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城市管理网格化模式与社区自治关系刍议
城市管理“网格化”模式与社区自治关系刍议
田毅鹏 薛文龙
2012-8-14 17:12:47 来源：《学海》2012年第3期
内容摘要：作为当下中国城市日渐流行基层管理服务模式，网格化管理在提供社区服务、城市信息化建设等方面表现出其特有的优势。但因其本身作为基层政权行政力下沉的一种方式，与代表基层民主的社区自治力量之间难免存在着一定的张力，同时也蕴含着城市基层政权“内卷化”的风险。本文认为，当前城市社区治理中，政府“自上而下”的管理诉求与社区居民“自下而上”的权益诉求在社区服务上存在着衔接点，关键在于淡化网格化管理模式的行政色彩，做到“社区服务网格化，社区管理民主化”，从而使网格化管理模式与社区自治能够相互协作，并获得良性持久的发展。
关键词：网格化；社区自治；社区服务
作者简介：田毅鹏，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薛文龙，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社会学博士研究生。
自上世纪末社区建设在大陆发轫以来，便一直以社区自治，即“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为其高层次建设目标，试图通过来自政府的扶植和培育，以激活单位体制下长期处于休眠状态的社会自治力量。经过十多年的强力倡导推进，我国当下的社区建设业已取得颇为壮观的成绩。但值得指出的是，在强政府格局之下，社区发展仍不可避免地带有极强的行政色彩。同时，在社会矛盾空前紧张以及政府各行政机构“进入社区”的背景下，社区承担了大量的社会管理和服务事务，处于一种超负荷运转的状态，从而使当下中国基层的社会秩序面临严峻的挑战。作为对上述问题的回应，网格化管理模式在近年应运而生，并在全国各大城市被广为推崇，其建设的热火朝天的局面也开始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在转型期中国社会矛盾丛生和社会问题日渐增多的背景下，网格化管理代表了政府试图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社会控制的急切心态，但是，这种新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对原有的基层“国家—社会”关系会产生哪些影响？其对社区自治会产生哪些影响？它是否能够成为一种持久性的、常态化的管理模式？所有这些都值得我们展开深入的探讨。本文认为，以当下政府的城市管理体制创新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治理，其推动力一直存在于两个维度，即自上而下的政府治理诉求和自下而上的居民权益诉求，作为政府行政力强力下沉的一种方式，网格化不可避免的会与代表自下而上的居民权益诉求的社区自治产生张力，同时也蕴含着城市基层政权“内卷化”的风险。网格化模式如何才能化解这种风险？网格化模式与社区自治之间除了张力，是否还存在着良性互动、二元互构的可能？本文拟就上述问题展开初步的研究探讨。
一、基层国家—社会关系变迁背景下网格化管理的勃兴
（一）从总体性社会到社区建设：基层国家——社会关系的变迁
自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在“动员型集体主义”的发展模式下，中国社会始终是一个结构分化程度很低的总体性社会。在此种社会体制下,国家对经济以及各种社会资源实行全面的垄断，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三个中心高度重叠,国家政权对社会实行全面控制，[①]而总体性社会的主要制度载体就是单位制。单位制的起源可追溯到建国前根据地时期所形成的对“党的革命队伍”的特殊管理体制，这种体制在生活上对成员一律实行供给制并且具有严格的纪律和高度的政治意识。[②]建国后，党将这种组织结构延伸到工厂、商店、学校、医院、党政机关等社会的各种组织和机构中，将其变成单位。单位几乎垄断了所有与成员有关的社会资源，使单位人完全依附于国家，从而形成了一种集政治、经济、社会各种功能于一身的高度合一的综合性社会管理体制。尽管单位制建立了相对公平的分配原则（由按劳分配逐渐演变成平均主义）和低水平的福利制度，但却是以牺牲个体的人身自由和财产权利为前提的。个体对单位的全面依赖保证了国家强大的动员能力，却使得社区的公共空间完全消失，单位边界的相对封闭和单位内部的行政化管理，使得中国社会呈现出一种“蜂窝状”的结构，无处不在的政权力量通过单位与民众个体直接连接，使社区彻底的“单位化”。虽然也有居民委员会这样的“自治组织”的制度设计，但其所统辖的多是单位体系以外的边缘人群。在当时的条件下，来自群众的“自下而上”的社会力量基本上是通过党和政府的动员的形式加以激发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单位制逐渐走向解体，使得原有的国家——社会关系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市场机制的建立使得单位体制外的人群大大增加，社会空间急剧拓展，返城知青、离退休人员和下岗工人构成了城市单位制之外的三大人群，他们的住房、收入和福利已无法再由单位来承担。因此，承担社会服务的责任逐渐由单位转向了社会。在上述背景下，政府开始着力推动以社区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社区建设运动，并逐渐成为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核心议题。但是，与经济发展的繁荣局面不同的是，中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由单位制向社区制的转型始终步伐缓慢，难以形成稳定成熟的模式，一直未能突破原有的“街居制”的框架。在“强政府”的背景下，自下而上的社区自治虽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其作用却仍非常有限。社区发育的不健全与政府在城市基层管理压力的增大，构成了当前我国社会管理模式创新的现实推动力。
（二）网格化管理的勃兴
所谓网格化管理，就是在保持原有街道——社区管理体制不变的基础上，按一定标准将城市社区划分为若干个单元网格（一般一个网格内常住人口为4000——5000人），并搭建与统一的城市管理数字化平台相连接的社区信息化平台，通过加强对单元网格的部件和事件的巡查，建立起一种监督与处置相分离的新型基层管理体制。作为我国政府在基层社会管理模式选择上的最新尝试，网格化管理模式最早诞生于“数字城市”建设之中，是一种通过数字化平台整合资源、传递信息以加强管理的方式。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在维稳任务凸显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的背景之下，网格化管理表现出巨大的社会治理功效，在政府各部门得到较高的肯定性认同，并显示出极强的横向拓展和复制的能力，很快扩展到社会的其它领域，逐渐在社会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当前政府技术治理展开的背景下，网格化最初是为配合“数字城市”的建设，对原有的社区资源、信息、服务体系进行重新整合与协调，其主要着眼点是在技术、社区资源及公共服务之间建立起契合关系，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将其看做是数字技术服务平台在制度上的配套设施。但当数字技术逐渐融入城市基层管理体制之后，很快被原有的体制所形塑和修正。发生了如下值得注意的变化：（1）作为一种治理方式，网格化开始被纳入到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的轨道上来。由于其在社会控制和公共服务等方面具有较强的制度潜力，网格化管理模式逐渐为政府所推动和完善，从而使其应用范围逐渐扩展复制到基层党建、治安、社保、卫生、工会、妇联等领域，几乎所有涉及城市社区治理的职能部门都参与其中；（2）网格开始成为原有的“区—街—社区”结构之下一个新的重要层级而发挥作用；（3）网格化通过行政力强力下沉的方式，使政权力量和社会个体之间实现最大限度的连接，有效的克服了原有行政部门推诿扯皮、权责不明等弊端，在整合社区资源、沟通信息、强化服务等方面均发挥了明显的作用。
1、网格化模式的功能
网格化模式之所以为政府所推崇，主要是较之原有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其在社区治理上所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势功能：
（1）社会控制功能。网格化模式核心的特征，是社会管理的重心下移。而网格化管理模式则有利于克服这一弊端，它通过政府行政力下沉的方式，将原有的区级行政职权和资源直接下沉到街道，覆盖到社区，实际上是在社区层面上对原有“条线”部门进行了重新的横向协调。同时，由于它是在社区边界不变的前提下划分的更小基层单位——“网格”中展开，使得其对下沉的行政资源重新整合更为容易，变革的制度阻力也较小。网格化模式正是通过行政力的下沉实现了政权力量和社会个体在更微观的层面上实现了联接，个体更加明确的被纳入了社区管理的轨道中，从而使社区治理的实际绩效大大提高。
（2）信息传递功能
网格化模式可以看做是数字信息技术嵌入到科层化行政体制过程中引发的制度与技术互动的产物。在信息化时代，网络往往会使社会事件产生一种瞬间无限放大的效应，故在转型期的城市基层治理中，那些看似是微小的矛盾，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处理就可能会造成无法弥补的社会后果。而网格化模式通过网格管理人员的定时巡视和排查，将对社情民意信息的掌控由“被动接受”变为“主动收集”，及时掌握第一手的社区动态，从而使得信息的“收集——反馈”间隔时间大大缩短。
（3）社区服务功能
网格化模式的另一功能优势便是在公共服务的提供方式上，在以往城市基层权力结构下，公共服务资源只能下沉到街道一级，“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上级布置的各种难缠事务的具体执行都落到了街道头上，面对面积过大、人口过多的社区，街道仍沿用行政化控制手段，自然难以提高公共服务的提供效率，而处于上级的条线部门又可以凭借其分工权限的制度设置，相互推卸责任。网格化模式则是将公共服务的权责直接下沉到社区，在街道和社区之下建立了一个更小的执行单元——网格，将过去各自为政的资源重新整合并合理配置，这无疑有利于公共服务的提供效率。
2、网格化模式的局限
网格化模式之所以能够体现出上述诸项优势，主要源于政府行政力的下沉。面对当前社会群体多元化、社会矛盾复杂化的局面，网格化模式的推出体现了政府基于全面掌控基层秩序、实现社会稳定的心态。通过社会管理的下沉，将城市社区个体纳入到社会行政管理体系当中，所体现的仍是传统的“一竿子插到底”的全方位治理思维。在这一意义上，网格化管理在本质上仍然是技术治理背景下行政科层化力量的进一步展开。它是在未触动原有“街道——居委会”体制的前提下在网格——社区之下细化出的微小单位——实现的一次行政资源和服务资源的整合。从网格化模式的制度安排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其三大功能中，仍是以社会控制作为目标的。正是因为如此，因缺乏社区力量的参与，在基层管理的权力结构上，它并没有实现由“垂直结构”向“平面结构”的转变，这使得它在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方面，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1）从社会公共服务层面来说，网格化所能提供的服务较少，服务面较窄，带有很强的执行行政任务的色彩，其持久性令人怀疑。尽管在网格中几乎投入了街道——社区所能掌握的所有行政资源，但仍距城市基层全面的公共服务型治理甚远。也就是说，网格化模式中社会管理的“下沉”中，行政责任的下沉多，而服务资源的下沉少。技术治理改革的主要特征在于目标责任和量化考核，但是它并不能打破条线部门的科层结构和信息资源的垄断地位，而全面的公共服务治理仍有赖于条线部门的权责在宏观意义上的横向整合与联动，而网格化显然还无法做到这一点。
（2）从社会管理层面来说，由于网格化管理模式的实质是政府行政力的强力下沉，将国家政权力量向基层社会的延伸，刚性的行政力是其维系的核心，运作结构缺乏弹性。网格化模式主要着眼于社会秩序的控制，它所代表的社会管理的下沉，实质上仍是政府行政力的下沉。在“国家——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内，行政力尽管带有强制性色彩，但因其具有官方合法性权威，当面对重大突发性社会事件时，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往往能够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一般来说，社会秩序可分为自然秩序和创制秩序。自然秩序是指在农业社会基于地缘、血缘等天然纽带而形成的自然均衡的状态，而创制秩序则是指进入工业社会以后，由于社会的复杂化使得由承担统治职能的组织（即政府）来提供合理性秩序的状态[③]。从这一角度来说，网格化模式所代表的基层秩序是一种创制秩序。但是在当前的社会背景（即所谓后工业社会）下，社会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程度迅速提高，极大的冲击了原有的社会秩序。尽管如此，使创制秩序越来越精细化以加强其社会控制功能，却绝非问题解决之路。事实上，社会的复杂性与有机性往往是同步增长的，具有高度复杂性的后工业社会挑战着原有的创制秩序的合理性，却也蕴含着基于合作行动和服务需求原则的更紧密的社会联接因素，而任何加强原有社会秩序的做法都会使这种新的社会联结遭到破坏，导致社会不断出现各种危机事件，增加治理难度。因此，新的社会秩序必须是一种非控制导向的、建立在个人自觉合作基础上的社会秩序，以克服创制秩序所在存在的弊端。在当前的城市基层治理中，对于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的看重本无可厚非，但须知秩序本身的目的是为人的社会活动和社会交往提供保障，如果仅以对秩序的控制为目的，则必然会演变成一种刚性的社会强制模式，不利于社会活力的生成。而网格化模式缺乏多元活动主体的参与，并未改变城市基层社会秩序的“创制”格局，其单纯依靠行政力推动的操作结构使其在面对高度复杂性社会问题的时候，往往会捉襟见肘，其持久性令人怀疑。
事实上，城市基层社会秩序的维护一直存在于两个维度，即政府自上而下的管理维度与居民自上而下的自治维度。在社会矛盾显著增加、政府管理难度加大的背景下，城市基层社会秩序的维护实际上取决于这两个维度良性互动的程度。由于网格化模式所代表的行政力扩张的趋势，其具备潜在的形成新的城市行政管理层级的可能性，不仅与简化政府城市行政管理级别的趋势不符，同时也蕴含着基层政权内卷化的风险。这无疑与社区治理的另个维度——社区自治之间形成张力，使原有的“国家—社会”结构发生变化。
二、网格化管理对社区自治可能产生的影响
长期以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将社区自治作为城市治理的至高境界和重要途径，并表现出高度重视。由此，转型期的社区民主自治也自然应成为当下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重要诉求。200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的23号文件（即《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④]即明确指出社区的民主自治是社区建设的核心。近年来全国各地的社区建设也在实践中也探索出了不同的城市社区自治模式，如上海模式、江汉模式、沈阳模式等。社区成员代表大会、业主委员会、社区议事委员会等社区自治组织也开始建立并扮演重要角色。可以说，如何使社区“由守望相助的传统生活共同体角色逐步转变为居民参与城市治理和政府决策的重要公民力量”[⑤]，已成为当下衡量评价社区自治的一个重要尺度。
从总体上看，我国目前的城市社区自治却仍处于低水平阶段，主要表现在：第一，城市居民社区参与严重不足。与农村基层政权选举竞争的火爆场面相比，城市社区选举一直处于严重的参与不足的尴尬局面，这直接影响着城市社区组织存在的合法性。尽管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居民的公民意识不断增强，但由于街道——居委会所掌握的治理资源远远不能满足需要，社区居民的很多权益诉求经常难以在社区层面的得到合理解决，居民往往倾向于直接同上级主管部门进行博弈，使得其对社区实务的参与严重不足。即使在社区自治有了一定发展的地区，由于社区居委会自身所挟带的行政色彩使得在社区中形成了以居委会为中心的圈内阵营和以社区管理精英参与的自治组织为中心的圈外阵营，两大阵营相互游离却共同存在，在社区形成了社区自治主体二元区隔的局面[⑥]，从而无法构成完善的社区参与机制。
第二，社区行政化倾向严重。在单位制走向消解的背景下，虽然我们在体制变革的规划中，努力将昔日由单位承载的诸多社会职能转向社区，实现由“单位办社会”向“社区管社会”的转变，但在这一转变进程中，由政府控制资源的旧有控制格局却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在现有的区—街—社区体制中，承担着城市基层社会管理重任的社区很难获得居民的高度认同。
第三，社区能力与繁重的社会管理任务之间的不匹配性。社区的主要作用本是在加强其内部自组织能力方面，但进入新世纪以来，快速的城市发展带来了大量社会问题和矛盾，社会群体性事件和个人极端事件频发。出于社会“维稳”的需要，社会治理行政化不仅未得到弱化反而有加强的趋势，这无疑大大限制了我国城市社区自治的发展。
第四，从理论上看，由于始终对社区自治没有一个明确定位，无法理清其与政府管理的关系，我国的社区自治一直在徘徊中发展，难以形成一个成熟完善的实践模式。有学者认为，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区自治（实际等同于地方自治），中国的“社区自治运行系统是一个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多元交叉网络，在居民、政府组织、社区组织、社会中介组织、企业等节点之间形成纵横交错的互动网络。换言之，社区自治是一种权利与权力的生态链”[⑦]。因此，社区自治的良性运行与这条生态链上的相关要素均衡和有效正相关。可以说，代表城市基层民主的社区自治与代表政府管理的社区行政所形成的两种力量，相互交叉协作，共同构成了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格局。但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网格化管理模式，其在基层社会管理方面显示出的优势，恰恰也是行政技术化和规范化的优势所在。由于它主要靠行政力量的支撑，不仅会限制社区多元力量的参与度，而且也必然与尚未健全的社区自治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契合之处。
综上所述，可知当下网格化管理模式是在城市社区自治尚处于初级阶段的背景下展开的，其对社区自治不可避免地产生巨大影响，主要表现在：
（一）社区空间区隔化
作为区位中的人类生活共同体，社区实质上是人类的各种社会关系在一定空间结构中的展开，无论是传统农业社会的血缘型共同体，还是近代工业社会以来形成的依靠契约精神所结成的业缘型共同体，其内部空间行动主体之间的有机连接都是其良性运行的内在动力。因此，“社区作为现代化城市文明的重要载体，它既是现代化大生产空间的延伸，又是具有独立行动者进行自主生活选择和规划公共实践的空间”[⑧]。从多元治理理论的视角出发，社区空间的形成，是多元主体间权力、权利、利益的安排与协商合作的结构。依靠社区互动空间，具有现代自我意识的行动主体（社区组织、个人等）在追求自身权利和利益的过程中，通过日常生活实践，逐渐形成了超乎个体的社区“公共领域”，这一过程正是社区自治得以实现的社会基础。而网格化模式则是将作为完整生活共同体的社区细化成了更小的空间单位——网格，这一做法虽有助于将政权力量与社区个体之间的联结，确保了行政执行的力度，却必然会损害社区内部长时间建立起来的社群联系，影响其有机联结，无助于社区内部自治力量的生成。
1、在社区建设发轫之初，各城市在空间上重新划分社区基本上是依据社区成员的地缘关系、业缘关系、历史联系、心理认同感等相关因素和具体情况，按照定位合理、规模适度、资源充足，功能齐全、有利于社区自治和提高效能等原则，将若干相邻的居委会结合起来，建立起新型的基础社区。但网格化模式的做法却是将现有的社区划分为若干个网格，由不同的网格工作者分头展开工作。虽然在现实中各网格之间的工作还是存在相互之间的联系，但因网格已是一种相对独立的运作空间，故在现实工作中难免出现空间区隔和发展不均衡现象。
2、尽管网格化模式有社区公共服务完善的一面，但考虑到网格化模式鲜明的行政科层化特征，这实际也暗含着割裂社区内部有机联结、破坏社区互动空间的逻辑指向。当前，尽管在各地的社区发展中也存在社区志愿者、社会组织等多元化参与情况，但其任务与活动往往是由行政管理单位直接布置和要求的，且大多是临时性的事务，却无法在社区决策中拥有多少发言权。也就是说，他们往往是被视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低廉劳动力”来使用的。显然，这种所谓的“多元化参与”尚未形成真正的社区“公共领域”，与社区自治的要求相距甚远。在当前社会多元化、复杂化的背景下，网格化模式这种完全依靠管理模式和行政资源将治理问题一揽子解决的做法，在实际运行中也不能实现，若是执着于这一目标的实现，那么其必然演变成一种僵化的、刚性的控制模式。当前城市基层社会的良性治理，有赖于多元行动主体的开放互动参与和多种社区资源的横向整合，越是力图一揽子解决，越有可能导致体制压制。而网格化模式这种力图将问题尽量在网格中解决的办法，既无助于社区公共空间的形成，也不利于社区的横向联接，也就是说，它具有使社区空间区隔的作用，从而抑制社区自治力量的成长。
（二）社区治理科层化
治理（governance）理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世界上开始流行，并深刻的影响了各国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方式和统治方式。根据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所作出的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⑨]。与传统“统治”的自上而下的权力运行方向不同，治理的权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故治理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⑩]。从此角度看，处于城市基层的社区治理，也必然是一个多元主体参与和互动的自治过程。其制度安排应为社区居民权利与意愿的表达与实现提供路径，而非仅仅是官方的科层化管理，从而使社区的民主自治在实践中得以发挥作用。以治理理论审视网格化管理模式，我们会发现，网格化管理的科层化色彩极为浓厚。首先，它是在“区——街道——社区”之下增设的一个新的管理层级，其责、权均来自上级授予。同时，其内部分工明确，网格管理员、网格助理员、网格督导员等人员配置，规模虽小，却构成了结构完整的行政工作系统，其功能所体现的仍是上级社会掌控的意志。因此，网格实际上具有与“区——街道——社区”共同组成四级科层管理结构的内在逻辑。无可否认，科层化管理的层级越多，其体制成本和操作难度越大，给社区自治力量留有的活动空间就越小。
众所周知，科层化的优势在于其操作结构的精确性、稳定性、纪律严明性和可靠性，但正如韦伯对其“铁囚笼”特征的担忧，过度的科层化往往会形成一种社会强制结构，而社区治理的科层化加剧，则必然会扭曲其作为情感生活与亲密联系的共同体特征。目前，减少城市基层治理的行政层级、强化社区自治已成为一般性社会共识。2010年安徽省铜陵市主城区铜官山区开全国之先河，撤销街道办事处，对社区事务实行居民自我管理，促成区里的事务直接与社区对接，从而提高了社区管理服务的效率，并获得了民政部的肯定[11]。相比之下，网格化管理模式未对现有体制进行改革，却是以增加城市基层管理层级的方式展开其工作的，不免令人对其效果产生担忧。事实上，“行政科层化的一个矛盾之处，即它越是在责任目标上强调行政效率的提高，就越会在复杂的程序技术设计上付出高昂的成本；越是在考核指标和报表制度上力图规划的细密和周全，就越会暴露出技术监管的不充分性，进而越会使寻租活动工具化和技术化，从而给不同领域的经营活动留出足够的空间”[12]。因此，网格化作为科层化体制在基层精细化管理的展开，其体现的仍是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对强调多元参与、民主治理的社区自治的滞阻效应是不言而喻的。
（三）社区运作行政化
在社区建设的进程中，社区行政化素为学者和社区工作者所批判，一般说来，社区的行政化主要表现为：职能行政化、成员公职化、工作方式机关化、运行机制行政化、权力行使集中化等[13]。而网格化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了上述特征。从职能上来说，网格作为社区之下的又一管理层级，其职能主要由上级政府机关所赋予。如湛江市霞山区所列的十项网格管理重点工作包括：社会治安、矛盾纠纷调处与维稳工作、市容和环境卫生、交通秩序管理、网格文化建设、民生服务工作、安全生产与食品安全工作、计划生育工作、流动人口和出租屋管理工作、严防违章建筑[14]。通观上述各项任务，可以看出其重点仍在于对基层社会秩序的控制，其职能实质是政府派出机构职能的下放，只是由于缩小了责任范围，工作队伍中加入了片区民警、城管执法队员等执行力量，使得其工作的执行力度大大提高。在成员方面，网格长一般由街道党政班子成员担任，其他成员也主要来自政府系统。在运行机制方面，网格化模式体现的是自上而下的权力格局安排，尽管它有利于迅速掌握基层的社情民意信息，但却未能改变社区成员作为被动管理对象的局面。政府仍是社区事务运作的核心。在权力行使方面，网格化模式力图将城市基层问题于网格内解决的行为逻辑，很可能会架空社区自治组织的作用，造成其逐渐被边缘化的后果。由此可见，网格化模式“自上而下”的拉力大，而来自基层的“自下而上”的推力小。由于网格化模式下沉的较为彻底，使其与社区居民建立起直接的联结，这种以行政力作为核心动力的运行方式，极易加剧社区运作的行政化色彩，损害本来就尚未发育健全的社区自治。
（四）社区管理的麦当劳化
网格化管理模式一经推出，便为各地竞相效仿推广，在国内各大中城市掀起了一股“网格热”。社会各界对网格释放出来的管理能量与绩效表示了一定程度上的认同。但是我们应注意，网格化模式作为数字城市建设的产物，其良性运行有赖于一系列客观因素，如较好的社区基础设施、大量的资金技术投入、素质较高的社区服务人才等。这在北京奥运和上海世博期间，通过“举国体制”，得到了比较充分的支持、如果不具备上述条件，则极有可能造成“网格泛化”的局面。美国社会学家乔治·里茨尔曾用“社会的麦当劳化”来描述美国社会中麦当劳快餐店的经营规则逐渐渗入到社会各个领域和机构中的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机制。“社会的麦当劳化”所体现的实质上是韦伯“工具理性”展开所导致的社会合理化过程，麦当劳体制的主要特征在于为顾客、员工以及管理者提供了高效性、可计量性、可预测性和可控制性。它通过标准化和均一化的运作模式使组织的合理性达到了最大程度。此种机制渗透到社会体制中的直接后果是造成各种机构和过程的单一化和机械化，从而将整个社会编织成为一张无所不包的大网，冷酷地控制了每一个人[15]。而网格化模式的盛行也极易造成社区管理的“麦当劳化”。网格化模式结构简单合理，内部团队完善，对基层问题或信息的掌控大大加强，其组织结构和运作模式都是“麦当劳规则”的体现。
在当前的城市管理体制创新中，我们应将城市基层治理体制的创新推广与简单复制相区分。以社区自治为主要目标的社区建设，其路径应是多元化的、灵活的，而非单一的、全能化的一条路径、一种模式。网格化模式的无限复制极易导致社区治理的板结化，使社区建设失去活力，而无益于社区治理问题的解决。社区自治的核心在于社区居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面对当前社区内群体多元分化的趋势，让不同群体和组织有自己的权益表达渠道和公共参与路径，正是社区自治的题中之义。故我们应总结目前已有的不同社区治理模式，因地制宜，真正做到直面实际、在运作中使其更具灵活性，使行政力与自治力均能在社区运行中协调有效地发挥作用。
总之，城市管理网格化模式自问世以来，便以体制运转的高效性和超强的执行力，对基层社会治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网格化模式在基层治理中所展现出的优势，正是源于在当前的基层治理中政府所具备的行政优势并在社区层面加以展开。它通过细化管理单元的方式来实现全方位的社区治理，但此种模式设计却更类似于一种应急式的处理，多元主体参与的缺失和运行力的单一使其长于处理社区治理中表面的、规范性的、浅层次的问题，却短于处理复杂化、深层次的问题，而难以形成一种长效机制。
三、寻找网格化管理与社区自治间的二元交叉点
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开始由单位制向社区制转变，与此同时，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也由计划经济时代的“配给制”向多元参与的“复合式”转变。作为公共服务在社区层面的延伸和补充，社区服务开始成为社区治理的重要内容。社区居民生活需求的满足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市基层社会的有效整合，而社区服务的多元参与特征，恰恰需要社区自治力量与行政力量间的有效协作。故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应深刻反思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中的“社区无限化”和“网格全能化”的发展误区，淡化网格化模式的行政色彩，用“网格”来促进“自治”，以“自治”来促进“服务”，以消解二者之间的张力，有效发挥二者的体制优势，以实现二者的互构与互强，促进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的良性发展。笔者认为，这主要应做到以下几点：
（一）反思“无限社区”和“全能网格”之弊
寻找网格化管理与社区自治间的二元交叉点，首先要反思我们在社区建设和网格化管理推进的进程中存在的“无限社区”和“全能网格”的误区。因为在现实中，无论是社区还是网格，一旦被我们赋予了“全能角色”，便自然会产生严重的排他性，而失去了本来的融通性，从而走向变异。
作为城市居民自治组织和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位，社区实际上承载着社会的纵向沟通与横向联系两个方面的功能，是社会的“基础秩序”所在。但事实上，社区本身是有限的，它在功能上无法同宏观意义上的“大社会”相比。在我国近年来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往往存在着一个试图建设“全能型社区”的倾向，即将社区看做是单位体制之后社会管理的替代物，试图把原来单位解体后所转移出的社会职能一古脑儿的交给社区，希望在社区层面将城市基层治理问题全部解决，造成全能社区。此种做法的后果是把社区从其所存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系中抽离出来，失去了其应有的功能。
同样，网格化模式实践中那种“事不出格”的做法，实际上也是这一逻辑的产物。网格化模式的优势在于，通过“管理下沉”，在社会的纵向沟通上实现“纵到底”，但在横向联系却没有实现真正的“横到边”。在这当中实际存在着一个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无论是建设“小政府、大社会”模式还是“强政府、强社会”模式，都不意味着国家与社会的相互分离和对立，二者应该是一种彼此联动和相互协作的关系。“中国需要的是一个具有自我组织化能力的社会。没有社会，政权就没有基础；如果社会是脆弱的，政府必然是脆弱的”[16]。反映到社区层面上，就是应该形成社区自治与政府管理的互动机制。政府应加强法制建设，在涉及公共利益的领域（如安全、卫生、教育、医疗等等）承担起责任，同时为社区自治提供制度保障。而社区自治则是通过社区居民的自组织化完善居民的权利表达与实现的机制，以重建社会横向联接、促进共同体精神的再生，以此来协助政府在社会层面上实现善治。网格化模式的有限性在于它虽然通过行政力量实现了国家与社区个体的联接，却无法通过行政力量来重建社区的内部链接，而后者只能通过社区自治来完成。因此，网格化模式所代表的社区行政管理与社区自治作为两个不同的力量而发挥作用，二者不应相互冲突，而应并行不悖、相互协调，共同促进社区的良性治理。
（二）以社区服务联结网格化与社区自治
（1）社区服务与社区治理
较之以往政府公共服务形式，社区服务着眼于社区需求，在服务资源、服务形式、服务对象上具有灵活高效、覆盖面广等优点。它不仅能够满足社区居民的社会生活需要，也有利于社区中守望相助良好氛围的建立，其实质就是在社区范围内向社区成员提供各种社会服务的过程。进入90年代以来，由于我国人口、家庭及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社区服务与社区建设得到了社会的普遍关注。一般而言，社区建设包含两个方面：其一，社区通过多元主体的参与向社区居民提供各种公共服务，满足现代人们的各种社会需求。其二，通过公共参与重建共同体生活形态和共同价值，将社区还原为人们精神生活和社会交往空间。前者正是社区服务的内容，而后者也需要通过社区服务来实现。事实上，“社区”概念的诞生，正是社会学家面对工业革命后人性异化与社会解组所作出的理论反应，滕尼斯所指出的从“社区”到“社会”的变迁过程，正是社区这种传统联系紧密、守望相助、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关系的瓦解过程。而社区服务则在20世纪以来一直被欧美国家视作克服社会问题、提高社区发展水平的重要手段。可见，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社区服务代表了社会福利提供方式的转变，是社区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社区服务不仅是在社区治理中应对人际疏离和社会原子化的主要手段，也是社区自身通过共同行动和共同参与重现社区友爱互助关系、实现居民自强自立自主的主要内容。因此，无论是社区治理还是社区自治，其内容都在“社区服务”上出现了重合。
（2）社区服务与政府公共服务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和以经济指标为主要考核标准的干部晋升锦标赛体制，促成了此时期的地方政府逐渐演变为“发展型政府”。这种“发展型政府”在行为取向上表现为以追求经济增长为目标，在职能定位上表现为经济建设领域的“越位”、“错位”以及公共服务和社会建设领域的“缺位”。[17]近年来，伴随着政府管理体制的变革，各级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被置于突出重要的位置，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与服务质量有所提高。而社区服务作为公共服务在社区层面的延伸和补充，既包含联结政府公共服务的诸多服务事项，也涵盖了许多社会组织服务和居民互助服务的内容。它通过向社区居民提供系统性、福利性、多元性的各种服务资源来满足其从物质到精神的各方面需求，以实现城市基层问题的化解与和谐社区的建设。2006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社区服务工作的意见》表明我国社区服务的发展开始进入以社区公共服务为重点的时期。可以说，这种转变代表了一种全新的社区管理理念，即由原来的单纯依靠行政力来进行“管理”转变为依靠多元参与来进行“治理”，由原来的着眼于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的“刚性控制”转变为着眼于满足社区需求、促进内部和谐的“软性控制”。目前在西方发达国家，社区服务已经成为其社区治理的重要内容，可以预见的是，未来我国的社区治理也是以向社区居民的服务输出为主。因此，无论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如何创新，促进社区服务的完善都是其核心所在。
（3）社区服务与社区自治
社区自治是社区居民权利表达与实现的制度安排与过程。当前，社区居民的诉求主要以利益和服务诉求为主，而社区参与诉求也是以自身的利益和服务需求为导向的。因此，“在自主性自治社区空间中，个体行动者在需求的驱动下，将各种资源和利益实现有机整合”[18]，社区自治的目标即在于社区居民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它通过对社区居民利益与服务的需求满足使社区重新成为以认同感和归属感为核心要素的自治共同体。可以说，社区自治是社区居民管理与服务的自治，而在这一过程中，社区服务无疑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社区服务的基本属性在于区域性、福利性、群众性、服务性、互助性。它通过社区这个区位载体，注重以人为本，培养居民的凝聚力、归属感和责任感。多元主体的参与和社区资源的调动，使得社区服务能够满足居民生活各方面的需求，其运作方式的社会化、专业化使它能够有效地弥补政府公共服务的不足，促进“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结构的形成。可见，社区服务与社会自治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社区服务既是社区自治的目标也是其内容，社区服务的完善有利于加强社区居民的凝聚力和认同感，促进社区作为自治共同体的重构。
综上所述，在城市网格中存在着来自政府各职能部门、社区、居民志愿者等多元的力量。应该承认，因各种力量所掌握的资源的多寡，其在网格中所占据的地位是不同的。如果在网格中来自政府派出人员的力量占据了主导地位，那么，网格管理所释放出来的力量主要是依托于政府的“行政力”。此种力量的增强虽可提升城市管理服务的绩效，但必然导致城市网格中行政力量的增长和自治力量的萎缩。因此，如何努力增强网格中的“自治力”，并使之与行政力相互融通匹配，便成为问题的关键。在这里，我们强调网格化的上述局限，并不是要否定它，而是要完善它。因为在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体系中，来自政府的行政力量和“自下而上”的社区自治力量其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结点”，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如何化解二者之间的相克和对立，增强其间的亲和与融通，寻找网格化管理与社区自治间的二元交叉点，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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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 同上
[11]《撤销街道办是趋势》：南方周末网站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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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张向东：《自主性社区空间的内生机制形成研究》，《社会主义研究》，2010年第2期。
第二篇：城市管理网格化实施办法
园区城市管理网格化实施办法
建立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长效机制，重视源头管理、提升工作效能，全面履行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职责，动员社区管理部门、广大驻地单位，共同参与社区管理和建设促进社会和谐健康发展，逐步构建适应现代化的城市现代化发展，应推行城市 管理“网格化”。
一、“网格化”管理的构建
1、以社区、街道居民委员会所辖的区域为网格单位，一个社区、一个街道居民委员会为一个网格，园区所辖多少社区，划分为多少个城市管理网格，从而形成园区整体城市管理网络。
2、网格确定全面覆盖，周边界限明确，不留空白区域，不交叉重叠，区域内包括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公共场所、居民小区等。
二、网格化管理的责任
1、社区、镇、村、组是城市管理网格化的责任主体，城市管理执法队为网格化管理基本责任单位，其负责人是网格化责任制责任人，进社区城管专干、爱卫专干为网格化责任制直接责任人。
2、每个网格由一名城管专干或爱卫专干负责，城管专干全权负责网格内城市管理事宜及巡查，城管专干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队统一管理，做到及时发现、及时处理、及时上报，担负核查处置的责任。
3、在醒目位置设置服务提示牌，公布直接责任人姓名、联系方式、责任内容，接受居民监督，共同解决社区内城市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4、网格直接负责人对网格内城市管理事宜全权负责。对设计城市管理范畴内的时间，做到及时发现、及时处理、及时上报，担负核查、处置、反馈的责任。
三、网格化管理的管理职责
1、设计环境卫生管理方面。城管专干按照相关要求，协助建立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指导、督促所辖网格的“门前三包”等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工作，重点道路两侧、居民小区的占道经营、倚门设摊以及乱悬挂、乱堆放、乱晾晒、乱张贴、乱涂写等违规行为。指导督促所辖网格及时清扫道路、清运生活垃圾，保持良好的市容秩序。
2、设计城市规划管理方面。及时发现、制止违法建设，并按照权限和程序作出处置，对违规、违法行为和时间予以及时的纠正和查处。
3、设计城市园林绿化管理方面。及时查处占压、占用、损坏绿地和树木的行为，确保人行道树上拉绳、挂晒等现象。对于违反规定的行为以及时纠正和查处。
4、涉及交通管理方面。成立交警队伍，对园区内机动车占道、乱停放的车辆进行整治。做到各类车辆停放整齐，有序排列。
5、及时纠正和查处其他违规行为。
四、网格化管理的责任考评。
1、网格责任考评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2、考评以随机检查和日常督察相结合方式进行，同时参照园区管理部门和居民代表的评议。随机检查由园区城管办组织开展；日常督察由园区城管执法队组织开展。
3、对发现的问题采取倒查方式进行追究问责。对市民投诉、上级执法机构巡查、媒体曝光等各类城市管理事件信息，倒查网格责任人责任。对城管办受理各类举报投诉的时间，网格责任人未及时发现的，发现一起记为网格责任人失责一次。
第三篇：城市管理网格化工作汇报
城市管理网格化工作汇报
一、思想上要高度重视
前段时间，郑州市委副书记王璋专门到我局调研了我市的城市管理网格化管理工作进展情况，当时他到荥阳调研的单位只有两个，另一个是工商局，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我市已经把我局的网格化管理工作作为了我市的一个标杆要立起来。
随着社会的转型发展，社会流动性在加速、开放性程度在增强，城市管理任务非常繁重，市委、市政府对城市管理工作高度重视，我局要在思想认识上进一步统一、提高，多想办法，深入研究，切实把网格化管理工作抓实抓好，抓出成效，从而推动我市整体发展，更好地为居民提供贴心服务。要进一步解决思想上的重视问题，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体现：一是要把思想上的重视体现在对市委部署的深刻理解上。对于网格化管理工作，市委高度重视，推进这项工作是上级有要求，现实有需求，实践有成效。要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认识高度和工作大局出发，精心谋划“网格化管理”这项工作。这项工作抓好了，推动各项工作的基础就会逐步夯实。这也是市委为什么要如此重视这项工作的重要因素。二是要把思想上的重视体现在推进工作的力度上。为全面推行网格化管理工作，前段时间，我局花费大量精力，作了很多工作，从组织考察组到老鸦陈街道学习取经、到前期工作调研，从试点工作的实施，到面上全面铺开，局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同志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应该说，我们今天的工作思路，是反复调研、扎实试点和系统总结基础上形成的，我们当前的成果，是在全局各级干部的齐心努力下取得的，我们决不能半途而废、敷衍塞责，而是要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的部署，始终保持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加大力度，狠抓落实，切切实实把各项工作抓到位。三是要把思想上的重视体现在谋求工作成效上。当前，局属各单位基本完成了网格化管理的各项基础性工作，但是，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这只是推进工作的第一步，千万不要以为网格划分了、团队组建了，任务就已完成了。下步，要集中精力引导网格管理服务体系投入正常运行，确保发挥作用。因此，我们的任务还很重，还有许多工作需要我们去推动、去督促、去落实。
二、氛围上要更浓厚
一要加强工作督查指导，进一步营造工作声势。局领导小组成员，长效办公室，要继续深入基层，加强对面上工作的督查指导力度。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也要亲自对本部门的工作落实情况进行督查。这既是推动工作的需要，也是营造声势的需要。二要加大对面上工作的宣传力度，树立良好的工作导向。借助新闻媒体推进基层网格化管理工作，多角度多层面报道基层的好做法好经验，对试点单位要着重提供促进运行、发挥作用等方面好的做法和经验。其他部门也要充分发挥广播、公开栏、黑板报、标语等作用，做好政策宣传、工作发动和舆论造势工作，切实把市委、市政府对网格化管理工作的要求与期望传达到基层一线、贯彻到基层一线，落实到基层一线，切实让群众了解和支持我们的工作。三要注重各类典型做法和先进工作典型的挖掘和培育，发挥示范点的带头表率作用。局长效办公室要及时总结提炼基层的成功做法，做好书面材料汇总，及时加以推广，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同时对落实不力、工作后进的单位要进行通报批评。特别是试点单位，在下步工作中，要继续在规范网格管理和服务体系运行，发挥网格管理和服务体系作用上作出示范，继续为面上工作提供经验。
第四篇：城市管理网格化情况总结
近日，岳池县城的居民们惊喜地发现，无论大街还是小巷随意摆摊设点、随意占道经营、随意违章停车等现象少见了，一个安静祥和的干净城市又回来了„„这正是城市管理综合“新政”带来的福音。把城市当家管，激发了岳池县城管人的探索创新活力。靠着大胆创新，精细贴心服务，他们在城市“网格化”管理、“数字化”控制、“市场化”经营等“三化”建设方面“闯出”了一条精细化管理城市的特色之路。城市管理实现“网格化” 何为城市网格化管理？岳池的做法是改变了“突击式”的传统工作模式，按照减少指挥员、增加战斗员的原则，对执法和环卫的力量重新进行了优化，将原执法大队“六队一室”调整为五个执法队，由县局直接管理，分别负责全县五个责任区域，精细划分41个执法网格区域和9个环卫网格区域，实行定人、定岗、定责的网格化管理。在执法网格区域实行两人负责一段街区的管理，具体负责网格区内市容秩序的管理；在环卫网格区域实行一人负责一段街区的管理，具体负责网格区内环境卫生的监督、管理。“虽然明确划分了各自的责任区域和具体责任，但如何将这些工作机制落到实处？”面对疑惑，岳池城管局副局长张洪友说，“每一个网格责任区，都确定了网格人员负责。各网格人员每天上班、下班、中途都要打指纹签到，确保网格人员坚守在责任区域开展巡查、处置等工作。通过严肃纪律，强化责任，倒逼出了一种问责机制，增强了网格人员管理城市的责任感。” 在这种责任感的背后，是岳池城市管理工作的大胆创新。这种创新，新在城管人全心践行“把城市当家管”的理念，自觉担起管理城市重担，起早摸黑，错时工作，做到勤务跟着事务走，实现“无缝化”管理。这种创新，新在城管值班干部天天坚持上街开展巡查，天天不定时抽查指挥平台，并对巡查、抽查的情况进行处置问责。这种创新，新在城管局领导每周都要带领值班组利用中午、晚上、周末深入城区开展三次督查，现场对城市管理工作进行督导和处置，努力为市民营造一个祥和美丽的家园。在这种责任感的背后，是城管网格人员日复一日、忘我工作的辛苦；是环卫保洁公司推行环卫清扫分片负责机制和环卫工人的精心扫护；是城市管理指挥平台每天对各网格段人员进行随机视频点名，并对工作履职情况按制定的《网格化人员管理十条措施》逗硬执行，每周通报、每月奖惩的结果；是岳池城管人的一种忘我工作的精神。城市管控实现“数字化” 城市管理，与民生息息相关，与城市形象如影随形。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本着“花小钱、办大事”的理念，将公安“天网工程”等信息资源进行整合，使现有的城市管理资源和信息资源得到充分挖掘、整合与利用，实现了数据共享、管理效能的最优化。这种管控数字化，体现在建设了城市管理指挥平台，对县城区城市管理进行实时动态监控，及时发现城区街道、广场的城市管理乱点乱象，积极受理举报投诉，快速反应，发出整改指令，监督整改全程，验收整改效果。这种管控数字化，体现在建设了指纹巡更考勤系统，在每个城管执法、环卫网格化责任段建设至少两个指纹巡更考勤点，安装指纹考勤机100台，制定《指纹考勤管理办法》，每天要求定时多次打卡签到，有效监督网格人员落实责任。这种管控数字化，体现在配备了即时通讯系统和多功能执法仪，每位网格人员配备对讲机，实现即时通讯，确保指令下达、情况报告更通畅便捷，有效地提升工作效率，实现了有效监督执法和执勤管理过程，减少执法纠纷。这种管控数字化，体现在建设了gps车辆定位系统，每辆执勤车辆安装gps定位模块，精确定位车辆行使位置，有效监控车辆行使时速与路径。“第一时间发现问题，第一时间上报问题，第一时间解决问题。”正是靠着管控数字化，城市管理问题的处理能力和工作效率有了很大的提高，解决了以往城市管理问题信息滞后、职责不明、相互推诿、处理缓慢、手段落后等弊端，城管工作水平得到了大大提升，城市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城市经营实现“市场化” 在城市管理中，岳池县不断创新理念，以市场化、社会化、企业化和高效率为取向，逐步将市容环卫管理、市政维护和停车位管理等城市管理事务性作业逐步推向市场,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城市管理市场体系和运行机制。通过整合城市区域内的社会资源,在管理方式上合理授权与分权,使市场运作机制深入到城市管理的方方面面,形成了政府主导、市场运作、企业经营的市场化运作模式，实现了政府由“花钱养人、养事”向“养事不养人，以费养事，花合理的钱买优质的服务”的城市管理运行机制的转变。为加快城市经营市场化步伐，该县将涉及城市管理的环卫清扫保洁、垃圾清运，13座直管公厕管理、停车位管理等公益性服务工作以公平、公正、竞争的方式全部面向社会公开发包，与中标企业签订目标责任书，将管理成效以及服务质量与承包企业的管理费用“挂钩”。市场化的环卫保洁公司不断扩大清扫保洁区域，由公共区域外延伸至园区单位内部和居民小区；不断拓展新业务，除做好道路清扫保洁外，还承包了区域垃圾箱、公交站亭、道路指示牌和城区隔离带的保洁工作，另外还积极尝试非法小广告的清理整治工作，将城区喷涂式“牛皮癣”清除工作交由专业公司，对城区喷涂式“牛皮癣”实行即时清除，使“牛皮癣”清除工作更为专业化、效率化。同时，还将县城区路道旗广告的经营权面向市场公开发包，统一了路灯杆广告的制作规格，与中标经营单位签订《道旗广告管理目标责任书》，实现了“管”与“护”的分离，既提高了管理水平，又达到了美化市容的目的。“岳池城管局在全国率先推行的摊贩自治是一种非常好的城市管理方法，应当在全国各城市大力推行。”城市管理专家、中国城市管理协会会长罗亚蒙如此评价道。目前，岳池城管还探索出了保证金制度、商贩自治等特色经验，标准化建设26个放心早餐摊点、水果摊点、自行车修理摊点等便民摊点,有目的地尝试引入市场化运作机制,达到便民利民惠民和有效利用城市资源的目标。同时，积极引入群众测评等社会监督机制，向市民公布服务监督电话，使服务企业的作业、管理质量得到有效监督，建立健全市场化运作的日常考核机制,实现奖优惩劣,不断提高城市管理效率。
第五篇：网格化经典模式比较
我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研究与实践，始于 2004 年北京东城区网格化管理的探索。在此基础之上，从 2005 年至 2007 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又连续确立了三批试点城区。到目前为止，建设部先后遴选了上海长宁区、卢湾区、普陀区、南京鼓楼区、武汉江汉区、重庆高新区、天津河西区、西宁市城西区，以及深圳特区、江苏省杭州市和扬州市、浙江省舟山市、湖北宜昌市、河南郑州市、云南昆明市、贵州省毕节市、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等 51 个城区进行试点，已经有 33 个试点通过验收。试点工作的陆续展开，为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模式的进一步推广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其中，最具特点和代表性的发展模式有北京东城区模式、上海华阳模式、湖北宜昌模式和浙江舟山四种模式。
一、北京东城模式
（一）基本情况
2004 年，在国家建设部“创新城市管理模式”的积极引导之下，北京市东城 区以《依托数字城市技术创建城市管理新模式》为课题成立了创新城市管理模式 课题组，由区委书记亲自担任组长，并组织大量专家学者对此反复进行了调研和 探讨。在此基础上，北京东城区依托目前已经比较成熟的信息技术，并结合东城 区的实际提出了“精细化、网格化、信息化、人性化”的城市管理理念。按照这 一构想，北京东城区开始进行网格化管理试点。北京东城区是由原东城区和崇文 区合并形成的新首都功能核心区，面积 41.84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86.5 万人，流动人口 26.5 万人，管辖 17 个街道办事处、205 个社区。作为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区，北京东城区立足首都功能核心区定位，积极探索“精细化管理、人性化服务、多元化参与、信息化支撑”的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模式。目前，北京市东城区已成功运行社区网格化管理，社区管理水平与效率大幅提高，该模式已在市内其他 7 个城区试运行。
（二）具体做法
第一，科学划分网格。东城区运用“万米单元网格化”的设计理念和技术成果，以每万平方米作为基准设置网格单元，以“责任制”为依托，按照完整、便利、均衡和差异性的原则，并综合考虑“人、地、物、情、事、组织”等因素，将全区 17 个街道、205 个社区被划分为 589 个社会管理网格，每一社区划分 2～5个网格。建立了网格化框架体系的“四个层级”，即区级、街道、社区和网格，也可称为网纲、网目、网结和网格。
第二，信息平台建设。信息化平台建设是网格化管理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旨在将孤立、零散、无序的信息整合为有序、系统、可以共享的信息，从而使得在一个较大区域内实现精细化管理与提供全方位服务成为可能。东城区通过整合信息资源，推出了我国第一个覆盖大部分城区范围的“网格化城市管理信息平台及应用系统”。信息平台拥有 9 大类、64 小类、170 项信息、2043 项指标，并在 21个行政执法部门，6 个政府职能部门和 10 个街道的保洁队、绿化队之间实现信息共享。
第三，“双轴化”管理模式。东城区通过整合多个政府部门的管理职能，在区一级创建了监管分离而又协调一致的“双轴心”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变了职能部门集监管于一体的现状。监督轴即新成立的城市管理监督评价中心，下设 3个中队、10 个分队，招聘了 400 多名监督员（平均每个监督员需要巡查 12 个网格单元），主要负责甄别立案、及时报告及评价反馈；指挥轴即城市管理指挥中心，将按照部件或事件的责任归属派遣任务、督察及协调指挥，并规定处置时间。两者在空间安排和人员配置上截然分开，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并在街道和社区设立分中心及工作站。
第四，建立闭环式工作流程。东城区配备 350 名网格监督员，通过“城管通”以及相应的无线传输、集成系统，实现对其管辖的网格单元全时段的动态监控。与一般手机不同，“城管通”集手机、无线网络和 GPS 全球定位系统等多项技术于一体，能够在第一时间内将现场情况及地理位置定位等综合信息以照片或语音的形式发送到监督中心（除此以外，监督中心还可以通过特服电话或者网站来获取信息）。监督中心接收到相关信息后，进行甄别立案，并转批至指挥中心，由指挥中心根据问题归属派遣相关部门及专业人员进行处理。处理完毕后，指挥中心通过呼叫中心指派监督员现场核查、结案，并将处理结果上报监督中心作为评价系统的重要基础数据。
第五，建立主、客观相结合的监督评价体系。东城区针对区、街道、社区和网格四级责任主体建立了主客观相结合，以客观为主的监督评价体系，客观评价也可称之为内评价，主要依赖于信息平台针对整个问题处理流程自动生成的记录数据，减少了人为的随意性；主观评价则可称之为外评价，即通过定期征求社区居民及相关主体意见等方式获取的反馈信息，以补充客观指标无法反应的情况和信息，从而进一步加强评价体系的科学性。
（三）主要特点
第一，由于地理位置等因素，东城区在维护首都安全稳定中承担着十分重要 的责任。因此，东城区社区网格化管理在发展初期，对于综治维稳的考虑比较多 一些。此外，东城区网格化管理模式的出现是作为“数字化城市”技术平台在制 度上的配套设施，而后才逐渐演变为一种治理方式被纳入到体制改革的轨道上来。由于其在社会控制和公共服务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制度潜力，社区网格化管理模式逐渐为政府所推动和完善，最终其应用范围几乎扩展到党建、治安、社保、卫生、工会等所有的城市社区管理和服务领域。
第二，对于技术以及硬件建设的要求比较高。以现代科技为依托的信息化平台建设是关键。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北京东城区模式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 强大的信息通信技术平台。东城区网格化信息控制平台的搭建依托其完善的、全 方位的管理监管系统，集高速网络、计算机、大型数据库、地理信息系统和无线 通信设备于一体，充分利用了现代信息编码技术和立面视频定位系统。
第三，投入成本比较大。北京东城模式无论是前期建设还是后期维护都需要 投入大量资金、人力和物力，因此，其某些经验也比较局限于人口集中的省级或 省级以上大城市，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中小城市可能难以适用。
第四，比较侧重于静态的“部件”管理。北京东城模式是“部件”管理精细 化的代表，东城区将所有部件分为 6 大类、56 种、168339 个，小到井盖、路灯、邮筒、垃圾箱，大到电话亭、公厕、停车场，全部拥有特定的编码，只要输入编码就可以在信息平台的大屏幕上显示出部件的名称、数量、位置、所属社区及管理部门。一旦发生诸如下水道堵塞、井盖缺失、水管爆裂等突发状况，能够在第一时间得到精确定位和快速处理。
二、上海长宁模式
（一）基本情况
从 2005 年底开始，上海率先在长宁区的华阳街道（社区）和卢湾区的五里桥街道（社区）开展试点工作，在原有的“二三四级”管理基础之上，将网格单元定位在街道层面上。长宁区位于上海中心城区西部，总面积37.19平方公里，常住人口71万余人。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的“凝聚力工程”就起源于长宁区的华阳社区。历经近20年的积极探索，“凝聚力工程”取得了丰富经验，并在整个上海市推广，成为长宁区的标志性工程。长期以来，长宁区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大力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凝聚了人心，巩固和夯实了党的执政基础，为长宁区开展社区网格化管理改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长宁社区网格化管理模式最大的特色是依靠社区党建来推进社区网格化，其总体思路是在完善“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体制中做到优化第三级和创新做实第四级。具体来说，优化第三级，即加强街道党工委的领导核心地位，拓展党参与基层社区的实践空间，构建区域性大党建格局；创新做实第四级，即 不断探索完善治理结构，使行政力量、政党力量、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等各种资 源力量在“网格”这个新的载体和平台上形成有效的整合。
（二）具体做法
第一，社区管理网格化。相较而言，长宁的社区网格化管理模式比较强调“布 网”，而非“划格”，相对来说“网格化管理”的特征不是十分明显。
第二，社区建设实体化。完善《街道居民委员会居民自治章程》，制定《街道居委会行政性事务剥离项目及分步实施一览表》，明确居委会作为社区自治组织的性质和功能。建立社工工作站，将居委会承接的行政职能逐步向社工站转移，政府通过向社工站购买服务的方式投入资金、提供支持，推动社区服务市场化；完善社区居民代表大会制度，选举产生社区治理委员会，落实重大事项的民主讨论和决策机制，并对其他各类主体实行民主监督；扶持民间组织和群众团体的发展，鼓励居民共同参与社区治理，通过社工加义工的形式，有效调动社会资源参与社区帮困助贫，形成充满活力的新型社区治理结构。
第三，社区党建社会化。将街道党工委改建为社区党工委，以此作为社区网 格化管理的核心领导力量。社区党建全覆盖包括组织覆盖、工作覆盖和和制度覆 盖三个方面，重视党建工作载体的建设，既通过党建载体来提供服务，也通过党 建载体来增强党组织在社区网格化管理中的影响；网格化管理加强了社区（街道）党工委与行政组织党委（包括政府职能部门派出机构党组织和办事处机关事业单 位党组织）、居民区党委（包括居民区党支部、社工站党支部和群众团体党支部）以及社会综合党委（包括“两新”组织党组织、驻区单位党组织和流动党员党支 部）的联系；完善社区党组织和党员代表大会，凸显党组织和党员的主导性作用； 选举产生社区党建委员会，形成制度化的联系机制，充分整合网格内各类党建资 源，构建区域性社区党建新格局。
（三）主要特点
第一，依靠社区党建来推进网格化。基层党建工作的创新是上海华阳网格化 管理模式最大的特色，社区党工委在居委会辖区设置的基层党支部是社区网格化 发展的领导核心和决策机构。华阳社区充分发挥广大党员干部的核心作用，将各 级党委、组织部门和社区党组织划分至基本的网格单元，充实网格服务团队的力 量，使网格党小组成为主要领导力量和组织保障。
第二，重构新型社区治理结构。相较北京东城区模式而言，上海华阳模式更 加注重在推行网格化管理的过程中培育社区自治力量，以及推动社区服务的市场 化。通过社工加义工的方式承接社区居委会的行政职能，努力使居委会回归自治 本质，从而进一步推动社区治理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第三，将社区部件管理与事件管理有机结合。尽管北京东城区的网格化管理 模式在管理精细化和高效率方面已经跨出了一大步，但更多的是侧重于静态的“部件”管理。上海华阳社区在吸取北京东城区部件精细化管理的基础上，将城市“部件”管理与“事件”管理有机的结合起来。
第四，更加注重建章立制。在效仿北京东城区基本做法的情况下，华阳社区 网格化管理更加注重对制度规范和各项措施细则的建立。华阳社区针对网格化管 理专门制定了操作手册、管理标准、岗位职责等各项工作制度，进一步明确了实 施细则、处理流程、时间限定，以及工作人员的权限职责等等。
三、湖北宜昌模式
（一）基本情况
湖北省宜昌市位于三峡工程所在地，作为湖北省唯一的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 合试点城市，宜昌模式的整体思路是在城市社区先行试点，逐步向县城重点镇拓 展，最终在全市范围内形成城乡区域全覆盖的网格化管理体系。宜昌网格化管理 体系的基本原则可以概括为“一本三化”，“一本”即坚持“以人为本”，“三化” 即坚持“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和“全程化服务”。这一模式运行仅仅三年多就在全国形成重大影响，充分证明了社区网格化管理重在民意，而非创意，重在实效，而非形式，其重要的实践价值和鲜活经验，对其他试点城区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具体做法
第一，按照“街巷定界、规模适度、无缝覆盖、动态调整”的原则，宜昌将城区 121 个社区划分为 1110 个网格，并为每个网格配备了一名网格管理员。每个网格管理员平均负责 250 户左右，大约 300～500 人的服务与管理，需要履行信息采集、综合治理、劳动保障、民政服务、计划生育、城市管理、食品安全七大职责。
第二，通过公开考试选聘社区网格管理员。宜昌按照公开、公平、自愿、择 优的原则，通过社会公开招录网格管理员，组成了一个由 1000 多名网格管理员组成的社区工作队伍。此外，建立社区公共服务事项准入和政府购买服务机制，通过财政支付的方式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实现社区服务的有效传递。此外，市委、市政府专门制定了《宜昌市城区社区网格管理员招录培训方案》，从考试录用、人员配置、工作职责、纪律要求、工资薪酬、交流培训、考核奖惩、社会保障、解约续约等各方面对社区网格管理员及其工作进行规范。
第三，建立组织系统。通过精简机构、资源整合，在街道层面成立便民服务、综治信访维稳和网格管理“三个中心”，并在社区层面建立相应“三个站”，并同 时拥有社区专职工作者、1110 个网格管理员和 10.8 万社区志愿者“三支队伍”。搭建“市—区—街道—社区”四级联网的“社区综合信息服务管理平台”，将电子政府专网延伸至基层社区，形成每个社区网格上连职能部门，下接“三支队伍”，力量层层倍增的服务管理新格局。
第四，按照“走进矛盾、扁平操作、联动化解、限时办结、反馈评价、监督考核”的方针，以社会调节为主导创新矛盾联动化解机制。为每个网格配备 1～2名义务调解员，与网格管理员和社区工作者一起构成基层矛盾调处队伍，以非政府身份从源头上及时排查纠纷，能及时化解的矛盾就地解决，网格无法解决的问题依次上报，启动相应的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以及重大社会矛盾集中调处的综合、联动调解机制。此外，建立专业调解人才库，进一步规范聘任条件、报酬计算以及评价标准，为各领域专业技术人员参与调解提供人才储备和便利条件。
第五，以网格化管理为契机，不断辐射至社区管理服务的其他领域，包括创新法务网格工作机制，开展基层法务工作者进社区活动，根据居民的实际需要提供援助性服务；治安防控网格化，组建义务巡逻队，消除社区治安死角。将网格作为一种新的地缘结构，在网格平台内推行邻里守望、门栋关照、楼道互助、单元联防，以及建立基于网格化管理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等等；将特殊人群作为网格化管理的重点服务对象，既包括流动人口、特困家庭、孤残人群、流浪乞讨人员在内的重点人群，又包括社区矫正人员、刑释解教人员、吸毒人员和神 病人在内的特殊人群，以网格为基本单位为其提供物质上的救助、精神上的关爱 以及心理上的疏导。
（三）主要特点
第一，宜昌模式最大的亮点在于其人性化的服务。宜昌在推行社区网格化管 理的过程中切实做到了行政资源向社区下沉，公共服务深入基层群众。宜昌模式 着眼于许多社区管理的空白地带和薄弱环节，并通过千名网格管理员的零距离服 务来倒逼政府和基层干部围着群众转、围着问题转。
第二，公开选聘网格管理员。作为一种机制创新，宜昌通过公开招聘、择优 录取的形式确保了网格管理员队伍的专业能力和工作素质。网格管理员采用政府 雇员制，只需按照合同履行责任和义务即可，基层政府相关部门则主要承担培训、监督、考核等责任。由于没有任何行政职务或者其他身份，网格管理员可以全心 全意的投入本职工作。目前，这些网格管理员被当地人亲切的称为“宜昌格格”，而这一做法也成为全国其他“一格一员”式网格化管理社区仿效的榜样。
第三，辐射性强。宜昌模式以推行社区网格化管理为契机，不断延伸至社区 管理服务的其他方面，诸如将网格化管理运用于公安、人社管理、信访工作、食 品监管、公共资源配置以及社会调查等方方面面，注重各职能部门与网格管理员 和社区志愿者的对接，形成管理服务领域全覆盖的社区网格化管理格局。
四、浙江舟山模式
（一）基本情况
浙江省舟山市是一个地级市，其实践模式经历了从渔农村社区逐步向城市社 区拓展，从以乡镇街道为主到所有职能局办全面对接的过程。2007 年下半年开始，舟山市普陀区率先在桃花镇、勾山街道等地进行了“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改革试点，并在试点取得显著成效的基础上，于 2008 年 8 月在舟山全市进行推广。目前，“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已经成为舟山基层社会管理的新平台，党员干部联系群众的新载体以及化解基层矛盾的总抓手，并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普遍关注和反响。
（二）具体做法
第一，加强组织领导，建立规章制度。作为基层社会管理与服务的体制创新，“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的有效运行离不开领导与组织保障。如果将网格看 作是第一层级，那么舟山在网格之上还建立了4 个层级，依次为社区(居委会或村)级、街镇级、区县级和市级，从而构成了由五个层级构成的管理服务系统。“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在最高层级，即市级，成立了工作领导小组，由市委书记或市长担任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并统领五个专项组，分别为综治平安组，由市委政法委负责；团队管理组，由市委组织部负责；城区工作组，由市民政局负责；渔农村工作组，由市渔农办负责，技术保障组，由市信息中心负责。除此之外，舟山还通过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来确保“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工作有章可循，规范有序，包括信息安全管理制度、绩效考核制度、工作例会制度、相关人员岗位职责及培训制度等等。
第二，合理划分网格，明确管辖范围。网格按照有利于将管理和服务职能覆 盖到社区、延伸到网格，以及有利于组团成员包干负责、上门调查和面对面服务 为原则进行划分。在此基础上，舟山市结合各地区人口数量、居住集散程度、群 众生活习惯等实际情况，将全市划分成 2428 个网格，网格范围大小不搞一刀切，渔农村一般以 100～150 户组成一个网格，城市社区则适当扩大。与此同时，舟山市还出台了《“两代表一委员”融入“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的工作意见》，要求各级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与网格对接，进一步畅通体制内民意表达 的渠道。舟山号召“两代表一委员”融入网格，倾听民声，并将网格内人民群众 的要求和意愿直接向各级党委政府反映。
第三，打造服务团队，完善联系服务方式。网格仅仅是组织载体，网格服务 团队才是为网格内居民提供全方位管理与服务的第一责任主体，承担着了解民情、反映民意、化解民忧的责任。舟山市为每个网格配备了一支由 6～8 人组成的管理服务团队，原则上由 1～2 名乡镇（街道）机关干部、1～2 名社区干部、1 名医护人员、1 名教师和 1 名民警组成。此外，还注重吸收老党员、老干部及社区骨干力量加入，力求通过团队成员能力素质的复合化来满足群众需求的多元化。为全面掌握网格内居民的各种信息资料，网格团队与格内所有群众（户）一一联系对应，每年至少要进行 4 次走访，并对入户走访的时间和内容进行妥善具体的安排。除此以外，团队成员还通过多种方电话联系、蹲点调查、短信互动等，实现了民意表达经常化、全覆盖。除了第一时间掌握社情民意，网格服务团队还要根据不同网格内居民的不同需求提供菜单式、个性化服务，特别是要把那些居民最需要、最关心的问题作为联系服务的重中之重。式开展经常性的联系服务活动，如发放联系卡、第四，开展信息导录，建立网格库源。舟山市成立了“网格化管理，组团式 服务”工作信息服务中心，利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开发了一个动态化、全覆盖的 信息管理系统，扎实了“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的基础。信息服务中心主要 负责整合全市电子政务网络资源，并在已有信息资源的基础上不断丰富新的数据 导录内容，建立起集服务对象的基础信息（户籍资料、就业状况、健康档案、优 抚救助、党建群团、计生信息、房产资料等）与思想状况、利益诉求等于一体的 数据库。与此同时，在区、街道（乡镇）建立二级信息中心，社区设立信息站，由专人专职负责管理，实施覆盖区、街道乡镇和社区的三级联网基础工程，相关 各局办及职能部门只需要一个专网账号就可以获取其归口管理的所有信息。
第五，及时分析研判，分级化解矛盾。舟山网格化管理要求对收集到的信息 进行分类汇总，对重大的社情民意及时分析研判，主动帮助协调解决居民反映的 各种问题和困难。规定社区每月一次、街道（乡镇）两个月一次、区（县）每季 度一次、市里每半年一次召开网格化管理民情分析会，并由市、区（县）网格办
编制每月一期的群众诉求情况分析报告。此外，还不定期召开专题会和工作碰头 会交流经验以及通报重大事项。舟山市建立了五个层级统一的问题协调和解决机 制，并通过建立联席会议制度促进共性问题或集体协商问题的妥善解决，形成统 一的政策导向。分析和化解矛盾的基本原则是：时效性强且比较紧迫的事项，第 一时间做出处理；网格管理服务团队能够自行解决的问题及时处理，难以解决的 问题由社区网格处理中心依次逐级上报，并要求上级各相关职能部门在规定时间 内予以解决，超过期限还未解决的问题必须给予明确的答复和解释。
第六，强化激励机制，实施定期考核。为确保群众反映的问题有落实、有反 馈，舟山市通过意见处理反馈卡的形式对问题处理结果进行评价，并在区、街、社区三层设立大屏幕，加大公示力度。各街道（乡镇）网格办按照区级考评标准、结合自身实际，制订了以公民满意为导向的考核办法。考核采用百分制，通过定 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充分利用多元化考核主体以及多样化的考核手段，对社 区网格化管理工作完成情况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考核分为对责任部门的考核 以及对网格的考核，责任部门的考核主要包括事件处置的数量、时效、质量和群 众满意度等几个方面。网格考核采用信息平台计分、日常工作监督检查、社区内 部排名以及群众评议等考核方式，对网格服务办事、联系走访、收集民情以及矛 盾排查等网格综合情况进行考核评价。各区网格办分别在每年的年中和年末进行 考核，考评结果由行政主管部门或第三方定期在各类媒体上公布，并作为年终评 选优秀街道（乡镇）、网格团队及个人的依据，以及干部提拔任用的重要条件。
（三）主要特点
第一，浙江舟山的“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经历了从渔农村社区进而推广至整个城市社区的实践过程，其应用的范围更广泛一些。舟山在网格化管理实践过程中摸索出了许多值得我国其他中小城市借鉴的经验，例如，通过使用超图软件(super Map)等软件来代替 GIS平台，从而极大的降低了网格化管理的投入成本。当然，通过降低成本来解决现阶段网格化管理在城市社区的应用问题只是权宜之计。从长远角度来看，必须以实用性和通用性为前提加大对 GIS、GPS、RS的开发，使我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真正做到与国际水平接轨。
第二，重视网格服务团队的组建。为了确保服务的高质高效，浙江舟山模式 最大限度地整合资源构建网格服务团队，其网格服务人员的来源十分广泛，并不 仅限于相关职能部门，而是充分整合了街道和社区的党员干部、专业人才、志愿 者、优秀骨干人员等各类人才资源，通过面对面的交流为辖区网格内的居民提供 全方位、高标准、专业化且有针对性的服务，第三，管理与服务并重。相较北京东城模式而言，舟山将“网格化管理”与 “组团式服务”相结合，旨在形成一套综合管理服务系统，体现出一种“寓管理 于服务中，在服务中实现管理”的理念，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建立起服务于民的长 效机制，为社区居民排忧解难，提高服务的质量与效率。
第四，重视“硬件”与“软件”的结合。浙江舟山网格化管理模式虽然在信 息技术方面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但主要是为了掌握管理服务对象的信息，以便 全面、及时地回应群众要求，对技术层面的要求与北京东城模式还有很大的差距。与此同时，舟山模式更加注重网格化管理的软件建设，并逐渐从“事”的管理上 升为对“人”的管理。
成绩
（一）从管理成本角度分析
首先，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大大提高了精细化管理水平，实现了问题定位的 精确性和及时性，明确了管理责任，使得组织人员的集约化分工配置成为可能，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其次，城市社区网格化模式的另一个功能优势便是体现在管理和服务的提供 方式上。
最后，传统城市社区管理中，由于每个职能部门都需要针对整个区域负责，巡视和处置成本的负担沉重。
（二）从处置效率角度分析
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大社区格局，有效地解决了传统社 区管理中信息滞后和工作被动的弊端，使信息收集、反馈的间隔时间大大缩短，加快了问题处置的速度和效率。一方面，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在部件管理的精细 化和高效率方面跨出了一大步，部件受损、丢失或者存在安全隐患的情况能够在 第一时间被锁定和上报。另一方面，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根据任务性质详细规定了信息收集、问题处理、结果反馈等环节的处置时限，做到了问题处置的即时化和方案预设的程序化。此外，问题的处置结果必须经过网格监督员现场核实后方可结案，监督中心和指挥中心需要对问题处置情况进行全程跟踪，并通过系统自动生成的数据对处置结果形成直观、透明的反映，既避免了人为因素的干扰，又能够有效督促问题处置效率的提高。
（三）从服务效果角度分析
在各地推行社区网格化管理的过程中，居民身边的琐事成为政府案头的大事，社区管理的工作重点开始着眼于服务群众、为群众排忧解难，社区工作者为居民 服务的内容更宽泛、方式更主动、质量更精细，为构建和谐社区打下了坚实基础。此外，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各地还在具体工作实践中摸索出许多成 功的做法，诸如居民议事、居民恳谈会、民情日记、干部联系包干制度、网络巡 查、志愿服务等等。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对这些服务群众的创新做法、经验和智 慧进行了总结提炼，将这些方式方法制度化、网状化、普遍化，并且利用现代化 信息网络技术加以改造，全面提升了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服务工作的技术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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