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三变改革与农民增收

第一篇：谈三变改革与农民增收

摘 要：农业在“四化”进程中成为短板，农民增收困难，农民拥有的生产要素缺乏有效的社会组织，不能形成增收来源。“三变”改革解决了农民土地、劳动力、技术等资源成为增收的主要来源。

关键词：生产要素；“三变”改革；农民增收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74/nyyjs.20160532139

农村改革近40a，农民增产不增收状况日益凸显，投入大，生产成本高，产品销售难等使农民处于市场中弱势，缘自于农民经营主体分散，生产规模小，缺乏组织性和抗风险能力差，信息不对称等。农民和农村发展滞后，使农业在“四化”进程中成为短板，表现为农村落后于城市，农业落后于工业，农民增收缓慢，这种局面背离了协调发展理念。

三变改革的意义

六盘水市地处山多、地少、沟深，土地碎片化严重，自然条件不利于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市委市政府结合本地实际，探索出一条适合城乡、区域、工农业协调发展之路，并加以实施。这条路就是“三变”改革之路，这条路切合了习总书记在《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一文中所提出的那样：“我们要通过深化改革，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 源泉充分涌流”应该有重要的前提，就是政府搭建产业平台，推进“以股权为纽带、以农民为主体”的体制机制创新，“三变 ”改革适应六盘水农业发展实际，让农民拥有的土地、山林、沟塘等生产要素涌流起来。

“三变”即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为农民增收找到切实可行路径。“三变”改革，将激活农村资源，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整合支农资金及闲散资金，为六盘水农村规模化、组织化、市场化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农民增收也有了保障。

三变改革对农民增收的促进作用

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坚持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新型农业服务主体成为建设现代化农业的骨干力量”“三变”。改革将把现行的农业经营主体众多，经营分散，无力掌控市场的多个个体引导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联合经营或公司化经营，最大限度地整合农村土地、荒山、森林等资源，集中连片规模化投入；“三变”改革更将现行农户家庭为主的生产单位转变为资源或资金入股规模化经营主体。从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生产活动角度分析，“三变”改革符合生产资料的公有性、生产主体的共建性、生产收益的共益性；“三变”改革突破了实施近40a“以家庭联产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为个体与集体，集体与规模化生产找到结合点，农民不再是个体应对市场。

农民的付出与收获之所以不成正比，归根结底是由于缺乏社会有效组织，导致生产效率低、交易成本高，农民无法融入国内国际2个市场，因此弱化甚至丧失农产品在流通、交易环节的收益。

随着农村的积累，农民拥有的闲置房屋、山地、森林、生产技术、资金等不能转化为生产要素和扩大再生产要素，农民就无法增收，农村面貌也无法改变。“三变”改革，让农民拥有的上述生产要素形成效益找到出路，生产要素和生产要素拥有者灵活、自愿、有效结合。

“三变”改革打破了农村在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组织起来的较低的生产社会化和现代化体系，从而建立起尊重和保护农业生产者、生产要素所有权、保障农业生产者劳动投入和其它生产要素投入的收益体系；“三变”改革将农民个体的生产要素组织为集体（或公司）生产要素，进入规模化生产，实行按劳分配与按股分配，实现既保证农民生产者个人权利和权益，又取得组织起来扩大生产、提高生产社会化程度的双重收益。农民既可以用土地或其它资源入股集体（或公司），又可在集体（或公司）打工，既得股红收入又得工资收入，这种双重收益可以克服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劳动者与资金分离，劳动者陷入打工地位，只能取得相当于或通常是低于劳动力价值的收入，而剩余价值全部为资本占有的根本矛盾，使劳动者真正成为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结语

不难得出“三变”改革，使农民成为生产要素受益者，从而实现全产业链收益，继而扩大农民工资性收入和家庭财产性收入。

第二篇：农民增收

农民增收

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三农”问题，核心是农民问题，是如何提高农民收入、实现农民全面发展的问题。从一些发达国家的经历来看，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出现和解决有一个大体的先后顺序。最早是农业问题，即如何发展农业以保障工业化对农产品的需求问题；之后是农民问题，即如何提高农民收入，实现公共服务城乡全覆盖的问题；最终是农村问题，即大规模开展农村建设缩小城乡差距的问题。从我国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观察，目前可能正处于由解决农业问题向解决农民问题转变的关键时期。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提高农民收入上。

资本“下乡” 家庭经营收入占比下降

农民纯收入可以分为四个组成部分：工资性收入（劳动报酬收入）、家庭经营收入（包括家庭经营农业收入和家庭经营二三产业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在农民收入的四大来源中，家庭经营收入占的比重目前仍是最大的。200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5153元，其中家庭经营收入2527元，占到49%。但是，这一比重却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2004年，这一数字还是60%。5年时间，下降了11个百分点，下降幅度还是相当可观的。家庭经营收入占比的下降，一方面是因为大量农民外出务工，农民工资性收入快速增加，这符合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历史趋势；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大量资本进入农业农村经营领域，农民通过家庭经营中获得收入的比例不断下降，这是一个需要引起注意的倾向性问

在2008年全国农村经济收益分配格局中，农民经营所得最终占到可分配净收入的70.6%。这一比重在2003年为74.3%，2000年为77%，新世纪以来基本上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企业各种留利占可分配净收入的比重从2000年的5.90%提高到2003年的6.98%和2008年的9.01%；外来投资者分利占可分配净收入的比重从2000年的1%提高到2003年的1.69%和2008年的1.81%。在一些发达地区，这一下降趋势看得更加清楚。浙江省绍兴市数据显示，农民经营所得占可分配净收入的比重，已经由1989年的78%下降到1997年的64.2%，再下降到2003年的51.1%，到2009年，这一比重已经跌落到了47.3%的低水平。资本不足 阻碍农民合作获取经营利润

在农业农村经营领域，农民获得收入的比重下降，主要是因为现代农业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农业生产经营中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资本投入需要增加，而单个农户却缺乏必要的资本，从事经营的领域逐步收窄，大量资本趁机“下乡”，资本获得收入的比重逐步上升。畜牧业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规模养殖所占的比重稳步提高，1996年规模饲养量在全行业的比重还只有6.3%，2006年达到50%，2008年已超过60%。大多数规模养殖的是资本主导企业形式的养殖。真正农户主导的、家庭形式的所谓散养户占的比重逐步降低，农户逐步被迫退出畜牧业经营。统计数据上的表现就是，畜牧业占农业的比重不断提高，但出售畜禽产品收入占农户家庭收入的比重却不断下降。

资本逐步占领农业农村经营领域的局面，必须加以改变。要实现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就一定要把农业农村经营领域留给农民，要让农民首先能够在农村通过经营获得收入。即使在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它们都明确限制资本进入农村占领农民经营领地。要解决单个农户资本不足和农业经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矛盾，我们也应该学习日本、台湾等地的经验，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合作社），要通过机制创新，让合作社能够支配一定数量的资本，能够进入农产品加工流通领域，守住农业农村经营领域；要让合作社有能力获取农产品加工流通环节的利润，再通过合作社内部的分配机制，把这部分利润转换为农民的收入。

从数量上来看，近两年来，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速度很快。截至2009年9月底，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21.16万家，比2008年年底增长90.8%；实有入社农户约2100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32%。但是，合作社发展质量还亟待提高。从目前情况看，合作社还不能很好地帮助农民以合作方式支配资本获取经营利润。当前，合作社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合作层次较低。绝大多数合作社局限在技术信息服务领域，真正能组织农户统一购买农资或销售农产品的为数不多，能开展农产品加工的更是寥寥可数。二是合作机制不顺。合作社内部规范的治理机制尚未真正建立起来，社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等机构不健全，社员不太愿意参与合作社的管理监督，合作社对社员的民主权力也不太尊重。三是合作积极性不高。农民入社动机不强，退社较为随意。入社后参与活动较少，合作社内部凝聚力不足，一些社员与合作社的交易量小于市场交易量，一些合作社与社员的交易量小于与非社员的交易量。

这三个问题其实是有因果联系的。第一个问题是根本，它是产生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的原因。只要合作社无法进入农产品加工流通环节，它就无法获得这部分收益，分给社员的也就不多，农户入社得到的利益自然不多。因此，农户入社的积极性不高，且随时可能选择退出。在这种情况下，显然难以建立规范的治理机制，这样的合作社发挥的作用不大，且随时面临解散的危险。由此可见，合作层次决定了合作收益，且直接影响到合作机制的建立及合作积极性的提高。而合作层次不高，主要是因为合作社缺乏足够的资本，没办法进入农产品流通加工领域。

推动合作社发展，要在加强政府服务、培养合作人才等多方面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但最核心的是要保证合作社能够占有足够的资本。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够作为合格的市场经营主体进入农产品加工等领域，才能够拥有为社员谋利的手段。为此，必须创新体制机制，搭建好为合作社提供金融服务的平台，推动产业合作和信用合作的结合。

交易份额认购成就新一代合作社

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传统合作社同样因为缺乏资本而陷入经营困境。这迫使它们进行制度创新，发展成为新一代合作社（New Generation

Cooperatives）。它们的做法值得我国借鉴。具体而言，我们在发展合作社时，首先要确定流通和加工的最佳规模，再据此确定所需资金数额，然后把加工规模分解成若干交易份额（deliver share）。社员入社时按规定必须认购交易份额，并同时要求按一定比例出资，通过调整比例，使得社员出资额之和刚好等于合作

社所需资金数额。交易份额规定了社员交售给合作社的产品数量，社员交售产品总数刚好等于合作社流通加工的最佳规模。如果社员当年产出不够，允许其从市场购买予以补齐；如果超出，超过部分由合作社视情况决定是否收购。

通过这一系列制度创新，就可以为我国合作社发展建立起灵活的筹资机制和资金利用机制。合作社在出售交易份额的同时获得了一笔稳定的资金，借此购买固定资产，开展农产品加工流通等业务。有了固定资产后，合作社就可以进入金融体系，获得银行贷款；就可以创办或控股农产品加工企业、铺设销售网络，获取加工销售环节利润。合作社利润按交易份额分配给社员，由于交易份额和社员认购资本额成正比，按交易份额分配也相当于按认购资本额分配。合作社通过参与加工和销售，扩大了社员合作的范围，也提高了社员分红回报率，增强了合作社对农民的吸引力。社员认购交易额的积极性增加，反过来又保证了合作社的资金来源，由此形成良性循环。

只有为合作社经营提供足够的、可支配的资本，才能够帮助农民利用合作社实现对资本的集体占有和控制，才能够帮助农民占据农业农村经营领域并获取更多的收入。通过努力，目前农民经营所得占可分配净收入的比重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的趋势完全能够得以止住。单此一点，农民收入每年就能够增加0.5%。如果再能够把这一比重提高到2000年的水平，农民收入就能每年增加3.5%左右。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唯一的一个量化指标，就是要保证到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换言之，必须保证农民收入每年6%左右的增长速度。通过制度创新，让农民通过合作社实现收入每年增加3.5%，对完成全会规定的目标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新一代合作社中，由于社员出资的数量始终从属于交易份额，而交易份额取决于农户生产的规模和与合作社的惠顾额，社员同时作为所有者与使用者的特征没有改变，合作社的本质属性没有改变。因此，引入资本后的新一代合作社仍然是基于农产品生产的合作，是劳动的合作，而资本的合作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它仍然是以自愿联合起来的生产者为导向的，而不是以投资者的资本增值为导向的。

第三篇：农民增收

农民增收的障碍解析

关键词： 农民增收 小康社会 农业产业化 合作组织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而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已成为影响和制约我国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关键性因素。其中，农民增收始终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除初期农民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1979年-1985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长15.18%，高于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个百分点外，以后城乡收入差距又开始拉大，1986年-1995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速3.62%，低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2.5个百分点，98年-200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速为3.58%，两者差距扩大到了3.39个百分点，农民收入水平低，提高速度慢，直接影响了对农业的投入，迟滞整个农村社会的发展，进而成为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

党的十六大从根本上确立了农民增收全局性的战略地位，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社会的小康。十六届三中全会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高度来推进涉及“三农”问题的各项改革。由此可见，扭转农民收入增速下滑，确保农民收入进入持续稳定增长的快车道，是我们党和政府一直非常关注的重大问题。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更是明确指出农民收入问题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文件要求全党进一步增强做好农民增收工作的紧迫感和主动性。

一、农民收入增速下降的原因

（一）体制的制约

1、农村上层建筑的不合理性成为农民增收的巨大障碍 基层政府冗员多，农民负担重，是中国“三农”问题中的突出问题。基层政府因人设机构，“对口”设机构，加上级政府下派与分流人员，致使近年来干部职数不断膨胀。据统计资料显示，2003年县、乡两级政权财供人口达到3000多万人，村级干部需要由村民负担的全国有730万人，实际供养经费6000多亿元，由农民负担的有2000亿左右。正如温家宝总理在记者见面会上所指出的那样，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因机构臃肿给农民造成的负担占农民实际负担的40%左右。不仅如此，近年来许多基层政府耗费大量资金建设所谓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更是加重了农民负担。

2、城乡二元结构成为农民增收难以逾越的一个坎

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村人地矛盾更加突出。目前，我国人口已增加到13亿，人均耕地减少到约1.2亩，由于人口分布不平衡，有1/3的省市人均耕地不足1亩，有666个县低于联合国确立的0.8亩的警戒线，463个县低于人均0.5亩的危险线。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困在有限的耕地上，导致农民劳动收益率下降，农村剩余劳动力急需要从农村转移出来。但是，严格的城乡户籍管理制度和歧视性用工制度以及种种不合理的收费，抑制了人力资源自由流动的愿望，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与此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工业经济也面临着减员增效的巨大压力，加上本身的资本积累能力有限，难以吸纳更多劳动力，城市本身下岗失业人数不断增加，就业与再就业压力增大，这就使得农村劳动力转移更加困难。

（二）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滞后，难以为农民增收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是指社会各方面通过各种形式向农业经营者所提供的农业生产各个环节所需要的各种经济和技术服务的总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要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要推进制度创新，增强服务功能”。但是作为农村社区内部向农民提供各类服务的主要承担者农民自治性组织――—村民委员会的建设明显滞后。不少地方尤其欠发达地区，村干老化、无人干的现象十分普通。农村税费改革后，村级财力下降幅度很大，就我市而言，好一点的村级财力只有2万多元，少的村不足1万元，加上转移支付仍不足以支付村、组干补贴。严重挫伤村两委成员及组干的工作积极性，农村基层组织不稳定因素增加，加上缺乏有效协调组织，“一事一议”难以实施，农业基本建设和村里的社会事业无人问津，不少村级组织实质上已经陷入瘫痪。与此相应农村传统的合作经济组织合作功能丧失贻尽，在传统的合作组织中最为重要的两大组织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已经完全背离了初建之宗旨。不再是农民自己的组织，它们中绝大多数已经异化为赢利性企业。不少地方供销社实质上已经分解成个体工商户，它们完全以自身的利益为准绳同农民打交道，逐渐演变为与农民博奕的市场主体，它们的服务宗旨荡然无存，逐利已成为其经营的根本目标。另一大合作组织由社员入股，为农民提供金融服务的主体——农村信用社早已脱变为“官办”金融机构，股份合作制名存实亡。在商业化经营的目标的影响下，同时也因为农户的贷款具有分散、量小、交易成本高、风险大等特点，信用社的支持重点偏移到民营企业或乡镇企业，甚至干脆转移出农村。20世纪90年代以来，通过各种途径转移出农村的资金每年有2000亿元左右。其次，农业产业化水平低下；农业产业化通常被称作“公司+农户”的经营方式。它以农产品加工、营销企业为“龙头”，根 据自愿、互利的原则，与农户建立稳定的农产品产销关系。应当讲在初级农产品的供给处于总量阶段性过剩的形势下，这是解决农民增产不增收的主渠道，但是由于多种复杂的原因，这一经营模式的绩效没有很好的显现出来，反而问题非常突出。具体表现为：一是“龙头”企业难寻，欠发达地区尤甚，难以表现出带动效应。二是由于公司与农户并没有建立起良好的市场信用关系，“订单农业”的履约率低。三是由于农民组织化的程度低，谈判的地位低下，公司在剩余价值的分割上往往占据主动，依旧是资本支配劳动，农民的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

（三）农民素质偏低，影响了农民参与市场的竞争能力，最终影响到农民收入的增长。

人力资本理论明确提出：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教育是使个人收入分配趋于平等的重要因素。教育投资作为人力资本投资，是增强农村社会发展的根本。但是现行教育费用制度造成农民受教育机会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在的农村教育体制设置，基本上仍然按照小学村办、初级中学乡办、完中县办的原则设立。由于基层政权财力有限，农村教育投资远落后于城市。据调查资料显示，普通小学的教育经费农村人均水平为519.16元，城填的人均水平为841.11元，初中生的教育经费农村人均水平为861.64元，城镇人均水平为1423.85元。义务教育水平差距尚且与此，更不用说农村继续教育了。不少县、乡在“双基”达标过程中负债累累，难以成为农村教育的投入主体，教育经费的不足导致农村各类教育水平难以提高，是造成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下的根本原因。中国农村劳动力素质状况问卷调查显示，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村劳动力达到54.9%，但文盲、半文盲劳动力仍占8.5%,接受过农业职业 教育的仅占农村总劳力的7.3%，接受过有关资格培训的人数仅占劳动力的5.7%。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的程度，直接影响到谋求就业的机会、取得收入的渠道。现在，随着城市二、三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大，对劳动力素质要求的越来越高，不少原本在城市打工的低素质劳动力不得不重新返回农村，失去了取得工资性收入的机会，导使非农收入减入，农民收入的提高受到直接影响。

农民增收问题，就实质而言是二个方面：一是减负；二是农业收入和非农经营收入增长。因此要彻底解决农民收入增长问题，我们必须减法、加法一起干，建立和完善农民收入稳定增长的机制。

二、促进农民增收的对策

（一）切实做到精简机构与层次减轻农民负担

我国目前政权有中央、省、市、县、乡五级，可以说层次太多，而且均对口设置机构，机构与人员膨胀严重。从1998年开始，中国开展了乡镇撤并精简机构工作，到2003年底，五年撤并了7400多个乡镇，乡镇总数由撤并前的46400多个减少到39000多个。现在不少地方也正在进行撤村并村工作。随着农业税费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不少以农业税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乡镇，将逐步失去相应财力保障。因此，新一轮的行政管理体制必须要有大动作，以适应农村发展的新要求。可以考虑分几步走直至彻底减少政府层次。第一步，小村并大村，撤乡并镇。从水平层面彻底减少机构与人员。第二步，撤县建市撤销县级政权，把镇级政权改为派出机构，形成“3+1”行政格局。即政府层次分为中央、省、市三级，加上镇一级派出机构，从垂直层面减少机构与人员。同时重新界定和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职能，划分好各级政府事权，并给予相配套的财权。从现行政权运行的机制来看，县、乡两级政权职能主要是贯彻和执行中央和上级 政府的方针政策，实质上是执行机构，执行机构重置只会增加行政成本，导致效率低下。农业税的停征将使不少县、乡（镇）政府的行政事务大为减少，人员将更加富余。根据精简效能的原则，“3+1”的行政体制不仅可行，而且很有必要。而且这样变革对发展小城镇建设，推动农村城市化的进程，最终打破超稳定的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具有积极意义。

（二）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

1、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制度创新

现行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功能的发挥主要是依靠乡、镇党委领导下的党、政、经基层政权的组织体系，一个以农民为主，为农民服务的农村社区合作组织一直就没有建立起来，小农户与大市场矛盾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必须对传统合作组织进行改造，支持农民按照自愿、民主的原则，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专业合作组织。通过制度变迁探寻农户以最低成本，最快捷方式，顺利实现小生产与大市场的对接，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

2、积极推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

农业产业化实质上是一种集约化、市场化和社会化的农业，它的核心是把传统农业中相互分离的产前、产中和产后连接起来，实现产、供、销一体化。农业产业化是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带动力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农户找到了龙头企业就等于找到了市场。可以有效避免农民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盲目性，同时也可以顺利实现农产品与市场对接，解决农民增产不增收的矛盾。因此，各级政府要不遗余力地加强对龙头企业的创业扶持与服务，安排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专项资金，较大幅度地增加对龙头企业的投入。同时也要加 强引导与监督帮助农民与之建立起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切实保护农民的利益。

（三）努力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增加非农经营收入

目前，农村中有5亿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达2亿多。2002年底与1996年相比，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中，非农经营收入比重已从29.26%提升到51.7%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大的亮点，而支撑农民非农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农民外出务工。因此，如何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开辟“绿色”通道，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合理、有序的移动是各级政府工作中的重中之重用。在二00四年中央发布的一号文件中，中央为破除农民工进城的体制性障碍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这无疑极大激发了广大农民进城务工的热忱。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随着科技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村富余劳动力与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双增的态势不可避免。城镇就业压力的加大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构成障碍。目前，进城务工的1亿多农民中，农民身份并没有变化，大多数人不能也不愿意摆脱原先赖以生存的土地，使已经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处于不稳定的就业状态，难以完成形式和本质都兼备的就业领域转移。因此必须改革现行“户籍管理制度”，降低农民进城门槛。同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坚定农民退出农村的决心。积极推动小城镇建设，增强小城镇吸纳农村人口、带动农村发展的能力。落实一号文件鼓励农民自主创业的各项措施，增强转移劳动力资本积累能力，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稳定有效的转移。

（四）提高农民素质，提升农民的竞争力

目前农民素质的偏低的状况，已经成为制约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民增收的关键性因素，农民收入低又进一步影响到农民家庭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和教育消费。使他们的新生代在掌握知识和技能方面处于劣势地位。因此，农村教育体制变革势在必行。首先，调整中、小学校布局，实行资源重组，加强农村中、小学师资队伍的建设和培训，提高师资水平。其次，改革农村教育费用制度，严格实行义务教育一费制，同时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投入主体由县、乡（镇）政府向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的转换。以彻底改变农村中小学学生人数比例与费用比例的巨大反差；第三，加强农民继续教育和科技培训力量。利用农村教育制度改革的整合资源，创办农民培训学校或农民夜校，鼓励各类教育培训机构、用人单位开展对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采取多渠道的办学模式和灵活多变的教育方式，切实提高农民的素质。

参考文献：

《十六大报告》 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 二OO四年“中央一号文件” “人民网”的有关数据资料

安庆市委党校讲师

钱晓春

2004年11月

第四篇：三变改革汇报材料

2018年王家墩便民服务中心郭家庄则村土地

三变改革半年工作总结

一、因地制宜，探索农村“三变”改革模式

2017年郭家庄则行政村成立了由村党支部领导、在村委会支持下独立运行的郭家庄则村集体经济合作社，构建“村党支部+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群众(贫困户)”的运营模式，按照“一公告、三公示、一确认、三审核、一登记”流程进行三变改革(一公告：对土地三变领导小组及基准日公告；三公示：对人口核查、清产核资、集体入股进行公示；一确认：股东代表大会对人口核查、清产核资、集体入股的最终结果予以确认；三审核：三变改革方案、清产核资结果、成员大会决议报便民服务中心政府审核；一颁证：由县农业局颁发合作社登记证书)，根据《王家墩便民服务中心郭家庄则村三变改革实施方案》，全体股民选举股东代表60名，选举产生9人小组理事会、9人小组监事会。《郭家庄则行政村三变改革方案》、郭家庄则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章程》通过股东代表大会。设置合作社名称为：府谷县王家墩便民服务中心郭家庄则村集体经济合作社。最终确定“集体资产变股权、县产业扶贫整合资金变股金、村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模式。

二、合理划分股权，确保股民合法权益

郭家庄则村三变改革设“人口股”、“资金股”和“集体股”三种股

— 1 — 权，共计1285股；分别占比60%、16%、24%（其中人口股占比60%（771人），人口股每人1股，共计771股；资金股占比16%（县产业扶贫整合资金40万），每人占0.27股；共计205.6股，集体股占比24%，共计308.4股（其中包含贫困户每人1股共计贫困户优先股13股，在贫困户退出之日起归集体所有），县产业扶贫整合资金及村集体土地和人口作为股权分配基础，折股量化到每名成员，依人定股、人均0.27股、在册贫困户每人在0.27股的基础上增加1股，以户颁证。

三、商定分红，实现收益最大共享

郭家庄则村集体经济合作社本着“壮大集体、发展公益、实惠群众”原则，将利润依次提取12%公积金（集体股），用于发展生产、转增资本和弥补亏损；提取12%公益金，用于全村集体公益性设施建设和农村公益事业、扶贫救助等；其余76%经与全体股东商定分配形式后，一次性分红按成员家庭占股比例分红到户。

四、选对路子，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郭家庄则村集体经济合作社依托当地资源优势，选择产业前景良好、投资回报率高、市场风险可控的规模化大红袍花椒种植、中草药种植、羊子养殖两个项目为切入点，与王家便民服务中心的大红袍花、羊肉合作社建立购销合作伙伴关系，充分利用当前各类资金、集体资源及成员股金，开垦武家峁村大善沟慌坡土地200亩，种植大红袍花椒8000余株，现已开垦大红袍花椒种植地80余亩，种植花椒2400余株，预计该项目在三至五年后，除去管护、肥料等支出，每株花椒收益达到200元左右。在马连坪村园则峁建设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种养殖基地，该项目计划占地600亩，建成以养殖、草场、采摘园为一体的种养殖基地，项目现已平整— 2 — 养殖场建设用地20余亩，建成500平方米羊舍一座，养羊62只。今后用三至五年时间，增加牛、羊、驴的养殖规模，达到1000头（只）。着力建立以集中种植、家庭农场、生产加工为一体的新型农业化发展服务体系。技术人员全程跟踪，把种植户对技术的不足进行弥补，随时督促其对技术上进行学习并且把其种植产品当以前种植的传统农作物一样进行关注。把风险通过技术上的支持和种植户的关注当中降为零。

五、项目评估与建议

对各项数据分析表明，无论是生态效益还是社会效益，发展大红袍花椒、养羊养殖的经济效益都十分可观。不但解决了本村贫困劳动力就业岗位，增加了贫困户和村民经济收入。同时，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走出一条新路。产、供、销一条龙产业链优势，严把质量关，提升品牌效益，着力建立以集中种植、家庭农场、生产加工为一体的新型农业化发展服务体系。

郭家庄则村集体经济合作社

2018年5月24日

第五篇：三变改革（xiexiebang推荐）

农村 “三变”改革六问六答

一、问：什么是“三变”改革？

答：是指通过市场化运作方式，深入开展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等三项改革，将农村集体、农民的“死资源”变为“活资产”，让村集体和农民群众享受到入股分红收益，进一步增加农民经济收入，切切实实让农民富起来，简称“三变”改革。

2015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总书记首次提及“三变”改革，他指出，要通过改革创新，要让贫困地区的土地、劳动力、资产、自然风光等要素活起来，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让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带动贫困群众增收。

2017年2月5日，“三变”改革作为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亮点措施被写进中央一号文件，文件指出，要从实际出发，探索发展集体经济有效途径，鼓励地方开展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等改革，增强集体经济发展活力和实力，进一步增加群众经济收入，不断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村改革发展。

二、问：“三变”改革在我国什么地方取得了显著成效？

答：2014年以来，六盘水市探索推进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三变”改革，激活农村自然资源、存量资产、人力资本，促进了农业产业增效、农民群众增收、农村生态增值，改革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目前，六盘水市“三变”改革已覆盖65个乡镇、31个社区（街道）、881个行政村、29个省级农业园区。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163.49万亩，整合财政资金7.83亿元，撬动村集体自有资金1.26亿元、农户自有资金5.07亿元、经营主体资金44.98亿元参与入股。共有49.32万农户成为股东（其中贫困户13.97万户），带动162.03万农民（其中贫困人口40.16万）受益。“三变”改革六盘水市“三变”改革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高度关注和充分肯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多次对其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在全国探索试验推广。2016年8月23日至24日，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财办副主任、中央农办主任的唐仁建同志（现任甘肃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省长）赴六盘水市，就“三变”改革、农业产业发展等进行考察调研，并撰写了《万变不离其宗：打造“股份农民”》的调研报告，认为六盘水市“三变”改革的核心是打造“股份农民”，通过集体资源调动政府资源、政府资源撬动社会资源的“双轮驱动”，有效活化了要素资源，实现了“产业连体”“股权连心”，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积极性。

三、问：“三变”改革有哪些主要内容？

答：1.资源变资产。村集体以集体土地、森林、经济林、草地、荒山、滩涂、水域等自然资源性资产和房屋、建设用地（物）、基础设施等可经营性资产的使用权，通过合同或者协议方式，投资入股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经营主体，享有股份权利和股金收益分红。2.资金变股金。以各级各部门投入到农村的发展类、扶持类财政资金（补贴类、救济类、应急类资金除外），在不改变资金使用性质和用途的前提下，原则上可量化为村集体或农民持有的资金，通过合同或者协议方式，量化到村集体和农户，投资入股经营主体，享有股份权利和股金收益分红。3.农民变股东。农民自愿以自有耕地、林地的承包经营权、住房财产权、宅基地使用权，以及资金、技术、自有大中型农机具、设施蔬菜大棚、无形资产等生产要素，通过合同或者协议方式，投资入股经营主体，享有股份权利和股金收益分红。

四、问：“三变”改革是强制性的吗？

答：“自愿自主”是“三变”改革遵循的第一条原则。工作中，各级各部门将充分尊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村集体和农民意愿，把选择权交给农民，依法行政，不搞强迫命令，不搞一刀切。

五、问：“三变”改革能为农民带来哪些收益？ 答：举个例子，李如明是六盘水市水城县米箩镇的一个普通村民，也是当地知名的贫困户，家中拖儿带老共有6口人，名下3亩田，过去以种植玉米、土豆为主，家庭年收入不足2000元。自从村里实行“三变”改革以来，他不仅用3亩农田入股了当地的一家猕猴桃种植企业，还和妻子一起在猕猴桃基地打工，管理着一片果园，除每年固定领到一定数额的红利，猕猴桃达产后还可以拿到分红。当了半辈子农民的李如明现在有了两个新身份——“新股民”和“职业农民”，去年底，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三变”带来的经济收益，他彻底实现了脱贫，家里盖起了新房，还有了存款。

六、问：我县“三变”改革试点的主要实施步骤是什么？ 答：县委、县政府将按照积极稳妥、试点先行、风险可控的原则，以行政村为基础实施单元开展试点工作，在每个乡镇选2—3个行政村开展试点，主要按照“梳理可变资本、选准主导产业、引进承接载体、带动农户参与、确定受益对象、落实投放资本、协商合作事项、签订合同协议、推进项目实施、抓好总结验收”等“十步走”的基本流程，循序渐进、稳步推进“三变”改革。在不断实践、探索、完善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工作方案，形成一套科学合理、简便易行、有序有效、风险可控的规范化操作办法，逐步推广到全县344个行政村，促进“三变”改革深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