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滥涨工资应谁说了算？概要（模版）

第一篇：公务员滥涨工资应谁说了算？概要（模版）

公务员滥涨工资应谁说了算？

有两件事，让我们记忆犹新。一件是英国首相布朗表示，政府将大力压缩开支，在顾问上的开支将减半，一些公务员的办公地点可能会从伦敦转到其它地方。据悉，目前英国有4300名高级公务员，而1990年代中期的数字是3100人。布朗表示，很多公务员已经与常态“失去联系”。他说，收入过高的公务员将被“公开并感到羞愧”。在未来，任何年薪超过15万英镑的公务员职位将必须得到财政部的批准。而且，政府将公布任何收入达到这个数字、并受到部门直接管辖的高级公务员的名单。布朗已经下令对高级公务员的工资进行复审，预计明年4月发表报告。另一件事来自刘瑜的文章《所谓秘诀》，讲了宾夕发尼亚州议会的“加工资”**。2005年7月的一天，宾州的议会在没有举行任何公共听证的情形下，突然通过法律，宣布给州议员涨54%的工资，同时也给本州的法官和高层行政人员涨了工资。这种行径，可以说是典型的“自己给自己开支票”。第二天州长就签署通过了该法令。结果，“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当地的一个社会活动家立刻就把议会告上了法庭，认为他们这种做法“违宪”。后来，民愤越来越大，上千个人跑到州议会门口抗议示威，甚至有民间组织将议会告上了联邦法庭，指控他们“侵犯了公众的立法讨论权”。迫于民众压力，州议会只好重新投票，几乎全票同意收回原先“涨”的工资。相比中国许多官员可以随便往公共支票里填吃填喝填车填旅游，美国的公共官员在没有这一切奢侈消费的情况下，给自己填点工资都很难做到。

而我们公务员涨工资，不能说望风涨，也是不停上台阶。特别让许多人不解的是，涨工资既没有公示，也没有听证，只可能凭借统计局的统计数字与领导的拍脑袋，就把这么大的事情定下来了。而且公务员涨工资遵循了若干原则云云，什么的正常增资原则、平衡比较原则、物价补偿原则、法律保障原则的，说起来还真像那么一回事。问题是公务员及类公务员(大批参照公务员待遇的事业单位人员及借调人员)是从事脑力劳动的，其他经营文化企业的、艺术办班的、摄影照相的等就不是从事脑力劳动了，为什么他们只纳税却没有一点补贴，为什么只强调激励却不跟进约束?公务员和企业怎么个比较法，是和挣年薪的比还是和看大门的比?是和垄断企业比还是和破产企业比?是和城市投资公司比还是垃圾处理公司比，这些问题没有厘清以前，我觉得还是慢涨为妙。现在企业大多已经进入了资本化，高度竞争，艰难发展，而公务员的管理与工作还停留在人民公社化的水平，人浮于事，有进没出，弄权耍派，乱发滥用，却没有人看见。至于国家根据物价指数的变动，适时调整公务员的工资，使工资增长率高于或等于物价上涨率，以保证公务员的实际工资水平不因物价上涨而下降，更是一个伪命题，现在地区差别那么大，如何调整公务员的工资，我觉得不但应该考虑消费指数，更应该考虑弱势者数量。法律保障原则对公务员的工资保障真有点过头了，有的公务员都坐了监狱，工资还保障着。但公务员惹下了领导，却连工作也保障不了，何谈工资的保障。

本地区公务员工资的上涨，使公务员的工资已经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现在刚上班的公务员，工资都达到了一千大几，两千多。工作上几年，再有个文凭的，更是冲上了四、五千元。上了级别的官员这补那补的，加上小金库的支配，收入也不少。在公务员工资暴涨的同时，上班人员已一涨一千多，甚至两千多，而行政、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成了600元，明显打了折扣;企业退休人员一人只给涨了一二百元，已经有了撒胡椒面的意思;下岗失业人员、领救济金的、领最低保障金的，也是意思一下。而企业的工人、田地里的农民、外地来的民工，则基本享受不了多少GDP增长带来的好处。我觉得公务员工资可以涨一点，但不应该高于GDP的增长幅度。2月23日，国家统计局人口就业司司长冯乃林23日做客新华网，为广大网友解读2009年职工平均工资统计数据。他说，我看新华网上网友们对于自己对关注的数据选择，大多数的网友对平均工资希望有两点，第一是希望工资的增长速度不低于GDP的增长速度，第二是希望工资的增长速度比CPI指数要高出10%。首先，从1990年到现在，很多地方的平均工资的增长速度都是高于GDP的增长速度的，2000年以来很多地方的工资都是跑赢了GDP，当然这个平均工资不包括私营企业。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我想是最近这些年从中央到地方一直非常关注民生，出台了很多好的政策。其次，从CPI的情况来看，在1990年到2000年当中，工资的增长始终是高于CPI的增长，并且2000年以后都是比CPI高出10%左右，就说明了老百姓这些年得到的实惠比较多。但工资的增长更多应该考虑那些弱势群体，要知道我们身边还有靠捡拾菜叶为生的，一家五口一年收入不到一万的(上次党校教师讲课语)，考上大学没法上四处乞讨的。经济的发展得益于资源，也得益于全体市民的劳作，对于GDP增长带来的成果，我们应该考虑设立一个市民权益基金，将能源企业股份都装入其中赠给市民，或是能源企业成立时让全民或占地地区的村民入股，让全市公民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或是为了拉动消费，减少人们对财富差距过大的仇视心理，要不按照户口或按照实际居住人(本地GDP的增长房地产做了很大的贡献)，给人均发一万源的消费券或现金。再一种方式就是向神木学习，少一些不着边际的市政工程，多一些关系民生的公益举措，给所有的市民免费治疗，免费办理社保，免费坐车。也可以把涨工资流程反过来，多给纳税的企业退休人员涨一些，少给坐享其成的行政人员涨一些。

再就是公务员的福利与保险问题，我国公务员福利制度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为满足公务员共同需要、减轻公务员的家务劳动、方便生活并使公务员获得优惠服务而建立的集体福利设施.如食堂、托儿所、幼儿园、浴室、理发室、疗养院等。

(二)为满足公务员文化生活需要提高其身体、文化素质而建立的文体福利设施。如文化宫、俱乐部、图书馆、游艺厅、体育场、游泳池等。

(三)为满足公务员的不同需要，减轻其生活负担，而设立的福利补贴。如上下班交通补贴、防署降温费、洗理费、房租补贴、生活用品价格补贴以及生活困难补助等。公务员的生活困难补助，分为定期补助和临时补助二种定期补助是对生活费用低于一般不平，不能维持正常生活的公务员，确定补助金额，按月发给;临时补助是对公务员发生一些特殊困难而自己又无力解决的，如因疾病、死亡、天灾、人祸等造成生活困难的，给予临时性的补助，补助对象只限于本人或所供养的直系亲属。另外，国家公务员还可享受公费医疗待遇、病假待遇、产假待遇和年休假待遇等。公务员福利经费来源，按工资总额的比例，从行政经费中提取。

我们建设的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取向是平等，而且中国的宪法也规定了公民享有平等的权利，但公务员又享受了诸多福利，而其他公民却享受不到这些权利，既违背了宪法，也在事实上造成了不平等。现在人们对公务员趋之若鹜，已经超越了简单的铁饭碗的范畴，而是为了权力市场化、福利内部化、职业终身化的目标。而相当人都去从事服务性、消耗性的工作，没有人愿意从事创造性、生产性的工作，这实在不是社会的福祉。加上近几年福利分配过滥，有给住房补贴及万甚至几十万的，有小金库分配一次比几年工资收入还多的，有几年免费供吃住的，有两个人一个科室就配备小汽车的，这些更加剧了人们对公务员的向往，造成了社会的分配不公、腐败升级。所以有人说，公务员他们的工资再涨，老百姓真的要喝西北风了。要涨就给教师、农林技术人员、政府专门引进的高科技人才涨一些，但前提清退了那些关系户、滥竽充数者与为非作歹的人。

公务员工资滥涨，说白了还是一个内部人掌勺、内部人控制的问题。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在经济部发达的地区由于普遍低，还不明显，在经济发达的地区，人们对这个问题就比较关注。据某市统计局干部的2007年的工资数据，该地区垄断行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居前位。分行业看，2007年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居全市前三位的是：采矿业——45327元/人·年;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44426元/人·年;建筑业——42735元/人·年;工资水平较高的还有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信息传输、计算机和软件业,而传统产业中的制造业、住宿和餐饮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仍处于较低水平，分别为22511元、23855元。最高行业采矿业年平均工资是最低行业制造业的2倍。而公务员的工资涨势如得不到有效制约，相信给自己涨工资的人，都要向采矿业看齐，而不向制造业看齐，他们都觉得他们比采矿工人辛苦，文凭有比采矿工人要高，这样工资就在不声不响中涨了起来。治理这个问题，正如刘教授所说，其实很简单：权力制衡。就如治理公款吃喝一样，我们中国今天治理公款吃喝，一会儿制定“四菜一汤标准”，一会儿“公款吃喝公示制”，却全都治标不治本，甚至越治越病，因为治来治去都还是自己给自己开支票。立法机构真正与政府平起平坐，有效审查监督其开支，公款消费也就“断了炊”。司法机关真正与政府平起平坐，裁判越界的案例，公款消费就得提心吊胆。公众、媒体通过真正的言论自由对越界者“拳脚相加”，公款消费者就得道德破产。所谓秘诀，不过就是这些个制衡而已。再就是透明与公开，没有这些，说什么也是白搭。公务员涨工资，应该由选民与纳税人说了算，而不应该由领导与人事部门的人拍脑袋，这才体现了国家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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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公务员涨工资

公务员涨工资：重在公平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张鹏19日在媒体撰文分析了当前国内经济形势，涉及九个方面。他透露，1997年以后收入分配改革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我国收入差距应控制在40倍以内;从今年开始公务员工资将逐步进入上涨周期。

张鹏的文章分析了物价、消费、投资、进出口贸易和投资、城镇化、收入分配、房地产市场、金融市场等九个方面，但多家门户网站纷纷聚焦收入分配，尤其是“公务员工资进入上涨周期”这句话引发很多网友热议。

公务员工资低要上涨，收入呢?

周期，算是一个科学用词，意味着客观、规律、必须、不得不。看来，公务员工资是一定要涨了。周期，就是公务员的定心丸，旁观者的封口令。一词之妙，胜过千言。

说到工资，确实不能冤枉公务员。这两年流行晒工资，也有省部级、厅局级官员出来现身说法，以正视听。不过几千元，万把块，谁要说这算高，就有点“陶醉于与公务员对抗”的味道了。至于基层公务员，更是闻者泣血，两三千元是普遍的。

这么一说，我已经恨不得举双手赞成公务员率先涨工资。不过，且慢。

好比帝王家也有三门穷亲戚，以公务员数量之庞大，这年头谁没几个公务员的相熟。可极少听说有公务员因为工资太低买不起房看不起病孩子上不起学进不起酒楼商厦。省级干部看病花费300多万，集资房价格只有不到市场价一半等新闻，倒不鲜见。至于吃喝烟酒之档次，相信你都懒得听了。形象的说法，是公务员有“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

所以啊，对于晒工资哭穷的官员公务员，应该诚恳地问一问，您有多少要自己花钱的地方吗?那些公款给配的用的，那些让人羡慕嫉妒恨的福利，是不叫工资，但能不能算作收入分配?收入分配改革，不是只看工资条吧。研究员只说工资进入上涨周期，用词之准，真是煞费苦心。

这些年，大学生为了“考公”可谓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如果不是有年龄限制，保不定会出现“范进中举”现代版。他们当然不是奔着高收入去的，但也不好意思说是奔着低工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去的吧，就像梅西前两天说的，“就算不给钱，我也会踢球”。还真有人在张研究员的文后跟帖说，就算不给工资，“考公”队伍也会挤破头。个中意味，闻者自明。

张研究员在同一章节，讲到了社保并轨，是这样表述的：“首先是事业单位逐步从小社保体系进入大社保体系，最终把公务员也纳入大社保体系”。这是改革的经验性路径，先易后难。为什么觉悟最高的公务员改起来却最难呢? 我并不反对为公务员涨工资，但，还是先把社保的轨并了吧，或者，来个齐头并进。

公务员涨工资更需要重视公平

工资收入尤其是公务员工资问题，总是一个很容易牵动人心的话题。这不仅是因为工资收入触及的是一个最为基础性的民生问题，同时也是因为，对于广大社会公众来说，“公务员工资”实际上具有某种双重性：不仅涉及一般的社会收入初次分配问题，而且也密切关乎政府公共财政上的二次分配问题。这意味着，面对公务员工资上涨问题，社会公众其实也有双重身份，既是旁观的羡慕者(对大部分普通民众来讲，公务员的工资和福利都是远高于自己的)，也是有权参与的监督者，因为他们不仅是与公务员一样的劳动者，更是养活公务员的纳税人。

站在“公务员也是劳动者”角度，对公务员工资进行适当的调整上涨，当然完全没有问题。但若进一步站在“公务员由纳税人养活”角度，公务员工资究竟应如何“上涨”，如这种“上涨”与纳税人负担如何保持合理平衡，又与“政府过紧日子”的理念如何充分兼容，显然又需要进一步认真推敲斟酌。结合目前我国公务员工资收入分配，以及政府财政供养状况，笔者以为，以下几点或许至关重要。

其一，在内部的分配结构上，公务员工资上涨应主要优先侧重于那些直接与民众打交道的基层一线公务员，尤其是那些长期在艰苦岗位、行政级别很低、属于“非领导”序列的普通基层一线公务员。众所周知，长期以来，囿于高度官本位的分配体制，基层公务员实际上一直普遍存在着付出与待遇不相称，“压力大、收入低”的问题。因此，公务员工资上涨不能是简单平均的“普涨”，而必须更有现实针对性。

其二，公务员工资上涨，应同时与包括“三公”在内的职务消费的“只减不增”甚至大幅“下降”，密切挂钩结合起来。当前一些领导干部级别公务员在“职务消费”方面究竟存在怎样惊人的“黑洞”，最近媒体的相关报道无疑已提供了大量鲜活的例证，如“一个地市级副职每年职务消费40万甚至100万元以上”、“配三辆公车”„„显然，如果能首先将如此奢侈铺张的职务消费“黑洞”有效堵住，从中节省行政成本，既能为公务员工资上涨提供资金来源，也不会额外增加财政支出。

其三，此外，公务员工资上涨，还应与财政供养人员的“只减不增”密切挂钩，也即，尽可能地通过精简机构、裁汰冗员的“减员增效”而不是简单增加财政开支的方式，来实现公务员工资待遇的提升。众所周知，尽管我国编制内公务员总量并不算多，但是“财政供养”意义上的公职人员数量却极为庞大，不仅包括千万计的事业编制人员，还包括数量同样惊人的大量编外“临时工”，如人们熟悉的协管、协警等。如果这些临时工也能有所精简，如按人社部最近提出的“临时工比例禁超10%”要求裁减，势必同样极大减轻财政负担，并为公务员工资上涨提供资金，既能增加对公务员的激励，又能充分彰显“政府过紧日子”的理念、不加重纳税人负担

“公务员工资进入上涨周期”需有前提

公务员该不该涨工资，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GDP在增长，物价在上涨，社会人均收入在增长，公务员工资理应上涨。但另一方面，公务员工资似乎并不低。比如，2010年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吴江就透露，公务员平均年薪比事业单位人员平均年薪高出一万元，而企业人员平均年薪又低于事业单位人员。在今天，给公务员涨工资的前提，除了要看目前公务员工资处于什么水平，更应该关注公务员工资是否透明、规范、公平等问题。

也就是说，比公务员涨工资更重要的是改革公务员工资制度。尽管几年前多个省市推行“阳光工资”改革，但这一改革只是将公务员以前除基本工资以外的收入(如补贴、津贴之类)都纳入到工资范畴内统一核算，并没有把公务员工资“晒”在阳光下。各部门不同岗位的公务员拿多少工资，局外人并不清楚。

在一个制度健全的社会，按理说，公务员工资是透明的。一是在公务员的财产公开信息中应该能看到工资;二是财政预算案中也应该能看到公务员工资。但遗憾的是，公众看不到公务员工资信息。所以，应先公开公务员工资，再说涨工资。尤其是在官员腐败严峻的今天，公众更关心公务员的灰色收入，只有公开工资和财产，才能给公务员理直气壮涨工资。(华商晨报 冯海宁)公务员薪酬改革应兼顾公平与效率

作为收入分配改革的关键一步，新一轮公务员薪酬改革正在筹备之中。人社部目前正在制定公务员薪酬体系改革方案，重心在于提高基层公务员待遇：一是规范公务员地区附加津贴制度;二是完善职务和职级并行的薪酬制度。

公务员薪酬本应该体现两方面的功能：一是报酬功能，一是激励功能。前者是指公务员付出劳动完成工作，可以得到相应酬劳，后者是指工资还应体现“奖优罚劣”，激励公务员把工作做得更好。但目前的公务员薪酬制度，在这两方面都有可议之处。

就报酬功能而言，当前的公务员薪酬存在着较大的“不公平”。正如媒体报道中已经指出的，从事相同工作的公务员，往往会因为所在地区、部门、单位等不同，而在薪酬方面出现巨大差别。比如，人社部工资研究所的一份调查报告举例说，目前省与省之间最高和最低津贴相差3~4倍，同一省内不同地区也存在很大差距。此外，由于考核评估机制不够健全等因素，纵然在同一个部门、单位，也常常出现“干好干坏一个样”的情形，可以说，公务员薪酬体系基本上还是一个“大锅饭”，往往既不体现“按劳分配”，也不体现“按绩分配”。就激励功能而言，公务员薪酬更存在着严重的“负激励”现象。从内部而言，公务员工资与职务级别严格挂钩，但实际上，职务越高，工资的激励效应就越不明显，甚至归零。因为，较高职务的公务员有条件获得公务接待、公车使用等其他诸多待遇，绝对值并不高的工资对他们生存和生活的意义都大大减弱。换言之，现行薪酬体系有时并不足以产生鼓励公务员更加努力工作多做贡献的目的。

这些都是就公务员体制内部而言。事实上，在外部公众看来，公务员工资“旱涝保收”，不需要紧随经济形势和单位效益而起伏，特别是有些部门公务员的津贴、福利以及个别部门灰色收入很高，这也是严重的“不公平”。另外，规范的公务员薪酬比起效益好的企业来并无优势，其实并不足以吸引真正优秀的人才，但还是出现所谓“公务员报考热”，人们实际看中的还是公务员薪酬的“大锅饭”特征。因此，现行公务员薪酬体系也造成了社会公众的“公平感”，同时对社会人力资源流动来说也是“负激励”。

公务员薪酬改革，不能只着眼于一些技术上的修修补补，而必须解决好报酬功能失衡、激励功能不足这两大问题。无论是规范公务员地区附加津贴制度，还是完善职务和职级并行的薪酬制度，都更应从这两方面去考量。

特别是，公务员薪酬改革还必须与规范“三公经费”等公务待遇、遏制灰色收入等密切结合起来，使得官员的消费主要是依靠其正常的薪酬收入。这样才能发挥工作薪酬正常的报酬功能和激励功能，使官员们时刻牢记自己拿的是纳税人付的工资，必须为公众热心服务，必须通过做好工作才能获得更多薪酬收入，必须廉洁从政。这样的改革，也才符合社会大众的期望，使公务员薪酬改革在整个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中真正起到示范作用。(公务员薪酬制度改革的重点所在

作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关键一步，公务员薪酬制度调整不仅关系到公务员群体的切身利益，而且一定程度上还具有为整个社会确定工资基准的作用。

据报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目前正在制定公务员薪酬体系改革方案。方案重心将放在提高基层公务员待遇上，最主要的两个任务，一是规范公务员地区附加津贴制度，缩小不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二是完善职务和职级并行的薪酬制度，把激励重心更多放在级别和专业技术职称上来，实行级别与工资待遇挂钩的政策。

作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关键一步，公务员薪酬制度调整不仅关系到公务员群体的切身利益，而且一定程度上还具有为整个社会确定工资基准的作用。因此，公务员薪酬制度改革不仅公务员群体关心，社会关注度也非常高。作为一名有近20年工龄和10年政府机关工作经验的正科级老公务员，我对这次公务员薪酬制度改革同样高度关注，并想在此谈点自己的想法。

首先我认为，从广义的角度看，现有的公务员薪酬制度是明显不合理的。突出表现在六个方面：

一是“白色”薪酬即合法的收入偏低。以笔者为例，进行各种扣除后，每个月拿到手的基本工资是700元左右(住房公积金约1100元，其中一半从自己工资中扣除)，各种津补贴约5600元，合计约6300元。这份收入虽然不是很低，但在我所在的某大城市生活，日常家用还是难免有点紧巴巴，一旦家庭内略有风吹草动，立即捉襟见肘，更不用说买房了。

有人可能会说，其他一些工薪阶层的收入比你这份收入还低。我承认这一点，但是我想说明，不能因为其他工薪阶层的收入比我们低，就认为我们的收入不低。事实上，相对于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速度，大家的劳动收入都是偏低的，只是我们没有低到其他一些工薪阶层那么低。原因就在于政府、资方和劳动者之间的财富分配不公平。

二是“灰色”收入即由单位统一发放但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收入偏乱。这方面，经过前些年的清理整顿，比如在上海，是比较好的，特别是市级机关普遍比较规范。但在一些基层单位，特别是内地许多地区，这块收入仍然不少。前两年全国统一清理“小金库”，就查处了很多这类资金，这方面问题的严重性，从中可见一斑。同时，各种各样的公务浪费也相当惊人，比如办公用品浪费等，“三公”经费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三是级差幅度过大。经过2006年的那轮改革，不同职务、不同级别公务员的工资差距被拉开，基本工资最高与最低的比例由原来6.6∶1扩大到12∶1。这虽然有利于“打破制度内的平均主义”，但是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对基层公务员的士气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尤其严重的是，工资之外的各种津贴和福利，不同级别之间的差距往往更大。

四是地区差异考虑不周全。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公务员津贴补贴都是地方自己制定，富裕地区补贴水平较高，中西部地区津贴补贴相对较低，造成了不同区域之间公务员薪酬差距拉大。”其实，据我与外地公务员日常工作交流中所了解，中西部一些地区的公务员津补贴标准并不比东部发达地区低多少;如果考虑到物价特别是房价因素，这种差距就更小了，更不用说内地很多地方公务员还通过种种方式变相搞福利分房。真正存在差距的，是中西部省级机关、省会等较发达城市的公务员，与一些财政困难的地、县以下地区的公务员之间。后者虽然在制度上也规定有各种津补贴，但因为财政困难，往往不能兑现，从而造成差距。

五是正常的调整机制缺乏。比如我所在的某大城市，公务员工资已连续七八年没有调整过。而这七八年来，物价的增长幅度是众所周知的。六是“黑色”收入即腐败收入控制不力。大凡手中有点权力的公务员，都时刻面临着腐败的诱惑，事实上其中也确实有一些人通过腐败获得了丰厚的非法收入。一再曝光的腐败案件证明了这一点，不必讳言。

因此，在我看来，公务员薪酬制度改革，重点是要在有效控制公共权力、防止腐败、减少浪费和摸清底数、规范收入的前提下，解决好“两个公平”问题：

一是公务员群体内部的收入公平问题。不仅要平衡好不同地区之间的差距，更要平衡好不同级别之间的差距;不仅要合理设定不同级别间的工资差距，更要合理缩小不同级别间的福利差距。特别是要压缩中高级公务员明显过高的福利，将这笔钱用到更应该花的民生领域。

二是公务员与其他群体之间的收入公平问题。要在实质性提高其他社会群体劳动收入的基础上，根据合理的对比标准和物价变动情况，适时合理调整公务员工资水平。

要实现这“两个公平”，关键是要改革公务员薪酬决策体制。首先，要把公务员薪酬调整的决定权从政府部门手里转移到立法部门手里，由立法部门在公开透明的条件下审议公务员薪酬制度、标准和调整幅度。其次，要制定公务员工资正常调整机制，根据物价变动情况及时调整公务员工资。再次，具体到这次公务员薪酬制度改革，不仅要听取级别较高的公务员和政府人事主管部门的意见，也要多听听普通公务员和社会公众的意见，绝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关门搞改革。否则，本意在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此项改革，很可能像前几轮改革一样，最终沦为进一步扩大不公平的推手。

第三篇：公务员 涨工资

两位官员同时也表示，涨薪的重点是向基层公务员倾斜，对此也有声音认为，市县的基层公务员的工资还是比当地工薪收入高，在这种状况下公务员涨薪不是时候。在此，笔者想讨论的是，公务员涨薪与养老金双轨制改革之间的前后顺序。

我们国家的公务员养老金与企业职工养老金制度完全不同。公务员实施退休金制度，不需要缴纳养老保险费，由政府财政负担，养老金待遇按本人退休前工资的一定比例计发，目前的政策是：工作年限满35年的按90%计发；工作年限满30年不满35年的85%计发；工作年限满20年不满30年的，按80%计发。

换句话说，就是公务员的退休金高度取决于其在职期间工资水平，即如果在职工资水平越高，退休后的养老金待遇越高。2012年社科院《社会保障绿皮书》指出，公务员退休金一般高于4000元。

与此相反，企业职工必须缴纳养老保险费才能获得养老金，而且养老金待遇与其在职期间工资的关系不如公务员那么紧密。从绝对水平来看，目前大部分地区企业职工养老金待遇在2000元以下。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的研究也揭示了同样的事实：机关公务员退休人员养老金水平是企业的2.1倍。可见，在当前养老金双轨制下，如果公务员涨薪，其退休后养老金待遇还将进一步提高，与企业职工养老金的差距也将继续拉大。

事实上，公务员的工资与其退休金的待遇之间具有替代性，即可能公务员工资水平较低，但是退休后能获得比工薪阶层丰厚的养老金(事实上，公务员工资是不是低还有待讨论)。这也是诸多公务员觉得工资低，但是又不愿意离开公务员队伍的原因。

如果还没有实施养老金并轨的改革，就开始给公务员涨工资，就意味着公务员不仅工作期间待遇的提高，退休后养老金也更加丰厚。因此，没有实现养老金并轨的情况下，考虑增加公务员工资，其结果显然与缩小公务员与企业职工养老金待遇差距的政策取向不相符。有一种声音认为，公务员当前的工资水平较低，不利于公务员队伍稳定。如果这个逻辑成立的话，那么可以推论，如果养老金双轨制不改革，而是给公务员涨工资，并增加其退休金水平，势必导致公务员和企业职工之间的养老金差距进一步扩大，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也违背公平正义。

因此，公务员涨工资，必须养老金双轨制改革先行。

第四篇：公务员涨工资

公务员涨工资

新一轮公务员薪酬改革有四个基本目标：调整工资结构，即要把公务员工资收入中过高的津贴补贴降下来，提高基本工资的占比；扩展晋升空间，即打破现在公务员职务决定级别，级别决定工资的局限，使公务员不提升职务也能通过晋升级别来提高工资待遇；建立比较机制，即要求定期对公务员和企业管理人员的工资水平进行调查比较；实施配套改革，即将薪酬改革纳入到整个公务员体制改革，甚至是整个收入分配改革当中。

此次改革，总体上看，是为了“限高”、“提低”，缩小公务员上下级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

调整工资结构，主要起“限高”作用，限制灰色收入，减少公务员工资中名目繁多的津贴补贴。光靠“限高”也不行，还需“提低”来配合，使收入分配向业务能力强、承担任务多的基层公务员倾斜。实际上，公务员涨薪被提及最多的理由，正是面广量大的基层一线普通公务员薪水偏低。

所以，此次改革提出了扩展晋升空间的办法，使公务员不提升职务也能通过晋升级别来提高工资待遇。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2006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改革公务员工资制度的通知》的延续。根据该《通知》，每一职务层次包括若干个级别，每一级别又包括若干个工资档次。在调整工资方面，只要公务员考核结果合格，一般每五年可在所任职务内升一级，一般每两年可在所任级别内升一档。顺便可以指出的是，正是有这种工资晋升机制，所谓“公务员工资十年不涨”，不过是有意无意的误导。

除了“限高”与“提低”，此次改革中的“建立比较机制”目标，则更多地着眼于普遍性地提升公务员工资水平，使公务员的工资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不过，对于这方面的改革，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则是，如何获取民众的理解与支持，而这个问题，绕不过的则是老生常谈的公务员薪酬与福利不透明。

公务员体系中，从最底层的司机到高阶公务员，普遍存在大小不等的灰色福利。虽然，此次改革的“限高”，正是针对此类不正常现象，但如何做到，则是一个难题。

一般而言，公务员是政府的雇员，与政府之间是单纯的雇佣与被雇佣关系。从政治结构上看，是政治动力由上往下输送过程中的管道。但在中国的语境中，公务员还有另外一重历史定位，公务员的一个重要角色就是政府的基层根系，聚集并由下往上输送原动力，支撑起政府。

第五篇：诗词经典入课本谁说了算？

诗词经典入课本谁说了算？

习近平于教师节于在北师大考察时，表示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国家领导人就教材内容取舍所给出的建议，之所以能引起舆论强烈反响，恰是因为公众对课本内容的去留高度敏感。

上海小学一年级上学期语文新课本把古诗全部删除，人教版语文教材删掉鲁迅文章，每一次有人对教材“动刀”，都会被公众第一时间发现并酝酿成文化事件。这次，习近平站在捍卫传统文化的角度，对课本删除古诗词进行表态，具有指导意义，在传统文化日益冷落的今天，也契合公众文化心理。

但就怕有人会错意，做出矫枉过正的事情，比如北师大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任翔，在习近平讲话发表后的第二天旋即表示，由她负责主编的北京市义务教育语文教材中，小学一年级《语文》的古典诗词，将有现在的6到8篇增加到22篇，整个小学阶段不少于100篇。《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在发布这条新闻时，有条评论得到了诸多网友的点赞，“不要由极左变成极右！领导可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因点赞很多而排在评论前列的观点，带有丰富的意味，一方面肯定了习近平的好意，另一方面也对冒进的教材编写者提出了批评。把《语文》教材中的古典诗词，由6到8篇增至22篇不是小事，哪怕是这本教材的主编，也无权作出这样的决定，以往一篇语文课中的内容被替换，都会引起关注，何况如此大换血？无视老师与学生客观的教学、学习需求，张口就来增加多少多少篇，教材编写的随意性由此可见一斑。

即便是习近平发表的讲话，也应被理解成一种美好的愿望，而非强制性的行政指令。即便转化为全国推行的教材编写指导性意见，也应会同教育部门一起研究，以书面文件的形式征求公众意见修改直至达成一致意见后，才可以执行。如果一位主编即可主导语文课本内容的“生杀大权”，那么很容易形成因主编口味、品位不同而导致的不同版本教材的标准不一和水平混乱。

语文教育事关青少年眼界视野的形成和思想观念的培养，因此课本内容的变动不应该再是被一个小的研究团体甚至编写组所能左右的事情，他们更应该在技术性、专业化方面尽其职责。至于替换什么样的内容进入教材，应根据国家的整体文化氛围、青少年教育的现实需要，进行谨慎地编选，并且在编选过程中，综合教育界、学界、大众等来自各个方面的意见，有必要的话可以启动投票的方式进行，请相信，公众不会把劣质的内容选进教材，千百年来，时间已经沉淀出优质的作品，它们也会以自己本身的质量说话。

有人负气地说，增加到22篇也不够，最好全部为古诗词。这显然没有可行性。我们再也回不到穿长袍、扎辫子、满口之乎者也的时代，算盘无论能否证明我们是最早精于计算的民族，也无法阻止电子计算器取而代之，毛笔书法再怎么充满美感，也已经不再是日常书写工具。重视传统文化没错，毕竟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民族之根，但切忌冠以传统文化的名义，拒绝新思维、新观念、新的生活方式，以及面向未来的人才培养计划。

古诗词很美，有数不胜数的经典之作，有必要让它成为中小学语文教育的重要一环，将古诗词全部从语文课本中删除，是难以理解的做法。但古诗词在课本中的所占比例，也要控制在合适的数量，毕竟课本容量有限，当学生在接受古诗词、散文熏陶的同时，也应接受那些批判文章带来的思维冲击，帮助学生树立独立精神，也应敞开怀抱拥抱世界经典文学，体会东西方文学的不同魅力，还应尝试了解贴近现实的新经典——课本不应该讲究论资排辈，而应注重多样性和实用性。

担忧传统文化的失势，从官方到民间，态度都是相同的，传统文化之美，需要从课本上认识，更需要在现实生活中去发现。时代在更迭，社会在发展，人们自然会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去守卫传统文化，保留传统文化的精髓，因此，在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方面，也请多给公众一些发言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