迥不及也。”（《太平天国轶闻》第1卷第21页，上海进步书局版）每次出巡时，仪仗队多达1000多人，极尽铺张之能事。难怪他们的敌人说 “为繁华迷惑，养尊处优，专务于声色货利，往之倚为心腹股肱者，今乃彼此睽隔，猜忌日生。”（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3册第172页）

太平天国领袖们之间的关系逐渐疏远，原来“寝食必俱，情同骨肉”，变为“彼此睽隔，猜忌日生”，宗派色彩日益明显。洪秀全僻处深宫，把许多精力用于宗教神学的著述，脱离了斗争实践，脱离了广大群众。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各自通过家族、亲威、部属等关系，结成自己的集团，并各自控制一部分军队。杨秀清因掌握了大部分军政实权，所以“东府集团”势力最大。这些集团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日益尖锐。1856年月，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发生了公开的分裂。

2、“天京事变”

洪、杨矛盾。杨秀清有出色的政治和军事才能，太平天国起义前期能够取得那样巨大的发展，是和他的领导分不开的。但是，随着起义的发展和个人权势的上升，杨秀清骄傲专横的倾向日益严重地表现出来，“威风张扬，不知自忌”（《李秀成自述》影印本）。据清方记载，他“自恃功高，40 一切专擅”，计拟“虚尊洪秀全为首，而自揽大权独得其实。其意欲仿古之奸权，万一事成则杀之自取”。（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3册第46页）洪秀全不愿作个有名无实的天王，要求摆脱“天父”代言人杨秀清的钳制，“天下定于一尊”（《建天京于金陵论》，《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1册第259页），大权独揽，成为真正的洪氏天朝。韦昌辉表面上尊从杨秀清，背地里则欲夺其权。清方曾经谈到，杨、韦两人“互相猜忌，似不久必有并吞之事”。（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3册第48页）石达开也雄心勃勃，不愿甘居人下，尤其对杨秀清的专横跋扈积怨在心。杨秀清的专横，扩大了他与洪、韦、石、秦等的矛盾。1856年8、9月间，江南大营被打垮，天京被包围的形势暂时解除，杨秀清乘机进一步扩大个人权势，“逼天王到东王府封其万岁”。（《李秀成自述》影印本）洪秀全虽然答应了杨秀清的要求，但立即密令在江西督师的韦昌辉、在湖北督师的石达开一迅速返回天京。

韦昌辉发动大变乱。韦昌辉对杨秀清长期怀有不满情绪，但表面上却对杨阿谀逢迎，唯命是从。在接到洪秀全的密令后，韦昌辉立即率领心腹部队3000多人于月1日深夜赶到天京，包围了东王府，次晨将杨秀清及其眷属杀死。接着天京城内发生混战，太平天国优秀将领和战士两万多人死亡。经过这场屠杀，韦昌辉控制了天京，独揽军政大权，在天京造成恐怖局面。

洪秀全诛杀韦昌辉。9月中旬，石达开从湖北赶到天京。他回到天京后，责备韦昌辉不该滥杀。韦昌辉又企图杀死石达开。石达开闻讯后连夜逃往安庆，他在天京的一家老小全部被韦昌辉杀害。于是石达开调集在安徽的部队，进驻宁国附近，要求洪秀全惩办韦昌辉。韦昌辉的屠杀和专擅横暴，激起了天京广大将士的愤怒。洪秀全接受将士们的要求，于11月初杀死了韦昌辉及其心腹200多人，并命将韦昌辉首级送往宁国府，迎石达开回京辅政。

石达开率部出走。11月底，石达开回到天京。洪秀全命他提理政务，“合朝欢悦”。然而，由于杨秀清专权与韦昌辉屠杀的消极影响，洪秀全对石达开深存戒心，在任命他理政的同时，“不授以兵事，留城中不使出”；还封自己的哥哥洪仁发为安王、洪仁达为福王，使“主军政”（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4册第704页），加以挟制。石达开被迫于1857年6月离开天京，率部独立作战。石达开在往安庆的途中，向全军发布谆谕，诉说洪秀全对他重重生疑忌，鼓动将士跟他出走。不久，洪秀全削去两位哥哥的王爵，给石达开送去一道义王金牌，表示尽弃前嫌，并附上合朝文武求援表章。可是，石达开置之不理。10月，他从安庆到江西，继续扩充部队，致有太平军精锐部队约20万人随他远征。石达开率兵从安庆出发，从江西转入浙江、福建，复经江西至湖南、广西，虽然队伍有所扩大，而离主战场越来越远。这就不能不引起广大将士的怀疑与反对。1860年，彭大顺、吉庆元、朱衣点等20万人同石达开分离，经过湖南、福建，于次年9月在江西同兄弟部队会合。石达开只得重聚数万人，复出广西，在湖南、湖北、贵州、云南、四川等地流动。1863年5月，石达开在四川大渡河紫打地（安顺场）陷入清军包围，屡战失利，伤亡惨重，部下只剩下7000余人，粮食断绝。石达开走投无路，自带五岁的儿子石定忠、宰辅曾仕和等入清营，希望以停止最后的抵抗来换取保全残部。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他的余部2000余人被清军于一夜之间屠杀净尽，其余已经遣散的也陆续被杀害。石达开本人被解赴成都凌迟处死，“临刑之际，神色怡然”，“辞气不卑不亢，不作摇尾乞怜之语”。（刘蓉：《复曾沅浦中丞书》，《养晦堂文集》卷6）

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分裂，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它破坏了内部的团结，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损伤了元气，丧失了乘胜歼灭敌人的有利时机。而清政府方面则借机纠集一切反动力量进行反扑。太平天国形势急转直下，1856年底，武昌、汉阳重陷敌手，随后江西大部分地区也被清军攻占。清军重建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并于1857年12月攻陷镇江，围困天京。1858年5月，九江太平军守将林启容率部1、7万余人与清军进行激烈战斗后全部状烈牺牲。

二、军事转机和洪仁玕的《资政新篇》

1、新的军事转机

由于天京变乱，清军乘机反扑，军事形势急剧转变。在西线战场，1856年12月，湘军攻破武汉，随即东下，直扑九江，贞天侯林启容率部坚守一年多，1858年5月城陷，1万多将士全部壮烈死难。41 江西战场瓦解，安徽战场也频频告急，天京西面的最后屏障安庆已暴露在清军的进攻面前。在东线战场，继钦差大臣德兴阿率部，复据扬州重建江北大营之后，清军又陷苏南溧水、句容，攻占镇江。1858年1月，钦差大臣和春和提督张国樑领军在天京城外再建江南大营，围困天京。曾国藩甚至宣称要在1858年消灭太平天国。

面对险恶局面，洪秀全任命蒙得恩为正掌率，陈玉成为又正掌率，李秀成为副掌率，执掌朝政；随后，又封陈玉成为前军主将，李秀成为后军主将，李世贤为左军主将，韦志俊为右军主将（后降敌，由刘官芳接任），杨辅清为中军主将，形成了新的领导核心。洪秀全

还在王爵之下设置义、安、福、燕、豫爵，与下面的侯爵构成六等爵位，以提升有功人员。

1858年7月下旬，陈玉成、李秀成会集各路将领在安徽安庆府枞阳镇（今枞阳县）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联合作战，先攻江北大营。会后，陈玉成率部东征，由潜山到舒城，攻占庐州，进至滁州乌衣镇，和自全椒进抵该地的李秀成部会师。9月25日，他们大破德兴阿部与蒙古都统胜保所部马队，歼敌三四千人。次日，太平军在小店击败江南大营派来的援军，乘胜直抵江苏浦口，消灭清军1万多人，彻底摧毁江北大营。接着克复江浦、安徽天长、江苏扬州、六合等地，解除了天京北面的威胁，恢复了天京同江北的交通。

乘太平军集中力量攻打江北大营之际，浙江布政使李续宾带领湘军自江西九江进犯安徽，连破太湖、潜山、桐城、舒城，围攻三河镇（今属肥西县）。洪秀全在破江北大营之后，立即调陈玉成部回师赴援，复调李秀成部继进。1858年11月初，陈玉成率部自江苏六合、江浦经安徽巢县、庐江兼程进发，迂回包抄，插入三河镇西南金牛镇，堵截敌军后路；命庐州守军联合捻军南下，切断李续宾部同舒城敌军的联系；李秀成部也赶到三河镇东南白石山，从东面挡住敌人。11月14日，陈玉成部开始进攻湘军。次日早晨大雾弥漫，湘军反扑，陷入重围，各路太平军乘势猛攻，阵斩李续宾，歼敌近6000人（一作近3000人），并收复舒城、桐城等地，迫使清军从安庆外围撤走，取得了重大胜利。

经过上述浦口、三河两次战役，太平军遏止了敌人的凶猛攻势，使战局稳定下来，在军事上出现了有利转机。

2、洪仁玕与《资政新篇》

1859年4月，早年即参加拜上帝会活动而后没有赶上起义队伍的洪仁玕，自香港经广东、江西、湖北到了天京。洪秀全大喜过望，封为干天福；5月，封义爵加主将，进封干王，总理朝政。不久，又以战功卓著封陈玉成为英王，封李秀成为忠王，其他将领也陆续封王。

洪仁玕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根据所了解的情况，结合在香港等地学到的西方文化，于当年冬提出一个统筹全局的施政纲领《资政新篇》。《资政新篇》共分用人察失类、风风类、法法类、刑刑类四个部分，内容涉及下列诸方面：

政治方面，主张立政的关键，“惟在乎设法用人之得其当耳。盖用人不当，适足以坏法；设法不当，适足以害人”。还针对当时的分离倾向，要求强化中央领导，“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普设乡官乡兵，“禁朋党之弊”，又禁私门请谒，“以杜卖官弩爵之弊”。

经济方面，主张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近代工矿企业，如鼓励民间制造火车、轮船和其他“器皿技艺”，奖励发明创造，允许民间雇工开采各种矿产；发展交通运输事业，如建筑铁路、公路，疏浚河道，办理邮政等；发展金融保险事业，如鼓励富民投资兴办银行、发行纸币、推广社会保险等。

文化、习俗方面，提倡近代文化教育与社会福利事业，如设立学馆和医院，开设跋盲聋哑院、鳏寡孤独院与育婴堂等；主张废除封建迷信和恶习陋俗，如查禁庙宇寺观，革除阴阳八煞（八煞：星名。阴阳八煞，洪仁玕所指的是专门相山地看风水的迷信职业者）之谬，禁止游手好闲、溺婴、买卖人口与使用奴埠，严禁贩卖和吸食鸦片等。

外交方面，主张同资本主义国家平等往来，自由通商，进行文化交流。但外国传教士等“不得擅入旱地”，“不得毁谤国法”，即不得干涉太平天国内政；而且提出要同外国竞争，“与番人并雄”，42 希望迎头赶上和超过外国。

《资政新篇》的这些主张，洪秀全都认真地进行了批阅，绝大部分批上“是”、“此策是也”、“钦定此策是也”，给予肯定，意在实施，以建设一个强盛的国家，抵抗中外敌人的进攻。可是，这个政纲因为本身脱离了当时从事武装斗争和发动农民群众的实际状况，加上太平天国辖地狭小又很不稳定，而且处于紧张的战争环境，缺乏物质条件，未能得到将领们的理解与支持等原因，所以无法施行。不过，这个政纲表现出明显的资本主义色彩，符合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具有进步意义；也反映了洪仁玕和洪秀全向西方学习、不断寻找真理的精神，对后人是有启迪作用的。

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改革和对外关系等方面都提出了效法西方的主张，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性。

洪仁玕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即将发生重大变化的前夜。一方面，中国原有的商品经济仍在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自然经济正在逐步崩溃，中国已经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漩涡。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使中国走上自强自立的道路，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和要求。在中国还没有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和资产阶级的情况下，洪仁玕提出效法西方的主张，移入对资本主义的憧憬，正是他思想放射异彩的表现。

《资政新篇》是中国思想界的西方学习过程中的重要一环。19世纪40年代，以林则徐、魏源等人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在“御侮图强”的前提下，主要是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但林则徐等到人还没有提出政治体制上的改革主张和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要求。直到19世纪40年代后，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马建忠、郑观应、王韬等人在他们的著作中才分别对这两方面发出了学习西方的呼声，这样，50年代末出现了《资政新篇》以其明确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实行某些民主政治的要求，构成了从地主阶级改革派到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政治主张的中间环节。

三、保卫安庆与经略江浙

1、再破江南大营

当时，摆在太平天国面前的紧迫任务仍是突破江南大营对天京的围困。1860年1月，洪仁环、李秀成定下计策，由李世贤领军袭击浙江湖州，牵制清军；李秀成率部疾趋杭州，调动敌人。3月19日，杭州被攻克，和春果然中计，由江南大营分兵前往救援。李秀成便迅速回师，4月底，与陈玉成、杨辅清、李世贤、刘官芳等军合围江南大营。5月初，洪仁玕派兵从城内分路出击，城外各军并肩前进，内外夹攻，经过数天激战，击溃数万敌人，彻底摧毁江南大营，和春、张国樑等带了残部逃往镇江。天京解围后，各路将领登朝庆贺，并商议下一步的作战方针。洪仁玕提出，“乘胜下取，其功易成”，“一侯下路既得”，即“沿长江上取”，这项计划获得洪秀全的批准。5月中旬，各路太平军经句容进攻丹阳，张国樑落水而亡。接着，李秀成部连克常州、无锡等地，清军节节败退，和春逃至苏州浒墅关自杀。6月，太平军又攻下苏州、浙江嘉兴、江苏太仓、嘉定与青浦等地，随之夺取松江，直逼上海，建立了以苏州为中心的苏福省。陈玉成部在占领丹阳后，转攻扬州不下，经宜兴进向浙江，8月，攻占临安、余杭等地，逼近杭州，转往安徽。

当太平军席卷苏南地区时，上海的官僚、地主、买办惊恐万状，急忙勾结外国侵略者对抗太平军。江苏布政使（后升任巡抚）薛焕派苏松太道吴煦乞求英、法领事出兵防守上海县城。英、法两国公使则悍然宣布要用武力协助清军守城。美国人华尔也向买办出身的候补道杨坊提出组织洋枪队的计划，得到薛焕、吴煦的赞同，并由他们供给经费。华尔遂招募在华的外国水手流氓恶棍200余人凑成洋枪队，并于7月初进犯松江，被太平军打得一败涂地，狼狈逃回上海。7月16日，洋枪队配合清军再次扑向松江，太平军被迫退出，但重创了洋枪队。8月，洋枪队两次进犯青浦，均大败而逃，华尔也身受重伤，太平军乘胜直追，收复松江，攻打上海。李秀成错误地以为列强会“严守中立”，无须经过大战即可直入上海，因而只带了3000人作为护随，向上海进发。可是，他们却遭到了英、法军 队的枪炮轰击，停泊在苏州河中的英国军舰也向他们开火。太平军因碎不及防而受挫，加上近邻嘉兴告急，只得从上海撤退。太平军第一次对上海的进攻，就这样为外国侵略者的武装干涉所破坏，没有达到目的。

2、会攻武汉

江南大营的破灭，引起清廷的极度恐惧，不得不依赖湘军支撑局面。1860年8月，清廷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加钦差大臣衔，督办江南军务。曾国藩认为安庆一地关系重大，便继续调军围攻安庆。

安庆处于长江中游，不仅是安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而且是天京的西面门户，既捍卫天京的安全，又供应天京的粮食，战略地位一极为重要。洪仁玕说过：“夫长江者，古号为长蛇，湖北为头，安省为中，而江南为尾。今湖北未得，倘安徽有失，则蛇中既折，其尾虽生不久。”所以，太平天国在决定先行东征的同时，就制定了随后分兵两路沿长江西取武汉以保卫安庆的战略方针。1860年9月，陈玉成赴苏州同李秀成会商，议决执行原订计划，并定于1861年4月在武汉会师。

9月底，陈玉成率部沿长江北岸进发，经过皖北，联合捻军一道作战，12月同湘军战于挂车河，谋解安庆之围；没有成功，便继续前进，日夜兼程，直趋湖北，1861年3月，攻克黄州，逼近武汉。武汉清军守备薄弱，乱作一团。其时，英国侵华海军司令何伯与参赞巴夏礼乘军舰抵达汉口，调查中英《北京条约》规定的对外通商口岸。为了阻挠太平军攻取武汉，巴夏礼赶到黄州求见陈玉成，声言太平军夺取武汉三镇之中的任何一个城市，将会损害商务，因而“必须远离该埠”。由于外国侵略者的干涉，陈玉成犹豫不决，加上李秀成部尚未及时到达，便暂停对武汉的进攻，留下赖文光部驻守黄州，自己领军转攻德安府（治今安陆）、随州等地。4月下旬，安庆告急，他即率部前往救援。

李秀成注重苏南地区，对于这次西征态度消极，直至1860年10月下旬才率军出发，进入皖南，12月至黔县，距曾国藩的祁门大营仅60里。曾国藩大惊失色，甚至写下遗嘱准备等死，湘军鲍超部和张运兰部急忙来援，激战两天，太平军不利。李秀成即领军改道转入浙江，1861年2月进至江西，6月抵达湖北，前锋攻克武昌县（今鄂城）。鄂东南一带的群众纷起响应，约有30万人参加太平军，使李秀成部的兵力猛增。当时，李秀成部同赖文光部隔江相望，音信相通，倘若两军联合夹攻，还是能够完成这次西征的战略任务的。然而，李秀成得知陈玉成已经率军东返，便于7月撤出湖北。这样，太平军会师武汉的计划完全落空。

3、安庆失陷

事已至此，太平军只得调集兵力保卫安庆。陈玉成带领援军进抵安庆集贤关，逼攻围城湘军；洪仁玕、章王林绍璋等自天京率军西援，并会合驻守庐江、桐城的前军主将吴如孝部，驻守芜湖的定南主将黄文金部，抵达安庆北面的新安渡、横山铺、练潭一带。湘军没有后顾之忧，也集结队伍加强对安庆的围攻。于是，双方展开一场争夺安庆的决战。

从5月初开始，经过一个多月，太平军各路援军同敌人在安庆外围激烈交战，均未得手。6月上旬，集贤关和关外赤冈岭失守，太平军精锐伤亡甚多。8月，陈玉成、杨辅清、吴如孝、黄文金等部再援安庆，浴血苦战了半个多月，重新攻占集贤关，猛击敌人，安庆守军也出战接应。可是，由于曾国藩的弟弟道员曾国荃所部湘军深沟高垒，竭力顽抗，援军和守军终被阻隔，损失很大，城内粮食越发困难。敌人乘机猛烈攻城，9月5日，用地雷轰坍北门城墙，守将叶芸来、吴定彩率部1万多人跃起抗敌，全部壮烈殉难。从此，太平天国的军事形势日趋恶化。

安庆失陷后，陈玉成率部退守庐州，尽力谋求向北方发展。1862年春，他派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等领军远征河南、陕西。敌人却扑向庐州。5月，陈玉成率部从庐州突围，前往寿州（今寿县），不幸被已暗中降敌的苗沛霖（原系清朝四川川北道，复打出反清旗号，被太平天国封为奏王）诱捕，解往颖州（今阜阳）钦差大臣胜保军营。他忠贞不屈，大义凛然，6月，在被押送北京途中，于河南延津遇害。这是太平天国后期的重大损失。

4、经营江浙

在陈玉成等部救援安庆期间，李世贤、李秀成率军在浙江发动攻势。1861年4月底，李世贤部自江西进入浙江，接着连败敌人，先后攻占常山、金华、处州（今丽水）等地。李秀成部从湖北退往江西，同年9月，在铅山会集了自广西脱离石达开而返回的部队20万人，也趋浙江。10月中旬，他们同正在围攻严州（治今梅城）的李世贤部会合，很快又分头活动。李世贤部攻下严州后，迅速 44 进向浙东地区，12月9日，克复宁波；李秀成随即领军北上，连克临安、余杭，直逼杭州12月底，杭州为太平军所克，浙江巡抚王有龄等自杀。太平天国终于开辟了浙江基地。

1862年1月，李秀成率部从浙江杭州等地再次向上海进军，大败清军与洋枪队，连占奉贤（治今奉城镇）、南汇、川沙厅及宝山高桥镇，围攻吴淞镇，进逼宝山与上海。2月，清廷批准上海成立“中外会防局”，负责防守与筹措饷械；英、法两国决定出兵守卫上海租界与县城，对付太平军，并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由英、法军队与洋枪队进犯高桥镇。太平军同外国侵略者展开激烈的巷战后，被迫撤退。4月上中旬，太平军又同外国侵略者连续在上海七宝镇进行较量，未能取胜。随后，署理江苏巡抚李鸿章（1823一1901，安徽合肥人）带领仿照湘军规章而组建的淮军和部分湘军，从安庆乘英国轮船到达上海。外国侵略者则与清军一起，再行反攻，占据嘉定、青浦，进犯奉贤南桥镇（今奉贤县治），太平军奋勇还击，击毙法国侵华海军司令卜罗德，但因伤亡过多而退出。不久敌人进占奉贤。

就在敌人进犯南桥的同一天，5月17日，李秀成率军在太仓击败清军，接着再克嘉定，进围松江，重占奉贤（数日后又失）、青浦，6月中旬，第三次逼攻上海，没有获胜。由于湘军围攻天京，洪秀全严令他们回师救援，太平军便从上海撤退。

5、危机更在内部

自安庆失守后，太平天国的内部危机日益显露。洪秀全逐渐丧失积极进取的精神，滋长任人唯亲的旧习，而且加深宗教迷信的观念，信天不信人，处理军政事务强调“认实天情”，导致李秀成、李世贤等将领的不满。将领之中“各守疆土，招兵固宠”，追求个人名利地位的倾向严重，“动以升迁为荣，几若一岁九迁而犹缓，一月三迁而犹未足”。洪秀全又采用广封爵赏的办法来处理这些矛盾，结果越封越滥，到太平天国灭亡时封王者竟多达2000余人，政局混乱。

队伍不纯、纪律废弛的状况也很突出。新加入太平军的人员，有会党分子，还有土匪、地痞、流氓、兵勇等，因而掠夺财物、虐待群众、逃亡叛变等不法事件屡有发生。有些将领也蜕化变质，贪污行贿，聚敛财富。

江浙地区的一些地方政权，则为清朝官员和地主所控制。如寿州知州熊万荃、候补道李文炳等表面投降了太平军，就被委以重任，前者主管苏州政务，后者主持昆山县事。又如苏州团练的头目徐佩缓、吴江由流氓土匪组成的水上武装“枪船”的头目费玉成等受抚后，封为抚天侯、镇天侯等爵位，且原封不动地保持其武力。他们内外勾结，组成阴谋集团，策划叛乱。不少乡官还由地主、绅士与流氓、土棍充当，他们鱼肉百姓，协助地主收租，甚至镇压抗租的农民。这些地区的政权实际上落到了地主阶级手中。

四、祺祥政变和“借师助剿”

1、两种政见分歧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联军陆续退出北京，依然保存了清朝的统治；而且列强撕下“中立”的伪装，公开表示了对清政府的支持，以便其迫订的不平等条约能够履行，写进条约的侵略特权得以兑现。

列强的这种态度，使清政府中的一部分当权人物大喜过望。恭亲王奕訢、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等认为，列强不过是“肢体之患”，“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而太平天国与捻军则是“心腹之害”，所以竭力主张与列强“和好”，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另一部分当权人物也主张残酷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但在对待列强的态度上，还不愿放下“天朝”的架子，心存疑惧。跟随咸丰帝逃往热河行宫的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就是这一部分人的代表。他们对列强尚不太驯服，甚至有时予以抵制，当奕訢等人见英法联军已退而奏请咸丰帝回京时，就一再劝阻。

2、八大顾命大臣与“叔嫂联盟”的对立

1861年8月，咸丰帝于热河行宫病死。遗诏以年仅六岁的儿子载淳继位，且命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人（另外五人是军机大臣兵部尚书穆荫、吏部左侍郎匡源、署礼部右侍郎杜翰、太仆寺少卿 45 焦祐嬴和御前大臣额附景寿）为“赞襄政务王大臣”。八大臣随即根据遗诏拥立载淳为帝，决定自翌年起改元“祺祥”，主持朝政。这就引起奕訢等人的不满，也受到载淳生母慈禧太后的反对。

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1835-1908），满洲镶黄旗人，由贵妃而被尊为圣母皇太后（慈禧是其徽号，因常住西边长寿宫，俗称西太后），权力欲望极强，企图夺取最高统治地位，因此同八大臣之间时常发生激烈冲突。只是因为军政实权掌握在八大臣手里，慈禧太后才不得不暂时对他们表面上示以优礼，暗地里却加紧策划政变。她决定同奕訢等人联合起来，以增强自己的力量；奕訢也想以慈禧太后为靠山，于是双方一拍即合。9月5日，在列强的支持下，奕訢以奔丧为名，从北京赶到热河行宫，同慈禧太后密商回京除掉八大臣的政变计划。随后，他返回北京，双方分头行事。

3、祺祥政变

在慈禧太后授意下，御史董元醇奏请皇太后垂帘听政，被八大臣以本朝“向无皇太后垂帘听政之礼”驳回。慈禧太后此计受挫后，通过奕訢拉拢在北京一带掌握兵权的兵部侍郎胜保，秘密部署。11月1日，她带载淳回到北京，即于次日发动政变，解除八大臣的职务，不久便分别处死载垣、端华、肃顺，其余五大臣也被革职治罪。她还将载垣等人拟定的“祺祥”年号改为“同治”(1862-1874)，任命奕訢为议政王大臣，掌管军机处与总理衙门，桂良、文祥等为军机大臣。慈禧太后从此大权在握。这就是“祺祥政变”，因当年是农历辛酉年，又称“辛酉政变”。

4、“借师助剿”

政变之后，慈禧太后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力求取得列强的支持。她在宣布八大臣罪状的上谕中，就特地把“不能尽心和议”列为重要的一条。这一宣示赢得列强的欢心。列强对慈禧太后和奕訢等人的上台，感到非常满意。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于事后即向其政府报告说，这些人得掌政权，“全是几个月来私人交际所造成的”，也是奕訢等人“对外国人维持友好关系使然”。1862年3月，他在致英国外交大臣罗素的信中更得意地宣称，“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成就。”“（我们）在北京建立了令人满意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这个政府的顾问。”

“祺祥政变”是一个重要契机，中外反动势力自此勾结起来，以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中外反动势力的勾结，具体表现在“借师助剿”上。奕訢等人早就提出：“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即清政府与列强联合一致，消灭危及清朝统治的太平天国和各地人民起义。1862年2月，清廷上谕正式宣布，对于东南地方官员“借师助剿一节”，“不为遥制”，事后酬谢洋兵问题“可酌量定议，以资联络”X03月，曾国藩也向清廷上奏说：“目下情势，舍借助洋兵，亦实别无良策”，表示完全赞成“借师助剿”的决策。

列强对清政府的这种决策，当然欢迎，因为帮助清政府稳定统治，是有利于他们攫取侵略权益的。所以他们抛弃了“中立”，公开站到清政府一边。英、法等国公使在北京正式表示：“贼匪与洋人构衅，此时在沪洋人，情愿帮助官军剿贼；并派师船驶往长江，协同防剿”。于是，中外反动势力在其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结成针对太平天国和各地人民起义的军事联盟。

其实，通种反动的军事联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前就已出现，不过是非正式的，并且只限于上海等局部地区，因为当时清政府对于列强尚有疑惧和余恨；而今情形就不同了，双方的军事联盟正式结成，便以更大的规模在更广阔的地区付诸实行。英、法等国的军队不仅在上海，而且在邻近地区甚至赶往浙江宁波等地镇压太平军。中外联合组织的武装洋枪队也有扩展。1862年3月，华尔洋枪队进行扩编，并改称“常胜军”，以苏松太道吴煦为督带，杨坊与华尔为管带，由外国军官教练中国士兵，用洋枪洋炮装备，人数由1000人增至4500多人。同年5月，清军和英、法两国侵略军攻陷宁波后，浙江巡抚左宗棠同英国侵略者相勾结，仿照上海“常胜军”制度，将原先受英国指使而招募的绿头勇约300人扩充至1000人，在宁波组成“中英混合军”（又称“绿头勇”），派英国军官教练这些中国士兵，不久由英国人葛格（一译科克，原为华尔侍卫．长）任统领，下辖两队，一队称“常安军”，一队称“定胜军”。7月，左宗棠又与法国侵略者联合，募集中国士兵约1000人（后增至1500人，最多时达3000人），派法国军官教练，同样用洋枪洋炮装备，在宁波组成“常捷军”（外国人称“中法混合军”），由驻宁波法国舰队司令勒伯勒东任统领，宁波海关税务司法国人日 46 意格任帮统。这些中外联合武装队伍，也成了太平天国的凶狠敌人，使太平天国和各地人民起义面临着更为艰难的局势。

5、汉族督抚地方势力的崛起

慈禧太后、奕訢等清朝最高统治者，对外依靠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帮助，对内则注意调整同曾国藩集团的关系。慈禧太后等人懂得，清廷所依赖的武装力量八旗、绿营已基本上被摧毁，要巩固自己的地位，镇压太平军，必须依靠握有能和太平军对抗的唯一军事力量的曾国藩集团，并给予更大的权力。还在1860年6月江南大营覆灭后，咸丰因湘军出力、江南江北大营收功的计划破产，以肃顺的主张，给曾国藩以地方实权，任命他为署两江总督，8月实授，加钦差大臣衔，督办江南军务，所有大江南北水陆各军均归节制。1861年11月，慈禧太后掌权初，便又命令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督以下文武官员都归其节制。两个月后，又加曾国藩太子少保衔，授协办大学士。

慈禧太后对曾国藩集团的放权使用，完全改变了此前既使用又限制的方针，调整了满族贵族和曾国藩集团的关系，曾国藩湘军集团也就得以发展成为当权的最大的汉族地方实力派。到1864年湘军攻陷天京为止，曾国藩集团中先后被任命为总督、巡抚的有：两广总督毛鸿宾，直隶总督刘长佑，闽浙总督左宗棠，陕甘总督杨载福，广东巡抚郭嵩焘，江苏巡抚李鸿章，安徽巡抚唐训方，陕西巡抚刘蓉，山东巡抚阎敬铭，浙江巡抚曾国荃，湖南巡抚恽世临。再加上1860、1861年已任总督、巡抚的骆秉璋、曾国藩、胡林翼、罗遵殿、严树森、李续宾、沈保桢、彭玉麟、田兴恕、江忠义，四年多的时间里共有21个湘军将领先后出任督抚。曾国藩湘军集团不仅拥有军事大权，而且掌握了地方政权和财权。

“中国最近250多年的历史，开始于满族当权，太平军起义后，出现了中间阶层的支配地位，中日甲午战争后，又出现了三位一体的空位期，现在，又有了义和团运动之后的新鲜事，终于开始了群氓执政”（辜鸿铭 《清流传》p25-26 东方出版社 1997年版）

政变后“叔嫂联盟”的破裂。

五、天京保卫战和太平军余部的斗争

曾国藩取得统辖四省的大权后，便坐镇安庆，全面部署进攻太平天国：由李鸿章率湘、淮军赴上海谋攻苏南地区，曾国荃率领湘军主力自安庆沿江东犯天京，左宗棠率领另一支湘军由江西攻打浙江。

1、天京破围战的失败

1862年5月，曾国荃所部湘军进扎雨花台，围攻天京，洪秀全急令李秀成回师援救。因此，李秀成在苏州召开军事会议，议定分兵三路救援天京：由李秀成、李世贤等部为主力，进攻天京外围的湘军；由陈坤书等部攻打安徽金柱关，断敌水路粮道；由杨辅清、黄文金等部进逼皖南宁国府，牵制敌人援军。

从10月13日起，李秀成率领所部10余万人，并会合天京守军，直逼雨花台湘军营垒，昼夜不停地轮番猛攻，打得敌人伤亡甚众，连曾国荃也受了伤。曾国藩怕遭到像江南大营那样的命运，“寸心如焚”。但是，因为湘军固守顽抗，且后援不断；太平军则兵力分散，锐气不足，缺衣少粮，所以未能攻下敌人营垒。11月26日，李秀成等下令退兵。这次雨花台战役的失败，表明太平天国已经难以对付敌人的大规模进攻了。

随后，洪秀全制定“进北攻南”计策，派李秀成等部从长江北岸进军，迫使湘军回援，便于太平军在南岸发动反攻，并联合在陕西、河南等地活动的陈得才、赖文光等部东下，以解天京之围。1863年春，李秀成领军自天京进至皖北巢县，继而转战庐江、舒城、六安等地，由于敌人严密堵截，粮食供应奇缺，被迫放弃原定计划，折往寿州，6月，回到天京，沿途损失惨重。

2、江浙战场的瓦解

这时，苏南战局日趋恶化。自太平军撤离上海后，中外敌人拚命反扑，又陷青浦、嘉定。1863年春，常熟、昭文（今属常熟、沙洲）两县守将骆国忠降敌。接着，湘、淮军和“常胜军”占据太 47 仓、昆山，围攻苏州。慕王谭绍光带领太平军顽强战斗，李秀成也从天京赶来助守。李鸿章和“常胜军”统领戈登因强攻未下，队伍死伤不少，便进行诱降活动，谭绍光态度坚决，“宁可拚掉最后一滴血，也决不投降”；而纳王郜永宽和康王汪安钧等却密谋叛变。李秀成对这伙叛徒略有察觉，却没有断然处置。11月底，他把守城之事交给谭绍光，离开苏州，前往丹阳。12月初，这伙叛徒残酷杀害谭绍光，献城投敌。然而，过了两天，他们就为李鸿章所杀。

苏州陷落后，无锡随之丧失。1864年3月，中外敌人夺得宜兴、溧阳，闯至金坛，襄王刘官芳带领将士用长矛、甚至砖石等粗劣武器，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敌人的进犯，可是毕竟力量单薄，4月下旬，金坛失守。常州太平军在护王陈坤书指挥下，拚死抵挡，给中外敌人以重大杀伤。5月11日城破时，又进行异常激烈的巷战，许多将士壮烈牺牲。陈坤书也受伤被俘，但他“昂然直立，拒绝投降”，并愤然对李鸿章说：“要不是戈登及其军队协助你作战，我定叫你毫无办法从我手中夺取这城池。”不久，丹阳也被敌人占据。至此，除天京外，苏南各城全陷。

在浙江地区，1862年5月，英、法两国出动军舰6艘、部队近400人，与清军一道进犯宁波。太平军奋起抗击，杀伤一些中外敌人，终因力量薄弱，随即转移，退向余姚等地。列强攻陷宁波后，组成“中英混合军”与“常捷军”，又从上海调来华尔所带的一部分“常胜军”，伙同清军继续攻打太平军。太平军节节抵抗，9月，在慈溪伤毙华尔，但未能改变被动的战局，慈溪、奉化、余姚等地先后失守。次年春，他们于绍兴击毙“常捷军”统领勒伯勒东及其继任者达尔第福等，随即被迫撤退。衢州（今衢县）、严州、金华等府县也接连被左宗棠所部湘军攻破。中外敌人又联合占据富阳，围攻杭州、余杭。1864年3月，由于嘉兴被占，粮道断绝，杭州、余杭无法再守，遂告失陷，太平军撤往湖州。

3、天京陷落

江浙战场的瓦解，使天京的处境更加危急。天京成了一座孤城，内缺粮食，外无援兵，能够作战的太平军仅数千人。1863年12月中旬，李秀成自丹阳回到天京，建议“让城别走”，遭到洪秀全的拒绝。可是，洪秀全并没有采取积极防御的措施，一味迷信天父上帝，如粮荒严重，他说“合城具(俱)食(甜)（露），可以养生”；兵力不足，他说“天兵多过与(于)水”(《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531,528页)。这当然无济于事。1864年6月1日，洪秀全病逝，长子洪天贵福继位为幼天王。7月19日（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湘军挖地道埋炸药轰塌城墙20多丈，蜂拥冲入城内，大肆烧杀抢掠，太平军将士高呼“弗留半片烂布与妖享用”(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第371页)，同敌人展开短兵相接的肉搏战，决心同城共存亡，壮怀激烈，宁死不屈，连曾国藩也惊叹其“实为古今罕见”(曾国藩：《金陵克复全股悍贼尽数歼灭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20卷第165页)。他们用自己的鲜血，为太平天国史写下了十分悲壮的一页。

天京失陷后，李秀成等护卫洪天贵福乘夜突围，旋被冲散。不久，李秀成在天京东南面被清军俘获。他于囚笼中执笔疾书，写了一部数万言的供词，既叙述太平天国的斗争历史，总结太平天国的惨痛教训；又贬诬自己，谀颂敌人，甚至提出招降太平军余部的计划。然而，他仍被曾国藩杀害。洪天贵福到安徽广德同洪仁环会合，转战于皖、浙边界，后入江西。10月，在石城遇到清军袭击，洪仁环和洪天贵福先后被俘，11月，就义于南昌。洪仁牙临终前慨然吟诗：“我国柞虽斩，有日必复生”，表达了对斗争前途的坚定信念。

天京的陷落，标志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尽管如此，分布在大江南北的数十万太平军余部，仍然不屈不挠，浴血苦战。

4、太平军余部的斗争

当天京尚未失陷时，李世贤等曾率所部太平军自浙江进向江西玉山，康王汪海洋、偕王谭体元等也领所部太平军由皖南转入江西德兴，取粮就食，准备秋后返师救援天京。1864年5月底，李世贤部占领宜黄、崇仁，后得知天京已破，便转而南下，经赣、粤边界，10月，攻占福建漳州府。几乎同时，汪海洋、谭体元等的部队也经南丰、石城、瑞金，转移至福建汀州（治今长汀）境内，接连打败清军。这样，福建西南大部分地区，均为太平军所有。李世贤等便以漳州为中心，布告安民，48 保护农商，恢复生产，严立军纪，并尽力整军练武，扩大基地的范围。清政府派左宗棠督湘军由江西、浙江分路攻入福建，列强提供的轮船又将淮军从海上运至厦门登陆。1865年5月，由于寡不敌众，太平军撤出漳州，接着又在永定失利，李世贤藏匿山中，8月，潜行至广东镇平（今蕉岭），入汪海洋军营，不幸因内部矛盾被汪海洋刺杀。12月，汪海洋等领军进取广东嘉应州今梅县）。左宗棠调集各路清军前来围攻，遭到太平军的有力还击，一再挫败。可惜汪海洋在战斗中伤重身亡，众推谭体元继主军事，击败来犯的清军。然而，孤城毕竟难以久守。1866年2月，谭体元领军隐蔽出城，东南走黄沙嶂，在山中迷路，数日不得出，为敌人追及，遂奋勇抗击，终于力竭坠崖，被执死难，江南的太平军余部至此溃灭。

江北的太平军则同捻军结成一体，又坚持了四年之久的艰苦－斗争，至1868年8月才告失败。

六、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原因与历史意义

19世纪50-60年代的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单纯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当时，成千上万的贫苦农民及其他劳动群众，集结在太平天国的旗帜下，英勇奋战，占领了中国南部大片土地，先后攻克400多个城市，势力扩展至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河南、山西、直隶、山东、浙江、福建、广东、贵州、云南、四川、陕西、甘肃等18省，坚持战斗18年。太平天国英雄们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军事和政治制度，提出了自己的斗争纲领与政策，还进行了经济和文化等各项建设。这次运动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影响之深远，是以往任何一次农民战争所不及的。

失败原因：从主观方面看，由于历史条件和阶级地位的限制，太平天国无法克服农民阶级自身的弱点。第一，制定不出坚定正确而切实可行的纲领。太平天国未能得到科学的阶级斗争理论的指导，难以正确地根据中国社会各个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这次运动的态度，分清真正的敌友，制定相应的政治纲领。他们提出的《天朝田亩制度》，固然反映了农民的土地要求，却是无法实现的绝对平均主义空想图案，而且不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向前发展，只能停滞在分散的小农经营的水平上面。他们提出的《资政新篇》，虽有进步意义，但也缺乏施行的条件。正因为他们不是新的生产方式的代表者，无法建立新的社会经济制度，取代旧的社会经济制度。他们在占领过的地方，都没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故其政权就不能长久存在。

第二，不能长期维持严明的纪律。起义之初，太平军的纪律确实非常严格；随后，由于新成员的大批加入，队伍庞杂，缺乏必要的训练与改造，纪律逐渐遭到破坏，出现了扰害人民的现象。随着斗争的发展，将领中有些人滋长了贪污腐化的作风，或者出现各自为政的倾向，恶化了同广大群众的关系，削弱了自身的力量。他们在政治上也不能团结一致，为了争夺最高统治权力而发生的天京变乱，造成无可挽回的严重后果。苏南等地一再出现的叛乱事件，也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这样，他们就无法集中自身的力量，去战胜凶狠的敌人。

第三，缺乏用科学方法总结经验以指导实践的能力。自金田起义之后，太平军如果采取积极进攻方针，就能不断取得胜利；倘若停留不前，即会遭受敌人围攻。这些斗争的经验教训，太平天国领导者不能用科学方法进行总结，无法确切地分析每个历史关头的阶级对比关系和具体特点，制定自己的政策和策略，因此，不可避免地出现失误。当1853年全国人民群众斗争积极性空前高涨、清朝统治阵营一片混乱时，他们没有抓住机会，全力北伐，从而失去推翻清廷的大好时机。在1860年至1861年再次西征时，他们也未能坚持到底，以致会师武汉、救援安庆的战略功败垂成。

第四，未能认清列强的侵略实质。太平天国领导人看不出资本主义列强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无法认识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联合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群众的实质，曾经因为宗教形式的相同，把信奉基督教作招牌的外国侵略者误作朋友，想不到这些“洋兄弟”竟会帮助“清妖”来反对自己，结果吃了大亏。

上述种种问题，使太平天国英雄们无法将自己的斗争引向成功。这就深刻地证明，在中国已经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期，“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5页)。就客观方面说，太平天国的失败则是因为中外敌人互相勾结，狼狈为奸。以满洲贵族为主体的清政府，对内除调动其中央与地方的 49 庞大常备军外，还作出授予地方军政实权的重大让步，换取以曾国藩等为代表的汉族地主阶级的全力支持；对外则以出卖国家主权为代价，获得资本主义列强在军事与经济上的各种援助。中外反动势力串通一起，变成强大的敌人。太平天国运动就是在中外敌人的联合镇压下失败的。洪仁玕在就义之前曾经沉痛说过：“我朝祸害之源，即洋人助妖之事”，“如洋人不助敌军，则吾人断可长久支持。”(《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555页)历史意义：首先，这次运动猛烈冲击和极大动摇了清朝的封建统治。太平军曾经驰骋大江南北，锐不可挡，打得清朝军队和地主团练望风溃逃，消灭了数以万计的敌人。他们所到之处，摧毁清朝的统治机构，诛杀贪官污吏，惩办地主士绅；并组成自己的政权，对抗清朝的反动政权。他们提出反映农民要求的土地纲领，否定封建土地制度，而且支持农民反抗地主压迫和剥削的斗争。他们还冲击封建文化，进行自身的文化建设。在太平天国运动的沉重打击下，清政府摇摇欲坠，一直未能出现稳定的局面。

其次，这次运动迎头痛击了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太平天国反对民族压迫，主张各国平等往来与友好互助，维护民族尊严，禁止鸦片贸易，坚决拒绝列强的侵略要求，英勇抗击其武装进犯，同外国侵略势力展开激烈的斗争，使列强从清政府取得的权益不能立即到手。列强惊呼：太平天国“显得是一个比一向所想像的还要可怕的团体”(转引自严中平《太平天国初期英国的侵华政策》，《太平天国史论文选》上册第436页)。太平天国的正义斗争，表现了中国人民反对列强侵略的英雄气概和爱国精神。

最后，这次运动推动了中国近代人民革命斗争的发展。太平天国的反抗精神和战斗业绩，在中国人民中间起了巨大的教育和鼓舞作用，提高了广大群众斗争的信心与勇气，激励他们奋起反对国内外敌人，影响非常深远。义和团的一位首领张德成曾自诩为洪秀全，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以“洪秀全第二自命”(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1册第2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他们都从太平天国事业中汲取力量，立志像太平天国英雄们那样，奋起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国内封建统治。太平天国的经验教训，也给中国人民留下宝贵借鉴。继太平天国之后，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又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

第四节 太平天国时期的各族人民起义

一、南方会党起义

闽南小刀会起义。小刀会名目于1742年出现于福建漳浦，此后台湾有些天地会也改名小刀会。1850年夏，厦门小刀会成立。1853年5月13日，黄德美、黄位率领会众在海澄（今龙海）起义，攻占县城。六天之内，起义军先后攻克了石码、漳州、龙溪、长泰、厦门、同安、安溪等地，“所到之地，军法甚严，出示安民。米谷定价，不许贵卖，百姓秋毫无犯。”(《时闻丛录》，《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5册第100页)他们又积极设法与太平军取得联系，吁请太平军的合作，并多次派人前往台湾联络，支援当地的天地会起义。清军惊魂稍定，随即发动反扑，重新夺占了安溪、漳州、同安等地，进犯厦门。起义军在7月间进攻金门遭受重大损失后，不得不固守厦门。8月下旬，清军援军源源而来，加强了对厦门的进攻和封锁。起义军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于11月11日撤出厦门，不久黄德美在龙溪被捕，解往厦门杀害。黄位率一部分起义军转入海上斗争，在台湾、广东澄海、南澳及香港一带海面活动，并曾两次进攻台湾鸡笼（今基隆），于1858年春失败。

台湾天地会起义。1853年6月初，台湾天地会首领林恭、杨文爱、张估等人分别在凤山阿里港、台湾（今台南）湾里街和嘉义县城附近树旗起义。起义军夺占了凤山县城，并猛攻嘉义县城和台湾府城。同年8月，三路起义军被清军相继镇压，余部辗转跋涉到台湾东北部的噶玛兰厅，加入了9月间吴磋领导的天地会起义，次年3月失败。

闽中红钱会起义。红钱会是天地会的一个支派，入会者每人发给一枚用银殊涂红的铜钱作为凭据，故名。1853年5月30日，林俊乘闽南小刀会起义之机，在永春城郊金山率领红钱会会众起义，当天攻取了德化县城。起义军于7月又叠克尤溪、永春，9月袭取大田，并在泉州乌钱会、仙游乌白旗的支持下攻占仙游。11月，小刀会起义军撤出厦门后，清军加强了对红钱会的进攻，起义军主 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