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胡锦涛时代观的中国主张

第一篇：瞭望-胡锦涛时代观的中国主张

瞭望：胡锦涛时代观的中国主张

http://www.xiexiebang.com 2009年11月23日11:13 瞭望

《瞭望》文章：胡锦涛时代观的中国主张

深刻认识世界、准确把握时代，由此提出符合人类文明发展大势、反映时代进步要求、实现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根本利益的内外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六十年治国理政的重要经验。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继承发展我们党关于时代问题的基本战略思想，科学判断时代条件的发展变化，创造性地提出了顺应历史潮流、应对时代问题、引领时代前进的关于时代问题的基本观点

文/张晓彤

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继承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时代问题的基本战略思想，科学判断时代条件的发展变化，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整套体现时代潮流、推动时代发展、引领时代前进的关于时代问题的基本看法。胡锦涛的时代观集中体现了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在时代问题上的重大理论创新，主要包括深刻变革论、和谐世界论、共同发展论、共担责任论和积极参与论五个方面内容。

深刻变革论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革”，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

深刻认识时代条件，正确把握时代发展，对时代特征作出总体判断和科学概括，是胡锦涛的时代观回答的首要问题。胡锦涛认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革”，“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

当今国际关系、国际格局、国际秩序正处在新一轮调整变化之中。国际形势继续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一系列重大事件“带来的国际经济政治格局演变十分深刻复杂”，“世界多极化前景更加明朗”。一方面，中印等发展中大国兴起，发展中大国的群体性兴起正在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重要趋势；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领先的格局没有改变，发达国家不仅竭力维护和扩大于他们有利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还千方百计图谋取得更大的政治经济利益，在国际事务中仍处于重要地位。

科技成为推动时代进步的决定性因素。

以信息科学、生命科学为标志的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不仅给世界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巨大推动，而且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等各领域产生广泛影响，引起了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重大变化。未来科学技术引发的重大创新将会推动世界范围内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人们生活方式进一步发生深刻变革，必然对世界经济、科技发展和国际综合国力竞争带来重大影响。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战略高技术正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

政治上，一方面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国际关系民主化不断推进；另一方面，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有新发展新表现，国际力量对比呈现北强南弱、西强东弱的基本态势。经济上，一方面，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新兴产业、知识经济方兴未艾，世界生产力显著提高；另一方面，全球化在当今的发展使全球性经济发展失衡更加严重，发展中国家在激烈的国际经济科技竞争中总体上处于不利地位，面临着发达国家经济科技占优势的巨大压力。文化上，一方面，不同文明互相认同感得到增强，国际文化合作日益拓展；另一方面，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交锋深刻复杂，西方国家加紧向全世界推销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策动形形色色的“颜色革命”。安全上，一方面，和平与发展大局总体稳定，国际安全合作日趋加强；另一方面，局部冲突和战争不断，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一些热点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胡锦涛强调：新挑战新威胁在增加，我们应该严肃地思考如何更好地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严肃地思考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

深刻变革论全面把握当今世界历史性变革的脉动，科学判断时代发展特征和趋势，提出在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要正确把握人类发展方向这个现实大课题。

和谐世界论

求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国际社会要“努力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求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在当今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各国积极谋求快速发展。和平、合作、发展汇成时代洪流，推动人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进步。胡锦涛洞察这一历史潮流，指出：“尽管地区动荡不断、局部冲突时有发展，但各国更加重视对话合作，更加重视谈判解决争端”；“尽管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国际关系民主化尚未实现，但对话交流、和睦相处已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流，各国互相尊重、平等相待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共识”；“尽管世界发展还很不平衡、贫穷和饥饿仍在不少国家肆虐，但国际社会已经制定了减少贫困、促进发展的目标，加强合作、共同发展日益成为各国的普遍选择”。他的论断是：“尽管当今世界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和冲突，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有所增加，但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人民要合作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应更加重视和谐，强调和谐，促进和谐。”

胡锦涛认为，和平、发展、合作的历史潮流为实现各国人民和平共处、和谐共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建设和谐世界具备了客观现实可能性；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条件下，“努力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福祉”，是实现世界安全稳定繁荣的必由之路，“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2003年5月28日，胡锦涛访问俄罗斯期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指出：为着“实现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国际社会要通力合作，不懈努力，建设和谐世界。这是胡锦涛第一次提出建设和谐世界的战略主张。此后，胡锦涛在时代的理论和实践中逐渐完善了这一重大战略思想。

建设和谐世界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环保等各个方面。

政治上，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经济上，要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文化上，要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安全上，要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环保上，要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建设和谐世界思想抓住和平、发展、合作时代这一历史契机，以“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妥善应对各种矛盾和挑战，为世界开太平，为各国创繁荣，推动人类社会更好地向前发展”为崇高使命，是对人类传统和谐思想的重大继承和弘扬，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战略理论的划时代发展。建设和谐世界思想是胡锦涛时代观的核心内涵。

共同发展论

国与国之间“利益交融、休戚与共”，必须树立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时代思维，“更加注重交流合作、相互借鉴，更加注重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战后以来，发展作为推动经济增长、解决社会矛盾和难题的有效途径和手段被摆在了各国政务国务的突出位置。然而，世界发展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世界发展之谜”亟待被揭开。胡锦涛从“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繁荣”这个要害和根本出发，主张各国超越传统观念，树立与时代变革相适应的新的时代思维，其精义是“更加注重交流合作、相互借鉴，更加注重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国与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形成了“利益交融、休戚与共的局面”。

当今时代，更加广泛的国际合作和更为激烈的国际竞争并存。各种形式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对话广泛展开，区域跨区域次区域的双边多边合作进一步深化，多边机制作用明显上升。国际产业转移继续加快，跨国投资并购活动更加活跃，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的全球生产体系不断发展。“全球经济已经成为一个有机互动的整体”。

牢固树立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时代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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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发展应该通过互利合作来实现。”

经济全球化飞速发展及其结果，使信息、观念、人、资源、资本和产品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和容量在全球范围内流动起来；同时经济全球化也愈来愈深刻地影响着全球各个角落的人们和国家认识世界及其与世界相处的方式。着眼于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各国发展越来越呈现出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系统效应，胡锦涛指出“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史上，各国人民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休戚与共”，“我们的正确选择只能是推进合作共赢”。合作共赢要坚持以下基本原则：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要坚持把维护和发展共同利益作为合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发挥各国比较优势，努力拓展发展空间，促进共同发展；要互利互惠、取长补短，不断扩大各方共同利益汇合点，创新合作方式，拓宽合作领域，丰富合作内容；要在合作中照顾彼此正当关切，努力实现互利共赢。

牢固树立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时代思维。

胡锦涛主张“用更全面的观点看待发展，促进共同繁荣”；“以宽广深邃的战略眼光、以互利共赢的时代思维”审视和处理国家关系。国与国之间“应该客观认识和正确对待对方的发展，相互视为合作双赢的伙伴，而不是零和竞争的对手；相互支持对方和平发展”。要加强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的对话，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对话形式、议题设定、对话成果等方面的发言权，建立平等、互利、共赢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发达国家要切实帮助和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从体制机制等基础问题入手，改革和完善国际经济、贸易、金融体制，建设可持续发展的世界经济体系、建设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建设公正合理的国际贸易体系、建设公平有效的全球发展体系；要在减免债务、开放市场、转让技术等方面兑现承诺、付诸行动。发展中国家间要促进合作，不断拓展经贸合作领域，促进合作方式多样化，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提倡互尊互鉴，维护世界多样性和发展模式多样化。

胡锦涛认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必须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结合自身实际、结合时代条件变化不断探索和完善适合本国情况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深化发展背景下，维护世界多样性和发展模式多样性对于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应当倡导开放和兼容并蓄的文明观，“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相互交流发展经验，彼此借鉴发展模式”。

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强劲发展吸引了世界众多的目光。世界惊讶于这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如此大规模人群在如此长的时期内保持如此高速、持续的增长”的中国经济奇迹。与之相伴，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也不时泛起。胡锦涛深入思考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他说：在世界对中国发展越来越关注的同时，“中国也在思考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如何通过自身的发展，继续为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共同繁荣作出贡献。”中国的发展战略选择是：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既充分利用世界和平发展带来的机遇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胡锦涛指出：这个战略选择，立足中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国坚定不移地奉行互利共赢战略：中国致力于推动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以自己的发展促进地区和世界共同发展，扩大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在实现本国发展的同时兼顾对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关切；中国坚持按照通行的国际经贸规则，扩大市场准入，依法保护合作者权益；中国支持国际社会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自主发展能力、改善民生，缩小南北差距；中国倡导和支持改革、完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制、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坚持通过磋商协作妥善处理经贸摩擦。

共同发展论抓住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繁荣这个关键问题，揭示了人类社会走向开放和整体发展的趋势，深刻阐明当今时代条件下各国实现发展繁荣的内在一致性。既维护国家利益至上原则，又大力提倡兼顾共同利益，为破解当今时代“发展之谜”指明了方向。

共担责任论

国际社会应树立共同责任意识，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高度多方入手，统筹兼顾，“携手应对”全球性重大挑战和威胁

冷战结束后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人类交往的时空约束被彻底打破，地球村意识广泛传播。与此同时，人类社会也愈加深重地承受着全球化异化带来的灾害性后果。进入新世纪以来，金融危机、能源资源问题、气候变化、粮食安全、公共卫生、重大自然灾害等各类全球性重大挑战和威胁凸显，严重影响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2008年4月美国次贷**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因全球经济金融深度融合而迅速发展为自1929年以来全球经历的最严重最具破坏力和影响的金融危机。2009年春墨西哥和美国又发生甲型H1N1流感疫情，并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大洲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造成全球性“流感大流行”。世界银行发布报告预测，甲感疫情可能造成的全球GDP损失范围在0.7%～4.8%。正是鉴于种种风险莫测，经济全球化快速进程中的现代社会又被称为“全球风险社会”。应对全球性重大挑战和威胁，胡锦涛主张，各国应该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高度，用相互联系的眼光看待和应对全球性重大挑战和威胁，树立共同责任意识，多方入手，统筹兼顾，“携手应对”。

解决全球性挑战和威胁的出路在于国际社会加强合作。

应对全球性重大挑战和威胁，攸关各国国计民生，对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各国共同发展“至关重要”，要努力维护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和威胁的良好政治环境。各国应该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分歧和矛盾；要互利合作，建立健全多边国际合作机制；合作要体现公正公平，统筹考虑各国发展阶段、国情、能力；应该发挥联合国及相关国际组织的作用。要重视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加强能力建设。要特别关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贫困国家状况，真诚帮助他们解决困难。

坚持“各方遵守责任共担原则”。

胡锦涛认为，妥善应对全球性重大挑战和威胁，“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责任”。应对气候变化，主张要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的主渠道地位，相关国际合作应该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应该正视自己的历史责任和当前人均排放高的现实，严格履行《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减排目标，继续承担中期大幅量化减排义务；未批准议定书的发达国家也要作出可比性贡献；发展中国家应该根据国情，在发达国家资金和转让技术的支持下，尽可能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努力适应气候变化。建立有效的资金机制，发达国家应承担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的责任；通过有效机制安排，促进环境和气候友好型技术向发展中国家推广、普及、转让，提高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关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胡锦涛提出，主要发达经济体应该承担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实施有利于本国和世界经济金融稳定和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积极稳定自身和国际金融市场，维护投资者利益，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同时，各国应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落实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深化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共同推动世界经济复苏。要强化企业特别是跨国企业的全球责任。

共同促进世界协调持续发展。

胡锦涛认为，全球性挑战和威胁从根本上讲是发展问题，要兼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需求，加强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促进世界经济协调持续发展。倡导包容性增长，推动平衡增长。强调：没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和威胁的努力“就是无本之木”。国际社会应该把推动发展中国家发展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加以落实，使发展中国家形成自我发展、可持续发展和抗风险能力。要着眼长远、统筹兼顾，妥善处理影响发展的突出问题，特别是气候变化、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公共卫生安全这些关系世界各国人民的福祉和整体利益的全球性问题，不能顾此失彼。

发展中国家要共同努力承担应尽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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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主张，应对全球性重大威胁和挑战，发展中国家要发挥与其地位相适应的作用，“共同努力，承担应尽责任”。胡锦涛强调，中国是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始终积极参与应对全球性挑战和威胁的国际合作。在应对气候变化上，中国政府始终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制定和公布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把应对气候变化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强力推进绿色增长。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高度重视保增长与调结构的有机结合，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毫不松懈地开展节能减排，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发展方式转变。同时，中国政府坚持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积极主动加强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合作，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在已实施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刺激经济计划中，中国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相关规定，平等对待国内外产品，为外国企业提供大量商机；2009年以来，中国还先后组织多个投资贸易促进团赴欧美，扩大对相关国家的进口和投资贸易合作，以实际行动表明中国承担力所能及责任的鲜明立场，赢得广泛赞誉。

共担责任论从人类整体利益和共同命运出发，积极探索促进世界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途径新举措，提出了一系列有效应对和化解全球性重大挑战和威胁的正确原则和方法。特别是其中关于发展中国家要“承担应尽责任”的思想，是正确把握当今时代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增强、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影响和作用越来越大的趋势上提出的科学论断。这一思想的提出及其实践显示了发展中国家全球责任意识的觉醒，有利于推动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使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朝着更加积极和合理的方向演进。

积极参与论

“当代中国的前途命运已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必须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为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2007年中国经济总量达到257306亿元，位居世界第三位。中国的兴起被称为“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中国的发展与世界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胡锦涛站在国际大局和国内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审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问题，思考和制定中国发展战略，指出：我们必须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既坚定不移坚持独立自主，又勇敢参与经济全球化。

“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一是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比重上升到5%以上，进出口总额占全球的比重上升为8%，是世界第三大进口国。至2008年底，中国累计实际利用外资超过8500亿美元，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商品期货市场。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0%，对国际贸易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2%。美国智库认为：中国经济的崛起为“全球经济创造了机遇”。美国总统奥巴马则强调，中国的繁荣是各国发展的源泉。二是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体系的重要成员。中国加入了13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签署了300多个国际公约，参加了20多项联合国维和行动，参与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伊朗核问题、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等重大热点问题，妥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能源安全、公共卫生等全球性问题，加强反恐合作。世界舆论认为，中国“向世界传递和平信息”，“世界需要中国”。胡锦涛指出：我国发展对世界的作用和影响不断提高，国际环境发展变化对我国发展的作用和影响也不断增大。这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牢牢把握的一个重要特点。

中国面临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总的看，“机遇大于挑战”。

以2003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为标志，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到关键阶段。这个阶段，简单地说是发展的关键期、改革的攻坚期、矛盾的凸显期。胡锦涛全面分析我国发展呈现的阶段性特征，深刻指出：在这个阶段，我们面临着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面临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面临着发展的新课题新矛盾，面临着维护国内社会和谐稳定的新情况新问题，面临着一些西方国家从各个领域加大的对我国的防范和遏制、外部环境的考验更趋复杂和严峻，等等。同时我们也具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利因素，主要是：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逆转，和平、发展、合作成为历史潮流；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国际事务中处于主动有利地位；特别是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等重大国际活动，积极参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等，显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显示了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综合判断国内外形势，胡锦涛强调：机遇大于挑战。机遇需要紧紧抓住，挑战需要认真应对。

“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为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贡献。”

胡锦涛认为，防范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问题，既是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的快慢问题，更是决定我国前途命运的一个政治问题。他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强调指出“必须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首先，任何时候都必须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自己发展的根本基点，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始终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持中国的事情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办，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我国内部事务。同时，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开展交流合作，积极促进世界多极化、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尊重世界多样性，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紧密结合起来，认真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坚持趋利避害，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

积极参与论正确把握改革发展关键阶段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科学回答了中国加快发展与应对经济全球化这一治国理政的重大现实实践和理论问题。它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不动摇，认真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宝贵经验，强调既高度珍惜并坚定不移地维护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断提高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能力，不断提高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始终掌握发展的主动权。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战略思想。

胡锦涛的时代观站在历史和战略的高度，深刻认识时代特征，敏锐把握时代发展，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引领时代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关键阶段，既面临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背景下日趋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也面临着全方位对外开放条件下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严峻考验。我们必须深入学习领会胡锦涛的时代观，贯彻执行好党的方针政策，切实把握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道路，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作者为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编审)

第二篇：中国古代社会救济主张

中国古代社会救济主张

[文章概述]中国的社会福利救济思想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非常久远的年代，我简略地考察了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到民国孙中山时期的相关资料，得出中国古代社会救济思想大致分为三类，第一是单纯的思想家提出一些关于之国安民的社会救济主张，它旨在告诉当权者应该做什么，怎样做才是对的，怎样做是错的；第二类是当权者切实实施的一些社会救济的办法，；第三类是一些一段思想家站在普通民众的角度提出我们作为百姓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社会救济，我们希望你统治者怎样做我们才觉得最舒服。本文把社会救济的思想从广义和狭义上，从正面和侧面上进行一些阐述，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一些简单的总结。

第一、理论渊源

（一）社会大同论

产生于公元前500多年前，中国的乌托邦思想。实行公有制是大同社会的最高理想；政治上则主张社会民主，选贤任能；经济上主张社会财富归全体人民所共有，生活上实现社会统筹，各得其所。在生产方面则是人人尽力去劳动，所有的社会成员均有保障。东晋时期《抱朴子》：无阶级、无君臣、无压迫社会；陶渊明《桃花源记》：大家共同劳动，安居乐业的世外桃园；宋康与之《昨梦录》：描述了一个人人平等、按需分配的理想社会；洪秀全《愿道醒世训》：创立“太平天国”。康有为1902年《大同书》：描绘了一个极乐世界，以仁爱之心作为大同社会理想的基石，同时汲取了自由、民主、平等思想，设想中涉及养老院、教育与医疗福利以及社会公益事业的经费来源，包含了丰富的社会保障的理念。

孙中山是中国传统的大同社会思想的又一继承者，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了民生主义：“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家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主张兴办功利教育事业、保障完全就业，实行全面公费医疗，并设立公共养老院，收养老人，供给丰美，俾之愉快，而终其天年。

当然这样的论调只能说是给社会福利或者说社会救济所要达到的不切实际的“共产主义”这个目标描绘一幅难以实现的彩图。

（二）社会互助论

社会互助论是儒家思想的一部分，强调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助是可以付诸实践的一种社会保障思想。

墨子：“兼爱交利”，“为贤之道将奈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墨子。兼爱下篇》。孟子：“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慕”。

《太平经》：或积财亿万，不肯救穷周急，使人饥寒而死，罪不除也。。然智者当包养愚者，反欺之，一逆也；力强当养力弱者，反欺之，二逆也；后生者当养老者，反欺之，三逆也。——汉，于吉。

宋张载主张“救灾恤患，敦本抑末”，同时提出敬老慈幼，扶困，济贫。社会互助论是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互助则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之一，同时也成为现代社会保障（福利）思想的重要源泉.（三）仓储后备论

仓储后备论是一种主张建立谷物积蓄以备灾荒并济贫民的社会思想。《礼记•王制》，“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悍水溢，民无菜色。” 天有四缺，水旱饥荒，其至无时，非务集聚，何以备之。——《逸周书•文传篇》

仓储即在丰年之时把百姓手中的余粮收集起来就地建立仓库储存，荒年再行开仓赈济，即“惟以本乡所出，积于本乡，以百姓所余，散于百姓，则村村有储，缓急有赖，周济无穷矣”。仓储后备的目的在于救灾，避免灾荒之年百姓无法生存而铤而走险，维护社会稳定。是依靠国家力量来储粮备慌，保障社会成员基本生存权利的一种社会保障（福利）思想。

中国历代都设立了不少常平仓、义仓、惠民仓等；唐朝时的仓储制度更为完备与系统。种类有：正仓、转运仓、太仓、常平仓、军仓、义仓、神仓以及诸卫、东宫、诸司之仓。实施仓储制度，必然要重视农业。因此，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以农立国，“农本主义”思想一直占上风。汉武帝时置常平仓以备荒年；汉宣帝时设常平仓——《汉书。食货志》至元帝初元五年，因朝廷言其弊遂行罢废，明帝重复其制，其后至魏齐梁诸代多沿用之。（言心哲）。隋文帝开皇五年，义仓创设。义仓属于地方性济贫救灾设施。常平仓由朝廷兴办。仓储制度到宋代更为多元，除常平仓外，另有惠民仓作为辅助，又设广惠仓以赈灾济贫之用。原为地方赈灾的义仓到唐宋之后变质为县仓、郡仓。宋太祖令“诸州所属县各置义仓以备凶歉，是本取有余而补不足的原则”朱熹于南宋淳熙八年定社仓法，由地方豪富或者民家捐谷或向官府借谷，藏于该社，自治经营，以赈灾民。明清常平仓与社仓仍是救荒与济贫的最主要的措施。清代《荒政则例》载有贷粟之法：“凡歉收之后，方春民乏，贫不能耕，或旱禾初插，夏遇水旱，及既雨既露，民贫不能耕种，速命州县开常平仓或社仓，出谷贷之，俾耕种有资，以得秋熟，其兵丁之贫乏者，亦贷焉，及秋视其收成之丰歉，收成在八分以上者，加息征还；七分者免息征还；六分者本年征还其半，来年再征其半；五分以下者，均缓征，以待来秋之熟。”清代除常平仓、社仓外，义仓仍然流行。《大清会典》曰：各就市镇，乡建廒，春颁秋敛，取赢散滞，奖善酬劳，悉依社仓条规。义仓在清代又称监仓，因仓谷皆由官府捐募而来，初亦官营，到嘉庆后始废官营改为民营，但仍有官府监督。因此，义仓具有半官营的性质。社仓则悉有民间志愿捐助，由人民自行管理，官府只核查其经营形式，以免社长、社副从中渔利。除此之外，清代台湾尚有为原著民而设的 番社仓，始于雍正四年，为借给穷番本口粮而设，其制为“春借秋还，用不收息。”

（四）社会救济论

所谓赈济说，就是主张用实物和货币救济遭受灾害或生活极端困难无以生存的社会成员，以保障其最低限度的生活需要的一种保障思想。是儒家的学说之一。官方的慈善事业除仓廒制度外，主要工作还有济贫、养老与慈幼。官方的慈善机构最早可追溯到南北朝的“六疾馆”与“孤独园”。唐宋“悲田养病坊”，原为唐代佛寺所主持的悲田院。《华严探玄记》“福田有五种，恩田、敬田、德田、悲田与苦田。福田者，犹如农夫播种于田，有秋收之利，亦即多行善事于前，将受诸报于后”。

第二、从广义和狭义，正面和侧面来看中国古代的社会救助主张

（一）正面和狭义的社会救助主张。

中国古代的社会救助，从正面和狭义来看，就是实实在在对于需要救济的人采取的正面措施。首先是规定重点救助对象，鳏寡孤独者。

孔子提出“济众助人，安老怀少”。

孟子提出“民为贵，要使百姓接收统治，先从救济老幼、鳏寡孤独开始。

《周礼》中提出备荒赈灾思想，灾前实行粮食储备制，灾后有12项具体的赈灾措施，然后就是体恤赈穷，特色在于对老幼及鳏寡孤独，废疾者的关怀，国家救助鳏寡孤独有特定的经费来源，再次就是无息贷款，贷粟，借钱。

范蠡和李悝提出平粜救荒论，从而避免谷价波动，把一斗谷控制在30到80钱： 管仲提出“九惠之政，“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疾；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老人死，政府供给棺橡。平时劝导老人家里的子弟，要为老人精心供食。“慈幼”措施包括：设掌幼一职负责慈幼工作。设掌孤一职负责恤孤工作，掌孤还要经常问候孤儿的生活情况。所谓“养疾”即国家设掌养疾一官职，专门负责聋、盲等不能自理的残疾人的生活，为残疾者治病，提供衣食，直至死亡。所谓“合独”即国家设掌媒官职，使鳏寡者再婚，给予天宅，帮助建立家室，三年内不承担国役。所谓“问疾”即国家设掌病一官，对老人及一般庶民中的患病者给予问候，对于病危者，国君还要亲往探问。所谓：“通穷”即国家设立通穷一官，及时发现无家可归、衣食无着者，以便救济。所谓“振困”即在灾荒年头，百姓生计维艰，病、死者极多，国家要减轻刑罚，赦免罪犯，开仓赈灾。所谓“接绝”即士民为国战死，国君给其相识之故人以资财，为其立祠堂，以示纪念。也提出了其独特的“徕民策”，把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与其“徕民策”结合起来，在中国历史是较早地提出采用社会福利政策招来并稳住来投人口。

韩非的反社会福利论，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从“性恶论”、“自为论”出发，提出了“反济贫论”、“贫富分化合理论”等主张，反对国家为百姓提供基本的社会福利保障。老子提出天道均平。墨子提出赈灾备荒论。

到了汉初，又有一批新的社会福利救济思想浮出水面。汉朝初年，封建统治者为了缓和社会阶级矛盾，恢复社会经济发展，在“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大背景之下，先后推出了一系列安老怀少、恤鳏慰寡的社会福利政策，对汉初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汉初的社会救济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为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状况而采取的宏观社会救济措施；另一类则是针对百姓个体的社会救济措施。招抚流亡，令战争期间流亡在外的人口各归原籍，恢复其固有的土地和田宅，这便著名的“复故爵田宅令”。尊老，汉代的尊老，除了社会救济作用外，还具有政治文化意义。恤鳏寡孤独，汉代一般通过赐物或派遣官吏慰问两种形式恤慰鳏寡孤独者。

汉初的赈灾与优抚。赈济在灾荒发生后，政府动用国家储备的粮食、库银、物品等，帮助灾民维持生计。放贷指政府贷给灾民种子、粮食、牲畜、农具等生活和生产用品，以帮助灾民维持生产和生计。徙流民，指政府将因灾荒而外出求生的流民有组织地迁往某地就食，以减缓灾区的压力。还做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军队复员安置工作，其具体举措对后世封建王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贾谊、晁错、董仲舒提出积粟备荒思想，耿寿昌创立的常平仓制度，“谷贱时增其价而籴”，“贵时减其价而粜”。他将平粜思想具体化为一种政策和制度，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最重要的赈荒手段，是对先秦平粜思想的制度化总结，其影响不可低估。贫者养生论，对“大贫”者予以救济，以利养民，使“贫者足以养生”。

到了隋唐宋元时期，李世民恤鳏寡孤独。建社仓，在乡村普遍设立义仓，储备粮食，以备饥荒。

张载提出宗族保障模式，朱熹提出赈灾救济论，主张设“社仓”来解决饥民的粮食问题。足赈说。社仓论，社仓米则多为富人自愿出借，日后都要归还。以工代赈，“使饥民就役，不致缺食”，是“公私久远利济之惠。” 董氏在中国救荒思想史上的贡献，主要是总结了宋以前历代封建王朝救荒思想及政策的得失教训，同时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主张把常平、义仓设在乡村，使乡村农民得以受惠。其次，发赈不及时，为使赈米能及时运到乡村，他建议赈米可每升增加一文，加到粮价中，作为运费。

到了明清时期，朱元璋救荒赈灾。为对发生灾荒地域的百姓及时进行救济，朱元璋经常敦促地方官要据实报灾，以便根据灾情火速进行赈济。朱元璋对官吏在救荒赈灾过程中的拖延和隐匿等行为，毫不姑息、严加惩办。朱元璋竟命令户部，今后各地如果发生饥荒，可以采取“先斩后奏”的办法，先发粮赈济，然后、再上报。从历史上看，朱元璋能打破传统观念，实属难能可贵。设立“养济院”以收养孤贫残疾者。

2、救济流民，主张通过推选岩济和优惠政策，使流民返乡安居，反对采取强制措施。

林希元的救荒思想。他认为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应先派名医，深入民间，发入药物，为灾民诊病，以慰取人心。第二，采取施粥养恤的办法，避免灾民饿毙于道。第三，采用“兴工助赈”的办法，使灾民尽快脱离灾荒。第四，林希元还强调灾后放贷的重要性，认为这是灾民生产自救，使农家经济走向复苏的重要手段。

康熙的救济主张。勤求民瘼。康熙几乎年年出巡，视察南方、西北和东北，在巡视过程中，他经常与百姓直接接触，直接体察民情。康熙帝非常重视赈灾事务。他还多次亲自指挥抗灾赈饥，康熙年间，形成了严格的报灾制度，规定灾害发生后，各级地方官必须据实逐级上报，作为灾情的原始依据。受灾，再于一个月的时间里查核灾情的详细情况，报灾有期限要求，逾期不报或迟报，都要受到降职或罚俸的处分。

到了近代，龚自珍提出了“农宗论”，试图以宗法家族关系来解决社会上严重的流民问题，实现所谓“宗族社会福利保障”。从宗法家族关系角度入手，构想了“宗族社会保障”的典型模式。

洪秀全提出“有无相恤，患难相救”，主张饥荒地与丰收地相互周济这是中国古代所有的救荒思想家所不敢预想的。

郑观应提出赈荒救灾论注重救荒宣传。号召人们节省奢靡消费，慷慨解囊，参加赈荒救灾。认为查验灾情是赈灾至关重要的环节，而作为灾情的核验者，查赈官员必须做到廉洁自律，严禁徇私舞弊。收恤灾区妇女。他主张采取加厚赈粮，代为收赎等办法，收恤遣还灾区妇女，以维持社会的稳定。

康有为的社会救助思想，移民垦荒。权工警惰。恤鳏寡孤独.（二）从广义和侧面上讲

古代的社会救济主张主要可以概括为：薄赋税，轻徭役，给土地，例如： 孔子提出“薄赋敛”、“富民”、“惠民”等极具影响的社会福利救济主张，薄赋敛 不要误农时，不要过度劳民。提出“富而后教”的社会教化论。孔子非常重视社会教化的作用。包括帮助社会成员解决物质方面的困难，又包括了满足社会成员基本文化需要方面的内容。

孟子提出了“仁政王道”为核心的统一天下，谋求安定幸福的济世之方。制民恒产。.所谓“制民恒产”，是建议统治者给老百姓以一定的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国家把给予每一农户的“百亩之田”、“五亩之宅”作为一种制度规定下来。规定了社会基本保障线。主张国家的赋税、徭役必须有一个明确制度，不得任意对百姓侵夺。对普通百姓施行“薄税”政策，以减轻农民负担。

《周礼》提出免服徭役。对于老者、疾者这些已经丧失劳动能力者，准予免服徭役。管子试图发挥封建国家政权的作用，来调解贫富，夺富予贫；提出了生产者保有产品的最低比率问题，提出了当时农民的最低生活线；提出百姓生活的“贫穷线”问题，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为封建国家控制“贫富分化“之度，制定相应的赋税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

老子提出“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的思想，为无为，事无事。

老子把天道自然无为论运用于人类社会，提倡无为政治。当然，所谓“无为”，并不是无所作为，无所事事，而是以顺乎自然的态度来处理世事，不强为。总结起来就是与民休养生息。

汉初的赈灾与优抚。放贷指政府贷给灾民种子、粮食、牲畜、农具等生活和生产用品，以帮助灾民维持生产和生计。徙流民，指政府将因灾荒而外出求生的流民有组织地迁往某地就食，以减缓灾区的压力。还做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军队复员安置工作，其具体举措对后世封建王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常平仓制度用来平抑物价，在后世也是产生深远影响，为后人所模仿，从侧面有助于社会的救济。

董仲舒提出限制大地主占田的数量，满足那些缺地农民的要求，堵塞兼并的路子。而从社会福利思想角度看，“限民名田”主张的思想价值在于，它把贫苦百姓基本生活、生存权利的保障，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改造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达到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达到的认识深度。

王符提出了“遏利”的主张。认为天下的“利物”都是“天之财”，不可强取多得。重视农业生产，给农民以土地，尤其要爱惜民力。珍惜百姓的劳动时间，是统治者必须使百姓有生产的时间。滥用民力，巧取豪夺，必然导致民穷国乱的悲剧。要想富民、爱民，必须从“省役”、“爱日”开始。王符把“爱日”作为封建国家的治乱标准，要求统治阶级减轻对劳动人民的力役剥削，“与民休息”，具有一定的人民性和进步性，体现了他关心人民饥荒和发展经济的进步思想。同时，王符把保障百姓的劳动时间作为社会福利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他在中国社会福利思想史上的一项独创。

当然，一些当时的异端思想在社会救济中也占有一席之地。鲍敬言断言君主是现实社会灾难的根源。提出贫苦百姓要实现“养生丧死”、“安老怀少”的社会理想，就必须建立一个“无君无臣”的社会。他对统治阶级对百姓的“赈灾”活动也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认为这些金银、粟米本来就是从百姓身上搜刮而来的。他已朦胧地意识到，在君主专制的剥削制度的条件下，劳动人民不可能摆脱贫困，享受真正的社会福利。

阮籍构想出的理想社会是一个无君无臣，万物自理自定的社会。

明开山皇帝朱元璋提出令民归耕。承认以被农民耕垦或即将开垦的土地都归农民所有。减免赋税。

王艮蔑视宋明道学推崇的“圣人之道”，认为圣人之学就是“百姓日用之学”，圣人之道就是“百姓日用之道”，从社会福利思想角度看，上述观点提出了统治阶级满足人民基本生活要求的合理性，对加强封建社会宗族保障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百姓日用即道” 也就是劳动人民的生产活动和生活活动，包含了老百姓日常生活的物质和精神的需要。

李贽思想的核心有“童心说”和“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李贽所说的“童心”，实际上就是“人欲”，认为私利是人的基本忏悔，是人们从事一切经济和政治活动的原动力，这就肯定了个人欲求的合理性。提出了“百姓日用即道”和“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的观点，直接向封建正统的理学宣战，在明季思想史上书定了光辉的一页。

顾炎武提出“自私之心”是人类的一种合理的欲求，只有人人都能自私自为，天下的大公才能形成。

列举了以上众多人的，无非说明一点，中国古代的社会救济思想，从广义或者侧面上讲，这些想法或者做法对救济是有实质意义上的帮助的。

第三、中国古代社会救济最主要的实施步骤

（一）统治阶级上层德政

在众多的历代思想家们的设想和福利救济思想下，统治者本着维护统治的动机和压力，也做了很多事情，但我要强调一点，科层制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社会制度，但是我们中国历来都是把这个制度发挥得有点变态。所以中国的福利救助主张或措施都是从上到下实施开来，当然也有特殊情况，这里我们不多强调。那么，德政无疑是统治阶级实施社会救济的主要方式。通俗地说就是施恩与民，无论是正面的直接给予物质上的救济还是从政策上与民修养生息，薄赋税，轻徭役，给土地，都是通过德政，也就是统治阶级实施下来，差不多这样的指令只传达到县一级政府。然而具体的福利救济要落实到真正的个人身上，还得靠我们接下来将要阐述的宗法社会福利的方式.（二）福利社会的渠道——宗法

现代社会是以行政手段通过各级地方政府向社会推行具体社会福利措施，为了有效地福利资源的分配，又设立专门机构来提供有效服务。于是，一系列的社会福利机构因而诞生。在中国古代社会里，福利资源流通的渠道有一套有效而便利的方式，即中国宗法社会特有的宗族制度。宗法制度从西周建立以来，一直绵延至今。作为一种基层组织，它在中国古代社会保障体系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那么什么是宗法呢？远古以来中国人一直存在着对天的敬畏，这种天是具有意志的人格神，也是天地万物、宇宙生民的源出者。《泰誓》上宣称“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禀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这里以天地为万物之“父母 ”，强调一种源出于亲情的关系，这种关系尤其是对人而言，因为人为“万物之灵”，是天地中最为尊贵的。这种以天为人父母的天人观，到殷周时期进一步发展为天帝—天子—庶民的三级关系。周公建制时，把天帝—天子—庶民三级的人伦关系加以泛化，由此形成了后世所说的宗法制：周天子作为天下的大宗，其王位由嫡长子继承，百世不变；庶子受封为大夫或诸侯，相对于周王而为小宗，在其封内又为大宗；他的庶子又受封为卿大夫，相对于诸侯为小宗，在其宗族中又为大宗。如此逐层递推，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以周天子为中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系统。虽然西周血缘性的分封制以后由秦朝地方性的郡县制取代，但宗法意识却深深根植于中华大地，中国民间的基层组织，仍随处可见聚族而居的乡民。他们以男性血缘关系为主，基本上一个自然村落的村民都同姓，并拥有共同的祖先。

对宗族成员的“纪理”和“会聚”，是宗族最主要的两种内部职能，后者即宗族对族人的救济及其规则。宗族救济与一般社会性的慈善事业不同，后者基本上是限于对救济对象的物质性赈济，而前者除物质性赈济以外，再进一步包括诸如“可以为师则延之，以教子弟；有高标雅操则推遵之，以为一家式”[6]，从而形成了“通融周济，各尽其长，各施其宜”的特殊的救济方式。此外，宗族救济的目的不是所谓“普渡众生”，而是通过对同姓同宗之间财产上的贫富差距进行调节，来维护一个特殊血缘团体的稳定。宗族的“纪理”职能主要是达到联宗收族的的目的，并以宗教内部的制度及其管理为途径。自北宋以来，民间的宗族制度日渐完善，有家训、乡约等条规，又有自成体系的族规、族谱及祭祖仪节等约束族人。宗族也依靠乡里组织的支持来保证及加强其威信。所以，宗族成为乡里政权在经济、思想、政治、组织上控制百姓的延伸手段。政府有关的福利措施最终也依靠宗族组织有效的贯彻下去。

宗族是中国传统社会福利实施的直接网络，在封建社会福利与保障体系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首先，整个社会的福利网络是以宏大的宗族为基础，宗族如一个大家庭管理着人们日常的行为，也起着强大的经济保障功能。政府一般只到县级，基层的组织是宗族。政府的救济活动通过宗族很便利的实施下去。第二，在水旱灾害来临时，宗族内部协同抗灾，这是个体力量所难以达致的。同时，宗族自身为贫苦无依者施行救济。第三，族田族产的收入除用于祭祀先祖外，还用于文化教育与福利事业。第四，彼此间的守望相助以亲情维系，为社会福利体系提供了第一道网络。自近及远地扩散社会保障系统。家是个体生命最终与最基本的保障，而中国传统社会中，国是扩大的家，家是缩小的国，这种国家观奠定了传统福利思想的基调，同时也规范了传统社会福利实施的渠道。

第四、历代思想家对于社会救济主张的思想贡献

儒家思想中的社会福利主张最为丰富。孔子“重礼”与“贵仁”。“重礼”、“贵仁”两个方面构成了孔子社会福利思想的基本的理论前提和研讨问题的出发点。孔子的“礼”论中所包含的“反对残酷的剥削压榨。“有道”社会的福利观、“惠民利民”思想、“富而后教”的社会教化论。孟子提出了“仁政王道”为核心，人性善说与重民论。孟子社会福利思想的总框架，主要是建立在他的“性善说”和颇具民本主义色彩的“仁政”学说的基础之上。从“民贵君轻”的基本命题出发，孟子提出君主必须“爱民”、“利民”、“重民”，而不可“虐民”、“残民”、“罔民”，进一步展开了其重民思想。墨子 “兼相爱”、“交相利”，主张“爱民”、“利民”

老子的社会福利思想天道均平、为无为，事无事。

王符提出天以民为心，指出统治者在制定政策时，要以顺民心为本，采取敬民、利民政策。告诫统治者要实行使民安乐的政策，“以恤民为本”。其“爱日说”要求封建统治者对百姓施行“德政”，采取“爱民”、“利民”、“惠民”政策。

阮籍和嵇康提出了理想社会的模式，并大谈“养生论”，要求统治者节制贪欲，减轻剥削，使贫者、弱者、废疾者能够全生。

李觏从“礼论”到“生民论”，“礼”最大的作用在于保障百姓的生活。“利”就是情欲，是自然的、合理的，是“礼”的基础。但对“利欲”也要加以限制，使之符合“礼”。

李觏通过独有新见的“礼论”，为其社会福利思想主张的提出，提供理论依据。其独具特色的“礼论”为基础，系统阐述了“富国富民”理论。

作为“异端“思想家，邓牧则认为，封建君主是造成暴政的原因，是百姓的压迫者，根本不可能给人民带来社会福利。王艮蔑视宋明道学推崇的“圣人之道”，认为圣人之学就是“百姓日用之学”，圣人之道就是“百姓日用之道”，从社会福利思想角度看，上述观点提出了统治阶级满足人民基本生活要求的合理性，对加强封建社会宗族保障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

李贽“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对“自然人性”的热烈肯定。其主要观点有“童心说”和“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把“民利”放在了第一位，认为“民利”高于“君利”，“安民”是一种最高的道德境界。

顾炎武“亲民论”“自私之心”是人类的一种合理的欲求，只有人人都能自私自为，天下的大公才能形成。

唐甄提出“不能救民者，不如无贤”；其二，“夫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唐甄把“富民”提高到“立国之道”的高度上，“富国”的核心内容是“富民”，如果民贫，即便是国家府库中财富堆积如山，也只能算作是“贫国”。

洪秀全“普天之下皆兄弟”的平等论等等。

第五、总结及个人看法

我们大概可以对这些思想做一个简单的分类：第一类是说封建统治者们，你们该干嘛！我们希望你干嘛，你怎样做事对的！怎样做事错的！第二类是我们作为普通老百姓我们希望得到什么！我们希望你统治者怎样做我们才觉得最舒服！然后第三类就是具体的措施，一些亡羊补牢的办法。

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政治观念上有一个很大很明显的差异，那就是中国人总是会坚持一种原则，什么原则呢？就是“这东西是经过我付出代价得到的，那么我一定会最大限度不择手段地守住现有的东西，而不论他是否顺民心，顺天意。”在西方社会则不然，如果说在现代以前西方国家政权跟中国一样，那么我只能说，现在中国的政权是如此的死脑筋，转不过弯。这就是中国人的特性，当然我也包括在内，即使我在这里把当权者的弊端否定批判得体无完肤，觉得他百般不是，但是假如我成为当权者，我也会跟他们一样为了维护统治做着天理难容的事情，这就是中国人，这就是我们，从古至今一直没有变过。我们张杨着民主的口号做着专制的事情，以前是一个人，如今是一群人，形式变了，内容却没有变。那么谈到中国古代的社会救济主张，我浅浅地摸索了一下从先秦到民国孙中山为止的历史，我想，把救济定义为维护自己统治是最恰当的，所有的主张措施都围绕这个来进行。

最后，真正考察下来，在古代的救济主张之中，我们如果医学的三级预防作为比喻的话，那么属于“未雨绸缪”和“曲突徙薪”的思想占绝大多数，而属于“亡羊补牢”的占很少一部分。通俗的说就是说的多，做的少，因为说话的人都不是办事的人，办事的主体是封建统治阶级，他才不会太在乎你问人墨客说些什么，一切为了统治，才是最初的出发点，最终的目的和王道！

第三篇：时代中国中国时代修改版

时代中国中国时代

以1978年为坐标点,向前三年,有一个叫做比尔·盖茨的美国青年从哈佛退学,创办了一家叫做微软的公司。向后三年，IBM推出了全球第一台个人电脑。在当时，没有人能充分地预料到，这两件事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又将会与中国发生什么样的关联。世界在全球化，中国在改革开放，30 年间，这二者邂逅相逢了。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感叹历史的这种玄妙。那么，世界变化的轨迹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轨迹，到底在哪一个点上相遇，他们又是如何影响彼此的命运呢？请跟随着我的视线一起来看看今天的中国——时代中国中国时代。

2008年冬季的一天，上海大剧院宴会厅，时装模特正在展示皮尔·卡丹09年的春夏新装。30年前的冬天，正是法国人皮尔·卡丹，成为第一个来到中国的世界级服装大师，也是把西方的时装表演带到中国的第一人。今天，这样的表演屡见不鲜，但当时，从没听说过还有“时装设计师” 这一概念的人们，这样描述皮尔·卡丹的到来：“一位法国裁缝来了”。

这是一张著名的照片：皮尔·卡丹漫步在1978年的长安街上，他穿着大衣，手插在衣兜里，面带微笑，从容地接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注目礼，长安街，仿佛是他的T形台。70年代的中国街头，是一片蓝、白、灰的海洋，西方人形容它象“蓝蚂蚁”。在这样的背景下，皮尔·卡丹时装给人们带来的震撼可想而知。

当时，中国与世界，差异巨大的，还绝不仅仅是人们的着装。多

年来，中国处于全面封闭的状态，和世界似乎是处在两个完全不相交的平行时空中。隔绝多年以后，两个世界的人们终于有机会面对面互相打量。他们在为对方的模样感到惊讶的同时，也在对方的眼睛里看到了自己的身影。于是这两个时空之间终于出现了通道，但率先踏上通道的每一个人，心情都近乎于探险。

很多外国人以为中国百姓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当他们来到中国后，感受最深的是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中国人的安居乐业、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他们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印象，不仅来自于硬件，还来自于软件，来自人性化的体验。

这一切都应该归功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回顾改革三十年的历程，中国最大的进步在于，大多数人的价值观上发生了一项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并正在达成共识。这就是：从以威严的“国家利益”、“集体利益”至上为基础的“牺牲论”、“代价论”，转变到承认并尊重每一个国民的权利，即从“以国为本”到“以人为本”。用温总理的话表述，“公平正义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公平正义就是要尊重每一个人，维护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在自由平等的条件下，为每一个人创造全面发展的机会。”

从实践的层面讲：就农民而言，以广东省农民维权为例，广东省推出了关于征地的三条硬杠杠，包括必须先签协议、按浮动标准的最高限补偿，补偿不到位不许动工；就工人而言，承认工会的主要职责是为职工维权，推广劳资协商；就市民而言，以重庆“最牛钉子户”为例，私人的物权得到公权的尊重。这都是些令人振奋的先例，可视

为制度与文化达成重大转变的里程碑。

从经济制度上来看，我们得到了利益：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不妨把改革前的中国看成一个内部实行计划经济的超级国家公司，但这个超级国家公司组织成本太高，计划经济失灵，资源配置的效率太低，所以改革的目的是把经济运转的成本降下来，这也许就是“市场化改革”战略的由来。中国改革，通过重新界定权利、激活市场合约、确立市场价格为基础的协调机制，就是这么三个要点，把传统社会主义的超级国家公司模式，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改革过程，社会没有发生大的震荡，经济活动和生产不但是连续的，而且在连续中保持了高增长。

从法律进程来看，我们得到了正义：从人治社会到法治社会。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法治进程经历了法律实用主义和法律虚无主义两个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以人民的名义、以革命的名义、以国家名义，都可以实现个人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实际就是人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法律经验主义。摸着石头过河，成为一个时期内法律发展的最主要指针。

以这一系列理论创新为契机，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全面展开的阶段，由农村转向城市，从局部转向全面。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格局，政治，法律体制改革逐渐展开，在内部建设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强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奇迹，不仅使中国人民从此走上了富

裕安康，和谐发展的广阔道路，也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史，既是国家的振兴史，也是属于每个人的解放史。总有一些人令我们缅怀，总有一些面孔让我们无法忘却，是那些能够在纷扰争议声中不计得失的志士，是坚持在改革开放年代里中流击水的勇士，还有那些奉献在改革中的实践者，思考者和见证者。或许我们今天所举的事例并不能代表中国改革开放的全貌，因为在改革开放中所发生的一切，都过于丰富，过于精彩。

改革开放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并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因此，进一步的改革开放，不能够仅仅是一个制度的设计，还需要一个理念的设计。过去，我们是从时代看中国，而今天是中国的时代，我们都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要我们继承，我们要用最灿烂的文字填充它那空白的诗篇，我们要让东方巨龙真正地腾飞在世界之巅！

第四篇：致瞭望员(中国绿网) 2

瞭 望 员

●高娃

他们，在莽莽林间，以青山为伴，不是旅游，不是探险，只为了，大森林的安全。

他们，在瞭望塔上，以罗盘为伴，环顾茫茫群山，纵观风云变幻，只为了，火情及早发现。他们，听小鸟呼唤，饮甘露清泉，昼夜守望，不再孤独，只知道，瞭望责任大于天！

他们，头顶是星光，身边是朝霞，不顾风雨兼程，甘冒盛夏严寒。

这就是他们的职责-----瞭望员。

第五篇：《瞭望》文章：社会管理考验“中国智慧”

《瞭望》文章：社会管理考验“中国智慧”

正如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在其名著《风险社会》一书中所揭示的，在后工业化时代，人类正步入“风险社会”。当今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交织的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遭遇社会转型拐点。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教育、医疗、住房、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征地拆迁、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生态环境等热点领域不断积聚能量，群体性事件和恶性极端事件增多，消极腐败现象和严重犯罪活动影响严重，还有一系列天灾人祸给公众内心带来的颠簸、震动，无不令中国人对于“风险社会”的体味更加深刻。

而经济飞速发展带来的不协调、不科学、不可持续的负面效应和社会断裂，集中投射、释放于社会层面，对社会管理的压力重负不言而喻。我国社会管理体制能否及时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和谐稳定的发展局面，几乎决定了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期的中国发展前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有着超高的风险系数。

一面是无“主管机构”的新单位、社会人不断增加，人口流动加剧，网络行为活跃，需要大幅增加社会管理和服务资源投入；另一面是社会管理体制中多头管理与管理真空并存，管理队伍“质”、“量”告急。

一面是征地拆迁、劳资矛盾、就业压力等社会矛盾大量产生，社会阶层固化、对立趋势渐成，部分社会成员道德失范、年轻一代价值取向“神马都是浮云”；另一面是社会管理老方法不管用、新方法不会用，执法无力与执法暴力、行政傲慢与行政无能并行

面对现实，要改革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需要首先弄清社会管理事务中哪些是政府该管的，哪些是不该管的？该管的用什么方式管，该放的肯不肯放，放了交给谁？还有，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中哪些价值观念应该继续秉持？哪些管理方式可以率先起效，起到减压阀、出气口的作用？

从另一个维度看，政府已然无法延续“一方独大”的管理模式，需要社会力量及时融入，使“大社会”名副其实。但政府放权了，社会力量能顶上吗？这也需要政府给予时间、空间，孵化、扶持、培育，扶上马再送一程，分散的社会力量才能实现健康有序的“自组织”，其间还不可缺少精英阶层的实际参与。

也许，通过摸爬滚打，在社会管理实践中能摸索出一些有效手段、技术，但这还不等于就拥有了社会管理的智慧，让人民顺心。

相对于“管理”，老百姓更需要的是“服务”。俯下身去倾听，人民群众会告诉我们，大家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管理服务，怎样才能管理好社会。“诚意＋技术”，才是开出社会管理智慧之花的基础。□(文/杨琳)当前中国的社会管理处在“亚健康”状态，急需对症下药，在“十二五”期间乃至更长时间里，让社会管理走到健康的轨道上来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新华社江苏分社副总编辑 郭奔胜

带着愿景，具有特殊时间坐标的2011年走进了中国人的生活：物价还会涨吗？房价能降吗？拆迁能依法了吗？治堵能见效吗？收入分配能公平些吗这些被带入新的问号能否拉直，相关因素很多，但社会管理能否给力成为关键。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社会管理面对的新挑战、新问题、新矛盾层出不穷，社会管理积累的矛盾和风险依然燃点较低。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相对于经济建设而言，社会管理的“表情”绷得较紧。无论是已开启的“十二五”，还是在战略机遇期的下一个10年，社会管理的成败直接考验着“中国智慧”。

“四个维度”折射社会“表情”

“纠结”，可以说是中国社会管理“心情”的生动写照，由此而产生的“表情”自然轻松不起来。以下四个维度更能折射出社会管理的“表情”。

“宁信访不信法”。信法是调解一切社会纷争的基础。然而，现实的中国社会出现了“信访不信法”倾向。不管是民与官的矛盾，还是民与民的矛盾，信访似乎成为解决矛盾的一种习惯心理。行政资源比法律资源有限，大量的信访案件难以得到及时处置，积案迅速增加，处置难度加大。法律资源虽然丰富，但分享法律资源的成本却很高，尤其是时间长、费用高的打不起官司现象，与人情案、金钱案的打不赢官司现象并存，加剧了社会“不信法”的程度。

“公权强私权弱”。公权力与私权利达成相对平衡，是减少社会矛盾的内因。但目前部分领域、地区、环节，却存在公权力频繁损害私权利的严重问题，在农村征地、城市拆迁中尤为突出。与私权相比，公权力本就处在强势地位，需自我约束、自我规范。但少数行使公权力的部门或干部，却屡屡侵犯私权利，引起社会矛盾，甚至导致命案发生。公权力肆意妄为不仅破坏了平等、法治的精神，还诱发了负面社会情绪，导致社会管理难度增大。

“个体诱发群体”。近些年来，一种类型的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引起社会管理者的警觉，事件的起因只是源于一个个体矛盾，但最后却酿成了大规模冲突。最典型的是安徽池州事件，起因是一个孩子用石块划了一位老板的汽车，老板生气打了孩子。一个简单的纠纷，但却导致上万人参与，发生打砸行为。个体矛盾演变为群体性事件，反映了“无直接利益冲突”升级的新趋势。个体靠群体来维权，群体拿个体来说事，这无疑给社会管理提出了新挑战。

“网下冒烟网上燃烧”。社会从来都不会是风平浪静的，更何况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加速发展时期，社会阶层深刻变动，社会结构深刻调整，社会心理深度撞击。在传统的社会条件下，社会矛盾往往是物理隔断的，彼此之间“串烧”的少，社会群体之间也很难实现大范围的沟通，社会情绪的传染烈度较低。但在网络时代，局部冲突易被放大，社会矛盾交织难辨，社会情绪加速感染，出现“网下冒烟网上燃烧”的新势头。“日记门”“香烟门”“报销门”“回扣门”，这些网下“不轨行为”经网络迅速传播后，变成了“网络群体性事件”。网络在成为社会管理新工具的同时，也正成为社会管理的难点。“表情”背后的四个“不适应症”

这些社会“表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阶段的社会心理。从已经发生的事件不难看出，一些滞后的社会管理理念也在加剧着“新表情”的出现。面对“新表情”，社会管理者却出现了不适应症状。

“守法不适应症”。依法行政是各级政府自身建设的首要目标，然而法治意识淡薄却是少数政府人员、公职部门的典型症状，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管理事务中，他们不是法治精神至上，而是长官意识、部门意识占上风，随意决策，主观臆断，导致一些公共管理政策或行为严重偏离群众意愿，甚至完全背离社会管理规律，结果越管理越乱，越管理群众越不满意。

社会的成熟程度，决定着社会管理的质量，成熟的社会要求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法律赋予的权限里审慎履行职责。但现状离群众的要求还有不少差距。比如部门利益时常侵占公共利益，部门立法还没有彻底纠正，公职人员权力寻租时有发生，等等。守法，是社会的底线，也是社会管理的基石。如果社会管理者自身还存在“守法不适应症”，必将贻害无穷。

“限权不适应症”。当前，社会矛盾滋生的一个诱因就是社会管理者不当行权，在一些领域、一些环节，社会管理者的权力膨胀得很厉害，“强权”色彩十分浓厚。近年来屡屡发生的跨省逮捕所谓“诽谤者”的行为就是一个有力例证。这些公职部门或公职人员动辄挥舞着权力大棒，不允许公众有半点“不敬”，面对舆论监督，他们不是内省而是千方百计通过“抓人”来消除所谓“负面影响”。

社会管理中还存在大量权力不受制约的现象，比如拆迁补偿协议还没谈妥，拥有推土机指挥权的人就野蛮地把房屋给推倒了，如此霸道的权力怎能管出和谐社会来？对那些习惯了不受约束的管理者来说，限制他们的权力无疑是“革他们的命”，他们会百般抵制、极端不适应，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

“化小不适应症”。矛盾化解在小、化解在萌芽，是低成本管理社会的前提。当前，社会利益主体多元、人员构成多元、价值判断多元，出现小规模矛盾冲突实属正常，社会本可以通过“把矛盾化解在小”的办法来调解矛盾，维持社会的动态稳定。但目前社会管理者发现和处置“小矛盾”的能力尚缺。

客观上说，一些小矛盾的确难发现，但一些基层领导干部主观上的确存在不重视小矛盾的思想倾向，通常凭人数多少、冲突强弱来看待矛盾的大小，而不是从潜在风险和关联度来认识矛盾。比如社会普遍用“富二代”“穷二代”“官二代”等这样的名称来表达对社会分层的理解，其中蕴藏着对机会不公的不满。在这样的社会心理中，一个家庭富裕的学生与一个农村学生之间的矛盾，就很有可能演变成为一起群体性事件。但在不少社会管理者中，这样的警惕和判断是麻木的，甚至是缺失的。

“监督不适应症”。监督是社会管理的有效手段。对于社会管理者而言，尤其是那些手中握有公共权力的管理部门或管理人员来说，监督是保证他们手中权力不变形、不寻租、不滥用的利器。但实际上，一些管理者却对监督很不适应。近两年来，网络曝光了一批“官二代”定向招录公务员或提拔行为，引起社会反响。但有些管理部门或管理者却对此不以为然。从这些行为的实施过程中不难发现，社会管理者带头破坏了社会公平规则，用隐蔽的方式排斥监督。要不是网络介入，这些行为恐怕很难被发现和纠正。

探寻社会管理三剂“良方”

社会系统犹如人的肌体，而社会管理如行医术。当前中国的社会管理处在“亚健康”状态，急需对症下药，在“十二五”期间乃至更长时间里，让社会管理走到健康的轨道上来。

摸准新时期群众工作脉搏。群众工作丢不得，这是全社会的共识。但新时期如何做好群众工作，却需要在实践中探索。首先要变“车下去”为“心下去”，跟群众交朋友，倾听群众的心声，把群众放在心坎上。一段时期以来，干部出门有车坐，虽然下基层更便捷了，但却与群众隔着车窗玻璃。群众反映，路通了，干群之间的心却离得远了。因此，光“车下去”、“身下去”还不行，干部的“心下去”才最重要。

二是变“灌输”为“协商”。“通不通三分钟”，这样灌输式的群众思想工作在特定时期管用，但是今天的群众工作不是单纯的思想工作，还包含利益分配、权益保障等内容。因此，与群众坐下来一起协商，一起讨论，形成体现多数人意愿的决策，是群众工作的新内涵。

三是变“为民作主”为“让民作主”。在解决社会矛盾、研究发展问题上，尊重群众意愿、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非常重要，管理者要改变“为民作主”的传统思维，创造“让民作主”的条件和氛围。

四是变“送温暖”为“送公平”。对生活困难的群众，送温暖、解燃眉之急非常必要。但从总体上看，群众更需要公平的发展机会、发展环境和保障条件。社会管理者既要送温暖，更要“送公平”，以公平为主线的社会管理必然会得到群众拥护。

让尊严看得见、摸得着。尊严不是凭空存在着，而是在以下环境中看有无。一是在公共政策中体现尊严，当今社会仍存在体制内与体制外、农村与城市、收入高与收入低等差异，公共政策正是缩小这些差距的有力手段。比如社会保障，不管是什么身份、什么区域的人，都应该分享到社会保障的公平；又如基础教育，无论生活在什么样家庭的孩子，都应该拥有受教育的机会。“让每一个人生活得更有尊严”，正是社会建设加速的着力点。

二是在管理的严与宽中体现尊严。以城市管理为例，城市管理的最高理想状态是，大家都彬彬有礼、生活富足，按照规则来生活和工作，但现阶段的中国城市还不得不面对尊严的拷问。比如当城市管理与摆地摊为生的小商贩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是城市管理秩序至上，还是以人为本至上？显然，在特定的阶段和特定的人群中，后者的尊严高于城市的秩序，从这个角度来说，城市管理如何把最困难群体的尊严嵌入进去，值得深思。

三是在保护私权中体现尊严。每个人的合法权益都受到法律保护，神圣不受侵犯。但客观上看，私权在今天的社会中仍然容易受到忽视和损害。管理者依法管理社会和被管理者依法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是同等的地位，这一点管理者必须心中有数。

对风险保持敬畏。不知道哪里有风险，就是不知道如何维护稳定。从社会现实看，哪里的社会情绪积累得多，哪里的社会不稳定风险就高。贪污腐败、机会不公、贫富差距、资源占有、利益受损等等领域或方面，都积累着较高的社会风险。

当前尤其要警惕决策不当催生的管理风险。社会越多元，对决策的要求就越高，社会越开放，对民主管理的需求就越旺盛。但从管理实践看，不少地方在决策中缺少社会风险评估机制，动辄拆迁几百万平方米，动辄让数万农民集中居住，动辄宣布新的管理政策，等等。这些决策往往缺少科学论证和民主决策过程，因此在具体执行中存在不少风险，有的还会酿成重大群体性事件。对风险保持敬畏，是社会管理者应有的态度。评估风险不是让管理裹足不前，而是让管理更具科学，更符合民意，更体现活力。□

《瞭望》文章：五大社会管理“跷跷板”

谈及社会管理问题，基层政府部门最多的抱怨是：办事无“腿”、说话无“嘴”、执法无“权”、调控无“手”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新华社广东分社副总编辑 钟玉明

从党的十六大确定政府职能转变的总体方向，社会管理被明确列入政府的目标职能以来，经济飞速发展，社会管理的任务日益繁重，社会矛盾的日趋复杂，使社会管理的难度加大；大力推进社会建设的刚性需求，也在催促着社会管理快点儿“硬起来”。

然而，原有的社会管理力度却未能同步提升，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跛脚也一直没能跟上。种种发展不平衡、政策法规不配套，导致当前社会管理领域出现了五大“跷跷板”。

“四无”政府很尴尬

谈及社会管理问题，基层政府部门最多的抱怨是：办事无“腿”、说话无“嘴”、执法无“权”、调控无“手”。

办事无“腿”。经济连年高速增长，地方政府的钱袋子真的是鼓起来了，向市民派送“大礼”的新闻不绝于耳。部门做个经费预算，开个新闻发布会一宣布，便觉大功告成。但是如何让“大礼包”落实到“每一个市民”呢？

2010年，是广州“亚运年”。政府推出了“健康亚运、健康广州全民健康活动——限盐限油项目”，计划向全市户籍居民免费发放的250万套油壶、盐勺。这些油壶盐勺，很快由生产企业配送到居委会。然而8个月过去，仍有70万套无人认领。可谓“好心办出了糟心事”。

而后，广州市政府派发亚运交通补贴，户籍居民每户150元，集体户、持有居住证或暂住证的非户籍常住人口，每人50元。吸取了“油壶盐勺”教训，政府反复向社会征集发放法案，最终任务还是落在居委会身上。不过这次学精了，不再“派发”，而是改为居民自行在“上班时间”到居委会领取，且限定了两个多月的发放期限，逾期作废。

同在2010年，为庆祝特区建立30周年，深圳市政府计划向深圳市民派发1500万张电话卡。最初的发放方案，依旧是由居委会发放。但居委会这条“腿”实在已经扛不起政府庞大的身躯，方案迟迟实施不了。一些网民误认为政府反悔，批评为“不诚信”。最后，还是委托给三大手机运营商办理。但居民必须先向运营商发送手机短信，申报个人资料。最终电话费送出1000万份，只完成计划的2/3。

建立“横到边纵到底”全覆盖的社会管理体制，是政府的豪迈口号。给公众送“大礼”，尚且难以找到高效快捷的“腿”送出去，给公众“添麻烦”的社会管理事务，诸如食品安全、生产安全、消防安全等等，没有“腿”的政府又如何实现“到边到底”？

说话无“嘴”。管理，先要知晓。基层政府除了一份党委机关报、地方电视台每天半小时的电视新闻以外，不知道该怎样才能让千百万群众听到自己的声音。四平八稳、干巴巴地挂点政务信息的政府官网，又怎能在海量网页中突围，吸引到网民的眼球？久而久之，便成了自说自话、沟通困难。

执法无“权”。法制建设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政府行政权力一步步被限制的过程。面对着浩如烟海的社会管理对象，当群众或企业发生违法行为，政府职能部门先发整改通知、不听的就开罚单。“两板斧”用完，而对方既不整改也不交罚款，职能部门往往这样塞责：“我们没有执法权，只能发整改通知，他拒不整改，我们没有办法。”如何在公共权力和个人私权之间界定范围，既充分保护私权又能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又给政府出了一道新题。

调控无“手”。该市场调节的还给市场，但当市场机制失灵，需要宏观调控，政府有什么手段去与市场有形和无形的手较量较劲，纠正市场偏差？在刚刚过去的2010年，收入分配是宏观调控、缓和社会矛盾的主旋律。在初次分配环节提高劳动报酬所占比例，是中央既定方向。但是，本刊记者采访收入分配问题时，在基层政府听到最多的说辞，却是“政府没有手段”，反反复复一味地强调“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加大社保投入”，别无他法。

立法执行差距大

近年来，我国社会领域立法成果可观。《物权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就业促进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还有即将实施的《社会保险法》等，都对调节社会群体利益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大有裨益。然而，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执行，法律越完善、标准越高，客观上导致被侵权者越多，矛盾纠纷、冲突越多，公众对政府的不满也越多。

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地域性和不平衡性背景下，越来越“上档次”的法律法规，遭遇越来越弱的执行力和羸弱的维权。一些有名无实的所谓制度建设、法律建设，反而徒增被侵权群体的怨气，削弱了群众对政府的信心。

我国的法定工作时间，是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绝不逊色于任何发达国家。但是《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却显示，九成农民工每周工作超时。工人迫于就业压力，忍气吞声。有的在离职后立即通过劳动仲裁、法院申诉讨要加班费，有的则埋下了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线。

2010年9月1日，广州市开始实行号称“史上最严”的控烟条例。明确规定，餐厅、网吧、公园、游乐场、机场、火车站、体育馆、咖啡厅，以及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的办公室等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条例制订之初，广州就确立了由一个机构综合组织协调，包括市卫生局、公安局、教育局、市地铁总公司等在内的15个部门分工负责的管理体制。但是多头管理却陷入了“无人管理”的真空。声势浩大的立法宣传之后，市民既没见到有谁去制止违法吸烟，更没听说有谁因违规而被处罚。有人调侃道，“一支烟”难倒了15个部门。

如果说，过去市民们只能肚子里暗骂吸烟者不文明，如今这执行软弱的“严厉”控烟条例，却把市民的怨气怒火引向了政府。经济社会管理问题联动

市场经济发展成熟，政府好像可以从经济事务中解脱出来了。但是从广东的实践看，社会管理只有主动紧跟经济生活步伐，社会才能稳定和谐。

国际金融危机、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看似纯粹的经济事件，最终无一不衍生出社会管理事件：企业停产、减产、倒闭，必然带来职工失业，诱发欠薪；经济复苏，“招工难”接踵而至。物价上涨，收入分配矛盾更加突出，推高加薪浪潮

本田汽车系列罢工，富士康系列职工自杀，是2010年广东引起全球关注的两大事件。两大企业危机事件的最终化解，都离不开地方党委、政府和工会的强力干预。尤其是拥有40多万名员工、几成独立王国的富士康，在连续多起职工自杀事件之后，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亲自带队的中央调查组入驻调查。巨大压力之下，资方最终作出让步，除大幅度加薪之外，在职工管理方面进行了重大调整。

这一桩桩一件件，令“企业经营问题让企业自己去解决”、“政府不应干预企业事务”的时髦观点，再一次受到挑战。在劳动者集体协商制度尚未建成、集体维权行为尚不规范的情况下，政府的这一只手还真的难以放开。

一个令人欣慰的现象是，公安系统是广东各地方政府部门中最早紧盯着经济问题衍生的社会管理危机并及早部署应对的部门之一。国际金融危机刚刚发生，当经济界还在为它对中国冲击有多大而争执不休的时候，广东公安系统已经敏锐地察觉到金融危机可能带来的社会管理危机。基层干警提前介入，有的通过调查乡村杂货店的食盐销量变化，有的通过调查出租屋租客变化，直观地把握工厂开工情况变化，并对可能发生的欠薪、失业安置等等问题作好应对准备。这种敏锐的观察力和难得的执行力，为社会管理的转型和创新，提供了良好的样本。“精英”群体缺席

面对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政府职能有差距，但作为普通市民，你为社会管理做过什么？很多广州人无法给出响亮的回答。尤其是“三高”人群——高官、高知、高管，以及被称为“白骨精”的主流人群——公务员、医师、教师、律师、会计师、工程师、记者编辑、企业经营者管理者。

上海世博会志愿者，被称作“小白菜”；广州亚运会志愿者，被称作“绿羊羊”。这些昵称本身，就透着稚嫩与草根气息。在校大学生，做一些文字资料、指路咨询、端茶送水之类的简单劳动，这是许多人心目中志愿者的形象。然而无论是自家的社区事务，还是城市管理，精英人群的缺席，无疑是当今社会管理中最遗憾、最无奈的一环。

一些意见领袖、文人墨客，在拿国际先进范例作对比，批评中国文体明星、企业家缺席公益事业的时候，很少把自己摆进去。一些专家学者，可以很起劲地“联名上书”、写博客、发微博，但当政府就某项政策法令、社会管理事务公开征求意见时，却未必愿意“掺和”，认认真真地贡献智慧，除非相关部门专门邀请，或者聘任为顾问，或者购买他的服务，把“公众参与”变成职务行为。

由于掌握着最多资源的精英人群的缺席，公众参与社会管理，常常表现为“草根服务草根”。如何提高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水平，真正“管”得其所？是我们每个人在抱怨之余应该认真思考的事情。

网络民意难吸取

在网友对被网帖拉下马的官员津津乐道的时候，更多的网络监督事件，汹汹扰攘几天，就淡出网民视野、最终销声匿迹。

比如深圳住房管理中心被“晒”工资，发帖者挂出包括财务报表在内的连串证据，相关单位轻描淡写地解释几句，对证据不予理睬，没了下文。

《晒晒最牛烟草局长的出入境记录》，曝出广东汕尾烟草局局长持有两张身份证、两本护照、近些年共进出港澳65次、一个月吃喝招待费206万元。爆料者挂出了一系列图文证据，包括5张“出入境记录表”，详细罗列其进出港澳的情况。然而除了其上级广东烟草局回应“正在调查”之外，并未见其他执法部门跟进。

网络之所以具有“眼球经济”的特点，就是源于网民会因一个热点事件快速聚合，又因另一个热点转移而快速解体。被监督的单位，只要给个不咸不淡的回应，“硬扛”几天，网民没有新的证据，没了新“段子”，**也许很快就会过去。这已经成为一些部门应对网络质疑的有效法宝。

当网络监督、网络问政被当作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重要通道，被寄予重望之时，由于没有相应的法律规范，遭遇相关部门不“接招”，网民如之奈何？最终难免一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