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检察机关对环境保护的监督

第一篇：浅议检察机关对环境保护的监督

浅议检察机关对环境保护的监督

环境保护一般是指人类为解决现实或潜在的环境问题，协调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采取的各种行动的总称。其方法和手段有工程技术的、行政管理的，也有经济的、宣传教育的等。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峻，严重威胁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依靠政府环保行政部门作为治理环境污染的主导机关，其行政执法权力的局限和行政机关相关专业人员及专业监测设备的缺乏导致环境污染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治理，便得检察机关在环境保护中监督职能的发挥愈显必要。

关键词：检察机关 监督机制 环境保护 > >

一、检察机关对政府环境行政部门的执法监督不及时，检举渠道不畅通

法律监督是宪法和法律赋于人民检察院的重要职责，正确及时的履行对政府环境行政部门的执法的法律监督职能是非常重要的，但检察机关在日常的工作中，偏重于被动司法，基层检察院一直处于案多人少的状况长时期内得不到解决，导致被动司法的工作压力很大，无多余精力及时主动的对政府环保部门进行监督检查，且检察人员法律监督意识不强，导致检察机关对环境违法犯罪的监督不力。

检举渠道不畅通是另一个导致检察机关对政府环境行政部门监督不力的重要原因，人民群众对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了解很少，一旦发生环境污染事件，政府环境行政部门不能及时处理时，就会觉得没有其他救助渠道可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新的《民事诉讼法》颁布以后，对于公益诉讼也提出了可具操作的法律规定，对人民群众维护自己的环境权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二、检察机关对环保部门、国土资源部门进行法律监督中发现执法机关存在执法不规范，导致检察监督不彻底

检察院在对环保部门监督中发现，环保局在办理涉嫌犯罪案件中存在问题，一是执法人员对取证程序规定意识淡薄，不具备执法资格的人员进行检测取样，造成执法后期的检测报告没有法律效力。二是执法人员对物证取证、密封、保存的重要性认识不够，草率处理，致使无法及时进行重新取样或者鉴定。三是环保警察大队的作用发挥不够，未指导好取证，在控制现场、人员的力度不够，造成取证困难。四是省级环保部门认定基层的检测数据渠道不畅。解决好现场取样后，县级、市级监测机构出具报告相对容易，但依照司法解释的规定，还需要省级认可，如何申请、认可程序、认可期限都不明确。

检察院在对国土资源部门进行法律监督中发现，国土局办理涉罪案件存在的问题，一是执法人员证据意识较低，通过检察行政执法卷宗，发现执法人员询问当事人的笔录较为简单，当事人是否为事前明知涉案土地的土地类别没有询问，也没有证据证明涉案土地的土地类别已经公示，且没有询问相关证人以佐证当事人的陈述。二是执法人员对违法占用农用地的面积认定较粗糙，现场勘测笔录仅有最终草图和地域四邻，没有详细的勘测过程，也没有邀请村委会干部或者其他群众作为见证人签名。三是鉴定文书相互冲突。土地规划鉴定书认定根据相关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认定涉案土地为基本农田，但根据土地利用现状图对比，认定涉案土地为耕地，对于刑事诉讼而言，证据不严谨。四是公安机关要求国土局出具对耕地破坏程度的鉴定书，但国土部门无权出具，如果到国家级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周期较长，费用较大，国土部门暂无能承担。五是行政干预较多，在发现的涉罪案件中，大部分属于城市里的重点企业工程或者乡镇公益事业用地占用，存在先违法占地，后办理审批手续的情况。六是考虑经济发展较多，在企业违法占地中，无论是城市市区还是乡镇，都掺杂了经济发展需要的因素，而国土部门又无力改变现状。

首先，要履行检察职责，打击预防并举，增强环境资源保护效果

发挥批捕、公诉职能，确保打击与预防效果。检察机关应当实行打击与教育相结合的方式，对犯罪情节严重的，一律批准逮捕，提起公诉;对犯罪情节较轻，积极主动弥补和恢复生态环境的，予以从宽处理。从而达到查办一案，教育一片的法律和社会效果。针对检察机关在对行政执法中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导致一些违法犯罪案件的流失，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威胁，检察机关应当主动向政府部门提出可操作性的司法建议，使每一起破坏环境并达到刑事立案标准的案件都能得到及时办理，相关的责任人也能得到相应的法律责任追究。

加强对环境资源犯罪的审判监督，确保打击到位。对检察院移送起诉的破坏环境资源的犯罪案件，一律实行跟踪检察。监督该类案件注意突出重点，对事实证据、法律适用、量刑、审判程序及审判人员渎职等存在问题的几种情形应该提起抗诉。对量刑偏轻的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案件，综合运用纠正违法、检察建议、工作通报等其他刑事审判监督的方式。

其次，强化检察职能，查办渎职犯罪，发挥民行监督作用

严厉查办破坏环境资源渎职犯罪。不断拓宽渎职犯罪案件线索来源渠道，注意从群众反映强烈的领域，从披露的重大事件中摸排案件线索，尤其注重从盗伐林木案件入手，重点查明采伐手续是否齐全、真实，是否存在渎职行为。经常邀请公诉、侦监等部门干警参加证据比对，引导调查取证，提高办案质量。

再次，延伸检察义务，保护民生民利，积极维护社会稳定

关注民生民利，履行自然资源保护义务。对由于环境污染，影响人民群众生活，造成上访信访的事件，不是一味的坐视或推脱责任，而是延伸检察职能，积极参与矛盾的解决，切实解决存在的问题。积极向政府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建议请专家进行评估检测后，建立污水净化系统，而不是简单地关停转并企业，并积极参与污水排放整改行动，有效地对环境污染的民生问题进行实时监控。

最后，完善各项检察机关对于环境保护部门的监督机制，并落实到具体的监督职责中，对维护总体的生态环境保护起到最根本的保护作用。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对诉讼活动和行政执法活动进行法律监督是履行法定职责，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的司法机关针对环境保护行政部门行政执法活动具有其专属性和不可替代性。检察机关应当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在当前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时，检察机关更是应当具有能动意识，紧紧围绕强化法律监督，维护生态环境的检察工作主题，强化法律监督职能，主动有所作为。只有如此，检察监督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才能实现有机统一。

提高家计调查人员的专业化水平，家计调查是审核低保资格的一个重要依据之一，提高家计调查人员的专业化水平，首先，要对家计调查人员进行专门培训。相关工作不仅仅要熟悉家计调查的相关程序，调查项目和调查方法，而且必须要保证在调查过程中要做到公正客观，防止“人情保”现象出现。其次，尽量聘用社会保障专业或者相关专业的工作人员，不仅可以提高专业化水平，也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最后，将低保申请受理工作移交到街道办事处事务指导中心办理，由各地基层街道办具体安排下属区域的低保申请、调查、审批工作。

(2)制度设计要做到统一性和一致性

各地政府为落实城市低保政策，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分别探索出一些低保对象确定的新方法，在制度的实际运行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往往造成多种制度相互之间，不能很好地配套衔接，影响了制度的效率和公平性。同时也可能增加制度的运行成本。

针对这种情况，为了减少入户调查的执行成本，不需要设立专门的调查部门，但是一定要将调查的方法、项目、核查标准等细则进行统一的规定，甚至应该上升到法律制度的层面，这样才更加容易判断调查双方的责任和义务。同时制度的一致性和统一性，也更加容易得到其他职能部门的配合，以劳动部门为例，可以直接向民政部门提供救助申请对象的劳动就业情况;银行等金融机构可以直接提供申请对象的储蓄情况，有无金融产品投资收益等信息。根据各个部门综合提供的信息，可以更加合理、公平地确定城市低保救助对象。

(3)收入核定标准兼顾地方经济发展水平

在许多地方的收入核查标准中，出现了类似于“饲养宠物，出入某些消费场所的家庭不符合低保救助申请标准”的规定。显然这些标准并没有考虑到有尊严的生活的“基本需要”，会给受助者造成心理负担，而这些并不是社会救助的初衷。因此在标准的确定过程之中，应该将这些民政部门制定的规章制度规范化，使用也不能过于死板固化，并随当地经济发展水平适时的取消不切实际的旧标准，加入一些合理的新标准。

标准的制定还需要考虑到受助家庭的子女教育、医疗保障问题，这类家庭在有限的可支配收入范围内，教育支出、医疗支出等导致了家庭在经济上难以维持基本的生活。对于有医疗教育救助需求的家庭，对入户调查的收入核查标准可以另行专门进行规定，保障申请者可以获得应有的救助。

(4)加强法制化建设，对“骗保”行为加大惩处力度

在家庭收人核查过程中一些群体，可能会存在一些瞒报、少报收入来骗取低保救助金的行为，但即使发现了这些行为，由于处罚的力度不大，现行制度没有严格的惩罚措施，制度缺乏强有力的约束力，导致个别社会员的骗保行为屡禁不止，使得社会福利资源和救助资金极大的浪费。不仅仅是低保救助申请家庭，相关管理审核者也可能会由于惩罚力度较低，存在违纪行为。

要杜绝这类骗保行为的发生，必须走法制化的道路，出台相应的法律，例如可以配合《社会救助法》制定相应的细则，同时要具备可执行性，提高违法成本，使那些企图违反规定的个体，认识到其中的收益成本关系，从而放弃这类违法行为。除此之外，制度的运行有了法制化的保障可以更好地贯彻执行。

四、小结

因为社会救助的资金来自于政府财政，花的是纳税人的钱，所以，必须保证这项制度救助的都是真正“有需要的人”。这就意味着，政府必须先对所有申请社会救助的家庭进行调查，确认申请者的家庭人均收入确实低于社会救助标准，有时还要确认申请者拥有的家庭财产也符合相关的规定，然后才能向其提供保障最低生活水准的现金或实物。

入户调查的作用，就是在于合理、公平地确定真正应该被帮助的对象。虽然目前中国无法向其他国家那样做到，将个人和家庭的收支账户对于国家的税务机关和社会保障机关完全开放。但是通过入户调查方法的改进，参照基本生活保障标准来实现“应保尽保”。对一些接受入户收入核查后不符合生活援助条件但又存在特殊需要的群体，可以通过综合性的目标定位方式纳入相应的制度化的专项救助，而不是临时性的救济。

>参考文献：

[1] 张时飞，唐钧.中国社会政策研究十年专题报告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2] 白维军.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中的“贫困陷阱”研究――目标定位制下的负激励分析[J].西北人口，2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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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唐钧.社会救助莫忘家计调查.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2013(9)

[9] 段美枝.关于社会救助制度中“家计调查”的思考.经济论坛，2011(7)

第二篇：检察机关刑事监督工作报告

这是一篇关于工作报告的范文，可以提供大家借鉴！

根据政协市委员会第六届主席会议，关于《2010年政协市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调研计划》的安排，市政协社会法制委员会组织部分委员组成调研组，在邓刚副主席带领下，以“人民检察院刑事法律监督”为主题，先后听取市人民检察院、区人民检察院、县人民检察院、特区人民检察院、盘县人民检察院的情况通报，并邀请公安机关执法警官参加座谈会，达到了调研的目的。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市两级人民检察院，根据国家宪法和法律的授权，独立行使检察权，认真履行刑事法律监督职能，切实开展对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的刑事立案、刑事侦查、检察机关本级自侦部门的立案和侦查活动，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活动，公安机关看守所刑罚执行的监督。在刑事法律监督活动中，立足于监督职能，发挥刑事法律监督的指令性作用，积极参与社会建设推进社会管理，打击和预防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稳定，保护刑事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化解社会矛盾和纠纷，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和谐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关于“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规定，全市检察机关，2008年至2010年上半年共受理提请批准和决定逮捕的案件4993件8633人，批准和决定逮捕4269件8222人，不批准逮捕477件1068人；共受理移送审查起诉案件7587件13503人，不起诉23件34人；对监管场所存在的安全隐患提出口头纠正意见78次，书面检察建议30次；对界临羁押期限的739件1409人案件进行催办，防止超期羁押，保障了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

（一）在刑事立案监督活动方面。坚持刑事法律监督的基本原则，独立行使刑事立案法律监督权，严格遵守法定程序，对于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的案件，对于公安机关不应当立案而立案侦查的案件进行刑事立案监督。2008年至2010年上半年，全市检察机关受理立案监督线索72件，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72件；公安机关立案28件32人；通知公安机关立案6件7人，对公安机关不应当立案而立案提出纠正66件79人，已纠正52件58人；按照案件管辖范围，移交职务犯罪线索39件50人；立案33件60人。

（二）在刑事侦查监督活动方面。全市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通过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及时准确惩罚犯罪，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促进严格执法。2008年至2010年上半年，全市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提前介入侦查435件1177人，其中参与重大案件讨论244件659人，参加现场勘察191件518人，发出检察建议115份，书面提出纠正违法侦查活动345件，已纠正322件（其中，侦查取证违法58件，办案程序违法262件，执行违法2件），纠正漏捕8件45人。全市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在起诉环节引导公安机关补充、固定证据1572件3362人。全市检察机关共发出127条检察建议和2条纠正违法通知书，均被相关单位采纳。向侦查部门移送线索2条，并已立案侦查。共追诉漏犯26人，追诉漏罪和遗漏犯罪事实133桩。

（三）在刑事审判监督方面。全市两级人民检察院对全市两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保障及时准确地惩罚犯罪分子，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维护国家刑事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促进法院法官执法公正，维护社会主义法律权威。2008年至2010年上半年，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依法提出抗诉26件，目前已改判9件。

（四）在刑罚执行监督方面。全市两级人民检察院监所部门，对公安机关看守所在押的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已作出判决的罪犯的刑罚执行进行监督，同时对在押人员的羁押活动进行监督,确保监管场所安全。注重监外执行罪犯的回访考察，督促相关部门落实监管措施。今年上半年对辖区内的监外执行罪犯436人进行跟踪，发现漏管32人，脱管17人，重新犯罪2人（已收监），并对有关单位提出口头检察建议。

二、主要做法

全市检察机关刑事法律监督部门在刑事司法程序中，一直肩负着对侦查立案、国家追诉与刑罚执行监督的任务，担负着制衡刑事审判及监督刑事侦查的双重功能，在追究犯罪过程中，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这一核心标志性职能，主动参加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实践活动，从稳定社会大局出发，强化法律监督意识，注重运用法律手段构建社会公平规则，把执法监督落到实处，收到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强化法律监督意识，客观公正履行刑事立案监督职责。全市两级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在刑事诉讼中，强化法律监督意识，不断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把刑事立案作为法律监督的主要环节，客观公正履行职责，主动协调公安机关、本院自侦部门和行政执法部门，畅通刑事立案监督渠道，切实贯彻执行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关于刑事立案监督方面的相关规定，依法开展刑事立案监督工作。一是审查受理被告人、控告人、举报人以及其他报案人的情况反映和举报，扩大刑事立案线索来源，提高被告人的诉讼地位，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二是在审查批捕案件工作中，发现公安机关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案件以及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案件，扩大案件线索来源跟踪督办。三是审查备案材料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定期汇总分析社会发案情况，拓展案件线索来源，对不应当立案和应当立案的案件全程跟踪督办。通过以上监督方式，让有罪的人入罪，让无罪的人出罪，实现刑事立案法律监督客观公正的终极目标。

第二，树立公平正义理念，提高刑事侦查监督能力。全市两级检察机关公诉部门，把树立公平正义理念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要求，在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中，着力提高对公安机关刑事侦查监督的能力，推动社会长治久安。一是坚持实体与程序并重进行监督。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在审查起诉工作中，通过审查案件材料，提审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等方式，对公安机关实体法的运用是否恰当，以及刑事侦查活动程序的合法性及时研判，保障实体法和程序法的严格贯彻执行，维护犯罪嫌疑人和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二是通过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监督。适时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参与询问犯罪嫌疑人和证人，参加现场勘察和检查，提前审阅有关案件材料，既能及时了解案情，掌握证据，保证案件质量，又能及时发现和纠正公安机关在刑事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三是对刑事侦查进行强制性监督，推进公正廉洁执法。检察机关公诉部门以国家法律作后盾，对公安机关刑事侦查活动进行强制监督，全方位监督公安机关执法人员在办案过程中执法不公、不文明、不廉洁的执法违法行为，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树立国家法治权威。

第三，建立执法办案责任制，加强刑事审判监督工作。全市两级检察机关根据刑事诉讼法对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在刑事审判过程中，人民检察院既要代表国家对公民犯罪进行法律监督，行使公诉权，又要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进行监督，行使刑事审判监督权。面对特殊的责任：一是建立执法办案责任制，在检察长领导下，经检察长受权公诉部门实行以主诉检察官为主要责任人的执法办案责任制，确立法律监督的核心地位和刑事诉讼的专业化，突出检察官的主体责任能力，从组织上保障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法律监督取得实效。二是坚持执法公示制。公平、公正、公开支持公诉，对人民法院受理的公诉案件，加强审判程序监督和庭审监督，严格执行两审终审制，规范审级独立职权，查清犯罪事实，依照刑事法律的规定，保障未犯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使犯罪分子受到应有的惩罚。三是坚持职权法定履行监督职责，注重检察长列席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重大疑难案件，对特别重大案件跟庭监督，着力打造公诉部门检察官队伍，主动探索新形势下刑事案件的特点和规律，提高公诉质量，成立“刑事判决、裁定审查组”，对确有错误的判决和裁定依法抗诉，推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切实克服重实体轻程序的情况，对人民法院实行有效监督。

第四，依法履行刑罚监督职责，确保监管场所安全稳定。根据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实行监督。一是坚持纠防超期领导责任制，责任追究制。保障公安看守所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杜绝超期羁押。二是加强对刑罚交付执行的监督。把公安机关看守所代为执行一年以下或余刑一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服刑罪犯作为重点监督。在监督活动中对刑罚变更执行完善监督机制，注重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办理程序，督促有关部门落实监管措施。三是强化安全监管制度落实，对罪犯和在押人员实行有效监管。对刑罚执行活动的监督做到经常化、制度化和规范化，保障监管场所安全稳定，及时处理服刑罪犯和在押人员的申请，控告和检举，保障刑罚执行机关依法维护服刑罪犯和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

三、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全市两级人民检察院在刑事法律监督活动中，为维护法律尊严，紧紧围绕推进公正廉洁执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满足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提高司法机关的公信力，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如下：一是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刑事立案监督不规范，公安机关通报刑事发案、报案、立案、破案处于被动地位，该立不立，立而不侦的现象依然存在；二是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刑事侦查监督信息不畅，信息资源不能共享，有些执法违法行为不能及时纠正，有的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三是检察机关在刑事审判监督工作中，对人民法院偏轻偏重，量刑不公的判决、裁定难予实现有效监督，导致同案不同判、同罪不同刑，给“暗箱操作”人为办理“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以可乘之机，影响司法公正；四是检察机关在刑罚执行监督活动中，对依法交付所外执行的犯罪分子，由于社区矫治制度和机制不健全，有些犯罪分子脱离监管而逍遥法外；五是检察机关在刑事法律监督活动中，监督工作机制不适应社会管理的要求，其编制结构对所承担的刑事法律监督任务不相适应，还不能满足诉讼参与人的诉求。对此，提出以下建议：

1、规范行使“违法立案”监督权，保障公民在刑事立案活动中的合法权利。规范执行刑诉法关于检察机关行使刑事“立案监督”权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刑事立案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明确的“违法立案”监督权。重点监督公安机关违法动用刑事手段插手民事、经济纠纷，借助公权力采取刑事拘留、搜查、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侵害公民合法权利的情形，着力监督公安机关办案人员利用立案手段实施报复陷害、敲诈勒索以及牟取其他非法利益等违法立案的情形。在刑事立案监督工作中，更加注重程序和方法，切实保障公民在刑事立案中的合法权益。

2、构建信息平台，增强刑事侦查监督合力。刑事侦查旨在依法惩治犯罪，保障公民的生命财产被毁损后尽可能重建主体间的自由关系与和平关系，侦查权的滥用会使主体间的矛盾更加激化。检察机关在刑事侦查监督活动中，要在政府投入下构建硬件设施信息交流平台，同时建立健全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刑事侦查信息交流制度和工作机制，加强信息交流，共享侦查信息资源，共同查明案件的犯罪事实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共同对案件进行法律评价，互相制约，互相监督，及时准确纠正违法办案行为，防止侦查权“失控”伤及无辜公民。

3、构建社会公平规则，提升司法公信力。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工作，自由裁量权备受人民群众关注。检察机关开展刑事审判监督，维护司法公正、公开、透明，主动适应人民法院量刑规范改革要求，监督刑事审判工作执法量刑程序，对所有开庭审理的刑事案件，增强公开性和透明度。正确行使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维护被告人、被害人的量刑参与权，注重吸纳律师辩护意见，实现均衡量刑，依法治理滥用自由裁量权。杜绝“暗箱操作”和“三案”的发生，着力提升司法公信力。

4、参与社会管理，推进社区矫治工作开展。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监督公安机关、司法行政部门建立和完善社区矫治制度，重点监督经刑事审判交付所外执行刑罚的犯罪分子。落实帮教措施，预防重新违法犯罪危害社会。

5、加强队伍建设，创新刑事法律监督机制。开展刑事法律监督，推进公正廉洁执法，提高刑事法律监督的执行力，必须加强检察队伍建设。一是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树立监督执法新思维，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克服“特权”和“霸权”思想，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永葆检察机关的政治本色；二是建立健全刑事法律监督体制。依靠地方党委领导和政府的支持，建设一支编制结构合理，纪律严明的专业化队伍，解决案多人少、有人干事的问题，规范执法监督行为，坚持用好的制度管好权、管好事和管好人。三是建立错案追究制，加大对错案责任人的追究力度，开展警示教育活动，同时也要保护检察干警的合法权益；四是加强执法监督能力培训，选择国家最新法律、法规、政策作教材，正确解决经济和社会变革中立法不周延，司法解释注解不周详带来的认识不一致、不统一的问题，处理好理论和实战的关系，提高正确把握法律和政策的素质能力，公正廉洁执法，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实施。

第三篇：检察机关刑事监督工作报告

根据政协市委员会第六届主席会议，关于《2012年政协市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调研计划》的安排，市政协社会法制委员会组织部分委员组成调研组，在邓刚副主席带领下，以“人民检察院刑事法律监督”为主题，先后听取市人民检察院、区人民检察院、县人民检察院、特区人民检察院、盘县人民检察院的情况通报，并邀请公安机关执法警官参加座谈会，达到了调研的目的。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二、主要做法

全市检察机关刑事法律监督部门在刑事司法程序中，一直肩负着对侦查立案、国家追诉与刑罚执行监督的任务，担负着制衡刑事审判及监督刑事侦查的双重功能，在追究犯罪过程中，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这一核心标志性职能，主动参加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实践活动，从稳定社会大局出发，强化法律监督意识，注重运用法律手段构建社会公平规则，把执法监督落到实处，收到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强化法律监督意识，客观公正履行刑事立案监督职责。全市两级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在刑事诉讼中，强化法律监督意识，不断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把刑事立案作为法律监督的主要环节，客观公正履行职责，主动协调公安机关、本院自侦部门和行政执法部门，畅通刑事立案监督渠道，切实贯彻执行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关于刑事立案监督方面的相关规定，依法开展刑事立案监督工作。一是审查受理被告人、控告人、举报人以及其他报案人的情况反映和举报，扩大刑事立案线索来源，提高被告人的诉讼地位，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二是在审查批捕案件工作中，发现公安机关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案件以及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案件，扩大案件线索来源跟踪督办。三是审查备案材料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定期汇总分析社会发案情况，拓展案件线索来源，对不应当立案和应当立案的案件全程跟踪督办。通过以上监督方式，让有罪的人入罪，让无罪的人出罪，实现刑事立案法律监督客观公正的终极目标。

第二，树立公平正义理念，提高刑事侦查监督能力。全市两级检察机关公诉部门，把树立公平正义理念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要求，在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中，着力提高对公安机关刑事侦查监督的能力，推动社会长治久安。一是坚持实体与程序并重进行监督。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在审查起诉工作中，通过审查案件材料，提审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等方式，对公安机关实体法的运用是否恰当，以及刑事侦查活动程序的合法性及时研判，保障实体法和程序法的严格贯彻执行，维护犯罪嫌疑人和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二是通过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监督。适时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参与询问犯罪嫌疑人和证人，参加现场勘察和检查，提前审阅有关案件材料，既能及时了解案情，掌握证据，保证案件质量，又能及时发现和纠正公安机关在刑事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三是对刑事侦查进行强制性监督，推进公正廉洁执法。检察机关公诉部门以国家法律作后盾，对公安机关刑事侦查活动进行强制监督，全方位监督公安机关执法人员在办案过程中执法不公、不文明、不廉洁的执法违法行为，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树立国家法治权威。

第三，建立执法办案责任制，加强刑事审判监督工作。全市两级检察机关根据刑事诉讼法对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在刑事审判过程中，人民检察院既要代表国家对公民犯罪进行法律监督，行使公诉权，又要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进行监督，行使刑事审判监督权。面对特殊的责任：一是建立执法办案责任制，在检察长领导下，经检察长受权公诉部门实行以主诉检察官为主要责任人的执法办案责任制，确立法律监督的核心地位和刑事诉讼的专业化，突出检察官的主体责任能力，从组织上保障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法律监督取得实效。二是坚持执法公示制。公平、公正、公开支持公诉，对人民法院受理的公诉案件，加强审判程序监督和庭审监督，严格执行两审终审制，规范审级独立职权，查清犯罪事实，依照刑事法律的规定，保障未犯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使犯罪分子受到应有的惩罚。三是坚持职权法定履行监督职责，注重检察长列席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重大疑难案件，对特别重大案件跟庭监督，着力打造公诉部门检察官队伍，主动探索新形势下刑事案件的特点和规律，提高公诉质量，成立“刑事判决、裁定审查组”，对确有错误的判决和裁定依法抗诉，推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切实克服重实体轻程序的情况，对人民法院实行有效监督。

第四，依法履行刑罚监督职责，确保监管场所安全稳定。根据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实行监督。一是坚持纠防超期领导责任制，责任追究制。保障公安看守所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杜绝超期羁押。二是加强对刑罚交付执行的监督。把公安机关看守所代为执行一年以下或余刑一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服刑罪犯作为重点监督。在监督活动中对刑罚变更执行完善监督机制，注重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办理程序，督促有关部门落实监管措施。三是强化安全监管制度落实，对罪犯和在押人员实行有效监管。对刑罚执行活动的监督做到经常化、制度化和规范化，保障监管场所安全稳定，及时处理服刑罪犯和在押人员的申请，控告和检举，保障刑罚执行机关依法维护服刑罪犯和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

三、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全市两级人民检察院在刑事法律监督活动中，为维护法律尊严，紧紧围绕推进公正廉洁执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满足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提高司法机关的公信力，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如下：一是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刑事立案监督不规范，公安机关通报刑事发案、报案、立案、破案处于被动地位，该立不立，立而不侦的现象依然存在；二是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刑事侦查监督信息不畅，信息资源不能共享，有些执法违法行为不能及时纠正，有的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三是检察机关在刑事审判监督工作中，对人民法院偏轻偏重，量刑不公的判决、裁定难予实现有效监督，导致同案不同判、同罪不同刑，给“暗箱操作”人为办理“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以可乘之机，影响司法公正；四是检察机关在刑罚执行监督活动中，对依法交付所外执行的犯罪分子，由于社区矫治制度和机制不健全，有些犯罪分子脱离监管而逍遥法外；五是检察机关在刑事法律监督活动中，监督工作机制不适应社会管理的要求，其编制结构对所承担的刑事法律监督任务不相适应，还不能满足诉讼参与人的诉求。对此，提出以下建议：

1、规范行使“违法立案”监督权，保障公民在刑事立案活动中的合法权利。规范执行刑诉法关于检察机关行使刑事“立案监督”权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刑事立案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明确的“违法立案”监督权。重点监督公安机关违法动用刑事手段插手民事、经济纠纷，借助公权力采取刑事拘留、搜查、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侵害公民合法权利的情形，着力监督公安机关办案人员利用立案手段实施报复陷害、敲诈勒索以及牟取其他非法利益等违法立案的情形。在刑事立案监督工作中，更加注重程序和方法，切实保障公民在刑事立案中的合法权益。

2、构建信息平台，增强刑事侦查监督合力。刑事侦查旨在依法惩治犯罪，保障公民的生命财产被毁损后尽可能重建主体间的自由关系与和平关系，侦查权的滥用会使主体间的矛盾更加激化。检察机关在刑事侦查监督活动中，要在政府投入下构建硬件设施信息交流平台，同时建立健全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刑事侦查信息交流制度和工作机制，加强信息交流，共享侦查信息资源，共同查明案件的犯罪事实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共同对案件进行法律评价，互相制约，互相监督，及时准确纠正违法办案行为，防止侦查权“失控”伤及无辜公民。

3、构建社会公平规则，提升司法公信力。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工作，自由裁量权备受人民群众关注。检察机关开展刑事审判监督，维护司法公正、公开、透明，主动适应人民法院量刑规范改革要求，监督刑事审判工作执法量刑程序，对所有开庭审理的刑事案件，增强公开性和透明度。正确行使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维护被告人、被害人的量刑参与权，注重吸纳律师辩护意见，实现均衡量刑，依法治理滥用自由裁量权。杜绝“暗箱操作”和“三案”的发生，着力提升司法公信力。

4、参与社会管理，推进社区矫治工作开展。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监督公安机关、司法行政部门建立和完善社区矫治制度，重点监督经刑事审判交付所外执行刑罚的犯罪分子。落实帮教措施，预防重新违法犯罪危害社会。

5、加强队伍建设，创新刑事法律监督机制。开展刑事法律监督，推进公正廉洁执法，提高刑事法律监督的执行力，必须加强检察队伍建设。一是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树立监督执法新思维，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克服“特权”和“霸权”思想，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永葆检察机关的政治本色；二是建立健全刑事法律监督体制。依靠地方党委领导和政府的支持，建设一支编制结构合理，纪律严明的专业化队伍，解决案多人少、有人干事的问题，规范执法监督行为，坚持用好的制度管好权、管好事和管好人。三是建立错案追究制，加大对错案责任人的追究力度，开展警示教育活动，同时也要保护检察干警的合法权益；四是加强执法监督能力培训，选择国家最新法律、法规、政策作教材，正确解决经济和社会变革中立法不周延，司法解释注解不周详带来的认识不一致、不统一的问题，处理好理论和实战的关系，提高正确把握法律和政策的素质能力，公正廉洁执法，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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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的诉中监督探析

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的诉中监督探析

漯河市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处

燕红

李林

民事诉讼的检察监督在广义上包括三种形态：诉前监督、诉中监督和诉后监督。这是从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实施法律监督的时间纬度和程序阶段上着眼所进行的划分。但这三种监督类型所奠基的理论基础和价值取向并不相同，尤其是诉前监督与诉中监督、诉后监督有很重要的区别；诉中监督和诉后监督在法理基础和功能追逐上大体一致。诉前监督是指检察机关以原告人的身份提起民事诉讼；诉中监督是指在民事诉讼开始后、结束前，检察机关认为有必要，参与到民事诉讼过程之中，对其合法性、公正性等实施监督；诉后监督就是通常所说的检察机关对生效裁判的抗诉再审监督。本文将对诉中监督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作一些分析。

一、诉中监督的基本特征

据前述定义，可以将诉中监督的主要特征解析如下：

（一）时间上的过程性。诉中监督非常鲜明地凸显出了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的监督的时间阶段性，此种监督既不是发生在诉讼开始前，也不是存续于诉讼结束之后，而是发生在诉讼正在进行之中。这种时间上的过程性特征是诉中监督区别于诉前监督和诉后监督的重要标志，一定意义上也可以将诉中监督看作是连接诉前监督和诉后监督的桥梁；正是诉前监督、诉中监督和诉后监督构成了检察监督的全部内容。广义上的诉中监督包括三种形态：一是诉前监督的继续延伸，二是单纯的诉中监督，三是诉中监督向诉后监督的演化；狭义上的诉 中监督仅指上述第二种情形，也就是单纯的诉中监督，这种诉中监督既非渊源于诉前监督，也不延伸于诉后监督。然而实践中的检察监督往往表现为广义的监督。

（二）内容上的程序性。由于诉中监督存在于诉讼尚未结束前，因而不可能针对法院的生效裁判而实施监督，监督的内容只能是不涉及实体正义与否，仅限制于程序公正与否。如：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实行了公开原则、回避制度等等实施监督，而对法院的裁判是否错误，在诉讼监督阶段，尚不能纳于监督视野。但这里所言的监督内容上的程序性，仅仅是说诉中监督不涉及对生效裁判的结果评价，而并非在诉中监督中就绝对不能涉及诉讼解决的实体问题。比如说：对法院就证据的判断采纳，检察机关就可以实施监督，提出相关的评论意见，甚至检察建议，这个监督的内容便是实体性的，而非纯然属于程序监督。事实上，诉中监督的程序性往往与实体性密切地关联在一起，有时难以截然界分。

（3）方式上的建议性。诉中监督发生在诉讼的过程中，此时法院尚未就案件的实体事项形成肯定性的判断，法院的审判独立性需要获得保证。检察机关的过程介入，虽有必要，但是必须保持必要的限度，这个限度就是检察监督的方式不能影响审判的独立性，更不能以一种方案取代法院的审判方案，也不能对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构成某种压服。因此，检察机关的诉中监督，在方式上应定位于建议性，检察机关如果认为法院的审判活动有不妥当的地方，或者有违法之处，也只能以检察建议的形式提出，该项建议也非具有强制性，法院可以 接受，也可以不接受。强调检察机关诉中监督的方式建议性，是妥善处理检法两家诉讼关系的重要选择。检察监督始终要恪守一项基本原则即：不能影响审判的独立性，审判独立这项由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只能由于检察监督的介入而获得强化，而不是相反。

（4）目标上的公益性。检察监督对民事诉讼的全部介入，无论是诉前介入、诉中介入抑或诉后介入，其目标均是为了保障公益的实现。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的诉中介入，特别需要强调它的地位超脱性，检察员既不是当事人的代言人或代理人，甚至也不单纯就是公益代表者，它是诉讼中的第四方主体，也就是他有别于原告、被告、法院，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它之所以介入民事诉讼，乃是为了实现多方面的功能，其功能的具体化表现乃是根据需要和情景而有变化的。它在帮助弱势当事人进行诉讼时，其外观上类似于代理人，但实质上有别于代理人；在该当事人实施有违诉讼法规则的行为乃至扰乱诉讼秩序时，它又会向法院提出制止该行为乃至处置该当事人的诉讼建议。可见，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的诉中介入，其地位始终是超脱的、独立的、不带偏见的，同时也是动态的、辨证的、变化的。

二、事后监督方式存在的弊端

一直以来，我国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案件监督的主要形式是对已生效的法院裁判提起抗诉，这种事后监督方式不能全面有效地体现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者地位，同时其自身也存在一定弊病。

首先，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确立了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监督职能应是指对法律实施的全面监督，不仅包括对刑事 法律实施的全面监督，也包括对民事法律和行政法律实施的全面监督。在民事行政案件中具体体现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过程和行政审判过程实行法律监督，纠正错误的裁判，保证审判活动公正、合法，维护诉讼当事人合法权益，包括：按照审判监督程序依法对已生效的错误判决、裁定提出抗诉；发现或查处民事、行政审判活动中审判人员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等犯罪行为；对审判及诉讼过程中存在的其他违法行为提出纠正意见及建议等。抗诉只能是民事行政案件检察监督的一部分，而不会是全部。事实上，随着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日趋深入，仅仅依靠抗诉，难以有效遏止民事行政案件审判中的司法不公。应当将民行抗诉与再审建议、出席法庭等监督形式结合起来，对民事行政案件审判实施监督；运用自行侦查、检察建议，对民事行政案件审判、执行中是否有违法犯罪行为实施监督；通过向党委、人大报告、法律解释，等等，来加强民事行政案件法律监督工作。而检察机关介入民事行政案件的审判活动正是扩大检察监督的一个方向。

其次，对生效裁判提起抗诉属于事后监督，这种监督方式难以及时发现和纠正审判过程中的违法行为。违法行为的特点是即时性与迅捷性，且审判活动是在较为紧张的氛围中进行的，从而导致了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容易被忽略，给以后的证据收集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这种被动的监督方式使得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不能落到实处，也损害了司法的权威与公信。同时，抗诉意味着法院的审判质量存在一定问题，在当前实行错案责任追究制的情况下，法 院可能会以消极的态度对待检察机关的抗诉工作，如一些法院再审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存在“三不改”原则，即能够不改的尽量不改；可改可不改的一定不改；必须要改的，则采取庭下和解庭上维持的做法，规避原判的改变。此外，法院在审理程序、审理标准、结案方式、审判业务管理机制等方面设置各种措施，也给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再审改判增加了难度。

由于上述弊端的存在，彰显出诉中监督的必要。

三、完善诉中监督的方法措施

（一）明确检察机关与当事人及法院之间的关系。诉讼法律关系是发生在诉讼过程中，存在于诉讼参加者之间的诉讼权利与诉讼义务关系。一般认为诉讼法律关系是法院与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以及诉讼参与人相互之间在诉讼中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法院与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占诉讼法律关系的核心地位，其他法律关系围绕这一法律关系产生、发展并与这一法律关系共同构成统一的诉讼法律关系。诉讼法律关系的主体不仅包括人民法院、诉讼参加人、其他诉讼参与人，也包括人民检察院，检察机关是基于检察监督权参与诉讼活动，并服务于其监督职能。检察机关介入民行诉讼并不会打破原有的诉讼结构，检察机关既不是一方当事人，也不是当事人的代理人，而是法律监督者，承担着自己独特的诉讼职能。检察官并不参与具体的审判工作，法庭上行使审判权的主体依然是法官，检察官的主要任务是对审判机关的裁判是否正确以及审判人员是否存在诉讼违法犯罪行为进行监督。

（二）明确检察机关的权利与义务。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行政诉讼，必须享有一定权能，才能将相关的监督落到实处。借鉴公诉人在庭审中享有的职权范围，检察机关在民事行政诉讼中的监督权应包括以下权能：

（1）知悉权。即检察机关有了解和掌握审判机关审判过程及所有与此相关信息的权力。知悉权是检察监督权中的一项最基本的权能，是开展检察监督的基础。

（2）调阅案卷权。在民事行政案件的诉讼过程中，相关的案卷材料都掌握在法院手中，检察机关必须能够及时从法院调阅（包括复制、摘录）相关案卷，才能了解案情，为监督做好准备工作。

（3）发表意见权。检察机关作为独立的诉讼参与人，应享有就有关案件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的权利。该权利主要是针对法官在审案中的违法渎职行为，检察机关不应过多地就具体的案件审理发表意见，以免干预法官独立审案。

（4）调查取证权。该权利是检察监督权中一项至关重要的权能，使检察监督权能够发挥实质性的作用，检察机关针对审判机关是否遵守法定程序，是否正确认定事实以及适用法律进行相关调查取证。

（5）采取强制措施权。检察机关应有权对妨碍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行为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该权能是检察监督的保障。

检察机关在实施监督时也必须承担相应义务，具体来说就是依法监督和合理监督。依法监督就是检察机关必须遵循法定的程序和方式进行监督，合理监督则要求检察机关必须把握监督的尺度，不得借行 使监督而干涉法院的审判独立，始终把自己放在监督者的地位，而不能越俎代庖充当审判者。

（三）改进诉中检察监督的方式。检察监督在审慎运用抗诉权的同时，必须向纵深拓展，结合检察建议、纠正违法、立案追查等方式构建诉中检察监督制度。

检察建议是实践中产生的一种监督方式，针对法院在民事行政案件审判中的轻微违法行为提出的监督建议。检察机关可以通过检察建议书的方式，向法院提出完善制度和规范运作的建议。

纠正违法是刑事诉讼中的一种重要监督方式，通过纠正违法通知书的形式，纠正审判机关的严重违法行为。民事行政诉讼也可以运用这种监督方式来纠正违法。当审判人员涉及违法犯罪时，就必须通过立案追查这种最严厉的监督方式予以追究，使审判监督具有权威性和强制力。

四、完善诉中监督的意义

(一)诉中监督是全面落实检察监督宪法原则和诉讼原则的需要。检察机关是宪法所确立的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同时三大诉讼法(民事、行政、刑事)也都将检察监督确立为诉讼中的一项基本原则。据此，检察院有权对诉讼审判活动的过程实施监督，而不仅仅是对审判的结果实施监督。但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检察监督这项宪法性的基本原则在内容上被压缩为抗诉再审，这显然是立法资源的闲置或浪费，应予改变。改变的—个重要方面，就是细化检察监督的具体方式，使各种检察监督的具体方式形成—个有机统—的体系或系统，而克服 其中的盲点，从而使检察监督原则摆脱抽象的原则性倡导局面，而不断地制度化、实效化，由此彰显检察监督原则的制度性功能。

(二)诉中监督是为了保障审判独立和审判公正的需要。有一种观点总是担心检察机关的诉中监督会影响甚或损伤审判的独立性，其实诉中监督是有助于审判独立性的保障的。法院在感到无力排解影响审判独立性的外在因素之时，最为可靠的救援力量便应是检察监督，检察监督所指向的矛头，不仅仅是法院的审判公正，同时也指向其他的执法机关，如行政机关等等，在这些机关违反宪法以及诉讼法关于审判独立原则的规定之时，检察机关也有监督之职责。检察机关对审判公正的保障，最终也有助于审判独立原则的充分实现。审判公正是实现审判独立的事实前提，而审判独立是实现审判公正的逻辑前提。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的诉中介人，对审判公正度的提升是毋庸置疑的，有监督总的来说比没有监督更能够实现审判的公正性。

(三)诉中监督有助于确保当事人诉讼地位的实质性平等，并有力地制止当事人滥用诉权或诉讼权利的现象。检察机关对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包含了直接监督和间接监督两个方面:直接的监督乃是直接面向法院的审判活动，比如法院的审判该公开不公开，对此检察院可以提出监督意见;间接的监督乃是对当事人诉权行为的一种监督形式，比如对当事人滥用诉权的行为，法院该采取措施制止或惩戒而未能或拒绝采取相关的措施，从而导致了当事人诉讼地位在实质上失去了平衡，或者侵害了对方当事人的程序利益和实体利益，或者扰乱了诉讼的公序良俗，此时检察院就可以对法院怠于作为的消极审判活动实施 监督，提出监督意见。尤其是，如果侵害、损伤当事人诉权或诉讼权利的因素来自于法院本身，则检察院的此种监督更有必要。因此，检察院参与民事诉讼，对当事人的诉权行为既可以起到监督作用，也可以起到保障作用。

(四)诉中监督有助于保障国家利益、社会公益和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可以更好地引导诉讼程序向着符合国家司法政策的目标运行。在现代民事诉讼的格局中，行使审判权的人民法院日趋中立化，并且消极裁断的司法理念也日益深人审判者的人心，所谓不告不理原则、诉权制衡审判权的原理、不得超出诉讼请求范围实施裁判的原理、尊重当事人意愿的原理、程序主体权受充分保障的原理等等，一系列制约、制衡法院中立而公正行使审判权的制度、原则和程序不断生成，—些原本由法院肩负的国家监督和干预职能，就无可避免地会留下种种的空白点，而这些职能是必须要由某个特定主体肩负起来的，由检察院发挥相应的作用，既是理之所归，又是势所必然。

第五篇：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实施同步监督的必要性

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实施同步监督的必要性.txt21春暖花会开！如果你曾经历过冬天，那么你就会有春色！如果你有着信念，那么春天一定会遥远；如果你正在付出，那么总有一天你会拥有花开满圆。摘 要：

口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的全程监督可概括为:事前监督、事中监督、事后监督。

口全程同步监督之必要性：同步监督是解决减刑、假释适用过滥过快弊端之需要；同步监督是预防和制止腐败发生之需要；同步监督是司法公正之需要；同步监督是逐步实现诉讼化之需要；同步监督是实现最佳执法监督效果之需要

口同步监督必要性之实现：实现减刑、假释同步监督必须冲破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存在的藩篱，采取加强理论研究、及时联合制定司法解释等某些相应对策，使之理论化、制度化和法律化

关键词：同步监督，必要性，实现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二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减刑、假释的裁定不当，应当在收到裁定书副本后二十日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纠正意见。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如果发现有违法的情况，应当通知执行机关纠正。从这些规定看，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实行监督有法律“撑腰”，遗憾的是，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的监督实际上是一种事后监督的方式，这种监督方式，限制了检察机关介入的时间和方式，压缩了监督的空间和范围，进而影响了检察监督职能作用的发挥。由此，当下亟须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是:检察机关如何更好地依法对减刑、假释进行法律监督。笔者认为实现对减刑、假释进行法律监督的最佳效果，同步监督是个好办法，现笔者结合多年来的监所检察执法实践，就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实施全程同步监督的必要性谈几点看法。

同步法律监督之界定

就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的全程监督而言，可概括为事前监督、事中监督、事后监督。

所谓事前监督，即对监管机关(含监狱、看守所等)平时对罪犯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教育、改造和监管是否合法进行法律监督;对放纵牢头狱霸及其虐待同监犯人违法伤害行为实行法律监督;对监所管理机构疏漏及违法规章、制度及时提出建议等。

所谓事中监督，即对监管机关是否依照实体法和程序法(如刑法第七十八条至第八十六条;刑诉法第二百一十四条、第二百一十五条、第二百一十七条、第二百二十一条、第二百二十四条、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对罪犯进行减刑、假释实行法律监督，发现违法及时提出纠正意见，并通知监管机关和上级主管机关。

所谓事后监督，即一方面对法院是否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一条、第二百二十二条的规定进行裁决，实行法律监督;另一方面，还要对监管机关是否依照今年6月25日“中治委”办公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出台的《关于加强和规范监外执行工作的意见》的规定实行法律监督。

同步监督之必要性

法律监督不仅是对法律结果的监督，更是要求司法行为刚开始就应该受到相应的制约、监督，法律监督本身就蕴涵着对司法行为过程的监督，绝不能等到司法行为结果作出之后才进行监督。要保证法律监督的有效性，也不能限于事后监督。法律监督的本质或者说真正作用不在于事后纠正错误的结果，而是让错误的结果不发生，要在行为过程中消灭违法之处，避免对社会产生更大的危害。[ 邸瑛琪教授的讲话]笔者非常赞同邸瑛琪教授的观点，并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同步监督的必要性略作阐述：

一、全程同步监督是解决减刑过滥过快之需要

据有关媒体报道: “大陆目前在押犯每年有20%至30%可获减刑，因贪腐而获减刑的高官中获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的比例更高。公众早有对贪腐高官前门重判、后门轻纵现象的担忧。最高法院年内将修订减刑、假释司法解释的消息，表明大陆似有纠正这一问题的决心。”[ 刘根菊文章]对于这一报道笔者深有同感，同时，也认为，出现上述问题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可以同步监督及其细则关系很大。由此可见，要解决减刑过滥过快的问题，必须赋予检察机关对减刑有全程同步监督的权力。

二、全程同步监督是预防和制止腐败发生之需要

减刑、假释是刑罚变更执行的制度，获得了减刑、假释的罪犯，就减少了在监管场所服刑或者得到了不再被强制改造的好处，即切实的自身利益，因此，他们及其亲友往往想方设法使其获得减刑、假释，其中不惜以巨资向监狱干警及其领导行贿，而他们中的少数人也会被罪犯拉下水，锒铛入狱，由监管人员变成被监管的罪犯。举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例子吧，小有名气的上海富商周正毅第一次入狱，就有4名干警因受贿为其操作减刑而落马，而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如果检察机关对监狱的减刑、假释做到全程同步监督，那么，就可能有效地预防或者制止这类腐败现象的发生。

三、全程同步监督是司法公正之需要

检察机关实行全程同步监督是实现司法公正的要求，职权是一把双刃剑，行使得好，能为社会管理起到促进作用;而违法行使职权，就会给社会和被管理者造成伤害。要避免后者，就必须对职权(权力)进行制约，因为无制约的权力必然滋生腐败，这是万古不变的定律，所以“权力扩张到哪里，法律控制就应该跟到哪里”。[傅宽芝的讲话]刑罚执行权是权力的一种，刑罚执行方式的变更，又是刑罚执行权的一部分，例如假释，是使罪犯暂时不在监狱内服刑，与法院对被告人少判几年或者缓刑的刑罚力度属同一性质。由此，变更刑罚执行属于一种很重要的实体处分权，所以在权力行使之初就要建立相应的制约机制，这种及时的监督能够更好地保障相关部门合法行使职权，提高执法公信力。

四、全程同步监督是逐步实现诉讼化之需要

我国立法规定，对减刑、假释案件的裁判属于审判权的范围，但实践中法院只以书面审查方式进行。这样，从诉讼主体讲，既没有检察机关派员参加，也没有被减假的罪犯到庭，更没有被害人参与，他们成了局外人;从程序正当上讲，既缺少了质证、辩论等程序，又与公开审判的理论不符;而从裁判减假案件变更刑罚执行方式的实体处理属性看，它涉及的是罪犯的人身自由及其思想改造，本应采用诉讼化模式开庭审理，不仅有检察机关派员参加(替代监管机构)，还应通知被减假的罪犯甚至被害人参与。经过法庭调查、质证和辩论，最终由法院作出如何减刑或者准不准许假释的裁判，以确保公平、公开、公正和预防腐败。因此，对减刑、假释案件实行全程同步监督，就在于对现行的行政化体制和做法进行改造，逐步实现诉讼化。

五、全程同步监督是实现最佳执法监督效果之需要

对任何事物，设定任何制度，均需顾及并争取效果最佳，减刑、假释工作也不例外。在减刑、假释工作中，限于现行法律制度的滞后，检察机关只能对其进行事后监督，因而无法全程、有效、有力地发现、制止、纠正减刑、假释的违法或者不当问题;即使等到发现了也只能是总结教训，提出检察建议。虽然不能说这种事后监督毫无作用，但由于是事后的，因此力度不强，作用不大。为了改变这种“马后炮”式的监督法效果不佳的状况，赋予检察机关“全程同步监督”之权是完全必要和可行的。

同步监督必要性之实现

实现减刑、假释全程同步监督必须冲破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存在的藩篱，采取某些相应对策，使之理论化、制度化和法律化。

一、应加强理论研究

减刑、假释是刑罚执行的变更。我国对犯罪论研究较全面深入，而对刑罚执行理论较为肤浅，对减刑、假释基本未涉及，因此有必要从三方面加强:

1、加强兼顾最佳效果理论研究

兼顾最佳效果理论研究，是指对如何兼顾刑罚执行的惩罚与教育、改造与奖励、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等问题的理论研究。但目前在我国学界和实务界“奖励说”仍是主流观点。监狱对罪犯改造、教育中实行“百分考核”制度，对罪犯的劳动改造成绩实行“唯分是举”，这种做法不能全面地反映思想改造状况，只机械地以“百分”的多少作为减刑、假释的依据有失偏颇;同时也容易导致掌管打分的狱警利用手中的权力弄虚作假或者以权谋私。笔者认为，在坚持“百分考核”制度的同时，在《监狱法》第六条规定的六种“立功表现”情形之外，还应适当填补它与“确有悔改表现”之间的空隙，规定出更适合当前鼓励、奖励罪犯改造的条件。

2、开展诉讼化理论研究

目前，减刑、假释的做法，基本是司法行政化的审批方式，即使案件移送到了法院，也只是书面审，实属一种司法审批，而不是司法诉讼化方式。众所周知，诉讼化的审理案件方式，关键点是法院开庭审理，检察机关派员参加、双方当事人到庭陈词，互相进行质证，最后，由法院作出裁决。这种方式，体现了当事人权利平等、程序公开透明、法院裁判有据。笔者认为，减刑、假释欲想提高质量，必须走司法诉讼化的途径。为此，建议设立一种新的刑事诉讼程序———减刑、假释诉讼程序。对此，可在理论上先行，在实践中试点探索，然后，由司法解释和法律固定，使刑罚变更执行步入诉讼轨道，确保减刑、假释公正有效，取得最佳效果。

二、应及时联合制定司法解释

人大常委会已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实施宪法、法律中出现的亟待解决的问题有司法解释权，它属于法规的一种类型，对下属机关有指导作用和约束力。在减刑、假释问题上既没有“两高”的联合司法解释，更无司法部参与联合制定的法规，实属无规可行。笔者认为，由“两高”与司法部联合发文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措施。理论来源于实践。我国已有个别省级法、检、司三部门联合作出规定并进行试行，已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据介绍，检察机关在对“减假”案提请阶段提出的不同监督意见，监狱几乎全部采纳。对此“两高”有一些规定，例如，1997年10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了《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正确办理减刑、假释案件起了重要作用;2008年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发布了《人民检察院监督检察办法》、《人民检察院看守所检察办法》、《人民检察院劳教检察办法》、《人民检察院监外执行检察办法》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它们几乎是“各自为政”、互不搭界，而且也没有公安部、司法部的参与，其效力自然大打折扣。另外，中央五部门《意见》中涉及到“假保”问题，但是，主要规定了对它们的交付执行、执行中的监管及检察监督，而未包括对减刑、假释的适用制约问题。由于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对减刑、假释的处理属“敏感区”，常有不合理、违法和腐败产生，因此，“两高”和司法部针对实践的需要，应当及时联合制定司法解释并使执行、检查、监督行为常态化。

参考文献：

1、《刑事诉讼法》

2、邸瑛琪教授答记者时的讲话

3、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傅宽芝答记者时的讲话

4、刘根菊教授：“减假保”全程同步监督之正当性

5、检察日报2009年7月6日

6、《刑法》

7、《监狱法》

8、《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9、《人民检察院监督检察办法》

10、《关于加强和规范监外执行工作的意见》

11、、《人民检察院看守所检察办法》

12、《人民检察院劳教检察办法》、13、《人民检察院监外执行检察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