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网格信息化显现“互联网+”效应

第一篇：城市网格信息化显现“互联网+”效应

城市网格化、信息化显现“互联网+”效应

去年一来，镇江市食药监局拉开了食药监管“社会共治”帷幕。通过大力培育多元主体，积极调动社会力量，努力构建政府领导、部门监管、企业首负、社会参与、政策法规保障的食品药品安全社会共治体系，食品药品安全意识深入人心，全市食品药品监管质量有效提升，食品药品安全环境明显改善，社会共治效果逐步显现。食药监管社会共治在镇江“破题”的经验曾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高度评价和推广。

今年，镇江继续深化社会共治机制，在加强日常监管的同时，重点兴办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建设、社会共治网格化示范项目、信息化监管提升项目等“10+1”为民实事项目，全力保障全市人民“舌尖上的安全”。信息化和网络化建设通过大数据、APP等科学手段，紧扣时代脉搏，不断显现“互联网+”新模式、新效应。市领导反复强调，全系统干部职工要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以保障饮食用药安全为核心，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勇于担当，不辱使命，努力把各项工作做深做细做实。

“社会共治”取得初步成果

镇江自去年开展食药监管社会共治以来，全市的食品药品安全形势得到明显改善，“社会共治”的初步实践已显现其旺盛的生命力。去年全年没有发生一起餐饮服务环节食物中毒事件，没有发生一起食品药品安全责任事故，没有发生一起源发性的药品安全事件—镇江食品药品安全的“社会共治”，获得了社会普遍认同。

今年是镇江食药监管“社会共治”深化的一年，镇江加大了政府领导力度，将食品药品安全纳入各级政府目标责任考核体系，实行“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强力推进“10+1”为民实事项目，深化“政府领导、部门监管、企业首负、社会参与、政策法规保障的“161”社会共治体制和机制，进一步广泛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食品药品安全工作，构建盖边沉底的监管“天网”。

“10+1”为民实事项目，包括加快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建设，并正式运行；进一步健全完善从市到村的社会共治体系和运行机制，选择具备条件的镇（街道）、村（社区），开展社会共治网格示范点建设；信息化监管提档升级，实现食品药品全环节视频监控全覆盖，建立药品、医疗器械进销存大数据录入、分析、预警和发现问题及时处理的良性运行机制；加快镇江市食品药品科普展示基地建设，综合展示市食品药品生产、加工、检验、科研情况；做好示范典型培育，餐饮A级单位新增不少于20家，示范单位新增不少于10家，食品安全示范乡镇（街道）不少于8个，食品安全示范村（社区）不少于10个，新增规范化农家乐不少于4家。

继续构建食品药品安全社会共治网络化，把监管“触角”下移，市、县、镇（街道）、村（社区）四级联动，将其划分为若干个网格状的单位，及时发现和处置食品药品生产、经营、消费等环节中的各类问题，扫除盲点，无缝对接。

“网格化”向纵深推进

药品安全问题如何快速发现、及时处理，曾是困扰镇江市丹徒区食药监局药械监管科科长丁悦斌的烦心事。如今，由丹徒区食药监局组建的局、镇、村三级监管网络，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难题。

丹徒区食药监局将药械监管科和稽查科人员进行整合，按照定区域、定小组、定人员、定责任的要求，每一区域内的药企都由特定快速反应处置小组负责，发现问题快速处理，监管执法推行“全程留痕”，实现责任可追溯。中心根据处置时限、处置结果、群众满意度等对小组进行考核。

丹徒区各个乡镇则设立了镇（园区、街道）药品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配备药品协管兼职人员若干名，具体负责本辖区药品安全隐患排查、信息报告、协助执法、宣传教育、组织协调和综合监管等工作。去年实施食药安全社会共治网格化监管以来，分层负责、分块管理提高了监管力度，提高了监管效能。

今年以来，镇江食品药品安全社会共治网格化正向纵深推进，建立健全更加科学、更为规范、更具生机、更富实效的食药“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工作长效机制。选择15个有条件的镇（街道）、村（社区）建设社会共治网格化示范点。层层落实食药安全责任制，成立食品安全委员会及其办公室，有专职人员负责食品药品安全，实现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常态化。在镇、村建立食品快速检测室，提供快速检测便民服务项目，村或社区设有1～2名对区域内食品药品生产经营单位分布情况熟悉了解的社会监督员，切实发挥信息员、监督员、宣传员的作用。

村级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站是镇江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最基层的“脚”，监管网络延伸至村民小组，扬中市开发区兴城村设立的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站就是其一。该村食品药品安全社会监督员通过定期巡查、专项整治、隐患排查等方式，监管辖区内的6家食品经营单位。

镇江市食药监管局局长顾大福说：“社会共治网格化四级联动，就是要让组织领导无处不在，监管力量无处不有，食品安全群众放心。”

信息化监管提档升级

信息化监管是镇江食药监管局实行“社会共治”的重要科技手段。自去年3月开始，镇江市食药监管局通过服务外包的形式，建设了全省系统功能最全，包括大数据、大监管、大平台、大应急功能的信息化中心。该系统能与执法人员随身携带的摄像头联网，可监控零售药店，市民用手机APP登陆还可查到各种食药信息。

不久前，镇江市食药监局信息中心接到市民郭先生的求助电话，他想查找0.5克装的进口阿奇霉素。他已经跑了6家药店了，都没有这种规格的。接到求助后，信息中心工作人员把该局开发的供市民免费下载使用的“查药品找药店”的手机APP下载网址告知郭先生，并告诉其使用方法。

第二天，信息中心工作人员接到了郭先生的感谢电话。郭先生说，这个手机APP软件使用方便实用，他通过这个软件找到了药店、买到了药品，他还会向他的亲戚朋友推荐使用这款便民手机APP。

信息化监管也让镇江市2000多家饭店、学校食堂、药店、药厂、景区餐饮点后场全部安装了远程高清视频系统。这是全省目前规模最大、智能化程度最高的食药监管系统。

在镇江市食药监局信息监管中心，中央一块14平方米大小的屏幕，上面若干画面不断切换各个厨房的实时场景。镇江食药监局工作人员介绍，这套系统可随时查看全市2000家视频监控单位的敏感部分的生产经营状况。该智能系统还可以自动抓拍违规操作画面，并可全过程录像，录像保存15天，实现可预防、可追溯。

有了“千里眼”，过去一些监管难点问题迎刃而解。离镇江主城区约20公里的平昌新城，是目前全省规模最大的农民拆迁安置小区，这里5个社区集中居住着5万人口，小区还集中数量众多的中小学食堂、饭店、药房等，稍有不慎就可能发生饮食用药安全事件，而远程监控系统成为监管好帮手。

药品安全也纳入“千里眼”监控范围。镇江丹徒区有200多家药械生产、经营、使用企业，丹徒区食药监局药品网格化信息中心安置了一块监控大屏，每一家药店药企的基本信息、生产经营状况、药械进销存情况都可以随时查到。对一些特殊药品，更是实现精细管理。比如，含麻黄碱复方制剂的药品可以查到每位购买者的身份证号码；监控视频能即时或回放查看药剂师是否在岗，药店销售药品是否出具销售凭证，等等。丁悦斌介绍，这是一个多层面共享信息平台，目前，在部分镇（园区、街道）药品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村药品安全工作站也开通了辖区内药企的视频监控，并开通联网热线，真正达到监管的全方位、无盲点、即时化、可视化。

同时，镇江市正在建设“宝塔式”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体系。宝塔尖在市局，最大的宝塔底在农贸市场、田头、餐桌；要逐步做到大中型以上的饭店和所有的农贸市场都配有快检速检设备，最终实现市里建有检测中心、县里有分中心、乡镇有快检室、现场有快检设备这样一个“宝塔式”的检验检测体系，以实现“你送我检、你点我检”的目标。

社会参与，共治共享

食药安全既要“技防”，也离不开“人防”。正是镇江广大群众对食药安全的高度重视和参与监管的热情，一张“社会参与、群策群力、共治共享”的食品药品安全社会监督网络已经全面形成。

近日，食品药品社会监督员顾华琪来到万达广场一家洋快餐店，向该店负责人表明身份后，走进后厨检查。地面装没装防鼠网，餐具、工具是否每日有消毒记录，食品、原料生熟有没有分开放置„„这些都要了解。他还有一项绝招，徒手触摸橱柜、门头等处，看看有没有灰尘。“你看，这上面就有积灰，估计很久没有擦过了。”顾华琪摸到了圣代机顶上的灰尘，交代店员“应当及时清理。”

在扬中市江洲西路以北、文化北路以西，社会监督员们对整洁有序的广宁小吃疏导点纷纷点赞。然而，就在一年多前，广宁路还是令人头疼的老大难—小吃摊沿街售卖，造成环境污染、交通堵塞、噪音扰民等诸多问题。扬中市市场监管局（食药监局）联合相关部门调查摸底、科学规划，因地制宜新建疏导点，配备完善的排污设施和电子监控系统。截至目前，这个疏导点运营整整一年，方便了经营者和消费者，提升了城市形象。

据了解，目前镇江市有食品、药品、保健食品、化妆品和医疗器械各类企业（单位）超过5万家，而从事食品药品监管的各类执法人员总共才486人，人均监管量为1：102.8，执法力量严重不足。镇江食药监管局自去年成立了社会监督员、专家、志愿者3支队伍以来，目前人数已超过2000人。

这支由1000名社会监督员、60名食品药品安全专家、1000名青年志愿者组成的“161”社会共治队伍，对食品药品企业开展定期和不定期的明察暗访，举报制售假冒伪劣食品药品等违法行为，协助相关部门查处假冒伪劣食品药品生产加工销售窝点。在实践中发挥了积极而难以替代的作用，成为监管部门加长的“手臂”和“耳朵”、名副其实的好参谋和好帮手、不可缺少的信息员和宣传员。

镇江市领导要求，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创新监管理念，夯实监管基础，全面提升食品药品安全治理能力；要进一步优化社会共治机制，建立全链条、全过程、全覆盖的长效监管体系；要重拳打击各种违法犯罪行为，当好忠诚卫士。镇江市食药监管系统干部、职工将按照“实践-理论-再实践”的思想，大胆创新，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从根本上寻找保障“舌尖安全”的治本之策。

第二篇：政策效应显现 粮食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我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人口总量已经达13亿，现有耕地仅占世界耕地总面积的7%，人均耕地大约只有0.1公顷，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0%。而且我国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是世界上最干旱的国家之一，水资源十分短缺，人均水资源仅是世界的四分之一。我国以相对较少且质量并不高的农业资源养活如此庞大的人口，被称为世界农业奇迹。

一、农业奇迹的发生离不开政策的作用

我国农业奇迹的发生，离不开科学技术和现代物质投入的贡献，优良品种、化肥的广泛使用，水利设施的改善，使我国粮食单产水平比建国初翻了近2番。除此而外，政策因素也是影响粮食生产的决定因素。改革开放前，粮食供给一直困扰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粮食短缺，凭票供应，全国至少2.5亿人忍饥挨饿，吃饭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改革开放后，农村普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家多次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粮食丰收，1984年和1998前后全国曾普遍出现卖粮难的现象，全国人民不但解决了温饱问题，上世纪末还步入了总体小康。改革前后粮食形势的重大转变主要是政策因素发挥作用。

二、我国粮食安全保障的压力越来越大

三、今年粮食政策效应开始显现

在粮食危机再次威胁我们的时候，如何提高粮食安全保障水平？过去，我们主要依赖增加计划种植面积，加大定购任务，强调各省自求平衡的方法提高粮食总产量。这些手段在短期内确实了发挥重要作用，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已经不再适用。农民已经是独立的经济主体，他们是否具有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关键要看种植粮食的经济收益情况。在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后，尤其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增强粮食安全保障水平必须建立在全国性的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的基础上。正是基于整个农业发展环境的变化，今年的中央1号文件《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中指出：“调动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就抓住了粮食生产的根本；保护和提高了主产区的粮食生产能力，就稳住了全国粮食的大局”。

为了落实中央1号文件粮食，全国各地采取了多种有效的政策措施。良种补贴、农机补贴、农业税减免与农村税费改革、粮食直接补贴、最低收购价与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征地制度改革和土地出让金用于支持粮食主产区搞好农业基本建设、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狠抓各项政策的落实工作，确保各项补贴按时足额兑现，切实加强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坚决制止农民负担反弹。

四、我国粮食安全形势仍不容乐观

尽管粮食供求关系近期内无忧，但未来的几年粮食供求平衡压力比较大。考虑到世界粮食库存安全水平已经下降到很低的水平，今年我国粮食期末库存仍然会高于安全水平，但已经在安全水平线偏上徘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国粮食总产量不能够明显地恢复，必然引起世界粮食供求形势进一步恶化，依赖进口调剂的余地很小，世界粮食低谷一旦与中国粮食低谷重合，必然会引起国内粮食的紧张，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安全。因此，我国粮食安全形势仍不容乐观。

五、千方百计保护好农民种粮积极性

要使近几年我国粮食能够进一步增产，关键是确保粮农的比较效益不下滑，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尤其是主产区农民种粮的积极性。2003年我国粮食每亩净收益（不包括人工费用）比上年增加了近10元，达到190元，估计今年会增加到300元左右。尽管如此，粮食的比较效益仍然相对较低。棉花的亩纯收益大约1千元，一些特色农产品的亩收益甚至达到1万元。因此，让农民种植更多粮食有一定的难度，需要清醒认识。

提高粮食比较效益，第一重要因素是能够保证农民粮食能够卖到好的价格。80年代上半叶和90年代中叶我国粮食大幅度增产，最大的诱因是连续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尽管与去年同期相比，去年末和今年初的集贸市场上的稻谷、小麦和玉米价格普遍大幅度上涨，但进入5月份后粮食价格开始稳中有降。一方面，粮食价格回落既有收获季节和销售高峰已经来临，另一方面国际市场预期我国粮食丰收价格同时回落。在粮食市场放开的情况下，粮食市场调控的重点应是促进粮食市场价格的相对稳定，同时要严格控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幅度。

自今年以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刺激粮食生产的政策措施，一些地方落实比较好。但也有一些尚未完全落实到位，需要不折不扣地兑现政府的承诺。还有一些地方在农民粮食销售后开始清欠过去积累的税费负担。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地方政府在农民种粮收入稍有增加情况下就向农民伸手，容易产生负作用，需要地方政府以大局为重，妥善处理好政府与农民关系，保证农民种粮积极性进一步提高。

第三篇：“年末效应”开始显现 哪家银行理财利率更高？

“年末效应”开始显现 哪家银行理财利率更高？

临近年底，银行理财产品的“年末效应”开始显现。金报记者近日走访宁波多家商业银行，梳理不同期限的非保本理财产品，发现平均收益均逼近或超过5%。

资管新规公开征求意见已有20余天，日前十家股份制银行均作出反馈，提出延长过渡期至三年，逐步有序打破“刚性兑付”。

银行理财收益创今年新高

银行希望“刚性兑付”缓退

连日来，金报记者走访了建行、交行、宁波银行、民生银行、平安银行等甬城多家银行，发现封闭式预期收益型的人民币产品，预期收益较上期均有所上升。在不同期限的非保本理财产品的收益方面，3个月以下、3-6个月、6-12个月、一年及以上的平均收益率均逼近或超过5%。

“临近年末，随着资金成本提升和同业竞争加强，近期我行理财产品的平均收益也有所增长，本周平均收益较上周上升近3个百分点。目前，理财产品收益率每周呈上升趋势，本期收益已创我行全年新高。”民生银行宁波分行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该行针对新客户的新喜款理财，最新一期预期年化收益率为5.35%-5.4%，期限3个月，起购金额5万至20万元。

平安银行、杭州银行的本周普通非保本理财均“破5”。而上周，一个月期的非保本理财收益率为4.8%，本周上升至5.15%，收益率直接上升了0.35%。

值得一提的是，“宁波市移动理财产品信息登记系统”已成功上线运行，市民刷刷手机也能查询宁波大部分银行的理财产品信息。

资管新规公开征求意见已有20余天，日前，招商银行、浦发银行、中信银行、兴业银行、光大银行、民生银行、平安银行、华夏银行、广发银行、浙商银行等十家股份行已对《指导意见》作出反馈，提出延长过渡期至三年，有条件放开理财投资非标资产限制，以及逐步有序打破“刚性兑付”等建议。

作为《指导意见》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刚性兑付”和资管产品净值化管理一直是市场关注的焦点。根据《指导意见》要求，银行理财存量产品将在过渡期后“新老划断”。事实上，银行存在产品销售预期方面的担忧。

针对上述要求，“银行方面提出将过渡期延长至3年”，“应逐步有序打破刚性兑付”，“允许存量预期收益型产品与净值型产品并存”等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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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老百姓还可买到预期收益型理财，我行也将持续推出符合监管要求又适合客户的多样化产品。”宁波某股份制银行相关工作人员说道。

需要提醒的是，各种渠道的理财信息纷至沓来，投资者在购买时不能一味以收益论英雄，还是要充分考虑到市场风险。尤其是一些线上P2P平台，投资时尤其要谨慎。

第四篇：城市网格化管理

城市网格化管理是一种革命和创新。

城市网格化依托统一的城市管理以及数字化的平台，将城市管理辖区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成为单元网格。通过加强对单元网格的部件和事件巡查，建立一种监督和处置互相分离的形式。对于政府来说的主要优势是政府能够主动发现，及时处理，加强政府对城市的管理能力和处理速度，将问题解决在居民投诉之前。

首先，它将过去被动应对问题的管理模式转变为主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第二，它是管理手段数字化，这主要体现在管理对象、过程和评价的数字化上，保证管理的敏捷、精确和高效；第三，它是科学封闭的管理机制，不仅具有一整套规范统一的管理标准和流程，而且发现、立案、派遣、结案四个步骤形成一个闭环，从而提升管理的能力和水平。

正是因为这些功能，可以将过去传统、被动、定性和分散的管理，转变为今天现代、主动、定量和系统的管理，城市网格化管理，成为要走向数字化的北京不愿错过的尝试。

管理概念

所谓网格，就是将城区行政性地划分为一个个的“网格”，使这些网格成为政府管理基层社会的单元。

社区管理和社区建设，有一个很著名的“二、三、四”，即“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模式”。“两级政府”的提法是确立区级机关的主管政府地位，强调两级政府，也就是强调区级政府在管理区域内公共事务的独立地位，意味着具体的管理事务、管理权限，以及财政资源由市级政府向区级政府流动。“三级管理”强调街道党政机关在管理本地区事务的重要地位。虽然街道办事处在法律上不具备一级政府的地位，但是强调街道机关的管理职能和地位，意味着街道承担更加明确的协调和管理的职能，包括通过“会签”权，提升街道政府引向行政管理在区内派出机构的影响能力。“四级网络”强调居民区层次在社会管理中基础性单位的地位，通过居民区各类组织，建立起维系社会管理和稳定的网络体系。“二、三、四”模式的实质体现了上海模式的精髓，即强调政府自上而下的行政调控，区、街道和居民区三个层次上的组织体系成为确保社会管理的组织架构。在总的发展方向上，强调社会管理的重心下移。[1]

在快速变化的城市社会面前，“二、三、四”模式，沿用了传统的行政控制策略，即试图用行政力量来整合和调控城市社会。随着市场化变革越来越深化，这种行政主导和控制模式面临越来越多的难题。这些问题表现在一些最直观的现象之上。例如，在“二、三、四”体制下，街道是三级管理中的重心，通过行政化整合的机制，对辖区进行社会管理。这种行政强化的逻辑在理论上可以成立，但是实际运作中却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街道所能够掌握的治理资源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一方面，街道对各类条线部门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虽然街道在名义上是这个层次的协调和领导机构，但实际上却无法真正主导条线部门的行政行为。在工作评估方面，反而是区行政主管部门来考核街道。因此，很多具体工作的落实，难缠的事务最后都落到了街道身上。例如街道的综合治理工作，由街道综合治理办公室承接，涉及多个上级部门。任何一个区级部门，都可以随时向街道综合治理办公室安排工作任务。各种任务不断下达，但是人员、经费和政策都没有相应配套。另外，街道行政部门沿用的行政化控制手段，无法将辖区内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例如各种社会组织、单位和企业的资源整合起来，为其所用。街道有事无权无资源，单打独斗，不堪重负，影响了街道管理的实际绩效。

由于街道负担过重，资源匮乏，自然将相当多的行政工作往下转移到居委会的身上。居民区层次承担过多的行政负担，从反恐到计划生育，从统战到公共安全，一切事务进社区。居委会和居民区党支部的人员素质、机构设置和工作机制，都无法适应来之上面千条线的工作。其次，居民区内辖区事务相对单一，治理范围受限，无法履行城市社会管理的重任。最后，由于居委会在法律上属于群众自治性组织，承担如此多的行政职能，必然遭人诟病。居委会过多承担国家控制的成本，又影响了居民对居委会的认同感，甚至有的地方业主不欢迎居委会设在本社区。

“二、三、四”模式下的城市社会管理存在着很大的难题。街道一级行政资源有限，无法在街道的范围内实施有效的社会管理。而居民区层次上又过多地承接了上面流下来的行政职能，群众自治组织地位的异化造成了居委会的运转不良和认同危机。在此情况下，社区管理的“网格”化试图寻找一个街居之间的新单元。最为常见的作法就是在街道和居民区之间，人为地划出若干个网格，在这些小单元中注入被条线分割的行政资源。另外，改革的设计者希望在管理网格中，通过各种手段，整合行政体制外的各种治理资源，例如单位、企业和个人的社会与市场的资源。在这一改革的逻辑中，网格中的行政体制内资源得到合理整合（解

决条块矛盾），体制外的社会与市场资源也得到有效利用，各种管理信息互通，这些都有助于解决目前街居管理体制面临的问题。当然，逻辑上虽然如此，但是一旦付诸操作，就会碰到许许多多实际性的问题。

北京介绍

东城区

东城区特色：万米单元网格

北京的城市网格化管理，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东城区。自2004年北京市以东城区为试点创新网格化城市管理新模式以来，得到了国家各大部委的高度关注。

东城是北京的中心城区，中央机关云集，是经济发展最好的地区之一，也是比较成熟的建成区。大规模的大拆大建、开发建设已经结束，开始进入了长期的设施管理维护阶段。

正是根据自己的城区特点，东城区实施了万米单元网格管理，运用网格地图的技术思想，以一万平方米为基本单位，将东城区所辖25.38平方公里划分为1652个网格单元，由城市管理监督员对所分管的万米单元实施全时段监控。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员会科技处副处长宋刚认为，它的创新之处，有以下几点。

1.城市管理监督中心和城市管理指挥中心两轴分立。互相制约，互相促进。这样的制度，有利于处理问题的效率提高。

2.实现了更小单元的管理。万米网格，比社区更小，责任也就更明确。

3.实现了工作闭合的环节。发现问题－收集问题－问题立案－问题处理－问题反馈－结案，形成一个完整的工作流程，而且，建立了一套科学完善的监督评价体系。

4.启用了移动的技术手段。基于无线网络，以手机为原型，为城市管理监督员对现场信息进行快速采集与传送。

5.对井盖、电线杆等城市设施实现了数字编码，有利于城市部件管理。

但是东城区的模式是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呢？答案显然不是。因此，海淀区、朝阳区、石景山区等区县的城市管理建设，必须要因地制宜，找出自己的特色来。

海淀区

海淀特色：三心合一 集中共享

朝阳区面临的问题同样适用于海淀区。而且，由于海淀区的信息化建设已经有不错的底子，因此，不重复建设，集中、共享的愿望也就更加强烈。在这个基础上，海淀区“三中心”工程将视频指挥调度中心、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行政事务呼叫中心从空间位置上进行合并，从应用功能上进行整合，形成统一的综合管理体系。实行三中心合一的方针是正确的，可以避免重复建设，节约大量的财力、人力和物力。

再有，由于海淀面积大，人口多，尤其是流动人口多，海淀并不全部通过城管员来发现问题。经过论证，海淀区决定采用视讯技术，视讯和城管员相结合，是一种有效的做法。

石景山区

石景山特色：管理通“地下”

石景山区早在2001年就对城市的地下管网进行了普查并建设了地下管网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全区给水、排水、排污、电力、电信、燃气、热力等地下管网的数字化管理。如果要开发一块土地，通过这个系统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地下管网的铺设现状，同时还可了解到土地的规划性质、绿化情况以及人口密度等相关信息。

石景山区将地下网管建设与地面城市管理建设相结合，充分利用城市地下管网数据系统的工作成果，建立以人口、社会单位、环境和市政设施为主要内容的社会管理与服务数据信息库，提高对社会的动态管理和控制能力，为社区、居民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

朝阳区

朝阳区特色：社会化管理

对于朝阳区来说，既有成熟的建成区，又有大量的建设区。可谓是有CBD，有使馆区，有亚奥商圈，但也有广阔的农村地区。各地方的经济发展情况很不一样。

因此，要把东城区的城市管理方法照搬到朝阳区就会发生问题。最简单的就是没法雇那么多的城管员，依靠城管员发现问题处置问题的力量缺乏。因此，朝阳区的办法是，广泛发动社会力量，提倡社会化管理。

首先，试点先行，分步推广。将三环以内城区、四环周边城区和农村地区分三步纳入网格化管理； 其次，以事件管理为重点，管理内容从城市环境管理拓展到社会管理，纳入对人、对单位的管理；第三，推进城市管理社会化，调动门前三包单位、保洁队、绿化队、物业公司等社会力量参与城市管理；第四，以96105作为统一呼叫平台，信息化城市管理系统与政民互动系统进行对接。(T121)

舟山模式

舟山市“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信息管理平台

2008年10月天阙科技受委托研发舟山市“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信息管理平台。

舟山市沿港西路83号有三座烟囱，昼夜使用劣质燃料排烟，附近三百多户居民怨声载道，多次反映，并与工厂负责人发生过冲突。8月18号上午9点20分，居民王雅莲向“舟山网格化管理系统”10639393短信号码发短信反映了这个问题，在10分钟内，经过竹山社区、解放街道、定海区各级流转后，交办给海区环境保护局，上午9点34分，区环保局环境执法人员进行调处，下发了限期整改通知书，并在系统反馈中承诺对此事件进行持续关注处理。

舟山市“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系统平台运行3年，整合了近30个部门应用，累计解决类似的问题6万个。办结率达到99%。记载事件20万篇，短信平台将近一年时间发服务短信1800多万条次。

贺国强考察系统后指出：网格化管理系统整合社会管理和服务的资源，强化综治维稳机制，既是基层社会管理工作的创新，也是基层党建的创新。

从系统建设的角度来讲，第一是细分管理网格，使整个基层管理的结构形成网状化的结构；其次是建立基础信息管理平台，整合了社会管理的方方面面基础数据，包括人、事、物、场所、机构等；然后通过拓展信息录入渠道，比如短信、电话、门户、平安队员上门走访、其它治安、司法、信访等数据接口，纳入了基层民情，同时建立民情分析机制；整合社会管理相关部门资源，形成政务资源联动机制，统一为社会提供管理服务功能。同时建立考核评估体系，将整个系统的运作纳入规范的监管体系。

从机制建设的角度来讲，通过组建管理服务团队，整合各方面的服务资源；强化分片包干的责任，使管理服务落到实处；这种管理和服务体系通过全覆盖、精细化、多元化的管理服务，形成党政主导的、多方协同的管理服务体系。2009年，赵洪祝书记做了长篇批示，要求全省推广，并多次组织现场会，至2010年底，浙江省已全面建立并完善了网格化管理服务体系。2010年底，系统获得全国基层党建创新最佳案例。

舟山市2009年的群众安全感指数高达99%，位列浙江全省第一，2010年第一到第三季度的群众信访总量同比下降8.9%，“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从信息化建设的角度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第五篇：知识产权日报：上海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社会效应日益显现

上海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社会效应日益显现

上海市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是上海市政府为吸引和促进创新创业所打造的五大综合性公共服务平台之一，是上海加强专利信息传播与利用的重要舞台，也是上海知识产权服务优势的重要体现。

经过八年建设，该平台已经集聚了对专利信息进行检索、分析、评估、管理、服务的较强功能，配置了国家知识产权局在线专利信息分析系统，成为了国家知识产权局区域专利信息服务中心、国家专利信息传播与利用基地建设单位，实现了“立足上海、辐射长三角、服务全国”的建设初衷。目前该平台拥有各类专利文摘数据6000余万条、专利附图数据近2000万条，专利全文数据近1000万条。截止2013年底，该平台累计访问量为1370多万人次，使用该平台的注册用户有6548家，其中上海本地用户占2/3，全国各省区市以及台港澳地区用户占1/3，企业依托平台自主建立的网上专利数据库达到977个。

该平台目前已在上海部分区县设立了工作站，加强平台的推广应用和一线服务；在昆山、南通、义乌等地以及上海计算机行业协会、低压电器行业协会开通建立了子平台；完成了上海市研发公共服务平台知识产权服务系统建设项目，并为上海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开通了专利数据接口，促进了上海五大综合性公共服务平台之间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